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3 16: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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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安全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自然生態的安全，其包括地震、海嘯等;第二種是生態系統的安全，有海洋、森林、濕地和微觀系統四個部分;第三種是國家生態的安全，有組成部分。實際上生態安全是對社會安全的繼承和發展，讓人類從其他角度來思考社會和交易安全，使人們能夠在三種安全的交融下迎接社會的挑戰。生態安全是社會安全的基礎，只是對社會安全進行了進一步的拓展。［2］在社會發展的今天，生態安全漸漸成為決定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生態安全強調與人的生活有密切相關，也強調系統的安全，更強調用法律來保護生態安全，將生態安全運用到法制建設之中。因此，生態安全在某種程度上應受到法律保護。這涵蓋了生態安全的兩層含義。第一，生態安全是其自身和人類環境的可持續的一種狀態;第二，生態安全是受法律保護，具有法律意義。生態安全的由來表明人民對生態安全賦予法律保護的期盼，生態安全的發展表明人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急需提高。目前，我國環境問題還是非常糟糕，環境惡化日益突出。如今，脆弱的地球環境已經經不起人們的折騰了，所以，人們要提高自己保護環境的意識，政府也出臺了不少相關保護政策。
二、法律意義上的生態安全
當前，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法律自身也要通過一定的改革來滿足社會、環境、經濟發展的需要。
(一)人與自然對于生態安全，人與自然是其起點，生態安全突出人與自然的聯系，強調自然安全、社會安全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總的來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保護生態安全的根本，生態安全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受法律保護的對象。生態安全表明的是人類生活環境的必備狀態。從生態系統可以看出，社會存在和發展離不開生態安全。［3］它是人類活動、生活的首要問題，因此是全球人類的最終安全。生態安全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需要我們同自然和諧相處。在生態安全中所謂的人并不是現實中單個的人而是一個整體的概念，其代表的是一種主體。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它們是以生態安全為基礎、以利益為次要的理性的人。
(二)社會技術社會技術是生態安全的一種媒介，它是一種利用傳統法的技術來對社會進行的改革。傳統法具有一定的弊端，我們需要在一些法律之間找到一種所謂的平衡，從而達到合適的目的利益。對于環境法，如果從片面上很難找到那種理想的狀態。為了找到環境法的合適、理想的狀態，就需要通過查閱與環境相關的一些材料，無論是對自然還是社會領域，都要進行研究。因此，我們運用有關的技術來形成環境法律的一些制度，可以形成確定的安全觀念，有效的保證生態價值，使之有別具一格的特征。最終我們在與改善環境法律制度體系，使之能完美的適合我們國家的社會、環境和經濟。［4］同時，我們要吸取一些新興的技術，推成出新，不斷創造適合我國的社會技術，構成完善的生態安全秩序，對生態安全的深化具有支撐作用。
(三)環境權利生態安全得以實踐，環境權利必不可少，通過一些新型的權利義務機制來實現。人類生活環境的必備狀態是生態安全的重要要義，而環境權利是人有享受舒適生態環境的待遇。因此，環境權利對生態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它既能有效的避免生態安全的虛無，又能為建設生態安全的制度奠定了基礎。
三、環境法的反思
生態安全不僅要對傳統部門進行改革，還要考慮其法律核心。老實來說，實現生態安全要有合理地掌握法律含義，建構環境法的觀念與制度。
(一)生態安全的反思人類對生態安全的認識中，經歷了一系列的辯證過程，在環境法的審查中，更需要進行全面的檢查不足之處，建立新的生態安全觀念，即將人帶入生態系統中，提出生態安全是人與自然兩者之間的安全，它們是一個整體，這進一步展示了傳統部門法安全觀念的重要性，面對生態安全問題存在的挑戰，我們可以從哲學方面探索，并以此擴展傳統法哲學領域，促進法哲學的改革。［5］我國在高風險的背景下，更需要在哲學方面來反思環境法安全觀念。所以，生態安全不僅僅是概念出新，它更需要落實科學發展觀。生態安全致使我們對價值和立法的思考，如何通過創新來保障生態的安全，實現生態文明建設。
(二)生態化變革隨著社會的發展，環境法的目的是用某些特定的法律手段來降低風險增加社會安全。可以看出，環境法已經不再是交易和社會安全，而是人們從生態系統中獲得的利益。因此，環境法面臨著變革。從法的概念上來講，環境法需以可持續發展為新理念，在哲學的背景下進行一代向二代更替。新的環境法不僅要保護當前的利益，還要考慮到未來的發展。
(三)制度的回應從經濟學來看，制度即可指具體的一些制度安排，也指社會中各種制度的綜合。我們這所謂的制度的回應指許多環境法的規章制度組成的制度體系的回應，當然也指具體環境法制度的反響。1．一體化制度體系一體化制度體系包括規則、法律、政策，我們需要保持可持續發展。要求從源頭防護，把保護環境意識穿插于各個環節，提高發展能力。建立與俄羅斯相似的法律體系，以生態安全為前提，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此外，由于系統的復雜和不穩定性，法律漸漸改變了生態系統。由此，法律人從原先理想的，喜歡的規則管理到新的認知，適應的機制，法律通過新的調整辦法解決了管理問題。因此，可以重新考慮規則在生態安全上的功效保證，實現對生態安全的系統化保障。2．一體化的框架體系聯動框架體系有立法、司法和執法，在生態法律方面，我國在很多領域并沒有制定相關的行政法規。因此，因促進環保立法，在環境保護中建立一些基本理念，落實主體功能區的布置、生態功能區的布置，在源頭上保證生態安全。從生態執法方面我們可以看出，應該擴大處罰力度，加強政府對生態安全保護的責任，督視監管部門嚴格執法。從環境司法上可以看出，盡管我國一些法律建立了公益訴訟的制度，但卻在各個方面存在限制。因此，在我國法律的修訂中，對一些環境破壞問題，公民和一些非政府人員有權利對環境問題提出訴訟。由安全觀念的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在不同的部門法下，經歷了一系列的演變。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思想觀念的轉變的意義，并不是簡單的轉換概念或者對理論的假設，而在于對思考角度的轉變和對現實中問題的關注。
四、結語
關鍵詞：城市；生態規劃；基本生態用地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Abstract: Ecological land has not been given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based on ecological land-related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fines basic ecological concepts. Combining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s, combined with existing land-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raised fundamental ecological land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urban; ecological planning;basic ecological land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建設速度大大加快，建設用地的規模逐年增長。而與此同時，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很大的破壞，山峰被削平、河流被阻斷，綠地被侵蝕，自然生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鑒于18億畝耕地紅線的嚴格限定，這些新增的建設用地指標多來源于農用地或者未利用地，如林地、園地、草地或者灘涂等用地類型。而這些用地恰恰很可能是自然生態系統中關鍵的部分，一旦被鋼筋混凝土的城市建設占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都將難以恢復。改良現有的規劃編制方法，通過對土地的生態評價，找到那些最有生態價值的土地，保留這些空間，城市建設盡量占用生態價值較低的土地，從而優化調整城鄉生態安全格局。這也是實踐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的迫切需要。在這個進程中，生態用地的概念很重要，其并不在我國現有的城市規劃用地分類體系中，相關研究一直爭議較大，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清楚界定生態用地的概念和分類。
一、生態用地的研究進展
生態用地在國外尚未作為一個獨立和明確的類型提出，國內最早在1999年，董雅文認為生態要素的空間定位統稱為生態用地；成片森林、湖泊水體、濕地、農業用地以及開敞空間等屬于斑塊狀的生態用地；河流交通走廊、沿海灘涂等屬于現狀或帶狀生態用地。2000年，國務院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中也首次提到了生態用地，并從土地資源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角度提出生態用地是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草地、林地和濕地等。鄧紅兵于2009年在《區域生態用地的概念和分類》中提出，生態用地指的是區域或城鎮土地中以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為主的土地利用類型，既能夠直接或間接改良區域生態環境，改善區域人地關系的用地類型。俞孔堅則認為生態用地是最小生態用地，不包含耕地農田養殖水面等用地，其于2009年在《基于景觀安全格局分析的生態用地研究》中將生態用地定義為：在不同空間尺度上，對維護關鍵生態過程具有重要意義的生態系統（土地單元）及空間部位。榮冰凌在2011年生態學報《中小尺度生態用地規劃方法》中提出生態用地指以發揮自然生態功能為主，用于生產或生活用途以外的，具有重要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或生態環境脆弱、生態敏感度較高的土地。相關學者從不同專業和不同角度對生態用地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和發展。
二、基本生態用地的概念
本研究認為，以上關于生態用地的概念都有道理，但也有失偏頗。筆者認為生態用地從廣義上講應定義為所有可以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土地和未被建筑、人工構筑物、鋪裝覆蓋的地面。包括林地、濕地、草地、水域、農田，也包括荒山、沙漠、鹽堿地、棕地等。耕地的經濟產出，是城市生態系統服務的重要部分，毫無疑問應當計入生態用地。沙漠、鹽堿地等未利用土地，也有可能因處于重要的生態廊道上，影響著城市的生態系統結構，也應當列入生態用地。但是生態用地與規劃實踐相互結合時，便會發現這個定義，不易操作，可能會削弱那些高生態價值的土地的保護。
筆者提出將生態用地分為基本生態用地、潛在生態用地兩個部分。目的是為了使概念更清晰，范圍更明確，也便與操作。其中基本生態用地不是簡單的用地類型的集成，基本生態用地是指有較高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或其空間位置對生態安全格局和關鍵生態過程有重要意義的生態用地。基本生態用地之外的廣義生態用地定義為潛在生態用地。區分基本生態用地和潛在生態用地的關鍵，主要是其生態價值和在生態安全格局中所處的空間位置，以及對關鍵生態過程的影響力。如即使是生態效益較低的裸地，如果處于重要的生態節點上，直接影響著系統的連通性和生態過程，其就應當列入基本生態用地。即使其是生態價值較高的林地，如斑塊面積小，生存物種少，連通性弱，在生態格局中地位較低，則宜列入潛在生態用地。
三、生態用地的分類
1、不同土地類型的服務價值
根據Constanza 等（1997）的研究成果，將全球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進行整理后按照類型排序（見表1）。如果對這些生態系統分為五級的話，海灣和濕地是極高，湖泊河流和海岸是高，熱帶森林是中等，溫帶森林和草地是低，農田最低。那么從土地類型上來說，中等價值以上的用地類型，原則上要劃入基本生態用地中，而溫帶森林、草地和農田等類型只有部分空間位置較為重要的土地需要劃入到基本生態用地中。
表格 1不同土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表格 2 基本生態用地分類表
2、與現有土地利用分類的關系
根據2012年開始實施的新的《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50137-2011》，城鄉用地分類中的非建設用地中，E大類中的水域包含自然水域、水庫、坑塘溝渠，和農林用地以及其他未利用地，和城市建設用地中的綠地及廣場用地中，公園綠地和防護綠地，這些都屬于生態用地的范疇。但是E2農林用地中的農村道路，E31空閑地，G3廣場用地不應屬于生態用地的范疇。這些用地中，在生態格局中位置關鍵的部分，屬于基本生態用地。
3、生態用地分類
結合土地的生態服務價值和功能，在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以市域尺度為例，筆者建議將生態用地分為五類，生態型、防護型、生產型、游憩型、潛在型。其中，生態型和防護型應原則上列入基本生態用地，游憩型、生產型、利用型生態用地要視其空間位置的重要性，部分列入基本生態用地（見表2）。還有一類用地，其實是建設用地，但是位于生態系統的關鍵節點上，阻斷了生態過程，簡稱斷點。這個在規劃上建議要改變土地用途，恢復自然生境，恢復其在生態安全格局的連通性。可以將這類用地，定義為恢復型生態用地。但因為其現在還是建設用地，故不列入五大分類體系中。
【摘要】山地城市的生態安全關系到區域社會的和諧發展和穩定。與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態系統具有復雜性與多樣性、脆弱性的特征。基于對山地城市生態安全概念的理解，指出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系統是由城市實體人居環境空間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生命線系統構成，并提出了保障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策略。
【關鍵詞】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系統；策略
山地是人類聚居空間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其地域環境的復雜性、交通條件的封閉性、建設活動的艱巨性和經濟發展的滯后性，決定了山地人居環境建設的特殊性。但目前對山地的認識和研究尚處在啟蒙階段，山地城鎮人居環境建設經驗積累和實踐探索儲備又不夠[1]，這導致城鎮化過程中破壞性建設嚴重，山地生態失調，環境惡化，生物多樣性銳減，自然災害和工程災害頻繁，使山地城市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本文從界定山地城市生態系統和山地城市生態安全概念內涵出發，提出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系統構成，以及保障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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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地城市生態安全概念及內涵.
