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3 11:23:0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國際金融貿易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關于東亞成功經驗的研究性文獻經常強調動態比較優勢和資金獲取較便捷二者之間的聯系。關于貿易和產業政策的相關文獻認為，東南亞國家運用選擇性的信貸配給，以實現其貿易和產業調整目標，比一般地實行貿易保護和外匯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過金融發展來動員和利用資金，不但會影響經濟增長，同時也會影響到一國的國際貿易。Rhee(1989)也強調了金融對于貿易的重要性，因為出口商必須獲得必要的貿易融資才能完成出口訂單。所以，不論是出于拓展金融發展理論、貿易理論的需要，還是出于對東亞經濟成功經驗的分析，我們都有必要對金融發展與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
然而，在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往往不是直接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經過了一個中間環節——金融約束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干預。本文的目的是針對金融約束階段的戰略特征，來研究金融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的影響。由于韓國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代表性國家，我們以韓國為例來進行這個問題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與金融約束
金融發展理論是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兩位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于1973年創立的。在那一年，他們分別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和《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注：這兩本書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聯書店于1988年出版。）從此，“經濟發展理論和貨幣金融理論兩股巨流終于交匯融合起來”。（注：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譯者序。》）他們在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論斷，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欠發達歸咎于金融抑制。他們指出，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和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從而出現了對儲蓄和外匯的過度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對儲蓄和外匯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這導致尋租盛行，有限的資源無法得到有效利用。總之，該戰略會中止或嚴重妨礙經濟發展的進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應的新戰略——金融自由化戰略——則會不斷地促進經濟發展。
麥金農和肖認為，要發揮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應放棄他們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內容是“促進實際貨幣需求的增長”。為此，就必須取消不恰當的利率限制，讓銀行等金融機構有權提高存貸款的名義利率，保證貨幣資產的實際收益為正數，以此來吸收儲蓄，優化投資結構。另一個重要步驟就是放松匯率限制。金融深化的進行還包括財政政策的協調，放松對金融業務過多的限制，允許金融機構之間開展競爭等方面。麥金農和肖指出，推進金融深化戰略將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因為存在著金融深化的四個效應，即儲蓄效應、投資效應、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
麥金農和肖理論的提出，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大意義，金融發展理論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不容低估。麥金農和肖的金融發展理論在上世紀70年代問世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韓國、阿根廷、馬來西亞和我國臺灣省）受其影響，進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實踐。但迄今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陳觀烈，1988；赫爾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尚不具備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條件（赫爾曼等，1998）。一個金融發展水平很低的國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場模式是難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實行自由化的國家頻頻發生經濟危機。
鑒于此，赫爾曼等(1998)經濟學家認為從金融抑制一下子過渡到金融自由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可能是不現實的，應該有一個過渡階段。他們吸取了信息經濟學的成就，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于上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金融約束政策可以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金融約束理論的提出者認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租金在減少與信息相關、妨礙完全競爭市場的問題方面，能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特別是，租金誘導民間部門當事人增加在純粹競爭的市場中可能供給不足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對投資進行監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準備條件。
所以，在經濟處于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以及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政府要對存貸款利率進行控制，同時限制市場準入。通過對存貸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場準入，不但可以動員經濟中的儲蓄，避免因競爭而導致的社會資源的浪費，穩定金融體系，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另外還要實行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
隨著金融深化，尤其是隨著金融部門資本基礎的加強，這些干預應逐步放松，經濟將轉向更傳統的“自由市場”模式。所以赫爾曼等(1998)指出，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發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的方向邁進而進行調整。金融約束的最優水平——用干預的強度和廣度來衡量——將隨著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爾曼等(1998)研究者認為：“金融約束使更多的項目可從正式的金融中介獲得融資，從而對投資資金的配置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預資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討論定向信貸和產業政策。”采取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政府一般對貸款的使用加以干預，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干預的方式和資金重點投放的行業也不同，這反映了政府的經濟目標。正是如此，金融約束對經濟發展水平和結構、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就產生了影響。當然，本文僅僅探討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所產生的影響。在實行金融約束戰略的國家（地區）中，韓國被認為是實行金融約束戰略比較成功的國家。所以我們以韓國為例進行分析。
二、韓國金融約束下的信貸自選擇機制
韓國在上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這可從韓國政府對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等方面判斷出來。韓國政府對信貸使用的干預有其理論基礎；在對出口行業的信貸支持上，韓國實行的是自動信貸配給制，我們隨后將會看到，這種制度有力地促進了韓國出口的增長和出口結構的轉變。
1.韓國20世紀6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發展戰略的判斷
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了對金融的控制：它國有化了商業銀行，修正了中央銀行法案，使韓國銀行從屬于政府。1965年實施了利率改革，把銀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銀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場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儲蓄，并且使資金從不受規制的非正式部門轉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銀行部門。由于這個原因，政府能夠提高它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場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趙潤濟(1998)在對韓國的一項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結論：“韓國（20世紀）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說是一種金融約束”。
在上世紀60-70年代，韓國的銀行部門獲得了租金。這些租金的獲得主要來自于四個方面：第一，來自于政府規定的存貸利差；第二，來自于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低息貸款，在整個1960年代，中央銀行為商業銀行提供的信用占商業銀行貸款總規模的20-30%（趙潤濟，1998）；第三，來自于對商業銀行準備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來自于銀行領域的進入限制。
與此同時，經濟中的其他部門也獲得了租金。商業銀行信貸主要被用于優先發展的部門。在上世紀60年代是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對于這些部門的貸款，政府都規定了較低的利率，以保證這些部門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還允許商業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借款進行擔保，由于國內利率高于國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門通過對民間部門國外借款的批準，來保證國外信貸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另外一種補貼方式是為出口提供貼現，以補充在發展中國家還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許多融資機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韓國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實際利率為正；在金融部門和產業部門創造租金；同時對信貸的使用加以廣泛的控制——這一切表明，對金融部門的干預是相當廣泛的。籍此我們可以認為，韓國在60-70年代實行的是金融約束戰略。
韓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計劃減少對信貸市場的政策干預，但是，在實踐上它不得不繼續介入以重新構建陷入財務困難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貸項目主要集中于社會項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們對韓國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影響的分析僅限于20世紀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內。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金融政策趨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為該時期的信貸政策也與60-70年代不同，當時的信貸政策是以促進出口和工業化為目標的。
2.政府干預信貸的理論基礎
在一個信息完美且沒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沒有必要對金融機構的信貸加以干預。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信貸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貸配給起因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起因于監控和證實成本，起因于合約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幾個理由，政府需要對信貸市場進行干預。
使用信貸安排的一個理由是，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外部性，市場失靈和協調失靈會造成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存在差異（趙潤濟，1998）。如果政府不對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與補貼，顯然會導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經濟活動供給不足。
第二個理由在于，商業銀行發放的長期貸款過少，這不利于企業成長。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國家，商業銀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長、風險大的項目融資，即使它們有更高的總體收益。這會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這樣一來，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里，政府若對銀行信貸采取適當的干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商業銀行自發提供長期信貸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對于信貸安排的第三個可能的動機來自于政府在信貸供給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較優勢。政府可能在項目甄別上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機構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監控和證實結果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由于政府實體比金融中介機構可能具有的相對高的組織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約成本（由于政府擁有稅收和政策權力）（Vittas和Cho,1995）。
3.韓國的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自動信貸配給制
在樸正熙總統執政時期(1961-1979)，韓國采取了一項信貸配給制度——自動信貸配給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據出口業績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是這樣一種制度：政府確立游戲規則，規定每一個企業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貸的多少和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出口業績相聯系——出口業績越好，則它可自動獲得的無抵押補貼貸款就越多。這種制度的建立對于韓國推動出口部門的快速擴張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Hong(1998)認為，韓國出口導向增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這種信貸配給體系。
韓國的自動信貸配給體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對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說過的政府干預信貸的理由之外，還由于以下兩個原因：（注：Hong:(1998)。）
(1)該自動配給體系可減少官僚和政治家對信貸分配的干預。政府對商業銀行信貸廣泛的配給和干預，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實現產業目標和經濟目標；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對信貸的干涉。這種干涉使得信貸不一定被配置到能產生最大化社會或經濟收益的地方。在自動信貸配給制度實行時期(1961-1979)，任何企業家都能通過采取出口相關的活動自動獲得短期銀行信貸。出口部門企業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創新，而不必過多地考慮和官僚、銀行官員打交道，一個國家的潛在企業家才能能被調動起來用于出動，這樣就提高了資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韓國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選擇問題，節省調查成本。
在韓國根據公司出口業績進行信貸配給的體制下，有希望的企業家不只被金融體系所評價，同時也被國際市場上的成本－質量競爭的自然選擇過程所評價（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據公司出口業績的信貸配給體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選擇問題。也就是說克服了韓國金融機構落后，不能對貸款申請者的項目進行正確評價的問題，使得儲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資項目。由于貸款是自動配給，對于在出口市場上有創新活動的企業家可以自動得到貸款，同時也節省了調查成本。
三、金融約束與國際貿易
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大量創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為非常普遍，但獲得租金的部門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部門和政府優先支持的部門獲得了租金。通過自動出口信貸配給制度，60年代出口部門獲得了租金，70年代在繼續實行該制度的同時(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業的發展（Vittas和Cho,1995；趙潤濟，1998）。通過信貸干預，政府得以影響韓國的貿易結構和水平。
據趙潤濟(1998)測算，金融部門（通過銀行貸款）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在1968-1969年平均為5.55%，在1970-1979年平均為7.65%，在1980-1983年平均為9.95%。（注：租金＝信貸總額×（場外市場利率－銀行貸款利率）。轉引自趙潤濟(1998)。）這說明，由銀行貸款分配產生了大量的租金給政府優先支持的行業。
除了出口企業從銀行獲得信貸資金外，1966年韓國的《外資引進法》還允許國有銀行為民間部門的國外借款進行擔保。政府通過對企業國外借款的擔保使國外貸款有選擇地用于支持產業政策目標。與國外貸款相聯系的租金數額十分巨大。據趙潤濟(1998)估計，20世紀60-70年代，該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間。
租金被創造出來后，在20世紀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門，以推動韓國出口行業的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除繼續支持出口部門外，主要用于重化工業。由于重化工業的發展也對出口有影響，所以我們的分析也把上世紀70年代包括在內。
在出口推動中，由出口信貸計劃提供的信貸占銀行信貸總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間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對出口信貸的利率補貼數額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間，出口信貸利率比普通貸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還包括其他各種信貸計劃（如出口業設備基金），以及與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導相一致的其他優惠信貸配給。在韓國出口業擴張時期，信貸補貼構成了出口補貼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達到了最高峰，當時，利率補貼占出口總額的2.3%，遠遠高出同年1%的財政補貼。（注：這些數值轉引自趙潤濟(1998)，第251-252頁。）由出口信貸所產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額見表1。
表1由出口信貸產生的租金（10億圓，%）（韓國）
年份出口信貸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釋：a.年末貸款余額。
b.利息差＝場外市場利率－出口信貸利率。
銀行信貸被優先分配給重化工業的比重從上世紀70年代起不斷上升。1970年，在制造業內部，重化工業得到了國內銀行信貸總額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業所得到的信貸額上升到32.1%。對國外貸款的分配也是信貸支持總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間，制造業獲得了國外商業貸款總額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業。在1970年代，巨額的信貸支持使得向重化工業進行大量投資成為可能。（注：趙潤濟(1998)，第254-255頁。）
韓國的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由表2我們可以看出，韓國1960年代的制造業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而出口增長率又大大高于制造業增長率，達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額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與此同時，制造業占GDP份額和貿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業及出口結構變化。從1970年到1979年，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產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額的提高更是驚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韓國1970年代工業和出口結構變化（百分比）
制造業在GNP中的份額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份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額重化產品在制造業出口中的份額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韓國1961-1981年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幾個關鍵年份出口構成的變化。通過該表我們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制成品和機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機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這兩類產品的出口比重上升還是比較大的。這說明，韓國對出口的信貸鼓勵不但促進了出口，而且還改變了出口的構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國的信貸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韓國出口構成變化（占總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機器1.83.16.710.9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由于20世紀60-70年代實行的自動信貸配給制，韓國的信貸及租金許多流向了出口部門——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門外，政府還重點支持了重化工業的發展。很明顯，如果沒有政府對信貸分配的干預，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結構的迅速改變都是不可能的。這說明，在韓國所采取的金融約束戰略下，金融發展可以顯著影響國際貿易的水平和結構。
四、結論和簡要評價
金融約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個階段。在金融約束階段，政府在金融部門和優先發展的部門創造租金，并且對信貸的使用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會影響到該國產業和出口的發展。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信貸是有經濟學根據的。Hong(1998)在對韓國金融發展的研究中認為，“的確，在象韓國這樣的國家中，信貸配給是實施出口推進戰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認為，和出口業績相聯系的自動信貸配給制比較成功地推動了韓國的出口。使用韓國20世紀60-70年代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證實了這一點。這說明，在實施金融約束戰略的經濟體里，信貸政策會影響到該國的國際貿易水平和結構。
但是，必須明確認識到，金融約束的作用不應該被過分夸大。因為在金融約束論中，租金創造的效率和收益的產生有許多前提，比如居民對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對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這些條件在現實中不一定能被滿足。即使可以被滿足，政府對銀行業競爭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證銀行業（比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過干預信貸的確能影響貿易的增長和結構的改善，但是，這種增長和改善是不是以犧牲其它部門的發展為代價的，或者說是不是一種低效益的增長，現在還不十分明確。
對這種戰略的另一個顧慮是：政府干預金融的優勢取決于政府的動機和效率。政府并不總是“做正確的事情”，即使它們有一些比較優勢。政府對信貸配給的干預常常引起尋租、腐敗和擠出(crowdingout)，而非尋求有效的工業項目。在以政策為基礎的借款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尋租行為破壞政府政策的增長目標（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約束在本質上是一種溫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貸款利率和限制銀行業進入等），它有可能會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國際貿易的扭曲。即使不會倒退到金融抑制狀態，政府中掌握體制運作的官僚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約束的經濟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將其長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們應該以理性的態度看待金融約束對國際貿易所產生的影響。
【參考文獻】
1.陳觀烈：《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中譯本序，《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
2.赫爾曼、穆爾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約束：一個新的分析框架》，載于青木昌彥、金瀅基和奧野－藤原正寬主編：《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3.麥金農：《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
4.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
5.趙潤濟：《韓國的政府干預、租金分配與經濟發展》，載于青木昌彥、金瀅基和奧野－藤原正寬主編：《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6.Baldwin,R.,1963.Exportstechnologyanddevelopmentfromasubsistencelevel,EconomicJournal,73,PP80-92.
