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29 14:46:48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養老金融定義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國外通常將養老金融定義為將養老基金投資于股票、債券、存款、不動產、衍生資產和另類投資等資產，以獲取長期穩定收益的投資行為。規避風險以獲取穩定收益是養老金融投資行為的主要特點，如所投資的股票，主要配置為業績優良、穩定、分紅率高、成長性良好的白馬股。
與國外對養老金融服務對象的界定不同，中國養老金融的內涵除包括養老金管理業務外，還包括與養老有關的儲蓄和投資活動。因此，這里將養老金融定義為與居民終身理財和退休后收入保障相關的金融服務，具體包括社會統籌養老保險、企業年金、職業年金、商業養老保險、養老基金、養老儲蓄、養老住房反向抵押貸款和養老信托等。其中，社會統籌養老保險由政府主導，為社會養老保險第一支柱；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為第二支柱；以個人稅延養老金為代表的其他養老金融為第三支柱。
中國當前養老體系結構存在的問題
養老體系劃分為三支柱其目的是由國家、雇主和個人合理分擔養老責任。中國當前養老體系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養老制度過于倚重作為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金，而第二支柱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與第三支柱個人稅延養老金則發展緩慢。
我國企業年金制度的發展起步于2004年5月1日的企業年金實行辦法正式實施，2015年出臺的《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辦法》標志著我國養老金第二支柱制度建設的完成，但我國第二支柱目前發展現狀與成熟經濟體相比，差距明顯，無法發揮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充作用。截止2015年底，我國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有7.5萬戶，參與2320萬人，企業年金積累基金1萬億元；職業年金剛剛起步，覆蓋約4000萬人，二者合計不到全國就業人口的8.2%，第二支柱的資產總額不到GDP的1.5%，這與OECD國家平均84%，非OECD國家平均36%的中值相比，差距明顯。
養老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抓手
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構建包括職業年金、企業年金和商業保險的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發展企業年金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以補充養老保險體系的不足，其中，企業年金近年來快速發展，有望成為養老保險體系結構優化的先鋒。
我國的養老保險事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短板需要補上，必須加快發展。同時，作為政府主導的養老保險體系的第二支柱，企業年金是養老金體系中的短板，為優化養老體系供給結構亦需加快補上。此外，由個人自愿建立的、市場主導的、作為基本養老保險補充的養老儲蓄性保險，具體包括商業養老保險、養老基金、養老儲蓄、養老信托、住房反向貸款等潛在養老保險一旦推出，在未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加劇的情況下將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商業銀行養老金融業務創新
根據我國養老金融業發展趨勢和人們對養老金融產品與服務需求的特點，商業銀行可以依托自身積累的客戶資源，抓住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大發展的歷史機遇，整合資源，設置養老金融服兆ㄖ安棵牛配備人員，理順內部業務流程和分工，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以客戶為中心，以服務養老事業為目的，開發和設計養老金融產品和服務，并同傳統金融產品和服務相結合，進行捆綁銷售，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提高客戶產品和服務體驗的滿意度，增強客戶粘性，在穩住老客戶的同時，以創新吸引新客戶，促進養老金融業務對銀行貢獻度的提升。因此，商業銀行需要進行經營戰略調整，增設專職機構，配備專業力量，在產品研發、產品營銷、一站式服務和風險控制等方面進行創新，搭建養老金融互聯網金融平臺以更好地滿足人們對養老金融產品與服務的需求。
搭建養老金融互聯網平臺。利用互聯網金融技術，將養老金融服務模塊置入銀行互聯網平臺，利用平臺的聚集功能，將原柜臺業務進行標準化、流程化改造，使得用戶可以通過網絡進行查詢、咨詢和辦理相關業務等。平臺還留置了用戶信息反饋窗口，以便優化產品和服務，更好地服務于客戶。
打造多渠道客戶服務和營銷體系。成立養老金融業務專職部門和服務團隊，針對養老金融業務特點，構建對公和對私二個養老金融產品研發和銷售服務體系。對公要緊緊抓住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大發展的歷史機遇，以企業（職業）年金賬戶托管為抓手，穩步發展養老金受托管理和基金托管等，并針對機構客戶，開展養老規劃、退休計劃咨詢、薪酬管理等業務；對私以普適養老金融產品研發、投資理財、財務管理顧問和服務等為主要業務方向，充分發揮銀行網點優勢、人才優勢和網上銀行優勢，以服務社區為基礎，以產品和服務增加客戶粘性，為拓展增值服務打下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對公業務的開展需要和對私業務相結合，以機構人員為營銷對象，推動銀行對私產品和服務的銷售。
以服務養老為目的，開發養老金融產品。良好的銷售建立在好產品的基礎上。在養老金融產品的提供上，保險公司、基金公司和商業銀行各有競爭優勢和特點。通常保險公司提供的養老保險產品具有免稅、兼顧收益與保障的優點，但同時存在理賠流程、產品復雜等缺點；基金公司養老產品具有收益高、流動性強的特點，但同時存在風險較大、管理費較高等缺點；銀行自身具有信譽好、網點多、老百姓認同度高，配有專業客戶經理提供業務咨詢服務等優點，但存在無稅收優惠，專屬個人養老產品少的缺點。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開發的個人養老產品主要分為二類。一類是單一養老理財產品，具有普適性，多為短期理財，收益相對穩定、風險較低，符合老年人對資產保值增值要求，可通過自動展期與養老投資的長期性相匹配，同時取現靈活；另一類為綜合性銀行養老金融服務產品，主要針對高端客戶開發，通常商業銀行會在對客戶信息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針對客戶自身未來養老支出，綜合資產、負債和現金流入，在客戶風險評定基礎上構造養老保險產品組合，向客戶推出一對一個性化養老金融服務方案，并配有專門服務人員跟蹤服務，實現精細管理。針對高端客戶所展開的養老金融產品和服務營銷是商業銀行與保險公司和基金公司未來業務競爭的焦點。
以客戶需求為中心，組合促銷，提供一站式服務。養老金融業務具有持續時間長、轉移成本高、穩定性高和客戶相對穩定的特點。銀行針對機構客戶不僅可以提供年金賬戶托管、投資咨詢、薪酬福利管理、養老規劃以及養老基金保值增值等業務，還可以將養老金融業務和其他傳統金融業務相結合，根據機構自身需求，提供綜合性、一站式服務。針對個人客戶，銀行可以將養老理財、保險產品與儲蓄賬戶、房地產貸款、企業年金交費、信用卡辦理等產品捆綁，為個人提供一站式服務，增加客戶滿意度，拓展增值空間。需要指出的是，捆綁銷售以實現客戶就近享受養老金融及其他金融服務為前提，以便捷客戶為目的，以增強客戶服務滿意度為中心，不是強迫客戶購買，更不是過度金融消費。此外，需要注意老年客戶的特點，增強服務便捷性，并結合老年客戶非金融服務需求，提供特色便民增值服務。
加強創新儲備，深化同業合作，積極探索養老金融新業務模式。關注政策變化，尤其是個人稅延養老金政策的，提前研發和儲備針對個人養老金融需求，平衡收益、保障和便利的養老儲蓄、理財產品。根據客戶服務反饋，結合社區調研，加強有區域特色養老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創新。同時，深化與保險機構、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的合作，提前布局，迎接養老保險市場的大發展。在具體金融產品上，建議銀行把握反向住房抵押貸款試點機遇，積極探索反向貸款業務模式，與銀行原有房地產價值評估、抵押擔保和風控環節相融合，優化產品流程，完善服務細節，豐富我國養老金融產品體系。同時可考慮將此模式與養老金融資產證券化相結合，對住房反向抵押信貸資產進行結構優化（或模擬）、信用增級以及資產證券化，以增強信貸資產流動性，化解住房反向抵押貸款時間長、單體價值大可能帶來的流動性風險、期限匹配風險和市場風險。
一、問題提出
“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這是黨和政府對我國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經濟社會發展走勢的一個基本判斷，其特征主要表現為：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同時伴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日益突出，中國養老保險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適應新常態、應對新常態，并在新常態這一基本約束條件下深化改革，尋求更好的發展路徑，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穩固的保障基礎。
養老保險體系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為實現老有所養而采用的一整套體系，包括養老保險機構、養老保險產品、養老資金投資與監管制度等。各國在社會經濟發展實踐中采用了不同的養老保險體系，世界銀行（1994，2005）認為世界各國在構建和完善養老保險體系中應至少包含三大支柱：一是政府強制執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二是由政府或者雇主出資并帶有福利色彩的養老金計劃（即企業年金）；三是通過個人儲蓄或投資而形成的個人養老金融資產。
國內外學者對養老保險的影響因素進行深入探討，這些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老齡化、企業內生增長能力、金融市場發展程度等。研究結論概括為三個觀點：（1）人口老齡化會造成養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很多國家通常以鼓勵生育和延遲退休年齡來加以應對[1-7]；（2）企業內生增長能力則是解決養老問題的關鍵，如果一個經濟體中企業可以獲得較高的人力資本，就可以推動產業進步，同時促進勞動收入占比有效提升，對沖社會養老風險[8]；（3）養老保險發展離不開金融市場的發展，經驗證明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為本國居民提供有效的養老資產配置，反過來也可以促進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9-11]。
