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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南宗從創建孔氏家廟始，后經歷朝歷代不斷撥款修葺，至清末年間遭焚燒破壞，到民國初期重建已有880多年的歷史。正如刻在家廟門柱上的對聯“脈有真傳尼山發祥燕山毓秀，支無異派泗水源深桂水長流”所說，孔子的后代們在燕山（櫸溪山名）一帶像桂水一樣源遠流長。婺州南宗的發展將儒家文化在江南之地進行著廣泛的傳承，同時也經歷著文化的變異和演變。
（一）儒家文化在婺州的植入與傳播
早在春秋戰國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就已經被稱為“顯學”。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學取得了“國家意識”的合法身份。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儒學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文化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儒家文化的這種影響明顯表現在以北方為政治中心的黃河流域。在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帶儒家文化是何時進入的呢？在吳越賢者的《越絕書》以及趙曄的《吳越春秋》中都提到了子貢這個人物，二書稱贊說，“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并認為“子貢被認為和孔子是唇與齒的關系，相去不遠，其角色就是亞圣”[3](135)。由此可見，儒家文化早在春秋時期已經進入了浙江一帶，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南宋時期，孔子后裔的一支定居婺州櫸溪，由此奠定了中國孔子的第三圣地——婺州南宗。婺州南宗孔氏家廟的建立對儒家文化在當地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直接的聯系，儒家文化的廣泛傳播對當地人的文化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和潛移默化作用。婺州南宗確立之后，孔氏后裔們秉承孔氏家族的理念，傳承孔子儒學文化，對內忠孝持家、教兒育孫，對外開辦學堂，教授鄰里。據《櫸溪家譜》記載，“杏園書塾當時由山東曲阜攜帶的書籍文物均珍藏于此，評事公端躬和松陽縣丞孔挺公曾在此開檀教學”。[1](65)此外，婺州南宗的孔子后裔們還以儒家精髓思想命名建造了多個建筑，警醒自己和后人們謹記先人教誨，如“九思堂”“學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九思堂”取自《論語•季氏》，孔子所倡導的“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在櫸溪建的九思堂以及學忍堂、九德堂、上宗祠等均是從不同的方面體現出“仁”、“義”、“禮”、“孝”等儒家文化的精髓。孔氏后裔們以“明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治隆平”[4](170)為宗旨，人人都恪守著儒家的“禮”，傳播著“仁”，促進了南北的區域認同，促進了社會和諧。
（二）吳越文化語境下，婺州儒家文化的發展和變異
吳越文化指有人類活動以來存在于先秦時代吳、越立國地區的一切文化現象，主要是存在于江、浙、滬地區及皖贛之一部分。吳越文化的地域位于長江中下游，江河湖海潤澤了江浙人，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傳統。其主要特征是“工商皆本、求新求變、崇文重教、務實趨利”[5](1170)。而儒家文化則是存在于北方的齊魯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倡導血親人倫、現世事功、修身存養、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其核心是“仁”。其文化特征是：“重農抑商、尊禮重教、守成求穩、重義輕利”。[6](74)兩者早在春秋時期就有了交流，而隨著孔子后裔的南遷于婺州、衢州，儒家文化與吳越文化開始更加密切的聯系，碰撞和融合。婺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學術繁昌之地。宋元以來，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之學，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為代表的北山學派，都對中國文化的演進產生過深遠影響。[6](74)孔氏南渡使之得以“近圣人之居”[7](519)。櫸溪孔氏與婺州學者的交游廣泛而密切，他們對櫸溪孔氏十分敬仰、評價很高，對婺州南孔士人的學養、品行、忠義精神與詩禮文化推崇有加。據《磐安縣文化志》載作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宋濂為丹山書院山長孔克英（櫸溪人)撰寫墓志銘。孔克英系孔子55代孫，元朝學者，宋濂曾在金華山聽其講學，并說道“縉紳方滿座，而府君揚擢古今，陳義甚高者，蓋忻然無倦色”[1](65)。在儒家文化與吳越文化相濡以沫的幾百年間，它們相互影響具有吳越特色的大儒輩出還涌現了南宗永嘉學派、永康學派等多個學派與學說體系。他們所倡導的“義利雙行”的價值觀、“知行合一”的認識論，求真務實的理性精神已經不是儒家文化或者是吳越文化的單純體現了，而是在吳越文化語境下儒家思想文化在發展傳承的同時也經歷文化的變異。這種變化更適應吳越的文化語境，更符合當地民眾的精神訴求，同時這種變化何嘗不正是儒家文化自身的發展和完善。婺州南宗不但克服了文化橫移過程中的水土不服現象，也沒有產生“桔生淮南為橘，生于淮北為枳”的現象，同時儒家傳統文化在保持正統性的同時又表現出與吳越本土文化和諧共榮的獨特性。正如先生所說，中華文明體系具有“多元一體”的特征，儒家文化和吳越文化這兩支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主體文化，它們互相存在，互相撞擊、互相融會、互相補充，從而成就了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剛柔互濟、絢麗多姿、綿延不絕的特性。[8](70)
（三）婺州南宗與衢州南宗、曲阜闕里的區別與聯系
曲阜闕里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婺州南孔與衢州南孔是在同一歷史時期、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南遷的，孔子四十八代嫡孫衍圣公孔端友受封定居衢州，而因為父守墓的孔端躬定居婺州櫸溪。同為孔子圣地，為什么衢州南宗被人廣泛關注而婺州南宗卻鮮有人知呢？眾所周知，儒家文化強調“禮”，且“禮”在國家秩序方面表現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家族中表現為長子嫡孫制。孔子的嫡派后裔們有一個世襲封號，世襲封號西漢元始元年開始，當時漢平帝為了張揚禮教，封孔子后裔為褒侯。到宋仁宗至時期改封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襲這個封號。而歷代衍圣公都成為孔氏家族的核心。同為孔氏后裔的兩支孔氏族人分別定居衢州與婺州，而衍圣公孔端友無疑是朝廷與社會認同的儒家的核心。南宋時期從孔端友到孔洙衢州共有六位衍圣公，他們希望南宋統一國家、收復失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恥，圖復故疆之意”[9](91)，可見其在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衢州南宗的這種重要地位在元朝建立之后、孔洙讓爵時期發生改變，之后衢州南宗經歷了200年之久的家道中落，直至明初南宗復爵。