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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資料
本文選取了2010年1月～2011年到我科室進行膽石癥手術的35例患者，患者在術前右上腹均出現腹疼痛，并且反復發作。其中有11例患者伴有發熱、黃疸癥狀。在35例患者中，有20例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患者的年齡為35～72歲，平均年齡為53.5歲。有29例患者在之前并沒有手術史，4例患者有過一次膽道手術史，2例患者有過二次膽道手術史。有手術史的患者之前的多為膽總管切口取石“T”管引流及膽囊切開取石蕈狀管造瘺。與上次進行手術的時間間隔：最短的時間是2年，最長的時間為17年，平均時間為9.5年。在術前對所有患者都進行B超或CT監測，由此來證明出結石的分布位置。其中，有7例患者是屬于單純膽囊結石，2例患者屬于單發結石，其結石直徑為2.4cm，5例患者屬于多發性結石，其結石直徑為0.5～2.0cm；5例患者屬于單純肝內外膽管結石；16例患者屬于膽囊結石合并肝內外膽管結石。
1.2手術方法
在進行手術時，根據結石的分布位置，選擇保膽手術、膽總管切口探查取石術及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1.2.1保膽手術
行人工氣腹，并且按照腹腔鏡常規方法進行攝像系統及冷光源的置入，置入方式為：劍突下及右鎖骨中線肋緣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將膽囊底縫吊。用電凝將膽囊底切口約0.8cm，待到將血止住以后再進行輸尿管鏡以及經皮腎鏡、1.5mm中空超聲探針的置入，使用負壓將擊碎后的結石殘渣吸出以后對膽囊進行沖洗，并立即給予止血處理，同時對于未吸干凈的殘石要帶保護套進行全面清除，膽囊管開口處有膽汁流入后，再使用3-0可吸收腸線對膽囊切口進行間斷全層縫合，經測試未見膽囊切口有滲漏，方進行術野清洗，將腹腔積液吸盡，排氣，切口縫合。
1.2.2膽總管切口探查取石術及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術前需保留導尿管和胃管，對患者進行全身麻醉，后于劍突下及右鎖骨中線肋緣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將膽囊先切除，然后將膽總管切開約2～2.5cm，最后在取結石時使用取石鉗將能取的取出，不能夠取出的結石，將輸尿管鏡以及經皮腎鏡由切口置入，并且使用1.5mm或3.3mm的超聲探針進行邊碎石邊吸引，術后要留置“T”型引流管。
2結果
使用保膽手術取石的患者均1次成功。使用腹腔鏡膽總管探查手術取石的患者中，有18例患者1次成功，6例患者在術中轉開放手術1次成功，只有3例患者沒有1次成功。造成其無法1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體質較差，對于長時間手術無法忍受，肝內外膽管存在結石量過大，并且大部分的分別部位是二級膽管以上。在患者術中及術后均經過B超或造影證實有結石殘留，1個月后使用同樣的手術再次取石，全部取盡。本組患者使用超聲碎石取石成功率達到100%，手術使用時間90～240min，平均時間為158min。患者住院5～10天，平均天使7.5天，術中的出血量為50～100ml。術后均沒有感染、膽漏或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35例患者來院復查均在術后2～12個月，經B超檢查膽囊收縮功能良好，膽囊壁沒有出現水腫，肝內外膽管沒有結石復發。
3討論
與中國太平盛世比起來，海外的政治特別是民族宗教環境不太確定，因此對于經濟特別是在海外的中方施工企業有一定的影響。雖然與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家相比，海外的政治環境還算安寧，但是存在的少量的部落沖突、政治黨派斗爭以及地方的勢力斗爭都是影響到中方企業的穩定施工和合同等環節，這也會造成進一步影響中國的投資者跟進的重要因素，從而會影響到海外的招商環境和經濟發展。
此外，當前海外招商引資的環境接近七八十年代的中國，正是大量引起外資企業的絕佳時機，應該拓展眼界，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以隔壁的朝鮮等閉關鎖國的教訓作為失敗典型，完善引起來的開放政策，在這個驅動下才能對于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進行改良，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更安寧的局面給中資建筑企業，同時也要端正國內政府的意識，服務于外商企業才是更有利于當地國泰民安的長期措施，保證中國建筑企業與國內的當地企業公平公正競爭是一個長期長久之計，任何地方保護主義都是短期行為，不會帶動當地的經濟行業的發展。
目前我國建筑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時主要采用以下幾種方式來進行股權安排：
（1）中方獨資經營，雖然這樣是由中方企業完全控股，但是由于在海外國處于外資的環境中，所以有一定的投資風險，例如在中國爆發的反對樂天超市這種民族運動，涉及到民族主義等排外事件時，會對企業的經營帶來巨大的風險，完全沒有風險分擔。所以中國企業通常不適合采用全資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方式， 甚至股權也不是越多越好，避免成為當地進行民族斗爭以及排外的犧牲品。推薦閱讀>>>如何控制在國外投資的政治風險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 個。在這15 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 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 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 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 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 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 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超級秘書網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關鍵詞]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目標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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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唐士其教授的新書《全球化與地域性》卻讓人有了一種“眼前一亮”的感覺。但這本書同時又讓圈里人感到尷尬，因為作者的學術專長并不在此。2002年北大出版的那本長達50多萬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才是他的代表作。那本書被認為是中國近年來對西方政治研究最為透徹的專著，打破按思想家人頭來寫思想史的窠臼，用連貫一致的理論主題來串起整個觀念史。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反復翻印，很多學校政治學專業的學生基本上是人手一本。一時間洛陽紙貴，讓負責該書出版的北大出版社喜出望外。
