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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區的環境容量是有限的，所以不僅要求一個企業要達到排放標準，而且要綜合考慮本地區全部企業的排放總量是否符合地區環境容量的允許限度。控制污染的上策，是把污染物消滅或減少在工藝生產過程中，把非排不可的污染物減少到最低限度后，再去凈化處理。所以，在大中型新建、擴建企業，要采取一系列的預防措施，從建設期的可行性研究到廠址選擇，要搞好環境影響評價，使廠址選擇和工業布局更加合理，防止對環境產生不可恢復的破壞。在建設過程中，要搞好總體設計，確定合理的工藝流程、產品結構、原材料路線和環境保護措施。這樣控制污染才是既經濟而又有效的。國內外的實踐證明，事后處理污染，單純依靠排出口處理技術，耗資巨大，經濟上難以接受，而且難以根治。以我國污水控制為例，全國日排污水量已超過10億噸，如果不加控制，到2020年，全國污水將達到每日20億噸，按傳統的二級處理費用每噸300元計算，將是一個天文數字，這顯然是我國經濟條件不能負擔的。因此，控制污染，必須從事后處理污染，轉到預防為主的道路上來。
把預防措施做好，綜合協調各種關系，使污染治理單項工程處在比較理想的優化狀態，才能減少治理費用。這樣，不僅使各項治理技術工程在我國財政能夠接受的條件下，得到有計劃的實施。而且由于處理污染物的負荷減少到比較理想的程度，治理技術工程建成以后維持運轉的各種條件，如人員配備、能源消耗、設備維護檢修等都比較合理可行，減少企業過重的經濟負擔，無疑將能保證治理技術工程得以順利運行。
二、回收資源與凈化處理相結合，以回收資源為主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國際上在處理工業排泄物的技術路線上，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不僅在凈化工藝技術和凈化裝備上采用現代化技術，更重要的是采用無廢物工藝，建立無廢工業企業，組織無廢生產聯合組織。所謂無廢工藝，實質上是在物質生產過程中，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先進的技術裝備，現代化的管理手段，最大限度地減少投入的資源和能源而增加產品的產出量，從而減少排泄物的產出量，這是主導的而且也是最積極的措施。
當今世界能源日益緊張，資源日趨枯竭，很多國家把“資源再利用”作為一項重大經濟政策提出，而且日益為人們所重視。“資源再利用”也越來越為國際上認為是劃時代的環境保護對策。因此，當前控制污染措施的重點，首先應從技術改造、合理利用資源、能源，綜合利用“三廢”入手，即從生產的內涵入手，在簡單再生產中獲得擴大再生產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對于非排不可的，采取無害化處理措施。
我國現有工業企業的“三廢”排放量大，正說明我國工業的工藝技術和裝備落后以及企業管理水平不高，資源和能源的浪費大。同時表明資源的再利用的潛力也是很大的。“三廢”作為資源利用是隱藏價值的再實現，雖然這種再實現并不總是可以無條件地達到的，但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一旦存在以及政策對頭，其經濟效益是非常顯著的。各工業部門的實踐都證明了，在國家獎勵綜合利用，實施企業“三廢”綜合利用產品利潤提留辦法的鼓勵下，調動了企業治理“三廢”，開展綜合利用的積極性，進一步挖掘企業內部資源潛力，擴大資源來源，增加產品品種和產量，節約能源消耗，降低企業生產成本。
三、企業防治與區域防治相結合
企業防治與區域防治，從系統工程的角度講，一個區域的環境系統工程是地區、城鎮、企業環境系統工程的總和。它們之間的關系，是整體和局部或者說是大系統和小系統的關系。他們之間是有機的整體，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企業防治是區域防治的基礎，就控制一個區域污染來說，目前主要是控制工業企業的污染。一個企業的污染防治程度，決定著企業的環境質量。一個地區或城市的全部企業的環境質量，也基本決定這個地區或城市的環境質量。從這個意義講，積極開展企業污染源防治，無疑是當前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它為區域綜合防治奠定基礎。但是企業的污染防治，又必須在區域綜合防治的統一規劃下，按區域對企業的要求進行，這樣既是最經濟的又是最有效的。因為一家一戶的單獨治理污染，往往投資大、效果差，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往往不可能單獨治理，而區域綜合防治可以合理利用區域環境容量和自凈能力，可以調動全區域的力量，發揮地區優勢，綜合利用資源和能源，集中處理某些共性的污染物，以較小的代價，獲得較大的效益。
通過各地區進行區域防治的實踐，企業防治與區域防治相結合，有以下幾種：
第一：合理利用區域環境容量。各地區的環境有明顯的差異性，其環境容量也不相同。因此，在控制污染的對策上，有著比一個企業更為廣闊得多的選擇余地，可以因地制宜，按照當地的生態條件和環境質量目標，實行分階段的總量控制，在各階段規定各污染源不同的排放定量。這樣，有助于使企業污染處理系統獲得較好的效果。
第二、集中處理污染物。在一個地區，特別是一些工業企業比較集中的城市，在同行業和不同行業中，往往產業相同的污染物，在地區環境保護部門的統一規劃下，進行跨行業、跨地區集中處理這些污染物，發揮社會主義專業化協作的精神，克服一家一戶的分散治理的那種經濟不合理、技術上困難重重、環境效果差的弊病。例如分散的電鍍工業的含鉻廢水集中處理，不僅可以徹底消除整個地區的鉻污染，而且可以把各種含鉻廢渣、廢液綜合利用起來，制成化工原料，經濟效益也是顯著的。又如一些劇毒廢渣，一時無法利用，分散處理，技術上有困難，也不經濟，可以由城市建立統一的毒渣庫，以地區為整體，可以傳遞“三廢”資源信息，打通供需通道，建立供需關系，使行業間、企業間、工、農、牧業間“三廢”的再資源化成為可能。
【關鍵詞】 污染企業； 環境資本； 價值嵌入
對企業（生產者）來說，環境主要有兩個作用：一方面為生產過程提供自然資源，另一方面為生產過程中殘渣、廢物和污染物提供載體。環境已經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項資源，是企業投融資決策和生產經營過程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隨著人們對環境資源的稀缺性日益重視，環境已經由無限使用的無價值的自然物轉變為需要付費的資源（謝芳、李慧明，2005）。世界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WSCSD）在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議提出了生態效益 （Eco-
efficiency）的概念，其公式為生態效益=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對環境的影響，將生態效益看作一種“產出”除以“投入”的比率。既然有投入和產出，那么就必須為環境資源進行定價。由于資源的稀缺性，任何人不應免費任意使用，如不解決其價值問題，勢必會造成自然資源的嚴重短缺。即使未經勞動創造的環境資源也是有價值的，其價值是由自然力創造并由其有用性和稀缺性所決定的。為了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和節約利用資源，解決目前的環境問題，必須解決環境資源的價值問題，并以此為基礎進而確定環境和資源的價格，使得環境資源不能再無償占有、無償使用，以便通過價格這個經濟杠桿去調節環境資源的合理利用。
一、污染企業環境資本估價研究評述
20世紀以來，隨著環境問題日益嚴重，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源的理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認為資源不僅包括有形資源，還應該包括知識、文化等精神資源。聯合國規劃署認為，資源泛指對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起作用的一切要素。環境作為一種資源和物質、精神資源并列，共同構成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手段和財富。而作為資源價值表現形式的“資本”已經由原來的一種純經濟學描述性的概念，擴大為集實物資本、金融資本、生態資本、社會資本等于一身的綜合性的廣泛概念。環境資本也開始逐步出現在英文文獻中，Epstein and Roy（1997）首次將環境資本概念引入到企業層面，提出將環境作為資本納入決策范圍，和其他資本綜合考慮。Azqueta and Sotelsek（2007）對自然環境的估價進行了研究，解釋了環境估價重要性的兩個理由，一是由于發展的可持續性，環境資本被消耗，其數量、結構和性能會發生變化，因此需要考慮環境資本的貶值和折舊；二是環境資本的估價會隨著新技術的不斷發展而發生變化。可以看出環境資本的價值呈現出不確定性，因而如何合理地估計環境資本的價值對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另外資本市場也會對企業環境資本作出反應，原因是投資者已經逐漸地認識并重視環境資本的價值。實踐證明，在生產技術還不能完全突破資源供給的瓶頸時，資源的相對稀缺不可避免。企業必須正視這一現實，采取有效的措施來理順經濟運行與環境資源供給的供求關系，找到合理的環境資源估價的路徑。
