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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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新發展，給國際法帶來了諸多挑戰性問題。找到應對這些問題的方法，有助于解決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有助于改善國際市場的競爭環境，有助于企業為人類創造更高的生存標準和更好的生活環境。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企業為謀求生存和發展而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使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應勢而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也廣泛推行。但守則中存在的某些主觀性問題，不僅使其效力大打折扣，也使企業擔負社會責任的行為成為一種“時尚秀”，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認證更令人生疑。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化國際認證國際法律問題
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是企業歷史發展進程的必然產物。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出現到20世紀60年代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明晰辯論，從70年代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和范圍的界定到80年代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1]從9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的守則化到目前正在推進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這一過程，不僅體現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演變，更表明了國際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態度：由企業推動的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人類的生存標準、生活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等也決不可懈怠。
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新發展，呼喚相應有效和實事求是的國際法律文件，以敦促企業遵行相應的國際標準，尊重和維護相關主體的利益和權益，促進國際經濟的良性發展，推動國際社會的和諧進步。但由于“企業公民”的身份以及各國家在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治制度以及法律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這不僅需要協調好國際政治、國際經濟等方面的關系，更需要關注并解決好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給國際法帶來的種種挑戰。
一、企業經濟活動的信任危機與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成敗得失
（一）企業經濟活動面臨的信任危機
企業是社會微觀經濟活動的“細胞”，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細胞”。關于企業的性質和本質，盡管在理論上存在著不同主張，[2]但都不能否認，追求經濟利益是企業嘗試建立并謀求發展的最根本動機。為此，企業需要從事相應的經濟活動，并通過這些經濟活動達到其運營目標，實現其經濟功能。[3]然而，伴隨其經濟活動的還有些“副產品”，勞工問題、環境問題、消費者權益問題等表現得最為突出。
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企業追求達成其經濟功能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使其不僅面臨著自身經濟活動的信任危機，[5]更面臨著自身經濟活動的合法性危機，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應勢而行，并在世界范圍內擴展、蔓延。
（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成敗得失
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在當時情況下，其矛頭主要指向跨國企業經營和擴張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它強調在市場體制下，跨國企業除了為股東追求利益外，也應該考慮其他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并且要求，跨國企業在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該擔負與此相關的勞工、環境、消費者等社會問題的社會責任。
盡管存在著上述難題，但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作用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在國際范圍內大有普及之勢。這不僅表現在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和廣泛推行方面，更表現在國際貿易中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問題上。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固然重要，但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執行或認證，似乎已成為企業有效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效力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認證
（一）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及其效力
企業社會責任守則是企業向公眾展示其擔負相應社會責任的內容要求和具體承諾，目前盡管林林總總，但其功能和作用一般都包括兩方面：其一，應對企業經濟活動面臨的信任危機；其二，明晰企業經濟活動的道德底線。
（二）國際市場競爭中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
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與國際貿易或者說國際產品訂單掛上了鉤，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正變得炙手可熱。但在認證中，必須弄清楚以下問題：
第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有限性。當前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普遍意義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推動下由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普及而來的。但無論如何演變，企業的社會責任應該著重于“與企業利益相關”的問題，應該強調與企業運營和轉貼于發展相關性的社會問題。任意擴大企業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的范圍，會給企業自身的健康發展帶來不利影響；而任意縮小企業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可能會使之流于形式，并對相關利益者的權利和利益造成本不該有的損害。
第二，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國際性。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被推行適用的社會責任守則各種各樣，這些守則，都稱其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但是，由于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所執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不一致，對于同時接受不同企業訂單的某一特定企業來說，該以哪個守則為準？又該如何協調這些守則之間的關系？幾乎所有的企業社會責任守則都要求企業遵行相關國際條約所列的原則，但基于企業非國際（公）法主體的理論和事實，企業如何直接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在上述問題還不能解決以前，這些守則或“標準”的“國際性”，顯然讓人質疑。因此說，當前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應該僅僅是民間意義上的“國際標準”，或者更確切地說，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僅僅是商業伙伴之間的社會責任標準的要求問題。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與國際法面臨的挑戰性問題