因此，很難想象，一個搞政治哲學的學者能做這個更偏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題，還能做得如此出彩，把國內其他同類研究都給比下去?？粗@本新書腳注里豐富的參考文獻，我心里一邊為作者資料掌握深度感到佩服，一邊為其他那些沒有閱讀文獻也能發表觀點、擅長“無米之炊”的記者型學者感到羞愧。
其實，唐士其的這一手并不是憑空而來的。他的博士論的就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后來“一發不可收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他后來在東京大學博士后期間做的研究。這樣看來，今天這本新書并非無源之水，而是延續了他博士論文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繼續梳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在這個漂亮的回馬槍中，唐把全球化下的國家角色系統地梳理一遍，并站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提出自己的觀點。他的中心觀點是：作為人類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最高體系，國民國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時代不僅不應該像新自由主義宣稱的那樣過時而后退，反而應該承擔起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在保護社會傳統關系免遭自由市場侵害方面發揮創造性作用。
這個觀點本身并不新穎，國外政治學界早就有成形的討論。只要稍加留意，你也不會像一些國內學者那樣甘心被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忽悠。而唐的貢獻在于他系統地梳理了相關學者的討論，并站在“中國視角”上做出獨立的評判，并形成邏輯一致的系統論證。與記者相比，學者永遠沒法追求時效性，學者的長處在于邏輯嚴密、論證深入。唐的新書在歷史與理論這兩個方面都體現了這種長處。
拿歷史來說，很多成天把全球化掛在嘴邊的人，連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總以為美國霸權體系之下的全球化是個新事物，所以應該全身心地擁抱這個新時代的到來。然而，事實上，在19世紀英國霸權下早就發生了自由市場全面跨越國家邊界的全球化過程，其深度甚至要超過20世紀末的全球化。在英國霸權的全球化之下，各國社會為此而做出的反彈直接打下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基礎。對此，唐士其的新書花了兩章來專門檢討這段歷史，邏輯清楚，行文縝密。
就理論而言，他緊扣政治學核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來展開分析。他指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個地域共同體內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變動存在著這樣的矛盾：一方面，國家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傾向于放松對市場的管制，另一方面社會在市場侵襲之下又要求國家對社會提供地域性的保護與服務；一方面是要求削弱國家權力縮小政府規模，另一方面又要求強化國家能力和管理水平來解決地域性的社會政治問題。是否能平衡這對矛盾的要求，就成為各國能否在全球化下健康發展的關鍵。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唐士其分析了全球化時代地域國家各方面的職能所面臨的挑戰，尤其是探討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當然，與那些熱衷于提出政策建議的學者們不同，唐士其嚴格地克制了自己給出更多具體政策建議的沖動，只在全書末尾強調中國模式完全有可能突破新自由主義限定的發展局限。作為學者，他只能對已有現象做解釋與推理，建立起嚴密的理論解釋，而把歷史的檢驗留給時間。貫穿全書，他只在自己研究搞清楚的范圍內發表意見，決不渲染情緒、噱頭。
據北大學生盛傳，唐士其會英、俄、日、德四門外語，這顯然是他能讀懂一手文獻的能力基礎。學生愛搞個人崇拜，這個八卦消息還有待驗證。不過，從唐士其這兩本扎實的專著來看，他的確是個能力夠強的多面手。
【關鍵詞】政治認同 大學生政治認同 評析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社會結構的變遷，群體利益沖突加劇，各種價值觀激蕩，政治認同問題突出出來。以“CNKI 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為搜索平臺，以“政治認同”為“篇名”模糊匹配，共檢索到文獻679篇。本文僅就國內學者關于政治認同、大學生政治認同的基本問題做文獻歸納，并作簡略評論。
一、對政治認同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開始多角度研究政治認同問題，主要是圍繞著政治認同的內涵、功能、認同危機等方面進行的。
（一）政治認同內涵的討論
李素華從政治本質的基礎上揭示政治認同，提出依據對政治的闡述，把政治認同界定為公民對政治體系中執政的政治權力的承認、贊同和同意，并且自覺地以該政治權力的要求來規范自己的政治行為。馬振清從社會心理學的解讀，認為政治認同是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一種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它與人們的心理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椎掠缽倪壿嫷慕嵌葋斫沂菊握J同的內涵，政治認同的邏輯起點是利益認同；政治認同的關鍵是制度認同；政治認同的核心是價值認同。
（二）關于政治認同的功能
李素華認為政治認同具有認同政治思想：使公民樹立共同政治信仰、認同政治體制：使政治組織及制度獲得合法性以及認同方針政策：使政治過程過的參與和支持”的三功能說?？椎掠勒J為政治認同的功能在于支持功能和評價功能。方旭光認為政治認同具有政治認同是政治穩定和發展的前提與標尺、是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重要動力等種功能。
（三）政治認同危機的研究
關于政治認同危機，學者主要圍繞以下二方面個方面論述。一是從政治認同的支撐體系的角度來分析，政治認同的危機主要有四個方面的特性：內容上相悖、功能上紊亂、結構上沖突、行動上對抗。三是從政治認同主要資源的視角分析，張元認為政治認同危機主要表現為績效、利益認同上的危機、制度、政策認同上的危機、理念、價值認同上的危機。
