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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優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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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市場經濟理論

第1篇

內容摘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是基于“利己人性”的“自利經濟人”,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是基于“利己利他雙重人性”的“道德經濟人”。在當前社會條件下,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道德經濟人”范式,對于創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道德經濟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構建 范式

每一種經濟理論都有它的假設前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假設前提是“經濟人”假設,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特殊形態,既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又具有社會主義的特殊性,而且是生長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具有自身的假設前提及在此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范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道德經濟人”范式的內涵及特征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道德經濟人”范式的內涵

從主體性角度,利益分為利己和利他。給主體自身帶來某種需要的滿足即是利己;給他人(包括集體、社會、自然、人類)帶來某種需要的滿足即是利他。因此,從利益角度人性可分為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利己性是人們為自己謀取利益的一種行為動機和本能,它是個體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是人類群體發展的前提之一。利他性是人們為他人和人類群體謀取利益的一種行為動機和本能,它是人類整體得以共同進步的另一個前提。利己人性與利他人性作為同一個行為主體的兩個人性側面,相輔相成,共處同一個行為主體之中。也就是說,人具有利己利他雙重人性。

人雖然具有利己和利他兩方面人性,但利己性和利他性在現實中的行為表現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正如一些學者研究后所說:“至于社會上利己和利他哪種行為特征突出或占主導地位,那就取決于社會制度和各種環境。因為人的利己與利他是一種社會網絡中的互動行為,具有交互性的內在機理,總是與特定的社會整體大環境和群體小環境相關聯”(程恩富,2003)。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于利己利他兩方面人性在現實中的行為表現及其相互關系如何,這里借鑒有關學者的研究成果并結合現實作進一步的具體分析(周誠,2008),詳見表1。

首先,“利己人性”的行為表現有三種類型:一是“利人利己”型行為―通過利人的方式而達到利己的目的,這是最常見、最普遍的類型;但它本身是中性的―既談不上“善”也談不上“惡”。二是“損人利己”型行為―通過損害他人利益而利己,即“惡”性利己。三是“封閉利己”型行為―與他人無關之利己行為,屬于與社會不發生關聯的私生活。

其次,“利他人性”的行為表現也有三種類型:其一是“利己利他”型行為―即以利己為出發點而進行的利他行為,或者稱為“互惠利他”型行為、“表面利他”型行為。此種行為的客觀效果是利他,對他人有利,對于整個社會也有利。它與上面所說的“利人利己”型行為,其實是同一類型,只不過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其二是“舍己利他”型行為―即“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型行為或稱“純粹利他”型行為。其具體表現是,其利人的行為,會在不同程度上犧牲自己的財力、精力甚至健康、生命,而不圖任何回報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回報(如匿名慈善捐款,舍己救人而不事張揚,為正義事業而奉獻財力、精力乃至生命等等)。其三是“親緣利他”型行為,即在家庭成員及親屬之間發生的利他行為。

由上分析可知,“利己人性”的行為表現與“利他人性”的行為表現具有相通性和共同點,即無論是主觀利他還是客觀利他,都具有“利己利他(人)”(或稱“互利互惠”)的行為傾向,說明這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下,是能夠并存能夠同時兼顧的。

基于利己人性的人性假設就是“經濟人”;基于利他人性的人性假設就是“道德人”;兼具“利己人性”和“利他人性”,“經濟人”和“道德人”的統一和融合就是“道德經濟人”。準確地說,“道德經濟人”就是基于利己利他本性,奉行互利主義行為準則,在經濟理性和道德理性的支配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人。

“道德經濟人”兼顧利己和利他來實現自身目的,是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表現最為普遍的經濟行為人。根據經濟學“實然”的人性假設,“道德經濟人”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人性假設。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道德經濟人”范式的特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道德經濟人” 是指經濟領域的個人、企業等經濟主體。首先,在經濟領域中,“道德經濟人”的逐利性是激勵經濟主體的原動力。其次,“道德經濟人”是個人、企業等經濟主體。“道德經濟人”不僅包括有逐利行為的個人,還包括企業等經濟單位,由于它們同樣具備“道德經濟人”逐利這一基本特征,所以也被概括進“道德經濟人”范疇當中。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道德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的最終目的是利己,但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是利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道德經濟人”(包括經濟領域的個人、企業等經濟主體)具有一般市場經濟中 “經濟人”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自利,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更注重實現自利的途徑即利他來達到目的。首先,“以利己為目的”是人性化的表現,體現了人的自然屬性,同時,又尊重了整個經濟發展規律,即通過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在經濟活動中追求自利的行為,來實現提高效率、增加社會財富的經濟目標。其次,“通過利他途徑實現經濟目的”,即個體為他人和整體的公利做出了貢獻,創造了價值,實現了這種意義上的“利他”,同時他人和整體又會給他以回報,實現了個體利己的目的,并且整體再把公利通過國家職能造福所有人,實現所有人的利益,如此循環,推動社會進步。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道德經濟人”具有經濟理性和道德理性兩種行為選擇狀態,即雙重理性。出自于人的利己行為動機,在經濟理性和道德理性兩種行為選擇狀態下,“道德經濟人”的行為過程始終是利己和利他的統一。

經濟學中的理性主要是指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充分地精明地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和計算。社會中的經濟行為人在從事經濟活動時,源自于人的利己本性,從利己動機出發,根據成本―收益分析,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理性被稱為經濟理性(利己理性)。同時,作為社會中的行為人還要從社會性利他動機出發,對自己經濟行為的正當性進行理性判斷和評價,不能損害他人利益。這里的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個別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和人類利益等。這里的理性是指道德理性,也就是基于利他性道德的理性。這里的正當性標準有兩個:一個是合法,亦即經濟行為合乎現實的法律法規要求,不能違法。另一個是合德,亦即經濟行為合乎現代文明的公共道德規則(這里的道德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階級道德,而是人類遵守的公共準則,是指調整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準則),而不能違背它。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道德經濟人”行為的互利主義結果:即經濟主體行為結果的利己性和利他性。經濟主體的行為活動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能夠實現行為結果的互利性。首先,他律指“看不見的手”(市場競爭機制)和“看得見的手”(政府的干預和調節)的共同作用。一方面,行為人的市場經濟活動服從于“看不見的手”,這只手是牟利動機實現的最終手段,競爭則是市場經濟實現的主要途徑。競爭需要各種游戲規則,這些規則體現并維持有序競爭的公正、道德和倫理,體現道義、信念和牟利動機的并存。另一方面,“看得見的手”(政府)也對行為人的市場經濟活動起到約束作用。政府的手段一般分為兩種,或是命令式的,或是非命令式的。前者通過法規、政策等手段去規定經濟活動的范圍和形式,這帶有強制性和統一性。后者是政府通過傳播信息或運用它掌握的經濟資源及手段來創造一種經濟環境,對經濟行為人的活動給予勸告、推動。其次,自律指經濟行為人的利他性道德自律,源自于人的道德理性和道德人格。

在他律和自律的共同作用下,經濟主體的求利行為就能夠卓有成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既利己又利他。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個體主體的行為只具有正外部性的效果,能夠避免負外部性。這樣,個體的正外部性經濟行為帶來的經濟利益的增加,必然會引起作為個體利益之和的社會利益的相應增加。也就是說,在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實現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從而其行為結果具有互利性。這也是“道德經濟人”假設中最具有現實意義的核心命題,也可稱為“道德經濟人”的靈魂。

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道德經濟人”范式的可行性

我國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的特殊形式,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具有“經濟人”特性。

首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經濟人”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基礎。當前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解決這個矛盾的手段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經濟人”行為的逐利性提供了激勵市場經濟主體的動力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發展,有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種動力機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普遍性,能夠合理地配置并能夠有效地使用社會資源,從而使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趨向合理,從而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經濟人”思想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相適應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和分配形式實現了多元化,人的需求也呈現多元化和多層次性;人們不僅重視精神需求的滿足, 更重視物質利益需求的滿足;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的趨利動機和趨利行為,與個人對物質利益的需求具有一致性,是合理合法的,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促進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具有市場經濟的共性特征,而且還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第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并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第三,國家通過宏觀調控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這三個特殊性,我們可以分析出在完善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所具備的主要特征(張偉超、廖鳴,2007)。

(一)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的利已行為不會排斥利他行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的利己行為不會排斥利他行為。在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等價交換、互惠互利等價值規律決定了經濟主體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 必須尊重和滿足他人或社會的利益。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身就隱含了利己與利他的雙重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是自利與利他的結合體。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與私有經濟不同,它更多地強調為集體或社會謀利益,強調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不損害他人利益和集體利益。

(二)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對經濟理性的重視不會排斥道德理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對經濟理性的重視不會排斥道德理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既存在經濟理性,也存在道德理性,在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沖突時強調道德理性。公有經濟的基點是尋求集體利益最大化或社會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制度下,已經取得相對最大化的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同時要公平地分配到每個人(按勞分配),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主體身上體現了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的一致性。

(三)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增進社會公共利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增進社會公共利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在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共同作用下展開經濟行為,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設計,能夠引導經濟主體更好地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 鼓勵經濟主體有意識地、主動地、卓有成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 防范經濟主體的自利心膨脹,出現單純追求私利的倫理危機,危害社會公共利益。

