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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類犯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管理秩序,即國家機關依法對社會進行管理而形成的正常的社會秩序。社會秩序是一個含義非常廣泛的概念。它包括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秩序和人民群眾的生活秩序。從本質上講,一切犯罪都是對社會管理秩序的侵害。但是,由于刑法對侵害或者破壞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安全、市場經濟、人身權利、家庭婚姻、公私財產、國防與軍事利益以及國家機關正?；顒拥壬鐣刃虻男袨榱腥肓诵谭ǚ謩t的其它章節,故本章所規定的犯罪所侵犯的同類客體是國家對社會的日常管理活動和秩序,換言之,是刑法分則其他各章規定之罪所侵犯的同類客體以外的國家對社會的日常管理活動與秩序。
(二)本類犯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妨害國家機關對社會的管理活動、破壞社會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由于國家對社會的管理活動多種多樣,社會管理秩序的范圍廣泛,因此,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行為的具體內容與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這些行為可以分為以下九類:(1)擾亂公共秩序;(2)妨害司法;(3)妨害國(邊)境管理;(4)妨害文物管理;(5)危害公共衛生;(6)破壞環境資源保護;(7)走私、販賣、運輸、制造;(8)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9)制作、販賣、傳播物品。其中,絕大多數行為表現為作為,少數行為表現為不作為。本章犯罪多為法定犯,即行為沒有違反社會倫理,但出于行政取締的目的而根據法律被認為是犯罪,犯罪的構成以違反國家機關對各種社會關系進行管理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為前提。這里的法律、法規,主要是指具有較強的行業或部門針對性的社會管理性規范文件,包括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由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以及經國務院批準的各國家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的實施辦法、細則等,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麻醉藥品管理辦法》、《精神藥品管理辦法》等。一般而言,違反國家對社會生活的管理法規就必然會妨害國家機關對社會生活的管理活動,但并非所有違法的行為都構成犯罪,而只有那些妨害國家機關對社會生活的管理活動情節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才構成犯罪。
(三)本類犯罪中的多數犯罪的主體是自然人,但單位也可以成為部分犯罪的主體,例如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的所有犯罪,制作、販賣、傳播物品罪中的全部犯罪,以及其他某些節中的部分犯罪;還有個別犯罪的主體僅限于單位,例如非法出售、私贈文物藏品罪。就自然人犯罪主體而言,多數是一般主體,但也有少數是特殊主體,例如脫逃罪的主體只能是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醫療事故罪的主體只能是醫務人員。在單位犯罪中,多數犯罪為一般主體,但個別犯罪則為特殊主體,例如非法出售、私贈文物藏品罪的主體只能是國有博物館、圖書館等特定單位。
(四)本類犯罪在主觀方面,除少數犯罪以外多數犯罪都是由故意構成,亦即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妨害國家對社會的管理活動和社會管理秩序的危害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在故意犯罪中,有少數犯罪還要求行為人出于特定的犯罪目的,例如賭博罪,要求行為人以營利為目的,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物品罪,也要求行為人以營利為目的。
[關鍵詞]工業化進程;工業化;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0)09-0030-05
準確把握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在新的起點上實現科學發展、創新發展、和諧發展,打造更具競爭力的產業優勢,更具影響力的創新優勢,更具吸引力的環境優勢,是全省人民對遼寧“十二五”時期的新期待,也是全面振興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新使命。
一、遼寧總體上已進入工業化后期
工業經濟替代農業經濟成為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被稱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進程階段,它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經之路。按照國際上通用的評價標準,對工業化進程采用人均GDP、三次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就業結構和城市化率等5個指標進行綜合評價。
1.人均GDP水平
人均GDP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指標,也是劃分工業化發展階段的重要依據。按照錢納里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研究成果進行比對,工業化進程以人均GDP水平劃分為6個發展階段。
錢納里的結論是在美國上世紀70年代的數據基礎上得出的。因此,需要將現在的人均GDP數值換算成1970年的人均GDP數值。2009年遼寧省人均GDP為34898元,折成美元大約為5100美元。參考其他相關研究成果,考慮匯率、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及通貨膨脹率的影響,2009年的人均GDP5100美元大致相當于1970年的1900美元。從這一指標判定,遼寧處于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
2.三次產業結構
西蒙•庫茲涅茨等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工業化演進階段可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動過程表現出來。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產業結構變化的核心是農業和工業之間“二元結構”的轉化。工業化起始一產比重較高,二產比重較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一產比重持續下降,二產和三產比重相應提高,當一產比重降低到20%以下并且二產比重上升到高于三產時,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當一產比重降低到10%左右,二產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此后二產的比重轉為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
2009年遼寧省三次產業比重為 9.4:51.9:38.7。第一產業比重已經降到10%以下,從這個指標判定,遼寧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第二產業的比重會逐漸轉為相對穩定或下降。
3.工業內部結構(產出結構)