城市為人類聚居生存環境，山地城市生態系統是由城市人類及其生存環境兩大部分組成的人類聚居地。與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態系統具有復雜性與多樣性[2]、敏感性與脆弱性 [3]的典型特征。
山地城市生態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態系統安全。本次研究著眼于現實的需要，將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界定為指對城市生態系統過程中影響重大的制約性因素實現良好調控，同時具有較強的應災能力的狀態。基于此概念界定，山地城市生態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態系統的安全以及山地城市生態系統服務于人類的安全，前者是指山地城市人工及自然生態環境共同構成的復雜生態系統處于無危險狀態，后者指山地城市生態系統滿足人類生存需求的可持續能力。
2 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系統
基于對山地城市生態安全概念的理解，結合城市規劃、社會學、經濟學、生態學等交叉學科背景，認為山地城市生態系統安全由城市實體人居空間系統安全、經濟系統安全、社會系統安全和生命線系統安全四個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的部分組成。
2.1 城市實體人居空間系統安全――建設活動
當前中國處在快速城市化時期，用地空間的拓展是城市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也是人居實體空間形成必須的，這里重點關注城市建設活動對生態安全的影響。
1) 城市用地選擇的安全。一般的城市規劃用地選擇時進行的用地適用性評價主要針對用地的災害性條件等方面來進行評價，考慮用地區位條件、城市發展要求及周邊環境的影響。但從城市生態安全的角度，城市用地的選擇還需要綜合考慮其對生態安全影響，并追求用地的選擇不損害城市生態安全，同時能夠適當優化城市生態安全的狀態。在5.12地震中幾乎遭遇滅頂之災的北川縣城就是選址欠科學的例子之一，“山地規劃第一要選擇穩定的場所，一定要避開可能發生滑坡、泥石流和洪水等的地段;……”[4]。
2) 城市土地利用安全，土地是生態環境和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載體，土地利用變化影響的驅動力是影響著生態環境和生態安全的驅動力因素。沈清基指出隨著城市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大，應該增加城市用地類型，具體而言，要對城市不可建設用地進行劃分和規劃，可以有效地保護郊區受城市化的不利影響；增加城市的用地組成類型，用以提高城市的生物多樣性和空間多樣性[5]。
3) 城市建筑與生態安全。城市建筑過密是導致城市氣候改變的重要原因。此外，城市建筑對降水和城區地表徑流也有較大的影響，其中城市高層建筑對城市生態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
4) 人均耕地減少對生態安全的影響。由于城市化、能源生產和交通運輸發展的原因，耕地被占用越來越多，人口增加，導致城市與工業用地擴展占用了大量的沃田良土，必然對農業生產與生態安全帶來不利影響。
2.2 經濟系統安全――產業發展
山地城市在做產業規劃時有其特殊性，首先山地城市可以建設的用地非常少；其次山地城市區域普遍經濟落后，傳統農業種植占較大的份額，對生態環境有特別大的威脅，因此要調整產業結構；最后基于山地地形地貌，產業布局應該與空間地理相結合，經濟與地區優勢和特色相結合。工業生產對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大量消耗資源和能源、產生大量污染、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險性三個方面。應該建立生態化的工業體系，實現清潔生產，發展低碳能源供應系統，形成新的工業范式。
2.3 社會系統安全
居民是城市聚居的主體，它們的價值取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環保意識、社會保障等等都會影響城市的生態安全。
1）人口規模以重慶市為例，在土地資源日益稀缺和城市建設需求不斷增長的情況下，重慶的新建區域常常突破原有城市形態與自然環境的平衡界限，向高坡度、高生態敏感性的山體推進。因此人口規模（數量）和資源供求之間要保持平衡。
2）生活方式居民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會影響城市生態安全，如汽車的使用，汽車產生的噪音、震動和排放的廢氣所造成的大氣污染和臭氣，已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還有生活廢水導致水質惡化的問題和由日常生活中產生的生活垃圾等。
3) 社會保障 有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服務體系，公共服務設施完善，綜合服務能力高。要滿足居民的就業、居住、供應、醫療、保健服務等基本生活需求，使居民享有充分可靠的生活保障。注重對殘疾人、老齡人、失業者、貧民等特殊人群的關懷，犯罪率低，保持穩定安全的社會秩序。
2.4生命線系統安全
一般說來，城市生命線工程系統是指城市供水、供氣、供電、交通、通訊、防災等基礎設施系統，但這里探討的生命線系統還包括城市生態基礎設施。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本質上講是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所依賴的自然系統，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續地獲得自然服務(natures services)的基礎，這些生態服務包括提供新鮮空氣、食物、體育、游憩、安全庇護以及審美和教育等等。它包括城市綠地系統的概念，更廣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務的城市綠地系統、林業及農業系統、自然護地系統，并進一步可以擴展到以自然為背景的文化遺產網絡[6]。城市擴展過程中，維護區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機體的連續性和完整性，是維護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一大關鍵。
3 保障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策略
3.1 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地域觀
本文所探討的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地理范圍雖然指的是城市規劃區，但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從來都是不受行政范圍約束的，特別是山體和水域更是如此。應該將維護國家層面的山地生態安全屏障視為保障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基石[7]。
3.2開展山地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理論支撐
建立符合人類理想的聚居環境，是人居環境研究的本質[8]。影響山地城市生態安全主要誘因來源于人類活動，而對人類活動進行科學引導離不開學術理論的探索――山地人居環境科學。
3.3 建立穩固的安全的生態基底支撐系統
將規劃區范圍內的山脈、水系、沖溝、林地、農田、濕地、荒野等非開發建設的自然資源劃為剛性的絕對保護范圍。可以從深圳的城市生態安全基本生態控制線、浙江臺州制定的分區生態基礎設施的控制性規劃和俞孔堅提出的“反規劃”途徑收到啟發。
3.4 加強山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一是加強道路交通設施建設。通常山地城市的道路交通用地所占比例較小，路面等級低，彎道多，已成為城市社會經濟發展和人居環境改善的瓶頸。二是加強給水、排水、電力、電信、環衛設施建設，特別是要新建、擴建、改建城市污水處理廠和固體廢棄物處理場，提高污水和垃圾的處理率。三是搞好能源供應設施建設，改善落后的燃燒設備、技術及能源供應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四是加強城市防災減災工程設施建設，提高山地城市抵御各種災害的能力。制定防災減災規劃達到“規劃本質安全化”的目的。
3.5 建立山地城市生態安全評價機制
確定影響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關鍵要素，建立評價指標體系，按照一定的評價標準，判斷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的狀態及發展趨勢，以建立應變機制。
3.6 讓公眾樹立正確的生態安全觀
作為“非傳統安全”領域，生態安全在安全目標追求和安全實現機制上都與傳統安全有著重大區別，一方面，生態安全本質上是一種只能由人類生活共同體間共享的綜合性安全；另一方面，生態安全不僅僅追求威脅的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引發人們去共建安全。
4 結語
山地城市生態系統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其安全性具有脆弱性、敏感性和抗干擾能力弱的特點。為此面對山地城市建設的緊迫要求和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嚴峻形勢必須盡快妥善解決山地人居環境建設與維護城市生態安全的矛盾。從人居環境建設角度，認為山地城市生態安全系統是由城市實體人居空間系統安全、經濟系統安全、社會系統安全和生命線系統四個層面組成。和任何系統一樣，該系統的每個子系統發揮自身功能的同時，又相互制約、相互補充。
參考文獻（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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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勁松.山地生態系統的脆弱性與荒漠化[J].自然資源學報，1997，12（1）：10－15
[4] 搜狐新聞.災后重建：規劃要經得起歷史檢驗[EB/OL]. news.省略/ 20080608 /n257367 -771 .shtml,2008-06-08
[5] 沈清基. 環境革命與城市發展[J]. 城市規劃, 2000（4）: 23-30
[6] 劉海龍，李迪華，韓西麗.生態基礎設施概念及其研究發展綜述[J].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專版，2005，29（9）：70－75
關鍵詞：非建設用地；規劃；理論
中圖分類號：F252.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城鄉化建設的不斷加快。城鄉規劃設計已經成為城鄉未來發展的重要依據。在城鄉的規劃設計當中，漸漸的出現了一種新的設計思想，那就是“反規劃”思想，其主要是將城鄉的非建設用地作為規劃開展的首要任務，這種思想也越來越被人接受。可見非建設用地在城鄉發展中的重要性。下面我們就對非建設用地的規劃理論與方法進行一下細致的分析與探討。