但是衢州南宗始終與國家的歷史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歷史也還衢州南宗一個倍受關注、廣為人知的南孔圣地的盛名。除了身居深山、地理交通不便等自然條件之外，婺州南宗的孔氏后裔們恪守“禮”道，恪守“兄友弟恭”的先人教誨，不爭名奪利，儒家思想的“謙”、“和”或許是婺州南宗不被人知的深層人文原因。婺州南宗如櫸溪的流水一般默默地流淌，傳承著儒家文化，默默地支持衢州南宗的孔氏正統。正如婺州南宗孔氏家廟的對聯中所說—“支無異派”，同是孔氏后人的婺州南宗和衢州南宗兩支派系之間一直保持著聯系，同時也與曲阜闕里保持著血脈相連的溝通。據記載，“櫸溪孔氏曾先后6次前往曲阜謁林，清朝乾隆皇帝赴曲阜祭孔，衢州婺州也各派代表參加大典”（見櫸溪孔氏家廟內前言介紹）。元皇慶元年(公元1312)，孔濟中一行北上謁林，曲阜宗長孔思凱《贈孔濟中還南稿》詩云：“派出尼山本一宗，孫枝紹祖德修同。金衢歲久成家業，湖海心誠謁圣容。祖宴醉歸槐市月，春衣香惹杏檀風。還期南北同思勉，宦澤書香萬古隆。”[9]婺州與衢州的孔氏后裔們不僅在孔氏家族事務方面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文學方面也有著深刻廣泛的交流。其中許謙、吳師道、黃溍、胡翰、宋濂等婺州的名儒們與衢州的學者最為密切，他們的交流推動了儒家文學在江浙地區的傳播和發展。婺州南宗與衢州南宗以及曲阜闕里的頻繁交往，促進了南北文化之間的融合，同時也密切了同宗共祖的孔氏親情。
二、婺州南宗：“活”在古村落中的儒家文化
服飾的發展歷史伴隨著人類歷史文化發展的軌跡，它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結晶。人類經過夢寐、野蠻到文明時代，緩慢的走過了幾十萬年。池州儺服飾的發展伴隨著儺文化的演變一路走來，在儺事活動中有著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揭開其物質性的表面形態，服飾賦予我們豐富的文化內涵。
面具在儺事活動中自始至終都起著神像的作用，是活動的神靈。早期原始社會的儺面具，主要是模仿動物，面部表情傳達了一種猙獰、恐怖、凝重的情緒。通過面具制造的恐怖氣氛達到軀鬼逐疫的目的，克服現實原型局限，表演者戴上面具就具有了神的神的威懾力。現代的面具根據刻畫人物的性格特點、身份的不同確定不同的面部表情和色彩，面具神態更加自然趨向臉譜化，如紅面的關羽突出他的忠義的品德，黑臉的包公表現他的公正、清正廉明等。[4]不管面具的造型如何，其神力從來沒有消失過。現代的人們仍然堅信戴上面具就可以把天上的神請到人間和神進行對話，訴說人間的疾苦，通過一些供養的手段，讓神能心情愉悅的為人們消除疾苦。如圖2所示。現代的儺事活動中，表演和娛樂的成分逐漸增多，為了烘托活動隆重、喜慶的氣氛，服裝色彩上也逐漸豐富，但仍以鮮艷的顏色為主，服裝表面紋飾增多，特別是儺戲的表演中，扮演者根據角色的要求，從頭飾、面具到服裝都搭配的非常完整。服飾的扮裝擬態功能在儺事活動中清晰可見。
池州儺是以宗族為單位祭祀神靈、祖先的一種古老的儀式典禮。祖祖輩輩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對于土地的情感從儺事活動中清晰可見。據《貴池地區志》記載，“池州地區在6月至7月為多雨季節，大雨和大暴雨多數分布在5月至8月，南部多，北部少，山區多，沿江圩區少。多雨季節形成的洪澇災害是最為突出的自然災害”。這些水旱災害，以及由此所導致的人、畜疾疫及莊稼損失，給人們留下慘痛的記憶，這成為儺文化存續的一個內在的重要原因。[5]在儺儀和歌舞表演中，祭祀土地、自然神靈的內涵是不變的主題。如各村都保留的儺儀《問土地》，雖然土地爺的服飾面具造型有一定的差異，但祈福的內容基本相同。一年一度的青山廟會盛況不減。青山廟始建于元大德年間，原為昭明太子祠，每年的正月十五，姚村、茶溪汪、南山劉、南邊姚、西華姚、蕩里姚等各自在五色神傘和鑼的開道下，抬著供奉有儺神面具的龍亭，在彩旗隊、鑼鼓隊、“肅靜牌”、“回避牌”及刀、槍、戟、錘、矛等兵器模型的簇擁下，穿著黃色對襟馬褂，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青山廟前。人們在這里祭祀池州最高土主--梁昭明太子，祈福納吉，期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青山廟會把儺事活動推向。
民間信仰是指由民眾自發地對具有超自然力精神體的信奉與尊重。民間信仰的存在，使村民心目中自然生成一種自我約束機制。他們大多相信“抬頭三尺有神靈”，“人在做，天在看”。[6]此外，在當地的儺服俗文化中有許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規定，體現著鄉民們對于宗族信仰的堅守與重視。例如儺事活動，族長在打開面具和服裝道具的箱子之前要洗手，用稻草把子上熏煙除穢。穿戴服裝和戴面具的演員要先向面具行禮等。樂舞、戲曲只能由男性演出，戲曲中的女性角色要由男子扮演。女子是絕對不許參與操作的，否則便是對祖宗的不敬不孝。參加演出的人必須沐浴，還要提前三天禁絕，演員沐浴的目的是洗去身上污穢，禁絕是杜絕沾染婦女身上的穢氣。跳儺人穿得鞋子的鞋底只能用舊的上衣制作，下裝的材料是不能用在這個鞋子中的。這些口傳身授的儺事服俗都是由村民們自覺遵守，以虔誠的態度傳遞著儺鄉人淳樸的民間信仰和對神靈和祖先崇敬之心。
儺事既是民間宗教活動，也是民間社會交流和精神娛樂活動方式。[7]儺服飾的色彩艷麗，在節慶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早期由于受到生活水平的限制，多為土布制成斜襟長袍，顏色為黃山梔染成的茶色或用靛藍染成的藍色，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后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出現官衣、蟒袍等。色彩上也日益豐富，常選用顏色艷麗飽和度高的色彩。其中紅色作為中國傳統的吉祥色，被更多的使用。池州儺在中國漢族農歷春節期間進行，春節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全家團圓節日的，人們的心情都是非常愉快的萬象更新。走進池州儺堂你就會立刻被紅色包圍，樸素的鄉民們認為紅色可以避邪，紅色成為儺鄉人傳遞幸福喜悅的色彩。除了紅色的鞭炮聲不絕于耳，表演者戴上紅色的包頭布，穿著紅色的燈籠褲，紅花的筒裙，紅色底繡著精美圖案的袍服等，紅色成為儺事表演中不可缺少的服裝色彩。儺服飾的圖案色彩也體現著鄉民們樸素的審美情趣，早期的花紋圖案有顏色勾繪的，有土法印染的，還有用色布拼接的，工藝雖然簡陋，但是形式美感蘊含其中。后期出現織繡紋樣，圖案精美細致，體現當時經濟繁榮以及儺事的繁盛。現代的儺服裝只有少量是鄉民們自己制作，多數為鄉民們外出購買的，有很明顯的機器大工業的痕跡，服裝紋樣中有平面印花，也出現一些機繡圖案，配色也更大膽、時尚。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艷麗的顏色始終是活動中的主角。樸素自發的色彩審美表達出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關鍵詞：貴州；民族文化；特色旅游
中圖分類號：F592．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6959(2007)07―0083―03
一、貴州民族文化旅游的發展現狀
近幾年來，貴州加強了對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打造了適應市場需求的貴州民族文藝品牌。貴州旅游業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20多年中，由于沒有適合旅游者的晚間娛樂活動，“貴州旅游”這個品牌一直存在文化含量低、旅游活動要素缺失的重大缺陷，來貴州的旅游者只能“日游神奇山水”而多感不夠盡興。沒有日常性的旅游文化演出，使貴州旅游業收入體系不完整，損失巨大，并且不能有效地宣傳貴州，影響貴州旅游業的整體形象。2005年，被熱切盼望多年的《多彩貴州風》這個文化品牌終于誕生了。這臺演出一經問世，就取得了極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反響熱烈。