衡量工業化發展水平的工業內部結構狀況指標,依據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生產部門增加值的份額來劃分。總商品生產增加值大體上相當于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增加值之和,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增加值的比重在20%以下為前工業化階段,20%-40%為工業化初期,40%-50%為工業化中期,50%-60%為工業化后期,60%以上為后工業化階段。
遼寧省相關統計資料顯示,近兩年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增加值比重在65%左右,已經超過了60%的分界點,據此判定遼寧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
4.就業結構
就業結構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勞動力資源的利用狀況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參考中國社科院研究成果,采用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作為就業結構的衡量標準。
2008年,遼寧一、二、三產業就業比例為31.9∶27.5∶40.6。就業結構顯示即將結束工業化中期階段,進入到工業化后期階段。
5.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應該達到60%以上。據相關部門統計,遼寧的城市化率為60.5%,基本處于工業化中期與后期分界線上,已經達到了工業化后期階段指標要求。
對遼寧人均GDP、三次產業結構、工業內部結構、就業結構和城市化率5個指標的分值,按照不同的權重,經過加權平均,得出綜合評價指數,遼寧2009年工業化綜合指數為70,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在中國社科院2005年《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的研究成果中,遼寧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為63,位列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江蘇、山東之后,居第8位,處于工業化中期后半階段。經過4年的努力,遼寧工業化綜合指數大幅提高,現已進入到工業化后期階段。
一般來說,在工業化后期,二產業比重接近最高水平,“重工業化”明顯,即重工業或資本品工業的比重顯著上升。工業化中后期是由工業高速增長向服務業高速增長的轉折時期,產業動力則以高加工度工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引領產業升級的主要因素從由資本和勞動的投入轉向技術要素投入,科技創新開始成為推動產業升級的主要動力。在各類需求中,生產需求、投資需求的增長是總需求增長的主角。資本投入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但趨勢逐步下降。消費作用逐漸增強,消費結構中,服務消費增長加快,交通、通信、文化娛樂等消費需求在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中的比重不斷增長。
二、“十二五”期間遼寧的階段性特征
依據遼寧進入工業化后期的基本判斷,結合國際國內的發展環境以及后危機時代經濟發展的特點,“十二五”期間將是遼寧經濟發展的高速增長期,也將是各類矛盾的凸顯期。新舊體制相互交織,互為作用,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的過渡特征更為明顯。
1.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期
從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看,遼寧已駛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自2003年中央提出振興東北戰略以來,全省經濟總量一直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2009年遼寧GDP超過15000億元,財政收入1600億元,固定資產投資13000億元,利用外資150億美元,人均GDP超過了5100美元,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面已大體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相當。
從發展趨勢看,遼寧已經站在了一個高增長的歷史新起點。近年來,國家振興東北政策的支持,遼寧自身發展戰略符合實際,措施到位,不僅主要經濟指標相繼跨上新的臺階,而且經濟發展協調性增強,經濟運行質量提高,經濟結構逐步優化,民生狀況持續改善,呈現出又好又快的發展態勢。未來幾年,投資拉動效應還將繼續推升遼寧經濟的快速增長。從2008年起全省固定資產投資超萬億,今年預計接近2萬億。如此強勁的投資拉動必將帶來相關行業的跟進發展,提升全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
遼寧是工業大省,具有雄厚的工業基礎。隨著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現代裝備制造業和高加工度原材料工業逐步成為“主流”,過去曾是短腿的現代服務業和縣域經濟呈現出高速增長態勢。憑借厚重的重化工產業優勢和良好的產業素質,以及國家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在未來一個時期遼寧還將得到長足發展,這個勢頭不會減弱。按照遼寧多年來實施的“兩個不低于”奮斗目標,“十一五”末期GDP有望實現17000億元,“十二五”期間將會實現30000億元的新跨越,人均GDP將超過10000美元。
2.沿海指向與城鄉一體的發展格局
近年來,通過實施一系列的振興戰略和全省上下的不懈努力,遼寧的整體經濟發展格局伴隨著經濟總量的躍升,與數年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是遼寧沿海經濟帶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對東北乃至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和帶動作用不可小覷,將為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增添新的引擎。遼寧沿海港口是東北亞面向亞太地區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轉身向?！钡陌l展戰略使遼寧沿海經濟帶形成投資洼地。一批臨海臨港產業基地初步形成,大批項目落地,這都將在未來幾年為遼寧經濟再次躍升提供基礎保障。通過挖掘及整合沿海港口資源,遼寧以港航為基礎的綜合物流水平將邁向全國一流行例。
二是沈陽經濟區作為全國最大的城市集合體,已經成為國家級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上升為國家戰略。城市集聚、資源整合與區域協調效應又將是遼寧經濟快速發展的有力支撐。按照沈陽經濟區未來發展目標,5-10年后將建設成國家新型產業基地重要增長區,老工業基地體制機制創新先導區,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示范區,以新型工業化帶動現代農業發展的先行區和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諧發展的生態文明區。沿海經濟帶與沈陽經濟區雙雙上升為國家戰略,形成沿海與腹地互動的嶄新經濟布局,這對遼寧的發展有決定意義。
三是縣域經濟的強勁發展勢頭在“十二五”期間還將延續。20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3年倍增計劃”,實施縣級擴權改革等措施,縣域經濟呈現跨越發展之勢。2009年全省44個縣(市)地區生產總值達6703.6億元,比上年增長26%,比全省平均增速快了1倍?？h域財力兩年翻了一番,總量達到209.6億元,增長42.4%,高于全省平均增幅25.1%。縣域經濟占全省經濟總量的比重為44.5%,比上年提高了5.4%。
3.結構調整引領發展方式轉變