規劃的基本概念和類型
基本概念
對于城鄉的非建設用地目前尚未有一個統一認識，其在概念上主要存在這樣三種差別：非建設用地，非城市的建設用地，城市的非建設用地。非建設用地基本概念主要是來自于國家相關土地分類標準的規定，其中包括了農業用地與未利用土地。但是，他將一些能夠發揮出生態功能的用地歸類到了建設用地之中。還有相關專家則將城市的用地分類中，綠地以及城鎮之外的各種綠地還有相關的其它用地與農田等統一歸類為非建設用地；非城市的建設用地，其概念來自于國家城市用地以及規劃建設的用地標準等相關文件。其中主要包括村鎮的建設用地，在規劃期內沒有被用于城市建設中的用地。其強調的是在規劃范圍之內，除用于城市建設以外的土地；城市的非建設用地是說在城市的區域范圍之內，從宏觀再到微觀上的一切人工或者自然的植物群、山水以及具有生態潛能的系列用地。
類型的劃分
在不同的城市之中，根據不同的地質、地理、生態環境以及管理重點等條件對非建設用地的類型進行了較為細致的劃分，例如在杭州有四類，深圳分七類。本文通過非建設用地的特性以及控制管理中的差異將城鄉的非建設用地初步的分成兩級五類。分別是根據管制的強度分成的兩級：引導性與強制性。根據具有的功能分成的五類：戰略儲備、環境改善、資源安全、景觀保護以及生態安全類。
規劃相關的理論基礎
規劃具有的重要意義
非建設用地在規劃上主要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是為了對生態較為敏感的地區以及景觀資源進行保護，確保城市在生態結構上的完整性與連續性，確保區域生態的安全；第二，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出發，有效的控制了發達城市的建成區域無序蔓延，促進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因此，有機的將建設用地與非建設用地有機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耦合的狀態，在城鄉的非建設用地規劃過程中，并不是將建設用地的規劃完全拋棄，而是要打破傳統的規劃方式，在綜合了城市的發展阻力與動力的基礎之上，對非建設用地的范圍進行明確的了解，將城鄉規劃從“引導建設”為主逐漸轉化到“保護控制”上來，最終達到城鄉規劃合理發展的目的。
規劃具有的理論依據
①城市的生態學理論。非建筑用地可以說是城市生態系統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具有開放、動態以及非均衡性等特點。
②景觀生態的規劃理論。利用景觀生態學的理論，構成非建設用地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基質、廊道以及斑塊，通過對景觀的空間結構進行合理的規劃，使這些要素在空間的分布更加合理，保持物質流、能量流以及信息流的通暢。例如動物的淺析，水污染的緩解，氣候的改善等等。景觀生態學所強調的是格局以及生態過程的完整性與連續性。對于單元之間的生態流非常注重。這就需要對水系進行強化，維護生態要素之間的聯系。
③生態服務功能的理論。非建設用地存在很多生態服務的功能，例如保護水源、保持水土、排洪蓄水、降低污染、增濕降溫等等，利用非建設用地的這些功能對城市的土地利用以及空間布局進行有效的優化，是保證城市良好有序發展的重要前提。
規劃內容以及方法
總體的技術路線
對城鄉的非建設用地進行系統合理的規劃，必須要依據城鄉的生態現狀，并且清楚其中存在的問題。透徹分析其生態服務功能以及整個生態過程。了解各個地塊之間生態功能所具有的重要性的高低。進而得到對應的城市生態限制等級，再結合人口的規模以及生態所具有的承載力進行細致的分析，確定非建設用地的空間布局以及用地總量。建立起城市生態的安全格局，整個過程如下圖：
空間布局
大多數的非建設用地都是采用自由式空間布局的方法。主要是由當地的水文條件、自然地貌以及城市建設發展的現狀來決定的。有專家通過景觀的過程進而確定具有明顯戰略意義的空間位置以及聯系，建立起對控制與維護生態過程存在重要意義的生態安全格局。還有專家通過分析規劃區的用地組成，提出了基于自然環境方面的城鄉空間結構。制定出能夠與兩大用地系統相互耦合的土地利用的整體規劃。
規劃控制的方法
城鄉的非建設用地在控制措施方面還比較缺乏，僅僅是在自然保護區域以及基本的農田方面有較為完整的控制法規。因此，要借鑒與城鄉建設用地中的控制指標做法，對城鄉的非建設用地初步的建立起控制指標機制體系，這其中主要包括對生態保護建設的引導以及控制性指標兩項。其中，控制性指標具有非常大的強制性，其主要目的是對用地的類型進行強制性的規定，保證地塊中非建設用地的主體性。生態保護建設的引導通過限建的等級以及限建的要素，對于生態保護的要點、對象、空間布局以及產業的發展等方面做出具有引導性的指標。用以保證生態結構完整性、連續性，保證生態服務功能能夠發揮出最大的效用。
對非建設用地提出的配套政策
為了保證非建設用地的規劃能夠有效的實施，需要制定一套合理的配套政策。其主要涉及的方面有土地、財政、產業、環保以及區域的協調等。比如建立起生態的標準制度，鼓勵環境友好以及資源節約型的企業進行投產。大力發展生態旅游行業以及農業觀光行業。完善生態的補償制度，強化與周邊地區之間的溝通，共同建立區域的非建設用地，確保區域生態的安全。
總結：
本文首先提出了非建設用地的概念，以極其重要的意義進而對非建設用地規劃設計的內容以及控制方法進行了淺要的分析。合理有效的對非建設用地進行規劃設計，有助優化城市土地利用率，優化空間格局的布置，進而保證生態格局的安全，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博.城市禁限建區內涵與研究進展[J].城市規劃學刊，2008(04)
【關鍵詞】生態安全；生態足跡；漢江流域
0 引言
生態安全目前并沒有明確的概念，通常可以理解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生存和發展所需的生態環境處于不受或少受破壞與威脅的狀態[1]，生態安全所表征的是一種存在于人類與其生存和發展環境之間的和諧共生的關系，及不受脅迫的狀態，其最終落腳點是人類安全[2]。由于流域生態安全對流域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明確流域生態安全問題，對與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3]。流域的生態安全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既包括自然的因素，也包括人為的影響。對流域生態安全進行評價，不同的學者基于特定的研究嘗試了不同的方法，但大體可以概括為兩種，一是類在景觀尺度上基于景觀的空間格局指數的評價[4]；一類是基于土地利用/土地覆蓋（LUCC）構建生態安全綜合指數的乘數模型來進行評價，其框架常參照聯合國經濟開發署（OECD）建立的壓力-狀態-響應（Pressure-State-Response，即P-S-R）框架模型[5]。然而，適用于區域和流域生態安全評價的生態模型則并不多。生態足跡法因其能夠較好地將生態學原理和數學模型、資源承載力相結合，以此來分析某地區的資源和能源生態性消費，并與其所擁有的資源和能源相比較，從而判斷其生態性消費是否處于生態承載力的范圍之內及其安全性，同時由于其引入了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使得不同地區間的研究結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是作為生態安全評價中一種原理簡單、方法明確的具有生命力的評價方法[2，6，7]。
生態足跡是指，現有的生活水平下人類占用的能提供資源或消納廢物的、具有生態生產力的地域空間[8]。生態足跡分析法引入了“生態生產性土地”這一概念為各類自然資本提供了統一的度量基礎，所謂生態生產性土地這一概念是指具有生態生產能力的土地或水體[9]。在這一概念的基礎上可以將全球表面的生態生產性土地分為六類，即：化石能源用地、可耕地、牧草地、森林、建成地、水面。生態足跡分析法通過劃分消費項目，計算人均年消費量，并將其消費量折算為人均占用的生態生產性用地的面積，再通過相應的均衡因子將人均占用的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匯總為區域總的生態足跡，以此來衡量某一區域內人口的生態性消費。
在生態足跡分析中通過引入了生態生產性面積的概念，實現對自然資源的統一性描述，把人類社會經濟發展與土地使用聯系起來，并引入均衡因子和生產力系數，進一步實現各國各個地區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的可比性和可加性，此方法在是目前較為科學、并簡單易行的生態模型[6]。然而傳統生態足跡方法，也存在著許多不足和缺陷，傳統的生態足跡方法評價模型的靜態性、貿易調整方法上的缺陷、生態足跡帳戶涵蓋不全、參數取值的片面性、忽略不同類型土地在功能上的兼容性、忽略社會經濟因素對土地生產力的影響等[10-12]，廣為學者們所詬病，對此相關學者進行了相應的探討和模型的改進[13]。自從生態足跡分析方法被引入我國，相關的學者已經開展了大量相關的的理論和實證研究[12-13]。已有學者將其應用于區域和流域生態安全評價的嘗試[14，15]。
1 本研究的思路和目標
漢江流域人口密集，人類活動集中度大，已經對區域生態演變構成巨大壓力，流域的生態安全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本文在選擇漢江流域（湖北范圍內）作為研究區域，參照生態足跡的方法構建生態性消費指標，并綜合統計學分析方法和GIS可視化分析方法，探究研究區的生態安全空間差異和分布特征，為相關研究決策和決策研究提供參考。
2 研究方法和數據處理
2.1 資料來源
本研究采用的人口、居民食品消費量等統計資料來源于《湖北統計年鑒（2014）》，《湖北農村統計年鑒（2014）》，《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2014）》等統計資料；所用研究區邊界及行政界限等圖件來源于1：100萬《長江流域地圖冊》。
2.2 數據處理與計算
傳統的生態足跡方法由于在國能的地區間和城市尺度的研究上，缺乏類似于國家尺度的貿易類型和數量的統計，使得在該尺度上的研究中很難進行合理地貿易調整[11]。因此本研究綜合進行了統計資料和研究目標的分析，以生態足跡理論為基礎，比照生態足跡方法，在全省人均消費量的指標基礎上選取了12種生態性食品消費量綜合構建了生態性消費量的指標。這里只討論生態性生物資源的消費，并未將能源消費納入討論范圍。具體而言，就是依據全省年人均消費（原始數據為鄉村居民）的12種食品消費量（kg），除以世界平均生產力（kg/ha），將其對生物生態性消費量轉化為提供這些消費需要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ha）。然后再通過均衡因子加以匯總，并乘以行政區內的年末人口數量，由此得到縣市總生態足跡（ha）。并以此為基礎，求取單位土地面積上的生態足跡壓力。并對求得的指標進行了基于最大距離法聚類分析（見圖1）和GIS空間可視化表達與分析（見圖2）。
表1 2013年湖北省農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費量
注：因統計數據在統計上缺少湖北省城市居民主要食品消費量的數據，所以通過綜合湖北省城鄉居民收入差別和消費特點，將湖北省城鎮居民的主要食品消費量按照農村居民的1.5倍計算.