7.Beck,T.,2002.Financial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istherealink?,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57,PP107-131.
8.Cho,E.,1999.TherepublicofKoreaandexportledgrowthpolicy,SocialScience,November.
9.Hong,W.,1998.Financingexport-orientedcatching-upinKorea:credit-rationing,sustainedhighgrowthandfinancialchaos,InternationalEconomicJournal,Volume12,Number1,Spring.
10.Keesing,D.,1974.Incomedistributionfromout-ward-lookingpolicies,ThePakistanDevelopmentReview,13,PP188-204.
11.King,R.G.andLevine,R.,1993.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growth:Theoryandevidence,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December,PP513-542.
12.Klentzer,K.,andBardhan,P.,1987.Creditmarketsandpatternsof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7,PP57-70.
13.Krueger,A.,1978.Foreigntraderegimesandeconomicdevelopment:liberalizationattemptsandconsequence,Cambridge,MA:BallingerPub.Co.forNBER.
14.Meier,G.M.,1984.Leadingissuesineconomicdevelopmen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15.Rhee,Y.-W.,1989.Tradefinanceindevelopingcountries.PolicyandResearchSeries,No.5,WorldBank.
淺議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的關系研究
一、引言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爆發，國際貿易和金融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明顯，并且這種相互之間的關系共同作用于開放式經濟的發展。本文首先詳述了金融和國際貿易發展的之間的關系，進而分別國際貿易與金融的相互影響機制，從中探索關于國際貿易與金融發展的對策和建議，這些為未來我國在開放式經濟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意義。
二、金融、國際貿易、經濟發展三者的關系
金融、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首先，金融的發展可以調節社會的資金配置，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實現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其次，國際貿易則通過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調整稀缺資源，從而產生更多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對本國經濟乃至福利狀況產生影響。此外，金融發展和國際貿易之間也是息息相關的，甚至共同作用與一國經濟的發展。Beck(2002)和Riyanto(2004)分別從企業和行業方面對外源融資與出口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金融的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Blackburn和Hung(1998)以及Aizenman(2003)則從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出發進行了相關研究。近年來，關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研究仍然在不斷深化。蘇建平(2013)以福建省為例，研究金融發展對地區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得出結論：金融發展與進出口貿易之間有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其中金融深化更加有利于出口貿易的發展，而金融效率的提升對進口貿易的推動效應更明顯。沈能(2006)認為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在長期中存在均衡關系，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上看，我國金融規模與國際貿易正相關，且兩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通過金融與國際貿易的正向因果關系，共同作用于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的機制
1.金融發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機制
金融主要通過比較優勢、投資組合、匯率和金融生態的等各種傳播途徑來影響國際貿易的方向、規模、結構乃至貿易程度(見圖1)。
首先，根據要素稟賦理論和比較優勢理論，大量資金會流向國際上要素豐裕的國家，這些外源融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其產品的生產，進而此國就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具有這種規模經濟的行業在國際市場就因為物美價廉而獲得了比較優勢，進而隨著本國出口量的增加，國際貿易順差就產生。隨著貿易伙伴國不斷的增加，其貿易規模、貿易方向乃至貿易結構都會隨著這種比較優勢發生改變。
其次，隨著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經濟體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日趨明顯，即一國價格、利率或匯率的變動會波及其貿易伙伴乃至世界各國。這使得各國貿易部門獲得的收入呈現不斷波動的趨勢，分散風險成為各國貿易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金融通過對這些貿易部門所獲得收入進行投資組合，使得其非系統性風險降到最低，實現貿易收入的保值乃至增值，國際貿易正常運行。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水平對國際貿易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即如果一國金融結構相對完善，風險規避機制相對成熟，就會使得本國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結構日趨合理，從而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乃至國際地位的提高。
最后，金融生態作為影響金融機構運行的外部環境，其對社會資金的配置狀況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對資金的配置會影響我國銀行界的存貸款利率，進而影響金融深化和金融效率，而資金的運行狀況直接影響到金融發展水平和企業的經營效益，所以對于產品進出口會起到間接的影響作用。此外，政府相關的金融政策，比如對利率的調整或者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以及準備金調整等宏觀貨幣政策來影響資金流向，站在國家的角度上對貿易結構和貿易規模實施宏觀調控，使得國際貿易順利發展。
2.國際貿易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國際貿易對金融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貿易規模、貿易自由度和貿易依存度的大小以及貿易結構的變化上。
首先，隨著國際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大量資本會涌入國內或外逃到國外，這些資本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利率的波動。利率的不穩定會影響銀行、證券和基金等金融機構的穩定乃至是股市的動蕩，涉及到全國人民的整體福利。這時國家會通過財政貨幣等宏觀調控政策來調整我國金融的發展。所以貿易規模會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穩定與否形成傳導機制。
其次，近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波及全球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自由貿易受到限制。貿易的自由度嚴重影響貿易規模，而貿易量的大小主要表現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上，經常項目上的變動又會影響我國居民的消費儲蓄以及投資結構。此外，貿易保護主義還會引起各國匯率變動，比如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主動貶值以減少我國出口企業對其出口，從而保護本國產業。這些都會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
此外，隨著貿易開放程度的增加，國外對我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案件也隨之增加。杜凱、周勤(2010)、李猛和于津平(2013)等人也分別通過實證研究指出貿易壁壘對國外直接投資具有正向的因果關系。這些貿易摩擦刺激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而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利用己廠效應、水平效應和前后向關聯效應等作用機制，將信貸資金投入到企業生產中，解決企業的投融資問題，提高儲蓄的資金利用率和轉化率;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會對金融產生負面影響，即這種輸入性通貨膨脹進一步也會引起信貸約束，影響金融效率。
最后，貿易保護主義還會使得全球資源配置發生扭曲，而且這些貿易壁壘阻礙了我國產品的出口，就會促使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并促進產業升級，這時就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剩余產業或傳統產業轉移到國外，而對外直接投資又會對對我國金融深化和金融水平產生進一步的影響。
四、結論和政策
金融機構變革對國際貿易與融資的影響研究
一、前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我國對外貿易持續穩定增長，受到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一些進出口企業出現經營狀況差、融資難等問題，阻礙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因此，研究金融機構變革下國際貿易融資問題，對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增加進出口貿易量具有重要意義。
二、金融機構變革對國際貿易與融資影響的理論基礎
(一)金融機構的相關概念界定
金融機構是指為人們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都屬于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主要為人們提供辦理儲蓄、購買證券、保險、基金管理的服務，每個國家的金融機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包括銀行、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境內外的外資融資機構，這三種金融機構構成一個完整的金融體系。
(二)國際貿易與融資概念界定
國際貿易是指國際上各個國家地區進行商品交換的活動，是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相互聯系的基礎上，實現各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上的流通活動，由各個國家或地區對外貿易構成了國際貿易。
融資是指在企業單位或個人直接或間接的從事資金的融入和融出活動。
國際貿易融資是在國際貿易結算中出現的融資活動，國際貿易融資要依托國家或企業個人的資金實現資金流動，這種融資活動會在國際貿易結算過程中的各個方面出現，包括出口商品的制造、運輸、銷售等過程。因此，金融機構發生變革會對國際貿易與融資產生重要影響。
(三)國際貿易融資的特點
1.國際貿易在融資過程中，融資的成本比較低，因為在國際貿易融資時有貨物抵押和清楚的還款來源作保障，對于銀行來說，在對貿易融資的處理上就會比較寬松，銀行收取的利息也會相對較少，因此，國際貿易融資要比銀行貸款的成本低，而且容易得到批準。
2.國際貿易融資也存在一定的風險性，融資人不僅要承擔銀行貸款的風險，還要面對利率和匯率的風險，還有國際貿易融資與國際貿易結算聯系密切，在進行國際貿易結算時會存在欺詐、單交等風險，
3.國際貿易融資的融資人構成復雜，由于融資是在國際背景下進行的，融資人可以本國國民，也可以是外國人，而且如果涉及到國內與國外的融資，就要涉及到兩國貨幣兌換的的問題，在進行國際貿易融資時要根據貨幣的匯率變化情況，結合具體情況作出是否進行融資的決策。
4.國際貿易融資作為國際資本流通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不同國家的融資資金在國際間的流通和轉移。作為國際貿易中的融資者要遵守本國政府頒布的融資法令，本國政府要從本國的利益出發，對本國的金融機構進行管制，確保融資過程的安全性。
三、金融機構變革對國際貿易與融資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把整個世界的經濟關系聯系緊密，主要體現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各國的資金可以流動任何國家和地區，這就導致當出現金融機構變革時，由于金融的傳導性各國會不同程度的受到影響，國際貿易中的融資風險就會擴大。
(一)金融機構變革對融資環境和融資需求的影響
在金融機構變革環境中，我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金融機構的變革會在世界范圍內造成極大的動蕩，2012年，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經濟衰退的情況，許多國家還出現了經濟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受到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變慢，許多國家出現失業率上升，中小型企業停產倒閉的現象。
金融機構變革對融資需求產生重要影響，以中小企業為例，中小企在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資金短缺問題，能夠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方式很少，中小企業由于缺乏資金的投入，極大地制約了企業的發展。一方面，中小企業的資金少，規模小，企業管理不完善。另一方面國際市場中，對融資標準過高，這就導致中小企業不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進行融資。因此中小企業陷入了融資困難的危機中[3]。
(二)金融機構變革對國際貿易融資成本的影響
由于國際金融市場利率的波動和貿易出口困難導致了融資成本的增加，由于融資難度的增加，銀行等借貸機構對融資的條件會更加苛刻，辦理的手續會越來越繁瑣。利率的波動上導致風險的發生，各國在進行國際貿易融資時一定要把握好匯率的波動規律，減小損失。
四、金融機構變革中完善國際貿易融資的對策和建議
(一)完善與國際貿易融資相關的法律，為貿易融資提供法律保障
各國應結合當今國際貿易融資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不斷健全貿易融資法律法規實現與國際接軌，同時還要立足于本國國情出發，解決本國貿易融資法律與國際慣例間存在的分歧。通過研究當前貿易融資法中存在的問題，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方法，努力實現與國際上的慣例相接軌，以法律保障國際貿易業務的發展。
(二)與其他國家積極交流合作，促進國際貿易發展
國家應出臺一系列的貿易融資措施，幫助我國企業解決貿易融資問題，推動我國貿易發展。國家完善進出口貿易政策，發揮各省市經濟管理部門的作用，實現各部門單位支持進出口貿易發展的良好環境。積極參加國際上的貿易融資合作，加大對主要貿易國家的融資支持，推動雙邊貿易融資。
(三)企業與企業之間形成良好的合作意識
在國家之間貿易融資合作的大背景下，企業與企業之間應形成良好的合作意識，因為多數企業的風險意識較弱，而且當經歷經濟困難時自己很難解決，為了應對危機，企業自身必須樹立風險意識，企業與企業之間在貿易融資上積極合作，解決外貿企業的經濟危機問題。
關鍵詞: 國際金融SWOT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中圖分類號：F8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12-035-07
一、引 言
自從各國經濟被全球市場聯系起來以后，世界經濟便產生了；有了跨越國境的世界經濟，國際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FC ）也應運而生。在傳統經濟學的理論文獻中，關于國際金融中心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不過多數學者都認同這樣的說法：所謂國際金融中心，指的是國際金融活動發生的中心地；它既是各國金融機構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國際金融資本的來源地和落腳點（Gilpin，1977；Dicken，1986； Roberts，1994）。Mainelli（2006）進一步指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8種共性：（1）擁有完備的金融機構和高度發達的市場體系；（2）日均金融產品交易額巨大；（3）國際金融中心所在國的貨幣是具有國際清算、國際借貸和國際儲備等功能的國際貨幣；（4）執行靈活而富有彈性的金融貨幣政策，外國銀行和金融機構能夠及時便利進入國內市場；（5）具備完善的法律監管制度和嚴格的執法能力；（6）高端、充足的金融人才資源；（7）擁有良好的通訊設施和發達的配套服務業；（8）長期的政府公信力與國際承諾。
經驗表明，經濟實力強大的主導國家一般都擁有至少一個國際經濟中心城市，而這些國際經濟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就將發揮其巨大的資本集聚和輻射功能，通過資金融通、資本運作來實現資源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的優化配置；并且，金融作為一種相對獨立于其他產業的戰略資源，能夠持續帶來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邊地區投資的繁榮，形成產業的擴張和交易的集聚，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政府財政收入。
二、倫敦金融城集聚金融優勢的國際經驗
倫敦是首屈一指的國際老牌金融中心，她被稱為“世界經濟的強勁心臟”。倫敦金融城于2009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指數，GlobalFinancialCentresIndex)顯示，根據房地產價格、監管、稅收、員工供給、政府反應速度、生活質量及其他因素進行評估，倫敦仍然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得分781分(總分1000分)，美國紐約得768分。
（一）為什么是倫敦？