二、污染企業環境資本的價值缺失
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前提是資源的稀缺性，保羅?薩繆爾森1999年就提出經濟學研究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進行生產以滿足人們的需要。主流的經濟學把滿足人類需要的資源分為有限的經濟物品和無限的自由取用物。由于經濟物品相對于人類的無效需求總是不足的，因此對有限的經濟物品資源進行研究才有意義，而自由取用物的使用不需要付出代價，因此不是資源，不需要進行研究。正如薩伊所說，人類所消費的如空氣和水是自然賜予的自由取用物，它們不需要努力生產而得到，也不會因消耗而毀滅，因此不納入政治經濟學的范疇。盡管主流經濟學家也承認在人類的物質生產過程中，自然環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界定研究范圍時卻按照交易是否付費將整個自然資源一分為二，僅僅將付費的環境資源納入其研究范圍，即使是需要交易付費的自然資源也是處于自由付費取用的狀態。主流經濟學將使用中必須付費的自然資源作為研究對象，付費與否成了資源是否稀缺的判斷標準。某些有用但不付費的自然資源被主流經濟學家摒棄于資源研究范疇之外。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長期以來自然資源被認為不過是堅不可摧的基礎材料的供應者，可以替代，永不枯竭，不必補償（李利軍等，2010）。既然環境不屬于資源，不具有稀缺性，對其消耗和占用就是自由的，沒有價值和價格，不進入市場體系，無法通過價格機制進行配置。即使有一些環境通過價格機制進行了付費，但也被認為是權利的價值，屬于產權的交易。因此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將環境作為“自然要素”，與經濟沒有太大的關系，實際上是將環境視為了經濟的外生變量。環境問題都沒有將環境作為經濟的內生變量，更沒有把環境作為資本看待，只是作為經濟增長的外部性來研究（唐躍軍，2010）。在產品的定價中，外部成本往往被忽視，對世界資源造成不可逆的損耗這一外部因素未被估價計入成本。這樣對節約和合理使用環境資源就不能形成激勵。英國學者羅博?格雷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會計中我們反映了這樣一種觀念，即不需要負資本保持的責任。由于遵循財產所有權不必受保管責任束縛的原則，使得財產所有者有權毀壞他們擁有的東西。而只有存在財產權的事物才有價格，于是公共物（空氣、海洋等）以及擁有的那些不能以價格反映的東西（例如土地維持動物生活的能力）都不能成為會計對象的一部分。”
三、污染企業環境資本的價值嵌入
古典經濟學研究的生產函數為Q=f（K，L），稀缺要素是資本、技術、制度和人力資本，并沒有將環境資源作為稀缺要素納入經濟分析中去，也沒有認識到經濟系統是生態系統的子系統。然而，隨著經濟系統的不斷擴展和增長，資源被過度開發和利用，大量的廢棄物也不斷排放在環境中，導致超越了環境閥值，由于環境自身的自凈能力已無法處理這些廢棄物，最終導致整個生態系統供給能力日益削弱。如果考慮環境要素和環境吸收能力，生產函數將演變為Q=f（K，L，Env，W），其中Env代表環境的價值，W為生產活動的廢棄物。
將環境作為生產要素，可以將傳統生產要素理論中忽略的環境中非物的部分內化到生產要素中，使之與作為“物”的土地生產要素并列。將環境作為生產要素后，既能體現投資功能性，又能避免單純追求增值的局限性，與經濟系統結合得更緊密，更能體現環境的價值。長期以來，我國環境資源的使用和管理由國家統一調整，包括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排污收費制度、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度、排污申報登記與排污許可制度等，政府的強勢規制地位比較突出。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政府的規制成本較大，管制效果并不理想。而將環境作為生產要素進入市場交易體系，環境的生產要素使用成本會在市場機制中彰顯出來，對企業形成一種天然的節能減排壓力和驅動力，促使企業重視環境管理，最終在市場對環境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下，進行清潔生產、環境減量化使用和循環使用，達到低代價的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宏觀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共同可持續增長。當然，環境領域的市場調節對政府有更大的依賴性，需要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結合起來。
四、基于價值嵌入的環境資本估價的聯動效應
價值創造是企業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現代企業資本是以金融資本、可回收資源資本、原始資源資本和生態資源資本的有機結合形成的多元資本結構體系，通過識別這些創造價值的不同資源以及相互之間的關系，促使企業活動發生根本轉變。企業的生產過程是一個同自然界不斷交換能量的過程，這一客觀事實決定了企業必須依賴自然才能生存和發展。當資源成為公共品的時候，一定是資源的經濟價值沒有被充分利用。考慮到維權費用比較低或者資源的收益大于資源的維權費用情況，將資源的屬性由公共變為私有，有利于資源的充分利用。對環境資本進行正確估價可以激勵企業去尋找高效率利用資源的方式，減少廢物排放，從而也減少投入成本。
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只有當所有外部因素都內部化之后，市場經濟的優勢才能充分體現出來。當偏好、技術和環境等所有的可得信息都作為不同因素列入市場價格時，才能達到這種狀態。對于環境這一特定的范疇而言，這就意味著市場價格必須通過反映真實的“環境成本”來說明“生態事實”（Ecologicaltruch）（由歐盟的馮?韋塞克提出）。“生態事實”（例如噪音污染、空氣污染）是無法用市場自身固有標準計算的（即不能基于個人偏好計算），而應遵循政治程序處理生態結構問題，從而評估出資源的稀缺度。如果政府制定了控制污染的環境標準，進而使所有的外部因素得以內部化，那么不同的稀缺程度便可以確定下來。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去談論選擇最佳正常手段問題，譬如消除環境問題的強制性投資（如安裝過濾器）、預防或使用費用（如污染費或庇古稅）或可交易排污權等。重要的一點是：今天絕大多數企業必須為“其他”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動）付費，然后在銷售價格中得到補償，然而企業卻可以免費使用環境資源，即由于內在化不完善，環境投入被“無償使用”，這樣對于節約和合理使用環境資源就不能形成有效激勵。如果沒有價格保護，環境將遭受單純市場體制的不斷摧毀。只有當環境保護成為市場因素時，或國家在保證產業運行效率的基礎上制定強制性標準，公司才可能對環境保護作出貢獻。
企業環境資本估價的內在邏輯是“環境”作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逐步上升為“環境資本”，贏得與貨幣資本、知識資本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戰略地位，從而使企業賴以持續發展的資本要素內涵得到擴展。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對環境資源所造成的負外部性問題無法較好的解決，而要解決這一問題， 必須對環境資本進行估價。通過政府管制和企業制度創新將環境資源要素化為“環境資本”，使其由經濟增長的外生因素轉化為內生因素，并對其進行正確估價，才有可能形成企業新的資源節約型和低污染的發展模式，進而帶動整個宏觀經濟發展模式的 轉變。
【參考文獻】
[1] 謝芳，李慧明.企業的環境責任與環境績效評估[J].現代財經，2005（1）：40-42.
