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24 16: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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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得到了逐漸的改革，但由于經濟發展轉型起步較晚，在其發展方式轉變中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為了更好、更快地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黨的十七大報告進行詳細部署。要想深入理解我黨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規劃和部署，就必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進行深入研究，加快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同時，增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的穩步發展。
一、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法的相關概念
經濟發展方式是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其中包括經濟發展組成的轉變、經濟發展效益提升、改善經濟發展分配方式等眾多內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指通過調節投資、消費、出口三者之間的比例關系，改良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和發展方式，進入從整體上增進我國經濟發展的科學化手段。我國經濟發展在發展方式轉型的號召下正逐漸朝著多元化發展，旨在提升員工專業素養，改善經濟結構，在保護資源環境的前提下，提升經濟開發與經濟創新能力，完善經濟管理模式的同時，豐富經濟發展管理理念，為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奠定夯實的理論指導基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改善我國經濟發展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向，增進我國經濟發展同全球經濟發展的緊密結合程度。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切入點主要體現在從節約環境資源、以人為本的角度出發，在經濟發展中吸取傳統經濟發展的精髓，填入時代化元素，不斷通過理論創新和實踐檢驗反饋方式，完善我國經濟發展理論與實踐體系，增強我國經濟在國際地位中的競爭能力。經濟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法，通過自身帶有的法律約束性，不斷引導我國經濟發展朝著健康、科學的方向進行。經濟法的不斷完善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效率和成果，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方式的不斷轉變也為完善、修訂經濟法提供了實踐反饋。所以在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踐中，要將其轉變緊密與經濟法相結合，增進二者互動互饋力度，通過法律法規的指導，及時糾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方向的同時，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踐反饋，對經濟法進行不斷充實和完善。
二、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法互動的必要性分析
隨著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環境資源的極度緊缺，我國經濟發展步伐的不斷邁進受到了極大的阻礙，要想改善當前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以及資源能源問題，就必須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進行深入研究。為了更好地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我黨在十七大報告中對經濟發展方式進行了全面部署，并提出了科學發展我國經濟的創新型理念，以求進一步增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正確、科學轉型。因此，我們更應該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行深入研究，沖破束縛我國經濟發展的冗雜障礙，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中面臨的難點和重點進行逐一研究，并通過與經濟法的緊密互動，提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效率和質量。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主要以傳統型經濟發展方式為主，體現出高能源消耗，高成本投入，高污染排放，低利潤回報，低成果反饋等眾多有待提高完善的方面。所以，在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中，要注重量的積累和質的飛躍，平衡投資與消費之間的結構關系，優化我國當前產業結構的同時，促使個體局域經濟與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成，進而促使經濟發展有質的飛躍。經濟法的存在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法律支持和法律保障，更為其轉型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方向。經濟法的出現可以及時調節我國經濟市場的相關經濟行為，是我國經濟發展可以沿著正確轉型的道路，不斷實踐發展轉變理論。而經濟法的不斷完善又是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成果反饋，二者相輔相成，通過彼此之間的互動促進自身的完善和發展。由此可見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互動的研究，不但可以豐富、完善我國經濟法發展，還可以從分本上對我國經濟發展方式進行創新性改革，具有極其重要的研究意義。
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關系
在開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關系研究中，首先，應該從二者的基本內容出發。經濟法作為我國的法律法規，主要強調國家政策與原則，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注重提升勞動者的專業綜合素養。實行經濟法對于保障勞動者的切實權益，改善我國生態健康發展問題，節約可用資源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在經濟法的規定和號召下，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將得到大幅度提升在，這對于提升我國經濟效益具有重要意義。例如，企業單位的勞動法、企業法對用人單位的人才獲取要求做出了明確的法規規定，勞動者應該具有其職業崗位要求的工作技能和專業素養，同時也明確地闡述了勞動者相應的權利和義務。我國在宏觀調控上也明確了對勞動者工作勞動能力的保障，引導勞動者注重自身創新能力以及專業綜合素質的培養。我國以往的經濟法強調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然而正是由于國家對經濟市場的宏觀調控力度過大，直接造成了我國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體現出經濟發展萎靡不振的不良現象。所以，要想進一步進行經濟發展方式與經濟法互動，就需要弱化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注重提升勞動者的專業綜合素養，營造積極、放松的工作勞動氛圍，促使勞動者可以在快樂、愉悅的勞動中激發自身勞動工作潛能。除此之外，還應該對當前經濟管理機制進行優化改革，促使我國經濟法能對經濟發展方向做出明確指導，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法律的保障。需要注重的是，在創建、改革經濟管理體系中，應該將勞動者的自身素質和存在潛能考慮進去，對勞動者的能力進行具體要求規范。
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法實施的關系
私營企業經濟的發展不僅豐富了我國經濟結構，還為更多的勞動人員提供了就業發展機會，這就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客觀的成就，在市場經濟發展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增強了市場競爭力，為主體經濟開拓了寬廣的發展空間。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得益于經濟法的實施和完善，經濟法的實施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經濟法的實施存在相互制約的關系，經濟法的完善首先應該從加強企業單位法律意識出發，制定出長期規劃性法律法規，進而通過法律對企業單位的經濟發展行為進行監督和約束，并為企業單位制定規劃路線，以及不同時期的階段性目標，為不同行業提供良好、完備的法律指導。其次，應該及時制定產業振興計劃，并通過經濟發展實踐檢驗后，納入相應的經濟法中去，及時出臺這些法律法規。除此之外，經濟法的發展實施，應該注重提升產品的實用性能，不斷豐富產品的功能，以求為消費者提供完善的服務。最后，應該根據市場經濟發展方向以及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不足，對經濟法的發展進行相應完善，對公司法、勞動法進行相應的完善，以求不斷促進產業經濟發展趨向多元化，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的同時，促進企業單位經濟穩步發展。
結束語
