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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般資料
選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期間我計劃生育辦管轄的已婚女性200例作為研究對象，200例女性均有人工流產或藥物流產史，其中育有一胎者148例，育有二胎者43例，未生育者9例，均無婦科疾病和不孕不育癥。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各100人，觀察組女性年齡區間21～37歲，平均年齡(30．3±4．5歲)，對照組年齡區間23～37歲，平均年齡(31．2±5．1歲)。觀察組女性給予計劃生育宣教護理，對照組女性不給予計劃生育宣教護理，兩組女性在年齡、體重等方面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對全部女性進行隨訪，隨訪期為2年，統計兩組女性的生育率、計劃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標，并進行分析比較判斷計劃生育宣教護理的效果。
1．2方法
1．2．1宣傳教育護理形式:
①書面教材宣教:給予觀察組女性分發與計劃生育健康教育相關的教材，通過學習教材，提高女性對計劃生育的認知水平;②面對面知識講座:對觀察組女性進行集中式的授課，采取通俗易懂的語言進行宣教護理，提高女性對計劃生育基礎知識及其工作意義的了解;③科學教育片:通過讓觀察組女性觀看科學教育片，使其掌握避孕節育及生殖健康相關知識，及妊娠不同時期的注意事項。
1．2．2宣傳教育護理內容:
①我國人口現狀;②人口數量與社會協調可持續性發展的關系;③人口理論原理;④人口過剩的危害;⑤避孕指導;⑥優生優育的婚育觀;⑦計劃生育相關法條的宣教;⑧女性生殖健康教育。
1．3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6．0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分析，使用的統計學方法為T檢驗，P＜0．05表示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
2結果
隨訪期為2年，統計兩組女性的生育率、計劃外生育率、再次妊娠率等指標，觀察組女性的再次妊娠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的生育率和計劃外生育率均顯著低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如表1所示。
3討論
【關鍵詞】城市化 耕地 矛盾
一、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存在矛盾的對立統一
1.城市化建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有一定土地做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為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我國城市發展的最快時期。據統計，1998年我國城市人口約3.8億，城市化程度大約為30.4%。但與世界相比，發展還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經達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達到77.4%。據專家預測，我國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70%，在未來50多年中，將有約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及其家屬進城，變為城市人口。這樣不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現有的許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擴大其規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設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個城鎮人口占地100平方米計算，增加5億城市人口，約需要土地5萬平方公里，即7500萬畝。
2.我國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備資源不足，耕地保護形勢嚴峻
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業普查辦公室聯合的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最新公報顯示，全國耕地面積19.51億畝，人均耕地面積0.106公頃（1.59畝），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區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這里自然條件較差，糧食產量較低；人均耕地較少的?。▍^、市），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和京津滬三市，這里自然條件較好，糧食產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減少的地區。全國還有607萬公頃（0.91億畝）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積中，無灌溉設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設施的耕地，全國還有30萬公頃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這些都說明，我國耕地的總體質量也是不高的。
3.緩解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矛盾的途徑
在客觀上，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發展和擴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發展。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發展城市與保護耕地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我們必須較快地發展城市，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切實地保護耕地，使兩方面得到協調和統一，在發展城市中盡可能地減少耕地的占用。
二、發展城市化建設與土地集約化利用關系
1.城市化建設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從而減小眾多人口對耕地的壓力
城市和鄉村代表了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單元，由于城鄉經濟水平、婦女職業類別和文化教育程度的差異，而使兩者的婦女生育水平有較大的差異，城鎮始終低于鄉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鎮大大高于鄉村，高達90%以上，鄉村二孩率超過城鎮的1倍多。1998年我國城鎮人口出生率為13.67‰，自然增長率8.36‰，而縣出生率為17.05‰，自然增長率為10.04‰。以上海市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僅為5.20‰，自然增長率為-1.80‰。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經濟水平越高，總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則總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無論是生育率、多孩率，還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兩者呈相反關系。造成城鄉生育水平差異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婦女文化程度的差異。鄉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農、林、牧、漁業婦女文盲、半文盲多，這“三多”已成為鄉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鎮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第三，職業與勞動性質。勞動性質與文化程度有一定關聯。腦力勞動者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者，文化程度較低，這一因素與經濟和其它社會因素共同的影響，使他們的生育率較高。職業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生育率的高低，農、林、牧、漁業婦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職業婦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設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質，減少農業人口，降低生育率。
2.城市化建設有利于集約化利用土地，從而擴大耕地面積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兩不誤，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主要是轉變用地方式，走集約利用土地、節地挖潛的路子。這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而大力發展城市化建設，有利于實現粗放用地變為集約用地，并推動建設用地內涵挖潛和集約利用，是既積極而又有效地保護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納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農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約度高。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對比見表2。表2顯示，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有逐年增長的趨勢，但農村始終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為37942萬，人均居住面積達9.3平方米，而農村人口為86868萬，占總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積達23.7平方米。以山西省為例，1996年5個地級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農村人均占地則達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規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強，人均用地也越少。與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產出率和主要經濟指標的人均水平也較高。我國不同規模城市各項指標見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國城市增至666個，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萬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萬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萬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與小城市相比，產業密度（人均gdp）高，第三產業比重大。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可以使農民統一經營，連片耕作，減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農業生產集約經營和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糧食產量，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3.城市化建設有利于科技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從而提高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程度
科技進步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提高了城市和農村的集約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從而減少對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約用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越是經濟發達國家，城市化程度越高，農業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則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具有經濟落后，農業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長速度快等特點。
