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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福利經濟學；社會救助
一、引言
福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增進社會福利的西方經濟學分支，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以實現公平以及如何進行集體選擇以增進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種原因導致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程序給予款物接濟和服務，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設計完美無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與實施，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窮人福利的問題。在福利經濟學的 歷史 演進中，我們要汲取思想營養，為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提供理論 指導 ，并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的實施提供價值規范。
二、福利經濟學歷史演進中的主要思想
傳統經濟學對福利經濟學的思想都追溯到邊沁的功利主義上，而真正意義上將福利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 經濟學理論 體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二戰結束后，一大批福利經濟學家的出現和大量的福利經濟學文獻的出版，極大地拓寬了福利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與內容。因此，經濟學界一般將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分為新舊兩派。舊派以英國庇古為代表，新派導源于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為英國的卡爾多、希克斯與美國的勒納、薩繆爾森等所倡導。
1.庇古及其邊際效用價值論
庇古以邊沁的功利主義 哲學 及馬歇爾的基數效用論和局部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系統地論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應用。庇古認為個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來表示，整個社會的福利應該是所有個人效用的簡單加總。在此基礎上，庇古論述了社會福利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社會福利就越大；國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會福利越大。進而針對如何衡量和增進社會經濟福利問題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觀點，針對如何才能實現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得出了政府應當干預經濟的結論。社會福利之所以會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據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他認為，同一英磅的收入對窮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窮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將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給窮人會使社會總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優理論
新福利經濟學采用序數效用論和無差異曲線作為分析工具，否認個人間效用的可比性，排除舊福利經濟學的收入均等化理論，消費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滿足的總量或最大效用的總量，而是最高的滿足水平，即最高的無差異曲線。對于資源配置的評價以帕累托最優為標準。帕累托最優的概念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不可能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況下，使任何個別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補償原理
西方福利經濟學家們認為帕累托標準太苛刻，在現實生活中很難達到，應予以改進與修補。卡爾多首先提出虛擬補償原理，為在一項社會變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補償受損者后仍有剩余則這種變革應該肯定，應認為其提高了社會福利。希克斯對卡爾多的評判標準又進行了補充和發揮，提出了假定補償原理，認為判斷社會福利的標準應該從長期來觀察，只要政府的一項經濟政策從長期看能夠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效率，所有人的境況都會由于社會生產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獲得補償。西托夫斯基對上述兩種補償原理的標準均不滿意，認為這兩種標準只進行了順向 檢驗 ，不能作出社會福利是否改善的結論，而要同時進行逆向檢驗。也就是說，只有當某項變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變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較少增加福利時，此項變革才可取。
4.社會福利函數理論
伯格森認為補償原理將效率與公平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薩繆爾森等人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形成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薩繆爾森等人認為應從個人的主觀感受出發，應該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適度條件的選擇上，應將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編制一種“社會福利函數”，當這個函數取最大值時，社會福利就達到了最大。他們認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條件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于個人對各種不同配給的選擇，個人的自由選擇是決定個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條件，而社會福利又總是隨著個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馬蒂亞·森與福利經濟學的新發展
阿馬蒂亞·森認為傳統福利經濟學理論過分強調經濟的一面，認為財富的增長可以解決社會中出現的貧困、不公平等問題。而實際上經濟增長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增長本身，而是因為增長過程中所帶
來的相關利益。因此， 經濟 學 不應只研究總產出、總收入，而應關注人的權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馬蒂亞·森的能力福利理論試圖把貧困與能力結合到福利經濟學的框架中來，認為創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帶來的那些機會和活動，而這些機會和活動是建立在個人能力的基礎上，要形成達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來適應。
三、 社會 救助制度的福利經濟學解釋
從福利經濟學的發展 歷史 來看，新舊福利經濟學的差別不在于結論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舊福利經濟學即是以基數效用論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經濟學則是以序數效用論作為分析工具，兩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為目標、圍繞著公平和效率兩大主題展開論戰。福利經濟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會中的貧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與發展該有所保障、社會的潛在危險應該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損壞應該得到補償等，不僅為人們普遍認可，也為社會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斷完善提供了理論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議，并且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以人為本”價值規范。
1.舊福利經濟學思想與社會救助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采用了邊際效用分析法，在理論上論證了社會救助在增進一國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國家干預論等觀點及轉移支付主張，對世界各國以社會公平為出發點，實行有利于窮人的社會救助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在經濟、社會轉型的變革時期，從總體上看，造成貧困的原因中社會因素大于個人因素，所以，對于國家和社會來說，社會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會責任，社會救助制度通常被視為純粹的政府行為，是一種完全由政府運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轉移支付制度。因此，社會救助是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受 法律 保護的基本權利，受助者不應該受到任何歧視和懲罰。此外，庇古還對窮人享受富人轉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則要求，他認為，不論是直接轉移收入還是間接轉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懶惰和浪費，以便做到 投資 于福利事業的收益大于投資于機器的收益。庇古反對對窮人實行無條件的補貼，認為最好的補貼是那種“能夠激勵工作和儲蓄”的補貼，在實行補貼時應有以下條件，即先確定受補者自己掙得生活費用的能力，再給予補貼。否則，那就會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濟。這些原則也是各國在設計社會救助制度和對傳統社會救濟措施進行改革時所追求的目標，為了防止養懶漢，社會救助制度提供的僅僅是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資金和實物，采用 “需經家庭經濟 調查 ”的資格審查手段，審核 申請 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經濟收入是否低于貧困線，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濫用。
2.新福利經濟學思想與社會救助
雖然新福利經濟學更多的是關于效率問題的研究，但它與強調公平分配的社會救助不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經濟學能從更為宏觀的角度為社會救助提供了理論支撐。以效率為目標，從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研究社會救助問題，進一步揭示了社會救助政策的經濟意義。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及資源的稀缺性，在 市場 經濟進程中及社會轉型變革時期產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貧富的兩極分化、貧窮等社會現象，并且市場在資源配置上強調物資資源的配置，而忽視了 人力 資源 的配置，社會救助作為一種補救模式與手段是對帕累托無優狀態的一種改進，可以彌補市場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穩定的保障機制，對擺脫貧窮進行幫助，同時社會救助對提高經濟效率起獨特的作用，“是從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保障對經濟發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觀的意義上促進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會救助制度不僅有助于實現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問題，而且還有助于提高經濟發展中的效率問題。
另外，新福利經濟學同樣支持社會救助制度的設立應防止“養懶漢”和國家應當承擔社會救助責任的思想。根據序數效用論，救助對象是否愿意退出社會救助，取決于救助對象對退出社會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較，如果救助對象參加就業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會大大挫傷他們參加工作的積極性。因此，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應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長期福利依賴的思想，鼓勵受助者自立。補償原理認為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會出現一方得利、一方受損的現象，因而國家應通過賦稅政策來予以調節，從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補償受損者。社會福利函數理論也認為，要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應當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進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補償原理和社會福利函數理論均為國家通過經濟干預措施來獲得社會救助的資金提供了理論依據。