當今更加相互依賴的全球社會，不僅賦予了我們一種新的倫理觀念，而且也賦予了我們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的物質基礎，[10]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國際標準化過程充滿希望。然而，我們在“享受樂觀”的同時，更要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給國際法帶來的嚴峻挑戰。主要涉及以下內容：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是否具有國際法的法律性質？
國際法是適用于國際社會的法律，是名符其實的法。[11]它所建立的不是一種以統治權為基礎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種以國際社會的者“平等協作”為條件的法律體系，因此，國際法常常被認為基本上是一種弱法（weaklaw）。這恰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國際法最本質的屬性和特征。[12]
現有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內容，均建立在國內法和國際法相關規定和原則的基礎上，而且從形式上看，均是較為確定的規范或者規則。盡管其中存在諸多的主觀性，但為了應對商業競爭壓力，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要求，對于接受相應守則的企業來說，該守則就應該具有某種程度的法律性質的拘束力。
（二）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下，企業能否成為國際（公）法的主體？
法律主體關系到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就當前看來，國際法的主體一般指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或者正常主體，能夠直接享有國際法賦予的權利，也能夠直接承擔國際法所要求的義務。政府間國際組織是國際法的派生主體，其在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是由國家讓渡的。在現有的國際法理論中，企業還不被認為是國際（公）法的主體（但它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更是國內法的主體），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除了包含相關的國內法律、法規外，主要地涉及國際人權法律文件、國際環境標準等，但基于企業非國際法主體的理論和事實，為有效解決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企業能否直接承擔相應的國際法律義務？
這里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效力相關的可訴性問題。毋庸置疑，企業為了管理和運營需要，必然會設定一系列的在其管理之下的規章制度，并且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尊重并實施這些規章制度的強制性方法。但如果企業由此違反了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相關規定或者要求，并因此侵害了勞工權益、環境利益或者消費者權益，該國際標準能否作為對企業侵權行為提訟的法律依據？在訴訟中又如何協調國際法、國內法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之間的效力關系？諸如此類問題，都是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的。
“六五”普法規劃理論與實踐研究征文: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環節是法治的宣傳教育，法治的宣傳教育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否存在著一個關聯關系呢？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找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找出它們之間的影響，對我們科學地制定“六五”普法規劃具有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研究，這一點正是本文的指導思想。
首先，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是該社會的上層建筑，是其經濟等的集中反映，并為其服務；那么該社會的經濟等是其經濟基礎，是決定該社會上層建筑的基礎；這是經典作家的經典理論，根據這一經典理論，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一對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法治的宣傳教育是為法律制度服務的，所以這種行為也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的范圍；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是社會的實體內容，是經濟基礎的范圍；所以我們可以根據經典作家的理論知道，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但是在我們國家，由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制度和產生它的經濟基礎雖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作為它們的主體都是人民，所以兩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兩者的價值取向是同構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越是發展的好對我們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當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傳教育也就會更有物質基礎，也就會做得更好；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一種矛盾統一關系，它們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所以我們應當明白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雖然相對于經濟發展來說是一種務虛性的工作，但它同樣重要，也是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的一種促進；同樣道理，做好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現實需要，對不斷地完善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一種物質前提，兩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們認為，法制的宣傳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實執行的觀念實現途徑。也就是說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內容，只有向全社會廣泛地宣傳和教育，才會在全社會中產生對該法的了解，知曉，才會在人們的觀念中樹立起該法的觀念，才會在人們的意識中以之為規范，從而去自覺自為的規范自己的行為。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它其實就是法的執行和落實的一個觀念上的實現過程。當然法律一旦經過合法程序產生，并不以社會某些成員是否了解其內容為其生效的前提條件；也不以某些成員不了解該法的內容而對該成員不產生拘束力；但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來維護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們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懲罰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觀念實現顯得尤為重要，這就是我們普法的目的所在；我們的法律以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觀念上實現為最高境界。法律在觀念上的實現，是在社會成員中形成自覺自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會秩序規范成員的行為。所以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實現法制觀念實現的有效途徑和手段；社會更多成員自覺自為的守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內在積極因素；社會更多成員的自覺自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保障性條件；所以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是構成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環境動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比如，我們的行政執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執法，也就是當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產生以后才去給與懲罰的，但是這種懲罰(來源：文秘站 ）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同類違法現象，為什么呢？就是這些行政相對人并不是人人都從觀念上形成了一種自覺自為的守法意識，從而沒有內在的拘束力，當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對人根本就不知道相關法律的內容，當然也就不知道他們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所以被動執法的結果是：同樣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執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顯。我們的行政執法體系，對象多，領域廣，具有源頭性，如果在這里使我們的對象能夠自覺自為的去守法，那么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會大有改觀的。