總之，城市化的發展使科技與經濟水平不斷提高，推動了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假如我國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去開墾后備的土地資源和復墾荒蕪的土地，從而增加耕地數量；農業科技的發展使農業先進的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得到應用，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對農田精耕細作，從而可以提高耕地質量，達到增加糧食產量的目的；反過來農業的發展又保證和促進了城市化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統計年鑒，1999
2.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7
3.國際統計年鑒，1997
4.劉岳等編：國人口分析與區域特征》，海洋出版社，1996
作者簡介：
【關鍵詞】養老金 性別差異 社會保障制度
精算公平下的性別不公平
養老金改革關注的焦點是嚴重的老齡化和提前退休現象對養老金體系的可持續性造成的危害。此外還包括公共養老金方案中轉移支付對未來一代施加的不公正負擔。因此，大多數體系將控制公立和私立養老金成本作為主要任務。當然，具體措施千差萬別，一般情形都是將待遇和繳費相聯系，這樣做強化了“精算公平”，但對于男女的影響是不同的。
從性別視角考慮，以犧牲社會公平達到精算公平的目標是無法令人滿意的。性別不只是表現為男性和女性，還表現為在生命過程中就業和未就業的不同組成形態。發達國家成熟的就業形式是一種連續的自由的全職工作形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于從事家庭撫養活動的原因，女性普遍中斷或弱化了與勞動力市場的聯系。不同社會中，男女地位的巨大差異主要緣于男性是養家糊口的人（即占主導地位）還是男女對于家庭收支具有同等地位。當然，并非所有家庭中男女地位都是相同的，因此，全職連續工作的模式在女性中不太普遍。
養老金收入的性別鴻溝?？v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簡稱經合組織OECD）國家，高齡女性承擔著與之不匹配的貧困。她們的養老金比同年齡的男性少導致總收入低于男性。然而，女性和男性的養老金差異（體現為養老金比例）在不同國家之間相差懸殊。意大利為66%，英國為60%，法國為56%，德國為42%。這種差異既與女性的就業率有關，也與養老金的設計有關。
將性別間養老金收入鴻溝量化并比較是有問題的。個人婚后的收入數據很少有人研究，通常的數據是配偶的總收入。由于已婚男女間收入不平等程度最為嚴重，所以這種假設掩蓋了男女間的養老金差異，也使得性別不平等程度的比較和國家間的對比更為困難。那么，可以考慮從未婚老年人的養老金數據中獲得某些啟示。
Mrakinen（2002）使用了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ata 分析了10個國家的私營和公立養老金。在70歲以上未婚人群中，女性養老金與男性的比例最低的是英國，為69%，美國、德國、法國、芬蘭、瑞典為73～78%，丹麥為100%。英國和美國的私人養老金比重更大，女性的公共養老金是男性的92%。但在私營部門中性別鴻溝更大。英國70歲以上人群，女性得到的養老金數量為同等條件下男性的40%。德國和瑞典的公立養老金也存在類似問題，體現出收入關聯型社會保障體的某些問題。丹麥的主要問題在于老年收入的公平性，這主要是由于丹麥的基于公民居住地的養老金再分配制度所產生的結果。因為女性的全部養老金中只有4%來自私營部門。
女性身份對于女性的就業和收入的影響。在絕大多數國家，相當比例的女性承擔母親的角色或照顧衰弱的老人，這些都決定她們在就業、收入以及養老金參保等方面受到很多限制。英國的24～44歲的女性中，沒有生育的女性就業率為76%，而生育過的女性就業率僅為24%。所謂的“家庭鴻溝”在絕大多數國家都存在，表現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的母親比沒有孩子的母親具有更低的就業率和更少的就業時間。但是，在北歐國家，由于平等主義觀念的普及和針對老人、兒童的完善服務制度，家庭鴻溝微小，同時女性就業率比歐盟其他國家高。
由于女性兼職工資比較低，加之對家庭成員的照顧行為，更加劇了家庭鴻溝。例如，在英國有兩個孩子的女性的工資比沒有孩子的女性的工資低24%。在英國有兩個孩子的中等熟練程度的女性的收入只是相同熟練程度但無子女的女性的一半。在英國女性身份令人驚異的減少了女性全職就業的機會，由此減少了她們的收入，同時導致她們在私人養老金計劃中的繳費減少，這一現象與教育程度無關。對于單身母親而言，母親身份使她們在就業和支付兒童撫養費上受到的影響更重于已婚女性。相比無子女的女性，有子女的女性受到的收入損失的過程持續到整個就業年限中，這是由于就業歧視和臨時工作降低了她們的工作地位。
現有再分配形式的分析
對于養老金中的性別平等方面，歐盟也制定大量相關政策。其中最常見的方式便是向承擔照顧家庭責任的群體提供福利以彌補他們的損失。
遺屬養老金。過去，女性一般是按照其丈夫的繳費記錄獲取公立和私營的遺屬養老金。但是，這種社會保障措施顯得越來越“僵化和陳腐”，這緣于家庭模式的轉變，尤其是結婚和生育之間的聯系減弱。
結婚和生育關系的解體使得遺屬養老金不僅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而且產生了不公平性。這是由于交叉補貼的原因。遺屬養老金與領取人因照顧幼兒和其他家庭成員而受到影響并無關系。因此，已婚未育女性就處于被其他女性如未婚女性和低收入女性補貼的地位。這種現象存在于公立養老金系統中，也存在于私人DB型（待遇確定型）養老金系統中。在20世紀的社會變革背景下，這種特別的再分配形式的公平性受到懷疑。取代這種形式的應是一種更加簡便和公平的個人養老金形式，即采用對生育女性的養老金特別保護措施。
降低繳費標準。按照居住地劃分的公民養老金將割裂繳費和領取養老金的聯系。在丹麥和荷蘭，公民養老金只給付所有滿足居住地要求的67歲（丹麥）或65歲（荷蘭）以上的公民。在英國和愛爾蘭，養老金領取時統一費率但保留了繳費標準，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收入中的性別鴻溝，因此有向低收入者包括臨時工作者再分配的味道。
歐盟幾乎一半國家采用的是收入關聯型養老金，這里的收入是以整個工作年限的平均收入計量的，其中沒有收入或收入很少的年段是不會拉低養老金的。其他國家采用退休時或退休前一段時間的平均收入或最高收入時間段中的平均工資。由于女性工資一般不會在退休前形成最高點，因此最佳時間段的計算方法比最終時間的計算方法更有利。
面向護理人員的特別保護。大部分歐盟國家的公立養老金以養老金的形式承認家庭護理工作，當然對幼兒的照顧比對老人的照顧更普遍。英國和愛爾蘭等實行統一費率的國家從1970年開始以減少能夠獲得金額的基本養老金的年限來補償照料幼兒的行為。在收入關聯方案中，護理記錄是一種能夠普遍提高女性參與公立養老金能力的方法。護理記錄的值取決于護理期間的名義繳費率。但如果基本養老金的值被扣除到平均值以下，這種方法在補償護理損失方面就是無效的。但是女性在私立養老金方面的損失使得其在公立養老金的損失相形見絀。
幾個關鍵問題的思考
私人養老金不應取代公有養老金。在過去的20年，以削減公有養老金為代價發展私人養老金的觀點被廣泛提及。支持者認為，公有養老金會產生赤字，并對雇員產生難以承受的負擔。顯然，公共養老金計劃受到老齡化的挑戰，同時它要求更高額的繳費和更長的工作期限。即使這樣，在轉向私人養老金過程中，認為它將面臨收支危機的說法依然難以令人信服。
首先，預測結果是不確定的，因為是出生率下降而不是長壽風險增加成為人口老齡化的首要原因。當國家采取幫助幼兒護理或其他更受家庭歡迎的措施時，出生率能保持穩定甚至增加。其次，在某些國家（例如美國和加拿大），嬰兒潮極大沖擊國內人口結構，預測的未來贍養比略低于歷史值。再次，由于人口就業、稅收和繳費比人口結構更可能影響養老金計劃的可持續性。
重視女性的養老金捐助。對女性來說，殘酷的現實是，除非在設計養老金制度時考慮再分配因素，否則她們無法既養育孩子又能夠在晚年領取足夠的養老金。男性則無此問題。
通常，女性承擔了家庭中絕大部分日常工作，以及教育幼兒的工作和照顧其他家庭成員的工作，除了這些（無償勞動）她們通常還從事一些有償勞動，而她們的付出保證了男人可以去追逐他們的目標。女性的無償勞動是她們對于福利系統的雙重貢獻：一方面她們幫助男人去外面掙錢，另一方面，她們承擔了照顧兒童、老人和病人的責任。更重要的是，由于女性是生育的保證人，她們就必須承擔社會再生產的責任。
一個沒有孩子的社會是經濟理性的，但不是社會理性的。女性選擇要么不要孩子，要么晚結婚，少生孩子。這種現象既與工作理念中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有關，又與女性對（撫養）幼兒須花費的收入和養老金成本的考慮有關。如果女性從經濟理性角度考慮，通過全職工作獲得最大收益，那么她們照顧孩子、丈夫、老人的可能性會減少，生育率會下降。低生育率是造成就業人口總量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它也表明那些由于家庭規模減少而導致成本減少的家庭應該能夠更多參與養老金計劃。然而，正如schokka指出的，不是每個人都能承擔社會賦予的責任。由非照顧人員補貼每個母親（或照顧人員），并讓補貼以養老金待遇記錄值的形式存在，這似乎滿足要求。
任何一種養老金方案的可持續性提高的條件都是擴大女性的就業率，尤其是全職就業率。而維持高生育率至少使其等于替代率的條件則相反，于是矛盾產生了。盡管一位“精英”母親可以擁有高薪工作并能夠負擔全部的兒童照顧費用，只要有全職工作就“足矣”。但大部分母親如果想繼續從事全職工作就需要政府和家庭的支持。當然這個最佳方案也是需要經濟代價的。
一、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存在矛盾的對立統一
1.城市化建設是發展的需要，要有一定土地做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為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我國城市發展的最快時期。據統計，1998年我國城市人口約3.8億,城市化程度大約為30.4%。但與世界相比，發展還是很慢，1996年世界城市化程度已經達到45.5%，而日本在1990年就達到77.4%。據專家預測，我國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70％，在未來50多年中，將有約5億剩余勞動力及其家屬進城，變為城市人口。這樣不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現有的許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擴大其規模。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化建設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做保障，按照每個城鎮人口占地100平方米，增加5億城市人口，約需要土地5萬平方公里，即7500萬畝。
國家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并轉變為城鎮人口，推動大批新城市的建立。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城鎮需要調整產業結構，進行化建設和舊城的更新改造。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擴大是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表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為此而占一部分土地，包括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
2.我國人均耕地少，耕地后備資源不足，耕地保護形勢嚴峻
國土資源部、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業普查辦公室聯合的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最新公報顯示，全國耕地面積19.51億畝，人均耕地面積0.106公頃（1.59畝），仍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而且地區分布很不平衡。人均耕地較多的一些省，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這里條件較差，糧食產量較低；人均耕地較少的省（區、市），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和京津滬三市，這里自然條件較好，糧食產量高，但也是耕地大幅度減少的地區。全國還有607萬公頃（0.91億畝）的耕地坡度大于25度，而在耕地面積中，無灌溉設施的耕地比重高于有灌溉設施的耕地，全國還有30萬公頃的耕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土地流失的危害。這些都說明，我國耕地的總體質量也是不高的。
