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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糧食直補糧食安全農民增收
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是近年來我國最為重要的政府支農政策之一，盡管糧食直補政策是一種世界性的通行做法，也得到農民的普遍擁護，但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亟待在實踐中加以優化完善。為此，本文就糧食直補政策相關研究中提到的主要問題及對策建議進行歸納總結，以期對當前糧食直補政策的優化調整提供必要的啟示和借鑒。
一、糧食直補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糧食直補主要有按農業計稅面積、計稅常產、糧食實際種植面積、出售商品糧的數量等不同的補貼機制，但為了節省對種糧農戶進行甄別的高額成本，實踐中以按計稅面積或計稅常產發放補貼居多(張照斷、陳金強，2007)。糧食直補政策實施以來，遇到了諸多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八個方面。其中，前四個方面表現在政策的預期效果層面，后四個方面表現在政策執行層面。
(1)直補政策難以刺激種糧面積持續增加和糧食持續增產。在政策出臺初期，直補政策的信號效應較為明顯。但由于普惠制補貼方式缺乏邊際激勵效應，直補政策無法持續促使農民穩定糧食種植面積。從近期的調查來看，農民種糧總土地面積不斷減少，農民棄荒現象嚴重，糧食直補資金在促進農民種糧積極性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李喜同，2009)。甚至部分農民群眾把補貼款簡單理解為黨和政府的關心款，與糧食種植沒多少關系(陳正華，2009)。
(2)直補政策無法顯著促進農民增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有26,800萬農戶，種糧面積細碎化，而美國只有200萬農戶，撒胡椒面式的直接補貼只占農民種糧收入的很小比例，對確保農民種糧收入的穩定作用不明顯(，2008)。因此，盡管糧食直補增加了農民收入，但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種糧收入主要來源于市場，因而難以完全解決市場穩定和農民收入穩定的問題(趙曉峰，2008)。
(3)直補政策資金難以彌補種糧成本的持續上升。從發展趨勢看，在石油、煤炭、土地、水資源、勞動力等價格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農業生產成本上升將不是一種短期現象，而是近一個階段農業發展的常態，但直補資金趕不上農資價格上漲的幅度，不足以有效應對農業生產成本的快速上升(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8)。
(4)直補政策引發土地糾紛和制約土地流轉。直補帶來利益關系調整，以往強迫農民土地流轉和征地補償不到位的，農民要求糾正或提高補償標準；許多在外務工經商的農民紛紛棄城返鄉，他們有的索要原有承包地，有的將原轉包給種糧大戶的耕地轉交自己的親屬耕種，擔心自己失去土地，從而引發新一輪土地承包糾紛(張明梅，2004)。同時，也使種糧大戶的規模變小，影響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也進一步強化了小農生產方式。
(5)直補對象難以準確核實。以實際種植面積作為補貼依據，補貼面積難于核實。農戶分散經營，農民種植的自由性很大，每年、每季的糧食種植品種、面積都會有很大變動，很難準確掌握各農戶的實際種糧面積(付勇等，2009)。并容易引發虛報畝數等現象，甚至許多已經租賃、征用、非法轉手的非農土地也在堂而皇之地領取直補資金，形成資金流失和腐敗(于代松，2004)
(6)直補范圍難以做到客觀公正。盡管以計稅面積和計稅常產為補貼依據簡化了補貼程序，但卻是變“糧補”為“地補”，由此引發的問題包括：糧田撂荒、雙季改單季等都能照樣領取糧食補貼，違背直補初衷(陳正華，2009；劉俊，2009)；存在土地承包關系的情況下，直補資金往往由原土地承包人獲得，流轉后實際種糧人沒有享受到政府的相關糧食補貼；以計稅面積或常產為補貼標準忽視了“黑地”問題，農民長期耕種的“黑地”不能領到補貼款，盡管2005年財政部出臺政策將“黑地”納入糧食直補范圍，但至今仍有一部分“黑地”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于娜，2008)。
(7)直補政策落實成本高。由于我國農民眾多且分散，農民土地、人口、糧食產量、價格等統計資料不健全，對農民的補貼難以測算和監測，糧食直補行政操作成本較高(，2008)。一方面，相較于戶均很低的直補資金，進行丈量土地、核實補貼的操作成本很高。另一方面，政策執行過程中，因利益分配、權力集中而產生的尋租、腐敗的成本，各種補貼的跑冒滴漏現象相當嚴重(盧鋒，2008)。
(8)直補資金在主銷區和主產區不匹配。糧食直補是為了激勵農民種糧，尤其是主產區的農民做種糧。但由于主銷區政府財力充足，給予農民的糧食直接補貼標準往往要比主產區高出數倍，而糧食主產區的糧食直接補貼資金規模仍然很小。這既違背了產業發展比較優勢原則，也增大了國家糧食安全成本，損害了主產區農民的利益(王海全、龔曉，2006；王健、陸文聰，2007)。
二、優化糧食直補政策的對策建議
針對以上提到的各種問題，諸多學者提出了糧食直補政策的優化建議，具體包括八個方面。其中前五條涉及糧食直補政策實施機制的完善，后三條則主張改進政府支農方式。
(1)糧食直補依據商品糧數量進行。補貼依據改為以農民交售的商品糧數量進行，可以激勵種糧農民多產糧，避免中間環節從中弄虛作假來冒領國家的補貼，也可以使糧食直補資金補貼給那些在真正種糧的農民，而不是那些雖承包了責任田的農民，但實際不種田已外出打工或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蔣和平、辛嶺。2009；袁隆平，2009)。但這存在的潛在問題是農民的口糧沒有得到補貼(劉俊，2009)。
(2)糧食直補向糧食主產區傾斜。具體方式包括：改革并不斷完善糧食風險基金配套政策，在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來源制度設計上應該給予主產區更多的傾斜扶持政策。國家增加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規模，并逐步提高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中國家匹配的比重(王海全、龔曉，2006)：建立產銷區之間的糧食直補資金轉移機制，銷區直補資金向產區轉移的主要途徑是建立合理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包括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縱向轉移支付制度及產區與銷區之間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可嘗試把我國的糧食直補資金從現行的糧食風險基金中分離出來，建立單獨的糧食直補基金或糧食安全基金，吸納銷區向中央財政繳納的直補資金，然后由中央財政轉移到產區財政，最終直補到產區農民手中(朱金鶴、傅展，2006)。
