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7 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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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讓我不厭其繁地再次引用凱恩斯那廣為傳誦一段話：“既得利益之勢力，往往被人夸大，實在不如思想直逐漸侵蝕力之大。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學家的思想，其影響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的，就是這些思想。現實世界的統治者，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的影響，可往往會是過往時代某一個二流經濟學家思想的奴隸。從長遠來說，真正危險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先講一點方法論：
在波普看來，科學的發展是一個證偽的過程。只有證偽的理論，才是科學。提出假說----事實檢驗----推翻-----提出新的假說-----再推翻----。。。。。。如此否定之否定，由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
依我的看法，任何理論，都是一種模型，是對現實的一種抽象，一種近似。事實上，無論經濟學家還是普通人，都是通過模型來看世界的，我們是帶著理論來面對現實的，這也是康德所說的先驗理性，并為現代的腦科學的研究所證明。
理論永遠不可能與現實完全符合，理論的價值在于它可以指導我們去看事實，使現象可以更有條理，但它同時也是對現實的一種歪曲。科學的發展正是理論不斷逼近現實的過程。
現在大家都在批判經濟學家玩數學，經濟學的理論脫離現實。我想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經濟現象太復雜了，以至于經濟學家無法建立更加貼近現實的理論模型，這也要怪經濟學家的智慧不夠。另一個要怪數學家，數學家給經濟學家提供的數學工具太簡陋了，以至于非常簡單的模型，要用非常復雜的數學。理論越是接近現實，模型就越復雜，所用的數學就越高深。也就是說，經濟學的發展是受數學工具的制約的，數學應用于經濟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宗教是非理性地信仰，哲學是理性地信仰，而科學則是理性地懷疑。每一門科學都有一個核心假說，那是不可檢驗的，科學家的任務是由這個假說推出可檢驗的等價命題。
牛頓力學的核心假說是牛頓三大定律，相對論的核心假說是光速不變定律。而經濟學的核心假說是理性人假說，即每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個人，現代經濟學的全部理論都建立在效用最大化這個假說基礎之上。有了效用，才有了現代經濟學，所以我認為現代經濟學真正起源于邊際效用學派，也就是馬克思所批評的庸俗經濟學。它的三位代表人物是在；杰文斯，門格爾，瓦爾拉斯。后來的馬歇爾總結了前人成果，創立供求曲線，這就是新古典學派，統治著一般的中級微觀經濟學教科書。
在馬克思以前，從斯密到李嘉圖，都是勞動價值論，核心概念是價值。據說斯密在寫《國富論》時先是研究資源配置和勞動分工，然后不知犯了哪股子邪勁，突然對價值問題發生了興趣，開始探討價值的本質。后來的經濟學家，如李嘉圖，馬克思，也暈頭轉向地跟著他去研究，“什么創造了價值”。經濟學從此走上了邪路，為了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經濟學浪費了整整一個世紀。
直到后來經濟學家引入了效用，把價值這個概念驅逐出了經濟學。大家可以翻一些現代經濟學的課本，找不到價值這個詞的。
按熊比特的說法，三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是瓦爾拉斯，馬歇爾和維克塞爾。其中最最偉大的是瓦爾拉斯，因為他創立了一般均衡理論。
按張五常的說法：經濟學只有兩個假說，即效用最大化和負需求曲線。這里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概念，不太嚴格，負需求曲線約等于邊際效用遞減。
邊際效用學派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引入了邊際的概念，邊際效用就是對效用函數求導。這樣，微積分就進入了經濟學，數學家在這個領域耕耘了兩個世紀，有一大批的定理可以應用，從而給經濟學以全新的刺激。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一旦引入了強有力的數學工具，經濟學可以有怎樣強勁的發展。
數學是一種推理的工具，他幫助我們從核心假說推導出可供檢驗的命題，保證了推理的嚴密，邏輯的正確，不至于使思維混亂，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日常語言很不嚴密，有很多問題越爭越不清楚。數學作為一種嚴密高效的語言，如果我們的結論不同，在推理正確的前提下，一定是我們的假設與現實不符。
數學是一種思維工具，以傳統方式，以日常語言去思維經濟學就象趕牛車，而掌握了數學，則象坐了噴氣式飛機。
比如： 科斯定理告訴我們，當交易費用為0時，產權的劃分不同不具有影響經濟福利的效果，即人們可以通過在市場上交易產權來達到資源的社會最優。個人通過效用最大化行為達到社會最優-----帕累托最優。這可以看作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另一個版本。斯蒂格立茲叫它科斯謬誤，數理經濟學家嚴格證明了科斯定理只有在經濟當事人具有擬線性效用函數時才成立。
一邊是模型，一邊是現實，模型越是接近現實，所用的數學就越高深。經濟學家的數學素養早已遠遠超過了物理學家，正如物理學的發展曾大大推動了數學的發展，也會有一批數學家轉變為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變成為數學家。因為今天的物理學幾乎已經找不到什么問題了，而經濟學則問題多多，醞釀著一場巨大的革命。
如果說物理學研究物質世界，那生物學研究有機世界，而經濟學則以探究人類社會的奧秘為己任，層層遞進，現象越來越復雜，所用的數學也越來越高深。
在馬歇爾那里，事件是一件接一件的發生，而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則雄心勃勃，要一次解決所有問題。法國是一個盛產數理經濟學家的國家，從配第到古諾，到瓦爾拉斯和當代的laffont,tirole,一脈相承的是一種數學理性的建溝主義。
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和物理學的意識形態并無不同，一個物理學家也可能為納粹制造原子彈。
現代經濟學主要有兩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都可以從馬歇爾這里講起。
微觀經濟學，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從馬歇爾以來，沒有更大的發展。后來的經濟學家就是用越來越高深的數學工具對他的理論加以精練。到samuelson出版《經濟分析基礎》，用微積分來研究微觀經濟學的時代結束了。
50年代以后，諾貝爾獎得主debreau,arrow等人用集合論來研究微觀經濟學，證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這是經濟學的前沿，到了80，90年代，數學工具越來越高深，運用了幾何流形，泛函空間，現在這一塊兒主要是一些數學家在做。
馬歇爾統治了今天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而他的弟子凱恩斯則統治了宏觀經濟學。
samuelson自稱是經濟學的最后一位通才。他說：“生為經濟學家，1939年是一個偉大的時刻。”
1930年代的倫敦是個匯集巨人的地方。羅素，蕭伯納，wittgenstein, 凱恩斯,jone.robinson,還有早逝的天才ramsey,每一個人的光芒都足以輝映一個時代。你能想象這么多奇妙的人居然生活在一個時代，一座城市？
那時侯的hicks還在倫敦經濟學院求學，哈耶克在那里宣講自由主義理論，而凱恩斯則開始了他的十次經濟學講座，“馬戲團”里有harrod,robinson,sraffa這樣前途無量的青年。經濟學處于清晨的明媚陽光中。
大蕭條中成長起來的一代，solow,samuelson,friedman,tobin,這些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凱恩斯開辟的園地里揮動了鐵鍬，并統治了那里，直到70年代遇到了lucas的挑戰。
lucas的成功證明了經濟學的真正發展不在于提出新奇的觀點，而在于引入新的工具與方法。lucas以后，is—lm曲線開始從經濟學文獻中消失。經濟學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即直接從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來探討宏觀經濟現象。宏觀經濟學家開始學習運用ramsey在1928年就寫出的最優消費模型和samuelson1956年的交疊世代模型。宏觀經濟學找到了自己的微觀基礎，經濟學重新回到新古典傳統的懷抱之中。
宏觀經濟學的兩條主線：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轉貼于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 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 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 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不過，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個人心理、行為特征及其對制度選擇和制度變遷的影響的分析，對于在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情況下的企業制度和產權結構的微調，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研究轉向了資源配置的技術關系，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理論成為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其對經濟學研究的統治迄今已近一個半世紀。在今天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資本主義”已完全消失，資本成為一種生產要素，工資、利息與利潤只是生產要素的價格，并取決于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當然，對于新古典的資源配置理論，我們可以認為它是完全正確的，主流經濟學往往也把這種理論應用于對現實的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解釋。然而問題是，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工資率和利息率(利潤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呢?新古典理論中的資本、工資、利息和利潤等概念與現實中以貨幣價值或價格表示的這些概念是相同的嗎?