1.競爭優勢觀點。Reed（1989）認為所有的金融服務活動都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它們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國際金融網絡體系，各個金融中心都必須具有發展的競爭優勢，才可以鎖定金融流、信息流和人力資源，如倫敦就是憑借著濃厚的語言、文化、區位和專業服務能力，在競爭中長期處于優勢地位。倫敦國際金融服務局（2008）進一步歸納出10大競爭優勢：深厚的全球貿易傳統；高質量的金融和相關的機構和市場體系；有效、公平已經成為國際基準的監管機制；具有連貫性、政治中立的法律系統；匯集金融、法律、會計、管理咨詢公司，強力吸引投資者、營運商和客戶的集群效應；地處亞洲和美洲時間區，為中東和歐洲服務的紐帶區位優勢；廣受尊重的專業支持服務；大量的世界級實質資產；為國際互動而設的金融基礎設施。
2.貿易誘發論。Powell(1915)認為，17世紀末18世紀初，倫敦是英國的國際貿易中心，得益于世界范圍內的殖民地貿易發展所引起大量結算與融資需要，大小銀行相繼產生并有很大的發展，銀行間貨幣市場由此興起，利用國際匯票這一機制，倫敦迅速從起初僅僅服務于貿易融資的低級中心，發展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Allen（1988）贊同Powell的觀點，他指出，商業和金融服務縮短了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易成本，傳送著財富創造、消費和信息，這些由全球貿易引發的復雜的貨幣流和金融業務必然推動時空集聚，而在特定時期和特點地點形成國際金融中心。
3.實力決定論。H．C．Reed(1981)則認為國力是全球金融中心形成的首要因素，資本的逐利性是推動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原因，金融中心的形成取決于金融服務的供求關系和地區的經濟增長、國際貿易和投資以及政府的政策。眾所周知，英國的工業革命和美國股份資本導致國力強大，英國是憑借工業革命帶來的高質量的工業品和低廉的價格，率先成為世界的加工廠。隨著價廉物美的英國工業品在世界各國不斷滲透，英鎊也就成為當時在國際貿易和資本輸出中最普遍使用的貨幣。最終，作為英國的核心城市――倫敦無可爭辯地成為位于經濟體系最高等級的全球金融中心（參見表1）。
4.自然演進觀點。Kindleberge(1974)從比較經濟史的角度對倫敦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及過程進行了細致的研究，他認為倫敦金融中心演進的途徑是：經濟增長(決定)金融市場發展(決定)金融制度變化(決定)金融供給變化(催生)金融中心形成；Susan Strange（1998）深化了Kindleberge的觀點，她認為，由技術變革和金融服務的國家管制（及解除管制）改變了金融服務業的世界格局，影響了倫敦在內的金融中心制度變化，催生了國際金融供給，并最終促進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
5.政府推動論。Mainelli（2005）認為對倫敦的金融業，政府并非簡單地采取不干預政策以保持其活力，實際上，倫敦金融體系的產生和發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過國家或地區有關部門的人為設計、強力支持而產生的，比如，在戰爭和蕭條時期，倫敦金融城通過金融創新和優惠政策，推進金融資源集聚，又如，倫敦金融城和英格蘭銀行及時抓住歐洲美元市場機遇，形成巨大的國外持有的美元池，以金融業的國際化帶動國內金融業的發展，進而促進經濟各部門的發展，在此基礎上產生互動效應，最終奠定了國際金融中心基礎。
此外，國際金融中心漂移說、“輪式”演進理論、規模經濟學派以及金融地理學派對倫敦金融中心成長加以關注，如Porteous(1995，1999)、Martin(1999，2000)等對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觀基礎進行了研究，強調信息流是金融中心發展的先決條件；金融地理學者Gehrig(1998)利用市場摩擦理論和大量的實證分析，支持了國際金融中心漂移說的觀點，證明了某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集聚趨勢與另外一些金融活動在地理上的分散趨勢并存。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對倫敦國際金融中心成長機制進行了闡釋。
我們認為，倫敦金融中心的發展和完善是經濟主體集聚金融優勢的歷程，她是近900年以來，在英國王室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企業和公民的積極參與和配合下，通過自然集聚優勢和能動集聚優勢、雙向互動集聚優勢三個方面運作的產物，其作用路徑是：在戰略、領導力、制度等因素的作用下，通過地緣、加工、貿易、投資、金融、知識、網絡等經濟聯系，發現、挖掘、整合和高效利用區域內部優勢資源，使區域內部優勢資源之間、區域內外優勢資源之間，在合作或競爭的過程中形成國際或國內的高效金融場、經濟極，實現資源的遠程集聚和全球集聚。
（二）倫敦金融城集聚金融優勢的經驗與做法
我們將倫敦金融城集聚金融優勢劃分為三個層面：
1.從自然集聚到自覺集聚：基于市場的觀點
從金融地理角度看，倫敦處于紐約和東京時區之間，具有顯著的區位優勢，可以形成一體化的24小時全球交易體系，擔當全球貿易和金融的紐帶。倫敦具有自然集聚的優越條件，歷經數百年的發展，倫敦集聚了充足的金融優勢資本。
（1）倫敦吸引了龐大的跨國金融機構。倫敦金融城集聚了近180家外國證券公司，幾乎一半的國際股權交易額是在這里進行的，還管理著28290億英鎊的全球資產。在倫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國公司的數量（453家）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的交易所；全球外匯收入的三分之一在這里交易，而紐約只有16％，東京9％，新加坡6％。倫敦金融城承攬了全球36％業務量的場外衍生金融產品。近500家外國銀行在倫敦金融城營業，經營著全球20％的國際銀行業務（參見表2）。倫敦金融城擁有全球最大的黃金交易市場和有色金屬交易市場。倫敦金融城還是世界保險和再保險中心，以勞合社（Lloyd’s）為代表的倫敦保險市場集聚了100家左右的跨國保險公司在此營業。
（2）倫敦凝聚了獨特的金融中心文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與金融自由化的深化，跨文化能力已上升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一種關鍵性資源。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特征在于集聚全世界的目光，打造文化品牌。倫敦就是這樣一個城市，一旦提起倫敦，人們會想到，倫敦是一座馳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全球重要的傳媒中心和時尚城市。倫敦以她悠久的歷史、斑斕的色彩、雄偉的風姿屹立于世界名城之林，使得外來投資者和金融家產生濃厚的向往和意愿， 也促使倫敦本地的居民和企業產生強烈的自豪和歸屬感。
（3）倫敦吸收了充沛的人力資源集群。倫敦金融城是知識經濟中的“集群”，就像硅谷一樣。聚集了歐洲頂尖金融人才的倫敦金融城，像磁鐵一樣吸引更多高級的人才。在倫敦，幾乎世界上所有語種人才都能夠在12小時內找到，類似于精算師、國際律師、高級財務分析師這樣尖端人才，也可以及時為企業或個人提供服務。倫敦擁有數量眾多的大學、學院、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通過“產學研一體化”價值鏈整合，倫敦形成了面向全球的金融人力資源集群。
2.從被動集聚到主動集聚：基于政府的視角
“市場偶爾也會失靈”，這已是主流經濟學的共識。在單純依賴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人們就會把目光投向公共部門。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也始終離不開政府的扶持、引導和監管。
（1）政商聯合共建金融中心區
金融中心區（CFD，Central Finance District）是金融產業發展和金融活動的心臟帶。倫敦金融城就是這樣一個CFD，倫敦金融城擁有便捷的交通、豐富的信息、即時的通訊、高質的辦公設施及良好的金融和商務運營環境，可以大大節約公司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夠促進知識型、信息型、清潔型和高附加值的金融產業的發展。為了在空間上給英國的金融發展提供必要的新空間，倫敦還將金絲雀碼頭區改造為新金融區，這里外表端莊厚重，具有深刻文化內涵，與整個城市風格協調，且功能性很強的樓群都是近20年內建起來的，規劃更新，設計也更現代化。
（2）高起點制定金融戰略規劃
倫敦金融城具有公司和政府雙重屬性，對相關業務統一規劃，商業化運作管理，工作重心在于協調、服務、宣傳推介與調研支持。但是，倫敦金融城是服務于整個英國長遠利益，具有全球戰略屬性，而不是局限于一城之耦。從政策制定、對外承諾到管理體系，具有長期連貫性，使得外界國家、地區和企業法人對在此地進行經營運作具有堅定的信心和穩定的預期（Mainelli，2009）。英國王室和政府賦予倫敦金融城獨特的戰略地位，職能權限具有很大的獨立運作空間，在戰略機遇出現時，倫敦金融城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靈活執行創新決策權。
（3）注重優質基礎設施建設
倫敦具有國際金融中心所必須的優質基礎設施條件。倫敦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靈活，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由政府負責立項和投資的公共事業建設項目；二是由私人投資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倫敦聘請世界頂尖級的大師做城市發展規劃，凸顯城市的文化品位、藝術特色、生態標準、建筑質量。一方面，倫敦凝結了世界上最優秀的、同時也是生態水平很高的建筑和綠化群體；另一方面，倫敦具有先進的公共服務能力，比如：治安、供電、供水、供暖等設備非常完善。倫敦還擁有非常強大的物流、交通以及國際信息交換能力，作為國際交通中心，你幾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找到飛往倫敦的航班。
（4）兼顧國際準則的柔性金融監管
從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歷史看，一方面政府進行嚴格的監管，防范金融風險，另一方面又提供相對國內金融要寬松得多的金融環境。一個沒有金融安全保證的金融中心是不會有長久生命力的。倫敦金融城有一個寬松而嚴格的法規體系，作為老牌金融中心，其監管都是國際標準，在制度設計上注重原則，而不是規則。海外投資者只要遵守一組基本原則，就能在倫敦創新。金融服務監管局（FSA）、英格蘭銀行和財政部三方常設委員會是倫敦重要的金融監管機構，此外，貿工部、工作和養老部、職業養老監管局、公平交易辦公室、打擊嚴重欺詐辦公室、國家刑事犯罪情報局也可以根據需要參與金融監管。為了促進金融業發展，金融城的監管也在不斷創新和調整。
（5）及時推動金融技術創新
國際金融中心高度集中的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金融和服務“前臺”，這些金融服務機構需要傳送金融資訊、咨詢服務、轉賬業務、安全保障和數據處理等大量信息，其物質基礎必須建立在大規模的科技投資之上，需要有尖端的計算機系統以及靈敏度和安全度極高的信息傳播體系（參見表3）。倫敦金融城在歷史上較早地應用了電報、電話、計算機以及芯片技術和衛星通訊等技術媒介，以科技創新來體現和保障金融服務業的高效和迅捷的行業特征（Strange，1998）。此外，為有效應對新技術，倫敦金融城在國際金融歷史上較早開發出利率定價體系、AIM市場、私募基金平臺和場外離岸交易等多種金融模式，進行金融方法創新，也取得顯著績效。
3.單向集聚到多向集聚：基于動態的觀點
需要指出的是，倫敦金融城并不只是單純匯集金融機構，打造良好的基礎設施，選擇合適的戰略規劃，她更多地是采取了走市場道路，執行集聚優勢戰略。
（1）金融單位的互動集聚
倫敦金融城的金融企業或機構通過金融家族的內外向型集聚，已逐步滲透到世界其他的國際金融中心內部。利用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戰略，這些金融單位已經能夠融入所在地的經濟文化圈，并對相關區域和國家的價值取向實施控制，根據專業財富管理咨詢公司Scorpio Partnership估算，有超過300個資產在1億英鎊以上的超級富豪在倫敦開設了理財機構，對家族的財產進行保值增值，同時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左右世界金融局勢；發源于金融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是歐洲乃至世界超強金融壟斷家族，他們和美國紐約華爾街金融業（如摩根財團、洛克菲勒家族）、瑞士日內瓦的金融業等保持密切聯系。除了單一家族機構之外，倫敦存在著超過100個“家族聯合機構”，由數個富有家族共同設立，通過分享信息來提高全球投資能力。在一定程度，這些家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國際金融價值鏈串聯在一起的，具有龐大的超級金融實力。
（2）金融城市的多向聯系
盡管倫敦金融城也承認，國際金融中心之間存在著國際稅收競爭、運輸和交易成本、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等挑戰因素（Roberts，2002 ）。但總體而言，倫敦金融城和其他國際金融中心保持了正向聯系。一方面，倫敦金融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紐約、東京、法蘭克福、瑞士、莫斯科以及上海都設立了辦事機構，建立了聯系的成效機制；另一方面，在亞洲的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的悉尼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等金融中心，由于這些金融中心都曾在一定時期隸屬于英國管轄，所以原有的聯系機制仍然具有活力。此外，所謂的離岸金融中心，如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巴哈馬群島、百慕大群島、西薩摩亞、安圭拉群島等，他們和倫敦金融城在業務聯系、信息交流和歷史沿革上，具有強烈的協同性，已經成為整個國際金融體系資本流通虛擬環路中的特殊節點。
三、上海集聚金融優勢的可行性分析
我們通過SWOT分析，對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機會（Opportunities）和挑戰（Threats）加以綜合評估與分析，爾后再根據分析結果，對金融資源結構及配置策略加以調整，以實現戰略目標。
（一）優勢
1.政府配合。一方面，中央政府審時度勢，作出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決定，這為上海以及整個中國未來發展創造了新的增長空間和可能；另一方面，各級政府的通力協助，也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強力支持和重要保障。
2.歷史人文。上海具有輝煌的金融歷史，一度被譽為“遠東國際大都市”，歷經百年而凝成的“海納百川”海派金融文化，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營造了獨特的歷史人文環境。
3.實體支撐。上海的金融業與實體經濟保持均衡發展。與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狀態不同的是，上海的金融業屬于正在成長的“少年”，健康進取，整體創新還有巨大空間，所依托的實體――中國大陸擁有良好經濟基本面。
4.市場體系。上海金融市場體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個由股票、債券、貨幣、外匯、商品期貨、金融期貨、黃金、保險等構成的全國性金融市場體系，核心要素配置齊全，定價機制合理有效。
5.科教人才。上海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域內的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學，和域外的劍橋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保持密切聯系。科技創新能力雄厚，和中國科學院、中歐商學院等機構有著長期的戰略合作。人才儲備相對充裕。
6.監管制度。上海擁有相對健全而嚴格的監管制度。隨著金融試點和人民幣結算產品的創新，上海的金融自由度將有序增加，監管制度也將逐步優化改進。
7.基礎設施。上海為國際金融中心打造了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交通、通訊、能源、文化、娛樂和安全等公共項目，上海都處于國際先進水平。核心的現代化金融貿易區更是環境優美、生活舒適、設施齊全、功能完善。
8.區位優勢。中國時區必將形成由一個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和多個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組成的新格局。上海具有連接歐亞大陸、輻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域特點，相對于香港等地，太陽早升起1小時（張五常，2009），這些都為上海成為金融中心打下堅實基礎。
（二）劣勢
上海與國際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為，從GFCI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14項指標來看，上海與國際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1.后發地位。原有國際金融中心處于優勢地位，具有“鎖定”效應，這使得其他城市打破現有格局，發展超越成為國際級金融中心非常困難（Dicken，1986）。上海需要在優勢集聚的基礎上，創造爆發力，這需要以時間換空間。
2.制度瓶頸。上海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必須依托國家行使制度選擇權。在法律支持上，英美的法制體系居于國際標準地位，顯示了相當的生命力；在外匯政策上，中國資本項沒有開放，上海和倫敦在資金自由流動上尚不具可比性。
3.管理水平。國際金融中心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對管理者能力也提出了嚴格要求。和倫敦等國際級金融中心相比較，上海還處于初級階段，經驗相對不足，管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4.外部聯系。世界上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構成了一個網絡體系，相互交聯。上海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聯系還處于發展階段，合作缺乏戰略深度和制度保障，信息交流和共享有待進一步加強，人員學習、培訓和互換亟需推進。
5.金融生態。在GFCI指標中，商業環境指標體系中就有經濟自由度、透明指數、腐敗指數等，在這些指數測算中，上海得分很低，在市民素質、文化傳承和工作態度等方面有待提高。
（三）機遇
上海市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正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確立最適合上海發展的戰略路徑，消除自身的比較優勢和資源稟賦的束縛，上海市完全有條件實現跨越式發展，逐步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1.金融“危”中有“機”。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一個金融中心洗牌的過程，傳統意義上的美國紐約、英國倫敦等全球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這給上海帶來發展壓力的同時，也帶來了難得的機遇。
2.國際資本轉移。發達國家金融界大規模的裁員降薪，為上海獲取相對廉價的高端人才提供機遇。金融危機沖擊發達國家資本市場，資本回報率急劇降低，不少企業需要進行戰略轉移。這使得上海成為“資本避風港”，廣泛吸收海外溢出資本。
3.2010年世博會為上海金融助力。“世博景氣”效應對于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具有顯著的帶動作用，世博會所帶來的直接、間接商機，將成為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力而持久的推動力。
4.空間擴展。上海通過將原南匯區和浦東新區“兩區合并”，形成了“新浦東”，這樣可以集約化利用土地資本，拓寬區域發展空間，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核心區建設提供有效載體。
5.政策機遇。隨著中央戰略的確立，上海在國內率先進行人民幣國際結算的試點，隨著這一試點的擴大，未來上海將可能發展成區域性的人民幣清算中心，這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了新的契機。
（四）挑戰
上海已有做法都是正確的，但是僅此還不夠。上海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僅是一步之遙，但是由于各種挑戰的存在，上海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很多。
