時間：2023-03-24 15: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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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藥品商品名稱與商標權的關系
(一)藥品名稱概念
藥品名稱包括通用名稱及商品名稱。由于藥品的特殊性,WHO(世界衛生組織)制定了藥品國際非專利名稱(INN),即國際通用名稱。無論各國的專利名稱和商標名稱如何,都可使全世界范圍內一種藥物只有一種名稱。我國與之對應的中文通用名即法定名稱,即藥品的通用名稱或稱藥品的法定名稱。
藥品商品名稱是藥品生產企業在申請注冊藥品時,根據自身需要而擬定的藥品名稱。06年藥監局的《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進一步規范藥品商品名稱的管理通知》中規定,藥品生產企業對本企業生產的藥品,可根據實際需要,在法定的通用名稱之外,另行擬定商品名,報衛生部藥政管理局批準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請該商品名作為商標注冊;藥品商品名稱須經藥監局批準后方可在藥品包裝、標簽及說明書上標注;藥品說明書和標簽中標注的藥品名稱必須符合藥監局公布的藥品通用名稱和商品名稱的命名原則,不得使用與他人使用的商品名稱相同或近似的文字。藥品商品名稱的特殊性在于實行審批制度,由國家食品藥品臨督管理局負責。嚴格來說,藥品商品名稱并非是知識產權上的法律概念。在注冊為商標之前,它僅是某個藥品的通俗名稱,不受法律保護;除非是知名藥品的特有名稱,才作為一種商業標識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而一旦成為注冊商標受商標法保護后,實質上可以稱之為藥品商標名。所以,藥品商品名并不應視為藥品名稱,而是定性為商業標識更加準確。
(二)與商標的比較
由于商標必須具有顯著性特征,不能使用直接表示藥品功能等特點的標志,但藥品商品名稱卻可以體現其自身的特點和功用。
藥品商標雖與藥品名稱同為使用在藥品上的標記,但兩者的功能有所區別:藥品的商品名稱不同,則意味著處方藥名、賦形劑、原料質量、生產過程等不同;藥品商標則用于識別不同藥品生產廠商或藥品品種、劑型,同時具有品質擔保功能,保證藥品的同等質量,維護其良好聲譽;另外,還兼有廣告性和宣傳性。
藥品名稱和商標可能互相轉化:藥品商品名稱通過使用獲得顯著性后可作為商標注冊;而商標也可能因為使用不當而喪失顯著性,從而演變為藥品通用名稱,如阿司匹林、仁丹等,都曾是注冊商標,但最后喪失了顯著性特征。已取得商標注冊證的商標可以向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申請藥品商品名。
二、藥品名稱與商標權的沖突
(一)可立停案案情簡析
原告為九龍公司生產的磷酸苯丙哌林口服液在1994年1月由原衛生部藥政管理局批準其商品名為可立停。2003年2月,九龍公司重新申請并取得了藥監局頒發的包括可立停商品名在內的新的藥品登記證書。1999年至2005年期間,康寶公司就其可立停糖漿廣告的畫面及其文字內容多次向山西省藥品監督管理局報批,并獲得該局的廣告投放批準。2000年6月6日,康寶公司提出爭議商標注冊申請,商標局對爭議商標予以核準注冊。本案經由商標評審委員會裁定,一審、二審判決及最高院駁回再審的申請后,終于落下帷幕。
(二)沖突表現
藥品名稱與商標權的沖突主要是藥品商品名稱與商標之間的混淆及糾紛,表現為:
1.在實際使用中,消費者極易混淆藥品包裝上的藥品商品名稱與商標,在發生侵權糾紛時,應如何斷定文字標識所代表的內容是商標或藥品商品名稱?
衛生法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受傳統教學理念等因素的影響，衛生法學的教學方法較為單一，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沒有將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致使教學效果較差。為彌補理論講授的不足，各醫學院校也嘗試了多種教學方法，比如假期實習、案例教學法、模擬法庭教學法等，但這些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不能切實提高學生利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1.1衛生法學實踐教學環節安排不合理
衛生法學的教學內容以醫學和法學并重為教學特色，但在實踐教學環節的安排上，醫學與法學的比重卻有著較大差別。一方面，醫學院校對醫學專業的實踐教學十分重視，一般安排有較長時間的專業實習和臨床見習。另一方面，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在醫學院校中并沒有得到充分重視，與醫學專業課程的實踐教學學時設置相比較存在很大偏差，大部分醫學院校沒有開設專門的衛生法學實踐課程，僅采用一些傳統的法學實踐教學方法，此種做法并不能體現學科特色。
1.2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資源匱乏
目前，在衛生醫學實踐教學的場所安排方面，一些醫學院校缺乏政法類院校所必備的模擬法庭、法律診所等場所。加之，醫學院校對于醫學專業的重視程度較高，而對非臨床專業的教學在經費投入方面支持力度較低，這就注定了衛生法學在實踐教學基地的建設上不會輕易獲得學校的高投入，使得醫學院校建立的法學實習基地也僅僅是與當地公檢法機關和律師事務所進行合作。另外，就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師資隊伍而言，具有醫法交叉知識背景和醫法專業實踐經驗的高層次人才較少，目前衛生法學的大部分教師來自于各政法院校的法學專業，其中也不乏非法學專業背景的教師，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的開展。
1.3衛生法學的實踐教學手段形式化
衛生法學實習原本是學生培養實踐技能、提高理論服務于實踐的主要教學環節，但基于就業、考研、考公務員的情況，大多數學生對待實習的態度是敷衍了事，只為獲取一紙實習證明。加之，學校和實習單位對學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監督，實習其實已流于形式。另外，在實踐教學中，大多數醫學院校采用案例教學，而案例教學法的運用流程為教師講授—引出案例—學生回答—教師評析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學生并沒有進行討論前的準備工作，在分析案例時也沒有激烈的言辭辯論，只是由教師評析案例后便宣告結束。案例教學法過于注重對法條的解釋，缺乏生動性，尤其是缺少對具體操作過程中有可能發生的各種非法條解釋問題的演練，而模擬法庭教學法是建立在已知案情基礎之上，相關的案件事實和證據材料都事先已確定，僅是審判人員、原被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角色事先已擬定，而且學生早已將模擬法庭的全部過程事先演練多遍并形成了劇本，學生在模擬法庭演練時根本不會遇到真實案件中可能出現的突況，這就無法鍛煉學生的臨場應變能力，模擬法庭教學法逐漸演變成一場表演劇，致使模擬法庭的功能也逐漸在異化。
