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9 16: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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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和分類
1.大型年播欄目概念界定。大型年播欄目,是年度性大型電視節目的一種特殊載體,是特定的年度性傳播內容按照大型晚會節目形式串聯在一起集中播出的一種電視表現形態。它既有一般電視欄目的基本屬性:“有固定的欄目名稱”、“固定的播出時間和時長”、“固定的欄目宗旨”、“每期播出不同的內容,但這些內容的體裁和形式大體相同”等;①也有其特殊屬性:第一,播出時間的年度性(一年一度在特定日子播出);第二,播出形式的典禮性(要舉辦一個隆重的儀典,以電視晚會形式播出);第三,傳播內容的年度性(傳播內容是年度性典型內容)。
2.大型年播欄目分類。筆者嘗試把目前存在的以央視系列欄目為代表的大型年播欄目,按內容分為兩大類:
第一,娛樂類大型年播欄目:以文藝表演為主要內容,以節日晚會形式一年舉辦一次,又可以分為綜藝型和專項型;屬綜藝型的主要有“春晚”等,屬專項型的主要有“春節戲曲晚會”等。
第二,新聞類大型年播欄目:以某一領域年度人物評選或年度典型事件報道為主要內容,在相對固定的日子以頒獎晚會或其他晚會形式舉行,又可分為人物型和事件型。屬人物型的有“感動中國”等,屬事件型的有“3·15晚會”等。
傳播特征
為了深入探討其獨特的播出形式、傳播流程、傳播內容和社會功能,筆者以央視系列欄目為例制作了一個傳播流程示意圖。(見下圖)
大型年播欄目傳播流程,不是傳統偏單向、少層次的大眾傳播流程,而是以具體大型年播欄目為基礎、由若干不同層次傳播系統相互依存,并進行整體運作的網絡狀的傳播系統。它進行的是一種在新媒體環境下全新的、復雜的、聚合性的全媒體傳播,具有以下幾方面傳播特征:
1.傳播過程的儀式性。其傳播過程儀式性鮮明。第一,它是一種典型的儀式傳播,傳播過程既包括以電視晚會形式舉辦的盛大年度典禮,也包括為典禮舉辦和播出而進行的長時間準備,整個傳播過程體現了儀式作為系列安排和程序的本質特征。第二,它是一種典型的互動儀式,具備互動儀式的組成要素:共同的行動和事件、群體的聚集、排斥局外人的屏障、相互關注的焦點、短暫的情感刺激、共享的情感狀態。②第三,長期準備和集中播出,讓人們對最終媒介儀式及其所顯示的國家符號的面貌充滿了期待。
2.傳播內容的典型性。傳播內容都是某社會領域的典型。首先,要以年度為期對具體領域內的重要現象、事件和人物進行梳理、總結和提煉,要把握熱點,回應年度主題,勾勒年度面貌;其次,要從欄目延續性角度,把握并顯示節目內容的年度特性;再次,要從欄目前瞻性高度,預示該領域的發展趨勢和規律。欄目具有風向標意義。央視系列大型年播欄目每年都要按照年度主題,結合熱點尋找典型——“春晚”找演員、找節目,“感動中國”找人物、找事跡,“3·15晚會”找企業、找事件。為了保證內容典型,欄目要做到“找遍中國”。
3.傳播平臺的主流性。辦大型年播欄目,既要考慮內容的廣度和深度,又要考慮落地范圍和影響,所以非主流電視臺不能辦。央視是全國性大型年播節目最強大的權威平臺,其傳播有濃郁的主流意識形態色彩,受國家話語系統主導。目前央視形成了系列大型年播欄目,部分省市電視臺也開始舉辦。
4.傳播資源的整合性。“傳播資源是傳播業生產活動中的一切要素的通稱”,包括自然、資本、人力、信息資源;③在新媒體環境下,作為一種典型的儀式傳播,大型年播欄目已嬗變為充分利用各種傳播資源的品牌整合傳播。除以上要素外,其傳播資源還包括電視臺生產活動以外的其他許多要素,其中除自身外的各種立體化傳播渠道和多樣化傳播關系,顯得相當重要。“中國經濟年度人物”2009年整合的傳播資源,至少包括郵票、號外、特刊、報刊文章、網站專題、廣告、院線和眾多有關名人等。在整合傳播資源方面,央視充分顯示了自己獨特的地位和優勢。
5.傳播關系的復雜性。與一般電視欄目相比較,大型年播欄目的傳播關系呈現復雜化、扁平化的趨勢。首先,它的成功使電視臺擁有了更多獨特的傳播資源,為與更多傳媒形成復雜關系提供了更大可能。其次,電視臺在大型年播欄目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其他大眾傳媒復雜的交叉性傳播關系,后者既要利用前者的傳播資源,又要成為其傳播資源的一部分。第三,它在運作過程中,通過利用各種分眾、個性化的傳播工具,通過健全面向社會開放辦欄目的傳播機制,把電視媒體傳統的以點對面為主、偏單向的傳播,變成了新媒體環境下多維度交叉、多層次互動、網絡化發展的立體式傳播。
6.傳播效果的象征性。成功的大型年播欄目傳播效果巨大,它既傳播了高質量象征性內容、吸引了廣泛注意力,又樹立了標志性電視品牌、塑造了不同領域的系列典型,甚至成為民族文化的某種圖騰。央視許多大型年播欄目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標志性存在,“春晚”成為中國新文化現象和民俗,“感動中國”成為“一部讓整個民族為之動容的年度精神史詩”,④“3·15晚會”成為維權的代名詞,“中國經濟年度人物”成為大國崛起的時代標本。
社會功能
在媒介融合時代,與獨特的欄目形態、傳播內容、運作方式、傳播效果相對應,大型年播欄目在以下幾方面顯示了突出的社會功能:
1.典型塑造功能。首先,以找尋和推出年度典型為己任的大型年播欄目,可以看作是一種多渠道、立體化、長時間進行的特殊典型報道。其次,它具有特殊的社會地位賦予功能和社會規范強制功能,其塑造的正面典型,會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獲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其塑造的反面典型,則會喚起普遍的譴責,被置于強大的社會壓力之下,被強制遵守社會規范。多年來,“春晚”塑造藝術典型,“感動中國”塑造道德典型,“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塑造經濟典型,“3·15晚會”塑造商業反面典型,大型年播欄目已經成為中華文化典型塑造的主流平臺。
2.信仰共享功能。大型年播欄目是典型的儀式傳播。儀式傳播的最主要功能和最高境界是維系社會、共享信仰、建構和維系文化世界。⑤中國特色的大型年播欄目已成為國家和民族主流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已成為引領社會思潮、凝聚民族共識、建構文化秩序不可或缺的獨特傳播系統。
3.情感宣泄功能。首先,作為一種儀式傳播,它可以成為人們特定心靈狀態的某種寄托。“儀式正是人們對動機、情緒、感情以及意義灌注的工具。”⑥其次,作為一種互動儀式傳播,它可以激發人們的某種特定情感狀態。互動儀式“其中一個啟動要素是參與者分享共同的情感狀態”,參與者會在互動的過程達成“集體興奮”,并產生“團結感”和“依戀感”。⑦第三,作為一種電視藝術,它可以表達個人和社會特定的欲望和情感。情感宣泄功能,是大型年播欄目吸引人的主因之一。置身央視系列大型年播欄目傳播流程之中,人們可以恣意“狂歡”:討論、歡笑、感動、崇拜、憤怒、譴責,等等。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作為有中國特色的電視欄目,大型年播欄目因為獨特的傳播方式和傳播內容,具有鮮明的傳播特征和特殊的社會功能,它不但已經成為國家電視臺重點發展的電視欄目,而且得到了越來越多地方臺的重視,伴隨民族復興和媒介融合的進程,該類型欄目必然會走上一條勢力擴張和欄目創新并舉的發展道路。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當代媒介轉型中的傳播規范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0YJE860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殷俊:《電視欄目學導論》,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頁
②⑦【美】蘭德爾·柯林斯著,林聚任等譯:《互動儀式鏈》,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80頁、第159頁
③申凡:《論傳播資源》,《現代傳播》,1998年第2期
④胡占凡:《給人以力量 給人以鼓舞——〈感動中國〉的10年回眸與啟示》,《人民日報》,2012年2月3日
⑤周鴻雁:《隱藏的維度:詹姆斯·W·凱瑞儀式傳播思想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頁
一、法制資源:工商行政管理的能量之源
法制資源,意指法律制度的總和,是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立法活動生成的、調整社會關系的所有法律制度的綜合。從根源來看,法制資源來源于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決定于一定物質條件的經濟基礎。從表現形式來看,法制資源體現為各種各樣的法律法規規章等器物法律制度,直接或間接調整社會關系的各種成文法律制度。法制資源,是實現“有法可依”的前提。
工商行政管理以法律賦予的職責對市場經營主體和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是一個法制資源運用的動態過程。從管理者一方而言,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受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賦權,掌握了一定量的法制資源,然后以其職能,監督管理市場經營主體和市場行為,當發現市場經營主體和市場行為中的某一行為與法制資源中的某種模式相符時,管理者以法制資源所設定的模式對該行為進行調整,如果該行為違背法制預設模式,則對該行為進行矯正、擯棄。管理者通過這一動態過程,將法制資源從上層建筑范疇傳輸到經濟基礎的范疇,形成一種作用,推進法制資源的運用、完善與發展。從被管理者一方來說,他們通過行為組成了復雜的社會關系,構成了法律所要調整的對象。被管理者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從事某些行為,當其行為僭越了法律所允范圍,被管理者就將受到法律的制裁。被管理者的這一動態過程,產生了問題:由于被管理對象是廣泛且變化的,行為模式不斷發生變化,而能被歸入法律調整的行為卻是相對固定不變的,出現了某些實際行為無法可調、無法可依。