表2 均衡因子及匯總農民人均生態足跡消費
注：均衡因子的選取引自世界各國生態足跡計算研究報告，受數據收集所限結合本研究的特點，本研究不討論基于產量因子與生態承載力.
表3 縣市地均生態性消費壓力
注：為了數據表示和分析的方便需要，將生態性消費壓力在總的生態足跡除以行政區面積的基礎上乘以104，這并不妨礙本研究的結論.
2.3 結果與分析
圖1 漢江流域各縣市地均生態消費壓力聚類結果
從表3可以看出，漢江流域各縣市對生態性土地的需求壓力呈現明顯的差異，為了進一步研究這種差異，通過用統計軟件R軟件對生態性消費壓力指標進行聚類分析（聚類結果見圖1）。從聚類結果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漢江流域各縣市的生態壓力區域差異明顯。武漢市的地均生態性消費壓力8.59994，顯著高于整個區域其它縣市。處于中等水平的縣市分別為老河口市、棗陽市、襄陽區、襄樊市轄區、荊門市轄區、應城市、天門市、漢川市、潛江市、仙桃市等縣市。受到較小地均生態性消費壓力的縣市為谷城縣、南漳縣、保康縣、房縣、宜城縣、神農架林區、鐘祥市、京山縣等縣市。通過GIS的可視化表達（見圖2），更加可以看出各個縣市的這種生態消費壓力在空間上差異。地均壓力較小的地區為中部和西北部地區，而武漢市及其周邊的潛江、仙桃等縣市，人口眾多，人口密度大，所受的生態消費壓力較大。結合相關學者對該區域的土地利用雙向動態變化度和土地利用強度的研究[16]，也可以看出武漢、仙桃等地，在這種壓力脅迫之下，不斷提高對區域內的土地利用強度，其生態安全的格局在空間上與本研究有較強的一致性。
圖2 漢江流域地均生態消費壓力分異
3 結論與討論
研究表明，漢江流域各縣市由于各自的發展狀況、資源稟賦和人口壓力不同，所受到的生態性消費的壓力也有著較大差異。并在空間上呈現出特定的分布格局。研究區域的生態消費壓力，并將其差異性在用GIS的可視化手段在空間上加以定位和表達，有利于針對性地制定相應的政策，為維護流域生態安全提供政策參考，促進流域的社會經濟和生態系統健康、協調、可持續發展。
本研究通過使用全省統一的生態性產品的人均消費量作為討論的基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傳統的生態足跡方法在研究不同發達程度地區在消費結構上的差異，因為貧困地區的消費能力和水平比較低，反而得出越貧困的地區，其發展越合乎可持續的要求的結論。
通過聚類分析，探討了流域能不同地區之間在生態性產品消費的壓力上的關系，并在空間上闡釋了這種分異規律。從而為具體的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更加確定的執行政策措施的空間定位參考。
由于受到數據收集的限制，本研究并未量化流域內各縣市的生態承載力的差異，而是采取了統一的單位行政區面積上的生態消費進行討論，不能夠很好地刻畫各個縣市實際自然資源稟賦上的差別，而可能對生態消費壓力產生的不同響應。此外，流域的生態安全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就漢江流域而言，除了生態性消費的直接壓力之外，還受到土地利用與覆蓋變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引起的流域的水資源異動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只是從自然資源消費的空間測度這個側面來探討了流域生態安全，有待進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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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規劃角度提出建議，以期更好地推動海綿城市的研究與發展。
【關鍵詞】：海綿城市；水生態基礎設施；生態優先；雨水利用
1、海綿城市的提出背景
城市化的不斷加深則帶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其中水生態危機尤為突出。城市面臨的水生態問題遠不止洪澇災害，還有水資源短缺和水安全問題與之并存。反觀我國傳統城市建設模式，在應對內澇洪災和水安全問題的能力卻存在明顯不足。
因此，在我國水生態環境惡化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時代背景下，海綿城市作為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有效途徑，被專業領域學者提出和推廣，并成為國家和地方政府解決城市雨洪綜合管理的指導方針和戰略目標。
2、海綿城市概念及意義
我國《指南》中對海綿城市的概念進行明確定義：指城市能夠像海綿一樣，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下雨時吸水、蓄水、滲水、凈水，需要時將蓄存的水“釋放”并加以利用。該簡單概念背后隱含的深層內涵，可以具體分解為：一是，海綿城市面對洪澇或者干旱時能靈活應對和適應各種水環境危機的韌力，體現了彈性城市應對自然災害的思想；二是，海綿城市要求基本保持開發前后的水文特征不變；三是，海綿城市要求保護水生態環境，將雨水作為資源合理儲存起來，以解城市不時缺水之需。現代化城市建設過程當中，海綿城市的應用有利于解決水資源短缺、內澇頻繁發生、水生態惡化等突出問題，為建設海綿城市提供重要保障[1-2]。
3、海綿城市發展歷程
3.1國外研究發展歷程
通過國外文獻研究發現，海綿城市的概念最早被澳大利亞研究學者用來隱喻城市對周邊鄉村人口的吸附效應。近年來，多有學者運用該概念來形象比喻城市吐納雨水的能力。Ignacio F. Bunster-Ossa用海綿城市來形容城市像海綿一樣處理雨洪自然事件問題的彈性能力，并以三個案例說明了從規劃到設計不同尺度的具體雨洪管理設計方法，包含雨洪滯留和過濾等景觀手法的應用。2015年 1 月，美國《晨報》（Morning Edition）也展_了建設海綿城市的討論 。國際上關于“海綿城市”的相關理念與政策很多，盡管這些理念的名稱不同，但所采取的工程措施基本涵蓋：透水鋪磚、雨水花園、綠色屋頂、植草溝等雨水滲透、滯留設施，以及生物滯留池、濕地等雨水貯存設施。
3.2國內研究發展歷程
通過研究國內文獻研究發現，國內關于海綿城市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北京大學俞孔堅和李迪華教授共同出版的《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交流》一書中最早將“海綿”的概念比喻自然濕地、河流等對城市旱澇災害的調蓄能力。
在我國海綿城市概念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出現了多種概念名稱叫法，主要有綠色海綿、海綿體城市、生態海綿城市等，這些概念在改變傳統雨水排放模式、提高城市自然蓄水排水的能力、運用生態途徑解決城市水環境問題等方面展開了不同程度的探討研究，與海綿城市有著異曲同工的緊密聯系，最終在國家政策層面確定了海綿城市概念的統一和完善[1-2]。
4、海綿城市構建途徑與措施
主要分為水生態系統功能主體保護與修復和源頭管理與控制技術（區域低影響開發）。其中，水生態系統功能主體保護與修復主要包括：識別水資源保護生態斑塊、保護水系網絡及生態系統、修復已破壞的水生態斑塊及網絡、源頭管理與控制技術（區域低影響開發）等。根據城市降雨過程，區域低影響開發技術主要分為截留技術、促滲技術和調蓄技術3種。其中，截留技術是通過材料或者結構，將降雨過程中雨水形成徑流的速度減緩，通過增加雨水匯集的面積來達到延緩徑流目的的技術，如綠色屋頂及植物群落冠層截留等 [1-2]。
5、研究進展現狀概述（共識與爭議）
5.1三點共識
海綿城市理論產生至今，學術界達成了以下三點共識：
（1）海綿城市的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2）內澇和水體黑臭等一系列問題雖然最終表現在水體上，但是其產生原因涉及人類活動特別是城市建設的方方面面，不能“就水論水”。解決問題必須在統一規劃的引領下完成，不是單一部門。（3）國外經驗是值得借鑒和總結的，但同時要注意的是，國內外城市規模、密度、居住習慣和發展水平不同導致的差異值得重點關注。
5.2七點爭議
2014年10月，《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的頒布，使海綿城市圈形成了“灰色”“綠色”“灰-綠結合”三派鼎立的局面。爭議焦點大致總結為以下七點：（1）城市海綿概念可行性（2）綠地用來調節徑流的可行性（3）綠地承擔滯洪作用的可行性（4）城市保存雨水和充實地下水的方式（5）海綿城市解決水質污染問題的可行性。（6）建設海綿城市是否更省錢。（7）海綿概念是否可發展。
積極利用綠色海綿體保護和儲留雨水是一項積極善意的發展，但前提條件是城市擁有充足的綠地，雨水沒有被污染。城市海綿體對治理洪澇能起多大作用，需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分析。我們不能把海綿城市當做是解決城市洪澇問題必須且唯一的靈丹妙藥，應該打破僵化的思維方式，站在更高的層面、更大的時空尺度上來觀察雨洪管理的問題
結束語
雨水不是負擔，而是寶貴的資源。在城市景觀設計中，將水資源、土地資源等生態平衡納入設計理念中，建立海綿城市是我國城市建設發展的必然趨勢，而我國當前所面臨的資源
問題和環境問題日益嚴峻，進一步表明我國建設海綿城市的必要性，因此，只有更好的將海綿城市設計與城市景觀設計結合起來，才能有效解決城市地表水存儲問題，減少城市生態環境惡化現象，進而促進我國現代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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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危害或災害的反義詞，它與危害（或災害）的風險緊密聯系。危害（或災害）的風險愈小，安全度就愈高，反之亦然。水安全問題通常指相對人類社會生存環境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水的危害問題。例如，水多了（發生洪水災害，導致人的財產損失，人口死亡問題）、水少了（發生干旱、水資源短缺以及引起的生態環境退化、人類生存環境損失）和水臟了（水污染導致的病害健康問題、人口死亡問題）。
中國是降水時空分配非常不均勻、“水“的問題十分突出的發展中國家。水多了（洪澇災害）、水少了（干旱、水資源短缺）和水臟了（水污染問題）業已成為制約中國可持續發展最為重要的限制因子，其緊急程度已經危及人類基本環境和生存問題和國家發展利益的安全問題。
在水安全問題研究中，水資源安全問題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1]。水資源安全通常指水的供需矛盾產生對社會經濟發展、人類生存環境的危害問題。20世紀末，不滿足可持續水資源利用的模式和環境問題導致嚴重的水資源安全問題，業已引起國際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2000年3月，在荷蘭海牙(Hague)召開了“第二屆世界水論壇及部長級會議”。會議主題是：水的安全：從洞察到行動，全世界140多個國家首腦或部長，3000名科學家出席會議。21世紀水安全面臨7個主要挑戰[23]：
（1）滿足基本需求（meetingbasicneeds）
（2）保護生態（protectingecosystems）
（3）食品安全（securingthefoodsupply）
（4）水資源共享（sharingwaterresources）
（5）處理災害（dealingwithhazards）
（6）水的價值(valuingwater)
（7）科學管水(governingwaterwisely)
因此，水資源安全已經成為水資源研究的國家前沿熱點，受到世界范圍的注目。
水資源安全問題研究主要有：水資源安全的范疇，水資源安全的度量，水資源安全評價和水資源安全保障體系的建設等方面。從學術研究，水資源安全的度量最為關鍵。核心問題是：回答如何量度水資源安全程度和如何保證水資源安全？我們的觀點是：水資源承載力是水資源安全的基本度量。因此，研究水資源承載力對于認識和建設水資源安全保障體系尤為重要。
“承載力”一詞，亦稱“承載能力”（CarryingCapacity），起源于生態學，用以衡量特定區域在某一環境條件下可維持某一物種個體的最大數量[1]。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全球資源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資源是支持地球上生命系統和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其量和質是有限的，它們滿足人類現在與未來發展需要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關于生態承載力的一個較早的概念，是由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在其出版的《保護地球》一書中提出的。他們把承載能力定義為一個生態系統所能支持的健康有機體即在維持它的生產力、適應能力和再生能力的容量。后了“承載力”概念得到延伸發展，比較多地用于說明生態系統、環境系統、資源系統承受發展和特定活動能力的限度。因此，生態承載力、環境承載力、資源承載力等諸多概念也相繼出現。
1974年，Bishop在《環境管理中的承載力》一書中指出“環境承載力表明在維持一個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一個區域所能永久地承載的人類活動的強烈程度”[2]；高吉喜（2000）在其關于生態承載力的研究別指出：環境承載力是指在一定生活水平和環境質量要求下，在不超出生態系統彈性限度條件下環境子系統所能承納的污染物數量以及可支撐的經濟規模與相應人口數量[3]。此外，一些學者還從經濟、社會、環境、發展等方面對全球承載力進行了探討（Cohen，J.E.,1995；Sagoff,M,1995；Daly，H.E.，1995，1996）[4][5][6]。然而無論是生態承載力、環境承載力抑或全球（區域）承載力都是一個比較泛化的概念，如何描述和量化，實施和操作性不強，目前的研究還不深入。事實上，在對作為生態環境組成要素的各項自然資源的承載力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的時候，是無法對生態環境承載力做更深入的研究的。