[2] Epstein， M. J. and Roy， M. J.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to Capital Investment Decisions[J]. Greene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1997（17）.
[3] Azqueta， D. and Sotelsek， D. Valuing Nature： From Environmental Impacts to Natural Capital[J].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3）.
一、中國環境經濟學的理論研究
中國的環境經濟學理論研究成果大致可概括為如下“五論”：環境資源論、環境價值論、環境生態論、持續發展論、環境產權論。
1.環境資源論。環境資源論，就是指環境是總資源，是人類對環境本質的進一步認識和揭示得出來的。環境之所以是資源，一是因為作為人類生存環境來說，陽光、水、空氣、土壤等環境要素為人類提供了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源，而且這些環境要素的質量是人類生存的必需資源。二是作為物質資料再生產的條件來說，環境為人類提供了獲得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物質資源。三是環境的一切要素隨著科學技術不斷進步，將會越來越多地以資源形式呈現在人們面前。可以說，環境中的一切，包括環境本身，幾乎無一不是人類開發和利用的資源。
2.環境價值論。環境價值論的含義是，環境是一個有價值的客觀事物。環境價值論是環境資源論的必然結果，是環境經濟學的核心。但對環境價值論的解釋及其價值量的理論卻不盡相同。關于環境價值論的理論依據。第一種是西方經濟學中的“效用價值論”，它認為價值是產生于商品的效用，只要是有用的物品就有價值。環境對人類有用，因此，它具有價值。第二種是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為基礎，認為未經人類勞動過濾的環境資源沒有價值。但從環境資源的功能來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如果環境沒有這些功能，要創造滿足人們生存需要的這些功能就必須投入人類勞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原始的環境資源也是有價值意義的。從環境資源本身來看，隨著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的深化，原始森林等資源沒有絕對價值（即指直接通過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但卻具有相對價值（即指間接通過人的勞動創造的價值）。第三種觀點是在“勞動價值論”和“效用價值論”結合的基礎上確立起來的自然資源價值觀和自然資源價值論。這種觀點認為：自然資源是一種財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自然資源的價值決定于它對人類的有用性，決定于它的稀缺性和開發利用條件；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無論是自然狀態的土地（自然資源），還是已被開墾的土地，都得到一定的貨幣額。因此，環境也就具有價值。
3.環境生態論。環境生態論的含義是，環境是一個生態系統；環境的運動，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的運動；保護環境，也就是維持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而要實現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保護環境質量，就要按生態平衡規律辦事。“環境生態論”認為，生態系統不僅包括生物界的有機復合體，而且也包括整個環境的復合體。生態系統就是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在特定空間的組合。這個特定空間就是地球上的生物圈。環境生態論是環境經濟學研究環境經濟系統發展變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離開了“生態”二字，離開了生態循環和平衡，就不會有環境系統的運動，也不會有環境經濟系統的運動。環境生態論基本內容是：（1）環境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運動，本質上就是生態經濟系統的發展變化運動。（2）環境經濟系統是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因而在系統的平衡、效益、目標、規律等基本方面都表現出雙重性。
4.持續發展論。持續發展論是建立在環境生態論基礎上的，其含義是在致力于追求發展的過程中，保持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持久平衡，使發展不損害生態環境，不犧牲未來的利益，使經濟社會得到持續協調發展。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也就是三種再生產的綜合平衡與相互間協調發展。所謂三種再生產，是指社會再生產過程是由經濟再生產和自然再生產、人類自身再生產組成，它們相互間不是封閉的、孤立地進行的，而是相互間進行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構成一個完整的社會再生產全過程。要使社會再生產不斷循環并周而復始地進行，就必須實現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與環境的協調。
5.環境產權論。環境產權論是沈滿洪首次提出來的，他認為，環境問題從經濟學上看是個外部性問題。它引導人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不僅要注意經濟活動本身的運行和效率問題，而且要注意由生產者消費活動引起的不由市場機制體現的對社會環境造成的影響。產權理論對傳統的外部性理論有了實質性的發展，它認為一切經濟交往活動的前提是制度安排，它要求制度安排必須以效益最大化為標準。產權理論用于環境損害的行為分析及其環境保護的制度選擇研究，稱為環境產權論。環境產權理論在中國還處于起步階段，其研究前景十分廣闊。
二、環境經濟政策和手段的研究
區別對待說。該說認為，不同情況應做不同對待，特殊情況下加害人即使未違反法律規定也應當承擔污染環境責任。上述學說對于違法性要件的不同理解源于《民法通則》與《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不一致。國家環保局《關于確定環境污染損害賠償責任問題的復函》中指出，“承擔污染賠償責任的法定條件，就是排污單位造成環境污染危害并使其他單位或個人遭受損失。現有法律法規并未將有無過錯以及污染物的排放是否超過標準，作為確定排污單位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條件。至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只是環保部門決定排污單位是否需要繳納超標排污費和進行環境管理的依據，而不是確定排污單位是否承擔責任的界限。”
二、對違法性的認識
