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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公司文化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1)企業文化建設指導企業的發展方向和戰略變化，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目標是企業在成立之初都會考慮的問題。隨著時事的緊張或寬松，市場的開放或收縮以及政策的支持或約束，企業隨時都要改變戰略方針。這種改變不是背離初衷，也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遵照原來的目標調整現在運營方式。這是企業在理論高度上的戰略指導。電力公司的“節能，環保，高效”要求在它文化的建設上得到引領和支撐，堅持可持續發展。很多企業都將企業文化從屬于企業戰略，但其實企業文化應該高于企業戰略，它是企業戰略理論的理論。類似于哲學與一般理論的區別。另外，企業文化也會因為缺乏企業戰略的導航而偏離企業的目標，甚至導致文化發展的滯后，從而影響到企業的可持續性。所以兩者是互相促進互相影響的。
2)企業文化建設促進員工團結和努力，提高客戶忠誠度。企業的活力來自于員工的創新能力，企業的凝聚力則來自于員工的團結和友愛。只有當人類有共同的文化熏陶和價值追求時，他們才會相互勉勵，相互競爭，為同一個目標而奮斗。這種精神力量是對他們潛移默化的改造，包括他們的一言一行，精神狀態和做事風格;優秀的企業文化會讓員工站在企業這邊，將自我形象與企業形象融為一體，在企業出現困難時不會輕易離去，真正將企業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樹立優良的職工道德規范，并且團結一心將企業發展壯大作為自己分內的事。
3)企業文化建設幫助客戶了解產品，促進合作。對于屬于國有企業的電力公司來說，在電能的生產，運輸，配送中，都會面臨廣大的百姓和企業用戶。關系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可以將電力公司建設為“以客戶為中心“，并通過企業員工的服裝、行為、態度以及企業的LOGO(標識)具體地表現出來。那么企業的優劣就很容易區分了。
2企業文化與管理模式
在親朋結婚之際，撕一個喜字或一對鴛鴦送上，既增加了新婚喜慶的氣氛，又是對新人的一種美好的祝福，也是對那種庸俗贈送禮金的沖擊和鞭撻。在新春佳節，撕上幾個吉祥的圖案，貼在窗上、墻上，既增加了節日的氛圍，又給您的生活、節日增添了無窮的樂趣。撕紙這種簡單易行的藝術表現手法，現已廣為業余愛好者掌握，一些專業的撕紙工作者幾經努力，雖不能問鼎大獎，卻也有所成功之作。
以撕紙為內容的專門展覽在一些地方已定期舉辦。撕紙工藝在各藝術展覽中已成為固定項目，占有一席之地，一些作品被國人收藏，更有一些珍品已到國外展出，它的藝術功力已被人們共識。撕紙藝術，之所以被認為是一種藝術，它和其它藝術門類一樣，既不是政治的附屬物，不是經濟的副產品，也不是茶余飯后的消遣，更不是歌舞升平的點綴。撕紙藝術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撕紙藝術的出現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必然。
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經歷了各種藝術的出現。他們希望文化生活的內容不再是一次又一次地復述過去的經歷，而是一次又一次追新的感覺、新的體驗。撕紙工藝想方設法是人們所追求的一種新的感覺、新的體驗。一件成功的撕紙作品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它都是美的。這種美升華了語言，謳歌了人生，具有秀外慧中的感覺。
撕紙這種美別樹一幟，超凡脫俗，躋身于文藝百花園中。這種美是視覺的、觸覺的，這種美是一種精神、一種氣質、一種刺激，同時是一種力量，為美而活是本質，為活而美是修飾。這是廣大專業、業余撕紙工作者的心愿和座右銘。
撕紙工藝與剪紙藝術相比較，它們的相同之處是紙藝的平面造型，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一個用手撕，一個用刀剪，顯然前者因無需隨身攜帶刀剪而方便得多，比如在不準攜剪刀剪的飛機上，在顛簸的長途汽車里。撕紙工藝因被撕的紙邊緣的不整齊，又更能體現動物皮毛之類的特點，因而更趨鮮活、生動。撕紙這種美是情趣的迸發，是藝術的開拓，是審美的追求。撕紙工藝的功能難以用文字和語言形容。
目前，撕紙工藝已初具規模，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群體，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它的存在能鼓舞人民群眾的勞動熱情和革命斗志，培養人民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品質，豐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在繁榮群眾文化生活中起到了積極向上的作用，具有較強的生命力。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中國國內投資環境也日益完善，外商直接投資一直保持著持續增長的態勢。從實踐來看，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流入導致了生產活動的增加，這就直接帶來更多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從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行業結構來看，污染排放水平較高的制造業是外資流入的首選行業。1999—2009年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制造業投資中的比重都超過了50%，其中2004年和2005年投資制造業比重高達70%以上。從每年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的具體數據也可以發現，自1999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中國的主要污染密集型行業中的資產占該行業總資產的比重，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利用FDI的國別來源分布、在華投資的區域分布、產業分布等相關數據可以看出，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存在著明顯的“二元結構”模式。其具體表現為: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1世紀初期，FDI的來源國(地區)主要是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中香港地區所占比重最大。根據2002年數據，當年香港在中國大陸地區直接投資占亞洲總量的54．84%，占中國全年利用FDI的33．86%，遠超過其他發達國家在華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在華地區空間分布體現在東部地區數量多、中西部數量少。形成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國(地區)差異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舊有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和制約，許多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或限制或制裁，這一階段外資主要來源于港澳臺地區。由于利益驅動和技術限制，早期進入中國大陸地區的FDI主要投向了一些污染密集型產業。中國從1992年開始明確向市場化方向改革邁進，發達的歐美日等國家對中國的投資額開始不斷加大。但是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和階段，其國內產業也不斷處于調整和升級階段，發達國家也就抓住發展中國家市場開放的機會，將其國內的部分“夕陽產業”向國外轉移，其中中國就成為一個主要的轉移地，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形成了中國所謂的“產業承接”。然而，這種所謂的產業轉移模式給中國國內帶來大量的資源環境保護問題，主要的資本輸出國家或地區利用直接投資基于利潤最大化的目的，瘋狂地大肆掠奪中國的一些耗竭性資源，或者掠奪中國的不可再生資源(如開采礦石等)，或者基于保護其國內環境而其國內又需要某些高污染產品，將投資主要集中于污染密集型產業，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形成當前中國地域空間上的FDI進入的“二元結構”格局，其主要原因不僅由FDI來源國的國別差異而造成，也與中國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差距關聯，還與中國對不同地區實施的差異對外開放政策有關。
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來看，環境污染直接受到經濟規模、經濟結構和技術的影響，污染排放與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重污染化同向變化，污染排放與環境技術反向變化。FDI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某種程度上的重污染化，因為外商在發展中國家投資一般以污染度較高的工業為主。發展中國家發展水平低，接受外商投資一般也就定位在包括大量重污染型產業的工業上，對于環境保護還沒有提到重要的位置。發達資本輸出國或地區利用FDI瘋狂從中國大量掠奪一些耗竭性資源(如開采礦石等)，或者集中投資于污染密集型產業，嚴重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一些外商將在本國已經淘汰的高污染環境的技術和設備想方設法轉移到中國境內，造成了中國的環境日趨惡化。由于跨國公司的最終目的是獲得高額收益，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污染產品生產上的國際比較優勢也是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一個重要誘因。盡管中國政府也在不斷強化環境治理，十報告首次專門論述了“生態文明”的基本內涵和理念，首次提出了“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建設美麗中國。但是人們擔心的是外商投資企業的“污染轉移”問題并沒有解決，有的行業還很嚴重。如我國工業主要污染排放指標(工業廢水、工業廢氣以及工業二氧化硫)從1992年至今基本上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其中，工業廢氣持續增長，在1992—2010年間增長高達479%;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在1992—2006年間快速提高，增幅達到69%，隨后出現緩慢下降，相對于1992年依然增長41%［5］。工業廢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持不變，這凸顯了政策選擇對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沿海地區是中國加工貿易的重鎮，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其環境也日趨惡化。2002年國家環保總局的《典型區域土壤環境質量狀況探查研究》報告顯示，珠江三角洲地區近40%的農田菜地土壤重金屬污染超標，其中10%屬于“嚴重”超標。全國范圍內，遭受工業固體廢物危害與生活垃圾危害的耕地已經達到1000萬公頃，每年損失的糧食已經達到120億公斤。全國13億畝草原嚴重退化和沙化。全國七大水系均遭受污染，全國90%以上城市水域嚴重污染，有50%城市缺水。2014年4月17日，國土資源部和環保部聯合《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結果表明，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達16．1%，其中污染點位輕微為11．2%、輕度為2．3%、中度為1．5%、重度為1．1%。從土地利用類型看，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9．4%、林地為10．0%、草地為10．4%。從污染類型看，無機型污染占比大，有機型相對次之，復合型污染占比較小。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標的主要原因是工礦業生產活動和農業生產等活動。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污染事件頻發，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根據《2012跨國公司中國報告》:2006年6月33家在華知名跨國公司因環保違規違法而被國家環?？偩制毓?，主要有超標準排放廢水的上海松下電池公司、超標排放污染廢水的長春百事可樂公司、主體設施未驗收私自投產的上海雀巢公司，還有3M上海公司、德國諾爾起重機設備等公司。上述案例僅是在華跨國公司涉及環境污染問題的冰山一角?？鐕具M入中國以來，大部分高耗能和高污染產品基本由中國企業來生產，然后跨國公司進行內部貿易或者出口，而將污染留在中國，造成了我國部分地區的環境污染。