在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之后,消費快速擴張,服務業迅速崛起,“消費主導――服務業推動”的組合逐漸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十二五”期間,以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為引領,投資驅動的發展模式將逐漸向創新驅動轉變,技術創新逐步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新能源、節能環保、高技術和信息產業,很有可能成為遼寧新的支柱產業。
今年伊始,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以增量調結構,在調整中擴增量,著力發展新興產業、提升傳統產業、淘汰落后產業,形成更具競爭力的產業體系的發展方向。按照這一目標,遼寧未來的新興產業要在全國有競爭力,在世界有影響力。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業被確定為未來發展的重點,第三產業在全省經濟中的比重將有大幅提高。夯實農業發展基礎,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局面,也將在“十二五”期間成為遼寧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任務。
4.城市規模膨脹和城鎮化建設提速
“十二五”期間,遼寧城鎮化將呈現出“發力加速”的新態勢。遼寧沿海經濟帶依托現有區域中心城市,重點建設大連、營盤、錦葫和丹東4大都市區。作為遼寧沿海經濟帶的核心,大連市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宏偉藍圖。營口市要在沿海160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推進城市化,打造百里濱海生態城。錦州的白沙灣行政生活區、盤錦的濱海新城和葫蘆島的北港工業區等也都在加緊建設之中。遼寧面向大海加快規劃建設城市,一個功能完備、環境優美的沿海城市帶,正與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沿海經濟帶一起成長。
沈陽經濟區城際連接帶上數座新城密集崛起,新市鎮建設如火如荼。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鎮化,省政府決定在沈陽經濟區城際連接帶上規劃建設33個新城和新市鎮。其中新城人口規模在10萬人以上,新市鎮人口規模在5萬人以上,并且實現行政體制、用人機制、政府服務機制、投融資機制、土地管理機制等方面的創新,使其成為綜合配套改革的示范城和示范鎮。
5.要素制約問題日漸突出
“十二五”期間,隨著遼寧沿海經濟帶、沈陽經濟區的開發推進以及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對土地、資源、人才等的需求都大大增加。
能源和礦產資源的供求關系漸趨緊張,受到儲量、生產能力的限制,其對外依存度會逐步提高,外部調入比例將持續增加。如2008年遼寧進口的鐵礦砂及其精礦已相當于2000年的10倍,并且進口礦石的價格也在不斷攀升,直接導致生產成本的增大。
遼寧土地資源相對短缺,人均土地面積、人均耕地面積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盡管目前遼寧工業用地和城市規劃用地與沿海發達省份比,相對略為寬松,但隨著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開發開放的快速推進,土地緊缺的制約很可能會在“十二五”期間顯現,要提前做好規劃。
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產業不斷升級,人才需求結構也在迅速變化,對高素質勞動力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將是空前的,遼寧現有人才供給結構還不能很好地適應這些新變化。
遼寧的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相對較多,重化工產業和產品的結構特征決定了對資源環境的依賴和影響比較大。盡管近年來有了很大改善,但與其他省市相比,仍屬于污染相對較高地區。產業結構的轉變是個漸進的過程,“十二五”的經濟高速增長,規模繼續擴張,仍離不開現有產業優勢。單位能耗污染可能會有所下降,但能耗污染總量仍將持續增大,環境保護任務更加繁重。
6.各類社會矛盾集中顯現
做大經濟總量仍將是遼寧“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廣東、江蘇、山東等沿海省份的經濟總量已經具有了相當的規模,主要任務是調結構、轉方式,而我們的總量不大,結構也有問題。在今后的特定時段里,遼寧經濟發展仍然擺脫不了以投資驅動為主的趕超型發展模式。這就可能帶來一些發展的矛盾,比如發展速度與發展質量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矛盾,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分配結構不合理、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擴大等等,這些都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根據國際經驗,“十二五”期間,很可能是遼寧各類社會矛盾比較集中顯現的時期。尤其是征地拆遷、土地流轉、環境整治、企業改制、就業和再就業等方面的矛盾糾紛會不斷顯現,導致社會治安壓力加大。利益格局的調整也將導致社會階層的分化和各階層的利益沖突,給社會穩定帶來較大隱患。
按照國家政策方向,“十二五”要重點改善民生,大力改善居民的社會保障、就業、生活水平、生活環境等等,現實壓力和歷史問題都要集中在這段時期逐步化解,保增長和保穩定這對矛盾,對遼寧的未來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三、遼寧“十二五”發展的主要動力
“十二五”遼寧經濟社會發展應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動力,實施“雙輪驅動”。通過提升工業化水平,實現產業和產品的結構升級,為社會創造更多更有效的供給;通過提升城鎮化水平,實現社會結構的轉變和消費結構的升級,使城鎮化釋放出來的需求成為拉動“十二五”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
1.城鎮化是遼寧實現新跨越的重要引擎
“十二五”時期,遼寧將繼續加快推進城鎮化,城市建設和功能完善都將提速,這不僅會產生巨大的投資需求,而且將由此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城鎮化又使更多的農民家庭從農村向城鎮聚居,從而有效地促進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擴張,擴大市場空間,助推遼寧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1)以城際連接帶建設為平臺推進大沈陽都市圈發展。逐步形成以沈陽為核心,以周邊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和中心鎮為基礎,以交通干線為主軸的集聚發展形態,城鎮等級規模結構和產業空間布局漸趨合理,構建起組合有序、優勢互補、整體協調、持續發展的城鎮體系,提高都市圈的整體功能。
沈陽經濟區內各市要按照沈陽經濟區一體化、同城化和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要求,加快推進新城、新市鎮規劃建設,統籌考慮人口集聚、土地集約、產業集聚和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因素,提高新城、新市鎮綜合承載能力。逐步使農民向新城、新市鎮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
(2)以產業園區為依托建設遼寧沿海城市帶。遼寧沿海經濟帶既是一個新的經濟增長空間,也是一個新的城鎮化空間。加快推進遼寧沿海經濟帶城鎮化是遼寧沿海經濟帶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既符合沿海地帶城鎮化的發展趨勢,也有利于推進區域開發和結構調整。遼寧沿海經濟帶具有良好的區位條件、基礎設施和人口承載能力,城鎮化加速發展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圍繞38個產業園區推進城區建設,完善城市功能,吸引人口集聚,將形成新興沿海城市帶發展格局。
