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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律論文優選九篇

時間:2023-03-01 16: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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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律論文

第1篇

(一)國內有關秸稈焚燒方面的法律法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高速增長,我們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自大力發展重工業以來,霧霾天氣一直讓人們“談霾色變”,為了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人民群眾碧水藍天,我國也為規制秸桿焚燒帶來的污染問題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規。2000年,我國頒布了《大氣污染防治法》,其中第41條規定“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區、機場周圍、交通干線附近以及當地人民政府劃定的區域露天焚燒秸稈、落葉等產生煙塵污染的物質”。第六章第57條規定“違反本法第41條第二款規定,在人口集中地區、機場周圍、交通干線附近以及當地人民政府劃定的區域內露天焚燒秸稈、落葉等產生煙塵污染的物質的,由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可以處二百元以下罰款”。將焚燒農作物秸稈納入大氣污染防治的范圍,限定特定區域為禁燒區。在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方面,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民航飛行安全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和我國2009年頒布的《民用機場管理條例》等文件都規定了在機場附近嚴禁焚燒農作物秸稈。地方政府每到農作物收獲季節也會相應地出臺禁燒政策。例如,河南省在2011年6月了《河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加強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工作的緊急通知》。

(二)我國現存法律法規的不足之處1.出發點簡單和禁燒區域范圍較窄除了《大氣污染防治法》之外,我國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均不是以保護環境和群眾健康為出發點,而是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禁燒的范圍僅局限在機場、交通要道和人口集中的區域及其周邊。對于其它更廣大的區域,卻缺乏有效的法律監管依據。由于空氣是一種流動性較大的汽體,即便不在禁燒區域內焚燒也會對大氣質量造成危害。大部分的農作物秸稈焚燒不在禁燒區,可是他們的行為卻沒有違法。因此,建議修改法律時擴大禁燒區域的范圍,以使秸稈焚燒行為得到更好的治理。2.只有原則性或剛性的法律法規,卻沒有相應的實施機制《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推進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的意見》(〔2008〕105號2008年7月27日)也只片面地強調政府在禁燒問題上的重要作用,并沒有較好地引導廣大的種植戶具體實施秸桿綜合利用的辦法。該意見作為一個指導思想是積極的,但是可操作性、可實施性均較差。除了個別省市(如江蘇省和陜西省),對禁燒區域作了進一步細化之外,其他大部分省市(如農業大省河南)并沒有做出詳細的規定。在執行方面,各地方政府每次都是到秋收季節才相應地一個“禁燒通知”,而在此時大多數農民都在忙于收割農作物,無暇顧及是否有相應的焚燒通知。可見,使焚燒者知道該法令的存在也是相當重要的。3.責任承擔方式單一,懲罰力度較小,也沒有相應的激勵措施《大氣污染防治法》第57條的“情節嚴重”并無明確的界定標準,以及出現這種情況有由哪個組織來界定也不清楚。《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管理辦法》規定“在禁燒區焚燒秸稈的由當地環保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燒,并處以200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將追究刑事責任”。但是由于執法對象比較廣泛,很難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況且在當前經濟水平條件下,200元以下的罰款并不能引起違法焚燒者的警惕。《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辦法》雖然明確規定了禁止焚燒的執行方式以及具體的責任追究方式,但是對于如何具體實現農作物秸稈價值規定卻不明確,缺乏落實該辦法的可操作程序和相應的激勵措施。從《大氣污染防治法》以及相關的秸稈綜合利用管理辦法中可以看出,對環境保護部門的權利條款規定較多,而對其義務則避而不談,在禁燒這一話題下對農民權利規定的較少,沒有形成對農民的激勵機制。

二、美國加州關于秸桿焚燒的法律政策與實踐

針對農作物的秸桿焚燒也是令各國政府比較頭痛的一件事。在世界各國,采取治理秸桿焚燒最成功的可謂是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地區了。在每年的五月中旬,農業燃燒產生的煙霧導致了一氧化碳在美國北部的三大區域更高的聚集,為了治理空氣污染問題,美國在聯邦層次上于1963年頒布了《清潔空氣法案》,在1970年、1977年對該法案進行了修正。并于1967年頒布了《空氣污染控制法》。而針對農作物秸桿焚燒這一問題,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

(一)制定SMP計劃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根據《對農業焚燒以及指定的焚燒產生的煙霧的管理準則》制定了SMP(SmokeManagementProgram)即煙霧管理計劃,主要是解決來自農業或或土地焚燒有害的煙霧影響問題。而美國國家級的農業焚燒政策(“Agricul-tureBurningPolicy”)也建議各州或各部落采取“煙霧管理計劃”(SMP)來削減農業秸稈焚燒以保障公共健康和福利。并建議由農業焚燒管理者(ABM)如大氣質量局或特定當局負責在國家、地方或部落層面實施“煙霧管理計劃”。加州的“煙霧管理計劃”分為兩級,第一級是自愿的計劃,對農業焚燒較少的或者對空氣質量影響較小的地區,可自愿實行該管理計劃。對于那些地區的焚燒秸稈對空氣質量影響較小,SMP設立了一些評判條件,如時間或大氣條件,安全參數、焚燒類型、最大焚燒面積等,它實質上是一個規則規定的許可。第二級是比第一級更具有框架性的一個計劃,專為違反顆粒物國家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地區或為能見度減值的I級聯邦區而設定的。具體的許可條件例如焚燒決策、空氣質量監測、公示和執法要求的實時氣象評估,將有可能被包含在第2級SMP當中。

(二)秸桿焚燒總量控制加利福尼亞州首府薩克拉門托在1997年10月的立法允許糧農燃燒更多的秸桿,在向工業化過度的背景下,自1998年開始,連續三年允許每年排放200000英畝的稻秸桿。相比于1997年立法要求的125000英畝多出75000公頃。在這200000英畝當中,秋季允許焚燒90000英畝,而在春季則允許焚燒110000英畝。當然也允許農民在秋季少焚燒50000英畝留到春季焚燒。當薩克拉門托的地方長官PeteWilson簽署了此文件之后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美國社會各界對此褒貶不一,支持者認為,季節性地焚燒秸桿在當季的氣候條件下能夠有利于驅散煙霧,不會對空氣質量造成污染。該州的州議員Thompson表示,這部新的法案使田地免受風干或閑置,同時也提升了空氣質量。

(三)分階段的削減報告加利富尼亞州于1991年頒布了《康納利地區的秸桿焚燒減量法案》,該法案命令薩克拉門托河谷1992年的秸桿焚燒分階段削減,第一階段從1992年到2001年。只有在為了防止疾病具體的條件下才允許焚燒秸桿(這種條件的具體規定參考《有條件的秸桿焚燒許可規定》)。而且要求ARB(AirResourcesBoard)即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每兩年需要向州立法機關提交一份有關秸桿焚燒分階段削減的報告。參議院法案第318條要求ARB制定一個執行計劃和時間表,到2000年找到薩克拉門托河谷稻草50%的用途。ARB工作人員制定了一個初步計劃,即融入更多利益相關者,如包括立法規定的三種———加州糧農部門、水稻秸桿焚燒方案的咨詢委員會和加州貿易商業機構,以此鼓勵削減報告的實施。

(四)劃定污染管制區或空氣質量管理區在加利富尼亞有35個污染管制區或空氣質量管理區,每一個空氣管理區均需要執行本區域的煙霧管理計劃(SMP)。針對特殊的地區還有特殊的規定,例如,對圣華金河谷地區需要制定一個廣泛的煙霧管理計劃以使其焚燒秸桿產生的煙霧對空氣質量造成的環境影響最小化。2003年頒布的參議院法案第705條要求該區通過規定的削減時間表來進一步限制農作物焚燒。但是,該法案的規約還認識到,完全地排除農作物焚燒可能存在經濟和技術上的障礙,待ARB同意,如果認為該區焚燒農作物具備所有的規約規定的具體條件,可能會考慮該區特定農作物的持續焚燒。

(五)水稻獎助基金加州還創立了稻草示范工程基金,參議院法案318條改變了1991年的水稻秸稈焚燒減量法案,建立了水稻秸稈示范項目基金(水稻基金),對以商業用途的秸稈發展提供激勵機制。水稻基金對提高利用薩克拉門托河谷稻草數量較大的項目提供高達50%的津貼。而且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均給予了秸桿商業用途的補助。

三、中國未來的法律政策構成

(一)建立秸稈綜合利用補貼制度和設立秸桿焚燒專項示范基金建立秸稈綜合利用補貼制度和設立秸桿焚燒專項示范基金,從而對農民形成激勵機制,鼓勵秸稈所有者將秸稈轉化為有形的財產。從私法上說,秸稈是農民的私有財產,其所有權人有權處理歸屬于自己的秸稈,國家想要規制秸稈焚燒這一行為,必須尊重這一前提。農民之所以不愿意接受秸稈的綜合利用技術,就是因為這樣做會增加農民的生產成本,而這部分增加的成本應該由政府來承擔,只有政府承擔起這部分成本,秸稈的綜合利用辦法才能被徹底的執行,從而達到既保護環境又促進發展的目的。為了實現這一“雙贏”目的,各級政府應當建立一個系統的、完善的獎勵補貼制度,通過這種激勵方式,彌補農民因遵守秸稈利用辦法而遭受的損失,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

