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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利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內涵
專利保護主要就是指以專利法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一套科學有效的保護機制，對于專利主體的相關利益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同時對于專利客體的利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專利保護主要是用來平衡專利所有者、專利使用者、以及專利發明主體之間的相關利益關系，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制約機制，以此來保障各方的合法權利。
社會公共利益主要就是指涉及到社會公共生產生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主體的需求，簡單來講社會公共利益主要就是相對于個人利益而言，它主要代表的是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公共利益主要就是者社會為其所有成員努力努力爭取的基本目標的綜合體。
專利法具有十分明確的公共利益目的，主要是因為專利法在保護個人合法權權益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因為智力成果自身就帶有相應的社會價值，對于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顯著的作用，由此看來，專利保護對于個人乃至整個社會來講，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斷提高專利保護力度，完善專利法是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專利法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機制
（一）保障社會公眾對專利技術的接近
專利法在使專利所有者享有的專利權帶有一定程度上壟斷性，但是并未降個人權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完全的隔絕，專利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社會大眾對專利技術的享用和接近，這就使專利的壟斷性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形成了穩定的和諧關系，這種平衡機制的制約使專利發明者合法權益不受到傷害的同時，享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成就感，對于技術的發明創作具有推動作用，社會公眾有權利獲取專利信息是專利保護過程中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關鍵所在，只有將發明的細節和重點與公眾分享，才能使社會公眾更加公平公開公正的參與到專利發明的競爭行列，并促使更多的人在原有發明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改進、推陳出新，不斷促進我國知識文明建設。
（二）確定專利保護的合理范圍
從專利所有者的角度出發，專利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主要體現在專利法保護范圍的合理性，這就要求在專利保護的過程中要對保護的范圍以及保護的重點做出合理的解釋和說明，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通常情況下，專利保護的范圍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就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關要素，同時，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著專利保護的水平，但是，在專利保護的過程中，任何國家都會盡可能的維護專利保護的壟斷性，以此來激發社會個體專利發明的積極性，在此基礎上，保障社會公眾對技術和信息的必要接近，實現專利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由此可見，專利保護的適當范圍是建立在維護利益平衡的基礎上，一方面保障專利所有者的合法權益，基于此保障社會發明的有序進行，進而維護社會和諧和穩定。具體來講，專利保護范圍的合理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專利權客體的合理界定，首先應該明確什么樣的發明應該被列入到保護的范圍之內，同時還要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進行充分考量，與此同時，當前專利保護的整體水平也是確定專利保護客體的條件之一，一般來講，專利保護的客體范圍應該符合經濟的發展水平。其二，保護期限的合理界定，專利期限的合理界定是為了保障足夠的時間進行投資回收，同時保障社會公眾對技術、信息的接近，鼓勵更多的人進行發明創作，由此，保護期限的合理界定有利于創造出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公共空間來為后來的發明創造提供基礎和途徑，進而促進專利發明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一、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意義
當今世界，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形成和社會環境的改變，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也日益加劇。政府失靈和市場經濟失靈導致社會矛盾凸顯，不穩定因素增加。此時，僅僅依靠政府實現有效合理地配置社會公共資源是遠遠不夠的。社會組織作為我國公共服務供給領域的重要社會力量，在參與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而公共文化服務作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內容，也離不開社會組織的有力支持。因此，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由其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對于社會的和諧發展和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內涵界定
公共文化服務主要是指政府、社會組織等主體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其主要目的是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文化需求，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主要特征。[3]社會組織是指那些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由各個不同社會階層的公民自發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營利性、非政府性和社會性特征的各種組織形式。[4]公共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為了緩解資源發展不均衡，享用不平等的矛盾，只有通過社會組織來彌補政府失靈，覆蓋社會對文化需求的盲區，才能實現每個公民都能共享公共文化發展成果的目標。[5]
（二）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現實意義
當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建設過程中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和缺失，而由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有利于從投入、結構以及制度、效率等多個維度來緩解公共文化服務的不足，改變主體單一，提供方式單調，內容枯燥的現狀，使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中逐漸從“辦”文化變為“管”文化，促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社會組織的參與，有利于形成和政府良好合作的機制，豐富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同時有利于充分激發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的熱情，提高文化創造的活力，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進一步滿足廣大群眾對于精神方面的多層次、多元化需求。
二、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現狀