(3)以人口城鎮化為目標探索統籌城鄉發展的政策安排。城鎮化必然要建立在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化基礎之上。通過調整城鎮化政策,將會有效改善資源配置狀況,為遼寧經濟持續較快發展提供巨大的結構調整支撐。一要探索農地的交易、流轉和抵押貸款等政策,把農民從土地中解脫出來。二要對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戶口遷入完全放開,鼓勵農民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購房和落戶。三要進行城鄉統一的社保改革試點,要為進城農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建立面向所有非農產業就業人員的失業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要建立城鄉統一的人力資源市場,完善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加強技能培訓,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五要逐步實現農民工在公共教育、社會救濟、公共衛生等方面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2.新型工業化是遼寧實現新跨越的源動力
(1)加速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強化特色產業競爭力。突出裝備制造業的核心地位,推進先進裝備制造業基地建設。圍繞裝備制造業的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集中資金加大對骨干企業、主導產品的扶持力度,促進一批重大項目的實施建設和建成投產,提升整個行業的技術裝備水平和產品研發能力,鞏固遼寧裝備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和地位。突出技術創新,支持一批擁有核心技術企業的技術改造。注重技術改造與技術開發、技術引進與消化吸收的結合,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增強核心競爭力,用科技創新引領企業技術改造。突出擇優扶強,做大做強一批企業。優先扶持一批重點企業,支持企業優化產品結構,實現生產能力倍增和經濟效益大幅度提升,成為拉動地區經濟增長的骨干力量和促進行業發展的龍頭企業。
(2)加速特色產業集群培育,建立新型產業基地。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增量調結構、在調整中擴增量,著力推進重大項目建設,大力培育特色產業集群,在改革開放中加快新型產業基地建設。以市場為導向,以主導產業和產品為依托,利用遼寧雄厚的工業基礎,拓展和完善產業、產品鏈,培育一批功能定位明確、配套能力強、區域特色鮮明的產業集群。堅持以科技要素引領集聚各類生產要素,將科技政策、科技攻關、成果轉化、產學研合作等各種資源和手段綜合集中,引導和吸引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匯聚基地。在生物醫藥、新能源、先進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等領域形成一批達千億規模的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集群,使之成為遼寧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3)實施創新驅動,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笆濉逼陂g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由資源依賴型向創新驅動型的轉變,是加快遼寧全面振興的必然選擇。用科技創新對低效益的重化工產業結構進行優化和升級,使之延長產業鏈條,擴大精深加工度,提高產品附加值。加快發展包括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產業等高技術產業,促進結構升級,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緊緊抓住技術裝備更新、工藝創新、產品創新等關鍵環節,盡快改變傳統工業以中低檔加工為主的現狀,推進傳統產業的信息化進程。通過規范和明確政府部門在支持企業技術創新、市場導向和服務方面的職能,推動技術創新成果的轉化、推廣和應用,完善技術創新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加快人才培養和引進步伐,構筑引領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精尖人才隊伍。
(4)瞄準國際市場,打造世界級裝備制造業基地。遼寧的裝備制造業不但要在國內領先,更要瞄準國際市場。未來一個時期,遼寧要把出口大型裝備制造業產品、成套設備、核心零部件等作為提升工業大省地位的目標,努力開拓國際市場,實現外向型經濟的新跨越。重點發展以機床、軸承為代表的基礎裝備產業,以石化、輸變電、重型裝備為代表的成套設備制造業,以汽車、船舶、城市軌道交通為代表的交通運輸裝備,以集成電路、現代通訊、數字多媒體、新型元器件、半導體照明為代表的電子信息裝備產業。
四、構筑遼寧“十二五”的保障機制
完善的經濟社會發展機制是實現科學發展、創新發展、和諧發展的保障?！笆濉睍r期要重點在利益分配機制、社會保障機制上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實現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要轉換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長效機制;要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制約,構建一體化的城鄉協調發展機制。
1.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收入分配機制
完善的收入分配機制是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是調整社會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前提條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構建完善的收入分配機制的具體思路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一是控制政府財政收入不合理增長。進一步完善財政收支制度,財政預算透明化,強化人大監督職能,最大程度控制行政成本,逐步縮小財政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減輕稅負,還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二是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增加公共產品、服務的供給,著力推進城鄉間、區域間、不同群體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提高工資收入水平,出臺相關政策,完善企業工資協商機制,保證勞動者在工資協商中的話語權。建立最低工資與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聯動機制,促使企業利潤更多地轉為職工收入,扭轉勞動報酬比重下降、資本收入比重上升趨勢。
第二,調整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一是通過轉移支付、提高社會保障覆蓋面和水平、增加就業等渠道,大力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二是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等,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三是通過嚴格稅收管理、懲治腐敗,限制高收入者部分過高收入。
2.轉變發展方式,形成經濟增長長效機制