現代國民收人核算統計開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可以說，1929—1933年的“大蕭條”孕育了“凱恩斯革命”的誕生，但在新古典理論強大的思想意識所形成的觀念和教條的無情統治下，凱恩斯的理論很快被融人到新古典經濟學，并成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學。其中，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總量生產函數”把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完全納人到新古典的技術關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國民收人的統計變量截然劃分為實際變量和名義變量兩個部分，如實際GDP和價格水平、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當然還可能有實際資本和名義資本。也就是說，新古典理論把國民收人的統計變量完全套用到總量生產函數之中，再加上決定名義變量的貨幣數量論，由此成為研究反映宏觀經濟波動的各種統計數據的基礎。
然而，這些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產函數技術關系的變量或概念呢?經濟學家們至今似乎對此沒有提出過疑問。在上個世紀50—80年代那場空前激烈的“劍橋資本爭論”中，作為爭論雙方的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那些爭論的焦點在這些現實的國民收人核算統計概念中與新古典理論中同樣稱呼的概念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實際上，劍橋資本爭論的結果所表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國民收人核算體系中以貨幣量值表示的所有統計變量與新古典理論的生產函數或技術分析是完全無關的，而是來自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或特定的貨幣金融關系。”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熏陶造就了人們天然地認為這些統計變量是“真”的，即表示實物的要素投人和產出的關系，并把這種由生產函數表示的資源配置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題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然而事實上，這些統計變量所表示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或“比誰掙錢多的游戲”，與技術是完全無關的。馬克思經濟學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目前國民收人核算體系中統計變量的性質和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恰恰是目前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要研究和解釋的現實問題;而主流經濟學從技術關系角度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則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些問題只是由馬克思經濟學所研究的社會關系決定的。
價值理論不僅是馬克思經濟學中最富爭議的領域，同時也是理論經濟學中最具爭議的問題。1951年，斯拉法在其編纂的《李嘉圖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終生想要尋找的“絕對價值”，以表示國民收人中工資與利潤的分配份額。這個絕對價值，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實際上就是國民收人(GDP)的測量單位。作為總量指標的國民收人，如果面對的是各種異質的產品，比如小麥和燕麥，我們需要一個同質的單位進行加總，以獲得一個同質的總量。當然，如果采用勞動這種同質的單位來計量，雖然可以進行加總，但卻不能表示勞動生產率和實物產品產量的變化;而且當兩個部門的“資本構成”(資本勞動比率)不同時，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和利潤率的變動都會影響到相對價格和收人分配，這使李嘉圖在1817年采用單一產品的“谷物模型”所證明的命題不再成立。
1953年，新劍橋學者羅賓遜提出了異質資本品的加總問題，并由此引發了著名的“劍橋資本爭論”。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中把李嘉圖的難題套用到新古典理論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對價格一旦加總為總量將導致嚴重的邏輯矛盾。進而，這一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關馬克思價值理論的討論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個資本勞動比例不同的異質品模型進行證明，得出了在某種假設條件下勞動價值可以是負值的結論，薩繆爾森則重新提出了關于馬克思的轉型問題在邏輯上不可能成立的問題。實際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經證明，由于在異質品模型中利潤率的變動會影響相對價格，從而收人分配的變動將使由相對價格加總的總量(國民收人)發生變動，這使古典學派和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工資率(工資)的上升將使利潤率(利潤)下降的命題不再成立。顯然，“劍橋資本爭論”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論的加總問題在古典學派和馬克思經濟學中是同樣存在的。由此，當“劍橋資本爭論”中的問題不能得到解釋時，20世紀70年代馬克思經濟學的復興被完全終止了。
面對那場以失敗告終的極其激烈和復雜的“劍橋資本爭論”以及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爭論，人們是否應該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問題的復雜性可能并不在于問題本身，而在于觀念上出了問題，而經濟學家們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爭論的問題所在。長期以來，統治經濟學界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新古典理論的觀念一直頑強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禁錮著經濟學家的思維，這就是統治經濟學研究的“實物”產品的生產和分配。新古典經濟學家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生產，古典經濟學家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分配，而國民收人的計量似乎不能離開這種實物產品。那么，在經濟學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脫離這種實物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的價值概念呢?實際上，這個價值概念就是國民收人(GDP)和國民收人核算中的統計變量。在“劍橋資本爭論”中，作為爭論雙方的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GDP和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可以完全不依賴于實物。這場爭論起因于羅賓遜對總量生產函數的批評，當然也涉及到總量生產函數對國民收人核算統計變量的解釋，即新古典增長理論。但在羅賓遜1973年出版的那本試圖取代新古典教科書的《現代經濟學導論》中，作為新古典理論核心的實際GDP和價格水平依然充斥著全書，這正是問題所在。
對于實物產品的生產，新古典的相對價格理論顯然是一個完美體系，比如通過表示產品和生產要素稀缺性的相對價格可以使資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們卻不能把構成GDP的各種產品和勞務的價格相加以得到一個表示實物總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對價格是一種稀缺的指數，把兩個表示稀缺的指數加在一起是毫無意義的;特別是產品的稀缺性取決于人們的偏好，那么隨著人們偏好的改變，相對價格和GDP的總量也會隨之變動。另一方面，對于新古典的資源配置而言，這里只需要相對價格而根本就不需要總量，即國民收人或GDP的總量對新古典理論是沒有意義的，當然其理論中也不可能得到這個總量。
對于李嘉圖的分配理論而言，如果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分配，采用簡單的勞動價值論是可以解決這種異質產品加總問題的;如馬克思采用勞動時間的計量，通過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劃分即可解決工資與利潤的分配問題。作為一個“思想練習”，這種勞動價值論的推論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論的多種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勞動時間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產品，剩余勞動時間是其它生產要素邊際產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總。然而，當我們這樣進行邏輯推論時會發現，如果馬克思的分配和剝削理論是建立在這種實物的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話，那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只是新古典理論的單一生產要素模型，它根本無法戰勝新古典理論。因為新古典異質品模型中包含著一個強烈的命題，即如果要使資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須按照新古典的要素邊際產品等于要素價格來形成市場的相對價格，從而也決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邊際生產率分配理論，這被稱為經濟學的“實證分析”;隨后的“規范分析”認為利息和地租是不勞而獲的剝削收人，則完全可以通過政府對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稅進行收人再分配。這樣，新古典理論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攻擊在邏輯上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然而，新古典理論遇到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是現實國民收人核算統計的國民收人(GDP)和其中工資與利潤(利息)的分配問題。當新古典經濟學家采用總量生產函數說明現實國民收人統計中的經濟增長和收人分配時，其邏輯一致性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GDP和國民收人核算中的統計變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論中的實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論的資源配置。這些以貨幣量值表示的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而這正是馬克思價值理論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們熟悉的語言，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是一種“抽象”。那么，馬克思對價值的定義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顯然，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與技術關系或實物有關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勞動”所體現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表明，這種“價值”與使用價值無關，或與實物的“效用”無關;另一方面，針對李嘉圖的混亂，馬克思明確表明價值與勞動生產率無關，即與實物的生產無關。進一步，當馬克思把這種“價值”與實物的生產、消費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價值與技術關系無關時，那么馬克思的“價值”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會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原始社會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氏族關系，奴隸社會對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關系，封建社會以土地占有為基礎的人身依附關系等等。在14一15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構造新的社會關系或社會制度的基礎，而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聯系到“勞動價值論”。比如在神學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勞動價值論體現著公平與正義，是人們之間商品交換“平等”的基礎。那些早期勞動價值論的闡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龍等古典學派的前輩們，把勞動價值論聯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財產的基礎;如洛克對勞動價值論的說明是“財產是自然的權利，它來自勞動”。顯然，這種對勞動價值論的闡述似乎聯系到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如美國政治家富蘭克林就把勞動價值論聯系到“自由、民主與公平”。然而，資本主義的產生和資本主義制度卻是與這些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勞動價值論理念背道而馳的。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交易費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科斯認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交易費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關鍵詞：科學技術；馬克思；手稿；經濟學