我國經濟發展轉型起步較晚，在其發展方式轉變中還存在著一定的難點，我黨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相關措施和相應理念，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可以進一步增進我國經濟發展。要想深入理解我黨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規劃和部署，就必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的互動進行深入研究。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法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互動關系，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經濟法的發展、完善提供了科學、有效的反饋，與此同時，經濟法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法律保障，二者相得益彰，無時無刻不存在互動的關系。在加速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要減輕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注重勞動者能力素養的綜合性提升，在完善我國經濟法中，應該注重在法律法規中明確勞動者能力要求，不斷對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進行保障，并通過經濟法發展方式轉變的反饋進一步完善發展經濟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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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引言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的引導下，經濟發展迅速，但因為企業的增多，環境保護問題又成為當前需要引起人們關注和重視的焦點問題，在日益突出的環保問題面前，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式需要有所轉變，要提高對高能耗企業的限制，并對其進行改善，這樣才能進一步促進農村經濟建設的健康發展。
一、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現狀分析
我國的經濟是在國際惡劣環境的擠壓中成長起來的，而我國農村的經濟更是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尤其在近年來城鄉一體化的形勢下，我國農村的發展更為迅速，這是可喜的一個方面。而另外一個讓我們擔憂的方面就是當前農村經濟結構體系存在著眾多的問題，單一而又粗放式的經營與管理模式，使農村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對資源環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和破壞，致使我國一些地區的生態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在對于農作物的培育方面，人們已經用大量的生物化肥代替了原始的農家肥，雖然產量高了，收入好了，但是卻對土壤及周邊的水源帶來了極大的破壞。而且在農村生活垃圾也成為污染環境的一大因素，所以說在低碳經濟視角下，必須要轉變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式。
二、低碳經濟視角下影響農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
（一）缺乏低碳理念。雖然在經濟的不斷發展中，人們的思想意識有了很大的轉變，但由于低碳經濟剛剛起步，人們對于它的了解不深，而且低碳經濟在農村產業中的發展也不成熟，這就使大家無法將農村產業與低碳經濟融為一體。同時，農村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工業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各種工業廢物排放的增大，影響著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農村經營模式的制約。從我國農村經營模式來看，大多數的農村產業都是以小規模、作坊式的生產經營模式為主，這些小企業的生產規模小、能力低，但卻具有很大的污染性，如果不加以制止或轉型的話，就是對我國環境造成污染的一大因素，再加上農村人員的綜合素質還十分低下，他們對于低碳經濟不支持、不認同，這更是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三）經濟發展緩慢。雖然我國農村經濟已經在國家優惠政策的支持下得到了大發展，但因為基礎設備配備不齊，機械化水平相對落后，使得生產效率十分低下，經濟發展水平也非常有限，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力，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大家就會不顧低碳環保理念，而進行大肆擴大生產，這樣的現狀不僅不利于農村產業的提升，還對自然資源及生態環境造成重大的影響，十分不利于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三、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辦法及策略研究
（一）轉變經營模式。要想在低碳經濟視角下使農村經濟發展方式得到有效的轉變，就必須從農村的經營模式入手，對各家各戶的小作坊進行合并、重組和改造，使其規模不斷擴大，便于管理和治理，這樣才能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達到治污的效果。
（二）引進先進技術。農村經濟雖然發展了，但低碳經濟卻缺乏先進的技術，所以要想達到低碳經濟視角下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必須要將先進的低碳環保技術引進到農村產業當中，這樣才能使農村建設進一步加快。
（三）貫徹低碳理念。要在人們的思想意識里貫徹低碳理念，要讓人們認識到農業經濟不健康的發展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加大宣傳力度，給人們正確的引導和教育，讓大家正確認識低碳經濟，愿意主動投入到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當中。比如說，可以從人們的衣、食、住、行開始融入低碳理念，進而帶動整個農村產業結構的改造、升級和轉型。另外，還可以運用國家的惠民政策，讓大家真正享受到國家的補貼，尤其對于消費觀念比較落后的農村地區，更要將低碳消費與環保理念進行深入的推廣，以達到整個農村經濟的平穩過渡和發展。
關鍵詞：低碳經濟 經濟發展模式 制度創新 技術研發
一、低碳經濟的內涵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 低污染、 低排放為基礎的一種由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過度的經濟發展模式， 它將摒棄 20世紀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 應用新世紀的創新技術與創新機制， 通過低碳經濟模式和低碳生活方式， 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降低單位能源消費量的碳排放量（ 即碳強度） ， 通過碳捕捉、 碳封存、 碳蓄積降低能源消費的碳強度， 控制CO2 排放量的增長速度。 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促進經濟增長與由能源消費引發的碳排放脫鉤， 實現經濟與碳排放錯位增長， 通過能源替代、發展低碳能源和無碳能源控制經濟體的碳排放彈性， 并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的碳脫鉤。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在于改變人們的高碳消費傾向和碳偏好， 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費量， 減緩碳足跡， 實現低碳生存[1]。
二、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
（一）低碳經濟將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制高點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各國都在重新審視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思考未來經濟增長點和經濟增長模式以什么樣的方式開始。這是一個轉型的契機。蘊藏著巨大商業機遇的低碳經濟將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后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主要帶動力量，首先突破的國家可能成為新一輪增長的領跑者。為了掌握未來全球經濟的主導權，西方發達國家提出了再工業化的發展戰略，重點培養信息、生命科學、能源及環保等新興產業，著力打造低碳的經濟發展模式，各個國家爭先搶占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以便形成競爭優勢。
此外，發展低碳經濟的國家可以降低對世界上主要產油國、煤炭大國的依賴，使其逐漸失去制約他國的能源優勢，從而減輕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話語權。從這個角度分析，低碳經濟也將逐漸成為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利益博弈樞紐。
（二）低碳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推廣將推動新型低碳產業得到快速發展
低碳經濟的核心內容主要是利用低碳能源，研究低碳技術，開發低碳產品。目前，發達國家不斷加大新能源開發力度，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技術不斷成熟，可以預見， 保護生態資源必將成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最重要的選擇；清潔生產與循環經濟的地位將伴隨著低碳經濟的深入而越來越重要； 能源結構將更加傾向于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經濟結構將更加向低污染、 高能效、 低排放的集約型發展。低碳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必將推動具有廣闊發展空間和潛力的新能源產業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期，最終尋找到自己新的盈利模式，從而獲得蓬勃發展。此外，隨著新的產業革命的到來，新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也指日可待。
（三）國際間、區域間的貿易與碳博弈將改變世界的格局
隨著低碳經濟的進一步深化， 必然將會導致以低碳為代表的新技術，新標準及相關專利的出現，最先開發并掌握相關技術的國家就會成為新的領先者、主導者乃至壟斷者，其他國家將會面臨新的技術貿易壁壘， 綠色壁壘將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綠色技術一旦確立為世界標準，將對依賴傳統工業路徑的發展中國家形成高的門檻。今后的競爭不是傳統的勞動力競爭，也不是石油效率的競爭，而是碳生產率的競爭。國際間、 區域間的碳合作與碳博弈將極大地影響世界格局的改變。