第二，民族文化旅游宣傳進一步到位。平塘縣的大型音樂情景劇《玉水不夜天》的開演、“貴州旅游形象大使選拔賽”、“多彩貴州民間能工巧匠大賽”等活動，為貴州民族文化旅游的開發利用注入了新的元素，并且推動了民族文化旅游的開展。
第三，鄉村旅游得到了有效發展。貴州省旅游業發展的體目標是把貴州省建設成為自然風光與民族文化相結合的旅游大省。屯堡文化旅游景區、岜沙苗族文化旅游景區、肇興侗族文化旅游景區、興義萬峰林鄉村旅游景區等民族文化旅游區域得到進一步支持和發展，尤其是建立了一批具有先進理念的生態博物館，滿足當代對古老文化傳統既要保護又要發展的要求。
在開展民族村寨旅游活動中，一些優秀的民族文學藝術得以挖掘利用，如屯堡地戲、布依族的“八音坐唱”等，一方面增加了鄉村旅游的文化含量，提高了游客的游興，另一方面加強了民族藝術的傳播。
然而，目前貴州省發展民族文化旅游仍然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利用不平衡。
雖然目前貴州省開展鄉村旅游的村寨有2600多個，并且數量在逐步增加，也樹立了一些典范，但開發利用明顯不平衡。主要是地區間的不平衡，民族文化旅游仍然集中在黔東南地區的雷山、臺江兩個縣，其次是“后起之秀”黎平、從江、榕江旅游區，其它地方則較少有開展；盡管有關部門設計了六條蘊含民族文化旅游元素的精品旅游線路，但實際上沒有一條是能夠完整地被廣大旅游者采納，究其原因，一是大部分旅行社和游客為節省旅游成本，選擇了部分線路中的部分內容；二是旅游設施不完備，除了交通的原因以外，旅游住宿的分布極不合理也是重要原因。
第二，民族文化旅游開發仍處于較低水平。
目前，貴州省開展鄉村旅游的地方仍然主要采取的仍然是初級階段的“農家樂”形式，民族文化演出也基本是簡單的歌舞表演，而其它的文學藝術形式以及紡織、刺繡、蠟染等幾乎沒有展示；出售的工藝品種類少、質量不高、價格高，不能很好地滿足游客的審美需求。因此，雖然鄉村旅游游客數幾乎占了全省游客總數的三成，但旅游收入卻只占了全省旅游總收入的8％左右，效能較低。
第三、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開發利用中的“異化現象”。
這方面，最為突出的是一些“假民俗”表演和假冒偽劣民族旅游商品的出現。民俗活動在保持原生態的基礎之上，適當進行藝術加工是可以并且必要的，但一些“民俗表演”的編排、演出中，由于業者不懂得這些民族文化真正的審美價值，錯誤迎合旅游者的庸俗需求，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異化，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成為失去自我甚至媚俗的“大雜燴”式的“假民俗”。
二、合理開發利用民族文化，打造貴州民族文化旅游
如何使貴州民族文化旅游體系更加健全，從而保證貴州特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筆者認為應當做到如下幾點：
(一)適度開發與適當“反哺”并舉。
首先，開展民族文化旅游必須堅持“細水長流”的原則。民族村寨既不能完全封閉起來，也不能完全一下子放開，政府在這方面的引導、控制作用非常重要。對旅游資源的評價要以空間容量、經濟容量、社會容量、生態容量為標準，其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生態容量。與之相關聯的旅游環境應以同樣的標準評判。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只看到了貴州旅游資源的豐富性，卻忽視了它的脆弱性，更極少顧及旅游環境的承載力。現在，文化旅游者人數已大大超過少數民族旅游村寨的接待能力，一些村民疲于應付，對旅游者越來越麻木，甚至厭倦；在一些地方，商品意識被空前放大；思想狀態的改變還導致部分少數民族文化傳承出現斷層現象。應對這樣的危機，除了制定合理承載量，采取限量辦法外，對游客應當進行適當引導、教育，要使他們了解貴州少數民族的特點。
其次，對于民族文化，旅游業必須補償性地利用，“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是民族文化開發、利用中應當遵循的重要原則；在實踐中要有意識、有組織地搞好民族文化的傳承，不論是“博物館”內，還是“博物館”之外，對民族文化，應有專人研究、整理、培訓、傳授，使之不致失傳。這決定了旅游業對民族文化生態必須盡到“反哺”的義務，要有必要的投入。只有適度的“反哺”，才能實現民族文化旅游的長久發展。
(二)盡快提高民族文化旅游水平。提高民族文化旅游水平，一是使開發利用的結構趨于平衡合理。做到這一點，不僅可以實現共同富裕，并且可以降低大眾旅游熱潮對于部分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沖擊力。目前出現的冷熱不均現象，除了交通、住宿等條件制約外，一些旅行社不了解、不推介或推介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二是對少數民族文化在保護的前提下進行深度開發，使民族文化旅游真正打文化牌，提高旅游品質，滿足游客越來越高的旅游需求，并且實現開發利用效能的提高，增加旅游收入，實現政府、游客、旅游目的地群眾的共贏。三是對于民族文化演出和旅游紀念商品兩個市場，政府應當嚴格控制。對于純粹的假民俗表演應當堅決取締，并且重罰；對于一些有瑕疵的民俗表演，應當加以監管，促其改正。旅游紀念商品是滿足游客審美需求的重要物質，其對于游客旅游滿足感的重要性往往超過民族文化演出，需求量大于民族文化演出，影響力也高于民族文化演出，因此更應重視。
1.1“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產業優勢還不明顯
雖然近年來蜜瓜、中藥材、果蔬、草食畜四大主導產業發展迅速，但相當一部分鄉鎮農業布局及品種多、亂、雜現象依然存在，從布局、規模、品種、標準化管理模式上沒有形成優勢產品集群，“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產業優勢還不明顯，不利于產業發展和品牌創建。
1.2農業產業化水平低，產業發展后勁不足
農業產業化是以市場為導向，提高比較效益為中心，依靠農業龍頭企業帶動，將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實現一體化經營的現代化經營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目前我縣農業產業化還處于一個比較低的水平，產業鏈條短，農產品加工大多屬于低端、初級產品，在延長產業鏈條，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上沒有帶來真正實惠。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展迅速，但運作乏力，還不能有效帶動產業發展，還需要進一步在摸索發展中規范、完善，進而形成產業發展的生力軍。
1.3農業技術力量薄弱，新技術推廣應用有差距
一是農業技術干部隊伍力量相對不足，尤其鄉鎮農技服務隊伍不穩定、專業性不強，制約了基層農業技術能力和水平；二是我縣移民多，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文盲、半文盲人數達2.1萬人，占到移民總數的26.3%，加之部分少數民族受宗教因素影響，接受科學技術培訓的主動性差；三是技術更新和新品種、新產業的更替之間的差距，加大了技術培訓與推廣的難度和重要性。
1.4龍頭企業扶持力度不足，制約農業產業發展
一是項目建設政策壁壘仍然存在，如建設規劃、環評、安評等過程中存在的因素影響企業建設；二是企業融資難仍然存在，由于貸款風險，銀行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三是對重點產業龍頭企業建設項目財政扶持不足，由于農業產業化企業投資大，見效慢，影響企業投資信心和決心。
2相關建議與解決對策
2.1解放思想，轉變觀念
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高度來認識，切實增強工作緊迫感，牢固樹立扶持產業化經營就是扶持農業，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的觀念。進一步強化宣傳引導，轉變思想觀念，用工業化的理念引領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龍頭企業培育和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消除思想認識上的障礙。