前兩個觀點的文獻資料較多，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而金融市場與養老保險相互促進的文獻主要局限于國外研究，這與我國金融市場發展薄弱有關。為此，本文基于國家政策角度，重點研究人口老齡化、企業內生增長能力、金融市場改革三大因素對我國經濟新常態發展情況下養老保險體系的影響。
二、模型構建
本文利用世代交疊模型基本思路[1，2，3，12]進行建模。首先假設在一個封閉經濟中有三大經濟部門：為數眾多的個人（或家庭）、為數眾多的競爭性企業、一個政府。
個人層面：為簡便起見，本文不特意區分個人和家庭，個人提供勞動，獲得工資，安排消費和儲蓄，作為理性人實現整個生命過程中的消費最優化（也可以將儲蓄理解為推后的消費）。
企業層面：企業通過金融市場獲得融資，在勞動力市場獲得勞動，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組織生產。同時企業按照資本邊際租金水平支付利息，按勞動邊際成本支付工資，按企業家獲得超額利潤。為了模型簡便且由于企業數量眾多，故假設企業整體上不存在超額利潤。
政府層面：假設該經濟體中的政治、文化、法律等基礎性社會制度給定，政府堅持利他，以社會整體福利水平最大化為目標實施經濟政策。假設政府創建了養老保險體制，除了養老保險之外政府既沒有收入也沒有支出。
（一）勞動人口
在人口代際結構中本文仍然采用OLG假設，個人的壽命是有限的。不考慮個人壽命的不確定性，假設個人壽命分為兩個階段：成年期和老年期（每個階段大概為20～30年）。
（三）社會養老與家庭決策
我國已經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統賬結合”的養老制度，其中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都來自于工資，假設社會養老保險費率為q；除去社會養老費用后，個人自主選擇消費儲蓄方式，并通過金融市場轉化為有效投資。同時政府制訂了社會養老保險計發工資水平，為當期社會工資水平的一定比例，設為w。
以第t代典型個人為例，假設成年期個人收入為工資，支出為消費、社會養老保費，顯然收入與支出之差為儲蓄。在老年期，個人收入為成年期積累的儲蓄、基本社會養老金給付，支出為消費。結合上面的相關假設，特作如下定義：
令（t，1）為第t代人的成年期，（t，2）為第t代人的老年期，則Ct，1為第t代在成年期的消費，Ct，2為第t代在老年期的消費；St為第t代在成年期的儲蓄；β代表個體的時間偏好程度，參數值越大表示個體越傾向于當期消費，反之則傾向于延遲消費。因此，家庭決策模型描述如下（效用函數定義為對數效用函數）：
四、政策效應模擬分析
（一）參數設定
對式（23）所涉及的經濟參數進行校準（每期設定為20年），具體參數設定及其理論依據如表1所示。將表1中的參數值代入式（23），解得年均利率水平為10.60%，這與當前中小企業實際貸款利率基本相當，表明模型構建具備較強的應用價值。
（二）政策情景設定
1. 延遲退休。
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我國政府正在積極推進延遲退休。按照現有材料，預計我國將延遲退休5年，即第（t-1）代人口在第t期還要多工作0.25個單位時間（每期為20年，延遲退休5年即增加0.25個單位時間）。在第t期勞動人口共有：
Nt+0.25Nt-1=Nt+0.25Nt/（1+n）=1.18Nt
因此實施延遲退休后，勞動人口增長率將從原有的0.38變動為最高的0.63，即0.38≤n≤0.63。但是如果沒有實施延遲退休，我國老齡化情況將持續嚴重，為簡便起見，設定n=0.3，情景設置中n分別取值0.3、0.4、0.5和0.6。
2. 社會保險費率。
社會保險費率沿用表1中的取值為28%。未來國家有三種選擇：一是維持現有水平保持不變；二是降低費率（減輕企業負擔）；三是提高費率（人口老齡化壓力）。相應地，設置三個政策情景：28%保持不變，下降為20%，提高到40%。
3. 勞動收入占比。
增加勞動者收入水平一直是黨和政府的重要任務，因此也設置兩個政策情景：勞動收入占比保持在0.5不動（α=0.5），勞動收入占比提高至美國當前水平（α=0.25），即0.25≤α≤0.50，情景設置中α分別取值0.5、0.4和0.3。
4. 金融改革。
隨著我國出現新常態，金融體制改革將進一步深化，儲蓄轉化為投資將更為順暢。基于此，設定0.8≤b≤1，情景設置中b分別取值0.8、0.9和1.0。
（三）數值模擬分析
在上述政策情景下，按照不同的政策組合進行數值模擬，具體結果見表2所示。為了更好地分析社會養老保險盈虧情況，定義Dt為第t期的社會養老保險盈虧，即第t代成年人社會養老保費支出減去第（t-1）代老年人養老金收入，則：
顯然，只需要計算q-w1+n就可以得到養老金盈虧占人均工資水平的比重，因此，將該比例定義為養老金盈虧比例。
從表2中養老金盈虧比例來看，不管是否實施延遲退休，只要人口老齡化問題仍然較為嚴重，為了維持社會養老基金的正常運轉，提高社會保費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但也需要付出市場利率顯著上升的代價；另一方面，在老齡化較為嚴重的條件下，如果確保市場利率維持較低水平，也不得不面對社會保險基金入不敷出的窘境。
五、結論與建議
我國“421”人口供養結構使家庭財富積累和代際轉移難以滿足養老需求，新常態背景下社會呈現“未富先老”的特征又決定了短期內不能完全實現社會化養老，因此，推行養老保險市場改革勢在必行。本文的理論分析與政策效應模擬分析結果說明：
1.國家不能僅僅依靠延遲退休政策應對人口老齡化。
與校準值相比，組合C～G都表示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可以適當提高勞動力供給，但如果單純實施延退而缺少配套的金融市場改革措施，那么，延遲退休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并不必然使養老金扭虧為盈，例如組合E市場利率由校準值10.6%上升到10.69%，養老金虧損由15.47%上升到17.5%。延遲退休可以延長繳費年限，相應縮短領取養老金年限，主要目的是解決養老金可持續問題。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已不可避免，現階段延遲退休更多的是個人自主選擇，學術界關于強制延遲退休和彈性延遲退休對于勞動力供給、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沒有明確結論，因此，可以考慮實施放寬人口政策，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放開二胎”就是完善人口發展戰略，保持勞動力維持在一個穩定狀態的導向性政策。
2. 國家應保持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相對穩定。從數值模擬結果來看，如果將養老保險繳費率從0.28提高到0.4，養老金盈虧狀況有所好轉，表現為養老金盈虧從校準值的虧損15.47%變更為組合C的虧損2.86%，或者組合G的盈利2.50%。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企業、個人養老保險總繳費率已經處于高位，企業也承擔較重的經營壓力，因此，不宜繼續調高總繳費比率。同時，短期內也不宜較大幅度地調低社會養老保險費率，這樣可能會引起社會保險基金的更大幅度虧空，不利于社會經濟穩定。國家在保持現有養老保險制度穩定的前提下，適當提高個人繳費比率，降低企業繳費比率，逐步降低總繳費率是未來緩解資金供需矛盾的可行方案。
英國的養老金體系主要由國家養老金、職業養老金和私人養老金構成。作為第一支柱的國家基本養老金覆蓋到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的雇員。不論收入高低，所有公私雇員繳納的養老保險金費用標準比例全部一致，收入高者繳費額也高，但所有人退休后所獲養老金數額全部一致，實現了養老金二次分配的平等。隨著英國的老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國家養老金也越來越不堪重負。由于國家基本養老金替代率較低，2002年6月，布萊爾政府提出了針對無職業年金者的“國家第二養老金”計劃，也被稱為附加國家養老金。中低收入的非常規就業者、長期患病或身體殘疾的從業人員，任何已繳納了國家基本養老金保費同時又沒有職業養老金或私人養老金的雇員將自動具有享受“國家第二養老金”的資格。此外還有針對貧困老人和高齡人士的低保養老金。
德國：退休年齡逐漸提高
德國的退休制度提供的退休金相當于平均稅后工資的58%。養老金是通過工資稅籌集的。目前1964年之后出生的人可能要到67歲才能退休。不過，由于目前退休人員相對于在職人員的比率在上升，所以養老金的水平有所下降。但德國許多為大企業工作的人還能領取企業養老金。
新加坡：推行強制儲蓄計劃
新加坡的養老主要依靠其中央公積金制度來實現，政府建立公積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防老而儲蓄，這部分養老儲蓄只有在退休時方能使用。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強制性儲蓄計劃是由雇主和雇員按法定比例共同繳納的，政府目前的規定是，55歲以下雇員的公積金上繳率是雇員工資的40%，雇主和雇員各一半。上繳的公積金按比例分別存入普通賬戶、醫療賬戶和特別賬戶。其中，普通賬戶可在退休以后動用，特別賬戶平時不得動用，只作年老及應急之用。同時，新加坡的公務員工資只有私營公司員工的88%，碰到金融危機，還隨企業平均工資同步下降。
智利：建立養老基金公司
智利早在1981年就開始實施基金制，通過準確定義原有養老制度下的養老金的價格，為每個職工建立可投資的個人養老基金儲蓄賬戶，成立相應的基金管理機構，專項管理經營該基金，提供投資方案和渠道，鼓勵和刺激投資，使得養老金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因素。秘魯、阿根廷等7個拉美國家和波蘭先后仿效智利建立了養老金制度。
關鍵詞：資金流量賬戶；金融業綜合統計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9）-0036-04
日本資金流量賬戶（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J-FFA）是日本金融業綜合統計的基礎。J-FFA是一個顯示經濟實體金融資產和負債變動的數據矩陣，涵蓋政府、住戶、企業和金融機構，包括每個金融工具或交易事項，比如存款、貸款和有價證券等。日本央行負責按季度編制及J-FFA，作為全面反映日本金融活動的統計。考慮到金融和經濟環境的快速變化，為提高J-FFA的實用性，日本央行在過去幾年間采取了大量措施以強化和擴展J-FFA。2016年3月25日，日本央行了新版的J-FFA，這次修訂遵循了“2008年國民賬戶體系1（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的指導性原則。
一、對J-FFA修訂主要考慮的因素
（一）維持和強化J-FFA與其他國家相應賬戶的兼容性
依據“2008年國民賬戶體系”推薦的標準，美國和歐盟相繼于2013年7月和2014年9月了更新版的資金流量賬戶（Flow of Funds Accounts，FFA）。“G20消除數據差距倡議（The G20 Data Gaps Initiative）”也推薦了基于“2008年國民賬戶體系”編制的FFA，凸顯了該賬戶在識別金融部門風險和監控經濟與金融脆弱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保持J-FFA與“日本國民賬戶”的一致性