三、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所面臨的問題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以資源浪費和枯竭、環境的惡化與破壞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已經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增速從過去三十年的年均近10%逐步下降到目前的不到8%。發展低碳經濟是保障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解決能源、資源及環境問題的必然選擇，而我國在在低碳經濟的發展中仍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第一，節能減排的過程需要健全的法律、 法規作為約束和保障。雖然我國已頒布了《節約能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等，但是各法還是不夠完善， 并且普法力度還非常薄弱， 無法做到有法皆知、 有法可依， 違法必究，中國發展低碳經濟仍然需要法制保障機制的建設。第二，我國所面臨的投融資困境已經成為低碳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目前，中國碳金融的發展尚屬于起步階段， 中國低碳項目的投資僅僅依賴于政府的投入， 以及國際機構的幫助， 沒有形成穩定的政府投入機制和市場融資機制， 直接投資融資、 銀行貸款、 碳指標交易、 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包括金融衍生品在內的碳金融體系還沒有構建完善。第三，長期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轉而不變，不能適應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低碳經濟的發展將帶來世界范圍內的產業結構的根本性轉變。中國必須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的步伐， 減少重化工業或將重化工業輕型化， 運用高新科技改造傳統產業，使之與低碳經濟相適應， 這對中國的發展所帶來的壓力和挑戰是不言而喻的。第四，我國的新能源技術還沒能突破， 因此中國的新能源道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
四、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對策選擇
（一）加大創新力度，攻克技術難題
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無論是節約能源、降低消費和排放還是利用可再生能源，優化能源結構，都必須以低碳技術的研發、應用和普及為基礎， 開發和使用低碳技術是減少排放的一個關鍵途徑。目前我國在能源儲存、輸送技術和基礎設施方面嚴重不足，為此政府應加大技術投入或者引進相關技術，為低碳產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爭取在國際氣候談判下構建更為強勁的低碳技術擴散機制。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鼓勵企業建立技術創新產學研合作體系和企業間戰略聯盟，集中力量攻克共性技術和核心技術瓶頸，獲得自主知識產權。
（二）健全融資機制，創新制度體系
在市場的自然調配之下， 各種資源都會向利潤高、 效益好的產業和部門聚集。在低碳發展領域，中國商業銀行對低碳經濟的支持力度遠遠不夠， 節能減排貸款在貸款總額中的占比明顯偏低，目前資本存量合理配置最重要的方法和途徑是政府政策的傾斜和制度、法律的合理保障。我國應實行大規模支持政策，通過國家強有力的控制力，以優惠信貸、建立低碳專項基金、積極引進私人資本和國際資本等措施，使企業有更多的渠道去獲得資金以改造傳統的生產模式向低碳發展的方式轉變，形成有利于低碳經濟發展的投融資市場環境。
（三）做好科學規劃，實施激勵措施
國家應規范新建企業的低碳技術標準、準入門檻，提高已有企業的低碳技術使用及研發水平，壓縮高碳技術企業的規模與產能，盡快地從企業層面減少碳源增加碳匯，對研發與使用低碳技術的企業進行金融支持（直接或間接融資）以及財政撥款支持、稅收減免等措施鼓勵低碳行業的企業發展，使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及其引起的新興產業革命具備堅實的微觀經濟基礎，而企業在政策激勵下實現了成本收益的最大化，進而會加大對該產業的投資，從而實現低碳經濟的良性發展[3]。
（四）加強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由于氣候變化的全球公共物品的特性， 中國必須綜合運用行政以及政策手段展開同其他區域及全球范圍內的合作。通過國家間、 區域間、 區域內的交流與合作， 保護和維持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持等激勵措施，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五）明確政府角色， 提高調控能力
產業的低碳轉型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企業生產方式的變革，而由于環境問題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企業不會自行轉向低碳的生產方式，所以它需要政府參與其中并發揮主導作用，正確引導企業的投資決策和居民的消費傾向。比如，在企業間大力發展碳排放許可證制度，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既可以控制企業的碳排放總量，又可以最小化減少碳排放的成本。同時，政府通過碳稅等政策工具提升傳統產品價格，或者通過補貼等財政措施降低低碳產品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碳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引導企業和消費者向綠色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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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紀玉山，紀明.低碳經濟的發展趨勢與中國的對策研究[N].SOCIAL SCIENCE JOURNAL，2010；2
關鍵詞：經濟發展 產業結構 科技創新 區域布局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國內、國際經濟關系的變化，我國工業的發展條件和環境也在不斷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影響到工業經濟效益。
首先是資源性產品供給不足的矛盾導致資源性產品價格上升。人口眾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資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國內資源性產品供給不足，使我國工業發展依靠進口的程度不斷提高。目前我國石油進口量已占石油消費量的40％以上，鐵礦進口量已占國內需求量的50％；進口的鋁土礦占國內需求的比例為33％，進口的銅礦占國內需求的50％。另一方面，我國工業構成中的重化工業顯著提高。1998年以來，資源密集型的重化工業持續高速增長，平均長速度比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高出4個百分點。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的比例由1998年的55:45變為2006年的69:31。資源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的比重上升，加劇了資源性產品供給不足的矛盾。在資源供給緊約束的情況下，資源性產品價格上漲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其結果，必然導致工業生產成本上升。
其次是勞動力成本上升顯著加快。從總體上講，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現階段仍然具有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比較優勢。但這并不等于我國可以
長期保持低工資水平不變。持續3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使
我國人口總量已進入低增長時期，城鄉青壯年勞動力的比例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對農村、農業和農民政策的不斷調整，農民從事農業的收益逐步提高。在這一背景下，工業部門勞動力的供給呈現下降趨勢，工業工資水平不斷提高是個必然趨勢。
三是部分行業的生產能力相對過剩，超出了當前的社會有效需求，其產品難以在市場上得到充分實現，生產能力閑置率超出了合理界限。2002年以來，由于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持續擴大，并逐步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導致部分行業的生產能力過剩。從工業發展的普遍規律看，生產能力相對的過剩，有利于促進競爭，淘汰落后。但生產能力相對過剩必須是適度的，在利用率低于70％的情況下，將導致生產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產品庫存增加。
四是企業的資金供給條件和人民幣匯率不斷變化。銀行貸款利率的多次上調，加大了企業資金成本；人民幣匯率升值，使我國的貿易條件發生新的變化，企業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相對下降。
五是企業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成本在逐步提高。在現代社會化的大生產條件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是孤立進行的，總是在一定的政治、經濟關系中運行的。企業既要追求利潤最大化，也要兼顧外部經濟性的要求。利潤最大化是有條件的，即在追求出資人利益的同時，也必須兼顧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提高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水平，加大對污染物的治理以減輕環境污染，都會增加工業的生產經營成本。
六是國際經濟關系的變化。我國進出口貿易規模日益擴大并成為位居世界前列的貿易大國，加之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使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的貿易摩擦也日益增加。特別是通過環境保護、產品質量等技術標準措施，提高了我國出口產品的市場準入門檻。
上述變化不是暫時的、個的，而是長期的和全方位的。它直接制約和影響到我國工業發展的速度、結構和效益。應對這些變化的根本出路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式增長，使工業發展轉移到提高資源配置和運行效益的基礎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正確處理速度與效益的關系，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轉向又好又快的發展。2007年我國GDP比上年同期增長11.5％，工業增加值增長了18.1％，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居民消費品零售物價上漲了4.5％。這種高增長如果持續下去，有可能轉向經濟過熱，加劇通貨膨脹。因此，對固定資產投資和信貸規模繼續實行從緊控制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經濟增長目標的合理選擇是，GDP的增長率保持在8-9％，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比GDP的增長率高4-5個百分點， 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控制在20％左右。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是提高工業經濟效益的重要途徑。產業結構是生產要素配置的結果，同時又是再生產過程的新起點。我國工業結構的突出矛盾表現在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生產集中度低，生產工藝和技術落后、能源消耗高、嚴重污染環境的資源密集型中小企業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
