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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自由貿易在長期是有利于經濟的發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來貿易保護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加入自由貿易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調整成本）。因為關稅的取消、貿易壁壘的消除總會引起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資源在各個產業之間重新配置。然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那些原來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會發展壯大，而那些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則終將被淘汰，從而導致一些產業的部分資本荒置和勞動力失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一些國家在執行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決心和行動。但是，如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來自產業內貿易，那么，各國加入自由貿易區的成本就比較低(DixonandMenon,1995)。因為產業內貿易并不是導致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流動，而是在同一個產業內流動，是產業內的專業化，其資本和勞動力的變動更容易適應新環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認為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區內貿易的擴大主要是以何種形式——產業間貿易還是產業內貿易——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東盟的區內貿易
自1994年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正式實施以來，在區內關稅減免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稱為《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是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運行機制。CEPT產品包括四類，即列入清單產品、暫時例外產品、一般例外產品和敏感產品。）產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屬于“CEPT列入清單”，其中92.7%商品的關稅在5%以下。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區內貿易總額為1595.91億美元（注：2000年泰國區內貿易的進出口值只包括頭9個月的數據。），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時，2000年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比重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個百分點，年均增長2.19%。因此，從區內貿易比重來看，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在擴大區內貿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當然，東盟區域貿易合作對各成員國的影響是不同的。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有所下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比重居東盟自由貿易區的首位，但其區內貿易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總量中的份額卻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萊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氣，變化起伏較大。而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區內貿易比重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長率分別達6.67%、7.92%和4.79%，說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使區域內原先貿易保護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加強了同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擴大經濟規模，增強其出口產品在區域內的競爭力。
二、產業內貿易指標
對產業內貿易問題的經驗性和統計性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主要涉及經濟一體化對貿易專業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有沃頓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薩(1966)、格魯伯和勞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們都建立了各自的測量指標。其中，格魯伯－勞艾德指標(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為止最具權威的產業內貿易測量指標，簡稱GL，其表達式如下：
人們通常用一段時間內格魯伯－勞艾德指標的變化來說明產業內貿易的重要性，如伊瑪達(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薩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標對東盟產業內貿易進行研究。但是我們所要說明的是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調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該時期區內貿易的增加主要來源于產業內貿易還是凈貿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對相關概念作一介紹。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國的區內貿易的進出口總額，Xi、Mi分別指i國區內貿易的出口額和進口額。tti、nti和iiti分別是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而格魯伯－勞艾德指標并不能說明產業內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程度。另外，該指標還會引起誤導，因為，有時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低，但是該指標仍然呈上升趨勢；同樣，有時該指標呈下降趨勢，盡管產業內貿易比凈貿易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較低，這是因為：
當iit[,i]＞nt[,i]時，意味著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iit[,i]＜Cnt[,i]；類似地，當nti＞iiti時，意味著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則Cnt[,i]＜Ciit[,i]。
產業內貿易和凈貿易的貢獻率表達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別是i國一段時期TT[,i]、NT[,i]和IIT[,i]的增長率，Cnt[,i]和Ciit[,i]分別指nt[,i]和iit[,i]對增加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GL[,i]指基期i國的格魯伯勞艾德指標。
三、樣本的確定與數據來源
國際貿易的商品成千上萬，確定這些貿易中哪些屬于產業內貿易，哪些屬于產業間貿易，涉及到商品的分類和產業的定義問題。本研究根據HS編碼來劃分。（注：HS編碼全稱為協調商品名稱和編碼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
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簡稱協調制度，是一種多用途的國際貿易商品分類目錄，廣泛用于國際貿易有關各國和國際組織的征稅、統計、運輸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統、科學的國際貿易分類體系。HS編碼一位數為類，兩位數為章，二者分別有22類和99章。）一般說來，產業劃分的越細，產業內貿易指標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數據的影響，本文將按章，也就是HS編碼兩位數等級數據來劃分，然后再用加權平均法計算HS編碼一位數（類）和所有商品總體的產業內貿易指標及其對區內貿易的增長貢獻率。
本文對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分析，并將1993年作為基期。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內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ASCU數據庫。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計算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指標。
就東盟自由貿易區整體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間，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增加了94%，其中產業內貿易提高了75%，產業間貿易提升了18%，換句話說，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貿易的增加有近80%來源于產業內貿易。從部門看，在18類商品中，（注：本文將武器彈藥、雜項制品、藝術品和其他未分類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類商品。）除了動植物油脂類商品外，東盟自由貿易區其他17類商品的區內貿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機電音像設備和化工產品的區內貿易增幅最大，均超過一倍，分別達1.45倍和1.42倍。而就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而言，除了植物產品、動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類商品的產業內貿易的貢獻率高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從東盟自由貿易區各國的具體情況看，除了文萊的區內貿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個國家的區內貿易額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菲律賓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別達3.08倍和1.31倍。雖然文萊的區內貿易額有所下降，但其產業內貿易卻增加了近10%，其他5個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對擴大的區內貿易的貢獻率都大于產業間貿易的貢獻率。
很顯然，東盟自由貿易區產業內貿易的實證研究結果說明東盟區域貿易合作有助于東盟產業內貿易的發展。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說明了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短期調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國家的預計。看來那些擔心貿易自由化會導致巨大的短期調整成本的生產者是言過其實了。各個東盟國家應對那些院外活動團體的說辭持審慎態度，不要為此而改變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產業內貿易在東盟區內貿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根據林德爾(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論”(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偏好促進產業內貿易。自80年代開始，特別是80年代后期開始，東盟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最高，高達7.80%，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則分別為6.05%、7.48%和6.36%，菲律賓最低，為2.88%。隨著東盟各國經濟的發展，東盟的市場容量迅速擴充，需求越來越重疊，從而使東盟的產業內貿易比例越來越高。其次，東盟各國的工業化建設。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間，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工業附加值年均增長率都達到兩位數，分別高達12.18%、11.74%和10.07%，新加坡為9.22%，菲律賓最低，為4.05%，可見東盟的工業生產能力大大提升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東盟產業內部的分工就越細，異質產品的生產規模就越大，從而形成異質產品的供給市場，伴隨著需求結構的日益趨同性，東盟的產業內貿易增加了。第三，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隨著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東盟國家之間的關稅越來越低，到2001年東盟自由貿易區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單商品）的關稅低于5%，各國的貿易保護程度大大降低了。這促進了東盟區域資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資源從進口部分轉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產品更加多樣化，提高了產業的水平分工。