(3)糧食直補向種糧大戶傾斜。種糧大戶對糧價上漲、農業補貼反應敏感，可以采取類似累進稅制的補貼方式，制定相應的累進補貼標準(馬彥麗、楊云，2005；楊建利，邢嬌陽，2009)；直補政策對種糧大戶的需求給與合理的考慮，對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推廣應用給與適當的補貼，如對達到一定規模的種糧大戶按實際面積給與一定的補貼，對農民使用先進的生產耕種方式給與補貼(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8)；將現行糧食政策由“普惠制”轉變為面向糧食種植大戶的“專惠制”，即以糧食種植大戶與國有糧食收儲企業簽約的糧食銷售量為依據，核定糧食補貼標準，并同時對種糧農戶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保護(張建杰，2008)。
(4)糧食直補以土地經營契約作為補貼依據。全國政協委員吳正德提出，分離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將經營契約作為獲得補貼的唯一憑據。這樣可以有效避免“糧補”變“地補”，使種糧者能真正得到補貼(王瑜，2009)。
(5)構建糧食直補資金科學化、制度化的動態變動機制。建立直補總額同國家財政收入總額互動增長的長效機制，補貼要有一個合理比例，而不應根據糧食豐欠或糧價的高低頻繁變動(王玉紅，2006)；建立直補水平同農資價格協調聯動機制，把成本上升作為一個常規變量納入補貼政策的目標之中，使補貼數量增長與成本變化聯動起來，在國內糧食價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國家對農業的補貼應基本上能夠彌補生產成本的上漲，以確保種糧始終保持穩定的收益水平(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2008)。
(6)以集中用于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取代糧食直補。直補和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不同的政策支農形式，改變政策支農形式，將支農資金更多地投向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集中資金辦大事。針對目前土地拋荒和土地流轉規模開始萎縮這兩個現象，將增量糧食直接補貼資金用于促進細碎農地整理和中低產糧田改造，加強農田水利建設，鼓勵農地流轉和種糧農民的專業合作，推動糧食生產的規模化經營，在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蔣和平、吳楨培，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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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獎是一個面向全國的社會科學類獎項，用于獎勵對外經貿各個領域具有前瞻性、創見性、可行性和全局意義，有較高理論和學術價值的外經貿論文和論著，以及對政府決策和實際工作產生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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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網為大家收集整理了公共投資主導的德國智庫，供大家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相比，德國智庫的優勢在于其政府直接資助的公共智庫比重高、影響力強，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機制好，激勵性強，政策研究方式的轉變也適應了形勢的發展，產生了良好的效果。
學術型智庫成主力
學術型智庫是德國數量最多的智庫類型，占德國智庫的75%。其組織形式又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由政府直接建立但在公共部門指導原則之內獨立運作的政策研究機構，如國際關系和安全事務研究所。二是非大學的政策研究機構，最有代表性的是萊布尼茨研究所。這些政策研究機構群更強調自身超黨派、超政治立場的性質。三是附屬于大學的政策研究中心。這類智庫在組織方面雖隸屬各大學，但其主要運行經費則部分來自政府，部分來自私人基金會。如著名的慕尼黑大學應用政策研究中心就受到歐盟以及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和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資助。
代言型智庫在德國不如在奉行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的英美國家盛行，其規模也遠沒有那么大。較常見的是那些依附于各行業協會的政策研究機構，如德國貿易聯合會、雇主聯合會、納稅人聯合會以及其他一些宗教特殊利益團體，都設有政策研究組織。近年來，德國一些大的利益集團對代言型智庫的興趣和資金投入較以往有明顯增加。
在德國，各主要政黨都有支持各自政策主張的政治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基金會有6個。這些基金會雖然在政治上支持各自的黨派，但并沒有組織隸屬關系，不像一般代言型智庫那樣對背后的利益集團具有那么強大的依附力。
公共資金保障智庫公益性
德國社會高度期望智庫能夠與企業特殊利益劃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財政資金資助的智庫比例非常高。據統計，德國有75%以上的智庫接受政府公共資金的資助。德國聯邦和州政府，一般對各州學術型智庫的資助按照1∶1的比例均攤。
德國政治基金會的資金同樣絕大部分來自德國聯邦和州的公共預算。根據阿登納基金會公布的2010年度預算，公共財政資金占全部資金總量的96.8%，僅有0.5%的資金來自私人捐助。2008年到2010年，每年平均有4億多歐元注入6大政治基金會。這些資金主要以三種形式劃撥給各基金會：行政資金，用于維持基金會各機構的正常運轉，約占年資金總額的30%;項目資金，如國際合作、政策研究、人才培養、留學生資助等項目資金，約占年預算總額的近70%;特別資金，主要用于分擔各基金會政治教育工作的費用。這種以公共財政資金對智庫進行直接支持的運作機制，保證了智庫免受利益集團的過多干預，更容易從全局角度開展符合公眾利益的政策研究。