公共文化事業以其獨特的公益性和內容的豐富性，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長久占據著不可動搖的地位。提供好公共文化服務，對推動一個國家文化的發展和實現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都有著非凡的意義。隨著傳統的工業經濟向文化經濟時代轉型，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要建立以公共財政為支撐，以公益性文化單位為骨干，多方力量參與的，完善覆蓋城鄉、結構合理、功能健全、實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6]而且，在最近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也提出要將適宜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交由社會組織承擔。
（一）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現狀分析
公共文化服務，是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得以實現的主要途徑，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主要內容。雖然，相對于政府來說，社會組織無論是在提供能力上還是在提供范圍上都顯得并不成熟，但其參與到社會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的效率更高，更能有效地整合資源，有利于彌補政府的不足，打破壟斷局面，加快促進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同時，也有利于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當前，社會組織進入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領域，分別以政府職能的直接執行者，政府職能的幫手和政府的委托者等角色通過多種直接和間接的方式與政府合作，共同提供公共文化服務。這有利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快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與此同時，我國的社會組織也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過程中不斷成長與壯大，拓寬自己活動與發展的空間。
（二）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首先，相關政策法規不健全。目前，我國與文化相關的政策法規過于宏觀和模糊，缺乏可具體操作的程序和細則。其次，相當一部分的政策法規仍處于較低層級，缺乏制度性的約束力和權威性，難以充分發揮其作用。[7]同時，社會組織享受優惠的手續繁瑣，不利于其建立和發展。而且政策制定存在嚴重的滯后性，難以滿足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
其次，社會組織自身不發達。一方面，資源不足、人才缺乏是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中所面臨的嚴峻問題。目前，我國許多社會組織都存在著資金短缺，人才流失，以致難以維系的局面。另一方面，自我管理能力差，政治敏感度低也是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相關部門的監管不到位。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主體、社會主體日趨多元化，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廣度與深度不斷增加。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市場化、社會化運作過程中，相關部門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監督，使得部分社會組織仍然處于無監管的真空地帶。
三、鼓勵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對策思考
為了提升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數量與質量，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完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制度建設與法律保障非常必要。在進一步探索社會治理創新機制，形成多元供給局面的過程中，不能僅將社會組織看作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補充者和協助者，而應該明確它的主體地位，將它看作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中堅力量。
（一）鼓勵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保障機制
第一，確立社會組織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參與主體地位。應該盡快厘清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降低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準入門檻，讓政府為其參與公共服務提供公平合理的政策保護。同時，政府應該減少對社會組織的過度干預，為社會組織創造出更加優良的生存環境和活動空間。[8]
第二，加快自身發展，提高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能力。首先，社會組織的有效成立離不開充足的物質、資金作為基本保障，同時，社會組織的良好發展也離不開公眾和社會的支持。因此，只有在資金的運營過程中，增加使用的透明度，得到社會和公眾的信任，才能籌集到更多的資金。其次，社會組織應該在內部建立起完善、高效的人事管理制度，以此吸引和招募優秀的專業人才。最后，加強社會輿論引導，擴大社會組織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影響力，增強公眾對社會組織的了解和信任，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
（二）規范社會組織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政策支撐
第一，建立完善的法律政策體系。首先，應明確各級政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權責，中央政府制定宏觀政策，承擔總體把握的職能，地方政府則分層級分別負責協調監督與具體落實，實現各級政府的分層政策制定。其次，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個地區的發展水平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需要政府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制定適合當地特色的具體政策，以增強政策的可操作性。
第二，加強政府的監管機制。首先，要加強信息的公開和反饋，增加提供公共文化服務的透明度，接受政府和民眾的監督，減少模糊性和隨意性。其次，加強對績效的考核和評價，制定專門的實施細則，規范社會組織的具體行為，推進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運作的績效水平。最后，要建立問責機制，規范社會組織的行為，做到權責明確，以此實現政府的有效管理。[9]最后，要建立問責機制，規范社會組織的行為，做到權責明確，以此實現政府的有效管理。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保障；公民社會；自治；多元化
1.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研究背景
農民工自出現開始就成為人們眼中的“弱勢群體”，有許多視角都在關注他們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以及心理生活，無論是輿論還是政府和社會，都將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放在了首位，而最為值得注意的就是困擾其市民化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
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關于制度的研究，首要因素就是戶籍制度的限制問題。郭秀云（2009）認為在二元經濟背景下，長期以來的基于戶籍身份的二元分割，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呈現出明顯的城鄉分治二維格局。郭蕊（2011）以瓶頸比喻戶籍制度，認為正是以戶籍為基礎的不同層次水平的社會保障制度給農民工的就業、教育等社會保障造成了難以克服的障礙。因而集中在此之上的對策建議，大多提倡盡快改革戶籍制度，挖掘戶籍背后附著的社保福利，將社會保障與戶籍相剝離，以淡化戶籍的限制作用（曾煜，2010；蔡昉，2010）。