最近，國務院國資委提出國有資本進一步向關系國家經濟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競爭實力強的大企業集中。到2006年底，國有經營性資產價值達13萬億元，主要分布在石油、石化、煤炭、冶金、電力、交通、通信、軍事工業等基礎性行業和骨干企業。這種集中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人認為提高基礎產業進入門檻，資本密集型產業向國有大企業集中抑制了民營資本進入基礎性產業，不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從法律上和政策上看，并不存在阻礙民營企業進入資本密集型基礎產業的障礙，但是民營資本的進入，必須適應資本密集型產業有機構成高、資本投入強度大、技術管理和生產經營管理相對復雜的要求。
經濟發展中的區域布局合理化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國土遼闊國家的普遍現象。由于自然環境、交通運輸條件、市場機制、國際貿易關系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等因素的影響，沿海國家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和經濟活動向靠近海岸線的地區集聚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生產要素的空間配置應當堅持效率優先和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原則。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應優先考慮不同地區出資者、生產者創造社會財富所做出的貢獻，使生產要素利用效率最高的地區保持增長的動力，它有利于為中央財政創造更多的稅源，以增強中央政府對經濟欠發達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能力；其次，鼓勵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轉移，既有利于經濟發達地區有充足的勞動力的供應，也有利于不同地區的人口規模與其經濟活動規模相適應，平衡不同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第三，鼓勵和引導經濟發達地區的資金、技術和生產能力有序地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第四，通過對國民收入再分配進行調節，使各個地區的城鄉居民都能夠均等地享受到與現階段我國經濟總體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文化等基本的公共服務。
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永恒動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環節。我國目前科技研發與經濟發展兩張皮、
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率低的問題并沒有解決。普遍存在著“只造句，不寫文章”的現象。院所通過技術市場向企業轉讓科技創新成果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大多科技成果未經過工業性中試，其技術的可靠性還有待完善，其經濟可行性還需要市場的驗證。要使科技創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科技創新的途徑應當采取需求牽引、工程依托、以企業為主體、社會化分工與市場化運作的方式。需求牽引，是指技術創新要有明確的工程化和產業化的需求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跟蹤或發表科學論文；工程依托是指技術創新有一個具體的工程項目載體，例如我國的神舟載人航天工程等。在工程的實施過程中，需要解決一系列的技術創新問題，如總體設計問題，材料問題，制造與安裝工藝問題，電子信息控制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不僅使工程項目本身獲得成功，而且使各個相關的技術得到突破并上升到一個新的臺階；以企業為主體，是指企業或其他用戶提出技術創新的需求，由企業組織實施，并負責資金的籌措等生產要素的組織。科研院所和大學根據企業提出的技術需求，參與技術創新過程，提供理論和技術支持；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綜合性和復雜性，技術創新必須建立在社會化分工的基礎上。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應具有系統集成能力和對社會化分工的協調能力。
由于我國工業技術水平與工業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因此繼續引進先進技術仍然是縮小差距的有效途徑。例如我國的大型發電設備制造業、冶金設備制造業、石油化工裝備、數控機床、汽車生產裝備制造、機車車輛制造業、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家用電器制造業等行業的技術進步和生產能力的提高，主要是通過引進技術實現的。與此同時、要改變以往重引進、輕消化吸收的弊端，在政策上鼓勵企業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及其再創新。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的狀況，實現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目標。尤其是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發展方式轉變及相應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深化，是我國經濟正在經歷的一次深刻轉型。2010年初。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承擔起歷史使命，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當前，應在繼續鞏同經濟總體同升向好趨勢的同時。抓住有利時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實質性進展。
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一)增強應對國際經濟金融復雜局面能力的需要
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產業優化升級是事關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今后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是一個“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全球經濟深度調整使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一是全球經濟深度調整加大了我國經濟減速壓力，也增強了我國經濟調整和轉型的動力：二是綠色能源革命使我國科技發展面I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也擴大了我國在綠色經濟領域的市場空間：三是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回歸實業將擠壓我國產品的市場空間，也充實了產業轉型升級的動力：四是我國國際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也將面臨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和責任的壓力。世界經濟增速將有所放緩，國際經濟環境將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我國與世界經濟的互動關系將明顯增強，推進新一輪經濟調整和轉型，是應對國際環境變化、增強我國發展主動權的需要，也是促進全球經濟平衡，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實現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戰略要求。
(二)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
中國經濟實現30多年的快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結構化問題導致的經濟發展不協調、不平衡與不可持續問題日益突出。主要是：內需與外需、投資和消費之間的關系不協調；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導致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高，生態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服務業發展滯后，一、二、三產業結構不合理等。以上問題，部分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部分源于中國的資源稟賦和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部分在于體制機制不適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因此，加快結構調整，轉變發展方式是未來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三)提高產業梯次轉移質量和效益的需要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轉移和資本流動加快，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步入新階段。這種形勢總體上有利于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然而，在現代產業鏈中，研發、生產、流通環節的附加值曲線呈現兩端高而中間低的形態。研發、流通環節的附加值遠遠高于生產環節，大體呈“V”形，稱為“微笑曲線”。目前，跨國公司掌握的研發環節和流通環節，投入的主要是信息、技術、品牌、管理等知識密集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跨國公司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我國缺少核心技術的大多數企業處于“微笑曲線”的底端。主要從事制造加工環節的生產，所需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廠房、設備、能源等物化成本和簡單勞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較多，企業能夠獲得的利潤空間極其有限。產業承接質量和效益不高。提高產業梯次轉移水平是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整體能力的重要著力點。