二、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
第一，外商投資過度進入制造業是環境污染的一個主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利用FDI與引進制造業投資同步進行，外商對制造業的投資從1999年開始就不斷增加，在2004年和2005年時，制造業占比已經達到70%以上;之后，制造業利用外資占比處于下降狀態，到2012年降到43．7%(見表1)。從FDI在華的產業分布看，引進外資中大約有60%進入制造業，給外商帶來的88%的FDI工業增加值來源于污染密集型的產業，其中30%屬于高度污染密集型的產業［8］。從“三廢”排放量來看，制造業帶來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大，其廢水排放量已經占到工業排放量的79%;廢氣排放量占到63．7%;廢棄固體物排放量占42．1%。從國際競爭態勢看，由于中國的制造業產品在國際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制造業生產擴張不可避免地造成污染的轉移。這也說明外商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應并沒有整體上改善環境污染，或者技術外溢不足或者是技術吸收不足。當然，從表1中可以看出，制造業利用外資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量的比重自2006年不斷下降，到2012年比重已經降到43．7%。這也反映出中國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與升級，第三產業處于上升態勢，對環境污染程度的降低會產生積極的作用和效果。
第二，環境標準的國際差異性導致發達國家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目前，國際上有《多邊環境協議》、《卡塔赫納生物議定書》和《蒙特利爾公約》等國際性的相關環境保護條約。然而，這些條約或者是單邊條約，或者是與WTO的有關規定相悖。在WTO的框架內，有關環境保護的協定尚不完善，更沒有如國際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那樣的協定對相關方面的明確限定與約束限定。制造業的輸出國基本都是發達的西方國家，而這些國家對環保標準的制定有嚴格甚至苛刻的限制，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對于能耗高、污染嚴重等行業的懲罰相當嚴厲，開出的罰單動輒上億元。但中國對相關污染的外資企業開出的罰單僅為幾萬元或幾十萬元，外資企業通過污染生產獲得的收益遠大于遵守環境規制所付出的相關成本，根本起不到應有的懲罰作用。另外，發達國家主要依據本國的產業發展概況，以及國內的基本條件而制定制造業標準，他們不會過多考慮或者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利益。同時，中國正處在工業化的中期推進階段，這就導致發達國家在其國內發展高污染制造業的成本不斷上升，迫使其只好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轉移制造業。當然，也有相當的外商投資企業利用中國與其母國的環境標準“壓力差”將污染轉嫁到中國。
第三，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觀，造成了地方政府間的惡性引資競爭，導致了環境污染的加重。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地方政府必須獲得相當的財政收益，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和行政費用支出的需求。同時為了政治上的晉升極力追求經濟增長率。而要在“為增長而展開的競爭”中取得優勢，選擇“資本推動型”發展模式是一種最有效的方式，這就要求地方政府不斷地創造或者改善軟硬環境，以為招商引資創造條件。相對于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中國對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嚴格的限制，地方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就會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經濟權力，通過“放權讓利”的方式以盡最大可能獲得外資的審批權。這種基于對經濟資源最大化的不斷追求，刺激了地方政府追逐外資的利用規模和數量，造成了全國范圍內對外資引進的瘋狂追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傾斜式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了外資進入基本上從東南沿海地區向中部地區、西部地區逐步梯度推進的格局，然而FDI在華地域分布的失衡，又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內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失衡，東部地區面臨的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加劇。
從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地方政府基于提高經濟發展速度和取得顯著的“表面”政績之目的，往往不惜以犧牲環境保護為代價，突破環境底線，引進了一批技術水平低、污染高、能耗高的外資企業，結果使得本已脆弱的本地生態環境更趨惡化。特別是外資偏向于投資制造業的引資結構更是加大了中國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壓力。第四，大量“洋垃圾”進口到中國，造成國內環境污染。由于發達國家對環境污染的嚴格限制和巨大的懲罰成本，發達國家進行跨國垃圾轉移就成為他們處理污染的一種途徑和方式。其具體做法就是將產生于發達國家內部的大量工業與生活垃圾，特別是產生的有害廢棄物，通過各種方式轉向環境標準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這必然給進口垃圾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環境問題。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也不斷遭受到洋垃圾進口的影響。洋垃圾進入中國的途徑主要有貿易、走私、捐贈等形式，對中國的環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其主要涉及工業垃圾與危險廢物垃圾等。來自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數據，2000年至2011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垃圾廢品交易額由最初的7．4億美元增加到115．4億美元，2011美國出口給中國的垃圾交易額占中國從美國進口貿易總額的11．1%，其總量僅次于從美國進口的農作物、電腦和電子產品及化學品和運輸設備等。更觸目驚心的是，全球每年產生5億噸各種電子垃圾，其中70%以各種方式流入中國。某種程度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已經發展成為全球電子垃圾的聚集地。
第五，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產品出口產生的環境污染問題。高污染產品在中國主要是指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造紙及紙制品業、有色金屬冶煉壓延業、非金屬礦物制造業與化工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焦炭生產、消費和出口國，出口占全球貿易量的一半以上。然而中國的焦炭生產技術與工藝整體上落后于世界水平，技術落后的土焦占有較大比重，我們生產一噸焦炭就要平均排放大約一噸的廢水、廢氣和廢渣。隨著中國出口焦炭數量的增加，環境污染指數也在不斷上升。
三、提升環境質量的應對策略
第一，提升我國治污技術創新能力，加大先進治污技術引進力度。技術創新能力和水平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環境污染的根本治理要依靠技術創新的突破。技術創新能力對環境的改善作用體現在:一是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企業能用更少的資源消耗取得更大的產出，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環境壓力;二是治污技術的發展與突破可以大大降低治污成本，從而獲得有效的收益，有利于調動企業生產者的治污積極性;三是從環境監管視角看，檢測技術的進步能大大降低政府的監管成本。所以，從長遠和根本上看，環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賴于技術創新能力提高。發達國家具有成熟和先進的治污技術和產品，我們要促進我國環保產業的整體水平提升，就必須引進國際上已有的先進環保技術和設備。要用高新技術來改造環保產業，以提高環保產業的技術含量，解決我國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鍵技術，增強環保產業的市場競爭力，推動中國環保產業發展。要鼓勵引進國外先進的環保和清潔生產技術與科學的管理方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要完善政策引導，大力促進國內清潔生產與循環生產技術的不斷創新。
第二，調整引進外商投資的戰略定位，注重提升引進外資質量。在引進外資過程中必須遵循環保優先的原則，設立產業發展環保標準門檻，嚴把環境保護關，把能否節約資源和提高環境效應作為引資的標準，大力引進節能減排型企業。要健全和強化對外商投資企業利用外資的政策導向，加強對外商投資企業全程環保監管，要對具體的外資項目進行環保評估，并實行嚴格的生產審查制度和程序，嚴格限制水平低、能耗高、污染高的外資項目的進入。
第三，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優化我國產業結構。針對外資過度進入制造業的現狀，我們必須改變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領域，應當限制其投入那些技術含量低的加工制造業，鼓勵其投向高技術含量領域和能夠帶動大量相關產業發展和就業增加的基礎產業。我國目前使用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將不同的行業劃分為鼓勵、許可、限制及禁止類，在未來的產業調整中要更多側重于環保因素，在限制和禁止類中添加調整部分污染嚴重的行業，從源頭上控制污染物的產生。在發達國家更加強化對高污染和高排放行業限制的背景下，基于環保理念，有選擇地引進外資并加大對高污染企業的監管和控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必然選擇，這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使中國經濟朝著“綠色發展”方向邁進。第四，加快完善吸引外資和環境保護相協調的法規和政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環境保護方面還沒有形成統一的立法，這造成了利用外資過程中的監管漏洞。我國有關控制外國污染轉移的法律、法規主要有《固體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進出口商品檢驗法實施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關于加強外商投資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的通知》等。涉及環境風險評估預警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一部法律，即《環境影響評價法》;兩部國務院規范性文件，即《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和《國務院關于印發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的通知》;5個部級文件，即《關于開展環境污染損害鑒定評估工作的若干意見》、《環境風險評估預警技術指南———氯堿企業環境風險等級劃分方法》等。由于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和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時的時代背景局限，上述法律法規面對現實環境存在各種漏洞，如技術性不強、檢驗標準不統一等問題，使得監管效率不高。