從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雙方的動態變化中看出,法制資源應該是不斷豐富的,且必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發展壯大的。正是這一客觀需求,法制資源為工商行政管理機關開展市場經營主體和市場行為監督管理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能量。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經濟發展速度的提升、經濟結構的推進調整,工商行政管理實踐也便遇到了許多新問題。從市場經營主體方面來說,隨著網絡的建設發展,網絡經濟興起并不斷發展,出現了共享經濟等新業態,對網絡經營主體行為的規范調整成為工商行政管理的新課題;在市場競爭主體聚散離合發展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壟斷現象,產生了對壟斷經營主體行為的法律規制問題等等。從市場行為方面來說,近幾年,食品安全、新式廣告經營、商標國際拓展等等領域產生了許多新法律問題,這些新問題大多面臨著難有法律規制的困境。因此,法制發展與時俱進成為推進工商行政管理的應然要求。
二、法治價值:工商行政管理的力量之核
法治,它所確立起的社會秩序是以法律為至上準則,人們的普遍行為都活動在法律所設置的范圍內,從器物層面到精神層面,人們不是以“人治”中的那套規則來遵守,而是樹立起崇尚憲法、崇尚法律、以善法為最高權威的意識,自覺遵守法,并以法自律。當法治讓人們的行為走上一條規范且有秩序的軌道時,法治的價值將凸顯。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作為國家一個執法主體,力求實現法治所具有的各種價值,并且以這些價值為核心,構建、推行各種管理制度,發揮工商行政管理職能,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健康、安全發展。
工商行政管理監管的陣營在“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又與法治緊密關聯。市場經濟是法治化的經濟,崇尚自由競爭、公平交易、理性消費、守法經營、誠實守信等信條理念,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所承擔的職能中,創建、推行的制度皆應體現這些理念,促進市場經濟內含法治價值的實現。從市場主體準入方面看,推行行政許可制度,是為了讓各進入市場的經營主體平等地接受競爭;設立注冊登記制度,將各市場經營主體置于管理部門的監管下,益于秩序價值的發揮。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承擔公平交易管理,運用執行《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涉及公平交易的法律法規,著力追求自由、平等、秩序價值;承擔商標廣告的監管職責,運用《商標法》《廣告法》等法律對商標、廣告進行監管,體現對利益分配的制衡,倡導有限制的自由;對消費者實施保護,體現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具有以人為本的人權保護價值。在執法監管方面,以《行政處罰法》《行政復議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法規為依據開展執法活動,體現程序正義、權力制約、以人為本的理念,高度融合法治要求,充分體現法治價值。
三、尚法而為:工商行政管理的固本之基
推進法治化建設,最終目的是讓法律凌駕于一切之上,讓法成為一切可調整行為的規范準則;同時,在行為主體意識中形成遵法而行、尚法而為的理念。工商行政管理,說到底,就是以行政手段運用法制資源開展管理的一種動態社會管理活動,離不開的還是法。
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被稱為“經濟衛士”,監管著市場經營主體從準入到退出的全過程,監管著流通領域里的市場行為,在職能上,首先就要求其依法行政。工商行政管機關應用法武裝自己,嚴格按照“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求開展執法監管活動,在管理行為實施的過程中樹立起崇尚法律、尚法而為的意識,無論是在實體問題,還是程序問題,都嚴格依照法律辦事。從另一方面講,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實施并執行著法學部門法中經濟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等部分或全部的規定,而這些部門法又與市場經濟息息相關,深刻左右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只有工商行政管理機關自覺在法的規則作用下行政,才能正確運用法律,準確監管市場經濟,準確傳遞法治理念,實現法的治理。
參考文獻:
[1]莫于川.法治視野中的行政指導.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11.
[2]陳季修.工商行政管理職能論析.中國行政管理,2009(1).
[3]馬懷德.法治政府特征及建設途徑.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8(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3783(2008)-4-0065-02
【摘 要】目的 對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給予社交技能訓練以促進其社會功能的恢復。方法 采用對照組研究的方法將住院的慢性精神分裂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與對照組。研究組給予社交技能訓練,及疾病知識教育,對照組采用常規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并于入組前及入組治療后進行SDSS,SANS量表評定。結果 研究組SDSS SANS 的減分率明顯高于對照組。結論 住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癥病人進行社交技能訓練有助于促進病人的社會功能恢復,可以減緩衰退,提高生活質量。
【關鍵詞】社會技能訓練 慢性精神分裂癥 社會功能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慢性遷延性疾病,其社會功能會隨著病情的進展而逐漸喪失,尤其是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大多已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會功能缺損,如何減緩衰退促進社會功能恢復?本文作者通過對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社交技能訓練及生活技能訓練,并通過對照組研究發現這類訓練能明顯促進患者社會功能的恢復,現將本研究結果報告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入組病人均來源于我院住院病人共64例,全部符合CCMD―3關于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病程5~20年,平均(12.64±10.31)年,年齡35~61歲,平均(38.25±11.27)歲;入組時住院時間(5.36~11.28)月,平均(7.17±4.36)月;入組時社會功能缺陷量表(SDSS)社交技能訓練對于慢性精神分裂癥社會功能的影響評分8~14分平均(9.47±3.25)分;陰性癥狀量表(SANS),評分[1]45~97分,平均(63.35±71.66)分;所有病人按入院時間隨機分為研究組男20例,女12例;對照組男23例,女9例,兩組病人在年齡、病程、入組時已治療時間及量表評定等方面均無顯著差異(P>0.05)見表1。
1.2 方法 研究組病人采取以下方法,而對照組病人則采用常規抗精神病藥物治療。
1.2.1 環境安排及設施的配備 研究組病人的病室中放置衣柜,床頭柜,換洗衣服,洗漱用具等,并確定家務操持,基本社會技能訓練項目內容及相應設施。
1.2.2 技能訓練內容 活動缺乏及不良行為矯正,社會獨立生活技能訓練見表2。
1.2.3 技能訓練方法 研究組病人在指定場所由專人負責按預先設計好的內容進行訓練,并不斷重復,強化達到要求,在訓練過程中采取獎懲制度,以增強患者的主動性,提高效果。
1.2.4 療效判定 評定者不參加活動,兩組病人于入組后共同進行一次評定,所用量表為SASS、SANS,兩個均由精神科非參與本研究的2名主治醫師評定,研究時間為6個月,未滿6個月出院的,向患者家屬交待其回家后的訓練方法,并指定專人跟蹤隨訪指導,定期上門評定。
1.2.5 結果處理 對統計所得數據進行顯著性檢驗,計算t值,比較其結果。
2 結果
2.1 研究組SANS ,SDSS 評定較入組時明顯降低,詳見表3。
2.2 對照組SASS、SANS 治療前后無明顯改變 見表4。
2.3 兩組研究結束時量表評定結果顯示研究組SDSS、SANS 的評分率明顯高于對照組,詳見表5。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常見的病因未明的精神疾病。多在壯年期病,病程遷延,進行性加重,常引起感知,思維情感,認知及社會功能的損害,尤其慢性精神分裂癥長期反復發作者多殘留明顯社會功能損害,如不積極治療并加強康復訓練,有約25%的患者最終走向衰退[2]。
目前,對于慢性精神分裂癥的治療,主要是通過藥物控制精神癥狀,改善認知功能,而對于殘留的社會功能損害,須通過綜合的手段來恢復,許多臨床實踐證明社交技能訓練可以減輕或消除精神殘疾[3-4]。
本文通過對32例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為期6個月的跟蹤研究,并與對照組比較發現,在常規精神科藥物治療及護理的同時加強社交技能訓練,能明顯改善這類患者陰性癥狀,量表評定發現SDSS,SANS的減分率明顯高于訓練前及對照組結果有顯著差異(P<0.01)。綜上所述,對于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研究藥物治療的同時,積極開展社交技能訓練,有助于其社會功能的恢復,降低致殘率,最終回歸社會。
參考文獻
[1] 費立鵬,熊衛,趙祖安.精神病陰性癥狀評定量表使用有關問題[M]. 武漢:湖北科技出版社,1990,5:141-193.