(四)錢行以人為本發展理念的需要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餞行以人為本的發展目的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必須轉變。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不僅要求始終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而且要求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符合不同發展階段和廣大人民的新要求。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要體現發展內容的全面性，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要體現發展過程的均衡性和發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有利于逐步縮小城鄉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以及不同社會群體間收入分配的差距：要體現發展環境和條件的可持續性，使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僅滿足當代人生活和發展的需要，而且能夠造福于子孫后代。這些都要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注重數量和速度的粗放型發展轉向注重效益和質量的集約型發展。
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
(一)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加快推進自主創新能力的建設，緊緊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加快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從而謀取經濟長遠發展的主動權。在自主創新能力培養上，除加大國家投入外，調動企業研發積極性至關重要。在政策上鼓勵企業進行科技開發，在產業化方面給予企業必要的政策支持，在新產品的市場化推廣上給予有效的幫助。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重視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加強質量和標準建設，培育自主品牌，爭創國際競爭新優勢。
(二)有力提升經濟結構調整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為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機遇和挑戰，全面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一是著力增強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一步發揮消費對優化投資結構的引導作用。更加注重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合理性，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二是推進城鎮化帶動區域協調發展，重點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開拓經濟增長和市場需求的新空間。在城鎮化進程中統籌城鄉發展，增強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能力。三是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制造業向國際分工價值鏈高端移動，大力發展現代農業，促進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瞄準國際科技和產業前沿。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三)重點培育生產業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積極推進改革創新，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打破市場分割，探索建立有效推動生產業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尤其是在金融業開放、技術研發投入方式、現代物流體系建設、信息服務政策支持、商務服務的國際融合機制等方面取得大的突破。大力促進東部大城市率先進行經濟轉型，加快建設若干個具有金融服務功能、技術創新功能、商貿商務功能、信息支撐功能的大城市，帶動我國生產業的整體發展與功能提升，為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供有力支撐。
(四)優化配置金融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為使金融體系的運行更有效地適應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一是在金融配置資源過程中，緊緊圍繞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與財稅、產業等相關政策緊密配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切實加強政策指導，鼓勵和引導金融資源向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向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效率提升傾斜。二是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控，從嚴限制對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消耗型的企業和項目的融資支持，促進淘汰落后產能。推動企業兼并重組，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為提升經濟發展整體實力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三是推動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繼續完善公司治理，加強經營管理、風險控制和制度建設，進一步發展面向農村和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加快金融市場創新發展，拓展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積極發展直接融資，優化融資結構。
(五)充分發揮人才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
關鍵詞 煤炭經濟 發展方式 認識 轉變
中圖分類號： F407.21 文獻標識碼：A
雖然傳統的煤炭經濟發展方式為煤炭企業的自身以及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但是傳統的煤炭企業經濟發展方式過于粗放，對環境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壞，既不利于我國循環經濟的發展，也不利于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因此，我們要積極轉變煤炭企業的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煤炭企業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一、當前時期我國的煤炭企業在經濟發展轉變的過程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煤炭企業的環境治理存在很大難度并且受到煤炭資源的制約。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的煤炭消費需求量也越來越大，對于煤炭企業來說必須加大其煤炭生產量，才能滿足市場的這種需求，在這種煤炭生產量急劇增加的形勢下，我國的煤炭資源總量以及煤炭消耗所產生的環境問題必然會相應增加，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策略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比如說東部地區的煤炭需求量較大，但該地區的煤炭開采已到極限，只能從晉陜獲取煤炭資源，煤炭的開采形成許多礦坑，給這些地區的生態環境帶來很大影響。
（二）煤炭企業的產業結構還有待優化。
就目前我國煤炭企業的發展方式來看，煤炭企業還是靠提升煤炭價格與煤炭產量來帶動企業整體經濟效益的增長。在新的市場形勢下，這種片面追求價格與產量的生產經營方式已不能再適應企業的發展需求，所以說，煤炭企業必須要對其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及優化，發展一個專門的煤炭生產產業鏈，再此基礎上再發展煤炭循環經濟，形成一個穩定的煤炭循環結構，以應對市場上的各種突發狀況。
（三）國家對轉變煤炭企業的經濟發展方式缺少政策性的扶持。
在轉變煤炭企業的經濟發展方式這一問題上，我國還沒有出臺相應的政策及法規，致使煤炭經濟轉型沒有一套明確的戰略導向進行支持。所以說，部分煤炭企業雖然投入了部分資金來開發多元化的煤炭產品，但是并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也就是說并沒有形成主導性的產業。而國家的部分優惠政策實施的力度也不夠，往往落實不到位，有些地區，甚至一些較大的煤炭企業直接成為了管理該地區煤炭發展情況的“政府”。
二、如何轉變我國煤炭企業的經濟發展方式
（一）整合中小型煤炭企業，發展集團式煤炭企業。
對中小型的煤炭企業進行重組與整合，淘汰掉一些不符合生產規模的個體化私營煤炭企業，還可以通過大型煤炭企業進行兼并或收購，在大型企業的帶動下使生產機制更加規范化。大型煤炭企業由于其生產結構的合理性及穩定性，可以保障社會及人民生產生活中所需煤炭產品的有效供給，從而確保煤炭市場的秩序穩定；同時還可以規范煤炭行業的各項制度，對煤炭企業的發展有一個具體的規劃，并根據國家的相關政策要求來執行。淘汰中小型的煤炭企業在某種程度上也淘汰了部分比較傳統落后的生產與管理方式，可以通過整合與優化來使煤炭企業的發展與市場經濟的理念相協調。
（二）國家制定相關政策作為煤炭企業轉變其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導向。
要轉變煤炭企業的經濟發展方式應從國家煤炭相關政策進行入手，只有國家出臺相關規定或政策才能使這種轉變有據可依，也才能使這種轉變有明顯的成效。近年來，國家以某些煤炭大省為試點，以市場機制與政策扶持相結合的方式來發展我國煤炭企業，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所以說，國家應加大相關的制度與政策引導，從而對轉變煤炭的經濟發展方式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通過企業也可以根據國家政策對不符合生產要求的落后機制進行改造，使煤炭生產更加安全、更加環保。
（三）運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來使煤炭企業的經濟發展方式得到轉變。
科技使第一生產力，任何行業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都離不開現代化科技的扶持，煤炭企業的發展與房展方式的成功轉變同時也要依賴于現代化技術對煤炭的產業化研發及生產機制進行革新。自改革開放至今，科技創新在煤炭企業的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已相當顯著，把先進的科技手段運用的煤炭企業當中，可以使煤炭的生產機制更加科學化，高效化，從而提高煤炭生產的效率。還有就是利用先進的科技手段對煤炭生產的設備、工藝以及流程等進行優化，并把其進行推廣普及，使煤炭企業的整體實力不斷增強，從而加快煤炭企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同時利用現代科技對煤炭生產結構進行優化，使煤炭的生產過程更加清潔環保，還可以利用煤化工或者煤炭氣化等技術手段把煤炭的工業試驗轉變為煤炭的工業生產，從而促進整體經濟方式的轉變。