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強化社會法制環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國不僅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執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法制環境；因為不管是執法，還是司法，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從而使之具有被動性；但是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后，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對社會成員具有矯正力。我們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工作的同時，不僅使社會成員樹立起法制意識，還會在這種宣傳教育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人們的法制意識，就會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們的言行就會受到環境的制約，同時這種環境的強化還會推動社會的法治進程，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無疑是一種推動力量。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制環境，沒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高效有序地運行就是一種不可能，所以我們做好法制宣傳教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服務型社會 經濟法 “治庸問責”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745（2013）06-0318-02
“庸政”、“懶政”現象成為中國各地政府著力破解的難題，各地掀起了治庸風暴。武漢市以“打造全國發展軟環境最優城市”為目標的“治庸問責”行動，堅定的問責決心，完善的查處途徑，嚴厲的問責措施，鐵腕推進“治庸問責”風暴，昭示著政府運作模式的轉型和變遷，必將催生一個以民為本的服務型政府。這無疑是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碩果，但是我們不可盲目樂觀，而應對此熱潮進行冷思考，理性分析其中的不足并不斷加以完善，使其規范化和制度化，喚起政府官員對自身權力來源、權力行使的宗旨和如何行使手中權力的深刻認識和反省，并內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轉化為對人民負責的自覺行動。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服務型政府的政體改革，更加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
一、“治庸問責”推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服務型政府是在我國市場經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的，經過對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角色定位的長期思考，追求的是是整個政府管理模式從管制向服務的根本性轉型，是一種更好、更高形態的政府模式。這種政府應該是是關注服務的政府，是有限政府、透明政府、責任政府、參與性政府、以人為本和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政府。
從2004年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至今，我國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實踐哄哄烈烈的展開著，從中央國家機關機構改革到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創新，從注重形式性的便民服務方式到內涵式的以人為本思想，可以說，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成績是突出的，不足也是存在的：權力異化導致權力尋租現象嚴重；部分公務員慵、懶、散，公共服務意識淡薄；群眾對政府轉型缺乏信心，態度冷漠等等都使得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受到抑制。
“有權必有責”，一直以來，我們對職能部門工作人員失職的問責往往都局限在一些大的領域，比如，重大事故、城市建設等等，只要不出大的差錯，就可“高枕無憂”，這使得一些機關的工作人員得過且過，服務意識淡薄，服務能力低下。“庸”看起來是小毛病，卻能直接導致政府職能部門辦事效率低下，破壞投資環境，影響政府形象。而“治庸問責”風暴則是在政府職能部門的日常工作中引入問責制，問責“庸懶散”，嚴懲“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工作人員，加強對政府部門工作人員的責任約束，使各級政府官員和公務員把公共服務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快捷、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將建設服務型政府真正落到實處。
二、經濟法與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契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根本方針，過多的關注GDP和增長率，長期以來的政府經濟強勢使我國逐步形成了一個“經濟建設型政府”模式。這使政府長期充當了經濟建設主體和投資主體的角色，實踐證明，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失衡等，都與這種政府模式有直接、內在的聯系。我國要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必須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的轉變。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市場化改革進程的必然選擇。
“服務型政府”應該是對“經濟建設型政府”的 “揚棄”：并不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主張政府主要在行使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也多關注于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以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一定意義上，經濟法視野下的政府在理想狀態下就是職能得以合理界定并得到充分發揮的服務型政府。經濟法基本原理認為，經濟法的主題是合理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定位在于保障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其功能在于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在依法治國的主題下，服務型政府首先必然是法治政府，那么，經濟法則在服務型政府的塑造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處在轉軌期的中國，更多的是由于政府越位、缺位、錯位而導致的市場不完善等現象。基于此，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法就要求政府模式由原來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即政府干預必須做到由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的轉換，政府干預權必須被界定在有限政府的框架下，嚴格限定在只涉及社會整體利益的公共事務領域內，不得任意侵害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
三、回應武漢市“治庸”行動，反思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實踐