[2] 沈漁村.精神病學[M]. 第4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405.
【摘要】 目的 探討社會功能訓練對住院恢復期男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效果的影響。 方法 將100例恢復期男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各50例。兩組在藥物治療和傳統護理的基礎上,研究組聯合生活技能、人際交往技能、學習技能康復訓練及健康教育等。觀察8 w。于訓練前后分別采用陰性癥狀量表、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護士用住院病人觀察量表評定臨床效果。 結果 陰性癥狀量表評分訓練后研究組各因子分及總分均較訓練前有顯著下降(P<0.01),且均較對照組下降顯著(P<0.01);住院病人觀察量表評分,訓練后研究組社會能力、社會興趣、個人整潔因子評分顯著高于訓練前(P<0.01),而激惹、精神病性、退縮、抑郁因子分顯著低于訓練前(P<0.05),且社會能力、社會興趣、個人整潔、抑郁、退縮改善程度均較對照組顯著(P<0.01);社會功能缺陷量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評分研究組均較訓練前有顯著下降(P<0.01),且社會功能缺陷量表總分、社會性退縮、自身照顧、對環境的興趣、責任心與計劃性、興奮沖動因子分及日常生活能力量表總分均較對照組下降顯著(P<0.01)。 結論 社會功能訓練能顯著提高男性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效果和生活質量。
【關鍵詞】 社會功能訓練 精神分裂癥 恢復期 康復護理
Effect of social function training on rehabilitation outcome of male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cs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function training on rehabilitation outcome of hospitalized male schizophrenics. Methods 100 convalescence male schizophrenics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research (n = 50) and control group (n = 50) , both groups received pharmacotherapy and traditional nursing, and the former was added life ,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learning skill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health education,for 8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clinical effect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Scale for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SANS), the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the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 and the Nurses’ Observation Scale for Inpatient Evaluation(NOSIE). Results After training,each factor and total score of the SANS lowered more significantly in the research group compared with pretraining(P
【Keywords】 Social function training;schizophrenia;convalescenc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精神分裂癥是一類復發率很高的精神障礙,其復發次數與精神殘疾的發生率和嚴重程度呈明顯的正相關[1]。為促使恢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全面康復,提高其生活質量,我們對恢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了系統的社會功能康復訓練,同時加以正性的強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06年6月~2007年7月在我院住院的恢復期男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為研究對象。入組標準:(1)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2)年齡18 a~38 a,平均25 a。(3)初中以上文化程度。(4)精神癥狀基本消失,自知力部分恢復。(5)患者能理解指令性語言,并能遵照執行。共入組100例,隨機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各50例,兩組患者在年齡、職業、受教育年限及平均病程比較差異無顯著性(P>0.05)。
1.2 方法
1.2.1 康復訓練方法
兩組患者均給予日常的護理及藥物治療,研究組加社會功能康復訓練。(1)訓練之初,給患者集中講解開展社會功能康復訓練的目的及意義,要求患者無特殊原因,均應按要求參加技能訓練,每日訓練結束后必須書寫訓練日記。(2)每10例為一訓練小組,小組成員再以自愿結合方式或根據患者性格特征分為2~4例互幫小組。按計劃細則每日準時組織患者參加社會功能訓練。(3)每日對小組成員的日記予以評價,給予書面正性鼓勵,對小組成員存在的問題以溫和、鼓勵的詞語予以指出并布置作業。另對患者當日整體情況進行評分。每周組織患者對訓練進行自評及他評,并將評定結果張榜公布。第4 w時進行階段評定,由工作人員根據評分做出全面總結。訓練周期為8 w。(4)由1名主治醫師及2名高年資護師負責訓練指導、收集資料和量表評定。
1.2.2 健康教育內容
(1)由護士向患者講解相關的精神疾病知識及精神衛生常識1~2次·w-1,30 min~40 min·次-1。適時檢查監督,根據患者對疾病知識的掌握程度調整授課內容。同時指導患者實施健康行為標準,矯正不良行為。(2)應用正性鼓勵法,每周評分總結一次,讓患者自己談1 w的表現,找出對、錯以及今后應如何改正,護士逐一做出評價[2]。
1.2.3 社會功能康復訓練
(1)生活技能:護士指導患者整理床鋪、按時起床、洗漱、定時更衣、修剪指甲、胡須等。每日晨查房時對參加訓練的患者生活自理效果進行詳細檢查,并向患者反饋,反饋時以表揚、鼓勵為主;對自理能力差的患者予以協助,并以此布置作業。患者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參與每日的病區衛生清潔、協助開飯、碗筷清潔等勞動;同時鼓勵患者發揮各自的操作技能,使其從中感受到自己的價值。(2)人際交往技能:由負責訓練的主治醫師按計劃為患者講解人際關系、心理等相關知識,編排設計應激場景,幫助患者了解自身錯誤的認知,并選擇合適的應對方式;同時通過患者之間游戲、唱歌等文體活動增加醫患之間、患者之間交談,以提高患者的言語表達能力,培養必要的社會接觸能力,并找機會帶領患者外出進行社會角色適應,如購物,以改善其情感淡漠,行為退縮等病態行為。3次·w-1,60 min·次-1。(3)技能學習:由負責護士根據患者要求組織看自己喜愛的書籍、報刊雜志、電影,學習健身操、太極拳、廚藝操作等。學習結束后,給予正性評價以樹立患者的信心、提高患者的分析能力和表達能力。3次·w-1,20 min~90 min·次-1。
1.2.4 效果評定
由3名經過培訓的醫護人員于訓練前后分別采用陰性癥狀量表(SANS)、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和護士用住院病人觀察量表(NOSIE)[3]對兩組患者進行測評分析。
1.2.5 統計方法
所有數據應用SPSS10.0統計軟件處理,計量資料比較采用t檢驗。
2 結果
2.1 訓練前后兩組患者SANS評分結果比較,見表1。表1 訓練前后兩組SANS評分(略) 注:與訓練前比較﹡P<0.05、﹡﹡P<0.01,與同期對照組比較P<0.01。
表1顯示,訓練前兩組患者SANS評分差異無顯著性;訓練后研究組各因子分及總分均較訓練前有顯著下降(t=6.96、8.12、4.71、6.46、7.3、4.97,P<0.01),均較對照組下降顯著(t=5.4、8.21、2.99、5.71、4.43、3.40,P<0.01);訓練后對照組僅總分較治療前有顯著下降(t=2.133,P<0.05)。
2.2 訓練前后兩組患者NOSIE評分結果比較,見表2。表2 訓練前后兩組NOSIE評分(略)注:與訓練前比較﹡﹡P<0.01,與同期對照組比較P<0.01。
表2顯示,NOSIE評分,訓練后研究組患者社會能力、社會興趣、個人整潔因子評分顯著高于訓練前(t=3.9、4.29、13.93,P<0.01),而激惹、精神病性、退縮、抑郁因子分顯著低于訓練前(t=4.29、7.28、5.64、10.04,P<0.05);且社會能力、社會興趣、個人整潔、抑郁、退縮因子改善均較對照組顯著(t=3.78、2.93、9.1、2.72、-3.56、-5.03,P<0.01)。
2.3 訓練前后兩組患者SDSS、ADL評分結果比較,見表3。表3 訓練前后兩組患者SDSS、ADL評分比較(略)注:與訓練前比較﹡﹡P<0.01,與同期對照組比較P<0.01。
表3顯示,訓練后研究組SDSS總分、各因子分及ADL總分均較訓練前有顯著下降(t=8.01、5.5、7.87、5.39、6.14、6.03、8.82、16.74,P<0.01);對照組SDSS社會性退縮、對自己的照顧、對環境的興趣、思維紊亂、興奮沖動因子分及ADL總分也均較訓練前有顯著下降(t=4.795、4.195、1.987、6.034、2.678、13.020,P<0.01~0.05);但研究組SDSS總分、社會性退縮、自身照顧、對環境的興趣、責任心與計劃性、興奮沖動因子分及ADL總分均較對照組下降顯著(t=-6.3、-10.35、-3.29、-8.66、-7.45、-7.83,P<0.01)。
3 討論
社會功能康復訓練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精神無能力的患者改善其生活質量和提高自我照顧能力而刻意安排的行為過程[4]。積極開展社會功能訓練,利用各種有益的康復措施來促進患者的康復,恢復其社會職業功能,減少受損的程度,幫助患者達到滿意的生活質量是精神科護理的重要內容。
本研究顯示,在對恢復期男性精神分裂癥患者藥物治療和一般護理的基礎上給予生活技能、人際交往技能、學習技能等綜合康復訓練,能明顯改善患者的陰性癥狀,特別是情感反應、言語表達和社交興趣等方面改善顯著;注意的持久性也較前增強。說明社會功能康復訓練增強了患者的生活和社會適應能力,社交性退縮和社交窘迫行為明顯降低。同時借助培訓者與訓練者之間的互動式學習,以及培訓者不斷通過正性強化鼓勵患者,增強了患者的自信心,減少了焦慮、抑郁情緒的產生,進一步提高了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和生活質量[5]。因此,對恢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開展社會功能康復訓練,不但為患者回歸社會奠定了基礎,更有利于阻止其心理社會功能的進一步衰退和促進其精神殘疾的康復[6]。
參考文獻
[1]翁永振,張庚,劉麗,等.慢性精神分裂癥所致社會交往技能缺陷的康復治療[J].中國康復,1993,30:68
[2]梁綺霞,伍潔云,李蕙云,等.健康教育與行為矯正對精神分裂癥患者不良行為的干預效果[J].中國臨床康復,2005,9(40):40
[3]張明園.精神科評量表手冊[M].第2版.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94~214
【關鍵詞】慢性精神分裂癥院內分類康復訓練社會功能
中國圖分類號:R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515(2010)08-019-03
Sorted Rehabilitation and its Use in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sorted rehabilitation`s use in improv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MethodBased on the patients′characters and the scores of Function Independence Measuring(FIM),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ll the patients had received systemic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 basic ca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life ability occupational function et al. Then compared the efficacy of study group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ResultsAfter 4-week、12-week、、24-week′s training, the scores of Function Independence Measuring(FIM)and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Negative Symptoms(SANS) were all improved, moreover,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m. Conclusion The sorted rehabilitation can impro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 and enhance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ies.