2診所法律教育的特點
診所法律教育的優勢在于著重培養法律學生的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以真正實現法學理論與實踐的結合［3］。因此，一方面法律診所可為那些承擔不起高額訴訟費的公民提供免費法律幫助。另一方面，診所法律教育通過為社會弱者提供免費法律咨詢服務，將法學教育與法律援助融合，這不僅是一種全新的法學實踐教學模式，而且為法律援助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診所法律教育目前已廣泛應用于亞洲、歐洲和澳洲等很多國家的法學教育中，國外診所法律教育對我國的法學實踐教學同樣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目前國內很多法學院校都開展了診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既包括“訓練守法精神”，也包括“扶植法治”。診所法律教育在醫學院校衛生法學課程中的嘗試，對于那些將來走進醫療機構的學生來說意義重大。診所法律教育所處置的案件具有真實性和不確定性，尤其是涉及衛生法的現實情境總是伴隨著醫療救助的全過程，案件的復雜性、針對性、現實性較強，即便指導教師面對此情形有時也難以應付。因此，這對學生而言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但從另一方面看，學生通過親自案件、了解案件事實、調查取證和參與庭審，能夠快速提高他們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能力、獨立辦案能力和法律邏輯推演能力。另外，診所法律教育也能完善學生的知識結構，使其以法律專業服務人員的視角觀察社會和思考社會，以醫生的視角重新審視當前的醫患關系。衛生法與社會、醫患權益與社會公正、衛生法與醫藥衛生事業等新的課程教學內容都體現了診所法律教育的價值趨向，這將有利于培養人格健全的、具備豐富法律專業知識的醫學人才。
3診所法律教育在衛生法學課程實踐教學中的應用
3.1診所法律教育與衛生法學的人才培養目標相契合
衛生法學的人才培養目標是著眼于培養“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即培養具有醫法交叉知識，擅長處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律服務人才。這一培養目標的實現不僅要依靠課堂理論講授，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養一種法律職業技能和法律思維方式。因此，法律教育不是單純的法律知識傳授，而是一種法律職業訓練。而傳統的法律教育只注重理論層面的講授，這種紙上談兵的做法忽視了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從診所法律教育的基本要求來看，它對學生的職業能力訓練具有極大地幫助，使學生有機會接觸到真實案例，并以主體的身份去解決問題，全權負責整個案件，學生通過運用所學到的法律知識，對調查收集的證據進行獨立的分析判斷，使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語言溝通能力、司法文書寫作能力等都得到了較大地提高。這既克服了案例教學法易被條文化的缺陷，也解決了模擬法庭虛擬化的難題。
3.2診所法律教育的教學方式已日漸成熟
我國開始啟動診所法律教育始于2000年，當時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北京大學等7所高校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2002年中山大學、四川大學等4所高校陸續開設了該課程。2002年7月28日，上述11所高校共同成立了“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診所法律教育專業委員會”，該會目的在于與國內外實施診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加強合作交流。截止到2013年7月18日，全國640多所法學院中已有163所加入了該專業委員會。目前，國內著名的法學院幾乎都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并在不同院校中開設了各具特色、有所偏重的專業性法律診所，例如:訴訟法律診所、弱者權利保護法律診所、婦女權益保護法律診所、民事法律診所、勞動者權益保護法律診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診所、公民權利保護法律診所、刑事法律診所、環境法律診所、公益法律診所、社區法律診所等。這些富有成效的法律診所可作為衛生法學課程的實踐教學場所。
3.3診所法律教育能更好地確保實踐教學的效果
衛生法學是一門具有鮮明特色的新興醫法交叉學科，目前衛生法學教學工作大多由更易獲取醫療衛生資源的醫學院校承擔。由于醫學院校向來注重醫學生的見習和專業實習工作，而醫學院校對實踐教學的重視和支持又是開展衛生法學課程實踐教學的基石。然而，鑒于衛生法學課程在醫學院校中的辦學地位，現階段醫學院校對衛生法學課程實踐教學的支持力度不夠，而診所法律教育實際上是借鑒了醫學實踐教學的模式，這更易為醫學院校所理解和認同。同時，也有利于形成一套獨特的衛生法學課程實踐教學模式。
4提高診所法律教育實踐教學質量的建議
4.1加強衛生法律診所基地建設
醫院學校，一方面可以積極申請參加“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暨中國衛生法法律診所專業委員會”，進而以會員的身份接受該專業委員會的指導，以加強與其他醫學院校的合作與交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醫學院校教學醫院豐富的資源，加強與教學醫院醫務科等醫患服務機構的合作，建立有特色的衛生法律診所，這樣既保證了醫療糾紛案件的來源，又能發揮衛生法學的學科優勢，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衛生法律診所在實施教學功能的同時，還具有一定的社會服務功能，因而就其設置模式來看，它可以是附設在校內的內置式，也可以是附設于校外的外置式。內置式可考慮將衛生法律診所設在模擬法庭，使其起到律師事務所的作用，學生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利用模擬法庭會見當事人，提供衛生法律咨詢，司法文書等。當學生積累起豐富的辦案經驗時，還可以代為調查取證和參加庭審，學生承辦的案件數量應以1－2件為宜。外置式可考慮加強與一些社會組織的聯系與合作，比如當地衛生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法院、社區基層組織、檢察院等，將衛生法律診所附設于上述機構中，以便共同構建衛生法律診所。
4.2開設衛生法律診所教育課程