日本內閣辦公廳計劃于2017年底基于“2008年國民賬戶體系”的升級版“日本國民賬戶（Japan’s National Accounts，JNA）”，而J-FFA是JNA在金融領域最重要的數據來源。
（三）提高J-FFA的實用性
在此方面的主要努力是，改善精度并升級與非銀行部門相關的統計，比如企業養老金和信托投資基金等，這對于迅速老齡化的日本人口以及政府和產業推動的“從儲蓄向投資”轉移的趨勢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項。
二、修訂后的J-FFA主要改進之處
（一）J-FFA的精度提高
修訂后的J-FFA版本通過改善記錄金融交易的一整套方法提高了其精度。特別是，改善后的企業養老金及信托投資基金記錄方法，能夠提供更加精準地有關住戶和私人非金融企業未償付金額的金融資產/負債和金融盈余/赤字情況。
（二）對金融交易事項（金融工具）提供更加詳細的說明
修訂后的J-FFA版本覆蓋了57個項目，這比之前的版本增加了6個項目。除了對養老金和保險項目詳細分類之外，日本央行正在追蹤之前J-FFA版本未曾覆蓋的金融交易，包括標準擔保品和員工股票期權的贖回條款等。
（三）對金融部門（經濟實體）提供更加詳細的描述
修訂后的J-FFA版本對金融部門（經濟實體）的覆蓋量從45家提高到50家。日本央行通過如下改進以更好地滿足用戶的需要：一是企業養老金中的“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和“固定繳款計劃”被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每個記錄都被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二是增加了一個名為“標準擔保機構”的分類；三是之前分散在各個部門的金融持股公司被放在一起，記錄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四是政府金融機構被拆分為具有較弱金融中介功能的“公共專屬金融機構”，以及除此之外的“政府金融機構”。
三、J-FFA修訂產生的主要影響
（一）對企業養老金的影響
1、J-FFA的覆蓋與分類。在J-FFA中，私人養老金，比如企業養老金、其他養老金和個人養老金保險，是被包含在住戶的金融資產之中的。以累積企業養老金和其他養老金為目的的基金，被歸類為一個叫做“養老金基金”的獨立部門。
2、修訂要點。從未償付金額看，企業養老金占私人養老金的約60%，是日本央行修訂J-FFA時關注的重點。涉及企業養老金的修訂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企業養老金中的“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和“固定繳款計劃”被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每個記錄都被作為一個獨立的部門。這是因為住戶作為養老金權利的債權人與企業作為養老金負債的債務人的關系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與“固定繳款計劃”所包含的資產存在極大的不同（見表1）。二是住戶與“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相關的請求權（即領取養老金和一次性退休津貼）按照權責發生制進行記錄，其金額是經計算的企業向住戶提供的未來養老金數額，而不是養老金基金所擁有的資產。該金額一方面被記錄為住戶的資產，另一方面被記錄為養老金基金的負債。三是養老金基金經理的權利主張（養老金基金管理的資產扣減未來企業向住戶提供的養老金）被記錄為養老金基金的資產，同時記錄為私人非金融企業的負債，分別被記錄為獨立的部門。
3、“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記錄的新方法。在新版J-FFA中，未償付養老金權益的數額是未來支付的基于精算養老金貼現后的現值。此外，計算養老金權益的交易流程是基于精算的養老金權益收入額扣減養老金權益的支付額。日本央行在編制基于個別企業財務報表披露的退休福利的會計數據并合計所有上市公司的數量之后，估計所有企I養老金的存量和流量，包括那些未上市的公司。在估計過程中，包括未上市公司的所有企業養老金存量，以養老金基金管理的資產為基礎，通過增加上市公司的總基數推理得出（見圖1）。
4、養老金基金經理權利主張的變化。在新版J-FFA中，由于實行權責發生制，養老金權益可能超過養老金基金所擁有的資產。在這種情況下，兩者之間的差異作為養老金經理的權利主張記錄在養老金的資產方。這些都是養老基金對雇主（公司）的權利主張，并且在公司方面，它們是承諾在未來以養老基金形式支付的負債。這被稱為“資金不足的養老金負債（underfunded pension obligations）”。該負債從1993財年的26萬億日元大幅增加到2002財年的102萬億日元。2000年初，隨著退休金會計系統的引入，企業養老金不足問題成為公眾討論的熱點。新版的J-FFA則首次披露了養老金不足的規模。其后，這種“資金不足的養老金負債”規模總體下降，至2014財年下降為25萬億日元。
（二）對信托投資基金的影響
1、修訂要點。在之前版本的J-FFA中，對投資信托交易流量的記錄方法在精度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在新版本的J-FFA中，為改善在使用新的估計方法時記錄交易流量的精度，對本金和資本收益的分配已被記錄為信托投資基金的流出量。
2、信托投資基金記錄的新方法。日本央行對前150位甚至更多的信托投資基金進行采樣，這些基金的凈資產占5000多家公開發行股票信托投資基金凈資產的70%，利用單個基金報告中包括分配和收益在內的數據，對所有信托投資基金的本金和資本收益的分配情況進行估計。在估計過程中，以分配的總數為基礎，通過推理估算出所有信托投資基金的本金和資本收益的分配情況。
3、本金和資本收益分配的變化。在新版的J-FFA中，有關本金和資本收益分配指出：一是隨著美國、歐洲及新興國家在雷曼兄弟倒閉之后股票和債券價格的大幅下降，以及日元的快速升值，為彌補基金損失導致利息及股息收入顯著減少，而來自本金和資本收益的分配自2007財年開始大幅增加，至2011財年達到年度3.7萬億日元的高峰。二是2007至2011財年期間，信托投資基金超過70%的分配源于本金。自2012財年以來，有賴于基金業績的改善，源自利息和股息收入的分配逐步增加，但直到今天源自本金和資本收益的分配仍然占信托投資基金分配的一半左右（約3萬億日元）。
（三）對金融盈余/赤字的影響
關于主要部門金融盈余/赤字，觀察J-FFA新舊版本所顯示的趨勢，住戶和私人非金融企業仍然保持金融盈余，而一般政府部門和海外部門則是金融赤字。然而，由于上述提到的記錄“固定收益養老金計劃”和信托投資基金交易流量方法的改變，使得新版J-FFA對于住戶和私人非金融企業盈余的影響更為顯著。數據顯示，2005-2014財年住戶金融盈余從19萬億日元下調至15萬億日元。與此同時，2005-2014財年私人非金融企業的金融盈余整體上調了1.5萬億日元。
四、當前中國資金流量賬戶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的資金流量核算始于20世紀80年代。經過多年準備和五年試編，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國民經濟核算的實施計劃，于1996年核算體系全面轉軌之際，開始正式編制中國資金流量表（金融交易部分）。當前，我國的資金流量表在數據來源、編制技術、統計與計值規則、核算范圍的選擇以及資料搜集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進展（見表2），但仍存在一些問題。
（一）資金流量表的編制方法和技術有待完善
當前我國資金流量表的編制方法仍采用宏觀資料分解法，這與包括日本在內的多數國家采用賬戶方式編制資金流量表存在較大的不同。一是我國的資金流量表整個編制過程依賴于宏觀統計數據與統計分解技術，然而宏觀資料綜合性較高，數據分解的工作量大、分解難度較高，導致實際操作中資金流量的核算難度較大。二是我國的資金流量表還比較簡單，部門和工具雙維度的劃分無法全面反映實體經濟資金流動狀況，也不能適應現代經濟分析的需要。三是與日本、美國、歐盟等其他國家同類賬戶的兼容性和可比性較差。
（二）相關數據存在的數量和質量方面的雙重缺陷
主要表現在：一是數據來源缺口較大。特別是在非經濟普查年度，較多項目必須通過替代指標進行估算。另外，部分金融部門賬戶僅有總量指標，缺乏進一步的明細指標。二是缺乏統一的統計標準。目前我國各部門金融統計之間、會計核算之間缺乏統一的分類、標準和定義，不能形成協調一致的統計數據系統。三是數據統計未覆蓋一些新型機構和新型金融產品。比如對貨幣經紀公司、消費金融公司、擔保公司等新型機構的統計監測有限；對金融機構代客理財、信托投資計劃、衍生產品、資產證券化等業務或金融產品的統計缺失。四是數據機制與頻度問題。日本相關的金融統計數據是按季度或月度時間序列的，我國只有年度數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金流量表的編制和使用。
五、對中國的啟示
（一）借鑒“2008年國民賬戶體系”的原則和方法對我國的資金流量表進行修訂
一是資金流量表的編制方法應逐步從宏觀資料分解法過渡到通過金融賬戶簡表，建立三維的資金流量表。比如，可以運用一對一的準則編制金融流量和頭寸匯總表，獲取部門之間關聯性數據的綜合性框架，按照金融部門分類和金融工具分類進行加總處理，并最終匯總成實體經濟資金流量表。二是計值規則應逐步與國際接軌。可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及權責發生制確認金融交易的統計方法，比如對“按揭貸款”、“應付賬款”和“應收賬款”等多期或延期支付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資產的投資收益均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進行記錄。
（二）彌補數據缺口，提高數據質量
一是推動金融統計標準化工作，夯實金融業綜合統計基礎。建議推動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的基于數據倉庫的金融業綜合統計信息平臺，實現統一、高效、方便、快捷的部門合作和信息共享。二是擴大資金流量表對金融部門的覆蓋。重點覆蓋證券、保險、基金等非存款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強化對貨幣經紀公司、消費金融公司、擔保公司等新型機構的統計。三是進一步細化金融交易項目。增加金融機構代客理財、信托投資計劃、衍生產品、資產C券化等跨行業、跨市場、跨機構的交叉性金融產品和影子銀行業務。四是開展季度核算工作，把數據頻度改為季度或者月度，提高數據的時效性和可用性。
（三）提高資金流量表的準確度和實用性
一是強化資金流量表核算與其他四大核算的聯系，使其形成相互參考和比照的系統。二是建立以流量、存量和調整表為主體的賬戶體系，同時開發一些附表或說明表，共同構成我國資金流量核算體系。三是加強對資金流量的深入分析，進一步關注跨機構、跨市場、跨境資金流動，充分考慮金融交易數據背后所反映的實體經濟信息。
參考文獻
[1]Financial Statistics Group ， Economic Statistics Divisi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ighlights of Enhanced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Based on 2008SNA，Bank of Japan Review， 2016-E-3，May 2016.