發達國家針對環境污染和保護方面的立法比較超前，法律法規比較完善。如美國在環境污染規制方面的法律法規主要包括大氣污染規制、水污染規制、噪聲污染的規制和固體廢棄物污染規制等。美國針對大氣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規有《能源供應與環境協調法》等;水污染規制法律法規有《聯邦水污染控制法》等;針對噪聲污染制定的法律法規有《噪聲控制法》等;固體廢棄物的規制方面有《固體廢物處置法》等。英國首都倫敦曾經被稱為“霧都”，這是英國長期工業化發展而沒有重視和有效解決環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基于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英國于1956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清潔空氣法》，并逐漸實行了能源結構轉換，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倫敦的空氣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環境質量達到較為令人滿意的結果。倫敦環境保護的成功經驗在于有效的法律手段和科學的規劃與管理。我們要科學借鑒發達國家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規，充分結合中國的發展實際，制定統一規范有效的外商投資環境管理的相關法規。第五，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推動環保產業快速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對環保的投入占同期GDP比例始終不到2%。根據實踐和預測，如果要真正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一個國家和地區對環保的投入需要達到GDP的2%～3%。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國家已經或即將啟動大氣、水、土壤等領域的污染防治計劃。當然，這些計劃的實施需要大量的環保投入，其中僅大氣污染防治計劃的總投入預計5年就要達到1．7萬億元，年均3400億元，中央財政總投資2700億元。但實際上，2013和2014年中央財政累計投資只有150億元。
未來幾年，投資壓力和缺口依然非常大。我國長期以來對環境污染治理投入的嚴重匱乏，造成環境污染治理的極大困境。加大環境污染治理投入，一方面依靠各級政府的財政投入，另一方面更需要依靠市場機制的調節和有效的資金配置。在環境污染治理投入上，跨國公司具有雄厚的資金優勢和實力，應該鼓勵外商投資企業成立外資企業環?；穑⑦@個基金投資的收益用于外資企業環境污染的治理。我們要借鑒發達國家治理污染的成功經驗，建立主要以經濟手段調節、行政和法律手段輔助調節的綠色環保產業的發展機制。當然，政府要為企業的生產提供信貸和融資便利，并給予相當的稅收優惠等;要加大綠色消費理念的宣傳，引導消費者在消費中選購綠色產品，科學引導企業發展綠色經濟，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將資本投向無污染行業和綠色等技術薄弱的產業。第六，完善我國的環境稅制建設。從全球經濟發展和環境污染治理的實踐看，發達國家的環境稅主要包括環境污染稅和生態破壞稅。環境污染稅分為廢氣和大氣污染稅、廢水和水污染稅、廢物垃圾稅。生態破壞稅包括伐木稅和地下水稅。發達國家通過完善的稅制建設及嚴格征稅，對發達國家有效控制環境污染起到了積極作用。當前，對我國來說，應基于環境保護之目的，借鑒發達國家通過稅制建設遏制環境污染的有效做法，完善我國的環境污染稅制建設。由于征收環境稅之目的在于保護環境，作為一種稅，其框架應該包括納稅人、征稅對象、稅率、納稅期限、納稅地點、稅收優惠等基本要素。從納稅人來看，主要是指開發、使用環境資源和污染環境的單位和個人。從征收范圍來看，主要是指向那些不可再生資源或者資源存量較少或稀缺的資源，同時向生產中的污染行為征稅。從稅收優惠來看，主要是對有效控制污染、清潔生產和綠色消費等實行稅收優惠。第七，實施嚴格的環境污染治理政策，加大對跨國公司環境污染的處罰力度，有效改善環境質量。
保險次級債也就是保險公司經過資本管理以及保險監管機關等批準通過定向募集的具有一定期限，在債務清償順序中本息清償位次滯后于保險公司保單責任與經營其他負債，但優先于保險公司清算股本的次級債務。保險次級債在的發行、償還、贖回、延期、清算等都需景觀債券與保險相關監管的嚴格監管與審批；保險公司只有在確保償還次級債后償付能力充足率滿足監管要求最低限之上的基礎上才能償付次級債的本息，特別是有別于一般債務，保險公司無法按期還本付息時，次級債債權人無權向法院主張申請對保險公司的破產清算；即使在保險公司符合破產清算要求，在破產清算時，次級債清償順位也僅僅優先于股本而位于其他債務之后。次級債的發行以一種現實的資產性負債為保險責任的未來償付“或有負債”進行了一種資產型的擔保。保險公司在收取保費資產擔負放大了的“或有負債”同時，隱藏了必須不斷的擁有相應的自身可兌付的附屬資產對其或有損失負債予以財務擔保的實施。
保險次級債在表面上通過債券發行補充資本的方式暫時將償付能力不足的問題掩蓋，但事實上并未從根本上予以解決。具備足夠的對保險賠付（或稱為“或有負債”）的擔保償付能力是保險公司經營保險的基礎也是保險公司持續經營的必要條件?；诖耍ｋU公司的經營功能就是準備足夠的資產或資本抵御經營風險過程中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可能發生風險的賠付。而保險公司核心資產或資本的主要是來源于股東設立公司時投入的股本以及經營過程中的相關盈余儲備，這些核心資產公司經營保險償付賠付基礎。保險次級債券在一定形式意義上具有類似資本屬性，但它實際上或者說最終卻不具備核心資產的償付風險賠款的能力。
保險次級債作為一種純債務，其本質上仍深刻體現其負債這一屬性，通過審批、定向發行、募集等環節手段來實現的債券發行募集資本的這一過程中，會面臨宏觀政策變化，監管層判斷信息不對稱，中觀微觀法規規章不健全，固定期限較難交易轉讓對定向購買者吸引有限，保險發債影響公眾、投資者、客戶對公司經營狀況對公司經營誤判，最終影響次級債發行成功或者影響股東、客戶、公眾對公司信心喪失導致經營失敗等風險。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3-035-03
公司從產生之日開始就與倫理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最早由政府特許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到后來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大型跨國公司；從因財務欺詐破產的美國世界通訊公司（Worldcom）、安然集團（Enron）到在2008年肇始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破產的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從國內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到一些上市公司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漠視，無不折射出公司倫理的重要性，可以說公司倫理是公司的靈魂。儒家文化從個人修身逐步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核心價值觀對個人和組織的倫理的形成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本文試圖對儒家文化在形成正確的公司倫理中的重要作用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什么是公司倫理
“倫理”一詞的英文“Ethics”來自希臘文“ēthos”，意謂“品格”（character）。在梁啟超擷取日譯“倫理學”一詞之前，“ethics” 一詞有許多中譯法。早在明末，耶穌會試士艾儒略（Aleni，P.Julins，1582―1649）在介紹西學分門別類里，有“厄第加”一科，應是拉丁文“Ethica”的音譯，意為“修齊治平之學”，又譯為“察義理之學”。近代的?譯則不勝枚舉，若“勸善書”（1844）、若“倫類”（1848）、若“修齊之理”（1863）、若“性理”（1864）、若“修行之道”（1866）、若“五?！保?866）、若“是非學”（1889）等等。清末著名學者嚴復（1854―1921）于《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則音譯為“伊迪格斯”或意譯為“德行之學”；惟爾后在?譯《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則改采用“倫理學”一詞?！皞惱韺W”一詞雖為舶來品，但“倫理”一詞則極早見諸古代漢語，例如《禮記?樂記》便載有：“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于倫理者也?！睗h代的經師鄭玄注道：“倫，猶類也。理，分也?！币庵^事物的條理。賈誼的《新書》中則明顯具有道德的意涵，如“商君（鞅）違禮義，棄倫理……秦俗日敗”{1}，此處的“倫理”即為人倫道德之理。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書中，提出“培養公德”，而梁氏之看重“公德”，系從提升國民素質的思路出發。在他看來，“人人獨善其身”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謂之“公德”。新、舊倫理之分野即在于此。而中國人最缺的，乃是“公德”。“舊倫理”所重者“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事”，“新倫理”所重則是“一私人對于一團體之事”。{2}以分類而言，“舊倫理”以“五倫”為代表，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新倫理”則分“家族倫理”、“社會倫理”與“國家倫理”。按照這樣的分類，筆者認為，公司倫理應該屬于社會倫理，但家族公司倫理也會受到家族倫理的影響，而國有公司倫理也與國家倫理存在一定的聯系。
公司倫理是公司一種負責任的決策過程。公司的倫理決策不僅僅限于具有巨大社會影響的公司重大決策。其實，每位員工以及處在管理角色中的每一個人，都面臨需要進行倫理決策的時刻。并不是每一項決策都能夠從經濟、法律或者公司的規則和章程中找到依據。通常的情況是決策者會遵照個人的價值觀和原則來進行倫理決策。
二、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與倫理理論