“治庸問責”是轉變政府職能的制度創新，從細節出發，喚起政府官員對如何行使手中權力的深刻認識和反省，并內化于政府日常工作中，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積極嘗試。我國雖然著力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但離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反思我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確存在許多需要檢討的地方：
第一，我國長期形成的“官本位、政府本位、權力本位”理念，常常出現權力“缺位”、“錯位”、“越位”的現象，政府的社會服務功能受到抑制，政府的社會公信力降低。第二，政府不能很好地實現對社會公共領域的關注和介入，公共服務職能不到位，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地區發展失衡等嚴峻的社會問題。第三，政府服務效率和質量仍有待提高。由于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地位的認識與實踐發生了偏差，當下的政府服務就很難說得上人性化，嚴重違背了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和宗旨。第四，服務型政府構建呈現政府熱、公民冷的現象。服務型政府建設沒有得到群眾的擁護和響應。群眾的冷淡，是由于建設思路和措施并沒有真正反映人民的需求，第五，經濟民主觀念的淡薄，官員在經濟決策時搞“一言堂”，普通民眾缺乏民利意識，習慣于被動接受政府的經濟決策，在依法實行民主程序時，流于形式和“走過場”等等。
在筆者看來，這與法治不健全有很大的關系，因而，必須在法治視野下反思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缺失，加強法治建設尤其是經濟法治建設是不可忽視的。服務型政府建設是一場革命，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政府觀念，同時也需要進行制度的創新重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服務型政府建設納入法制化軌道。雖然我國的經濟法制度正逐步完善，管理者管理之法也發揮出應有之用，但服務型政府建設畢竟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復雜工程，因此存在的問題也比較多，比如立法體系比較紊亂，宏觀體系構造的松散和雜亂，以及微觀制度安排上的偏頗與欠缺等。
四、經濟法視野下中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制度完善
服務型政府必然是法治政府，只有政府職能的法治化，才可能建設真正意義上的服務型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說，法治是打造服務型政府的關鍵，而法治的服務型政府建設還應落實于具體的制度建設中來。在經濟法視野下，首先應明確服務型政府的角色定位、權限、法律責任等問題，然后應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等領域對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進行相應的制度完善。
（一）合理定位服務型政府的角色
近代以來在市場經濟國家，政府職能的轉變基本上都是圍繞政府與市場的博弈而展開的。我們充分認識到市場雖然有其內在固有的缺陷，但政府同樣是不完美的，政府干預并不一定能矯正和克服市場失靈。只有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的有效結合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要建設的服務型政府正是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矯正和克服對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市場的缺陷和不足的有限政府，是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中心并通過構建一套程序民主機制實現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民主政府，也是對市場負責、對人民負責的責任政府。
（二）明確服務型政府的權限
服務型政府作用于市場經濟，主要是運用權力來介入、干預經濟運行和為市場提供社會公共管理與服務。服務型政府作用于市場的權力也是通過法律，特別是經濟立法被授予的，于是服務型政府干預經濟和為市場提供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就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具體來說，這些權力可以分類為宏觀調控權、市場監管權和公共服務權。
（三）確定服務型政府的法律責任形式
在經濟法視野下，服務型政府也可能背離服務的宗旨和要求，對市場產生副作用，因此應規定和量化服務型政府承擔違法的法律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政府樹立起責任意識，使服務型政府真正具備“責任政府”的內涵。具體來說，在對服務型政府承擔責任的追究上，應該建立公益訴訟機制，使公眾通過司法手段來追究政府干預權的怠于履行、不適當履行或越權履行，以至無法維護好社會整體利益的法律責任。
（四）相關法律制度完善的具體對策
1.政府經濟調節職能的法制完善
經濟法視野中，經濟調節法律制度主要是對我國的宏觀調控進行法制化的表現形式。其中不僅規定了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的領域和方式，同時更應通過立法規范其行為使其受到法律的制約，保證國家宏觀經濟調控行為的合法運行。一套完整的宏觀調控法制體系應該包括：一是宏觀調控基本法，即對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基本規定，即對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目標、原則、手段、宏觀調控主體的權限職責、具體程序及法律責任等要做基本規定。是此法制體系的核心與總綱；二是分支法，主要有產業調整法、規劃計劃法、財稅法、金融法、價格法、國有資產管理法等。
2.政府市場監管職能的法制完善
經濟法視野下的市場監管是通過政府對企業等相關市場主體的監督管理，致力于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市場的監管是必要的，但必須確定適當的范圍，并采取合適的方式。服務型政府應當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經濟，依法履行市場監管職能，保證市場監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對金融、期貨、房地產、產權、信息、食品藥品、公用事業等市場的監管布局，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分行業監管法律制度。但由于我國的市場監管受計劃經濟和傳統行政模式的束縛，監管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整合，出現了許多監管過度與監管真空并存情況。因此，圍繞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實現政府市場監管職能的三個重大轉變：一是市場監管主體從主管型向監管型轉變，防止監管部門的權力尋租；二是政府監管從行政取向向市場取向轉變，淡化監管部門的政治色彩，變監管機構為專業性機構，真正建立起順應市場經濟需要的服務型政府；三是由被監管企業產權與政府脫離，從而真正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市場監管體制。
3.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法制完善
所謂公共服務，就是指政府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而提供的資金、設施等各種公共產品支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政府職能轉變也從偏重經濟職能向更加注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轉變，把過去由企業承擔的和不應由事業單位承擔的公共服務供給職能收回來，把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由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承擔起來，切實履行應當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職能，并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地調整和完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注重民生和社會公共利益，建立社會主義公共服務體制對化解社會矛盾和建設和諧社會、緩解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中的作用不可小覷。我認為應當關注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教育，完善公共財政法律制度、就業服務法律制度、公共醫療衛生法律制度，不斷推動民生建設，更好地服務公眾。
參考文獻：
[1]李清偉：“論服務型政府的法治理念與制度建構”，《中國法學》，2011年第2期
[2]苗延波：“論我國市場監管法律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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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單飛躍、盧代富等著：《需要國家干預：經濟法視域的解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