另外,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決定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據1996年及相關年份的《世界發展報告》顯示:新加坡實現了連續33年的經濟增長(1961-1994年),年均增長率為8.3%;中國香港地區實現了連續33年的經濟增長(1961-1994年),年均增長率為8.1%;日本實現了連續12年的經濟增長(1961-1973年),年均增長率為9.8%;韓國實現了連續11年的經濟增長(1983-1994年),年均增長率為8.8%。一些學者研究了如此驕人的經濟增長背后的深層文化背景原因,結論是,西方理性精神與東方傳統文化的結合奠定了東亞社會現代市場經濟的人文基礎,而且順應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潮流。顯然,經過市場經濟洗禮的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從整體上說,已經是東西文化的結合體了,經過改造和創新后的儒家倫理文化,不僅可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而且還能在市場經濟的洗禮中獲得新生(鄭愛文、李敏,2006)。“道德經濟人”就是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體。儒家文化信奉“道德人”的價值理念,市場經濟一般強調“經濟人”特性,二者的有效融合就是“道德經濟人”。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中國的傳統文化―儒家文化的影響,每一個生長在中國環境下的經濟主體都有意或無意地深受這種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完善的、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主體也是“經濟人”,但絕不是“自利經濟人”,而是“道德經濟人”。

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道德經濟人”范式的現實意義

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存在著不同的利益主體。西方經濟學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社會中的一些現象、問題。因此,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本性的認識 ,總結出符合這種人性的人性假設范式―“道德經濟人”,對于創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學,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經濟人”范式,有助于解決經濟活動的動力問題。“道德經濟人”范式承認經濟活動的主體(包括個人和企業)在經濟活動中追逐經濟利益的利己行為的現實必要性和合倫理性,承認了經濟利益原則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基本出發點,能有效調動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積極性,推動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

其次,“道德經濟人”范式可以使個人利益、企業利益與國家、社會整體利益共同增長,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強人民團結,維護社會公平和穩定。“道德經濟人”范式不僅承認利益主體利己行為的合理性,而且堅決反對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只顧自己甚至損人利己的行徑,強調在主觀目的上,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且要考慮與自己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其他所有利益主體的利益;在行為上,不能依靠損人而利己,要做到互利互惠,共謀發展,通過利他而利己;在客觀效果上,要做到“雙贏”、“各有所獲”,使自我利益、他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都得到保護和發展;在實現方式上,個人利益、局部利益與國家、社會整體利益的協調和結合,不僅要通過“看得見的手” 的國家宏觀調控來實現,而且還要通過“看不見的手”的市場調節來實現,使公有制得以鞏固(馬姍伊、王輝,2006)。

再次,“道德經濟人”范式為按勞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提供了統一的理論依據,有利于調動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 有利于勞資關系和社會矛盾的緩和,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經濟主體通過自己的勞動為社會作貢獻,實施利他行為,社會則依據勞動貢獻向經濟主體分配消費品,實現著對等的雙邊互利關系。同樣,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中,其他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生產要素,為社會生產提供物質技術條件并承擔風險,同時他有權按提供生產要素所作的貢獻參與分配,并獲得風險收入,也實現著這種對等的利己利他雙邊關系。

最后,“道德經濟人”范式反對兩極分化,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道德經濟人”范式反對損人而利己,就是要反對剝削,反對兩極分化。“道德經濟人”范式堅持既利己又利他,讓各方面都獲得利益,獲得發展,其本意即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上,一方面是根據互利主義原則,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從而承認和鼓勵能更多更好地利他的人先富起來。另一方面,也強調人們不能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不得坑蒙拐騙,必須依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依靠更多更好的利他而致富。在先富帶動后富的方式上,“道德經濟人”范式主張通過榜樣示范、資金技術扶持、資源共同開發利用等利他或互利方式實現共同富裕(歐陽超,2003)。

參考文獻:

1.程恩富.新“經濟人”論:海派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J].教學與研究,2003(11)

2.周誠.“雙重經濟秉性人”論[J].研究,2008(8)

3.張偉超,廖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人”新探[J].經濟師,2007(4)

4.鄭愛文,李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人之我見[J].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6(3)

5.馬姍伊,王輝.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人”范式[J].當代經濟研究,2006(9)

6.歐陽超.試論互利主義[J].天府新論,2003(6)

作者簡介:

第2篇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作用

在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下,不僅使美國遭到了創傷,還為全世界的經濟帶來了災難。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世界各國都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是還是沒有阻止金融危機的蔓延。我國目前已加入WTO,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要重視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警示作用,提高警惕,主義防范風險。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對深入且全面的了解金融危機、創建應對多元化的國際金融形勢有著深刻的意義。

一、淺析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

1.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本質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是生產過剩,將危機的基本現象和特征都顯示了出來。這里的生產過程并不是絕對的生產過程,是相對性的生產過剩。馬克思表示:總體來講,其矛盾主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具有絕對發展生產力的趨勢,并不重視價值和其中的剩余價值,也不重視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社會關系;另外,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現有資本價值,并且最大程度的是資本價值得到增值,它的性質就是將現有的資本價值最大限度的達到增值。這種資本主義私人占據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是產生危機最重要的原因,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矛盾的原因。馬克思的最終結論是:不能將資本主義生產當做絕對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歷史性的物質生產條件在某個時期中做出合適的生產方式。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思想在不同的層次研究了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馬克思表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是危機的表現,也就是社會性生產和私人生產占有的矛盾,這個矛盾會導致經濟危機,在此基礎上爆發金融危機。馬克思表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不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改善的,它是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

2.經濟危機爆發的周期性

馬克思在不少著作中都表示經濟危機爆發具有周期性,在世界貿易初期,從1815年-1847年,每隔五年一個周期;從1847年-1867年,每隔十年一個周期。馬克思還詳細的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周期的階段,包括危機、蕭條、復蘇、回漲。危機作為周期的重要階段,不僅是一個周期的重點,也是一個周期的起點。

馬克思還表示,經濟周期的基礎就是更新固定資產。所以,在整個社會中,危機很有可能成為下個周期的全新物質基礎。這就表示,更新固定資產成為物質基礎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市場經濟蕭條的時候,資本家就會進行全新的投資,將設備進行全面更新,以此促進經濟的復蘇,為經濟回漲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因為技術更新迅速,所以就要縮短固定資產的更新時間,要不然就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所以,經濟危機爆發的周期也具有有效的縮短趨勢。

3.信用制度作用

信用制度不僅加深資本主義的矛盾,還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噶站。經濟危機就是在信用急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信用促進并且強化了危機的進程。信用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債務的延伸和發展,改變了商品的市場。馬克思認為,雖然偶然的實物借貸比貨幣更早出現,但是它并不是產生信用的基礎,貨幣支付矛盾的積累促進了信用的發展。貨幣危機只能連續的進行支付或抵制支付,才能夠使其獲得發展,如果這個機構被擾亂,那么貨幣就會從純粹的計算貨幣變為堅硬貨幣。在此背景下,貨幣中支付作用中的矛盾就會爆發。

信用使社會生產過剩進程進一步的發展,也激發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信用自身是資本主義生產周期中階段變更的前提,促進危機其不是真正的原因。馬克思表示,信用制度能夠使具有伸縮性的再生產進一步強化,在信用和競爭中,資本積累能夠擴展資本量、增長生產能力和產品、積累勞動貧困者,加大社會收入差距等。信用是商業過度投機和生產過剩的支撐點,在膨脹中進一步放大了消費能力。當買賣出現問題,不能進行貨幣支付的時候,就會發生經濟危機。擴展信用,使商品生產和流通創新了傳統的流通手段,從而實現了進一步擴展的正效應,但是也產生了泡沫經濟的負效應。信用中具有潛在性的經濟危機發生性,這個就是信用生產過剩和商業投機過度的表現。馬克思表示信用不是經濟危機的產生原因,它促進了經濟危機和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爆發危機的步伐加快了。

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作用

1.改革經濟體制

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表示,生產和消費兩者的矛盾是導致經濟危機的前提。由于生產過剩導致的經濟危機,和人民支付能力有著密切的聯系。從社會生產角度分析,消費需求不是最終的需求,而是社會生產的起點。那么,如果沒有需求,社會中就不會有生產,擴大需求能夠有效降低經濟危機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這次我國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小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們并沒有將金融體制交給市場,目前的經濟全球化增加了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關聯性,中國亦是如此,所以就要改革和完善經濟金融體制,能夠有效避免金融體系起起落落的影響。

2.創新經濟發展形勢

目前,我國在不斷的改革和創新經濟體制,在此基礎上也進一步對社會各階層進行了調整,需求不足是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擴大內需的基礎上,還要使用有效的措施,提高社會工作人群的收入,使社會保障體系更加完善,有效解決人民群眾相關利益的問題,比如住房、醫療、教育等等,將民生放在首要位置。只要將這些問題都解決,才能夠改變消費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兩者的矛盾,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才能夠井然有序。

3.加強宏觀調控

我國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將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創建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體制。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通過實踐可以看出,具備條件的市場機制具有有效的基礎性作用,這點應該予以肯定。但是,市場機制也存在一系列的缺點,在西方經濟學中,這種稱為失效。不斷積累這種失效,那么就會產生經濟危機。

首先,降低政府干預機率,如果市場能夠在此領域發揮自身的作用,那么政府就不要干預;另外,只要是市場不能作用或者失效的領域,政府就應該補位。在面對金融危機的時候,政府要深入到達市場不能抵達的領域,進行合適的干預,降低宏觀經濟的沖擊;最后,政府要全面分析國際經濟市場的變化,提高改革經濟的前瞻性和可持續性,從而擴大國內需求途徑和方式,提高人民的消費能力。

三、結束語

馬克思有著眾多的經濟理論,其危機理論是最受爭議和關注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馬克思沒有完整的論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問題,所以只能通過后人對其的著作進行分析、總結,以此進行研究,在此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各種結論。不管怎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研究和貢獻是眾所周知的,他具有時代性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姚倩.經濟危機理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啟示[J].商,2013(13):160-160.