3.阿馬蒂亞·森的福利經濟思想與社會救助
根據阿馬蒂亞·森對新福利經濟學發展，我們不僅可以分析出傳統社會救助的缺陷，且能為社會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則。森認為傳統的貧困指數(以一國處于貧困線以下的 人口 份額作為衡量指標)僅僅反映了多數人生活狀態的平均數，忽視了貧窮群體內部的不
同貧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狀態，難以科學地反映許多人仍然一貧如洗的事實。根據森的見解，傳統的 社會 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資源就象經過漏斗一樣進行分配”的制度〔2〕，既沒有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也沒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則。因為，這種制度針對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但是最貧窮的窮人卻無法從中收益。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擴散了，而對最悲慘的特殊群體的救助卻遠遠不足，因而，應該實行具有“選擇性”和“瞄準性”的救助政策，對貧困進行更為直接的打擊。由于消除貧困是社會救助的根本目標，而貧困的顯著表現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貧困的社會救助政策也主要體現為各種形式的現金收入再分配，這種做法僅僅保障了救助對象的生存。現實中，貧困者的問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他們還可能面臨“許多其它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決策自由，喪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機會，包括 經濟 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由于長期脫離工作造成技術生疏和信心低下；體弱多病甚至死亡；喪失積極性；人際關系及家庭生活損失；社會價值與責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會參與能力的下降實際構成了社會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長久的惡性循環。現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維持現狀，而不能打破貧窮的循環。因而十分有必要區別收入貧困與能力貧困的差異，將社會救助的目標從克服收入貧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貧困，救助與發展相結合，提升救助對象的社會參與能力，協助他們自立、自強，最終消除社會排斥，實現社會整合。
四、結論與啟示
根據以上分析，現階段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目標應界定為兼顧收入安全和社會公平，要體現“以人為本”，有利于社會和諧；在救助責任上，政府應該充分承擔對最困難的社會群體進行救助和提供服務的責任，同時，鼓勵富人和社會團體的慈善行為，在財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社會總福利；在救助理念上應強調責任和權利的基本對等，對受助對象增加工作要求，即“無責任便無權利”，防止福利依賴；在救助方式上不僅要轉變社會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幾次性現金幫困的陳舊觀念，更應體現對受助對象“能力”和“機會”擴展的幫助，“機會”擴展可以解決我國當前勞動力數量過多而造成的貧困，“能力”擴展可以解決勞動力質量低下而造成的貧困，；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國可用于救助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對象資格的確定上應具有“選擇性”和“瞄準性”，在制度的輸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資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準機制失靈。
能夠給予一個制度靈魂的東西，是它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4〕。社會救助制度改革的歷程，從福利 經濟學 的角度來說，其實就是如何處理政府與 市場 、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及如何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問題，改革的推進過程也是對福利經濟學認識的不斷深化的過程。與前幾年相比，目前對我國社會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數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對這一制度思想來源的研究卻很不夠。面對現階段依然嚴峻的貧困及貧富差距問題和社會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從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思想、新福利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及補償原理、森的以“能力”為核心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中汲取營養，為我國建立新的社會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礎。
[參考文獻]
1.人力資本理論不能作為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人力資本理論是西方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把這一理論引進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更不能把它作為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對這一理論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棄其中非科學的成分，對于建立體育經濟學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奧多舒爾茨等西方經濟學家解釋，人力資本是“以較大的工藝、知識等形態體現于一個人身上而不是體現于一臺機器之上的資本，人力資本是通過人力投資，主要是用于教育、衛生保健、體育等支出的費用形成的；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是為提高人的能力進行投資而形成的資本，是對人的知識、技能、健康等過去投資的現行價值。人力資本不僅表現于勞動力的數量，而且表現于勞動力的質量，包括勞動者的工作能力、技術水平、知識積累量、勞動熟練程度、身體素質等。舒爾茨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只有20%是由于物質資本投資的結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與科學技術的作用，即來自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他以此為根據強調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很大作用：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財富是由什么構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認為形成人力資本的教育、衛生保健等投資能給社會和個人帶來經濟上的利益，所以這些投資應視為生產性投資。他高度評價人力資本的作用，主張重視人力投資，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資本收益的計算方法。西方的體育經濟學正是以這種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的。
人力資本理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經濟及其矛盾發展的產物。人力資本理論竭力鼓吹人力資本的作用，主張由政府和勞動者增加人力投資，負擔大大增長了的勞動力培養費用。西方經濟學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是出于資產階級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實際的研究；因此，其內容中也有一些科學成分可供我們借鑒和參考。例如，關于重視人力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觀點；關于教育、衛生保健等投資是生產性投資的觀點；關于強調重視提高人的素質，提高勞動力質量的觀點；關于教育政策是一國經濟發展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觀點；關于重視人力投資經濟效益的觀點。這些觀點對于發展我國經濟和實現現代化目標是有參考價值的。
人力資本理論盡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部分，許多內容與政治經濟學存在著嚴重沖突，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建立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例如，人力資本理論認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一樣都可以產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潤的源泉，抹煞勞動創造價值，否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雇傭工人的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的事實，把工資說成是為勞動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帶來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經典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工資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是工人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創造的全部價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現在，工資被說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視為工人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創造的價值都作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獲得，那么資本家哪里還有剝削呢？可見，人力資本理論是一種掩蓋資本主義剝削實質，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理論。
由此可見，在建立社會主義體育經濟學時，應當借鑒和吸取人力資本理論中科學的、有用的成分，這是因為我國的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資本理論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
2.準確界定體育產業內涵是制定體育產業政策的重要前提
關于體育產業的定義及內涵目前在學術界和體育部門中對此理解很不一致。學者們對體育產業概念的討論不但不妨礙發展體育產業的新舉措的出臺，而且有助于深化對體育產業的認識，有利于體育產業的發展。
歐美學者認為，“體育產業是以滿足消費者和其他行業對體育需求的生產經營和社會服務等部門的總和，其領域涵蓋一切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生產經營活動”。目前體育部門的相關領導和部分學者將我國的體育產業分成三大類別：第一為體育主體產業，指發揮體育自身的經濟功能和價值的體育經營活動內容，如體育競賽表演、訓練、健身娛樂、咨詢、培訓等方面的經營；第二是為體育活動提供服務的體育相關產業，如體育器械、體育服裝等體育用品的生產經營等；第三類是體育部門開展的旨在補助體育事業發展的其他各類產業經營活動。按照對體育產業的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容易產生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體育相關產業”和體育部門辦的“第三產業”究竟包括哪些？邊界十分模糊，有人說除了運動服裝、運動器材夕卜，還包括運動營養食品、體育書籍報刊、體育場館建設、體育廣告等。至于體育系統為創收而興辦的第三產業更是種類繁多。可見，如此定義的“體育產業’是一個跨多種經濟部門、多種產業的大雜燴，內容十分龐雜。面對這樣一個“大雜燴”，怎么能制定出一個有效的“體育產業政策”呢？第二，運動服裝屬于服裝業，體育器材屬于文化用品工業，運動食品飲料屬食品工業，體育報刊、書籍屬新聞出版業，體育場館建設屬建筑業。作為國務院主管體育工作的部門，有職責和權利為這些部門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嗎？第三，制定產業政策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產業政策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根據產業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調整產業組織結構、產業結構、產業分布結構，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推動產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政策體系。作為主管體育工作的行政部門，顯然無力承擔也不應該承擔制定跨部門，跨行業的“體育產業”政策。