適應社會政治變遷的新趨勢
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遷，德國智庫本身的構造、角色以及對公眾和決策過程的影響方式也在發生著變化。
趨勢一：以項目資金主導智庫發展。近年來，德國政府對智庫的資助開始逐漸由過去以行政資金為主向以項目資金為主的方向轉變。尤其是幾大政治基金會的資金構成，主要以項目資金為主。德國學術型智庫目前平均只有45%的資金屬于項目資金，但項目資金正逐漸成為主導智庫發展運行的關鍵。這一方面有助于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真正用于有用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也便于跟蹤資金使用情況，以及立法和審計部門對成果的問責。
趨勢二：成果面向公眾開放，將大眾作為目標群體影響政策制定。近年來，不少智庫意識到，人民與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的紐帶正在因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科技力量的發展而弱化。因此，智庫通過內部研究影響少數政治精英進而影響決策結果的可能性已是今非昔比。在這一背景下，近年來德國智庫開始更多地將自己的政策研究通過電視、網絡等現代傳媒向公眾開放，將大眾而非少數政治精英作為自己的目標群體，以便通過影響更廣泛的輿論和民意的方式達到影響政策走向的目標。
關鍵詞：行為財務；股利支付；行為分析
一、行為財務學的研究體系及核心理論
（一）認知偏差――對理性經濟人的挑戰
行為財務理論認為，損失厭惡和后悔厭惡是投資者普遍具有的心理現象。許多投資者為了避免后悔，行為常表現為非理性。當股價下跌時，在損失確定與走勢不確定的情況下，厭惡后悔的心理發生作用，促使投資者拒絕立即兌現從而避免出現虧損；當股價上揚，為避免價格下跌帶來的后悔，損失厭惡心理促使投資者過早拋售股票以規避風險。
（二）決策科學――對財務假設前提的挑戰
行為財務理論認為，投資者存在“心理賬戶”，在“心理賬戶”中，既有收入也有成本。投資者對自己的三類收入有著不同的態度，如不愿意花掉未來收入，對與薪金收入卻比較樂意提前花掉，即使二者都是課確定收到的。
（三）社會心理學―對人類共性與個性的挑戰
認知的系統偏差、信息瀑布、羊群行為的存在促使投資個人盲目從眾，失去理性。股市中，股民盲目跟莊促使莊家炒作、坑害小股民的現象成為可能。模仿他人行為有時是無意識的，但處在群體中的人們相互影響模仿，從眾讓人們感到自己行為的安全感，卻失去行為的理性。
二、我國股利分配現狀
（一）股利政策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
表1 2008－2010年我國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情況表
據有關資料顯示，1996―2000年間，連續四年分配紅利的公司僅為上市公司總數的4.5%；在此期間，僅有7.44%的上市公司能夠連續三年分配紅利。在這僅有的7.44%的企業中，派現數額在各年度間的波動性也較大。在近三年（2008至2010）中未分配股利的公司比率呈上升趨勢。誠然，這與全球金融危機密切相關，但綜合來看，股利分配的波動性較大，缺乏連續性。
（二）股利分配行為規范性差
我國資本市場不夠發達，法律正處于完善時期，對中小股東的保護還很不夠，股民只好用腳投票。一股獨大的中國企業制度下，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中小股東面對損害自己利益的事情通常束手無策。發不發股利、怎樣發股利多有控股股東說了算。因此上市圈錢的現象屢禁不止，剛上市就發現金股利置中小股民利益與企業長遠發展于不顧的情況也很常見。
三、行為財務理論對股利現狀存在問題分析
（一）上市公司偏好現金股利的行為分析
（1）大股東的利他行為
很多公司上市之初都進行資產重組，大股東將優質資產單獨拿出來包裝上市，而大股東自己卻承擔了其他不良資產和其帶來的損失，大股東這樣的行為并不是人性善良，而是大股東想從上市公司未來收益中分紅，以獲取收益。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大股東發現要實現利己目標必須以實現部分利他目標為條件，從而產生利他動機。
（2）無效重復利用投資者的投資
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是國有股，國家委托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管理國家財產。但作為一個機構而非個人，國有資產管理機構缺乏足夠的動力監管國有股的管理層。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這些管理層拿著股民、國家的資金無效投資、特別是在績效考核指標不夠科學的情況下，這種現象更是嚴重。并且我國特有的政治制度，促使國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層短期行為嚴重。短線投資股民當然更希望是發放現金股利，因為“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現金股利多多益善。
（二）上市公司偏好股票股利的行為分析
由于國有股股東和控股公司存在的多重委托關系，使得股東對公司的監管控制能力并沒有很好的實現。發放股票股利既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又可以避免現金的流出企業。現金股利發放后，企業經營者為投資必須舉債，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為規避風險會加強對經營者的監督。股票股利卻不存在這種情況，擁有較多可支配的資金，經營者可以依據自己意愿投資；發行股票股利可以稀釋每股盈余，調整股東權益內部結構，謀取私利。
四、解決路徑探析
（一）投資者避免從眾心理，理性審慎投資
在科學分析各種信息資料的基礎上，投資者形成自己的觀點，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做出決策，盡量避免受到周圍人群的心理和氣氛的影響。投資者應該正確認識投資回報，克服投機投資、一夜暴富的心理。
（二）政府和監管部門應完善政策機制，鼓勵機構投資者
當前我國證券市場上散戶所占比重較大，他們大都缺乏專業知識，在做投資選擇時比較盲目，容易受到噪音交易者的影響，普遍具有從眾心理和投機心態，這無疑為市場非理性發展鋪平了道路，所以發展理性機構投資者對我國證券市場走向理性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管理者樹立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適度分配現金股利