二、關于大學生政治認同研究
我國學者除對以上政治認同研究外，對大學生的政治認同也給予了很大的關注。
張愛芳提出，雖然就目前來說，大學生基本能夠普遍認同中國的政治體系，但其政治知識結構存在著片面性，對常規性、穩定性的具體政治制度的運作過程了解甚少。馮德華等人認為，當代大學生的政治認同狀況基本上是良性的，但由于大學生的特殊身份及政治人格特征的約束，其政治認同表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和矛盾性。
（一）影響大學生政治認同的因素
大學生政治認同的影響因素主要是新媒體、經濟全球化、市場體制等問題。新媒體給大學生的政治認同提出嚴峻挑戰：一是打破了以往大學生政治認同教育模式，三是弱化了大學生政治認同教育的效果。杜海坤認為，全球化的沖擊、價值的多元化趨勢、政治認同教育媒介發生變化影響大學生政治認同。
（二）在提高大學生政治認同對策研究方面
黃德林提出，要拓展大學生政治認同的載體形式，從網絡載體、文化載體、實踐載體、朋輩互促等方面提升大學生政治認同。顧曉英提出，從穩固培養政治認同的思想基礎，家庭、學校和社會互動等方面提高大學生的政治認同。張梅花提出，從深化改革開放、創造政績，引導社會政治輿論方向來增強大學生的政治認同。
三、對現有研究評價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國內學術界關于大學生的政治認同取得很多研究成果，但仍存一些不足。一是部分學者大量借鑒了西方學者對政治認同研究的理論成果和方法論，在研究中國大學生政治認同時有照搬的傾向，沒有根據中國國情與結合當代大學生的實際狀況有針對性的研究。二是部分學者對大學生政治認同研究僅僅是著眼于工具層面，把政治認同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增強政治教育效果的手段，而不是將其作為政治體系的合法性的獲得、政治主體自我的身份認同等主體性價值需要的層次來研究。三是，現有研究缺乏綜合性，且所提出的對策性建議不夠具體，缺乏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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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文化建設在民族地區政治文化的轉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對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的概念與特征、政治文化建設的必要性以及政治文化建設過程中的問題及路徑進行研究，對于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 ：少數民族；政治文化；必要性；路徑探析
一、相關概念綜述
1.對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
政治文化的概念，在政治學研究領域一直眾說紛紜，沒有統一的說法。不同學者對政治文化的概念有不同理解，國內外學者對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其內涵與外延：
（1）第一種觀點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行為主體的主觀心理層面，如態度、價值、信仰、情感等，是一種狹義的政治文化觀。阿爾蒙德是政治文化概念研究的鼻祖，他認為政治文化應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態度等內容，強調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的心理方面”。羅金斯認為政治文化因國別而異，一國的政治文化應包含信念、價值等內容?？梢哉f，“政治文化就是一個民族關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學。”
受西方學者對政治文化概念界定的影響，國內學者中從一個民族的主觀心理層面出發來界定政治文化概念的主要有燕繼榮、王浦劬等。燕繼榮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的主觀因素，內容主要包括政治行為主體對政治體系的情感、態度等方面。王浦劬認為政治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綜合，是人們在政治實踐中對于政治生活的感受、認知等，是政治關系在人們心理和精神上的反映。
（2）第二種觀點則從廣義的角度來界定政治文化，認為政治制度、政治行為等也屬于政治文化的內容。美國學者穆迪認為政治文化不應只集中在思想和態度上，應該在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的相互關聯中探討政治文化，不能僅把它們看作為一套意見或價值觀。亨廷頓認為政治文化的內容除了信仰與價值外還應包括社會成員對政治體系、政治過程等的其他取向。
我國的很多學者也從廣義角度界定了政治文化。如王滬寧認為政治文化是人們對政治活動的主觀認知，包括一系列的內容，如民族政治意識、思想、道德，民族精神、氣質等等。孫正甲認為政治文化是長期積累而形成的，具體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意識、政治行為這幾個層面，每一層面又都含有豐富的內容。
總之，學者們對于政治文化的概念還存在許多爭議，但綜合國內外學者觀點,我們可以從較為中性的角度對這一概念做出理解：政治文化與政治實踐的主體相一致,有團體性的和個體性的；政治文化的基礎與一國社會歷史和現實緊密相連；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體系、政治過程等是政治文化的對象；政治文化的內容則可包括政治認知、情感、態度、理想等等方面。
2.少數民族政治文化的特征
除去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特征，每一個民族的政治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是本民族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重要特征之一，這與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活動，歷史與現狀密切相關?，F將學者們的主流觀點歸納如下：
（1）傳統性: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地區各領域的發展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與其他地區相比，自然地理環境還是相對封閉，社會經濟發展也相對滯后，使得傳統政治文化在少數民族地區對民眾的政治行為仍具有較大影響力，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現為：“人們習慣于借助傳統的習俗和方式來解決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具有濃厚的等級觀念和特權意識，政治信任和政治寬容不足，容易結成各種非正式的政治團體；自主參與意識不強，疏遠和逃避政治，易產生過激的政治行為等?！?/p>