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的研究，田萱（2004）的基本思路是以最終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為目標，建立以工傷、醫療社會保險為主，以有差別的養老、失業保險為輔，以城鎮緊急救濟制度為補充的過渡性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簡新華、張建偉（2005）的建議是“以土地換保障”的方式為農民工構建以工傷保障和疾病保障所形成的健康保障為首，并有失業保障和養老保障構成的體系。由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主要解決其工傷、疾病和養老等方面的問題，因此目前大多數研究都將這三方面作為體系主要部分，另有研究擴將其擴展為包括建設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在內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李愛，2007）。
將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作為研究視角中，曾長秋、代艷麗（2009）將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與公民社會權利相聯系，認為社會權利的缺位是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所在，結論是需要國家和政府承擔設計、進行制度創新，以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缺失問題。錢正武、李艷（2011）也提到農民工群體的基本保障權益能夠通過社會公正之理念而免于缺失，在制度設計、主體參與等方面樹立社會公正理念。劉安華（2011）總結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缺失給農民工保障帶來的困境，主張強化政府責任、加強法治以及建立工會等來解決問題。
以上研究從不同的側面，包括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困境、權益以及體系構成等，詳細論述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和對策，而對策、建議中都不難發現“政府”二字出現頻率比較高，并將政府置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首要選擇，強化政府的職責，希望能夠事先設計一套具有創新性的制度與方案，作為主要力量幫助農民工解決困境，不知不覺將農民工這一群體放在一個較為被動的位置上，并最終回歸政府一元化的改革與管理上面。本文將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將農民工作為主動參與方，以公民社會的視角看待農民工市民化進化成中社會保障制度的相關問題。
2.公民社會視野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框架
2.1 公民社會的涵義
公民社會并不是由中國內生的一個詞語，其解釋源于英文civil society。在國內研究中，公民社會常常又被稱為市民社會和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強調的是civil society的政治學意義，意為公民參與以及公民對國家權力的制約，這是較多學者所認可的譯名（俞可平，2006）。因此，公民社會應該是一種在政府之外的領域，能夠保障個人的權利、個人的追求，體現了一種漸進的、自生自發的、以自由為基本原理的這樣一種社會狀態。
2.2 公民社會視野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
公民社會同樣也包含著一些基本條件以保證其良性運行，分別是公民的自主能力、自治能力、（賈西津，2013）以及多元之衡，這也是公民社會得以存在的重要框架。本文嘗試將農民工與社會保障制度放于該框架，分析在不同的社會狀態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所表現出的問題與不足是什么。
2.2.1 自主能力
自主能力主要包括公民的參與表達與對話能力。表達是公民社會一個最基本的權力，給予表達之權利、行使表達之能力，是公民社會中其公民解決可能出現問題的首要措施。在福柯看來，人與世界的關系就是一種“話語”關系（王治河，1999），而我國由于一直以來的二元社會的分割，制度設定提供了“農民工”概念形成的制度背景和社會規范，在制度層面預先設定了“農民工”的身份、地位和社會角色（熊光清，2011），并使之具有了內在的強制性，因而社會保障作為政府主導的穩定機制，保證了農民工享有保障的權利，而沒有將農民工的話語表達權為重點進行理解，沒有自由的表達，困擾農民工社保的問題也就不能透明化以進行解決。
通過表達引起問題、討論問題進而嘗試解決問題，就是對話的價值所在。通常情況下農民工面臨的社會問題，是經過社會專家考察、分析問題，之后也是由政府專門部門亦或社保專門機構組織進行相關問題的討論，從而交給農民工群眾一個答卷。如若在自治的場景下，相關地區的農民工和社會保障部門由原來自上而下的政策貫徹，轉而實行雙向的平等對話，引入公開機制，在商討政策的時候、在公開場合，應以農民工群體的意愿為主，這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實施時，也可以減少出現農民工群體“不愿買賬”的現象。
2.2.2 自治能力
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人有公共性、公民性，人要通過參與這個過程進行學習（武倩妤，2008），也就是公民能夠通過自治解決一些問題，自治是公民社會的一種治理方式，依靠一種自生自發的制度安排，而不是轉而依賴更大的權力。就好像帶有身份限制的戶籍制度，戶籍本身毫無意義，其背后的福利差異才是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難點之一，研究者無不一例外的要求政府加快腳步，加大力度改革戶籍制度，以戶籍制度為分割的社會保障水平的差異才能緩解，同時要求政府進行制度創新，構建適合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以保證在此差異下的農民工能夠盡快進入到社會保障安全網之中。然這一思維體現的正是我們對于政府和社會和公民之間關系的一般性理解，如果國家能夠解決問題，那么社會力量就無需介入，即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才需要社會等力量的輔助和補充。在這種引導之下的農民工只能被動的等待國家盡快解決身份限制問題，期待社會保障能夠給以更大程度和廣度上的保護。如果圍繞在戶籍制之上的種種限制與歧視隨著公民社會的構建和其意識的覺醒，其存在的意義自會消失，這里面是需要社會成員逐漸地學會成為一個具有公民性的主體，而保障制度以強制性的手段安排以及制度創新完全承擔起改變的責任，難免使個人無法意識到自己能夠解決與承擔的責任。
2.2.3 多元之衡
事態的發展可能會產生多種結果，應接受一個多元的現狀，并從中找到一些基本的共識，不是預期有某個人或某種知識能夠引導一個社會的發展，因為知識多元且分散在每個人的腦海中，（哈耶克，2000）通過多元平衡每個人都能夠發揮自己的作用。這也是公民社會的最終形態——多元自治。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由于時間上和制度上的設定比較復雜，社會保障的研究總是傾向于一個最終的、一元的處理辦法，即政府處理或政府授權專門機構進行處理，無形之中減少了其他力量介入的機會，因而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也難免存在放棄分散于社會的、個人的力量，體現了一種“專屬”領域的思維習慣，這是當今政府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大社會、小政府所應該注意的。
3.結語
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解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一直在尋求更為完美的、有效的解決措施，可能由于缺少與農民工更好的平等溝通以及公民意識的缺失，實施起來總是倍感艱難。在培養公民意識的道路中，農民工問題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天然假設，所有的關乎人之權益的事情都應該并只（下轉第206頁）（上接第203頁）應該由政府去做（賈西津，2008）。公民社會的構建、公民意識的覺醒，同樣在農民工社會保障這一問題中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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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城市社會性公共服務存在的問題
(一)城市社會公共服務的供給方面城市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空間布局不合理。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城市各級政府在職能實施中仍不同程度存在著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為重，偏好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對關系城市居民生活的社會性公共服務缺乏足夠的重視，供給不足，存在明顯的“擠出效應”.同時，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城市發展呈現出一個顯著的特征，即城市區域面積不斷擴大，但老城區人口聚居效應并沒有減弱，新城區人口的分流作用沒有顯現。