1.制度。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制度和相關市場制度的缺失，導致金融秩序的混亂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這對上海金融中心建設構成挑戰，具體包括：相關市場制度主要涉及自由創業、自由定價、要素自由流動等制度，在金融領域主要涉及市場準入、利率市場化、金融管制的放松、健全的金融監管體制、監管有效性的提高等制度變革和創新。
2.國內競爭。現行的行政區劃與干部制度，導致地方政府各自為政與地區間經濟的分割和惡性競爭，使得產品、要素、資金、信息的跨地區流動面臨眾多人為的限制。香港、北京和重慶等城市就有限的中央金融資源展開無序競爭，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各自發展定位不明確。
3.國際競爭。所有的金融服務活動都傾向于在主要的全球城市集中，各個金融中心存在著激烈的資本競爭，比如，倫敦和歐洲大陸的巴黎、柏林以及瑞士在金融監管協調上，曾發生過沖突；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的東京就亞洲的金融資本也曾展開過激烈的爭奪，因此，上海必須打造出強大的競爭優勢，才可以取得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四、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思路和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的SWOT分析，可以運用專家評分方式，結合問卷調查，整理指標體系和戰略矩陣，以得出相關結論。我們認為，在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必須打破常規，實現跨越式發展(Strength and Opptunity development) ，要在高度利用自身要素稟賦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和運作符合國際開放要求、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高端資源，勇于消除無形的、不合理的內部或外部制度束縛，積極升級自身體系勢能，增量發展，有序地提高自身金融實力，進而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第一，以功能建設為先導，建設金融優勢集聚的基礎平臺。功能建設比形態建設更為重要。倫敦金融城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著名的金融市場，除了特定的歷史淵源外，關鍵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環境能夠充分滿足金融服務的需要。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是全國唯一以“金融貿易區”命名的國家級開發區，規劃面積28平方公里，已遠遠超過倫敦金融城的面積，相鄰的外灘金融區在形態建設上也已經具備規模。今后的重點，應放在如何完善功能建設上，從而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和影響力。由于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發揮聚集效應，攤子過大反而會影響其作用的發揮。
第二，以政策協調為保證，提供金融優勢集聚的戰略保障。國際金融中心幾乎都是在國內金融中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英國各主要的金融監管機構如英格蘭銀行、英國金融服務局等均位于倫敦市內，這使得她不僅是一個金融交易中心，而且也是一個金融決策中心。這種安排使得金融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發揮金融中心的整體集聚和輻射作用。由于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既要上海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得到國家層面的戰略支持。上海應該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作用和優勢，應繼續爭取并落實中央政府在機構設置、業務創新、金融監管、干部調配和法制建設等方面對上海的指導和支持。
第三，以對外開放為動力，開拓金融優勢集聚的發展遠景。全方位打破壁壘，寬領域擴大對外開放，加速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和跨國金融機構入駐。與其它國際金融中心相比，倫敦金融城的國際化程度或開放度是最高的，上海可以適當借鑒倫敦市場的經驗，仿照勞合社的市場組織形式，設立固定的保險交易場所。鼓勵和吸引大型跨國集團的總部或地區總部、國際著名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等落戶上海，以完善國際金融中心的服務功能。上海要全力打造人民幣金融產品中心，積極發展開放型、多層次的直接融資體系，要引入更多的商業金融債、企業債、商業票據等，推動債券跨市場交易，培育機構投資者流動性管理、風險管理能力。
第四，以金融創新為突破，創造金融優勢集聚的裂變單元。金融創新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不竭源泉。上海應該加快“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SHIBOR）建設，管理層可以借助SHIBOR與上證指數的雙向波動溢出效應，促使SHIBOR及早廣泛進入各類金融產品的定價，如金融債、企業債、短融券、利率互換、遠期利率協議、票據轉貼現與回購、同業借款與存款、商業銀行內部轉移定價等等，運用利率手段調控股票市場，改善和提高貨幣政策調控效果，使其真正成為中國的LIBOR（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倫敦同業拆借利率）。
第五，以人才資本為根本，加大人才優勢集聚的規模效度。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針對目前上海金融人力資本發展現狀，管理者有必要多元化、全方位集聚人才優勢，大力引進包括專業外語人員、高級商務師、國際反避稅師、頂尖跨國精算保險分析師等高端緊缺人才。此外，還要增強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建設，加大和國內外頂尖的金融領導者交流互換，充分塑造良好的人力資源集聚體系和環境。在戰略上始終做到高度重視金融人才的培養、引進和使用，促使上海及早發展成為一個海內外知識型人才優勢的聚合創新體。
注：
1.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國博士后基金面上資助（項目批準號：20080440352），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資助（項目批準號：09YJC790087），同時，在研究過程中，得到英國倫敦金融城Mainelli教授、衛報Elliott先生、英國杜倫大學張志超教授等專家學者的悉心指導，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2.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卡斯商學院和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等以及倫敦周邊的牛津和劍橋都是英國的著名院校。
3.按照目前倫敦金融城與金絲雀碼頭的發展規劃，到2016年，將有超過20萬個新職位在該地區落戶。而在倫敦金融城老區域，到2016年，辦公面積將增加2500萬平方英尺，從業人員將增至40萬。
4.倫敦金融城政府還有一個重要職能，對影響倫敦金融業發展的有關重大問題組織調研，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免費提供給有關部門和企業。如2007年就組織了25項調研報告，其中關于全球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調查報告在全球引起廣泛關注。
5.比如為了推動倫敦碼頭金融區的開發，英國投入了大量資金，主要用于購買和平整土地、環境整治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投巨資興建了35公里的無人駕駛輕軌系統和倫敦城市機場。倫敦還在建設金絲雀碼頭金融區的新的地鐵站、環城公路。
參考文獻:
1.黃運成,楊再斌.關于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設想[J].管理世界，2003,(11).
2.劉明康.上海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與差距[J].中國經濟周刊,2008,(25)
3.于永達、王浩.集聚金融優勢與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研究 [J].新金融,2009,(06)
4.潘英麗.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崛起:滬港的目標定位與分工[J].世界經濟，2003,(08).
5.袁宜.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對駐滬金融機構的問卷調查[J].上海經濟研究,2005(05)
6.吳曉求，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資本市場：戰略目標與政策重心[J]，經濟導刊，2008年,(03)
7.光.人民幣匯率問題:升值及其成本一收益分析[J].經濟研究，2005,(5).
8.Michael Mainelli and Mark Yeandle, "Best Execution Compliance: Towards An Equities Compliance Workstation" ,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7, Number 3, pages 313-336,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June 2006).
9.Mark Yeandle and Michael Mainelli, "Cooperation During Crisis: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Centres", Washington Times, pages 1-2, Special Report: The Cayman Islands (22 December 2008).
10.Michael Mainelli, "The Wicked Problem Of Good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Volume 9, Number 502-508,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December 2008).
作者簡介：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離岸市場；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條件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定義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的運動越出國界，在世界范圍內的不同層次上自由兌換、流通，進而在國際貿易、金融投資、儲備以及國際市場干預中發揮價值尺度、支付手段、儲藏手段的職能，并最終成為國際貨幣的經濟過程。貨幣的國際化需要一定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
（二）人民幣國際化所具備的內、外部條件[1]
1.經濟實力：《2015亞洲》報告稱，201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達到11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的比例將達到近五分之一。
2.貿易規模：2015年3月數據，中國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份額持續增長。而最新數據顯示我國今年7月出口進口總值同比雙雙下降，低于預期。但是中國的貿易規模在全球貿易中仍然影響巨大，經常賬戶交易的近四分之一以人民幣進行結算。
3.貨幣幣值的穩定性：2015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總理表示，人民幣匯率已基本保持穩定，不希望通過人民幣貶值來刺激出口。
4.金融市場規模：來自Bloomberg①統計數據，2014年中國股市規模約為3.4萬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五。Credit Suisse②預計到2030年，中國公司債發行量將激增10倍，且中國股票市場的規模將超過英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場。
5.穩定的政局和較強的政治地位：中國堅定不移的走和平發展道路；國家實力的增強使自身國際地位不斷上升，也給中心區國家、邊緣區國家等帶來了重要的影響。
二、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
原本各國的金融機構只能從事本國貨幣存貸款業務，但是二戰之后，各國金融機構從事本國貨幣之外的其他外幣的存貸款業務逐漸興起，有些國家的金融機構因此成為世界各國外幣存貸款中心，這種專門從事外幣存貸款業務的金融活動稱為離岸金融。
（一）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在跨境人民幣投融資[2]中的歸類
1.境外機構離岸市場融資，到境內投資；
2.境內機構在岸市場融資，到境外投資；
3.境內機構離岸市場融資，到境外投資；
4.境內銀行在岸市場籌資，向境外提供信貸融資：（1）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2）跨境人民幣項目貸款；（3）跨境人民幣賬戶融資和同業拆借。
（二）跨境人民幣貿易的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是資金所有權與資金使用權分離的產物，融資成本的實質是資金使用者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由于企業融資是一種市場交易行為，有交易就會有交易費用，資金使用者為了能夠獲得資金使用權，就必須支付相關的費用。而跨境人民幣貿易的融資成本實際上包括兩部分：資金使用費和融資費用。資金使用費通常是融資所支付的利息；而融資費用指融資過程引發的一切費用，企業在貿易融資中兌換外匯的費用和匯率損失，也屬于融資費用。
此外，一般企業融資的成本還包括：抵押物登記評估費用，擔保費用，風險保證金利息等。
（三）人民幣匯率浮動引發的附加融資費用
當人民幣升值時[3]，意味著兌換外幣數額的能力增強，以人民幣支付國際貿易款項時能避免匯兌損失。當人民幣匯率呈現強烈的貶值預期時，持有外幣可以對沖匯率風險。如果企業可以自由選擇人民幣或是外幣的支付方式，能有效的降低企業的跨境貿易融資成本。
三、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
在中國大陸資本賬戶沒有完全開放的狀態下，持有相關業務牌照的金融機構可以通過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為國際投融資者提供境外人民幣投融資平臺。
（一）離岸金融市場的類型[4]
1.內外一體型.主要是資金的出入境不受限制，高度開放。這類市場要求所在地區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完善的金融市場、較高的服務水平，以及成熟的宏觀調控機制、豐富的市場調控經驗、貨幣完全自由兌換。
2.內外分離型。通過政策導向，在利率、匯率管制、稅收政策等方面幾乎沒有限制，但與國內在岸市場隔離。離岸市場的金融機構必須通過離岸業務專用賬戶進行交易。
3.避稅型。沒有實際資金交易，不需要納稅，只起到賬戶簿記的作用。這類市場管制更加寬松、稅收更加優惠。
（二）當前人民幣離岸市場情況
中國通過雙邊互換協議支持人民幣國際化，與32個國家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定，總規模超過3.1萬億元人民幣。建立了香港、臺灣、新加坡、倫敦、盧森堡、德國、法國、多倫多等多個離岸人民幣市場。
1.香港。香港是全世界最發達的金融市場之一，早在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就與香港金管局簽署了《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關于香港個人人民幣業務發展的合作備忘錄》，香港可以進行人民幣清算業務，中銀香港成為清算行。2004年，香港可以開展人民幣存款、兌換、匯款等個人業務，為人民幣留存海外開放了窗口。2009-2010年上半年，隨著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漸漸消散，香港成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業務的受益地區。2014年，香港作為第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整體人民幣支付量的市場占有率為72.4%。
2.新加坡。2014年，新加坡取代倫敦，成為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中心，更多中國企業利用新加坡與東盟國家進行貿易往來。新加坡占整體人民幣支付量市場的6.8%。
3.上海。自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差不多兩年了，上海將成為中國境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上海自貿區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建設意味著人民幣資金進出更加便利，鼓勵區內企業在自貿區進行跨境貿易時用人民幣結算；未來開放力度如果進一步加大，境外企業也可以通過區內金融機構進行融資，用于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
四、自貿區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如何改變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模式
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如果國內的進口企業與國外的出口企業進行商務買賣時，需要申請融資（如跨境延期付匯），那么國內的金融機構不能跟國外公司直接開展付匯業務，而需要通過離岸或海外金融機構開展融資業務。如圖1所示。
離岸或海外金融機構跟國內的進口企業A與國外的出口企業B簽署跨境貿易融資合同，受讓B享有的對A的應收賬款，而后A執行貿易融資的付匯模式有兩種。如圖2所示。
如果在自貿區建立新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注冊在自貿區內的金融機構可以跟A和B簽署跨境貿易融資合同，根據B為A核定的信用額度，由該自貿區金融機構為A或B提供融資。這樣的新模式的形成，不但為國內企業解決了跨境貿易中的融資需求和信用風險擔保問題，而且還大大提高了效率、節省了成本。
圖1
圖2
圖3
五、結論
促進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業務的發展，首先需要讓持有人民幣的企業可以融出人民幣，獲得相應收益，尤其解決中小企業跨境融資難的問題；其次需要解決的是，讓流出境外的人民幣可以流通和交易[5]。因此，在人民幣尚未完成國際化之前，要努力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使流到境外的人民幣可以在離岸人民幣市場上進行交易，這樣才能保證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順利進行。
在自貿區建立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對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具有重要的意義；反過來對人民幣發展成為具備國際結算、計價、國際投資及國際借貸職能的國際化貨幣也非常重要。從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發展路徑來看，上海自貿區具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將成為下一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參考文獻
[1]劉仁伍.人民幣國際化：風險評估與控制[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P15～P25.