（2）宗教性:眾所周知，宗教信仰在少數民族地區是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廣泛而普遍的群眾性現象。有資料表明，在我國的55 個少數民族中，有50%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甚至有的民族全民都有宗教信仰，如藏族、回族等，使得民族地區的政治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宗教烙印。王宗禮認為：“要了解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文化，不了解西部少數民族的宗教習俗則難見其真。宗教至今還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各個領域發揮著重大影響，是一種普遍而重要的社會存在。”
（3）地域性:少數民族政治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與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地理條件、生產生活方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文化傳統和民族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地區分布差異密切相關。杜軍林認為“: 少數民族地區大都交通閉塞、信息封閉、思想保守和經濟社會發展滯后，與發達地區相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顯差距?！痹诖嘶A上形成的地域性特點，使得不同民族形成不同的政治文化，且政治文化在傳播、維持和延續的方式和途徑上，也不相同。
也有學者在以上幾種主要特性基礎上做了闡發，比如，丁志剛、韓作珍認為少數民主政治文化還具有回避政治、遠離政治的疏離性特征；王肅元則認為少數民族政治文化迎合與服從主導型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劉海霞則認為少數民族政治文化具有逐漸向自主、開放的現代政治文化形態轉變的變遷性特征等等。
二、研究內容綜述
1.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現從以下幾個角度對學者的主要觀點進行歸納：
（1）目前學術界普遍持有一種觀點，即民族地區是整個國家系統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可帶來多方面的益處，比如：減小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差距，改善民族地區人民生活質量，對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2）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是保證民族地區政治社會穩定的重要途徑，譚衛國、鄧薇等學者從此出發，提出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可以為民族地區各領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政治穩定基礎，是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穩定的基礎性工程。
（3）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自身也存在諸多問題，李樂為、鄧薇等學者則從民族地區社會發展存在著特殊性和復雜性出發，指出：“政治文化的建設客觀上有助于解決民族地區目前普遍存在的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現實難題。”
此外，還有學者從提高少數民族地區地方政府執政能力、民族政策制定的科學性以及基層群眾性自治和法制建設的角度，對加強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的必要性進行了闡述。
2.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現狀
有很多學者對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目前的建設情況進行了分析論述，在這些觀點中，學者杜軍林的剖析最為系統、最具有代表性，他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了論述：
（1）政治認同角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傳統的政治認同如宗教認同、家族認同等在少數民族地區正慢慢消解,而現代政治認同如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等正在逐漸加強,少數民族公民的現代政治認同趨于成熟。
（2）政治態度角度：少數民族群眾由于受到經濟發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生產方式等影響,政治態度有明顯的多層次性。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其對政府的政治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對政府的認同度也由弱變強。
（3）政治人格角度：隨著社會的轉型,少數民族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質和政治組織化程度明顯增強，政治人格多重交織、相互影響，既有傳統政治人格，也有現代政治人格。
（4）政治價值觀角度：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和法制觀念有所增強,自覺追求政治上的民主、平等,依法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志,公民逐漸形成了“依法治國”、“科教興國”等基本政治共識。
3.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1）學者們首先普遍從政治心理的角度指出了目前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指出民族地區的民眾存在政治心理欠成熟, 政治情感易偏執的現象, 無法產生有效的政治參與, 帶來政治的不穩定，從而制約了政治文化的建設。
（2）也有學者以政治意識為視角研究該問題。如鄧薇、譚衛國指出：少數民族地區等級觀念和人治意識頑固，政治意識形態無法帶來有效的權威，不重視民主與法治的建設。這些因素給少數民族的政治文化建設帶來了負面影響。
（3）眾所周知，由于地理環境封閉等因素，少數民族在社會各領域的發展都相對滯后，許多學者在此方面也進行了研究，認為少數民族地區政治價值觀念比較落后，政治思維相對保守，不發達的經濟還使得民眾的政治興趣和熱情不高；且政策價值取向無法與社會政治變化同步，導致了制度供給缺位和制度創新不足。