[2]Sayako Konno， "Enhancement and Expansion of 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in Response to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Bank of Japan Review， No. 2015-E-1， January 2015.
[3]Shuji Kobayakawa and Ryoichi Okuma，"Japan'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Measures for
En-hancement，" Bank of Japan Review， No. 2012-E-4， April 2012.
[4]幸閃鄭國外資金流量統計方法研究與啟示[J].金融與經濟，2015，（11）：35-38。
[5]占云生，金融業綜合統計的國際經驗與啟示――以日本為例[J].西部金融，2014，（8）：44-47。
Highlights and Inspirations of Revised Japan’s Fund Flow Accounts
WANG Shouzhen
（Haikou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Haikou Hainan 570105）
關鍵詞:養老基金 保值增值 會計核算
一、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必要性
養老金即社會保險基金，也稱退休金，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養老金由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組成，企業和個人共同繳費，企業繳費進入社會統籌，個人繳費進入個人賬戶，社會統籌實行的是現收現付制度，而個人賬戶則是基金積累制度。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和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我國養老金覆蓋人數快速上升。數據顯示，1998年養老金水平人均是410多元，覆蓋職工人數1.1億人。截至2009年底，我國養老金總規模為2.25萬億人民幣，僅占當年GDP的6.62%，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值得關注的是，隨著國家全部推行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做實，以及農村逐步實行養老保險，養老金的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據《2008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08年末，13個做實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試點省份，共積累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基金1100多億元，有業內人士預計，僅個人賬戶做實一項就可能使得未來20年養老金的規模達到30多萬億元。與此同時，各種數據顯示，作為百姓的“養命錢”，養老金存在巨大的缺口，部分地區個人賬戶甚至是空賬運行，當期征繳的保費基本用于當期退休金的發放，一些地方甚至收不抵支。而目前養老保險的實際情況是，截止2010年底，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累計記賬額將近2萬億，雖然全國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1.5萬億，但是并沒有落實到對應的個人賬戶。
“目前養老金的保值增值手段明顯滯后，使其未來遠遠不能提供預期的保障水平，尤其是在高通脹時期，眼睜睜看著賬戶上的資金貶值。”陳良表示。據介紹，基本養老保險管理制度規定目前結余的養老金主要是購買國債和銀行存款，不能用于投資。“由于很多年沒有發行特別國債，因此，養老金也買不到收益率合適的國債。此外，在銀行存款中，有近80%到90%的養老金都是短期存款，不僅存款利率比較低，增值幅度很小，而且如果和物價相比還是在貶值，這個損失也不小。”陳良進一步分析指出。顯然，如何使“養命錢”保值增值已經變得日益緊迫。
有業內專家表示，國際經驗和企業年金的管理實踐，為整個社保基金投資探索了一條道路。華夏基金公司總經理范勇宏表示，養老金是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關系著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如何實現養老金的保值增值是養老金體系建設的重要課題。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養老基金委托專業的基金管理人實行市場化運作，通過資本市場實現保值增值。最近三年來我國企業年金的實踐也證明，這種市場化的運作管理模式是成功的。
顯然,養老金進入資本市場實現保值增值是一個值得嘗試的途徑,但同時如何控制好養老金的投資風險也不容忽視。
二、對我國企業養老金會計的發展建議
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各方面條件的成熟會推動我國的企業養老金會計繼續向前發展。由于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具有自己的特色，盡管企業養老金會計會不斷向國際標準趨同，但始終只能立足于我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之上，企業對養老金的會計核算要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前面所作分析，對我國未來企業養老金會計核算的框架有如下建議。
(一)基本養老保險部分的養老金會計核算
根據國家有關法規規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基本養老保險中的個人賬戶全部由個人繳費形成，企業只負責繳納社會統籌部分。這實質上簡化了基本養老保險部分的養老金會計核算，因為社會統籌部分的養老保險從經濟實質上來說屬于既定受益型的養老金計劃，而個人賬戶是完全積累制的，屬于既定繳費計劃，當企業和職工共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時，企業繳納的部分只能按照既定繳費計劃進行會計核算。因為取消了個人賬戶中的企業繳費，基本養老保險部分的養老金將采取既定受益計劃型的養老金計劃。既定受益計劃下的養老金成本構成比較復雜，包括服務成本、利息費用、前期服務成本等等，它的核算需要一系列的精算假設。基于相同的精算假設，可以計算出企業承擔的養老金給付義務，也就是企業的養老金負債。由于我國的基本養老金由社保機構統一治理，因此養老金資產計量的數據可由社保機構提供。
社會統籌部分的養老金由企業繳納給社保機構統一治理，從而該部分的既定受益養老金計劃有別于國際標準中的定義，未來定額給付養老金的風險并不是由企業單獨承擔，而是由企業和社保機構共同承擔。因此，在處理這部分養老金資產和負債時，采取非資本化的觀點。企業將社會保障機構視為一個外在的獨立經濟實體，社保機構的資產和企業的養老金負債并不在企業會計表中反映。企業的義務在于向社保機構提存與當期養老金成本相等數額的資金，只有當提存資金與養老金成本不一致時，才在資產負債表中反映為一項資產或負債。并在表附注中揭示企業養老金給付義務和養老金資產價值的信息。企業還應該在會計表附注中對既定受益養老金計劃的有關信息做出必要的披露。具體說明企業的養老金計劃，說明養老金成本的具體構成項目及其金額，養老基金提存的狀況以及主要的精算假設等等。
(二)補充養老保險部分的養老金會計核算
我國的企業年金制度為既定繳費計劃，實行參保人員個人賬戶為基本形式的基金積累制，通過市場化運作實現保值增值。因此，補充養老保險部分的養老金會計核算相對較為簡單，企業按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提取企業年金，并確認為養老金費用計入當期損益。
新準則中關于養老保險費用確認和計量的規定已經體現了上述養老金會計核算方法，但沒有對企業年金的信息披露做出相應要求。實行企業年金制度的企業，在編制財務會計告時，還需要在財務會計告附注中披露：企業年金計劃的具體內容，包括該計劃涉及的職工和期間、資金籌集的方式等；當期企業年金費用數，企業年金計劃的基金投資收益和基金資產的公允價值；為企業高級治理人員提取的企業年金費用總額。
我國目前的企業養老金會計核算與這種新框架下的核算方式還有一定距離，除了需要克服前面提到的障礙因素以外，還要注重這種養老金計劃的轉變不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應該分階段進行。首先只是在極少數有條件的企業中試行；再根據專業人員素質提高和企業年金發展的狀況，逐步擴大采用新的養老金計劃及其會計核算方法的企業范圍；最后達到條件成熟，大多數企業都能夠將基本養老保險費用和補充養老保險費用分別核算，且采取不同類型養老金計劃下的核算方法，從而完善我國的企業養老金會計。
(三)建設高素質的會計師和精算師隊伍
必須首先清除歐阻礙其發展的因素。中小企業年金市場的發展要依靠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金融中介機構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合適的企業年金計劃，而要使中小企業年金市場能夠吸引基金治理機構的注重力則需要政府監管機構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同時，還需要依托國家現有的教育資源，加強相關專業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豐富其知識儲備，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導致形成高素質的會計師和精算師隊伍。
參考文獻：
[1]候新霞.企業養老金會計及其相關問題探討.學位論文，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2]季曉東.職業養老金計劃相關會計問題探討.四川會計,2001;8
[3]金旭光.養老金會計的中外比較研究.學位論文: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關鍵詞】投資組合 養老金 風險
一、引言
養老金是各國社會保障體系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養老金研究是一個長盛不衰的研究課題。養老金經濟學既是一個成熟又是一個新興的學科。眾所周知，希臘債務危機及其導致的歐洲債務危機中的一個重要誘因就是養老金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養老金研究十分重要，它既涉及國計民生，又關乎到發展后勁，尤其對中國來講，選擇一個正確的、符合中國實際的養老金發展模式非常重要。
二、適合我國的養老金投資組合模型
無論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組合如何安排，都是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實現收益最大化。馬可維茨模型過于細化，而單指數模型又過于籠統，因此，運用這兩種模型進行分析難免都會出現偏差。此外，在實際運用中，由于上述投資組合模型所需數據并不是那么容易獲得，其對現實問題的操作性和指導性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構建一個新的包含了投資者主觀能動性的收益最大化投資組合模型。