(二)根據我國季風性氣候的特點,實行秸稈焚燒總量控制制度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季風氣候比較明顯的國家,各地政府可以根據本省的季風特點,制定本地區的秸稈焚燒減量辦法,實施農作物秸稈焚燒總量控制制度,并允許種植者之間對這種焚燒量進行自由地交易,以促進減量方案的靈活適用。對于那些違反顆粒物國家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地區或為能見度減值的地區設定具體的嚴格的削減量。當然,我國實施焚燒總量控制方案在技術上還存在一定的難度,但是這一總量控制制度對治理霧霾天氣,提高我國的空氣質量勢必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三)制定明確的控制焚燒量的時間表同美國相比,我國的管理計劃則過于原則,幾乎是國務院一下達禁燒命令,各地方政府隨即也出臺一些文件,文件的內容僅注重大方向的引導機制,強調綜合利用,對如何具體實施綜合利用辦法卻不盡明確。因此,我國有必要盡快制定一個詳細的可實施可執行的分級分區的秸稈焚燒管理計劃。同時,應該制定一個長期的計劃,分階段逐步削減,可以像加州那樣,以十年為單位來逐步消減焚燒量。另外,我國應該探索一種新的控制方式,對禁燒區建立一個新型的焚燒量交易市場,通過市場調節的方式達到治理大氣污染的效果。

(四)建立農作物秸稈禁燒保險制度1938年美國通過了第一個《聯邦農作物保險法》,2013年6月,美國參議院又通過了“新農業法案”,強調了保險在農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實施禁燒令的過程中,農民對其擁有的所有權的客體處分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這一受限的處分權使農民處于不利地位。為了彌補農民的損失,應建立一個完善的農作物禁燒保險制度,擴大農作物保險的補貼額度和覆蓋范圍,突出保險在促進農業生產和防范風險中的作用,把農民在處理秸稈焚燒問題中的風險降到最低,這樣不致于減損農民參與秸稈焚燒治理的積極性。

第2篇

第一,實行非歧視原則與不同環境標準的矛盾。非歧視原則,又稱為無差別待遇原則,是WTO的基石,主要通過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表現出來。最惠國待遇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締約國一方現在或將來給予任何第三國的貿易上的特權、優惠和豁免,也同樣給予締約對方。國民待遇原則是指締約國保證給予其他成員的公民、企業和船舶在本國境內享受與本國公民、企業和船舶所享受的同樣的經濟貿易待遇。

非歧視原則要求WTO成員方之間的貿易一視同仁,不應有所差別對待。但是,WTO成員方的環境保護標準是不同的,這樣相同的產品在不同的成員方會受到不同的待遇;同一個成員對來自其他成員方的相同產品可能采取不同的環保限制措施和技術標準,這樣就會影響非歧視原則的落實。

第二,實行最惠國待遇原則關于“相同產品”問題上的不同認識。確定是否屬于相同產品是適用最惠國待遇院原則的前提。但是,WTO對什么是相同產品并沒有明確的定義。在實踐中,主要采用《布魯塞爾稅則商品分類目錄》中排列在同一稅號下的商品就屬于相同產品,否則就適用不同的稅率。這種對相同產品的認識沒有考慮到生產同樣產品中不同的生產方法可能導致對環境的不同影響的因素,因而導致了一些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貿易爭端。

從保護環境法律的角度看,生產相同產品的不同生產方式和技術可能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同的影響,對環境造成有害或較有害影響的相同產品應當受到成員方貿易政策的管制,而不應當與對環境無害或較少危害的相同產品享受同樣的待遇,否則就是不公平的。

而WTO認為,只要最終產品的用途和特性能夠滿足消費者的相同需要就是相同產品,生產方法、工藝和技術以及對環境的影響等因素不能作為是否相同產品的判斷標準,如果一個成員方以出口國沒有與之相同的技術和環境標準為理由就可以限制進口,那就會破壞WTO的市場準入原則,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和領域,WTO不承認技術和環境壁壘對貿易的限制的合法性。即使對那些通過有害環境的技術和方法生產出來的產品,只要該產品符合WTO的自由貿易原則的要求,成員方就不能對其實行歧視性限制措施。雖然WTO對環境保護有一些規定,但這并不表明WTO允許任何締約國以環境保護為理由強迫其他成員方采用與其相同的環境和技術標準,否則就是違反了WTO的非歧視原則,對相同產品實行不公平的待遇。

第三,在對國際投資實行國民待遇與適用保護環境法律問題上的分歧。按照WTO的要求,對成員方之間的國際投資企業應當實行國民待遇,跨國公司應當實行東道國環境標準,遵守東道國的保護環境法律。但是,從保護環境法律的角度看,如果東道國的環境保護標準低于跨國公司母國的標準,適用東道國的保護環境法律可能給跨國公司轉嫁環境污染造成方便,從而破壞東道國和全球環境保護。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立國際企業,適用較低的環境保護標準,就會大大降低其產品的成本,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和環境造成沖擊和破壞,使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和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影響其可持續發展。從公平的原則出發,應當要求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適用較高的環境保護標準,要求發達國家對環境保護承擔更多的道義和經濟責任。WTO規定發達成員對發展中成員提供技術援助,以使發展中成員更好地履行義務。

第3篇

(一)法律利益是法的本位

經典作家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方法論出發,明確指出法根植于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有機統一的生產方式,其中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作為上層建筑的法的存在和發展起著直接決定性作用,法的內容和性質、法的存在和發展、法的功能與價值的實現都取決于生產關系,此便是法的本原或實質淵源。而生產關系究其實質無非是人們在追求各種利益的實踐過程中所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利益關系是人格化了的社會關系。從此種層面來看,社會利益才是生產方式對法發生根源性作用的橋梁和紐帶。只有以利益為視角,方能深刻地解釋法產生和存續的實質性根源以及法律制度構建的邏輯起點。從此層面,我們可以將法律所保障的利益(法律利益)視為法的本位。首先,利益是法律產生的根源。利益先于法而客觀存在,利益從一般利益轉化為法律利益以尋求國家強制力保障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人類的社會利益出現了原有制度無法調和的分化、沖突,法律就是為了適應社會發展、調節不同利益之間的沖突而產生的。其次,利益是法律存續和發展的基礎。法律存在的價值在于保障經法律確認的合法利益的充分、公平、有序的實現。依照一定的標準對客觀存在的各類利益進行評估,并在此基礎上對利益進行選擇確認、平衡取舍,以實現對利益的協調分配并保障利益的最終實現是法律核心職能。再次,利益是法律實施的動力和歸宿。法律創制和實施的主要目的便在于保障合法利益的實現,因此一切法律制度的構建、運行都必須以其所旨在保障的合法利益為邏輯起點。可見,利益是法律產生、運行和發展的基礎,利益關系是法律調整對象,對法學的解釋不應僅僅停留在法律的文字或者立法者的主觀觀念上,而是應追溯到作為法的本位的“利益”上。

(二)環境利益的界定

如上文所述,法律所確認、保障的利益是法的本位。想要對環境法的本位進行深入了解就必須從作為其物質基礎的特有的利益形態———環境利益著手。利益并非實體性的范疇,而是表示客體所客觀具有的功能、屬性與主體之間的需要與被需要、滿足與被滿足的功利關系的哲學范疇。要對利益進行全面的把握就必須從“主體的需要”和“客體所客觀具有的功能、屬性”兩個要素入手,對環境利益的界定也不例外。人的生態需要是人類環境利益產生的根源。“生態需要”是在20世紀中后期由生態學家在環境危機的背景下提出的理論范疇,具體是指人為了維持其作為自然生命物種的正常的生存、繁衍而對外部環境系統所具有的生態功能的攝取狀態。環境所客觀具有的生態功能是環境利益形成的客觀基礎。長期以來,人們只關注各類環境要素所對應的物質實體的使用價值及其通過交換而形成的經濟價值。隨著環境危機的日益深化,人們逐漸認識到各類環境要素按照特定的客觀規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所組成的環境系統更為關鍵的效用在于支持地球整個生命系統的維持、演變和進化并保持其動態平衡的價值,此種價值可具化為生物多樣性的產生和維持、氣候氣象的調節和穩定、旱澇災害的減緩、土壤的保持及其肥力的更新、空氣和水的凈化、廢棄物的解毒與分解、物質循環的保持等不同的功能,筆者將之稱為“環境生態功能”。環境生態功能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人類維持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就是充分利用生態功能的過程。只有保證環境生態功能的正常發揮,才能保證整個環境系統的正常運轉,實現人與環境系統的物流、能流、信息流的良性循環,從而使人類的生態需要得到充分滿足,并最終促成環境利益的實現。基于此,我們可以將環境利益界定為各環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規律構成的環境系統所客觀具有的特定的生態功能對人的生態需要的滿足。