三、結語
煤炭經濟作為影響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及發展步伐的關鍵性因素，其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到人們生產生活的正常進行，而傳統的煤炭企業的經濟發展方式已不能適應現代市場的形勢。所以說，國家以及煤炭企業必須要積極進行探索，通過轉變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來提高煤炭企業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而推動全國經濟的發展。
（作者單位：江蘇省礦業工程集團建井工程處）
參考文獻：
[1]俞珠峰，王立杰.淺析我國煤炭資源的有效供給能力.中國煤炭，2008（09）
[2]張宏.加大資源整合力度 推進煤炭結構調整.煤炭經濟研究，2009（10）
【關鍵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發展問題 自主創新
一、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及問題
自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改革開放和全面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的五年。從總體來看，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GDP連續4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并且年度最高最低的增幅僅差1.1%，CPI年平均上漲2.1%（除2007年外），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已達到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可是，黨的十七大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用經濟發展代替經濟增長，也將經濟又快又好發展改為又好又快發展。這意味著我國已經開始意識到，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發展的指標之一，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更加關注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實現平等教育、保證平等機會、解決腐敗和破壞環境等問題。長期以來，我國雖然經濟增長速度較快，GDP年增長率都在8%以上，但總體來說還屬于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增長依然是以高投入為支撐
我國的經濟長期存在著高投資率，低投資效率的問題。40%的投資率遠高于美國、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增加物質資本，勞動投入和擴大生產規模來實現，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技術創新所占的比重很小。據統計，我國單位生產總值綜合能耗，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8倍，美國的4.3倍，日本的11.3倍，工業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5%。
（二）技術主要依賴進口，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弱
我國技術貢獻率不到3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60%。并且企業、科研院所、政府三者脫節，企業雖然研發的產業化目標很明確但研發能力不足，科研院所雖然具有大量的研發設備和研發人才但卻不能將研發成果有效的轉化為生產力。政府也缺乏一個有效的機制來將二者很好的結合起來。
（三）投入不合理，物質資源的消耗嚴重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粗放擴張，物質資源消耗大而效率不高。2009年，我國GDP占全球總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鋼鐵的44%、水泥的53%，我國原油、原煤、鐵礦石消耗量也都居世界前列。如此多的資源投入所帶來的產出卻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在全球競爭不斷加劇的今天，資源都是各國爭奪的對象，我國在原油儲備，鐵礦石的議價上都處于不利的地位，高資源消耗的路子肯定是走不通的。
（四）經濟增長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國內生產總值中至少有3%～7%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而得來的。高排放、高污染對環境的影響非常大，在很多省份，水問題相當嚴重，中國的水質70%不符合飲用水標準，黃河的斷流時間越來越長，長江日趨黃河化。這在最后危害的將是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利益。
總體來說，雖然目前我國GDP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且不說單純以GDP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本來就不合理，更何況有大量地方政府為了業績虛報謊報指標。只注重短期的利益而不注重長遠利益。總的看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仍屬粗放型，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二、自主創新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要求有三個轉變：一是在需求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二是在生產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第一、二、三產業協調拉動轉變；三是在要素投入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物質消費，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那么，要想改變我國現有的這種數量型、高成本型、高資源消耗的規模擴張型經濟發展方式，而向質量型、低成本型、效率提高型和創新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鍵在于創新，尤其是自主創新。即是要堅持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支撐。
不論從國家、社會還是企業的角度來看，自主創新都是至關重要的。從國家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通過大規模吸引外國投資“以市場換技術”等方式，促進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隨著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在科技發展上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開始凸顯，缺乏自己的核心技術，依賴國外技術轉移，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特別是在高新技術領域尤為明顯。
從社會的角度看提高創新能力把技術作為經濟增長的依托，那么資源的消耗自然就減少了，在能源日益枯竭的今天，此舉將為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開辟道路。此外環保技術上的創新，可以實現以盡可能少的污染排放來實現經濟的發展，同時還可以改變現在不斷惡化的環境。
從企業來看，創新能力是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長期以來我國為國外品牌貼牌生產，而只獲取微薄的利潤。大部分利潤被國外公司拿走，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沒有自己的品牌產品。在市場競爭激烈，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的今天要想獲得長遠的發展，我國企業必須搞自主研發，利用自主知識產權開發新的產品和市場，獲取創新利潤，形成良性的自主創新機制，從而依靠持續的技術創新與進步形成核心競爭力，贏得市場的主動。
三、我國自主創新所面臨的問題
一、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
前幾年一直說，中國經濟存在著內外失衡，內部失衡主要表現在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不足依然存在。這種情況使得我國GDP的持續平穩增長缺乏內在動力。過去30年我國GDP一直保持著10%左右的高速增長，但因為消費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內在動力。前幾年我們是依靠出口導向政策，用對外出口來彌補國內的消費需求不足，維持了比較好的增長。可是到了2008年以后，因為全球金融危機，連續幾年出口受限，出現了經濟下行趨勢。2009年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把增速又拉起來了，但需求不足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從2009年到2010年，經過一段時間，由于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所引起的一些消極的后續效應開始顯現，主要標志之一就是資產價格劇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和泡沫出現，另外就是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這導致一個兩難狀況，一方面是內在動力不足，想要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率，就需要有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首先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撐增長速度。但另一方面，貨幣超發的后續后果顯現出來了，又不能繼續用擴張性的政策來支持增長。
碰到這種情況，首先需要研究這種現象的實質到底是什么。從2008年開始，我們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通常用所謂“三駕馬車”的說法，認為今后中國經濟怎么走就看“三駕馬車”，亦即投資、消費和出口。分析的結果就是，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難？就是因為“三駕馬車”中有兩駕已經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機，同時消費也上不去。很明顯，“三駕馬車”的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用來分析宏觀形勢的方法。