（4）我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在民族地區還存在著較為深刻的影響，學者尹毅、杜軍林認為: 傳統的政治文化仍然保持著較大的滲透力，傳統政治文化產生的消極影響使得少數民族地區的公民缺乏政治參與意識。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自然地理因素所導致的政治信息渠道失衡、宗教習俗的影響以及世界民族問題的沖擊等方面對少數民族政治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4.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路徑探析
針對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發展的現狀、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學者們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歸納總結：
（1）學術界普遍認為，堅定地推進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可為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與國內其他地區相比，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制約了民族政治文化向現代化的轉型。要改變這一現象，國家應給予適當的政策支持，不斷提高人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敖⒔∪袌鼋洕w制是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途徑?！?/p>
（2）也有學者認為，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文化建設要強化正確的國家觀與平等的民族觀的宣傳和教育, 培養“開放、合作與寬容”的政治心態，要做到這一點，“客觀上要求對各族群眾進行正確的國家觀與平等的民族觀的宣傳和教育，把民族角色與公民角色有機地協調起來, 將民族意識從屬于國家意識, 樹立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國家的統一高于一切、民族團結高于一切的意識, 自覺地把民族自豪感與愛國主義精神統一起來?！?/p>
（3）大力培養和普及參與型政治文化，把參與政治實踐作為傳播民主政治文化最有效的途徑，也是眾多學者所積極提倡的。民族地區公民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可以更深入地感知和了解政治是如何運作的, 還能獲得所需的政治知識與信息?！霸跇嫿▍⑴c型的政治文化的過程中，必須注意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地開展。只有這樣才能提高少數民族公民的政治素質和政治熱情，增強政治使命感，使其積極主動地參與國家和本地區本民族的政治生活?！?/p>
（4）有學者認為，促使民族地區政治文化與社會主義主流政治文化的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其融合程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少數民族政治文化的現代化程度。因此，有學者認為要努力把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先進因素與主流政治文化進行銜接與融合。還應“實行開放的文化政策,促進民族政治文化交流, 在文化交流和沖突中”。
（5）充分發揮大眾傳媒和學校教育等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媒介的功能，也是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渠道之一。李樂為認為，“少數民族地區學校的政治教育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 應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多樣性和傳播的實效性”；譚衛國認為，“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大眾傳媒普及率低、傳播技術水平落后的實際狀況, 應從思想上充分認識大眾傳媒對傳播少數民族地區優秀的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意義，并加大資金設備的投入，加快發展和普及少數民族地區的大眾傳媒, 提高對公民進行少數民族地區優秀的傳統政治文化等社會主義政治文化傳播的覆蓋率,充分發揮大眾傳媒的政治社會化功能。”
（6）有學者認為，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的建設還要加強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民族地區政治文化的轉型也有賴于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民族保護主義、經濟本位主義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少數民族地區思想政治工作逐漸被淡化，因此，加強和改善少數民族地區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迫在眉睫了。學者們認為要“強化正確的國家觀與平等的民族觀的宣傳和教育, 培養開放、合作與寬容的政治心態”，有的學者認為要“加大政治知識、政治信息的含量, 加強對公民民主法制的教育”。
學者們還從其他一些角度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如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積極發展協商民主，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是推進民族自治地方和諧政治文化建設的一種有效方式”；如加強民主法治建設, 促進民主法治建設意識的提高，“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法制教育, 積極引導少數民族群眾對自由、平等權利的向往和追求, 提升自身的權利意識和參與意識, 樹立社會主義的民主觀和法制觀,養成運用民主方式和法律手段解決一切問題的思維習慣”，等等。這些觀點也豐富了關于加強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路徑選擇的研究。
三、評述
在各地學者的不斷努力下，國內關于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的相關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專著和論文的出版數量也在逐步增長。在學者們眾多的研究中，比較完善的是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及問題解決方法的研究，而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建設的現狀、存在問題的成因等方面的剖析還有所不足。
