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7 11: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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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當前農業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存在著非常嚴重的結構性矛盾，農業的生產經濟方式是其中的核心，關鍵是農村土地承包的經營問題。對農村土地進行承包，一方面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的確衍生了一些相關的矛盾：①人與地之間的利益矛盾②農業水利建設矛盾③現代農業與分散經營之間的矛盾。
（一）人與地之間的利益矛盾
自上世紀開始，我國農村開始實施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制度采取的是“人人有份”的承包方式。為了保障每個人都均等的占有土地資源，都是按照家庭的人口數量來平均的分配土地。國家將土地賦予了長期的使用權，并且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以維護農民對于土地的長期使用權，保障農民在土地承包上擁有的合法權益。按照法律規定，耕地的承包年限為30年，草地的承包年限為30-50年，林地的承包年限為30-70年。并且特殊林地的承包年限，經過林業行政管理部門的批準之后，還可以適當的延長期限。土地承包制度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遇到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承包土地的數量不便，但是人口數量在增加，這之間就形成了人與地的利益矛盾，導致了家庭人口數量以及承包土地數量之間的背離。當前農村存在著兩種家庭，一種是人數較多，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對較少。另一種是人數較少，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對較多。人口數量與土地數量之間的背離衍生出了人與地之間的利益矛盾。一種家庭主張人多地多、人少地少的訴求主張，另一種家庭則主張土地承包權利不能變動，要按照之前約定的年限來執行。兩類家庭之間的分歧，導致了當前農村土地承包后續工作的瓶頸，導致了許多農民的土地采取荒廢擱置，或者無償將土地轉交給他人耕種的現象。這是當前在農村經濟發展當中最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人地利益矛盾。
（二）水利建設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在水利建設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我國農業水利建設一直較為薄弱，并且問題較為突出：
1、原有的一些水利設施，包括渠道、管道等無人管理維護，年久失修，各種水利設施的損毀較為嚴重。
2、農田、河道等無人維修。
3、農田的水利建設缺乏有效的統籌規劃。這些問題與地圖承包是分不開的。一方面，農田水利建設要占用一定的土地，但是在土地承包時，并沒有預留專門的水利建設用地，水利建設所需要的土地都在農戶自己的手中，沒有集體土地可以補償水利建設中所需要占用的個人土地。另一方面，各村委會無法籌集到足夠的維修水利工程的資金，大中型的水利設施一直處于無人維護的狀態當中。
（三）現代農業與分散經營之間的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責任制在進行土地承包時，為了實現利益均等，將土地劃分成為了優、中、差三個檔次，并且按照人口數量進行平均分配，絕大部分農戶的田地都是分散的，不集中的。從勞動力使用的方面來件，土地的分散增加了勞動力的投入，增加了農業負擔。同時由于農村勞動力向外流動趨困難，在外出打工之后，最終還是要回到農村，富余勞動力排斥大規模機器的使用，生產效率一直得不到有效提高。同時在農業機械化生產的角度來看，分割開的土地由于細小不夠規模，無法使用農業機械，種種因素導致了我國農業經濟當前機械化的使用率尚不足50%。分散的土地經營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限制了農業的規模經濟，不利于發揮現代化農業機械化、集約化生產的模式推廣，這也是農業經濟發展當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之一。
二、如何有效化解農業經濟發展當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一）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在當前的環境下，應當實現農村土地承包權的流轉。要保證現有土地關系不發生變化的同時，實現土地經營權的轉移和流動，實現農村土地關系的穩定，這也是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首先，穩定土地承包關系是廣大農民的心愿，農民愿意土地長期穩定下來。土地的穩定是農村穩定、農業穩定最根本的保障，土地穩定了，農村其他的事情都好解決。土地長期穩定，農民心里才踏實。當前農村上訪的主要問題還是聚焦在土地問題。調查結果表明，一般土地承包關系較為明確，無土地糾紛的農村，基本上無人上訪。農民的上訪，大都是因為土地問題，要保障農村現有的土地承包關系的長期穩定。
（二）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確認
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是保證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對土地經營權進行轉讓。首先，土地家庭承包的剛性不變，只是經營權發生流轉和變動，這樣既能穩定土地關系，又在根本上調整了經營關系，適應了農村人口變動的需求。關于土地的承租方依法繳納土地流轉租金，而出租房則因為土地流轉而享有租金。從根本上解決了當前農村土地人與地之間的利益矛盾。其次，農田水利建設一直是制約農業發展的瓶頸所在，農田水利建設是需要統籌規劃的大工程，而各家農戶較為分散，規模小，難以對水利工程進行統籌。土地經營權進行流轉之后，才能形成規模經濟，批量實現農業生產資源的有效配置，從宏觀上實現對農田水利的建設規劃及實施。拓寬水利建設融資渠道，從根本上扭轉水利建設的滯后現象。
（三）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必須要公開、公正、依法、有償、自愿
土地經營權流轉必須要堅持公開、公正、依法、有償、自愿的原則。在流轉的過程當中，首先要尊重農民的意愿，土地流轉的是農民的承包地，農民是土地的主人，所以要尊重主人的意愿。土地流轉作為一種市場性的行為，發展要經歷一個從自發到自覺再到有序監管的這么一個過程。土地的流轉必須要公開公正，不能強迫農民進行，并且價格要根據市場行情來確定，雙方協商，不能由單獨的某一方決定。流轉的過程一定要依法進行，不能因為流轉而改變了土地的性質。農民在通過土地流轉獲得收益之后，可以自主合理的支配收益。流轉之后可以不再直接性的經營土地，而是獲得租金。而自己就可以從農業生產當中解放出來，轉移到其他行業當中。
（四）實現規模經濟
土地經營權的流轉，能夠有利于農戶之間的合作，培訓新型農業組織，發展集體經濟。其打破了傳統的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經營模式，豐富了土地承包的經營關系和內容，提高了農村土地社會化的程度，為了新的生產關系的形成創造了物質條件。實現土地經營權流轉之后，就需要農村實現規模生產，集中投入勞動力的同時，也要加強對農業機械的使用程度，提高農業生產的根本效率。
三、總結
關鍵詞：就業技能結構，技能度量，國民經濟各行業
就業技能是就業人員參與社會生產活動所具備的能力，就業技能結構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在就業人員中的分布比例。根據技能對勞動力分類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將勞動力分為“thecunninghand”(熟練的手工勞動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腦力勞動者)。在當前的中國，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技術改變而產生大量結構性失業。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發現職場上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廣大雇主卻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來越難。要解決這個問題，前提是要分析各行業目前的就業技能結構和發展趨勢，為勞動者指明職業技能發展的方向。
就業技能的分類與度量方法
就業技能與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訓多少、工作時間長短、職業性質和特點等相關，可從經濟角度和社會角度來衡量。一些文獻對技能劃為四種：學術能力或者叫認知能力；一般能力；學習和運用技術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兩種是從經濟角度考察，后兩種是從社會角度考察。從經濟角度測量技能具體依據有如下四種：證書、資格證等；工作經驗；職業類型；教育程度。我國主要從經濟角度考察勞動者技能。
國民經濟各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分析
(一)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存在的有關問題
我國在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主要面臨以下問題：首先，我國各資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關部門的統計報表、行政紀錄和抽樣調查，沒采用過問卷調查方式。其次，統計資料存在時間斷層。比如《中國統計年鑒》上，“分地區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年末人數”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數據；按“行業、性別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在2002年后才出現。這反映了我國在面臨結構性失業問題的時候，卻未對就業人員技能及就業技能結構引起足夠重視。此外，統計指標在不斷調整過程中也存在斷層。例如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于1984實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兩次修訂，2002版和1994版在門類和大類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將1994版和2002版的相關行業進行歸并分析，會造成較大的誤差。如果要做就業技能結構時間序列上的數據比較，只能以2002年作為分界線。
(二)就業技能結構度量指標的確立
相對而言，我國關于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的統計較為全面。因此，本文將受教育程度構成作為度量就業技能結構的第一個指標。此外，統計較完整的還有專業技術人員數，它主要根據職稱來對專業技術人員進行認定，而職稱基本反映了就業人員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將專業技術人員即技能型勞動力的比率作為第二個度量指標。兩個指標中，第一個指標更細致，但二個指標考慮了就業人員在工作中積累的技能，更有實際意義。
(三)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結構狀況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業技能結構。迄今為止，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按行業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欄中僅有2002-2005年數據(見《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3年版53-55頁，2004年版58-60頁，2005年版66-68頁)，其就業技能結構特點如下：
各行業中各個學歷層次的就業人員比例分布趨勢都比較平穩，沒有突變情況出現。
在采礦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就業人員比率呈上升趨勢，說明這些行業能對體力勞動者產生了很好的吸納效果?，F實也如此：大量未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村勞動力，都勞動在搬運、施工、運輸等門檻很低的行業。
除房地產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這些行業外，其余行業勞動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說是以低技能為主。
農林牧漁業屬于傳統產業，但2002-2004年的數據表明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就業人員和小學程度就業人員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專學歷人員逐年上升。這是一個可喜的趨勢，表明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運用和生物技術的推廣對勞動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中初中學歷的逐年上升。這表明我國生產業從業人員的就業技能結構未滿足產業發展要求。特別是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大專、大學本科學歷就業人員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學生是最具活力和創新精神的群體，這讓人非常擔心行業的創新能力和今后發展潛力。