鑒于衛生法律診所教育實施的現狀，醫學院校應當增設衛生法律診所教育課程，明確其課程性質、授課學時、課程學分、開課對象等。可考慮將該課程設置為限定選修課，具體學時可參照各醫學院校的教學計劃而定。在課程時間安排方面，該課程可以考慮在大三年級的學生中開設。這主要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是，受師資力量和教學成本所限，不能在所有學生中啟用診所法律教育;二是，該課程只有在學生完成了法律和醫學基礎知識的學習，并基本掌握了醫療衛生法的相關知識，才能真正地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另外，在課程內容設置方面，應涵蓋衛生法律診所教育的目的與意義、衛生法律診所教育的基本方法、會見當事人的基本流程、律師職業的基本技巧與策略、提供衛生法律咨詢的技巧、司法文書的寫作、案件前的準備工作、談判的策略、民事案件的策劃方案等內容。在考核方式上，應重點對學生的綜合辦案能力進行考核，不宜采用傳統且機械的紙質筆試結業考試，應當探索出一套科學的、富有人性化的、靈活多變的考核方式。
4.3多途徑解決經費問題
診所法律教育的開展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長期以來，衛生法學的教學經費問題是制約診所法律教育發展的最大障礙。鑒于診所法律教育需要較高投入和衛生法學課程在醫學院校辦學規模較小的現實情況，醫學院校應為診所法律教育多途徑的籌集經費。一方面可積極尋求同類型院校聯合辦學，以降低辦學成本;另一方面要積極尋求社會組織的支持，如與當地的律師事務所、衛生行政部門、附屬醫療機構、婦聯、法律援助中心、工會、消費者權益保障協會等建立聯系，通過學生的案件工作，既可推動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層地區的開展，又能在鍛煉學生辦案能力的同時，獲取一定的工作報酬。
4.4加強衛生法學專業教師隊伍的建設力度
目前，在衛生法學課程的師資隊伍中，相當一部分教師只具備了法學背景或醫學背景，具有醫法交叉知識背景的教師較少，甚至有些專業教師還沒有律師執業資格證書，并缺乏處理醫療衛生糾紛案件的經驗，這些因素都制約著診所法律教育在醫學院校的開展。對此，一方面要積極鼓勵教師通過各種方式外出深造，加深對醫法交叉知識的學習，激勵教師在取得律師執業資格證書的基礎上，通過外出兼職，提高其實踐能力，使其成為教學和實踐的雙師型教師。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外聘的方式，邀請一些資深的衛生法學專家、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對學生進行指導，讓學生更多地了解社會，掌握法律流程運作技能。
4.5建立科學的法律診所管理制度
非形式邏輯在實踐中體現為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語言來加以論證，而形式邏輯的論證則用的是人工的數學語言。形式邏輯側重研究論證的有效性，而非形式邏輯則側重研究論證的合理性。早在兩千多年以前，邏輯學就與法律結下了不解之緣。古希臘的第一批邏輯學家就是律師。19世紀以前，在邏輯學的教學中就一直延續著一種所謂大邏輯的傳統。亞里士多德一直重視關于論證的研究，所以其《工具論》和《修辭學》的研究對象就都是對運用自然語言作論證的分析與評價。亞里士多德還對運用自然語言作論證提出了三種評價方法，即分析方法、論證方法和修辭方法。在亞里士多德那里，論辯理論與形式邏輯是受到同等重視的。但是，自19世紀中期數理邏輯興起以后，現代邏輯就統治了對邏輯學的研究，人工語言也完全取代了自然語言。但這種過度形式化的邏輯與人們的思維是嚴重脫節的，所以它就不能滿足論證實踐的需要，尤其是法律實踐中論證的需要。20世紀中后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非形式邏輯便應運而生了。佩雷爾曼認為，“形式邏輯是關于演繹和強制的論證，非形式邏輯是關于說服的論證。法律邏輯是一種啟發性的邏輯，而形式邏輯則是證明的邏輯”。非形式邏輯運動的興起既是因應法律實踐需要的一種創新，也是對邏輯學研究傳統的回歸。非形式邏輯拒絕為邏輯而邏輯，它使法律邏輯學因而能面向真實的法律實踐，所以就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法律邏輯學教學應實現形式邏輯與非形式邏輯的互補
關于邏輯學的定義，以下幾種觀點具有代表性。1）邏輯學是關于思維形式和思維規律的科學；2）邏輯學是研究推理的有效性的科學；3）邏輯學是研究區別正確推理與不正確推理方法與原理的科學；4）邏輯學是研究區分好論證與壞論證的方法與原則的科學。從法律專業教學要求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前述第四種關于邏輯學概念的表述更為可取。邏輯學作為法學體系中的一個工具性的學科，其中的非形式邏輯不僅是法律邏輯學中的一個分支，并且是法律邏輯學中的一個重點。因此，那種認為非形式邏輯不是邏輯的觀點是不成立的，凡是以思維的基本形式及其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理論都屬于邏輯學的理論。在法律論證中，一直存在著兩種邏輯方法：一是形式符號的方法，二是論辯的方法。前者強調的是其論證的正確性、可控性和確定性；后者則強調意見沖突、選擇評價和理性抉擇。實際上，法律論證是非形式的，法律邏輯學的使命就是要為這種非形式論證的有效性確立起一種理性的標準。這樣，與其說非形式邏輯研究的興起是對形式邏輯的“去形式化”，還不如說非形式邏輯是把形式邏輯能把握的邏輯法則用另一種形式運用于實際論證的過程之中而已。歷史地看，邏輯學一直在關心論證和推理。但自100多年前開始，它開始轉向專注于數學。在整個20世紀，邏輯學中“哲學性的成分漸漸地變得越來越少，而技術上卻越來越精致”。邏輯語言因此也在高度技術化，也完成了它從自然語言到人工語言的巨變。然而，法律實踐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法律思維必須面對的恰恰正是這種復雜性，所以企圖人為地用某種形式之義的思維方式或處理方式將之消除是不可能的。另外，事實上，包括一些數學家在內，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放棄其母語的，而在法律邏輯學教學中教師脫離自然語言與符號泛化也是使學生產生不滿的原因之一。作為邏輯學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在法律邏輯學教學中也要求學生應掌握其中的符號技術和工具的使用方法。但是，在將其應用于法律實際的論證時，卻會困難重重，因為學生在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其中的符號化的語言后，卻無法在實踐中得到驗證。人工語言中的邏輯形式與自然語言中的語句有明顯的區別，以數學形式出現的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不講或不愿講、不能講的語言，會讓他們覺得法律邏輯不是關于推理和論證的。學生要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要求能學一門真正的關于推理和論證的課程。形式邏輯明顯地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在教學過程中，筆者曾屢次聽到過學生的抱怨，即抽象的邏輯演算對他們認識現實生活中的法律問題沒有幫助。前提的可接受性、前提與結論的相關性及結論的可接受性等，這些法律論證過程中的問題，形式邏輯幾乎都不能給出回答或無法對之有回答。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在特定的領域中很有價值，但它不適合法律領域。隨著邏輯學在形式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它也就越來越脫離我們的生活，以至于會使學生談邏輯而“色變”。法律邏輯學作為一個應用性學科，必須立足于實踐，必須能發揮它的推理和論證的功能。法律邏輯學作為一門“臨床”邏輯學，如果將之建立在一種“純粹”邏輯的基礎之上，那么它就會失去應用價值。波斯納曾說：“法律總是吸引并獎勵那些善于運用非形式邏輯的人們而不是形式邏輯——數理邏輯和謂詞演算之類的；那是吸引另一類人的邏輯。”