根據巴拉薩和波溫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實證研究，產業內貿易與加入區域經濟組織呈正向關系，即組建區域經濟組織有助于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的發展。最后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主要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在該時期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避免東盟國家的進口限制和壁壘；第二個時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尋求生產的低成本，并將東盟作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資主要是在消費類電子和電子配件。正是第二個時期的投資大大促進了東盟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這些產業內貿易主要是那些電子配件等中間產品。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Intra-firmTrade，也稱公司內貿易）也不斷擴大，而在公司內貿易中相當部分屬于產業內貿易。現以日本豐田汽車在東盟各國的投資為例，來說明跨國公司在東盟的投資有助于東盟區內貿易的產業內貿易（參見圖1）。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東盟地區內展開產業內分工，把汽車零部件生產分布到各國，進行專業化生產，以發揮規模效應，而且根據東盟《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的規定，這些產品的區內貿易是享受關稅減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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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國在專業服務領域中還未開放獸醫學服務、助產、護士、物理治療師、研究開發服務、租賃服務，在交通部門沒有開放郵政服務及視聽服務、電視通訊。保健醫療部門中把旅游導游排在開放之外。娛樂文化服務部門中除了體育娛樂，沒有允許移動多媒體服務、新聞提供服務、圖書館、博物館等其他文化服務。運輸服務部門沒有開放宇宙航空、管道運輸。
另外，韓國在整個部門限制自然人口的移動。專業服務領域中，沒有開放醫學牙科服務、助產、護士、物理護士服務，也沒有開放有關能量流通服務、建筑物清掃服務。在視聽服務中的電影、錄象放映服務和廣播電視服務部門，在國內是比較敏感的部門，所以至今沒有允許。還有，保健、醫療部門沒有開放整個部。教育部門，沒有允許中小學教育及其他領域碩士論文。環境服務部門，沒有開放有關衛生設施的服務。娛樂文化部門，把新聞提供、圖書館、博物館等其他文化服務、體育服務從開放對象中除外。運輸服務部門，把內部水路運輸、宇宙航空服務從開放中除外。
在市場經濟里，形成了以WTO為中心的，與多邊主義的接近，以及把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媒介的與區域主義的接近兩個方向。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表現出國家之間的利益對立還比較明顯。與此相反，有相同利益追求的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則表現繁榮的現象。
服務的自由化意味著民營化與競爭的引進。據研究，服務與商品貿易不同，它不是通過區域協力引起貿易轉換，而是比多方協商期待更多的利益。就是說，類似的國家集團之間，在國內管制方面，以自然發生的相互認定及調和的形態可能形成實際的協助。漢語圈、儒教和佛教相連的宗教性的紐帶及人的習慣、制度方面，跟其他文化圈相比韓中之間的區域協力，比泛世界性的接近更加給對服務自由化起幫助的作用。服務貿易的主要障礙是，讓外國服務供應者對市場接近的不允許、資格條件、承認、許可、對其他外國服務供應者限制服務供給等與國內規制相關連的內容。
首先，關于貿易轉移效果，投資的時候發生投資轉換效果。即，對兩國以外的商品實施差別性措施的時候，有可能發生相背于世界性的直接投資的流向的情況。比如，作為自由貿易國的出口碩士論文被區域內的直接投資而取代的可能性。特定自由貿易協定是創造貿易的，還是轉換的，根據每個國家是情況而不同，最終的經濟后果怎樣發生變化按照消費者、生產者、各個經濟主題而不同。在同一的生產者中根據他是出口者，還是進口者，或者根據商品服務的競爭力的程度而受到的影響之方向或程度都不同。同時，如果評價自由貿易協定的經濟效果的時候，可能的話有必要分產業、經濟主題而進行評價。在世界性的分配的效率性側面上，自由貿易協定作為根據WTO的自我間自由化的次選擇，即使有效，也是朝著盡可能擴大化貿易創造效果，極小化貿易轉換效果的方向努力的。
另一方面，極大化貿易創造效果，間接地極小化兩國以外國家的貿易轉換效果有一種方式，就是自由貿易協定方式—NaturalTradingPartner(NPT)方式，它有如下兩個定義。一，在自由貿易協定簽定之前，貿易量多的國家之間簽
定自由貿易協定，因為這樣減少不自然或隨意性碩士論文的貿易發生的可能性，因而區域內國家的經濟利有可能得到增加。這個方式給選定自由貿易協定的簽定國賦予唯一的標準，因此這樣的原因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即使在A國的出口中所占的B國的比重大，但是B國不一定是相同的情況(非對稱性的問題);第二，因為貿易壁壘或其他區域合一的影響，在自由貿易協定簽定之前，貿易量本身有可能過大或過小地得到評價。
另一個方面，在地理上臨近的兩國，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后，由于降低了運輸費用，以此提高經濟福利。對這一方式，自由貿易協定所帶來的利益的大小和自由貿易協定的簽定國之間的地理性的臨近性的碩士論文沒有關系。相反，雖然在地理位置上有距離，但是與比較優勢相互不同的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國際提高經濟的福利，如此的反對意見也不少。
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
第一節研究的背景及意義
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全球貿易自由化共經歷了三次浪潮。20世紀90年代末期，全球貿易自由化出現了加速發展的態勢，并表現出不同于前三次浪潮的新特點，出現了第四次貿易自由化浪潮。在這次浪潮中，最突出的就是出現了大量的自由貿易區(FTAS)。據wTO統計，截至2005年9月，正式向其通報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共334個，僅2005年前9個月就新增27個，而在這些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中，大部分都是以自由貿易區(FTA)的形式開展合作的。①正是由于自由貿易區的空前發展，當前的國際經濟關系形成了兩條軸線:一條是以WTO為代表的多邊主義;另一條是以地區自由貿易區為代表的區域主義。東亞地區在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體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自由貿易區，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立了日本與新加坡之間的FTA。中國與東盟之間也于2002年n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此后，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迅速發展。日本積極推進與東盟、韓國之間的FTA建設，日本民間機構還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制度性合作，并提出FTA構想的國家之一，但目前，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其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協議于2006年8月才簽署。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一方面，東盟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東盟主要國家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
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成立的JSEPA己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與菲律賓正在與日本商討建立雙邊FTA。其中，日本一泰國自由貿易區有望于今年正式啟動。①中國在這一時期也積極參與其中，在主動提出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之后，還主動提出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
日本對區域貿易合作態度的轉變以及中國積極參與東亞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等一系列事實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正是在當前東亞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迅速推進的背景下，我們必須審視這一現象的深刻背景與動因，深入考察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運行的特點及其成效，從而更全面地認識地區自由貿易區建設對東亞各經濟體尤其是入世后的中國可能產生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當前，對于FTA的利弊分析，學術界尚存在爭議，這一爭議在南南型自由貿易區建設中尤其突出。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區如AFTA、CAFTA都是典型的南南型自由貿易區。因此，考察AFTA、CAFTA的實質進展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FTA本身，并對這些爭議給出一些看法。與此同時，在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和區域貿易自由化雙重壓力下，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中國政府必須采取更加積極和切合實際的FTA戰略，以應對這一新的發展趨勢。因此，對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進行研究成為當前中國參與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課題，這對我國參與地區貿易自由化乃至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內容摘要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大中華自由貿易區，制度安排
近些年來，世界經濟的一個發展趨勢是經濟全球化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不斷增強，二者并行不悖。在歐洲，以歐盟為核心的大歐洲經濟一體化將達到一個新境界，歐盟將變成擁有至少30個成員、占全球GDP40%、占全球貿易50％的最大經濟體；在美洲，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核心，將發展成為有至少15個國家參加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在非洲，以南部非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為基礎的一體化安排將會進一步實施；在南亞，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將會加快建立與實現自由貿易區方案；在東亞，日本、韓國都將更積極地參與簽署若干個自由貿易協議，建立自由貿易區。
作為政治大國和經濟大國，無論是從全球戰略還是地區戰略的角度，中國都需要建立以自身為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香港、澳門、臺灣是中國的三個單獨關稅區，又是互為重要的貿易與投資伙伴。兩岸四方建立自由貿易區即“大中華自由貿易區”是兩岸四地經濟繁榮與發展的需要，是順應歷史潮流的舉措，也是新世紀“一國兩制”的新發展。
一、區域經濟合作對中國的意義
1、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區域經濟合作意味著成員國內部貿易壁壘的降低或取消，使得貿易環境相對于非成員國而言變得更為有利，有力推進了區域內貿易的發展。
2、獲取規模經濟和競爭的福利效應。生產上的“規模經濟”主要表現在工業產品雙向貿易的增長上。統一市場的建立為現代化工業擴大生產、享受規模經濟提供了可能性。生產能力的充分運用，不僅可以增加產出，還可以降低成本和市場價格，使生產者和消費者同時受益，而且在統一大市場下，還可以避免各國企業規模的擴大可能產生的壟斷。另外，在本國市場有限需求的限制下，企業規模的發展一方面會有“規模經濟”，另一方面會使企業數目減少、競爭程度降低而失去部分經濟效益。統一大市場的建立，不僅提高了部分企業的經濟規模，而且提高了整個市場的競爭程度，提高了整個統一市場的經濟效益。
3、規避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有利于全球福利增進的過程，因為經濟全球化擴大了世界市場的規模，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從而使得所有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可以在更大范圍的國際分工與貿易中獲利。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自發的市場機制起作用的過程，不僅具有隨機性，而且其作用的結果往往是強者獲利、弱者受損。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風險是很難規避的。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則是一個國家起著主導作用的進程，在國家作用下，一體化的區域經濟把全球市場內部化為區域市場，有效地降低了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搜尋成本，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
4、有利于地區安全和多極世界的建立。區域一體化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出于共同的利益，以共同的聲音和共同立場一致對外，增強了談判地位和綜合實力，有利于地區安全和多極世界的建立。