相比之下，當前對資源承載力的研究則獲得了更多學者的關注。對自然資源承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水和關鍵礦產資源方面。1949年美國的Allan將土地資源承載力定義為：“在維持一定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前提下，一個區域能永久地供養人口數量及人類活動水平”。50-70年代，國外許多學者探討了土地承載力的計算依據為：在確保不會對土地資源造成不可逆的負面影響的前提下，土地的生產潛力能容納的最大人口數量。同時，對承載力的研究從靜態轉向動態，Millington等應用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以各種資源（土地、水、氣候、能源等）對人口數量的限制，計算了澳大利亞的土地資源承載力。1986年我國也開始了題為“中國土地資源生產力及人口承載量”的研究，研究者認為土地資源承載力通常是指：一個區域在一定的農業技術條件下，土地用于食物生產所能供養的人口數量；或在一定生產條件下，土地資源生產力所能承載一定生活水平下的人口限度。由此，關于土地和水資源承載力的研究在中國全面展開[7]。
承載力概念的演化與發展是對發展中出現問題的反應與變化結果。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產生了不同的承載力概念和相應的承載力理論。如針對環境問題，人們提出了環境承載力的概念與理論，針對土地資源短缺問題，人們提出了土地資源承載力的概念與理論。而“水資源承載力”一詞，則是隨著水問題的日益突出由我國學者在80年代末提出來的。水資源承載力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持續發展過程中各種自然資源承載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且往往是水資源緊短和貧水地區支持人口與發展的“瓶頸”,它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發展和發展規模有至關重要的影響。進入90年代以來，在地區和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已是普遍的共識，而水資源短缺與“水資源安全”問題也已成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作為可持續發展研究和水資源安全戰略研究中的一個基礎課題，水資源承載力研究已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并成為當前水資源科學中的一個重點和熱點研究問題。
2．水資源承載力的定義
水資源承載力最早是源自生態學中的“承載能力”（CarryingCapacity）一詞，是自然資源承載力的一部分。近年來，我國不少學者在資源承載力、環境承載力等概念的基礎上對水資源承載力的定義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茲選取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列舉如下：
（1）在某一歷史發展階段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條件下，水資源對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支撐能力[8]。（劉燕華，1999）
（2）某一歷史發展階段，以可預見的技術、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為依據，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以維護生態良性循環發展為條件，在水資源得到合理開發利用下，該地區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最大容量[9]。（李令躍，2000）
（3）一個流域、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在不同階段的社會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在水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的前提下，當地水資源能夠維系和支撐的人口、經濟和環境規模總量[10]（何希吾，2000）。
（4）一定的區域內，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下，天然水資源的可供水量能夠支持人口、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能力或限度[2]。（馮尚友，2000）
（5）可理解為某一區域的水資源條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響下，以可預見的技術、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水資源的動態變化為依據，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以維護生態良性循環發展為條件，經過合理優化配置，對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撐能力。（惠泱河，2001）
總之，盡管已有的水資源承載力定義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其思路并無本質上的差異，都強調了支撐能力的概念。但是，對水資源“承載力”本身的內涵，表達比較宏觀。
結合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有關項目初步研究，作者的觀點是：水資源承載力可定義為“在一定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階段，滿足生態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能夠維系有限發展目標的最大的社會-經濟規模”。因此，水資源承載力是一個度量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受水資源制約的閾值，它通常用滿足生態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有限目標需求水量的供需平衡退化到臨界狀態所對應的單位水資源量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規模（如GDP）等指標體系表達。
顯然，水資源承載力受水的供、需矛盾雙方影響，它需要從受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的水循環系統出發，通過“自然生態-社會經濟”系統對水的需求和流域能夠提供的多少可利用水資源量的“支撐能力”方面加以量度。一種概化的水循環與水資源供需關系如圖1所示意。
圖1量化水資源承載力的系統關系示意
核心問題是：在一定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階段和生態環境保護目標下，一個流域/區域的可再生利用的水資源量究竟能夠支撐多大規模的社會經濟系統發展？如何合理管理有限的水資源（開源與節流），維持和改善陸地系統水資源承載能力？
考慮到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現實與長遠意義，對它的理解和界定，要遵循下列的事實：
·變化環境下（即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的水循環是水資源演變和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基礎。因為一個流域和區域的水資源承載能力大小，直接與該流域和區域的可利用水資源量與質有本質的聯系。而區域可利用水資源量又決定于在不但變化的自然環境（包括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水文循環規律及其控制的水資源形成規律。
·需要把把它置于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概念的框架，建立在生態系統完整、水資源持續供給和水環境長期有容納量的基礎上。生態系統需水是水資源承載力必須要考慮的重要、方面。
·需要從“水循環-自然生態-社會經濟”系統耦合機理上綜合考慮水資源對地區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支撐能力；
·水資源承載能力度量除了水循環和水資源變化的自然屬性影響外，還取決與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有限目標。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目標不同，相應的承載能力也不一樣。
因此，水資源承載能力的大小是隨水資源開發階段、目標和條件不同而變化，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概念。它不僅是水文循環、水資源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與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系統的耦合研究密切相聯，是可持續發展重大的國家需求研究的問題。
3．水資源承載力的度量與計算方法
由圖1的系統關系和水資源承載力的定義，可以導出水資源承載力的度量與計算方法。主要過程概述如下：
（1）水資源總量（W）：它指流域水循環過程中可更新恢復的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總量（WL）。流域水循環受自然變化(包括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可更新恢復的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量也在不斷變化。另外，除了本地產生的水資源量外，人工跨流域調水（WT）可以增加本流域（或地區）的水資源總量。由于流域水循環降水和徑流形成的不確定性，對應不同保證率的水資源量，有流域水資源總量關系
W=WL+WT
（2）生態需水量（We）：生態系統是流域水循環和流域環境系統的基本部分，滿足一定環境要求的最小生態需水量（We）首先應該加以估算。它們通常由河道外的生態需水的估算（如天然生態需水、人工生態需水等），和河道內的生態需水估算（如防止河道斷流所需的最小徑流量等）構成。
（3）可利用水資源量（WS）：流域可利用水資源量是指在經濟合理、技術可行和生態環境容許的前提下，通過技術措施可以利用的不重復的一次性水資源量。在概念上，維系生態環境最小的需水量需要扣除，以保證生態環境容許的前提條件。因此，原則上講，可利用水資源量可以通過流域可更新恢復的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總量加上境外調水扣除生態需水量加以估算，即：
WS=aWL+WT–We
式中：a為反映工程技術措施的開發利用系數。
（4）水資源需求總量（WD）:流域社會經濟發展規模水平可以表達為人口數量(P),國民生產總值(GDP)或凈福利(H)等指標。因此，它們對水資源需求包括：人口需水(Wp)，工業需水(WI)，農業需水(WA)，環境和其它需水(WM)等。因此，社會經濟發展對水資源需求總量（WD）可表達為：
WD=Wp+WI+WA+WM
（5）流域水資源承載力的平衡指數（IWSD）：為了描述水資源的承載力，首先需要定義流域水資源承載力的供需平衡指數（IWSD）即：
很顯然，當流域可利用水量小于流域社會經濟系統的需水量，即,有,這說明流域可供的水資源量不具備對這樣規模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支撐能力。流域水資源對應的人口及經濟規模是不可承載。但是，通過調水增加WS和通過節水減少WD可提高IWSD。反過來，當流域可供水量大于等于流域社會經濟系統的需水量，即,這說明流域可供的水資源量具備對這樣規模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支撐能力，流域水資源對應的人口及經濟規模是可承載，供需為良好狀態。
（6）水資源承載力的分量測度：如何量度流域水資源的承載力呢？由定義和上述水資源承載力的供需指數可知，首先需要建立研究對象的“水-社會經濟-環境”系統關系。它們的作用是將水資源量支撐的環境、社會經濟系統規模（如人口數或人口密度、人均GDP工業產值、農業產值、水環境污染級別等）聯系起來。然后，通過一定的水資源開發利用階段與有限發展目標，分析識別出由供大于需,即IWSD>0可行域退化到IWSD＝0，即系統供需平衡達臨界狀態的水資源WS=WD所對應的流域人口數（P）和社會經濟規模（GDP）等等指標參數。記水資源供需平衡達到臨界狀態的可供水資源量為，進一步，可以定義水資源承載力的各個分量，即：
意義是：λ1表明維系現狀/目標水平的人口規模所需要最少水資源量WS；λ2維系現狀/目標水平的經濟規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資源量WS。
流域的綜合水資源承載力（F）是其分量的集成，例如，
λ=人均GDP/WS=(GDP/p)/Ws