在收益最大化的情況下，可以得出
是投資組合的預期收益率；
是組合中第i種資產所占的比重；
是組合中第i中資產的預期收益率。
當然，第i中資產也可以是由許多種資產構成的，如果第i種資產是由m種資產構成的話，那么
那么這個組合的總的預期收益率就把帶入上式即可。為了簡化，只是簡單寫成上式。
但是，在現實中，我們會發現資產的預期收益率更不能如理想中那樣實現，那么我們可以賦予每種資產一個概率，這個概率即表示實現資產預期收益率的可能性。因此得出：
一般我們認為與風險成反比例關系，也就是說風險越大的時候，實現預期收益率的概率就會越小，相反，投資的資產風險越小，實現預期收益率的概率也就越大。同時資產的收益與風險是成正比的，就像投資于風險大的股票的收益要比投資于銀行存款的收益要大，這也就是所謂的風險補償。投資資產的比例與風險也成一定的反比例關系，當某種資產的風險越大的時候，人們會相對投資較少的比例。因此，我們可以定義兩個函數r 、p、a是風險的函數。
且有下面的關系：
，即預期資產的收益率與風險b成正比例關系，風險
越大，資產的預期收益率越高。
，即實現預期收益率的概率和風險b成反比例關系，
風險越大，實現預期收益率的概率也就越低。
，即某種資產的投資比例與風險b成反比例關系，風
險越大，投資這種資產的比例也就越小。
則收益最大化的預期收益函數就變成：
預期收益函數就變成風險的一元一次函數，現在我們開始求最大的預期收益率，即滿足對風險的一階導數等于0，得出：
由此可以看出，只要每種資產，即可求出最大的預期收益率。
根據我國人力資源和社保部規定的，社保基金用于銀行存款和國債投資的比例不得低于50%，其中銀行存款的比例不得低于10%，企業債、金融債投資的比例不得高于10%，證券投資基金、股票投資的比例不得高于40%。國債和銀行存款的風險是0，因此把投資的資產分為三類，無風險的國債和銀行存款、風險較小的債券、風險較大的證券（證券投資基金、股票）。因此利益最大化的預期資產收益率的模型就可以變成如下：
其中，是投資于銀行存款和國債的比例，；
是銀行存款和國債的收益，即利息收入；
是投資于企業債券、銀行債券的比例，；
是投資于基金和股票的比例，。
三、養老金投資組合模型的實證研究
在上文建立的的模型中引入風險，更好地用在預測預期收益率。現在，在對養老金投資組合的實證分析中，使用的都是實現的收益率，所以在對投資組合進行實證分析的情況下，可以把模型簡化如下：
r1、r2 、r3收益率分別是銀行存款、債券、股票的收益率。
（一）數據的選取
1.在考慮風險因素的前提下，這是養老基金能追求的最高收益率，不應為獲得更多的收益而冒更高的風險。所以，最高目標收益率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2.銀行存款選擇的是一年期銀行存款的利率。
3.債券的數據選取的是5年期的國債利率。養老金是為以后的提供生活保障的，并不是當期繳納當期支付，所以養老金可以投資中長期的國債，來獲取更高的收益。
4.股票的收益率，以上證綜指的指數的變化率來衡量股票的收益。在我國上證綜指基本上能很好地反映我國股票的收益情況。本文選取94年到11年上證綜合指數，并進行計算，得出了不同年份的收益（二）用eviews做模型分析
如圖1所示，計算的結果顯示，擬合優度0.198682，F 統計量為2.405013，方程整體線性狀況不好。因此，各變量的統計意義不顯著。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
1.上證指數變化過于激烈，可能出于保值的原因，養老保險基金在股市的投資主要是以獲取買賣股票的價差為主要來源，并沒有長期的持有股票，養老基金可能在股票市場中扮演了投機者的角色。
2.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使得境外有效需求減少、出口貿易大幅下挫、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大面積破產、失業狀況加劇，實體經濟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打擊了境內外資本市場，使得各國股市、各種礦產資源價格暴跌，嚴重影響了其投資收益。并且我國養老金投資銀行存款和債券的比重較大，而隨著降息提準等一系列的政策影響，利率比較低，收益比較少，要使得養老金的收益率趕上GDP增長，使人們享受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還得一段時間的發展。
3.采用數據都是增長率的數據，在實際計算中波動性過大也影響了結果，造成了較大的偏差。我國的金融市場還不是很完善發達，沒辦法和發達國家相比，并且由于一系列原因的影響，增長率出現了大幅波動，造成模型模擬的不好。
四、適合我國的養老金投資組合
我國養老金很大比例投資在銀行存款、國債、企業債這些有利息保證，且風險較低的資產上。由于近幾年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的影響，養老金的收益較低，滿足不了以后人們的日常生活。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的不完善，發展不成熟，并不能盲目地去入市。因此，適合我國的養老金組合是：
（一）在長期，以投資國債和銀行存款、企業或金融債券為主，適當提高股票的持有，選擇一些比較穩定有潛力的股票，長期持有，這樣在獲得穩定收益的基礎上，可以獲取一些高額的收益。
（二）在短期，以投資波動性較強的股票和基金為主，并保留一部分資金以應對流動性的需求。這樣在保證安全性、流動性和市場穩定性的前提下，賺取股票或基金的價格差，從而獲利。但是，這就具有很強的投機性，需要高水平的管理人員去管理分析投資。
（三）可以發展投資實業。當經濟快速發展出現通貨膨脹時，投資于債券和存款會產生貶值的風險，而產業投資卻在這種時期尤具增值潛力。養老金基金進行產業投資需注意投資方向，應以國家的產業政策為主導，主要投資發展后勁足、市場潛力大、經濟效益好、有助于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項目，如通訊、計算機、生物、醫藥等高科技企業，期限上應側重中長期投資。
參考文獻
[1]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投資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7.
[2]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投資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
[3]萬解秋，貝政新，黃曉平.社會保障基金投資運營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4]耿志民.養老保險基金與資本市場[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5]劉敬偉.養老保險基金在資本市場的投資模式與投資組合分析[D].重慶大學， 2006.
[6]劉渝琳，陳媛.基于風險規避下的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組合模式的構造[J].中國軟科學，2005（12）.
[7]李曉青.關于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研究[D].廈門大學，2002.
【關鍵詞】縱向不平等 養老金 收入不平等
一、縱向不平等的測度
縱向不平等（vertical inequality）一般認為包括個人之間和家庭之間的收入不平等；與此相對應，橫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被定義為不同群組間的不平等，通常的分組是按照不同的文化來定義的，如按照種族、宗教或者人種來分組。
縱向不平等的度量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Sen（1973）、Foster（1985）和Shorrock（1988）都討論過縱向不平等的測算。D.Jayaraj and S.Subramanian[1]（2004）通過不同分組間指標的累加得到全社會的不平等指標，進而得到橫向不平等的指標體系。同時，在分組細化到以人為單位的情況下，橫向不平等的度量也可以推出相應的縱向不平等的度量方法。Reeve Vanneman and AmareshDubey[2]（2011）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往使用支出數據來考察不平等程度不同，使用收入的數據后，印度的不平等程度上升。且整體收入不平等中大部分來源于各邦內部的不平等，即橫向不平等雖然已經較為明顯，但和縱向不平等相比仍然較小。
二、縱向不平等的應用：稅收和養老金的視角
（一）稅收再配置效應中的縱向不平等
Kakwani（1984）、Plotnic（1985）and Jenkins（1988）討論了轉移支付過程和征稅過程中，收入重新變化的重要性。Kakwani（1980、1984）認為稅收的再配置效應可以分解為橫向和縱向兩個組成部分。Lambert（1985）在Kakwani的研究框架下提出通過支出效應來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結果表明累退稅實際上可能是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放大了正向的配置效果。Jenkins（1988）進一步拓展了Lamber的分析，使得利用一些適當排序的微觀數據度量縱向不平等成為可能。Frances Stewart，Graham Brown and Alex Cobham（2009）認為提高直接稅或者間接稅會提高橫向不平等和縱向不平等。
Jeff Ankrom[3]（1993）的研究結果顯示壓縮收入的政策可能會導致橫向不平等，伴隨著稅收和轉移支付對收入調節作用的消失，大量的縱向不平等出現。Adam Wagstaff[4]（2005）分解了稅收的再配置效應，并據此分析了收入隨時間變化所引起的橫向再分配效應和重新配置究竟是抵消還是增強了縱向再分配效應。
Rafael Salas and Isabel Rabadan[5]（1998）在一個社會福利的框架內分析了跨期的收入不平等，公共部門的重新配置以及收入的平滑。此外，文章認為傳統觀點下通過用一系列截面數據的縱向不平等縮減指數來觀察縱向再分配效應可能是有偏差的。
（二）養老金分析中的縱向不平等
Amsberg et al.（2000）、Barros and Fouguel（2000）指出如果僅僅把退休養老金和其他養老金的支出認為是以對抗貧困為目標的社會支出，那就是沒有很好的關注這些養老金。Barros et al（1999、2000）、Delgado and Cardoso Jr.（2000）度量了養老金、老齡化以及貧困之間的關系。許多截面研究發現由于老年人的大部分收入來自于公共養老金福利，老年人之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當低（Brown and Prus，2004；Weller，2004；Fukawa，2006）。Smeeding and Williamson（2001）認為高水平的公共社會支出會帶來低水平的收入不平等和貧困。
Caminada and Goudswaard（2005，2010）比較了社會公共保障和私人保障的再分配效應。他們認為私人社會保障的再分配效應小于公共社會保障。Rodolfo Hoffmann[6]（2002）按照收入來源的基尼系數分解方法考察了巴西人均家庭收入的組成部分對收入分布總體不平等的貢獻程度，結果表明養老金收入的集中度高于總收入的集中度；此外，來自于養老金的收入對總體人均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貢獻度增加，尤其是在大城市。