在商業倫理的發展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幾種倫理框架分別是功利論（utilitarianism）、道義論（deontological）、正義論（social justice）和德性論（virtual ethics），這些倫理框架同樣適用于公司倫理。功利論起源于18世紀到19世紀的政治哲學。功利主義告訴我們，應該選擇對整體結果“更好”的方式來做事。“更好的”結果就是對人類有利的結果：幸福、健康、尊嚴、正直、自由和尊重所有的人。功利主義的本質是依靠結果做決策，倫理或非倫理的行為由結果來確定。倫理功利論對做出負責任的決策有很大作用，但功利主義也提醒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的利益。道義論強調決策應該以原則為重，而不是以結果為重，因為基于結果而進行的決策只能是負責任的決策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結果不能證明手段的合法性。倫理原則可以被看作是種規則，這些規則的來源包括法律規定、社會角色、公司內部角色。法律是一種我們應該遵守的規則，即使它并不能使我們增加幸福感。作為社會角色，我們必須遵守很多基于社會角色的義務。在公司內部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義務。每個公司都規定了一系列希望員工遵守的規則。關于倫理的正義論，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個最具有影響力的正義論。這個理論認為基本的倫理制度作為必要的含蓄的契約來保證社會合作。羅爾斯的理論包括兩個主要成分：一種決定正義原則的方法以及這個方法發展出來的特殊原則。用羅爾斯的話說，他們在“無知之幕”后走出來時，必須遵從在“無知之幕”掩蓋時制定的規則。為了確保每個人被當成目的而非手段，這些人必須對全體原則達成一致。這些最初的條件，羅爾斯稱其為“原始位置”，它保證所制定的原則是公平的，這是羅爾斯公平概念最基本的價值。羅爾斯理論的核心是認為公平是一個公正決策和一個公正組織的最核心元素。羅爾斯從這個原始位置出發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來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個原則認為社會的利益和負擔應該被平等分配。只有在社會中最底層群體會獲利時，不平等分配才會被證明是合理的。倫理的德性論把問題的關鍵從一個人應該如何做，轉移到這是個什么樣的人。德性論更加強調我們品質中情感的一面。德性論承認我們的動機――興趣、需要和欲望不是每天可以重新選擇的事。相反，人類根據自身的品質來做事。對于成年人來說，這些品質特征根深蒂固地跟隨我們。
儒家文化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儒家是指孔子開創的一個學派?？鬃由诠?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距今2500多年的歷史了，因此，儒家學派也有2500多年的歷史了。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這套核心價值觀是跟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處境和生存條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國人生存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生產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對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提供了基本的價值觀。
首先，從倫理的功利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選擇對整體結果“更好”的方式來做事。在儒家看來，社群比個人重要。個人只是個體，社群小一點來講是家庭、家族、宗族、社區，更大的則是國家、民族。儒家的終極關懷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點就是天人合一。自然與人的和諧，宇宙、萬物和人類有共通的本質、共通的法則，都是天人合一的內容。第二點，萬物一體。到了宋代、明代的時候，這種觀念越來越強烈。如北宋哲學家程顥講的，這不是一個存在論的表達，這是從一個境界上來講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把萬物看成和你是一體的。這是一種非常高的人生境界。第三點，叫“保和太和”。這是《易經》里面的話。保合太和就是最廣泛的、最永久的和諧。儒家文化主張的不僅是一個社會的和諧，它是小到人的身心和諧，大到家庭、社區、國家的和諧，更大變成整個宇宙的一個永久的廣大的和諧。功利主義認為，負責任的決策需要關注結果，但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的利益，這一點與儒家文化是相通的。
第二，從倫理的道義論來看，儒家的“禮”以及儒家知行合一的實踐取向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原則并按照倫理原則進行決策。儒家的“禮”在儒家文化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儒家文化中比法律法規重要得多。關系本位的中國文化模式決定了，只有禮才代表一種積極有效的社會整合方式，禮制好比是一種積極的制度，而法制則只是一種消極的、以防范為主的制度?！暗乐哉?，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一觀點所傳達的重要信息就是，人心的整合，特別是人的主動性的調動有著重要的意義。只有當人們愿意主動、自覺地維系某種精神或價值時，制度的意義才能體現出來。從倫理的道義觀來說，要遵守某些倫理原則，“禮”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們受到“禮”的約束，才會自覺遵守倫理原則。儒家“禮”的重要功能，就是協調預期、定分止爭。這一點荀子講得很清楚：“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不必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運》）一個社會，大家都有欲望，就會出現沖突，協調沖突就需要一系列的規范，按照這些規范行事，就是倫理的道義論強調的基于倫理原則的決策。
儒家的實踐取向，即知行合一。在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思想領域里得到最完整的表述。他說現在的人把知和行分成兩件事做，以為先知后行才是對的，我先去求知，等知求好了，然后再去行。他說這個不行，實際的結果是終身不行，終身不知，因為知是永遠求不盡的，所以實踐就永遠不能實現。他批評朱熹講的先知后行，知先行后。他針對明朝的情況說朱熹的這種思想有不好的結果，所以他強調知行合一，王陽明說我今天說知行合一是要對癥下藥，社會有這種病，不是我杜撰。知行合一是中國儒家實踐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倫理的道義論強調一些決策應以原則為重，而不是以結果為重，這里強調的是以原則為基礎的決策實踐。這些原則包括法律、不同的社會角色應該遵守的規則以及不同組織里的成員應該遵守的規則等?，F在問題不是缺乏相關的法律和規則，而是這些法律和規則雖然存在，但不能得到遵守和執行。比如在企業中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規則和義務，每個企業都規定了一系列希望員工遵守的規則。有時是明確規定的行為規范，有些是員工手冊里的規則，而有些則僅僅是領導簡單的規定。如何使這些規則或規定得到落實和執行，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啟發和指導意義的。
第三，從倫理的德性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高尚人格和品德，從而有利于個人基于人格和品德的決策制定。人格和品德的儒家在人生的態度上，主張剛健有為，寬容和諧，中庸之道。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主張公私義利，志士仁人，君子理想。儒家認為，個人道德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處理公和私、義和利的關系問題。公是更大的集體利益，私是我們個體的，小家庭的利益?？鬃又v“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就是我們要能夠在面對重大道德選擇的時候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獻出來完成道德理想。這是儒家的精神。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講究自由獨立的人格。孔子講，你當臣子，對你的上級、你的君主只是以順從他作為根本的原則，這叫婦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什么是大丈夫之道？就是孟子所說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笨梢?，儒家文化是主張一定要保持大丈夫的人格。儒家的君子理想是一種激勵機制?！熬印辈皇窍忍旖o予的身份，而是做人的標準，或者說是后天論功行賞的獎章。一個人具有仁愛之心，又能約束自己，道德高尚，就被視為君子，而相反地，損人利己者被視為小人?？鬃有哪恐械木?，正是能克服囚徒困境中機會主義行為的人。在儒家看來什么樣的人才夠“君子”這個稱號呢？首先，君子是遵守社會道德、等級、規范的人。這在《論語》的有很多表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第四》）；“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第五》）；“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第六》）；“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第十一》），等等。其次，君子是一個利他主義者，或者說，是一個考慮長遠，不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一個有耐心的人，如：“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第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第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顏淵第十二》），等等。再次，君子是一個謙讓的人，是一個“不爭”的人?！熬訜o所爭，必有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第三》）；“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最后，君子是一個合作的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第十三》）。
最后，從倫理的正義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個人和組織形成基于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儒家文化最普遍的價值就是仁的價值和倫理。仁的倫理在《論語》里面往往被表達為忠恕之道?！墩撜Z》里面這樣講的，孔子有一天對曾子講，“吾道一以貫之”，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理想，但是有一個貫穿其中的根本原則，曾子說我知道了，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一貫之道就是忠恕。具體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三、儒家文化對形成正確的公司倫理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倫理型公司文化
首先，倫理型文化會鼓勵和支持個人進行有責任的倫理決策。在倫理決策模型中，從事實收集、道德想象力到評估每一個要素，決策者的社會環境都會對其中每個要素產生促進或阻礙的作用。當法律沒有規定時，倫理型文化中的員工都會做出有責任的倫理行為。倫理型文化對于道德底線也有直接和實際的影響。強有力的倫理型文化對于維護道德底線有很大作用，使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不敢輕易越過底線。在20世紀90年代，企業文化被劃分為“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 “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強調遵守規則是倫理的首要責任，“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強調一系列特殊的價值觀而非一系列準則。公司決策時把價值觀當成潛在原則來指導員工進行決策。儒家文化中的“禮治”有利于“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的形成；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有利于公司形成“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從而指導公司員工進行倫理型決策。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倫理型領導。一項研究倫理領導的本質的報告強調員工認為“以人為本”是非常重要的，這與領導者參與到可感知的道德行為同樣重要。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孔子的學術完全以人為中心，“仁者，人也”（《中庸》），“人，天地之性（生）最貴者也”（《說文》）。荀子指出：“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眰惱硇皖I導的關鍵是對于組織的價值觀的聲明。領導者的責任是確保公司被一系列組織原則所指導，這些原則能夠指導員工的決策過程。
