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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降的形象》（1980）組詩起，格麗克開始將自傳性材料寫入她凄涼的口語抒情詩里。”《哥倫比亞美國詩歌史》中這樣寫道。反復出現的死亡主題、極少會呈現幸福樣貌的愛情、對愛與性的猶疑、諸多的恐懼??難免讓讀詩的人想對她的生活進行探究，但詩人自己其實并不愿詩作充當傳記的角色，她努力地在詩以外抹去自己的蛛絲馬跡，除了1995年出版的早期4部詩集的合訂本時寫過一個簡短的“作者說明”外，她的詩集中都只有詩。
她說：“把我的詩當成自傳來讀，我為此受到無盡的煩擾。我利用我的生活給予我的素材，但讓我感興趣的并不是它們發生在我身上，讓我感興趣的是，它們似乎是??范式。”后期的創作中，格麗克開始更多地將個人體驗、個人生活寫作成一種“范式”，生活的碎片在詩作中逐漸抽象化，一直到《草場》《新生》《七個時期》和《阿弗爾諾》都是如此。
她找到了自己的書寫方式，用希臘羅馬神話、《圣經》作為創作的基本面。比如詩集《野鳶尾》就幾乎完全是一個園丁與神的對話，是可以被看作以《圣經?創世記》為基礎的組詩。“《草場》展露的是她的婚姻破裂，但也展露了珀涅羅珀和奧德修斯之間的類似問題，似乎將神話的莊嚴借給了瑣碎的怨恨和床上的冷腳。
《新生》使用神話只是來嘲弄詩人的這種想法：書寫她在婚姻幻滅之后走上一條通向更好生活的道路。”美國《新共和》雜志的文學編輯亞當?普朗克特這樣說道。“格麗克是一位現代詩人，她借用《圣經》里的相關素材，而非演繹、傳達《圣經》。她在詩歌創作中對希臘神話的偏愛和借重，也與此類似。”
柳向陽強調說，“她這些詩作經常加入現代社會元素，或是將人物變形為現代社會的普通男女，將神話世界和現代社會融合在一起。”以題為《塞壬》的詩為例，詩人寫道：“當我墜入愛，我就犯了罪。/以前我是個女招待。/我不想和你一起去芝加哥。/我想和你結婚，我想/讓你的妻子受折磨。”再比如，在《傳奇》一詩中，將“我父親的父親/從迪路瓦來到紐約”形容成“他像是約瑟在埃及”。
借用《圣經》和神話元素構建詩篇其實并不少見，格麗克和其他詩人的區別在哪兒？柳向陽說，是詩集的結構。從《阿勒山》開始，她將每一本詩集看作一個整體，結構于所采用的素材之上，選用哪些詩以及每首詩在詩集中的位置都有自己的用意，這大概也是格麗克堅持不出詩選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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