股東拿出優質資產創立上市公司的目的是財富的增加，管理者在股利政策制定過程中也要遵循這一原則，上市公司管理者應該意識到促進市場理性發展的條件之一就是要給投資者以回報，這樣才能避免炒作，股利長線持有。公司持續穩定的發放現金股利，說明公司有充足的現金流和較好的盈利能力，糾正投資者的投機心態，引導投資者從投機投資走向價值投資，有利于證券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作者單位：遼河油田財務處；遼寧；盤錦；12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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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能源使用所帶來的環境問題逐漸被社會所認知。全球變暖現象已經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視，其對人類生存環境所帶來的危害和壓力也是很多學者研究的重點，低碳經濟逐漸被社會重視。眾所周知，黑龍江省是我國工業化發展起步較早的省份之一，但是由于發展模式以及工業結構上存在的問題，使得經濟發展受到一定約束。黑龍江省應當好好利用豐富的地質資源和廣闊的地理環境，在發展低碳經濟的大環境下優化經濟結構，實現低碳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低碳經濟是黑龍江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實現低碳經濟與財稅金融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通過財稅金融政策的效力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提高黑龍江省的低碳技術水平及核心技術，助推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型升級，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
1．理論基礎
對于低碳經濟的解釋有眾多說法，總結起來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觀點，采取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以及新能源開發等多種形式，盡量減少煤炭及石油等高碳產品能源消耗量，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良性循環。
2．財稅與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框架
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協調支持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協調，對于低碳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需要明晰其職責。政府與市場應該明確各自的職責范圍，依據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政府的職責范圍體現在運用財政補貼、稅收、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持與約束低碳經濟的發展；作為金融部門應該加大對低碳經濟發展的信貸支持力度；建立相應的低碳信用交易平臺，促進低碳交易等方面的工作。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兩者協調配合，產生的合力才能擴大政策的功效，從而推動低碳經濟發展。
三、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對策
1．財稅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對策
（1）完善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財政政策。政府調節經濟走勢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財政補貼政策。政府可以開展有針對性的財政補貼政策補貼低碳經濟企業，對于調動企業開展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財力支持，有利于社會資源傾向投資于低碳經濟項目。因此，為了鼓勵支持企業積極研發低碳技術，對于能夠獨立實現研發和創新或者能夠采用先進的低碳環保設備投入生產和運營的，應該給予相關財政補貼。具體分為：企業價格方面補貼、虧損方面補貼、折扣方面等政策。對于購置了低碳環保設備設施的企業可以采取加速折舊方法，以盡快提完折舊，加快企業設備的更新進程。（2）完善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稅收政策。在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中稅收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當前稅收政策的功效主要集中體現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對于發展低碳經濟的企業提供有力支持。用稅收的形式優化配置有限資源，使其資源達到合理有效配置。通過征稅來處理企業污染外部性的問題，解決外部負效應的問題。采取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在低碳技術領域進行科研創新。①健全資源稅的稅收政策。允許地方政府有權限適當擴大資源稅的征稅范圍。依據稅負公平的原則，應將不可再生性的資源與再生性周期較長，以及生產難度較大的資源都應擴大到征稅范圍之內；對于資源供給較為匱乏的，不宜大量開采的綠色資源產品也應擴充到征稅范圍之列。資源稅的征收范圍不僅要包括礦產性資源，還要包括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只有把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均納入征稅范圍，擴大資源稅的稅基，合理征收資源稅，才能真正實現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資源，實現低碳經濟。資源稅制中建立獎懲機制。對于節能環保型的企業給予適度的鼓勵，例如能夠采用先進技術設備或低耗低排放行為的企業給予相應稅收優惠與采取補償的措施。同時對于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企業，不僅要課以重稅，還要對其進行停業整頓、改進技術，達到經濟發展的要求。②完善企業所得稅稅收政策。應該在現有的企業所得稅制中對于發展低碳經濟的企業的所得稅給予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于研發低碳技術、環保技術以及新能源開發技術的低碳企業，實施免稅政策。對于能夠積極主動投資于低碳項目的企業可以采取減稅政策。由于低碳經濟發展需要大量投資，并且具有周期較長、收益較低的特性，低碳經濟的發展與企業投資的力度密不可分。因此，應該對于低碳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的企業給予相關稅收政策。對于能夠改善設備，使用低碳設備、回收利用再生資源，有效利用資源的企業，根據企業購買的環境保護設備設施，允許多抵扣，實現減稅。對于污染較為嚴重、生產效率低的企業鼓勵更新設備設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逐步實現由“高碳”向“低碳”的過度。雖然目前相當大一部分中小企業在低碳經濟領域的投入和研發達不到給予稅收優惠政策的條件，但要看到其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力度，可以采取稅后補貼或延遲納稅的措施。