最后，儒家文化更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概括地說就是公司對社會的責任。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認為，“公司依靠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來自愿建立更好的社會和更清潔的環境。”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社會責任建議一個公司要確定它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并且將它們的需求和價值觀整合到公司的戰略和決策過程中。世界銀行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為提高利益相關者的生活質量而貢獻于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承諾。企業社會責任的契約模型認為，企業有責任去尊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道德權利。企業社會責任的開明自利模型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能給企業帶來品牌聲譽和市場競爭力，這對于公司現在和未來的品牌大有裨益。儒家文化認為社群比個人更重要，責任比權利更重要，因此，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形成重視社會責任的公司文化和公司倫理。
（二）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倫理決策
首先，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重視公司倫理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具有三項法律義務：關注義務、誠信義務以及忠誠義務。但僅僅依靠法律是不夠的，因為一些問題仍取決于董事會的審慎決策。比如，盡管法律要求董事會成員誠信地對待公司使命，也就是說，董事會成員做出的決策必須符合公司目標，但法律對董事會成員的違法行為的懲罰一般總是事后的，而具有儒家倫理的董事會成員卻能在決策時自覺遵守誠信義務。儒家文化把“仁、義、禮、智、信”作為“立人”五德?？鬃又v：“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r，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孟子講：“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可見，誠實守信，不僅是做人的原則，也是董事會成員必須遵守的基本規則。美國安然公司的決策者置股東、員工以及社會公眾的受信責任于不顧，最終導致安然公司于2001年12月申請破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司董事會成員沒有遵守誠信義務。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美國國會頒布了要求董事獨立的法令和一系列變革。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公司財務倫理。公司財務倫理問題已經成為公司治理關注的焦點。律師、會計師、審計師及財務分析師等專業人士被認為是防止公司財務欺詐的“把關人”或“守門人”（Gatekeeper）。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投資者、董事會、管理層以及銀行都依賴這些“守門人”。這些“守門人”的個人利益常常會與其他人的利益發生沖突，這些專業人士對于他們的客戶應具有一種受托責任――不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客戶利益之上的職業與道德責任。儒家文化強調仁義的重要性，在儒家看來，仁義不僅僅具有個人道德的意義，它還是社會的價值。孟子講，“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廟”，仁已經成為政治的普遍原則。關于義，《左傳》里講“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一個正義的概念，《論語》里講“義為質”、“義為上”，說明孔子很重視義，但是這些地方的義都不是德行的義，而是正義的義?？梢姡寮椅幕欣谛纬烧_的公司財務倫理。
（三）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
公司治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保證管理者按照股東的利益要求來行事。其次，公司治理要防止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害及對債權人、雇員、客戶、供應商、社區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侵害。公司治理就是指設計一系列制度，以使管理者將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福利引入企業之中（Tirole，1999）。歸根結底，就是要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包括人與人的和諧及人與環境的和諧。儒家文化認為“和諧高于沖突”。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還強調“推己及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這是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的根源，公司也是如此，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之間也容易發生沖突?？鬃诱J為，人際關系的最高原則是“仁”，仁的含義就是人們相互把對方當成與自己相同的人對待。由此衍生出兩個原則：忠和恕?！凹河⒍⑷?，己欲達而達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這就意味著人與人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會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立人、達人，必以對對方的信任為前提，而勿施于人則顯示了對對方的尊重。有了這樣的尊重，也就可以獲得對方的信任，從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見，儒家這些思想能促進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孟子則更進一步，為仁提供了一個人性論的論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敝熳幼ⅲ骸疤斓匾陨餅樾?，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眥3}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同類不幸之心。它內在于人心之中，而讓人形成“怵惕惻隱之心”，它讓人們自然地相互親近、相互信任。儒家文化不但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能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公司經營與環境的和諧日益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20世紀90年代，一種新的企業模式開始形成，這種模式將企業經營與環境責任、道德責任三者結合起來?？沙掷m經營的理念提出了將經濟與環境目標相結合的全新視野。經濟、環境和道德這三個目標，通常被稱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極為薄弱，人們極度貧困，物質極度稀缺，所以渴求GDP的快速增長，以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但快速發展是建立在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破壞這個基礎之上的，過去的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經濟必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公司必須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經營倫理，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能促進公司形成和諧的經營倫理。
注釋：
{1}賈誼：《新書》，中國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2頁。
（1）促進了企業的管理流程和管理活動逐步規范化、科學化，促使企業的管理水平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2）將企業的資源進行統籌管理，促進了企業各種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了企業各部門利用資源的效率；（3）有效地保持了企業生產經營規模的相對穩定，促進了企業產品質量的不斷提升；（4）使員工的責任心不斷加強，生產積極性不斷提高；（5）使得企業的各項重大費用支出得到有效控制和監督，促進了企業運營成本的有效降低；（6）有效保證了企業年度經營目標的實現，全力推進企業向戰略目標不斷邁進。
二、綜合計劃管理工作的改進與完善
1.進一步提高計劃制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在制定計劃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優化計劃編制程序，規范計劃編制過程，采用更加科學、合理、先進的計劃編制方法。同時，加強對計劃編制人員的專業培訓，提高計劃編制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和專業素養。另外，加強各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充分反映和合理采納各部門在計劃制定過程中所反饋的意見，使企業的計劃目標更加切合公司實際，降低計劃調整的可能性和頻率，從而提高計劃制定的合理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
2.進一步加大計劃執行的監控力度
公司需要進一步加大計劃執行的監控力度，使公司計劃的執行與預算的執行相結合，使公司計劃的執行更具有剛性，從而保證計劃的順利實施和計劃目標的順利實現。計劃的執行應該是剛性的，不得隨意更改和變動，即使出現必要的變動，也應該能夠做出及時的應對措施。因此，企業應該進一步加大計劃執行過程中的監控力度，完善計劃執行的各項監控手段和措施，從而維持計劃的嚴肅性，保證計劃執行的有效性和效率。
3.進一步加強對計劃執行情況的分析力度
公司需要對綜合計劃的執行情況進行及時和詳細的分析，發現計劃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認真分析和查找原因，從而為以后計劃的制定積累經驗，避免類似問題的再次發生。引入和采用更加先進和科學的計劃執行分析工具和方法，使計劃分析的結果更加準確、清晰和全面，從而可以更好地促進計劃管理作用的發揮。
4.進一步完善對計劃執行的獎懲機制
關鍵詞：跨國公司企業文化投資效益