在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中，初中學歷從業人員逐年上升，其所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年均增長率竟達2.4%；大專以上學歷人員所占比例逐年減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認為從事文化產業的人應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但現實并非如此，所以這個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還有待改善，應當加大引進高學歷人員。
在制造業，初中學歷人員逐年提高，高中學歷人員逐年下降，大專和本科學歷人員逐年上升。當前中國的制造業需要大批具有熟練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類技師是社會急待解決的問題。相對初中生，高中生在學習和運用技術方面都有先天的優勢。而制造業中吸納了越來越多的非熟練工人，這也印證了一個無奈的現實：企業普遍難招熟練技工。這對發展我國現代制造業是相當不利的，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中大專以上學歷層次人員逐年穩步上升。這和行業本身特性有關，進入此行業意味著穩定的職業生涯、較高的社會地位和體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許多高學歷者都將公務員、教師作為首選職業，同時也印證了近年公務員報考熱潮的高漲。
2.以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分析就業技能結構。依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除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專有專業技術人員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業技能結構在逐年提高。特別是地質勘查業、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基本年均增長1%以上。
而從2002年以后的數據來分析，部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增加緩慢，甚至有下降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可能是行業調整后，大行業中的細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變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房地產管理業、房地產與經紀業等細分行業。而2002年后，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等細分行業。一般情況，物業管理比房地產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比房地產與經紀業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現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數據。在社會服務業(1994版)和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2002版)也有這種情況出現。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業分類，教育、文化、廣播、電影電視藝術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逐年下降。這是因為按照1994年的標準，細分行業教育業的就業人員占到該行業就業人員的90%以上，導致了整個大行業呈現上升趨勢，而在2002年教育行業成為一個單獨國民經濟行業，從文化行業中分離出去了。
(四)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結構的比較
按照受教程度和專業技術人員比率來分別度量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發展的趨勢，一部分行業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業、教育行業、農林牧漁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住宿和餐飲業(2002版)、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1994版)，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2002版)、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2002版)。也就是說，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員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與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如果想改善這些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可以從調整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標度量出現不同結果的現象。如據1994版和2002版的分類，采掘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逐年上升。這表明，根據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指標這類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標，將大專以上學歷人員作為高技能人員，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提高的趨勢。為什么兩個指標度量的就業技能結構有不同呢？很大一個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標構成主要從顯性知識角度度量就業技能，而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指標是從隱性知識角度來度量。隱性知識是在工作中積累的，以工作經驗、工作訣竅等形式呈現的知識。這些行業中顯性知識水平不高的就業人員可以通過長期工作積累，儲備較高的隱性知識，獲得相關專業技能認證。兩個指標度量的結果基本相反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服務業。
改善我國就業技能結構的對策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業如制造業存在就業技能結構與行業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這不但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易產生結構性失業，影響社會穩定。為此，筆者結合國情提出以下建議：
國民要樹立科學的技能觀。目前我國技能人才隊伍存在年齡偏高，技師、高級技師面臨斷檔的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社會上重普教輕職教、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的傾向很嚴重，技工實際地位在不斷下降，這些都嚴重影響著技能人才的培養。企業用人應不拘一格，充分尊重技工、重視技能。
鑒于我國現在的基本國情和經濟結構組成，要想優化產業結構，發展低碳經濟，必須做以下幾個方面的調整：
(一)調整產業結構，依靠升級構建節能
降耗型產業體系高能耗主要是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加快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的有效途徑。一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提高第三產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在政策上扶持第三產業的發展，充分發揮服務業對資金的引導作用，改變體制、方便機制、加大投入，全力發展諸如法律、金融、信息等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突出勞動密集型服務行業的發展，改變服務業長期滯后發展的現狀。二是，從內部調整第二產業的行業結構，合理調配產品結構，使之向著低能耗的方向發展。工業部統籌協調，對產品結構以及行業結構進行有益化調整，優先發展低能耗的高新技術產業，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在工業中的占有量。鼓勵傳統工業技術革新，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改造和提升傳統工業工藝，優化產能結構，實現產品升級，降低傳統工業的能耗量和排放量。三是，政策干預，嚴格把關，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過快過量增長。要想推進經濟結構的改革，必須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企業的規模及發展，對“三高”行業必須嚴格按照國家設立的各項標準嚴格把關，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問責機制。借助出口退稅、關稅、出口額分配等手段控制“三高”行業產品的出口。
(二)大力培育新興低碳產業
低碳產業泛指能耗低、排放少、污染小的產業，包括新型能源、節能產品、環保設備、回收資源、工業節能減排等等。這些行業都是朝陽產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只有不斷的開發低排放的新能源，不斷創新發展低能耗的新型產業，不斷技術革新升級生產體系，才能從傳統的產業模式逐漸向低碳經濟轉型。因此，應大力培育低碳產業，從政府角度，應給予對應的稅收、政策等優惠；從金融機構角度，應豐富融資產品，為低碳產業提供足夠的金融支持；從低碳產業自身角度，應充分利用良好的金融環境和政策環境，加快自主研發和創新，提升低碳產業的核心競爭力。發展新興低碳產業是中國產業轉型的目標也是占據未來產業鏈頂端的必經之路。
(三)提高能源效率，有效調整能源結構
我國現階段還處于經濟發展之中，高污染，搞排放的重工業在工業結構中占據主體地位。然而，實現綠色可循環的低碳經濟是當前國際形勢對我國工業化發展提出的要求，既然不能一蹴而就，就只有通過技術革新，加大現有工業體系中能源的利用率，盡可能的降低現有重工業的能耗水平減少排放，逐步發展新型經濟形式。能源結構的調整，既可以通過經濟結構轉型，也可以通過革新產業鏈實現。一方面，可以縮減由石化、鋼鐵、建材等高能耗行業衍生出來的產業鏈，降低這些衍生產業的能耗和排放；另一方面，逐步減少重工業等高能耗高污染產業在國民生產中的份額，推動產業和產品的結構調整，向著利潤曲線的兩端拓展延伸：向前可以從生態設計著手，科技減排，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向后可以提升品牌競爭力，完善銷售體系，不斷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最終推動產業結構向著低碳化的方向靠攏。
二、總結
經濟增長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經濟學界如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劍橋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都對經濟增長的內涵及內生機制進行了系統的分析，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持續增長，也即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長［3］。林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其經濟增長與其它產業相比，表現為一定的獨特性。因此，林業經濟增長是指組成林業產業的全部企業的發展與森林資源的增長，即林業行業產品和勞務數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實際產出的增加，可用林業總產出或林業總產值來衡量［4］。但是在現階段研究中對于林業總產值的界定，社會普遍承認森林資源的生態效益，但由于目前森林資源的生態效益難以計量，故不計入林業總產值之中［5］。趙鐵珍等進一步又把中國的林業總產值分為營林產值和木材采運產值兩部分，森林的種植和培育等的產值計入農業總產值，而森林采伐、運輸則計入工業總產值。這種劃分對于今后的林業經濟增長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具體的參考方向［5］。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林業經濟增長對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保障生態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6］。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制度績效評價中的核心內容［7］，自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以來，不少研究者從林業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評價產權改革的制度績效。同時，林業經濟增長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就業增收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8－9］。