學過宏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凱恩斯主義處理的是短期問題，從來沒有說過可以用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來處理長期問題。我們長期發展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就是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
中國面臨“兩難”困境的癥結，就在于過分倚重短期政策。用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來分析。2008年的問題在于，在這“三駕馬車”中，消費本來就不足，進出口順差一下降，就造成了總需求不足。因此，2009年的政策重點就是盡力擴大需求。只要能夠擴大總需求，就能夠把增長的速度拉起來。
“三駕馬車”的思路脫胎于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凱恩斯本人也從來沒有說這一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決長期經濟問題。所以，單純依靠短期政策來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是對凱恩斯主義的一種誤讀。
我們不僅要解決短期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短期的政策來贏得時間，抓緊解決長期發展與增長問題，這樣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兩難困境
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是西方國家18世紀后期到19世紀后期，也就是兩次產業革命之間的那種增長模式，特點就是靠投資來驅動增長。蘇聯在“一五”計劃后沿襲了這一增長模式，這種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為它要靠投資來驅動，資本對勞動的比例越來越高，從而導致最終需求不足，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我國前幾個“五年計劃”，也是走的這條路。
改革開放后，我國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學習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東亞經濟體用進出口來彌補內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導向政策造成了兩個積極后果，一些出口加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了，大量閑置勞動力能夠得到就業機會。我國大量勞動力，大概是1.5-2億人口，從農村低效領域轉移到了城市相對高效的出口加工業就業，使得整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可是我們看到，所有采取這種出口導向政策來支持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經過10-20年用出口導向政策所支撐的高速增長之后都出現了很多問題，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帶來了后續效應，資產泡沫膨脹到一定階段就會破滅，造成整個市場崩盤。日本是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長之后很快就出現了內需不足，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以至于采取了貿易立國的政策，用出口導向政策來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
出口導向政策有一個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匯率本幣低估的政策，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當這個政策成功地執行了10-20年之后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因為出口企業得到了政策上的優惠，也就是補貼，創新的動力就會削弱。有些經濟體就此變成了一個勞動密集專業戶，不再搞創新了，減弱了追求技術進步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宏觀問題，在出口導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況下，外匯結余將會大量增加，這就會造成本國貨幣的升值壓力，造成貿易摩擦。這時就需要選擇：其一，讓本國貨幣升值，如果本國貨幣升值，出口導向政策就會持續攀升，追求外匯結余肯定就不行了，因為在均衡匯率這一點上，應該說是不會有外匯存底增加的。其二，堅持出口導向政策，這就需要保持本幣的低估，因為改變這種本幣低估狀態會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業的利益，出口地區的利益。繼續保持本幣的低估，采取中央銀行干預的方式，讓央行頻繁干預外匯市場，結果就是收購外匯來支持外幣匯率，壓制本國貨幣。這樣，央行就只能被動超發貨幣，貨幣多了，無外乎就是流向兩個地方，一是資產市場，二是消費品市場，走到資產市場上去就會形成資產泡沫，走到消費市場上去就會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貨膨脹。
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才能營造吸引人才、鼓勵創業的環境。因此，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使上層建筑更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
三、全面改革要有頂層設計
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來走出上述的兩難困境呢？在我看來，就是長期和短期結合起來，把“標”和“本”結合起來治理。從短期層面來說，應該采取總體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但仍然要充分靈活。否則，稍有不慎就可能會前功盡棄。有人說中國經濟已經實現“軟著陸”了，也有人認為中國恐怕就要“硬著陸”了。這兩種說法都有一些絕對化，一方面，“硬著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們還有30年經濟發展實力的積累。另外，我們的宏觀當局、央行的專業水平很高，如果方針決定了，他們能夠引導經濟實現“軟著陸”，這種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穩健、靈活的財政政策來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同時又必須認識到，這種短期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在采取這樣的宏觀政策來保持脆弱平衡經濟的基礎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上去。所謂長期發展的問題，就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規劃的主線，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發展服務業。有人說服務業在西方國家是在工業化完成以后才發展起來的。其實在20世紀初期服務業就脫穎而出，很快就超過了制造業，每年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都是三大產業中份額最大的，比如中國香港地區的服務業占到了90%。特別是生產業，它的發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隨著分工而深化，服務業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樣為消費者服務的，而是為生產者服務的，我們把它叫做“生產業”。分工繼續深化的結果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戰略型新興產業。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在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也在研究。為什么這么多年還是沒有解決呢？這是因為轉變遇到了“體制”。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也就是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以此來反映供求關系，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我們的資源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現在的產權結構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級政府都很容易用低價格把土地拿到手，變成可以用來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資源。我們的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于金融機構有很大的影響力，加上其他一些機制上的原因，各級政府對于支配信貸資源也有相當大的權力。有了這些權力，各級政府就會用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政策，政績的主要表現就是GDP的增長。因此，這一體制就造成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巨大障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就步履維艱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走，而是朝著相反方向走，強化了政府對資源的支配。
再者，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技術創新似乎也非常困難。如果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技術創新的主要問題是自己的創新能力不足，那么，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一些相當先進的技術，有些技術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技術的商品化和產業化依然非常困難，原因就在于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還沒有建立起來。很多技術有了發明卻變不成產品，有了產品卻又發展不成產業，一些企業勉強在市場上站住了，卻總是長不大，而現代技術的進步非常快，幾年過去以后，原有技術就不先進了，就淪為二流技術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創新，因為“你創新我仿冒”，我只要爭取到了司法管轄權，你都告不了我，因為有地方保護。所以，我們要求轉變發展方式，但是體制上有障礙，好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費了很大勁，始終轉不過來。