企業文化被定義為企業成員共有的哲學、意識形態、價值觀、信仰、假定、期望、態度和道德規范。在企業追求其市場價值和社會價值過程中，企業文化解釋了企業為什么要這樣做的基本原因。從企業文化這個概念被提出以來，它已經被公認為影響企業組織績效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會影響到企業投資效益（SiehlandMartin，1990；KotterandHeskett，1992）。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越來越多有實力的公司走上了跨國經營之路，成為跨國公司。在實踐中，所有希望通過海外投資來獲取高額回報的跨國公司都面臨著如何解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社會、不同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問題。無視這種差異，而照搬母公司的全套經營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正如戴維•利克斯所說：“凡是跨國公司的失敗，幾乎都是因為忽略了文化差異所招致的結果?！毕喾?，那種完全抹去母公司的一切烙印，一味地迎合當地文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鐕疽环矫嫘枰３帜腹镜慕洜I特色，分享母公司的戰略資源，另一方面更需要盡快融入到當地的本土文化中，實現企業文化的本土化，從經營理念到經營方式都要適應所在國的國情、制度和傳統。無數事實證明，跨國經營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本土化戰略。
近年來，隨著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把投資目的地選擇在中國。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為了加強其設在中國的子公司的市場競爭力，紛紛實施本土化經營戰略，并不斷加快步伐。這一現象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一些學者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對跨國公司在拓展業務方面所面臨的挑戰進行探討，更多學者從本土化給跨國公司和國內競爭伙伴帶來的利弊進行分析。從文獻方面看，國內關于企業文化和本土化問題的探討大多集中在價值判斷和倫理層面。無論是企業文化差異的比較，還是本土化的利弊之辯，其研究思路大體如此。
本文不同于以往關于企業文化簡單價值判斷的邏輯，而把企業文化與企業的生產管理、組織設計、營銷策略、人力資源等各種技術因素視為一類，它們都屬于企業經營中的技術因子。正如企業管理實踐已經反復證明的那樣，企業文化在企業經營中不僅發揮著理念、信仰和道德規范作用，而且是一個能夠帶來經濟效益的技術因子，可以影響和制約企業的投資效益。
對于跨國公司而言，企業文化的技術含量在母公司和東道國之間存在差異。本土化實際上是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在東道國的一種技術轉化。這種轉化必須而且只能通過企業中的“人”來實現。這就是企業文化本土化中的人力資源同化現象。本土化是一個長期、漸進而持續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實施本土化的跨國企業完全不考慮投資的經濟效益，而純粹把本土化作為自己的唯一目標。
文化因子及其特征
企業文化是一種像生產過程中的操作準則一樣可以被企業經營者或員工掌握的實用技術，本文稱之為文化因子。文化因子扎根于企業的管理理念之中。無論人們對企業文化的理解存在多大差距，作為實用技術的文化因子始終與企業經營的核心價值觀聯系在一起。這種核心價值觀反過來又影響著企業的具體決策和經營行為。實際上，所有有實力拓展海外業務的跨國公司都有自己的企業文化，或者說有一種體現在企業經營者和員工身上的文化因子，這些文化因子在許多方面影響著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的行為，比如如何對待顧客，如何確立規范，如何創新等，進而影響到企業的發展。
（一）文化因子的度量
文化因子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可以從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內部凝聚能力、經營標準化能力和全面責任能力等方面加以觀察，如圖1所示。
由于與文化因子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因素具有可測性，因此，文化因子是可以度量的。第一，市場拓展能力的衡量。對待客戶的態度和方式可以看作是衡量企業市場拓展能力的一把標尺。第二，內部凝聚能力的衡量。對待企業內部員工或人力資本的態度和方式又是一把衡量企業內部凝聚能力的標尺。第三，經營標準化能力的衡量。對待產品質量與服務質量的態度和方式可以被看作衡量企業經營標準化能力的一把標尺。第四，全面責任能力的衡量。以負責的態度對待企業財務狀況同時也以負責的態度承擔社會責任，利己又利人，這是企業具備全面責任能力的表現，可以作為衡量企業全面責任能力的標尺。
（二）文化因子的特征
以上四個方面是衡量文化因子這種實用技術的幾個維度。另一方面，對于跨國公司而言，文化因子本身還存在一些可以觀測和評價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是由文化因子作為可操作的實用技術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的，包括：
寄生性。文化因子可以看作企業經營者和員工素質的體現，它不能孤立存在，只能通過企業中的經營者和員工來體現；兼容性。在一個企業組織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文化因子A和文化因子B）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同時共存；滯后性。文化因子的效用只能通過一段時間以后的投資效益來證明，而不能以現有的會計數據直接反映出來；差異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間由于它們的淵源、規則和實踐者（即它們的寄生體或宿主）不同，而表現出很大的差異；可比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事后的效用的不同，它們對投資效益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都是可以相互比較的；長效性。和所有與企業經營相關的技術因素一樣，文化因子也可以產生投資收益，只不過對投資收益的影響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才能發揮比較顯著的效果。
在文化因子的上述幾個特征中，寄生性和兼容性是文化因子的基本存在形式；差異性和可比性是文化因子所以能夠度量的前提條件；滯后性和長效性則是文化因子生命力的表現。對于跨國公司來說，企業文化本土化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母公司與東道國之間不同文化的兼容性。這種文化兼容，使得文化因子得以順利跨越輸出資本的母公司和吸收資本的東道國之間的障礙。
企業經營者和員工都是文化因子的生命載體。其中，企業經營者主要是指企業的投資者或所有者，而企業員工則包括企業管理者在內，它們是企業具體經營決策和經營行為的實施者和執行者。就投資戰略而言，企業經營者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他們是企業文化的倡導者，在他們身上更能體現文化因子對企業經營決策和經營行為的影響力。不過，就一般規模的企業而言，員工在企業總人數中占大多數，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內部凝聚能力、經營標準化能力和全面責任能力都需要通過他們來實現。從這些方面來看，他們是企業文化因子的主要載體。為了研究方便，在本文中，我們把文化因子看作寄生在跨國公司員工身上的一項特定技術，簡稱為“文化因子－技術”。員工掌握了文化因子－技術之后，在投入生產活動過程中，可以發揮更高的效率，從而間接地促使企業經營者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相反，缺乏文化因子－技術的員工將面臨企業的淘汰。借助這個淘汰機制企業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鐕颈就粱制谀Ｐ?/p>
本文假定，跨國公司已經決定將資本投資在中國（東道國），它需要在中國的勞動市場找到能夠實現其投資戰略的具有“文化因子-技術”的員工。由于文化因子的兼容性和差異性，跨國公司內部需要在母公司企業文化和東道國企業文化之間尋找一種和諧共存的機制，這種機制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因子。
許多來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并不是選擇一步到位的方式來實施企業文化的本土化，而是采取分步到位的本土化策略，讓不同文化因子分期進入。假定在一個投資周期中，跨國公司的本土化分兩期進行：第一期，企業文化主要是母公司文化，可以稱之為“文化因子-技術A”；第二期，企業文化由母公司文化向東道國文化轉化，即本土化，本文稱之為“文化因子-技術B”。在本土化過程中，寄生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文化因子與跨國公司的投資收益情況在不同時期將有不同表現。
（一）第一期
t=1，跨國公司實施母公司企業文化，本土化還沒有提上日程。這時期，跨國公司的文化因子與其投資收益情況如下：
1.跨國公司在本國雇用員工，將他們外派到公司投資目的地中國。由于人力資源缺乏，跨國公司外派員工未必都很熟悉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如果他們對母公司企業文化很熟悉，則可以認定他們掌握了“文化因子-技術A”；不熟悉者，自然就不具備這種文化技術素養。假定那些來自本國而沒有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在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項目的勞動可以創造的收益為R，而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所創造的收益就是r+ΔA，且ΔAf0。顯然，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能夠創造更多投資收益。
2.如果跨國公司鼓勵邊干邊學，那些已經受雇而沒有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本國員工就可以通過個人努力來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素養，并最終成為“文化因子-技術A”的擁有者。假定他們的努力水平為a∈[0,1]，則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概率為s-(1-s)a，其中，s是當a=0時本國員工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自然概率。
3.在人力資源比較充裕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某種甄別技術來識別那些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假定跨國公司不允許外派員工出現濫竽充數的情況，那么，對于那些即使通過努力也無法掌握“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企業將不得不淘汰他們。因此，在這個時期，跨國公司通過淘汰機制確保那些來自本國的員工具備企業所要求的文化素質。
（二）第二期
t=2，跨國公司實施企業文化本土化。這時期，跨國公司文化因子與其投資收益情況如下：
1.跨國公司在投資目的地中國雇用本地員工，這些中國員工可能熟悉跨國公司業務又熟悉當地情況并擁有“文化因子-技術B”，也可能不具備這一文化技術素養。假定那些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中國本地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為R，那么，那些擁有“文化因子-技術B”的員工（或者稱本土化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為r+ΔB，且ΔBf0。
2.跨國公司實施企業文化本土化的前提條件是本土化較之非本土化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掌握“文化因子-技術B”的本土化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大于擁有“文化因子技術A”的母公司員工創造的投資收益，即r+ΔBfr+ΔA。或者ΔBfΔA。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來自母公司的員工可能有一部分將要被本土化員工所取代。