2.2提品質、擴規模，加快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
按照”三品、兩化、雙千“的發展思路，打破地域界限和鄉村限制，建立"一片一業、一村一品或數村一品"的產業布局，減少特色作物品種上的多、亂、雜，把效益高、風險低的特色作物培育為新的主導產業，逐步替代增收乏力的糧食、棉花產業，興建一批有地方特色的優質產品和產業基地。要積極發展蜜瓜、葡萄、甘草、等新興高效產業，特色產業要樹立品牌意識，做響做亮特色品牌。
2.3完善組織體系和機制建設
通過扶持發展和建設經濟合作組織、專業市場等，將產業發展諸環節聯結成一個有機整體，確保產業按照一體化方向順利發展。積極開拓農副產品外銷終端市場，實現千家萬戶的分散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市場之間的有效對接，爭取新建農產品加工貿易市場。通過組織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帶動基地建設，推動產業發展，最終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目的。
2.4加強扶持引導
一、分析轉軸判斷滑輪類型
對機械中的各個滑輪，先假設通過滑輪作用的物體被拉動，對照物體被拉動時滑輪轉軸的情況進行判斷：
①物體拉動時，滑動轉軸位置靜止不動時滑輪是定滑輪。如圖1—（a）
②物體拉動時，滑輪轉軸位置隨差物體的移動而移動的是動滑輪。如圖1—（b）
二、分析轉軸確定動滑輪上的力的作用情況
在人教版教材中，分析動滑輪實質敘述為“是一個動力臂（L1）為阻力臂（L2）二倍的杠桿”。（如圖2）根據力的平衡條件“動滑輪可省一半力”。在教學中，發現學生常誤解為“只要是動滑輪，動力就是阻力的一半。”筆者嘗試以下方式說明，能幫助學生更好理解，現說明如下：“作用在滑輪邊緣上的力F1的力臂（L1）是作用在滑輪轉軸上的力F2的力臂（L2）的二倍。根據杠桿平衡條件，作用在滑輪轉軸上的力是作用在滑輪邊緣上的力的二倍”。
下面結合例題示范說明。
［例一］力F作用在滑輪上，使重物G勻速上升，滑輪安裝如圖3所示。不計滑輪重量及摩擦力，則下列說法正確的是（ ）
A、這是動滑輪，F=1/2G。
B、這是定滑輪，F=G。
C、這是動滑輪，F=2G。
D、這是定滑輪，F=2G。
解析：首先，因為重物被提升時，滑輪轉軸跟隨向上移動，所以判斷這是個動滑輪。其次，由于力F作用在滑輪轉軸上，重力G通過繩子作用于滑輪邊緣，所以F=2G。應選C。
錯解1：誤認為是定滑輪，不省力，而選B。
錯解2：認為動滑輪省一半力，而選A。
［例2］分別用如圖4—（b）所示裝置勻速提升相同重物。不計滑輪重力及摩擦力，那么F1F2大小關系和滑輪屬于情況是（ ）
A、（a）圖中滑輪為定滑輪，（b）圖中滑輪為動滑輪，Fa＞Fb。
B、（a）圖中滑輪為定滑輪，（b）圖中滑輪為動滑輪，Fa＜Fb。
C、（a）圖中滑輪為動滑輪，（b）圖中滑輪為定滑輪，Fa＜Fb。
D、（a）圖中滑輪為動滑輪，（b）圖中滑輪為定滑輪，Fa＝Fb。
解析：根據杠桿平衡條件，可知作用在杠桿左端上的力F是相同的。設想重物被提升時，（a）圖中轉軸位置發生移動，所以是動滑輪；（b）圖中滑輪轉軸位置固定不動，所以是定滑輪。（a）圖中作用在滑輪轉軸上的力F是作用在滑輪邊緣上的力F1的二倍，所以Fa＜F。（b）圖中F＝Fb，則Fa＜Fb，應選C。
［例3］用如圖5——（a）（b）所示裝置勻速拉起相同重物G，不計滑輪重力和摩擦力，那么Fa= G，Fb= G。
在鄉土農村中,農民通過“鼓吹樂”、“傳統的經典曲目”、“地方戲曲”、“說唱藝術”等形式來表達自己的一種文化訴求、倫理要求及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看法。以這種“群眾性聚集狂歡”的方式,并通過一定的民俗傳統來表達農民群眾的一種樸素的信念和追求。改革開放后的農村公共文化活動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私性文化有了長足的發展,農民私性文化資源較為豐富,電視機、VCD、DVD、衛星電視接收設備、有線電視,甚至電腦等現代文化信息產品逐步進入了大多數普通的農民家庭,豐富多彩的電視節目和上網等文化娛樂活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農民個體的日常文化。而農村公共文化資源缺乏多樣性,難以滿足當代農民日益增長的健康文化活動需求。目前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為農民提供的公共文化設施主要是廣播和寺廟教堂。寺廟教堂在農村現有的公共文化資源中占有相當高的比例,而寺廟和教堂基本上是農民自己籌資建設的,每年的寺廟廟會和基督教活動的經費也是由村民自籌。基層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資源數量有限、缺乏多樣性。民間的公共文化活動中,以廟會、祭祖、修家譜、燒香拜佛和做禮拜居多,在當前社會的農村,農民在改革開放后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的問題,在很多農村都以把信仰轉化為信佛和地方神,以及在農村蔓延的基督教會。從整體上來看,農民的文化生活基本上處于一種自發的、個體的或傳統的,乃至封建迷信的狀態。從鄉土農村文化活動的內容上看,當前農村呈現了現代的私性文化活動快速發展與傳統的民間公共文化活動的復興。就筆者家鄉所在的鄉村,基層政府組織的公共文化活動稀少,尤其在農村的公共文化活動幾乎沒有,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農村私性文化沒有發展,基層政府每年會有農村流動電影播放若干次,其余的公共文化活動就沒有舉辦過。農村的公共文化設施嚴重缺少,農村公共文化活動缺乏,其具體體現于:體育場和體育器材缺乏,文化活動室、圖書館等缺失。據筆者調查的農村地區,幾乎沒有村莊存在圖書館和文化活動室,有個別村莊存在體育場,但也是以農村小學的體育場為主,村莊體育場也僅有籃球和乒乓球臺(農民因愛好自籌自建)。農村公共文化活動一年僅有一次的廟會,如“三官廟”廟會,以地方戲曲和燒香拜神為主;少數群體性的基督教會,影響較小;若干次的婚喪嫁娶,農村的婚禮和喪事幾乎使整個村莊的大大小小的農民參與其中;若干年一次的修訂家譜(不同宗族修訂時間不一);每年農歷正月初七,農民、勢力強大宗族等以自籌資金方式,燃放煙花爆竹送“火神爺”。總而言之,農民私性文化有了較快發展,農村的公共文化卻嚴重式微。特別是一些健康的、文明的公共文化形式嚴重缺乏。一是政府供給的農村公共文化資源嚴重匱乏,部分村莊的公共文化供給被寺廟、教堂、封建習俗所占領;二是政府組織的公共文化活動不但數量少,而且極少針對農民的文化需求開展農村文化活動,即使舉辦了一定的文化活動,也主要限于節慶等特定場合,或者是為了滿足政府經濟活動方面的需要(文化搭臺,經濟唱戲),而不是真正為了農民日益增長的文化活動的需要。〔2〕
農村公共文化衰微的原因