(二)城市信息化程度不高，智慧城市需進一步發展。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信息化是我國智慧型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建設步伐逐步提高，但是就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信息化來說還處于起步階段，各地的信息網絡建設參差不齊，信息網絡建設滯后，社會公共服務信息資源尚未能有效整合，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機制也未建立。
(三)社會公共服務人才總量缺乏，質量不高。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人力資源是公共服務資源供給和配置的重要內容，也是現代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長期以來，由于我們對社會公共服務發展缺乏足夠的重視，在社會公共服務人才培養方面，雖然有不少地方組織和公益性組織做了諸多工作，但是整體上人才培養意識還比較單薄。
(四)多元主體參與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供給亟待制度創新。首先，政府在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中“選擇偏好”依然嚴重。其次，社會組織自身參與動力不足。第三，社會資金介入不足。當前，我國城市公共服務的運營資金主要靠政府的財政投入，企業和個人參與較少，這一方面導致了城市公共服務對政府的過度依賴，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城市公共服務資源的運行效率。
二、城市社會公共服務統籌管理和政策銜接的制度設計與創新
(一)城鄉一體化的社會公共服務治理。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的“共同繁榮”,一是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公共服務項目對接制度。可以采取建立“個人社會公共服務賬號”和“全國性社會公共服務項目目錄”,兩者相結合，突出個人在所在區域的貢獻程度、發展特征以及地區對相應人才的吸引，廢除地域之間的限制，保障公民基本社會權利的實現;二是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公共服務運行機制。區域之間由于發展程度的不同，社會公共服務的標準也有所差別，特別是在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等方面，可以建立相應的“政府補助基金”,緩解由于區域差異所帶來的不同待遇。三是打造社會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化的治理平臺。發揮政策的引導作用，在城鄉之間進行社會公共服務的統籌規劃和布局。四是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壁壘。消除戶籍決定身份等級的功能，對戶籍制度進行實質性改革，徹底剝離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各種福利，真正做到城鄉居民公平的享受各項社會公共服務。
(二)城市行政管理體制和機制的治理變革。1、調整城市公共服務的組織結構關系，改變過去以層級、職能劃分為特征的社會性公共服務供給格局。從縱向上看，實現社會公共服務各層次的整合，改變以往政府縱向結構上的職權交叉、服務缺失的局面。從橫向上看，要整合同一組織內以及不同組織之間的服務功能，解決城市公共服務供給中職責不清、多頭管理所帶來的服務供給破裂和責任模糊的問題，實現不同社會公共服務資源之間的聯動、調解和利用，確保城市社會公共服務的無縫隙對接。2、加強城市社會公共服務的信息體系建設。通過信息的整合實現城市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相關利益主體的信息共享。充實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要素。提高網格管理員的工作責任，將社會性公共服務進一步細分，納入網格管理員的工作范圍之內。3、加強城市區域間社會公共服務的協同配合。在城市社會公共服務領域通過建立區域合作協議的形式，共同承擔趨同性和關聯性的社會公共服務對于不斷提升城市社會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最終提升城市競爭力也是極為重要的。
1．1從本質上講，是休閑文化的具體
質的休閑文化在我國的發展已成為一種潮流，而“農家樂”旅游的蓬勃發展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其內在使命與功能特色就是為城鄉群眾提供方便、快捷、優休閑文化服務。例如，品農家美食、賞田園風光、閱民族文化等都是休閑文化的真實寫照。對于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而言，其是對傳統“農家樂”旅游的升級優化，是指在“農家樂”載體中融入體育健身元素，以此為城鄉游客打造一個休閑娛樂、強身健體的有效平臺，并通過積極的參與體驗達到舒緩筋骨、釋放情懷、修身養性的多元效果。故從本質上講，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是對社會休閑文化的具體呈現。
1．2從需求上講，是功能供給的實踐
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民大眾在物質層面豐盈的同時，其思維觀念、意志水平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對于休閑、健康文化等精神層面的憧憬與向往。因此，如何滿足城鄉群眾對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物質追求也成為當前政府部門亟待解決的問題，成為社會各行業聚集的焦點。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大膽設想與嘗試性構建為這一社會矛盾的解決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其不僅僅是理論層面的泛化定位，更為重要的價值在于通過社會空間的實施建設，發揮出實實在在的體育健身功能使命，最大限度滿足廣大城鄉群眾日益增長的體育精神文化需求。
1．3從發展上講，是功能建設的必然
眾所周知，“定位不準、特色不明、臉孔相似、單調乏味”等問題當前困擾“農家樂”旅游發展不爭的事實。究其緣由，那就是“農家樂”自身服務功能缺乏拓展延伸，對未來缺乏高瞻遠矚的認識。對于本研究所提及的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而言，它為當前“農家樂”的旅游發展提供了一條可供借鑒的道路，其旨在通過“農家樂”載體融入體育健身元素，為城鄉游客提供一個與眾不同的，能夠實現娛樂身心、強健健體的平臺。更為重要的是，“農家樂”載體所突出打造的體育健身功能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農家樂”的功能需求，實現了“農家樂”服務功能的優化與可持續性發展。
2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載體建設的意義
2．1農村產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價值
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注重長遠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黨的十六大把“可持續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方針。由此可見，“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成為黨和政府建設特色社會主義的“航標”，特別是對于原本就薄弱和落后的農村地區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談及的體育健身功能依托“農家樂”載體平臺，以此打造體育健身服務特色，其某種意義上是對農村第三產業(服務業)的有效補充與拓展，創新和延伸了傳統農村產業經營模式，實現農村產業經濟鏈條的重新整合，這對農村產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2．2鄉村休閑體育發展價值
“三農”問題是我國各項事業發展的核心問題，農村體育也不例外。特別是黨提出的“文化大發展，文化大繁榮”的政策方針，為我國鄉村休閑體育的發展帶來了新契機。本研究所嘗試性構建的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新型產業模式，能夠有效挖掘閑置在鄉村地域的休閑體育元素，進一步盤活了鄉村休閑體育文化資源，使蘊藏在鄉村的休閑體育文化事業迸發出更大的能量。這不僅是對“農民體育健身工程”戰略方針的有效踐行，更為鄉村休閑體育事業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豐富了實踐發展的理論體系。
2．3體育健康意識促進價值
要想提升人民大眾的體質健康水平，強化體育健身意識首當其沖。當人們的體育健身意識發展積極轉變后，認識到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財富時，就會將認知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力量，積極主動的投身于體育健身鍛煉之中。本研究所提出的在“農家樂”載體中賦予體育健身的功能能夠拓寬城鄉群眾體育健身的渠道，使更多的都市人們積極主動的來到這里進行休閑健身，享受體育鍛煉所帶來的快樂體驗，進而無形之中強化與提升了城鄉居民的體育健身意識觀念，這是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創新建設的內在使命，也是終極目標。