從法律效果上來說，違法性要件不要說與廣義違法性要件說本質相同，對受害人保護最有力，區別對待說和違法性要件必要說對受害人的保護依次減弱。鑒于我國《侵權責任法》并沒有將環境污染行為違法性規定為侵權責任的成立要件，廣義違法性說中的實質違法說認為侵權責任成立以違法性為必要條件，與《侵權責任法》規定不符。筆者認為，關于污染環境行為是否應當具備違法性的爭論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首先，污染環境的行為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所以法律并不禁止排污行為，而是對其規定一定的標準，要求排污者在標準內排污以免超過環境自凈能力造成污染。其次，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企業必定會加強科技創新以降低排污成本，這在一定意義上鼓勵了科技發展。因此，可以說排污行為是一定程度內容許的危險，雖然會造成環境污染，但其本身不具有違法性。但這并不代表排污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就無須承擔侵權責任，即使排污行為符合法律規定，但致人損害的，也應成擔損害賠償責任。筆者認為，環境污染責任不是過錯責任，而應是一種危險責任。
危險責任，是指從事某種危險活動，或者持有、經營某種具有危險的物品、設備的人，在因其活動或物品、設備造成他人損害時，無論過錯均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隨著社會發展，危險活動日益增多，即使人們盡到注意義務，目前的科技水平也難以阻止或預防損害的發生，也就是說，為了彌補過錯歸責原則的不足，危險責任逐漸發展起來。危險責任的設立并不是禁止危險活動，也不是為了懲罰加害人，而是本著公平原則，由伴隨危險產生的利益的受益者來承擔風險，賠償受害人的損失，依此來實現公平正義。因而環境污染行為的違法性并不是危險責任成立的要件，因為這些危險活動是為社會發展所容忍的，因而判斷其違法性是否為環境污染責任構成要件是沒有必要的。
基于其廣泛的分布性和強大的破壞力，政府從未停止對其展開積極防治與管理措施，以期研討出適合我國發展國情與實際需求的新型海洋污染防控體系。本文主要介紹了當前海洋環境污染特征，藉此提出了此類污染防控的治理思路，希望通過與國外先進經驗的結合實踐能夠有效改善我國海洋環境。
0引言
海洋環境污染問題由來已久，多由人類活動給所帶來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污染，其中污染危害主要側重于對海洋內部環境自身產生的破壞，比如污染指標超出了海洋的自凈能力而造成水質的下降，水域污染帶來的海生物變異和死亡，沿岸固態污染導致的海岸線后退、海洋面積的銳減等現象，且這些污染現象都具有一定的延續性和持久性。由此，積極展開海洋環境污染防控治理研究不僅具有極大現實意義，也是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要求。
1當前我國海洋環境污染特征
(1)污染源種類多且數量大，治理措施復雜。我國海洋環境污染源主要來自于人類生活和工廠生產兩個部分，僅這兩個部分即已包含各式各樣的各種污染源。其中來自生活污染源的數量與形式舉不勝舉，如生活垃圾的沿海堆積、生活污水的肆意排放、填海造陸帶來的材料污染、人類沿海實驗基地造成的核泄漏等。
國海洋污染則主要分布在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其中造成工業污染的主要來源當屬石油污染、重金屬污染和海洋有機物污染，且這些污染源的數量極其巨大的，所以面對海洋環境污染的治理措施相當復雜，且難度極大。
(2)與人類生活相關度較大，根治難度極高。根據近年來我國海洋環境污染統計數據和圖表現實，以人類生活為切入點作分析，其生活污水排放和沿岸固態垃圾占據了污染源的相當大比例，然而這些污染的來源都與人的生活離不開。即使努力治理，像生活排污、農藥使用、固態垃圾堆放等污染都是在所難免的，極盡所能也只是可以從一定角度進行限制，根本無法完全將其杜絕。
同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石油和重金屬污染也很難得到有效根治。因石油產業和重金屬開采行業是我國重要經濟產業來源，對其調整和治理需要更為尖端的科學技術輔助，稍有不慎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對國家工業生產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損失或不便。因此，對海洋環境污染的治理一定要結合實情，準確把握方寸，慎重而為。
(3)污染物危害間接性較大，擴散相當迅猛。由于空氣污染會直接促使人呼吸不暢，引發呼吸道疾病;光污染會通過折射和散射直接損壞人的視網膜，造成短暫性失明等嚴重后果;相對于這兩類污染而言，海洋環境污染距離人們日常生活較遠，其所產生的危害多為間接性質，故而短期內不會對人類造成直接危害，對工業生產也并無明顯影響。
究其原因，是因為單憑海洋環境污染還不足以直接、快速地影響人類生活，其可怕之處是在于得不到有效治理而帶來的附加隱患，如污染源的迅速擴散和二次污染的形成，石油原液、核物質、有機化合物等液態污染源一旦融入水中，就會借助風勢以難以想象的速度擴散至無盡海域，輕則只是對海水質量和周邊環境造成污染，重則會導致海洋生物的種族滅絕甚至整個生態系統的紊亂。
不僅如此，二次污染相較于一次污染更具殺傷力，它在破壞環境的同時讓人類在無形中麻痹，產生對環境污染置之不理等消極的情緒。
2有效控制我國海洋環境污染的治理思路
(1)完善海洋環境信息公開制度。不少研究海洋環境的學者都存在這樣一個疑惑：為何在海洋污染高清潔率的當下，仍有越來越多海域被污染?越來越多海洋生物瀕臨滅絕?經對比近年各地方官方出具的海洋環境污染治理調查表與實地考察數據得知。
兩者在環境污染恢復數據報告上存在較大偏差，可想而知我國環境信息公開制度癥結所在。由此，亟待相關部門端正并強化環保意識，秉持自我剖析、自我反省的精神，使之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大的內在推動力，建立健全環境信息公開制度，提高人民環保意識和責任感。
(2)提高海洋污染損害賠償標準。許多公司尤其是一些海外石油公司在其他國家的海域出現污染物泄漏等現象時通常會逃避責任、相互推諉，甚至一些國家也出面來維護本國貨輪的利益。表面上看這些國家是將貨輪的損失降到了最低，保住了本國的利益，但這種縱容海洋污染而不予以嚴懲的行為本質上是害人害己。
由此，必須建設并完善有關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法律體系，切實做到有法可依，同時樹立高度的責任感，在海洋污染事件發生后勇于承擔責任，積極參與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環境的修復。
(3)加強國際海洋環保交流合作。海洋環境污染的治理和環境法體系的建設從始至終就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不僅因其涉及到各個國家之間的利益，更是由于海洋環境污染在國際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國家必須加大宣傳力度，增強國際友好往來，樹立共同的奮斗目標，積極籌辦和組織國際交流與合作，早日實現對海洋環境污染的治理和海洋環境法律體系的完善。
3國外海洋環境防污的治理對我國的啟示
發達國家現代工業的起步和發展早于我國多年，因而也較早的進入了環境污染帶來的困境之中。從宏觀上講，發達國家的環境治理體系與我國并無實質差異，只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各有長短之處。以美國為例，該國針對環境的保護與立法不僅歷史悠久，經驗豐富，且覆蓋范圍相當廣泛，甚至可說不存在顯而易見的法律漏洞。
因其在最初治理環境問題時，便將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及責任處罰等明確納入法典，清晰劃定了“何種行為造成了對環境的污染”、“何種污染行為構成了違法”、“違法后如何承擔責任”、“由哪些部門來負責追究責任”等問題，這一先見性和涵蓋性相當值得借鑒，正所謂“預防永遠勝于治療”，由此，為彌補我國目前海洋環境治理過程中存在的顯著問題，首要提高公民環保意識，制定嚴謹全面的法律，最大范圍展開對海洋環境的保護。
4結語
綜上所述，限于篇幅有限難盡述細末，筆者希望藉此引起社會正視當前我國海洋環境污染面臨的嚴峻形勢，對海洋環境污染投入更多關注，集合眾力共同促進海洋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關鍵詞：綠色化學；環境污染治理；治理途徑