新《土地管理法》著重強調了加強耕地保護問題，其目標是確保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新法明確規定“國家實行占用耕地補償制度。非農業建設經批準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墾多少”的原則，由占用耕地的單位負責開墾與所占用耕地的數量和質量相當的耕地”。但是我國耕地資源的主要特征卻是耕地面積占土地資源比例小，耕地后備資源不足，質量低，人均耕地少，且日益減少。在自然條件和生產力所允許的條件下，絕大部分能開墾的土地已被開墾。此外，我國人口還在以每年一千多萬人的速度增加，經濟建設正處于快速增長時期，“吃飯”和“建設”給耕地帶來的壓力，有增無減，并沒有緩解。近年來，耕地面積連年銳減，尤其是一些優質耕地的減少，很難靠開發來彌補。目前這種趨勢還在發展。僅僅1997年、1998年兩年，全國耕地就凈減少近600萬畝。地方開墾條件差或土地后備資源的匱乏，致使其既實現確保耕地不減少的目標而又同時不經濟的發展相當困難。據有關方面預測，到2010年，我國還要增加一億多人口，而非農建設占用耕地、陡坡退耕、災害毀地三項，可能還要減少耕地近一億畝。
3.緩解城市化建設與耕地保護之間矛盾的途徑
在客觀上，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城市的發展和擴大必定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是，城市又不能不發展。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處理發展城市與保護耕地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我們必須較快地發展城市，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切實地保護耕地，使兩方面得到協調和統一，在發展城市中盡可能地減少耕地的占用。
因此，必須找出一條既能減少耕地占用，又能及時為城鄉各項建設提供必需的建設用地，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以緩解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之間的矛盾。而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途徑是走土地集約化利用的道路。土地集約化利用包括四個方面：（1）城市土地的集約利用；（2）農村非農用地的集約利用；（3）農村農用地的集約利用（主要是大城市周圍的高投入高產出）；（4）全國整體的集約用地水平的提高。其中前三條是被大家所共識，而最后一條則未引起高度重視，而此條正是解決用地緊張的主要途徑。土地的集約化利用不但要從局部如某個城市或農村、某個地區或某塊土地的角度來考慮，而且要從系統整體（整個國家）的角度來考慮。加快城市化進程能更好地集約用地和節約用地，能夠提高全國整體的集約用地水平，促進經濟的發展，實現確保耕地總量的動態平衡的目標，起到保護耕地的作用。下面就加快城市化進程對減少耕地占用的壓力談幾點看法。
二、發展城市化建設與土地集約化利用關系
1.城市化建設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從而減小眾多人口對耕地的壓力
城市和鄉村代表了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單元，由于城鄉經濟水平、婦女職業類別和文化程度的差異，而使兩者的婦女生育水平有較大的差異，城鎮始終低于鄉村的生育率。生育期一孩率城鎮大大高于鄉村，高達90％以上，鄉村二孩率超過城鎮的1倍多。1998年我國城鎮人口出生率為13.67‰，自然增長率8.36‰，而縣出生率為17.05‰，自然增長率為10.04‰。以上海市為例，1998年人口出生率僅為5.20‰，自然增長率為－1.80‰。我國歷年市鎮與縣人口生長率與自然增長率對比見表1。
表1我國歷年市鎮與縣人口出生率與自然增長率單位：‰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市鎮出生率16.1415.4915.4715.3715.1314.7614.4714.5213.67
自然增長率10.439.999.709.389.609.238.828.948.36
縣出生率22.8021.1719.0919.0618.8418.0818.0217.4317.05
自然增長率15.7914.0412.1812.1712.0411.0911.0810.5310.04
影響生育率的因素有：第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經濟水平越高，總和生育率越低；反之，則總和生育率越高；第二，文化教育水平。無論是生育率、多孩率，還是平均孩次，有文化者都低于文盲、半文盲，并且，文化程度愈高，生育率、多孩率和平均孩次愈低，兩者呈相反關系。造成城鄉生育水平差異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婦女文化程度的差異。鄉村文盲、半文盲率多，女性文盲、半文盲多及農、林、牧、漁業婦女文盲、半文盲多，這“三多”已成為鄉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鎮的又一個重要因素。第三，職業與勞動性質。勞動性質與文化程度有一定關聯。腦力勞動者一般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生育率低；體力勞動者，尤其是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者，文化程度較低，這一因素與經濟和其它社會因素共同的影響，使他們的生育率較高。職業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生育率的高低，農、林、牧、漁業婦女的生育率高于其它職業婦女生育率的2－3倍。而城市化建設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質，減少農業人口，降低生育率。此外，計劃生育的作用在于引導和加速生育水平的下降，而由于城市社會經濟較發展，文化教育程度高，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較容易，能夠嚴格控制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人口的減少又可減少對耕地的占用。
2.城市化建設有利于集約化利用土地，從而擴大耕地面積
如何做到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兩不誤，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主要是轉變用地方式，走集約利用土地、節地挖潛的路子。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整理宅基地，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而大力發展城市化建設，有利于實現粗放用地變為集約用地，并推動建設用地內涵挖潛和集約利用，是既積極而又有效地保護耕地的思路。一方面，城市容納人口多，城市人均用地比農村人均用地少，土地利用集約度高。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對比見表2。表2顯示，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有逐年增長的趨勢，但農村始終較城市高出2－3倍。1998年城市人口為37942萬，人均居住面積達9.3平方米，而農村人口為86868萬，占總人口69.6％，人均居住面積達23.7平方米。以山西省為例，1996年5個地級市人均占地119平方米，農村人均占地則達192.93平方米。此外，城市規模越大，城市的中心功能越強，人均用地也越少。與小城市相比，要素的投入產出率和主要經濟指標的人均水平也較高。我國不同規模城市各項指標見表3。表3表明，1996年全國城市增至666個，人均用地99平方米，其中，200萬人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均用地66.2平方米，100-200萬人的特大城市人均用地86.2平方米，50=100萬人的大城市人均用地99平方米，20-50萬人的中等城市人均用地105.3平方米，20萬人以下的小城市人均用地131.6平方米。而且大城市與小城市相比，產業密度（人均GDP）高，第三產業比重大，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設能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有利于耕地內部挖潛。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可以空閑出許多宅基地和非農用地，使這些宅基地和非農用地變為耕地，增加耕地數量。如前所述，5億農村人口進城，若農村按人均160平方米計算，可減少占地8萬平方公里，扣除城市建設用地5萬平方公里，則全國可節約3萬平方公里，即4500萬畝；農村勞動力的減少可以使農民統一經營，連片耕作，減少不必要的路和田坎，增加耕地，使農業生產集約經營和規模經營，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糧食產量，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表二我國歷年城市與農村人均居住面積對比單位：平方米/人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城市人均居住面積6.76.97.17.57.88.18.58.89.3
農村人均居住面積17.818.518.920.720.22121.722.423.7
表三我國不同規模城市各項指標表
全國666個城市平均超大城市200萬人以上特大城市100-200萬人大城市50-100萬人中等城市50-100萬人小城市20萬人以下
城市個數（個）666112344195393
人口密度（萬人/平方公里）1.011.511.161.010.950.76
人均占地（平方米/人）9966.286.299105.3131.6
人均GDP913815812144551306084006281
第三產業比重（%）37.249.343.838.834.129.2
3.城市化建設有利于水平和人口素質的提高，從而提高土地的集約化利用程度
科技進步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又提高了城市和農村的集約化用地程度，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利于生育率的降低，從而減少對耕地的占用。城市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集約用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越是經濟發達國家，城市化程度越高，農業人口越少。而城市化程度比較低的國家則往往是發展家，具有經濟落后，農業人口多，出生率高，人口增長速度快等特點。
城市化的發展使科技與經濟水平不斷提高，推動了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假如我國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有足夠的資金和技術，去開墾后備的土地資源和復墾荒蕪的土地，從而增加耕地數量；農業科技的發展使農業先進的技術在農業生產中得到，改變傳統的耕作方式，對農田精耕細作，從而可以提高耕地質量，達到增加糧食產量的目的；反過來農業的發展又保證和促進了城市化發展。
三、我國城市化建設中土地利用存在的問題
在現實的經濟發展中，特別是城市化建設中，并沒有很好地處理好城市化建設與保護耕地這兩方面的關系，存在著在加速城市化建設的同時，忽視保護耕地的傾向。在如何處理耕地保護和城市發展的關系中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
1.城市土地閑置與撂荒
隨著國民的持續快速和基本建設規模的大幅度增長，一些地方出現了城市土地閑置，甚至撂荒。從廣義上講，城市土地閑置是指：（1）取得土地使用權后，未及時對土地加以利用，或土地利用率未達到規定要求，致使土地處于未被利用或利用不充分的狀態；（2）各種非法批地所造成的閑置狀態；未經批準已圈占了土地，以及未征、未用或利用不充分所造成的閑置等。1995年，全國開展了非農建設閑置土地清理工作。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統計，全國共清查出非農建設閑置土地600平方公里，為1994年全國各項建設用地總量的27.3％，其中耕地270平方公里，占45%。通過清理，已復耕240平方公里，占閑置耕地的88.9％；限期開發建設9000公頃；調整使用2000公頃；收回土地使用權4000公頃。另外，根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統計，我國因各種人為因素造成的廢棄地累計約為133300平方公里。其中，由于從事開采礦產資源、燒制磚瓦、燃煤發電等生產和建設活動廢棄土地約為33300平方公里，其中70％左右為耕地；全國因興修水利、修筑鐵路、公路等建設活動廢棄的土地及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廢棄土地約為100000平方公里，這之中耕地也占到50-70％。
2.城市違法用地現象嚴重
1995年，全國有18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按照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的要求，結合貫徹國家土管理局《關于全面清理非農建設閑置土地的通知》精神，對1992-1994年貫徹執行土地、法規的情況開展了土地執法檢查。據《土地報》報道，陜、粵、贛、豫、皖、魯、吉、川、湘、浙等10個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類土地違法案件32萬宗，違法用地面積達500平方公里，浙、粵、桂3省區違法占用耕地達753300公頃。晉、遼、浙、津、鄂、閩等省，清查出各類土地違法案件41627宗，違法用地面積7687公頃。在土地資源短缺的江蘇省，1993-1994年便查出違法用地8010宗，違法用地面積達3445公頃。這種大規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違法濫用土地，不僅遠遠超出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需求和實際可能的開發能力，而且是外延發展、粗放經營、以犧牲大量土地資源為代價的。