5、加速企業的重新組合，提高競爭能力。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創造了相對自由的貿易環境，給區域內企業提供了重新組織和提高競爭能力的機會和客觀條件。因為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可以在更廣泛的區域內獲得，商品可以在更廣闊的市場低壁壘或無壁壘的銷售，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擴大規模，改善組織結構，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競爭能力。
一般來說，只有區域貿易成員間的貿易才能達到一個較高水平，區域一體化才會成為現實的需要。如歐盟經過近50年的努力，其區域貿易占全部貿易的比重達到了60％以上，除此之外，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域內貿易已經超過45％，也就是說，在事實上，兩岸四地的貿易一體化已經達到較高水平，我們需共同承認這種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順乎民意，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并輔之以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促進兩岸四地共同的經濟與貿易繁榮。
建立大中華自由貿易區，要從以下經濟理論和法律據角度這兩方面分析，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范圍的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據WTO統計，迄今世界已簽訂120多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截至2002年3月1日，正在實施的區域貿易一體化中，絕大多數是自由貿易協議，占所有區域貿易安排的72%，共有175個，關稅同盟22個，占9%，服務貿易協議及部分授權條款實施的區域貿易一體化共46個，占總區域貿易一體化的19%，其中除貨物外，還涉及服務貿易的有17個自由貿易協議和1個關稅同盟安排。目前，除中國的三個單獨關稅區香港、澳門、中國臺灣省尚未正式簽署區域貿易一體化之外，WTO的每個成員均至少參加了一個區域貿易一體化組織，多者則達30個以上，區域貿易一體化遍布各大洲和地區。
那么為什么要區域化？除了出于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外，其背后的驅動力主要出于各國經濟上的考慮。
首先，一部分國家由于歷史淵源和地理上的便利以及文化上的相似性，往往在外貿政策上發出同樣的聲音，這些想法相似的國家可能會在開放貿易方面比大部分成員走的更遠，因此具有相似的稟賦和人均收入的國家之間產業內部貿易水平很高，這些國家傳統上傾向于形成區域一體化協議。與區域一體化協議有關的總的調整代價會比在多邊貿易談判的情況下小得多，因為這類國家的貿易主要是中間產品和品種相異的同類產品。大多數成功的區域一體化協議——歐盟、歐洲共同體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成員國之間無論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其產業內部貿易水平都很高。其次，區域一體化協議是一些國家增強其市場影響力或者規避GATT關于非歧視性要求的一種手段。實際上，如果區域一體化協議使不同經濟體進行融合，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不對非成員提高貿易壁壘的話，區域一體化協議將會給世界帶來好處。也就是說在利己的同時不損人。再次，尋求區域一體化協議的另一經濟動機是將其作為一種鎖定貿易自由化或制度改革進程的機制。另外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為了保障市場準入。因為即便是在一體化水平最低的自由貿易區階段，成員國之間彼此消除了各種貿易限制。
三、WTO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定義及主要規定
WTO與GATT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持肯定態度的。關貿總協定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利于促進區域內貿易自由化，并對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貿易自由化是有好處的。WTO的“最惠國待遇（MFN）”原則，其主要目的是避免一成員片面實施貿易措施而導致不公平貿易的產生，另一方面是為了避免各國利用區域組織之名，造成區域組織與個別國家的對抗。但GATT第二十四條是WTO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它規范和肯定了區域貿易組織的存在。WTO總理事會于1996年2月成立了區域貿易協議委員會（CommitteeonRegionalTradeAgreements，CRTA），賦與該委員會審理各國所提出有關區域貿易協議的申請，并制訂一個可供依循的標準模式，評估區域貿易協議對多邊體制所造成的影響。《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二十四條和《關于解釋<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二十四條的諒解》及《服務貿易總協定》第5條對成立區域貿易組織（主要分為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兩種類型）的定義、目的、涵蓋范圍、過渡期、結果及審議等做了明確規定。
（1）定義。根據關貿總協定第二十四條“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第8項規定：關稅同盟應理解為以一個單獨關稅領土代替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關稅領土。區內成員實質上取消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實質上實施同一關稅或其他貿易規章。自由貿易區應理解為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關稅領土所組成的集團，對原產于這些組成領土的產品的貿易，已實質上取消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的集團。自由貿易區有兩個特點，一方面，在該集團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另一方面，各個成員又各自獨立地保留自己的對外貿易政策，尤其是關稅政策，所以，有人把自由貿易區稱為半關稅同盟。關貿總協定第二十四條第4款說明了總協定對建立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的態度：通過自愿簽訂協定發展各國之間經濟的一體化，以擴大貿易的自由化是有好處的。締約各國（方）還認為，建立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的目的，應為便利組成同盟或自由貿易區的各領土之間的貿易，但不得提高對其他締約方與這些領土之間進行的貿易壁壘。
（2）成立的目的。GATT第24條第4項規定：“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的目的應是為便利成員領土之間的貿易，而非提高其他成員與此區域性組織之間的貿易壁壘”。“參加方應在最大限度內避免對其他WTO成員的貿易造成不利影響”。GATS亦規定：區域化服務貿易的目的，必須是為了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而非在提高對外服務貿易的整體貿易障礙。
（3）涵蓋范圍。區域性貿易組織必須實質上涵蓋所有的貿易范圍（substantiallyallthetrade，SAT）。GATT第二十四條第8項第（A）款規定，不論為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其構成成員之間實質上取消關稅或其他貿易限制。本項規定的目的是避免發生“并非真正要在區域之內實施自由貿易，而只欲就某些特定產品形成優惠待遇，以排斥或限制其它國家產品進入其市場，從而形成區域壁壘現象（RegionalBlock）”。
（4）過渡期。不論是關稅同盟還是自由貿易區，若不是立即成立，而是經過一段期間逐步完成，則應在合理期限內完成。GATT第二十四條第5項第（C）款規定，簽訂任何“過渡性協議”（aninterimagreement，即最終將形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協議），應將形成關稅同盟及自由貿易區的時間表及計劃包括在內，其時間應不超過合理的長度。《關于解釋<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二十四條的諒解》規定，只有在例外情形下（exceptionalcases）下，“合理時間”才可超過十年；倘若過渡性協議締約國的WTO成員認為十年并不足夠時，則其應向貨物貿易理事會提出其需要較長期間的充分理由。
（5）協議結果。GATT第二十四條第5項第（A）款規定，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對非區內成員的關稅或其它貿易限制在整體上不得高于未成立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前之關稅或其它貿易限制。
（6）審查程序。GATT第二十四條第7項規定，WTO會員欲簽署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及過渡協議時，應立即通知貨物貿易理事會，并由貨物貿易理事會交由區域貿易協議委員會進行審查，并提出報告，送交貨物貿易理事會采納。
（7）對受影響的區外成員的補償。GATT第二十四條第6項規定，在符合第二十四條第5項（A）款前提下，若成員方為成立關稅同盟而必須提高關稅，而此項提高并不符合GATT第二條（減讓表）規定的，則必須適用GATT第二十八的條所規定的“調整關稅時對受影響國家的補償”。《關于解釋<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二十四條的諒解》第五項規定的補償形式為：調低其它關稅類別的關稅。如果不被接受，雙方應繼續談判；若在合理期間仍無法達成協議，關稅同盟有必要進行修改或撤回其減讓。
由此我們得知，相對于內部成員來說，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對其他WTO成員實行貿易歧視。但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成員之間取消貿易壁壘畢竟是朝著完全的貿易自由化邁進。國際貿易理論基礎知識告訴我們，經濟全球化及世貿組織所推行的貿易自由化最終會使世界范圍內的資源得到最優的配置，這也決定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是最終實現經濟全球化。但人類幾千年以來就存在的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的差異性和資源稟賦的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都不是旦夕之間就能消除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經濟全球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和必經的發展階段，是走向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一個臺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顯著特點是對內自由對外保護。因此對于區域經濟集團來說，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是一對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相互斗爭又相互促進的矛盾體。但應當注意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發展起來的。世貿組織第24款允許區域貿易協定作為一個特例存在，條件是它在促進區域內貿易流動的同時不得提高對外部世界的壁壘，即區域貿易協定應該補充而不是威脅多邊貿易體系。也就是世貿組織允許在堅持非歧視原則的同時，允許區域貿易協定的存在。世貿組織對貿易協定的認同為區域貿易協定的擴展提供了極大的制度空間。同時由于世貿組織無法滿足一部分國家在開放貿易方面的需求，從而導致一些國家致力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因為他們在多邊談判中無法達成的協議卻在雙邊或諸邊談判中取得成功，許多貿易自由化措施都是首先在區域一體化內部實現的。可以說，區域經濟一體化與經濟全球化殊途同歸
四、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構想
（一）模式選擇
區域一體化協議（RIAs）根據一體化程度可能會有幾種形式：在自由貿易區中（FTA）中，成員國之間消除了貿易限制，但各成員均對區外成員保持各自的關稅結構；關稅同盟是具有共同對外貿易政策的自由貿易區；共同市場是一種允許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關稅同盟；經濟同盟則是一種成員在一定程度上統一了經濟政策的共同市場；而貨幣同盟是采用統一貨幣的共同市場或經濟同盟。就目前，在WTO協議中，GATT第24條規定了關稅同盟和自由貿易區例外，
關稅同盟與自由貿易區都是在一定范圍內對關稅事務進行合作的地區經濟組織，兩者的區別在于關稅合作的范圍與程度有所不同。關稅同盟是一些彼此之間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對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實行共同關稅壁壘的財政合作形式。在關稅同盟下，某一成員國對來自其他成員國的進口商品，減征或免征進口關稅，而對來自非成員國的進口商品按共同制定的統一對外稅率征收進口關稅。在自由貿易區下，各成員國相互減征或免征進口關稅，但對非成員國的商品則分別按各自規定的稅率征稅，各成員國沒有共同的外貿政策，各自按本國的具體情況決定本國對非成員國的貿易政策與關稅稅率。顯然，相比之下，關稅同盟成員國對整個組織所承擔的義務和所受的約束范圍比自由貿易區要大。
因此，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看，顯然建立自由貿易區比較切合實際，也更易行。應該采取有層次分步奏的方式，逐步過渡到高層次的一體化水平上。首先建立類似于內地與香港澳門“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即CEPA（closerEconomicRelationsArrangement），使兩岸四地彼此之間消除貿易壁壘，之后隨著彼此間經濟聯系的不斷增強和“一國兩制”不斷深化，四方的關系可以升級為關稅同盟，最終發展為完全的經濟共同體（CompleteEconomicIntegration）。
（二）制度安排
兩岸四方的經濟聯系、要素流動日益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日益深層次的經濟融合并沒有產生兩岸四方間重大的協定和經濟一體化的制度安排，而且兩岸之間的經貿關系一直是在臺灣當局各種政策限制和阻力下實現的。