1.農村公共文化供給的資金投入不足中央以及省、市、縣政府對公共文化資金的分配上存在重城市、輕農村的不公平現象。無論投入總量還是人均投入總量,農村都遠遠落后于城市。2006年,國家對農村公共文化投入44.6億元,僅占全國財政對文化總投入比重的28.5%,而城市文化投入所占比重高達71.5%,超過對農村投入比重的43個百分點。扣除對縣級文化單位的投入,作為直接為農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鄉鎮文化站資金為7.37億,2006年獲得的財政投入經費只有10.9億元,每個農民一年僅能享有1.48元的文化投入。基層政府大多數又存在重經濟、輕文化的傾向,對農村文化投入甚少。原來的農村文化活動經費,來自于政府撥款、鄉村自籌、群眾負擔和社會捐助等多條渠道,幾管其下,資金容易籌集到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成了產業,基層財政對文化事業的投入比重明顯偏低,特別是對農村公共文化難以顧及;社會捐助缺乏必要的投入機制,企業或個人的社會責任缺失。農村文化經費的投入的不足嚴重制約了農村文化的發展。2.農村公共文化管理缺乏科學的運轉機制目前,在鄉鎮有文化站的機構,最多的有三個工作人員,大部分鄉鎮是一人一編制。由于基層文化站工資少、待遇低,難以吸引具有較高素質的人才。以前文化站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員大部分是退休的文藝工作者,雖然有舞臺表演經驗,但公共文化活動組織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欠缺,難以使鄉村公共文化活動有效展開。〔3〕從管理體制上來說,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經營者。文化管理既無外在競爭,又無內在創新動力,缺乏監督與約束,弱化了提供公共服務的公益性職能,強化了謀求部門利益最大化的商業性職能。公益性職能弱化的背景下,必然導致基層公共文化管理運轉機制的缺失。農村公共文化市場管理不到位,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都在管理文化,特別是黨委宣傳部門更是包攬了文化的方方面面,政府也在強化自身的責任問題,不愿放棄管理權。這種多頭管理造成管理難以到位,遇到利益問題同時爭搶,遇到困難棘手的事情同時避讓,文化市場管理不到位,并由此導致文化市場的萎縮,農村公共文化供給的衰退。3.農村文化人才缺乏且素質低,服務效率不高長久以來,由于鄉鎮文化建設缺乏發展規劃和具體措施,缺乏相應的人員和經費預算,文化工作人員的工資待遇和文化事業經費得不到妥善解決,導致農村青年從事文化服務的內在動力缺乏。農村文化活動從“內”產生不了,從“外”引不進來,無論是專業還是業余的人才都是稀缺。文化工作人員服務意識淡化和業務素質不高,嚴重影響文化服務的效率。主要存在文化建設隊伍素質低,文化程度偏低,專業修養不高;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干部隊伍不健全;參與文化活動的農民對文化活動的理解能力有限,對新事物有排斥心理等等。這些都直接影響農村公共文化活動的開展。4.政府對農村公共文化活動缺乏績效考核對于鄉村公共文化活動,鄉鎮一般年初無規劃,平時無安排,年終無考核,任其農村公共文化活動自行消長。原來的農村電影放映隊,現在都已銷聲匿跡,許多農民一年到頭難得看到一場電影。原來紅紅火火的農民文化藝術節以及農村文藝演出等等也都難得一見了。鄉村的廣播站也沒有了,高音喇叭也悄然無聲了,現在農村文化活動基本上已經完全消失。〔4〕鄉鎮對文化活動的重視遠遠的拋在經濟發展的腦后,考核鄉鎮政府的業績主要以經濟發展、城鎮的基礎建設、社會治安為主,而對公共文化活動的考核微乎其微。只要經濟上去了,文化搞不搞都不會影響到鄉鎮政府的業績考核。5.片面政績觀導致農村公共文化“邊緣化”在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強調經濟發展,追求GDP指標,成為了國家一個時期的追求核心。在這種片面的追求經濟建設的社會環境下,中央、地方各級政府形成一種壓力型體制關系,各級政府的考核多注重于經濟發展指標,想當然的對農村公共文化建設關注不高。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鄉鎮文化站主要就圍繞著收費征稅、計劃生育等運轉,幾乎沒有將精力放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上;農村稅費改革之后,現在鄉鎮財政只能勉強維持單位的正常運轉,在保證工作人員工資的情況下,農村公共文化基礎建設和公共文化服務在農村基層政府的工作中便處于了邊緣化狀態。農村文化的邊緣化以及一些地方鄉鎮機構中的鄉鎮文化站的“形同虛設化”導致農村公共文化嚴重匱乏。
通過制定實施輔導員管理條例、輔導員考核制度、輔導員工資津貼等一系列激勵機制，來提高輔導員實施德育工作的責任心、主動性、積極性。通過定期檢查、考核、評比等手段，實現學校德育工作的常規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要依據現代教育的管理理念，倡導人文關懷，建立師生共同參與的、以民主、情感、制度為基礎的人本化管理模式，即:以人為本、德法兼治。將制度管理與情感內化相結合，堅持用制度塑造人，用機制發展人，用情感凝聚人，使師生在互動的管理環境中得到共同發展。
創建規范的職業環境作為高等職業技術學院，培養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是學校的主要任務。因此，高職院校要大力建設各種專業、技能實驗實訓室，在進行實驗實訓室建設時，應以安全、健康、環保、真實的理念來裝飾布置各實訓室。安全方面:主要是指必須按照規定劃分出工作區域;按照安全生產的要求設置各類安全指示標志、張貼安全生產的宣傳圖片;制訂、修訂安全生產管理制度和安全技術規程。經常組織安全檢查和進行整改工作，做好突發事件處理辦法示意圖等;配備必要的急救設施和消防設施，增強學生在職業環境中的安全意識。
健康方面:主要是指按照職業環境的要求，合理設置實驗實訓車間或廠房，加強必要的衛生工程的建設，如通風、換氣、照明設備等，做好防塵、防暑降溫、防噪聲等措施，積極做好車間安全防護和個人防護措施，體現以人為本的職業健康理念。環保方面:主要是指注重環保節能，使學生在實驗實訓過程中樹立環保意識，充分利用實驗實訓材料，做到不浪費，盡可能循環利用、廢物回收利用。真實方面:主要是指校內實驗實訓中心的建設力求做到“仿真”，與企業生產設備及工藝流程一致，甚至能夠做到生產性實訓，在實訓中出產品;同時在實驗實訓場所的設計和裝飾中融入企業文化元素，模擬出真實的企業工作場景，營造真實的職場氛圍，培養學生的職業意識。
[關鍵詞]溫州 產業結構 產業調整
一、前言
最近,中美貿易戰又進一步惡化,美國聲稱要把中國加入貨幣操縱國,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我國政府已經明確表示會頂住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因為如果人民幣升值,那么我國已經深受打擊的外貿出口必將遭受更大的挫折。以溫州為例,溫州中小企業的利潤,超過60%源自對外出口,但是因為全球的嚴重經濟危機,目前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已壓縮至1%-3%,如果現在人民幣不能頂住外界升值壓力而貿然升值,對這些中小企業無疑會是“滅頂之災”。在貿易形勢不利的情況下,溫州轉而開拓國內市場,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2009年,溫州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生命力強和根植性深的優勢,積極應對金融危機的挑戰,抓住機遇,開拓新市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了8.5%,保持了經濟發展的平穩態勢。2010年世界經濟有望繼續回暖,但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復蘇的力量還不夠強勁,2010年溫州外貿要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的可能性不大,外貿出口預計與2009年持平,決定溫州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關鍵仍然取決于投資與消費。但是溫州地區經濟雖然整體回暖,企業信心有所增強,但是,橫向比較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仍處于全省末尾,同時積極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不足,產業結構因工業增長緩慢出現非主動性調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任重道遠。
二、溫州產業結構現狀