綠色化學技術的本質就是利用化學科學知識，實現環境污染問題的解決，其在環境污染治理中展現的效能是非常理想的。因此綠色化學也成為很多學者和專家普遍關注的問題。
1綠色化學的內涵和種類
綠色化學是指以不具備環境副作用或者具備小環境副作用為契機，實現對應化學品在眾多領域中的應用。從當前技術發展現狀來看，其種類可以劃分為：其一，生物技術；其二，催化技術；其三，膜技術；其四，高級氧化技術；其五，微波技術；其六，超聲波降解技術等。當前在很多領域和行業都應用到上述的技術，由此展現出來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是十分可觀的。因此在開展環境污染治理的過程中，我們同樣可以采用綠色化學技術來應對。
2綠色化學視角下環境污染治理路徑選擇
當前綠色化學技術在環境污染治理中的應用比較廣泛，在不同環節，不同領域，其治理的目標不同，由此達到的對應的治理效果也是不一樣的。但是在確定綠色化學視角下環境污染治理路徑的時候，我們需要首先對于當前綠色化學技術的應用現狀進行探究。具體來講，其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內容：
2.1綠色化學技術在環境污染治理中的應用
綠色化學技術在環境污染治理中的應用，也有一段歷史，其應用環節不同，應用效益的呈現也展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下面我們來一一分析一下：其一，在大氣污染控制環節的運用。為了解決實際生產生活中二氧化硫污染問題，可以以煤炭生物脫硫技術應用的方式來解決，比如可以使用生物浸出法，也可以使用表面處理浮選法，還可以使用微生物絮凝法，甚至可以以非生物乳化技術和煤炭生物技術融合的方式，實現煤炭的高效脫硫。其二，在水污染控制中的運用。對于城市生產生活中工業廢水而言，在處理的過程中可以使用循環冷卻零排放技術或者熱水鍋爐零排污技術，使得再生廢鹽水，煮爐水等可以得到循環利用，以達到水污染的綜合治理效果。其三，在固體廢棄物污染治理中的運用。此處我們援引城市垃圾處理的案例，可以使用熱分選煤氣化技術，也可以使用固體廢棄物電力氣化技術，還可以使用固體廢棄物電離氣化技術，不僅無二次污染，還可以處于較低的運行成本。
2.2綠色化學視角下環境污染治理路徑選擇
當然我們需要看到當前綠色化學技術的發展還存在很多的問題：人們對于綠色化學技術的認識還存在偏見，環境保護責任意識還不是很深厚，在確定環境污染治理方案的時候，看不到綠色化學技術的效能，也就沒有在此方面加大投入；當前綠色化學技術環境污染治理的人力資源比較缺乏，實際的市場宣傳工作也沒有做到位，這也是影響其技術推廣的重要因素。如果這樣的問題得不到改善和調整，勢必會影響到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效率和效益。因此，綠色化學視角下環境污染治理路徑選擇的問題，其實就是要求高度重視綠色化學技術在環境污染治理過程中的運用。在實現這個目標的時候，還需要積極做好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其一，高度重視綠色化學技術的研究，結合實際不同污染源的性質，找到其化學屬性和運行規律，由此切實找到技術研究的切入點，在此基礎上實現綠色化學技術體系的構建，保證為實際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開展奠定夯實的理論基礎；其二，在制定節能減排政策的同時，將環境污染治理綠色化學實現途徑作為重要內容，保證能夠在綠色化學技術體系的基礎上，切實的做好環境污染治理工作，保證在此方面具備優惠政策，使得更多的治理方案傾向于選擇綠色化學技術來進行實際工作；其三，高度重視綠色化學環境污染治理專業團隊的構建，強化高校綠色化學專家，國家科研機構，環境污染治理部門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保證綠色化學技術在執行的時候，具備充足的人力資源，進而更好的推動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進行；其四，注重綠色化學污染治理的產業化發展，從綠色化學產品到綠色化學環境污染治理方案，鼓勵國內成立以綠色化學為主導的環境污染治理服務企業，使得其成為專業的綠色化學環境污染治理推廣者；其五，嚴格依照國家環境保護的規章制度，實現綠色化學技術方案的合理調整和安排，保證實驗數據信息的準確性，綜合考量實際應用領域的不確定因素，由此更加有針對性的去開展實際的環境污染治理工作，以發揮綠色化學治理方案的生態效能；其六，注重綠色化學技術環境污染治理標準和規范的建立，針對于不同領域不同治理方案，實現對應步驟的科學界定，保證實際綠色化學技術環境污染治理行為朝著標準化和規范化的方向發展和進步。
3結語
綜上所述，綠色化學視角下環境污染治理工作的開展，關乎到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有效開展，關系到綠色化學科學的生態效益發揮。我們對此應該樹立正確的認識觀，積極學習綠色化學技術，并且嘗試將其運用到實踐中去，以保證綠色化學技術方案生態效益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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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的特殊地位，近些年，針對該地區的環境污染研究成果較豐富。環境質量是環境系統客觀存在的一種本質屬性，并能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加以描述的環境系統所處的狀態。為了能準確地評價京津冀城市群區域環境污染現狀，張婷等、張薇薇等對該區域水質進行評價;Yang等利用信息熵確定權重的集對分析法，客觀地評價了北京市大氣環境風險。在現有評價方法基礎上，Yang等、張先起等利用信息熵確定綜合評價法中各指標的權重，避免了權重確定的主觀性，改進TOPSIS評價邯鄲市地下水水質。研究表明，京津冀地區水質，大氣污染依然嚴重且有惡化的趨勢。同時，環境污染評價的區域選擇重點集中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在空間上，尚未充分揭示整個城市群的環境污染現狀。京津冀地區環境質量的評價方法較單一，缺少多種方法的集成應用。
2環境模型的應用
區域環境管理的重點之一在于掌握區域環境污染的特征及變化規律。環境模型是應用環境系統分析方法解決環境污染控制問題，將既有的數學研究成果應用于研究問題中，通過對研究對象的抽象，以反映事物的更為本質的運動規律與特征。在京津冀地區，He等將校準的三維水體富營養化模型應用于北京官廳水庫管理方案的研究分析。但由于數據的局限性，缺乏對方案預測的長期效果進行驗證。Jia等利用多種類藻類生態動力模型研究北京市河流水體富營養化程度。相比之下，模型法在大氣污染特征的研究中應用更廣泛，它能充分考慮氣象條件對大氣環境的影響，模型法的重要性還體現在污染源解析方面。然而，模型法的不足在于對研究對象進行抽象時所做的假設和簡化會產生一定程度偏離事物原來特征，使模擬結果與實際產生差異，同時，模型法因其對數據要求較高而很難廣泛地推廣。
3污染規律探索
3.1水質污染特征
在京津冀地區水質污染研究中，一方面是以海河為研究對象:鄒志紅選取海河水系2004年～2006年4個斷面的432個數據，運用兩階段模糊法對影響京津地區主要水源水質進行了綜合評價。結果表明，海河水系總體仍屬于劣Ⅴ類水質，京津地區總體水質隨季節波動規律明顯，控制污染勢在必行。張婷等、陳水蓉等研究表明海河水系局部水質呈惡化趨勢。另一方面針對小流域的研究:在北京市，主要針對密云水庫及其流域的水質污染規律研究。張微微等研究表明，空間上，密云水庫上游的污染風險大于下游出口的污染風險，而且潮河流域TP和TN污染物質對庫區TP和TN污染發生的貢獻大于白河流域。于一雷等研究表明，密云水庫的總氮、硝態氮含量全年幾乎都低于3條河流，其中潮河的總氮、硝態氮含量最高，其次是白河，最低的是清水河。除此之外，針對北運河水系的水污染變化特征也有涉及。北運河各排水支流水質均較差，主要污染指標為耗氧型有機污染物及NH+4-N等。在天津市，李國峰等、葉飛等對天津地區薊運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金鐘河、北塘排污河、黑豬河、大沽排污河等主要河流的水質評價及水污染變化趨勢進行分析。從時間角度分析表明，枯水期水質最差，58.3%的河流為劣Ⅴ類水質。在河北省內，相關研究最少，彭乾等利用2010年民心河水質監測數據分析得出研究區水質狀況總體較差的結論。總結起來，在京津冀地區水污染研究及趨勢分析中，研究重點集中在北京，其次是天津，河北省涉及較少。研究結果都反映出該區域內水污染問題依然嚴重且有惡化的趨勢。因此，有必要加強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3.2大氣污染特征