（7）單位水資源量承載力的度量：為了達到水資源承載力分量和總量可比性的目的，可以進一步轉化水資源承載力分量為某單位水資源量的承載指標參數。例如，當統一轉化W0為億m3的可比單位水資源量，有對應的水資源承載力的各個分量，即：
上述公式中的就是流域系統第i個水資源承載力分量。例如，F1的單位量綱是每億m3的人口數目，說明該流域每億m3可利用水資源量能夠承載的最大人口數。同理，F2的單位量綱是每億m3的GDP，它說明該流域每億m3可供水資源量能夠承載的經濟發展最大規模的GDP。
同理，流域的綜合水資源承載力（F）是其分量的集成。例如：
F=人均GDP/億m3=(GDP/p)/W0
4．西北干旱區水資源承載力綜合研究的關鍵問題
廣義上的西北地區包括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和內蒙古的西北部，總土地面積為374萬km2，占全國的39%，總人口約1億，占全國的8%。涉及西北內陸河流域（包括新疆的部分外流河流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瀾滄江流域。本文討論的范圍，界定在西北內陸河干旱地區。
西北干旱區水資源承載力綜合研究的關鍵問題有：變化環境的流域水循環模擬研究，生態需水研究，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水資源需求研究，流域水資源承載力的計量，西北干旱區水資源承載力綜合。下面重點討論水循環模擬，生態需水和指標體系問題。
（1）變化環境的流域水循環模擬研究
水文循環是聯系地球系統地圈~生物圈~大氣圈的紐帶，是全球變化三大主題碳循環、水資源和食物纖維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它受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決定水資源形成與演變的規律。因此，人類活動經濟開發和影響劇烈地區的水循環與水資源安全研究，是21世紀資源環境學科領域一個十分重要的方向性問題。
目前水科學發展的前沿問題突出反映在：水文循環的生物圈方面，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水資源演變規律，水與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等社會經濟相互作用影響等。因此，水文循環需要考慮地球生物圈、全球變化以及人類活動等方面的影響。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代表國際地球學科發展前沿，水文循環的生物圈方面(BiosphereAspectsofHydrologicalCycle，簡稱BAHC)是IGBP的核心之一。它注重陸面生態-水文過程與空間格局的變化規律和受人類活動影響的關鍵問題。進入90年代末，變化環境（即全球變化與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水文循環研究成為熱點。
人類活動對水文過程的影響，集中表現在對下墊面的改變上，改變流域下墊面的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條件，可概括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變化。下墊面條件發生變化了，水文過程的各環節也相應發生變化，如蒸發、入滲、產流的量會加大或減小，水循環的路徑和速率也會發生變化，也就是說，利用原來的降水-徑流關系不能反映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后的流域降水徑流形成規律和水文循環過程，分析人類活動（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對流域徑流形成規律的影響成為當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基礎問題。
以河西走廊的黑河流域為例，由于中游引水等人類活動的劇烈影響，已經完全改變了流域中下游水循環關系，造成下游流量減少和斷流，產生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為了說明黑河干流的水資源變化，我們將黑河干流上游出流控制水文站（鶯落峽站）及下游輸水控制水文站（正義峽站）1959年以來的實測流量資料進行了分析比較。根據1959-1998年實測資料統計，黑河鶯落峽多年平均流量49.83m3/s，相當于年徑流量15.71×108m3，正義峽多年平均流量31.05m3/s，相當于徑流量9.80×108m3，鶯落峽流量高于正義峽流量18.78m3/s，相當于區間多年平均每年損耗水量5.92×108m3。
從兩站流量多年變化趨勢看，鶯落峽站水量歷年變化平穩，年際變化不大，甚至還稍有上升。正義峽站水量不僅遠遠小于鶯落峽站，且水量在逐年減少（圖2），兩站水量年均差值越來越大（圖3）。
圖2黑河鶯落峽及正義峽歷年徑流量變化圖
圖3鶯落峽-正義峽年均流量差值圖
造成下游水資源量減少的原因：中游張掖地區人口持續增長，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用水量急劇增加，導致黑河干流水資源大量損耗，水資源的變化與人類活動的關系密不可分。
因此，深入研究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的黑河流域水循環規律，是建立黑河流域水資源承載力模型的重要基礎。
（2）生態需水研究
中國西北地區氣候干旱、水資源短缺，水已經成為中國西北地區環境與發展最大的限制因子。實際觀測與實驗研究表明，水對生態環境質量有明顯的限制作用，生態系統對水的需求也存在脅迫響應的機制。生態環境需水量是維系生態系統平衡最基本的需用水量，是生態系統安全的一種基本閾值。因此，生態環境需水估算問題成為生態環境建設依據的重要基礎。確定不同生態類型的生態需水量，是生態環境建設區域配置的重要內容，是建設生態環境系統的關鍵。這也是中國工程院咨詢項目“西北地區水資源合理配置、生態環境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中第2課題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IGBP）等大的科學計劃推動，如水文循環的生物圈方面（BAHC）實施，國際國內對生態環境需水問題十分重視并且已有了一些研究。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項目有關課題，如“西北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對策研究”等，利用土地利用/覆被變化的遙感信息對區域生態需水進行初步的估算。中國工程院一期咨詢項目《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所完成9個專題報告中對生態環境用水也做出初步的測算，取得一些進展。但是，目前有關生態需水的研究仍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人們對“生態需水”問題理解還不盡相同。目前，與生態需水有關的概念和定義有多個方面，如“生態需水”、“生態用水”、“生態環境耗水”等。不同人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有不同的理解與解釋。總之，生態環境與水文水資源以及人類生存環境的交叉研究，面臨許多挑戰，也存在不同的學術觀點與看法。
由于目前對“生態需（用）水量”一詞，還沒有確切的或者得到公認的定義，因此在對它的理解與計算上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總的來看，多數認為：生態需水量是指在水資源短缺地區為了維系生態系統生物群落基本生存和一定生態環境質量（或生態建設要求）的最小水資源需求量。它包括天然生態保護與人工生態建設所消耗的水量。其內涵：以可持續發展為前提的天然生態保護與人工生態建設的需水，其外延包括地帶性植被所用降水和非地帶性植被所用的徑流。因此，生態需水量可以理解為維系一定生態系統功能所不能被占用的最小水資源需求量，包括天然生態和人工生態，其計算有河道內和河道外之分。基礎是自然變化和人類活動影響下的流域水循環規律的認識與模擬。
·河道外的流域上的生態需水的計算
根據補給來源，生態需水首先可以分為降水性生態需水和徑流性生態需水。降雨形成徑流以及徑流運動過程中，地帶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態系統完全消耗降水量，非地帶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態系統消耗徑流量為主、降水為補充，處于地帶性與非地帶性的交錯過渡帶以消耗降水為主、徑流為補充。
從生態系統形成的原動力又進一步分為天然生態需水和人工生態需水兩大類。從植物生理角度分析生態需水，可以得到天然植被或農作物正常生長時的總騰發量ET。其水分來源有兩部分：直接利用的有效降水，以及通過水利工程直接或間接利用的供水。
區域生態需水計算應該以流域為單元，建立變化環境下的流域水循環模型，如圖1所示意。然后，充分利用高分辨率的土地利用遙感信息，結合陸面水文生態實驗站的校核分析識別確定。對于每個流域，結合其生態特點和水循環特點，確定一級分區為山區、平原綠洲、過度區、荒漠無流區。為了突出人類活動影響，在山區和平原綠洲中進一步區分天然生態系統和人工生態系統，作為二級計算分區。二級計算單元內在以土地利用單元作為三級計算分區,由遙感信息土地利用圖上讀取各類生態面積單元。對三級分區的每一項，單獨計算其生態需水或經濟需水。在計算中考慮了天然植被或人工植被對徑流性水資源和降水性水資源的同時利用。國家“85”科技攻關項目中的一種基于水循環概念的流域生態需水計算框圖如圖6所示意（細節略）。
·河道內的生態需水的計算
河道內的生態需水的計算主要考慮的問題是維系河流湖泊水系的生態平衡的最小水量。主要考慮的方面有：
維持河湖水生生物生存的最小需水量；
維系城市人工生態環境景觀的最小需水量；
防止河流泥沙淤積所需最小徑流量；
防止河流水污染的最小水量；
防止海水入侵所需維持的河道最小流量；
防止河道斷流、湖泊萎縮所需維持的最小徑流量
通常需要通過流域水循環模擬、枯水分析后，在給出一定生態環境標準（或要求）下確定上述多個的最小流量組合的閾值（具體方法討論略）。
（3）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及計算方法
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的建立是水資源承載力研究中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核心是用什么指標體系反映“社會-經濟-環境”系統的發展規模與質量？目前，借鑒土地資源承載力的概念，采用在水資源可供給量所能維持生產的糧食產量的基礎上計算水資源承載力的方法顯然將問題過于簡化了[10]。
從目前的認識，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的選取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有人從定義出發直接選取可支持人口數量、工農業發展規模等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指標作為衡量水資源承載力大小的依據[14]。也有人從水資源可供水量、需水量，可承載人口、社會、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規模，水環境容量等方面綜合考慮建立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層次分析方法進行評價[15]。
本文建議，從水資源承載力的基本概念出發，通過水循環系統模擬，水資源評價、生態需水估算和社會經濟對水的需求分析，選取計算參數，主要有：對應不同保證率的水資源量，最小生態需水量，可利用水資源量，水資源需求量（包括人口需水，工業需水，農業需水，環境和其它需水等）；通過流域“社會-經濟-環境”系統的實際分析，確定水資源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如水資源承載力的平衡指數（IWSD）等。運用本文提出的量化方法，獲得比較具體和實在的水資源承載力的度量結果，如維系現狀/目標水平的人口規模所需要最少水資源量，維系現狀/目標水平的經濟規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資源量等。
總之，希望概念清楚，基礎扎實、評價方法簡單、可比性好。這方面研究工作需要在實際中發展和完善。
4．結語
水資源承載力的研究在我國雖然已有諸多研究課題和論述，但總的來說，已有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對水資源承載力的評價與計算等方面，還沒有形成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成熟的理論和方法。筆者“拋磚引玉”。希望在其概念、新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方面開展研討。幾點建議如下：
（1）加強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水資源承載力研究涵蓋了從理論到實證，從“水-生態-社會經濟”多學科基礎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從變化環境下的水文循環水資源演變規律到流域水文生態、植被耗水機理等微觀領域，從水文水資源科學到社會經濟科學、規劃科學等不同層次、不同學科的研究范圍，并以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系統動力學方法、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方法等作為技術手段，因此，迫切需要加強學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2）技術方法的創新