3.在這個時期，由于人力資源比較充裕，跨國公司對于母公司員工和本土化員工都有較大的選擇余地，因此，就業競爭促使所有希望獲得工作崗位的員工在入職前就應該完善自己的職業技術條件，而不是在入職以后再通過自己努力來提高其文化技術素養。這樣，通過勞動力市場的就業競爭，跨國公司將能夠獲得它所需要的本土化員工，從而實現企業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
4.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的差異程度。假定跨國公司能夠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和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員工。找到前者的概率是Pr[Am]=s，找到后者的概率是Pr[Bm]=s+(1-s)sμ。其中，s是員工入職前已經具備企業所需要的文化技術素養的概率，μ是衡量跨國公司母公司文化與本土化文化相近程度的參數。如果μ的值較大，則意味著兩種文化較為接近，此時，母公司員工也能在本土化文化中表現出色；相反，如果μ的值很小，則意味著兩種文化差距太大，母公司員工將不能適應本土化文化。
為了方便起見，假定每個員工入職后都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工資w，那么，跨國公司在華投資要達到效益最大化目標，必須使每個員工創造的收益大于其工資成本，即使不具備文化因子-技術條件的員工也不例外。因此，跨國公司雇用的員工創造的收益必須滿足最低條件rfw。在此前提下，那些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本國員工和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中國員工自然能夠為跨國公司帶來更多投資收益。
跨國公司本土化的條件
跨國公司的本土化必須服從和服務于其投資策略，而不是相反?？鐕緦嵤┍就粱瘯r，對于母公司文化向本土化的轉化從來都不是盲目進行的，而是以企業的戰略利益為導向的。
首先，本土化并不意味著跨國公司放棄其從母公司所傳承下來的企業文化，它所放棄的僅僅是那些不利于實現其戰略利益的文化技術形式。其次，本土化也不意味著跨國公司迎合東道國的社會文化傳統，它只是利用東道國的便利條件和比較優勢來達到最大化其投資收益的目的。最后，本土化也不意味著跨國公司接受東道國的經營理念和經營哲學，它所奉行的仍然是母公司的經營理念和經營哲學。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跨國公司寧可把本土化看作是其母公司的企業文化向東道國的一種“技術轉化”，這種轉化的范圍和深度完全取決于企業的投資策略。
根據前面的假定，本土化員工之所以受器重，是因為他們承載著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向東道國轉化的“文化因子-技術B”，而且，ΔBfΔA，他們所創造的投資收益比單純擁有“文化因子-技術A”的母公司員工要多。假定跨國公司以同一標準支付每一個員工的工資，無論是來自母公司的員工還是當地員工，他們得到的工資都是w，而且除非被雇用，否則他們的工資為零。那么，一個母公司員工給企業創造的凈收益為(r-w)+ΔA，而一個本土化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r-w)+ΔB。所有母公司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其中，N是母公司員工總數；所有本土化員工創造的凈收益為，其中，M是本土化員工總數。
本土化也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跨國公司企業文化轉化過程中所涉及的所有領域，特別是人力資源方面。
跨國公司的目標是要追求更多的投資收益，本土化戰略也要服從這一目標。因此，本土化的實施必須獲得超過其成本的收益。假定跨國公司實施本土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為C，從員工本土化中獲得的總收益為R，則跨國公司本土化策略的必要條件是：
R-Cf0
或者，
上述必要條件是顯而易見的。只有滿足這一必要條件，跨國公司才會采取本土化策略。另一方面，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跨國公司也不得不實施本土化，否則就有可能在競爭中失去優勢地位。
跨國公司本土化優勢與投資效益
從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實踐來看，本土化的優勢是中外不同文化因子在企業經營中的比較、適應和選擇中表現出來的。具有比較優勢的文化因子必然能夠帶來更好的投資收益，因而更符合企業經營者（投資者）的利益。
在跨國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中，跨國公司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的具備“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的概率為Pr[Am]=s，包括在本土化第一期通過自己努力獲得“文化因子-技術A”的員工[其概率為s-(1-s)a]在內，具備母公司文化背景的員工在企業中所占比例為：
LA=Pr[A]+Pr[A]×Pr[Am]
=s+(1-s)a+(1-s)(1-a)s
=s(2-s)+a(1-2)2
如果跨國公司不采取本土化策略，而是完全依靠母公司員工以及母公司文化，那么，到第二期，跨國公司的總收益為：
ΠA=(R-w)+LAΔA。
如果跨國公司采取本土化策略，它在勞動力市場中找到具備“文化因子-技術B”的本土化員工的概率為Pr[Bm]=s+(1-s)sμ，而母公司員工和本土化員工在企業所占比例為：LB=s+(1-s)sμ+(1-s)2sμ+a(1-s)3μ?？鐕镜目偸找鏋椋害癇=2(R-w)+[s+(1-s)sμ+LB[2-s-(1-s)sμ]ΔB。
根據ΔBfΔA的假定，顯然，ΠBfΠA，本土化給跨國公司創造的投資收益更大。如果把本土化員工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考慮在內，修正跨國公司對本國員工與本土化員工的同工同酬假定，那么，本土化的投資效益將更加明顯。
結論與展望
解決我區群眾體育發展問題的對策及辦法是對體育公司發展的具體要求
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宣傳，加大對群眾的宣傳力度，在宣傳過程中要講實效性，落實到實處。比如開展一些大眾的健身宣傳、聘請有關資深的社區體育指導員或者教練員進行體育鍛煉有關的講座；普及各種鍛煉知識，政府加大投資力度，為每個社區聘請社區指導員或者教練員，直接面對面的指導鍛煉方法；通過多媒體教學的方式進行指導和宣傳；利用周末的群眾比較集中的地方進行有關健身手冊的發放，可以免費贈送一些體育健身的光碟；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宣傳，媒體或者網絡。通過宣傳要達到讓更多的人來參加體育鍛煉，營造“我運動，我快樂”的和諧氣氛，從而達到全民健身的目的。完善和規范體育組織全民健身要走社會化全面化的道路，這就要求社會各界如政府、社區、學校等共同參與其中，使全民健身更加完善；通過建立各種社區的必要設施、政府大力支持個體經營的健身會所，在重點區域建立體育指導中心，發揮各部門的管理職能；對社區的健身器材進行全面更新以及維修合理利用有效資源；政府有效集中社會、學校的有健身指導能力的人員，并對這些人員加大培訓深度，并針對農村體育相對薄弱的環節進行全面改革，大力培養農村體育健身指導員，加快農村體育的發展。我區力爭在大型體育場館、設施上有更大的突破我區較大規模的體育設施場館較少，大型體育比賽的承載能力還較弱。針對這一薄弱環節，我區政府還需要利用有效資源的基礎上緊跟國家政策，在發展內需、各市、城鎮打力發展的機遇下，積極爭取更大的資金注入。加強政府的職能功能，充分利用有效社區資源，大力開放更多的場館以及體育設施，讓這些社區，學校的資源充分利用，讓更多的人參與到體育鍛煉中來，從而更好的實現全民健身，使得全民健身不在是一句口號。規范指導，打造我區品牌體育項目群眾追求科學的鍛煉越來越強烈[3]，首先要求我們這些體育指導員、教練員的水平要不斷的提高，業務水平要不斷的加強；其次通過對群眾的科學指導，爭強他們要如何自我鍛煉，自我評價的能力，并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來選擇更適合自己的鍛煉方法及項目。社會各界大力支持我區傳統體育項目，努力打造我區龍頭體育——龍舟隊，龍舟隊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曾經代表我區、我市參加省級比賽，并取得優異成績。這是我區的驕傲，我們不僅要發展，而且要更好的發展，努力打造我區龍頭品牌。我校體育教師隊伍是體育策劃公司內在的優越條件我高校體育教師可謂是人才濟濟。王老師：渝州大學體育系畢業、體育教育專業。健美操：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足球：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某健身俱樂部董事長兼教練。高老師：成都體育學院體育系畢業，社會體育專業?；@球：國家一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游泳：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羽毛球：國家一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國家一級社區指導員。某健身會所游泳教練。羅老師：成都體育學院體育系畢業，體育教育專業。乒乓球：國家一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唐老師：成都體育學院體育系畢業，體育教育專業。藝術體操：國家一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健美操：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某健身會所瑜伽教練。謝老師：陜西師范大學體育系畢業，體育教育專業。田徑：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體操：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我們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第一是由以上教師組成團隊，這就解決了專業的策劃。第二，學校的場館也很齊全，有體育館，室外籃球場數個，標準橡膠田徑場一個，內設足球場。第三，我校王老師，自己組建了第三產業，而且發展成為當地目前最大，設施最齊全，教練最完善的健身俱樂部，體育策劃公司就設立在該俱樂部。
策劃公司
在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中，配股和增發新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資的主要方式。近日，中國證監會的《上市公司新股發行管理辦法》和《關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發行工作的通知》，對配股和增發新股政策進行了重新規范，進一步降低了配股和增發新股的財務指標要求，提高了配股和增發新股的市場化程度。隨著上市公司配股和增發條件的寬松、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市場中出現了上市公司積極申請再融資的狀況。2001年6月14日國務院了《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其中規定：“減持國有股主要采取存量發行方式，凡國家擁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公司)向公眾投資者首次公開發行新股和增發股票時，均應按融資額的10％出售國有股?！边@樣，增發新股又與國有股減持直接聯系起來。在當前國有股股東普遍放棄上市公司配股權的條件下，配股和增發新股本身都能夠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即流通股比例的相對上升和非流通股比例的相對下降。
一、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現狀及其再融資特征
1．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現狀