[2]張琦.跨境人民幣投融資新布局[J].金融貿易，2015年第1期.
[3]宮宇燕.均衡匯率與人民幣均衡匯率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4]屠晶.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研究[J].金融論壇，2011年第12期.
[5]李豫.人民幣國際化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J].上海金融，2011年第1期.
作者簡介
高晶（1985.4.16-），女，籍貫天津；三井住友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信審經理助理；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課程在讀，金融學方向。
注釋
①Bloomberg：全球商業、金融信息和財經資訊的領先提供商。
②Credit Suisse：全球第五大財團、瑞士第二大銀行。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 傳導機制 研究
由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自從爆發以來迅速蔓延到全世界，至今經濟復蘇緩慢。此次金融危機造成的影響巨大，理論界與實務界基本上都認同這次危機是1929年世界性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然而：為何在美國發生的“次債危機”會逐漸衍變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為何在美國本土發生的危機會如此迅速的蔓延至全世界，各個國家都無法避免？為何危機從影響虛擬經濟到后來發展到對實體經濟也造成巨大傷害？這當然不能簡單的以經濟全球化來一言以蔽之。其中，復雜與連續的傳導機理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文試圖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作簡單分析，以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整個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
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理論
從金融系統出現紊亂到實體經濟全面衰退有一系列的過程與環節，所有這些過程和環節的集合即為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由于全球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24小時不間斷交易，金融市場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和地區其接受和釋放金融危機信號越快。因此金融危機一旦爆發，很快就從一國金融市場傳導到另一國金融市場，進而再向實體經濟蔓延。一般認為，金融危機是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傳導的。
（一）季風效應（Monsoonal Effect）
季風效應最早是由Masson（1998）提出的，是指由于共同的沖擊引起的危機傳導。比如主要工業國家實施的經濟政策會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政策產生相似的作用和影響。此次金融危機是在次債危機的共同沖擊下而引發的全面的流動性危機，這也印證了季風效應是危機傳導的途徑之一。
（二）溢出效應（Spillovers）
溢出效應通常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金融溢出效應，另一種是貿易溢出效應。由于一國與他國的經濟聯系主要是通過貿易和金融，因此金融溢出和貿易溢出成為金融危機傳導的兩個重要途徑。當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時，該國出口、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資本流入都會大幅減少。比如1997年發生在亞洲的金融危機，泰國就備受金融和貿易的雙重打擊。泰銖受到重挫后，與其有著貿易往來的各國也就相繼卷入這場危機中。此次金融危機大大削減了美國的國內需求，而美國又是全球最大的進口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相關國家的出口無疑會大幅較少。因此，在金融溢出和貿易溢出的雙重作用下，危機從金融市場傳導到實體經濟的速度更快，增加了危機感染的速度與強度。
（三）凈傳染效應（Pure Contagion）
所謂凈傳染傳導是指金融危機是由宏觀基本面數據不能解釋的原因所引起的。其主要涉及的是自我實現（serf-fulfilling）和多重均衡理論（multiple equilibriums）。在這一框架下，一國陷入危機后會引致另一國經濟走向“壞的均衡”，然而這種新均衡的特征卻是貨幣貶值、資產價格下降、資本外流和壞賬增加。此次當金融危機使得冰島銀行體系陷入全面崩潰時，其主要存款人所在國英國和德國立即查封了該國在兩國的資產，以此避免冰島金融危機通過凈傳染效應使得該兩國金融業受到沖擊。
（四）羊群效應（Herd Behavior）
由于缺乏足夠的信息，投資者一般認為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其他國家也會發生類似的危機。Calvo和Mendoza證明了信息不對稱性以及收集和處理信息的高額費用是導致羊群效應產生的原因。Agenor和Aizenman（1998）證明了大部分中小投資者是沒有能力負擔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費用的。因此小投資者更愿意根據其他投資者的決策來作出自己相應的決策。小投資者往往跟隨大的投資者作出決策。當金融危機發生時，大投資人減持或賣出資產或投資組合時，小投資人會跟進減持和賣出，這就導致羊群效應，也即是下文所指心理預期渠道傳導。
金融危機在美國國內傳導分析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不是偶然的，有其內在原因與機理。長期以來美國以過度消費支撐和刺激經濟，在創造繁榮的同時，積聚了財政赤字、貿易逆差、資產價格飆升、過度借貸、投機資金泛濫等大量金融風險和經濟泡沫，最終促使風險爆發和泡沫破滅。美國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就是信貸泛濫，即金融衍生產品特別是資產支持證券的膨脹式發展。資產證券化的本意在于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和規避風險，然而當它無節制地發展并成為牟利性工具時，就產生了潛在的危機。
2002年以后，美國政府的低息政策即美聯儲的連續降息導致市場流動性泛濫，房價快速上漲，銀行大量放出次級貸款。銀行放貸之后將其賣給專業機構，專業機構以這些貸款為標的，經結構性打包發行按揭支持證券（MBS）。另一些金融機構參與購買MBS，又在此基礎上創造出新的擔保債務憑證（CDOs），并且此過程一直持續下去，在CDOs的基礎上不斷衍生出新的CDOs。由于市場的過度投機氣氛，在房價節節攀升的情況下，幾乎意味著購買了這些債務憑證就會獲得收益。到2007年初，這些衍生證券的價值達到了其基礎資產的五倍以上。當美聯儲逐漸升息，房價隨之回落，不良貸款率迅速上升，這些資產支持證券質量惡化，相關金融機構出現巨額虧損甚至倒閉，危機便從房地產市場傳導到了信貸市場以致整個金融市場。而美國是消費大國，因此危機迅速從虛擬經濟層面傳導到實體經濟。
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分析
（一）貿易渠道的傳導
貿易傳導渠道是指一國發生的金融危機，導致本幣貶值或該國國民購買力下降，惡化了其他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經濟基礎，從而可能導致其他國家產生發生金融危機的壓力，傳播金融危機，即 “貿易溢出效應”。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元持續走低，也即其他國家的貨幣相對于美元持續升值，其中人民幣表現最為明顯。美國的外部需求減少，進口急劇下降，這使得與美國貿易關系密切的全世界各國對美國的出口都大幅下滑。此外，美國國內的流動性降低，資產價值縮水，于是各大金融機構都緊縮信貸，一直以借貸消費的美國人產生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從而需求減少，通過收入效應作用于有直接貿易關系的國家，進口需求直接減少，由此造成出口國企業利潤下降，經濟受到沖擊。世界是一個聯系緊密的大經濟體，各國之間相互影響。金融危機于是從美國通過貿易渠道傳導到世界各國。
（二）金融渠道的傳導
金融渠道傳導以匯率和利率作為傳導的媒介，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作為傳導的途徑。相對于貿易渠道的傳導，金融渠道傳導的速度更快，且影響更為猛烈。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國金融市場實際上處于一個系統中，各金融機構之間尤其是跨國銀行之間相互持有大量的頭寸，由此系統風險被擴大。這種系統風險是金融危機在區域間傳導的重要內部市場機制之一。
美國擁有全世界較完善的金融系統，也被認為擁有最穩定的投資環境。美國國內的金融交易比較頻繁，交易量較大，交易機制也相對完善。這也吸引了世界上很多的投資資金，不僅有私人投資者的資金，也有機構投資者的資金，更有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資金也進入美國金融市場。美國的股市、債市也有著穩定的收益率，良好的示范效應進一步鼓勵了投資者持股的積極性。
在2007年之前，參與美國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不僅有美國國內的投資者，還有全球很多國家的機構投資者，這其中以西歐國家的機構投資者為甚，于是這些國家的金融機構便融入到美國的風險鏈條中。美國金融市場的出現的危機無疑也會使其他國家在美國市場上投資上遭受虧損，于是歐洲銀行也出現大量不良資產，銀行之間的互相拆借也幾乎癱瘓。當各家銀行收縮信貸時，危機又互相傳開，逐步傳導到全世界。
中國在此次危機的影響中，通過貿易渠道傳導的份額可能相對較大，但通過金融渠道傳導的部分也不可忽視，這其中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中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投資在美國的國債市場中，美元的貶值使得中國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債大幅縮水，虧損嚴重。第二，美國在金融危機蔓延的同時也進行著投資組合的調整，由于國內資本市場流動性嚴重不足，美國將大部分海外的資本撤回，加劇了全球短期資本流動的波動性。在中國表現為熱錢撤回，中國的股價、房價波動劇烈，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受到嚴重的挑戰，中國大量投身于股市、房地產市場的機構或私人投資者虧損嚴重。第三，美國及西歐各國股市的波動對亞太股市也有較大影響，中國的資本市場雖未完全開放，但通過香港股市間接地受到全球的股市走低的影響。
（三）心理渠道的傳導
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重要的支撐因素之一是信心。外匯市場每天有2萬億美元的交易，投機性資本約占97％，這就為金融市場的波動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因素。衍生工具等金融創新進一步增加了金融系統的風險，網絡、通信技術使得資金投資在瞬間得以完成。這就使得金融市場變得波動異常，市場更為情緒化，投資者的心理預期不確定因素增加，一旦出現利空消息，市場就會產生恐慌心理，使得投資者對所有市場重新進行評估。金融危機引發的心理恐慌，在本國乃至世界進行傳遞和擴散，導致人們行為盲目和過度反應，進一步增強金融市場的波動程度。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前，投資者對美國經濟抱有較高的期望，信心盲目高漲，不斷投入資金，增持美國資產；危機爆發后，投資者又表現極度悲觀，從資本市場上迅速撤出資金，對政府的政策舉措也持懷疑態度，這種“羊群效應”進一步惡化了金融危機，甚至一些經濟狀況良好的邊緣國家和地區由于資金流的翻轉而陷入危機。
心理渠道傳導的對象是與危機發生國經濟類型相同、地理位置相近，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經濟結構社會文化傳統類似，經濟聯系緊密的國家。例如這次金融危機中，在亞洲新興國家里，韓國損失最為慘重，因為韓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以后按照美國模式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結論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貿易自由化背景下，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金融與經濟部門的廣泛聯系使得一國金融經濟部門所遭受的沖擊足以在另一國體現，并且這種傳導趨勢日趨迅速。美國由于自身金融系統在監管制度層面較寬松，以及金融創新的牟利性動機和過度寬松的信貸制度，使得從內部產生的危機首先在房地產市場表現出來，然后傳播到整個金融市場直至美國實體經濟。通過貿易渠道、金融渠道以及心理渠道又把危機從美國到傳導到全世界。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任何國家在危機中都不能獨善其身，因此抵御金融危機，減少金融危機對各國的影響需要世界各國密切合作。中國成功抵御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這并非因為中國的金融系統完善。而且由于加入WTO后，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抵御世界性經濟金融危機的難度進一步加大，這對中國應對危機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金融和經濟運行中還存在著諸如金融監管乏力、金融體系不健全、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不平衡等缺陷。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的經濟在各個層面上都受到了較嚴重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的研究，以期為國家采取有效措施，應對金融危機提供借鑒，進而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實現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Kodres，L.，M．Pritsker．A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 of Financial Contagion[J].Mimeo,IMF and Federal Reserve Board,1998
2.王鵬.國際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研究[D].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7
3.安輝.現代金融危機生成的機理與國際傳導機制研究[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4.張明.美國次級債危機的演進邏輯和風險涵義[J].銀行家，2007（9）
論文內容提要：金融服務外包在全球服務外包浪潮中迅速發展，美國、歐洲、日本等國成為主要發包方，印度、愛爾蘭等成為金融服務外包接包方，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第二大中心。浦東是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核心功能區，浦東陸家嘴和張江已經形成金融機構前臺服務和后臺服務的集聚效應，浦東應發揮已有優勢，通過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擴大市場準入，加強財政扶持和人才保障，加快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國際化的發展，金融服務外包在全球服務外包浪潮中異軍突起。按照國際清算銀行（BIS）所屬的巴塞爾銀行業監管委員會（BCBS）、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IOSCO）和國際保險業監管協會（IAIS）組成的聯合論壇2005年的《金融服務外包》（OutsourcingFinancialServices）報告對金融服務外包所下的定義,金融服務外包是指“受監管實體持續地利用外包服務商（集團內的附屬實體或集團以外的實體）來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擔的業務活動”，即銀行、保險、證券、期貨等金融機構，把IT服務、后臺服務和業務流程等非核心業務甚至部分核心業務，以合同形式發包給專業的服務提供商，以提高核心業務的競爭力，降低企業成本，分散經營風險。金融服務外包包括金融信息技術外包（ITO）和金融業務流程外包（BPO）。金融ITO（ITOutsouring）,即金融信息技術外包，是指金融企業以長期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術服務商向金融企業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技術服務，主要包括應用軟件開發與服務、嵌入式軟件開發與服務以及其他相關的信息技術服務等。金融BPO（BusinessProcessOutsourcing），即金融業務流程外包，是指金融企業將非核心業務流程和部分核心業務流程委托給專業服務提供商來完成，主要包括呼叫中心、財務技術支持、消費者支持服務、營運流程外包等。從金融服務外包的發展歷程來看，金融服務外包起步于金融ITO，成長壯大于金融BPO，發展趨勢是金融KPO（KnowledgeProcessOutsourcing，主要幫助客戶研發解決方案，并作為企業決策重要依據，鎖定高度專業技能及知識密集型核心業務，包括評估研究、投資研究和技術研究等）。作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區的浦東,在推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過程中，應當發揮已有的優勢，著眼于發展高端的金融BPO，推動上海金融業的發展，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