2．4城鄉體育互動發展價值
當前眼下，城鄉體育事業發展失衡是制約我國群眾體育事業的核心問題，而由其衍射出的資源供給不足和配置不均衡是其重要表現內容。體育健身性“農家樂”的創新建設，能夠吸引更多的城鄉游客參與其中，潛意識中實現了彼此間體育文化、常識、技術的溝通交流。同時，也調動了包括人力、物力、財力、政策、民族文化等社會公共資源在不同區域的橫向流動(主要指城鄉之間)，這不僅是城鄉體育資源的互補互給，更是體育事業的互融互動，是對“城鄉統籌發展”戰略部署的社會踐行。
3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載體建設的結構特征
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不僅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寬廣的理論概念，更是一項具有滿足城鄉居民體育文化需求，強化城鄉居民體育健身意識，盤活鄉村休閑體育資源以及實現城鄉體育事業互動發展等社會價值的民生工程。因此，它是由諸多不同屬性、不同內涵、不同特質的單元要素按照一定的組織排列形式構成的，并嘗試性的勾勒出了理想化的整體結構脈絡圖。
3．1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載體建設的理論結構
3．1．1定位
定位是指提前劃定目標、界定范圍，要體現出超前性和預見性。研究認為，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作為農村第三產業的典型代表，即生產、生活服務行業，決定了其自身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而也確立了相關政府部門在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載體建設中占有絕對的主導和引領地位;體育健身功能依托“農家樂”載體而存在，因此其經濟支撐更多的是來自“農家樂”業主的自主出資，即使有少量的外部援助，其更多的是以政府或社會的優惠、導向、扶持、贊助等形式出現。
3．1．2政策
政策是任何社會行動和實踐操作的“指南針”，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事物未來發展的價值理念和行為取向。同樣，科學、規范、賦有針對性的政策方針是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載體建設必不可少的。需要強調的是，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政策的制定與采納應當遵循因地制宜、因勢利導的原則，充分結合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自然地理地貌、鄉土人文資源以及少數民族的民俗特色，有針對性的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方針，使其能夠在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實施構建中發揮出應有指導和引領功能，真正的為其所服務。
3．1．3模式
對于模式的理解，其一是指將某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總結概括為高度的方法論;其二是指某種事物的標準化形式，以使人可參照模仿［5］。本研究對于模式的理解更傾向于后者，即依據社會的現實需求和事物的客觀情況，將傳統“農家樂”打造為能夠為城鄉游客提供體育健身服務的經營實體，并使這種模式與理念得到區域化的推廣發展。本研究對于模式的研究主要圍繞體育場地、設施、器材等硬性資源的供給渠道來進行探討分析。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硬件模式不同于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這是因為本研究的體育健身元素以依托“農家樂”載體而出現，并非孤立存在的。因此，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供給主體是包括“農家樂”業主自給、政府購買在內的多元供給模式。
3．1．4管理
管理是指在社會組織中，管理者為了實現預期目標，以人為中心進行的協調活動。正如“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泰羅所言:“管理就是確切的知道你要別人干什么，并使他用最好的方法去干”。根據管理主體所屬層次的不同，本研究將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管理主體劃分為總體管理層(相關國家政府總署機構)、各級下屬部門管理層(省、市(直轄市)、區、縣、鎮的相關管理部門)、具體管理層(主要指“農家樂”業主)等三個層面。
3．2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載體建設的實踐結構
經田野調查得知，當前我國尚無成熟完善或初具規模的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經營實體。因此，在對其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有必要對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實踐結構作進一步的探討分析，為該民生工程的實施構建理清具體操作的環節脈絡。經分析梳理，本研究將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實踐結構劃分為規劃系統、融資系統、操作系統、管理系統、監督系統、績效評估系統等七個層面。
3．2．1規劃系統
規劃是指為實現某項事物的長遠全面發展，對該項事務整體性、長期性、基本性問題的考量以及設計未來整套行動方案。研究認為，一個完善的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應囊括五個部分:第一，對建設目標、理念的規劃。即對未來發展的目標做出明確的指向，使實施建設的各環節都服務于未來的理想目標;第二，主體規劃。在目標、理念規劃的基礎上，要確認由誰來承擔建設活動的任務，其中包括資金的投入與輸出、建設的監管與評價等責任;第三，具體操作方案的規劃。即指建設主體如何具體實施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任務活動;第四，監督管理規劃。是指對建設過程中每一階段服務質量、建設效果的督察和審核，保障各項事務的順利推進;第五，效果反饋規劃。即對建設與服務過程問題的及時反饋與評測。
3．2．2融資系統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充足的財力支撐與供給是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順利實施構建的前提和保障。在當前市場經濟背景下，社會中的營利性單位和非營利性組織逐漸成為體育財力資源供給的重要補充，并呈現出占有份額逐漸擴大的趨勢，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是政府體育職能轉變的有力佐證。因此，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融資系統是由政府部門、社會企事業單位、鄉村組織、體育彩票、社會公益金以及“農家樂”業主等多渠道構成的，并通過直接的資金輸入或間接的體育器材、設施投放，實現該經營實體的資金供給。
3．2．3操作系統
在本研究中，操作系統是指管理和調控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載體建設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各項實施內容的程序。構成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任何軟件資源與硬件資源都必須融入操作系統，并在該系統科學、合理、循序漸進的推進和掌控下，實現該載體建設各項事務的順利建設實施。根據不同階段所建設內容和完成目標的不同，本研究將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操作系統嘗試性的劃分為場地器材建設階段、活動項目設計階段、新聞廣告宣傳階段、休閑健身體驗階段、健身技術指導階段、功能效果評價階段等七個階段。
3．2．4管理系統
管理是指運用科學的手段與方法來組織安排一切社會實踐活動，使其能夠沿著預期目標順利前進。管理不僅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文化。要想實現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科學、合理、人性化的管理，就要將管理的文化精髓貫穿與整個實踐活動中。對于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而言，為使其不再出現類似于傳統“農家樂”旅游的困境問題，應當不斷創新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管理模式、不斷完善其管理服務體系，在管理主體的多元化、管理內容的全面化、管理質量的高效化、管理方法的科學化、管理對象的針對化等方面做文章。
3．2．5監督系統