溫州產業結構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輕工業比重較大,重工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偏低。 溫州的出口產品以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力,前五位的出口商品為鞋靴、服裝、通斷保護電器裝置、眼鏡及合成革等。風靡全國的溫州模式就是以“小商品、大市場”為特征,溫州企業主要是以鞋業和紡織為主,2009年溫州鞋企共完成工業總產值近700億元,同比增長7.36%,產品出口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外貿出口額達到27.5419億美元,同比上升0.06%,占溫州外貿出口總值的25.18%,出口值在溫州主要商品中穩居第一。第二,溫州以私營企業居多,規模偏小,暫未形成規模經濟。截止到2008年末,溫州共有工業企業31051個,個體經營戶113938戶。工業企業中,私營企業25604個,占82.5%。以溫州的制鞋企業為例,上述制鞋企業的700億產值是有2633家企業來實現的,其中品牌類的大型企業卻是屈指可數,有一定知名度的只有奧康,康奈等幾個品牌而已。第三,出口導向型工業格局逐步形成,工業產品因技術上的落后仍以內需為主。2009年溫州市全年實現生產總值2527.9億元,比上年增長8.5%;外貿出口109.4億美元,下降8.1%;經過簡單的折算可以看出,其外貿出口占整個城市GDP的30%左右,而這個比例還是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下的數據。所以溫州已經成為一個外貿出口主導型的地區。不過從出口結構可以發現,溫州出口的主要是輕工業產品;重工業產品因為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優勢主要是滿足內需的。第四,科技含量高的企業發展較快,勞動密集型企業生存困難。2009年,溫州新建公共科技創新平臺11個,發明專利授權量增長86%,高新技術產業總產值突破1000億元,可見,高科技企業在2009年獲得快速的發展,而勞動密集型的制鞋和紡織等企業的利潤越來越薄,在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之下,部分無力支撐的企業已經倒閉了,剩下的也都處在相當艱難的時刻。
三、溫州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過程中的問題及建議
從以上溫州產業結構的幾個特點可以發現,溫州經濟面臨內部成本提高,外部環境惡化等困難。那么就溫州現有的產業出口該如何調整和優化,增強國際競爭力,本文就對溫州出口產業的調整給出一定的建議。
1. 加強傳統產業的規模化、品牌化經營,發揮傳統產業的后發優勢。
溫州的傳統產業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積累了一批在全國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的產業,比如大家熟知的制鞋和紡織產業。這些產業在溫州是很成熟的產業,有很多的經驗可供參考,這些產業到現在還是溫州的支柱產業,只是在現展中遇到了越來越多的瓶頸:產業層次地下、創新能力不強、品牌效應薄弱等。這些問題現在阻礙了溫州傳統產業的進一步發展,迫切需要轉型。
溫州鞋業這個產業如何轉型,怎樣調整,怎樣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之前溫州鞋企的產業國際化過程所依賴的傳統優勢是以低成本和生產量巨大來獲得豐厚利潤的,但是這樣的時代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而漸行漸遠。針對現狀,如何挖掘鞋類企業的后發優勢才是關鍵。縱觀國外知名鞋類企業都是采取專屬于自己的特色設計和巧妙的營銷計劃實現的品牌化經營戰略。而溫州鞋企所缺乏的就是自己的設計和營銷能力。要想扭轉現在鞋企利潤微薄的局面,轉而進入利潤豐厚的階段,就必須要鞋企從注重生產轉向注重企業的產品設計和營銷,即進入產品價值鏈利潤最豐厚的兩個階段中去。這類鞋企要想在發展上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就必須發揮在原有成本優勢的前提下,優化產業和產品的結構;強化品牌意識,提升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打造自己的品牌,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增加企業的利潤;鼓勵企業創新,加大科技投入,積極采用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整體提升鞋類產品的技術含量和檔次;鼓勵更多的企業實現現代化的信息化管理,開展電子商務平臺,生產經營虛擬化,實現企業的品牌化發展;培養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專業化設計團隊,設計出更具特色的產品。只有上述各個方面都有所改進的前提下,溫州的鞋企才會在次貸危機后進入另一個快速發展期。
服裝也是溫州的一個傳統優勢產業,也是我國紡織服裝品牌發展較早、名牌產品較為集中的地區。但是與其它傳統產品相比,高附加值的服裝產品不僅需求廣,而且利潤空間更大。發展時間與鞋企一樣,但是溫州卻集中了報喜鳥、美特斯邦威、森馬等一大批男裝名牌。2009年虛擬經營的品牌專營公司成長良好,美特斯邦威和森馬集團雖然沒有自己的服裝生產廠,但近幾年銷售增長均在30%以上。這些品牌在我國已經開拓了很大的市場,在國內是很有競爭力的,但是這些服裝品牌還是缺乏國際競爭力,國際認可度低,這些品牌在國外還只是中檔品牌。而且大多服裝品牌還缺少一定的文化內涵。要想提高這些出口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還需要不斷提高服裝產品的開發、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值與競爭能力。
所以,樹立自己的品牌,推廣自己的服裝品牌是當下溫州眾多服裝企業的主要任務。因為品牌對于紡織業的拉動效應是相當顯著。溫州服裝在現有優勢的前提下,應該大膽創新,工藝精雕細琢,對時尚嗅覺更加敏銳、反映更加迅速,打造出更多的精品服裝,才能占領服裝產業的制高點。服裝出口在金融危機的當下,溫州服裝應該利用在國內已經建立的銷售網和自己的品牌影響力,繼續搶占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美特斯邦威和森馬就是依靠這些優勢,全國的市場份額在近幾年有了急劇的增長。所以,在開拓國際市場的同時,也應該把握住越來越大的國內市場,只有這樣,溫州服裝業才能在現在的基礎上有更大的發展。
2. 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進程t
溫州的產業結構還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缺乏技術密集型產業。經過多年的發展,以成本優勢主導的溫州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被西部地區或是東南亞地區更加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所取代。而且,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的鞋類和服裝在國際市場上的越來越缺乏市場,迫切需要轉型。長期以來,溫州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全部產業的60%,而產值高、污染少、發展迅速的高新技術產業卻相當缺乏。經濟危機的出現使得溫州鞋類企業和服裝企業經營更加困難,所以溫州在此次的產業調整過程中應該向高新技術產業傾斜。有選擇的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比如以新材料、新技術為代表的電子信息產業。要想在高新技術產業或是在原有的傳統產業上有所創新,企業應該加強自己的自主研發的人力投入和資本投入,只有這樣才可以突出自己的產品特色,才會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目前國際上普遍的標準是,R&D經費投入強度在5%以上的企業才具有市場競爭力。