3.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根據1995年城市建設統計年報，全國640個城市建成區19264.2平方公里，空閑土地按10－15％計劃，這些城市用地潛力達1926－2890平方公里，如按建設部頒布的城市規劃用地指標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可安排城市人口1926-2890萬，此潛力僅是充分利用城市空閑土地得到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有城市建設用地有很大的內部挖潛改造能力。此外，我國城市建成區平均整體容積率太低，1990年全國455個設市城市建成區平均整體容積率只有0.31。城市用地結構亦不合理，在結構上存在用地比例過大，商業用地比例偏小，道路用地比例過小的。用地結構不合理造成地不能盡其用，土地產出效益差，土地價值不能體現。1991年全國城市土地平均工業產值7277元／平方米，地均利稅715元／平方米，且因城市規模而差別大，20-50萬人口城市地均工業產值6625元／平方米，地均利稅525元／平方米，20-50萬人口以下城市地均工業產值2459元／平方米，地均利稅265元／平方米。
4.鄉鎮布局分散，用地規模過大
1996年全國共有鄉鎮企業單位數2336.33×104個，職工1.35×108人，全國鄉鎮企業集聚在縣鎮的僅占1％，在建制鎮的占7％，其余98％的鄉鎮企業少數在集鎮，絕大多數在村及村以下。由于過度分散，使用地規模至少增加1/3，出現了不注意節約用地，大量圈占農田，削弱農業生產的問題。
5.城市用地增長速度超過人口增長
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人口增長需要相應的土地供應，從而占用部分耕地，這是符合經濟發展的。但是，在符合客觀規律的前提下，盲目擴大占地規模，把城市的合理發展不適當地變成亂占耕地，應予以糾正。1986-1995年，我國城市數量由321個增加到640個，增長近1倍，城市人口和城市非農業人口分別增長65.1％和51.6％，城市用地面積和建成區面積分別增長42.5％和90.2％，建成區平均每年擴大1015平方公里。城市越小，人均建設用地越多，小城市（20萬以下）分別為特大城市（100萬人以上）和大城市（50-100萬人）的1.91倍和1.62倍。
四、發展城市化建設，保護耕地應采取的措施
針對目前我國已面臨耕地不斷減少的嚴重威脅，保護耕地是我國一個基本國策，必須制定相應的政策和采取有效措施，既加快城市化進程，又切實保護耕地。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1.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土地集約化利用指標體系
通過供地機制的變革與創新，從根本上解決亂占濫用耕地的問題，進而推動建設用地內涵挖潛和集約利用。通過調查，盡快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土地集約化利用指標體系，在指標體系中體現城市人均用地標準、城市容積率、城市土地產出效益等。使所建指標體系，既有利于城市化建設，又有利于集約利用土地，既達到發展建設的目的，又起到最大限度地節約用地的作用，緩解建設用地和保護耕地的矛盾，變矛盾為協調和統一。
2.做好城市土地利用規劃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國家調控土地的基本手段，通過土地利用現狀和土地潛力，地預測未來土地需求，調整各類用地結構和數量，從而綜合平衡土地供需形勢，達到宏觀調控土地的目的。城市規劃是根據城市經濟、發展的需求，在研究城市密度的前提下，對城市空間布局和城市形態的總體設計，并通過城市土地利用規劃來落實。必須將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銜接起來，貫徹“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堅持“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基本方針，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3.控制鄉鎮企業的發展，避免鄉鎮企業占用過多的耕地
由于城市化的發展，人、財、物等資源必然流向城市，通過城市基礎設施、資金、技術以及服務等便利條件引導分散的鄉鎮企業向城市集中，可以避免鄉鎮企業遍地開花，占用過多的耕地，達到節省建設用地，減少環境污染的目的。
4.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
城市的發展建設要立足我國的基本國情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更多地通過實施舊城改造，確定以內涵為主的城市發展方針，充分挖掘城市存量土地的潛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土地容積率、產出率，增加城區容量；搞好城市規劃工作，堅持城市建設不求最大，只求最佳的原則，利用市場機制不斷調整區域城市結構、城市用地結構和用地布局，考慮城市、集鎮相互協作、取消重復設置，減少城市化過程中不必要的耕地浪費。把粗放型土地利用方式轉變為集約化經營土地。為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目標服務。
5.根據具體情況，改革現有有關不利城市化發展和土地集約利用的制度和政策
制定出一系列發展城市化建設的政策，改革現有有關制度和政策，以利于技術、資源和人才的流動。如改革城市戶籍制度。凡是基本上放棄農業生產，脫離農村，在城市做工、經商、經營企業，并成為自已和家庭的生活來源；長期居住城市并有自己住房，或有能力長期租住房屋的農村居民，應該改變戶籍關系，變農村戶口為城市戶口，享有同其他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對于已經獲城市戶口的原農村居民，不再作為農村居民，也不再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并收回分配的責任田或口糧田。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樣，脫離同土地，特別同耕地的直接聯系等。
6.依靠法律、法規制止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對耕地保護不利的方面
對于城市化發展中對耕地保護不利的方面，必須依靠，法律、法規，嚴格審批手續，采取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保證城市化的健康發展，對重復、潛力挖掘不夠等亂占耕地的項目則嚴格禁止，防止借城市化發展理由使耕地資源大量流失。
總之，城市化建設對減小耕地的占用和土地集約化利用十分有效，我們應進行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搞清城市化建設（規模、速度）、耕地、經濟承載力、人口等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從節約利用耕地角度制定城市規劃和發展城市化建設的措施和政策，探索城市化的發展途徑，不斷挖掘城市土地的潛力；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城市化建設的土地管理體制。
城市化道路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城市化發展同社會生產力存在著必然的、本質的聯系，這種聯系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客觀存在著。世界城市化道路的發展過程就證明了這一點。人口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既指示了經濟結構的化，也衡量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實力。當然城市化建設盡管占用一部分耕地，但遠遠低于限制城市化的發展所帶來的人口增長及農村人口非農業占用耕的數量。因此，為了實現確保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必須發展城市化建設。但在發展城市化進程中，要處理好保護耕地的問題。
1.中國統計年鑒，1999
2.中國城市統計年鑒，1997
3.國際統計年鑒，1997
4.劉岳等編：國人口分析與區域特征》，海洋出版社，1996
國內外人口經濟學方面的文獻眾多，涉及的領域較廣，有些是從整個國家宏觀視角出發，有些研究的是各個經濟圈，而有些則是研究某一個省份內部人口遷移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關系。其中，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人口的具體特征，增長的原因及其對社會經濟影響等方面的文獻最豐富。
目前國內對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大多數研究是以改革開放以來人口年齡、結構、階層的轉變導致的經濟效果為分析視角，研究人口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這些研究可以為現今的研究打好了理論基礎，做好進一步的鋪墊；并從宏觀層面上，指導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如何利用人口因素促進經濟增長，亦或理性看待現有階段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
首先，從理論意義上看，雖然學界關于人口與經濟增長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但是并未針對每一區域有具體研究，人口作為國家之根本，我們將人與經濟直接掛鉤，以人為數據，再將研究成果造福于人，指導人們合理安排生活，順應社會形勢。其次，從實踐意義上看，當前中國各界對人口因素對經濟影響的爭論很大，特別是十三五下發后，關于人口結構轉變、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消失對未來經濟增長一些流行的觀點，構成了對經濟持續增長的潛在問題。此外，我國之前為了經濟快速追趕歐美等發達國家采用了粗放型的經濟模式，然而現今面臨產業結構轉型等現實問題，恰逢人口問題也較為凸顯，研究人口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就更為重要了。
二、現有研究有待完善之處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因素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既有經濟對人口發展的“經濟效應”，也有人口對經濟發展的“人口效應”，二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種動態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影響的模式和強度都在改變既有危害論、促進論、單獨無作用論，還有悲觀論、樂觀論、中立論。不同學者所處的時代不同，人口發展過程所處的階段不同，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不同即使是同一時期，由于各國人口發展所處的階段不同，人口變量的初始值不同，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也不同。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一些國家有促進作用，可能在另一些國家起阻礙作用。但歸納總結這些前人最基礎的理論研究還少有人完成，也少有人可以從中獲得規律或結論。
從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看，生育率受多方面的影響，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城市化的進程，教育水平的提高，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這些都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人口轉變時期，由于生育率下降導致的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假設政策合理的話，對經濟增長有較強的積極作用。較低的生育率或較低的死亡率，以及較大的人口密度、較大的人口規模，也會導致高速的經濟增長率。較高的出生率稀釋了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會阻礙經濟增長，但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同樣可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F有研究多從數據模型入手，對于合理性政策這些規范研究仍有可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根據生命周期理論，青少年時期是花費父母的費用，是父母對孩子的投資，從個人儲蓄周期看，青少年確實是提取儲蓄，成年后成為儲蓄者，老年后再度成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費越多。按照理性預期理論，中青年看到社會養老保險不可靠會增加儲蓄。因此，老齡化程度越高儲蓄率越高。如果經濟增長靠需求推動，沒有需求就沒有增長，今后人口老齡化將不利于經濟的增長?，F今更多研究偏向于將勞動力與人口老齡化相結合，忽略了從其他方面全面看待問題。中國的人口轉變模式、時間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經驗模式，因而不能用發達國家的經驗模式來規范中國的人口轉變歷程。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這種特殊性，對社經濟會的可持續發展會產生一系列的影響，是積極的、消極的有待進一步研究。