在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研究中:一方面針對污染物濃度變化趨勢分析，Li等、Zhang等、Sun等針對北京市CO、BTEX、NO2、O3、PM10等污染指標的濃度變化趨勢進行分析，表明由于奧運會前后采取了控制措施使北京各污染指標呈下降趨勢。邵平等對張家口市區大氣典型污染物NOX、SO2、O3和PM10進行了連續觀測研究。結果表明，張家口市首要污染物為可吸入顆粒物。Zheng等分析了天津市PCBs的濃度變化趨勢，表明其污染濃度高于中國大部分城市，且存在季節差異性。除了針對單個城市的研究外，趙普生等、王麗濤等在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地區針對區域PM2.5污染情況分析，前者表明，京津冀PM2.5污染較重北京、天津和石家莊年均濃度均超過了100μg/m3;后者研究表明該地區霾污染的季節變化非常顯著，冬季最為嚴重，其次是夏秋季。然而，孫志強等針對奧運時段北京及近周邊區域空氣污染觀測與比對分析，結果表明夏、秋兩季北京和近周邊地區首要污染物均為顆粒物，北京大氣中細粒子濃度受周邊影響嚴重，而NOX有向周邊擴散的潛勢，夏季臭氧則表現出區域污染的特征。該研究再一次強調了區域協同防控空氣污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與傳統分析方法相比，在大氣污染物空間分布規律的探索中，基于ArcGIS的地統計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優勢。Chen等以ArcGIS為平臺，通過克里金插值得到PM10、NO2在天津市中心城區的空間模擬分布圖，之后，趙文慧等基于同樣的方法分析了北京市可吸入顆粒物時空變異性，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盡管如此，地統計方法在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空間預測的應用較少，地統計方法內容豐富，因此更深入的研究工作有待進一步開展。Liao等推薦地統計方法在大尺度空間大氣污染物的空間預測中，效果更好。為此，可考慮其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應用，其結果會更合理。
3.3污染源解析
目前，在大氣污染研究中關于“源解析”的成果較多，它解決了污染物“從哪里來的問題”。Kong等利用化學質量守恒及多元統計方法對天津市不同季節PM10、TSP的污染源解析;而Huang等基于MM5-CAMx-PSAT模型對北京市SO2污染進行源解析。同時，也有大量研究分析影響污染物濃度的因素，它很好地解決了污染物濃度“受什么因素影響”的問題。水質污染影響因素方面，張婷等影響白洋淀水質的關鍵自然因子是入水量，包括產業和產業結構兩方面的社會因子對白洋淀水質有很高的相關性。張微微等研究表明密云水庫流域主要是以TN和TP污染為主，可能與該區域平均化肥、農藥和農用薄膜使用量增加、畜牧業產值比重增加有很大關系。郭婧等研究表明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對北京市水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缺少生態補水是河系水質較差的主要原因。葉飛等對天津市的8條主要河流:海河、北運河、潮白新河、北京排污河、永定新河、薊運河、子牙新河、獨流減河水質監測數據分析表明天津市河流主要受工業污染。
與水質環境污染源解析的研究相比，大氣污染方面的研究已較豐富。影響大氣污染的因素眾多，其中包括氣象條件(溫度、濕度、風向、風速等)、天氣類型交通條件、政策法規、排放標準、交通控制措施、能源結構等，并且通過改善此類因素都會對大氣環境質量產生重要的影響。雖然關于污染因素的研究比較充分，但京津冀地區目前的研究現狀，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天津市也有少量涉及，河北省十分缺乏，有待進一步研究。由此，若將以上兩個研究方向的成果有效結合，將為有效地減排、控制污染物濃度提供重要依據。
3.4環境與經濟關系
近年來，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國家提出“節能減排”的目標，使能源、資源、環境、經濟成為研究的熱門詞匯，同時，在環保研究領域他們之間的耦合關系研究也受到了重視。在“環境”與“經濟”的關系研究中，最常見的方法是“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王志華等基于時間序列數據驗證了北京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然而，國外的學者從方程的建立、數據的有效性檢驗等方面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行了改進與應用。改進后的模型在京津冀地區的研究中涉及較少。在“能源”與“環境”的關系研究中，李林等基于排放清單和環境質量模型分析了北京市能源利用對空氣質量的影響;Cai等基于“能值”分析了京津冀地區能源強度、資源結構、環境壓力、資源使用效率之間的關系。在“資源”與“環境”的關系研究中，“環境承載力”的概念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它是判斷社會經濟與水環境系統是否協調的尺度。例如，解海靜等基于水環境承載力對北京密云水庫的變化特征;Lin等利用對環渤海地區的環境承載力進行綜合分析;Zhu等對海河流域與水相關的生態環境承載力的時空差異進行分析。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是靠能源驅動的。
然而，國家既要保證經濟的穩定增長，又要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這使我們會產生疑問:節能對經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即確定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增長、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費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若存在，其因果關系的方向如何?關于這個問題，陳操操等對北京市1980年～2008年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表明，北京市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狀態，體現為從經濟增長到能源消費單向的因果關系，能源消費并不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強的外生變量。然而，針對京津冀地區其他城市的相關研究明顯不足，從而無法支撐此理論在整個京津冀地區的適用性。
4思考與展望
針對京津冀地區的環境污染的相關研究已有很大的進展，本文在分析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發現相關研究中的不足，總結出今后在該地區的環境污染研究中，應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研究范圍方面:在京津冀地區環境污染的相關研究中，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大多數研究是針對北京市展開的，而針對河北省、天津市的相關研究不足，研究力度有待進一步加強。在時間維度上，以2008年奧運會為主體的研究較多，時間跨度偏小，規律探索缺乏說服力。在時間和空間角度都不足以充分地揭示京津冀地區的區域環境污染時空變異的總體特征。