2林業經濟增長問題研究回顧與分析
2.1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
經濟增長因素分析中首先就是經濟增長因素的分析，丹尼森把經濟增長因素分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生產要素投入量是勞動、資本和土地投入的結果;要素生產率主要取決于資源配置狀況、規模經濟和知識進展［10］?？偨Y近期的研究文獻，眾多學者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的研究分兩個層面，一是單獨研究某一因素影響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二是綜合考慮多個因素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
2.1.1林業經濟增長的單因素影響分析
單個生產要素對林業經濟增長影響，主要投資、科技投入、勞動力、森林資源、林產品進口貿易等因素。林業投資可以推動林業經濟增長［11］，其中科技投入與林業經濟增長間存在協整關系，且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還證實了兩變量間的雙向互動關系;林業經濟增長短期變動受財政科技投入短期變動的影響不明顯，而短期內財政科技投入變動受林業經濟增長短期變動的影響則較大，長期來看，財政科技投入與林業經濟增長相互間有顯著促進作用［12］。勞動力數量、勞動者素質、勞動者勞動行為、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等都是影響林業經濟增長方式［13］。另外，國內林產品進口貿易與林業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林產品進口對林業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林產品進口與林業經濟增長之間僅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林產品進口是林業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則不成立，主要源于從長期來看，國內短缺的生產要素通過進口能夠提高全要素的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如中國原木、鋸材等初級林產品的大量進口，不僅沒有對國內生產形成替代，反而釋放了國內的產能，有效地刺激了林業經濟規模的擴張，有利于林業實現良性經濟增長［14］。
2.1.2林業經濟增長的多因素影響分析
經濟增長主要為多個因素貢獻的結果。經濟增長理論研究認為，生產要素主要由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構成，三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配置方式影響經濟增長水平和質量。林業經濟增長也不例外，資本、勞動力投入和技術在林業經濟增長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營林生產以培育森林資源為主，受林木生長緩慢、林地數量有限等因素的限制，營林產值很難快速提高，因此，勞動力要素的投入比資金要素的投入對于營林生產的貢獻率更大［15］，資金投入應以國家投資為支撐力量，主要因為林業投入要素中相當部分的生態資產化，發揮了公益作用，從而降低了林業產出［16］。除上述資本、勞動力、技術的生產要素投入影響之外，經濟增長還會受制度、市場、政策的影響。高嵐、張自強系統地研究了產權管制和要素投入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利用1996～2007年間廣東省林業相關數據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驗證了林業產權管制的放松對于林業產出具有重要貢獻的假設，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影響，林業產權管制的放松對于林業產出的貢獻有限，提出現階段中國仍需不斷完善林業產權制度，同時需要考慮到各地區的森林資源特征與農戶經營行為的差異。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制度和政策變量難以量化”保守結論［17］。李微等針對國有林區比較多的伊春地區，從公共理論角度出發，將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概括為4個方面:供給因素(資源、勞動力、資本、科學技術)，需求因素(消費需求、投資需求)，產業結構因素，政策及制度因素，亦認為產業結構、森林資源，消費需求，資本和勞動力對伊春林區林業經濟增長有重要影響，并認為科學技術及第三產業并沒有對林業經濟的增長起到主導作用［18］。而李平、張俊飚持不同觀點，認為科技投入為林業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12］。從不同角度的研究結果來看，學者的觀點均認為經濟增長是各種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個單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排除在某個地區的某個因素起主導作用。結合中國林業經濟增長的模式，要從系統論的角度出發，中國林業經濟發展是以政府為主導，決定了林業制度變遷作為林業經濟的重要制度因素，輔助生產要素(資金、人才、技術)進行動態優化配置，協調好四者之間的動態關系，產生一種合理的林業產業結構，從而為林業經濟的發展形成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整合模式［19］。
2.2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及其轉變分析
2.2.1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方向及其轉變方向
從經濟增長方式的一般涵義出發，以要素數量提高為主所獲得的經濟增長定義為粗放型的增長，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為主所獲得的經濟增長定義為集約型的增長。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仍屬粗放型，其基本特征為:一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擴大投資規模和增加新建項目，二是林業經濟增長靠多占用資源和高消耗來實現，三是產出變化與質量、效益變化不盡協調［20］。在中國目前林業資源緊缺、林業資源質量日益下降的條件下，這種粗放型的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將遭遇“極限”，當增長趨于“極限”或人們意識到這種“極限”的存在時，要使經濟增長突破這種“極限”，就必然要改變這種增長的方式，轉而著眼于提高要素生產率來獲得有效增長。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過去的主要依靠增加大量的要素投入，轉變到主要依靠提高現有生產要素的質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循序漸近的［21］。在20世紀九十年代，學者廖雅萍主張不能將全部的林業資源都要集約化經營管理和發展，他針對當時的林業資源現狀以及經營管理現狀，認為林業應該分類經營，即以生態效益最大化的森林應該按社會公益事業進行經營，實行事業化管理，由政府和社會負責建設，而以經濟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森林則應該實行企業化管理，面對市場，參與競爭，進而在經營措施、運行機制以及補償機制等各個方面對生態公益林和商品林施以不同管理方式［22］。后來，張孟德和孫秀娟均從循環經濟角度出發，認為林業是與自然生態環境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林業在化解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二者之間的矛盾上起到的調節中樞的作用，在林業產業建立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至關重要且理所當然的。在林業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應該以經濟利益為紐帶，使循環經濟具體模式中，各種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林業乃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觀點實質與林業經濟增長集約化轉變方式的觀點一致［23－24］。
2.2.2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制約因素分析
雖然，目前的林業資源現狀、林業發展現狀、當前面臨日益惡化的生態現狀、激烈的林業市場競爭等各種制約因素的影響，迫切需要中國的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這不是一個自發就能自動完成的過程，需要政府、企業以及農戶等各個社會主體的支持和參與。劉勇、馬平從客觀和主觀兩方面分析了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瓶頸”制約因素:主觀上，中國市場經濟觀念不強，一定程度上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改革和科技的觀念也不強，林業尤其突出?？陀^方面因素主要有:一是當前中國林業企業自我發展機制不健全，雖然在積極穩步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但進程緩慢，產權制度仍然不夠明晰;二是林業產業的資金投入嚴重不足且投資結構不合理，林業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還不到1%，資金投入重“森工”輕“營林”，必定造成森林資源的不斷減少;三是政府宏觀調控不利，主要表現在林業企業的發展規模、分布區域和宏觀生產力布局、環境保護以及科技興企等之間的不合理［20］?？傊?，迫于當前林業經濟發展面臨的任務、形勢和客觀規律迫切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并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條件已初步形成并正在趨向成熟，主要表現在林業初步形成了綜合性的產業體系，科技成果在林業產業中的轉化效率越來越高，林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因此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仍然是現實的、可能的［25］。
2.2.3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動力機制
在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領域中，勞動力要素、科技創新、資金投入等均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動力因素。首先，資本的密集程度對林業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深遠的影響，要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就必須加大資金的投入，強化和改進林業企業物質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礎條件，為林業技術進步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載體和制度保證。因此，資金投入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實現轉變的第一啟動力。再次，林業科技創新對于林業的貢獻有巨大的潛力，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第一推動力。但是，當前的中國林業科技與經濟脫節嚴重，形成“兩張皮”的狀況，科技成果轉化無法到位，林業科技含量低下。最后，勞動力要素包括勞動力數量、勞動者素質、勞動者勞動行為、勞動力資源配置方式等都幾個方面成為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先決條件，要轉變中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提高勞動者素質、規范勞動者勞動行為、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26］。魏遠竹從林業企業角度出發，認為林業企業是林業經濟的細胞組織，是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體，而企業規模是否經濟，又是能否實現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對林業企業來說，除了應注重科技和體制的雙重創新及提高勞動者素質之外，還必須加快結構調整步伐，迅速形成有效率的規模經濟效益，有效地提高要素生產率，推進林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27］。