Steven G.Prus（2000）分析加拿大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變化趨勢，結果表明對同一群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收入不平等程度會降低。Hancock and Weir（1994）運用英國綜合住戶調查數據分析發現，1979年到1989年間英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尤其是在后五年中，由于是否擁有職業養老金的分化程度增加并且在擁有職業養老金的人群中不平等程度也增加了，后五年的不平等程度增加的更為明顯。
Jay Ginn and Sara Arber[7]（1999）考察了1985年到1994年老年人來自國家和私人養老金收入的變化。結果表明：盡管來自國家的養老金收入仍然是收入的主要來源，私人養老金對總收入的相對貢獻在這八年時間里增加了很多；并且，私人養老金收入的性別差異加大。
Hancock and Weir（1994）、Johnson et al.（1996）認為1980年后國家對女性養老金提供的變化極大的限制了養老金的再配置角色，這也是養老金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原因。Davies and Ward（1992）認為1980年金融激勵從公共的養老金計劃到私人養老金的轉變可能會給予女性和低收入群體更少的養老金。Legal and General（1998）認為由于女性的預期壽命更長，在同樣的價格下，女性養老金的購買力比男性低17%。Johnson et al.（1996）用英國家庭支出調查的數據發現，1960年到1970年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下降，但是隨后開始上升，到1990年上升到了1965年的程度。作者認為80年代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私人養老金的增加和處于收入分布上層的人群投資收益所引起的。
養老金是否加劇了不同人群組間的不平等狀況？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各組間領取養老金的幾率可能不是隨機的，Lazear（1979）的文章中退休歷史調查的數據顯示，調查樣本中49%的工人有養老金計劃的覆蓋，但是黑人員工的覆蓋面比白人員工低6.6%，類似地，女性員工的覆蓋面比男性員工低8.6%。第二是養老金規模怎樣隨著領取人性別和種族的不同而變動。
Edward P.Lazear and Sherwin Rosen（1987）分析的結果表明養老金計劃的存在似乎對黑人和白人員工的不平等有正向影響，但是在白人員工中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不平等狀況沒有改變。在黑人群體中，養老金加劇了性別差異的不平等，主要是因為黑人女性領取養老金的可能性只是黑人男性的75%。
Leibbrant and Woolard（2001）運用一個多元變量模型衡量了南非家庭收入不平等中要素的貢獻度，結果表明老年人養老金所占的份額是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量。他們發現在黑人家庭中，養老金對收入不平等有一個很小的負的貢獻度；當僅僅把農村黑人家庭包含在分析中時，養老金和收入的對數之間的相關系數為一個較小的正值。
Martin Feldstein（1976）考慮了社會保障體系對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效應，利用1962年消費者財務特征調查（SFCC）的數據，他發現當把社會保障的財富――遠期社會保障收益的折現值包含進家庭的投資組合時，家庭財富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大約30%（基尼系數從0.72變成了0.51）。David Domeij and Paul Klein（2002）用一個校準的世代交疊模型考察了瑞典公共養老金的再分配效應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了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之間的巨大差距。結果表明，財富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大部分擁有零或負的凈財富的家庭引起的。
Olaf van Vliet et.al（2011）利用時間序列和截面數據回歸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了歐洲15個國家1995～2007年間從公共養老金到私人養老金提供轉變過程中的分配效應。2007年老年人的平均收入不平等程度（12個國家）比1995年下降了將近18%。這可能是因為更多的低收入的老年人被私人養老金計劃所覆蓋，和那些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的所領取的養老金更大一些。
ErlingHolmoy and KyrreStensnes（2008）用動態微觀模擬模型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精確地考察了挪威的養老金改革，結果表明養老金改革顯著地提高了財政的可持續性，但是這是以養老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為代價的。
Javier Olivera（2009）認為秘魯的養老金改革顯示了三方面的積極成效，首先是養老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原因是打破了從勞動收入不平等到養老金不平等的傳播渠道；其次，改革也提高了社會福利，盡管這依賴于為個人賬戶所選擇的貢獻率的值；再次養老金債務也大幅度減少了。
GijsDekkers（2010）通過把指數化的養老金、退休年齡和養老金不平等程度的發展三者結合起來分析了養老金不平等背后的推動因素。結果表明：第一，不論何時，養老金越滯后于工資水平的發展，養老金的不平等程度就越高；第二，退休年齡越大，養老金的不平等程度越低；第三，退休年齡越大，養老金的不平等程度就越容易快速地對養老金滯后于工資的發展做出反應。模型還認為制度是影響養老金不平等發展的決定因素，從長遠來看，人口老齡化，尤其是預期壽命的持續增加會導致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Nadia Karamcheva and Geoffrey Sanzenbacher（2010）運用美國勞動統計局當代人口調查1980年到2008年的數據發現，對于處于收入分布底層的30%的人群而言，養老金的參與率顯著下降，造成了老年人之間養老金收入差距擴大。
和以上多數的結論相反，Esping-Andersen（1990）發現有更多私人養老金，以市場為導向的老年人福利體系的國家，傾向于保持甚至增強那些退休前已經處于不利地位的工人的位置。Schirle（2009）發現在加拿大，隨著私人養老金提供的比例的加大，老年人之間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在加大。
三、結論
從以上綜述可以看出，國外對縱向不平等的實際應用有豐富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討論養老金制度改革所帶來的影響。研究的一個共同點是都屬于同一時期的跨國比較或者一個國家的時間序列的比較，采用的數據為宏觀層面的數據，對養老金縱向不平等的研究停留在一個整體的層面上；對于使用微觀層面的數據，并且詳細討論養老金縱向不平等特征的文獻較少，這無疑對完整的審視老年人養老金收入的不平等問題帶來了障礙。
參考文獻
[1]D.Jayaraj and S.Subramanian.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equality：some intercomnections and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6） 75：123-139.
[2]Reeve Vanneman and Amaresh Dubey.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equalities in India，India Human Development Survey Working Paper No.16.
[3]Jeff Ankrom.An Analysis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quity in Sweden，the U.S.and the U.K.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95，No.1 pp.119-124，1993.
[4]Rodolfo Hoffmann，Inequality in Brazil： The Contribution of Pensions 2003.
[5]Jay Ginn and Sara Arber. Changing patterns of pension inequality：the shift from state to private sources，Ageing and Society，19，1999，319-342.
【關鍵詞】反向抵押貸款 以房養老 遺產稅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人口老齡化現象日益凸顯，同時呈現出了“未富先老”的態勢。如何更好地解決養老問題成了普遍關注的話題。進入新世紀以來，一種叫做“住房反向抵押貸款”的養老模式逐漸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根據Robert J.Shiller和Allan N.Weiss在“Moral Hazard in Home Equity Conversion”一文中給出的反向抵押貸款（Reverse mortgages）的定義，反向抵押貸款是一種以住房為抵押的借貸，并以此為核心，拉動養老、保險、房地產等多項活動。其基本含義是指老年人（抵押人）將自有住房的產權抵押給貸款人，將房屋價值全部或部分轉換成現金，作為房屋的維修、日常生活、長期護理和其它費用等。所有債務（包括本金、利息及費用）將在住房出售、房主永久搬離或死亡時支付，借款人也可以在任何時候自愿償還所有款項。本文提出將反向抵押貸款看成是金融機構經營的一種金融產品，并考慮對于這種金融產品存在著一個以金融機構為供給方、以老年人為需求方的市場。通過構建“反向抵押貸款年金定價模型”和“反向抵押貸款需求模型”，本文重點對反向抵押貸款的市場需求進行了理論研究。這里所說的“需求”，是指在一個確定的范圍（如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等）內，有條件（即有自有房產）且有意愿進行反向抵押貸款的老年人占該范圍內有條件進行反向抵押貸款的老年人總數的比例。
二、反向抵押貸款年金定價模型
在該模型中，我們假設在老年人向金融機構提出申請之后，金融機構每年一次性向老年人支付當年的養老年金，且每年支付的金額相等。當老年人去世時，金融機構停止向老年人支付年金，并將老年人擁有自有產權的房產收回拍賣，用于償還本金和利息。為了計算的簡便，我們不妨假定老年人領取養老年金以及死亡的時間都是在年初。另外，我們也不考慮交易時間的影響，認為在老年人死亡后，其住房隨即以當時的市價出售，二者之間不存在時間差。用P表示老年人房產的現價，d為房屋價值的年折舊額（假設用直線折舊法），C為房屋產權轉移時發生的交易費用（費、印花稅等），則年齡為T歲的老年人通過反向抵押貸款可以獲得的養老年總額H可以用下式計算：