三、法律邏輯學教學應強調法律論證的合理性
邏輯學首先是一門形式科學，它首先關心的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但是，將形式邏輯中的數學式的推演方法應用于法律實踐有根本上的局限性。人們無法通過邏輯性的演繹來得到具有強制力的自證性的結論。法律邏輯學應以法律論證的實踐為導向，否則就只能是一種“大眾邏輯”或“普通邏輯”。法律推理的重要特征是其“似真性”，即法律推理不是演繹推理，而是似真推理，是根據不完全的前提所進行的可修正和可廢止的推理。“隨著舉證事實數量的增加，推理中得出的結論就可能被改寫、被證偽、被廢止”。在法律實踐中，面對某個被演繹出的有效的論證，具備理性思維品格的人對之都必須予以承認。承認了前提，就要接受結論；如果承認了前提卻拒絕接受結論，那就必然使當事者陷入一種自相矛盾的狀態中。尤其在民商法領域，對證據的要求是要以其“蓋然性占優勢”，而并不提出必然性的要求。即使在刑法實踐中，對證據的要求也是正確性與可靠性，遠不是邏輯學所要求的有效性。在法律實踐中，有效的邏輯推理可能產生的條件及其適用范圍是十分有限的。三段論是以真前提為前提的，但“真”在衡量是否存在謬誤時卻并不是一個有用的標準，對“真”的終極確立是不可能的。法律對話中的參與者必須先接受某些承諾，必須以這些已被接受的承諾而非命題的真偽來展開對話，這種承諾是不適合用“真”或“假”來評判的。況且，法律規范本身也只有有效與無效之分，而無所謂“真假”之別。在法律實踐中，人們更關心的不是某種論證或推理在邏輯關系上是否嚴格而有效，而是其前提能否對其結論提供足夠的支持。法律思維要同時關心思維的形式和內容，但形式邏輯只涉及前提和結論之間的關系，對可接受性卻缺少關注。法律論證的合理性除了形式上的標準以外，還要求要有相應的實質上的標準。法律邏輯不僅應有推理形式上的有效性，并且還應有推理前提的真實性和可信性。
四、法律邏輯學教學應關注法律邏輯的終極目標
1832年，奧斯丁在其《法理學問題》一書中明確提出了“法律命令”的概念，把確定性視為法律的生命，認為司法的作用僅僅在于運用邏輯推理中的三段論方法將法律適用于案件。然而，隨著邏輯學和論證理論的發展，作為形式邏輯核心的三段論遭到了空前的批判。論者認為，雖然運用形式邏輯進行推理能保證其結論的確定性，但作為演繹推理的法律卻并不具有嚴格的明確性、一致性和完備性。法律規則有其“開放結構”，所以在適用過程中總會出現立法者不曾預見或不可能預見到的情形。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嚴格性和確定性是以空洞性為代價而實現的”。“就其本性來說，形式邏輯沒有能力來處理人們的日常思維中所涉及的這類問題”。并且，演繹推理是以其前提的真實和充分為條件的，但在法律論證的實踐中，前提不夠真實和充分的狀況是無法回避的。這樣，削足適履式的法律邏輯學教學的結果，就極可能造成學習者日后在運用該法律理論時對相關事實或法律規范的扭曲。另外，衡量法律論證的成功與否，主要并不是基于邏輯形式做出的評價。一個法律論證，其邏輯形式有效，能被目標聽眾所接受，并能使論辯中的意見分歧得以消除，這自然是它要追求的目標。但是，實踐中經常會出現的一種情形則是，雖然其論證也完全符合形式邏輯中的關于有效性的要求，但目標聽眾對之卻不接受。反之，另一種常見的情況則是，雖然其論證的邏輯形式是無效的，但目標聽眾對之卻能接受，并且也能使論辯中的意見分歧得以消除、紛爭得以平息。因此，雖然形式邏輯中的規則是不能違背的，但在邏輯的法則之外，我們還需要對法律論證的特殊形式與具體運用作研究。這樣的法律邏輯學的教學才能真正適應法律實踐的需要。
(一)缺乏法律理論知識
法律理論知識是高校學生在現代的社會環境中對法律以及法律現象在一定的反應過程中形成的系統化以及整體化的一種理性思維體系，也是現代法律觀念在理論上的表現。具體來說，它具有形態系統化以及指導性地位等特性，它是高校學生能夠樹立起科學的法律意識并形成出色的法律能力的基礎與前提、如果沒有對于法律知識的全方位的了解與科學的認識，就無法形成較高的法律能力以及科學的法律意識。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大部分高校學生整體上缺乏對于法律知識的全面了解，并且他們對于與本專業相關的法律知識的掌握情況以及對部門法律的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都不容樂觀。
(二)淡薄的法律意識
隨著在我國公民中深入進行，大部分高校學生的法律意識已經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通過思修課的學習和其他的相關途徑，他們了解并已經掌握了一部分的基礎法律知識，能夠了解到依法治國方針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然而，在思修課程的實際教學過程中，由于學時較少以及課程的安排不多等情況，教師在授課過程中仍舊偏重于對于基礎法律知識的講授。所以大部分的高校學生仍然缺乏對于法學中的理論知識的深層次的了解。在發生日常糾紛的情況下無法用法律理論知識將其解決。同時，大部分的大學生不僅缺乏對于法律本質的認識，還缺乏應有的權利意識。一部分的高校學生錯誤的認為學生只有義務，沒有權利。也就是這部分學生只有被動的法律意識，并沒有主動的法律意識。
(三)欠缺法律能力
這里所說的法律能力指的是能夠體現出大學生的具體的法律素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主要包括了護法能力、守法能力以及用法能力三個要素。在當下，大部分的高校學生在這三個能力上都有所欠缺。第一，大部分的大學生缺乏守法的自覺性，近一段時間內，大學生中出現的違法犯罪行為層出不窮，在我們身邊的大學校園里，人身傷害、詐騙、盜竊以及性犯罪等案件出現的頻率并不低，狀況不容樂觀。第二，大學生使用法律的能力比較低，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不善于應用法律。第三，在高校學生中能夠積極主動地去維護法律尊嚴的行為仍然不夠普遍，大部分的學生缺乏能夠與違法犯罪的行為斗爭到底的決心與勇氣，護法能力比較弱。
二、如何使大學生的法律素質得到提高
(一)應在大學生中加強對于法治理論知識的相關教育