2．金融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對策
（1）形成政策性金融制度。現在是一個發展低碳經濟的大好時機，目前已有國家開發銀行制訂了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金融規定，除此之外還應該為低碳經濟發展設立專門的銀行機構，致力于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實際上，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建立類似的特殊服務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和政策傾向金融機構、金融政策，支持特別項目及相關領域，促進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用金融基金和金融債券籌集的資金支持低碳經濟發展，并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黑龍江省應該成立低碳發展銀行，屬于地方性政策性銀行，銀行的資本來源于省市政府、有關企業以及民間資本金，廣泛籌集資金支持發展低碳經濟，尤其重點支持新能源、節能減排等低碳環保項目。逐步健全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機構體系，如哈爾濱銀行、龍江銀行、黑龍江省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對黑龍江省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撐作用。（2）增強信貸資金的支持力度。通過金融機構信貸支持政策，完善黑龍江省低碳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發展的資金需求。實施綠色信貸資金政策，著重商業性銀行對信貸業務進行相關環境風險審查、評估和監測，完善綠色信貸管理系統建設。借此擴大商業性銀行的綠色信貸規模效應，新能源、節能減排項目的貸款采取綠色通道快速辦理；提供以排污許可證作為綠色信貸額度的界定標準，降低新能源、節能減排項目的信貸風險；加強低碳產業和下游產業的項目和增值。根據實際需要做好黑龍江省發展低碳經濟的綠色信貸的規模額度，并且有效規定綠色信貸的貸款期限和銀行利率。（3）加強資本市場推動作用。發展低碳經濟必須發揮優勢資本市場的初始投資和融資。目前，大量的低碳經濟相關行業和企業投資于資本市場的發展。發展低碳經濟的相關產業數量和行業的市場價值低于其他省份。根據實際情況，證監會應該相關政策，對于財務指標正常，符合低碳經濟發展的企業可以優先考慮建設項目。以促進上市公司的發展模式轉型，將其資本和技術更多的投放低碳經濟領域。（4）提升金融產品創新和服務模式。根據黑龍江省低碳經濟發展的特性，金融機構應該采取相關措施，不斷創新金融產品研發。第一，讓低碳項目有大額、穩定、長期的資金來源，直接設置專屬低碳企業的投資基金。第二，為了促進低碳交易，建議建立低碳信用交易平臺。第三，采用低碳品牌，促進企業使用低碳經濟信用卡。第四，加快低碳金融服務的進程，如金融產品和碳排放交易數量組合，形成與資源相掛鉤的金融產品，結合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的金融服務產品。第五，創新的金融中介服務，金融機構應積極參與并提供低碳項目信用登記、托管和基金為低碳項目結算和清算服務，促進企業發展新能源、節能減排。第六，繼續開發新的保險產品滿足黑龍江省低碳經濟發展，比如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強制責任保險的環保、碳交易信用保險以及綠色汽車保險等等，減少碳排量、減少氣候變化和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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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與企業一樣，大學是一個利益相關者的聯結體。但傳統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只關乎研究者和決策者，而忽略了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參與政策問題的合法性與可能性。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來臨和民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必須考慮利益相關者的期望和要求，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變革的客觀需要。
一、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
1．高等教育政策的含義
高等教育政策是指一個國家的政黨或政府為實現一定的高等教育目標，解決高等教育問題而做出的策略性規定，它是一個政黨或政府的各個高等教育機構和人員以及公民必須遵守的關于高等教育領域的行動規范和行為準則。高等教育政策包括政策主體、政策客體以及政策目標等要素。
高等教育政策主體(Subject)包括參與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執行、評估活動的各個機構和人員。
高等教育政策客體(object)是指高等教育政策發揮作用時所指向的對象，它是社會公共圍繞利益關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某種與“應有”或“規范”不相一致的狀態子系統。政策客體包括三個層次：列入日程的政策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政策發揮作用時所直接指向的規范和制約的社會成員；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矛盾或利益關系。