H=（1+?茲）ADFt/q
其中，i為反向抵押貸款年利率，它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無風險利率（?茲），反映資金的使用成本，本文用央行存款基準利率作為無風險利率；二是由反向抵押貸款業務面臨的風險帶來的風險升水成本和金融機構必要的利潤率。
ADF，稱為年金現值系數，用于對反向抵押貸款年金進行貼現。
t/qT表示年齡為T歲的老年人在反向抵押貸款合同開始后第t年內死亡的概率。根據壽險精算的有關理論，有：t/q=（1-q）（1-q）（1-q）…（1-q）q。其中的qx是指年齡為x歲的老年人的死亡率。中國各年齡男女死亡率數據可以從《中國人壽保險業經驗生命表（2000-2003）》中直接獲得。
由于上式形式復雜，不易通過傳統數學方法進行處理，因此我們考慮通過編寫計算機程序對模型進行模擬。圖1展示了在無風險利率θ取不同值的時候年齡為65歲的男性老年人進行反向抵押貸款所能獲得的養老金總額的變化情況。其中我們取房產現價P=1000000元，年折舊額d=10000元，交易費用C=70000元。由于從1997年第四季度2004年第四季度，我國商品房銷售價格年均增長3.66%，因此在計算中取房價年均波動率r=3.66%。同時將風險升水和利潤率之和定為3.5%。
圖1 養老金總額隨無風險利率變化趨勢
從圖1中可以看出，隨著無風險利率的增大，老年人獲得的養老金總額降低。實際上，無風險利率上升一方面使得反向抵押貸款年利率增加，導致老年人的房產預期價值中用于償還利息的金額所占的比例上升，另一方面也使資金使用成本上升，導致老年人獲得的年金現值降低。
同理，我們可以研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養老金總額隨老年人年齡的變化趨勢，程序模擬結果如圖2所示，其中無風險利率?茲=2.25%。
圖2 預期養老金收入隨年齡變化趨勢
在圖2中可以看出，養老金總額隨年齡變化呈現出“先增后減”的趨勢。老年人的年齡越大，其平均余命將越少，房產升值的時間將越短，在老年人死亡時房產的預期價值將越小，從而使得養老金總額減小，我們稱這種效應為“增值效應”；然而，老年人的年齡越大，其所需償付的利息就越少，這便增加了養老金總額，我們稱之為“利息效應”。這兩種效應方向相反，其相對大小決定了養老金總額H隨年齡T的變化趨勢。而這兩種效應的相對大小既與年利率i和房價年均波動率r有關，還與老年人申請反向抵押貸款時的年齡有關。
三、反向抵押貸款需求模型
老年人通過反向抵押貸款可以獲得一定的額外養老金收入，從而使得老年人用于養老的可支配資金總額增加（增加量為H），這些資金通過消費活動轉化為老年人的福利，使其福利水平提升。但是，由于老年人將房產提前變現，在他去世后，其子女將不能繼承這筆房產。與不進行反向抵押貸款的情況相比，這就相當于老年人的子女遭受了經濟損失（設減少量為S）。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下，子女的經濟損失必然會削減老年人由自有可支配資金增加引起的福利增加。當這種削減效應超過了老年人福利水平增加量時，老年人感受到的實際福利水平下降，他們將不會選擇進行反向抵押貸款。而不同的老年人受到這兩方面影響的相對大小不同，因此將會做出不同的選擇。根據這一想法，我們假設老年人的偏好是有利他性的，其效用不僅與自己擁有的可支配資金（設為Wp）有關，還與子女擁有的資產價值量（設為Wc）有關，因此我們定義老年人的效用函數為U=U（Wp，Wc）。該效用函數的無差異曲線滿足邊際替代率（MRS）遞減的假設。當老年人自身的經濟狀況較差而子女經濟狀況較好時，減少一單位的老年人可支配資金帶來的效用減少需要通過增加較多的子女資產價值量來彌補；相反，在老年人經濟狀況較好而子女經濟狀況較差的情況下，老年人將不會太在乎自己可支配資金的變化，而子女的經濟狀況的變化將更能夠引起老年人的關注，減少一單位的老年人可支配資金帶來的效用減少只需要通過增加較少的子女資產價值量就可以彌補。因此我們假設邊際替代率遞減是合理的。
當老年人不進行反向抵押貸款時，老年人的可支配資金和子女的資產價值的組合可以用平面上的一點A來表示，對應的老年人的效用為UA；而在進行反向抵押貸款的情況下，老年人的可支配資金和子女的資產價值的組合點沿著向量（H，-S）移動到了B點，對應的效用為UB。設二者只差為ΔU，見圖3：
圖3 反向抵押貸款需求模型圖示
當ΔU＜0時，反向抵押貸款使得老年人的實際效用水平降低，老年人將會選擇傳統方式進行養老；當ΔU＞0時，老年人通過反向抵押貸款提高了自己的效用水平，他們將選擇進行反向抵押貸款。而這兩種情況的邊界正是ΔU=0。我們將滿足ΔU=0的A點連接起來，得到一條曲線，我們稱之為“臨界線”。曲線上方的部分滿足ΔU＞0，我們稱為“需求區域”。而“需求區域”的大小反映了老年人對反向抵押貸款的需求（參見圖3）。
根據本文第二部分的結論，當無風險利率增大時，反向抵押貸款養老金總額H減少。相應地，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臨界線將會向上移動（如圖4所示）。從而導致“需求區域”減小，需求降低。因此，無風險利率與老年人反向抵押貸款需求反方向變化。而對房產繼承征收的遺產稅增加，實際上相當于老年人進行反向抵押貸款給子女帶來的經濟損失降低（參見注釋5）。在圖5中可以看到，當S減小時，臨界線向下移動，使得“需求區域”增大，需求增加。因此，遺產稅與老年人反向抵押貸款需求同向變化。
圖4 無風險利率對需求的影響 圖5 遺產稅對需求的影響
用該模型也可以研究傳統觀念對需求的影響。所謂傳統觀念，實際上表現為老年人心目中自己的經濟狀況與子女的經濟狀況的相對重要程度，反映在模型中便是老年人的效用函數不同。當一個老年人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較大時，他將更加關心子女的經濟狀況，無差異曲線就會越平緩，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需求區域”就會越小，需求就會越低。而那些受傳統觀念影響較小的老年人將更多地關心自己的養老生活是否能夠得到充足的資金支持，對反向抵押貸款的需求也就越高。
四、政策建議
根據上面得出的結論，筆者對中國開展反向抵押貸款業務提出以下三點建議：第一，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反向抵押貸款的社會影響力，減輕老年人受傳統觀念影響的程度。第二，靈活應用利率杠桿，通過調節銀行存貸款基準利率，實現對反向抵押貸款市場的有效調控。第三，適時開征遺產稅，提高反向抵押貸款需求，并綜合考慮調控效果和社會接受程度，合理制定稅率。
【參考文獻】
[1] 柴效武：一種以房養老的貸款方式：住房反向抵押貸款[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4（3）.
[2] 范子文：以房養老――住房反響抵押貸款的國際經驗與我國的現實選擇[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6.
[3] 孟曉蘇：應建立房產“反向抵押貸款”壽險服務[J].發展，2002（9）.
[4] 浦舍予：以房養老對個人理財規劃的完善與提升[D].浙江大學，2007.
[5] 石卉：住房反向抵押貸款的定價研究[D].南京理工大學，2008.
[6] 奚俊芳：反向抵押貸款定價模型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7.
【摘要】本文運用交叉替代率對第一支柱下的社會基礎養老金的差異量化進行分析，通過OECD 國家養老保險體系的歷史研究，發現通過企業年金與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不但可以緩解第一支柱的財政壓力，而且帶動了第三支柱商業養老的發展，與我國現行的養老體系有很好的契合，可以促進中國金融服務業的成熟，再通過資本市場來反哺養老保險，實現保值增值，這對于解決現有的空賬問題和消除雙軌制的過渡，使養老保險具有可持續性，以及發展和完善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 交叉替代率；OECD；企業年金；雙軌制
【作者簡介】勞佳奇，浙江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養老保險。
一、我國養老人群待遇交叉替代率分析
替代率在養老保險中可以定義為養老金收入與工資收入的比率，它的作用是評估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養老保險制度保障水平的高低。在很多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哪怕是來源于相同的數據源，但他們測算出的替代率是不一樣的，這與研究人員選取的替代率范疇和統計口徑有著密切的關系。
常見的替代率分為以下三類：一是目標替代率，它是以個人為研究對象，指的是單個職工退休后的養老金與退休前一年工資收入的比率；二是平均替代率，以退休者整體作為研究對象，指的是全體退休者的人均養老金與同期在職職工平均工資的比率；三是交叉替代率，指個人退休養老金與同期在職人員的社會平均工資的比率。三種替代率代表的意義不同，選取不同的指標進行建模，再加上需要剔除很多敏感因子，研究結果自然不同。
本文研究對象是國內養老保險不同層次的養老保險待遇，基于他們的替代率的模型計算，再進行三者的同級的比較，因為交叉替代率比目標替代率和平均替代率更能相對準確地反映和評價個人收入在不同社會層次中的水平差異。
（一） 城鎮企業職工的交叉替代率測算假設一名普通的城鎮職工A參加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金計劃的年齡為a歲，退休年齡為b歲；他的實際繳費年數為(b-a)年，b-a≥15；退休前一年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為W ˉb - 1 ；職工指數化平均工資為w；職工個人工資在繳費期間工資的增長率為g（假設個人工資和社會平均工資是同步增長的）；職工退休時候能夠拿到的基礎養老金為S，則有
5%、個人賬戶繳費率按照規定的ε=8%、選取繳費年限為35年代入，在上述公式推導中忽略CPI指數和通貨膨脹率，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金替代率在收入系數α=0.6和α=1.5之間變化。
通過計算得出，對于收入系數0.6～1.5的城鎮退休職工，在退休10年后，基本的養老金替代率在27.24%～75.68%之間，收入較低的城鎮職工退休后的養老金替代率比中等收入退休者的養老金替代率低，而且隨著退休年限的增長，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逐年下降。改革后我國對于基本養老金的目標替代率為59.2%，大多數低收入城鎮職工完全沒有達到目標替代率，甚至會使得低收入城鎮職工在退休之后陷入貧困的生活中。而對于中等收入者來說，在退休后前6年能基本滿足養老金的收入替代。
（二） 機關事業單位的交叉替代率測算筆者隨機選取一個機關事業單位人員B。他參加養老金計劃年齡是a歲，退休年齡是b歲，b－a≥15，根據2006年《辦法》的規定，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金計發標準為
當繳費年限N超過35年f＝90％
當繳費年限N在30≦N<35年f＝85％
當繳費年限N在20≦N<30年f＝80％
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金交叉替代率R機關為
將具體數據代入交叉替代率公式，計算出即使是β=0.6的較低工資公務員，他們的養老保險金替代率都是維持在46.15%以上，而中等收入的β=1.5的公務員，他們的養老保險金更是超過社會平均工資將近30%。選取繳費年限35年檔，他們的養老金均高于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養老保險替代率相對企業職工高。