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是形成經濟增長長效機制的必然選擇。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倒逼,二是經濟發展階段的驅動。2009年末,遼寧人均GDP已超過5000美元,根據國際經驗,這個階段由于消費快速擴張,服務業迅速崛起,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和增長模式將發生根本性轉變,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逐步上升,與投資拉動并駕齊驅,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有效啟動消費既要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也要注重完善社會保障,解除消費之憂;既要增加公共產品供給,推動消費升級,也要注重加強消費設施建設,改善消費環境;此外,還要探索創新信貸體制模式,擴大消費規模。
擴大投資規模的同時要注意改善投資結構。包括圍繞優勢產業抓項目建設;著力提升產業競爭力;鼓勵發展與制造業相配套的現代服務業;大力培育中小企業,促進民眾創業等。
出口對遼寧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可忽視。利用毗鄰日韓地處東北亞中心的區位優勢,利用遼寧制造業基礎雄厚的產業優勢,利用“沿海經濟帶”和“沈陽經濟區”兩個國家戰略的政策優勢,實行出口升級戰略,力推成套設備出口。
3.破除二元結構,構建城鄉發展協調機制
城鄉二元結構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現為:農業與二、三產業相比,產業化、現代化水平落差較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明顯滯后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農民持續增收難度較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城鄉社會事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發展極不平衡;二元戶籍制度嚴重阻礙城鄉一體化就業機制的形成。
而在復雜重特大公共安全的應對中，事故往往表現出高度破壞性、衍生性、快速擴散性和不研究性等特征，每一次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的發生對于決策者而言，很可能都是類型全新、特征全新、危害全新的災難，如何快速且有效應對這類重特大公共安全事故是該文的研究重點。
1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應急決策指揮系統
1.1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是及多部門、多行業與一體的復雜體系，事故處理過程中通常匯集了公安、交通、安監、環保、衛生、氣象等多個部門，以及消防搶險、疏散搜救、環境監測、醫療救護、工程搶修等多支救援隊伍?？偠灾?，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主要指：公共安全部門對城市公眾活動和社會運行實施影響、控制、協調，以實現公共安全目標的過程[3]。
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以城市公共安全類事件的應急角色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公共安全類事件大多是在人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發生，尤其是重特大安全事故往往使應急救援人員不知所措，很可能導致錯誤決策或者錯過最佳應對時間。因此，如何采取應急決策，對于決策者能夠在應對各種災害和安全事件突發時，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事件的嚴重程度、減小損失有一定的決定性作用。
文中建立了如圖1所示的應急決策過程，該決策表現為一個動態過程，是指在突發事件突然發生時，應急決策主體在有限的時間、資源和人力等約束的壓力下，搜集、處理災難事故現場的信息，通過全局性考量而明確問題與目標，依據決策經驗和計算機輔助決策支持系統等，分析評價各種預案并選擇適用的方案，組織實施應急方案，跟蹤檢驗并不斷調整方案直至行動更趨于合理化并且事件得到控制為止的一個動態決策過程。
1.2 基于事件復雜特征的應急決策指揮系統
基于事件復雜特征的應急決策和指揮系統，是采用定性研究輔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對重大安全突發事件的復雜系統特征進行系統研究，繼而綜合應用復雜系統、優化理論、系統建模、層次分析、模糊評價、案例分析等理論和方法，借助地理信息系統（GIS）技術、數字視頻技術、三維技術，提供包括電子地圖、多維報表、三維影像、視頻圖像等不同層面的圖形化展現形式，為應急指揮人員提供決策依據。
其中，地理信息系統[2-3]（GIS）是一種空間信息系統，其功能是對各種空間的復雜結構進行處理、表示和分析。其具有強大的空間處理能力和分析能力以及數據唯一空間的分析功能和決策[4]，GIS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現階段GIS主要基于2維平面來處理現實中遇到的問題，在動態性和可見性并沒有達到要求。應急技術支撐平臺綜合應用系統是復雜的應急管理與決策支持系統，將應急信息進行可視化表達，并借助真實的地理三維場景、遙感影像、DEM等數據手段，再現事故現場周邊環境情況，對應急決策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基于事件復雜特性采用了可視化救援地理信息系統（V-RGIS）輔助決策者做出更優、更準確的決策。
除了原始的地理信息之外，V-RGIS還包括了多個信息層的結合，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空間信息平臺：包括與公共安全事件相關的具有空間信息的矢量數據和專題圖件柵格數據，以及遙感動態系統采集的具有空間信息的遙感影像數據、屬性數據和多媒體數據等。
（2）公共數據接口層：整個系統各個子系統實現繼承的關鍵和基礎。它以靈活的方式與數據庫管理系統連接，通過連接管理數據，并能為下一層提供基本的數據組織形式。
（3）專業應用分析層：此層在不考慮應用的基礎上，抽象出一些地理信息系統的基本、通用的功能，為下一層提供的功能模塊、緩沖區分析、網絡分析、DEM分析、涂層疊置分析、行動標繪、方案預演等應用。
2 基于事件特征和V-RGIS的應急決策指揮平臺設計
2.1 系統總體設計
應急指揮決策系統涉及領域廣，技術層次深，系統的構架也是比較復雜[5]，其平臺功能結構如圖2所示。文中基于上節分析，在決策平臺結構基礎上主要圍繞可視化救援地理信息系統中的空間信息平臺、公共數據接口層、專業應用分析層之間的關系，建立基于事件特征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應急指揮平臺系統框架，如圖3所示。該系統涉及主要技術包括V-RGIS技術、應急決策的推理技術和開放式規則引擎技術[6]。
2.2 可視化應急救援地理信息（V-RGIS）技術
采用多層次的方式建立如圖5所示的數字地圖，實現基于地理位置的“靜態”和“動態”信息結合：（1）以電子地圖的方式真實模擬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地貌、設施、道路、橋梁等信息；（2）以數據連接的方式把不直觀的報表數據直觀地在地圖上表現出來；（3）利用GPS定位對重點的人員、車輛、物資的實施運送情況和路線進行了解。
基于GIS建立的可視化物理環境模型，可以實現各種可能的物理破壞情形的模擬，如危機發生時，某條道路被水淹沒等可能情況下如何產生有效的冗余計劃；還可以分析各相關部門協作的能力評估，如協助分析消防站、救助站如何分布才能實現最佳應急救助的反應能力和效率。在演習或實際災害發生前后的災前準備、災中應對、災后重建等應急管理過程中能藉由GIS提供充分的地理環境資訊：（1）在危機發生前可藉由此系統，了解與應急管理相關的各種信息，包括政府機構、重要設施、道路建設、管網建設、及周邊可利用資源等各種城市信息；（2）危機發生時，可以根據所模擬或實際發生的情況，在第一時間提供即時的資訊，如災害的位置、颶風路徑、道路淹水情況、事件的蔓延范圍、需要調用的資源位置等；（3）提供中央、地區、及地方政府正確的應急預案資訊，幫助其做出正確的處理方式。
2.3 應急決策的推理技術與實現方法