高等教育政策目標是指高等教育政策發揮作用后所應該達到的理想狀態，也就是解決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已經存在并且危害高等教育健康發展的高等教育社會問題，協調和平衡高等教育發展中的各種利益沖突。政策目標是在政策制定時確定的，它反映政策制定者的主導價值取向，它取決于決策者對問題的把握程度、決策過程中的利益群體沖突和妥協結果以及政策資源配置力度的配置方式。在實行過程中，因種種因素的影響，政策目標常常發生偏離現象。
2．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困境
在國內外各種環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高等教育面臨著巨大壓力和挑戰，同時高等教育也面臨著越來越多復雜的實際政策問題。如膨脹的入學需求與有限的高等教育規模的矛盾、高等院校的盲目升級與高等教育結構單一的矛盾、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帶來教育質量、教育公平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矛盾的深化對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不能充分考慮各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無視高等教育發展應有的規律，就會導致更多不必要的問題或矛盾。從當前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來看，我國的高等教育決策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高等教育的擴招政策，政府的初衷是為了滿足民眾要求享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愿望，提升國民整體素質，拉動經濟增長。但是，隨著政策的進一步推進，教育性失業、大學生貶值、高校的負債運營、助學貸款中的誠信危機、高校的同質化等諸多問題卻接踵而至。對此，有些高校埋怨說，政策出臺時沒有考慮學校的承受能力，也沒有預見到教育教學質量滑坡以及管理難度增加等問題。而政府部門則申辯說，擴招政策正是聽取了一些經濟學家的建議制定的。由此可見，隨著高等教育與社會各群體關系的日益密切，我國高等教育決策已經成為與高等教育相關的各群體的利益均衡器，教育決策的失誤將滋生或激化更多的矛盾。
政府的政策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現為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決策的科學化主要依賴于決策方法的科學化和政策制定過程的程序化；決策的民主化主要依賴于政策制定過程中所體現的思想民主、制度民主和程序民主，能夠充分吸收民眾、各種社會團體和政策研究組織的意見。隨著政治的愈益民主化，我國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更加關注民眾的參與，但是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和政策制定和執行的不可控性，諸如“拍腦門決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策執行的失真、政策效果滯后等情況依然屢見不鮮。
二、高等教育政策的利益相關者
走出象牙塔的現代大學正融入社會的中心，有一張龐大而復雜的關系網把大學和社會其他主要機構連接起來。作為社會系統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大學不可避免與周圍的節點——其他組織或個人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認識、加強和改善這種聯系，可以促進大學的發展。對此，利益相關者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框架。
“利益相關者”的提法起源于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合作產權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公司的投入并不限于股東，供應商、貸款人、顧客，尤其是企業雇員往往都做出了特殊的投資一一自己的專用性資本，都對企業做出資本貢獻，因此也都應當同股東一樣成為企業的產權主體，有權參與企業共同治理和企業剩余的分配。與企業類似，大學也是一個利益相關者的組織。大學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機構，而是一個擁有一定自治權的各種團體組成的社會。也就是說，大學就是由利益相關者組成的社會機構：教師、學生、出資者、政府等是大學的權威利益相關者；校友、捐贈者和立法機構是潛在的利益相關者；市民、媒體、企業界、銀行等是第三層利益相關者。
美國亨利·羅索夫斯基曾擔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年之久，在結束文理學院院長職業生涯之際，他出版了《美國校園文化一學生、教授、管理》(The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一書。在書中，亨利·羅索夫斯基列舉出大學的四類群體，并就其與大學之間的重要性程度劃分為最重要群體、重要群體、部分擁有者和次要群體四個層次，這四個層次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教師、行政主管和學生是大學最重要的群體。他認為：“大學教師常常認為他們就是大學。教學和研究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而這使命正掌握在他們的手中。沒有教授，就不成其為大學。”此外，行政主管實際上控制著美國大學，“在美國，有許多的董事長、總校校長、教務長、院長、校長、副校長等等，在控制著他們的私人領地。”學生也屬于最重要的群體，因為“大學是學校，如果沒有學生，學術成就終歸會枯萎”。所以，他們應該是學校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2)董事、校友和捐贈者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他認為：“他們才是正式決定主要政策的人，他們出錢，因而非常關心‘他們’學校的聲譽。”盡管如此，亨利·羅索夫斯基對教師、行政主管和學生，董事、校友和捐贈者還是做了明顯的區分。因為后者盡管在學校主要政策上影響很大，但由于他們生活在學校之外，不可能像前者那樣影響和關心學校的發展。因此，亨利·羅索夫斯基將這些人歸為重要利益相關者群體。(3)被亨利·羅索夫斯基稱為“部分擁有者”的利益相關者。所謂“部分”是指他們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成為大學的利益相關者，如政府是科研經費的提供者、向學生和大學貸款的銀行家、學校規章制度的調節者，許多學術活動的評審委員會。當政府提供經費資助并制定規章制度和評審學術活動時，就產生了與大學之間的利害關系，因而成為大學的利益相關者。即是政府或議會只是部分利益相關者。(4)市民、社區、媒體等是可以被納入次要層次的利益相關者。