出現這些問題的關鍵就在于上述對體育產業包涵內容的界定，違背了經濟學關于產業的原理和產業分類的原則，把體育產業界定為一個不切實際的橫跨多種產業的超級產業。這種“大而全”的產業結構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主體產業發展不夠大，沒有形成支柱性優勢。體育產業的支柱產業應該定位于競賽表演業、健身娛樂業和無形資產開發經營業，這三大支柱性本體產業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但目前規模有限，其市場運作也不夠規范。另外體育產業的缺陷還表現在有缺位的本體產業市場，如體育勞務市場和體育技術市場，雖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換交易，但真正意義上的體育勞務市場和體育技術市場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場行為，如運動員轉會也不夠十分規范。由于對體育產業的概念和構成范圍在國內學術界存在明顯的分歧，徐本力對此進行了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將上述三類產業簡單地組合在一起，統稱為“體育產業’的觀點，支持率僅為47.4%，而反對率卻為526%；將發揮體育自身功能，為全社會提供服務性、非實物性形態的體育本體產業才是真正的體育產業的觀點獲得543%的支持率；專家們普遍認為，作為體育產業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它必須是體育部門經營管理或由體育事業牽動的產業。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體育產業的定義如下：體育產業是以體育運動自身生產和提供財富的產業；是以生產、提供和運動直接相關的財富和服務為工作內容的產業”。體育產業是一個以健身娛樂市場、競賽表演市場、體育無形資產市場和體育人才市場、體育咨詢市場為本體的市場。重點應該是加快引導健身娛樂市場的擴張，把健身娛樂、競賽表演兩類市場作為龍頭，體育部門根據體育市場發展的現狀，當務之急是要加快高層次的立法，建立健全體育市場管理的相關法規。首先建立體育市場服務標準是體育市場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時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經營秩序；在此基礎上健全相關的配套法規，形成體育市場運行的游戲規則，使體育產業和體育市場的發展真正有法可依。
3.體育無形資產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是薄弱環節
體育無形資產是指不具備實物形態但能為體育部門和體育組織使用，具有使用價值并帶來經濟效益的資產和資源。體育無形資產是體育產業經營和開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廣泛及合理地開發體育無形資產，用好和管理好無形資產，關鍵是制定科學的政策，這對于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幾年來，體育無形資產的開發和經營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比賽、活動和體育組織冠名權的開發；2）體育比賽、組織的標志、專利以及使用權的開發；3）體育賽事轉播權的轉讓；4）體育組織和運動員名譽肖像權的投資經營和廣告活動。
3.1 體育無形資產的特點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育無形資產具備提供體育服務和體育勞務的必需條件，體育無形資產的供求關系受市場經濟規律的調節。體育無形資產的作用在于可以促進體育服務的實現，產生經濟效益。體育無形資產價值可以用貨幣計量，這是因為進入市場的體育無形資產屬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價值就是通過貨幣數量來表現的。體育無形資產的形成具有不確定性，供給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時效性，因此體育無形資產是一種稀缺的體育經濟資源。
3.2 體育無形資產的種類
體育無形資產是相對于有形資產而言的，是指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或者經濟資源。體育無形資產可以分為4類。第一類為知識產權，主要包括專利權、商標權、冠名權、體育品牌、體育倶樂部名稱和體育團隊標志等；第二類為技術秘密，指體育經營活動中使用的、未公開的且未申請專利的知識和技巧。它包括各種體育技術資料、圖紙、數據、體育訓練規范、方法和作業流程、體育營養配方、體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類為經營秘密，指體育部門或企業所掌握，不為公眾所知曉的信息和資料，能為擁有者在同行業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帶來的收益能超過本行業一般收益水平；第四類為特許經營權，一種是由政府或國際體育組織授于特許經營權，另一種是由企業授予的特許經營權，包括體育項目經營權、體育場地使用權、體育運動空間和區域管轄權及使用權等。應該特別指出的是運動技戰術和管理、訓練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視的體育無形資產。體育運動技術是一種特別重要的體育無形資產，這種特殊的體育資源的獲得要有大量的經濟性或非經濟性投入。因此運動員的轉會的實質就是運動技術這種稀缺的體育經濟資源的交易，是運動技術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轉移，而不應該被認為是體育人力資本的經營。在我國，優秀運動員都是由國家出資培養而成的，因此在無形資產的產權問題上與國外運動員不同，既有運動員個人的成分，又有國家的成分。因此在運動員無形資產的經營過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護國有和集體的權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護個人權益。
4.結束語
關鍵詞：儒家；經濟倫理；傳統主義；理性資本主義
對“人性和社會秩序”（周曉虹，2002：1）關系的探尋是古典西方社會學理論一個不變的主題。其中，宗教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事實”和“共同體”形式，也成為社會學歷史上眾多理論巨擘求解“人性和社會秩序”關系之謎的鑰匙。從圣西門著作中流露出的宗教色彩，到孔德晚年沉迷于中的人道宗教，到涂爾干對原始宗教基本特征、宗教起源與本質的揭示，到馬克思·韋伯關于宗教倫理與理性經濟行動關系的比較宗教研究，這些都為宗教社會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馬克思·韋伯一生著述頗豐，不僅構建了體系龐大的理解社會學，在社會學的實證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對理解、理性類型、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的出色論述也對其后的社會學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周曉虹，2002）。除此之外，宗教社會學研究也是韋伯社會理論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1904年，韋伯發表了其后對宗教社會學產生巨大影響的著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思·韋伯，1987）一書。和涂爾干將宗教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并通過對原始宗教基本特點來揭示宗教起源和本質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不同，韋伯關注的卻是西方社會獨特的宗教倫理和資本主義起源之間的某種聯系。在此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探討西歐社會以外的其他文明為什么沒有能夠成功地發展出像西方一樣的理性資本主義這一“韋伯命題”，韋伯將目光轉向對“最能把為數極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周圍的那五種宗教或受宗教制約的生活準則”的比較宗教研究。它們包括儒教（中國）、印度教與佛教（印度）、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這些文章統統采用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里的方法”（韋伯，2008：6）。
一、宗教的“經濟倫理”
縱觀韋伯宗教思想的所有論著，宗教的“經濟倫理”是一個不變的主題。就像韋伯自己認為的那樣，一切重要的共同體形式都與經濟有關，從家庭與家務共同體到企業、家族、民族共同體，包括宗教。那么，在韋伯那里究竟什么是一種宗教的“經濟倫理”？“我們要研究的并非僅僅是作為一種認識手段的神學大綱式的倫理理論，而是扎根于各種宗教的心理和實際聯系中的行動的實際動力”（馬克思·韋伯，2008：3），這表明了韋伯研究的宗教倫理和涂爾干視域中的宗教倫理有著巨大的不同，在韋伯這里，重要的不是宗教倫理的系統性本身，而是其作為一種文化心態對現實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對理性經濟行動產生和發展的重要作用。這一概念的建構是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延續，所謂宗教的經濟倫理，簡化來說，也許就是當初韋伯在西方社會新教倫理中找尋到的符合資本主義經濟合理性的那些方面。比如賺錢的欲望、勤勞和節儉的品質、最效率的重視以及可計算性等等。正是這種新教倫理刺激了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而后者直接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出現。
然而，經濟倫理并不只取決于宗教，還受到種種其他社會經濟地理因素所謂影響。“經濟倫理往往是十分復雜的東西，受到多方面的限定……從來沒有一種經濟倫理只取決于宗教……經濟倫理顯然有一種在最高程度上由經濟地理與歷史現實決定的純屬固有規律性的標準。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規也是經濟倫理的諸因子之一，但是這種定規本身，在現有的地理、政治、社會和民族的界限內自然又受到了經濟與政治因素的深刻影響。”（韋伯，2008：3）也正是因為此，對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進行研究離不開對這些孕育出這些宗教文明的社會背景的諸方面的歷史考察。
他嘗試解釋的是對這些世界宗教的實際倫理影響最大、并且形成了這門宗教獨特性質（區別于其他宗教，又與經濟倫理相聯系）的社會階層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比如，儒教是受過傳統經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義的食俸祿階層的等級倫理；佛教是背井離鄉、沉思冥想、看破紅塵的托缽和尚的宗教；伊斯蘭教最初是武夫們的宗教，后來發展出了小市民階級的修道團體；而僅僅在西方城市，才出現了以市民階級為主的基督教……無論是對幸福還是對苦難進行神化的道路，都是不同階段不同社會各階級進行利益較量的產物，也在一定意義上塑造了各種世界宗教倫理的重要特征。“一種宗教預言的方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僅僅是支配性的，它不過是某種階級利益的傳聲筒，這種階級利益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內部的。”但是，韋伯也認識到，“那些大的宗教倫理系統的特點，與其說是由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那裸的對立決定的，不如說是由大大個人化了的社會條件決定的。”（韋伯，2008：13）
隨著理性化世界觀的發展，知識分子階層對宗教倫理的影響逐漸變得重要起來，這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宗教理性主義”：宗教這種特殊理性化的方式，它越是進步，本身就越被推向非理性。這似乎很難理解，韋伯以音樂理性化過程中的畢達哥拉斯的“小音程”對音響物理傾向的理性化的徹底抗拒為例，說明“前后一貫的理性主義的計算并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起來的”（韋伯，2008：17），那些幾大理性類型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實際上主要是由他們那些非理性的前提塑造出來的。這些非理性特征并不會輕易被消除，相反，卻為種種神秘的宗教儀式提供了合法性。在這里，韋伯關于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僅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闡述，而真正塑造了各種世界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經濟倫理的社會條件具體是什么樣的？儒教、道教與資本主義新教倫理差異背后的“物質性結構”又是怎樣的？韋伯在本書“社會學基礎”四個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個全方位的“傳統中國的社會圖像”。
二、傳統主義：傳統中國社會的“物質性結構”
韋伯關注的是那些對于經濟倫理很重要的宗教特征，即他們與理性經濟主義的關系，理性主義可以有判然不同的含義，但韋伯更感興趣的的是那種通過精益求精地設計合適的手段，有計劃、有步驟地達到某種特定的實際目的的理性化的形式。
韋伯首先從四個方面對中國與西歐社會的物質性結構進行了比較，分別是：城市、君侯與神；封建俸祿國家；行政管理與農業制度以及自治、法律和資本主義。這些比較涉及貨幣制度、城市和行會、官僚體系、農業政策、財政政策、宗族血緣體系、法律制度等各個層面。以貨幣制度為例，雖然早在《周禮》中就有“造幣局長”的記載，但是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政治動亂和戰爭頻繁，以及中國政治、經濟及思想結構中固有的普遍的傳統主義的作用，古代中國的貨幣制度從來沒有真正穩定下來，造成商業發展的滯后；而且，任何異常嚴肅的旨在推動貨幣制度理性化發展的改革措施從來沒有得到有效的推行。戰爭需要、財政動機的推動下的對金屬商品生產的壟斷，以及對通貨膨脹的懼怕，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不斷調整貨幣形式，并制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貿的政策。傳統主義不容置疑地強化，“資本主義現象沒有任何明顯的進步”。而中國的城市，不是擁有固定政治資本的“共同體”；中國的行會私占了對其成員的審判權，“缺乏一種互助式地調節自由工商業的受到公認的、正規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礎”（韋伯，2008：60）。如此種種，根本無法促進中世紀手工業中的小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中國古代社會的官僚體系也具有的牢不可破的傳統主義的特征。古代中國人的神明觀在不斷演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的特征：中國人的最高神明是非人格化的天神，世襲的最高君主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皇權從神秘的卡里斯馬中產生出來，集世俗權威和精神權威為一身。中央大君主擁有分封制的世襲卡里斯馬特征，但是，由于不發達的交通技術條件，中國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對一個巨大的胥吏階層的過分依賴，無論是中央官員還是地方官員，對地方性知識都不甚了了；而且中國官員的俸祿一部分來自中央政府，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稅收，正是由于其中巨大的利益關聯，整個官僚等級常常聯合起來“反對任何干預，團結一致，懷著切膚之恨迫害每一個倡導‘改革’的理性主義思想家”（韋伯，2008：105）。中央政府無法采取徹底的理性措施，不可能建立一套精確運轉的國家機器，理性化——資本主義的經濟之魂——的動力不斷被削弱，傳統主義的束縛越來越難被打破。