2007年,溫州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這一指標僅為0.52%,不僅與國際標準有較大差距,而且還低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在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這樣的研發投入實在是難以維持該地區持續的創新力。而且,溫州現在大多關鍵的技術還是采取購買的方式獲得的,自主研發的僅占少數,要想使溫州能夠長遠的發展中立于不敗之地,技術獲得方面必須要加大自主研發投入,技術走在最前沿是企業獲得市場競爭力的重要保障。溫州早就意識到了自己在技術發展上的不足,目前,溫州也正在大力培育新興產業,比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節能環保、信息網絡等國家政策正在大力扶持的產業。還依據自己身處沿海的區位優勢,培育壯大海洋特色產業,溫州這些正在培育的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著手進行之中。溫州不斷出臺高新技術產業的扶持政策和當地政府花大力氣在高新技術產業有所作為,不久的將來這里一定會成為另一個高新技術產業相當發達的地區。高新技術產業在溫州產業結構調整即優化過程中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3. 推進區域創新體系的建設,并充分利用民間資本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過程
國家現在正在大力提倡企業和個人的創新,以促進我國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溫州應該抓住這個契機,啟動一些高新技術研發中心、重點實驗室和企業科技孵化器。溫州正在分類推進汽摩配、泵閥、電氣、船舶等現代產業集群示范區建設。加快建設國家工業電器、金融設備及零部件質量監督檢驗中心,爭取國家泵閥產品質量檢驗中心落戶溫州,對現代產業集群示范區建設是大有裨益。創新水平的提升當然離不開一大批優秀的技術精英的參與,所以溫州應該完善和落實人才引進的政策,并大力優化人才發展環境,重點引進和培養一批創新型領軍人才和技術創新團隊。深化學校與企業的合作,多形式建設人才開發基地,為各個產業的創新儲備和培養人才。
一直以來,我國很多地區都特別注重吸引外資,并且長期堅持以市場換技術的方式來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但從溫州的發展道路中還可以看出,民間投資對民營經濟發展的促進效果是顯著的。而且,隨著居民收入的不斷提高,銀行的儲蓄額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但是民營經濟因為規模的限制,不能通過上市來募集資金,所以在遇到資金的瓶頸時大多還是通過銀行貸款來解決資金問題。要想使溫州占主體地位的民營經濟取得更大的發展,就應該營造更加有利于其發展的投融資環境。所以在溫州產業調整過程中應該促進小額公司貸款,推動企業多渠道上市,創造條件發行企業債券,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培育多層次區域資本市場,以利于民營企業在出現資金困難時可以盡快解決資金障礙。并鼓勵和保障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建設,從而讓民間資本在溫州經濟的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4. 把生態文明建設貫穿于經濟發展全過程
現在我國與歐美貿易活動中經常遇到歐美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也就是環境壁壘。綠色貿易壁壘是指:在國際貿易中,一些國家以保護生態資源、生物多樣性、環境和人類健康為借口,設置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國際標準或絕大多素國家不能接受的環保法規和標準,對外國商品進口采取的準入限制和禁止措施。綠色貿易壁壘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之所以經常發生,就是因為歐美國家較高的環保標準對發展中國家是難以實現的。這樣的綠色壁壘是對發展中國家低廉的商品的抵制以達到保護本國相關產業的目的,溫州的出口中也遇到歐美國家的綠色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對貿易標準不太熟悉,另一方面是我國的產品確實還沒有達到較高的環保標準,達到在產品的生產、使用、消費、和處理過程的鑒定都包括較多的技術性成分的目標。如果我們可以在此方面盡快改善,那么我們的產品就會在國際市場上更加無可挑剔,綠色貿易壁壘事件就會減少發生。而且,隨著溫州經濟的不斷發展,工業廢氣排放量、機動車尾氣排量越來越多。在溫州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應該注重引進更多的低碳產業,發展低碳經濟,并對工業企業的環境指標進行更加嚴格的考量,堅決保護好經濟社會發展的自然環境。認真實施生態環境功能規劃,加強森林資源和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四、結論
溫州出口商品要想在世界市場中更加具有競爭力,就需要提升出口產品的檔次和質量,加強培育具有自主品牌和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發揮傳統產業的后發優勢。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溫州應該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從而在時代浪潮中繼續走在前列。吸引更多的創新型人才在此創業,發展新興的低碳產業。在產業調整過程中要想達到優化的目標,就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注重環境保護,這樣不僅可以減少與歐美國家貿易活動中的綠色貿易摩擦,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實現了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和諧發展。這才是經濟發展的最佳模式,也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最佳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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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觀念的產生
“德”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它的演變經歷了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殷商時期的上帝崇拜、西周的周王政行懿德、春秋的倫理道德等四個階段。殷商時代的德，實際上是天命觀、神意觀的一種表達，對于神靈的盲目崇拜在當時的社會思想中仍占主導地位。商代天命神意觀念下的德與真正道德觀念的形成，還相距尚遠。但是，它卻給周人關于德的思想提供了基礎。
經過商周之際的社會大變動，“德”觀念在周代已逐漸顯出與商代不同的面貌。郭沫若指出，周人的德“不僅包含著正心修身的功夫，并且還包含有治國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不使喪亂有縫隙可乘；天下不生亂子，天命也就時常保存著了”，這“的確是周人所發明出來的新思想”。