2.3調整林業產業結構促進林業經濟增長
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產業結構變動成為一國或一部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國內學者幾乎一致認為產業結構變動有助于經濟增長［28］。合理的林業產業結構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基礎，也是林業投入要素在合理的林業制度指導下相互作用的結果，因為林業經濟增長必須以一定量的生產要素投入為基礎，而其要素投入的產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林業產業結構狀況［19］。據目前情況來看，中國大部分省區的林業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對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林業產業結構調整對林業經濟增長的正向拉動作用仍不明顯。因此，加快林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改變目前中國粗放型林業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從現有文獻來看，多數研究以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產業結構的變動對總體經濟增長的影響，而以某一部門內部的產業結構變動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對此部門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則不多見，在為數不多的文獻中，對林業產業結構變動的研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基于多部門經濟模型的研究。雖然林業產業結構因素在林業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認可，但由于林業產業是一個由自然—經濟—社會組成的復雜系統，這就決定了各地區的林業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區位條件、林業產業政策等條件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各個地區林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重點也不盡相同［29］。因此，選擇個別典型省份或區域的林業發展做深入探討更具有現實意義。黃烈亞、翟印禮等選取全國26個省、市、區為研究樣本，利用多部門經濟模型和各地區1997～2006年10年相關統計數據，就各地區林業經濟系統產業結構變動對區域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及其空間差異進行分析，結論表明林業產業結構的變動對林業經濟具有正向的拉動作用，但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空間差異，其M值(林業產業結構變動對林業經濟增長的貢獻)與林業經濟增長負相關。而產業結構調整對林業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處于次要地位［30］。
肖澤軍、鉉珺瑋概括湖北的林業總產值主要來源于營林、林產品和竹木采伐三部分，通過對營林、林產品、竹木采伐和林業總產值四個變量的相關分析發現，林業總產值與林產品產值變動具有高度相關性，但林產品產值增加值對林業產值增加的貢獻卻并不是最大;竹木采伐產值增加值對林業總產值增加的貢獻最大，但與林業總產值相關性卻不高，這主要源于林業內部產業結構不太合理［31］。肖敏靜和趙璟選取江西省數據為樣本，研究江西省林業三大產業對江西林業經濟的貢獻率，三次產業的依次貢獻率為49.8%、37%、11.8%，表明目前林業第一產業的發展對江西經濟的增長是有比較大的貢獻的，這也與江西省的省情是相符的。目前江西省林業經濟的發展還主要是以營林業等基礎林業為主，林產工業及林業服務業相對還比較薄弱，林產品的加工及林產品附加值的延伸相比之下還不夠發達。與此同時，林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對江西經濟的發展將會有巨大的潛力和作用［32］。在對比發達國家的林業產業結構中，中國的林業三次產業比例為70:26:4，而林業發達國家的林業工業產值多數達到林業總產值的70%以上，有的已占到了90%以上，由此可見，中國林業的第二產業比重嚴重低下，沒有發揮好林業經濟增長主體的角色，并且在當前林業二次產業內部，仍然是以初級產業為主，即以消耗森林資源的木竹采運業為主，資源的綜合利用為輔，屬于低級的資源推動型經濟增長。因此，在改變粗放型林業增長方式的發展環境下，林業除了在林業三次產業結構上需要優化升級，在林業第二產業的內部也需要調整，重點是培育林產加工業這一林業主導產業［27］。綜合以上的觀點可以發現，從全國角度和省域實證研究均表明，林業產業結構變動都是需要提升第二三次產業的結構比重，重點是林產品加工業，并將之培養成林業主導產業［27］。總之，經濟增長依賴于資源要素的大量投入與有效配置為基礎，林業產業結構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林業經濟增長，進而影響林業要素預期投入產出效益。均衡的產業結構，適應于技術的發展，并且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最高的，反之則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緩慢和不穩定，該理論同樣適于林業產業。因此，新時期林業的重點任務除了一味的追求經濟增長外，還應該注重林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林業資源的高效配置，全面推進集約化發展。
3評述與展望
1、以產糧大縣建設為基礎，重點突出種植業的生產管理
以抓好種植業生產管理為根本，積極實現產糧大縣工作目標，確保糧食增產。作為全省40個產糧大縣之一，積極實施省優質稻產業工程項目，努力建設產糧大縣，在那務、合江和中垌各建立5000畝優質稻示范區，對示范區進行低產田改造和配套技術推廣，對優質稻米進行加工等。以2009年的數據為例：糧食作物播種面積95.89萬畝，其中水稻播種面積79.09畝，平均畝產350.88公斤，總產27.75萬噸；玉米播種面積5.81萬畝，平均畝產330公斤，總產1.91萬噸；薯類播種面積10.3萬畝，平均畝產419公斤，總產4.32萬噸；花生播種面積13.59萬畝，平均畝產181.3公斤，總產2.46萬噸；糖蔗播種面積5.87萬畝，平均畝產4951公斤，總產29.06萬噸；蔬菜種植面積29.77萬畝，蠶桑面積8.62萬畝。
2、以發展特色效益農業動力，爭創地方農業特色品牌
為推進農業大市向農業強市的邁進，提高了農產品品質，培育了品牌，實現效益農業和特色農產品的可持續發展，增加了農民收入。充分發揮本地氣候、資源、區域、技術等優勢，調整優化農業結構，積極發展本地特色效益農業，增加農民收入。農業發展的目標是建設90萬畝水果基地基地、40萬畝優質商品糧基地、8萬畝蠶?；亍?萬畝糖蔗基地、8萬畝香蕉基地、3萬畝化橘紅基地、38萬畝速生豐產林基地、10萬畝羅非魚基地、132萬頭生豬基地等。其中，是全國最大的化橘紅生產基地，是全省最大的蠶桑生產基地，楊梅鎮連續13年被評為“茂名市淡水養殖第一鎮”。獲無公害認證的農產品5個、無公害基地6個；水產養殖方面，獲無公害認定企業4家，無公害水產面積1160多畝。長發糧果蔬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綠士牌”香蕉通過國家A級綠色食品認證，在第七屆中國農交會上獲得“金獎”稱號。中垌紅楊桃和無核黃皮榮獲中國農業博覽會名牌產品稱號。10萬畝外運菜、8萬畝蠶桑、8萬畝糖蔗、8萬畝香蕉、8萬畝玉米、3.5萬畝橘紅等種植業基地漸成規模，還有紅楊桃、無核黃皮、笪橋黃瓜、文樓淮山薯、麗崗番薯等。注重加強培育發展糖蔗、蠶桑、香蕉等本地特色優勢產品，尤其抓好化橘紅的種植推廣，積極協助做好橘紅深加工項目建設，爭創化橘紅名牌產品，做大做強化橘紅產業。
3、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為目標，推動農業企業發展
為建設特色農業基地，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依托農業資源優勢，抓好農產品加工業。加大對農業龍頭企業扶持力度，積極配合綠色生命有限公司申報廣東省重點農業龍頭企業。通過招商引資，正在引進和建設的大型農產品加工企業有省絲綢集團化州新絲廠、國聯水產集團羅非魚切片廠、群康羅非魚切片廠等。目前，全市共有茂名市級農業龍頭企業4家，分別是耀明糖業有限公司（同是省重點農業龍頭企業）、廣東化州中藥廠制藥有限公司、光輝養殖場、茂名市富麗胡椒生產基地。據統計，2009年，4家農業龍頭企業銷售收入3.68億元，帶動農戶13500戶，戶均增收3300元。同時，大力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目前已登記注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18家，成員4000多人，行業遍及香蕉、橘紅、養豬等。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農業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農業農村經濟雖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但還存在不少問題：
1、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仍然是當前農業農村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家一戶承包經營的局限性逐漸顯露，表現在一家一戶承包經營，勢單力薄，難以抵御市場風險，更難以適應市場的千變萬化。只能年復一年地維持簡單的再生產，自給自足地耕作，年景好時，略有收入，年景差時，失收減收，根本無法作為完整的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一家一戶承包經營的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不解決，要穩步增加農民收入只能是一句空話。
2、農業加工企業規模小，精深加工企業少，農產品流通信息服務滯后
農產品的加工企業1800多家，大部分是家庭式粗加工，這一部分企業共786家，占41%左右；深加工企業很少，只有67家，約占3.6%；加工業的龍頭企業更少，只有10家。從農產品加工企業看，每個企業平均年產值60萬元，規模過小。同時，加工的機械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低，造成農產品加工質量低，市場銷售一般，經營效益不高。多年來，一些農產品的生產大起大落，陷入“多了少，少了多”的怪圈，主要是信息供求水平差，缺乏信息指導，盲目地“跟著感覺走”。目前，大部分農產品加工經營者的信息來源只能靠與客戶交往和新聞媒介，所得信息零碎、分散，不能全面、系統地獲取，加上資金短缺問題，從而制約了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
3、品牌產品競爭力弱，未形成品牌優勢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農產品的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而目前的農業生產大部分還停留在“看天吃飯”，較原始的耕作手段和落后的管理方式不可能生產出優質高效的農產品，同時，小規模經營已跟不上產業化經營步伐。雖然提出發展名牌，形成行業產品的優勢策略，但到目前止沒有一個過得硬的行業產品，沒有一個能影響國內的品牌。在近期上馬的項目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加工項目和高污染項目，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難以立足，更難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的農業結構、品種質量與市場需求的多樣化、優質化不相適應，農產品賣難問題難以解決。主要原因是隨著人民生活的改善，社會市場需求變化節奏加快，而農產品生產周期長，結構調整難以適應。其次是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農產品賣難，賣好價錢更難。雖然有的農產品屬季節性、結構性剩余，但由于總體上農產品比較充裕，農產品價格在短時間內難以上揚。另外，農產品加工率低，附加值低。全市農產品除少部分自給外，大部分直接上市或經粗加工上市，加工率只有18%左右，相比發達縣（市）差了一大截。另外，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夠健全，農民組織化程度仍然較低，增收困難、大量富余農業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已成為農業現代化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障礙。加上地方財政困難，財政截流是影響農業投入、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投入不足等，都嚴重影響了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農業產業調整的措施和策略