要想使學生的法律素質得到提高，就離不開大量法律知識的積累。學生只有做到知法、懂法后，才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主動做到用法、守法以及護法。才能夠把法律法規變成自己的內在行為準則，對于大部分非法學專業的高校學生來說，他們的大部分法學知識都是通過思修課程獲得的，由于大學課程中的思修課程安排有限，無法讓大部分的學生在短暫的課堂上理解并掌握大量的法律知識，這就要求各大高校要盡可能在有限的課時中盡可能向廣大學生傳播法律知識。同時還要對大學生的法律意識進行培養，讓大學生即使在課外也可以更好地加強自身對于法律知識的相關學習。如果學生自身所掌握的法律知識越多，他們所具備的法律素質也就越高。這樣他們就可以對自身的法律意識進行更好地培養，也可以使自身運用法律的能力得到提高。
(二)高校應建立起比較合理的法律教育體系
在各大高校中的法制教育里，應努力促進學校、家庭以及社會的全方位的教育體系的確立，并且與高校中的普法教育相配合，不斷對社會中的法制環境進行改善。在現階段這三個方面里，學校的法制教育應起到首要的所用，但由于高校中關于法制課程的課時較少，內容較多，為解決這一問題，大多數學校會采取上大課的方式來解決，這樣一來就十分容易造成學生關于法律知識的認知層次出現不同等情況，無法使教學收到滿意的效果。面對這樣的情況，各大高校可以除了開設法律基礎的公共必修課以外，還可以有計劃、有選擇地開設一部分的法律課程，以便喲與不同層次法律知識的學生來進行選擇。同時，學生也可以通過系里向教務處申請希望增設的法律課程，經過匯總以及整理工作后，教務處可以制定出相應的教學計劃以及教學大綱，再根據本學校內教師的具體情況來安排教學任務，從而減少在課程設置上可能出現的雜亂情況。
(三)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還要注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各大高校在實施法制教育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在教學過程中需要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其中既要對法律的基本理論進行闡述，還要將其與典型案例以及社會熱點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的分析，同時還要充分利用社會實踐活動以及第二課堂，從而實現對課堂教學內容的補充、延伸以及深化，讓學生能夠體會到直觀的、生動的法律教育。
(四)還要注意教師在教育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生動有趣的講解往往比枯燥乏味的照本宣科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所以，教師在備課時應對教學內容進行精心的設計，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要多使用反問與設問等提問方式，對學生的思維進行一定的啟發，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性的作用能夠得到發揮。讓學生能夠參與到教師的教學活動中。另外，還要注重實踐環節，對學生的思維能力、行為能力以及表達能力進行培養。教師可以通過布置篇幅不長的專題論文來對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進性培養;通過在課堂上的提問以及對辨析題的解答，對學生的邏輯思維、直覺思維以及形象思維等能力進行必要的培養以及鍛煉;對于一部分學生中存在的賭博、抽煙、打架、作弊以及喝酒等不良行為，要使學生學會自我管理以及自我約束，也對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進行培養。
三、結語
1、大學生的法律基礎知識
普遍不高法律知識是衡量法律意識水平程度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法律意識的重要內容之一。雖然人們的法律意識水平高低與其文化程度是緊密相關的，但是我國高校的大學生整體法律知識水平卻較低。由于近年就業的壓力，我國大學生大都關注專業課的學習，而對法律基礎課認為可有可無，只是為了學分，考前突擊應付及格就行的態度去學習。在這種思想意識的支配下，大學生不可能對法律知識有充分的理解并運用到生活實踐中去。另一方面，高校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學時有限，在很短的時間內要完成相當于《法律概論》的內容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因此，讓高校大學生在這有限的課時中去獲得的法律知識自然也是有限的。
2、大學生法制觀念淡薄
欠缺法律的思維方式法律觀念是法律意識的組成部分，是衡量法律意識水平的重要依據。而法律知識水平的高低又決定了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處理事務的法律思維方式。正是由于當前大學生的法律知識的薄弱，才導致了部分大學生在自身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不會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實現，對法律持懷疑、不信任的態度，甚至放棄法律武器，采用過激的方式來討回自己的“公道”，從而加大了違法犯罪的可能性。
3、高等院校學生的違法犯罪現象
呈現出逐年上升趨勢近些年較為典型的就是馬加爵事件，馬加爵為了報復同學中那些傷害他尊嚴的人，選擇報復殺人的犯罪道路。還有清華大學學生劉海洋先后兩次把摻有火堿和硫酸的飲料，傾倒在北京動物園中飼養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多只狗熊受傷，造成極惡劣地社會影響。劉海洋在被拘留后說，自己學了法律基礎知識，但是傷害動物他不認為是犯罪。所以，我們大學生對學習法律知識不能僅僅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基礎上，更要對法律的原理，法律的精神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因此，高等院校要高度重視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教育，提高大學生的法律修養。
二、高等院校對大學生進行法律意識教育應采取的具體措施
我們知道曾經轟動一時的“藥家鑫”事件，本來就是一起平常的交通事故，但是這起交通事故卻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原來這起交通事故本身并不嚴重，而肇事者卻用刀將被撞者連捅8刀，致其喪命，更可悲的是，肇事者竟是一名大三學生。當記者問他殺人理由時，他卻說，撞得是個農民，怕以后難纏，才殺人滅口。可見，藥家鑫自以為知法懂法，而實際上是一個法盲。就如他撞人后如果及時救人的話，也就是一個普通的民事案件，可是，他的行兇施暴觸犯的是刑法，這是兩個質的變化。高校用優質的教學條件為國家培養了一個“高級”犯罪分子，這不得不讓我們引起反思。因此，如何加強大學生法律意識，以培養具有法律修養的人才是高等院校義不容辭的責任。針對當代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現狀，要加強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培養，筆者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高校應注重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教學改革高校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應實行以法律意識教育為中心的教學改革。這樣會使課程內容得以精練，同時也可以克服“內容多、課時少”的矛盾，有利于教師在課堂上講深、講透主要內容，從而提高課堂的教學質量，增強教學的說服力和吸引力，調動學生的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提高大學生的法律意識。