第3篇

摘要:經濟危機不是資本主義的獨有產物,而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正常現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樣有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本文就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分析,并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從產業結構調整、市場規范化、金融體制改革及避免兩極分化等措施著手,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

關鍵詞:經濟危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聯系;啟示

一、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

認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獨特產物,消滅經濟危機的必然途徑是消除資本主義,根據來說,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發生的誘因有幾下三點:

(一)競爭盲目性。恩格斯認為,工業化發展必然會出現競爭的自由化,而競爭總是與供求聯系在一起的,并且供求從來就不是完全吻合的,供應相對于需求或者過多,或者過多。這種競爭的自由化對于供求無法準確把握,造成一定的競爭盲目性。

(二)以生產社會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這是導致資本得以不斷擴張積累的根本內因。而資本的內部性質也決定市場經濟無法在正確比例的基礎上進行生產。當符合社會化生產的適當比例被打破,就很有可以引發經濟危機。

(三)生產與消費二者的矛盾。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剝削使生產與消費二者的矛盾不斷加劇,一是所有的資本家都把獲得剩余價值當成最大追求,二是工人是消費品的最主要消費者。工人支付能力的有限性和生產的無限擴張同時存在就誘發了經濟危機。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經濟危機的內在聯系

由于時代限制,馬克思在論述中并沒有涉及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如何進行管理的問題。當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融合的現代社會,與馬克思當初設想的社會狀態已經完全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很有可有誘發經濟危機,因為,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經濟危機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就需要進行一些分析。

(一)從社會生產的無序性與單個企業生產的組織性之間的矛盾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一般市場經濟存在共性,即企業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加利潤、追求財富,這樣企業經營者在運營過程中考慮更多的是個體,而不是市場整體,就有可能導致市場供求失去平衡。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來看,雖然不能說我國的市場管理是無政府狀態,但在許多行業重復建設現象不斷,行業產品供求失衡、生產力與實際要求不符等現象依然存在,這些現象的大量存在都是引發經濟危機的直接因素。

(二)從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二者的矛盾來看。認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是三方面因素導致的,分別是“勞動本身由于協作、分工以及勞動和自然科學的結合而組織成為社會的勞動”、 “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并“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能力”及“世界市場的形成①”。然而,這三個因素是商品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獨有的。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三個因素仍然存在,并仍有可能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

(三)從有限的支付能力與無限的生產力擴張之間的矛盾看。從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發展狀況看,人民存款儲蓄量不斷提升、工業貸款需求量降低、生產力利用率低下、工人失業率攀升、就業率履創新高……雖然這一系列現象都表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是買方市場,可是消費者力不足、消費力與生產力擴張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嚴重制約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三、如何在馬克思經濟危機指導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以思想為指導,以經濟危機理論為依據,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深入指導和規劃。

(一)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重視產業結構的調整,要在利用新科技開發新技術的基礎上,不斷帶動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同時,在市場經濟提倡轉型跨越發展的今天,不應將建設的重心停留在原有的、無意義的重復建設,而在重點關注人才引進、設備更新和技術創新。

(二)加強市場管理,促進市場規范化。社會主義市場也會失靈,政府應該發揮其引導、規劃和管理作用,在市場管理中,加強市場規則的建立,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加強市場交易行為規范化,營造公平交易、合理競爭的市場環境。同時,政府還應該對市場本身無法提供的商品進行調劑分配,以解決民眾的需求,彌補市場的缺陷。

(三)促進市場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這幾年,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爆發給我們發展市場經濟予以警醒。西方金融危機爆發的本質仍然是生產資料相對過剩,只是由于實物經濟的相對萎縮與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社會主義市場已經越來越趨于國際化,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更是不斷加快,這種情況在引入國外金融資金的同時,不可避免會將國外的金融風險也同時引入。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發展還不完善,金融機構管理剛剛起步,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仍有待規范,銀行與政企之間的關系還沒完全理順,金融業體制改革問題重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際化大發展的背景下,加強金融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四)進行生產資料占有再分配調整,避免貧富分化嚴重。貧富分化加劇是我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嚴重問題,低收入者徘徊于低層次消費需求,高收入者消費需求極度飽和,這種情形使得社會消費格局進一步分化,使社會供求平衡被打破,兩極矛盾不斷激化。現在,基于市場內需不足的情況,政府應當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好“三農”問題,完善稅收政策,進一步縮小兩極分化現象,促進社會公平。這些舉措不但對于鞏固政權,提高政府公信力有著重要意義,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也有著不可忽略的作用。

最后,我們需要指出一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危機是完全不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危機是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項體制機制的不完善導致的,不可因為經濟危機的存在而完全忽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先進性。(作者單位: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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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本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第3分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第4篇

在任何一種經濟體制下,要使經濟生活正常化,就要有一定的經濟秩序。計劃經濟的經濟秩序是和行政秩序是同一的。可以說,計劃經濟實質上是行政  經濟。而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在于宅的經濟秩序是通過法制形式和維持的,或者說,是一種法律秩序。現代市場經濟并不是單純的自由競爭,而是一個有序化,制度化過程,這一過程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法律制度來實現的。與計劃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市場只有具備合理而完備的法律前提,才能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新說:“沒有合適的法律和制度,市場就不會產生任何體現價值最大化意義上的效率。”①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或者說,法制是市場經濟的法律特征。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具體表現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各個主體的權利、義務的行為規則、政府行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規范,即一切經濟活動法制化。

    (一)通過法律來治理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內在要求。

    1、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需要法律規范。

    市場主體是經營的企業,它有兩個廣大,兩個方面需要法律規范:一方面企業的產權問題,企業能夠行使全部法人財產權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經營需要法律保證;另一方面企業在自主經營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那么,一旦企業對利益關系采取非正當競爭手段,損害其他自主經營的企業或國家的利益時,這也需要法律規范。沒有上述法律規范,市場經濟就難以正常運行。

    2、市場運行的規則需要靠法律來構筑維系。

    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市場運行就是市場經濟的運轉,而市場運行的各次規則要靠法律來構筑。市場運行有眾多的規則,如生產資料市場規則、金融市場規則、勞動力市場規則、技術市場規則,等等。這些規則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規定。因為法律手段具有嚴密性、規范性、公開性,以及國家的法制性和相對穩定性等特點,可以從根本上規范經濟和社會生活運行。沒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效運轉。

    3、市場競爭的公平競爭需要法律保障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公平競爭。公平競爭就是自由、等價交換。沒有自由交換,商品就很難流通;生產再多的產品,不能實現等價交換,就不能實現其內在價值和獲得利潤,生產者就沒有生產和再生產的積極性。商品生產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價交換,進行公平競爭,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樣,消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要求法律保護。沒有這種法律保障,市場經濟同樣不可能有效運轉。

    4、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來強制體現市場經濟的一般性表現為在各個市場經濟國家都發揮作用的一般規律。這些規律一旦為人們所認識,就將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來規范,使遵循經濟規律成為具有法律得來的行為,市場經濟的特殊性反映社會制度的本質特征,體現一定歷史時期社會制度的要求,它不僅表現在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之中,更重要的是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確立起來。

    5、市場經濟的自主性需要法律來確認市場經濟是自主性的經濟,即承認和尊重市場主體的意志自主性。這就要求用法律確認市場主體資格,明確產權,充分尊重和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的財產權及其意志自由。同時,規定市場主體行使權利的方法、原則和保障權利的程序。如果沒有法制,市場主體的財產權以及其他權利就無法實現,市場就是一句空話。

    6、市場經濟的契約性需要法律來確認保護。

    市場經濟的基地在于市場,而市場交換或市場經濟的具體動作,主要是通過市場主體之間經過自由、平等的協商新訂立的契約來進行的。契約是市場的法律原型,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經濟關系的契約化。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契約成為經濟交往的主要形式。通過契約的形式來建立經濟關系和實現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的最本質的區別,而契約這種法律形式,市場經濟就寸步難行。而契約這種法律形式對契約原則、方式和法律的確認與保護為前提。