在對少數民族政治文化相關理論研究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同時，我們還應看到，目前學界對于少數民族地區政治文化的研究總體上還相對薄弱,還未形成專門研究民族政治文化的政治學分支學科,對這一課題還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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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實現特定的發展目標，黨和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動中有針對性的制定了各種公眾政策?，F實國情決定了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間關系存在失調的現象，而在區域合作、一體化進程中出現的區域公共政策沖突越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些區域矛盾、利益沖突等嚴重影響了區域合作的深入開展。因此，有必要在正確理解我國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實質以及區域治理模式特點的前提下，提出合理建議以求消解這些沖突，最終實現區域更好的合作與發展。
關鍵詞 ：治理理論；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基本原則；消解路徑
區域內各成員所具備的各自不同的經濟基礎、意識形態、利益選擇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導致了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出現，而區域內各成員的利益沖突是政策沖突的實質，具體表現為區域內各主體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再分配。為消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首要步驟就是要正確理解我國區域治理模式——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在此基礎上認識我國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實質，進而提出有效的消解政策沖突的路徑。
一、治理理論與區域公共政策的相關理論闡述
現有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由威利·勃蘭特倡導成立的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所做出的闡述具有較大代表性、權威性，《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指出：所謂治理是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使相互沖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團得以協調并采用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①作為闡釋現代社會區域內政治秩序、結構變化的一種新理論，區域治理理論為有效的指導區域合作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分析框架。作為“舶來品”的區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歐美學界，我國對其研究起步較晚。依據現有的相關概念闡釋，可以將區域治理定義為：政府、私人部門、非營利組織、公民等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區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經由協商、談判等方式，實現對區域公共事務的集體管理。簡單的來說，區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論在區域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具體運用。分析現今我國區域治理的實踐可知，政府仍是推動區域合作的關鍵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作用微弱，總體看來，我國區域治理仍是以政府為主導，科層制特征濃厚。由于政府仍是協調區域內利益沖突的主體，因此我國現有的這種區域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域治理。
針對區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闡釋，學術界尚未得出統一明確的結論。本文從區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過程出發將其界定為：區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決區域發展問題、維護與協調區域公共利益的各種政策和措施。而與之相對應的，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則是指在區域合作與發展的過程中，區域內各政策主體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對立、矛盾，甚至相互沖突的一種情形。由于區域內各政策主體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實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區域內的沖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體間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沖突存在的本質原因?？傮w看來，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雖有利于政策的不斷調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最終會導致政策資源浪費，政策失敗等，因此，必須在理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實質的基礎上，經由理性研究進而提出消解政策沖突的有效方法。
二、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消解的基本原則
以理解我國區域治理模式基本特點為前提，為更好的深化區域合作、有效消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而采取的相關措施必須遵從的總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1.利益共享的原則