一、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中對科學技術的一般認識
經濟學手稿是馬克思經濟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們研究馬克思經濟思想形成過程的重要依據。馬克思的一生中留下了許多著名的經濟學手稿，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等。其中，《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概括，也是馬克思對經濟學問題的第一次探索，其本身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著作，而是馬克思用哲學的語言和辯證的思維來闡述經濟問題的著作。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包含著馬克思對科學技術最初的理解和判斷，為他后來科學技術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作為人的類本質的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始終是同對人的類本質問題探究聯系在一起的。從費爾巴哈的自然主義出發，馬克思在肯定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同時，從實踐唯物主義的角度創造性地將人的類本質歸結為自由自覺的社會性的勞動。馬克思批判了那些將宗教、政治、藝術和文學等看作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現實性”和“人類的活動”的唯心主義觀點，明確指出只有工業的歷史和它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才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而“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做準備，盡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業是自然界同人之間，因而也是自然科學同人之間現實的歷史關系”［1］85。作為人本質力量公開展示的工業，隨著自然科學在其中的不斷運用，自然科學不斷技術化，科學技術將成為改造人的生活，實現人的解放的重要力量。從這一角度而言，科學技術也是人的本質的客觀展現。盡管在資本主義社會，在私有財產所決定的工業生產中，科學技術是以異化的形式存在著，但它仍然是人的對象性活動或活動成果，并沒有外在于人的實踐活動。它不斷改善著人類的生存條件，為人的全面解放創造條件。不難看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是從人的類本質的角度來看待科學技術的。在他看來，對科學技術的認識不應局限在對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產、生活環境的“有用性”上，而應將科學與人的類本質聯系起來，深入科學對于人的類本質的認識和人的類本質力量的展現具有的本體性意義。這與他之前的康德和之后的西方人本主義思潮對科學技術批判的理論是根本不同的。正是基于對人的類本質的分析，馬克思形成了他早期的科學技術思想。2．《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被固定資本客體化了的科學技術《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是馬克思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的重要成果，在這部手稿中，馬克思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的著名論斷，并對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應用問題做了精辟的分析。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的統一，其秘密在于資本家迫使工人整個的勞動時間超過必要勞動時間，使價值形成過程轉化為價值增值過程，成為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有兩種基本方法：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其中，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是在必要勞動時間不變的條件下，通過絕對地延長工作日而增加剩余勞動時間的剩余價值生產方法。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則是以提高和發展生產力為基礎來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由于受工人的生理界限和社會道德等方面影響和制約，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方法逐漸被淘汰，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方法成為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的主要方法。然而，提高和發展生產力需要探索整個自然界，探索地球，以便發現新的有用物體和原有物體的新的有用屬性。因此，以提高生產力為生產剩余價值主要方法的資本主義必然“要把自然科學發展到它的最高點”。馬克思高度評價了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偉大文明作用，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制度對于自然科學發展的積極作用。他指出，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甚至科學也同人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性體系的體現者”。“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成為人的對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2］390這就是說，正是資本創造出的資產階級社會和社會成員對自然界以及社會聯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推動了人類對自然界的獨立規律的認識和研究。但同時馬克思也十分清楚地指出，這種對自然界的探索和研究的目的在于使自然界服從人的需要，因而也成為這個“普遍有用體系的體現者”。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勞動是一個總體，是各種勞動的結合體。它的精神的統一處于自身之外，而它的物質的統一“則從屬于機器的，固定資本的物的統一。這種固定資本像一個有靈性的怪物把科學思想客體化了”［2］464。在這里，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已經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人的類本質的哲學思辨，深入到資本的生產過程，從固定資本的變化角度去揭示資本對于科學及其應用的支配性和決定性作用。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的生產力是用固定資本衡量的，而固定資本中包括科學的力量。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像一個“有靈性的怪物”擁有支配一切的權力，資本的力量不僅影響和決定著社會物質生產方式，也影響和控制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章”中詳細論述了資本、科學和社會生產力的關系。他指出：“資本是以生產力的一定的現有的歷史發展為前提的———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3］94科學是社會生產力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屬于潛在的、間接的一般生產力。當被應用于物質生產過程，物化在機器以及其他物質生產資料中，科學就可以轉化為直接生產力。資本主義機器體系的出現，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再取決于工人掌握的直接技巧，而是取決于科學在生產工藝上的應用。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本喚起了科學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一切科學都被用來為資本服務，從而使資本主義財富的創造也取決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生產上的應用。在這種條件下，科學技術成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力量，而“科學在直接生產上的應用本身就成為對科學具有決定性的和推動作用的著眼點”［3］99。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通過對科學在生產上的直接應用獲得了充分發展，而推動科學發展的真正動機并不是來自人們對自然的好奇或現實生產、生活的客觀需要，而是來自資本增值，增加剩余價值的內在需要。科學一旦成為資本增值的手段被引入生產過程，就會成為具有資本特性的科學。3．《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作為推動社會變革力量的科學技術《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在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視為馬克思經濟思想發展中的“歷史路標”。［4］在這一手稿中，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經濟學考察主要集中在《相對剩余價值》一章中的“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蒸汽、電、機械的和化學的因素）”部分。馬克思立足科學技術本身發展情況，從機器的技術史演進出發，充分肯定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發展因素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高度評價了科學技術對社會經濟關系發展的革命性作用，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應用機器的目的、前提和后果。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技術是“一般歷史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產生的。科學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的直接后果是機器的產生和應用。“應用機器，不僅僅是使與單獨個人的勞動的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發揮作用，而且把單純的自然力———如水、風、蒸汽、電等———變成社會勞動的力量。”