(2)研究方法方面:該區域環境評價及預測的方法研究中，主要依靠多元統計方法，集對分析法等，方法較單一，已不能滿足目前該地區復雜的要求，應引入更多有效的、合理的方法，如綜合水質標識指數法、信息熵法，ANN神經網絡等。在大氣污染評價的研究中，利用傳統指標(PM10、NO2、SO2等)的研究較多，但涉及到經濟指標、環境政策、科技投入、產業結構等因素的研究較少，諸如EKC模型和資源環境的承載力等只僅在個別地區的研究中應用。對于LUR，Kriging，EKC等模型的研究中，缺乏數據有效性檢驗，導致說服力不足。
關鍵詞：環境關系；環境社會主體；環境污染；農村；博弈論
Abstract：Theenvironmentalrelationsarebenefitrelationsbetweentheenvironmentalsocialmainbodies，theoccurrenceoftheenvironmentalrightinfringementismainmanifestationoftheunbalancedenvironmentalrelations.Theprogressofenvironmentalpollutionisagameprocessbetweenenvironmentalmainbodies.TherearemanycharacteristicsofthegamebetweenenvironmentalmainbodiesinChina’scountryside，asaresult，theanalysisofmicro-mechanismofChina’sruralenvironmentalinfringementcanaccuratelymastertheessenceofChina’sruralenvironmentalimbalance.Theconclusionisthat，inordertochangetheenvironmentalpollutionconditionsinChina’scountryside，theweakstatusofChina’sruralinhabitantsinthegamingprocessmustbechangedtoformabenignrestrictionmechanismofenvironmentalrelationssothatChina’sruralenvironmentalrelationscandevelopfromimbalancetoharmony.
Keywords：environmentalrelations；environmentalsocialmainbody；environmentalpollutedcountryside；GameTheory
一、引言
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自然基礎和主要目標之一，而人與自然的和諧又取決于人與人之間在環境資源利用上所形成的環境關系的和諧。環境關系是指建立在人與自然物質變換關系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其核心和實質是在環境資源利用中形成的人與人以及由人組成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關系[1]；環境關系是以社會作為背景運行的，由于人與人在社會中的經濟、政治地位的不同會導致在環境資源利用能力上的差別，因此環境關系的決定因素是個人及其由個人組成的組織、集團在社會關系鏈條中所處的位置；環境關系是一種利益關系，利益是環境主體之間進行環境利用的動力[2]，是分析環境關系的細胞，因為有了利益才會有各個環境主體之間的對抗與合作。環境主體可以分為自然主體和社會主體，環境關系中的主體是環境社會主體，主要包括環境資源的使用者、受害者和管理者。中國農村環境關系主體主要有污染企業、地方政府、農村居民和民間環境保護組織。環境關系運行主要是環境社會主體以利益為動力、以環境權利為內容所進行的博弈過程，一般以環境關系失衡和和諧為表現形式。
環境關系失衡會引起環境侵權的發生，而環境關系失衡實際上是環境關系中有一方主體環境維權得不到實現，因此環境侵權是環境污染主體、受害者和政府之間的一個博弈過程，在博弈過程中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根據公民環境權理論[3]，環境侵權可以分為污染預防階段和污染侵害階段，如果在污染預防階段公民就能順利維權，污染侵害就根本不可能發生。而在現實中，中國農村環境污染日趨嚴重，這就要考查中國農村環境侵權的發生機理有什么特點、在侵權過程中地方政府、污染企業和農村居民的行為受哪些因素制約、這些主體有哪些路徑可以選擇以及這些主體經常會選擇哪些路徑等問題，本文主要圍繞這些問題逐步進行分析。
二、環境關系主體間博弈的一般分析
環境侵權發生的兩個階段中的第一階段即污染預防階段，進入博弈局勢的主體主要是居民、企業和地方政府，這個階段居民主要是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與地方政府進行博弈，通過聽證等形式對企業的建設規劃合理與否進行博弈；第二個階段即污染侵害階段，進入博弈局勢的主體主要是污染企業和居民，這個階段居民主要是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與企業進行博弈[4]。
(一)污染預防階段的居民、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
博弈的假設前提：所引進的項目都有一定的污染發生；地方政府對項目潛在的污染危害信息非常清楚；居民對項目潛在的污染危害信息也非常清楚；潛在的受害者能夠參與到項目引進中來；地方政府是項目審批和引進的管理者；政府對潛在受害者的意見給予認可。
1.地方政府和居民之間的博弈
在項目引進的初期，居民可以通過行政訴訟預防污染的發生。本文把訴訟過程中的地方政府行為選擇模式簡化為作為和不作為兩種。
第二，當居民的訴訟成本大于受害或者潛在的受害成本時，居民會選擇不訴訟，地方政府有選擇不作為的可能，但是它也許會由于自律而進行作為。
2.居民和企業之間的博弈
在這個博弈的過程中，環境質量的收益和居民因為環境污染而帶來的損失需要討論一下，因為這里有幾個重要假設：對一般人來說環境質量是正常物品，因此收入增加時，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也增加；不同的收入的人們的效用函數是近似的；環境質量的價格是固定的[5]。有了這幾個假設，關于環境質量的收益和污染帶來的環境損失的比較才會在同一個效用水平上[6]。
(二)環境污染侵害階段的地方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博弈
環境侵害階段主體間博弈的假設前提：環境資源屬于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沒有明確的產權歸屬，因此，就必須由政府來代表全體公民行使產權主體職責，對環境進行管理；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政府與企業在環境污染監督上的信息不對稱；受害居民的行為受訴訟成本和訴訟收益所得決定；政府對環境污染的監督通過同級環保部門進行貫徹，并且同級環保部門能夠完全按照政府的要求完成污染監督的職能。
1.企業與居民之間的博弈
(三)影響環境主體行為的因素
通過一般博弈分析可以看出：(1)在污染預防階段，假設成立的情況下，政府作為與居民訴訟的成本有關，訴訟成本高于潛在損失時，居民一般選擇不訴訟，地方政府的作為只能靠自律；訴訟成本低于潛在損失時，居民一般選擇訴訟，如果地方政府特別注意環境質量，它會選擇作為，如果地方政府不注意環境質量，它會選擇不作為；居民與企業的博弈主要取決于居民對環境質量的需求、建設項目帶來污染損失與經濟收入的對比。(2)在污染侵害階段，假設成立的情況下，居民是否選擇訴訟取決于訴訟成本高低、訴訟成功后的收益和訴訟是否能夠勝訴；企業對污染的治理取決于政府監督的成本和居民訴訟的成功與否及訴訟所需賠償的金額；政府監督取決于政府監督成本、污染治理的成本、居民得到補償的多少和對企業罰款的多少