【Key Words】chronic schizophrenia inpatient sorte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慢性遷延性疾病,常遺留社會功能缺陷,是患病率和致殘率最高的一種精神病,尤其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往往行為退縮,情感淡漠,活動減少,生活懶散,不知清潔,儀表不整,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工作、學習[1]。運用香港分類康復方法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干預,,探討其對促進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的作用。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自2007年10月至2009年5月在我院精神一科住院治療的慢性精神分裂癥男性患者160例, 總病程在5年以上,無嚴重軀體疾病,連續住院在半年以上,SANS量表評分≥50分,符合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患者。
1.2..方法
將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按住院號的單雙數隨機分為兩組,一組為對照組,一組為訓練組。訓練組又根據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得分高低分為兩組,得分≥80分者為輕度組(40例),得分≤79分者為重度組(40例)。訓練組:男80例,平均年齡38.7±7.2歲,平均文化程度7.6±2.4年,平均病程11.6±3.12年;對照組:男80例,平均年齡38.4±7.6 歲,平均文化程7.2±2.6 年,平均病程11.2±3.4年。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病程等方面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對照組接受原來的藥物維持治療和一般的日常管理,訓練組除接受原來的藥物維持治療和一般的日常管理外,還接受分類(輕重度)進行系統康復訓練。由經培訓的專職康復訓練治療師實施康復訓練,總時間為24周,每周5次,康復訓練的內容包括:(1)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在專職人員指導和督促下疊被、刷牙、洗臉、換洗衣服、修剪指甲、服藥習慣、藥物自我管理等。(2)勞動職業能力訓練:根據病人個人特點給予分類,在專職人員指導和督促下參與醫院周圍環境打掃、花草施肥澆水鋤草修剪、為病區送飯分飯、出黑板報、財物管理等。(3)人際交往能力訓練:有組織地讓病人上街購物,鼓勵病人與病員之間交流思想,與醫務人員交流思想、交朋友等。(4)健康教育:講授精神分裂癥有關知識,抗精神病藥物的作用和副作用,維持治療作用,如何識別自身病情復發的先兆,如何與醫務人員取得聯系等。為了鼓勵和調動病人的積極性,每周總結1次并給予精神鼓勵和適當的物質獎勵。
1.3..療效評定
由經培訓的3名精神科醫師進行各量表的測查,對評定工具一致性檢驗的Kappa值為0.80~0.93。分別在入組時、訓練的第4周末、第12周末、第24周末各測評1次,選用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2]和陰性癥狀量表(SANS)評定[3]。
1.4..統計學處理
所有數據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處理,進行t檢驗。
2結果
2.1..對照組和訓練組在訓練前后FIM量表的評分比較 見表1。
由表1可見,對照組在訓練前后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評分無明顯改善,P均>0.05, 無統計學意義。訓練組中輕度組與對照組在入組前FIM量表評分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1月后,輕度組FIM分值有改善,雖然內部比較P>0.05,無統計學意義,但與對照組比較出現顯著性差異( P
2.2..對照組和訓練組在訓練前后SANS量表的評分比較 見表2。
由表2可見,對照組在訓練前后陰性癥狀量表(SANS)評分無明顯改善,P均>0.05, 無統計學意義。訓練組中輕度組與對照組在入組前SANS量表評分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1月后,輕度組SANS分值有改善,雖然內部比較P>0.05,無統計學意義,但與對照組比較出現顯著性差異( P
3..討論
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隨著病程的延長,陰性癥狀增多,表情淡漠、生活懶散、社會功能低下和興趣缺乏,單純通過藥物治療,很難使精神分裂癥患者受損的社會功能得到恢復[4,5]。緩解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幫助他們早日回歸社會,是現階段精神衛生工作者的首要任務,走藥物治療與社會心理干預相結合的道路,是目前精神康復的主要原則[6]。所以采取康復訓練治療,對減輕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癥狀,尤其是陰性癥狀,延緩衰退,改善其社會功能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7,8]。
本研究通過對160例慢性精神分裂癥病人在原來的藥物治療的基礎上,根據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個人特點和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得分高低進行分類康復訓練。實施24周的康復訓練,并應用功能獨立性評定量表(FIM)和陰性癥狀量表(SANS)進行療效觀察表明:訓練組病人改善其孤僻、懶散、衰退癥狀,起到心情舒暢,活躍了病人的情緒,使病人積極配合治療,增強了病人的體質與動手能力,增加了情感交流,改善了工作人員與病人之間關系,促進了病人之間的交往,功能獨立性增加了。訓練中的獎勵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喚起病人心理上的愉和滿足感,對正常行為的反復強化。通過健康教育使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使患者消除對疾病的恐懼心理,改善心境,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正視現實,消除負性認知,強調患者在疾病和治療過程中的積極因素,提高了其心理應激能力應能力和承受能力,增強戰勝疾病的信心,促進患者大部分精神癥狀恢復,有利于自知力恢復。總之,通過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分類康復訓練,使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的自理、社會的適應、藥物自我管理和服藥依叢性明顯提高,延緩其衰退,調整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與人生觀,提高了病人的自信心,增強精神分裂癥患者回歸社會的欲望。
根據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個人特點進行分類康復訓練,對于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改善社會功能缺陷,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9],體現了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新的康復服務理念,遵循個體化原則,使群體康復向個體康復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M].北京:華廈出版社,1991.
[2] 高霞,王斌.介紹FIM一種殘疾評測測方法[J].中國康復醫學雜志,1995,10(3):142.
[3] 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M].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
[4]J.R.Bustillo,J.Lauriello,W.P.Horan,et al The psychosocial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anupdate.Am J Psychiatry,2001,158(2):163-175.
[5] R.K.Heinssen,R.P.Liberman,A.Kopetowicz.Psychosocial sills training for schizophrenia:lessons from the laboratory.schizophrenia bulletin,2000,26(1):21-46.
[6]項玉濤,李文詠,翁永振,等,“重返社區”技能訓練#對精神分裂癥康復的作用.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2,16(10):707-710.