2、教師在教學手段上
應積極適用“案例教學法”案例教學是指由教師選用具有一定代表意義的司法判案成例，通過學生自己對案例的分析及教師的講解和指導，使學生掌握法學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制度。這一教學方法的適用，使原來以教師為主的教學方式變成了師生互動交流，學生充分參與的平等對話。教師在教學中應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舉案說法、案理結合來組織教學，并組織學生進行案例分析和討論，或開展法律常識知識競賽來充分發揮學生學習法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使大學生達到熟練運用法律知識，形成正確的法律意識的目的。
3、高校應開設心理健康教育來提高大學生健康的心理素質
從而培養大學生的法律修養大學生違法犯罪現象一是因為法律意識的缺乏，二是由于其心理發展不成熟。而高校設置心理健康教育的內容會使大學生掌握基本的心理衛生知識，培養穩定的情緒、堅強的意志力，樂觀向上的精神，從而能抵制各種社會上不良風氣的侵蝕，增強法律意識，樹立法制觀念。
4、高等院校應積極營造對大學生進行法律意識教育的學術環境
首先，從高校的管理上應“依法治校”，學校治學是否“法治”的狀況會直接影響對學生法律意識教育的效果。在日常教學管理中，特別是對學生違規違紀的行為，應做到“有法可依”，為學生營造濃厚的法治氛圍，給學生樹立“有法可依，依法辦事”的榜樣，從而為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意識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使大學校園形成一種知法、學法、守法、用法的氛圍。
三、總結
其代表就是集文學家、政治家與哲學家于一身的重要人物西塞羅，他的政治哲學論、演說詞、修辭著作等對羅曼文學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他還將自然地法理論融入共和政體中，提出了最早的人人自由平等的法理思想，認為所有人都要服從法律，他提出的分權論與制衡論被近代歐洲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視為珍貴的遺產。然后就是英國著名的大法官、政治家與作家———托馬斯·莫爾，他所創作的《烏托邦》可以說是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首創文獻。托馬斯認為如果人類想要構建一個和諧的公共秩序，就必須創建一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使得所有公眾事件都以民主的方式加以解決的理想社會。從法律視角看，《烏托邦》滲透著強烈的民主精神，同時，《烏托邦》還被文學領域視為名著。發展至歐洲的啟蒙運動時期，一系列先進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參與到這場運動中，其中孟德斯鳩的《論法精神》，被稱為獨特的資產階級的法學百科全書，在此書中孟德斯鳩提出了三權分立的法學理論。緊接著更為激進的啟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盧梭，其創作的《懺悔錄》及《愛彌兒》等，彰顯出了解放個性、熱愛自然、激越感情等文學思想，同樣出自于盧梭之手的著作《民權論》等，其法律思想幾乎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歐洲甚至對全世界的法律思想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美國頒布的《獨立宣言》以及法國頒布的《人權宣言》等都打上了盧梭的法學思想烙印。
二、正義性法律精神在西方文學中的體現
法律的目標是實現正義，法律的內在精神也是為了彰顯正義，然而并不是一切法律都能夠體現正義，甚至與此完全相反，現實社會中的部分法律不但無法凸顯正義，反而與正義背道而馳。但是，文學作為現實社會的一面鏡子，能夠將這些現象以文學的方式真實且到位地表述出來。以《安提戈涅》這部文學作品為例，故事中的克瑞翁身為一方的執政者，其自身就是法律的代表，他頒布了禁止安葬呂涅刻斯的法令，雖然此條法律的初衷是為了維護城邦的安全與和平，體現對人民統治的公正性，但是遭受到了人民的質疑以及安提戈涅的不滿與反抗，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發現，從正義原本的價值體系去分析，這條法令違背了基本的人性需求，換句話講就是對人性的踐踏和不尊重，無法滿足人們對理想社會狀態的期冀，顯然也是與正義相背離的。再如《威尼斯商人》這部作品，故事中的夏洛克明明持有契約本，應該受到法律的支持，判決結果卻與之截然相反，同樣從正義原本的價值體系去分析，會發現這份契約在正常的、理性的、文明的人類社會中是不會執行的，雖然契約從各方面來看都合法有效，但對其執行的結果是安東尼奧必死無疑，從人性角度去看是既無人性又失公平的做法，很明顯是與法律的正義精神相背離的。通過文學作品的展示，大家可以看到現實中的法律并不是完美無瑕的，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世俗性，促使人們更加理性地去認識、去思考、去理解法律。透過以上兩部著作的法律精神研究，可以發現，當人們站到法律角度去探討作品所彰顯的法律精神的過程中，思維通常會陷入邏輯化與機械化的模式之中，從而更多地關注法律條文而忽視隱藏于法律之后的本質精神，致使出現對法律過于淺層化的認識。
三、合法性法律精神在西方文學中的體現
從一位普通職工一躍而就校長之職，我的工作角色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懷一份忐忑，于2006年7月接任了全新的崗位，這也使我想到了我們學校發展點在哪兒，魂在哪兒。我開始不斷地學習各種管理的書籍，汲取他們全新的管理理念。隨著工作的慢慢開展和對新崗位的逐步認識與體會，管理中的“和諧”兩字漸漸地在我的腦海中積淀。通過半年的努力和嘗試，學校初步形成了“讓生命洋溢快樂，讓生命充滿活力”的思想理念。在這半年之中，我感悟頗多：其中有教職工眼中的信任和期望，有管理過程中的艱辛和困惑，有交流過程中不被人理解的委屈和煩惱，更有肩上那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和承諾。為此，我告誡自己，做人要嚴于律己，襟懷坦蕩；處事要求真務實，任勞任怨；管理要追求和諧，公正民主。我愿把我半年來的一些心得寫出來與大家共同交流探討，力求學校的和諧發展。