區域內各主體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就是使得區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對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響。為達到鼓勵各方溝通、協商，利益共享原則應該包括：⑴區域合作與一體化應更有利于各地方的發展，不能損害他方利益卻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確處理地方利益與區域利益之間的關系，必須明確二者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對立的。區域合作的積極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進行激發，同時，區域內的和諧發展、深入合作則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2.和諧發展的原則
在區域內的不同地方、不同產業之間對區域利益進行合理的再分配，達到利益共享基礎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從而使區域利益分配達到一種比較公平的狀態，實現區域的和諧發展?？傊?，區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夠直接調動區域內成員的積極性，維持區域合作系統的穩定，最終有利于實現區域的和諧發展。
3.法治秩序的原則
一方面，制定明確、清晰的規則制度，對區域內成員的利益行為進行規范，嚴格依規定進行相關的獎懲，使其對違反者的懲罰有理有據，減少人為的隨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權，最終實現：以一種規范化的方式來治理地方利益沖突。另一方面，明確相關的責任制度，加強內外部監督。明確各方在區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關角色，在全員達成一致時，若有違約行為必將嚴懲。此外，完善的內外部監督有利于區域內各方端正自己的行為，嚴格遵守相關規定。
4.運行高效的原則
一是，依據具體需要，設置多樣化、靈活的利益協調機構。既可以是常設性的協調機構，也可以是臨時性的項目小組或專業委員會；二是，在協調過程中，應盡可能的避免各種繁文縟節，樹立專設協調機構的權威、威懾力。三是，應及時、準確、客觀的評價利益協調的結果，并鼓勵、監督各方根據實際情況及時予以修正，而后由專設的協調機構進行驗收。
三、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消解的對策建議
當前中國區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模式，因此為規避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消極影響，有必要在我國區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礎上，提出全方位、多層次、前瞻性地改進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沖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機制
解決公共政策沖突的基礎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機制。此措施同樣適用于解決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簡單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種預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沖突發生之前就已經采取一定的措施來避免沖突的發生。而相應的事后排除則是指政策出臺后，針對沖突的實際情況而采取的解決措施。
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要加強對政策主體權限的控制。雖然我國已出臺諸如《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以及《法規規章備案條例》等法律法規，對政策主體的權限進行一定的原則性約束，但這些規定并不夠明確，甚至相互抵觸、矛盾，直接造成對政策主體權限的控制乏力，加劇了政策沖突的現象。因此，我國應在現有的法制環境下，通過協商制定各種具體的政策，明確各政策主體的權限范圍，并予以嚴格地監督，以此避免越權、超權決策。二是加強對決策程序的控制。為使決策者遵循一定的決策程序從而避免和減少政策沖突，需建立健全統一審查和批準制度。在區域內成立專門的審查機構，避免政出多門，區域內成員所制定的政策必須報經統一的機關批準，確保各級政策間的銜接和統一。同時，下級政府機構制定政策須報上級政府機構批準，進而有效地減少和避免上下層級政府間的公共政策沖突。
健全事后排除機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點：⑴備案審查。區域內各政策制定主體在制定、出臺各自的公共政策時，應按總規定及時將其報送指定的機關統一備份在案，以便進行進一步的審查、監督。⑵利用適用規則。公共政策沖突發生時，為正確適用法律規范而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如上位政策優于下位政策，同位階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新規定優于舊規定等②。⑶裁決機制。當區域內公共政策發生沖突時，由協調委員會或臨時協調機構等專設機構進行裁決，明確各方責任。⑷改變或者撤銷機制。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應該明確要求各地區政府機關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對違反制度、規定或者與上級部門政策相抵觸的政策予以改變或者撤銷，這是一種監督機制③。⑸定期清理機制。區域內各政府機關應定期對域內實施的政策進行審查、考核，判斷其是否與法律、法規、區域合作發展組織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觸、沖突、矛盾的現象，進而進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無用的政策。
2.加強公共政策主體能力建設,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機關人員應明確自己的職責，扮演好自己所承擔的角色，通過認真的學習、領悟，在正確理解自己的責任的基礎上，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素質、修養，進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據區域內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覺抵制各種誘惑，以區域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公共利益為己任，確保公共政策的正確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減少公共政策的沖突。