    7、市場經濟的競爭性需要法律來保障。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命脈,沒有競爭就沒有市場經濟。通過競爭達到優勝劣汰,合理配置資源,這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之一。但競爭必須是公平合法的競爭,否則,市場經濟就可能失靈或扭曲。因為在競爭過程中,有些競爭者為了貪圖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風險,采取各種不正當手段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虛假廣告、資取別人商業秘密等,這就必然妨礙市場競爭的正常運行。如同球賽一樣,球員必須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比賽。沒有規則,比賽就無法進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維護正當競爭的保障。

    8、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平等原則需要法律來確認和維護。

    與計劃經濟不同,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是通過契約發生關系的,這就是意味著雙方當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須通過法律確認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如果沒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9、市場經濟開放性要求有完備的法律制度以適應加入國際經濟法律體系的需要。

    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它一方面要求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體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場國際化。統一的、開放的市場體系必須有統一的調整手段和相應的規則。要使我國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就必須按照現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國際經濟法律體系。

    (二)通過法律來治理是市場經濟發展形態的反映。

    在不同的發展時期,法律反映不同市場經濟形態的特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歷了自由競爭階段的市場經濟和壟斷階段的市場經濟兩種發展形態,每個時期都有相應的法律規范。

    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確立的前提,即在“劍與火”的文明中把直接生產者轉化為工資勞動者,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經濟法在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國最為典型。從17世紀開始,英國就推行了“圈地運動”,把廣大農民從耕地上趕走,土地改作“牧場”。為此,英國國會于1700—1760年頒布了208個圈地法規,1761—1801年又通過了2000個土地法令。這些法律反映了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為資本主義所有制,使農民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為適應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大量的雇傭勞動者。與此同時,為了轉化和積累資本,開展自由貿易與自由競爭,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制定和實施了《氏法》和《商法》,以保證讓“看不完的手”調節市場的運行。

    19世紀未到20世紀初,金融機構與工商業相結合,以金融為主的壟斷資本形成以后,美國國會于1899年制定了《謝爾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萊頓法》和《聯邦委員會貿易法》,統稱為反托拉斯法。它壟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對托拉斯進行了若干限制,以調節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經濟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壟斷資本主義發生了新的變化,由一般壟斷階段轉變為國家壟斷階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進一步社會化,促使資本主義的壟斷程度進一步提高。同時,為了減弱經濟危機對經濟的實現調控。因此,經濟法得到全面的發展,深入經濟生活的主要手段。

    隨著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擴大和提高,自由市場經濟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重復出現的經濟危機和周期性波動,表明自由市場經濟無法有效地完成資源配置任務。因此,在市場競爭的基礎上,需要國家通過經濟杠桿、法律手段和非經濟手段間接調控市場,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不論資本主義市場還是社會主義經濟,無不通過法律來反映不同發展形態的要求,體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不同調控形式。國家運用法律手段逐步加強對市場經濟實現調控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法治的過程。法律制度同市場經濟發展安密不可分,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

    在質的方面,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與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所需要的法律有著根本的區別。與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相比,市場經濟在法律上表現出來的獨特之處,主要不在于它有更多的法律,而在于這些法律體現了不同的原則,精神和程序。例如,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要求經濟主體合法經營,但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意味著它對行政權力的絕對無條件地服從。法律的任務就在于用強制力將經濟主體限制于行政權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計劃經濟的法律是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命令法體系。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首先在于經濟主體具有法定的、任何行政權力都不得侵犯的獨立權利。法律為經濟主體的合法經營留下了廣闊的、可以選擇的自由空間。因此,市場經濟的法律是以經濟發主體的權力為核心的選擇法體系。

    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經濟和政治的分離,這就更要求對行政權力的范圍和行使方式進行限制。市場經濟造就了獨立于行政權力之處的經濟力量—市場主體,它可以對抗行政權力的不合理、不正當行使,改變過去那種行政權力不受約束的狀況。雖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也援引法律來實施控制和干預,但政府的權力本身已經受到了法律的嚴格限定。市場經濟對行政權力的經濟限制構成了對權力法律約束的基本條件。總之,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制度和特征都是在經濟市場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法律再多、再完備,也不可能實行法制。市場經濟需要以權力為核心,具有極大權威和獨立運行機制的法律制度,這正是法制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動因。可是,并不是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可以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只有法制才能成為市場經濟提供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法律形式。

    從法制史來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之所以不存在法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經濟無法提供法制生長的土壤。法制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出現而產生和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法制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的法律制度是隨著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產生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否定市場經濟,實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結果導致法律長期以來不僅得不到重視和發展,反而屢屢遭到削弱和破壞。黨的明確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的法制。從此,我國社會開始朝著法制化方向發展,但當時還沒有從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提示出社會主義法制的經濟動因,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標志著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我國目前還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初始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一個有待實現的目標,而不是已經建成的現實。因此,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經濟基礎還十分薄弱,這就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的法制化程度還很低。只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為社會主義法制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二、法律制度在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產生和發展具有悠久的歷史。而經濟法制則是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為了適應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現代意義上的運用經濟立法手段調整經濟關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主要參戰國出現的。當時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已經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國家干預經濟已成為壟斷階段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為了克服戰時經濟中出現的物資供應困難,有關國家采取經濟立法手段,進一步實行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控制。為什么經濟法首先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出現并逐步形成較為完善的制度呢?有以下原因:

(一)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經濟關系日益復雜,原有氏法雖然還是調節市場經濟的重要手段,但已遠遠不能適應調節更方形態的市場經濟的要求,于是經濟法便逐步從民法中分離出來形成獨立體系,以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

    (二)壟斷資本組織、企業集團的巨大發展及其權力體系的擴張,對社會生活發生了重大影響,在國際間進行廣泛的經濟活動,使市場經濟向全球化發展,因而必然要求通過國家立法在世界范圍內爭奪資源和分割利潤。

    (三)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緊密結合,通過經濟立法手段,干預社會經濟生活,調控市場經濟運行,緩和爆發經濟危機。

    上述分析表明,經濟法是從市場經濟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或者說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制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提供了實踐舞臺。那么,法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怎么樣呢?概括起來講,法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有四個方面:

(一)引導作用。法律對市場經濟的引導作用,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決定的。客觀地認識這些規律,真實地反映這些規律,并通過對市場的引導使之符合這些規律的要求,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務。市場經濟經歷著復雜的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的過程,實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過程。為了使密集的、復雜的、且隨機性很在的社會互動井然有序,必須運用法律對人的活動進行引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既要借鑒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經驗,  又要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并使之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這也必須借助法律的引導。必須明確的是:現代市場經濟覆蓋面越來越大,無論是市場機制,還是市場體系規模,都是復雜而龐大的。再也不能按近代市場經濟那樣單純依靠“私人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發運行與發展,必須實行高層次宏觀調控,并使這種調控的形式多樣化、精密化,并以引導為主要形式。

    (二)促進作用。法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直接促進作用。那些直接調整市場經濟的法律,如氏法、經濟法以及經濟行政法、勞動法、知識產權法等等,不僅促使市場經濟按照法律所確認的原則深入發展,而且為市場的進一步完善掃除障礙和創造條件。任何一項直接調整市場關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和反映市場規律的,就定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2、間接促進作用。這主要指那些以調整政治關系、管理關系、家庭關系為主的那些法律。如刑法、訴訟法、家庭婚姻法等等。雖然它們不直接或多數不直接調整市場經濟中的各種行為,但由于通過對各種政治關系、管理關系和家庭關系的調整,正確處理各種矛盾和糾紛,從而調動人們從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積極性。

    (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屬性——國家強制性和規范性,在保障經濟順利發展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這種保障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利益保障。市場經濟關系的各種行為,大都為了實現一定的物質利益并體現為一定權利。法律通過及時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來保障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

    2、秩序保障。市場行為只有在良好的、穩定的、有序的秩序中進行才能達到預期目的效果。沒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場,更不可能進行商品交換,也就談不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了。市場秩序實質上就是法律秩序。

    (四)制約作用。法律在引導、促進和保障市場經濟發展和同時,還發揮制約限制市場經濟發展中某些消極因素的作用。我國市場經濟雖然尚處于初始階段,但市場競爭中的某些消極因素已開始出現,必須運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這些消極因素,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萎縮,市場機制逐漸進入了社會經濟生活。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出現新的社會經濟問題嚴重影響和干擾了經濟的順利發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經濟立法、司法、執法,特別是缺乏保障和規范市場正常運行的法律、法規體系。

    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呼喚并依靠著與之相適應的法制建設的發展與變革。法制建設必須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所謂“立法是對現行行為的規范和對經驗的總結和固定”這一傳統觀念,已經不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這一傳統觀念是導致我國的法制建設長期滯后于經濟生活和改革開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過去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來管理,而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種新經濟關系層出不窮,日益錯蹤復雜,如不事先加以規范和調控,就可能對市場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危害。如果立法沒有預見性、超前性,就適應不了新形勢的要求。

    現代市場經濟無論以哪種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這就是:建立在明確界定的產權基礎上,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的企業(包括各種所有制);企業有權自由進行平等競爭的能提供正確價值參數的市場;政府的宏觀管理和調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證。