三、未來研究發展方向
（一）人口教育與產業結構調整
人口素質與個體可以從事工種有密切的關系，當前我國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經濟發展速度也逐步放緩，提高人口素質乃國家當務之急。然而隨著十三五規劃的下發，產業結構也將產生巨大改變。國家需要實施何種政策鼓勵國民參與到教育隊伍中，地方政府如何結合自身行業優勢培育特色人才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此外，我國現在面臨的就業難的問題，是否也可以從人口教育的角度重新出發，理性看待。首先我們應理性認識失業率的問題，特別處于現今產業結構調整的狀況下，然而基于目前狀況，我國培養了過多學術型的高等教育人才，高級技工等技術人才卻依舊緊缺。國家和各級政府應基于數據分析采取何種應對政策，改變人們對職業價值的看法，也是值得學者關注的。
（二）人口差別與其他差別
此方向首先針對人口差別與城鄉差別。學者可以以城鄉差別入手，分析城市和鄉村對個體的生活習慣、思維模式、生活觀念的影響，進而如何影響到個體未來的發展?，F今大多人口經濟學的研究都是從宏觀層面入手，試圖以國家政策或地方因素來論證人口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關于個體的因素對個體自身經濟的分析還少有研究?；趯€體的研究，學者最后可以再回到宏觀層面，分析國家從何入手提高整個國民素質，減少人口差別。
其次針對人口差別與體制差別。自國有體制改革開始，體制內外的差別日益明顯，現恰逢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各方變動都較為明顯，如何平衡體制內外的差異開始越發重要。學者可以對體制內外工作人員進行各方面比較，探求各方經濟優勢與缺陷，提出可行建議確保國家社會和諧。
（三）人口結構變化與新經濟增長點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我國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會慢慢凸顯，然而人口老齡化從另一角度看，是否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學者可以從人口老齡化開始凸顯的年份進行分析，同時分析與老年人消費密切相關的行業，觀察二者是否有相關性。國家政策是否有導向型的培養與之相關的新興產業的應用人才？新的經濟增長點能否拉動我國經濟增長，預期可以帶來多少增長點，能否抵減人口老齡化產生的負面影響？
同樣需要關注的還有二胎政策的全面放開會對我國未來經濟產生何種影響。目前各位研究人員大都持樂觀態度，但由于我國此項政策剛開始實施，其他各方面相關政策還沒有跟上，國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事實是否吻合，是否真的可以調整人口年齡結構都是有待商榷的問題。除此，學者還需關注新生兒父母所處的階層，分析當新生兒成為主要勞動力的時候，是否符合我國已經調整合理的產業結構；換句話說，即新生兒未來主要將成為廉價勞動力還是高級技術人員。
（四）人口流動、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發展
談到酒的問題時，許多男人（甚至女人也）常認為豪飲是男人的象征，酒精似乎已經成為考驗現代男人膽氣和能力的試金石，包括男人的生育能力和性能力。許多人相信酒精是性的刺激品和劑，并有“酒能”、“酒能讓男人的性生活更持久”等說法。在男人遭遇性尷尬時，例如、不、甚至功能障礙，往往“求助”于酒精的刺激，而這些男人中也確實有人因此重新享受到了愉悅的性感受。但事實上，過度酗酒可以讓男人的性興奮神經由興奮而逐漸變得麻痹和抑制，可以引起性能力的降低，還可以引起男人生育使者――的損害。酒精是男人性能力和生育能力最常見的殺手。
隨著科學知識的不斷普及，越來越多的男人開始考慮酒精對生育能力、后育以及自身健康的不良影響。尤其是那些生育“有困難”的男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飲用烈性白酒，轉而倍加青睞低度白酒，尤其是啤酒，似乎啤酒可以達到滿足自身欲望和不傷害健康的雙重功效。
啤酒有健脾開胃之功效，很多人把它當作日常軟飲料，甚至被譽為“液體面包”，成為人們心儀的佐餐飲料。初夏時節，中國啤酒業市場的熱鬧已初見端倪，許多中外啤酒商也瞄準了中國市場。據中國釀酒工業協會報告，近年每年中國的啤酒消費量都在2400萬噸左右，今年有望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最大的啤酒消費市場。
那么，大量飲用啤酒是安全的嗎？在診治男性不育癥中也常有患者問到：不喝白酒，飲用啤酒可以嗎？實際上，啤酒的主要成分仍然是酒精，與白酒的主要成分（酒精）沒有任何區別，只是量的不同而已；大量飲用啤酒一樣可以醉人，一樣可以影響到男人的許多“大事”。啤酒中的酒精一樣可以直接對“痛下殺手”，可以降低的活力與受精能力，甚至摧毀生命最嬌嫩的“幼雛”。
飲酒過量，可以通過毒害等生殖器官，引起“男人”激素（雄激素）水平降低；還可傷及肝臟，引起肝功能異常，對“女人”激素（雌激素）的滅活作用降低，并因此而導致體內雌激素的蓄積，從而對抗了雄激素的作用，讓男人難以振奮起“雄風”。
生育需要男人的與女人的卵子相遇并結合，而這個結合過程需要釋放一種酶（頂體酶）來溶解卵子的外膜。男人體內過高水平的雌激素可以讓在還沒有遇到卵子的時候就提前釋放出頂體酶，等到真正需要的時候，卻無可用的頂體酶來破壞卵子外膜，生育將變得無望。英國科學家近日發現啤酒中的8-prenylnaringenin（異戊二烯基三羥黃烷酮）可以模仿雌激素的功能，影響的受孕行動，從而直接影響男性的生育能力，這一初步發現有助于解釋人類過去數十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此外，酒精類飲料可以加速鋅的排泄，經常酗酒的男人往往更加缺乏鋅元素，而微量元素鋅是保障男人前列腺健康和活動能力的重要成員之一。
此外，很多現代男人好吃好喝又懶于運動而導致大腹便便，俗稱這些大肚子為“啤酒肚”。“啤酒肚”男人肚大、細胳膊、細腿，肚子像鍋蓋，脂肪集中在了腹部，形似“蜘蛛人”。由此可見啤酒的獨特“功效”。
作為一個男人，少量飲酒是無可厚非的，這可以讓男人緩解白天的疲勞，放松緊張的情緒，緩解焦慮和內疚的心情，并確實可以讓部分男人在性生活中有一定程度的“超常”表現，也不會對生育能力和身體健康產生任何不良影響。但如何把握一個合適的尺度，需要男人們嘴下留情，以免“病”從口入，貽害后代。酒精不僅可以讓男人敗“性”，還可以讓男人絕“后”，是千萬不能對其寄予“厚望”的。因此，酒嗜好應該節制或戒除，新好男人應該從此不再過度飲酒，當然也包括對啤酒的節制。
抽煙對男人性能力是“蠶食”
盡管吸煙對心血管和呼吸系統的危害是眾所周知的，但吸煙作為男人的“特點”之一，仍然被絕大多數男子看作是男子漢的象征。然而，你知道嗎，吸煙還在無情地一點一點地消耗“男子漢”生命中最看重的性和生育能力，讓男人痛失“男人”特點。
眾多科學事實和臨床現象已經證實，吸煙對男人的有不良影響。一項大規模的研究發現，陽萎患者中有2/3以上是吸煙者。吸煙還可以讓男人容易“精神溜號”而喪失了對性生活全過程的主動控制能力和有效把握，因此也容易讓男人難以“挺”得長久而發生快速敗陣的難堪境況。煙雖然能夠對大腦造成短暫的興奮作用，但往往造成大腦的興奮與抑制的不平衡和不協調，結果出現短暫的興奮和長久的抑制、鎮靜作用。煙中的尼古丁有麻痹和抑制植物神經的作用，長期、大量的吸煙使得神經無法復原，進而引發神經功能的衰退，會降低性能力，即使性中樞想要興奮，也難以興奮起來。大量的研究結果表明，吸煙越多，發生陽萎的機會就越多。
科學研究發現，吸煙誘發功能障礙主要是通過急性和慢性損害兩個途徑來實現的。煙中的尼古丁直接刺激人體的交感神經，使其分泌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使的海綿體收縮，導致無法充分。吸煙還對人體有著潛移默化的多種作用，讓男人在緩慢的發展過程中體會尼古丁對男人性能力的逐漸蠶食過程。吸煙對男人性能力的慢性損傷主要涉及：
① 影響血管的調節能力。長期吸煙可以使的動脈發生硬化和狹窄，因而顯著地減少了對的血液供應；吸煙還可以引起血液的粘稠度增加。
② 影響反射的神經調節。長期吸煙仍然可以讓交感神經分泌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造成障礙，還可以使一氧化氮（促進的物質）含量明顯減少。
③ 使男人激素（雄激素）分泌減少。香煙中的毒害物質可以破壞內的間質細胞，間質細胞是專門制造和分泌雄激素的，而雄激素是男人望和性能力的驅動因素。
隨著世界上“煙民”的不斷增加，吸煙對男子生育能力的不良影響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事實上，吸煙讓許多男人絕了“后”，煙是男人生育能力的常見殺手。它不僅可以抑制“男人”激素（雄激素）的分泌，促進“女人”激素（雌激素）在體內積聚，還可以直接對“痛下殺手”，摧毀生命最嬌嫩的“幼雛”。香煙的煙霧及其他有害物質會引起萎縮，阻止的發生，并改變的形態。這種作用具有量-效和時-效的關系，中、大量吸煙者和長期吸煙者的質量顯著下降，附睪中的數量明顯減少。美國權威雜志《生育與不育》發表的文章表明，吸煙可以使健康男子的（生育使者）密度降低23.8%。煙草內的尼古丁濃度≥1mmol/L時，還可以讓“茍延殘喘”的顯著降低活力與受精能力。因此，吸煙讓許多男子為人父的愿望成了泡影。有煙嗜好的男人們應該節制或戒除這個習慣，千萬不要為了自己的癖好而虐待數以億計的小生靈，也讓自己難以傳宗接代。
一、國內出生性別比的文獻回顧
國內對于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認識經過了相當漫長而曲折的過程。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發現，29個省（區、市）中有18個?。▍^、市）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219個地（市、州、盟）中有148個地（市、州、盟）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2358個縣（市、區、旗）中有1364個縣（市、區、旗）的出生性別比高于107。但是，此時出生性別比偏高的范圍雖然很大，但數值差異并不大，最嚴重的安徽省出生性別比也僅為112。由于當時人口數量控制是壓倒一切的大事，出生性別比問題被認為是統計誤差、女孩瞞報漏報，沒有引起社會各界足夠的重視。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至111.1，2869個縣（市、區）中有60%以上的縣（市、區）高于107，40.3%的縣（市、區）高于110，甚至有9.4%的縣（市、區）高于120。持續升高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引起國內外社會學、人口學甚至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盡管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已經表明，全國出生性別比已經遠遠高于正常水平，但是人口學界為了出生性別比究竟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的爭論還是花費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比如，曾毅對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進行存活反推，認為中國不存在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所謂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只是一種統計數據上的假象。[19]喬曉春也認為，中國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性別比，反映的只是統計事實，不能隨意對其產生的原因進行解釋，因為數據本身還不足以發現原因。[20]賈威還對收養行為進行了研究，發現在收養的兒童中，性別比例嚴重偏低，大量被收養的女嬰未被記入統計數據。[21]一直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發表后，出生性別比到底是“真性失調”還是“假性失調”的問題才得以解決。中國的出生性別比確實出現了失調，到了2000年出生性別比進一步上升為116.9。雖然2000年以來，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治理，但出生性別比并未因此而下降，而是從2000年的116.9，進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17.94，比正常值的上限高了近11個點。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再次引起包括理論界、實務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一）理論研究