換言之，如無政治障礙，兩岸四方現實的經濟一體化將會發展到更高層次。尤其是對內地和臺灣來說，其一體化的特點在于它是繞過政治障礙“自然”形成的。其隱含的意義之一就是，當政治壁壘拆除工作邁出一小步，由于經濟關聯的相互作用而引致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將邁出一大步。
從前文的分析中可得出，兩岸四方經濟一體化是兩岸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受經濟利益所驅動的不可阻擋的潮流。但是隨著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深化發展，以及國際經濟環境和格局的變動，兩岸四方自發形成的經濟融合正在呼喚兩岸高層次的制度安排，以為其持續深化發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對兩岸四方都是挑戰和壓力，兩岸四方應意識到強化業已形成的利益共同體的緊迫性。因而，順應經濟發展規律，推動兩岸四方經濟一體化，制定適當的制度安排，是兩岸四方最現實的選擇。
制度安排是四方經濟向高層次多方位融合的關鍵。兩岸四方的經濟聯系、要素流動日益密切，但其經濟合作內容主要是外向型的產業，其結構和布局特點是港澳臺地區的生產化解和資金、技術等要素通過不斷轉移的方式擴散到華南地區，在兩岸四地之間形成了一個世界上出口量最高的制造業加工基地。但由于缺乏政府間的正式安排和高層協調，其合作性不穩定，難以全面發揮區域合作的競爭優勢，影響到四地高層次運作和進一步的經濟融合。如何進一步深化兩岸四地間已具雛形的產業互補和分工體系，使更多的經濟資源納入到區域合作中來，加快區域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在更大范圍內進行生產、服務、創新為一體的經濟整合，制度安排成為其中的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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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絕對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之間生產技術的絕對差別，各國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進口不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后來，大衛·李嘉圖提出“比較優勢”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各國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每個國家應集中生產并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獲得“比較利益”。
衡量各國產品的比較優勢一般有兩種方法。其一是用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等于產品A的人均產量與其他產品的人均產量之比，產品的相對勞動生產率越高，比較優勢就越明顯；其二是用產品的相對成本來衡量，即產品A的相對生產成本等于產品A的單位生產成本與其他產品的單位成本之比，產品相對成本越低，比較優勢就越明顯。〔1〕
實際上，用以上兩種方法衡量各國貿易的比較優勢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在國際貿易理論中通常引入“顯示比較優勢系數”（RCA，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s）來衡量比較優勢。〔2〕該系數定義為：i國k產品貿易量占i國貿易總量比重與世界k產品貿易量占世界總貿易量比重之比。如果該系數大于1，視為i國k產品具有“比較優勢”；若小于1，則視為具有“比較劣勢”。從動態觀點看，該系數上升，視為i國k產品具有動態“比較優勢”；若該系數下降，則視為動態“比較優勢”下降。
二.中國比較優勢的變化（1980～1994年）
表1列出了中國農業密集產品、資本密集產品、勞動密集產品、礦產密集產品共四類資源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的變化。計算樣本年分別為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和1994年。
表1中國不同資源密集產品顯示比較優勢
系數變化（1975～1994年）
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4年
進口
農業密集1.2232.0220.71951.2020.8639
資本密集1.3231.2151.4881.1411.170
勞動密集0.76170.90060.96361.0990.8996
礦產密集0.36330.13490.21330.35520.5710
出口
農業密集2.2581.6651.4911.2671.023
資本密集0.31740.35920.25570.54870.5358
勞動密集2.4813.2923.3233.0193.561
礦產密集0.74730.87281.2510.77680.5459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1975～1985年數據使用IEDB估計數計算；1990年和1994年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局數據計算。
1.進口
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經歷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過程：1980年為2.022，1985年下降為0.7195，1990年又上升為1.202，1994年又下降為0.8639。資本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呈現上升、下降趨勢：1980年為1.215，1985年上升為1.488，1994年又下降為1.170。勞動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1980年為0.9006，1994年為0.8996。礦產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1980年為0.1349，1994年上升為0.5710。上述系數表明，中國農業資源、礦產資源、資本資源相對稀缺，不具有出口貿易比較優勢，理應利用進口貿易比較優勢。但從實際系數看，只有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超過單位1，而農業密集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均小于單位1，反映這一時期中國的農產品和礦產品仍實行“進口替代”戰略，采取“高度自給自足”模式，沒有充分發揮進口比較優勢。
2.出口
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呈不斷下降趨勢，1980為1.665，1994年為1.023，但仍具有比較優勢。安德森等人認為，一個國家越是缺乏耕地資源、經濟增長越迅速，其農業比較優勢下降速度就越快。〔3〕中國在糧食出口方面已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非糧食農產品（如水產品、畜產品、水果、蔬菜、煙草等）出口仍具比較優勢，從而導致整個農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在下降。勞動密集產品出口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其系數呈不斷上升趨勢，1980年為3.292，1994年為3.561。資本密集產品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一系數1980年為0.3592，1994年為0.5358。礦產密集產品出口不具有比較優勢，這一系數1980年為0.8728，1985年上升為1.251，而后不斷下降，到1994年已降至為0.5459（見表1）。這表明，1980年以來，出口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充分利用了比較優勢，農業密集產品也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資本和礦產密集產品已不具有出口比較優勢。
3.資源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與我國資源稟賦狀況的關聯度
我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勞動力供給人口占世界總量的1／4以上；耕地面積和水資源二大農業資源十分緊缺，均占世界總量的7％；煤炭資源和水電資源十分豐富，分別占世界總量的10.97％和13.22％，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十分貧乏，分別占世界總量的2.34％和1.20％；資本資源相對緊缺，國內投資額占世界總量的3.4％；技術資源供給嚴重不足，以表現一國技術創新和技術發明能力的國際專利數而言，中國僅占世界總數比重的0.27％。各國的自然稟賦是很難改變的，但是通過國際貿易可以改變獲取資源稟賦的能力，同樣可以形成自己的相對優勢。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需要國際出口和進口市場，只有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更多的資本密集、農業密集、礦產密集產品，吸納更多的國際資本，引進更多的國際技術，才能獲得更多、更大的國際比較利益。
三.各類資源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的國際比較
表2計算了1990年和1994年中國、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農業、勞動、資本、礦產資源密集產品貿易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表3計算了1965至1994年期間日本、香港、南朝鮮、新加坡、臺灣、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表2中、美、日、澳四國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1990
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
進口
農業密集0.54371.2021.6560.6146
資本密集1.1861.1410.54661.019
勞動密集0.94281.0990.78021.134
礦產密集0.49810.35522.1881.073
出口
農業密集2.2431.2670.09591.222
資本密集0.22200.54871.5701.196
勞動密集0.15103.0190.50260.4753
礦產密集2.2580.77680.12890.4339
1994
澳大利亞中國日本美國
進口
農業密集0.56180.86391.9500.5867
資本密集1.2371.1700.57581.050
勞動密集0.93500.89960.98361.122
礦產密集0.58050.57102.0270.9952
出口
農業密集2.6971.0230.08621.094
資本密集0.39430.53581.4881.197
勞動密集0.19873.5610.51140.5402
礦產密集2.8370.54590.17940.3535
Note: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isdefinedasacountry’ssectoralsharedividedbytheworldsectoralshare.
RCA[k][,i]=(T[k][,iw]/T[,m)/(T[k][,ww]/T[,ww])
subscriptirepresentsreportingcountryi
subscriptkrepresentscommodityk
subscriptwrepresentsworld
subscripttrepresentstotalofcommoditygroupofinterest
Trepresentstrade(eitherexportorimport)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表3東亞地區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顯示比較優勢系數變動
年份日本香港南朝鮮新加坡臺灣中國
19652.9827.1293.2070.75181.7112.475
19702.1416.7554.6630.71613.6692.502
19751.8546.9284.8530.83244.5692.481
19801.1766.6884.9580.92425.2403.292
19850.8205.2414.6980.61444.3133.323
19900.5063.7413.0600.61772.7563.019
19940.5113.3242.0380.44801.9483.56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IEDB),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1.進口
日本充分發揮了農業和礦產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950和2.027；美國充分利用了勞動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其系數分別為1.170和1.237。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資本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1.170，低于澳大利亞水平；農業密集產品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8639，遠低于日本水平；礦產密集進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710，遠低于日本水平。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是，中國在進口方面實行的“半保護”和“半開放”混合政策，大大限制了中國像日本那樣發揮進口緊缺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
2.出口
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1，遠高于與其他國家；農業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為1.023，略低于美國的1.094，大大低于澳大利亞的2.697；資本密集產品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8，低于日本的1.488和美國的1.197，略高于澳大利亞的0.3943；礦產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8，大大低于澳大利亞的2.837，略高于日本的0.1794、美國的0.3535。總的說來，80年代以來實行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兩大政策，使得中國在出口方面發揮了勞動密集產品的比較優勢，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7％，可以視為成功地利用“比較優勢”戰略的國際范例。