[7]蘇燕青.精神分裂癥患者心理社會干預的特征與作用[J].中國臨床康復,2002,6(18):2584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6)09-0016-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effects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on the improving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habilitation period schizophrenia. Methods 84 schizophrenic in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i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the same kind of antipsychotic drug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The tri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herapy an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Detailed record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curative effect and comprehensive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for one year,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changes were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Rehabilitation; 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在青壯年群體中具有較高發病率的疾病,具有慢性以及遷延性的特點,是一種對人類的健康有著較高威脅性的精神類疾病[1]。目前關于抗精神病的相關藥物種類較多,且對于患者的癥狀控制以及緩解病情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及效果。但單純的采用藥物進行疾病的治療,對于疾病類型為陰性的患者效果較差,在患者的社會功能改善方面尚無有關報道,同時進行長期治療的依從性方面也存在較差的現象。有較大比例的患者在經過治療后,雖然癥狀得到了緩解,然而社交能力仍然存在缺陷,因而患者的生活質量也受到了較大的影響[2]。如何采用有效的手段,增加康復程度,提高患者愈后的生活質量以及社會功能,有著較高的重要性。本研究對于確診患病的84例患者,采用認知行為治療方式進行了為期1年的治療,獲得了較好的療效,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3年1~12月住院的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為研究對象。入組標準:①均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②經抗精神病藥物系統治療后精神癥狀基本消失,病情穩定,處于康復期;③簡明精神病評定量表[2](BPRS)評分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所有參與治療的患者均利用相同的藥物配方進行疾病的常規治療。對照組患者進行常規治療。而實驗組的患者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每周進行3次認知行為方面的治療,每次的治療維持1 h。治療1年時間。
1.3 認知行為治療
主要包括對患者的認知以及行為治療兩方面[4]。①在認知方面,通過醫護人員向患者介紹患者的基本病情,以協助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的癥狀表現以及相關的不良反應癥狀的了解。②向患者介紹成功治愈的案例,以提高患者面對疾病的勇氣并逐漸消減患者可能存在的消極情緒。③適時地向患者介紹藥物治療的基本知識,了解疾病的病程,可能的結局以及復發等不良情況出現的可能性。④幫助診斷為陽性癥狀的患者建立起積極協助治療的情緒和狀態,協助其緩解情緒,并授之以應對藥物依從性以及疾病復發的實用性技術。⑤幫助患者建立起合適的思維以及行為模式,以進行正常的日常生活,并使適應于患者具體病情的模式逐漸強化。⑥向患者及其家屬宣傳家庭護理方面的常識以及技巧,增加患者自我防護的能力。⑦行為方面,需要調節患者家庭的氛圍,改善家人間的關系,增加家庭的融洽性,使患者可在日常生活以及疾病復發時得到家人的關心以及愛護。針對性地對患者與人交流、決策判定以及集體生活等多方面的社會技能進行鍛煉,以增加患者與人溝通以及交流方面的技巧和能力,盡量避免和降低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和他人之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并逐漸形成正確的社交習慣以及解決社交問題的能力。
1.4 觀察指標
采用生活質量簡表,對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心理和生理狀態變化以及社會關系改善狀況等生活質量方面的指標進行評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的生活質量越優[5]。對于治療前后患者社會功能等方面的改善情況,則利用社會功能評定量表進行評判,患者的社會功能越好則得分越高。而患者的康復效果的比較,利用陽性與陰性癥狀評定量表(PANSS)進行細致的評價,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的病情越嚴重[6]。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9.0統計學分析軟件對本研究中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與處理。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P
2 結果
2.1 認知行為療法的研究趨勢
利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以“認知行為療法”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現,利用此方法進行精神分裂癥疾病患者的相關的文獻報道,呈現逐漸上升趨勢。以年度命中數作為縱坐標,年限作為橫坐標作圖,所得結果見圖1。
2.2 患者治療前后生活質量情況比較
所有患者經過治療1年后的心理和生理狀態變化以及社會關系改善等方面的綜合性分析發現,實驗組患者的得分顯著優于對照組患者,相關數據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患者治療前后社會功能情況比較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交際和動性能力以及社會能力的改善情況,基本日常生活的提高程度等多方面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4 兩組治療前后陰性癥狀項目評分比較
經過為期一年的治療后,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的PANSS量表中陰性癥狀的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常起病于青壯年,是一種慢性遷延性疾病,致殘率高。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缺陷嚴重損害,心理社會功能嚴重障礙,后者包括日常生活技能、家庭交往、人際和職業能力、工作學習和健康狀況、自我照料等方面。精神分裂癥患者慢性化的病程和明顯的功能損害不僅消耗了大量的醫療資源,同時也對患者家庭的勞動生產力造成巨大影響。對于患者本人來講,不僅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而且還要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使患者生活水平顯著低于常人[7]。如何更優化治療精神分裂癥患者,一直是廣大醫學工作者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采用藥物治療,雖然對于患者的有關臨床癥狀有所緩解,但是對于患者社交能力的改善等多方面仍然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8]。有報道表明部分患者通過堅持服藥,雖然可控制疾病的復發及發展,但在社會功能方面的缺陷,仍然可能在特定條件下導致患者出現疾病復發的情況[9]。有學者認為,簡單地將各種癥狀視作“異常”并非可靠,更科學的做法是把它們置于心理現象連續譜上,每個人都有可能出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0];推理和歸因偏差(如快速得出結論、過度外在歸因)可能在精神病性癥狀的形成與維持中發揮了特殊作用[11,12]。這些成果為CBT在精神分裂癥中的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
內蒙古民族大學臨床醫學院/通遼市復原退伍軍人精神病院,內蒙古通遼 028000
[摘要] 目的 探討康復訓練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能力及社會功能的效果。 方法 選取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112例,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56例患者給予常規治療、護理,觀察組56例患者在此基礎上給予康復訓練。采用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ANSS)、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及住院精神病人康復療效評定量表(IPROS)對兩組臨床效果進行評價。 結果 兩組患者經醫護人員的精心治療及護理后,PANSS、ADL和IPROS各項因子分較治療前均有明顯變化,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觀察組PANSS總分(49.0±7.6)分,ADL評分為(23.4±0.5)、(26.3±0.2)分,兩組數據對比,觀察組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給予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有針對性的康復訓練,可有效改善各精神癥狀,有助于患者生活能力及社會功能的提高。
關鍵詞 慢性精神分裂癥;康復訓練;生活能力;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 R74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09(a)-0131-02
[作者簡介] 敖玉霞(1980.2-),女,蒙古族,內蒙古通遼人,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臨床護理。
精神分裂癥是常見的精神科疾病,是指患者的思維、情感、行為等基本個性的分裂,以精神活動與環境的不協調為主要特征的一類精神病[1]。目前該病尚無有效根治的方法,由于病程遷延,患者往往需要長時間住院接受治療,種種原因造成其精神活動會出現全面衰退,生活能力及社會功能明顯下降,很難重新融入社會,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目前,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各種康復訓練已廣泛應用于臨床,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訓練也得到很大發展,可有效解決患者疾病痊愈后回歸社會的問題[2]。2010年9月—2013年10月該研究在常規治療及護理的基礎上應用臨床康復訓練,旨在改善患者生活能力,提高其社會功能,取得療效顯著,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在該院接受治療的112例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作為研究對象,所有患者均確診為慢性精神分裂癥,符合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中慢性精神分裂癥的相關診斷標準[3],病程均≥5年,且排除其他腦器質性疾病、影響腦功能的軀體疾病、智力障礙及藥物濫用史等。將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兩組,每組各56例,對照組男31例,女25例,年齡22~66歲,平均年齡(36.42±6.11)歲,病程4.5~16年,平均病程(8.53±7.04)年,住院時間2.5~11年,平均住院時間(6.62±3.21)年;觀察組男29例,女27例,年齡21~67歲,平均年齡(37.34±6.12)歲,病程5~17年,平均病程(8.32±6.83)年,住院時間3~10年,平均住院時間(6.37±3.03)年。
1.2 方法
對照組患者給予利培酮片(商品名:維思通,批號:國藥準字H20010310)口服,劑量為2mg/d;聯合應用阿立哌唑片(商品名:安律凡,批號:國藥準字H20061304)口服,劑量為5 mg/d。根據患者病情改善情況調整劑量,利培酮片最大劑量為4 mg/d,阿立哌唑片最大劑量為25 mg/d。醫護人員對患者進行日常生活護理,加強病房秩序管理,確保患者安全,密切注意患者表現,表現異常者應進行隔離處理。觀察組患者在上述常規治療與護理的基礎上給予系統的康復訓練,時間為1年。具體方法如下。
1.2.1 心理素質訓練 通過講座、討論會等形式定期進行健康教育,向患者詳細講解精神疾病的相關知識,內容主要包括精神疾病的基本知識、用藥原則、注意事項及藥物不良反應等。鼓勵大家積極提問,引導患者正確認識和對待疾病[4]。針對患者可能存在的心理問題,應以熱切、誠懇的態度積極與患者溝通交流,給予鼓勵、安慰,幫助其疏導不良情緒,樹立戰勝病魔的勇氣和信心,積極配合治療及護理工作。