就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而言，其監督的內容與形式不僅包括行政監督，也包含輿論監督、法律監督、民主監督、質量監督、權利監督等在內，并通過法制化與道德化、政府化與自律化相結合的渠道來實現。根據監督主體的不同，本研究將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監督系統劃分為政府監督、社會監督和“農家樂”業主監督。政府監督是指相關政府部門對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整個實施建設過程進行依法督視、依法監察;社會監督是指依靠社會群體的力量對“農家樂”體育健身服務質量、服務態度、服務效果的隨時監視和督察;“農家樂”業主監督是指承擔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建設的第一當事人———“農家樂”業主，對整體項目流程的全程督察和審視，使其能夠按照規劃目標順利推進。
3．2．6績效考評系統
績效考評系統不僅是對工作效果與質量的評價審核，更是對前期規劃理念的再次檢驗，對于不斷完善和細化理論系統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遵循一致性、客觀性、公平性及公平性原則的基礎上，根據評價主體的不同，本研究將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評價主體劃分為自我評估(即“農家樂”業主自評)、消費者評估(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和政府評估(旅游局、體育局等)等三級評級體系。不同評估主體所承擔的職責與考察的范圍不盡相同，其主要內容包括:目標、理念、思路、原則的科學性，體育器材、設施投放的合理性，活動內容選擇的可行性，休閑健身過程的有效性，體育健身指導的專業性以及監督管理的全面性等內容。
4小結
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不僅是理論機制的創新，更是社會實踐的探索。它融合了“體育”與“農家樂”兩個不同的社會要素，促成二者的互動融合、共生共榮。通過該新型產業模式的實踐探索、社會推廣，使處于社會不同層面的組織單元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在保留和發揮原有價值功能的同時，也通過良好的“化學反應”產生了額外、積極的社會效應。經分析研究得知:
(1)體育健身功能融入“農家樂”載體建設是可行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通過此舉，在創新“農家樂”經營模式，實現體育健身文化元素傳播的同時，也在推動農村產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盤活鄉村休閑體育發展、強化城鄉群眾體育健身意識、實現城鄉體育互動融合等方面發揮出積極的影響作用。
(2)就體育健身功能性“農家樂”的理論結構而言，研究認為應當充分立足科學發展、實事求是的發展理念，在其定位準確化、政策針對化、模式可行化、管理嚴格化等方面下功夫，并在具體實際操作過程中不斷優化與升級理論體系，使理論構念更好的服務社會實踐。
關鍵詞：社會轉型，社會公正，研究
當今國內的社會公正問題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此之前的30年間，國內有關當代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公正問題研究基本上是一個空白地帶近年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和社會結構轉型的全面展開，社會公正問題已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國內的社會學者以其獨特的學科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學者們充分認識到作為一個社會的根本價值尺度和基本規則體系，社會公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本文嘗試從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等角度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社會學界關于社會公正問題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文獻回顧式梳理。
一、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與社會分層研究中的公正問題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社會變遷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即社會結構特別是社會分層結構的變遷。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對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及其社會影響的分析、解釋成為國內外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并引發了大量的理論研究以及爭論。對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及其社會影響的分析，基本上是在兩個層面上展開的：一是對現階段中國社會結構重大變遷及其機制的研究；二是對作為社會結構利益主體——階級階層的研究，即社會分層研究。中國轉型期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分層變遷問題之所以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研究興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愈演愈烈的社會貧富分化趨勢，這使得社會財富與發展機會，繼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社會擴散”，演變為向少數人手中積聚。許多學者都注意到社會分層中的公正性問題。
二、中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與貧富差距對社會公正的影響
貧富差距實際上是與社會分層密切相關的問題。我們研究社會分層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包括經濟地位（財產地位）、權力和社會聲望三大測量指標。在這三種指標中，貧富差距也就是經濟方面的差異，是人們首先關心的問題。社會學者秉承學科的人文關懷理念，并憑借自身的學科研究優勢，一直把收入分配問題作為研究的焦點問題。研究者們關注的問題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如何研究中國現階段的收入差距與貧富差距問題。在研究收入時，有必要設計一些相關指標，對于收入的可信性進行測定。李培林則強調應該特別注意對社會公正的主觀心態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人們對貧富差距的社會心態和對其發展趨勢的心理預期已經影響到人們對社會公正的信念。論文參考網。第二，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與貧富差距究竟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貧富分化已成為一個結構性現象。這已經得到了國內外相關經驗研究的共識性支持。研究者們認為其具體表現和特點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非常迅速；二是城鄉、地區、行業及部門間差距繼續擴大；三是貧富差距的主要指數持續走高，已經形成了貧富階層的明顯分化。第三，如何評價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即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究竟是比較合理，還是已經過大或者到了比較危險的臨界點，換言之，它是否影響到社會的平等與公正。
三、中國現階段的貧困問題對社會公正的影響
貧困與公正之間有著高度的相關性，貧困問題的長期存在無疑是與實現社會公正這一社會發展的根本目標相違背的。關信平認為，城市貧困對個人的負面影響體現在：貧困狀況導致窮人及其家庭成員在教育、健康、生活保障等方面水平的低下；對于窮人來說，貧困還意味著在整個社會結構中處于最低下的地位；貧困的生活會導致城市中的窮人產生較強的心理反應。城市貧困的存在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它違背了當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帶來很多的社會沖突；導致社會結構和文化整合程度的降低；對社會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等等。也有學者在區分“不公正的貧困”與“公正的貧困”兩種現象的基礎上，提出公正與貧困在中國的社會轉型期表現得尤為突出、充分，這主要表現在：第一，貧困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公正問題在中國的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得非常突出，公正的保證原則的實現對于整個中國社會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第二，貧困群體的存在，對于中國社會造成了復雜而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損傷了社會公正，降低了社會的整合程度。有研究者還指出了社會剝奪或社會排斥成為消除貧困的障礙，阻礙了一個穩定、安全而公正的社會的獲致。