三、中國農村環境關系主體間的博弈
(一)中國農村環境關系主體間博弈的特點
第一，博弈主體的地位不對等。由于地方政府擁有強大的政治資源、企業擁有強大的經濟資源，而中國農村居民由于歷史、制度的原因經濟收入微薄，政治表達路徑和能力有限[7]，因此博弈主體之間不是一種平等的博弈，這種博弈不利于處于弱勢地位的博弈主體。
第二，博弈主體之間信息的不對稱。污染企業在信息方面具有優勢；政府對污染信息的擁有次之，所以政府在監督上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農村居民對污染信息的擁有最為少。因此這種博弈是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下進行的。
第三，博弈過程中政府和企業很容易形成合作。由于目前中國的政治管理體制還存在一些弊端，使地方政府做到中立很難[8]，并且地方政府和企業會產生合作，并成為利益共同體。這樣強大的兩個集團的合作使農村居民很可能無法進入博弈局勢而被排除在外。
(二)污染預防階段居民和地方政府、企業之間的博弈
在前面分析污染預防階段的潛在受害居民與政府之間的博弈幾個假設中，第三個假設和第四個假設前提在中國農村的現實中基本上不存在。在博弈論中，信息的擁有情況決定了雙方的行為選擇戰略空間。并且由于信息不對稱，當一方參與人擁有更多信息時，這會影響到對方的行為[9]。同時由于信息的缺乏，一方很可能會選擇不利于甚至是有害于自己的戰略空間[10]。在中國農村環境污染預防階段，由于信息的嚴重不對稱，農村居民根本不可能做出合理的選擇，不能及時地維護自己的環境權利。因此在污染預防階段由于環境信息的不公開，導致農村居民被排除在污染預防之外，只能被動地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而在企業與居民的關于企業創建的博弈的分析中，首先是信息的不對稱，居民根本不知道企業的環境影響；再者是居民的意見對政府審批企業的決策影響較小；第三，在對污染損害不知情的情路況的下，農村居民強烈的擺脫貧困的愿望會使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擺脫貧困，增加收入。因此這一階段農村居民是被動的，他們只能被動地進入污染侵害階段。
(三)污染侵害階段地方政府、受害居民和企業之間的博弈
1.政府中立時的博弈局勢
第一，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由博弈變成了合作[13]，在很多落后地區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考核，不惜以污染當地的環境為代價引進污染項目，這時地方政府與企業已經不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二者已經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各取所需。當農村居民進行環境維權時，他們會聯合在一起對農村居民進行百般阻撓，使農村居民環境維權沒有任何希望。這時就不存在地方政府與污染企業的博弈問題，就直接進入到地方政府、污染企業與農村居民的博弈局勢。
四、結論與對策
通過博弈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農村環境關系失衡的本質是相關主體間的利益失衡，其主要表現是農村居民的環境維權失利，使中國農村居民在污染預防階段維權缺位、污染侵害階段維權地位微弱，因此中國農村環境污染態勢仍在加劇。
中國農村生態環境的狀況直接決定著整個中國生態環境的轉變，所以要從根本上實現中國生態環境的轉變，就必須協調農村環境關系。協調農村環境關系的關鍵就是改變這種不平等博弈的局勢，就是使農村居民在污染預防階段能夠參與建設項目的決策，在污染侵害階段能夠得到相應的賠償，形成作用于污染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壓力機制；運用綜合手段形成企業實現環境績效和經濟績效雙贏的內部動力機制[14]；以規則制度形成規范企業污染行為的外部約束機制；培育農村社會中的民間環境保護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形成監督企業和地方政府的社會制約機制；從而以綜合機制的運行形成良性的農村環境關系制衡機制。這樣才能夠實現中國農村環境關系的和諧，以此來實現中國生態環境的轉變、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中國社會的全面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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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首例城市水源地危機震動廣西。根據廣西自治區龍江河突發環境事件應急指揮部的分析，此次入河的鎘約21噸，以溶解態的形式存在，且污染水團相當集中。在龍江河拉浪電站壩首前200米處河段，鎘濃度超標最大達82倍。
然而，21噸如此龐大的污染團突然出現，是因為一兩家企業大規模排污造成，還是當地日常普遍偷排累積達到爆發點，根本原因尚未徹底查清公布，但和云南南盤江“鉻渣污染”事件之后暴露出來的問題一樣，在廣西一些河流的周邊，一些重金屬礦產的開采泛濫而無序，污水無序排放對環境安全產生嚴重影響。2008年當地就曾爆發過砷污染事件。這一切都表明，當前在資源相對富集、經濟又相對落后的中西部地區，對資源的粗放開發和對污水無序排放的現象仍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對節能減排和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認識不到位，重視不夠。在環保項目實施過程中，重末端治理，輕源頭控制，導致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
我國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型期，數十年快速發展累積的矛盾與曾經忽視的問題正紛紛凸顯，“砷毒”、“血鉛”、“鎘米”等重金屬污染引發公共事件頻發，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廣西龍江鎘污染事件，再一次為我們敲響了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的警鐘。
面對頻發的環境污染問題，我們還須思考，如何從中吸取教訓。從本質上說，這一系列污染事件背后都是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問題。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生產力布局向沿海發達地區集中，依托中西部地區礦產資源的基礎性原材料產業該怎么布局，欠發達地區開發資源，承受了環境破壞的后果，如何從資源收益中得到修復環境的補償，這些都需要從發展觀念上予以考量，從制度安排上進行設計。
切實加強源頭治理和政府監管，是控制環境污染的必要手段。將生產與生活統籌考慮，有機整合，在政策和處理技術等方面探索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是治理環境污染、落實節能減排的有效方法。國務院2011年已正式批復《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提出了“源頭預防、過程阻斷、清潔生產、末端治理”的全過程綜合防控理念，在飲用水源地和重點流域地區，更應該統籌安排，因地制宜，突出重點，分階段、分區域推進環境污染防治工作，采取政策激勵、工程治理、政府監管等手段相結合的方法，力爭取得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