1.“生育三維”說。顧寶昌認為，任何生育都是一定數量、一定時間和一定性別的生育，并把它稱為生育的“三維性”。因此，建立一個完整的生育概念，應該不僅包括生育的數量方面，而且包括生育的時間和性別方面。相應地，對一個人口的生育狀態的考察，要得出一個全面的認識，也必須包括三個方面，即生多少、什么時間生、生什么。如果單從一個方面來考察生育狀況，就容易片面，引起誤導。從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生育狀況看，一生平均生育數下降了，多孩率減少了，但出生量上升了，婚育年齡提前了，出生性別比上升了，這說明在集中力量抓生育的“數量”的同時，對生育的“時間”和“性別”忽視了。[22]另外，楊菊華認為性別平等也有三維性，即：時間（生命歷程）、空間（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情境（個體生活的背景因素），她通過整合這三維因素，構建了兩性平等的理論分析框架。[23]
2.“歧視性性別偏好”說。穆光宗提出了“生育偏好”和“生育選擇空間”的兩個概念。[24]他認為，一定的生育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生育選擇空間”中進行的，而任何一種生育行為背后總是有性別偏好的驅動。在無限度的“生育選擇空間”中，性別偏好大致能得到較好滿足；反之，在有限度的生育選擇空間中，由于約束條件的存在，性別偏好就難以很好滿足。而中國社會格外重視生育價值體系中的偏男生育意愿，并把生養男孩的行為作為自我價值的一種實現，在中國農民的生育決策中，性別選擇往往比數量選擇重要，甚至可以說，生育決策的基礎是性別選擇，而不是表面上的數量選擇。因此，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生育選擇空間”的狹小和“偏男生育意愿”過于強烈互相擠壓和沖突的結果，也就是說，“歧視性性別偏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最根本的原因。
3.“條件隨機事件”說。在西方多數國家，出生性別比按孩次計算都是隨著孩次升高而降低，只有少數國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是隨著孩次的升高而有升有降。我國則與之相反，絕大多數年份的分孩次出生性別比是隨著孩次升高而升高。馬瀛通發現，分孩次出生性別比隨著出生孩次升高而呈現出的這種或升或降的趨勢，只是一種表面的假象，實際上與出生孩次并無關系。[25]隨后，馬瀛通、馮立天、陳友華構建了馬馮陳（M-F-C）模型，進一步證明20世紀80年代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原因，主要是受二孩及以上高孩次嬰兒的出生性別比偏高所致。[26]
4.“胎次-激化雙重效應”說。楊菊華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分析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的關系，通過構建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關系的“胎次-激化雙重效應”理論模型，闡釋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相互關聯的潛在機制，并利用宏觀數據予以檢驗。[27]她認為，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間接的雙重關系；生育政策的剛性制約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賦予胎次和激化效應特殊含義：一方面，一孩政策地區低胎的出生性別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區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別比極度失衡，顯現“激化效應”；另一方面，生育政策的多樣性使部分低位女胎與男胎一樣受歡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區低胎的出生性別比趨于正常，產生“胎次效應”。由此可見，生育政策偏緊，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視，均會遭遇人工流產；反之，生育政策寬松，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視程度會相對減弱。
5.“需求理論”說。楊菊華通過借鑒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從需求視角提出男孩偏好并非停留在理念層次上，而是不同主體通過對胎兒性別的選擇來應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策略、延續自身的途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個體、家庭和制度本身多方面層次的需求。她認為引起男孩偏好的需求主要有四類：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和實現需求。[28]
6.“生育效用最大化理論”說。中國一些學者在吸納Leibenstein和Becker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中國的孩子成本及效用構成理論，認為人們的生育決策行為，包括性別選擇行為，總是直接或間接地追求生育效用最大化。比如，葉文振利用對廈門市近千個家庭的入戶問卷調查資料，系統描述了中國孩子對父母的各種效用，分析了孩子效用的主要影響因素。[29]唐貴忠和董輝基于經濟學的“理性人”基本假設，認為無論農民作出何種選擇，都是出于對自己有利或有用而考慮或盤算的。[30-31]由此，他們認為如果在一個社會中人們更加偏愛男孩，那一定是因為養育男孩的成本效用更大，養育男孩比養育女孩能為家庭提供更大的收益。陶濤利用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家庭及生育狀況調查數據，研究了農村兒子、女兒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差異，也證實了兒子對老人的經濟支持力度大于女兒，生育男孩仍然是農村父母的理性選擇。[32]
7.“傳統文化影響”說。一些學者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認為性別偏好是受傳統文化特別是生育觀念的影響。杜芳琴認為，中國現實社會中存在的性別偏好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早在周禮的規定中，就能看到最初的性別制度和規制，其核心內容是性別分工、婚姻家族制度和繼承制度。[33]李冬莉以及呂紅平、孫平等認為，決定農民性別偏好行為的主要因素是傳統文化中生育倫理和生育價值觀念。[34-35]朱楚珠、李樹茁等人還對生育文化的類型、變遷的標準進行界定，并提出生育變遷的路徑選擇。[36]顧大男認為文化因素以正“U”字型曲線和經濟因素以倒“U”字型對地區生育率產生影響。[37]李銀河在鄉村生育文化的分析中，發現農村存在偏重生男的普遍現象，這不僅受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而且與村落現實生活的特點、非匿名性、社會期望的壓力以及從眾心理有關。[38]陸益龍通過對皖北農村的調查表明，當前農民生育上存在的生男追求，緣于價值認同、趨同性的心理壓力以及社會的支持。因此，一些沒有男孩的家庭具有更強烈的性別偏好。只有將農民置于都市文化環境之中，使農民意識到另外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的存在，才可能使農民真正地認同計劃生育政策，并且不再拘泥于孩子的性別。[39]羅萍認為養兒防老、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男孩偏好的傳統生育觀念以及從夫居的婚居制度以及時下依然存在的男性本位文化培植了中國高出生性別比。[40]
（二）實證研究
1.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現狀及變化特征的研究。翟振武、楊凡通過對最新的公民身份信息數據、歷年全國在校小學生人數統計數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等幾組不同來源的出生性別比數據的分析和比較，發現中國的出生性別比水平偏高的情況是真實的，只是并沒有普查數據所顯示的那么高。[41]王廣州、傅崇輝應用孩次性別遞進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第四次、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原始抽樣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原始抽樣數據，對我國出生性別比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發現正是由于對生育第一孩性別比的直接干預，才促使了出生性別比持續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別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42]王菲、劉爽采用地理信息系統的空間分析技術，對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縣域截面數據進行了分析，找到了出生性別比偏高熱點區域分布及變化的規律性特點。[43]王欽池發現，出生性別比具有周期性波動的現象，其波動周期與生育間隔相關，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尊重出生性別比周期性波動的客觀規律，關注出生性別比的中長期變化趨勢。[44]段世江通過對“六普”數據的分析，發現出生性別比與婦女受教育程度高度相關，受教育程度越低，出生性別比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出生性別比越低。[45]石人炳通過“五普”和“六普”數據對比分析發現，2010年與2000年相比，我國出生性別比的變化呈現“五升高”、“四縮小”和“一增多”的特點：全國出生性別比繼續升高、一孩出生性別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別比升高、少數民族出生性別比升高、各類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別比全面升高；出生性別比的地區差距縮小、城鄉間差距縮小、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差距縮小、孩次之間差距縮??；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和極端嚴重偏高的省市區增多。[46]這些特點表明過去10年，我國高出生性別比出現了四個方面的“擴散”跡象：從漢族向少數民族擴散、從鄉村向城市擴散、從高孩次向低孩次擴散、從受教育程度低的婦女向受教育程度高的婦女擴散。
2.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直接原因研究。李涌平利用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用定量方法進行的研究結果表明，用胎兒性別鑒定后的選擇性人工流產可以全部解釋我國1990年觀測到的超常出生性別比。同時他斷言，以性別選擇為目的的流產現象將可能蔓延。[47]巖復、陸光海利用湖北省天門市的調查數據，發現溺棄女嬰對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影響甚微，瞞報、漏報女嬰不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主要原因，而B超的濫用造成了出生性別比的急劇升高。[48]李樹茁、朱楚珠通過對第三、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以及1988年2‰生育率抽樣調查數據的研究，發現性別鑒定導致的選擇性流引產是出生性別比升高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49]解振明認為在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規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獲得的性別選擇信息和技術服務；同時，存在著對性別選擇行為疏于管理的系統。[50]喬曉春通過對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1997年全國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數據分析，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主要是由選擇性人工流產導致的。[51]陳友華、胡小武認為，胎兒性別鑒定與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是導致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而中國人工流產的合法化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幫兇。[52]