1.2.2 日常生活技能訓練 要求患者自主生活,能做到整理床鋪、換洗衣物、妥善擺放日常用品、按時服藥等。安排人員定時檢查患者完成情況,進行評價總結,表現優秀者可給予一定獎勵,幫助患者糾正不良習性,恢復生活自理能力,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規律[5]。
1.2.3 文娛活動訓練 組織患者定期進行文體娛樂活動,如跑步、廣播操、下棋、打撲克、看電影等,一方面有助于患者增強體質,達到鍛煉意志的目的,另一方面可豐富生活情趣,幫助患者從娛樂活動中找尋到自信,以提高適應社會能力,為回歸社會做準備[6]。
1.2.4 社交技能訓練 幫助患者認識到人際交往的重要性,傳授其溝通交流技巧,定期組織集體活動,鼓勵患者之間交朋友,提高其社交能力,避免患者過于孤獨而加重病情。引導患者積極表達自己的意愿,向醫護人員提問題和要求。
1.2.5 勞動技能訓練 根據患者自身特點及身體狀況,分配簡單的勞動任務,如燒飯、掃地、洗衣服、修剪花草等。并安排專人進行審核評定工作,設定獎勵機制,以調動患者的積極性,達到提升患者勞動能力,改善衰退狀態的目的[7]。
1.2.6 社會適應訓練 社會適應訓練是為了幫助患者恢復角色定位能力,提高其社會適應性,從而更好地回歸社會、融入社會。醫護人員可以引導患者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進行詳細分析研討,找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幫助其糾正,以提升患者的自信心和社交能力,促進社會適應[8]。對于社會功能改善情況較好的患者,可以安排家屬協助進行社會適應性鍛煉,訓練前應向家屬詳細講解鍛煉期間的一些應對技巧及注意事項,囑咐其多與患者溝通交流,給予足夠的理解和支持,做好監護工作,避免患者發生應激行為。
1.3 療效評定
康復訓練結束后,評定兩組療效:選用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ANSS)、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及住院精神病人康復療效評定量表(IPROS),分別于治療前、后對觀察組及對照組進行評定分析,將兩組實驗數據進行對比研究。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11.0統計學軟件對實驗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PANSS評分比較
治療后,觀察組患者PANSS評分顯著優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ADL評分比較
治療后,觀察組患者ADL評分顯著優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2。
2.3 兩組患者IPROS評分比較
治療后,觀察組患者IPROS評分顯著優于對照組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3 討論
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由于病程遷延,需要在相對封閉的醫院內接受治療,期間患者的生活是在醫護人員的管理安排下進行的,長此以往,患者的主動性會降低、興趣缺乏、社會功能逐漸減退,這大大增加了他們回歸社會的困難。常規的抗精神病藥物及傳統護理模式,療效并不理想,只能一定程度緩解精神分裂癥的精神癥狀,對于患者的生活能力及社會功能并無作用。諸多研究表明[9],在常規治療與護理的基礎上,給予科學合理的康復訓練,可增強患者自主生活能力,提高社會興趣,改善其缺損的社會功能。
該研究中,56例觀察組患者經康復訓練后,PANSS、ADL和IPROS各項因子分的改善情況均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觀察組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可見,通過有針對性的心理訓練,可改善了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精神狀態,提升其對抗疾病的信心與勇氣;本著勞逸結合的宗旨,合理安排勞動及文娛活動,有助于患者掃除病態,從中體會到了快樂和喜悅,激發其對于回歸社會的渴求;系統的社交技能訓練,可幫助患者提高社交能力,結識好友,避免患者治療期間過分孤單而加重病情;最后,綜合的社會適應訓練有效促進了患者社會功能的恢復,為其重返社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該文結論與文獻報道相一致[10]。
綜上,給予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訓練,在軀體上、精神上及社會上對患者進行全方位的健康重建,取得療效顯著,對于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康復具有重要意義,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孫薇,常余善,于俠,等.康復訓練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臨床療效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響[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11,17(6):486-488.
[2] 程亮.康復訓練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和社會功能的影響[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13,19(3):212-213,242.
[3] 劉欽,劉良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醫療研究[J].健康之路,2013, 12(2):37-38.
[4] 李拉珂,張建芳,黃曉華.家庭康復訓練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療效研究[J].中國實用醫藥,2013,8(19):255-256.
[5] 于常湘.淺談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住院期間的康復[J].中國民康醫學,2013,25(23):83,88.
[6] 喬玉榮,王淑榮,姜亞民.陽性強化療法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療效的觀察[J].中國醫藥導報,2010,31(35):34-35.
[7] 朱巧玲,汪富軍,郗小玲,等.康復訓練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民康醫學,2013,25(5):93-95.
[8] 丁振江,蔣健昌,楊宇,等.社區康復干預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的影響[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12,18(6):537-538,541.
[9] 弓劍.綜合康復訓練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康復效果的作用[J].實用醫技雜志,2013,20(5):560.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服藥依從性;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 R7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3(b)-0123-04
Effect of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ANG Xiangyang XIONG Yunzhen LONG Jie XIN Jingli
Department of Early Interventio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Zhongshan 528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from July 2014 to June 2015, i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84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steady phase hospitalized were selecte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2 cases were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drug therapy an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8 weeks, in addition,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received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for 8 weeks. Thes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one year after discharg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relapse rate and social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ing scal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and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 (SDSS) in every three months. Resul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medication complia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baseline (P > 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afte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but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experimenta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BPR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DS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BPRS scores and SDS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were not altered obviously after discharge (P > 0.05). The BPR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after discharge (P< 0.05), and the SDS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higher after discharge (P < 0.05). Conclusion The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fter discharge,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ymptoms,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and prevent the social function deterioration.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患病率、復發率、致殘率高,疾病負擔較重的慢性遷延性疾病。在精神分裂癥的治療中,抗精神病藥物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精神分裂癥最常見的復發因素是停用抗精神病藥物,尤其是疾病的早期階段。Emsley等[1]對33例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了研究,維持治療為24個月,停藥1年后復發率為79%,2年后為94%,3年后為97%,提示停藥后若追蹤足夠的時間,大多數患者將復發。因此,讓精神分裂癥患者較早認識到堅持服藥的重要性十分關鍵。相關研究也認為,堅持服藥是預防復發的最重要因素[2]。在精神分裂癥病因至今未明的情況下,提高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是降低其復發的有力措施之一[3]。相關研究[4-5]顯示對患者進行藥物依從性訓練不僅可以提高患者的服藥依從性而且可以改善他們的社會功能。朱穎[6]強調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應是精神分裂癥全病程治療的重要環節。本研究對病情穩定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訓練并隨訪1年,探討其對提高患者藥物依從性、預防復發及改善社會功能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7月~2015年6月在中山市第三人民醫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42例。實驗組男20例,女22例;年齡19~53歲,平均(31.32±7.21)歲;病程1~5年,平均(2.76±1.45)年;受教育年限9~16年,平均(11.24±2.03)年;已婚15例,未婚27例。對照組患者42例,男23例,女19例,年齡22~54歲,平均(32.12±7.02)歲;病程1~6年,平均(2.35±1.32)年;受教育年限9~16年,平均(11.64±2.13)年;已婚17例,未婚25例。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和/或家屬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納入標準:①符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7];②年齡15~60歲;③初中以上文化程度;④至少有1名家屬與患者共同居住;⑤經過急性期治療病情穩定的患者,臨床總體印象表(CGI)嚴重程度評分≤5分;⑥經主管醫生初步評估,具備基本的理解力、判斷力和模仿力,能夠在1 h的訓練中集中注意力。