［5］279－280在自然力并入生產過程，變為生產力，變成“社會勞動的力量”的同時，科學成了生產過程的一個獨立因素發揮重要作用。科學推動著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必然引發生產關系的變革。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資本家應用機器的目的不在于縮短工人生產商品所費的勞動時間，也不在于縮短工作日，而在于縮短工人為再生產其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從而延長剩余勞動時間。這表明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使機器扭曲為生產剩余價值的手段，而不再是滿足社會需要的手段。因此，資本家不斷改變勞動手段的真正動因在于獲取巨大限度的利潤。馬克思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兩個一般性前提和一個基本原則。由于人類社會每一種新的物質生產方式的可能性都是由先行存在的物質生產方式基礎上創造產生的，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生產方式也是在簡單協作和以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家使用機器遵循的一個一般原則就是“進入商品的機器的價值，要少于它所代替的勞動的價值”［5］281。馬克思結合當時一些工業部門使用機器的具體過程，揭示了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結果是有利于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其后果包括刺激技術的不斷改進、造成工人勞動時間延長、勞動強度提高、機器代替勞動甚至成為資本家對付工人的手段等多個方面。此外，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還對資本主義利用科學技術的未來趨勢進行了預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的影響和控制下的科學技術具有雙重作用，既可能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因素，也可能成為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消極因素。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對科學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緩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鞏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更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桎梏的必然趨勢。當科學技術發展推動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也容納不下它的發展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將會為新的生產關系所取代。
二、《資本論》中對科學技術的系統考察
《資本論》中，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分析主要是以生產方式的變化，即生產力的運動方式展開的。《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詳細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轉變過程中，科學技術進步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具有的基礎性作用，他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在工藝上的應用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6］53在這里，馬克思把科學技術的發展放在了人之后，充分說明人和科學發展在社會生產力進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和科學的應用之間的緊密聯系。其次，馬克思詳細論述了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化中，特別是在機器大工業生產中對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作用。簡單協作、以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是三種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指出，協作不僅可以提高個人生產力，而且還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是一種集體力。在工場手工業初期，協作以簡單的形態存在，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工場手工業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協作才達到了它更高的發展形式———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這一時期，科學的發展和應用推動了不同種的勞動工具和復雜的機械裝置的生產，從而為工場手工業發展到機器大工業奠定了科學技術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不同的工具被連接起來，逐漸產生了機器。隨著勞動資料從工具向機器轉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由此從工場手工業階段過渡到機器大工業階段。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多次論證“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6］698。在考察機器價值向產品轉移規律時，馬克思指出：“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將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6］444在大工業階段，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勞動生產力中的所有要素都發生重大變化。科學技術推動勞動資料從工具轉化為機器和機器體系，并使之得到不斷改良和更新；科學技術的發展擴大了勞動者的范圍，婦女和兒童加入雇傭工人隊伍，并在客觀上要求勞動者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科學技術的進步不斷增加現有物質的數量和新用途，開拓新的投資領域。此外，科學技術還教人們對廢棄物的回收和循環利用，創造新的資本材料。“科學和技術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種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6］699第三，馬克思從生產力運動方式變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學技術發展對社會變革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化的分析，馬克思深入分析了科學技術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變革作用。在馬克思那里，科學技術是具有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動社會生產力巨大發展的同時，科學技術通過生產力的中介作用，又促成生產關系的變革以及新生產關系的產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與科學技術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它的發展必定促進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而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是不可能解決的。因此，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必將加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瓦解。
三、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科學技術思想的內在邏輯與現實意義
1．馬克思經濟學著作中科學技術思想演進的基本主線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到《資本論》，科學技術問題貫穿于馬克思經濟思想發軔、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科學、技術的本質及其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方式變革的關系一直是馬克思經濟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研究內容。總體上看，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和研究遵循著兩條基本主線：一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逐步發展和完善為主線；二是以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線。前者重點研究了科學技術作為歷史的有力杠桿所具有的革命性及其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作用，后者主要論述了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及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的重要意義。馬克思立足于歷史唯物主義，從現實的生產勞動出發研究科學技術問題，將科學技術與人的類本質、生產勞動、現代工業、資本生產、經濟發展、社會變革等的關系納入對科學技術研究視域中，在批判唯心主義，研究技術史、工藝史和自然科學史的過程上，深入分析了科學技術的本質，揭示了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力的關系，提出了“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的重要思想，并充分肯定了科學技術通過大工業并入生產過程，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學技術本質上是人類本質的展示，但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科學技術一旦與資本相結合，就成為具有資本形態規定性的科學技術，受資本本質的制約。在資本主義廣泛應用科學技術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科學和直接勞動相分離，使科學技術成為與勞動相對立的、服務于資本的獨立力量。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加劇了資本對人本身具有的生產力更大規模、更深層次的剝削和掠奪，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從而為資本主義社會變革準備了物質條件和革命力量。正是通過生產力的中介作用，科學技術不斷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變革和新生產關系產生。因此，馬克思對科學技術問題的研究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剖析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的批判，就不能深刻認識科學與人的類本質的內在聯系。沒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就不能科學揭示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變革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深入認識科學技術發展與資本主義命運變化的關系。從科學技術本身來看，科學技術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也是一般社會生產力的基本要素，更是實現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重要力量。自人類進入文明史以來，隨著科學技術本身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不僅改變著自然界，也變革著人類社會。作為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科學技術使人類逐漸從自然界中解放出來，并不斷為人類的最終解放創造物質條件。