“傳統主義”是韋伯理論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就有論述。韋伯的傳統主義指的是“對不可更動的行動規范的日常習慣的精神適應與信仰”（韋伯，2008：31），家長制就是建立在傳統主義權威基礎上的最重要的統治形式：“它有一種堅不可摧的規范系統”，這些規范被視為神圣的東西，使人們相信，這些規范不能被觸碰，否則會招致巫術和宗教的迫害。這種傳統主義不止體現在中國古代的貨幣經濟和政治官僚系統中，實際上，它作為一種神圣的信仰已經內化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無論是官僚階層還是宗族組織的利益，都構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傳統力量在束縛著理性經濟的產生與發展。
三、比較宗教社會學：儒教和道教的經濟倫理
“士”等級的存在，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士大夫階層從來都是中國社會的統治階層，也是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唯一代表。那么影響這個決定國家大政和統治階層精神等級的正統倫理是實質性內容是什么呢？儒教和道教的倫理精神。宗教倫理通過實踐倫理或階層倫理制約和影響經濟倫理，對社會秩序領域進行著深刻程度極為不同的干預。所以，韋伯接下來要論述的便是在中國的價值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的儒教與道教。他認為，作為代表傳統中國社會倫理的儒教倫理和近代西歐社會的倫理相比，儒教是一種傳統主義取向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這是一種“外在性”的倫理，它對世界所采取的是適應而不是改造的態度。而作為一段信仰的道教因為它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義和巫術傳統，無力扭轉儒教對民眾的傳統主義影響和束縛。通過對比中國儒教、道教與修基督教的核心倫理觀，韋伯進一步堅定了他對理性資本主義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宗教因素的論斷。
韋伯認為，傳統中國人的信仰中沒有一個預言一切的先知，也從來沒有一個強大的神職人員階層，沒有自己的救世說，沒有自己的倫理，因此沒有通過自治的宗教勢力進行自己的教育。所謂的“世俗宗教”不過是對祖先神靈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宗教又不過“基本上是專門的巫術與英雄崇拜的毫無系統的大雜燴”（韋伯，2008：183）。“因為從前沒有任何轉世論、救世說，根本沒有對超驗的價值和命運的任何追求，所以國家的宗教政策始終處于十分簡單的形態：部分是祭祀活動國家化，部分是放任私人開業的術士，因為他們是過去流傳下來的，對于私人又是必不可少的。”（韋伯，2008：185）這種神圣的對神秘力量的崇拜不僅限制了法律徹底理性化的嘗試，抑制了自然科學邏輯的發展，同樣也阻礙了中國社會任何一次試圖向理性經濟發展的努力。
發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也曾經對中國社會民眾產生過較大影響。道教產生于處于正統地位的儒教價值和信仰體系不能滿足人民尤其是統治階級長生不老和對金錢無節制的貪欲的需要的背景之下，道教采用了一套嚴格的教階組織，道士們聲稱自己有鎮魔的本事，這種力量成為他們政治生涯的基礎。由于儒士階層的自然神魔力與巫術總是畏懼“鬼靈”的刺激，因此道教得以在儒教和道教的權力角斗中勉強生長，發展成神圣的治療術、煉丹術、長壽術和不死之術。道教是隱居道觀的術士們的宗教，教導人以“隱匿于世的方式”離群索居，得道之途是放任生靈萬物與自在。它的這種神秘巫術氣息形態無法將人影響那種積極的理性主義生活。
可以看到，不管是儒教還是道教，二者的倫理思想中都深深地打上了傳統主義的烙印，“在中國，古老的經驗知識和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著巫術世界觀的方向進行的”（韋伯，2008：234）。這與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描述的那種精于計算的積極入世的禁欲主義的西方社會現代性的基督新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四、儒教與清教：對“韋伯命題”的進一步回答
儒教理性主義意味著適應世界，而清教理性主義則意味著理性地把握世界。通過對儒教以及世界其他幾個主要宗教的經濟倫理考察，韋伯認為歐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預定論”的教義引出的“禁欲說”和“天職觀”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有著一種親和性，并最終導致了西歐資本主義的產生。
韋伯的比較宗教研究是建立在基于新教概念的基礎和分析框架內的，就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并不是系統的宗教類型學，也不是純粹歷史的研究。韋伯所謂的“類型學的”是指：“它注意的是，從宗教倫理的歷史現實來看，對于同經濟信念的巨大對立的聯系有典型的重要性的東西，忽視其他東西。他不主張提供所闡釋的十分完整的宗教圖像，但必須把每一種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同時對于我們的比較研究又十分重要的獨到之處弄個水落石出。”（韋伯，2008：28）但在實際的研究中，由于韋伯在儒教和新教之間進行的比較是建立在新教的經濟理性優勢基礎之上的，建立在西方先進論的基礎上的，因此，韋伯對于中國傳統社會儒教的評價不能說不是片面的。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韋伯著，王蓉芬譯.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儒教與道教廣西[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2] 愛彌兒.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關鍵詞】經濟社會學 研究范式 經濟規律
一、經濟社會學理論簡述
經濟社會學定義。經濟社會學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以社會學家介入經濟學研究領域為特點，反思和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經濟社會作為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學科，至今在國際學術界尚未有統一的名稱和定義，
第一次給經濟社會學下定義的是，1976年的，斯梅爾瑟，他認為：經濟社會學就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框架，變項和解釋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務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有關的復雜行為。其核心內容包括兩個部分：研究經濟背后中的社會學變量同非經濟背景中的社會學變量之間的關系。換言之，研究經濟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包括經濟與文化，經濟與政治，經濟與社會群體，經濟與社會分層，第二個部分：研究經濟行為本身，經濟行為是如何把不同的角色和集體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對經濟過程進行社會學分析，研究包括地位體系，權威關系，權利系統等對經濟行為的影響。
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歷程。新經濟社會學一詞同樣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必須獲得對經濟社會學這門特定學科的新發展； 二是所建構的理論必須是一種可競爭的一般性理論。新發展意味著對舊經濟社會學的繼承和拓展。經濟社會學創立至今， 經歷了從古典到現代的演化階段。以馬克思、杜爾凱姆和韋伯為代表的古典經濟社會學已為該學科確立了研究經濟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的基本理念和學術空間， 然而， 他們之間卻未能建立起一個統一的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至20世紀50年代， 以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社會學家， 以其理論整合的方式， 在古典經濟社會學確立的研究范圍內， 建立了一個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強的綜合的經濟社會學理論， 即功能結構主義經濟社會學。然而， 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過抽象和機械， 加之其忽視了宏觀系統分析的微觀基礎， 而被認為于研究經驗事實無補。力求理論綜合而漠視經驗分析的傾向， 不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國而且在各發展中國家也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了。因此， 作為經濟社會學第三階段的新發展從其發展的脈絡來看應當是一種既突破舊經濟社會學的理論限制， 又能充分包容舊經濟社會學的成就， 也就是說， 新經濟社會學是沿著舊經濟社會學傳統的一種創造性轉化， 而并非是對傳統的反叛或是一種研究上的背道而馳。
我國的經濟社會學發展現狀。我國的經濟社會學界1985年在天津召開了第一次經濟社會學研討會，并形成了中國學者的經濟社會學定義，：“經濟社會學以經濟和社會現象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經濟社會學應該運用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把經濟現象置于廣闊的社會背景中進行研究，既要研究經濟政策也要影響經濟發展的各種社會因素。隨著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社會學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在社會學領域發表和諸多的著作，并且以對西方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介紹—經濟社會學對于我國的市場轉型的指導意義，以及我國的自身的經濟社會學學術發展的角度去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學的從產生到發展。
二、經濟社會學研究方法及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經濟社會學研究方法。理性選擇理論：最大化的實現私利是決策者行為選擇的標準，純粹的理性在于人是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實現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平衡。
交易成本理論：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成本和時候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
談判理論：以傳統的價格理論為基礎，認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項資源從股價低的主體轉移到股價高的注意中，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雙方的福利水平。這三種都是典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方法，其他諸多的小范圍理論，本文暫不贅述。
對于環境法的借鑒意義：①揭示了環境資源法律制度的經濟本質。環境被視為可以提供一系列服務的復合性的資產，他提供了維持他們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統，如同其他資產一樣，我們要力圖避免對這項資產不恰當地過低估值。環境為經濟提供了可以通過生產過程轉化為消費品的原材料以及使這種轉化得以順利運行的能量。最終，這些原材料和能量以廢料的形式又返回給了環境。環境的資產這一經濟屬性根本特征是能量和物質的稀缺性。也就是可利用的極限性。也就是能量和物質不能被創造也不能被消滅。這條定律意味著從環境流向經濟系統的大量能量被積累起來或者以廢棄物的形式返回給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通過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對于環境資源的分配和能量運轉達成最大化的平衡。②揭示了環境資源法的效率價值。正如波斯納所說的，正義的第二種含義---是效益。對于善法和惡法的概念，應當引入經濟社會學中的關于效率的定義，所謂善法，不僅要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順應現實經濟發展的規律。富有效率，能夠促進和增加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這樣，效率也是我們的一個要追求的目標。而我們在將資源分配給不同主體的時候，應該實現資源的配置功能，基于不同的權利給資源帶來的不同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其其后所產生的效率效應。
經濟學可以摒棄過去的法學的，以正義和公平作為衡量目標，可以從制度安排的經濟績效進行成本分析，能夠指出哪種法律制度的規定更能實現機會均等。促進經濟的效益。這種法的經濟效率價值分析的經濟實質，在于揭示法所反應的物質生活條件的規律也就是經濟規律。而規律作為符合事務的本質的法則，類似于“自然法”和“正義法”。③揭示環境資源法改革的均衡目標。均衡分析時理性選擇理論分析決策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方法，使得單個決策者能夠按照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的標準選擇最佳行為方案，僅是實現了個體在目標和手段之間的均衡。個人不再有激勵選擇其他的行動方案。所謂的法律均衡是法律供給適應法律需求。不存在過剩，也不存短缺。通過將經濟社會學引入到環境法的研究中，可以實現環境法資源分配以及代際分配之間的均衡以及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均衡。
參考文獻：