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是在國有企業公司化框架下進行的，按照這一改革框架，大批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國家對股份公司的所有權按照所有者的性質進行了劃分，分為國有股、法人股和社會公眾股，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都屬于國有股權。國家對國有股和法人股有明確的規定，即要保證國家股和國有法人股的控股地位。為保持上市公司的國家控制權，作出了國有股暫不上市流通的初始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保證國有股控股地位的同時，也造成了中國股市的二元結構，即純粹市場化的流通股市場和非市場化的國有股市場。截至2000年12月31日，滬深股市發行的總股本已達3709億股，市價總值已達48473億元。但是，滬深股市的流通股僅為1329億股，占股本總額的35．8％，有2380億的國家股、法人股和其他少量內部職工股、轉配股處于沉淀狀態，占股本總額的64．2％；流通股市值僅為16219億元，占市價總值的33．46％，非流通股票市值高達32254億元，占市價總值的66．17％。在非流通股份中，國有股所占比例超過80％。
我國向國有股傾斜的制度安排，導致了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呈畸形狀態。上市公司股份過度集中于國有股，使得其難以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結構。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仍然是國有企業原來的上級主管部門或企業，對大股東負責實際上是對國有企業原來的上級行政主管部門或企業負責；又由于這種持股主體是一種虛擬主體，它對上市公司經營者的監督和約束缺乏內在動力，上市公司的經營體制出現向國有企業復歸的現象。另外，由于上市公司股權的流動性不同和持股集中度不同，導致了“同股不同價”和“同股不同權”的情況。為了使上市公司建立起合理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管理績效，股權結構的調整有其必要性。
2．特殊股權結構下的上市公司再融資
資本結構理論認為，融資方式的選擇受資本成本影響。對債務融資而言，債務資本成本與債權人所要求的收益率相關；對股權融資而言，股權融資成本與股東所期望的收益率相關。在資本市場發達國家，公司的管理層受到股東的硬約束，經常面臨分紅派息的壓力，股權融資成本并不低，而且由于債務的避稅作用，債務成本往往低于股權籌資成本。它們的實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一般先使用內部股權融資(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債務融資，最后才是外部股權融資。我國上市公司雖然也表現出優先使用內部股權融資的傾向，但是，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特殊股權結構和國有的控股股東普遍不到位的現象，已經嚴重削弱了股東對經理層的約束，導致經理層過分追求對資本的控制權，其結果必然是上市公司對股權再融資有明顯的偏好；再加上上市公司沒有分紅派息壓力，外部股權融資成本即成為了公司管理層可以控制的成本，所以我國上市公司一般將國內債務融資的順序排列在外部股權融資之后。前幾年，由于新股增發比配股審批困難，配股自然也就成為了上市公司再融資的首選方式。1998—2000年深滬市場A股籌資規模的統計數據，清楚地顯示了近幾年配股融資和增發新股在我國資本市場籌資中所占的地位。
資料來源：深交所巨潮資訊網。
雖然我國上市公司熱衷于配股、增發與其特殊的股權結構有關，但是反過來，配股和增發也會影響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配股和增發導致的股權結構變動程度如何呢?我們通過下面的實證分析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二、上市公司再融資與股權結構變動的實證分析
1．上市公司配股融資與股權結構變動的實證檢驗
從理論上講，配股是向公司的原有股東按照其持股比例發行股票，如果全部股東都全額認購，上市公司的股權比例不會發生變動。但是在我國證券市場中，上市公司的國有股股東往往會放棄配股權。因為在國有股股東配售的股份仍是非流通股份的情況下，國有股股東若與流通股股東按照相同的價格配股，容易造成股東資金的沉淀，其結果自然是國有股股東不愿意參與配股；再就是有的國有控股股東在發起成立股份公司時，已經將資產全部投入，配股時根本無力參配。而在非流通股股份普遍放棄配股權的同時，流通股的配股往往由券商進行“余額包銷”，所以一般都能夠全額參配。在這樣的條件下，勢必造成上市公司流通股股份的相對上升和非流通股股份的相對下降。
2000年滬市上市公司中實施配股的有82家，在此其中只有13家公司國有股股東實現了全額參配，其余69家公司的國有股股東均部分或全額放棄了配股權。我們對這69家公司配股前后流通股占總股本比例的變動情況進行了考察，以分析國有股放棄配股權對股權結構變動的影響情況，并進行了公司配股前后股權結構變動的配對T統計檢驗，以查明這些公司在配股前后股權結構變動是否顯著。
結果表明，由于持有非流通股份的股東放棄配股權，使得這些上市公司流通股占總股本的比例相對上升，平均上升了5．1％(即0．405—0．354)；與此相對應，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平均下降了5．1％；進一步，配對樣本檢驗結果也顯示配股前后股本結構變動顯著(顯著性水平為0．001，雙尾檢驗)。
2．上市公司轉配股與股權結構變動的實證檢驗
轉配股是上市公司在配股時，國有股或法人股股東將配股權轉讓給社會公眾股股東，由社會公眾股股東認購的股份。而放棄配股則是指國有股、法人股股東既不參與配股，又不將配股權轉讓與他人的情況。原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于1994年4月5日發出的《關于在上市公司送配股時維護國家股權益的緊急通知》規定：（1）有能力配股時不能放棄，以防持股比例降低；(2)在不影響控股地位時，可以轉讓配股權；(3)配股權轉讓的限制及通過購買配股權認購的股份的轉讓辦法，均按照證券監管機構的規定執行。中國證監會于1994年10月27日頒發的《上市公司辦理配股申請和信息披露的具體規定》指出：“配股權出讓后，受讓者由此增加的股份暫不上市流通?！?/p>
轉配股這種做法在1995—1997年間最為集中，1998年停止。由于國有股、法人股股東轉讓配股權后，轉讓的部分不得上市流通，因此，隨著上市公司送股、轉股和配股的實施，待處理轉配股的總數逐漸增大。我們對96家轉配股的滬市上市公司由于轉配而導致的股本結構變動進行了統計分析，從中能夠看出轉配股份對股權結構的影響程度。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證券報》公布相關數據整理。
結果顯示，轉配股使非流通股份(國有股和法人股)占總股本的比例平均降低了9％(即0．59—0．68)，配對樣本的T檢驗表明轉配前后股本結構變動顯著(顯著性水平為0．00，雙尾檢驗)。從股權結構角度分析，我們認為上市公司的配股權還是允許轉配為好。這是因為，在允許轉配的情況下，股權結構的變動程度要明顯強于僅僅是放棄配股的情況；進一步分析，如果允許將配股權轉讓給其他機構投資者，將對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優化極為有利。
3．上市公司增發新股與股權結構變動的實證檢驗
增發新股是上市公司除配股之外的另一種再融資方式，近兩年來越來越多的滬深上市公司增發了A股。1998年5月，太極實業、申達股份、上海三毛、龍頭股份和深惠中5家紡織業上市公司開創了增發A股的先河，之后，新鋼釩、上海醫藥相繼增發。1999年，上菱電器、深康佳、真空電子、東大阿派幾家電子類上市公司也完成了增發，并且在發行方式上進行了創新。2000年，吉林化工、深招港、江蘇悅達、風華高科、托普軟件、南通機床等公司進行了增發。到2000年底，實施增發的上市公司已經達到了35家。增發新股與配股的區別在于前者面向所有投資者，后者只面向公司現有股東。增發新股的對象主要是社會公眾，既面向公司現有股東也面向所有新的投資者，在1999年的增發中，還引進了戰略投資者的概念。
三、上市公司再融資與股權結構優化的理論分析
1．上市公司通過再融資優化資本結構能夠實現國有資本的退出
有數據表明，目前上市公司處于絕對控股地位的大股東有56％是國有股股東。由此看來，國有股比例過高與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策導向確有相悖之處。在國際資本市場上，作為上市公司主要發起人的企業通?？梢杂?0％～30％的資本調動、支配70％～80％的其他資本，而我國資本市場中國家用62％的國有資本僅調動38％的社會資本，這是很大的資源浪費。目前上市公司國有股主動放棄配股或將配股權轉讓，以及上市公司增發新股，既是相對降低國有股比例的有效途徑，也為上市公司進行國有股回購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還能夠引進新的戰略投資者。實證分析表明，放棄配股、轉配、增發新股公司的股權結構都會發生變化，變化的幅度為5％～10％不等，按照我國公司現有的股權結構，國有股占較大比例的公司應能經得起兩次以上這樣的“沖擊”。另外，對于國有資本擬進行戰略性退出的上市公司來講，上市公司利用配股和增發的資金進行國有股的回購或配合增發新股直接出售部分國有股，將國有股的比例降至30％左右甚至以下，保持相對控股地位，應該是一種較為理想的退出方式。
2．上市公司通過再融資優化資本結構能夠使公司治理機制更加有效
不同的股權結構對公司治理機制作用的影響是不同的。首先，就權的競爭而言，股權集中程度有限或大股東僅處于相對控股地位，其他股東就有能力影響公司的重大決策，致使經營能力低下、經營業績不佳的經理得以更換。其次，就監督機制而言，對于有相對控股股東的公司來說，股東具有對經理進行有效監督的優勢，在經理是相對控股股東的人的情況下，其他大股東也會因其具有一定的股權數量而具有監督的動力。從當前的情況來看，部分上市公司通過再融資來引入其他戰略投資者，或利用募集到的資金進行股權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實現國有股持股比例相對降低，由絕對控股股東變為相對控股股東(筆者認為控股比例在30％左右較為理想)，對于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和治理效率的提高是有利的。
3．上市公司通過再融資優化資本結構能夠實現股權激勵
上市公司公布的年報資料顯示，上市公司董事中有近40％零持股，總經理中有20％左右零持股；即使有的董事、經理持股，平均持股量也很低。不可否認，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者(為數不少是董事長兼總經理)對公司負有重大的責任，這樣，如何克服經營者與眾多股東利益不一致的現象，如何避免決策行為的短期化，就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的重大問題。學術界普遍認為，股權激勵的辦法能使經營者處于類似股東的地位，可以促使他們著眼于股東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一些基本的制度問題還沒有解決好，使得對管理層的股權激勵制度在推行中遇到一些障礙，而其中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沒有符合法規規定的股票來源。如果上市公司利用企業資金從二級市場購買本公司股票，會與《公司法》中“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股票”的規定相抵觸；如果不能從二級市場購入實施經營者持股所需要的股票，公司只能將發起人持有的股權轉讓給經營者，這又會與《公司法》中“發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內不得轉讓”的規定相矛盾；如果在激勵制度中使用非流通股份，則又會由于股票不能在市場上變現、經營者不能得到實際利益而大大降低激勵效果。
四、結論與建議
1．對我國上市公司來說，通過再融資實現國有股的相對減持能夠達到預期目的。在上市公司再融資過程中實現資本結構優化的設想，對于國有股股東持股比例較高的我國上市公司是適宜的。我國上市公司在配股過程中，可以通過國有股股東放棄配股權、轉讓配股權等方式使國有持股比例進一步降低，通過增發新股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這樣，上市公司在再融資目標實現的同時，也使股權結構得以優化，可謂一舉兩得。進一步，我們還認為，再融資過程中的機構投資者參與、投資者素質的提高等因素，有利于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變動后管理績效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