四、關于社會公正的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
自20世紀80年代始，公正（正義）問題就引起了我國思想理論界的高度重視。20多年來，在介紹、梳理與廓清西方正義理論的基礎上，學者們從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環境學等多種角度對公正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國內社會學界對社會公正的有關理論問題也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思考。筆者認為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關于社會公正與自由、平等的關系。從羅爾斯的兩條正義原則出發，吳忠民提出，現代社會中公正的基本理念依據主要有三個，即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社會合作的理念。第二，關于公正與公平的關系。對于“公正”與“公平”這兩個概念，國內學者們一般不加嚴格區分，經常是交替使用，將這二者當成一回事。吳忠民就此指出，從狹義上講，“公正”與“公平”兩個概念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別，二者最為重要的區別是公正帶有明顯的“價值取向”，而公平則帶有明顯的“工具性”。做出這種嚴格的區分，并不是毫無意義的。論文參考網。正是由于人們經常地用公平取代了公正的稱謂，才產生了一些本來不成其為爭論的爭論。第三，關于起點的公平、結果的公平與規則公正。有學者指出，在當前中國，比較表面和最為常見的正義問題，就是起點平等、規則平等（機會平等）與結果公正；只是各方關注的側重點有所差異。茅于軾認為，真正的公平既非起點的公平，也非終點的公平，而是競爭規則的公平，即每個人在實現自身價值的過程中應遵守同樣的制度規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場競爭中用同樣的打分規則；在道德判斷面前任何一類人都不被歧視。第四，關于社會公正的基本規則。論文參考網。吳忠民提出，現代意義上的公正的基本規則應包括四項內容，即基本權利的保證，亦即保證的規則；機會平等，亦即事前的規則；按照貢獻進行分配，亦即事后的規則；社會調劑規則。公正是由上述四項基本規則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但在操作層面上，這四項規則又遵循依次優先實施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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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的問題
社區涉“黃賭毒”現象突出，主要存在聚眾賭博、站街招等問題，群眾反映強烈。對此，辦事處協調轄區派出所多次開展專項集中整治，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存在整治過后，“黃賭毒”現象容易死灰復燃的問題。
二、存在問題的主要原因
（一）“價值觀”錯位，貪圖享受。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的飛速發展，人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發生了錯位。一些人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通過各種手段獲取到了大量的物質財物，他們往往“飽暖思欲”、不追求高雅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而是貪圖驕奢逸、腐化墮落的生活方式。
（二）“利益觀”驅動，鋌而走險。由于有了“黃賭毒”的消費群體，大量從事“黃賭毒”經營的場所應運而生，并在“利益觀”的驅動下，有愈演愈烈之勢。經辦事處和轄區派出所多次集中打擊整治后，該區域從事“黃賭毒”人員的行為從公開轉為地下，行事更為隱秘，并有專人在街口等部位負責望風報信。
（三）“社會觀”影響，打擊不力。由于轄區派出所警力嚴重不足，“無力”去管。該轄區有常住人口36000余人，流動人口10000余人。轄區派出所鎮江寺派出所現有警力17人，40歲以下民警僅5人，50歲以上民警5人，年齡結構老齡化，加之轄區事務繁忙，民警長期超負荷工作，導致管理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社區、梨園街的建筑大都為老舊的開放式小區，社區內小巷四通八達，居住人員情況復雜，治安情況復雜，也為管理帶來了不少難題。
三、整治工作開展情況
2015年3月16日，船山區公安分局再次開展了針對社區“黃賭毒”問題的專項整治。為了解決警力不足的問題，辦事處組織20余人治安巡邏隊，協助鎮江寺派出所開展整治行動。自專項行動以來，區公安分局共查處“黃賭毒”案件18起，破獲刑事案件7件，刑事拘留9人；查處治安案件11起，行政處罰19人，訓誡警告50余人；強制治療艾滋病人1人，強制戒毒7人，搗毀涉黃窩點3處，涉賭窩點7處，收繳各類賭博機58臺，賭具4套，撲克若干，高壓仿真槍1支，管制刀具5把，整改安全隱患10余處。
記得第一次見到xx主任，就被她屋里那一墻的錦旗所吸引，那一句句熱情洋溢的表揚深深感染著我。當時想，這是怎樣一個醫生呢，能如此的深入人心，博得這么多老百姓的贊揚？漸漸的，從那水泄不通的診室和諸多慕名而來的病人，從她對待病人認真仔細的態度和對工作一絲不茍的精神，以及病人那一副副看完病后欣慰的表情，我得出了答案。正是這種心中時刻有病人，將病人的苦痛感同身受，熱情認真地對待每一位患者，才能得到大家的認可，這也正應了那句話“金杯、銀杯不如百姓的口碑”。通過這些，使我深刻理解到了以人為本的意義，也深深的感染著我，激勵著我。我暗下決心，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倍努力。
九月份的時候，第一次下鄉，近距離的感受到了村民對于健康的那種迫切需求。現在生活條件好了，大家不會再為填飽肚子而到處奔波，隨之而來的是對自己身體的健康越來越重視。這次下鄉，帶去的不單只有基礎的檢查，還提供健康知識講座，給村民們普及健康知識，讓他們及早發現、及早治療，防患于未然。這也正體現了我們衛生服務中心健康為上的服務理念，以便更好的服務于人民。
前幾天發生的一件事也深深的觸動著我，感動著我。一個已經被確診甲流正在隔離的患者打電話來要求買藥，我的同事xx和xx二話沒說，穿上防護衣、戴上眼睛和口罩便去了患者家里。在現在甲流嚴峻的情形下，不顧自己的健康安危，去履行自己作為一名醫護工作者的承諾，是何等的高尚啊！
一、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是黨和國家抉擇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決定的。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其中一條就是確立和承認非公經濟（私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進而使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依靠國有經濟的價值觀發生變化。
二是非公經濟涌現。非公經濟的涌現始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葉的鄉鎮經濟發展，直至上世紀末。中國大地經濟騰飛，迅速占據世界經濟前位。究其原因，是我國社會主義特色體制下出現了兩大經濟主流即國營經濟和非公經濟，使創造社會財富的活力競相迸發。大量非公經濟體的涌現成為組建工會的客觀條件和物質基礎。
三是非公經濟的涌現，出現了既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又不同于傳統計劃經濟（國營）時期的勞動關系。這種關系既有利于生產力的高速發展，同時在高速發展中又有損害企業員工利益現象的出現。新型勞動關系既有統一，又有對立，其非公企業中的廣大員工的利益亟待維護。在非公企業中組建工會成為歷史必然。
總之，非公企業工會和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的產生是由三條因素決定的。一是改革開放，二是非公經濟涌現，三是非公經濟體產生了不同于國營經濟的新型即統一又對立的勞動關系。
二、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的歷史任務。