3.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根本原因研究。國內學者多角度論證了男孩偏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主要原因。穆光宗、陳俊杰通過對中國農民生育需求的層次結構研究，認為在中國農民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是生育的性別偏好。[53]李南、菲爾德曼、李樹茁等，發現中國出生性別比的上升，既有由于生育率下降導致性別選擇壓力上升的原因，也有由于性別偏好的增強所導致的原因，“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對出生性別比起關鍵作用”。[54]莊渝霞運用層級推演法，先從生物學、計劃生育政策、醫學技術三個方面，而后從性別偏好，最后從女性地位低這三個遞進的層次，得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終極原因在于女性地位低這一事實。[55]劉爽專門研究了我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與性別偏好的關系，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持續偏高的根本性內在動因，是現實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下依舊強烈的生育男孩偏好。正是夫婦微觀上的生育性別選擇，帶來了出生性別比偏高這一宏觀人口后果。[56]李慧英通過對河南、江西、廣東等省的實證調查，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權制的制度安排，包括從夫居的婚居制度、父子相承的財產繼承制度和父子相傳的姓氏繼承制度。[57]
4、關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后果研究。中國如此大范圍、長時間出現的出生性別比失常，再加之中國人口規模龐大，由此可能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復雜影響。一是在微觀個體層面的影響。由于未來婚姻年齡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相當一部分男性可能終生喪失婚配機會，產生“婚姻擠壓”現象。根據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的估計和預測，到2020年，中國20～45歲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這些男性將因為找不到女性配偶而單身。[58]原新認為，在出生性別比長期偏高所形成的男女性人口規模的失衡，在客觀上是由“應該多出生”男性和“偏高多出生”男性兩部分所組成。他通過間接估算，認為1980～2006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出生隊列累計，男性比女性“多出生”3331萬人，其中“應該多出生”1846萬人，“偏高多出生”1485萬人；2006年0～26歲存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3402萬人，其中“應該多出生”1965萬人，“偏高多出生”1437萬人。[59]二是在中觀家庭家庭層面的影響。由于大量的男性成年后無法婚配，將對現有的一夫一妻制度產生沖擊，直接影響婚姻質量及其穩定性。俞萍認為，婚姻的不穩定，離婚和拐賣兒童的增加，勢必對青少年兒童的成長帶來不利影響。[60]三是在宏觀社會層面的影響。賈志科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衡可能導致女性在發展機會上受到不利影響，使社會中存在一個數量龐大的文化和職業均處于低層次的女性群體。[61]孫小迎認為，大量男性單身人口的出現將增加性犯罪的可能性，增加買賣婚姻、騙婚、性暴力、精神變態甚至等丑惡社會現象，影響人口生態安全，甚至會影響社會穩定，危及國家安全。[62]王順安、孫江輝研究發現，近些年來性別比失衡直接導致了拐賣婦女兒童、、、侵害婚姻家庭、涉黑類有組織違法犯罪等增加。[63]姜全保、李波發現，近20年來，我國犯罪率較之以前已經增加近兩倍，而其中由出生性別比導致的青年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失衡是原因之一。年輕人口群體（15～29歲）性別比失衡對犯罪率的上升有很強的解釋力，這組人口的性別比每提高0.01，犯罪率相應增加3.03%。[64]陳衛、李敏認為出生性別比偏高會降低出生人口規模、加速人口老齡化以及造成婚姻擠壓等人口后果。[65]魏尚進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導致有兒子的家庭買房壓力比有女兒的家庭大，這將引起房價飆升，他通過研究發現，大概30%的房價飆升背后的原因都是出生性別比偏高所造成的。[66]楊雪燕等利用2009~2010年在西安市開展的“城市地區流動大齡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調查”數據發現，性別失衡所帶來的“婚姻擠壓”迫使流動大齡未婚男性“被動失婚”，缺乏正常穩定的，從而導致男男發生率有增加的可能性。[67]
5.關于促進出生性別平衡的政策建議研究。學者們設想了一系列措施和對策應對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嚴梅福提出最重要的是改變傳統的婚育觀念，提高女孩的養老價值和“傳宗接代”的預期效益價值。[68]辜勝阻、陳來認為通過農村人口的非農化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改變外部制度環境，從而淡化人們的男孩偏好。[69]王翠絨、易想和提出應提倡尊重婦女生育的社會價值，構建完備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和利益補償制度，樹立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新風尚。[70]楊菊華等建議完善現有生育政策，逐步過渡到普遍生育二孩政策。[71]陳婷婷、葉文振通過對城鄉出生性別比差異的分析，建議將農村作為今后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治理工作的重點，加快推進農村女性自身文化素質和就業技能的培訓步伐，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和經濟收入。[72]王鵬建議將社會性別視角納入國家社會發展的主流，完善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體系，從根本上消除出生人口性別失衡的制度障礙。[73]賽明明建議實施社會性別預算，在政府制定財政預算過程中加入性別視角，更好地保護女性利益。[74]劉中一提出，要創新出生性別比治理模式，實行公眾參與型治理機制，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出生性別比治理等。[75]
二、小結
關鍵詞 生育政策 性別選擇性生育 出生性別比 偏高
文章編號 1008-5807（2011）03-071-02
20世紀60～70年代我國出生性別比一直保持在106～107的正常范圍內，但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呈現出不斷升高的趨勢。據三次人口普查及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1982年為107.63，1990年則升高到111.27，2000年達到119.92，而2005年則上升為120.49。我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出生性別比卻一直處于失衡狀態。性別比偏高給個人、家庭、社會都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的長期存在將會嚴重危害我國社會的穩定及未來的發展，因此找出導致性別比偏高的原因，對于有效的抑制其偏高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目前學術界的研究結果來看，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因素是十分復雜的，它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多數研究者認為我國獨有的計劃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失衡之間有個千絲萬縷的聯系，只是關聯程度有所不同。可以說，計劃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產生影響，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但這一影響作用是如何發生的呢？本文將從社會政策視角出發，理清生育政策與出生性別比偏高之間的關系，以期找出解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有效途徑。我國的生育政策有其豐富的內容，本文中僅就其生育數量控制政策進行討論。
一、 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影響作用分析
導致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因素十分復雜，但幾乎所有學者一致認為，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為的進行性別選擇。那么，人為的進行性別選擇與生育政策之間是否存在關聯呢？本文認為生育政策對人為進行性別選擇是產生影響的，作為人為性別選擇的后果即出生性別比偏高與生育政策自然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生育政策推行的地區差異性客觀上強化了男孩偏好的觀念
出于對人民群眾實際利益的考慮，我國在不同地區實行有差別的生育政策，即“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 、“二孩”政策。在這三種政策中，“一孩半”政策除了包含對生育數量的限定外，還涉及到性別的限定，即生育第二胎是有條件的，是基于第一胎的性別的，只有第一胎是女兒的才可以生育二胎，這本身就是一種性別短視?！耙缓搿闭呤┬械某踔允呛玫?，但是它本身所帶有的性別短視卻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女兒和兒子是不等價的。這些都使這一政策遭到了誤讀，使它不自覺的縱容、甚至激化了男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們有意識的進行性別選擇，從而激化了出生性別比的失衡。
（二）生育間隔的規定客觀上為人為性別選擇提供了條件
生育政策對于生育間隔有明確的規定，雖然目前許多省份已經取消了這一規定，但是仍有很多省份在執行。這一政策即是在生育二孩時必須與第一胎至少間隔四年，它在制定之初是從保護婦女嬰兒健康以及提高人口質量的角度出發的，但是卻客觀上為有意識的性別選擇提供了條件。蔡菲在海南的調研中發現，選擇性別的引產行為多發生在政策允許的較高胎次和不夠生育間隔的計劃外懷孕中，并且在這些不符合生育政策規定而進行引產的婦女中，不夠生育間隔的婦女所占的比例相當大，引產女胎所占比例在 80 %以上。有相當一部分人利用生育間隔，在生育第一個女孩后在不滿生育間隔的時間里提前懷孕，通過胎兒性別鑒定，如果是女胎就稱沒有達到生育間隔規定屬于意外懷孕，主動進行引產手術，如果是男胎，就會違反生育政策規定想方設法將孩子生下來?？梢哉f，生育間隔的規定給人為性別選擇生育行為提供了可行性的有利條件，這對出生性別比的失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是生育政策在政策規定上不自覺的產生的對出生性別比失衡的影響，并非是該政策實行的初衷，因此，許多省份都進行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修改，逐漸的取消了這一規定。
（三）生育政策切斷了人們通過生育數量自然進行性別選擇的途徑
勿庸諱言，我國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通過執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達到的，并非是因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發生的。在我國目前的生產力水平以及社會保障水平下，在農村兒子不僅意味著一個勞動力，他還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不僅承擔著贍養老人的義務，還保證了家族香火的延續，這種傳統的生育文化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并且一直深深的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行為，造成了對兒子的偏好，也說明了人們為什么對性別訴求如此突出的原因。那么，這些與生育政策又是怎樣發生聯系的呢？生育政策在其中又是如何產生影響的呢？在生育數量控制政策執行以前，家庭生育行為是不受數量的限制的，在這種情況下，按照自然規律家庭通過多生是可以滿足其性別需要的，這個家庭會不斷地生育直到生出兒子為止。但是有了生育政策對家庭生育數量的限制后，通過多生來滿足其性別需要的途徑便被切斷了。當一個家庭只能生育一個孩子或者生育一個女孩后只剩下一次生育機會時，對性別的訴求就會變得格外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便會千方百計的進行非法的性別鑒定，如果是女胎便終止妊娠。