3.未來中國仍將保持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
與日本和“四小龍”相比，1994年中國勞動密集產品出口比較優勢系數為3.56，低于1980年香港為6.688、南朝鮮為4.958、臺灣為5.240的水平。這表明，中國勞動密集產品還具有很大的增長潛力。與日本和“四小龍”所不同的是，中國不會出現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迅速上升和迅速下降的趨勢，這是因為日本和“四小龍”地域狹小，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產業結構變動迅速，勞動密集型產品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較快，必然要將其勞動密集型產品向境外轉移。而中國則不需要跨國境轉移，僅是跨區域轉移，即從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擴散和轉移，從勞動力成本高的地區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擴散和轉移。這種東亞的“特例”，使得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系數將是一個緩慢攀升的過程，而不會像日本和“四小龍”那樣出現這一系數過早下降的趨勢。
四.中國走向21世紀發展戰略的選擇
從建國以來，中國發展戰略大體經歷了3個階段：50年代的“趕超戰略”；60年代的“四化戰略”；80年代迄今的“翻番戰略”，或稱“轉型戰略”。
本文認為，中國走向21世紀的發展戰略應當選擇“比較優勢戰略”與“貿易自由化戰略”。提出這一戰略的基本依據是中國基本國情以及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中國只有勞動力資源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而在農業資源、石油天然氣資源、主要礦產資源、資本資源和技術專利資源處于明顯的比較劣勢和競爭劣勢。當中國進入21世紀時，由于總人口規模將由12億人增長到2020年的15億以上，GDP總量將增長10倍，貿易總量將增長10多倍，因此人口增長與資源消耗、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的矛盾將十分尖銳，中國不可能再像80年代那樣完全依賴國內資源來支撐巨大經濟規模并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特別是食物需求和資源消耗需求。這就決定中國必須立足國內，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圍內獲取更多的國際資源、國際資本、國際市場和國際技術，從而實現中國國家發展目標。
比較優勢戰略和貿易自由化戰略的內容是：基于中國各類重要資源在國際經濟與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和劣勢，選擇最大限度的發揮和利用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積極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適度進口中國長期相對緊缺的農業資源密集型產品（如糧食）、能源密集型產品（如石油、天然氣）、礦產密集型產品（如鐵礦砂），積極引進先進國外實用技術，大量吸收國際資本，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上述戰略的目標是：在下世紀初期（2020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和貿易大國。這一戰略包括如下要點：
1.有效地開發和進口農業、能源、礦產資源
1994年日本和美國總人口數占世界總人口比重分別為2.2％和4.7％；日本農業密集產品進口量占世界總量的12.64％，成為第一大農產品進口國，美國為9.59％；美國礦產密集產品進口占世界總量的16.27％，成為世界第一大礦產品進口國，日本為13.13％；而中國農業密集產品占世界總量的2.38％，礦產密集產品僅占世界總量的1.57％。中國從國際市場獲得農業和礦產資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國和日本，也遠低于中國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目前中國在進口糧食、石油制品、天然氣、化工原料、有色金屬礦等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均未達到單位1，未充分利用這些長期緊缺資源的進口比較優勢（見表4）。從長遠的國家利益來看，在這些緊缺資源產品上保持全面自給自足的成本是巨大的，無疑放棄了國際貿易所帶的互利互惠。中國大量進口農業密集、礦產密集產品是十分有利的，應當由目前“高度自給自足”型向“基本自給、適度進口、積極進口”型轉變。例如糧食凈進口率目前不足2％，短期指標應提高到5％，中期目標提高到10％，長期目標提高到10％以上。〔4〕世界銀行也認為，如果中國努力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從長遠看，既代價高昂又不能持久，而應突出中國所具有的相對優勢，利用較自由的農產品貿易作為經濟手段，促進高效益的國內生產。世行預測2020年中國糧食進口量約達到3,000～9,000萬噸，凈進口率為5～13％，僅相當于那時中國出口總額的1～2％；〔5〕石油凈進口率由以前的4.5％，逐步提高到長期的40％以上。〔6〕世界銀行建議，中國應實行能源消費結構多樣化戰略，適當進口石油和天然氣，減少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7〕同時應積極鼓勵國內廠商到海外投資農業（主要是糧食）基地、能源基地和礦產品基地。
2.有效地生產和出口豐裕資源密集產品，“以資源換資源”
中國農業資源十分多樣，有耕地面積9,497萬公頃，宜農荒地3,535萬公頃，宜林荒山荒地6,303萬公頃，可利用草地31,333萬公頃。此外，還有大面積的灘涂、淺海灘，亞熱帶地區達48萬平方公里。因此，應當形成多樣化農業生產格局與貿易格局。中國在糧食生產方面不具有比較優勢，但在生產非糧食的農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例如1994年水果和蔬菜出口額達29.4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609；水產品出口額達23.2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763（見表4）。就中國的利益而言，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產品如水果、蔬菜、水產品，進口較多的耕地密集產品如糧食是十分有利的。
中國又是一個多樣化的能源和礦產資源國家，在出口原煤方面具有競爭優勢。1994年煤炭及制品出口額為10.5億美元，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為1.941，占世界出口市場的5.754％，煤炭出口量2,430萬噸，僅占全國煤炭生產總量的2％，有相當大的出口增長潛力。鉛、鋅和錫三大有色金屬出口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分別占世界出口市場的9.967％，6.993％和15.58％；水泥出口具有競爭優勢，占世界市場的5.081％（見表4），水泥出口量為452萬噸，僅占全國水泥生產總量的1.1％，也有很大的出口增長潛力。這表明中國有條件出口豐裕資源換取緊缺資源，以出口增長促進進口增長，以便緩解人口與資源的矛盾、經濟增長與資源供給的矛盾。
表4中國主要產品進出口占世界市場份額及顯示比較優勢系數
進口
年份占本國貿易占世界總顯示比較總值
總數比重(%)數比重(%)優勢系數1000美元
農產品
03水產品19900.19190.27480.1773102378
19940.50021.2030.4373578310
041小麥19904.04214.459.3272156528
19940.83087.2632.640960577
042水稻19900.02170.28570.184411594
19940.12232.3240.8448141488
044玉米19900.08910.45840.295847577
19940.00010.00190.0006179.0
045其它19900.00020.00710.0046122.0
谷物19940.00000.00650.0023104.0
05水果19900.15580.14420.093083137
和蔬菜19940.08920.15410.0560103212
06蔗糖19900.73012.9301.891389475
19940.38593.1261.136446160
074茶19900.01320.25510.16467091
19940.00160.08420.03061941
099食品19900.06970.48910.315737219
19940.05850.52530.190267709
112酒19900.01590.04350.02808532
19940.00900.04310.015610431
12煙草19900.24370.96770.6246130013
19940.02790.16890.061332343
22油料19900.03880.17900.115620725
19940.05390.46460.168862375
礦產品
28金屬19901.4061.8001.162750050
礦物19941.6364.7781.7361891629
32煤、焦19900.13900.31750.204974165
碳、煤球19940.03020.16180.058834934
331原油19900.79440.20430.1319423806
19941.3600.90380.32851573387
332石油19901.1750.63400.4092627015
產品19941.7842.3370.84952063082
341天燃19900.05090.08510.054927191
氣及制品19940.25620.82230.2988296305
351電力19900.21932.6571.715117020
19940.09302.2570.8203107572
51化學19902.8981.4160.91461546258
制品19942.2011.9820.7207254157
56化肥19904.87920.0512.942603133
19941.66513.714.9851925516
58塑料19902.8392.1181.3671514968
制品19944.6886.2172.2595421118
63木材及19901.0572.7451.772564197
制品19940.88003.6051.3101017410
64紙制品19901.3961.1090.7161744784
19941.7092.6100.94891976309
65紡織品19909.8914.9533.1975276498
紗、織物等19948.0637.1102.5849323051
66非金19900.84940.57400.3705453151
屬礦19940.92201.1580.42121066051
661水泥等19900.07140.45790.295538112
建筑材料19940.12091.5180.5517139837
67鋼鐵19905.3462.5491.6452852035
19948.2477.8272.8449534909
681銀鉑19900.03740.23220.149819956
等19940.01420.21760.079116449
682銅19900.45421.0000.6459242297
19940.76953.5221.280889655
683鎳19900.01400.16830.10867511
19940.02270.70140.254926293
684鋁19900.52800.94050.6071281685
19940.50891.7150.6236588395
685鉛19900.00460.17190.1109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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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鋅19900.01290.16240.10486896
19940.06942.1720.789680272
687錫19900.00460.18520.11952463
19940.02532.3680.860829298
商品總量1990100.01.5491.00053345133
1994100.02.7511.00011561362
出口
占本國貿易占世界總顯示比較總值
總數比重(%)數比重(%)優勢系數1000美元
農產品
03水產品2.2064.0992.1731369785
1.9165.2261.7632319422
041小麥0.00080.00360.0019558.0
0.00830.07440.025110055
042水稻0.13552.2621.19984135
0.42528.4662.856514608
044玉米0.64994.2272.241403561
0.780310.863.655944270
045其它0.08973.6611.94155717
谷物0.05204.2941.44862997
05水果2.8333.5301.8711759522
和蔬菜2.4264.7691.6092936125
06蔗糖0.51132.7151.439317514
0.36193.0471.028437928
074茶0.664615.738.340412710
0.243213.254.472294359
099食品0.13221.1250.596582096
0.13451.2720.4292162811
112酒0.08690.28300.150053966
0.09380.48390.1632113600
12煙草0.27451.0380.5508170460
0.56723.3841.141686359
22油料0.99655.9863.174618769
0.55035.5001.855666016
礦產品
28金屬0.28220.53050.2813175241
礦物0.09680.37100.1251117142
32煤、焦1.2153.8422.037754985
碳、煤球0.87105.7541.9411053989
331原油5.4781.7780.94273401861
1.6531.1550.38972000305
332石油1.5961.1320.6006991554
產品0.64630.95830.3233782144
341天燃0.00420.00920.00492610
氣及制品0.00240.00920.00313024
351電力0.01230.14110.07487673
0.17793.3431.128215383
51化學2.7631.7330.91921715726
制品2.4402.4420.82402952689
56化肥0.04070.20370.108025318
0.05360.50520.170464911
58塑料0.44670.41350.2192277391
制品0.40090.58480.1973485179
63木材及0.47791.5550.8248296739
制品0.65060.8960.9772787336
64紙制品0.47310.46150.2447293814
0.50520.84150.2839611406
65紡織品11.596.9263.6727201610