因此，資本主義在積累、發展科學技術方面是必需的，但也是暫時的。在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時，伴隨著資本主義滅亡，人成為自然界和自身社會生存的主人，科學技術將再次回歸其本質，成為人類謀求幸福和發展的重要工具。2．馬克思經濟學著作中對科學技術的多重理解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認識和研究始終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在不同時期，馬克思經濟學手稿寫作的思路和角度不同，對科學技術的理解也不盡相同。比如《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是從固定資本變化的角度展開的，馬克思提出的“科學技術也包括生產力”的思想也是基于分析科學技術對固定資本的控制和影響作用而形成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以科學技術發展史為重要線索，揭示了科學技術的生產動因及其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功能。《資本論》第一卷則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動變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學技術的革命性作用。馬克思在不同經濟學手稿從對科學技術不同角度的考察可以看作是馬克思對科學技術的三種理解，這三種不同的理解具有內在的聯系性，它越來越接近于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馬克思研究科學技術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資本主義條件下科學技術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加深資本對工人剝削、加劇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等方面的作用。馬克思對科學技術問題的分析也始終是同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一次使科學技術直接進入生產過程，成為生產過程的一個獨立要素。正是科學與資本的結合，才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并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只有準確把握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分析和批判的基本思想，才能深刻地理解馬克思科學技術思想的豐富內涵。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對科學技術的多角度分析充分說明，科學技術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多維概念，概括起來，至少包含四個方面的涵義：一是作為人的類本質力量體現出來的科學技術；二是作為人類認識、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成果，以知識形態存在的科學技術；三是作為一般社會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四是作為社會變革力量，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技術。這四個方面是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其中作為人的本質力量展現出來的科學技術和以知識形態存在的科學技術，是人對自然認識和實踐關系的產物，是科學技術進入生產過程的前提和基礎。作為一般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進入生產過程，大幅度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程度，必然導致社會生產關系出現新的變化。3．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中科學技術思想的現實意義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對科學技術的本質、發展過程、發展規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不僅為人們正確認識科學技術的本質特征以及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影響提供了理論武器，也為人們研究和考察當代科技發展與資本主義未來趨勢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指導。20世紀中葉以來，伴隨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新科技革命等因素的推動下，相繼進入了國家壟斷階段甚至國際壟斷階段。在這一階段，科學技術與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關系全球化問題交織融合，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用的形式、內容、深度和范圍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新變化，并從中揭示出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是當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在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堅持從批判的角度，將科學技術置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研究和分析科學技術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為我們深入理解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正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方法。同時，馬克思提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的重要論斷，也是我們正確認識科學技術在當代生產力中的中心地位，堅定不移地依靠科技創新，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理論支撐。
作者:李天芳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參考文獻：
［1］［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顧海良．馬克思經濟思想的“歷史路標”———讀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5）：9－23．
一、自然之物與勞動、資本的通約——尋找不變的價值尺度
分工和交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起點,是經濟學最基礎的分析層面。馬克思經濟學和以正統自居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是從這里著手開始經濟理論體系的搭建。兩者都遇到了同樣的技術性間題:為使交換成為現實,必須構造出相互交換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體系。除去兩者所被賦予的不同意識形態,其實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其根本的區別在于,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決定財富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勞動、資本的三位一體;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資本從邏輯上講只能是自然和勞動的產物,所以在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勞動才是有關財富形成的終極要素。
認為價值是由土地和勞動共同創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慮價值量的決定時企圖把土地和勞動通約,他用土地的面積、自然年生產力和勞動者的谷物工資及勞動時間來進行勞動和土地之間的換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農學派的影響,沒有解釋作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與勞動之間的通約。為克服這一間題,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產出來的,即A商品的價格由生產A的勞動以及為生產A所耗用的B,C,D……Z商品來決定,這樣就得到一個方程;同理B商品的價格又由生產B的勞動以及為生產B所耗用的A,C,D……Z商品來決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從而構成一個龐大的物質生產的投人一產出方程組。加上勞動變量,消去一元,求解該方程,就得到了一種相對價格體系,川也就是李嘉圖苦苦追求的“不變的價值尺度”。這個理論完美地實現了勞動與物質的通約。斯拉法通過“標準生產體系”,用數學證明了利潤與工資分割經濟剩余的比例不會對價格體系產生影響。也就是說,通約后的價格體系可以換算成以勞動時間計量的單位,并且不再受資本構成的干擾。這就提高了勞動價值理論的純潔度,解決了李嘉圖面臨的難題。但是斯拉法的生產體系是線性的,意味著這種價格體系只是在固定不變的技術條件下才能夠成立。在一個動態的技術可以變化的社會里,價值尺度將會受到影響。
斯密面對這一難題,干脆拋棄了自然之物。而馬克思非常重視自然之物與價值之間的關系。他批駁了財富是由人類勞動唯一生產出來的觀點,認為自然之物構成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馬克思通過定義明確區分了財富與價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價格對勞動形成的價值量的影響。但是這樣就產生了一些問題,財富歸根到底都可以分解為自然與勞動,而不可能分解為單一的勞動。那么這個“終極之物”是如何定價的呢?
人類社會之初,假設自然資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陽光與空氣,必定沒有價值和價格,因為它們不是交換的對象。一旦出現了稀缺,就會有先占權或暴力創制的種種產權。馬克思寫道:“只有一個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隸屬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這些產權的取得,顯然是來自于先于生產和交換的非生產的制度因素,它賦予自然資源以壟斷價格,使“不具價格的東西也獲得了價格”。簡化掉開采成本的影響,它是權力對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決定是權力斗爭的結果,即維持資源產權的資本化費用參與剩余價值分配從而獲得地租的過程。所以諾思稱贊馬克思所強調的所有權在經濟組織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貢獻。
自然資源的資本定價理論是由當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索羅較早提出的。他試圖深究三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把資源視為資本,扣除開采成本和供求的影響后,當預期的資源市場價格上漲幅度高于利率時,業主就傾向于較早開采,反之亦然。這樣根據利潤最大化的假設所達到的均衡,按照現實的開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現存資源的價值,完成自然資源與資本的通約。然而資源存量的勘察開采和轉換替代取決于不確定的技術條件。一般來說,資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將直接影響價格體系和對未來價格的預期,使得情況更加錯綜復雜。
用現金流資本化的方法把資源與資本通約存在同樣的問題,不僅要假設利率不變,還必須假定現金流是永續和穩定的。自然資源所帶來的壟斷利潤和租金在長期中不可能保持穩定。不確定的技術和自然資源存量的變化將對現金流產生直接的影響。