在充滿變化、極具風險、難以預測的公共安全事故發生初始，根據實時事態信息，應急決策者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從案例庫中迅速檢索并提取相似度最高的案例做決策提示與對策參考；如何根據源案例進行事件推理以獲取目標問題解；如何基于地理信息技術、物聯網技術、以及風險分析預警技術實現應急指揮平臺的智能感知。
根據無線傳感網絡的特點，網絡節點對采集的對象收集數據時會存在很多信息的冗余或者錯誤，如果對這些情況不進行處理再進行傳輸的話，那么會加快節點能量的消耗，從而縮短網絡壽命[6-7]。因此該系統增加如圖6所示的基于BP神經網絡結構的數據進行數據融合，其中融合算法采用LEACH算法。
2.4 開放式規則引擎技術
可視化應急救援地理信息（V-RGIS）技術為應急決策提供了可靠的輔助信息，而如何將這些數據和資源提取出來并作為輔助決策的參考，并運用到決策演練當中，需要一套完備的業務規則管理系統（BRMS），其中開放式規則引擎[8]是BRMS的核心部分，是代替規則嵌入到程序代碼中的部分，是鏈接應用程序與業務規則的橋梁。主要分為接口層、適配層、核心、數據層、規則管理層，各層之間的關系如圖4所示。規則引擎核心得到BOM之后，將該對象（LUA中的Table）傳入運行的上下文環境，然后對規則進行逐條運算，最終得到運算結果的輸出BOM，中間可能也得經過適配層并訪問數據庫填充數據成為DTO并返回給應用程序。
該系統使用LUA腳本與C++混合使用的方法實現規則外置。使用這種方法，在執行代碼中，嵌入對規則判斷及處理的LUA腳本的調用，在LUA腳本中調用執行代碼中的部分代碼。舉例來說，對于行動規則，主要是依賴應急力量的類型、行動點值（與行動時間相關）、以及地圖、地形、路況等數據來進行綜合判斷。那么規則就可以寫成如下形式（偽代碼）：
Function condition_move（Object A）
{
If （A.type = 0） then //地面力量
Mapgrid=GetCurrentMapGrid（A
Barrier=GetCurrentBarrier（Mapgrid）
A.MoveHP=A.MoveHP–Mapgrid.value– Barrier.value
Else if （A.type == 1） then // 空中力量
…
Else if （A.type == 2） then // 水面力量
…
Endif
}
在每個時間片的執行代碼中，只需按照一定的篩選方法，篩選出在當前時刻所發生的事件，并調用LUA腳本中對應的事件處理函數即可。
3 結語
通過引入應急救援地理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物聯網技術等，實現機構聯動、資源聯動、信息聯動，進一步增強應急管理的綜合減災和早期預警能力。通過采用開放式規則引擎技術和基于BP神經網絡結構的LEACH算法的數據融合提高城市管理資源的整合利用效率，加強城市管理的統一指揮、統一調度、統一協調力度，實現常態管理與應急處置的有機結合，提高及時發現、快速處置城市管理突發事件的能力，能夠確保城市運行安全、有序運轉，減少災害的再度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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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區領導巴特爾、李佳、張力、布小林、那順孟和、呼爾查、郭啟俊等作了重點發言，潘逸陽、新、符太增、杜梓、王中和、劉新樂、王玉明、王波、白向群、云光中、梁鐵城、胡毅峰、馬永勝參加中心組學習。
王君強調，要始終保持政治定力，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關乎民族命運，關乎人民幸福。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立足國情建設社會主義才能自強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我們一定要始終保持高度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覺，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堅持不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教育人民、指導工作，廣泛深入地開展中國夢宣傳教育，認真學習宣傳貫徹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考察內蒙古重要講話精神，著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確方向，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進一步鞏固全區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更加堅定自覺地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王君強調，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工作主動權。要從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高度，充分認識做好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切實肩負起做好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政治責任，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艱巨復雜性，清醒認識和把握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形勢和挑戰，時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要切實增強做好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自覺性堅定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加強分析研判，把握輿情動態，完善體制機制，強化工作措施，堅決維護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實可靠的保障。
經研究決定，自2001年1月起，調整離休干部特需經費及健康休養和參觀工農業建設項目經費標準?，F就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離休干部特需經費，由每人每年3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400元。
二、離休干部健康休養和參觀工農業建設項目經費由每人每年5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600元。
1. 包容性治理的理論源起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以全球化與風險化為主要特征的后工業時代，而在工業社會時期建構起來的社會治理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顯現出難以滿足新形勢下的社會治理要求，于是，善治(good governance)理念逐漸成為了世界各國政府的共同追求。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治理過程，民主、效能與包容是衡量善治的三大核心標準[1]，其中，民主指社會治理應是以人民為本的、向人民負責的、公民可參與的、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可供公民隨時監督的治理，即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的治理模式。效能指社會治理應是經濟理性的、有效果的、有效率的、兼顧公平性的治理，即符合4E(eco?nomical，effective，efficient，equal)原則的治理。包容指各種利益相關者能參與、影響社會治理主體結構和決策過程，平等共享政策結果、治理收益和社會資源，各種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能得到尊重和保障，即主體多元合作、起點機會公平、過程統籌兼顧、成果收益共享的治理模式。學界關于民主治理與有效治理的研究成果頗豐，但鮮有學者討論社會治理的包容性或包容性治理，筆者認為，包容性恰恰是社會治理中最為核心的題中之義，包容性治理應當成為社會治理的最為重要的價值關懷。而善治的本質特征就是政府與社會的合作互動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共社會的最佳關系，公共社會新力量通過國家提供的政治參與的法理基礎和制度空間，不斷激活既有制度設計，從而有效參與治理，同時，國家通過各種渠道對新社會力量進行吸納，達成有序治理[2]。善治實現過程中的激活與吸納互動本身的前提就是包容性，其本質是通過政社合作、網絡互動來實現良善的社會治理。