一、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現狀及趨勢
當前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格局是：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發展迅速，美國、歐洲、日本等國成為主要發包方，印度、愛爾蘭等國成為金融服務外包接包方，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第二大中心。
（一）離岸金融服務外包發展迅速
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是指企業為降低成本,保留核心業務和提高競爭力而將自己的部分業務委托給外國企業的一種商業行為。全球金融服務機構尤其是發達國家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將原來自我承載的業務轉交外包商，國際金融服務外包（離岸外包）迅速發展。據統計，目前全球服務外包業務總量為1.2萬億美元，其中輸出境外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業務量為2100億美元。許多跨國公司試圖通過建立離岸交易及服務中心來提高本機構整體的效率。金融機構除將業務外包給服務商外,也會把一些業務交由海外附屬機構來完成。
據德勤會計師事務所估計:在2004年后的五年內,美國金融服務業將有3560億美元的業務外包到境外。離岸業務將在近幾年內持續增長,到2010年離岸業務市場產值將達到4000億美元,占整個行業總產值的20%。據金融研究公司TowerGroup的調查及預測,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企業將擴大信息技術項目的外包業務,金額將從2005年的16億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38.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34%。一批世界超級金融機構，包括美國運通、GECapital等都向海外大規模地外移了客戶呼叫中心與軟件開發業務。
（二）美國、歐洲、日本等國成為主要發包方
美國、日本和西歐的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商務流程已經實現了標準化，考慮到成本的需求，將其業務流程中非核心的業務外包給國外其他的服務公司運作，通過利用互聯網技術轉移到其他人力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數據處理，進行24小時互動的服務支持，使國外商務公司低成本完成整個商務服務工作，從而使企業資源得到最佳分配，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減少了經營風險，增強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三）印度、愛爾蘭等國成為金融服務外包接包方
面對蘊含大量商機的金融服務外包離岸外包市場，越來越多具有接包能力的國家正在成為美歐日金融企業理想的海外轉包地。國際金融服務外包最主要承接國是印度，愛爾蘭等。以印度為例,據有關專家預測，截至2008年，全球100家大型金融機構將會向印度輸送超過100萬個后臺與技術工作職位，約占全球金融業職位總數的15%。預計印度的金融服務外包收入將從初期的20多億美元猛升至240億美元。目前，國際金融服務外包市場已經形成以印度市場為核心，同時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新興服務外包市場的整體格局。印度金融服務外包行業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高速發展，年均增長率為56％，2005年總營業額達280億美元，直接從業人員25萬人。2005年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了主題為《離岸業務的行業反饋》的報告,總結了印度金融服務外包迅速發展的成功經驗,其內容主要有:印度企業重視變革管理,由董事會負責制定的外包和離岸業務發展戰略,并有專門機構負責;所有企業都準備有處理突發故的緊急預案,大規模的業務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來減小意外風險;外包業務受到法律的監管并享受到一定的優惠措施;承包企業都通過了英國信息安全標準的認證,采取各種措施保障客戶資料和數據的安全;具有大量說英語的專業人才、通信成本低的區位優勢,有充足的合格服務供應商和新進入市場的中小企業可供選擇;重視合同和約束;外包業務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勵。
（四）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第二大中心
近年來，在全球金融服務外包市場體系中，中國正越來越受到世人的矚目，并認為有機會成為繼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務外包中心。畢博管理咨詢公司董事總經理彼得·郝勒維茨就曾認為,到2015年中國和印度將成為全球金融服務外包業的中心。因為中、印兩國擁有大量受過良好培訓的外包業務人才,具有勞動力成本優勢,能提供滿足需求的產品和服務,更重要的是,跨國金融機構從其全球化的長遠發展戰略考慮,已經把中國和印度市場作為其戰略部署的一部分。
二、上海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的優勢和制約因素
浦東是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核心功能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是世界服務業轉移的樂土。浦東陸家嘴和張江已經形成金融機構前臺服務和后臺服務的集聚效應。2007年底陸家嘴已集聚中外金融機構493家，張江建設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也已集聚了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聯、交通銀行、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后臺服務部門，其中銀聯一期全國信息處理中心、交通銀行數據處理中心以及平安保險客服中心與后援中心已經入住并投入使用，金融后臺服務中心初見成效，浦東有希望在承接國際金融服務外包轉移上搶占先機。
目前，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正在加快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步伐，同時積極落實商務部提出發展服務外包的“千百十工程”，把握上海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落實“千百十工程”的機遇，積極發展金融服務外包，加大引進跨國公司金融服務機構的力度，加快構筑第三方服務平臺，集聚和培育自主品牌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將使浦東在提升服務外包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上起到示范帶動作用。目前從綜合環境和產業發展的成熟度而言，浦東擁有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優勢：
（一）金融信息服務基地建設走在全國前列
于2003年3月開發建設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基地——上海市銀行卡產業園，是全國首個以金融機構后臺服務部門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金融信息服務機構集聚區。基地自建立以來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基地已成功引進了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系統上海中心、中國銀行信息中心上海、中國銀聯產業發展基地、中國平安保險全國客戶服務及后援中心、招商銀行信用卡中心、興業銀行信用卡中心、交通銀行數據處理中心（上海）、上海期貨交易所金融衍生品研發和數據處理中心等。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基地的戰略定位是：立足上海、輻射全國、面向世界，與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前臺服務功能相呼應，重點發展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及金融后臺服務，為金融機構的前臺服務提供支持。目前，金融信息服務基地已集聚了眾多金融機構后臺服務部門，軟硬件建設齊全，為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金融軟件外包服務企業集聚走在全國前列
浦東軟件外包產業發展走在全國前列，上海浦東軟件園作為浦東軟件外包產業發展的國家級產業基地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軟件外包企業，目前軟件園內已入駐企業294家，包括HP、IBM、畢博、塔塔、印孚瑟斯、花旗軟件、金仕達、新致、中國銀聯等一批國內外大型軟件企業及研發機構。入園企業的業務范圍涵蓋了軟件開發、信息服務、系統集成、電子商務、數據通訊、信息安全、芯片設計、軟件出口、金融證券、醫藥、電信等各個領域，尤其是芯片設計、信息安全、軟件出口、系統集成等已在園區形成產業群落，為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金融后臺服務發展走在全國前列
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基地內已經形成了金融機構后臺服務部門集聚，擁有眾多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的后臺服務中心或銀行卡業務中心，如中國銀聯、平安保險呼叫中心和營運中心、匯豐數據中心等。同時浦東還吸引了一批新型金融企業入駐，落戶在浦東的一些高科技企業也研發出了手機支付功能，并申請了國家專利。浦東新區金融后臺服務部門的集聚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并逐漸吸引了一批專業金融外包服務機構入駐浦東新區，逐漸形成了產業的集聚效應，為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營造了良好的產業生態環境。
（四）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環境建設走在全國前列
首先，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融前臺建設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成績，為金融后臺服務和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打下良好的基礎。其次，上海市政府2006年8月10日《關于促進上海服務外包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將上海建成全球服務外包重要基地的目標，并明確提出支持、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以及建設金融后臺服務示范基地的目標。浦東新區政府也于2005年12月28日印發了《浦東新區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其中在對金融信息服務產業的支持方面包括：對引進金融機構總部予以獎勵；新引進金融機構自建辦公房土地出讓金優惠；新引進金融機構購房補貼；對新引進金融機構高管進行補貼；新引進金融機構的稅收補貼；為金融機構高管子女設立“專項教育基金”；金融信息服務企業形成地方財力部分予以補貼；中介服務業其利潤形成地方財力部分給予財政補貼等。更為重要的是，浦東新區于2005年6月21日被批準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將使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有可能突破現有的政策體制障礙，獲得巨大發展機遇。
當然，浦東在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方面擁有眾多其它地區不可比擬的優勢，但是由于浦東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配套條件還不夠完善，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在產業化、市場化、專業化和國際化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
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還面臨一些體制，主要是：金融后臺服務機構法人化市場化存在體制障礙、市場準入的限制、外匯監管限制、人才不足的限制以及缺乏接發包專業和必要的財稅政策扶持等，需要通過改革創新加以突破。
三、推動浦東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對策措施與政策建議
（一）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戰略目標
力爭經過5-10年的努力，把浦東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真正發展成浦東現代服務業中的重要支柱產業，為使浦東成為我國金融服務外包創新發展的主要基地之一,成為亞太地區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承包和轉包中心奠定堅實的產業基礎。
通過重點引進國內知名金融機構的銀行卡中心、數據處理中心，國際知名金融信息服務企業、跨國銀行的地區數據處理中心，金融服務外包產業達到一定規模。
配套建設進一步完善，形成符合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需要的交通設施、通訊系統、產業配套完整的現代化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基地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環境優美、生活設施完善、具有高品位的文化氛圍、適合高科技人才生活與發展要求的現代生活社區。
（二）推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對策措施
1.建設一個基地——上海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基地
根據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趨勢以及上海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現狀和優勢，建設上海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基地，這一基地將具備以下四大基本功能：
產業集聚創新功能：集聚金融信息產品的研發與生產，形成國內外金融信息產品的技術創新中心、業務創新中心和運營機制創新中心。
金融后臺服務功能：吸引國內外金融機構后臺核心業務向上海集中，形成國內商業銀行的跨行信息交換中心、國內外各類金融機構的數據處理中心，與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融前臺服務相呼應，形成完善的金融后臺服務功能。
國際金融服務外包承接功能：承接以歐美為主的國際金融機構數據處理業務的轉移，為上海發展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揮示范作用，促進上海成為國際性的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接發包中心。輻射帶動功能：通過整合浦東的金融服務資源，以張江為核心樞紐，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帶動上海乃至長江三角洲地區服務外包產業和其他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進而推動上海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升級。
2.搭建一個平臺——金融服務外包專業服務平臺
按照“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管理、專業化服務”的指導方針，搭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平臺。這個公共服務平臺將提供四大服務。
項目服務：主要是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提供技術、市場、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服務。
人才服務：適應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對專業性人力資源的需求，搭建人才服務平臺，旨在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提供人力資源庫。
投融資服務：根據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對資金的需求，搭建投融資平臺，構建由市、區以及張江集團公司共同組建的“上海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專項資金”，解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資金問題，確保重大項目和功能項目的引進。
政策咨詢服務：重點是為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提業政策、融資政策、財稅政策咨詢服務。同時，制定適應國際金融服務外包發展需要的行業技術標準，建立和完善外包服務企業的資格審查和信用評級制度，制定合理完善的服務商市場準入機制，構建規范的行業發展平臺，促使金融服務外包產業規范健康發展。