當然，利益相關者的分類具有相對性，而且還是動態的。因此，不可將大學利益相關者的分類絕對化。在理解了利益相關者的基礎上，我們給“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下個定義。“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是指以不同的方式與教育政策問題發生各種聯系的，且會因為教育政策而獲得或失去資源與利益的個人和團體。它包括個體主體和團體主體；國家公共主體、社會政治法權主體和社會非法權主體、高等教育的實施主體和高等教育政策的評估主體。而所謂反映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則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指當政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遭遇社會強勢集團的干擾和侵害時，研究者要有敢為人先的精神，要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進行辯護；二指當政策利益相關者內部出現利益沖突和對立時，特別是當某些群體為了獲取自身利益而不惜犧牲學生利益的時候，研究者必須最大限度地維護學生的利益。因為在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當中，最為核心的群體就是學生。轉貼于
三、面向利益相關者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政策是高等教育決策者就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與價值進行分配和表達的活動，它涉及的是決策者與政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作為關乎切身利益的問題，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有理由也有必要參與到教育政策問題的討論之中，這是他們的權利。而且也只有經由高等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才能提高相關政策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使它們更好地獲得人們的認同，并妥善地得到貫徹。相比而言，教育政策研究者很多時候只是充任了一種代言人的角色，其任務主要是要通過研究提高決策者和其他政策利益相關者的認識，并促進他們之間的溝通與理解。為了實現這種任務，教育政策研究需要處理好與決策者和其他政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研究者既不能純粹地作為決策者的“傳聲筒”，也不能自以為是地將個體主張與公眾意見相混淆。教育政策研究是要幫助公眾說話，促進他們與決策者對話，而不是自說自話。
當前的很多教育政策研究都存在著這樣一種不良的傾向，即研究者習慣于將教育問題歸結為決策者、制度或政策的原因；相應地，他們往往也把問題解決的希望系附在決策者身上，強調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調整。問題在于：一方面，教育政策問題不僅受既有制度和政策的干擾，還與人們的認識與意識有關；另一方面，需要改變和調整的又不僅僅是決策者的觀念和意識，更應包括廣大相關行動者的觀念與意識，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思維是難收其效的。此外，即便承認決策者對于教育政策問題的解決有著重要的作用，我們也不是惟有直接勸說這樣一種方式。韋斯就提出了七種教育政策研究利用的模式，而其中的啟蒙模式正是力圖通過影響廣大公眾對教育政策的態度來影響教育決策者，而不是簡單地面向決策者。
與原來的以決策者為中心的教育政策學不同，新的教育政策學將以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為中心，它不以向決策者提供各種指令性的策略為主要任務，也不輕率地認為可以代表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的意圖和利益，而是鼓勵決策者、研究者和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當然，這種研究上的轉變并不是輕而易舉可以實現的，它既依賴于教育政策研究自身的調整，也需要外部因素的支持。
首先，當前的研究評價制度需要有所調整。在教育研究日益制度化的情境下，教育政策研究的問題不僅僅與研究者的素質有關，還與研究的評價制度緊密相關。可以說，既有的教育政策研究之所以沒有確立起面向公眾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相關評價制度“逼”出來的。一方面，以量取勝的評價導向使得我們研究者不大會花大力氣走入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當中，而更喜歡坐而論道、“冥思苦想”的知識生產方式；另一方面，以同行和行政者為主的評價主體也會誘導研究者更多地思考如何迎合學術的品位與決策者的口味，而不是考慮教育政策利益相關者的需求。為此，我們就需要從公眾觀點和研究質量的角度出發，擴大教育政策研究評價的主體，改變教育政策研究評價的標準。
其次，現有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模式也要有所變化。當前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研究者根據個人興趣展開的自主研究；二是由國家資助的項目與課題研究。從高等教育政策問題的重要性和復雜性來看，前者無法滿足研究所需的人力與財力。而后者則會在選題、研究過程，甚至研究結論上，受到政府和決策者意愿的影響，難以充分體現研究的公眾立場。因此，為了較好地體現教育政策研究的公眾立場，我們需要發展多樣化的研究模式，如非政府組織資助研究模式。