(三)環境利益是環境法的本位

客觀來說,人類環境利益的實現有賴于各類環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規律所構成的環境所客觀具有的生態功能的正常的發揮。然而自人類產生以來,人類基于社會實踐所取得的各類的進步都影響著環境生態功能,甚至以侵害、犧牲環境生態功能為代價。人類文明早期,人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多僅是局部的,人類的影響尚未超過生態環境的負載限額和忍受閾值。然而,進入工業文明后,人類社會科技及生產力飛躍式的發展助燃了人類對物質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極端不合理的盲目追求,人類對自然過度的索取及伴隨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已經超越了環境本身所具有的環境容量和負載閾限,對環境生態功能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害并危及到人類的正常生存、繁衍及可持續發展,此又使人的生態需要得不到正常、充分的滿足,并使得原本具有“共同性”、“公益性”環境生態功能成了“稀缺性資源”。資源“稀缺性”的產生使得不同社會集團、不同階層根據自身實力對其進行“爭奪”,此必將引發環境利益的分化、沖突,此種沖突既包括環境利益之間的沖突,也包括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態之間的沖突。當原有社會制度(包括原有的法律制度)無法應對激烈的環境利益沖突以保障社會有序運轉的時候,便催生了旨在能有效調控環境利益沖突的新的社會制度,而環境法便作為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種新制度應運而生。由此可見,環境利益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利益形態自人類產生便先于法而客觀存在,當人的環境利益可以得到充分滿足時,則無需為法律所調整;而只有當環境利益的實現產生競爭、出現沖突的情況下,才需要法律這類權威性的社會制度對之進行調節。環境法起源于環境利益的分化、競爭,對存在沖突的環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調控以保證主體的環境利益充分、公平、有序的實現是立法者制定和實施環境法的根本動因。從本體層面上看,環境法是統治階級通過立法對環境利益獲取方式的設定、許可,即通過環境立法為主體設定正當的行為模式以促成法律所確認的環境利益的實現。環境利益是環境法存續和有效運行的本質性基礎,是確定環境法的價值、目的、作用等基本問題的根本性導向,是一切具體的環境法制度的出發點和歸宿,必須以“環境利益”為基點出發,方能全面、清晰認識環境法。綜上,環境法是以保障環境利益為其根本性追求的獨立的部門法,環境利益是環境法的本位。環境利益具體是指環境所客觀具有的生態功能對人的生態需求的滿足。可見,環境法的內容并不是“無所不包”的,而是僅以確保人的生態需求得到充分、正常的滿足(即環境利益充分、公平、有序的實現)為根本追求,并進而致力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生態功能,以確保人類正常生存、繁衍及可持續發展。與環境有關的人身利益、財產利益、精神利益均不是環境法本位利益形態,并不為環境法所直接、積極的調控、保障,學界對環境法所做出的“綜合性”的定性是不恰當的。當然,法律利益體系內的各類利益形態并不是毫無關聯的,在很多情況下也存在交疊,因此環境法在保障環境利益的過程中可能會同時對人身利益、財產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態進行間接、附帶的保障。但當環境利益與財產利益等其他利益形態發生沖突時,環境法作為以環境利益為本位的部門法,應該優先、側重保障環境利益。目前環境法學界所普遍認可的“環境立法目的二元論”的觀點(即認為環境法除了保護環境外,還應以保護人體健康和經濟發展為目的)是不恰當的。對環境法的定性、定位、立法目的、基本原則等核心基本問題的研究,也應立足于“環境利益”這一根基,方能“清晰認知、定紛止爭”。

二、環境法本位錯解原因分析

如上文所述,受“泛權利主義思潮”的深刻影響,我國環境法學界不少學者想當然的直接將環境權視為環境法的本位,此是造成學界環境法本位錯解的原因之一。通過對現有文獻分析可以發現,在持“環境權是環境法的本位”主流觀點的學者中,也有不少學者在其論證中肯定了環境法所保障的利益對環境法本身的基礎性作用,但其得出的結論卻仍然是“環境權是環境法的本體”。如有的學者在前文肯定了環境法所保障的利益對環境法以及環境權的基礎性意義,并將環境權界定為“人們對其生存環境享有特定的生態性環境利益的權利”,而后文卻直接將各國環境基本法的目的條款、原則條款中的重要內容視為是對環境權的肯定。而事實上,這些條款并沒有過多的提及環境權的內容,而僅是對環境利益合法性、重要性的肯定。筆者認為,此種“怪象”源于環境法學界學者對“法益”理論的誤讀,致使學者們直接將環境權與環境利益同質化,導致觀點的錯誤表達。“法益”理論起源于德國,并在19世紀逐步興起并獲得歐陸刑法學界的核心地位。20世紀中葉,為了解決傳統犯罪社會危害性理論空洞性的問題,我國刑法學界逐漸引入了該理論。近年來,我國民法、行政法、環境法等其他部門法學者也開始對“法益”理論展開探索。從研究成果分析,刑法學界的主流觀點是將“法益”理解為“受法律保護的利益”,雖然目前刑法學界也有學者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但從總體上看均是從法律與利益的關系角度展開的。但當“法益”概念被引入其他部門法后卻出現了“異化”,除部分學者延續了刑法學界的原有思路外,多數學者以權利為視角對“法益”展開研究:如有的學者將“法益”界定為權利之外應受法律保護的利益;有的學者提出“法益”是“權利”和“弱保護法益”的綜合;還有的學者將“法益”直接等同于權利。可見,與刑法學者從法律與利益的關系角度展開界定不同,我國其他部門法學者對“法益”的理解多與“權利”掛鉤,即將權利與利益進行“同質化”釋義,他們對“法益”界定的差別僅在于“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權利”、“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權利”、“法律所保障利益=法益=權利”等不同范圍的定量上。環境法學者也深受此種理論解讀的影響,大多數學者直接將“環境法保障的利益”與“環境法益”以及“環境權”做了同質化的理解。而延續此種研究思路,即使是肯定了利益基礎性地位的學者也很容易得出環境權是環境法本位的觀點。事實上,利益是法律存在、運轉的根源,而權利、權力以及義務是法進行利益調控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法律利益與法律權利-法律義務-法律權力則是完全不同層面、不同質的事物。可以說,“法益理論誤讀”是造成學界環境法本位錯解的另一原因。

三、環境權、環境義務的再定位

上文中,筆者提出環境利益才是環境法的應然本位。延續此思路,我們必須要進一步對歷來被學界視為環境法本位的環境權和環境義務進行再定位。法律是人類社會利益保障的重要工具,而立法者主要通過賦予相應的主體以權利、權力以及相應的義務,從而為主體設定行為模式以引導、調控主體的行為,并進而保障合法利益公平、有序、充分的實現。其中,法律權利是最為重要、最為有效的利益保障機制之一。權利在本質意義上是一種手段,即人們通過行使權利以實現特定的利益,“回避這一事實,權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內容和追求的方向”。輯訛輥縱然目前學界對權利的界定并不統一,但學者們遍認可“權利是主體為追求或維護利益而進行的行為選擇,并因社會承認為正當而受國家和法律承認并保護的行為自由。”輰訛輥法律通過權利為主體設定了行為模式,權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導向和激勵機制作用于人的行為,并影響人們的行為動機,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式,使復雜的利益關系簡單化和固定化,并用法律符號來表示人與人的利益關系,構成對利益進行調控、保障的有效機制。法律義務也是法律保障利益的重要的機制,“義務以其特有的利益約束和強制功能作用于人們的行為,與權利等其他機制有效結合影響人們的行為動機,引導人們的行為。”輱訛輥雖然目前學界對法律義務的界定也并不統一,然而從本質上看,義務是為了對法律所確認的合法利益進行更好的保障、調控,而由法律為相應主體設定的應當“為”或者“不為”的行為模式,若主體偏離法律所預設的行為模式,將可能引發法律責任。輲訛輥傳統法理學者普遍認可法律權利、法律義務對法律利益的保障、調控的功能,但常忽略法律權力在利益保障中的作用。目前學界普遍將“強制力”視為權力的本質,同時也承認此種強制力“不過是實現某種利益的手段。”輳訛輥從源起角度看,近現代法理學中的“法律權力”是法律對利益進一步有效調控、保障的產物,即主體在通過個體的力量(即權利)仍無法有效調和社會中所存在的利益沖突時,由社會各主體共同讓渡其權利匯聚而成的一種公權強制力。與法律權利主要針對個體利益不同,法律權力主要針對公共利益。對個體需要的追求是人類的天然本能,因此個體利益的實現向來是積極、自覺的,法律只需通過權利賦予主體追求之“自由”便可。而對社會公共利益確認、協調并保障其實現則需要社會公共機關通過具有強制力的社會活動加以實現。可見,法律層面的權利、權力以及相應的義務具有極強的工具性價值,均只是法律設定主體行為模式并保障合法利益公平、有序、充分實現的機制。具體看來,法律權利對應著人的個體性、“個人利益”,其以“自由”為其價值的本質追求;而權力對應著人的社會性、“公共利益”,以“秩序”為其價值的本質追求。權利機制和權力機制相互關聯、功能互補,兩者以不同的運行機制共同調控著由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構成的社會整體利益。而法律義務又為該兩者機制的順利運行提供保證和支持,即權利機制與權力機制的有效運行均需要法律義務機制對之進行支撐。法律主要是借助權利、義務、權力之間的有效配合來實現對社會利益的調控并進而促使利益的充分、公平、有序的實現的。具體到環境法領域可知,環境法實際上就是確認和規定統治階級所認可的環境利益及為實現環境利益而應為的行為模式的規范體系,而環境權、環境權力以及相應的環境義務是環境法據以設定合理的行為模式以保障環境利益實現的機制。環境法正是通過環境權、環境權力、環境義務三者的有效配合來以調控人們的行為,并最終實現對環境利益的有效調控。由此可見,環境權、環境權力以及環境義務具有極強的工具性價值,其存在的終極價值無非在于為社會關系參加者設定符合統治階級價值判斷的行為模式,并通過主體法定權利的享受、法定權力的執行以及法定義務的履行使法律所確認、保障并調控環境利益得以公平、有序、充分的實現。鑒于此,我們應擺正環境權的地位,從工具意義層面對環境權展開客觀的認識,不應過分夸大環境權在環境法中的地位。同時,應客觀的認識到環境權、環境義務以及環境權力是處于同一平臺的法律用于調控環境利益的機制,三者之間沒有孰輕孰重的問題,缺少任何一個機制,法律都無法對環境利益進行有效調控。因此,學界在展開對環境權的研究時,也不能忽略對環境權力、環境義務的研究,同時應關注該三者之間的配合。具體來看,環境權作為一種法律權利可以界定為主體為追求或維護環境利益而進行的行為選擇,并因社會承認為正當而受國家和法律承認并保護的行為自由。