首先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已然成為中國工會人的第三種力量。既工會人第一種力量是專職干部；第二種力量是兼職干部；第三種力量就是社會化工會工作者，而且這種力量一經產生就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只要非公經濟存在，只要非公經濟所代表的的勞動關系存在，特別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小非公企業存在，就決定了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物質決定意識，內容決定形式。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已經成為中國各級工會組織深入非公經濟工會組織，在第一時間第一實踐中接觸非公經濟體中員工的神經末梢和觸角。其次，社會化工會工作者是在非公企業組建工會、發展會員及管理工作中的實踐主體。這些年來，各級工會組織編制沒有增加，但是非公經濟體工會卻增加了數以百萬，非公經濟職業勞動會員增加了上億人。從2007年以來，我們轟轟烈烈地組建工會，發展會員，主要就是在非公經濟體中開展的。而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就是這場活動中的實踐主體。以遼寧省朝陽總工會為例，2007年招聘40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在近五年的時間組建8人以上工會（市工會直屬）1218個，會員47778人，聯系點11513個，會員24994人，會員總數達到72772人。平均每個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管理8人以上非公企業工會30個，聯系點工會287個，管理會員1819人。這如按過去工會章程配備工會干部比例規定簡直是不可想象的。顯然，光靠工會專職干部是不能完全勝任非公企業工會工作的。如果沒有社會化工會工作者，我們就無法在數以百萬計的中小非公經濟體和上億計的非公職業大軍中組建工會，發展工會會員更是寸步難行。對絕大多數中小非公企業來說，絕大多數專職工會干部數年都不會踏進那里一步的。因此可以說在非公企業組建工會中，除了各級工會組織和干部的努力，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功不可沒。再次，工會各級組織和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在完成非公經濟組建工會之后，應將工作任務迅速轉移至各項職能建設上來。
三、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即非公企業工會工作者目前存在的問題。
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和非公企業工會工作是新生事物，存在問題是客觀的必然。這里既有認識上的問題，也有實踐中的問題，更有各級工會組織領導不力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非公企業工會工作仍在沿用國營經濟工會工作的模式和思維。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表明，國營經濟和非公經濟雖然都共存、共榮在社會主義體制下，但仍有很大質的區別。職業勞動者在兩種經濟體內身份不變，但所處的經濟體內勞動關系卻發生了深刻變化。兩種勞動關系沿用一種工作模式和思維，說明中國工會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跟上改革的步伐。就非公經濟體現組建工會來說也是如此，非公經濟最早出現于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的鄉鎮經濟，發展到20年后到了本世紀初中葉，才開始組建工會，這種嚴重滯后的現象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么？
第二個問題是對非公企業工會工作存在嚴重的認識誤區。
1、一些人認為社會化工會工作者（非公企業工會聯合會主席）就是非公企業工會主席，這是錯誤的。
社會化工會工作者是一個以上乃至數十個非公企業工會聯合起來的工會主席，而非公企業工會主席就是單個個體的工會主席。二者的區別還在于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在擔任聯合會主席期間，工薪酬勞是由工會組織支付的，而非公企業工會主席的工薪酬勞是由所在區域的私營經營者支付的。二者所代表的的利益體有較大（根本）區別。
2、一些人認為在非公企業組建工會后，非公企業工會會員就有了維權代表，這更是錯誤的。
據調查，絕大部分中小非公企業采用的管理模式都是夫妻式或家族式企業管理，這些企業工會的工會主席，大都是企業經營者“欽定”的“七大姑”、“姨”或“哥們朋友”的“家族式”工會。這樣的工會在關鍵利益發生分歧時，怎能夠代表和維護員工的利益？
3、割斷與企業所有者的經濟聯系，不端老板的飯碗，為其維權創造寬松的環境，這是個模糊的認識。
社會化工會工作者機制的運行，割斷的不僅是同企業經營者的聯系，割斷的更是與非公企業員工的第一時間、第一實踐點的聯系。工會是群眾組織，工會工作方法是說服、吸引、引導。你不拿經營者的工資，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經脫離了企業，脫離了企業，就是從根本上脫離了職工，脫離了職工，那就是一事無成，何談維權？非公企業的院墻和鐵大門早已斬斷了社會化工會工作者與非公企業員工的觸角聯系。工會維權職能和參政議政的軟骨病的遺傳基因毫無保地印在了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的身上。可以說社會化工會工作者也是個天生患有軟骨病的胎兒。
4、各級工會組織和工會干部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產生嚴重的認識偏見。
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在非公企業建會期間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隨后的幾年里工作業績平平，特別是中小非公企業維權方面。很多工會干部，甚至是工會領導干部都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產生了錯誤認識。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可有可無，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是認識偏見的核心，是導致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目前弱化的根本原因。社會化工會工作者與生俱來的“軟骨病”，其實是各級工會組織的DNA遺傳，是一脈相承。各級工會組織和干部自己應該很好反省自我，而不應將責任推諉給社會化工會工作者。
5、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目前弱化的幾個問題。
⑴經費示弱。工會經費收繳主要來源于國有經濟體和非公經濟體，而非公經濟體職工近幾年發展已遠遠超過國有經濟體職工。由此可以推斷，工會在非公經濟體中收繳的工會經費從理論和實踐上都應該遠遠超過國有經濟工會經費收繳數額。本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工會取之于非公經濟體經費的收入，應該完全用于非公經濟體工會工作。少用、不用或者挪用于其它都是錯誤的。何況非公經濟體照比國有經濟體比較，從時間、基礎和各項法律政策來講，非公經濟體工會都是弱者，從哪方面講都應強化非公經濟體的工會工作。經費示弱主要體現在：A、社會化工會工作者薪酬不愿自行解決，將很大一塊推向政府以安排公益崗形式加以解決，B、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工作經費少得可憐。一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管轄幾十個中小非公企業，千余名會員，每年只有3000元活動經費，下撥過程中還有持續層層卡拿的現象，真正用于非公工會工作者的經費僅千余元。C、從今年開始，全總、省總下撥社會化工會工作者薪酬補貼，采用以自然減員方式壓縮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和非公工會工作經費、人員、活動空間。2012年，朝陽市上報社會化工會工作者143人，2013年減至132人，減少指數達到9.2%。如此運行，二、三年后，朝陽市的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和非公工會工作將所剩無幾，應及時吐故納新。
⑵管理示弱。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工作開展6年了，但是省一級工會組織至今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管理條例。管理條例應該包括人員聘用、薪酬待遇、工作環境、工作時間、工作硬指標、社會保障等各方面內容。
⑶培訓示弱。2013年以來，朝陽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的培訓采取的是以會代訓的簡化方式，減少了資金投入，弱化了培訓效果。而事實上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的培訓是非常重要的。
四、關于對非公經濟體工會工作和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工作進行改進的意見。
（一）轉變觀念，不斷提高對中國特色非公經濟工會工作的認識。
在確定非公經濟體是中國特色，非公經濟和國有經濟并存是中國特色的基礎上，確定在非公經濟中開展工會工作也是中國工會特色。在國有經濟體中開展工會工作是中國工會的特長，在非公經濟體中開展工會工作是中國工會的弱項。二者之間必有不同的工作模式和思維模式。改革開放后的今天，在非公經濟中開展工會工作應該是中國工會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中國各級工會組織都應該成立非公經濟企業工會工作部（局、室），加強對非公經濟企業工會工作的領導。
（三）中國各級工會組織應該承認非公經濟工會經費收繳具有相對獨立性，經費運用也應具有專款專用的獨立性。
（四）中國各級工會組織應該承認和明確社會化工會工作者在非公經濟工會工作中的現實作用和歷史地位，并制定相應的管理辦法。
（五）近期要進一步加強對社會化工會工作者的培訓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