第三，建立通暢的信息溝通渠道。當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涉越來越多的群體的利益，只有對決策程序的每一個環節廣開言路，充分吸收各利益群體的心聲和意愿，才能保證政策內容更加科學合理，政策的實施更加順利。因此，如何在更廣泛范圍內吸收學生、家長、工業界、科學界人士的意見是謀求高等教育決策公正公平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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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國外罕見病醫療保險制度以及罕用藥管理制度現狀并對其進行分析，為我國罕見病醫療保障提供參考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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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新，男，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將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育的研究文獻分為七類，并分別概括了各類研究文獻的研究現狀，發現從微觀上分析新疆具體地區雙語教育的文獻較少，指出需從微觀入手，在科學的田野調查研究基礎上制定適合具體地區實際情況的雙語教育發展策略。
關鍵詞：新疆；雙語教育；教師；政策；模式；評價
從20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新疆開始實行雙語教育，而關于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育的研究也逐漸增多，研究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七類：雙語教育的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的研究，雙語教育個案研究，雙語教育教師研究，雙語教育課程教材研究，雙語教育政策研究，雙語教育模式研究，雙語教育評價研究。
1.關于新疆雙語教育的發展、現狀、問題及對策的研究
近年論文包括：張莉的《淺析新疆雙語教學的現狀與對策》，張潔、張梅的《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育發展歷程綜述》，嵇宇科的《新疆地區少數民族雙語教育問題觀察與思考》，張梅的《新疆少數民族多元文化與雙語教育關系研究》，方曉華的《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現狀、特點及其反思》，劉姣、蔡文伯的《新疆少數民族雙語教育三十年回溯與反思》等。
近年專著包括：陳世明的《新疆民漢雙語現象與社會發展之關系》，廖冬梅的《新疆民族雙語發展歷史現狀與成就》，木哈白提?哈斯木等著的《新疆少數民族中學漢語授課試驗研究》等。
這些研究文獻闡述了新疆雙語教育的發展過程，分析了雙語教育的現狀，并發現了一些問題：雙語師資隊伍整體素質偏低且不穩定、數量不足、教學能力不足、待遇較差、培訓體系不完善；教材缺乏地方特色；課程設置不合理；雙語教育發展不平衡；雙語教育缺乏統一的規劃和具體的實施方法；少數民族學生缺乏漢語環境等，并從教師、教材、課程、評價等角度提出了對策。
2.雙語教育個案研究
近年研究文獻包括：李中耀、海峰和夏迪婭?伊布拉音的《新疆葉城縣雙語教學調查研究》，吐孫阿依?庫爾班的《新疆少數民族地區中小學雙語教育的發展問題研究―以庫爾勒市H縣為例》，李文濤的《雙語教學的現狀、問題及對策研究―以新疆疏勒縣為例》等。
該類文獻針對具體地區，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從雙語教育的模式、教師、教材、課程、學生等角度深入分析了目標地區雙語教育的現狀，指出目標地區雙語教育存在的具體問題，包括教師教學能力不足、缺乏合理教材、缺乏漢語環境等，并提出了對策。由于實地調查并選取合理的調查對象做了大量調查問卷，因此該類文獻研究結果更能反映出目標地區的實際情況，更能服務于目標地區的雙語教育發展。
3.雙語教育教師研究
近年研究文獻包括：王阿舒，蘇生艷、湯允鳳的《南疆三地州雙語教師現狀調查分析》，劉旭的《新疆少數民族小學雙語教師培訓現狀及對策研究―以喀什地區為例》，方曉華的《試論雙語教師培養模式》，楊淑芹、吳敏的《新疆中小學雙語教學推進中少數民族教師的態度研究》等。
該類文獻分析了雙語教師的基本情況、教學能力、教學態度、語言使用情況、培訓現狀等，并指出雙語教師漢語水平較低、師資隊伍不穩、教學能力不高、培訓體系較差、教師待遇較差等問題，認為要提高雙語教師地位和待遇，開展多元化培訓，完善評價激勵機制等。
4.雙語教育課程教材研究
張興、崔靜對雙語教育課程設置做了研究，指出當前的課程知識體系單一，難以培養合格的民漢兼通人才，指出要設計合理的雙語教育課程知識體系，并提出了雙語教育課程體系的內容[1]。楊德明對哈密市魯能小學做了個案分析，認為該小學雙語教學開展較為成功的一個原因是開設了學科課程、隱性課程、活動課程“三位一體”的雙語課程體系，而問題之一是缺乏適合的教材[2]。
5.雙語教育政策研究
趙鴻鍇、張迎治從語言政策角度梳理了新疆雙語教育政策[3]。王阿舒回顧了新疆50多年來的雙語教育政策，分析了政策的演進軌跡[4]。陳旭、陳進分析了新疆雙語教育政策對于新疆民族教育發展的作用。王阿舒、孟凡麗闡述了50多年來新疆的雙語教育政策[5]。上述文獻表明新疆自治區政府認真貫徹了中央的雙語教育政策，為雙語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政策保障。
6.雙語教育模式研究
陳得軍、劉琴和方曉華對新疆雙語教育模式的現狀做了分析[6]。趙建梅針對烏魯木齊市T區的實際情況構建了適合該區的雙語教育模式。李儒忠闡述了新疆雙語教育模式的性質、特征及目的，認為部分課程使用漢語教學是新疆今后較長時期內的主要雙語教學模式[7]。魏煒認為部分課程使用漢語教學利于實現民漢兼通的目標[8]。張梅分析了新疆的雙語教育模式，認為模式應體現雙語教育的目標[9]。結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雙語教育模式要因地制宜，對于多數地區部分地區使用漢語教學將是今后較長時期內的主要雙語教育模式。
7.雙語教育評價研究
方曉華認為少數民族雙語教學的評價系統應包括對學生、教師和學校的雙語教育評價標準和指標體系[10]。馬小玲認為要以教學及其主客體作為新疆雙語教學評價的主要內容，以影響教學的客觀因素與社會因素為輔助內容，并以歷史和現狀為根據提出了新疆雙語教學的評價體系[11]。
通過分析上述文獻，發現研究者以新疆高校師生為主，研究文獻以期刊論文為主，大多發表在新疆本地期刊上，研究內容從宏觀上分析新疆雙語教育的文獻較多，而從微觀上分析新疆具體地區雙語教育的文獻較少。對于新疆雙語教育而言，各地區少數民族分布情況不同、漢語影響程度不同、經濟發展程度不一，即各地區開展雙語教育的環境差異較大，因此，各地區難以相互照搬經驗，應采取符合各地區實際情況的雙語教育策略，而這就需要從微觀入手，對各地區的雙語教育開展個案研究，在科學的田野調查的研究基礎上制定適合具體地區實際情況的雙語教育發展策略。（作者單位：1.武漢大學文學院；2.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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