兩大經濟學范式都試圖把自然之物通約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為了服務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經濟學把一切能夠帶來穩定的現金流的東西統統資本化,是為了論證給這種現金流帶來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馬克思要揭示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增殖的社會過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須把規模報酬遞增內生化。報酬遞增的規律只有在價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質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約,不可能產生報酬遞增,所以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價值對價值的影響。無論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約掉,可以使我們集中討論勞動和資本這個更為核心的問題。
二、不同勞動之間的通約—實踐尺度與理論尺度的背離
勞動價值論必須解決不同種類的具體勞動之間的計量及可加性的通約問題。馬克思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同質的抽象勞動,但對不同的具體勞動之間的換算通約卻沒有過多涉及。
馬克思排除了勞動者的察賦差異,認為人類抽象的勞動是同質的。斯密也是這樣。他認為:“人們天賦資質的差異實際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大。人們到了壯年,分別選擇不同的職業,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資,但在多數場合,天資的差異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然而在現實中,“由于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因此他們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極不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不同的價值。因此工廠手工業發展了勞動力的等級制度。與此相適應的是工資制度”。
馬克思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換算來說明不同等級的具體勞動之間的通約,“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至于這種換算所必須的自乘系數又是什么決定的,馬克思認為,“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但是馬克思沒有詳細論證這種“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從而留下了廣闊的探討空間。
龐巴維克對此進行質疑:“依照什么比例復雜勞動產品的價值可以轉化為
簡單勞動,這是不確定的,不可能預先根據復雜勞動所固有的任何性質加以確定。它只是實際交換關系所決定的實際結果。”這個批評可以說是切中要害。要把現實中不斷生成變化的“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在理論上用簡單倍乘系數固定地表達出來,無疑是極其困難的。對此,希法亭辯護說,龐巴維克把揭示價值規律的“固有性質”的“理論尺度”同作為“實際結果”的“實踐尺度”混同起來了。在希法亭看來,理論尺度似乎沒有必要和實踐尺度相吻合。希法亭為馬克思的辯護,如同麥克庫洛赫為李嘉圖的辯護,并沒有為勞動價值理論增添有分量的理論價值。這種價值尺度的兩分法實際上等于承認了兩種尺度之間的背離。要想取得理論上的進步,我們必須找到新的理論尺度,使之與實踐尺度相符合。 對于不同勞動之間的通約,新古典經濟學用供求理論來解釋,認為勞動力等級和工資體系,都是在勞動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均衡的結果。但是結構上的均衡無法解釋總體上的非均衡—失業。雖然凱恩斯極力反對勞動價值論,他卻站在西方經濟學立場上第一個從總量的角度上思考勞動就業量的決定的問題,用失業的現實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力的供求理論,從而與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凱恩斯寫道:“所以在討論就業理論時,我只想用兩種數量即幣值量及就業量。前者是絕對齊次性,后者可變為齊次性。因為只要各種勞工以及助理員之間之相對報酬相當穩定,則為計算就業量起見,我們可以取一小時普通勞工就業為單位,而一小時特種勞工之就業,則依其報酬之大小加權。在凱恩斯看來,構成總量的不同勞動之間是可以通約的,這個通約有兩層含義: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勞工”的勞動時間來作為勞動就業的基本計量單位;二是利用市場上形成的報酬體系作為加權來換算不同種類的勞動。以“新劍橋左派”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發展了凱恩斯的第一層含義,認為“工資率決定物價水平”,市場上的討價還價只是使得工資率圍繞一個基準上下波動,而工資率的決定力量只能在“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中尋找,從而把目光轉向習俗、歷史、法律等長期社會因素,以及勞資雙方階級力量的對比。他們不自覺地涉及了價值的“絕對尺度”,猛烈抨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雖然他們并不贊成勞動價值論,但是沿著這些觀點可以找到兩大經濟學范式之間關于價值理論的融通的線索。
而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囿于市場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層含義上,就連以研究勞動價值論著稱的米克也寫道:“(各種不同的勞動)在理論上必須換算,在實際上換算不是根據準確的尺度,而是根據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米克認識到了不同勞動之間通約的理論困難,卻又試圖用理論和實踐兩種尺度進行調和。這個做法不過是對希法亭的回應。
三、勞動與資本的通約—價值尺度的兩維刻度
資本與勞動是兩大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奧復雜。資本在不同語義里歧義頗多,沒有統一的解釋。本文認為,資本定義要滿足下列條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體物質的內容,我們已討論過對“終極之物”的通約問題。第二,包含有時間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利息的時間性質。第三,包含有生產力的技術性因素。這是資本的傳統語義里的基本內容。
最傳統的觀點就是認為資本是實物資本,是機器設備、原材料、生產工具或是過去積累的物化的勞動。這顯然不滿足上述條件一。認為資本是生產條件和環境的總和等觀點,雖側重歷史的演化,但是內涵過于寬泛,無法做時間上的分析,不能說明利息的產生,不滿足條件二。西尼耳的“節欲論”是純心理的概念,節欲一年與一個月顯然是不一樣的,它包含了時間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質因素。但是單純的“節欲”什么也創造不出來,儲蓄不能夠自動地轉化為投資。所以,他的觀點不滿足條件三。龐巴維克的“遷回生產”是最接近滿意程度的資本概念。他的遷回生產過程又是和時差利息論密切相關,遷回生產在經歷一個較長的時間后能夠帶來更大的生產力,所以滿足上述三個條件。按照他的定義,資本是一種遷回的生產手段,所有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可以按照等級排序,處于遷回生產頂端的是高級資本。
雖然龐巴維克極力反對勞動價值理論,但是“遷回生產”與馬克思的資本定義也有相通的地方。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處于運動過程中的價值,從自身出發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資本在形式上表現為可變與不變資本,其實質功能卻是通過不斷的再生產的循環來實現自身不斷增殖的終極目的。馬克思和龐巴維克都繼承了歐陸哲學的思維傳統,在資本定義中徹底排除了實物概念,重視時間和技術的因素,強調再生產循環的社會過程,認為資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來的不確定的更大產量或價值,而不是對已知的過去的盤點。
于是,遷回生產和復雜勞動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勞動過程不是簡單的物質能量的轉換,最鱉腳的建筑師也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人類使用實物資本的生產過程是有意識的能動的復雜勞動,也是遷回生產的開始。復雜勞動與經驗、技能、知識、資本等因素密切相關。掌握的知識越多,操縱的資本越高級,勞動的復雜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對此有所認識,他把“社會上一切人民學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與實物等同的資本;而舒而茨發展的人力資本理論更加貼近了復雜勞動的概念。它們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訓”和經驗積累;其目的都是為了遞增的報酬或增殖的剩余價值。>
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進步,生產過程越來越“遷回”,社會的人力資本存量越來越大,“整體工人”的勞動程度也越來越趨于復雜,社會生產力也越來越大。馬克思認為在勞動中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緊密結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器官……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這種延長了的肢體,或者說,由人類所掌握的經驗、技能和知識外在地轉化的能夠操縱的實物資本,就成為社會平均的復雜勞動程度的標志。不僅如此,個別勞動越是復雜,所能夠操縱的實物資本也越高級。這里的操縱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復雜程度較高的勞動處于遷回生產過程中的較高地位,掌控著所有下游的低級實物資本,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它在再生產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產出更多的產量和使用價值,另一方面還擔負著進一步技術創新的任務,使得遷回生產的鏈條繼續延伸。因此,復雜勞動通約為簡單勞動,應該按照它們在遷回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進行系數折算。
至于系數折算的具體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淺的嘗試。如果按照復雜勞動所掌控的實物資本量進行折算,存在著上文討論過的實物資本的加總悖論,使得這個方法并不可行。我們可以嘗試按照復雜勞動在下一個生產周期所帶來的產量和使用價值進行折算。產量和使用價值可以用貨幣量加總,同時在技術上也可以預期。通過技術上的統計,就能為實際折算提供現實資料。當然這只是近似地換算,是價值決定因素中的實踐尺度。這并不意味著使用價值量決定價值量,歸根到底,這個系數是在遷回生產的過程中復雜勞動的特性所決定的。誠然,產量和使用價值并不是再生產的唯一目標,理論尺度與實踐尺度仍然有偏離;但是通過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價值實踐尺度,比在市場中形成的尺度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擾,能夠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論尺度。
有人用復雜勞動所耗費的時間和培訓、教育等費用為基數來進行系數折算。這些時間和物質耗費是一種沉沒成本,只能說明過去而不能面向未來。只有通過對復雜勞動在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夠揭示動態的“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因為人類的學習、技術的進步是加速度的變遷過程,復雜勞動的折算不僅僅是簡單的倍乘,而是非線性累積的指數乘積。也只有在擴大再生產的循環中,依據未來的產量和使用價
值,才能夠反映這種系數的指數特征。 復雜勞動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在勞動價值論中占據關鍵地位。在遷回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級的復雜勞動,是勞動的一般形態,反映了資本(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結合的特性和勞動對資本(生產資料)的利用程度,是勞動與資本通約的橋梁。所以,價值量是對復雜勞動的計量。對于同等程度的復雜勞動,可以用勞動時間計量;對于不同程度的復雜勞動,必須先折算它們的換算系數。從以上論述可知,這個系數必然也包含了技術的因素。所以說,時間與技術是價值尺度的兩維刻度。
四、通約的量綱——一種新的理論尺度