新時期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合理利用農業資源，更好的服務“三農”，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構建和諧社會，提高綜合國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作用。作為全省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其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合理與否對廣東省的農業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以工業化思維謀劃農業發展，建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
一是轉變觀念，統一思想。轉變以農業思維抓農業的傳統觀念，樹立以工業化思維辦農業的思想。轉變以農言農、就“三農”論“三農”、就“三農”抓“三農”的觀念，樹立城鄉統籌，“三化”聯動的思想，變城鄉分割、二元結構為城鄉統籌，變“三化”割裂、各自為政為“三化”聯動、互相促進。以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統籌、帶動解決“三農”問題。二是調整和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高規模經營水平。地處南亞熱帶氣候優勢，水果、豐產林、羅非魚、糖蔗等農業產業有發展優勢。目前的農業農村經濟正處于從求產量、求數量向提高質量、效益的重大較變時期，農業的結構調整不能只停留在調減糧食、處理糧經關系上，而是要繼續采取強有效的措施推進農業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利用氣候、資源、區域、技術等優勢，把優勢資源與市場需求緊密結合起來，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全市確立了水果、糖蔗、豐產林和羅非魚等農業支柱產業，并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規劃，積極爭取上級立項，投入資金，切實抓好優質商品糧基地、北運菜、速生豐產林、玉米、羅非魚、蠶桑、糖蔗、香蕉、橘紅、紅楊桃、笪橋黃瓜、文樓淮山薯等農業基地建設，提高了農產品品質，培育了品牌，實現效益農業和特色農產品的可持續發展，通過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建設，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三是加強農業標準化建設，提高農產品質量。加大名牌產品的宣傳和引導，努力提高農產品質量。一是大力推進農業標準化建設；二是大力發展無公害農產品和綠色食品。依托農業龍頭企業，搞好“一鄉一品”建設，積極申報無公害農產品和綠色食品認證，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三是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檢測工作，從源頭打擊到市場監管，切實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
2、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抓好農業龍頭企業，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步伐
農作物的最終附加值不是體現在它的種植上面，也不是體現在它的生產管理上面，而是體現在它最終被消費者所能消費的程度上。農作物的經濟價值的體現，在于農作物與農產品加工業的有效結合。所以要加快構建區域化種植、標準化生產、產業化經營，逐步地做到“產、供、銷”一體化經營，增加農作物的市場競爭力和高附加值，提升質量水平，降低進入市場的壁壘，增加農民的收入。全市現有市級以上農業龍頭企業有6家，分別是耀明糖業有限公司（同是省級農業龍頭企業）、綠生園集團、化州食品企業集團公司、化州中藥廠、茂名富麗胡椒生產基地、化州鐵路專線服務有限公司、光輝養殖場。在這些企業的基礎上，要大力發展和鼓勵農產品深加工企業，為農產品加工企業提供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要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引進高新技術和高新農產品加工設備，積極研究開發農產品的加工技術，廣泛開拓農產品加工市場。據統計，全市6家茂名市農業龍頭企業2007年銷售收入7.8億元，帶動農戶1.4萬戶，企業自有基地9個，其中種植面積9800畝、水產養殖面積萬多畝、禽畜養殖量23.2萬頭。因此改變傳統的農產品加工觀念，對農產品附加值的研究和挖掘，就能更好的帶動農業經濟的發展。
3、進一步調整優化政府的農業政策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與政府的政策措施是緊密相連的，在措施手段上，表現為:為推動、引導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而制定扶持政策和搞好規劃、農產品產銷銜接和市場監管、信息資金物資和技術的提供以及典型示范等。在新新時期，我國農業結構調整的背景較過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農業生產經營者成為市場的主體，政府也要相應的轉變職能，正確組織引導與支持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政府職能的角色轉換，政府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所充當的基本角色和政府行為的重點，主要就是統籌規劃激勵協調、服務指導檢查監督等。政府行為在為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促進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順利進行，尤其在規劃、引導、服務、激勵、示范、監督、調控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應組織大專院校、科研機構、技術市場中介組織，下鄉調查，設計出相應的現代科學實用技術，以適應結構調整的客觀要求；通過政府建立和完善暢通的農業科技研究和創新推廣體系，并使之有機銜接；引導科學技術研究，突出重點，進行技術攻關。另外盡量放手讓市場自動調節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同時充分發揮基層農業部門和村級組織的作用，所以要充分發揮兩級組織的指導和服務功能。
關鍵詞：就業技能結構，技能度量，國民經濟各行業
就業技能是就業人員參與社會生產活動所具備的能力，就業技能結構是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在就業人員中的分布比例。根據技能對勞動力分類源于WoodWard在1887年將勞動力分為“thecunninghand”(熟練的手工勞動者)和“theculturalmind”(有文化的腦力勞動者)。在當前的中國，由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生產技術改變而產生大量結構性失業。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發現職場上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太少；而另一方面，廣大雇主卻在埋怨要招到自己所需要的技工越來越難。要解決這個問題，前提是要分析各行業目前的就業技能結構和發展趨勢，為勞動者指明職業技能發展的方向。
就業技能的分類與度量方法
就業技能與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訓多少、工作時間長短、職業性質和特點等相關，可從經濟角度和社會角度來衡量。一些文獻對技能劃為四種：學術能力或者叫認知能力；一般能力；學習和運用技術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兩種是從經濟角度考察，后兩種是從社會角度考察。從經濟角度測量技能具體依據有如下四種：證書、資格證等；工作經驗；職業類型；教育程度。我國主要從經濟角度考察勞動者技能。
國民經濟各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分析
(一)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存在的有關問題
我國在就業技能結構統計中主要面臨以下問題：首先，我國各資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關部門的統計報表、行政紀錄和抽樣調查，沒采用過問卷調查方式。其次，統計資料存在時間斷層。比如《中國統計年鑒》上，“分地區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年末人數”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數據；按“行業、性別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在2002年后才出現。這反映了我國在面臨結構性失業問題的時候，卻未對就業人員技能及就業技能結構引起足夠重視。此外，統計指標在不斷調整過程中也存在斷層。例如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于1984實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兩次修訂，2002版和1994版在門類和大類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將1994版和2002版的相關行業進行歸并分析，會造成較大的誤差。如果要做就業技能結構時間序列上的數據比較，只能以2002年作為分界線。
(二)就業技能結構度量指標的確立
相對而言，我國關于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的統計較為全面。因此，本文將受教育程度構成作為度量就業技能結構的第一個指標。此外，統計較完整的還有專業技術人員數，它主要根據職稱來對專業技術人員進行認定，而職稱基本反映了就業人員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將專業技術人員即技能型勞動力的比率作為第二個度量指標。兩個指標中，第一個指標更細致，但二個指標考慮了就業人員在工作中積累的技能，更有實際意義。
(三)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結構狀況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業技能結構。迄今為止，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按行業分全國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構成”欄中僅有2002-2005年數據(見《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3年版53-55頁，2004年版58-60頁，2005年版66-68頁)，其就業技能結構特點如下：
各行業中各個學歷層次的就業人員比例分布趨勢都比較平穩，沒有突變情況出現。
在采礦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就業人員比率呈上升趨勢，說明這些行業能對體力勞動者產生了很好的吸納效果。現實也如此：大量未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村勞動力，都勞動在搬運、施工、運輸等門檻很低的行業。
除房地產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國際組織這些行業外，其余行業勞動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說是以低技能為主。
農林牧漁業屬于傳統產業，但2002-2004年的數據表明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就業人員和小學程度就業人員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專學歷人員逐年上升。這是一個可喜的趨勢，表明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運用和生物技術的推廣對勞動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中初中學歷的逐年上升。這表明我國生產業從業人員的就業技能結構未滿足產業發展要求。特別是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大專、大學本科學歷就業人員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學生是最具活力和創新精神的群體，這讓人非常擔心行業的創新能力和今后發展潛力。
在文化、體育和娛樂業中，初中學歷從業人員逐年上升，其所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年均增長率竟達2.4%；大專以上學歷人員所占比例逐年減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認為從事文化產業的人應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但現實并非如此，所以這個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還有待改善，應當加大引進高學歷人員。