二、 解決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的途徑探討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影響作用不能否認，但是它并不是造成性別比偏高的根本性因素，造成性別比偏高的根本性因素是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以及兩性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這些都導致了人們對男孩的偏好。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性別比偏高問題首先必須弱化并最終消除人們的男孩偏好，轉變人們重男輕女的思想觀念。從這一點來說，必須大力發展經濟、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積極倡導兩性平等，從根本上實現男女平等，消除人們的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只是一種思想，如果不付諸于生育行為，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導致性別比的偏高，它必須有一定的技術條件支撐才能夠實現。我國的男孩偏好一直存在，但20世紀80年代前我國的性別比一直處于正常狀態，其原因就在于使選擇性生育變為現實的技術的不可獲得性，性別鑒定技術在沒有引入前，人們雖然存在性別偏好，但仍無法選擇生育的性別。20世紀80年代后，胎兒性別鑒定技術和人工流產技術得到不斷發展，使得選擇性生育變為現實，男孩偏好便付諸于生育行為。因此，嚴厲打擊“兩非”是有效解決性別比偏高問題的另一途徑。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打擊“兩非”的行動雖然短期內對控制性別比失衡有顯著作用，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與消除人們的男性偏好結合起來，才能有效地解決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
注釋：
P“一孩半”政策是指頭胎生女兒的家庭在間隔幾年后可以生育第二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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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女性；成人教育
中圖分類號：D42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2－0263－02
中國女性人口基數大，世界上每五個女性中就有一位是中國婦女。而中國十三億多人口中，又有九億是農村人口。可以說，中國農村成年女性的進步會關系到中國社會、乃至全人類的進步與發展?，F代社會發展迅速，知識日新月異，需要對成人進行再教育、持續教育，這樣才能為社會的健康、快速發展奠定基礎。而且，早在1991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中就指出：“女性教育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之一”。然而，現實狀況卻是農村女性成人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中最薄弱的一環，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影響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素質的提升，這迫切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對農村女性進行成人教育的重要性。
一、經濟層面的分析
從經濟層面來看，加強對農村女性的成人教育，可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為社會創造更多的經濟財富，提高生產力水平。
（一）提供更多的勞動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曾經指出，人是生產關系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從一定意義上講，成人教育的過程，既是現實勞動力的再生產過程，也是潛在勞動力的再釋放過程。1960―1985年，美國學者艾倫?貝納特用95個國家的統計數據對女性教育進行了研究，認為隨著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提高女性的潛在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敬業精神，女性勞動參與與受教育程度成正比，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1]。這個研究結果也就證明，加強對成人女性的教育，可以提高她們的勞動參與率，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勞動力。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2.3％，其中女性人口占農村人口的48％還多。有調查表明，2004年，農村婦女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的65％以上，她們已經成為了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力量。而目前女性勞動者的整體素質還不高，吸引現代農業科技的能力還不強，這種現狀的改變，只能通過繼續教育來實現。
（二）改善家庭收入
傳統文化中，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男性的各種收入，女性主要是承擔相夫教子的角色。而成人教育可以教授成年女性更多的技能，開闊她們的視野，增強其適應能力，改進已有的角色概念，讓更多的女性通過各種方式獲得勞動收入，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提升生活品質。
（三）促使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
對農村成年女性的繼續教育中包含的知識、技能非常豐富，大多也都是實用性比較強的一些技能和操作。農村女性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學習相關的技能，像家政、手工編織等，這樣就能夠帶動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
（四）推動農業科學知識和實用技術的推廣應用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大部分農村男性勞動力都步入了第二、第三產業，而農村女性就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軍。但是，農村女性較低的文化水平直接影響了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和應用[2]。有的農村女性可能連農藥、化肥等的藥效和危害都不清楚，盲目地進行農業生產。加強農村女性的成人教育，教給她們更多的農業生產知識和農業實用技術，可以促進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應用，同時，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至少可以從源頭上減少一些。
二、政治層面的分析
（一）公共政策系統運行更為順利
繼續教育可以讓農村女性對政府及其職能、行為有更多的了解和認知，進而熟悉社會政策的制定過程以及制約因素，這樣也就能在更高程度上理解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和障礙就會減少，公共政策也就能花費更少成本，更高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二）提高政治參與度，加強自身的參政、議政意識
長久以來，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的女性，尤其是農村女性對政治非常冷漠。有調查統計顯示，在全國1 178個村委會樣本中，有24.1％的村委會干部中沒有女性，黨支部沒有女委員的高達57.6％[3]。知識層次的提高，不僅會使更多的農村女性參與選舉、參加政黨、擔任政治職務等傳統的政治領域，而且還會越來越多地參與本村、區域、國家、社會的政治事務管理，使她們的參政意識和能力不斷得到提升。
（三）促使政治民主化的實現
在我國農村女性基礎大的情況下，農村女性參政的程度和水平就會成為衡量我國政治民主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政治是眾人之善”，因此，離開了農村女性的參與，政治民主化就無法真正實現。也曾經說過：“真正的Democracy（民主）不是男子所行的民權民主的政治，乃是人民全體所行的民權民主的政治，這里所謂人民全體，就是包含男女兩性在內的?！盵4]而農村成人女性參政程度和水平的提高，只能通過繼續教育來實現。
三、社會層面的分析
（一）承擔著兒童社會化的重要任務
發生在兒童時期的初始社會化對人一生的重要性已經有很多社會學家作出過相關的研究，這個時期的價值規范的內化和角色知識的學習是其一生的基礎。尤其是在中國大多數家庭由母親承當教育孩子的主要責任的模式下，甚至可以說，母親的品質決定著孩子的未來。除了自發的愛之外，母親還要學習教育的藝術。母親的一切，包括母親的形象，母親的做人原則，母親的思想……都會在不知不覺中始終影響他們的孩子。而農村的現實狀況卻是婦女的教育水平比較低，對孩子很多只是最基本的生活照顧。要提升孩子的品質，使兒童順利地完成初始社會化，就需要繼續對成年女性進行教育，先提升她們的綜合素質。
（二）減少犯罪
因為受教育程度低，與外界的接觸少，很多農村女性在遇到問題的時候，不懂得用法律手段捍衛自己的權利。尤其是在家庭中，遇到家庭暴力的時候，大多數的農村女性都選擇了沉默、忍耐，一旦忍無可忍，就動用極端的手段擺脫現狀，這就造成了很多農村女性的犯罪。而通過成人教育，就可以讓他們熟悉法律條文，熟悉現存的各類社會救助組織，采用合理的手段解決問題。
（三）提升社會認同度
通過成人教育，可以加強農村婦女對社會的認同度。繼續教育可以讓女性的知識增加，視野更加開闊，對社會上的各種現象有更為理性的認知和理解，促進社會的和諧和發展。
（四）降低生育率
教育水平的高低和掌握知識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較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對子女的質量要求勝過數量要求。有調查顯示，在發展中國家，接受過7年以上教育的女孩的結婚年齡比沒有受過教育的同齡女孩平均要晚4年，一生中所生育子女的數量也至少要少兩個。中國古代養兒防老的觀念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廣大農村地區。通過成人教育，可以續接農村女性之前沒有完成的常規教育，提高其教育水平，自愿少生、優生，這樣就可以降低出生率，有效控制人口增長。
（五）有助于形成優生優撫觀念，使性別比率回歸正常
通過成人教育，可以教授農村女性如何選擇婚育對象，婚育年齡、生育數量以及遺傳咨詢、婚前檢查、整個孕期保健、科學接生和圍產期保健、科學育兒等很多內容，提升農村女性的優生優撫觀念。中國一直以來都有近親結婚的傳統，現在很多偏遠地區的農村還有近親結婚的習俗。而近親結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一般主動接受優生優育優撫的觀念。她們可以更好地保護自己，免受早婚或強迫婚姻之苦，避免妊娠及分娩并發癥的出現。作為生育行為的主體，這些女性會嚴肅、認真地對待遺傳咨詢和婚前檢查，以科學的態度面對檢查結果，注重改善環境，加強孕期保健，促使優質嬰兒出生。
同時，我國性別比例失調問題非常嚴重。據預測，2030年，中國將會出現兩三千萬的“光棍”。人為的選擇終止妊娠是造成性別比例失調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加強男女平等觀念的教育，使其深刻地認識到生男生女一個樣、社會的保障體系不斷的完善等內容，拋棄傳統的傳宗接代的觀念，亦可促使性別比例逐漸恢復正常水平。
（六）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
男女平等是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前提和基礎，女性為推動人類的進步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一直以來，女性都是處于從屬地位，從未獲得與男性同等的地位，這種觀念在農村更甚。而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男女平等，就需要加強女性教育，尤其是加強農村女性教育，首先在教育方面實現男女平等，通過教育，改變男尊女卑的觀念；同時，女性受教育越多，選擇就業的機會也就越多，參與競爭的能力也就越強，這樣就能為女性提供同男性平等的發展空間和選擇機會，在各個方面才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促進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總之，農村成人女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各個層面都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和作用。政治的發展、經濟的進步和社會的和諧都離不開農村女性的大力參與和支持，所以我們必須采取積極措施，加強對農村成年女性的繼續教育，提高農村成年女性在各個方面的參與和支持能力。
參考文獻：
[1] 李薔，盧慧玲.新農村建設下女性成人教育問題研究[J].老區建設，2009，（16）.
[2] 石菊紅.農村婦女職業教育對農村發展的影響及對策[J].廣東農業科學，20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