由此可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通約矛盾不能依靠單純的時間標準來解決。如果以勞動時間為單位,則人壽期百年,所有人創造的價值就大致等同,這與現實顯然不一致。馬克思認為價值量是由勞動時間決定,并且不受技術變動的影響,但是這樣就不能進行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之間的通約。如果要進行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之間的通約,就要折算它們之間的技術含量,承認技術對價值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利用綜合時間和技術的復合單位來定義價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頓在自然哲學里對質量的定義表述為每單位加速度的力,價值的量綱應該表述為時間與技術的復合單位。
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下龐巴維克的話:“馬克思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那里發現了一種思想,即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換的場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權的變化為結束。這寧可表明存在某種導致變化的不均等和優勢。當某些復合體彼此密切接觸時,就會產生某種新的化學組合..…事實上,在現代政治經濟學家看來,古代經院學者關于被交換商品中存在某種等同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龐巴維克的原義是批評馬克思邏輯“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換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質。他的意思是說,商品的交換,就像是能量的流轉,總是由“不均等和優勢”肇始,并且終結于這種“不均等和優勢”的消洱。這個說法是有啟發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術和察賦差異,從而具有了李嘉圖式的“相對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不僅可以解釋國際貿易,同樣可以解釋國內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換。價值的流通,正是基于這種相對優勢,從而使得買賣雙方有利可圖。
這樣,價值的復合單位在現實生活中就能夠找到根據。在交換中,出于對相對優勢的衡量和比較,人們一方面需要計算由勞動時間來計量的實際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相互之間的生產技術條件和機會成本進行估算對比。馬克思寫道:“不同部門的生產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較。我們不能因為生產一盎司金與生產一噸鐵需要同量勞動時間,就說金的生產力低于鐵。可見,時間與技術因素必須綜合地考慮在一起才能在交換中進行相對優勢的比較。當金與鐵交換時,生產鐵的工人會計算在自己現有掌握的技術下生產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同樣生產金的工人也會計算由自己來生產一噸鐵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當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較優勢時,交換就發生了。估算中依據的時間和技術,就產生了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
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會受到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比如供求的數量、討價還價的勢力等等。但是它的決定性的因素,是能夠保證再生產的順利進行。所以恩格斯說:“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某種物品是否應該生產的問題,即這種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之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的問題。而生產費用,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顯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勞動時間和技術條件結合考慮,才能判斷出一宗交換“值不值得”,判斷出該商品的價值能否保證它的再生產。
馬克思定義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構造一種標準的社會平均技術條件。對于生產同一種商品的不同生產者來說,這是合理的,而對于資本構成不同的眾多品種商品的生產者來說,就不太現實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斯拉法的“標準生產體系”一樣,排除了技術變動的可能性,不能夠反映動態的社會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也需要綜合考慮時間和技術。
通常我們所說的國民經濟學，是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長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體系，大體經歷了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國民經濟學三個階段。
重商主義是封建社會晚期流行于歐洲的一種經濟思想，它的基本觀點是財富就是貨幣，由于國內貿易不會導致貨幣量的增加，所以只有在對外貿易中多賣少買，才能增加一國的貨幣財富。
重農學派反對重商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真正的財富”不是金銀，而是維持生活的各種物品，該學派最重要的理論成果是：第一次確認在人類社會存在著客觀規律，從而為政治經濟學提出了認識客觀規律的任務。
“國民經濟學”是當時德國人對英國人和法國人稱作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采用的概念。
從方法論上說，國民經濟學家從感性事實出發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經濟學家的這種方法也導致這樣的結果：經濟學成了“只不過是一大堆雜亂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啟發性例證的最正確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見的統計學的天才研究” 。概念之間缺少聯系，理論和現實之間嚴重脫節，在指出國民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后，馬克思進一步從人本主義哲學的視角批評國民經濟學家“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這些公式當作規律。”這說明國民經濟學通過李嘉圖的抽象獲得科學性的同時也使得經濟學喪失了哲學傳統——對人的關注。所以，馬克思的批判實際上指出了國民經濟學在理論中將“人”抽象的不合理性。
概念構成一門學科的理論基礎，如果這門學科在與現實的聯系中出現了錯誤，可以肯定構成這門學科的概念一定出了問題。因此，在《手稿》中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是從其基本概念開始的。
一、工資
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工資。斯密認為，本來“勞動的產品構成勞動的自然報酬或工資”，但在資本積累之后“工人的普通工資，到處都取決于勞資兩方所定的契約”；工資決定了勞動者的處境，“在社會處于進步狀態并日益富裕的時候，貧窮勞動者即大多數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樂。在社會靜止狀態下，境遇是艱難的；在退步狀態下，是困苦的”。 那么我們必須要問，為什么國民經濟學家一方面承認價值全部由勞動創造而另一方面有說價值的創造者（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資” ？事實真的像斯密說的在社會財富增長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時候，工人的生活會變好？馬克思指出“工資決定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敵對斗爭”。 而且“勝利必定屬于資本家” ，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除了勞動所得，既無地租也無資本利息。……”。 這說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由于資本家掌握資本進而掌握了勞動必須的生產資料，所以工人不得不淪為商品在市場上尋找買家，所以“……，吃虧的首先是工人” 。另一方面，馬克思通過分析社會可能處于的三種狀態，指出事實不像斯密描繪的那樣當社會財富增長時，勞動者的生活會變好；而是無論社會“退步”、“進步”、“靜止”三種狀態的哪一種狀態下，工人的結局都是“勞動過度和早死，淪為機器，淪為資本的奴隸”， 在逐條分析了國民經濟學家關于工資的內在矛盾后，馬克思指出斯密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經濟理論中工人被“歸結為抽象勞動”，這實際上為后面提出異化勞動打下了理論基礎。
二、資本和資本利潤
馬克思首先總結了國民經濟學家的規定，接著指出了資本的實質，“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力”，而且，“資金只有當它給自己的所有者帶來收入或利潤的時候，才叫做資本”。資本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利潤，那么利潤到底從什么地方來？“資本家是雙重獲利：第一，通過分工；第二，一般地通過對自然產品加工時人的勞動的增加，……” 。
積累和競爭是國民經濟學衡量社會經濟狀態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在他們的理論中從來都是寄希望于加強競爭而避免壟斷的出現。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競爭真的能避免壟斷嗎？馬克思提出“許多資本”這一范疇，并認為競爭的結果就是“資本和地產掌握在同一個人手中，……而資本間的競爭日益減少。”多奇妙的論證！競爭在現實的過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積累！這些論述表明，馬克思已經從資本間的競爭看到了資本積累的最終結果，甚至得出了關于壟斷內涵的結論。
三、地租
地租概念是國民經濟學中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它反映著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關系。馬克思著眼于階級之間的關系來分析地租的本質及其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私有財產的統治從土地占有開始，中世紀的俗語“沒有無主的土地”被資本主義社會的 “金錢沒有主人”所代替，結果就是“大地產進一步集中”，并且“這種競爭還會使大部分地產落入資本家手中，……同樣，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時也成為工業家。”“因此，最終的結果是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差別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體上只剩下兩個階級：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
②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一些基本經濟范疇的同時,賦予了這些范疇科學內涵,由此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核心命題的變革,使政治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說根本性的超越。馬克思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馬克思找到了分析紛繁復雜經濟現象的支點,即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在17世紀將人口、民族或者國家作為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后來他們從這些生動具體的實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疇,如分工、貨幣和價值,但沒有將商品作為理論分析的邏輯起點。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為其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這是因為在馬克思看來,科學研究的特點就是按照正確的邏輯思維方法通過概念、范疇的展開進行,而邏輯范疇的推演必須從最簡單、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談起,因為任何一個復雜事物中最簡單的東西也就是最抽象的東西,它雖然抽象,但卻是復雜事物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對馬克思來說,“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論的方式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起點。“商品”是一種怪誕的存在,用馬克思的話說,它是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③的物:說它可感覺,是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一種突出表現:“龐大的商品的堆積”;說它超感覺,主要是由于它“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