目前制約水資源承載力研究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數據的獲取與分析處理。GIS在支持與水文和水環境有關的地理空間數據的獲取、管理、分析、模擬和顯示，以解決復雜的水資源、水環境規劃和管理問題方面顯示了其強大的功能[17]。水資源承載力研究必須突破陳舊的數據獲取與分析手段，充分利用現代先進技術，將地面水文觀測與空中遙感信息相結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統進行數值計算和模擬，并將現有水資源承載力數學模型方法與GIS集成，這是水資源承載力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一個關鍵所在。
（3）研究領域的拓展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關鍵詞： 國內外；生態政治理論；研究述評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圖分類號：G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日益嚴重，對生態政治理論的研究已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國內外學者對什么是生態政治、生態政治包含哪些內容、生態政治具有怎樣的價值以及如何建設生態政治，從各自不同的研究視角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
1國內外關于生態政治的內涵研究
生態政治作為目前比較熱門的一個話題,國內外對其有不少定義。由于側重點不同以及生態政治本身的復雜性，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國外代表性的觀點主要包括：其一，羅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態政治解讀為生態（綠色）思潮、生態（綠色）運動和綠黨三個層面。其二，美國學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納克（Spretnak）把生態政治一方面理解為一種生態運動，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綠色政治學。其三，丹尼爾?A?科爾曼將生態政治解釋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通過重溫公民權利和社群合作，通過把地球理解為我們的家園而實現的生態化生活方式。
國內對生態政治內涵研究的代表性觀點主要包括：其一，《中國大百科全書》（1992）將生態政治擴展為政治生態，認為生態政治學是運用生態學的觀點研究社會政治現象的一種理論和方法。其二，劉京希（1998）把生態政治理論解釋為是研究政治體系及其機制的“內生態”以及政治體系在動作過程中與社會及自然環境間生態關系的理論。在內涵上他把生態政治理論從以對自然生態的維護為中心轉變為以政治的生態化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態政治理論的研究從政治自然生態層次推進到政治社會生態層次及政治體系內生態層次。其三，吳海晶（2003）從綜合角度指出生態政治既是觀念、運動,又是力量和理想。作為觀念,它反映了人類對其生存狀況的關注和思考；作為運動,它表明了人們對無度生產、無度消費所造成的環境破壞的抗議和反對；作為力量,它顯示了政府、公眾、環保組織、國際社會保護生態環境、維護生態安全的信心和勇氣；作為理想,它寄托了人類對生態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國內外關于生態政治的內容研究
西方生態政治理論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影響較大的理論主要有三種：綠黨政治理論、環境安全理論和生態學理論。綠黨政治理論是西方生態政治理論中主題最為鮮明、結構最為系統的理論。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態學理念。綠黨以生態學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為基礎，探討自然、技術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強調保護生態環境，倡導生態優先原則。二是社會責任理念。綠黨政治理論認為，社會責任感等同于社會正義。一個社會或社群不能以損害他人利益來謀求自身的環境安全，要堅持環境正義，實現社會正義。三是基層民主理念。綠黨的民主目標是國家與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們有權決定政治、經濟、文化影響他們生活條件的方式和選擇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綠黨的政治目標是把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粗暴關系變成一種平衡和尊重的關系。五是女權主義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來”是綠黨政治理論的重要理念。它強調男女平等，反對壓迫和剝削婦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綠黨強調全球責任，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堅持“胸懷全球,行于當地”。
環境安全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它是從安全的視角來認識和思考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問題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影響。1977年美國環境專家萊斯?R?布朗在《建設一個持續發展的社會》中從理論上首次將生態環境因素納入安全概念和國際政治范疇，提出應重新界定國家安全的范圍。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首次提出“環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21世紀議程》，將環境保護與“一個更安全更繁榮的未來”以及“人類對安全穩定的自然環境的需求”聯系起來。
生態學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綠色運動”中，認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解決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本路徑在于變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它的基本理論觀點包括：其一，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危機都根源于生態危機，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價值取向；其二，生態危機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并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三，主張立足當代現實,“超越”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用“異化消費”論去“補充”；其四，要求重新評價工業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張建立一種“無增長的”經濟模式；其五，主張用小規模的技術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規模的技術，使生產過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認為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在于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從國內對生態政治理論內容的研究來看，由于我國學術界研究生態政治理論較晚，目前并沒有形成一個較完整的、統一的理論體系。陳清碩（1995）認為生態政治學以社會生態的政治問題及其影響為研究對象,其主要的研究內容是探求社會生態系統與社會政治系統的相互關系及其規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會生態與社會政治能夠相互適應與協調發展。肖顯靜（2000）認為生態政治研究的主要內容，首先是選擇正確的人類社會發展道路以擺脫環境危機，其次是對市場體制的政府干預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第三是建立當代國際政治新秩序，解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張連國（2006）在系統介紹國內外生態政治學研究的現狀的基礎上指出生態政治的基本內容是“政治生態體系”觀，它是以人為主體的生命與其環境之間，以及人所組成的“政治體系”與“社會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之間的協調關系模式。
3國內外關于生態政治的價值研究
綠黨政治是以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以反對傳統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為內容,突出強調人類整體利益和未來人類利益的新的政治運動。環境安全是環境問題與安全問題結合形成的一種新概念，它不同于傳統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安全問題。環境問題日益惡化所引起的環境安全問題構成了人類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挑戰，相關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盡管目前對與環境安全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尚未形成統一的認識，但它喚醒了人們的環境安全意識，并已為全世界各國所廣泛接受。生態學是西方學者在危機理論的基礎上，運用生態學與相結合的觀點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成因及解決生態危機的路徑進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態政治理論的獨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蔡先鳳（2003）認為生態政治的興起堪稱20世紀中后期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事件,它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力量對比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進程都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王治軍（2008）指出生態政治理論在對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將生態問題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將政治問題從人類社會擴展到自然環境。
4國內外關于生態政治的建設研究
西方生態政治理論研究基本沿著“深綠”與“淺綠”兩個方向展開。“深綠”的生態政治理論認為只有用生態思維、生態智慧重新建構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從根本上改變對政治的理解和建設才能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淺綠”的生態政治理論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態環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只有徹底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生態社會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環境問題。
包心鑒（2001）認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政治與政策出路在于加強政府在環保方面的意識與責任：一是加強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實行一種后現代化的社會發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視政治家在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中的作用。賽明明、孫發峰（2006）認為應該從政治和社會的深層角度、特別是從政府的權力和責任出發,從制度和機制層面,從公眾廣泛的參與權力和途徑等視角來思考和進行我國的生態政治建設。
5生態政治理論研究現狀述評