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東奔西跑，格外忙碌，他們的身影活躍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中國需要有更多的能夠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方面的專家，即所謂實踐型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是專門研究資源高效配置、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秘密的學問。一般來說，它較之其他社會科學更具有實用性，歷來被人看做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甚至有人把經濟學稱之為致用之學。所謂致用，指的是經濟學研究要緊密聯系實際，為現實經濟的發展服務。這一特點決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經濟學家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專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及焦點問題。相對于美英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大都面臨著更多的經濟發展難題，因而經濟學研究的應用色彩也表現得尤為濃烈。當前中國正在進行前無古人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經濟學家面臨著諸如宏觀調控、國企改革、環境保護、金融安全以及“三農”等諸多世界級的難題。就當下的中國經濟學家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能對轉型時期的諸多經濟難題作出科學的解釋，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以使中國經濟能更加平穩快速地向前發展。
在我國，多數經濟學者都有著強烈的社會參與感和責任感，都很關心現實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并以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以滿腔熱情積極參與探討經濟轉型時期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思想活躍，新觀點迭出，理論熱點一個接一個，從而引發了經濟研究空前繁榮的局面。他們的研究工作，已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貢獻，立下汗馬功勞，應當被肯定和受到贊賞。我們不能因為個別或某些經濟學家的行為不端，名聲不好，而從整體上否定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對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社會經濟20多年間發生的巨變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
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促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大量對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經濟學家的地位，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正因為中國經濟學家面臨著許多世界級的難題，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還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品位。這就如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的：“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總要有一批經濟學家以主要精力關注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出謀劃策，從而為指導和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扎實的貢獻。同時，經濟學家中也還需要有一些人堅持從事與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有關的所謂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是源頭活水。如果沒有理論的深入發展和創新，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對策研究就會失去科學的依據。我們時代既需要大批實踐型的經濟理論專家，也需要有一定數量的專門從事純學術研究的所謂書齋型的經濟學者。這兩類經濟學家各司其職，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對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視程度似乎顯得不夠，重應用輕理論的傾向比較明顯。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情況，這也許與純經濟學理論研究本身的特點及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所處的學術環境不無關系。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本來就是一個寂寞的行當。翻開一些經濟學著作，映入眼簾的是大量專業性的名詞術語、種種干巴的符號、數字、圖表和艱澀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蘇格蘭人托馬斯·卡拉利曾把經濟學稱之為“沉悶的科學”，這句話如今已是廣為人知的名言。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學是沉悶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發生興趣的。不僅如此，有些經濟學理論還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充滿著艱辛和坎坷，需要沒有“功利性”的雜念，能潛下心來，長久地孜孜以求，不斷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勞苦，能不斷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達到光輝的頂點。顯然，在世風浮躁迷漫的環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專心這一不能立竿見影換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浮躁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態，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也不例外。在社會的功利和浮躁之風甚熾的現實境況影響下，難免會有一些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學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紛紛從書齋里跑了出來改而趕時髦、追熱點。上述情況，造成我國的經濟學者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較少有人問津，研究力量相對較弱。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不斷有人呼吁要重視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
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研究很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對經濟學理論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創性貢獻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經濟學家，就說明這個問題。在國外，從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大多在高校擔任教職，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針對這部分所謂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反映著一個民族思維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質的高低。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中國作為當今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不應當僅僅滿足于能夠為世界創造出巨大的GNP份額，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應當能夠為人類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繁榮和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
我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在改革開放所勃發的無限生機的推動下，以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為依托的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雖然已呈現出長足發展的態勢，但從總體上看仍處于起步的初創階段，水平還不夠高。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整體水平雖然大有提高，在我國經濟學家中雖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卻無聲望卓著、能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堪稱大師級的學者，沒有具有帶動性甚至能夠引領國際經濟流發展走向的頂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經濟學者活躍于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論壇，能躋身于國際前沿并能在國外頂級刊物上發表文章者更是寥寥無幾。至今仍無人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某個方面作出開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貢獻，更沒有創造出一個以中國人命名的定理、假說或模型。
（3）我國至今還沒有形成自成體系且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學術流派，而能否出現或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則是經濟學理論研究成熟與否的標志。
（4）經濟學的學術論壇進入門檻低，國內有些從未受過專門的經濟學知識訓練者也可以搖身一變而輕易地成為“經濟學專家”，在舉辦的一些所謂層次較高的經濟學論壇上高談闊論，大講經濟熱點問題。
從以上列舉的幾點看，我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確實還有待提高。當代的中國經濟學家還面臨著經濟學科建設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繁重任務。對于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雖然當務之急是要努力解決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但從長計議，也應當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現代經濟學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時代把中國的經濟學家推到了創新的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前沿。那么，中國的經濟學家怎樣才能不負時代的重托，提升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促進經濟學理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呢？筆者認為，在現階段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中國經濟學者，應當特別重視樹立優良學風和崇尚實踐這兩種科學的治學態度。
首先，要大力倡導優良學風，反對學風浮躁。
近年來，經濟學界的浮躁之風甚囂塵上，學術貶值，聲譽跌落，甚至遭到大眾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學風而言，社會公眾對經濟學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1）有些經濟學家心浮氣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跡于大眾媒體，時而出現在報紙上，時而出現于熒屏間，或接受采訪，或發表演講，大談自己的所謂“高論”、“創見”，炒作自己；（2）有些經濟學家通過媒體的炒作和包裝，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無所不知的人，經常越出自己的專業范圍，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表一些令人十分費解甚至存在常識性錯誤的言論，出洋相，自然成了輿論批判的靶子。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之所以會出現諸多學風不正的現象，既是因為受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的環境、氛圍的影響，也與經濟學家個人科學精神的失落，學術品格的缺失不無關系。要凈化學術環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學風，最要緊的是提高經濟學家的學術品格。學者的一生的標志是他的作品，而學者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學風嚴謹和潛心學問以及為科學獻身的精神，而這些學術品質來自于學者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作為合格的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理論修養，而且還應當具有為國效勞和為民謀利的理想信念，胸懷民族的興衰，情系民眾的苦樂。學術品格和學術根底，是學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備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才能樹立正確的學術榮辱觀，以報效祖國和人民而開展學術研究為榮，以急功近利和弄虛作假為恥，不為利所惑，不為欲所動，不求聞達，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艱辛，在經濟學理論的學術園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貢獻。