④馬克思以桌子為例來說明這種怪誕,在他看來,桌子的怪誕不是源于它的使用價值,也不是源于價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會關系屬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質載體反映出來。物質載體在反映商品的社會關系本質時,造成了對商品本質的一種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換關系采取了一種物與物之間關系的虛幻形式,從而產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這種商品拜物教現象,使古典經濟學家就此止步。他們將商品形式視為人類永恒的形式,沒有追問商品的價值為何要采取交換價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內涵的社會關系本質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現出來。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馬克思致力于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兩種不同質的商品之間能夠互相交換,它們之間質的等同性,也就是說兩者之間能夠互相交換比較的第三者是什么?馬克思通過分析商品的使用價值,交換價值,由交換價值進一步發現了價值,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商品的兩個屬性,它們分別由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生產出來。正是對勞動二重性的發現,使馬克思避免了大衛?李嘉圖價值理論的缺陷。由此可見,正是由于馬克思從商品這一概念范疇的分析入手,才科學地回答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和怎樣形成價值的問題,并進一步由商品的內在矛盾研究了價值形式,考察了從簡單價值形式到擴大價值形式、再到一般價值形式、最后到貨幣形成的發展歷史,為科學的貨幣理論乃至他整個的政治經濟學找到了最基礎的邏輯起點。從外在表現上看,馬克思從“商品”開始建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鮮明的黑格爾把握問題的邏輯理路:從概念入手,通過概念的邏輯自我展開環節完成對于問題的理解和把握。這好像仍然是一個“頭腳倒立”的體系,但馬克思認為,這是敘述方法與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①
也就是說作為科學上正確的敘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進行分析的研究過程。因此作為已完成對黑格爾“頭腳倒立”體系顛倒過來的馬克思來說,商品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中已不再僅僅是一個概念,而是對資本主義現實世界的最準確概括。這一點和黑格爾是根本不同的。這種不同從根本上說就是“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而在馬克思看來,“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②正是由于這種根本的不同,商品內涵的這一社會“基因”伴隨著馬克思對商品概念的具體邏輯展開過程,在深層次上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
經濟學研究與人的價值立場休戚相關。由于理論旨趣的不同,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就是研究財富如何增長的問題,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系。”③雖然古典經濟學家接觸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和人的階級關系,但是他們并沒有將研究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相反,他們對經濟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與物之間關系的層面,例如從商品和商品之間的關系去研究經濟范疇。這就使他們抽象掉了物與物之間發生關系的歷史情境,客觀上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一開始就以系統地概括經濟科學的全部復雜內容,并且在聯系中闡述資產階級生產和資產階級交換的規律為目的。”
④因此,在馬克思看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的生產關系。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樣,要揭示財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過對這種經濟關系的研究,揭示這種“物”的關系背后“人與人”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研究怎樣改變這種“物”關系背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我們需要再一次強調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一種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商品”的本質不是能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價值。而價值的實質是抽象的一般人類勞動,它體現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勞動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會分工紐結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勞動同時內在的具有社會性質。但是要把這種社會性質體現出來,需要通過市場的交換來完成。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商品和價值二者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紐結點就是貨幣,正是貨幣把價值的本質最深刻的體現了出來。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貨幣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會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實現的一種方式。資本的出現,則標志著一種新型社會關系的出現,它的存在以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傭勞動者的剩余勞動,資本實現了增殖,由此貨幣搖身一變而成為資本,而資本生產關系在本質上講是一種權力關系,它以資本對勞動的支配和剝削為基礎,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勞動者雖然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然而它自身卻一無所有。資本家以這種支配關系和權力關系實現了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馬克思正是通過恢復被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抽象掉時間維度和社會關系維度的經濟范疇,揭示了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存在狀態。由此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是以商品為起點,依商品-貨幣-資本的演進邏輯分析資本的產生;進而從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剖析資本周轉、循環和流通的本質和規律;最后從整個資本主義總生產的高度通過分析利潤的分配提出剩余價值理論,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這樣馬克思透過物的表層分析內在的生產關系,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為主線,由價值、使用價值、剩余價值、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等構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過對“勞動力”的分析,闡明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從根本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是怎么產生的,并為工人如何擺脫這種悖論式的生存狀態指明了方向。
馬克思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合理因素的過程中,以科學的唯物辯證法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核心范疇的變革和理論立場的轉變。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說:“《資本論》是把辯證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
①如果我們從方法論的層面審視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與超越關系,我們認為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二是馬克思理論的整體方法論。從具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來看,馬克思在宏觀上主要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在微觀上主要運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二者緊密結合,共同構成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首先從宏觀上來看,這主要表現為馬克思運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建構了一個圓圈式的政治經濟學的整體架構。以《資本論》為例:從總體上看,《資本論》是由三個不同等級的圓圈構成一個大圓圈。《資本論》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論述“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二卷論述“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論述“資本主義生產(經濟)的總過程”。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個獨立的開放式的圓圈,分別論述一個圓圈的內容,同時這三個圓圈之間又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一體。這三個圓圈的關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關系。第一個圓圈是第二個圓圈的基因,而第二個圓圈是第一個圓圈發展的必然結果,第三個圓圈是對第一、第二個圓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礎上向第一個圓圈的回歸。因此可以說這三個圓圈是由三個不同等級的圓圈構成的一個大圓圈。其次,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具體方法來看,馬克思主要運用的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