在制造業，初中學歷人員逐年提高，高中學歷人員逐年下降，大專和本科學歷人員逐年上升。當前中國的制造業需要大批具有熟練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類技師是社會急待解決的問題。相對初中生，高中生在學習和運用技術方面都有先天的優勢。而制造業中吸納了越來越多的非熟練工人，這也印證了一個無奈的現實：企業普遍難招熟練技工。這對發展我國現代制造業是相當不利的，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行業中大專以上學歷層次人員逐年穩步上升。這和行業本身特性有關，進入此行業意味著穩定的職業生涯、較高的社會地位和體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許多高學歷者都將公務員、教師作為首選職業，同時也印證了近年公務員報考熱潮的高漲。2.以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分析就業技能結構。依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除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專有專業技術人員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業技能結構在逐年提高。特別是地質勘查業、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基本年均增長1%以上。
而從2002年以后的數據來分析，部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比率增加緩慢，甚至有下降現象。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可能是行業調整后，大行業中的細分行業專業技術人員變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房地產管理業、房地產與經紀業等細分行業。而2002年后，房地產業包括房地產開發經營、物業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等細分行業。一般情況，物業管理比房地產管理，房地產中介服務比房地產與經紀業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現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數據。在社會服務業(1994版)和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2002版)也有這種情況出現。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業分類，教育、文化、廣播、電影電視藝術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的專業技術人員比例逐年下降。這是因為按照1994年的標準，細分行業教育業的就業人員占到該行業就業人員的90%以上，導致了整個大行業呈現上升趨勢，而在2002年教育行業成為一個單獨國民經濟行業，從文化行業中分離出去了。
(四)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結構的比較
按照受教程度和專業技術人員比率來分別度量國民經濟各行業就業技能發展的趨勢，一部分行業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業、教育行業、農林牧漁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住宿和餐飲業(2002版)、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1994版)，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2002版)、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2002版)。也就是說，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員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與受教育程度密切相關，如果想改善這些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可以從調整就業人員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標度量出現不同結果的現象。如據1994版和2002版的分類，采掘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專業技術人員的比重逐年上升。這表明，根據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指標這類行業的就業技能結構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標，將大專以上學歷人員作為高技能人員，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提高的趨勢。為什么兩個指標度量的就業技能結構有不同呢？很大一個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標構成主要從顯性知識角度度量就業技能，而專業技術人員比率指標是從隱性知識角度來度量。隱性知識是在工作中積累的，以工作經驗、工作訣竅等形式呈現的知識。這些行業中顯性知識水平不高的就業人員可以通過長期工作積累，儲備較高的隱性知識，獲得相關專業技能認證。兩個指標度量的結果基本相反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服務業。
改善我國就業技能結構的對策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業如制造業存在就業技能結構與行業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這不但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易產生結構性失業，影響社會穩定。為此，筆者結合國情提出以下建議：
國民要樹立科學的技能觀。目前我國技能人才隊伍存在年齡偏高，技師、高級技師面臨斷檔的問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社會上重普教輕職教、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技能的傾向很嚴重，技工實際地位在不斷下降，這些都嚴重影響著技能人才的培養。企業用人應不拘一格，充分尊重技工、重視技能。
目前國內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比如洪涓、劉甦等通過與倫敦文化創意產業對比，認為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在社會文化環境、人才培養、政策資金扶持力度、各類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建設以及法制環境等方面需要提高。宋泓明通過對北京市朝陽區文化創意產業集群發展現狀的實證研究,提出從產業前景、園區政策以及政府推動三個方面提出朝陽區文化創意產業集群發展的對策建議。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量研究目前還比較少，文嫮，胡兵等以2009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年度數據為樣本，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術、寬容、政策、基礎設施這五個因素對省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影響程度，發現中國省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空間作用主要是通過鄰近省域間的溢出效應來體現，技術因素在推動當前中國省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韓順法，陶卓民等設計了一套能夠反映我國區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狀況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31個省區市的文化創意指數空間分布狀況，回歸后發現區域文化創意指數水平與區域經濟增長水平存在正相關關系?，F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產業本身發展模式和產業融合方面的研究，另外有少數研究試圖探索文化創意產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于經濟結構轉型視角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尚無相關研究。而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文化創新產業作為一個新的增長點，是否對經濟機構轉型過程帶來影響，經濟結構轉型是否又會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本文試圖通過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來探討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經濟結構轉型之間的相互影響。
2實證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經濟結構轉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創意產業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情況，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數據來源于歷年《北京市統計年鑒》，2003年以前的數據不可以直接獲得。根據《北京市統計年鑒》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統計指標，選取教育、文藝、廣播電影電視事業以及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來代替。雖然兩者在指標統計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響文化創意產業的實質內容。本研究數據取樣區間為1992～2013年。相關計算和分析均在運行Eviews6.0的基礎上完成。
2.1單位根檢驗由于進行協整檢驗前，要求時間序列必須是平穩的，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時間序列都存在“趨勢性變化”，這可能導致偽回歸，因此有必要對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ADF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又由于對原始數據取對數，可以有效消除樣本的異方差性，因此單位根檢驗的序列為取對數后的序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檢驗結果表明，在10%的置信區間下LNCI和LNTS均存在單位根，均為不平穩序列。對數據進行一階差分后再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1%的置信區間下，DLNCI數據平穩，在5%的置信區間下，DLNTS數據平穩。因此判斷，在5%的置信區間下CI、TS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滿足進行協整檢驗的條件。
2.2協整檢驗協整檢驗的經濟學意義在于：兩個變量，雖然具有各自的長期波動規律，但如果它們是協整的，或者是D階協整的，則它們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第二步檢驗的單整性。如果為穩定序列，那么Yt，Xt為(1,1)階協整，本文中我們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殘差項的單整性。如果平穩，則說明協整關系存在，從而確定經濟結構轉型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反之，別說明協整關系不成立，變量間不存在長期均衡。對殘差項的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檢驗結果如圖所示，在1%的置信區間下殘差項為平穩序列，表明經濟結構轉型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存在，但這種關系是否是一種因果關系，需進一步做格蘭杰因果檢驗。
2.3格蘭杰因果檢驗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確定經濟結構轉型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間是否存在短期均衡關系，滯后2期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表3所示。檢驗結果表明，經濟結構轉型不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格蘭杰原因。在5%的置信區間下，文化創意發展是產業經濟結構轉型的格蘭杰原因。
3政策建議
通過實證考察1992～2013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經濟結構轉型長期均衡關系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我們得出結論：經濟結構轉型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從短期來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是經濟結構轉型的格蘭杰原因，經濟結構轉型不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格蘭杰原因。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北京市另一個支柱產業，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能夠有效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結構轉型。作為文化之都，北京市應該發揮文化中心的優勢，積極貫徹實施《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功能區建設發展規劃(2014-2020年)》，促進文化產業健康、快速發展。具體包括以下幾點建議：