3.發展七大類（6+1）業務
根據目前浦東現有的條件和優勢，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應積極發展金融數據處理和災備業務、銀行卡業務、客戶服務、財務和會計服務、營銷服務、營運業務以及研發設計等七大類（6+1）業務。
金融數據處理和災備業務：以中國人民銀行的支付系統災備中心和征信管理中心為核心，積極引進各大金融機構的災備機構和建設中小金融機構災備共享平臺，發展災備業務；引進國內外重要金融機構的數據處理系統，發展包括清算、結算、金融基礎數據庫、客戶數據管理中心等業務，發展以數據集中為特征的各類金融機構的信息處理業務等。
銀行卡業務：以中國銀聯銀行卡跨行網絡數據交換中心為核心，引進國內外具有競爭力、名列前茅的銀行卡中心，發展信用卡的流轉業務（收單、信息轉接、資金結算等）和市場拓展業務（發卡、客戶信息管理等）；力爭成為國內最重要的銀行卡后臺數據處理中心之一。
客戶服務：客戶服務是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業務之一，是一個低成本、高回報收集客戶信息的渠道,一方面它通過電話、傳真、E-mail、短信等多種途徑主動為客戶服務；另一方面它在內部管理功能上，通過知識庫管理對金融范圍內的業務、信息、資料、政策等內容進行采集、審核、歸檔、,通過工作流程系統實現包括咨詢、投訴、業務申請、預約、外撥、知識等在內的信息流轉，從而在客戶業務處理、主動式服務、內部管理和整合服務渠道等多個方面得到全面優化。隨著高科技的運用，金融服務外包呼叫中心，將改變傳統的服務方式，引入視頻技術和多媒體技術，實現多媒體綜合服務，使呼叫中心在功能上發生質的飛躍。
財務和會計服務：打造金融服務外包財務和會計服務，其目的專注于金融服務的核心資產業務、負債業務、中間業務、資金業務及結算業務處理，兼顧支付控制和風險管理及總賬會計核算。同時，核心平臺提供相應的數據處理、分析和挖掘功能，提高金融財務服務業務管理和服務能力。
營銷服務：建立金融營銷服務是適應現代金融服務外包的需要，是為確保金融營銷工作順利進行和既定營銷目標實現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服務營銷理念的建立及營銷文化的形成、金融營銷戰略和營銷目標的制定，營銷業務流程的完善與再造、統一的市場定位和營銷策略、差別化的營銷和服務機制、產品創新機制、綜合量化的考核機制、信息共享機制、資源配置機制、風險控制機制等一系列業務。
營運業務：建立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營運業務，業務范圍涵蓋金融服務外包業所包涵的核心業務和非核心業務，主要功能是對外承接外包業務，同時將所承接的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分拆、集成和轉包。
研發設計：根據金融服務外包市場的發展變化，不斷設計金融服務的新產品、新服務，以適應國際金融服務外包市場專業化、精細化、多樣化發展的需求。
4.組建金融服務外包聯盟，承接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業務
上海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需要大力開拓金融服務外包業務，把大量國際金融后臺業務吸引到上海。通過組建金融服務外包聯盟，承接離岸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內容涵蓋金融數據處理、信用卡數據處理、貸款數據處理、金融數據分析、客服業務以及開展金融服務外包論壇等等，推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三）支持浦東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的政策建議
根據《財政部商務部關于支持承接國際服務外包業務發展相關財稅政策的意見》、《關于促進上海服務外包發展的若干意見》、《上海市促進張江高科技園區發展的若干規定》、《浦東新區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的財政扶持意見》、《“十一五”期間張江高科技園區財政扶持經濟發展的暫行辦法》、《上海市張江高科技園區“十一五”期間扶持軟件產業發展的實施辦法》等文件，結合張江高科技園區特別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的實際情況，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支持基地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的定位，著眼于發展中高端的金融服務外包業務。支持基地引進發展銀行卡業務、數據業務、客服業務、財務服務業務、銷售業務、營運業務和研發設計業務，努力把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建成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化示范基地,形成產業規模大、競爭優勢強、經濟效益好、品牌效益高的產業集群，使之成為國內發展金融服務外包市場的主要試驗田和集聚地，成為上海建成亞太地區離岸外包業務承包和轉包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建立第三方服務平臺，為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提供人才服務、政策咨詢、知識產權咨詢服務、項目接發包、投融資等市場化社會化服務，政府對服務平臺建設和營運費用給予資金補貼，對使用平臺服務的企業給予經費補貼。
第三，將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優惠扶持政策延伸到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即凡入駐上海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經認定后享受張江高科技園區的優惠政策，并進一步營造有利于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
第四，擴大市場準入，鼓勵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的設立和發展，對從事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國資、外資和民營企業在注冊登記和市場準入上公平對待，給予支持和便利。工商部門可在企業的經營范圍內，寫上“從事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對涉及增值服務的金融信息企業，允許不同所有制企業經營金融服務外包業務。對外商獨資從事離岸金融外包業務的企業實行備案制或放寬審批權限。
第五，建議將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列入國家鼓勵發展的產業目錄，同時建議浦東新區政府牽頭，聯系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監管機構，建立金融服務外包行業協會，制訂金融服務外包的行業標準，推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健康規范發展。
第六，對金融服務外包企業給予財政扶持。對從事金融服務外包的企業經認定后享受財稅優惠政策。對所認定企業的營業收入實行免稅；利潤總額所得稅按照15%的比例征收；對企業的研發經費給予一次性補貼；從事數據中心等金融服務外包企業進口自用設備，免除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第七，為金融服務外包企業提供人才保障。支持企業境外引進高級管理人才和高級技術人才，對其引進的海外高端人才實行安置補貼，同時實行“一次審批、多次有效”的出入境便利措施；對高端人才的個人所得形成的地方財力給予獎勵補貼；鼓勵歸國留學人員到金融信息服務產業基地創業，政府在稅收減免、資金扶持方面給予優先考慮。
課程設計是金融學教學發展的基礎，無論是理論教學還是實踐教學，都應該制定科學合理的課程設計。
(一)增加金融學微觀方面的內容在金融學教學中，注重對宏觀金融學的研究，在微觀金融學方面比較不受重視。這與我國金融體系管制有很大的關系，因此，金融運行的績效在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制度、政策等宏觀因素，在金融學課程設置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傾向于宏觀理論方面忽視對微觀層面的教學。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金融領域的不斷擴展和延伸，微觀層面的金融學理論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要求我們要轉變教學理念，及時把金融學的微觀內容加入到教學之中。在金融學課程設計時，加大微觀理論的內容的同時，還要注意微觀理論與宏觀理論的相結合，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宏觀理論的地位。把微觀理論與宏觀理論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合理調節兩者之間的比例關系。
(二)強調課程內容國際化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在金融領域更是如此。金融人才的培養不僅要適合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更需要參與到全球經濟發展中。只有這樣才能經濟發展中真正培養出人才。所以金融學課程設計要增加國際金融學的內容，比如基本的國際金融理論和業務知識，包括已有的國際金融、外匯業務、對外結算等課程。此外，在國際規則方面的知識，如國際經濟法、國際慣例、主要國家的金融法律、國際性金融貿易組織及其運作等；國際交流方面，如主要國家金融業傳統、文化傳統、經濟外交軍事政策、國際交往禮儀、國際談判學等等，這些都應該成為金融學的教學內容，擴大金融學教學的國際視野。
(三)實現金融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金融活動通常以數理模型為基礎，這就需要金融學專業的學生掌握數理知識，否則在今后的工作中很難進行新型金融工具的設計和開發。除與數學關系較為緊密外，金融業務的信息化也是金融發展的趨勢，這要求金融專業的學生要掌握信息管理和計算機技術。因此，課程設計時就要注意金融學與其他學科的融合，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促進金融理論的轉化成為市場所需的技術，促進金融的發展。
二、教學手段的現代
教學現代化，尤其是多媒體在教學中的應用，已經成為學校教學的常規手段。在金融教學中要更好的利用多媒體等方式創新教學手段，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教學手段的現代化不僅是脫離原始的“黑板粉筆”教學，利用計算機制作課件，而是充分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發掘金融學教學的潛力。比如，建立金融實驗室。利用計算機、多媒體設備及相關的軟件配套設施，比如銀行軟件、證券軟件等進行實踐教學。金融實驗室可以真實地模擬現實市場環境，給學生提供真實的股票、期貨交易環境。金融實驗室學生還可以通過互動式操作逐步熟悉現實保險公司的實際工作流程。這些都可以培養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提高學生的金融業務技能。在現代化教學中要充分利用網絡的便捷性和資源的豐富性，為學生提供學習資源，滿足學生對信息的需求，鼓勵學生在利用網絡資源，擴大自己的知識范圍，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此外，金融教學還應該強化實踐教學環節，多形式的開展實踐教學提高金融學微觀理論的教學效果。實踐性教學可以通過建立校外實訓基地、與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期貨公司等開展合作等實現。也可以開展金融模擬投資競賽和金融熱點問題辯論賽、組織專家講座、創辦自己的金融學術報刊。
三、教材建設
教材建設是教學戰略規劃的重要一環。現行的金融學教材偏重與理論，對實踐的部分重視不夠。這不僅不利于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而且還會降低實踐教學的實施效果。所以在教材建設中要注重理論內容與實踐內容之間的平衡關系。此外，在教材建設上要注意吸收國內外的先進理論成果，將其及時地補充進教材中去。此外，在教材建設中要注意以下問題：
(一)教材建設應與打造高水平師資隊伍相結合教材建設要與師資建設同步，這樣才能保證教材建設能夠確實起到作用，發揮出提高教學質量的效果。在師資力量建設中，要對教師進行評估，尤其是對教師的知識結構進行評價。通過評價，對教師的業務水平給予全面了解，從而制定有針對性對方案來提高教師水平。除此之外，學校還應針對教材就教師的不足之處及時發現，對教師進行培訓、業務交流等來提高教師的素質，以便能夠與教材同步。在教師隊伍建設上，要根據學校的規劃，也要根據教材的適應性，有針對性地發展。此外，教師隊伍建設緊跟時展，金融學理論的更新換代的速度快，要求教師具備較新的理論知識，同時具備合理的理論結構，具有較強的自學能力。在教師培養上，要切實制定教師培養計劃，通過進修、培訓、參與課題等方式提高教師的業務能力，通過科學的考核獎懲辦法優化教師隊伍。對教師的培養不僅是要從制度上安排，促進他們自身的提高，學校也要為他們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為他們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教師隊伍的良性發展。
(二)教材建設需與提升網絡教學環境相適應教材建設立體化才能有助于提高多媒體等網絡技術的使用。所謂教材立體化就是在一整套教材建設中，包括核心教材、課程說明、課程大綱、學習指導、學習要點、重要概念、問題解答、活動建議、教學案例、教學圖片、實驗實訓指導、在線課堂、復習題庫、課程試卷、政策法規、參考文獻、專業期刊、相關網站等在內的一體化設計、多種媒體有機結合的課程立體化教材。通過教材的立體化建設有效利用網絡教學的先進條件。
(三)教材要注重實踐內容與實踐課的一致性金融學人才培養的重點是應用型人才，需要他們能夠對金融市場做出敏銳判斷，對市場業務能夠熟練操作。所以在金融學
教材的建設中，需要注重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教材的實踐內容是理論結合實際的最佳手段，是純粹的實踐教學的基礎。只有打好基礎，才能更好的進行實踐課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在教材實踐課程的設計上要注重與純粹的實踐課的銜接，保持二者的一致性。同時，在教材實踐課的設計上要教材結構“模塊化”，重點突出，層次分明。使用時可以將銀行、證券、理財等內容進行模塊式的剪裁，拼接成不同類型的知識模塊，便于選擇性組織教與學，使教材更加實用、適用，職業特點更加突出。
此外，在金融學考核方式方面要多元化，根據金融專業實踐教學的特點，進行多元化實踐教學的考核與評估，改變過去以筆試考試為主的考核方式。例如，對于課內實踐，可以按照考查方式進行考核；對實踐環節，比如商業銀行業務實踐、認識實習、專業實習之類，采取撰寫實驗報告、研究報告、論文寫作、答辯等方式來考核。
四、結束語
關鍵詞：金融產業集群；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比較
文章編號：1003-4625（2014）01-0094-05 中圖分類號：F830.3 文獻標志碼：A
一、引言
在國外發達國家，金融產業集群已經發展得比較成熟，并且成功推動形成了若干世界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關于金融產業集群的研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斷豐富起來，但是有的文獻把金融產業集群與金融中心兩個概念混為一談，導致相關研究偏重于金融中心的建設方面。金融產業集群是將產業經濟學、區域經濟學與金融地理學相結合的新興跨學科研究領域，是金融中心建設的必經過程，因此有必要對兩者的國內外研究進展進行梳理比較，以指導目前世界許多國家正繁榮發展的金融產業集群與金融中心建設的實踐。
二、金融產業集群的研究進展
經濟學家Powell（1915）Ⅲ在其著作《貨幣市場的演進》中研究了金融業的空間演化現象，并描述了銀行集聚在倫敦的金融機構演進過程，這可以看作對金融產業集群最早的研究。之后學術界對金融產業集群的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不斷繁榮起來，相關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金融產業集群的形成原因
作為一種在世界上很多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金融產業集群必然有其形成的原因和機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Krugman，1991）首先提出金融服務業的集聚現象比制造業更為明顯的觀點，他認為當今世界上服務業集聚發展的例子是最突出的，比如在東京和倫敦，技術外溢導致的外部性是使得倫敦的金融服務業集聚發展的主要原因。Leyshon（1995、1997、1998）通過連續發表的三篇同主題論文，全面總結了金融業的地理分布狀況，并采用政治經濟學方法來分析金融業地理集聚的形成原因。Taylor等（2003）從產業集群的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經濟行為的社會根植性導致了金融機構的集聚發展。Zhao等（2004、2005）認為信息不對稱是引起金融企業地理集聚的重要原因，并以中國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為實證進行了分析。連建輝等（2005）認為金融產業集群本身具有的區域金融創新優勢、經營效率優勢和風險緩解優勢，能夠為區域內金融企業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司月芳等（2008）對上海陸家嘴金融產業集群進行了實地調研，結果表明，金融支持型政府、良好的金融政策以及靠近金融中心市場是導致其形成的主要動因。李大壘（2010）對我國35個大中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地區GDP、金融業從業人員和工業總產值對推動城市金融產業集群的形成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