（三） 農村基本養老保險的交叉替代率測算新農保由兩部分構成。60歲以后能夠達到55元，這部分無需繳費，另一部分需要繳費，也是以15年計算，每年有100～500元五檔繳費。同時政府每年還有30~50元的不等補貼，以這兩項合計，15年的總額除以139，就是你每月能領到的養老金。兩部分的總和就是你每月可以拿到的養老金。
按照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個檔來選擇性進行繳費，假設政府補貼部分按照30元、35元、40元、45元、50元分別補貼（各地補貼還沒有達成統一），那么存入農民個人賬戶的實際金額就為130元、235元、340元、445元、550元。
假設以上機關事業單位和城鎮企業職工的工資不變，現在有一個參加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農民C，假設他自己的繳費率為εp ；政府補貼繳費率為εg ，同樣計發系數為x，那么此時農民的R農為
得出在β=0.6時，對于全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7917元而言，農民的養老保險替代率為14.2%，而在β=1.5時，其替代率為21.7%。與目前農村的生活費開支水平相比，這個替代率可謂杯水車薪，完全無法滿足農民基本生活需要。
（四） 對現行制度設計替代率的綜合評價1.多層次養老保險金制度差異明顯。在對機關事業單位、城鎮企業職工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三者的替代率進行比較的時候，在同一收入系數β=1.5的水平下，如選取繳費年限為35年做比較，且假設養老金領取不隨退休年齡的延長而變化，城鎮企業職工的替代率為75.68%，機關事業單位比城鎮企業職工的替代率居然高出了近55個百分點，而對于農民而言，農民如果僅僅靠新農保的保障生活，簡直是天方夜譚，其替代率僅為14.2%，甚至遠低于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公約》中40%的最低標準。
2.現行的制度保障水平不高，還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分析可知，城鎮職工的退休年金替代率隨著退休時間的增加而降低，在城鎮中的低收入者本身無法達到59.2%的國家預期標準替代率，而且逐年下降，甚至收入系數β=1.5的中等收入群體也在退休6年之后逐漸落后廣于59.2%的標準水平，如果CPI指數和通貨膨脹率逐年上漲，對于城鎮企業退休員工更是雪上加霜。而對于農民，更加承受不起這一經濟因素的突變。
3.過高估計個人賬戶中計發系數，會直接降低退休者生活質量。現在的計發系數里面，普通女職工50 歲退休，計發系數為195 個月，差不多16年，到66歲，個人賬戶余額透支；普通男職工60歲退休，計發系數為139個月，約11年多，到71歲個人賬戶余額用完。而面對現在的老齡化問題，中國人平均壽命約是73歲，退休金個人賬戶提早領完，極大降低了職工晚年生活質量。
4.用企業年金制度調整現行制度。提出企業年金來調整現行制度，其本質就是發揮企業年金對養老保險金的第二支柱功能，提高不同層次的養老金個體替代率水平。數據表明，比較完善的養老保險體系中，“三大支柱”的養老保險替代率最佳比例為4：3：2 （發改委，2006），如今的第二支柱對于養老金的貢獻率非常低。徐穎等（2009） 認為，我國企業年金前途非常樂觀，根據世界銀行預測，中國企業年金在2030年有望突破1.8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三大年金市場。而提高年金基金替代率則是提高養老層次的最重要目的。在利用SV-T模型，在MCMC方法和Win-Vugs軟件的協助下，對我國股票和國債的投資收益率進行模擬，得出提高企業年金的替代率，必須使各類資產達到最優配置比例。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日益成熟，在資產最優配置取得較高收益的前提下，甚至能夠使男性退休員工企業年金的替代率提高20％。
二、OECD國家的年金制度分析
（一）OECD國家的養老金運營狀況
1.選擇最優的資產組合配置。OECD國家在養老基金剛入市時，也是選擇固定投資回報率低的金融產品作為投資，如銀行存款、國債等流動風險小的資產，而隨著利率市場化，投資機構的完善，資本市場的成熟，監管部門的規范，這些OECD國家逐步將養老基金投資范圍增大，包括貸款、股票、不動產、政府和企業債券甚至國外資產。即使投資多元化會存在風險，但OECD國家的養老金資產卻實現了保值增值。
2.長期的選擇性基金投資。對于企業年金基金，投資收益率伴隨著時間的延長而增加。長期合理的投資運營取得的收益率超過通貨膨脹率，抵銷了通貨膨脹的風險。
3.加快企業年金基金的積累。中國企業年金基金資產規模與GDP比值非常低，所以加快企業年金基金的積累，將企業年金交給有投資資格的人投資，才能使基金獲得有效的長期良性的發展。
（二） OECD國家的企業年金投資監管
1.企業年金投資的合理監管。企業年金基金投資很重要，合理的監管模式有利于企業年金制度的合理長期發展。目前，國際上有兩類投資風險管理模式，一是PPR模式（Prudent Person Rule，也稱“審慎人”模式），還有一種是QPR模式（Quantita?tive Portfolio Regulations），也就是定量監管模式。大部分國家都用了PPR監管模式。相關研究結果如表1。
2.OECD國家的投資風險補償機制。OECD國家投資風險補償機制明確表示在企業年金不足或者破產時，企業年金受益人不能取得相應的年金待遇,由預先建立的風險準備金對受益人進行補償。
3.OECD 國家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現在OECD國家中比較流行的就是EET、ETE、TEE三種納稅模式，無論實施哪種稅收優惠政策，必然會影響國民收入在國家、企業、個人三者之間的分配。合理的財稅政策對于企業年金的培育和減輕企業負擔、增加城鎮企業職工和農民的養老金替代率有著積極有效的作用。
三、縮小我國多層次養老保險待遇差異的對策
我國在1991年提出建立以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養老保險三者結合的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但在改革中三支柱的權衡失點和基本養老保險中的差異化對待，導致現有三支柱并沒有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一起構成了我國現有的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該制度在制度層面上雖然做到了廣覆蓋，但存在著很多問題，比如“碎片化”問題、統籌層次偏低、個人賬戶空賬運行、差異化的養老導致的不公平，造成了養老保險財政支出入不敷支。國家在“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對于養老保險四方面的改進，一是推進養老保險體系的一體化發展；二是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三是做實個人賬戶；四是發展企業年金。
（一） 機關事業單位、城鎮職工、新型農村基本養老保險的改革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是“碎片化”的，城市農村分割、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分離，表現為多層養老保險制度的并存，這其實是一種養老保險的亂象。旱澇保收的機關事業單位退休養老制度、替代率苦苦掙扎在社會平均水平的城鎮職工、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各種新舊農村養老保險、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農民工養老保險、老年津貼制度、農村五保戶制度等。如此混亂且不同地區不同對待的“補丁式”養老方式，增加了老百姓獲取服務的手續，阻礙了勞動力的區域流動，加大了浪費，而且待遇懸殊的體系不利于社會公平的實現。所以，在未來的養老保險體系中，應清晰制度整合的目標，讓不同層次的國民不分職位、身份、戶籍，年老退休后都能享受到同等標準的養老保險服務，這就是機關事業單位、城鎮職工、新型農村基本養老保險的改革目標。
根據“十二五”規劃和《社會保險法》，借鑒OECD國家的做法，我國養老保險體系的建設目標應分為三個支柱，第一支柱以政府為主體，提供公共養老服務，保證不同層次的人群享受到公平合理的養老金待遇；第二支柱以企業為主體，企業為職工提供另一部分能夠提高退休后養老金替代率的養老服務，是公共養老金不可或缺的補充；第三支柱以個人為主體，自愿選擇能為自己提供更好的養老服務的商業養老保險。
（二） 企業年金的發展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加劇，公共養老保險體系養老金的替代率穩步下降。企業年金的目的是通過差異化分配來彌補公共養老金的再分配不足，通過企業年金的發放，不僅能提高職工退休后的養老金替代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員工，提高了員工的積極性。今后年金的發展應通過企業年金的歷年覆蓋人數和基金結余兩個要素來進行預測。
預測結果表明，近些年我國企業年金的發展一直保持比較穩定的發展勢頭，這與國家堅持發展第二支柱養老保險是分不開的。2006~2009年參保職工人數年平均增長率為22.3%，2010~2011年參保職工人數年平均增長率更是達到了年增加18.12%，參保人數從2006年964萬增加到2013年的2002萬，更是翻了一番。如果國家保持這個增速的覆蓋面擴展率，根據指數化預測，到2020年企業年金的參保人數將會達到4500萬。
四、結論
隨著我國人口增速的放慢和“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我國養老保險體系的建設必須以第一支柱政府為主體，提供公共養老服務，保證不同層次的人群享受到公平合理的養老金待遇，早日實現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養老保險的并軌，實現養老保險繳費和支付待遇的公平；第二支柱以企業為主體必須跟上，做到職業年金的普及化，提供另一部分能夠提高退休后養老金替代率的養老服務，真正成為公共養老金不可或缺的補充；而以個人為主體的第三支柱，自愿選擇能為自己提供更好的養老服務的商業養老保險。
參考文獻
[1]葉愚.公務員待遇的評判標準及公共言論規則[J].財政監督,2013,(9):74.
[2]薛君.中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變遷機制研究[J].社會福利(理論版),2013,(9):12-15.
[3]高建偉,高明.中國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精算模型及其應用[J].數學的實踐與認識,2006,(5):18-23.
[4]鄧大松,李琳.中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替代率敏感性分析[J].學習與實踐,2008,(08):34-38.
[5]鄧大松,李琳.中國社會養老保險的替代率及其敏感性分析[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97-105.
[6]徐穎,李曉林.中國社會養老保險替代率水平研究述評[J].求索,2009,(9):5-8.
[7]李社環.我國基本養老金替代率高估問題及其解決途徑[J].經濟體制改革,2010,(2):137-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