第二，崇尚實踐，堅持理論研究與實際相結合。
一方面，經濟學與心理學的結合、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和腦科學的結合、經濟學和生物學的結合等被認為是為經濟學發展尋找到了新手段，可以以更加接近白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與發展主流經濟學。另一方面，行為經濟學使得研究人類的經濟動機與經濟力量成為可能，能使主流經濟學研究更加接近真實世界。
在上述兩方面，行為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影響得到了普遍認同。與此不同，本文主要關注:如果主流經濟學把行為經濟學納入到白身理論框架中，可能會給經濟學理論體系整體帶來什么影響，未來經濟學(形式)理論嚴密化的努力應該走向何方?
(1)首先，行為經濟學發展出的系列偏好選擇理論松動了傳遞性，從根本上弱化了理性含義，理性假設的擴展對完善經濟學理論框架有著重要意義。傳遞性是經濟學對人類選擇行為進行形式化的最低要求，有限理性假設在行為經濟學中不再是通過簡單縮小選擇集來定義，而是直接松動了傳遞性。如果傳遞性不能保證，那么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致性就會面臨最大挑戰:從特定局部導出的理論不能平行推廣到全局范圍，Poincare所言的科學就是“A=A”就將不復存在。有限理性的研究進展使主流經濟學今后的發展必須更加重視兩個問題:（1）個體行為在不同時點或者不同長度時問段之問的聯系;（2）個人與社會(或者說不同層次)之問的相互聯系(這種聯系不再是主流經濟學中簡單的加總或者平行移動)。如何把特定時點、特定層次的個體選擇偏好的傳遞性擴展到全局時問范圍和社會體系的不同層次結構是維護經濟學理論形式系統一致性的主要挑戰。
(2)其次，行為經濟學通過對個體行為的關注，把主流經濟學研究圖式從“土地十勞動二產品一分配”轉化為“土地十勞動二產品一分配一勞動”。主流經濟學關注的是各類票賦共同作用形成人類消費品的有效過程，作為選擇機制的(效用與利潤)最大化只是為了驅動這一過程，所秉持的是“土地加勞動到產品”圖式。與此不同，無論是給定環境下行為人的決策過程，還是腦神經元的白我激勵與滿足機制，行為經濟學所探討的是個體信念、偏好與行為的演變以及該行為對其白身真實生理上的滿足(特別是神經元經濟學的出現)，或者說是作為消費行為結果產生的行為選擇(個體偏好、信念與行為異質性的內生化)，并把情感或者精神滿足納入到選擇分析框架中，從而使行為目的指向人本身。行為經濟學研究圖式變換為“土地十勞動二產品一分配一勞動”，經濟過程不再只是產品再生產過程，而是產品與勞動的復合再生產過程。
(3)第三，心理賬戶、前景理論等有關異質性的研究提升了互補性研究的重要性，完全替代的選擇空問因為互補性而不復存在，局部選擇(偏好)的傳遞性無法通過平移來維系全局理論體系的一致性。心理賬戶發現:異質性使得作為替代性之錨的貨幣不再具有完全替代性，其充分說明經濟體系存在高度異質性。異質性不僅導致主流經濟學所關注的交易費用和信息不完全，扭曲完全替代和完美一般均衡，進而導致局部傳遞性無法通過不再是完全替代的選擇空問維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白洽性;異質性還會導致技術一社會互補性的出現，規模報酬遞增為社會體系中的創造性與生產性提供動力機制的同時，也帶來了經濟體系收斂的理論問題。這必然要求:經濟學把互補性的處理從一般性報酬遞增的地位提升到與替代性同等的基礎位置，規模報酬必須因異質性而限制在局部空問以保證競爭性均衡的存在。
1.1體育經濟學認識分析
體育經濟是以發展體育事業為根本目的的，體育經濟學是圍繞體育事業發展的各種現象、問題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主要包括體育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聯系；體育市場、體育消費等體育實踐的特點和一般規律；人在體育事業發展中的地位、作用等，以及人的思想、習慣對體育市場、體育消費的影響等等；體育資金的有效利用、體育行業的投資與收益等。提高各種投資在體育實踐中的收益，使投資的效益最大化。我國的體育經濟學研究起于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不斷的發展和完善，以取得了部分成績。第一，隨著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拓展和大部分體育經濟研究者的付出，我國體育經濟研究收獲了一大批優秀成果，包括體育經濟學相關專著的發表，體育經濟學相關學刊的發展等。第二，體育經濟學在實踐發展的基礎上逐漸的成熟和完善，并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第三，高校對于社會經濟學人才的培養為社會提供了一大批優秀的專業人才，這些人才在不同的崗位上積極的促進了體育業的發展。當前，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社會在發展、體育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在不斷的擴展，只有理論知識的不斷更新和完善，才能適應體育經濟的發展現狀，為體育經濟的發展提供科學的、正確的理論指導。
1.2體育經濟學研究的意義
在體育經濟學發展前，我國的體育業發展相對滯后，對于社會經濟的影響無足輕重。改革開放后，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對健身娛樂、體育競技觀賞等的興趣日益濃厚，形成了迅速膨脹的消費市場，很大程度上帶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體育服務業的發展拓展了第三產業的領域，，使社會產業布局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體育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的第二產業發展，給我國經濟的發展制造了更多的機遇。同時，體育經濟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了社會就業的實現。并促進了我國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提升了全民身心的健康水平，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2.體育經濟學的核心理論
2.1體育經濟學研究的現狀分析
我國體育經濟學研究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發展到今天已取得部分成績。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發的深入，當前的體育經濟學研究已不能滿足體育行業發展對經濟理論的需求，體育經濟理論亦不能科學的、全面的指導體育業的發展。第一，目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心仍停留在以經濟學理論分析、解決體育行業發展中的各類問題，對于體育經濟理論體育的構建研究不足。第二，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對實踐經驗的概括較為成熟，對于實踐概括的加工、提煉、升華不夠深入，體育經濟學理論對于體育經濟實踐活動的指導力不足。第三，對于國外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成功過于極端。要么全盤否定，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理論到社會主義國家不適用。要么盲目借鑒，對于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真實情況考慮的不足。但不論那種情況都不利于我國體育競技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第四，對于體育經濟學的屬性定位仍有一些分歧，導致了理論研究的滯后和盲目。一部分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具有基本的經濟學特點，應為經濟學屬性；而另一些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體育產業、體育消費、體育投資等，應為體育學屬性；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體育經濟學具有多學科交叉屬性。像這類的分歧影響了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并制約了體育經濟學對體育實踐的指導作用。
2.2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趨向
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速增長的物質財富為人們的精神追求鑒定的基礎，更多的人開始重視體育消費。體育經濟實踐的發展豐富了體育經濟學理論，促進了體育經濟學理論的快速發展。同時，體育經濟作物社會經濟的一部分，與整體經濟有著情絲萬縷的聯系，社會經濟發展的復雜化促使體育經濟的發展也日趨復雜化，這就要求研究者不斷的提高自身素養，拓展體育經濟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從實踐出發提高體育經濟理論的研究水平。并能注意體育業發展中大眾的消費觀念、消費行為、消費心理、市場等因素，將其作為體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進行有針對性的綜合性研究。此外，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內的體育經濟已逐漸的與國際接軌，受國際一些思想、理論的影響，國內的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也在發生著一些變化，以促進其對體育實踐活動更廣范圍的指導作用的實現。
2.3體育經濟學理論研究分析
體育活動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上的產物，換而言之經濟是體育產生和發展的基礎。反之，體育也的發展又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對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在體育經濟學研究中，我們一定要看到經濟與體育的內在聯系，理解二者的重疊性、互交性，避免片面的屬性爭執。對于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一方面，要結合實際，聯系我國的基本國情，以體育經濟實踐為基礎，科學的、事實求是的進行概況、分析、研究，并使之形成系統化的理論體系。另一方，客觀的、理性的借鑒其他理論成果，結合實踐對相關理論進行融合、加工，以形成適應我國體育業發展的體育理論體系。在體育經濟發展中，“人”是發展的核心理論，對于人力資本論的研究很有必要。第一，人力資本論是西方體育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我國雖以政治經濟學作為體育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但并不能因此排除一切“異己”，應結合我國國情、制度以及現狀，科學的、理性的對該領域較成熟的理論加以引入、吸收和利用。第二，人力投資在體育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例如，對體育教育、體育保健等進行投資，提高人在體育技能、體育保健知識應用等方面的能力，使人獲得了一定的工作能力、技術水平等。這一過程就是一個人力資本形成的過程，在我國體育經濟實踐中真實的存在過程，因此不可忽視。產業組織論是產業經濟學中的核心理論之一，體育業已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拓展了第三參與，對相關的第二產業也有巨大的帶動作用，因此體育經濟學理論的研究中需重視對產業組織論的研究，使這一理論能更好的指導體育事業的發展，促進我國體育經濟業的繁榮。體育專利權、商標權、冠名權等知識產權都屬于體育業無形資產，此外，體育業的無形產權還包括技術秘密、經營秘密、特許經營權等，這些產權的保護和利用關系著企業的發展和體育業發展的良好秩序，是客觀存在于體育行業的財富。因此，對于無形資產論的研究對于體育經濟學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無形資產形成中，“人”投入了相應的資金、智慧等成本，促進了體育服務等行業的發展，提升了體育業的經濟效益。此外，體育業的無形資產可用貨幣競相計量，屬于可交易商品。同時又具有產業經濟效益、供給的有限性等特點，利用無形資產論對其進行研究，并結合體育經濟發展的實踐進行分析、利用，對于促進體育業發展極為重要。總之，體育經濟的核心理論是以體育經濟實踐為主要研究對象，利用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對體育經濟發展過程的各種現象、問題進行分析、總結，發現和提煉體育業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以理論為基礎更好的促進體育經濟的發展。
3.體育經濟學的科學定位
3.1體育經濟學定位應注意的幾點問題
科學的定位體育經濟學對于提高體育經濟學研究的效率、效果極為關鍵。在體育經濟學研究定位中，主要注意一下幾點。首先，實踐是一切理論發展的基礎，在體育經濟學研究中，必須重視現實中的體育經濟現象和體育實踐，通過對體育領域各種現象、實踐的總結、思考、分析獲得更高層次的體育經濟發展規律，從而利用體育經濟的相關問題解決體育利于所發生的各種問題及經濟現象，促進體育業的發展。其次，重視“人”的因素對體育經濟現象的影響，通過對人的活動、意向、需求等的研究深入挖掘體育活動中的各種行為、需求等變化規律，以促進體育業健康、穩定的發展。再次，理清體育經濟發展中各種事物之間的區別和聯系，探索體育實踐中各種因素的相互滲透、影響等，通過研究分析提煉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經濟規律，用以更好的指導體育業的發展。
3.2體育經濟學科學定位的思考
科學的定位體育經濟學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體育經濟現象及實踐研究中，人們不斷的發現、總結其經濟發展規律。然而體育經濟發展中的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著體育經濟發展，也影響了體育經濟學的科學定位。對于體育經濟學的科學定位，首先，在當前理論研究基礎上，全面的掌握、分析體育經濟發展的各種規律、特點，聯系實踐在體育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方法基礎上對該學科進行定位。其次，對于體育經濟學定位過程中的分歧要全面的分析、研究、領悟，不能盲從他人觀點，輕易做出結論。例如體育經濟學的屬性定位，面對體育經濟學的“體育學屬性”、“經濟學屬性”、“多學科交叉屬性”這三種不同觀點，一方面，要聯系實際，通過對體育實踐中經濟現象的發生、體育實踐問題的解決等對其進行思考。另一方面，要打破界限，挖掘最有利于體育經濟學發展的屬性定位，以創新思想求得該學科的最有利發展途徑。再次，研究定位是體育經濟學發展的關鍵，對于研究的定位一定要突破抽象的表面現象，深入體育經濟發展的核心，找準影響體育業發展的關鍵進行定位。第四，人才是體育經濟學發展的動力之源，對于培養的定位要聯系社會實踐，突破學科差異、思想差異，以人力資本論為基層，培養多元化人才，促進體育業和體育經濟學的發展。