從以上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金融產業集群的形成原因存在著分歧，有的學者（Leyshon、Taylor等；司月芳等）認為社會、政策和制度等外在因素是主要原因，有的學者（李大壘、連建輝等）認為效率、成本和創新等內在優勢是主要動因，有的學者（Krugman、Zhao等）則認為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市場失靈現象是主要原因。雖然這些學者的觀點分成了三類，但是綜合來看涉及了內在因素、外在因素和市場失靈等不同方面，這對于解釋為何金融業采用產業集群形式發展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
（二）金融產業集群的影響因素
金融產業集群在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表現，有的地區已經形成了完善的集群區，有的地區已經發展成為了金融中心，而有的地區金融產業集群現象還不明顯。針對現實中的這種差距，學者們對金融產業集群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Porteous（1995）提出了一個理論框架來分析為什么金融活動會集聚在某個特定的地區而不是其他地區，信息流動（包括信息流暢和信息可靠性）是影響金融活動區域集聚的關鍵因素。Leyshon（1995、1997、1998）認為，銀行機構的溢出效應、居民的經濟收入和居民的金融素養影響了金融機構的在空間上的集聚。Gehrig（1998）將影響金融集聚的因素分為正向因素和負向因素，正向因素包括信息溢出效應、規模經濟和市場流動性，負向因素則包括市場進入限制、政府直接干預和企業壟斷。Taylor等（2003）也從正反兩方面對倫敦的金融集群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認為高素質的金融人才、良好的企業聲譽、與顧客聯系密切這些因素推動了倫敦金融產業集群的快速發展，而地方和擁堵的交通則非常不利于倫敦金融集群的發展。Pandit和Cook（2003）的實證研究表明供給方面的專業化投入和知識溢出、需求方面的集群聲譽和滿足不同顧客是影響金融服務業集群發展的重要因素。Cook等（2007）也對倫敦金融產業集群的向心因素和離心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集聚因素明顯地提高了金融企業的競爭力，高效的生產率、知識創造和知識擴散是影響金融服務業集群發展的主要因素。司月芳等（2008）以上海陸家嘴為實證，從反的方面分析了其發展的影響因素，認為偏低的金融產業發展水平、偏小的金融市場規模、較低的金融開放度以及缺乏社會中介機構這些不利因素阻礙了陸家嘴金融集群的發展。任英華等（2010）對我國28個省份金融集群發展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表明，我國金融集群在省域之間具有正的空間溢出效應，地區經濟實力和區域創新活動對金融集群的促進作用比較明顯，對外開放對金融集群的影響隨著時間的發展會逐漸變小。
以上大多數學者（Porteous、Leyshon、Gehrig、Pandit和Cook、任英華等）認為溢出效應影響金融產業集群的發展，然而，他們之間也存在著一些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Porteous、Gehrig、Cook等，任英華等）認為信息和市場的流動性是關鍵影響因素，有的學者（Leyshon）認為居民的經濟能力及素質是主要影響因素，有的學者（Pandit和Cook、Taylor等）認為良好的聲譽和接近顧客是重要影響因素，有的學者（司月芳等）則認為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化水平是主要影響因素。綜合考慮這些影響因素，對金融產業集群的發展需要在哪些方面完善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三）金融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
金融產業集群在現實中的存在，不僅有利于企業和行業的發展，而且還推動了區域經濟的增長。Pandit等（2002）對英國金融服務業利用產業集群動態研究方法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集群效應影響金融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也影響其他金融企業進入的規模，各種金融企業之間在金融服務方面具有相互的影響。Clarke等（2003）認為由于金融服務業也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網上電子支付面對這一問題無能為力，因此金融企業在空間位置上的臨近以及當面的溝通都是非常重要的。Hendersona等（2001）指出，金融產業集群使得面對面的溝通更加便利，金融企業在空間上的集聚能夠促進客戶關系的發展和密切，從而有利于金融行業和企業的發展。劉紅（2008）實證檢驗了上海金融集聚對本地區經濟具有明顯的增長效應，但對周邊地區的輻射效應不明顯。張曉燕（2012）采用廣義矩估計方法分析了不同類型的金融企業集聚對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不同的影響，銀行的集聚和保險公司的集聚對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
通過以上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金融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是有利于企業、行業和區域經濟的發展，但是學者們對于集聚效應的具體表現有著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Pandit等、Hendersona等）認為金融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有利于行業和企業的發展；有的學者（Clarke等）認為金融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必須通過面對面的交流；而國內的學者（劉紅、張曉燕）則認為金融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推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既然金融產業集群和經濟發展具有正的相關性，因此金融產業采用集群發展模式在現實中是可行的。
三、金融中心的研究進展
金融服務業總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現并形成金融中心（Pandit等，2001），金融產業集群與金融中心存在密切的聯系。國外學者已經對金融中心進行了比較豐富的研究，但絕大多數研究的是歐美發達國家的金融中心，我國學者對于金融中心的研究還不成熟。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礎條件
金融中心在全世界的蓬勃發展，為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力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哪些基礎條件呢？金融產業集群對于形成金融中心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學者們對此進行了研究。Park和Essayyad（1989）認為隨著一個地區跨國銀行的數量增多和規模增大，能夠促進國際銀行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Pryke和Lee（1995）通過不動產貸款證券發行的例子，研究表明金融中心因集聚而產生外部經濟，生產活動的外部經濟又會反過來促進金融機構在空間上的集聚。潘英麗（2003）運用金融中心的聚集效應和外部規模經濟效應的理論分析，來解釋金融機構為何愿意集中設立在某些大城市或從其他地區遷移到大城市，得出結論認為金融機構的空間聚集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觀基礎。吳念魯和楊海平（2008）指出在促進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的眾多影響因素中，有利于金融資源集聚的優良金融生態的所有元素都是國際金融中心形成的條件，因此金融要素的集聚直接推動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
從以上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在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礎條件上，以上學者（Park和Essayyad、Pryke和Lee、潘英麗、吳念魯和楊海平）一致認為金融要素的微觀集聚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礎條件。具備了基礎條件之后，具體是什么原因促進了金融中心的形成呢？下面就對金融中心形成原因的已有研究進行述評。
（二）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
Park和Essayyad（1989）將規模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上，認為跨國銀行會采取擴大經營規模的戰略來降低成本，因此會在全世界范圍內在不同的國際金融中心設立分行，將銀行總行的經營成本分散到全世界的分支銀行，隨著一個地區跨國銀行的數量增加以及經營規模的增大，最終會促進該地區發展成為金融中心。Pryke和Lee（1995）通過不動產貸款證券發行的例子，研究表明金融中心因集聚產生的外部經濟是社會導致的，金融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與社會的互動會創造利潤，金融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創造人際關系網絡和企業之間的某種聯盟，以及不斷重新評價潛在的合作企業，因此社會生產的外部經濟促進了金融機構在空間上的集聚，同時金融中心在產品和服務上的差異以及與社會空間相關的盈利能力的差異不僅會給予金融企業一些實踐方面的信息，也會直接影響其經營的成敗。Gehrig（1998）認為由于當今世界技術的迅猛發展特別是通訊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會最終使得金融活動產生非地方化，金融中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是否能夠為其他地區帶來外部性，對信息敏感的金融活動和對信息不太敏感的金融活動之間存在著互補性，這兩種情況都會把自由的金融活動吸引到金融中心。
在金融中心的成因方面，學者們的觀點存在分歧，有的學者（Park和Essayyad）認為企業內部規模經濟是最主要的，有的學者（Pryke和Lee、Gehrig）則認為外部經濟是最主要的。與前文金融產業集群成因的已有研究相比，學者們對于金融中心成因的研究偏少一些，而且他們僅從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角度進行分析，對現實中城市金融中心如何形成的指導意義不大。
（三）金融中心的影響因素
金融中心形成以后，哪些因素會影響其進一步的發展呢？學者們對此存在不同的觀點。Lee和Schmidt-Marwede（1993）認為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來自提供金融資本供需雙方能獲得較高利潤的環境，這包括市場流動性、高效的運作與服務傳送條件，因此競爭力來自其內部金融機構總的生產能力。根據一些學者的金融地理學理論（Corbridge等，1994；Porteous，1995；Martin，1999），金融中心的發展幾乎完全依靠信息流動和信息技術創新。Zhao等（2002）認為，信息外部性和不對稱信息不僅是影響金融中心發展的主要因素，同時也會影響一個城市的等級水平，他們通過一系列公司總部區位選擇的調查，根據對經濟和制度變量的分析，認為香港和北京是位于信息走廊兩端的信息中心地，這兩個城市將成為中國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上海則成為中國的第二級金融中心。趙曉斌等（2002）以中國為例，分析不對稱信息在總部選址決定中的重要性和區域效應，說明了信息流和不對稱信息是影響現代金融中心發展的決定因素。馮德連和葛文靜（2004）構建了“輪式模型”來解釋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影響因素，該模型認為，推動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動力因素主要有兩種拉力（地區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水平）、三種推力（歷史方面、供給方面和城市方面），另外還有地方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
可以看出，在金融中心發展的影響因素方面，有的學者（Lee和Schmidt-Marwede）認為金融企業生產能力和生產環境是主要影響因素，有的學者（cor-bridge等、Porteous、Martin、Zhao等、趙曉斌等）認為信息流動和不對稱信息是主要決定因素，有的學者（馮德連和葛文靜）則認為經濟發展和地方政府是主要影響因素。與前文金融產業集群影響因素的已有研究相比，金融中心發展的影響因素同樣包括了信息流動和經濟發展，不同的是金融產業集群的發展更強調居民的需求因素，而金融中心的發展更強調金融企業的供給因素。
（四）金融中心的區域研究
金融中心作為一種區域經濟現象，學者們的研究必然會涉及其在不同區域以及不同城市的具體發展情況，這樣就產生了一些關于金融中心的區域案例研究。德國經濟學家奧古斯特?勒施（AugustLosch，1940）最早發現了金融景觀異質性并進行了地理差異研究，分析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貼現率、利率和債權利息等在景觀內外具有地理上的明顯差異。法國學者Labasse（1955）從地理學的視角，分析了里昂地區銀行網絡的發展，不同金融機構的市場聯系，銀行所在的市場區，以及銀行對地區經濟的依賴與支持等。之后，地理學家Kerr（1965）對加拿大金融中心的興衰進行了實證研究。胡堅（1994）認為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模式應是遠東地區的籌資型金融中心，實現這一目標模式的第一步是先將上海建成全國金融中心，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向周邊地區和國家輻射，成為與中國香港、新加坡并列的亞洲國際金融中心。潘英麗（2003）通過對香港和上海的比較分析，認為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范圍將側重東南亞地區，而上海金融中心的作用范圍將側重東北亞地區，上海金融中心的目標定位和分工將是中國在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競爭中勝出的重要條件。Zhao等（2002）的觀點則截然相反，他們通過統計數據以及跨國金融公司區域總部選擇的實地調研，得出結論認為北京比上海更具有成為中國內地最大的金融中心的優勢條件，香港和北京將成為中國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上海則成為中國的第二級金融中心。黃解宇和楊再斌（2006）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金融要素集聚的特征、動因、運行機制和傳導機制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分析。在Mark Yeandle等（2009）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報告中，針對全球62個金融中心，通過57個包括專業人員、經商環境、市場準入、基礎設施、競爭力、資金取得、E化準備進度等項目進行調查，分項評分后加計總分，得出排前三名的是倫敦、紐約、新加坡，中國香港、上海和北京分別排名第4、35和51，可以看出，倫敦與紐約依然是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
在金融中心的區域研究方面，學者們對歐美發達國家的金融中心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我國的金融中心區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兩大城市，大多數學者（胡堅、潘英麗、黃解宇和楊再斌、Mark Yeandle等）認為上海比北京更具有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但也有學者（Zhao等）認為北京比上海更具有成為中國內地最大的金融中心的優勢。
四、金融產業集群與金融中心的聯系與區別
通過國內外學者關于金融產業集群和金融中心的研究進展述評及理論比較可以看出，兩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具體表現在：
（一）兩者的聯系
第一，兩者都是金融要素集聚的結果。國內外學術界對此的觀點已經達成一致，包括金融企業、金融工具、金融人才以及金融交易活動在內的各類金融要素資源在一定區域范圍內集聚，通過“集聚效應”實現區域內金融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才能形成金融產業集群，最終在一個城市范圍內實現金融中心的建設。
第二，金融產業集群是金融中心的微觀基礎。金融產業集群是一個城市實現金融中心建設的必經途徑，只有大量的國內與跨國金融企業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集聚，通過距離近的區位優勢節省經營、管理和合作的成本，一個城市的金融業才會不斷發展壯大，最終在國家甚至國際范圍內擁有強大的實力與輻射影響力，這樣金融中心便誕生了。
（二）兩者的區別
第一，兩者的地域范圍不同。金融產業集群是大量的金融企業集中在特定城市內的某個區域所形成的一種集聚群落，像紐約華爾街金融投資集群、上海浦東新區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等；而金融中心特指某個城市，也可以稱為金融中心城市，它的地域范圍要比金融產業集群大一些，像國際金融中心倫敦、紐約，新興的國際金融中心新加坡、中國香港，我國國內金融中心上海等。
第二，兩者的影響力不同。由于金融中心代表了一個國際性中心城市或區域性中心城市，而金融產業集群僅反映城市的某一小塊區域，因此金融中心的影響力要大于金融產業集群，特別是國際金融中心，它的影響力更是全世界范圍的。提起倫敦，人們很容易聯想到它的國際金融中心形象，而很少有人知道倫敦城內的金融產業集群具體是什么。
五、結論與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