國內外學者面對日益凸顯的生態環境問題，從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對生態政治理論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提出了許多關于生態政治理論的有益成果，對我們在新形勢下有效應對與化解生態危機提供了重要的借鑒。但從根本上說，國內外學術界對生態政治理論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許多學者偏重于宏觀層面的研究，學理意味濃厚，缺乏具體的實證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實際應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對生態政治理論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單一學科，缺乏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對生態政治理論從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學等視角進行探討的成果較少；三是專門從原著研究生態政治思想的成果還比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態政治理論過程中，既要注重從宏觀的整體層次上進行探討，又要善于對微觀層次加以分析和探討，并注重研究視角的多元化。與此同時，要在深入閱讀原著的基礎上進一步梳理和挖掘的生態政治思想，并結合我國生態政治的現狀和借鑒國外生態政治理論的有益成果進行生態經濟、生態政治、生態文化和生態社會的綜合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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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土地生態；數量安全；質量安全；利用安全
作者簡介 鄭銀鋒(1971－)，男，鄭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地理系講師；馬廣欽(1954－)，男，鄭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地理與環境科學系副教授。(河南鄭州 450044)
土地生態安全是21世紀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一個新主題。隨著人類活動的加劇和對土地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利用，我國出現了一系列土地資源生態問題，使得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降低，并直接影響到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如何保障土地生態系統安全，既是關系到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成為擺在我們面前亟需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土地生態安全的概念
土地生態安全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它來源于近年來所興起的“生態安全”的研究。關于“生態安全”一詞，一般認為，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態環境資源狀況能持續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社會經濟發展不受或少受來自于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制約與威脅的狀態。具體包含兩重含義：一是生態系統自身的安全，即其自身結構未受破壞；二是生態系統對于人類的安全，即生態系統的功能不受損害，其提供的服務能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生態系統所提供服務的質量和數量是生態安全的一個顯性特征，也就是當一個生態系統所提供服務的質量和數量出現異常時，表明該系統的生態處于“不安全”狀態，反之，則認為它處于“安全”狀態。
關于土地生態安全的概念。學術界目前尚未有統一的界定。一般認為，土地生態安全是指通過對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使土地資源生態狀況能持續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土地資源的利用同社會經濟發展能保持相互協調的關系，土地資源處于一種不受生態環境的制約與威脅的健康、平衡的安全狀態。這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即土地生態系統本身的安全性和土地生態系統是否能保證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安全。
二、我國土地生態安全問題的表現
1 數量安全問題。數量安全問題是指土地生態系統所提供的物質和能量在數量上不能持續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或者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主要問題有：
(1)耕地數量銳減。根據國土資源部和農業部統計，我國耕地面積1996年為19.51億畝，2004年減少為18.37億畝。耕地減少的原因主要有：建設用地尤其是城市建設占用、生態退耕占用、災毀和農業結構調整。
(2)林地面積小，覆蓋率低，人均占有量更少。我國森林覆蓋率16.55％，只相當于世界森林覆蓋率的61％。全國人均占有森林面積0.128公頃，相當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人均森林蓄積9.048m3，只有世界人均蓄積的1／8。對森林資源的過度砍伐和破壞導致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
(3)草場嚴重退化，數量急劇減少。我國草地面積有43.44億畝，面積雖大但生產力低、退化嚴重，數量呈急劇下降的趨勢。由于超載過牧，又缺乏對草場的撫育，導致草場嚴重退化，數量急劇減少。
(4)人均土地少，人均生態用地更少。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導致土地的人均問題比較突出，人均生態用地則更少。人口壓力導致土地負荷過重，土地資源承載力接近極限。
2 質量安全問題。質量安全問題是指土地生態系統所提供的物質和能量在質量上不能持續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或者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主要問題有：
(1)水土流失。我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據20世紀90年代末全國第二次水土流失遙感調查，全國水蝕和風蝕面積達356萬km2，占國土面積的37％，每年流失的土壤約50億t。水土流失引起耕地破壞、泥沙淤積、災害加劇、生態惡化，造成土地資源枯竭，導致土地質量下降。
(2)土壤污染。我國的土壤受重金屬、農業化學品、酸雨、放射性物質、礦物油和致病微生物等因素所污染的面積達3億畝，約占總耕地面積的1／5，并且受污染面積還存在著擴大的趨勢。
(3)土地沙漠化。目前我國北方約有沙漠化土地面積20萬km2，潛在的沙漠化土地面積16萬km2，近年來以年平均2460km2的速度擴大，相當于每年損失一個中等縣的土地面積。土地沙漠化是目前我國北方地區面臨的最為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之一。
(4)土地鹽堿化。土地鹽堿化是指土地鹽化或堿化，以及由于灌溉不良引起的次進鹽漬化。我國鹽堿地總面積有2700萬公頃，其中次生鹽漬化耕地約670萬公頃，占我國耕地面積的7％左右。此外，估計我國尚有1733.3萬公頃潛在鹽漬化威脅的土壤。
(5)土地破壞。我國各地在生產建設和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土地因挖損、塌陷、沉降、壓占的情況比較嚴重，致使土地原有用途喪失和土地環境效能受損。
(6)其他。如土地沼澤化、土壤侵蝕化、土壤養分貧瘠化、土壤潛育化等。
3 利用安全問題
(1)土地浪費。土地浪費是指由于土地的粗放經營、閑置、拋荒等造成的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由于我國土地利用經營規模偏小，比較效益低下，造成土地資源利用效率低。
(2)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我國工業用地比重偏高，農用地的下降速率不斷加快，生活用地、道路、綠地和公園比重偏低。以美國為例，工業用地僅占城市面積的20％，最大不過25％，我國則為33％。生態用地的不足導致對環境污染的凈化能力減弱，土地生態安全性降低。
(3)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土地利用重用地而輕養地，忽視了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耕地掠奪式經營現象嚴重。
三、我國土地生態安全機制構建
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既有認識上的模糊不清，也有實踐上的局限，還有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因此，要保障我國的土地生態安全，必須從認識層面、實踐(操作或技術)層面和制度法律等層面多管齊下。
1 認識層面
(1)重新審視土地的價值與功能。土地作為，自然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其它自然物一樣，既具有“工具性價值”，即土地直接對人的實踐具有的意義(包括生產對象和生產場所)；更具有“生態價值”，即土地直接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穩定所具有的意義。但在生產實踐中，人們往往只注重其“工具性價值”，而忽視了其“生態價值”，因而導致了一系列生態問題的產生。這給人們一個重要的啟示是要對土地資源的生態環境價值給予足夠的重視，即只有包括物質性價值和生態環境價值的價值量，才是完整的土地資源價值量。
同樣，在涉及土地的功能時，不僅要關注它的養育功能、承載功能和倉儲功能等，更要重視土地的生態功能，樹立“生態土地”的觀念。
(2)牢固樹立土地生態倫理觀。所謂土地生態倫理，是將倫理道德的對象、主體推演到土地，賦予土地以倫理價值，提示人與土地關系的世界觀。應從生態倫理的角度，重新審視和正確處理人地關系，并為人地系統健康協同發展和土地可持續利用提供理論支持。公平利用、生態利用和節約利用是土地倫理利用的核心思想。因此，在土地利用中，從倫理道德上進一步規范人們的土地利用行為，不失為一種保障土地持續利用的新的理念。
2 操作層面
(1)嚴格土地生態規劃。長期以來，我國制定的土地利用規劃，由于缺乏生態學規律的指導，側重于強調土地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貢獻，而忽視土地的合理利用和保護，最終影響到土地生態系統的平衡。因此，在制定土地利用規劃的同時，應有相應的土地生態規劃，確定土地生態系統的合理利用類型及其結構，調整區域社會、經濟與自然亞系統及其各組分的生態關系，從而穩定提高土地生態系統的生物生產能力，促成土地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以求達到最佳生態效益。具體在土地利用中，要合理確定土地開發利用與建設的規模與強度，精心選擇適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方法，注重對土地利用生態風險的分析和環境影響評價，尤其在生態脆弱和敏感地區，必須進行土地生態專項規劃。
(2)加強土地生態管理。土地生態管理作為對現行土地管理內容的完善，其主要任務是通過生態理論的指導以實現土地生態化和可持續利用的目標。其主要內容包括土地生態資產管理、土地生態服務功能管理、土地生態健康狀態管理以及復合生態關系的綜合管理等。在具體管理中，要充分利用土地生態學和管理學知識，從自然、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對現有土地管理系統進行全面整合。土地生態管理要有法律、法規的保障，設置土地生態安全的標準，建立土地生態安全的監控和評估體系，制定應急響應和恢復措施，運用現代技術手段防止土地資源惡化，保護土地生態系統。
(3)構建土地生態利用安全體系。根據對我國西部12個省(區、市)生態足跡的測算，這里的生態足跡赤字達到162.5萬km2，相當于一個新疆自治區的國土面積，其中，除、云南2個省(區)人均生態足跡為盈余外，其余10個省(區、市)的人均生態足跡均為赤字。東部和中部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嚴峻的生態形勢和當前我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要求我們必須盡快建立中國土地生態安全體系。通過運用社會燃燒等理論和方法，按時給出土地生態系統運行總體水平態勢，以多重反饋的方式，實行超前模擬和多方案演示，從而對重大生態失衡地區提供有針對性的危機處理對策。達到這種目的的途徑就是要盡快建立起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土地生態預警系統。
3 制度與法律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