紗、織物等9.6939.2623.12411730312
66非金2.1191.8400.97571316206
屬礦2.0852.8090.94772523169
661水泥等0.60525.0812.694375838
建筑材料0.44075.8331.968533321
67鋼鐵2.0651.1930.63291282475
1.5431.5730.53071867129
681銀鉑0.03780.27570.146123510
等0.01310.25740.086815972
682銅0.20230.52390.2778125620
0.18060.87550.2953218541
683鎳0.00470.08010.04242975
0.09583.3831.141116006
684鋁0.23280.49560.2627114605
0.20000.72400.2442242108
685鉛0.05142.4731.31131925
0.08999.9673.362108818
685鋅0.04970.78780.417730896
0.20756.9932.359251139
686錫0.13865.6362.98886113
0.171116.585.594207147
商品總量100.01.8861.00062091411
100.02.9641.000121006321
Source:InternationalEconomicDatabank,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
3.有效地引進國外技術和利用國外資金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還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技術創新和技術發明能力不強，國際專利申請批準數僅占世界總數的0.27％。這些決定了中國創新技術在較長時期內應主要來源于國外，即利用“后發優勢”，走“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之路。“用市場換技術”將是中國的長期策略，但是農業技術、高新技術和軍事技術仍應“以我為主、引進為輔”。
中國的資本量僅占世界總量的3.4％，吸引外商投資是其補充國內投資的重要來源。盡管中國已是居美國之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世界第二大國，但人均額仍比較低，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如上海與青海人均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相差600倍。為此，今后要積極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外商投資于農業、能源、交通、鐵路、通訊、大中型水電站和大中城市公共設施，投資于中西部地區、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總之，“用市場換資金”也是中國的一項長期發展戰略。
4.大力開發勞動力資源，積極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
由于中國在發展中大國（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中率先進入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且所占份額迅速上升，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其比重1994年占世界總數的10.55％，大大高于美國（6.30％），日本（4.95％）的水平。由于中國是在利用不足世界4％的資本資源來解決占世界1／4的勞動力就業問題，這對任何一屆政府都是極其嚴峻的挑戰，決定了中國必須大力開發人力資源，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勞動要素有序的流動，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勞動換資源、以出口促進口”是中國長期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比較優勢，但并不一定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后者是指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壟斷優勢的資源和產品。〔8〕因此應當有選擇地發展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產業，一方面通過產業政策和資產重組，形成若干個大型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合資企業集團，達到專業化和規模經濟，以較低的成本進入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吸引西方跨國公司來華建立生產基地和加工基地，使其技術與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相結合，構成提高中國國際競爭力的基礎，不斷提高技術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在持續高速出口增長過程中，不斷推進出口結構的升級和高附加值化。
5.貿易自由化是發揮中國比較優勢的重要前提
“比較優勢”和“貿易自由化”兩者是相輔相成、互為條件、互為促進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和不斷積累的過程。所謂“貿易自由化”就是放棄傳統的“內向型”的“進口替代”戰略，大幅度降低名義關稅稅率，取消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步開放國內各類市場，取消對國外廠商進入中國市場的人為限制，打破少數國有企業對石油、化工、電訊、造船等獨家壟斷或寡頭壟斷的格局，開展公平、公正的競爭，對國內外廠商實行條件相同的非岐視的“國民待遇”等。實行貿易自由化的目的，一是主動參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二是將國際競爭機制引入國內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國各類資源的進口與出口的比較優勢。
加快貿易自由化進程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但不一定符合部門利益。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9〕曾談道，為什么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實行貿易保護政策？答案很簡單，盡管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從貿易中得到好處，例如消費者以較低價格來購買物品，但是這個國家內的某些利益集團受到損害，許多國內生產者面臨國外產品的競爭，工作機會減少。受損者除非得到補償，否則他們一定會反對自由貿易。加速貿易自由化已成為世界之潮流，東盟國家2003年實現“零關稅”自由貿易區，這本身已對中國構成外部挑戰，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過程是對這一挑戰的最佳響應。
致謝：本文計算得到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盧衛國博士和許心鵬博士的幫助，文中許多觀點曾與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系黃益平博士、宋立剛博士討論，獲益匪淺。
本項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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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鞍鋼：“中國21世紀糧食戰略的基本選擇”，《了望》周刊1996年第35期，第15至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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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鞍鋼：“中國21世紀石油戰略的基本選擇”，《了望》周刊1997年第9期，第14頁至第16頁。
[7]世界銀行：《藍天碧水：中國二十一世紀的環境》，世界銀行報告號：16481—中國，1997年6月。
本文首先回顧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總結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三種趨勢；在此基礎上，通過對WTO貿易規則框架下主要農產品生產國農業政策改革的比較分析，認為目前農業保護仍然廣泛存在，進而闡述了阻礙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關的完善措施；最后，就中國農業如何應對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提出了三項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農業政策；改革WTO；協調機制；政策建議
一、導論
（一）選題意義
農業和農產品生產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在各國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因而農業歷來是各國政府保護的重點。農業保護嚴重扭曲了農產品貿易，使各國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貿易保護、實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經過艱苦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達成《農業協議》，奠定了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基礎。從《農業協議》開始實施至今，各國遵照《農業協議》履行承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不斷得到推進。但同時，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還需要在談判中加以完善。中國是一個擁有超過9億農業人口的農業大國，作為一個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將同時面臨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壓力。為此，深入研究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及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遵照國際協議調整國內農業政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強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于中國全面促進農業發展，維護國內農業安全以取得長治久安、持續發展的牢固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文獻綜述
許多學者對中國農業及世界農產品貿易的課題進行了研究與探索。如特麗?西庫勒（TerrySicular）（1989）結合當時中國農業的衰退趨勢，對中國農業的可持續增長進行了探索，提出非農業政策可以加強或破壞農業計劃，建議中國建立考慮全面和注重協調的有效農業政策，并把農業放在與其他產業平等的地位上；曹蘇峰（1998）以翔實的數據深入分析了世界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速度、價格變化、貿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結構變化；田維明等（1999）通過GTAP模型進行政策模擬，分析了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不同的政策選擇對國民經濟和農業部門可能產生的影響，認為擴大貿易開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國經濟的總體效率和國民福利水平；羅余才（1999）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總量與產品結構變化進行了實證分析；張漢林（2003）則在介紹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基礎上對農產品貿易領域的爭端情況進行了總體闡述，重點分析了世貿組織成立以來受理的一些農產品貿易爭端案例。
綜上所述，雖然許多學者從農業產業地位、農業政策選擇、農產品貿易結構及農產品貿易爭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中國農業及世界農產品貿易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論述，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些研究中缺少以農業政策變化及現有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為基礎的論述。本文試圖以比較不同國家農業政策的改革、分析現有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為基礎進行論述。
（三）結構安排
論文的第二部分回顧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歷程，并總結出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三種趨勢。論文的第三部分比較分析了世界主要農產品生產國農業政策的改革，認為盡管在《農業協議》的約束下，這些國家的農業政策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農業保護傾向。在此基礎上，論文的第四部分闡述了使農業保護主義得以生存、阻礙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現有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對其進行完善的措施。論文的第五部分總結全文，并對中國農業如何應對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議。
（四）主要觀點及創新之處