2. 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演進歷史地看，治理理論起源于這樣一種認識，即社會運行的復雜性與優質資源的稀缺性使人們充分認識到國家與市場均無法獨立而有效地解決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問題。治理問題之所以在近年來日益受到世界各國普遍的重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體制和市場體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領域中的失效。[3]在此背景下，人們不再簡單地訴諸于單一的國家集體計劃或市場行動方案，而是試圖尋求國家與市場之外第三條道路的做法去突破傳統國家治理統治模式與管理模式，進入服務-合作模式的治理新時期[4]。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以權威-依附-遵從為特征，管理型的社會治理以契約-控制-服從和競爭-管理-協作為特征，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則以服務-信任-合作為典型特征[5]。事實上，有效的治理必須建立在國家和市場的基礎之上，它是對國家和市場手段的補充。[6]這種尋求新問題解決方案的努力，使得自治與合意成份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并直接促成了治理社會的來臨。在服務型社會治理模式下，社會治理呈現出由單一權威治理向多中心治理發展的趨勢，公共權威建立在政府與社會合作、互動的基礎上，政府、社會(社區和非營利組織)和公民都成為多元治理主體的一部分。社會事務的多元主體合作治理是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的全新形態，意味著社會治理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7]。可見，構建政府與社會合作的治理共同體是人類社會治理模式變遷的必然結果。在當代中國，政府主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是由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和非營利組織)、市場(私人部門)和公民等多元治理主體共同組成的，它們通過對話、協商、談判、合作等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形成資源共享、彼此依賴、互惠合作的機制與組織結構，以實現共同的治理目標。社會公共事務共同治理的過程就是以政府服務為主導，以社區自治和市場經濟為基礎，以非營利組織為中介，動員公民積極參與的互動過程，從而達到優化公共服務、提升治理公共性、推進民主在公共治理中的實現。因此，建構政府主導下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符合人類社會治理方式發展變遷的規律要求。研究顯示，包容性發展，在經歷了極化涓滴發展(Polarization Trickle-down Effect)-基礎廣泛的發展(Broad-based Development)-益貧式發展(Pro-poor Development)-包容性發展(InclusiveDevelopment)幾個演進階段之后，形成了發展的突破點，實現了收入匱乏(Income Deficiency)-能力匱乏(Capacity Deficiency)-權利與資源匱乏(Rights Resource Deficiency)的變遷。從這里我們不難發現，包容性發展的演進路徑事實上重新審視了國家與市場、公平與效率之間相互依存和良性互動的內在包容性關系。
二、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框架與操作方略
包容性治理，作為一種更加全面、更趨公平，同時也是更具人文關懷、更具有可持續性的發展理論和管理戰略、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體，它包含著極為豐富的理論意涵和思想內核。從邏輯框架和操作方略上看，包容性治理主要涉及治理主體、治理過程、治理成果等幾個方面，下面我們將從上述三個維度的功能定位、理論特質、操作性特征等三個向度分別進行闡述。
1. 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是包容性治理的邏輯起點正如學者們所言，
社會治理范式與社會管理范式最根本的差別就在于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基于此，鼓勵全體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就成為了包容性治理的邏輯原點。事實上，治理主體的多元性是治理成果分配上利益共享的邏輯起點，沒有全體社會成員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善治的利益共享也便失去其社會公正性。因此，社會治理的包容性首先體現為治理主體資格的代表性和包容性[2]。在極端的排斥性治理中，政府成為治理的唯一主體，治理決策權力成為政府特權，其壟斷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極端否認或拒斥其他利益相關者加入。強勢的全能政府不僅管理著國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務，也管理著全部社會事務和經濟事務，其最大弊端是導致政治專權和管理低效，完全扼殺了社會成員的創造性和自主性[3]。與此相反，公共管理時代的治理主體是多元的，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這種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轉向對治理制度、組織結構以及行為方式均提出了變革的新要求，這是與結構-功能主義者所倡導的結構決定功能思想完全契合的。富有包容性的治理主體結構試圖包容各種膚色、種族、性別以及社會經濟狀況的人群，治理的權威來源于多元合作的網絡權威，反映和代表著受到群體決策影響的各種利益相關者。
客觀地講，包容性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非常重視弱勢群體的發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相比于其他群體，弱勢群體參與社會治理、社會發展的可行能力極弱，發展機會匱乏，特別值得重點關注。因而，重視弱勢群體的需求特征，擴大社會治理主體的范圍，無疑成為包容性治理的操作性重點。針對婦女、兒童、少數民族、受災者、貧困者等社會弱勢者，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進而平衡社會治理中強勢既得利益集團與弱勢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除了在治理主體結構組成上特別安排那些因為歷史或現實原因表達不足的群體代表以外，還包括設計各種便利措施幫助弱勢利益相關者參政議政，尤其是在知識、資源、能力等方面賦能于弱勢利益相關者。