    四、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及發展過程中對市場經濟法制化的影響。

    一般來說,經濟的市場化必然伴隨著社會法制化,但是,在市場經濟發育的不同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發育方式的差異,社會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國的市場經濟發育過程,從一開始就帶有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特點。這些特點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經濟市場化過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發育起點是封建的自然經濟。而且,從封建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是通過所有權的徹底私有化完成的。作為資本主義法制基本內容的財產法、契約法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市場經濟發育的起點是計劃經濟。而且,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前提下進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過國家所有權的形式表現出來,產權關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權力的國家,其法律調控的方式,程序顯然不同于私有制。

第5篇

論文摘要:我國道德建設性中仍存在市場利己性與社會道德利他性的矛盾性難題,但社會自身體制的發展內在蘊含了市場對道德建設的要求,并有效的促成了市場與社會道德的融合,為我國社會道德的建設問題提出了新的原則。

近幾十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的成就,這主要歸功于經濟體制上的改革,它解放了生產力本身,極大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市場經濟也給社會帶來了些負面影響。如市場中的爾虞我詐、假貨泛濫等現象,不但影響了市場的合理建設,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波及社會的和諧安定。

亞當斯密著名的“無形手”理論中提出了“經濟人”的假設,“經濟人”的趨利本性決定了他的理性原則:“付出最少,得到最多”。這條原則貫穿了一切商品經濟活動,無論是商品經濟階段還是市場經濟階段,只要有商品交換行為,它就一定起作用。這是商品經濟活動的利己本性決定的,換句話說,商品經濟活動得以運行是以人的利己本性為基礎的。誠如阿馬蒂亞·森所說:“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所以,無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經濟人現象必然存在,經濟理性原則必然支配著現實人們的思想,影響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要想實現這一原則,只能通過不等價交換的手段來完成,而不等價交換行為活動又要求行為個體采取不合理的行為,這也就決定了經濟活動必然是無道德而言的,換句話說,社會道德帶不來經濟效益。“求效率,就不講道德;企求道德高尚,就會失去經濟效率;沒有剝削,便不會有利潤,更談不上資本的增殖。可見,經濟與道德、利己和利他這兩種截然相背的價值取向必然導致二者的二元互斥,而經濟必然性又以其自身的鐵的規律在漠視著人的道德情感中為自己開道。有些學者不無偏激地說,市場經濟制度是建立在“性本惡”的前提假定下的,“市場經濟之被推崇,不是由于它是多么的‘高尚’或‘高級’,相反,而是因為它的‘低級’一它不要求人們都是善良的君子,相反,它是一種可以使雞鳴狗盜之徒相互交易、相互合作(通過交易合作)發展經濟的制度;因為它依賴的不是道德教化,不是人的善行,相反,它處處假定你不善,假定你不講‘道德’,只顧私利,然后在此假定下,處處用合同、法律等制度去防小人,防范惡行,以此來保證人們較為放心地交易、競爭并合作下去。”因此經濟學“不講道德也不應該講道德。”因此,只要有經濟活動的地方,就必然存在著不合理的行為,這也就是我國市場經濟中難以杜絕不道德現象的原因。

可見,市場經濟的本性利己與社會道德本性利他的二元互斥成為了道德建設的根本難題,因此,有些人提出了“代價論”,即市場經濟,或泛義地說,經濟發展的善總需以社會倫理道德的淪落的惡為代價。但這個論點受到了較多的批評。的確,假如市場經濟根本不促進人們的人格與精神在某些方面的提高,那么單純的更大的經濟福利似乎不值得以倫理道德的犧牲去換取。此外,有些批評者還指出,亞當斯密的“經濟人”的本性是抽象不現實的,人的真正的本性是社會性,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是說,人的本性是與社會制度本身聯系的,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直接影響著個人的本性的發展。所以,他們認為“經濟人”在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會存在,而巨他們甚至還提出了“公有人”的概念來取代“經濟人”,但這很難讓人信服,它無法解釋人對經濟利益追求的現實性。其實,亞當斯密“經濟人”的本性利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在以商品活動為基礎的社會特定發展階段,商品活動必然通過刺激人的這一本性來實現它自身的運轉,但這只是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才有的現象,它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終目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必然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基礎,而且即使在市場經濟時代,市場的利己性也只是作為社會的一個基礎層面而言的,它不代表社會的所有層面,換句話說,社會自身發展的全面性決定了市場的道德性是不能抹煞的。

市場經濟社會非但不會因為市場自身的功利性而排斥道德建設的可能,而且道德作為社會的產物,社會發展自身體制中內在蘊含了對經濟主體的道德要求。

首先,社會發展促成了市場經濟生活中獨立人格的發育,以及與止匕適應的自由、權利觀念的發展,為現代人的道德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育班。自主、自尊、自強、自立的精神的發展不僅引導人改善其物質生活境況,而且引導人發展真精神價值。當然,我們不可能在古樸的高尚與現代的高尚之間劃出嚴格的界限,純樸的高尚與現代的高尚都具有永恒的道德價值,但現代人的高尚必定是人的自由選擇的價值。獨立人格及自由、權利、尊嚴觀念的發展也剝吏現代人全面介人社會公共生活從而拓展這些生活領域并發展其價值的重要促因。而目現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離開了與之同步的道德價值的社會制度也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社會自身發展要求市場經濟對道德的積極肯定,并使其參與到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承認社會存在的“善”價值,為其提供正當合理的價值辯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道德體系尋求更高更合理的倫理價值理想,也就是說,她不是一般地強調社會功利或效率,而是強調社會的共同福利和共同富裕,強調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公正與和諧;倫理道德作為一種價值科學,其著眼點或根本價值導向總是指向社會整體的普遍價值和長遠價值,高度關注各種人際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和諧,強調積極參與社會合作與實現個人自我完善的辯證統一;一定社會的倫醚德總是在社會生活實踐的基礎上,為各種社會關系的和諧和人的自我完善提拱一種渠埔蓬駐想的價修宣求目標,道德倫理的應然性理想對于凝聚社會民心、提升社會文化精神,從而最終為個人的全面發展構建提供必要而充分的精神資源。正是倫理道德的價值性、超越性和實踐性構成了社會的價值支撐和精神力量。

最后,社會體制內在的經濟生活中所要求的公平、誠實規則促成了個人支持公共生活中的社會正義這一核心價值。一個在市場經濟生活中重視公平誠實規貝組的人往往傾向于在公共生活中對社會正義感的培養,而且也傾向于肯定道德德性的價值。雖然實際生活中也有反倫理地從事市場活動的人慷慨扶持公益的例子,但他們常常或者是對以往劣跡或某種其他用心的掩飾,或者是對池聽經歷的一種私輟的倫理上的轉變的證明。所以,如果我在市場經濟生活中是一個倫理的經濟人,我可能在道德發展上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我可能止步于做一個倫理的經濟人,一個理智健全的通情達理的人,消極地遵守公平誠實的倫理準則,不去損害他人的正當利益,但當自己的正當權益受到侵犯時則必定起而維護之;雖然在此同時我也抱有同情心,并且欣賞高尚的道德,但不打算身體力行之。或者,我也可能在做一個倫理的經濟人的同時,積極地發展公平誠實的倫理規則,發展自己的社會正義感,發展自己的道德德性、同情心、公益心、奉獻精神,以及自己對社會的共同價值的領悟,拓展自己的道德精神世界,成為一個道德的人。

市場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道德建設的要求,它是社會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與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相適應,而且,這種融于社會的適應性使社會道德本身不再是千古不變的僵死教條,而是與特定的社會階段發展特點相結合下的新原則,有效地推動了社會的發展。所以,我國的市場經濟道德原則也正是在這一原則下建設的,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平等原則

在市場上,交換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能把特殊的身份帶入市場,任何牛爭漢荀啥破壞等價交換的原則。平等就是指作為商品交換者權利的平等,在交換規則面前平等。交換關系中的平等膺測反映在政治領域,就是民主政洽,人們在政治權利與義務上,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如果說,在私有制條件下,由于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使得交換關系中的平等與政治上的民主萎琴育虛偽性的話,那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公有制,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關系上的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才成為現實。這種平等關系不僅體現在經濟、政治領域,而且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干群、父子、夫妻、兄弟、師生、朋友都是平等關系。平等原則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原則。

2.自主原則

市場交換的主體具有獨立性。這種獨立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利益的獨立性,主仲有自身的利益,正是這種私利成為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強大動為;另一方面是主體權力的獨立性,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主體有權根據自身的利益與意愿來決定自己的行動,并承擔行為的后果。所謂自主原則就是承認主體獨立性,要求人們在相互交往過程中浮碗人他人的私利,并尊重別人的權力,尊重別人的意愿,不能隨意干涉別人。作為主體自身,必須對白己的行為負責。

3.誠信原則

在商品交換中,交換的商品必須貨真價實,以假充真,以劣充優,必然損害等價交換的原則。在現代,信用成為最廣泛的經濟關系,甚至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誠信原則成為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誠即是真實,在人與人的交往中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清;誠的反面是偽,商品交換中的欺詐行為,人際關系中的虛情假意,即是偽。信即遵守諾言,言必信,行必果。誠信不僅是市場經濟的要求,而且是人際交往的普遍要求,所以,自古以來誠信原則就是做人的翡夢卞準則。

4.人道原則

第6篇

關鍵詞: 藏區經濟社會;可行能力;主流實踐

中圖分類號:F06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81 2012 02-0136-07

Social Development, Mainstream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of Tibetan Areas in Market Economy

CAO Yang MA De-jun

Abstract: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for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Hai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Qinghai Province,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re exis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logic and the classical judgment.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ffects the association, the household operations run by farmers and herdsmen are not replaced, instead, they are more consolidated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owners for small assets of farmer household is strengthened. Seen in terms of practice from the above association, the concept "development" in accordance with GDP growth or the defini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parochial. For my part, compared with economic opportunities, political freedom, social conditions, transparent guarantees and protective security, the mainstream practice of Tibetan areas in market economy can be elaborated more entirely.