四、總結

第4篇

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計算機網絡在各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它在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對傳統的法律制度造成了沖擊,尤其是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面對網絡技術所引起的日益增多的法律問題,已經有些力不從心。

據2006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報道,2005年央視春節晚會中備受關注的唐山皮影舞蹈“俏夕陽”成了中英文域名搶注的焦點。一時間,圍繞著“俏夕陽”的各種商標、域名的搶注呈現出火暴趨勢。繼“俏夕陽”的英文、中文域名及網絡實名被搶注后,北京一男子將“俏夕陽”申注為服裝商標,唐山也出現了“俏夕陽”搶注熱潮。新浪網報道: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新謀女郎”李曼真的一夜成名了,有成都的域名炒家居然從她的名字中捕捉到了商機!有關“李曼”的多項域名現已被成都域名炒家鄭濟坤注冊,他估計這些域名能為他帶來18萬的收益。據悉,今年23歲的鄭濟坤是成都一家石油相關公司普通職員,也是本地著名的域名炒家。2月24日,鄭濟坤一口氣注冊了李曼.CN、李曼.COM、李曼.NET三個域名,有效期為1年。接受記者采訪時,鄭濟坤透露,“我從未注冊過名人的名字,這還是第一次。以前我都是搶注一些公司的名字,比如迪斯尼、迪斯尼樂園等,小賺了幾千元錢。”談到為何“相中”李曼,鄭濟坤坦言:“我還不是從報紙上了解到,現在全國媒體都很關注她,她未來的成長前景肯定不錯。要是李曼真走紅了,肯定有許多商家找她代言,加上文化經紀公司,要買這些域名的應該大有人在。”據了解,鄭濟坤注冊“李曼”域名的成本只有500多元/年,但他卻估計轉賣費可高達18萬元。

新華網:據了解,目前將名人姓名作為域名投資的并不多,但是作為通用網址注冊卻是項熱門行業。因為中文通用網址可自動轉向到具有另外域名的網站,其范圍要寬得多。像“李宇春”等多位超女的通用網址就被搶注。搶注者多是借超女名頭來提高流量的音樂影視下載網站。該專業人士表示,由于名人的域名保護意識不強,名人乃至大型企業的域名屢遭搶注,看著自己的名字被高價轉賣,也只能眼巴巴看著別人賺錢。這些靠名人域名發財的人,是在鉆法律的空子,名人也應該增強對域名的保護意識。

體壇快報:近日,一條有關田亮的消息又被炒得沸沸揚揚。2月3日,中國體育網絡傳播工作室將“田亮”域名(WWW.TIANLIANG.COM)放至淘寶網進行拍賣,截至2月13日早上9時,有人竟開出99999800元的天價。

南方周末:2004年,春蘭集團的域名“春蘭.COM”被搶注,為了更好地開展國際業務,在國際互聯網貿易中占有一席之地,春蘭集團被迫花費400萬元高價購回了原本屬于自己的國際域名。

中國法制報報道:據統計,2005年全年,全國法院系統受理的網絡域名糾紛案件多達1264件。

二、域名的定義及特點

域名只是一個Internet中用于解決地址對應問題的一種方法。可以說只是一個技術名詞。但是,由于Internet已經成為了全世界人的I nternet,域名也自然地成為了一個社會科學名詞。

所謂域名,是一種用于互聯網上識別和定位計算機的地址結構。在互聯網上,計算機的位置是用IP地址的形式表示的。每一個IP地址是由四個被句點分割的數字組成,如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辦公網IP地址是172.17.136.5 3;而工商北辰分局的IP地址是:172.17.238.86。這種地址表示方法的缺點是是缺乏直觀,不便于記憶。于是人們又設立了域名,域名由英文字母、數字、句點及其它特殊符號組成,采用層次結構設置,具有不同的級別,在同一等級水平內的域名是唯一的。

域名具有以下特點:

1、域名由英文字母、數字、句點及其它特殊符號組成。

2、域名體系采用層次結構設置,因而域名具有不同的級別。

3、根據后綴的不同,域名還存在著類別的差異。常見的類別有.com(適用于工、商、金融企業).ac(適用于科研機構).gov(適用于政府部門) .edu(適用于教育機構).net(適用于互聯網絡、接入網絡的信息中心和運行中心).org(適用于各種非贏利性組織);此外,還有以行政區的縮寫作后綴的,稱為“行政區域名”,如中國注冊的頂級域名為.cn,美國的頂級域名為.us,天津市在.cn域下的二級域名為.tj.cn等等。

4、在同一等級水平內的域名必須是唯一的。

5、域名注冊手續十分簡便。

第5篇

解決我臺機房大廳環境問題,必須從降溫、除塵、智能控制三個方面入手,才能予以徹底解決。同時要本著節約的原則,在保證有明顯效果的前提下,力爭達到節約資源、一次性投入少、運行費用低;系統具有自診斷告警功能,減少人員工作量;設計時要考慮系統冗余,制冷風量要有一定的余量,保證在極端情況下系統也能正常工作;同時要考慮系統改造后哪些地方容易出現問題,加強維護保養。故對機房做如下相應改造:機房大廳增設4臺100kW大功率恒溫恒濕冷凍水型機房精密空調,控制室內溫濕度并加速室內空氣循環達到30次/h。精密空調室外制冷主機采用高效率熱交換的風冷模塊機組,運行穩定可靠,整機制冷效率較高。在大廳內架設風管,將4臺100kW大功率冷凍水型機房精密空調出風口并管并延伸至機房各個要道,多點定點矩陣化送風,避免局部熱島效應。建立分支風管與PSM設備已建立的冷卻系統對接,利用現有的單點設備冷卻系統風道輔助對設備進行降溫以減少設備向室內空間逸散的熱量。將甲機房大廳室內全年溫度控制在30℃以下,適于設備正常運營環境及人員作業安全;同時將全年最高溫度控制在30℃內,無需過度制冷,保證全年最大限度減少能耗。不與室外不可控氣流交換,機房內潔凈度在機組運行狀態下每小時室內空氣被完全過濾30遍,機房內將越運行越潔凈(運維人員適度進出),同時減輕運維人員運維成本。

2系統設計的測算依據及說明

目前需改造的甲機房大廳面積525平方左右,機房內布4臺TSW2500型500kW短波發射機,由于設備發熱過大,故對每臺發射機做單點降溫處理。預計單臺發射機外溢至室內空間中的熱能約為50kW,共計4部,致使機房目前室溫較高,全年冬季室內平均達到27攝氏度,夏季室內氣溫最高達40攝氏度,嚴重影響設備壽命、設備使用環境的安全可靠性并且夏季超出人員作業的可承受環境溫度,估測降溫需提供制冷量計算如下:

2.1對于制冷量需求的測算

單臺設備熱負荷*臺數+環境熱負荷*面積=需要的制冷量(kW)即:50kW*4+15m*35m*0.14kW/m2=273.5kW(備注:0.12—0.18kW/m2為機房環境熱負荷的估算范圍,由于我臺機房空間較大,設備密度較小,單機功率過大,故按照熱密度0.14kW/m2估值。)補充說明:機房層高6米,3米以上的空間氣溫對人員及設備影響較小,所以不需過多考慮對3米以上空間正常氣溫的處理。

2.2對于換氣次數需求的測算

甲機房打廳內空氣體積:35*15*6=3150m3,依照機房建設標準,機房內每小時換氣應保證20-30次,即2-3分鐘一次。故需求量為3150*20~30=63000~94500m3/h熱負荷估算原則負荷特點現階段設備的集成度越來越高,精密性也越來越高,使得機房的負荷特點更加顯著地表現為:機房設備散熱量的95%是濕熱,熱負荷大、濕負荷小、熱濕比極大。單位體積發熱量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空氣處理可近似作為一個等濕降溫過程。在這種情況下的焓差小,要消除余熱必然是大風量。此外,因為設備24小時不間斷運行,所以需要空調系統一年四季不間斷地運行。余熱量大:機房內95%以上的熱量來自設備;余濕量小:機房內潛熱量來自人體出汗蒸發以及新風含濕量,由于人員較少且新風是經過熱交換后進入機房,余濕量很小;循環風量大:需要較大的風量來解決機房內散熱;焓差小:由于室內溫濕度允許變化率較小,所以焓差小;熱負荷大,冬季仍需制冷。機房專用空調正是依據上述特點研制開發而成的,顯熱比可達到90%以上,并可通過中央控制器調節溫度及相對濕度,溫度精度可控制在±1℃,相對濕度可控制在±5%,充分保障使用功能,并達到節能目的。

2.3系統設計與實現

2.3.1設備及風管布局圖如圖1增設4臺100kW大功率恒溫恒濕冷凍水型機房精密空調,控制室內溫濕度并加速室內空氣循環達到30次/h。精密空調室外制冷主機采用高效率熱交換的風冷模塊機組,運行穩定可靠,整機制冷效率較高。建立風管將4臺100kW大功率冷凍水型機房精密空調出風口并管并延伸至機房各個要道,多點定點矩陣化送風,避免局部熱島效應。建立分支風管與PSM設備已建立的冷卻系統對接,利用現有的單點設備冷卻系統風道輔助對設備進行降溫以減少設備向室內空間逸散的熱量。2.3.2氣流循環方式(保證送風回風風道暢通無遮擋)發熱設備高度在2.5M內,熱量逸散區域在落差3M空間內影響周邊氣溫,精密空調送風風道從3M—3.5M高空將冷氣流吹出,與下部熱空氣混合,由精密空調強力回風口風機抽回,每個過道形成局部氣流循環,熱量被不斷帶走經過精密空調處理成冷風繼續優化室內溫度。精密空調回風口帶溫濕度探頭,如果回風口(即混合氣流)測定溫度達到所限定的溫度標準,機組停止制冷,僅風機運作帶動氣流循環,極為節能。2.3.3動力與環境監控拓撲圖機組標配:RS485接口及232接口,可以方便接入常規通用的監控系統中,也可直接選擇BMS所使用的樓宇協議(如MODBUS等),便于監管機房運行情況。名義工況:進/出水溫度7℃/12℃參考工況:進/出水溫度10℃/15℃參考工況:進/出水溫度12℃/18℃G4標準空氣過濾網聲級測試在距機組1m開闊地帶圖3拓撲空間圖2.3.4技術特點大風量、小焓差、高顯熱比專業設計。蒸發器采用親水鋁箔,高效內螺紋管設計,耐腐蝕、長壽命、高效率。電極式加濕器,避免干燒的危險,能快速產生純凈蒸汽,具有自動清洗功能,檢修時不停機。智能除濕保證除濕速度快、精度高。風機選用后傾無殼式第三代高效EC風機以達到節能的要求。金屬框架G4標準過濾器,過濾效率高達90%,確保機房潔凈要求,可反復清洗降低運行成本。機組全正面維護設計,不受安裝環境限制,維護更方便。高品質制冷配件確保機組在各種條件下穩定運行,壽命10年以上。智能控制器融合完善控制邏輯、實現多重保護。大屏幕4行*30列LCD液晶全中文圖形顯示,機組運行狀態、溫濕度曲線、報警記錄等。提供500條歷史告警記錄。群組控制,實現備份、輪巡、層疊、避免競爭運行功能。遠程監控,提供RS485、MODBUS、SUNRISE-PLUS、TCP/IP監控方式。2.3.5方案特點能完全滿足降溫需求及室內風循環換氣需求。不與室外氣流交換,機房內潔凈度在機組運行狀態下每小時室內空氣完全過濾24遍,機房內將越運行越潔凈,同時減輕運維人員換洗過濾網的工作量。機組可方便接入各種通用監控系統,便于運營管理。可隨意設定機組溫度,例如設定至30度,那么機組在30度以下將停止制冷,只有風機運轉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高效節能。機組設計使用壽命15年,運行穩定性高,運維成本很低。對機房外觀及內部主體構造沒有任何改動。

3總結

第6篇

環境污染可以說已經滲透到我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尤以群體性環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圍的廣泛性,社會效應的轟動性而備受關注。如何有效防治群體性環境污染以及在發生群體性環境污染損害的情況下如何獲得法律的及時和合理的救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隨著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工業化時代的來臨,人類的物資生產能力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與此同時,環境與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在工業化過程中,造紙、電力、冶金等重污染行業將繼續發展,控制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難度加大;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大量的垃圾與污水不能得到安全處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壞;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化肥農藥的使用和養殖業的發展將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防治任務更為艱巨,威脅農產品安全;在社會消費轉型中,電子電器廢物、機動車尾氣、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內裝飾不當等各類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趨勢;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長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粉塵治理任務非常艱巨;轉基因產品、新化學物質等新技術、新產品將對環境和健康帶來更多潛在風險。

環境污染可以說已經滲透到我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尤以群體性環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圍的廣泛性,社會效應的轟動性而備受關注。如何有效防治群體性環境污染以及在發生群體性環境污染損害的情況下如何獲得法律的及時和合理的救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案例一

沱江發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頂山,是長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內的一級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內惟一的“非封閉型”流域。沱江流經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簡陽,名鎮資陽,古府資中,甜城內江,酒市瀘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驟然降臨在流經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導致下游兩岸近百萬群眾生活飲用水中斷26天,魚類大量死亡,大批企業被迫停產,直接經濟損失2億多元,間接經濟損失5億多元,恢復沱江的生態系統至少需要5年。

案例二

TISSO工廠從1908年起在日本水俁市生產乙醛,流程中產生的甲基汞化合物排入大海,在魚類體內形成高濃度積累。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魚類,產生神經系統疾病--感覺和運動發生嚴重障礙的水俁病,最后全身痙攣而死亡。1953年開始出現這類患者,至1991年3月底,被確認為水俁病的達2248人(其中死亡1004人)。當地法院于1973年3月做出了確認TISSO工廠的責任并令其賠償損失的判決。至1993年底,TISSO累積支付的賠償金額為908億日元,并且每年仍需支付30多億日元。

以上兩個案例都是在國內外引起過巨大影響的群體性環境污染事件。沱江污染事件發生后,引起了國務院、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川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裁、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木喜引咎辭職,5名企業負責人及環保部門干部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雖然有關責任人員受到了應有的刑事和行政處罰,但是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經濟損失的相關人員和遭受身體損害群眾的民事責任問題,至今尚未得到解決。這種惡性污染給人民群眾造成的重大損失又應該由誰來主張賠償?這就需要環保公益維權。為此,筆者認為國家應建立環保公益訴訟制度。

所謂環保公益訴訟制度,是指任何公民、社會團體、國家機關為了社會(環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國家司法機關提訟。我國現行的環境訴訟法律規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權提起民事訴訟,最后被歸于民事法律管轄范疇。在我國從事環保公益訴訟既沒有法律上的保障,更沒有明確的法律支持。這也從客觀上助長了“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現象的不斷滋生。為此,筆者呼吁國家盡快著手建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形成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責并舉”的環境違法制裁機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公眾的環境權利,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

就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而言,群體性環境污染的法律救濟還存在著諸多的缺陷:

1.就環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國現有的法律缺乏中間性的調整形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的有關規定:要么排除侵害,完全停止加害人的活動;要么維持侵害狀態,使受害人完全承擔環境侵害的不利后果。這種思考模式和侵害排除的規定,無法充分實現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均衡,具有顯失公平性,在環境侵權救濟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時,在現實生活中,法院往往受“經濟發展優先”觀念的影響,偏向于保護產業活動和經濟利益,實質上是對侵害排除請求權的重大限制乃至否認,于受害人極為不利。