《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是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WTO協議的核心內容之一。將服務貿易納入多邊貿易體制的管轄范圍，體現了它在國際經濟中規模巨大和日益重要的商業意義。由于大部分服務貿易與國內經濟緊密相聯，因此GATS將對WTO成員的國內法律與法規產生重大影響。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服務貿易增長迅速，其出口額與進口額到2000年已經分別居世界的第12位和第10位，占世界服務貿易總出口額與進口額的2.1%和2.5%，占中國總出口額與進口額（貨物與服務）的比重為10.8%和13.8%（見表1）。因此，對服務貿易的承諾與減讓成為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議定書及其附件9《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及第二條《最惠國豁免清單》體現了中國政府對GATS基本規則的認同，以及對服務業實施最惠國待遇、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具體承諾。本文將根據議定書的內容就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進行定量評估，并對其所產生的經濟影響進行分析。
表1中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統計概況
198519901995199819992000
出口
服務貿易出口總額（10億美元）2.935.7518.4323.8826.1730.15
服務貿易出口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0.770.731.551.791.932.10
總額的比重(%)
服務貿易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9.688.4811.0211.5111.8210.79
進口
服務貿易進口總額（10億美元）2.264.1124.6426.4730.9735.86
服務貿易進口占世界服務貿易進口0.560.502.061.992.292.50
總額的比重(%)
服務貿易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5.057.1515.7215.8715.7413.74
服務貿易差額（10億美元）0.671.64-6.21-2.59-4.8-5.71
資料來源：根據WTO(2001)計算。
二、GATS規則、服務貿易減讓表與中國入世議定書
從原則上講，設計和起草GATS的最初意圖是將業已存在的管理貨物貿易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復制到服務貿易領域，但是由于服務貿易的特點以及談判中復雜的政治經濟利益沖突，GATS在它的29個條款和8個附件中還是包括了許多新內容與新紀律。其主要內容包括：(1)一套適用于影響所有服務貿易措施的一般概念、原則和規則；(2)列在成員方減讓表中的具體承諾；(3)就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定期舉行談判的諒解；(4)考慮到部門專業性的文件附件和附錄。GATS還特別指出發展中國家成員仍然需要根據國內政策目標對服務提供進行必要的管理。
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的《服務貿易減讓表》和《最惠國豁免清單》，是遵照WTO的樣板格式達成的。作為GATS的最基本原則——非歧視原則之一的最惠國待遇與GATT不完全一樣，它允許成員方通過負清單方式在GATS生效時提出一次性豁免，并逐步通過談判加以消除，這反映了一些自由化程度較高的成員不愿意讓那些限制較嚴的成員在不做出互惠減讓的情況下搭便車。金融、電信、視聽、運輸等曾是被廣為引用的最惠國待遇例外。不過中國的第2條豁免清單卻比較簡單，只涉及海運、國際運輸、貨物與旅客三個運輸部門，這些部門尚未在WTO內達成相關的協議。下面重點分析中國的服務貿易減讓表，包括形式、內容、數據與評估方法。
服務貿易在交易方式與壁壘形式上的特點，使得它的減讓表與貨物貿易減讓表存在很大區別。
首先是關于服務部門與活動的分類。GATS減讓表的部門分類以《聯合國中心產品分類系統》(CPC)為基礎，共包括烏拉圭回合談判的12大類約160個具體服務活動（注：具體分類表參見WTO(2000)。）由于需要與WTO其他成員的減讓表進行國際比較，本文將根據WTO秘書處(2000)的研究分析中國11個大類（排除“其他未包括的服務”）的149種具體活動的承諾情況，這其中對中國個別具體服務活動的分類進行了調整（注：與160種具體服務活動相比，排除了航空客運服務（不屬于GATS管理范圍）以及10種沒有CPC對應分類號的其他服務活動。針對中國的減讓表中做出承諾但沒有對應分類號的具體部門進行了調整，將“維修服務”、“辦公機械和設備（包括計算機）維修服務”歸入“設備維修及保養服務(CPC633+8861-8866)”，“尋呼服務”、“移動語音和數據服務”歸入“語音電話服務”(CPC7521)，“計算機訂座系統服務”歸入“航空運輸支持服務”(CPC746)，“筆譯和口譯服務”等歸入所在大類的“其他服務”，“非銀行金融機構從事汽車消費信貸”和“租賃服務”因無法歸類而略去。）
其次，對于每一個服務部門或活動都要按照GATS創造性的4種提供方式定義做出減讓或約束。絕大多數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同時進行的，通常不像商品那樣可以儲存，所以經濟學在傳統上將服務視為“非貿易品”。為此，GATS提出了適用于所有服務貿易的四種交換方式的基本定義：(1)跨境交付（服務產品本身跨越國境，如設計圖紙）；(2)境外消費（如旅游、船舶的境外維修等）；(3)商業存在（給予外國服務提供者以法人開業權和相應的待遇以允許其在境內經營，如金融和電信）；(4)自然人流動（外國公民直接進入境內提供服務，如法律咨詢）。其中，商業存在對服務貿易的意義最為重大，它與投資緊密相聯，而自然人流動則涉及入境和居留等許多非常敏感的問題。
再次，減讓表中的承諾內容包括GATS第三部分（“具體承諾”）中對市場準入（第16條）、國民待遇（第17條）和附加承諾（第18條）的基本要求。與其他成員相似，在中國的減讓表中只針對個別服務活動作了附加承諾，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對其忽略不計。國民待遇不像在GATT中那樣具有普遍適用意義，它是通過正清單方式列入減讓表，即只針對做出具體市場準入承諾（也以正清單方式表示）的有限部門實施，并同時允許存在限定和例外。這反映出對取消國內服務提供者從本國管理中享有的優勢依然持較保守的態度，及要求對服務業外國競爭進行某種程度的限制。然而，這些承諾均是約束承諾，即確定了對外國服務和其提供者給予的最低或所允許的最差程度的待遇，但也不妨礙在實踐中給予更優惠的待遇。
最后是承諾的方式。具體承諾在形式上分為“水平承諾”和“部門承諾”。前者適用于減讓表中所列的服務部門和活動，而后者則針對具體分類的部門或活動，因此對減讓表的分析必須將兩種承諾結合考慮，這一點十分重要。在中國的入世議定書中，對服務貿易的承諾方式包括“沒有限制”、“不作承諾”、有保留的承諾和未列入減讓表四種。“沒有限制”是指對以某種方式提供服務的外國服務提供者不采取任何市場準入或國民待遇的限制，這意味著近乎完全的自由化。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對于某種提供方式在水平承諾中列明了限制措施，即使在部門承諾中沒有限制，后者也被視為受到限制。“不作承諾”和未列入減讓表說明不承擔任何義務，保留充分的政策自由權是另外一個極端。介于它們之間的是有保留的承諾，即詳細列明對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進行限制的具體內容及措施，其性質是不完全的自由化。它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除水平承諾中的內容外，不作承諾”。可見，“沒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諾都是“約束承諾”，類似于GATT減讓表中的“約束關稅”。
對承諾方式還需要做的一點說明是應該在分析中考慮承諾的深度，這包括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在約束承諾中應該區分“沒有限制”和有保留的承諾，前者所占的部門或活動比例最能代表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本文在度量自由化的程度時采用了“簡均”和“加權平均”兩種方法(HoekmanandKostecki,1995)。前者將所有約束承諾設為1，其他為0；而后者考慮到限制的程度，將“沒有限制”設為1，有保留的承諾設為0.5，其他仍為0。二是在有保留的承諾中，按照GATS的規定成員可以維持“在原則上被禁止使用”的6種市場準入限制，包括：(1)限制服務提供者的數量；(2)限制交易或資產總額；(3)限制服務總產出的數量；(4)限制雇傭的自然人數量；(5)限制服務提供者的法律實體形式；(6)限制外國資本參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資數額。但這些措施對服務經營的限制效果和程度顯然是不同的，比如投資審批就比股權要求弱。對于這個問題，由于限制措施本身具有定性而非定量的特點很難解決，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對中國減讓表量化分析的效力。但我們可以通過對市場準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況進行替代研究。
三、對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的評估與分析
（一）總體減讓概況及跨國比較
首先，考察中國在入世議定書中具體服務活動的承諾范圍。如表2所示，在149個服務分部門中，中國對82個部門做出了約束承諾，承諾比例為55%。如果排除視聽、郵政、基礎電信、運輸服務等46個敏感部門（排除的原因在于對這些服務活動的承諾有待于在以后的WTO談判中修改或撤消（注：WTO部分成員于1997年達成了關于基礎電訊和金融服務的協議，但為了與WTO的相關研究實現口徑上的一致性，在這里仍然將這兩個部門剔除。）），中國的承諾比例上升為63%。與WT025個發達經濟體、77個發展中經濟體和4個轉軌經濟體（注：關于106個經濟體的具體名單和分類參見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相比，從總體水平上看，中國對服務業的具體承諾與轉型國家相似，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而較低于發達國家。在WTO統計的GATS談判參加方所承諾的具體服務活動的數量中，中國居第二檔次（81-100個），是做出部門減讓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
其次，從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承諾部門范圍（結合考慮提供方式），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出中國服務貿易的開放程度。表3中的“平均數”和“平均覆蓋比例”，是按照前述的“簡均”和“加權平均”方法計算的，它們分別報告了在考慮和不考慮限制程度的情況下，中國與其他WTO成員（包括按照收人標準劃分的高收入國家、其他所有國家和大發展中國家（注：分類標準與具體情況參見Hoekman和Kostecki(1995)。））對596項具體活動（149個部門×4種提供方式）的承諾比例。就市場準入而言，中國對約一半的服務活動做出具體承諾，略低于高收入國家，大大高于發展中大國和其他國家。但如果考慮約束承諾的深度，中國的部門覆蓋比率將大為降低（為35.2%），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也拉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沒有限制的部門比例較低(18.6%)，這嚴重影響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真實程度與水平。國民待遇的情況十分相似，但其承諾的開放度明顯高于市場準入，有近1/3的服務活動完全不受任何歧視性措施影響。
表2中國與不同類型WTO成員對具體服務活動的承諾概況
對149種具體服務活動的對149種具體服務活動除視聽、郵政、速
承諾百分比遞、基礎電信、運輸服務外的承諾百分比
中國5563
發達經濟體6482
轉型經濟體5266
發展中經濟體1619
資料來源：中國的數據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其他數據引自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
表3中國與不同類型WTO成員對服務活動具體承諾的部門覆蓋比率%
中國高收入其他所發展中
國家有國家大國
市場準入
平均數（所列部門和方式占總數的比例）51.753.315.129.6
平均覆蓋比率（按照限制及約束范圍因素
加權平均后所列部門和方式占總數的比例）35.240.69.417.1
沒有限制的部門占總數的比例18.630.56.710.9
國民待遇
平均數（所列部門和方式占總數的比例）51.553.315.129.9
平均覆蓋比率（按照限制及約束范圍因素
加權平均后所列部門和方式占總數的比例）41.942.410.218.5
沒有限制的部門占總數的比例32.435.38.514.6
資料來源：中國的數據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其他數據引自Hoekman和Kostecki(1995）。
（二）總體減讓的詳細情況及跨國比較
表4比較了中國與不同類型WTO成員，按服務提供方式劃分的對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具體限制方式情況，它揭示了表2和表3的深入內容。在市場準入方面，從服務提供方式上看，中國對自然人流動和商業存在的限制最為嚴厲，有一半多的部門受到約束限制，另外一些部門不作承諾。特別是在對服務貿易具有深遠影響的商業存在的承諾方面，比其他成員（包括發展中國家）有明顯的差距。這體現在“沒有限制”的部門（僅占1%）比例遠低于后者，而“不作承諾”（包括未列入減讓表，占46%）的比例卻大大高于后者。相比而言，對跨境交付與境外消費的限制卻較為寬松（特別是對境外消費沒有限制的比例高達52%），不過這兩種方式“不作承諾”的比例也依然很高（57%和45%）。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對某些具體服務活動，兩種方式在技術上不可能實現（如建筑工程的跨境交付）。最后，中國在跨境交付上的承諾特點與發展中國家十分相仿，對其中57%的部門“不作承諾”，而發達國家的比例只有25%，這主要是因為跨境支付經常被視為是商業存在的替代方式，不作承諾可以更多地吸引外資流入。
表4中國與不同類型WTO成員對市場
準入和國民待遇的限制情況
（做出承諾的服務活動占全部服務活動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諾制諾制諾制諾
市場準入
中國212157523451524605545
發達經濟體651125871223960101000
轉型經濟體5211377911103761120991
發展中經濟體441046702282075558114
國民待遇
中國441545504530205005545
發達經濟體705259532097317831
轉型經濟體7032793340881251481
發展中經濟體523456613328639453421
說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為100，誤差不超過1。
資料來源：中國的數據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其他數據引自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