(1)加快文化與科技、金融、影視藝術、現代服務業的融合。北京市擁有全國最高的高校密度，擁有雄厚的科技基礎，發達的金融市場，大量的影視公司以及影視從業人員，便捷的現代服務業，這些保證了文化產業與之融合的基礎條件。通過產業融合，產業滲透能夠積極發揮其他產業的優勢，比如科技產業的研發優勢能夠對于軟件、網絡及計算機服務提供人才及技術支持，大量影視公司、影視從業人員的存在能夠促進廣播、電影電視產業的發展。大量金融公司的存在能夠保證文化產業融資渠道，方便文化產業避開較長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快速發展，高度發達的現代服務業可以使文化產業擁有良好的運營基礎。
(2)積極貫徹實施已出臺的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文件，制定有針對性的差異化政策來扶持不同區縣的文化產業發展。目前北京市不同區縣已形成文化創意產業差異化集聚。針對不同的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制定相對應的政策來鼓勵各地充分發揮已有優勢，形成當地的強勢產業，快速推動其具備造血功能。
（一）計量經濟模型設定基于上述分析，構建了如下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來反映農村人口結構、農業經濟與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關系。其中，α4表示少兒撫養系數與農業經濟增長交互項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α5表示老人撫養系數與農業經濟增長交互項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系數。其他符號同上。為克服因遺漏變量造成的內生性問題，在模型（2）中引入了對消費存在影響的其他控制變量：（1）農村居民收入Incoit，在凱恩斯消費函數中，收入被認為是消費的最主要決定因素；（2）通貨膨脹率Infit，其反映了價格波動或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其對消費的影響方向并不確定；（3）城鄉消費比Ratit，其反映了城鄉居民消費份額變化對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于是，模型（3）可進一步拓展為如下形式。
（二）變量選取本文選取了中國31個?。ㄊ?、區）2001至2012年的面板數據，其中各地區少兒撫養系數、老人撫養系數、家庭規模和性別比數據取自2002至2006年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和2007至2013年的《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其余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各變量的定義說明如下：農村居民消費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對數值表示；少兒撫養系數用少年兒童（0～14歲）與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數之比表示；老人撫養系數用老年（65歲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數的比例表示；農業經濟增長以人均第一產業產值的對數值表示；農村居民收入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對數值表示；通貨膨脹以各地區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變化率（消費物價指數－100）表示；城鄉消費比以城鎮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之比來表示。表1給出了各變量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二、估計方法與結果分析
（一）估計方法與模型估計由于在估計靜態面板模型時，通常考慮固定效應（FE）和隨機效應（RE）方法，故本文將采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方法來識別模型（1）至（3）；考慮到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情形，在模型估計過程中，使用了以省份為聚類變量的穩健標準差，相關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發現，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系數的顯著性和大小并不存在明顯差異，由模型（1）至（3）可知，F統計量及Wald統計量整體依次增大，說明引入控制變量后，模型顯著性有所改善，并且F統計量及Wald統計量的P值均為00000，表明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模型設定較為合理。因此，本文的分析將根據拓展模型（3）的估計結果展開。至于依據模型（3）的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估計結果進行分析，則需要通過相關檢驗來進行取舍，傳統的做法是進行Hausman檢驗，其假定在原假設成立的情況下，隨機效應模型是最有效率的，這意味著模型中的復合擾動項是獨立同分布的?？紤]到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因素，本文在模型估計過程中使用了聚類穩健標準差，這時便無法進行Hausman檢驗，于是，我們采用了與Hausman檢驗等價的Xtoverid檢驗來驗證固定和隨機效應模型，Xtoverid檢驗顯著拒絕了隨機效應的原假設，認為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相應地，本文還將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條件下，給出少兒撫養系數、老年撫養系數及農業經濟增長等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散點圖（圖2至圖5），從圖上可以發現，老人撫養系數、人均農業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支出存在正向關系，而少兒撫養系數和總撫養系數與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具有反向的變動特征，有關它們間的相關關系，本文接下來將結合模型識別結果進行詳細論述。
（二）實證結果分析第一，少兒撫養系數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具有負向影響。具體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少兒撫養比每下降1％將導致農村居民消費上升00466％，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子女的教育更加受到重視，從而使得家庭少兒總撫養支出對家庭撫養孩子數量的彈性增大。長期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農村居民家庭撫養的孩子數量出現了顯著下降，在撫養的孩子較少時，父母往往傾向于給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環境。加之子女教育成本的不斷增加，希望子女“跳出農門”的農戶家庭，需要將更多的資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以數量換取質量。也就是說，隨著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農村居民的消費水而上升了，這一結論與生命周期理論不一致，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少兒撫養系數與居民儲蓄水平負相關，而與消費水平正相關，但是生命周期理論的假設條件，并不適用于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生命周期理論中，居民要以一生為跨度做出消費和儲蓄決策，據統計，2012年底中國農村仍有9899萬貧困人口①，如果加上剛剛擺脫貧困的農村居民，這一數字將大大增加，對于這些居民而言，暫時性收入是其當期消費的主要來源，較低的收入使居民沒有足夠儲蓄來實現消費在不同年齡段的優化調整。同時，在面臨傳統的自然風險、家庭內部風險，以及宏觀經濟波動引發的市場風險時，農村居民往往難以準確預測未來收入與支出狀況，只能依據現期收入與財產狀況進行“階段性”決策，其消費和儲蓄行為具有典型的“短視性”特征。第二，老人撫養系數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具有不顯著正向影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老人撫養比每上升1％將引起農村居民消費上升00439％。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會逐漸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農村老年人便無法從事高強度的農業勞動，其只能獲取微薄的收入或者沒有任何收入來源，農村老人將成為凈產出為負的消費群體，并需要成年勞動力為其提供食品、醫療等消費品。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會加大農村居民家庭的撫養負擔，另一方面，在農業技術條件不發生改變或進步緩慢的情形下，還會引起社會總產出水平的下降，這兩方面的作用會使消費在社會總產出中的比例上升。在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并不會將儲蓄存款作為其養老的保障以應對未來的不時之需，因為現階段家庭養老依然是農村老年人的主要（也許是唯一）選擇，老年人的生活、醫療等消費需求，可以依靠子女和自己來滿足。同時，中國老年人比較關心下一代的生活，往往會選擇節衣縮食來減少當前消費，以便能為子女遺贈更多的財產，減輕家庭的養老負擔。因而，在農村居民較弱的謹慎的養老動機和較強的關心子女的遺贈動機共同作用下，農村老人撫養比將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目前中國農村少兒撫養系數呈現不斷下降態勢，而老人撫養系數在逐步上升，少兒撫養系數下降幅度超過老人撫養系數上升的幅度，從而人口總撫養系數呈現出下降趨勢。少兒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的共同作用將使總撫養比與農村居民消費表現為負相關關系（如圖4），從而農村人口結構轉變即人口總撫養比的下降將有助于提升農村居民消費。第三，人均農業產值與消費支出顯著正相關。農村居民家庭作為生產單位和消費單位的統一體，農業經濟增長將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直接和間接效應。作為主要收入來源之一，農業經濟的增長一方面會提高農戶家庭的農業經營性收入，從而引致農戶通過市場購買來滿足其消費需求；另一方面，農業經濟增長將會產生更多的剩余農產品，農戶可將剩余農產品轉化、加工后進行消費，從而提高農戶消費水平，而不是將僅有的農產品進行出售以換取生活補貼，或作為來年的生產資料儲備起來。第四，首先從少兒撫養系數與農業經濟增長交互項和農村居民消費間關系來看，模型（2）中兩者的交互作用對居民消費存在不顯著的負向影響，但其在模型（3）中具有高度顯著的負向影響；同時，老人撫養系數與農業經濟增長交互項和農村居民消費的關系，在模型（2）與（3）中均表現為不顯著的負向影響；農業經濟增長對消費的偏效應為α3＋α4Youthit＋α5Oldit，表明農業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上升的貢獻隨著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而被強化，而隨著老人撫養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其中，少兒撫養比的強化作用更為明顯。少兒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對居民消費貢獻的偏效應分別為α3＋α4Agriit和α3＋α5Agriit，表明隨著農業經濟的不斷增長，少兒撫養比下降對農村居民消費提升的貢獻被強化，而老人撫養比上升對居民消費的貢獻被弱化。第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對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其系數遠大于農業經濟增長。通貨膨脹率與居民消費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負相關，說明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負向影響。城鄉消費比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城鄉消費差距越大，表明全社會居民最終消費支出中，農村居民消費所占份額越小，而其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居民在國民經濟增長過程中，所占分配份額過低，農村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將直接制約我國居民整體的消費需求，進而影響內需的擴大。