于是,“中間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賠償”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損害賠償”等更具靈活性的理論和制度應運而生,從而在環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顧產業利益和保護社會公眾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兩個方面的需要。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在這方面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制度,值得我國學習借鑒。同時,為了更好的發揮公眾在環保中的作用,我國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環保組織的發展,依法為包括環保組織在內的社會公眾提供參與環境保護的機會,保障其權利的正當行使。

2.在環境的損害賠償方面,一般情況下,環境侵權損害的范圍廣泛、賠償數額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數字,從而導致受害人一時難以從加害人那里得到賠償,同時對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為賠償金額巨大而導致難以維持自身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更有甚者因不能負擔而破產或關閉。

這既不利于受害人盡早得到補償,也不利于加害方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環境侵權是社會權益害,其原因事實又具有社會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險性公害事件(如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美國三里島核污染、印度博帕爾毒氣外溢)受害地區廣闊、受害人數眾多、賠償數額巨大,這些情況都使環境侵權救濟不再是致害人與受害人個別人之間的問題,而成為社會性問題,需要建立社會化賠償制度。損害賠償社會化,是把環境侵權發生的損害的補償功能而把懲罰或制裁作用減至最低。

目前,實現這一機制的形式各國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據《公害健康補償法》建立補償基金,對公害健康受害者實行補償;美國、法國、荷蘭等過則以建立各類環境(生態)補償基金的形式,實行對受害人的補償。還有部分國家充分利用保險的功能,實行環境侵權救濟的保險制度,如責任保險或社會保險等。我國在這方面仍是空白。

3.在確定責任原則方面:由于在群體性環境污染訴訟中被告往往是地區的經濟納稅大戶,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權部門往往怠于行使其責任,或者干脆作為影子被告,因此當事人的訴訟地位是極不平等的。

為保證裁判的正義性和保護社會國家公眾利益,需要在訴訟的舉證責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別的規則原則。首先,應該采取嚴格責任原則。作為舉證存在困難的原告,往往不能證明損害的發生。甚至于會因被告告之謂商業秘密在不得順利取證。處于弱勢地位的訴訟人,唯有把舉證責任歸于被告,使正義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決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甚至可以采取無過錯責任原則,即不問是否損害發生,均應承擔責任。尤其是在公眾知情權的制度建立方面,對于怠于行使公開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責任。最后,還應提出引進創新原則,一是權衡各方利益原則。在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公眾團體利益相互沖突的時候權衡各方利益,認真考慮,現在和未來的利益,爭取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在合同法上面,關于締約人有期待權的利益保護。因此,我認為,公眾對于政府職能部門的信賴,由此產生賦予政府的權利。故此,政府部門怠于其責,對于公眾造成損害,尤其是環保部門對于環境損害的視而不見,公眾有權依據信賴利益,予以訴訟。

基于以上考慮,筆者就建立健全環保公益訴訟制度提出下列具體的建議:

——在環保法中進一步明確有關主體對侵犯公益的行為提訟的權利。因為訴訟權是一項公民的基本權利,保護環境公益的訴訟權利應當得到環境基本法的肯定。

——用法律形式賦予一切單位和個人以訴訟權。不論國家機關,還是公民個人或其他組織均為公益訴訟的主體。因為根據我國環保法第6條的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

——環境公益訴訟不應受訴訟時效的限制。我國現行三大訴訟法律均有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要求出現糾紛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提訟,否則將喪失勝訴的權利,但在民法通則的有關司法解釋中規定“未授權給公民、法人經營、管理的國家財產受到侵害的,不受訴訟時效期間的限制”。這一規定是出于保護國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訴訟同樣是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救濟渠道,也應當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使侵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在任何時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舉證責任應區別訴訟主體而定。在民事訴訟中,作為提出訴訟主張的民事訴訟主體,應當為自己的主張提供證據證明。在環境公益訴訟中,舉證責任應根據環境法和民事程序法中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及公益訴訟的特殊性,來解決環境公益訴訟的舉證責任問題,應區別訴訟主體而定。

第7篇

關鍵詞:循環經濟;循環經濟法;生態經濟

一、循環經濟的內涵

循環經濟(recycleeconomy)是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之后,在少數發達國家中出現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實施循環經濟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環境,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就是在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指導下,按照清潔生產的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它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循環經濟的提出啟發了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關于資源與環境的國際經濟研究,拓寬了20世紀80年代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把循環經濟與生態系統聯系起來。

基于上述“循環經濟”的主要概念,循環經濟的內涵主要包括:第一,要著眼于生態效率。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統一起來,充分發揮物質的可循環利用性,這是循環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循環經濟的前提和本質是清潔生產,這一論點的理論基礎是生態效率;第二,優化環境資源的合理配置。循環經濟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護日益稀缺的環境資源,優化環境資源的合理配置;第三,要求產業發展的集群化和生態化。這樣才有可能形成核心的資源與核心的產業,成為生態工業產業鏈中的主導鏈,以此為基礎將其他類別的產業相連接,組成生態工業網絡系統。

二、循環經濟制度的國外立法概況

通過立法促進廢棄物的回收和綜合利用,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循環經濟制度,是發達工業國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也是此項制度發展的必然趨勢。

日本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在快速工業化的道路中,加倍地體驗了環境破壞和污染的苦果。在20世紀90年代,集中制定了廢棄物處理、再生資源利用、包裝容器和家庭電器循環利用、化學物質管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規。2001年4月,日本開始實行八項循環經濟法律,其中《推進建立循環型社會基本法》作為母法,提出了建立循環型經濟社會的根本原則:“根據相關方面共同發揮作用的原則,通過促進物質的循環,減輕環境負荷,謀求實現經濟的健康發展,構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可以說,這是世界上第一部循環經濟法律。

美國1965年于第一次將廢棄物綜合利用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在1986年頒布了《資源保護回收法》,其中包括了循環利用的內容,是目前世界上比較詳細、完整的一部法律,在美國的固體廢棄物管理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美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全國性的循環經濟法規,但現在已有半數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環法規。

德國1986年頒布了《廢棄物限制及廢棄物處理法》,發展方向從“怎樣處理廢棄物”的觀點提高到了“怎樣避免廢棄物的產生”。1991年通過了《包裝條例》要求將各類包裝物的回收規定為國民義務。1996年提出了新的《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管理法》,把廢棄物處理提高到發展循環經濟的高度,并建立系統配套的法規體系。

另外,1992年,韓國開始實施“廢棄物預付金制度”,即生產單位依據其產品出庫數量,按比例向政府預付一定數量的資金,根據其最終廢棄資源的情況,再返回部分預付資金。2002年,韓國將“廢棄物預付金制度”改為“廢棄物再利用責任制”,即從限制廢棄改為再利用。

此外,在北歐、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荷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及新加坡等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都制定了多部單項的資源循環利用、發展循環經濟的法律。三、我國循環經濟法律體系的創建

在“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國策的指導下,2000年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公布,啟動了我國推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步伐,這是建立我國循環經濟法律體系的一個良好開端。在《環境保護法》、《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等法律中也有此方面的規定。另外,我國還制定了一系列法規、規章,主要有:《關于開展資源綜合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關于完善現有綜合利用政策幾點補充規定的通知》、《關于資源綜合利用項目與新建和擴建工程實行“三同時”的若干規定》、《1989-2000年全國資源綜合利用發展綱要》、《粉煤灰綜合利用管理辦法》、《冶金工業資源綜合利用實施細則》、《化學工業資源綜合利用實施細則》、《能源部粉煤綜合利用管理辦法》、《國務院關于加強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現行的這些政策、法律、法規為規范我國循環經濟的建設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循環經濟的法律體系尚未建立。因此,該方面的法律、法規還需要進一步制定和完善,重點應做好以下幾面的工作:

(一)將發展循環經濟、走生態經濟道路的內容寫入國家憲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一個部門法都必須在憲法的指導下制定。將在可持續發展指導下的循環經濟制度寫入憲法,是建立循環經濟法律體系最重要的環節。經濟發展同資源與環境保護是密切關聯的,構成了一個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環境、資源、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是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應在國家的根本大法和其他環境立法與政策中得以體現。

(二)制定專門的《循環經濟法》和相關法律

首先,開展“循環經濟”的立法調研工作,在條件成熟時,由國務院所屬的相關部門同國家環保總局等部門,先出臺促進循環經濟立法的相關管理條例,進而從制定《循環經濟法》開始,明確建立循環型社會的宗旨、基本原則。爾后可通過制定一個相關法律群落來連接循環經濟法的鏈條作為過渡,最后逐步建立與完善符合國情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

對環境污染行為征稅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解決污染問題的重要之策。我國現行稅制中缺少以保護環境為目的,針對污染環境行為或產品課稅的專門稅種。稅收對環境保護的作用主要依賴于分散在某些稅種中的稅收優惠措施,加緊制定《環境污染稅法》,更好地運用稅收杠桿來保護和改善環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調整、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

把發展循環經濟與其他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結合起來,如《節約能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開展資源綜合利用意見》等。確立循環經濟在社會經濟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政府、企業、公眾在發展循環經濟中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給予比較具體的優惠政策和推動措施。我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礦產資源法》等單行法律、法規,缺乏可持續發展相關內容下的原則性指導與具體規定,呈現濃厚的污染防治色彩,應予以調整和修訂。另外,加緊制定推動循環經濟實施的相關經濟政策,特別是循環經濟的引導性政策,使政策和法律、法規相配套。

鑒于我國的國情以及現有法律體系結構和環境立法傳統,照搬、照抄國外循環經濟的立法模式是不可行的,只能根據我國循環經濟的立法現狀,在有關層次上結合國情,借鑒和吸收國外先進的立法經驗,創建我國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使我國的經濟走生態化發展的道路,實現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健,閻淑萍,苑清敏.論循環經濟發展及其面臨的問題[J].天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3).