一、制度和諧——學校發展之本
學校的管理需要制度，制度是學校發展的根本。北師大褚宏啟教授認為：“如果我們還尊崇民主、平等、博愛等價值理想，如果我們還認同人的價值，如果我們還有更高遠的教育追求，如果我們不再像現在這樣浮躁和急功近利，我們就需要一個人道主義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真正的現代學校制度。”因此，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人文性是我校的當務之急。學校管理必須實行民主化、陽光化，這樣既可以改善干群之間的關系，又充分體現民主管理的策略。為此，學校采取了以下措施：
1、實施扁平化管理模式。
首先校長把權利下移，不能事事都管，讓學校分設的各個科室都有自己的主動權和職權，提高中層干部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樣可以提高管理的效能，也使管理顯得更加民主、科學。
2、健全各種制度。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制度管理對于提高學校的管理效能是有效的，但過分強調制度，忽視人的情緒、道德的因素，反過來會導致干群關系走向另一極端。針對以前學校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熱點、難點問題，通過職工大會的形式，讓大家獻計獻策，然后綜合出比較人性化的，符合人之常情的條規，從而切實提高學校效能。
二、競爭和諧——學校發展之力
學校要發展，教師的素質是關鍵。素質的提高一方面靠自身的主動性，另一方面來自于競爭。有競爭，才有動力；有動力，才有熱情。讓教師在競爭中得到提高，在競爭中得到錘煉，在競爭中不斷反思，不斷升華。
1、利用校本培訓為自我發展的平臺，開展師德論文演講活動。
在活動中讓教職工人人參與，既展示個人的風采，又汲取他人的精華，把師德師風融入到演講活動中，使教師不斷完善自我。
2、開展師徒幫扶結對學習，促進青年教師盡快成長。
學校每星期選派兩名教師外出學習，并要求做好名師的隨堂筆錄，結合自身的領悟，寫出學習體會。返校后開一節公開課，互相交流探討，共求進步。全體教師學習一輪結束后，公開交流學習體會。由于每位教師的自身經驗有別，教學體驗不同，自然而然交流的話題也會不同，這樣的探討形式，更易產生有價值的學習內容。讓教師在交流中學會表達，學會反思，不斷自我構建，提高自身的專業水平。
3、鼓勵個人超越自我。
學校設立《三年教師目標實施計劃書》獎勵措施，教師如在三年內完成其中的目標，學校將給予豐厚的獎勵，目的是為了教師走永無止境的終身學習之路，不斷創新與實踐，提高自身的專業素養，建立一支追求超越自我，互相協作，不斷增強學習力和創造力的教師隊伍。
三、文化和諧——學校發展之魂
學校文化是學校的靈魂，更是學校發展的內在源泉。目前，學校提出了“讓生命洋溢快樂，讓生命充滿活力”的新的價值觀念，提高生命的質量。
1、注重校園環境文化的提煉。
各班教室的布置以“五認真”教育為基礎，以《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為準則，將櫥窗作為精神文明的宣傳陣地，把教室裝扮成為學生求知與學會做人的自由天地。辦好班、校板報，使學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定期開展優秀板報比賽和學生書畫作品展覽，促進學生的競爭意識，不僅豐富了學生的知識與生活，同時也提升了校園文化的品位。
2、開展快樂的休閑日活動。
玩是孩子的天性，如何在玩中讓學生體驗快樂，學到真知，這將是我校教職工對學生在活動時所提出的新的要求。我們就因地制宜，雙休日的時候，教師悶在海島覺得生活無聊枯燥，就和學生一起開展快樂的休閑活動，如海邊拾貝、野外燒烤等，并在活動中有意識地融進環境教育內容，使學生在活動中不僅感受到了生命的快樂，同時也不知不覺地樹立環境意識，自覺成為環保的小公民。
3、形成濃濃的“我要讀書”的學習氛圍。
法律課在內容上有著自身的特殊性，而初中法律課的教學，由于學生的年齡特點，有著更多的特殊性。因而，我們探討初中法律課的教學方法，從其特殊性而始，至教學效果而終。
初中生抽象的邏輯思維能力還不夠強，但思維活躍，興趣廣博，探索精神強。如能采用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教學方法，則可以激發其興趣，調動其主觀能動性，從而使他們積極地參與到法律課的教學中，成為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主體，而不再是被動地、機械地接受知識的對象。而且，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教學方法更符合初中生的接受特點，有利于學生將具體、直觀的材料和經驗同法律課的內容聯系起來，從而更好地理解一些比較抽象的概念、知識和理論。下面，我們來分析、探討法律課教學中能夠收到上述效果的幾種方法。
一、多種層次、多種形式的演講
所謂多種層次，就是從正規的演講一直到不太像演講的各個層次；所謂多種形式，就是記敘、議論、夾敘夾議、感想、心得等等。這樣的演講，雖然常常會不太像演講，但可以使更多的同學積極參與到演講活動中來，因而，對于法律課的教學來說，是有其特殊功用的。
開展演講活動，應先確定一個較大的主題范圍。主題的確定應視具體情況而定。比如，剛開始接觸法律課的時候，很多同學認為法律是法院、檢察院、公安局的事，跟自己的關系不大，反正自己不去犯罪。針對學生的錯誤觀念，不妨選擇這樣的主題：法律和公民的關系。主題確定后，可安排同學預先準備。每一節法律課開始的時候，可以請兩位同學來做演講。每個同學的演講不少于兩分鐘，不超過三分鐘。演講結束后，可先由同學組成的評比小組評一下，再由教師作簡要的歸納和引伸。比如，一個同學說，他去買了一個微風扇，沒過多久發現是偽劣產品，于是去找消費者協會，可購買時忘了開發票，結果消費者協會不予受理。教師引導說，法律是最講證據的，刑事方面是這樣，經濟方面也是這樣。要想維護自己權利和利益，就必須掌握充分的證據。通過演講活動，同學對法律課有了嶄新的認識，不僅糾正了原來的偏見，而且學到了很多與現實生活關系非常密切的法律知識，增強了法律意識。這比教師光講大道理效果要好得多。
二、討論
討論是一種很受同學歡迎的形式。演講有時會讓一些同學緊張不安，而討論則讓人放松自在，參與更積極。與演講一樣，討論也需要一個主題，但應具體一些，以便同學可以圍繞主題集中討論。主題最好是同學比較關注的、感興趣的，比如隱私權問題、青少年自我保護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等等。討論可分四五組，教師參加其中的一組。每組安排一個同學做記錄，討論結束后歸納一下，然后在班上進行交流。討論有利于同學交流看法，探討問題，同時也有利于教師了解同學的動態，做到有的放矢地正確引導。