三、主要結論和啟示
本文利用2001至2012年中國農村省級面板數據，考察了農村人口結構轉變與農業經濟增長及其交互作用對中國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并在控制農村居民收入、通貨膨脹率及城鄉消費比的條件下，檢驗結果依舊穩健。實證分析發現，少兒撫養比下降對農村居民消費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而老人撫養系數升高對農村居民消費具有不顯著的正向影響，現階段中國農村少兒撫養比的下降和老人撫養比的上升將有助于提升農村居民消費；農業經濟的增長將有利于提升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農業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上升的貢獻隨著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而被強化，而隨著老人撫養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此外，控制變量農村居民收入對居民消費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通貨膨脹和城鄉消費差距制約了農村居民消費需求。
關鍵詞：城市規劃；產業經濟；城市規劃與產業經濟發展
一、產業經濟發展與城市規劃是緊密相關的
實際上，從規劃的本質角度來說，就是對城市土地的合理布局、開發和利用。而一個城市產業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目標的實現，落在地域上也表現為各類經濟產業對土地的使用。具體的兩者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城際聯系的影響
由于城市不是孤立的個體，它與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與外界的聯系主要是有形的如城市的對外交通，無形的如郵電通訊以及電子信息等，而產業的生產過程涉及原材料的采集、生產設備的引進、產品的市場銷售等都需要與外界產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因此每一次產業經濟的發展，都對城市的對外聯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城市規劃要對對外聯系特別是大型的交通樞紐的基礎設施進行統籌安排，而合理的安排必然會促進產業經濟的發展。
（二）對城市內部聯系的影響
城市是一個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緊密聯系的統一體，所謂“動一發而牽全身”。例如：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的體力勞動者，城市規劃中就要為這些勞動力提供相應的生活設施、交通設施與社會福利保障設施及其子女的文化教育設施，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需要大量腦力勞動者，這樣一來對城市的科技文化設施如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設施要求就會更高。重工業則需要提供充足的能源設施與便捷的交通設施相輔助。所以規劃中一定要考慮到產業及其相關設施的需求。
（三）對城市功能發展的影響
城市發展離不開產業經濟，產業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城市的支撐，在低級產業如原材料生產的地區，甚至影響到所在城市的生死存亡，當然在具有全面與發達的綜合性城市，不會由于一種產業的興亡而決定城市的興衰。但是合理的產業結構、健康的產業發展能有效地促進城市的發展，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將導致城市的社會經濟等各方面功能的失衡與矛盾的惡化，成為阻礙城市發展的絆腳石。
因此，產業經濟的發展和產業布局的調整與城市規劃是息息相關的，有了城市規劃的宏觀指導和綜合平衡，產業發展才有了支撐基礎，而產業的優化發展又為城市的壯大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時對城市規劃的決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產業經濟發展對城市規劃的影響
（一）對城市土地規劃的影響
土地是城市的最基本的組成要素，它由于規模大小、地理位置、地質水文、地形地貌等不同呈現的用途也各不相同。
（二）對城市環境規劃的影響
這里指的環境一方面指的是環境污染的層面，另一方面指的是地理環境如靠山、沿河、濱海、或臨近鐵路、港口及城市主要干道等層面，一般來說技術密集型產業對環境質量要求較高，需要建立在環境優美離城市中心較近的位置;而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通常情況下資源消耗大、污染較嚴重，所以必須依據情況規劃在城市下風向的郊區。
（三）對城市基礎設施規劃的影響
城市的基礎設施規劃包含的內容比較廣泛，包括電力電信、給水排水、環衛設施等等，也包括交通、通訊等設施，產業生產的發展無時無刻離不開這些基礎設施的支持，并且對這些基礎設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對電力電信，除了單位產量耗電量，對電壓、電流也根據生產的工藝要求有不同的需求；又如給水排水，各個產業的需水質量、水壓、凈化程度都各不相同，還有就是用水性質，農業用水、生產用水還是消防用水都有不同的要求。
（四）對城市服務設施規劃的影響
產業生產需求對產品原料及成品進行及時地流通，也需要對資金的流通。這就形成了對城市商業、金融、倉儲等其他服務設施有了需求，這些服務設施主要來自第三產業，在社會分工日趨細化的今天，這種需求度將越來越高。這也對規劃提出了新的挑戰，不但要使產業在量上得到發展，更要在質上有新的飛躍，是產業更具有生命力。
三、城市規劃對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城市規劃對產業布局的影響存在的幾個問題
1．從城市規劃的編制依據來看。城市規劃編制的主要依據是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如GDP目標及其相應的經濟指標。相應的產業經濟發展模式如何，現有的產業結構將做哪些必要的調整，產業布局情況如何，都是規劃部門要考慮的因素。所以產業經濟要想實現城市空間地域的合理落實和布置就必須遵循規劃的思想。
2．從規劃編制的時限來看。城市規劃是一定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具體化，除了對城市進行長遠設想外，還必須有一定的規劃年限。但實際工作中，常出現規劃期限與社會經濟發展規劃的期限不一致的現象。所以要真正發揮規劃對產業經濟的指導作用，就要加強規劃時限確定的實用性和有效性。
3．從規劃的方法來看。傳統的規劃方法是先根據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與自然增長預測城市的總人口，然后根據城市規劃用地標準計算城市用地規模，并按照城市用地的現狀與合理的用地比例進行功能布局與用地劃分。而事實上這樣是不夠的，如果過多考慮人的因素，忽視產業經濟對城市規劃的影響，就會適得其反。因此規劃期限內應對產業經濟的發展模式、規模及各產業結構進行預測來換算成用地規模、基礎設施規模，并落實到城市空間中去，這樣的規劃更具說服力。
4．從城市規劃實施的情況來看。傳統的規劃模式強調功能分區，這就忽略了城市固有的文化內涵。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史脈和文脈，不是靠規劃來改造或設計就能形成的，所以不應該過分強調主觀的意識，應結合每個城市的獨特經濟活動內涵，進行規劃布置以促進城市更好的發展。
（二）城市規劃對產業經濟影響的基本因素
基于上面提到的城市規劃對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應及時修繕，用新方法、新思路使其對產業經濟的影響向著更有利的方向發展。
1．規劃新的空間模型，對產業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在現代城市經濟發展方式中，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日益增大，如“加速城市地區的新城和衛星城建設、推動工業企業向外遷移、城市中心地區功能的轉變和重建”，隨著這些規劃的實施，城市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城市面貌有了創新性的改變，城市規劃已經在產業經濟結構的空間深化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借助新的城市規劃手段，增強城市的資本競爭能力。實踐證明，基礎設施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將會促進個體和群體部門的投資欲望，刺激城市企業和其他產業的發展，從而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引擎，有助于城市產業發展的高級化?，F階段高水準的城市基礎設施可以增強城市優勢和吸引力，尤其是能夠增強引入國際資本的競爭力，所以基礎設施規劃的好也會促進產業經濟的蓬勃發展，產業競爭力強了就會擴大優勢不斷創新進步使其自身更加完善更加成熟。
3．加速城鎮化腳步，為城市經濟增長提供新的機遇。城市地域分布格局的轉變，將意味著經濟的結構更加合理，有利于發展城市及城際的經濟聯系，促進城市工業分散和專業化分工的深化，擴大產業的競爭能力，提高第三產業的需求，更好地推進城市經濟的增長。
四、如何利用兩者的緊密關系使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城市經濟發展是城市社會發展的基礎，城市社會發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動力。城市經濟的發展即城市產業經濟的發展，它包含一、二、三產業經濟的協調發展，但不同的城市性質，三者的權重不同，但在城市經濟中第二產業應該有相當的比重來作為支撐，那么，如何在城市規劃中發揮產業優勢，體現產業經濟規律，使兩者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重視城市第一產業的發展，創造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綠色環境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是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保證?，F階段，我國正在全面倡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是隨著城市的迅速發展，又在不斷的吞噬著農村的地域，一面是生命的基礎，一面由于城市化的發展有需要不斷的擴展空間占用土地。事實表明：尤其是大城市農業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這樣任憑城市擴張忽視農業發展的現象，在城市規劃中應得到足夠重視。
（二）進行第二產業結構調整，適應城市新空間
隨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腳步，國有企業的干戈、改制工作的逐步推開，產業結構進行了深刻的調整，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面對進入WTO的機遇與挑戰以及世界經濟環境的新格局、新挑戰，城市規劃也要與時俱進，進行一些必要的創新與改革。
首先，要把握重點，針對第二產業的總體目標和發展方向制定不同的規劃發展方案；其次，充分重視高新技術或資金密集無污染型產業即都市型工業在城市中的再定位問題，從而使城市的布局形態更趨合理，使城市發展更為有序、有效、有機統一。
（三）加速城市第三產業發展，重組產業規劃布局
在加速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進程中，城市特別是區域性中心城市，對加快信息、金融、商貿、文化、教育、旅游、社區服務、中介服務等事業的發展蘊藏著極大的潛力。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調整城市中心的經濟結構，擴大第三產業服務范圍。把城市中心地區建設成為全市甚至全市域的城市經濟指導中心，對未來經濟產業誘導和前瞻影響。第三產業用地，不是簡單的商業用地、辦公用地，只要符合總體規劃要求，適合第三產業布局，均可納入這類產業用地，從而克服對第三產業發展的局限性，而對于小型的第三產業布局則可以在社區規劃、居住區規劃中，使服務的對象更具體化，使產業發展真正貼近居民的生活。
五、總結
綜上所述，產業經濟在城市社會經濟發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產業經濟對城市各項事業的發展，對城市經濟中心地位的確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十七大的勝利召開，提出了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號召，并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前瞻理論，這些必將為城市規劃和產業經濟的各自發展及其相互作用產生有利的影響。城市規劃和產業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才能盡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并使我國的城市乃至國家建設朝著有序、穩妥地方向不斷的推進。
【參考文獻】
[1]胡建東．城市產業經濟與城市規劃關系初探[J]．上海城市規劃，19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