周人的“德”，就其社會內容而言，仍指獲得和占有之意。因而，在周人看來，先王滅殷而獲得“厥邦厥民”就是德。不過周人強調的是如何保持、穩固這種獲取。周人堅信文王之所以能夠膺受天命，是他在兩個方面有突出的表現，一是特別恭敬天命；二是讓民有所德（得）。他們把獲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觀因素稱之為德；而且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因此，德也就獲得了道德的意義。所謂“修德配命”或曰“敬德配天”，是對周人關于“修德”與天命關系的概括。“修德”、“敬德”是獲得天命的人為根據。只有“修德”，才能取得并保持政權。周人的這一思想，是對殷人天命觀的重大修正，它不僅賦予上天以倫理的品格，肯定了道德的政治作用，而且否定了天命的絕對性，取得了人事對天命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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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德”的演進歷程與內容來看，西周“德”的觀念具有以下三個特點：首先，“德”的產生與發展與宗教觀、天命觀的演進緊密相聯，這說明周人的倫理觀念是隨著宗教觀念的逐漸突破才發展起來的。其次，“德”的產生、發展與政治密不可分。周人的“德”，主要指的是周王的政行，而王位能否永保，主要看人間民的反映，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反映了倫理政治的觀念。最后，它開創了“德”“得”相通的道德精神傳統，這種從周取代商的史實中得出來的歷史經驗與人生哲理，由于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特性與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已經成為傳統倫理的基本價值取向。
可見，周人德的觀念已具備了理陛的色彩和倫理的特征，以民的興起為標志，神權政治的觀念慢慢滲入到世俗領域。但隨著周政權的沒落，春秋時期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先進的思想家們開始思考社會變化的原因，人倫關系成為當時思考的核心，促使德性倫理的觀念獲得真正的發展契機。
二、以“孝”為主的宗法道德觀念
“孝”是傳統倫理道德體系的基礎和核心，西周則是“孝”觀念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時期，對后世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孝”是家族血緣關系的產物，它的產生與“德”同源，起源于原始氏族社會的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甲骨文、金文中已有“孝”字，從字形上看，像一個曲背老人手扶稚子之頭，表示祖孫之間的親愛關系。由于殷商時代祖先神與至上神不分，所以其“德”觀念中已經有孝的內容，只是到了西周，“孝”才作為倫理觀念而存在。對祖先的祭祀是殷人孝道的主要內容和形式，但此時的孝道實質是宗教性。殷人崇拜并孝敬祖先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祈求祖先神靈的佑護以祈福避禍。
西周“孝”的觀念在承繼殷商的基礎上得到極大的豐富和發展。如果說在殷商時期，“孝”的觀念僅處于萌芽狀態的話，到了西周，由于殷周之際的社會變革而造成的宗法等級制的建立，周人則賦予“孝”以明確的內涵，把“孝”作為宗法倫理的基礎和重要的道德規范。
比較商周“孝”的觀念，二者有明顯的差別。一方面，西周“孝”的觀念展現了神性的退卻和人性的張揚。同樣是祭祖追孝，西周與殷商的區別，在于后者對能降福遣災的祖靈懷著恐懼的心情，甚至多少帶有一些無奈的情緒，而前者對先祖的追孝，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先祖血緣親情的表達，是發自內心的景仰。西周時期，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自然宗教消隱，倫理宗教成為人類精神的主導。周人的祖先神不再是異己的，而是道德化、人格化的。可以說，德性智慧戰勝了神性智慧，道德理性代替了宗教蒙昧。因此，在西周祭祀祖先的鼎器銘文中，我們見到的已不再是如甲骨卜辭那樣對祖先神靈的被動依賴、戒慎恐懼，而多是祖先功德的歌頌贊美。另一方面，西周孝的觀念增添了敬奉父母的新義。《尚書·酒誥》載：“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尚書·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詩經·齊風·南山》）“將仲子兮，無逾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詩經·鄭風·將仲子》）這里既有對父母的尊敬、侍養，又有對父母的服從。可見，敬奉父母標志著孝作為一個重要的道德觀念滲入到西周的社會生活。而“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詩經·大雅·卷阿》）標志著“孝”已從家庭中的父子關系延伸到政治上的君臣關系，從家庭走向國家，達到了倫理與政治的統一，于是它就具有了維護宗法等級秩序的特殊作用，成為宗法政治的倫理道德基礎。因此，周人孝的思想一直為后世所繼承，在儒家那里得到了不斷的升華與發展，與“忠”相并列，成為封建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規范。
三、禮的形成
周人觀念上的“敬德”主張，付之于社會實踐便是在制度上設制禮儀、訂立規范。“禮”文化幾乎涵括了西周的社會生活。“禮”來源于祭祀，從“示”從“翌”，表示感謝上帝賜予的豐收。“禮”本義為禮器，其發展與遠古時代的宗教祭祀典禮儀式不可分割。據王國維的考證：“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幽，若堂，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謂之褪。”（《觀堂集林》卷六）禮器是被用來表達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意向交流，它只有在祭祀儀式中與名分及一定的觀念情感結合，才突顯其象征意義，構成完整的“禮”。
西周在沿襲過去禮儀制度的基礎上，結合周朝的實際情況，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準則。在《詩經》對西周前期歷史的記載中，“禮”的內容主要表現為與祭祀有關的宗教情感以及祭祀的儀節，而在西周中后期的發展歷史過程中，“禮”的含義開始超越祭祀之事，被賦予更寬泛的內容，它不僅指飲酒筵樂，而且也指人際倫理。《詩經·鄘風·相鼠》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元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當“禮”與人的廉恥、威儀相聯系，成為人之為人的根據時，“禮”便超出了宗教的范圍，成了某種德行標準。西周后期，“禮”的文化功能在兩個方面得到了擴展：一是作為處理和整合血緣宗族社會內部各種關系的一系列制度、倫理范疇被使用，如《禮記·曲禮上》所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二是“禮”嬗變為基本的國家政治統治手段，即阮元所謂的“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可以看出，周禮具有兩方面的特征：一是周禮由神學特色極度濃厚的人神之禮向人倫之禮轉變，即把“禮”作為區別是非善惡的標準，于是宗教的“禮”便成了道德的規范、價值判斷的標準；二是周禮體現了宗法等級制和政治等級制的基本精神。因此，周禮的實質是強調以血緣為基礎的遠近、貴賤、上下、等級的嚴格秩序。區別性是它的基本原則，這種原則通過禮體現，又通過禮維護，使各個等級能各守名分，由此達到一種宗法式的和諧。
四、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