Key words: economic society of Tibetan areas; feasible capacity; mainstream practice

一、經典理論與悖論現實

社會學對市場經濟擴展下農牧區的前途有著深刻的思考。認為傳統農村和市場經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發展趨勢。因為這二者各自秉持不同的經濟邏輯:傳統農村的經濟秩序以糧為綱,而市場經濟則以農牧業怎樣向市場提供最大數目的農產品為出發點。這種發展觀的基礎是理性化的倫理、理性化的經濟經營、理性化的官僚行政和理性化的法理支配,將傳統農牧區的前景置于“西方文明現代性”的總體把握之中。由于血緣、宗族或者歷史上形成的鄰里關系在倫理、經濟取向、支配方式和團體秩序諸方面與以理性化為特點的現代性格格不入。[1]隨著理性化的社會形態所具有的強烈擴張動力和競爭優勢的充分展現,最終會被高度面向市場、以謀求持續不斷的利潤為目的、雇用自由勞動力的農業企業所取代。隨著家庭農業經營的衰落,村莊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共同體也將逐漸瓦解和消亡。[2]

在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所預言的社會形態運動過程中,農牧民作為小資產所有者,注定要分化——要么上升為資產階級要么下降為被剝離了生產資料的無產階級。馬克思沒有在社會歷史運動的目的地中為任何形式的小資產所有者留下位置,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小商人、手工業者。這些階級的沒落被他視為歷史的必然。

當代中國藏區面臨的外部環境,是市場經濟和工業文明持續擴展,高度面向市場、以謀求利潤為目的的經營方式成為主流經濟邏輯。在這樣一種歷史情勢下,中國藏區的社會產生了哪些變化?是否并不一定會收斂于某種先驗的理論判斷存在自己的運動邏輯。農牧區的發展趨勢,是否在沿著經典作家所判斷的道路發展?將會對整個藏區經濟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我們不容回避的問題。雖然基于一個村莊的微觀研究不足以涵蓋藏區的全貌,但從中仍可窺見一些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和現象。

二、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農牧民專業合作社

(一)基本情況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簡稱海南州)位于青海省東部,因地處著名的青海湖南部,故名海南。面積為4.45萬平方公里,占青海省總面積的6.18%。全州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海南州屬典型的高原大陸性氣候。

第7篇

關鍵詞:財務管理;風險管理;企業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會計工作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尤其是新的《會計法》的出臺對會計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會計作為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抓住機遇,適應新形勢要求,提高會計工作質量,從而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加速我國會計現代化的進程。

為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要求,企業財務管理要從管理目標、融資內容、資本結構、風險管理方法、財務分析以及分配方式等方面進行創新;實現知識經濟下的財務管理創新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課題,必須轉變理財觀念,提高財務人員創新能力,并借鑒國際經驗以積極開展相關理論研究。

社會經濟形態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邁進,引起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活動廣泛而深刻的變化。這一變化對建立在傳統工業經濟基礎之上的財務管理模式提出一系列創新要求。因此,探討知識經濟下的財務管理創新,是企業實現成功理財的必然選擇。

1現代企業財務管理面臨的問題

11原有的產權理論及制度加劇了股東、經營者和員工之間的利益沖突

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它使傳統的以廠房、機器、資本為主要內容的資源配置結構變為以知識資本為主的資源配置結構。而我們現有的產權理論和制度仍然維護“業主產權論”,忽視了人力資本對公司發展的重大作用。事實上,在現有的市場經濟中,創造、接受、利用、加工信息和掌握知識技術的員工在企業財富的創造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傳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過渡時期,現代企業已不再僅僅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問題,現代企業實際上是財務資本與知識資本這兩種資本及其所有權之間的“復合契約”,是“利益相關者”的產權合作。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的產權理論及制度只注重有形資產和投入資本的配置,忽視知識資本的有效配置,只注重出資者享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排斥智力勞動及其他相關利益者對企業的剩余分配權,從而,會加劇所有者(股東)、經營者和員工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與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財務人員有必要進一步明確應該以誰的利益最大化為企業的理財目標。

1.2風險理財已是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問題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企業會面臨更多的風險:①由于經濟活動的網絡化、虛擬化,信息的傳播、處理和反饋速度將會大大加快,倘若企業內部和外部對信息的披露不充分、不及時,或者企業當局不能及時有效地選擇利用內部和外部信息,會加大企業的決策風險;②由于知識積累和革新的速度加快,倘若企業及其員工不能及時作出反應那就不能適應環境的發展變化,會進一步加大企業的風險;③高新技術的發展,使產品壽命周期不斷縮短,這不僅加大了存、貸風險,而且加大了產品設計、開發風險;④由于“媒體空間”的無限擴展以及“網上銀行”和“電子貨幣”的運用,使得國際間的資本流動加快,由此使貨幣風險進一步加劇;⑤在追求高收益驅動下,企業將大量資金投放在高新技術產業和無形資產上,使投資風險進一步加大。因此,如何有效防范、抵御各種風險及危機,使企業更好追求創新與發展已是財務管理需要研究和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1.3現有的財務管理理論與內容已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投資決策需要

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廠房、機器資金等有形資產;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資產結構中以知識為基礎的專利權、商標權、計算機軟件、人才素質、產品創新等無形資產所占比重將大大提高。無形資產將成為企業最主要、最重要的投資對象。但現今財務管理的理論與內容對無形資產涉及較少,在現實財務管理活動中,許多企業往往低估無形資產價值,不善于利用無形資產進行資本運營。傳統的工業經濟時代的財務管理理論與內容已不適應知識經濟時資決策的需要。

1.4現有的財務機構設置與財務人員素質嚴重妨礙著信息化、知識化理財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以快、準、全的信息為導向。企業財務機構的設置應是管理層次及中間管理人員少,并具有靈敏、高效、快速的特征,我國現有企業財務機構的設置大多數是金字塔形,中間層次多、效率低下,缺乏創新和靈活性;財務管理人員的理財觀念滯后、理財知識欠缺、理財方法落后,缺乏掌握知識的主動性,缺乏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這一切與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相去甚遠,嚴重妨礙了信息化、知識化理財的進程。

2知識經濟下的企業財務管理創新

2.1財務管理目標的創新

企業財務管理目標是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的,這一目標的確立總是隨經濟形態的轉化和社會進步而不斷深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先后經歷了“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到“超利潤目標管理”的轉換。世界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企業知識資產在企業總資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知識的不斷增加、更新、擴散和應用加速,深刻影響著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活動的各個方面,使企業財務管理的目標向高層次演化。原有追求企業自身利益和財富最大化的目標將轉向“知識最大化”的綜合管理目標。其原因在于:知識最大化目標可以減少非企業股東當事人對企業經營目標的抵觸行為,防止企業不顧經營者、債權人及廣大職工的利益去追求“股東權益最大化”;知識資源的共享性和可轉移性的特點使知識最大化的目標能兼顧企業內外利益,維護社會生活質量,達到企業目標與社會目標的統一;知識最大化目標不排斥物質資本的作用,它的實現是有形物質資本和無形知識資本在最短時間內最佳組合運營的結果。

2.2融資管理的創新

企業融資決策的重點是低成本、低風險籌措各種形式的金融資本。知識經濟的發展要求企業把融資重點由金融資本轉向知識資本,這是由以下趨勢決定的:知識資本逐漸取代傳統金融資本成為知識經濟中企業發展的核心資本,西方股份選擇權制度的出現使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的知識資本量化為企業產權已成為現實,深圳華為公司在人力資本產權量化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金融信息高速公路和金融工程的運用,加快了知識資產證券化的步伐,為企業融通知識資本提供具體可操作的工具;企業邊界的擴大,拓寬了融通知識資本的空間。

2.3資本結構的優化創新

資本結構是不同資本形式、不同資本主體、不同時間長度及不同層次的各種資本成分構成的動態組合,是企業財務狀況和發展戰略的基礎。知識資本在企業中的地位上升,使傳統資本結構理論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而有必要按照知識經濟的要求優化資本結構:一是確立傳統金融資本與知識資本的比例關系;二是確立傳統金融資本內部的比例關系、形式、層次;三是確立知識資產證券化的種類和期限結構,非證券化知識資產的權益形式和債務形式以及知識資本中人力資本的產權形式等。優化創新資本結構的原則是通過融資和投資管理,使企業各類資本形式動態組合達到收益、風險的相互配比,實現企業知識占有和使用量最大化。