另一方面，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國政府機關應對行政組織內部結構進行自上而下的調整, 科學設計行政組織結構, 把組織和業務及人事制度設計得使政府部門之間沒有任何重復、交叉的職能、權責④。為進一步推進大部制改革，我國應加大對其的宣傳力度，就改革達成全民共識，贏得公眾理解；科學預測改革進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障礙，有計劃的采取合理措施進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蓋問題；盡可能的減少職能交叉，完善行政運行機制的同時，落實“問責制”，建設責任政府?？傊?，大部制改革的推進，應加強領導、科學規劃、周密設計、統籌協調、穩步推行。
3.暢通政策信息溝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詢協商機制
政策信息溝通不暢是許多公共政策沖突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項政策都很難兼顧多方利益，在其實施過程中必定存在許多的歧義與抵觸，矛盾的產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溝通則是減少矛盾、沖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僅要不斷加強區域內各成員的內部溝通交流，還要不斷加強政策執行部門與目標群體之間的外部溝通。一是由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成立專職的溝通協調機構，具體負責區域信息公示、傳遞、溝通等職責，使溝通協調職能專業化、權威化。二是構建多種溝通渠道，使溝通渠道暢通化。三是縮短溝通距離，保證信息的真實有效。四是實現溝通手段和技術的現代化。此外，還需要在暢通信息溝通的基礎上，構建專門的政策咨詢協商機制。通過對區域內各個政策的咨詢協商，協調不同的利益訴求、政策價值觀和政策主張。如果區域內各成員缺乏關于政策目的的共同價值觀的同時，在利益關系上也是根本對立的，那么只有采取變通的方法來達到合意，從而維持協商關系?？偟膩碚f，政策協商機制的構建將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
4.創新更為靈活的區域治理組織形式
針對我國現有的治理模式，單純的依靠傳統的層級控制來對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進行協調，效率明顯較低。因而，有必要通過交互式的合作來為實現共同追求的目標而努力，這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進行變革：
⑴跨區域協調機構的組織創新。作為此機構發揮功能和作用的基礎和載體，組織形式至關重要。以歐盟為例進行說明，歐盟之所以能在此區域內發揮如此之大的作用，與其建立的完善的決策、執行、監督、仲裁等機構密不可分。通過構建一個完整的歐盟區域管理權力體系，歐盟組織實現了區域內的深入合作，并不斷地發展、壯大。著眼我國的區域組織不難發現，我國當前的跨區域協調機構在組織機構設置上還是過于簡單, 分工不明、責任不到位等因素都會直接導致區域合作組織的諸多職能無法履行和發揮。為此，我國的區域合作可借鑒歐盟的管理模式，在決策機構、執行機構、仲裁機構、咨詢機構等各個方面進行不斷改進、完善。
⑵跨區域協調機構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設置區域協調機構組織的基礎上，必須完善其功能，設置機構的目的是使其發揮應有的功能：在協調功能上，綜合考慮整體區域資源、區位優勢、經濟狀況，在整合與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作用；在服務功能上，立足于服務區域市場一體化、服務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實現共同繁榮；在監督功能上，審查和監督區域合作規則的執行情況⑤。
⑶跨區域協調機構的網絡化。區域協調機構功能的正常發揮，離不開網絡化運轉。在對區域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必須實現多元化的參與主體，以問題的解決為焦點和行動導向，盡可能的弱化科層等級制色彩，強調各種主體的跨層級互動、協商對話、相互信任，實現區域治理模式的網絡化。
5.構建利益共享與利益補償機制
區域政策制定主體的目的就是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實現區域合作的深入，離不開有關利益共享與補償制度的構建，為此，做出的整體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⑴區域內產業調整中的利益分享與補償。產業調整作為區域圈內公共事務管理的重要內容，直接對地方利益產生影響，同時也會與市場發生作用。區域產業分工的過程中，存在著產業替代、淘汰和升級，這必然會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項產業的淘汰與升級，總將引發相關的利益沖突。只有建立了與產業相關的財政稅收制度，形成配套的利益共享和補償制度，才能使產業規劃和調整真正實現⑥。
⑵對區域內欠發達地區的主動推動。區域內總利益的維護離不開欠發達地區的努力，各地方的共同發展、共享區域發展成果，是區域內各方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根本動力。若是區域合作與區域一體化僅有惠于發達地區，而欠發達地區并不能獲得同等的發展機會，那么它就很容易喪失融入區域合作的動力。因此，區域經濟發展應該統籌規劃，有側重的實施有利于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財政政策和稅收制度：在財政方面，通過中央政府、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財政專項補貼等方式給予欠發達地區以政策支持；而在稅收方面，可以對落后地區給予稅收政策方面的優惠。
⑶利益共享的有效保障。構建區域內保障機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復雜的利益協調行為易理解和可預見，從而使區域合作行為變得可確定。另一方面，當利益相關者拒不履行協調意見，或者履行義務時違反區域合作協議規定的，應有承擔違約責任的相關規定。保障機制的有效構建將大幅度提高區域內各主體的參與熱情，進而有利于區域合作的深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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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袁明旭.官僚制視野下當代中國公共政策沖突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8.
⑤袁明旭.官僚制視野下當代中國公共政策沖突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