排除標準:①智力障礙;②有嚴重軀體疾病和腦器質性疾病;③在8周的康復期病情復發而不能繼續進行康復者。
1.2 方法
實驗組患者接受藥物治療+常規康復訓練+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對照組接受藥物治療+常規康復訓練。藥物自我處置程式選自翁永振教授編寫《精神分裂癥的康復操作手冊》[8]中的藥物自我處置技能訓練練程式,包括4部分技能:獲得抗精神病藥作用的有關知識;學會自我管理和評價藥物作用的正_方法;識別和處置藥物的副反應;與醫務人員商討藥物治療有關的問題。由2名經培訓的護師對實驗組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訓練采用7人一組,每周3次,每次60 min,共8周。兩組患者均經過8周的院內康復后出院。出院后每月隨訪一次,共隨訪1年。
1.3 評定指標
①服藥依從性評定:本研究采用家屬及患者的報告作為測量依從性的方法,采用目前國內通用的三級評定法[9]將依從性劃分為:完全依從(1分),即自愿按時按量服藥、定期復查;部分依從(2分),即2個月內出現3次及以上的不按時服藥、或者隨意加減藥量或需督促、或者勸說服藥和復查等;完全不依從(3分),即2個月內出現3次及以上的不愿或拒絕服藥、或者拒絕復查。②病情評定:采用簡明精神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10]患者的病情進行評定,以BPRS中的精神分裂癥核心癥狀(第4、7、11、12、15項)判定是否復發,其中任何1項評分超過5分和/或任何2項每項評分超過4分,則確診為病情復發。③社會功能評定:采用社會功能缺陷篩查量表(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11]進行評估,該量表共10個項目,按0~2級評分,得分越低,表明社會功能越好。以上指標分別在入組時,出院時,出院后每3個月進行評估。
1.4 評定方法
采用盲法評定,即評定者不知道評定對象的分組情況,也不能詢問患者在住院期間康復的情況。評定人員是由4名經過統一培訓的精神科醫生組成,其一致性檢驗Kappa值≥0.82。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軟件SPSS 16.0對數據進行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重復測量的計量資料比較采用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依從性比較
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服藥依從性在入組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與對照組患者在出院時服藥依從性均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在出院3、6、9、12個月時,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服藥依從性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6、9、12個月的依從性與出院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3、6、9、12個月的依從性與出院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兩組復況比較
實驗組在出院后6個月內復發1例,9個月內復發4例,12個月內復發7例,復發率為16.67%。對照組在出院后3個月內復發2例,6個月內復發5例,9個月內復發8例,12個月內復發13例,復發率為30.95%。實驗組患者的復發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2.3 兩組BPRS評分比較
實驗組患者在第6、9、12個月時的BPRS總分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出院后的BPRS總分與出院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BPRS總分在隨訪3、6、9、12個月時高于出院時BPRS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4 兩組SDSS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在入組時SDS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患者在6、9、12個月時的SDSS總分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在各個時期的SDSS總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SDSS總分在隨訪6、9、12個月高于出院時SDSS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3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復發率高的疾病,服藥依從性為復發率的保護性因素,依從性越高,復發率越低[12]。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治療依從性方面,實驗組與對照組患者經過8周的康復訓練后服藥依從性均有提高,但實驗組患者經過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后服藥依從性優于對照組,這與陳丁玲等[13]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采用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的效果一致。樊獻麗等[14]對出院后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隨訪半年,發現采用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服藥依從性高于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組(P < 0.05),這與本研究的隨訪結果一致。在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方面,藥物副反應、服藥態度和醫患關系是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治療依從性的重要因家。本研究通過對實驗組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使患者掌握抗精神病藥作用的有關知識,了解正確的自我服藥的方法并對其評價,識e藥物的副反應,與醫務人員商討治療問題,這與何夏君等[15]采用的“知、會、能”三步服藥訓練提高了患者的服藥依從性的方法類似。也可能與患者藥物副反應的減輕,醫患關系的改善及服藥態度的改善有關。此外,實驗組患者自出院后6個月開始服藥依從性較出院時下降,提示隨著時間的推移,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對患者服藥依從性改善的效果會逐漸降低。在實驗組患者依從性改善的同時,實驗組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輕于對照組(P < 0.05),病情復發率明顯低于對照組(P < 0.05),患者的病情與服藥依從性具有明顯的相關性,這與既往的研究結論具有一致性[16-20]。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慢性致殘性疾病,在急性癥狀控制以后常遺留社會功能缺陷,影響患者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在本研究中實驗組患者的社會功能沒有明顯改變,對照組患者的社會功能較出院時有所下降。這與葛茂宏等[21]的研究顯示藥物自我處置能夠提高患者的社會功能的結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與他們增加了癥狀監測這項措施有關。項玉濤等[22]對有關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與其精神癥狀的相關性研究中發現,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受損程度和其精神Y狀密切相關,精神癥狀越豐富,社會功能受損越嚴重。在本研究中對照組患者在出院后病情較出院時有所加重,這可能與其社會功能的下降有關。而實驗組患者病情在出院后保持相對穩定,社會功能也無明顯變化,同時也提示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并不能改變患者的社會功能,患者社會功能的改善需要進一步行社會技能訓練等措施。
綜上所述,通過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出院后的服藥依從性,有利于病情的穩定,降低疾病復發率,防止患者社會功能的進一步惡化。
[參考文獻]
[1] Emsley R,Oosthuizen PP,Koen L,et al. Symptom recurrence following intermittent treatment in first episode schizo?鄄phrenia successfully treated for 2 years: a 3-yea open-label clinical study [J]. J Clin Psychiatry,2012,73(4):541-547.
[2] Caseiro O,Perez-Iglesias R,Mata I,et al. Predicting relapse after a first episode of non-affective psychosis: a three-year follow-up study [J]. J Psychiatry Research,2012, 46(8):1099-1105.
[3] Liberman RP. Handbook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M]. New York:Macmillan,1992.
[4] 王國寧,王志英,劉國蓮.藥物自我管理訓練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療效的影響[J].寧夏醫學雜志,2014,36(,9):801-802.
[5] 劉朝玉,侯麗華,黃海峰.藥物管理訓練式護理模式對精神分裂癥患者BPRS及SDSS評分的影響分析[J].國際護理學雜志,2016,35(19):2625-2627.
[6] 朱穎.論精神分裂癥患者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14,20(6):129-130.
[7] 范肖冬,汪向東,于欣,等.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
[8] 翁永振.精神分裂癥的康復操作手冊[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156-215.
[9] 江開達,李淑春,羅星光,等.精神分裂癥病人維持治療中的依從性研究[J].中華精神科雜志,1997,30(3):167-170.
[10] 汪向東,王希林,馬弘,等.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7:233-237.
[11] 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M].2版.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163-166.
[12] 宓為峰,u連勇,李梓萌,等.精神分裂癥患者用藥依從性及復況的調查[J].中華精神科雜志,2012,45(1):25-28.
[13] 陳丁玲,肖南,陳志明.自我藥物管理對社區康復患者的應用研究[J].中國醫藥科學,2014,4(8):150-154.
[14] 樊獻麗,武克文,趙強,等.藥物自我處置技能程式訓練在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癥病人康復中的應用[J].國際醫藥衛生導報,2013,19(20):3192-3195.
[15] 何夏君,丁寒琴,崔虹,等.“知、會、能”三步服藥訓練對精神分裂癥病人自我管理的影響[J].護理研究,2015, 29(2):708-710.
[16] 向應強,翁永振,侯也之,等.藥物自我處置和癥狀自我監控技能訓練對預防精神分裂癥復發的作用初探[J].中華精神科雜志,2001,34(3):153-156.
[17] 張玲,何芬蘭,張進祥,等.藥物自我處置程式對精神分裂癥依從性、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10,36(10):603-606.
[18] 王敏超,蔡進偉.心理干預對精神分裂癥患者護理中的依從性及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現代醫生,2015,53(27):142-145.
[19] 張玲,何芬蘭,張進祥,等.藥物自我處置程式對精神分裂癥社會功能影響的對照研究[J].中國行為醫學與腦科學雜志,2010,19(1):603-606.
[20] 楊楊,胡昌清,陳靜等.精神科門診服藥依從性及相關因素分析[J].中國醫藥導報,2015,12(23):165-169.