4.結語
關鍵詞：社會排斥；殘疾人；就業
一、研究的理論背景：社會排斥理論
社會排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紀50～60年代貧困(poverty)研究中的對社會剝奪(deprivation)等概念與理論的探討。英國學者湯森(Townsen)是較早將“社會剝奪”一詞用于定義與度量貧困的學者之一。他認為,社會剝削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認為或風俗習慣認為應該享有的食物、基本設施、服務與活動的缺乏與不足”,“人們常常因社會剝奪,而不能享有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應該享有的生活條件”。之后,“社會剝奪”作為一個有豐富內涵的詞而被廣泛采用。隨著社會剝奪的概念內涵,由物質層面向社會文化層面演進, 20世紀90年代,它進一步發展為社會排斥理論。現在社會排斥理論被各個國家廣泛接納,并發展出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排斥理論。法國是較早研究社會排斥的國家，它認為社會排斥主要指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關系的斷裂(Silver,1994)。從20世紀90年代起，社會排斥成為歐盟社會政策的焦點，它對社會排斥的界定是基于公民資格權利的思考，主要指社會權利的否認，或者這些權利未充分實現。20世紀90年代末，社會排斥研究在英國有了較快的進展，在英國學術界，社會排斥指個人未能充分參與主流社會或當時社會認為必要的活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社會排斥概念的出現是在重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背景之下，對社會弱勢群體重新進行概念化的一種嘗試(Gore,1995)。它已成為當今學術界研究弱勢群體的重要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的實質是研究社會弱勢群體如何在勞動力市場以及社會保障系統受到主流社會的排擠,而日益成為孤獨、無援的群體，并且這種狀況如何通過社會的“再造”而累積和傳遞（李斌，2002年）。
失業的研究是社會排斥在社會政策的研究中的主要議題。在探討失業與社會排斥的關系時，近期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討論失業與社會排斥的關系。在社會關系量的方面，失業者參與社會活動和交往數量與頻率略低，但并不明顯;在結構和質的方面，失業對社會關系排斥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造成社會分割或孤立，從而使失業者獲得的社會支持降低。但也有學者從政府和國家制定政策的角度指出，社會排斥不僅與失業相關，人們可能在參與國家運行中受到排斥，基于這樣的原因，政府部門不僅應關注社會排斥問題，還需要檢驗所有政策建議對提高社會融合的作用，強調社會保障的作用。此外，石彤以轉型期國有企業下崗失業女工為視角，對社會排斥的制度化進行了結構性、過程性分析。
當代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的主要趨勢是關注社會機制、社會產品分配以及社會關系三個大維度。許多研究者在此緯度框架下結合具體的研究對象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從制度排斥、資源配置排斥及認知排斥的三個層面，對我國弱勢群體的社會排斥現象進行分析。本文也擬從這三個層面對我國殘疾人就業困境的社會性成因進行分析。
二、殘疾人的就業困境分析
就業是殘疾人的生存之基，給予具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平等的就業機會，不僅能保證其生活來源，同時也體現了他們的社會價值。然而我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6年4月1日我國殘疾人已達到829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數的6.34%。城鎮殘疾人口為2071萬人，占24.96%；農村殘疾人口為6225萬人，占75.04%。全國城鎮殘疾人口中，在業的殘疾人僅為297萬人。可見，我國殘疾人的就業狀況令人堪憂。主要表現如下：
殘疾人就業與就業總體水平有較大差距，整體就業質量不高。外在環境和內在因素的雙重壓力下，殘疾人就業水平與就業總水平差距較大。中國人口眾多，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力總量過大的矛盾長期存在，就業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就業供給總量不減；歷史遺留問題尚未全部消化，而新的就業矛盾又逐步凸顯，這種就業背景十分不利于殘疾人就業。另外，殘疾人整體素質、就業能力與社會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也較突出，20世紀80年代末，殘疾人文盲、半文盲占70%，殘疾兒童入學率僅為20%，這一批人目前正處于就業年齡階段，特別是隨著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殘疾人適應新就業崗位能力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殘疾人就業的整體質量也不高，主要表現在：第一，殘疾人就業的穩定性較差。全國55.45%的國有企業中有殘疾職工下崗，再就業率不足20%。第二，殘疾職工的收入水平偏低。福利企業殘疾職工的平均工資不到社會平均水平的40%，許多地方殘疾人工資甚至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第三，殘疾職工勞動保障水平差。殘疾職工參保率低，欠繳社會保險費和下崗殘疾職工中斷參保情況嚴重。第四，殘疾人在就業機會、收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現象，同工不同酬、勞動價值和收入不對等的問題較突 出。
就行業分布而言，殘疾人在許多行業遭受排斥。在就業市場中，殘疾人在許多行業遭受排斥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因而也造成了殘疾人在行業結構方面分布極其不平衡的現象。根據1993年抽樣調查統計，全國15歲以上的有勞動能力或有部分勞動能力的殘疾人當中，待業率為49%(正常人為3%)，同時，殘疾人擇業時范圍也很有限，在業殘疾人中從事體力勞動的占96.6%，而從事腦力勞動者僅占3.4%。盡管經歷了十多年的發展，勞動力市場對于殘疾人的排斥仍舊嚴重和普遍，在同等的條件下，即使殘疾人的人力資本存量更高，用人單位也愿意招收正常人，熊斌、董志強等學者曾通過對重慶市殘疾人的實證研究,證實了這一觀點。更令人擔憂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殘疾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將會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若沒有行之有效的就業保障措施，一系列新的社會排斥將會不斷出現。
現行就業模式不適應就業形勢發展的需要。從就業模式而言，我國殘疾人的就業模式仍是“以集中就業為主，其他方式為輔”的模式，但隨著我國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這種模式所受的沖擊日益明顯。由于市場經濟運行的日益完善，大多數福利企業由于資金短缺、技術落后等原因，經營困難，關停并轉，大批殘疾職工下崗失業，據統計，全國福利企業殘疾職工人數已從高峰時的90萬降至目前的不足70萬人；同時相關政策嚴重滯后，現行政策規定，只有民政、鄉鎮、街道舉辦的集體所有制福利企業才可享受稅收減免，其他企業則不能享受退稅優惠，許多福利企業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因此不再繼續享受稅收減免，此外現行政策中對福利企業經營范圍的限制也無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因此，大大影響了殘疾人的就業。按比例就業難以貫徹，分散按比例就業是指將殘疾人按企事業單位數的一定比例分散安排到各企事業單位就業的就業安置模式，它有利于殘疾人就近就業，但是由于按比例就業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規定，行政執法主體不明確，難以有效地具體實施。目前有的用人單位以“殘疾”為由,把一部分具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拒之門外；有些用人單位寧可向政府繳納殘疾人保障金,也不愿安置殘疾人就業；有些用人單位為逃避繳納保障金錄用了殘疾人,但卻不提供相應的崗位，而是讓其閑置家中領取最低在崗工資。不少殘疾人由于技能水平不高，缺乏資金，市場應變能力差，在市場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而政府對個體就業扶持范圍也較窄，主要集中于加工、修理、修配等范圍，對容納個體就業最多的個體商業經營方面的優惠支持力度不大，使殘疾人個體就業困難重重。此外，我國已實施的相當一部分殘疾人就業法律、法規、政策，已不適應形勢的需要，法律規定之間缺乏協調、易造成矛盾，政策剛性不足，不易落實，還存在一些法律、政策的空白，這使殘疾人的就業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殘疾人就業困境成因的社會排斥分析
社會排斥理論主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如何被主流社會排斥而日益成為孤獨無援的群體，以及這種狀況如何通過社會再造和傳遞的。本文選擇從社會排斥視角探討殘疾人就業困境的成因，深入分析社會排斥是如何造成殘疾人走向就業市場的邊緣，甚至被排斥出就業市場的。社會排斥是一個多緯度概念，本研究擬從制度安排層面、社會資源配置層面、文化性認知層面三個層面著手進行討 論。
1.制度性社會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指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或缺漏，使得某一部分人群遭受制度的排斥而無法獲得必要的社會資源的支持，從而淪為弱勢群體的過程和現象。這種排斥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比較突出，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社會保障制度一般尚未形成體系，存在較多的制度缺漏，對許多生活事件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當一部分人遇到某方面的問題而又無相應制度幫助時，就可能逐漸變得弱勢和邊緣化，社會排斥與制度因素的相關性顯然強得多。就中國而言，這種排斥是造成殘疾人就業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社會學家皮奧里提出，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存在著兩種勞動力市場，其一是收入高、勞動環境好、待遇好、福利優越的勞動力市場，也稱為第一勞動力市場；其二是工資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福利低劣的勞動力市場，稱為第二勞動力市場。兩個勞動力市場是相互隔絕的，第一市場的求職者寧愿等待就業機會，也不愿到第二市場中謀職，而第二市場的失業者也根本不可能進入第一勞動力市場。第一市場和第二市場之間的區隔并不是純技術的，更多的是一種制度性的隔離。我國殘疾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受排斥狀況主要表現為：失業或被排斥出勞動力市場及處于第二勞動力市場。目前我國的殘疾人就業制度不夠完善，現存的法規權威性又不夠，甚至出現一些政策的不協調。例如：在處罰拒絕接收殘疾人就業的用工單位和表彰接收殘疾人就業的用工單位時，沒有賞罰分明的有效制度，不利于創造公平合理的殘疾人就業環境；而福利企業中的“四殘”職工認定政策不協調，造成某類殘疾人的就業遭到排斥，根據民政部、勞動部、衛生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社會福利企業招用殘疾職工的暫行規定》，殘疾職工應包括：視力殘疾者；肢體殘疾者；聽力、語言殘疾者；智力殘疾者。但是，近兩年來，國家稅務總局在對殘疾職工認定上只限于“四殘”（盲、聾、啞及肢體殘疾），將智力殘疾排除在外，使雇用智殘員工的企業不能享受退稅。因此，由于制度的缺漏和不完善，大多數殘疾人往往被排斥在第一市場之外，甚至被完全排斥出勞動力市場成為失業者。另外，受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影響，農村殘疾人口的就業幾乎不受政策的保護，處于自我保護狀態，他們基本是完全被排斥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之外的。
2.資源配置的社會排斥
(1)信息資源的排斥。充分的信息資源是個體獲取就業機會的重要途徑，而信息的獲取方式主要有兩種，即正規的制度化的途徑和非正規的非制度化的途徑。前者主要指由國家或各地方政府規劃、制定的，為就業者提供就業信息服務的方式；后者主要指個體通過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獲取就業信息的方式。對殘疾人而言，前者提供的機會較少，盡管在各級政府政策的強制性要求和殘聯的倡導下，很多省市都開設了殘疾人就業網站，有些地區還舉辦了殘疾人就業招聘會，但其實效很差，很多招聘單位只是迫于壓力走過場，沒有真正招收殘疾員工的意思。而第二種途徑則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社會關系網的好壞決定其就業機會的大小和就業的好壞，有關系就能找到工作，沒關系就業幾率就很小。中國殘疾人家庭主要分布在農村，城市殘疾人家庭也多是一些貧困家庭，其父輩社會關系網較為薄弱，而殘疾者由于個人的缺陷往往不愿意與他人交往，這樣使得本就沒有什么社會地位的殘疾人的社會資本變得更為單一和薄弱。信息獲取渠道的閉塞，導致了殘疾人在就業市場中的邊緣化。
(2)公共設施資源的排斥。公共設施是社會為方便其社會成員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的一系列服務設施。為殘疾人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設施是保障殘疾人融入社會的重要條件，有利于實現“平等、參與、共享”的社會目標。殘疾人公共服務資源包括：文化體育服務設施、無障礙設施等方面。其中無障礙設施是保障殘疾人外出工作的基礎條件，它的缺乏，無疑會影響殘疾人的外出工作。在政府的努力下，我國無障礙設施建設取得了較大進展，一些發達大中城市的主要道路和商場、機場等公共建筑物及居民住宅，都設置了一批盲道、扶手等無障礙設施，不少電視臺開辦了電視手語新聞欄目，但目前這些無障礙設施還遠遠不能滿足殘疾人工作、生活的需要，例如：高層電梯、地鐵等公共場所沒有設立無障礙通道或沒有投入使用，許多中小城市除了常見的盲道外基本沒設立什么無障礙設施，連公共汽車都經常不報站，更別說其他設施了。無障礙設施的提供不足或使用率還很低，甚至有些設施閑置不用。這種狀況主要源于制度上的排斥，導致他們資源分配上的邊緣化，他們弱勢的地位，使他們喪失公共話語權，因此，人們不會過分地關注他們需要什么，怎樣為他們提供便利，怎樣保證他們正常工作和生活，忽略他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從而直接影響了他們順利地開展工作。