隱私權問題是大多數同學都遇到過的，不少同學還因此和家長發生過沖突。將隱私權問題列為討論主題，同學們感興趣，容易展開討論或爭論。在討論中同學們發現，學生的隱私權受到家長不同程度的侵犯，主要形式為未經同意擅自拆信、偷看日記、偷聽電話等；而學生發現后有一種共同的心態，那就是非常反感。經過討論，同學們得出結論，既然隱私權受到法律保護，大家應有意識地維護。但是，在家長侵權時應如何維護的問題上，同學們卻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的主張大吵大鬧，有的主張充分說理。通過爭論，最后大家達成了共識：首先應對家長宣傳法律知識，使其明白隱私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然后根據法律知識和家長進行討論，以理服人。有了法律知識，有了同學的共識，一些隱私權受到侵犯后忍氣吞聲的同學也準備和家長說理了。從這個例子中我們不難發現，討論這種課堂形式的最大好處是，可以讓同學交流經驗，展開討論或爭論，最后達到共識。
三、信息、資料的交流
教師指導學生列出大綱，同學在大綱范圍內按照自己的興趣收集有關信息、資料，定期在課堂上交流。收集信息、資料有多種方式：購買多種報紙，然后將有關資料剪下，分門別類地貼起來；閱讀有關雜志圖書，將所需要的復印下來；在電腦網絡上查閱，下載信息資料。交流的時候，有的同學帶的是實物資料，有的同學帶的則是軟盤信息，介紹后供同學拷貝。通過信息、資料的交流，同學不僅開拓了視野，擴大了自己的信息資料庫，而且還學習、借鑒了其他同學收集信息資料的經驗和方法。
在課堂上進行信息資料的交流，同學們的積極性高，課堂教學效果好，而且有效地推動了學生的課外學習，使學生的自學精神得到培養，自學的方法得到提高。另外，信息資料庫的擴大也十分有利于演講活動的進一步開展，有利于組織論文寫作和課堂辯論等活動。
四、文章的交流、評論和修改
掌握了較多的信息、資料，就有了寫作的基礎。如演講、討論一樣，布置寫作時應確定一個主題范圍。主題應是較受同學歡迎且易于展開的，比如，環境保護就是一個很好的主題。文章的形式應靈活自由，不受限制；可以是調查報告、專題論文，也可以是記敘文、隨筆、感想，甚至是小品、科幻，只要是同學感興趣的，都可以。文章寫好后，可以在課堂上進行交流。對文章的長處和不足同學可進行自由的、充分的評論，并提出調整、修改的意見，最后，由教師作歸納總結。作者可綜合大家的意見對自己的文章進行一次較大的修改。如有必要，可和語文教師協商，請語文教師在作文課上指導同學進行修改，并將該文章作為語文課的一次作文。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得到更好的寫作指導，從而提高文章的水平。好文章可以刊登在黑板報上。如有條件，還可以出一個專刊，集中刊登優秀作品。
五、模擬和表演
對有益于法律課教學的一些事件進行概括，提煉出必需的要素，寫出腳本，然后由同學根據腳本在課堂上進行模擬，常常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比如，一個同學的自行車被盜，報案后，他寫了一個腳本，大致內容是這樣：失主打電話給派出所報案，警察告訴他，報案本人應該去一趟，并帶上有關的車照、發票。失主去派出所后，警察詢問了被盜的時間、地點及有關情況，記下了他的住址、電話，最后，失主將被絞斷的鋼絲鎖給警察看，警察說對調查破案可能會有幫助，將鎖留下了。通過這樣的模擬，同學們明白了報案的幾個要素：報案應該去人而不能只打個電話；口說無憑，應帶上相關的證件、憑據；應詳細提供各種有關線索。模擬生動、直觀，對于理解和記憶有很大的幫助。
小品由于其高度的藝術夸張，可以創造生動活潑的氣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比如，下面的這個小品就產生了很好的藝術效果。主人公去寄車，拿到取車憑證后不當一回事，隨手扔了，可是取車的時候，卻發現車沒了。他到處奔波，到處受挫，最后，只好自認倒霉。不過，他還是覺得有所收獲的，那就是明白了一個道理：法律講證據。
六、辯論
辯論是一個難度很高的項目，對于初中生來，尤其是這樣。可以利用其他課堂形式先做一些準備工作，主要是資料的積累和議論文寫作能力的提高。有了一定的基礎后，確定一個辯論題目，讓辯論雙方分頭準備。由于有勝負之分，辯論雙方的斗志被激發起來，各自的支持者熱情也很高。應給予充足的準備時間，以便每一方的幾位同學能協調起來，確立己方論點，尋找充足的論據，討論出最佳的論證方式，并對對方的論點、論據和論證方式進行充分的估計，以便進行有效的反駁和應變。
辯論總有勝方和負方，教師應向同學明確指出，這僅是辯論技巧的勝負，而不是論點的勝負。比如，在一次題為“盜版弊大于利”的辯論中，反方勝了，但不能就此認為盜版是正確的。教師總結時應該根據有關法律，說明盜版是違法的，會帶來極大的危害，應該加以制止和懲罰。
(一)要有針對性。
當代中職生有自己獨立的思維，認為自己已長大，成熟，其實閱歷淺，看問題很簡單，欠周全。有時還會產生錯誤的認識。這就需要我們站在他們的角度去考慮，有針對性的去解決。講道理必須從學生思想實際出發，做到有的放失。因此，要求建立新型的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并學會賞識學生，學生才能信任你。在經常與學生真誠談心中，注重觀察學生的傾向性問題的出現，從而把握其思想的脈搏。比如，我針對學生法制觀念淡薄，但又對學習法律抱無所謂態度的思想狀況，第一堂課上就例舉了某廠長身為廠長，不懂法，雖為“公”偷稅，但最終入獄的實例，使一個活生生的法盲展現在學生的眼前。網絡的出現有些學生認為那是虛擬的，無拘無束。我以上海某女生網上發表言論，散布某企業食品的成分有毒的虛假信息，從而被該企業告上法庭，最終承擔了法律責任的教訓，對全體學生無不是一個深深的震撼，促使學生自覺提高法律觀念。
(二)要有真實性。
當代中職生，雖然有了自己的獨立思維，但網絡信息大量涌現可能會使信息中魚目混珠，特別是大量的負面信息事件使學生從過去學到的完全美好時代一下子掉入負面信息的灰暗時代，再結合聽到的身邊一些不公正或不透明事件的出現，導致其偏聽偏信。他們要求老師能實事求是的說明問題，而不要美化和掩蓋事實。否則對你就會缺乏信任感，對你的教育就會置之不理，認為是假大空。因此，教師必須對學生要講真話，不要回避，把最真實的事情一面呈現出來，全面分析看待，學生相信了你這個人，才會相信你的話。比如我在講到“我國法制建設”這一問題時提到腐敗問題就不能回避，而要向學生講清腐敗問題是共性問題。在我國腐敗確實在少數黨員干部身上存在，但要清醒地看到主流是好的，我們不能一葉障目。同時我又列舉了近年來大量的國家對大案要案的追查，打“老虎”、拍“蒼蠅”，特別舉到山西政界高層的大動驚。從而說明黨反腐敗的力度有多大，最終使學生更加堅信黨的領導，相信明天會更好。
(三)有感染性。
以學生為本，要求教師講究教學方法，能夠把學生帶動起來，使教學由外部的刺激轉為內部的需求。即通過師生合作探究生成觀點，從而引導學生自覺踐行。這就要求教師教學設計要有趣，把直觀生動的事例引入課堂，設計新穎有引導力的問題，使學生一直處于迫切想探究結果之中。教學方法要多樣，案例教學法就是一種非常好的方法。特別是運用現代的教學手段，使問題更直觀、形象，更有說服力。教學語言或樸實簡練或風趣幽默或凝重，從而把教育寓于具有藝術感染力的豐富多彩的教學活動中。比如講知識產權保護時，我以天津一家手風琴廠為例。開始大講該廠“鸚鵡”牌手風琴在國內暢銷狀況，隨后話鋒一轉引向進軍日本市場，當談到在日本被迫更名時，學生們都很愕然，迫切想了解內因。我順勢引入正題，問題獲得解答后每個同學都無不產生惋惜之情。乘勢我又引到中國產品“貼牌”問題，做外國名牌企業的“打工仔”。引導學生分析利弊，探究原因，增強了學生創中國名牌意識，無形中民族責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四)有時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