“十二五”規劃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動力是改革，因為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為此，必須要有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
為了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頂層設計”被提了出來。現在國有部門的財稅體制、金融市場、法治建設、教育科研體制等，都積累了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改革的任務龐大而艱巨。我們應該從哪里著手呢？首先要有頂層設計。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國家有了非常大的發展，但在新的平臺上又面臨新的選擇。這就需要由我們的執政黨在頂層設計上做選擇，在這個大系統下的各個子系統都要有這樣的設計，包括經濟系統、法治系統、文化系統、教育系統等等。
從經濟方面來說，有以下幾方面的突出問題有待解決：一是國有經濟，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改革目標；二是財政體制的完善，如何實現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應；三是金融體系建設，如何解決好我國的金融體系開放不夠與金融創新不足同時并存的問題。在金融體系建設中，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問題，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目前的銀行體系和政府監管體制下，這一問題越來越尖銳。小企業是創新的主要來源，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如果小企業沒有好的經營環境，我們的技術創新、新技術的產業化都會碰到很大障礙。所有這些問題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才能促進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此外，所有這些改革的關鍵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應該下決心進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我們一定要清醒認識到，根據前幾個“五年計劃”和“五年規劃”的經驗，全面改革勢必遇到來自既得利益和意識形態的種種阻力和障礙，主要有兩個阻力：一是來自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在原有格局下得到利益的人們會有慣性來阻礙改革；二是意識形態的阻力，因為我國長期受到從蘇聯接受過來的意識形態的影響，有這種意識形態的阻礙，市場化改革必然會受到影響。所有這些改革不但要有頂層設計和具體實施方案，還要有去除各種阻力障礙的決心和令行禁止的執行力，這樣，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十二五”期間，我們需要大力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完善現行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市場；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系；改革科研和教育體系；建設完備的法制體系；實現政府自身的改革。
應對當前危機，我國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當前的政策主要側重于化解國外會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影響，而對導致我國當前經濟增長滑坡的內因估計不足。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國內經濟越是脆弱，國外危機的影響就顯得越大。
保增長是當前宏觀經濟的短期目標，長期目標則是要通過改革，轉換經濟發展方式。
為此，可以總結一下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應當認可當時的政策確實發揮了作用，主要是降低了當時經濟下滑的速度。而真正使經濟走出危機的并不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而是2002年后世界經濟好轉，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強勁，正是這個外部環境發生了轉機，中國經濟出現了快速的增長。2002-2007年，中國出口平均增長28.8％；2007年躍上萬億美元臺階，達到121.80億美元，就是因為這個因素，才使我國的經濟增長快速恢復，并出現了局部投資過熱的問題。盡管增長很快，但主要是出口與投資推動的，這個時期的消費率實際上是不斷下滑的，在快速增長的這幾年，國民消費率幾乎是一年降一個百分點，2007年降到了49％，遠低于1998年。這說明，這個時期的增長質量并不高，是在發展方式轉換沒有進展的情況下取得的。事實上，伴隨著消費率的不斷下降，國內經濟的脆弱性加大了，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更弱了。盡管看起來中國的GDP規模更龐大了。直到這次國外金融危機爆發，我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峻，再一次啟用積極財政政策。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在過去10多年里，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失衡，政府收入增速明顯過快，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則相對下降。相關數據顯示，從1998年至2007年，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從68.1％下降至57％。如果以CDP增速來衡量，我國城鄉居民的人均司支配收入實際增長低于經濟增長。以2008年為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經濟增長0.6個百分點，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低于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但是政府收人卻保持20％以上的增速，從2004年至2008年，全國財政收入從2.64萬億元增長至6.13萬億元。政府收入快速增長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實力迅速強大，但因居民收入增長相對不足，對應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投資率過高、消費不足等諸多問題也由此發軔。
從近10年消費率、投資率、凈出口率這3個指標的變化可以看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在逆轉的。其中，消費率不斷下滑，2007年為49％，低于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消費需求不斷萎縮。
但與此同時，經濟增長卻很快，原因在不斷提高的投資率和凈出口率，經濟增長形成了投資依賴和出口依賴。而消費率的下降不只是反映當期消費需求不足，更嚴重的是表明人力資本積累下滑，削弱了經濟增長的后勁，因為人和勞動力的再生產是靠消費來實現的。不斷下滑的消費率說明的是經濟內外失衡，也意味著民生出現問題。
現在，國外是金融危機，我國是實體經濟的問題，應該看到，外部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沖擊非常大。
為什么經濟變得脆弱，經不起任何的外部沖擊?從上述3個指標，即增長的3個動力可以看出，當出口、投資這兩個動力不斷加大的時候，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隨之增大。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區間，經不起任何的風吹草動，外部一有風吹草動就承受不了，投資上去了，生產能力上去了，東西要賣出去，就要依靠出口，所以投資增長越快，投資率越高，意味著整個經濟對外部的依賴程度越高。出口依賴也導致產業鏈外向化，表面上看是直接影響出口企業，實際上影響的是整個產業鏈。所以外部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從表而內，一點點地加深的。這樣，就使得國外危機對我們的影響越來越大，超過原來的預期。
很多學者還撰文指出，消費率的持續走低使人力資源變得枯萎，尤其是中小企業面對的勞動力多數是初中以下的，技工嚴重短缺，轉型升級受阻。在我們的觀念中，消費與人力資源是兩碼事，沒有把人力資源不足和消費率走低聯系起來。在消費率下滑的情況下，人力資源開發是空談。人力資源是人，人要有良好的就業能力，身體素質要好，文化素質要好。要有勞動技能的積累靠什么?靠消費。消費是勞動力生產再生產的條件，而我們人力資源的開發、人力資本的積累在這些年是不斷下滑的，我國物質資本的積累遠遠快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人的能力不足，發展自然會受到影響，而且是制約性的影響。這是經濟變得脆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消費總量不足，整個民生問題就會惡化。在消費率下滑的情況下，消費的差距逐步拉大，消費的不平等性變得嚴重，消費的安全性也變差，三鹿奶粉導致奶粉的出口量下降了90％。整體來看，因為消費率過低，導致了我同整個發展方式的逆轉。
在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背景下，高投資和低消費其實已經早就構成不均衡，只不過在過去幾年內。美國市場的高消費幫助掩蓋了我們自身的問題。當金融危機最終爆發，海外需求急劇萎縮，我國經濟的矛盾也就暴露出來。
這樣看來，政府讓利于民，其實不僅是政府和民眾的利益分配問題，更關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及我國經濟發展的長遠大計。可喜的是，財政支出向民生領域的傾斜、稅收的減免、放松市場管制給予民營資本更多機會等等，這些都已經成為政府的認知，成為繼“4萬億”之后的下一步經濟重心所在。
政府如何讓利于民?總體思路應該有兩條，一是收入分配機制向居民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二是調整財政支出的方向，逐步減輕政府的投資熱情，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在總體思路下，具體措施可以豐富多樣。
如果是以刺激消費為主要目的，政府的收入分配首先應該向低收入人群傾斜。目前政府已經清晰地認識到了這個目標。從經濟學理論來說，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也就是同樣投入100元，分配給窮人比分配給富人更能刺激消費，也更能增加一個國家的整體福利。
長期看，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才是促進消費、進而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其意義不僅在于改善民生、維護公正、保持穩定等社會意義，對于促進經濟增長的意義同樣重大，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已經對此予以證實。對我國經濟而言，社保制度最直接的影響在于，社會保障給了人們足夠的安全預期之后，百姓不再需要用高儲蓄來應對生老病死等不時之需，可以將更多收入用于當下的消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