(3)教育資源的排斥。教育是提高個人素質和能力的重要途徑，接受的教育和職業培訓層次越高，個人的生活能力就越強，獲得工作的機會就越多。因此，對于殘疾人就業而言，教育顯得尤為重要。但縱觀我國所有關于殘疾人教育的法律條文,不難發現相關的法律條文都過于籠統、不便于操作,殘疾人教育保障體系并不健全。長期以來,殘疾人遭到的教育排斥十分嚴重。據全國第二次殘疾人抽樣調查統計, 2006年，全國殘疾人口中，15歲及以上殘疾人文盲人口(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人)為3591萬人，文盲率為43.29%。6～14歲學齡殘疾兒童為246萬人，占全部殘疾人口的2.96%，學齡殘疾兒童中，63.19％正在普通教育或特殊教育學校接受義務教育，但中等以上的教育水平仍舊不理想，盡管1984年后修改了體檢標準,每年有1700人左右符合政審、成績和體檢標準,應被大學錄取,但每年仍有900人被排斥于大學之門外。到2006年，具有大學程度(指大專及以上)的殘疾人為94萬人，僅占殘疾人總數的1.1%。初級教育是教育的基礎，發展至今殘疾人的初級教育入學率仍舊無法與健全兒童的入學率相比，從而影響他們接受高層教育的機會，同時針對殘疾人的職業培訓機構也極少，導致了殘疾人就業市場的弱勢地位。
3.文化認知層面上的社會排斥
(1)認知偏差：偏見和歧視。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偏見根源于兩個群體的差異性及彼此缺乏溝通，這種認知上的偏見往往導致行動上的歧視，殘疾人就業機會的缺乏，較大程度上是文化價值觀上的歧視與偏見造成的。宏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觀念,在形成有關殘疾的文化觀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中外文獻中，我們不難發現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都曾對殘疾人做出過負面、扭曲的理解。珂維曾經把人類社會分為“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人的時代”三個階段。“神的時代”和“英雄的時代”可謂是無知和迷信的時代，人們往往從宿命論出發,認為殘疾是上天(神明)對一個人的懲罰，形成了宿命論的殘疾人觀。而在中國社會中，“殘”即“廢”的觀念嚴重地損害和歪曲了殘疾人的形象，并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一部分。隨著社會的進步，這種觀念仍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仍有意識、無意識地控制著人們的想法和行為，盡管法律明文規定了殘疾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權利，但是由于社會偏見與陳腐觀念等非正式約束的存在,社會主導群體在觀念上沒有很好地接納殘疾人,還普遍認為，殘疾人能保證基本的生存權就可以了，還需考慮什么發展權。總之,社會對于殘疾人的觀念上的排斥,是殘疾人參與社會和獲得平等權益的最大排斥,是其他各種社會排斥的根源。
(2)公眾的社會責任感缺乏。西方發達國家殘疾人的就業權益和其他權益能得到較好的保障，是與它們充分的社會責任感和濃郁的慈善意識分不開的。在西方，受基督教神學中的“恩寵論”的影響，人們從小受到感恩觀念熏陶和回饋社會的教育，培養了公民的公益意識。而由于受傳統人倫道德的影響，中國人的慈善觀是由血緣人倫向外推及的慈善，難以產生對素不相識的人的關懷，缺少現代公益的基因。據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調查顯示：國內工商注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即99%的企業從來沒參與過捐贈，只有1%的企業曾經參與捐贈。因此，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殘疾人慈善事業起步還較晚，缺乏民間基礎，加之一些部門領導不太重視，或是分而不管，或是表面應付，又或是對執行殘疾人的優惠政策不感興趣，尋找各種理由拒不執行，扶殘助殘意識淡薄，這種現代公益基因的缺失，使本就遭受偏見和歧視的殘疾人更是孤立無援，在無助中，被推向就業市場的邊緣。
綜上所述，殘疾人的就業困境主要是多重社會排斥的后果，因此，要改善這種狀況，促進殘疾人融入主流的就業體系，必須盡量消除社會排斥的影響。首先，作為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政府應充當合理規則的制定者，建立完善的殘疾人就業制度，為殘疾人就業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其次，在資源配置方面，完善殘疾人就業信息服務體系，加強無障礙設施的建設，建立明確、權威的法律制度，讓殘疾人遇到教育不公問題時有法可依；最后，應通過多種渠道培養人們正確的價值觀，消除對殘疾人的偏見和歧視，培育社會責任感，共同關心殘疾人的生存與發展，但偏見的消除是個雙向互動過程，需要公眾和殘疾人的共同努力。
作者單位：貴州民族學院社會發展學院
參考文獻：
[1]景曉芬.“社會排斥”理論研究綜述[J].甘肅理論學刊,2004,(2):15-18.
一、互聯網金融存在的風險
（一）競爭與壟斷產生的負面影響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競爭尤為普遍，這種競爭不僅僅存在于產業模式之中，更是對金融實力的競爭，很多互聯網金融模式在碰撞的過程當中，最終產生了競爭性壟斷，而這會直接影響到社會融資模式以及投資模式的單一性，從而不利于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金融結構的穩定。例如在我國金融發展過程中支付手段已經逐漸產生了競爭性壟斷的局面，這有可能會使得互聯網金融格局出現服務同質化的現象，并且有少數金融機構壟斷大部分市場份額的現象也不利于市場穩定。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但隨著競爭產生的負面影響十分廣泛，例如很多金融機構利用網貸產品，在競爭的過程當中，加速了貸款公司的倒閉，而這種倒閉，由于受到服務同質化以及監管不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最終使得互聯網金融發展出現競爭性壟斷。
（二）資源重構過程中存款與貸款風險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對于資金的投放以及吸納互聯網資金的這一部分人群里也有存在對于金融風險意識相對較低的人，他們往往會在投資過程中產生一些非常不理性的行為，進一步提高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性，這種現象涉及的人群數量較大，且會對社會產生十分不良的影響。很多貸款人群在對資金鏈條進行使用的過程當中也存在著較大的風險，一些銀行無法獲得小微企業或是個體工商戶的融資，而一些傳統商業銀行在對資產以及風險進行評估的過程當中，由于這些用戶存在著一定的經營風險，也無法較為順利地完成最終的評估，因此互聯網金融在對資金進行投放的過程當中，沒有對客戶的信息進行評估，這也會直接導致一些客戶不能夠正確使用資金，最終影響到互聯網金融貸款償還的及時性，不利于資金鏈條的運營。因此，如果互聯網金融企業在進行放貸的過程當中并沒有考慮各項因素，沒有對經濟周期進行探索，很有可能直接影響存貸款模式時期出現失效，進而影響到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穩定性。由此可見，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很多運營者都應當正確判斷貸款風險，有目的的提高客戶的黏性，從而有效規避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風險。與此同時，為了確保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相關部門應當加大對這一行業的監管力度。
二、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產業經濟學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理論指導
在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過程當中，產品經濟學理論無論是在范圍經濟還是規模經濟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體系中是一門較為成熟且具有較高科學價值的重要學科，而產品經濟學作為其中的重要部分，無論是理論思想還是發展趨勢都與經濟學趨于一致。產品經濟學理論主要有以下兩個元素構成，分別為需求方形成的規模經濟以及供給方形成的規模經濟，在規模經濟逐漸形成的過程當中，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尤為重要，在經濟與當下互聯網金融進行融合的過程當中，完成了資本與勞動力這兩者的轉換。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業經濟學的知識要素以及技術要素也在不斷增強，在成本呈現遞減趨勢的背景之下，該理論所創造的收益卻呈現著遞增趨勢，這也說明在互聯網金融逐漸發展的過程當中。傳統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隨著供給方規模經濟的發展逐漸得到了突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盈利效益，提升了互聯網經濟的示范能力，因而互聯網金融的價值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次，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成本經濟應運而生，互聯網金融憑借著成本優勢，在大幅擴大產品種類的同時，也使得利基市場得到了開闊，這與范圍經濟有著相似之處，與此同時，這也是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無法用理論解釋的現象。由于互聯網金融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處于鏈條的長尾位置，因此也進一步衍生出了普惠金融這一類產品，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互聯網金融也憑借著這一形態在很多金融業務中獲得了延伸，逐漸使得金融成本控制變為可能。隨著互聯網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很多事物都可以通過信息復制來完成，這不僅僅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成本，還能夠吸引顧客進一步占領市場份額。
（二）金融中介理論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要作用
在經濟學理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金融中介理論，金融中介理論與產業經濟學一樣，都是經濟學理論中重要的部分，在互聯網金融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之中，金融中介理論也在其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首先，金融中介理論在對信息進行篩選的過程當中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互聯網發展過程中，互聯網信息具有繁雜、無序等一系列特征，這也不能夠使得相關工作人員準確控制信息、完善信息對稱等問題，因此很難為互聯網金融發展提供有效的信息以及時應對這一問題。金融中介理論不僅僅能夠快速完成互聯網金融主體的信息篩選、處理、判斷，還能夠運用這些有價值的信息為顧客在進行判斷決策的過程當中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持，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顧客在對信息選擇以及決策過程中的準確性，提升了顧客對于互聯網金融的信任程度，進一步控制成本交易。通過對金融中介理論的規模經濟以及范圍經濟兩者進行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由于信息資源復制以及應用的影響，成本表現出了遞減規律，因此想要在海量的互聯網信息中選出對顧客有用的信息，必須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中介理論在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應用一方面能夠降低企業的成本投入，另一方面也能夠有效提升信息篩選質量，提高成本控制效率。
（三）信息經濟學對互聯網金融理論的影響
通過將信息經濟學理論應用于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無疑對互聯網金融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推動了互聯網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例如在應用信息經濟學理論的過程當中，在搜索理論以及聲譽理論的共同影響之下，互聯網金融在活動的過程當中出現了積極的影響效應，這種影響效應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經濟的進步，再者，信息不對稱理論對互聯網金融造成十分行深遠的影響，例如如果在互聯網金融進行活動的過程當中存在信息不對稱這一情況，可能直接給互聯網金融發展帶來一定的經營風險，而通過應用信息經濟學理論能夠有效控制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經營風險，從而幫助很多貸款公司規定了逆向選擇風險，在穩定企業發展的同時，又能夠提升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整體進程。
三、結語
綜上所述，相關互聯網金融的運營者以及監管者應當準確意識到互聯網金融以及傳統金融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應當加大其發展穩定性，通過把握互聯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結構以及模式問題，進一步提高互聯網金融的穩定性以及競爭性，因此在互聯網金融時代逐漸到來之前，傳統的金融機構也應當根據當前的市場需求，對經營狀況進行針對性的調整，避免盲從金融時代的特點，從而提高自身企業的抗風險能力。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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