【關鍵詞】社會轉型;行政價值;價值取向
一、社會轉型的內涵和特征
關于社會轉型的涵義,有學者認為“社會轉型”一詞來自西方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西方較早使用“社會轉型”一詞的是社會學家D?哈利生,他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中多次使用“social transformation” 這一概念。臺灣學者范明哲在其《社會發展理論》一書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譯為“社會轉型”。我國學者最早提出“社會轉型”的是李培林,他認為“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它是指一種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目前學術界比較認可的是社會學家陸學藝、景天魁提出來的,他們認為“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
社會轉型具有三個特征:一是異質性。即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雜然并存。如“摩天高樓”與“木板小屋”、“大水牛”與“噴射機”、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并存;二是形式主義。即應然與實然不相吻合,“什么應是什么”與“什么是什么”的相互脫節。有許多事物形式上、表層的是現代的,但實際上、潛層的卻是傳統的,徒具現代化之名或之形;三是重疊性。即傳統社會是結構不分化和功能普化,如帝王的權力是不分化的,他的功能是普化的,即同時具有政治、經濟、教育、宗教等多種功能。現代社會則是結構分化和功能專化,如企業家只是“經濟人”,官員只是“行政人”等。轉型社會則是結構的分化與不分化、功能的專化與普化相互重疊。
關于我國社會轉型起始時間的界定目前普遍認為是始于,這一轉型過程大致經歷了1840年至1949年的啟動和慢速發展階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發展階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發展階段。在轉型過程中我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些主要表現在經濟生活市場化,利益結構多元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公民主體意識明晰。
二、轉型期行政價值的變遷
(一)行政價值的內涵
王偉教授對行政價值的界定是以黑格爾的價值論作為理論基礎的。他借用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上的原話說,“在這個意義上,公務人員所履行的,按其直接形式來說是自在自為的價值,即行政倫理價值”。張康之教授認為,“行政體系的價值關系是行政主體根據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需要自覺地進行價值確定、價值選擇和價值追求的結果,行政價值也是行政人員對自我生命的確定,而且正是這種生命構成了行政主體的本質”。王樂夫教授在其論述中闡釋到,“公共行政的價值是公共行政所追求的一種應然狀態,它反映了人們關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可以說,公共行政的價值是公共行政的靈魂和核心。”我很認同喬耀章、芮國強的觀點,“行政價值是指行政活動對人的需要的積極意義和滿足。一種具體的行政活動或行政行為有無價值、價值大小,既取決于這種行政活動的功能,又取決于一定的人的需要,取決于該行政行為能否滿足人的需要和滿足的程度。”他們認為行政價值的主體是人,是在行政活動與人的關系上產生的,并且以行政活動的屬性為基礎,具有個體性、多維性和時效性。
(二)行政價值的變遷
伴隨著社會生活中的這些改變,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則更加發人深省。已往認為合理的事情變得不近情理了,以往追求的事物變得不再有意義了,過去的種種價值標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懷疑。“正是這些變化了的價值觀念,又進一步成為社會的主導理念,推動著社會前行。因而從價值觀念的變革中可以深切地體會到社會轉型對人及社會的影響。”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我國政府的行政價值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同時也標志著行政管理正走向現代化。何穎、徐增輝、喻劍利等人認為我國的行政價值觀念的轉變表現為:
(1)由經驗走向理性和科學
長期以來,由于受傳統農業文明的影響,我國形成了傳統社會的經驗管理模式和經驗的行政價值觀,行政管理者往往憑借個人的經驗、智慧、直覺來進行行政決策和實施行政管理。這無疑使行政管理和行政決策帶有濃厚的個人經驗和感彩,致使行政決策失誤頗多,行政管理效率低下。伴隨著我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人們已逐漸地認識到,現代行政管理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理念和模式,積極應用現代科學技術成果,有效地進行管理,創造最佳效益。科學行政的關鍵是科學決策,它要求以理性的思維方式、方法作為基礎,通過建立科學的管理制度和機制,以科學的方法和程序對政府事務進行科學化的決策。
(2)由集權走向民主
由于我國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是封建專制的國家,因此,集權、專制的國家管理方式已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建國后,實行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嚴重地束縛和扼殺了企業、社會組織及個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這種理念也發生了動搖,并與現代的民主行政價值觀產生了激烈的沖撞,同時逐步向民主行政價值觀轉變。“民主行政的價值觀念包含豐富的涵義:首先,行政參與觀念是民主行政價值觀念的重要內容,它不僅可以表達公民的利益愿望,而且公民還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決策。其次,行政公平觀念是民主行政價值觀念的另一層涵義。現代政府行政的價值和目的就在于此,政府的不公則是其統治發生危機的根源。”所以說“民主行政既是一種激勵機制,也是一種凝聚機制,同時也是一種糾錯機制。”
(3)由人治走向法制
人治價值觀念是我國傳統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果,在當代的行政管理中也不乏其表現。它導致理性的行政組織退化,使原本平等的關系變成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伴隨著我國的社會轉型,法制的價值觀念逐漸被認可。它使行政管理有法可依,防止權力異化,減少了管理中的隨意性。在轉型過程中,人治與法制在理念和現實中的對抗有一個較長的過程,但法制理念不僅是現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大的價值選擇。歷史和社會的進步與法制同行。
(4)由權威轉向服務
長期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領域奉行的是一種權力行政的價值觀,它主要表現為政府公務人員有優越的社會地位感,他們在行政活動中只對上級負責,維護上級的權威,官民之間界線分明。然而,伴隨著中國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權力行政的價值觀念受到了沖擊,一種新的,服務行政的價值觀正日益深人人心。當代行政的本質是服務于社會、服務于公眾。政府通過維持社會秩序,協調沖突 ,提供服務來體現自身的價值。沒有服務的行政價值觀念,就不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三、轉型期我國的行政價值的取向
當代中國公共行政既要跨越農業社會的低水平,又要完成工業社會的生產任務,同時又必須應對信息化時代的全球性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行政價值的選擇就不可能是單一的和單向的,而必須是多元的和復雜的。“任何改革的進行,都是以一種價值觀念的更新和突破為先導的,經過廣泛而深刻的思想運動才能為新的模式的順利發展打開道路,指引方向。”因此,在行政價值觀領域的改革前置于整個行政改革具體措施進程之前,探討新時期行政價值觀是新時期行政改革的必然要求。國內許多學者在建構公共行政價值觀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們的觀點雖然各異,但主要持以下幾種觀點:
(一)以人為本,和諧行政
持該觀點的學者認為:以人為本突出了公共行政為人民服務的功利價值目標,“集焦點于人,一人的經驗作為人對自己、對上帝和對自然了解的出發點”。 “公共行政價值選擇是對行政功能的一種重新選擇與定位,其目的是為了構造一種良好的行政狀態,即和諧行政。”我國和諧社會蘊含著“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取向,這些價值取向對公共行政提出了價值上的訴求,和諧行政是和諧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證,和諧會構建中的公共行政應以和諧行政為目標。
(二)更加突出公平的行政價值目標
從公共行政學之父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時起,以效率作為承諾的價值基礎就開始彰顯其優序的地位,直至新公共行政學派的崛起,才在原有的更有效、更經濟的行政管理基礎上,“增加了社會公平作為自己的目標和原則,關注所提供的服務是否有助于社會公平”。 “社會公平包含著對包括組織設計金和管理形態在內的一系列價值取向的選擇。社會公平強調政府提供服務的平等性,社會公平強調公共管理者在決策和組織推行過程中的責任與義務。” “傳統的公共行政機關在執行立法和提出計劃時,常常以犧牲社會的公平來強調效率和節約,與其說它照顧一般利益,還不如說它照顧特殊利益,它以爭取公眾福利和民眾的面貌出現,但實際上卻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改革開放的語境下,效率占據首要位置,但在此前提下,我國政府作為行政價值主體,必須更加突出公平的行政價值目標,這是政府的職責決定的。當前,城鄉、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教育、社會保障等領域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政府必須突出公平的地位,保護弱勢群體,提供公共服務,確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實現。
(三)確立以服務為基礎的新效率觀
“服務是公共管理的終極價值,在公共管理體系中,公共管理的制度、體制、過程等都還會有著服務價值所派來生出來的次生價值,從而構成以服務為核心的公共管理價值體系”。摒棄傳統的“效率觀”,確立以服務為基礎的新效率觀是未來我國行政價值生成中極其重要的理念選擇。單一的效率和單一的服務都會導致行政價值生成的扭曲,只有建立在服務基礎上的效率才是合理的、符合我國未來發展需要的行政價值目標。
目前學術界對于行政價值的研究是基于行政哲學領域的,“當今,哲學的主體正經歷價值論的轉向,公共行政價值論的建構顯然離不開價值哲學發展的發北京,這一趨勢無可避免地對公共行政價值論的建構產生積極的影響。”通過對行政價值生成的系統分析與理論構建,可以有效指導行政實踐,為行政改革提供有益的思想指引與價值支撐,為我國行政價值取向的理性選擇、行政價值生成機制的合理化路徑選擇提供必要的理論指導。
參考文獻:
[1]何穎.行政哲學研究[M]. 學習出版社,2011.
[2]丁煌.西方行政學說史[M]. 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3]劉祖云.從傳統到現代: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4]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M].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5]陳家剛.轉型時期我國公共行政的價值取向及目標模式[J]. 中國行政管理,2001(7).
[6]楊在原.社會轉型期公共行政價值觀的發展[J]. 政治與公共管理,2010(4).
[7]張鑫,沈雪.轉型期我國公共行政價值的研究綜述[J].華商,2010(5).
[8]汪大海,劉金發.轉型期中國公共行政市場價值和公共價值的整合[J] .中國行政管理,2011(11).
[9]鄭佳明.中國社會轉型與價值變遷[J].清華大學學報,2010(1).
[10]程國軍.社會轉型期行政價值觀念的轉變[J]. 中國行政管理,1999(12).
[11]張宇.新時期中國公共行政的價值轉換[J].求索,2011(6).
[12]李勇.轉型期我國公共行政價值取向變革研究[D]. 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 庫 (博士),2007.
[13]劉祖云.社會轉型期的異質性探討[J].學習論壇,2007(1).
[14]劉燕.中國社會轉型的表現、特點與缺陷[J].社會主義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