[2]毛壽龍.邁向綠色的市場經濟——對經濟體制與環境保護的初步分析[C]//經濟民主與經濟自由.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第8篇

環境污染可以說已經滲透到我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尤以群體性環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圍的廣泛性,社會效應的轟動性而備受關注。如何有效防治群體性環境污染以及在發生群體性環境污染損害的情況下如何獲得法律的及時和合理的救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隨著現代社會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工業化時代的來臨,人類的物資生產能力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與此同時,環境與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在工業化過程中,造紙、電力、冶金等重污染行業將繼續發展,控制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難度加大;在城市化過程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大量的垃圾與污水不能得到安全處置,地表植被受到破壞;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化肥農藥的使用和養殖業的發展將使耕地污染、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防治任務更為艱巨,威脅農產品安全;在社會消費轉型中,電子電器廢物、機動車尾氣、有害建筑材料和室內裝飾不當等各類新污染呈迅速上升趨勢;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長期存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塵、粉塵治理任務非常艱巨;轉基因產品、新化學物質等新技術、新產品將對環境和健康帶來更多潛在風險。

環境污染可以說已經滲透到我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尤以群體性環境污染以其巨大的危害性,涉及范圍的廣泛性,社會效應的轟動性而備受關注。如何有效防治群體性環境污染以及在發生群體性環境污染損害的情況下如何獲得法律的及時和合理的救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案例一

沱江發源于四川盆地北部的九頂山,是長江左岸流域全部在四川境內的一級支流,沱江流域也是四川省內惟一的“非封閉型”流域。沱江流經的著名的城市,有果都金堂,重地簡陽,名鎮資陽,古府資中,甜城內江,酒市瀘州等。今年2月下旬到3月初,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驟然降臨在流經四川省中南部的沱江。由于排放污水導致下游兩岸近百萬群眾生活飲用水中斷26天,魚類大量死亡,大批企業被迫停產,直接經濟損失2億多元,間接經濟損失5億多元,恢復沱江的生態系統至少需要5年。

案例二

TISSO工廠從1908年起在日本水俁市生產乙醛,流程中產生的甲基汞化合物排入大海,在魚類體內形成高濃度積累。人食用了被污染的魚類,產生神經系統疾病--感覺和運動發生嚴重障礙的水俁病,最后全身痙攣而死亡。1953年開始出現這類患者,至1991年3月底,被確認為水俁病的達2248人(其中死亡1004人)。當地法院于1973年3月做出了確認TISSO工廠的責任并令其賠償損失的判決。至1993年底,TISSO累積支付的賠償金額為908億日元,并且每年仍需支付30多億日元。

以上兩個案例都是在國內外引起過巨大影響的群體性環境污染事件。沱江污染事件發生后,引起了國務院、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川化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裁、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木喜引咎辭職,5名企業負責人及環保部門干部被移交司法機關處理。雖然有關責任人員受到了應有的刑事和行政處罰,但是在此事件中遭受重大經濟損失的相關人員和遭受身體損害群眾的民事責任問題,至今尚未得到解決。這種惡性污染給人民群眾造成的重大損失又應該由誰來主張賠償?這就需要環保公益維權。為此,筆者認為國家應建立環保公益訴訟制度。

所謂環保公益訴訟制度,是指任何公民、社會團體、國家機關為了社會(環境)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國家司法機關提訟。我國現行的環境訴訟法律規定中,惟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權提起民事訴訟,最后被歸于民事法律管轄范疇。在我國從事環保公益訴訟既沒有法律上的保障,更沒有明確的法律支持。這也從客觀上助長了“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現象的不斷滋生。為此,筆者呼吁國家盡快著手建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形成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三責并舉”的環境違法制裁機制,以便更有效地保障公眾的環境權利,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

就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而言,群體性環境污染的法律救濟還存在著諸多的缺陷:

1.就環境侵害的排除方式而言,我國現有的法律缺乏中間性的調整形態。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的有關規定:要么排除侵害,完全停止加害人的活動;要么維持侵害狀態,使受害人完全承擔環境侵害的不利后果。這種思考模式和侵害排除的規定,無法充分實現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均衡,具有顯失公平性,在環境侵權救濟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時,在現實生活中,法院往往受“經濟發展優先”觀念的影響,偏向于保護產業活動和經濟利益,實質上是對侵害排除請求權的重大限制乃至否認,于受害人極為不利。

于是,“中間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賠償”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損害賠償”等更具靈活性的理論和制度應運而生,從而在環境侵害排除中可以更好地兼顧產業利益和保護社會公眾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這兩個方面的需要。美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國在這方面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制度,值得我國學習借鑒。同時,為了更好的發揮公眾在環保中的作用,我國有必要支持公益性環保組織的發展,依法為包括環保組織在內的社會公眾提供參與環境保護的機會,保障其權利的正當行使。

2.在環境的損害賠償方面,一般情況下,環境侵權損害的范圍廣泛、賠償數額巨大甚至近乎天文數字,從而導致受害人一時難以從加害人那里得到賠償,同時對于加害人而言,他也因為賠償金額巨大而導致難以維持自身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更有甚者因不能負擔而破產或關閉。

這既不利于受害人盡早得到補償,也不利于加害方的生產經營活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環境侵權是社會權益害,其原因事實又具有社會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險性公害事件(如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美國三里島核污染、印度博帕爾毒氣外溢)受害地區廣闊、受害人數眾多、賠償數額巨大,這些情況都使環境侵權救濟不再是致害人與受害人個別人之間的問題,而成為社會性問題,需要建立社會化賠償制度。損害賠償社會化,是把環境侵權發生的損害的補償功能而把懲罰或制裁作用減至最低。

目前,實現這一機制的形式各國有所不同,如日本是根據《公害健康補償法》建立補償基金,對公害健康受害者實行補償;美國、法國、荷蘭等過則以建立各類環境(生態)補償基金的形式,實行對受害人的補償。還有部分國家充分利用保險的功能,實行環境侵權救濟的保險制度,如責任保險或社會保險等。我國在這方面仍是空白。

3.在確定責任原則方面:由于在群體性環境污染訴訟中被告往往是地區的經濟納稅大戶,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授權部門往往怠于行使其責任,或者干脆作為影子被告,因此當事人的訴訟地位是極不平等的。

為保證裁判的正義性和保護社會國家公眾利益,需要在訴訟的舉證責任方面,做出某些特別的規則原則。首先,應該采取嚴格責任原則。作為舉證存在困難的原告,往往不能證明損害的發生。甚至于會因被告告之謂商業秘密在不得順利取證。處于弱勢地位的訴訟人,唯有把舉證責任歸于被告,使正義天平重新平衡,才是解決之道。其次,在某些特殊情況下,甚至可以采取無過錯責任原則,即不問是否損害發生,均應承擔責任。尤其是在公眾知情權的制度建立方面,對于怠于行使公開信息的被告,追究其怠于責任。最后,還應提出引進創新原則,一是權衡各方利益原則。在個人利益,社會利益,公眾團體利益相互沖突的時候權衡各方利益,認真考慮,現在和未來的利益,爭取實現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在合同法上面,關于締約人有期待權的利益保護。因此,我認為,公眾對于政府職能部門的信賴,由此產生賦予政府的權利。故此,政府部門怠于其責,對于公眾造成損害,尤其是環保部門對于環境損害的視而不見,公眾有權依據信賴利益,予以訴訟。

基于以上考慮,筆者就建立健全環保公益訴訟制度提出下列具體的建議:

——在環保法中進一步明確有關主體對侵犯公益的行為提訟的權利。因為訴訟權是一項公民的基本權利,保護環境公益的訴訟權利應當得到環境基本法的肯定。

——用法律形式賦予一切單位和個人以訴訟權。不論國家機關,還是公民個人或其他組織均為公益訴訟的主體。因為根據我國環保法第6條的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

——環境公益訴訟不應受訴訟時效的限制。我國現行三大訴訟法律均有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要求出現糾紛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提訟,否則將喪失勝訴的權利,但在民法通則的有關司法解釋中規定“未授權給公民、法人經營、管理的國家財產受到侵害的,不受訴訟時效期間的限制”。這一規定是出于保護國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訴訟同樣是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救濟渠道,也應當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使侵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在任何時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