在國民待遇方面的具體承諾呈現出與市場準入相似的結構，但體現出兩個明顯的差別：一是對國民待遇限制的頻度從總體上說比市場準入要小，特別是在商業存在方式上甚至好于發達經濟體（30%對0%），反映了中國政府消除差別待遇和引入外部競爭的決心；二是在自然人流動方式的承諾上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存在較大的差距，沒有限制的部門比例為零，體現出中國政府對此十分審慎的態度。
（三）分部門承諾的情況
首先按照前述的方法計算了中國11個大類服務部門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的具體承諾情況，列于表5。從表5不難看出，中國對健康社會服務以及娛樂、文化和體育服務兩大類部門未做任何承諾，這是承諾在部門覆蓋率上的主要差距。不過其他國家在這些部門的承諾也相當低（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在市場準入方面，對建筑、分銷、教育和環境服務中的所有分部門都做出了承諾，結合提供方式考察，它們的簡均承諾比例為75-90%。在敏感部門中，中國對通訊、金融（包括銀行和保險）服務做出了較大的減讓，部門和方式承諾比例都超過了2/3，而對運輸服務的承諾較低，只有約1/4。余下的兩個部門——商務和旅游只承諾了其中一半服務活動的減讓。另一方面，如果綜合考慮具體承諾的深度，所有部門的減讓水平都有較大幅度的降低，因為從表5中可以反映出“沒有限制”的部門比例最高也只有35%。其中敏感部門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三個部門完全自由化的比例沒有超過1/5。國民待遇分部門和方式的總體承諾結構與市場準入則非常相近。
表6和表7報告了按照4種提供方式和3種承諾方式細分的中國服務業分部門的市場準入與國民待遇的具體承諾情況。在市場準入方面，所有做出承諾的部門都在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方式上受到嚴格的限制及管理，沒有限制的情況幾乎不存在，建筑、分銷、教育和環境四個開放程度最高的部門也完全受到有保留的限制。境外消費的承諾最高，已經做出承諾的部門除了金融、運輸等敏感部門外幾乎不受任何限制。跨境交付的約束情況比境外消費差一些，集中體現在三個敏感部門與商務、分銷服務上，這反映出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重點在于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在國民待遇方面，對自然人流動的限制依然相當嚴格，但在商業存在方式上比市場準入要緩和許多，包括敏感的7個部門實現了不同程度的非歧視待遇。境外消費和跨境支付的承諾情況也略高于市場準入下的相應比例。
表5中國對服務業分部門的具體承諾情況%
市場準入國民待遇
平均數平均覆蓋沒有限制平均數平均覆蓋沒有限制
比率的部門占比率的部門占
總數的比例總數的比例
商務50.036.422.850.041.822.8
通訊66.743.219.866.757.319.8
建筑75.050.025.075.050.025.0
分銷90.062.535.090.070.035.0
教育75.050.025.050.037.525.0
環境75.050.025.0100.087.525.0
金融76.546.316.276.559.616.2
健康0.00.00.00.00.00.0
旅游50.037.525.050.040.625.0
娛樂0.00.00.00.00.00.0
運輸25.818.511.325.820.611.3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
表6中國對服務業具體部門市場準入的限制情況（在每類中所占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諾制諾制諾制諾
商務391150
482504465005050
通訊135433670330673306733
建筑00100100000100001000
分銷402040100000100001000
教育00100100000100001000
環境00100100000100001000
金融1265245324240762407624
健康00100001000010000100
旅游50050500500505005050
娛樂00100001000010000100
運輸16677290710237702971
說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為100，誤差不超過1。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
表7中國對服務業具體部門國民待遇的限制情況（在每類中所占的百分比）
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
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沒有不
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有限作
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限制承
制諾制諾制諾制諾
商務500505005035155005050
通訊67033670335883306733
建筑00100100000100001000
分銷402040100006040001000
教育00100100000010001000
環境10000100001000001000
金融760247602418592407624
健康00100001000010000100
旅游500505005025255005050
娛樂00100001000010000100
運輸193772907113107702971
說明：百分比之和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可能不一定為100，誤差不超過1。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
表8中國對服務貿易市場準入限制的措施
限制類型具體措施清單
對服務提供者數量的限制(1)資格認證；(2)地域限制；(3)規定服
務提供者的最高數量；(4)發放經營許可
證（審慎標準）或審批；(5)經營業績（
如盈利）要求；(6)經營需求測試；(7)
經營期限限制。
對服務交易或資產總額的限制(1)注冊資本不少于X萬美元；(2)總資產
應超過X億美元；(3)每成立一分支機構
需增加注冊資本X萬美元。
對服務業務總數或產出總量的限制(1)限定業務范圍。
對特定服務部門或服務提供者雇傭(1)對從業人員的專業資格認證和執業資
的限制歷限制；(2)合資企業的董事會主席或總
經理由中方任命。
對采取的特定類型的法人實體形式(1)僅限于合資企業形式（允許外資擁有
的限制多數股權）；(2)要求與中方專業機構進
行合作；(3)只能以代表處的形式提供服
務；(4)不能建立分支機構。
對外國資本參與比例或投資總額的(1)不允許建立外商獨資企業；(2)在合
限制資企業中，外資比例不得超過X%。
過渡期限制中國加入X年后，取消X限制，或允許X。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整理，分類時參考了WTO(2000)的示范清單。
（四）市場準入限制措施的保留和使用情況
GATS在原則上禁止使用前文所述的6種對市場準入限制，但只要被列入減讓表，成員方就可以維持這6種措施當中的一種或幾種。分析限制措施在部門中的使用頻數分布具有重要意義，它不但可以報告服務貿易受保護的水平與結構，而且能夠有利于鑒別不同限制手段的差別程度。表8列出了在中國的減讓表中根據6種限制類型分類和總結的具體措施清單，并增加了“過渡期限制”這種中國特有的承諾措施。此外，根據需要將“對服務部門或服務提供者雇傭人數的限制”擴大到“對雇傭的限制”。對做出約束承諾的82個分部門和具體活動的限制形式情況列于表9。
表9中國對服務業部門承諾下關于市場準入的限制情況（具體活動的個數）
對服務對服務對服務對特定對采取對外國過渡期
提供者交易或業務總服務部的特定資本參限制
數量的資產總數或產門或服類型的與比例
限制額的限出總量務提供法律實或投資
制的限制者雇傭體形總額的
人數的式的限限制
限制制
商務(23)311319310
通訊(16)13000161514
建筑(5)0050505
分銷(5)3030335
教育(5)0000500
環境(4)0000400
金融(13)101110011511
旅游(2)1110212
運輸(6)3202574
總計3315205703451
說明：部門后括號內的數字為做出約束承諾的分部門或具體服務活動的個數。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附件9計算。
從總體情況看，在保留的限制措施中，對法律實體形式的限制最為普遍（70個部門），其中以建立合資企業或中外合作的要求為主，反映了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關注和轉讓技術等其他戰略考慮；其次是過渡期限制（51個），它為服務業進行結構調整提供了時間上的保障；再接下來是股權比例和投資總額限制（34個）與服務提供者數量限制（33個），前者強化了對經濟安全和國內幼稚產業的保護，后者反映了中央政府在服務業開放上的基本構想，即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實現有秩序的市場競爭；對雇傭限制的引用最少（5個）。從分部門的限制情況看，有的部門集中受到一種或少數幾種措施的限制，如商務（法律實體形式限制和過渡期限制）、教育和環境（法律實體形式限制）、建筑（產出總量限制、法律實體形式限制和過渡期限制），有的則受到多種措施的交叉限制，如通訊、分銷、金融、旅游、運輸部門，特別是三個敏感部門受到限制的頻數比率很高。從限制措施的大類部門（共9個）分布情況看，所有的部門均受到法律實體形式限制，其次是過渡期限制（7個），再次是服務提供者數量限制和對外資參股的最高比例或投資數額的限制（6個）。最后說明的一點是，從措施的具體內容上看，本文認為除了雇傭限制和過渡期限制外，其他限制措施對外國服務提供者經營的約束力均是較嚴格的。
四、中國服務貿易談判與承諾的政治經濟學：“討價還價”模型的估計
“部門對等互惠”是服務貿易談判的基本準則，區別于貨物貿易談判的“全面互惠”原則，這種特點是由GATS所隱含的政治經濟學所決定的。由于服務貿易與服務產出的比率一般都很低，而且服務業的生存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國內政府的管理規章和制度，因此在GATS談判時一國進口競爭部門的政治力量要遠遠大于出口導向部門。許多國家的管理部門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因為有相當數量的公共服務部門是國營和政府壟斷的）也不傾向于實現真正的貿易自由化，這造就了GATS松散而脆弱的結構(HoekmanandKostecki,1995)。由于不能進行“議題掛鉤”和“跨部門互惠”，服務貿易談判采用了在GATT/WTO成員間“可比較”和“有效”的約束性具體承諾義務的方法。上述背景和特征，使得在考察中國入世進行服務貿易減讓表的談判時適用于貿易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討價還價”模型(Helleiner,1977)，即依據“互惠主義”和“公平貿易”準則在國家間進行貿易壁壘的對等減讓。
我們的基本假定是：當有越多的WTO成員就某一個服務部門做出減讓承諾時，中國就越有可能就該部門做出約束承諾；同時中國在入世時始終強調自身所具有的發展中國家的特點，因此在服務貿易自由化承諾時應依照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保留對部分敏感部門的管轄權，從而區別于發達國家的承諾結構。為此，選擇中國對服務活動的具體承諾情況（承諾＝1；不承諾=0）作為因變量，將每個服務部門中做出承諾的國家占總數的比例、做出承諾的發達國家占發達國家總數的比例、做出承諾的發展中國家占發展中國家總數的比例作為自變量來檢驗“討價還價”模型。樣本總數包括分析的所有149個服務活動，自變量的數據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表3.2.9）計算，利用Probit模型估計的結果列于表10。在回歸方程(1)和(2)中做出承諾的國家比例的系數為正且具有顯著性，與模型的假定相吻合。方程(1)中做出承諾的發達國家比例的系數為負，表明前述的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在服務貿易減讓上的差別，但其值不具有顯著性。方程(2)用做出承諾的發展中國家的比例替換了前者，其回歸系數變為正號，符合模型的假定判斷，但其顯著性仍不強。方程(3)利用后兩個自變量進行檢驗，結果均為正且具有顯著性，體現了“部門對等互惠”的談判準則，同時還注意到做出承諾的發展中國家的比例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從而證明了中國在服務貿易減讓的談判中，成功地利用了討價還價維護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成員的利益。
表10中國服務貿易承諾減讓的“討價還價模型”估計（Probit模型）
因變量：中國對服務活動的具體承諾情況（承諾=1；不承諾=0）
樣本總數：149個
方程(1)方程(2)方程(3)
常數-0.87(-3.83***)-0.87(-3.83***)-0.87(-3.83***)
做出承諾的國家占總數的比例5.01(3.50***)3.07(2.41**)
做出承諾的發達國家占發達國
家總數的比例-0.48(-0.88)0.75(2.41**)
做出承諾的發展中國家占發展
中國家總數的比例1.47(0.88)3.78(3.50***)
說明：***為1%顯著性水平，**為5%顯著性水平。
五、結論
中國在入世協議書中對服務貿易做出了高于發展中國家水平的具體承諾和減讓，超越“維持現狀”的貿易自由化使服務業的開放程度有了明顯的提高，同時也維護了自己作為發展中國家成員身分的權益。但是由于GATS本身在結構上的缺點（如菜單式的減讓方式和保留相當多的非歧視例外）以及服務業在經濟安全、競爭力和就業上的敏感性，中國的服務貿易壁壘仍然較高。這主要體現在：對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的嚴格限制是市場準入的核心壁壘；補貼提供僅限于本國企業和資格要求是主要的國民待遇限制；承諾的廣度和深度依然有限，特別是“沒有限制”的部門所占比例較低；所保留的對市場準入限制措施的商業約束性較嚴厲。因此減讓表的達成與實施將只是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一小步。盡管如此，它的示范效應仍是巨大的，增強了最初改革的可信度和可預見性，部分割裂了本國土生土長的管理體制與經營低效的利益集團
之間的關系，這無疑將有利于中國服務業產出水平與質量的提高、吸引外資環境的優化和國際競爭力的改善。
【參考文獻】
1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2000)：《烏拉圭回合協議導讀》（中譯本），法律出版社。
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世界貿易組織(2000)：《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中英文對照），法律出版社。
3Helleiner,G.K.(1977):"ThePoliticalEconomyofCanada''''sT-ariffStructure:AnAlternativeModel."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4:pp.318-326.
4HoekmanandKostecki(1995):ThePoliticalEconomyoftheW-orldTradingSystem-FromGATTtoWTO.OxfordUniversity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