2.險管理方法的創新

風險是影響財務管理目標的重要因素。知識經濟時代企業資本經營呈現出高風險性和風險表現形式多樣化的特征:一是知識產品價格中物質材料成本的比重很小,而研究開發的固定成本急劇上升,使經營風險多倍擴大;二是因金融市場和內部財務結構的變化使財務風險更為復雜和多樣化,如技術債務資本的流失、泄密、被替代或超過保護期可能導致企業的破產,人力資本產權的特殊使用壽命和折舊方法會增加現有資本結構的不穩定性;三是開發知識資產的不確定性水平提高,擴大了投資風險。四是作為知識資本重要構成要素的企業信譽、經營關系等變化使企業名譽風險突出。為此應以現代手段創新風險管理方法,一方面要對風險的各種表現形式進行有效識別,確定風險管理目標,另一方面要建立風險的計量、報告和控制系統,以便采取合理的風險管理政策。

2.5財務分析內容的創新

財務分析是評價企業過去的經營業績、診斷企業現在財務狀況、預測企業未來發展趨勢的有效手段。隨著企業知識資本的增加,企業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和發展趨勢越來越受制于知識資本的作用,對知識資本的分析也因此構成財務分析的重要內容:評估知識資本價值,定期編制知識資本報告,披露企業在技術創新、人力資本、顧客忠誠等方面的變化和投資收益,使信息需要者了解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發展情況。設立知識資本考核指標,一是創新指標,如知識資本創新力;二是效率指標,如知識資本利用率、知識資本利潤率;三是市價指標,如每股知識資本賬面價值、知識資本與每股盈余比率;四是穩定指標,如知識資本增長率,知識資本損耗率等。設立知識資本與物質資本匹配指標和綜合指標。

第8篇

關鍵字: 公平,效率,競爭,市場經濟,公平

目 次

一、導論—兩個經濟的啟示

二、市場·競爭·效率

三、社會·分配·公平

四、經濟法與民商法

五、

一、導論-兩個經濟時代的啟示。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二者最大的變化就是微觀上從講公平到講效率,宏觀上從講公平到講效率。(1)

計劃經濟時代已經過去,正處于社會主義初期市場經濟階段。反思兩個經濟時代,最大的區別就是二者利益分配目標不同了,微觀和宏觀領域的價值取向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計劃經濟時的利益分配目標:微觀、初次分配的主要目標是公平優先、生存養人;宏觀、再分配的經濟目標是效率優先、追求國有資產最大化。政府除了是社會行政管理者之外,還同時兼有國有資產代表者的身份,甚至作為國企的直接投資者。它既要當市場的“裁判員”,又當市場主要的“運動員”,他經常要代替而直接去搞微觀運作,它主要目標是為了追求具體企業的效率,因而往往失去了公平。但另一方面,企業—因為他們是國有企業,承擔政府下達的社會行政目標,要解決就業和公平分配,要追求“生存養人”的利益目標。企業搞了公平,也就失去了效率。所以。計劃經濟最終是不公平也不效率的經濟體制。

而市場經濟的利益分配目標與計劃經濟截然相反。如下圖所示:

微觀宏觀

計劃經濟 追求公平優先 生存養人 公平效率 追求(國有)資產最大化 效率公平

市場經濟 追求企業資產最大化 追求社會公平 生存養人

當中國的市場經濟最完善時,最強的市場力量和最強的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相結合,就逼近了這樣一個成熟的目標:最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和最公平的再分配相結合。(2)

而市場經濟體制所達到的微觀上的效率和宏觀上的公平是需要相關的法律來調整的,。經濟法便由運而生了。

二、市場·競爭·效率

競爭是提高生產率的最理想手段。

-艾哈德(3)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靈魂。缺乏了競爭的市場是一潭死水,散發著沖天的惡臭;是枯萎的花兒,低垂著喪氣的腦袋;是無心的僵尸,失去了生命的靈魂。而充滿競爭的市場猶如一泓泉眼,流淌著汩汩的生命之水;猶如一朵盛開的花兒,散發著撲面的清香;猶如健壯的青年,充滿著朝氣與活力。“任何真正的競爭都是高度主動積極創造型的競爭,這種競爭能最大限度的激發人的聰明才智,促使人奮發圖強,大膽冒險,不斷進取”(4)

競爭是動力。“如果說階級沖突和階級斗爭是一切階級社會進步的動力的話,那么在和平時期,人與人之間的合法的利益沖突和利益競爭同樣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甚至是更一般、更持久的動力。”(5)列寧認為,競爭“在相當廣闊的范圍內配置進取心、毅力和大膽首創精神。”(6)

競爭是壓力。適者生存,劣者淘汰-這是大普遍的法則。不進則退、不優則汰。在一個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每一個市場主體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又轉化為巨大的動力。

競爭是共贏。在良性競爭的環境中,競爭者之間在壓力和動力的本能驅動下,不斷提高生產效率,也就提高了整個市場的經濟效益。“競爭的目的不是要消滅競爭者,而是通過更好的和更靈活的管理超過競爭對手,以造福消費者,從而也有利于自身的收入。”(7)熊彼特指出:“如果社會主義社會把經濟刺激實行的遠超過賽跑的馬和機器所要求的限度,一定是大有所獲的,這種刺激是有價值的社會性質的努力的推進器。”(8)

所以,競爭就意味著效率。“經濟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于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9)競爭使人盡其才。同時,競爭者必須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提供最好的商品或服務,這有利于減少浪費、節約資源,是物盡其用。“競爭促使人們把事情做到極致,講究效益。實踐證明,競爭是效益制度,哪里沒有競爭,哪里就沒有效益”。(10)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就是效率經濟。這種經濟體制的反向表述就是計劃和壟斷。這是兩個相繼發生在中國經濟體制中的現象,是效率的對立物。

計劃經濟時期,前已論述,妄圖通過計劃達到微觀領域的公平。“不管計劃用最的能夠多么詳細地、迅速的和準確的計算出復雜的關系,計劃還是要受矛盾的利益狀況的,而沒有市場機制,就會造成計劃和現實經濟的最優和現實發展之間的最大脫節”。(11)所以,計劃經濟并沒有達到微觀的公平。計劃一切,使廣大民眾的自我設計權利、自我拼搏精神喪失,說到底是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權利和自主權,是對蕓蕓眾生的精神的蔑視。“當一個全面的計劃成為社會一切經濟決策基礎的時候,個人的經濟自由就被大大減少了,個人看不到自己的物質需要和愿望,作為經濟活動的目標而被滿足,而是論為實現計劃目標的工具”。(12)

市場經濟時期,競爭與壟斷是一對天生的冤家。就中國的經濟狀況而言,壟斷主要是行政壟斷,而不是經濟壟斷。因為中國還沒有哪家企業能強大到如此地步,能夠控制某一行業和領域。行政壟斷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動因莫過于對經濟效益的追求:一方面為政府及所屬部門甚至官員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受行政壟斷保護的經濟活動主體的利益。這可以用經濟學中的“尋租”來解釋。“經濟學中的‘尋租’是指經濟活動者為維護其既有利益而尋求政府管制,阻止其他主體競爭,保持自身壟斷地位,以獲取超過生產要素機會成本的收入的行為”。(13)參照公共選擇學派理論,尋租活動存在的原因是人們把政府當做建立并保持壟斷的工具,尋租活動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及浪費。“生產經營者尋得‘租值’就獲得相當于法律上的壟斷;從供給角度看,政府所屬部門甚至官員個人為獲得自身利益也會有意無意的去設租”。(14)即所謂“在權錢交易中,尋租活動具有雙向性質”。(15)行政壟斷,造成了市場經濟部分領域的無效率。如電信行業:這是一個需求彈性很小的行業,壟斷者-政府的寵兒可以隨心所欲的收取費用,由此卻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如果引入競爭機制,那么我相信消費者一定會得到低廉的價格,優質的服務。因為-競爭意味著效率。

三、·分配·公平

一切的基礎是人具有兩重性-經濟人特性和社會人特性。所以也就有兩種公平:從經濟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競爭條件和機會的公平;從社會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結果的公平,即現實中的社會平等。(16)

在此,我僅站在社會人的角度來討論結果的公平。因為機會的公平也即微觀的公平形式的公平是和效率相一致的;而結果的公平也即宏觀上的公平實質的公平卻和效率不盡一致。

在橫軸右半面的曲線向右上方傾斜。在這一階段,社會處于逐步階段,分配還不盡公平,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效率也越來越高。人們創造的社會財富也開始增多。人們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社會逐漸趨于公平。但是當效率達到一定水平時,公平達到了最高點A點時,如果效率繼續提高,就以犧牲結果上的公平為代價了,社會分配相差越來越遠了。

“每個社會秩序都面臨著分配權利、限定權利范圍、使一些權利與其他權利相協調的任務…在個人權利和社會福利之間創設一種適當的平衡,乃是有關正義的主要考慮之一”。(17)