——舉證責任應區別訴訟主體而定。在民事訴訟中,作為提出訴訟主張的民事訴訟主體,應當為自己的主張提供證據證明。在環境公益訴訟中,舉證責任應根據環境法和民事程序法中有關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及公益訴訟的特殊性,來解決環境公益訴訟的舉證責任問題,應區別訴訟主體而定。

第9篇

關鍵詞:循環經濟;3R;旅游業;可持續發展

1循環經濟的內涵

1.1循環經濟的起源與發展

循環經濟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環境保護興起的20世紀60年代,其中,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提出的“宇宙飛船理論”可以作為循環經濟的早期代表,他認為,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飛行的宇宙飛船,要靠不斷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資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開發資源,破壞環境,就會走向毀滅。但是,當時并未引起足夠的反響。20世紀九十年代之后,發展知識經濟和循環經濟成為國際社會的兩大趨勢。我國從九十年代起引入了關于循環經濟的思想。此后,對于循環經濟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不斷深入。

1.2循環經濟的內涵

日前,對循環經濟的認識,學術界已經基本上形成一致見解,循環經濟是一種“促進入與自然的協調與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融環境保護理念于資源的開發利用中,循環經濟提出,人類的經濟發展應當從主要依靠物質資源資本轉向主要依靠人力資本,即依靠人的智力,利用智力產生的科技進步,盡可能循環利用資源和減少廢棄物,避免和減少在產品過程中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的發生,力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相一致。循環經濟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生產-消費-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實現“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以最大限度利用進入系統的物質和能量,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

1.3循環經濟的原則

循環經濟有其本身可以遵循的原則,可以將其歸結為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簡稱“2R”原則,但是人們對循環經濟原則的認識則存在一些誤區。如將循環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資源的循環利用,實際上。循環經濟的根本目標是在經濟活動中系統地避免和減少對資源的破壞,制定合理的資源開發保護措施,合理、盡最大效用的利用資源,系統地避免和減少廢棄物。

2旅游業的發展現狀和循環經濟

2.1概況

自治區位于中國的西南邊陲,地處青藏高原主體,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它北鄰新疆,東北緊靠青海,東西接連四川,東南界云南,南邊和西部與緬甸、印度、不丹、錫金、尼泊爾等國接壤,國境線長達3842公里,是中國西南邊陲的重要門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現轄拉薩、日喀則,那區、昌都、阿里、林芝、山由七個地區,旅游業發展呈現以拉薩市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的網狀發展結構。境內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有50多座,其中8000米以上的有11座,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極”之稱,面積120多萬平方公里,現有人口281萬,其中藏族占85%以上,與此同時還有漢、門巴、洛巴、回、納西等十二個民族,

,以其巍峨的雄姿屹立于地球之巔,以其獨特的高原地理文化聞名于世。除雄偉壯麗的自然景觀之外,古老而又絢麗多彩的藏民族文化更是令人驚嘆不已。千百年來繁衍生息在這塊土地上的藏、門巴、珞巴等民族,勤勞、勇敢、智慧、樸實,他們在開闊的高原,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和人類的文明,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風俗習慣、節日、喜慶儀式,生產生活方式,以及衣、食、住、行等。這些均向世人昭示著永恒的魅力和神秘的誘惑。

2.2旅游業的發展現狀

近年來,旅游業發展勢頭猛烈,據統計,2007年,接待國內外游客達到402萬人次,較2006年增長60%,實現旅游總收入48億元,較2006年增長73.3%,相當于全區生產總值的14%左右,非公有制經濟在旅游業中已占有相當比重,旅游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

近年來,自治區大力實施“一產上水平、二產抓重點、三產大發展”的經濟發展戰略,充分利用青藏鐵路通車后的輻射功能,加速發展壯大旅游產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努力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特點的發展路子,目前,星級賓館(飯店)已近100家,全區擁有床位數近5萬張,銀行卡取現、消費刷卡率接近90%。旅游業硬軟環境進一步改善,接待能力顯著提高。

目前,旅游業正在加快旅游產品的優化更新,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主體觀光產品,初步成熟的度假產品,多種類別的優勢互補的旅游產品體系和格局。具體講,就是形成了以拉薩為中心的歷史文化觀光旅游區;以登山、徒步朝圣、探險為主的后藏旅游區;以森林生態、地貌科考以及度假為主的藏東南旅游區;以雅礱風景名勝為主的藏南文化旅游區;以野生動物觀賞以及領略草原民俗風情的藏北旅游區。

總之,旅游業在旅游收入和效益方面都取得較快較好的增長,在旅游產品方面逐步形成了一批富有特色的拳頭產品,呈現出穩步、高效、健康的發展態勢和廣闊的發展前景,但是,通過與國內其它地區的相互比較,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旅游業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即使在西部十省市區中,旅游業的發展也處于較低水平。

2.3用循環經濟的視角看待旅游業發展的必要性

2.3.1循環經濟是發展旅游業的本質要求

眾所周知,旅游業是資源和環境依托型產業,旅游資源與環境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是為旅游者提供旅游觀賞、娛樂休閑、探險獵奇、考察科研及人們之間友好往來和消磨時間的客體,但是旅游資源與環境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一旦破環就很難恢復其原來價值。這一特點本質上要求對旅游資源進行合理利用,對旅游環境進行嚴格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旅游業與循環經濟存在著天然的耦合性,旅游業應當以循環經濟為指導進行發展。

2.3.2循環經濟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旅游資源豐富,發展旅游業不僅對改變落后面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則要求在發展旅游業的同時,通過循環經濟理念與技術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旅游資源,合理調控旅游環境容量,實現旅游資源科學利用、旅游環境合理保護,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是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2.3.3旅游業有助于推進循環經濟

目前,旅游已經成為一種時尚,越來越大眾化,是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旅游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行業,旅游業部門眾多,就業層次豐富,就業人數較多,而且旅游業是一個關聯帶動效應強的行業,它不僅僅包括旅游景區(點),還包括旅游飯店、旅行社、旅游交通等旅游接待服務企業,同時還涉及到為旅游業提供物質供應的農業、工業、建筑業、零售業等,在旅游業中發展循環經濟,也可以更好地促進其他產業循環經濟的發展,因此,旅游業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領域。在旅游業中加快發展循環經濟,有助于全面推進循環經濟。

3基于循環經濟的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1以循環經濟理論為指導,制定完善旅游業發展規劃

要使旅游業得到可持續發展,我們就要以循環經濟理論作為根本的出發點,使旅游業以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所能承受的規模和速度來發展旅游,從目前旅游業發展的總體現狀來看,循環經濟的思想還未成為旅游業的管理者和投資者、經營者及旅游者的共識。旅游業作為的支柱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這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旅游規劃中加入循環經濟的減量化元素,在著眼旅游業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兼顧生態環境對旅游業發展規模、檔次的承載能力,要以保障事先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為首要條件。

3.2政府引導,建立旅游資源的減量化、再利用的獎懲機制

目前,旅游資源配置活動日益增加,但是對于旅游資源管理的權責不明,造成資源的不必要浪費和環境的破壞。旅游管理體制應走出條塊分割、政企不分的傳統管理模式,建立產權明晰、職責明確的產業管理模式。政府部門規范旅游市場秩序,遏制開發經營活動中各自為政、重復建設行為,建立旅游資源的減量化、再利用的獎懲機制。在明確職責的前提下,對最優化利用、最小化浪費、最大化再利用的部門實施獎勵,鼓勵各行各業以循環經濟為指導發展旅游業。同時對浪費旅游資源、不注重旅游資源循環利用的部門實行一定程度的懲罰。強化各級旅游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業管理職能,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3.3加強宣傳,更新觀念

生態環境的脆弱性要求在開發旅游產品、發展旅游業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其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首先要在認識和宣傳上改變一些認識誤區,樹立“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觀念,建立旅游資源的憂患意識,既要對旅游開發者和經營者進行教育,使他們重視旅游開發中的資源再利用,把旅游資源和環境當作旅游業的生命和形象,又要加強對游客的宣傳教育,在旅游過程中聯系眼前景物,對游客進行環境教育,使旅游者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提倡消費經濟化、節約化,推行“綠色餐飲”,將節約型社會建設融入旅游業。

3.4走科技興旅游的道路,提高旅游業的科技含量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科技作為保障,而且旅游業是一個高技術的產業。所以。在發展旅游業時,要改變盲目開發和粗放經營管理的模式,必須樹立“科技興旅”的戰略,目前,旅游業的發展存在著諸多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充分發揮專家的作業,深入開展旅游業的再循環、再利用、減量化,只有尊重科學,發揮科技力量,把旅游業納入科技研究、管理的軌道,并且提高旅游業的科技含量,走科技興旅游的道路,才能使旅游業可持續、健康的、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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