而我們現在的人類社會大都已步入后階段了。所以說當我們把社會福利當作經濟活動的終級目標進行動態時,一個社會并非是效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社會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好。“要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公平與效率之間實現最優的組合,這種最優組合要求的條件是:公平的增加帶來的社會福利的增加(邊際社會福利)與因公平的增加引起的效率降低帶來的社會福利的減少(邊際社會福利)相等。或者說,效率的增加帶來的社會福利的增加與因效率提高引起的公平的降低帶來的社會福利的減少相等”(18)單純依靠微觀上市場經濟的作用不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最優組合,市場能夠保證效率的不斷提高,但卻必然帶來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這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表現。

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效率通過市場獲得實現,公平是靠政府在再分配領域實現的。不能片面追求無效率的公平,也不能片面的追求無公平的效率。如果社會失去了效率,那么社會就失去了發展的基礎;如果社會失去了公平,那么社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社會的矛盾必須得到解決和緩和,社會的各方面利益必須得到平衡。“如果一個社會為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間,那么在相互矛盾的個人利益之間,群體利益之間肯定會有沖突和碰撞…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衡上述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這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通過頒布一些評價各種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調整這種種利益沖突標準的一般性規則方能實現”。(19)從這種角度上說,經濟法是一部平衡利益,進行再分配的公平,達到社會正義的法律。

在此,我比較贊同羅爾斯關于正義的第二個原則……羅爾斯在《正義論》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正義原則-“第一個原則: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力去擁有可以與別人的類似自由權并存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第二個原則:對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能使這種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而且與向所有人開放的地位和職務聯系在一起。”(20)正義的第二個原則即差別原則,即允許人們在經濟和社會福利方面存在差別。但這種差別要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境況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旨在最大限度的提供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種關心不幸、照顧弱者、輔助窮人的原則,因而也是一種博愛原則。

四、民商法與經濟法。

作用于微觀領域法律不僅有經濟法,而且有民商法。我以為,民商法和經濟法都旨在實現微觀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但是所針對的對象是不同的:經濟法是政府管理,通過政府規范來實現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外部性的行為;而民商法是對自身的要求,是內部性的行為,民法規范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活動;商法規范每個企業的資格和內部管理。

武漢大學的漆多俊教授是這樣來評價民商法的“民商法雖然以個人為本位,重在維護個體利益,但它通過對個體自由和權益的維護,不僅有利于促進微觀領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維持了市場的公平自由競爭秩序,使價值和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因而能使社會經濟在宏觀和總體上得到調節。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說民商法是市場調節的法律保障,由民商法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對宏觀領域的間接(自發的、客觀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種完整和諧的社會經濟秩序,這就是民商法秩序。”(21)

通過前述,我以為,作為完整的、和諧的社會經濟秩序,應稱之為民商經濟法秩序了。

五、總 結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的,都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們所要做的就是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用發展的視角去挖掘和遵循規律。經濟法其實就是一個的產物:在西方國家是適應19世紀反壟斷的需要而產生的;在是適應發展市場經濟秩序的需要而產生的。后起的社會立法必然要借鑒吸取先行的民商法中的有益因素,為己所用,這就決定了社會立法的綜合性。德爾馬爾默爾利用一種雞尾酒調制來說明經濟法的綜合性或者混合性:“取一個調酒器。放進一份商法;用社會發色素使之上色;加進大量的稅法和行政法;用一撮民法調味;撒進大量的社會學和經濟學;隨意搖晃,然后作為冷飲,并為這種法律飲料取名經濟法。”(22)正是由于經濟法的時代性、綜合性,意味著它必然擔負著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歷史使命。我相信,隨著經濟法這門學科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經濟法一定會越來越趨近于它的價值理念和制度精神-市場效率和社會公平。

索 引:

(1) 解中國初期市場經濟之謎(下冊)》 何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2頁。

(2)《破解中國初期市場經濟之謎(下冊)》 何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35頁。

(3)《來自競爭的繁榮》 艾哈德著 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第154頁。

(4)《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的基礎建構與原理闡析》 邱本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頁。

(5) 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的基礎建構與原理闡析》 邱本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22頁。

(6)列寧選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75頁。

(7)《一種未來的經濟體制》 奧塔·稀客著 中國社會出版社1989年版 第245頁。

(8)《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 熊彼特著 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第262頁。

(9)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程恩富 著 載法律網2004年。

(10)《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的基礎建構與原理闡析》 邱本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頁。

(11) 《一種未來的經濟體制》 奧塔·稀客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第105頁。

(12) 《理解市場經濟》以薩克森登著 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第138頁。

(13)《競爭法在中國:現狀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經濟法》 楊紫烜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頁。

(14)《競爭法在中國:現狀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經濟法研究》 楊紫烜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頁。

(15) 《經濟學分析法學》張乃根著 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第245頁。

(16) 《破解中國初期市場經濟之謎(下冊)》何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5頁。

(17) 《法:法律與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年1月第一版 第298頁。

(18)《公平、效率與社會福利》任太增著 摘自法律教育網 2003年6月18日。

(19)《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鄧正來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第398頁。

(20)《正義論》羅爾斯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第66頁。

(21)《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漆多俊著 載《經濟法研究》楊紫烜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105頁。

(22)《經濟法》 阿萊克西·雅克曼、居役·史朗斯著 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第52頁。

書目

《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的基礎建構與原理闡析》 邱本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破解中國期市場經濟之謎(下冊)》 何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經濟法研究》楊紫烜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9篇

Abstract:Deceased economist Dong Fu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fo b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and “marketability theory” constitution. Dong Fu has proven the non-private economy in market economy system's important position, proposed has the feasibility marketability theory and the consummation system of ownership reform theory.

關鍵詞:董輔 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理論 理論體系 理論貢獻

Key words: Dong Fu Cyanosis market economy market economy theory system info theory contribution

作者簡介:陳燕和(1971-),男,湖北武漢人,經濟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現代市場理論、市場經濟理論、國際市場理論。

【中圖分類號】F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069(2009)-05-0056-01

注:今年為董老辭世5周年,寫此文以作紀念。

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的市場經濟理論自成體系、邏輯嚴密。他的市場經濟理論觀點超前于時代,對中國經濟轉型實踐具有啟發性,引導、推動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和進程。

一、董輔的市場經濟理論體系

1995年,董輔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式(董氏市場經濟公式),標志著他的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形成。他的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由兩個彼此有機聯系的部分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市場化理論。前者注重目標,指明了中國市場化方向;后者注重過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提供方法。

董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董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式、所有制結構理論、所有制形式理論、民營經濟理論、股票市場理論等。(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于社會公平加市場效率。(2)所有制結構理論(董氏八寶飯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是多種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結構。(3)所有制形式理論。公有制的兩種實現形式是共同所有制和公眾所有制。(4)民營經濟理論。民營經濟包括非公有制經濟與公眾所有制經濟。(5)股票市場理論。共同所有制、公眾所有制、非公有制都可以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出現。董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沿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社會公正――公有制經濟”;另一條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市場效率――非公有制經濟”。

董輔的市場化理論。董輔的市場化理論包括市場化原則理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兼容理論、所有制結構理論等。市場化原則理論、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兼容理論將所有制改革與運行機制改革聯系起來。董輔的市場化理論也沿著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多種公有制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的混合經濟――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條是“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董輔的市場化理論體系圖示如下:

二、董輔的市場經濟理論貢獻

從1978年起,針對經濟體制改革,董輔提出了一系列獨到見解。他對市場經濟理論的貢獻主要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順利推行奠定了理論基礎。董輔是中國較早主張把市場機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調節手段、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學家。(1)1980年,他率先提出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不可結合論,指出二者結合只會引發經濟混亂。因此,只能采用市場調節形式。(2)1981年,通過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經濟平衡問題,他指出計劃經濟會人為造成不平衡,從而徹底否定了計劃經濟的可行性,為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提供了的理論支持。(3)黨的十四大前后,他在不同場合多次使用市場經濟這一提法,為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輿論氛圍。(4)他還撰寫大量文章以澄清和反駁對市場經濟的誤解和指責,指出市場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不具有社會制度的屬性。他還強調發展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的暫時退卻、不是僅僅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才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是計劃經濟根本就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

提出了完善的所有制改革理論。董輔對推動中國所有制改革、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的所有制改革理論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理論和所有制結構理論。

論證了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重要地位。董輔最先將非公有制經濟定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民營經濟發展從理論上騰出了空間。

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了系統的理論探索。從1979年開始,董輔對如何改革國有企業進行了持續的理論研究。(1)1979年提出“政企分離”;(2)1987年提出“部分小型國有企業轉變為個體、私營企業;部分小、中型國有企業轉變為集體所有制或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業;部分國有企業轉變為股份制企業,企業的股份可以歸國家、其他企業、個人所有”;(3)1991年提出“對國有企業按競爭性與非競爭性領域進行劃分,把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推入市場;非競爭性國有企業包括自然壟斷和以社會公益為目標的企業,它們不以盈利為目標,適度保留國有企業的形式”;(4)1995年提出“按功能分類,從6個領域發展與保留國與企業”;(5)1999提出“只有將宏觀層次與微觀層次的國有企業改革相結合,才能合理地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董輔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是他的所有制結構理論與所有制形式理論在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上的具體運用。即使在今天,他的國有企業改革理論仍舊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 董輔:《董輔選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 董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上、下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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