2. 治理過程的合作性是包容性治理的本質要求所謂治理過程的合作性強調的是政府有效調動外部資源，政府與社會協力合作、市場機構彌補政府的不足，是政府完善社會治理的保障機制，因此，我們說倡導治理過程中的合作性，是包容性治理的本質要求。在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在由多元治理主體構成的社會治理體系中，政府本位主義已經喪失了事實合理性。在多元治理主體并存的情景下，共同開展社會治理的行動必然是合作的，這亦體現出包容性思想的精髓。合作意味著平等互動關系的確立，意味著治理共同體行動凝聚力的生成，意味著以去中心化的結構來取代中心-邊緣結構，換言之，合作首先意味著主客體結構的消解。治理的合作者在合作行動中都具有充分的主動性，他們之間不再是界限明晰的主客體關系，而在后工業時代背景下的社會治理逐漸轉向包容性合作治理時，就需要告別主客體二分的思維，在社會治理主體之間尋求平等的合作者關系。對于平等的合作行動者而言，政府與其他的社會治理行動者之間應當是一種平等合作的關系，政府的角色扮演絕不應當凌駕于其他社會治理主體之上，正如包容性治理體系絕不允許任何行政傲慢發生，因為只要在政府中存在任何形式的行政傲慢，就會對合作構成巨大威脅，就會妨礙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間的合作，行政傲慢必然阻止行動過程中的一切信息共享與必要溝通，而平等正是合作的必要條件。
三、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與現實著力點
從包容性治理的邏輯框架和操作方略中我們不難看出，它更強調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利益共享。特別是，在社會轉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推行包容性社會治理是兼備理論合理性與實踐可行性的，即除了社會治理危機的出現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現實訴求與操作推力，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宏觀話語體系也為包容性治理預留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社會管理職能轉變、公民參與意識覺醒與社會組織蓬勃發展都為包容性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實踐基礎。傳統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式社會治理體制已無法與當今經濟社會所需的治理結構相匹配，以治理主體多元化、主體間基于立體治理網絡的協同與合作、促進社會公平、容納全體社會成員自由發展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必將成為我國社會治理的新思路、新選擇。
1. 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由于，包容性治理理論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理論，它需要在現實背景中與實踐緊密結合，才能實現其理論價值，因此，社會治理危機恰好為包容性治理提供了實踐場域與現實動力。以我國當前所面臨的社會治理危機為例，它既可以說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結構失衡問題，又可以說是社會治理的操作體系運行失序的問題，但究其根源則在于治理體系、治理體制以及治理機制的包容性嚴重不足的問題，其主要表現在，忽視弱勢群體作為治理主體之一的可行能力發展、異化政府與社會治理合作機制、扭曲各利益主體的治理成果分配等等。正如，有學者所說：治理理念與中國的官本位文化和政府管制型行政模式存在著嚴重的錯位，中國缺少成熟的多元管理主體和民主協作的精神有關[1]。縱觀改革開放前的特殊歷史背景和政治經濟因素，國家通過單位來控制社會的管理模式，即特有的單位組織，其實質是將命令權利與財產權力結合起來的國家統治的一種組織化工具或手段[2]。在國家的強勢建構下，整個社會被納入國家行政管理序列，政府通過單位包攬一切，由于社會對國家過分依賴，因而幾乎不存在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這就導致政府在應對層出不窮的繁雜社會事務過程中逐漸失去了本我的服務職能，政府劃槳的事務性操作阻礙了掌舵的方向性決策，可謂沒有社會參與的社會管理。改革開放后，我國進入社會轉型期，社會事務的復雜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民眾需求的多樣性與政府的官本位文化和行政強制作風交織在一起，使得我國社會治理的難度不斷增大，不可治理性不斷增強，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今天，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單位制正在消解，社會管理也逐步實現由國家主體向社會主體的平穩過渡。盡管說，今天我們的市場已基本確立，但社會卻沒有充分發展起來，政府在反復試錯后也部分地退出了市場領域，卻仍然用國家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從而使國家-市場-社會三元關系陷入失衡[3]，導致在政府中心主義的治理模式下，政府作為公共社會事務治理和公共服務的供給主體對社會實施控制和管理，成為唯一的權力中心;政府被塑造成全能政府的形象，即強政府、弱社會的政治化管控模式、科層制結構板結與僵化傾向，以及社會管理與社會服務非均衡性等問題十分突出。在處理社會領域問題時，政府經常重堵輕疏、重處置輕防范、重事后干預輕預前關懷，從而使得一些社會矛盾非但沒有得到化解反而更加激化;面對一些情況表現出對政府的強烈不滿甚至抵觸情緒，抑或對政府行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提出質疑的信任危機與治理的可持續性危機。實踐證明，這種包容性極端欠缺的、用政治邏輯解決社會問題的治理模式是開展社會治理的桎梏。因此，我們認為，把包容性治理中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公共財政的惠民性、公共政策的普惠性、公共管理的人本性作為人們利益共享的主要目標，必將為社會治理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盡管說，國家-市場-社會三元結構的平衡恢復、包容性社會治理體系的構建無法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勞永逸，但這種新觀念的融入無疑也為社會治理的發展提供了長期動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政府第一次把治理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也是改革理論和改革戰略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融合了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勢利導、綜合治理、統籌兼顧等思想的合理成分，既吸收了我國傳統社會治理中具有現代意義和現代性的內容(大同社會等)，也包含了黨在執政中所積累的行之有效的經驗(統一戰線、群眾路線等)，同時統合了國際上的先進治理經驗(全球治理、善治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第五個現代化，這就意味著在四個現代化實現過程中積累豐富社會經濟財富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宏觀制度、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的現代化，強調整體性制度的完備和完善，體現的是宏觀制度之間、制度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協同性與包容性，這與包容性治理有著邏輯一致性?？梢哉f，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國家戰略和法理層面的高度，以宏觀話語體系的指導性為包容性治理預留了充足的發展空間，即可以通過激發市場與社會活力以及相互協同建構的方式，實現善治良政的局面。近年來，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政企、政資、政事、政社分開的不斷推進，國家權力也逐漸向社會轉移，基層社會治理空間不斷拓展，政府的社會治理邊界正被重新調整和確認;社會組織蓬勃發展，公民的民主意識、參與意識、權利意識得到強化，社會組織的崛起和公民意識的增強，這些都為多元參與、互動合作、利益共享，增強包容性治理的推進提供了良好的現實基礎。今天，隨著我國社會治理任務日益繁重，傳統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式社會治理體制已無法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以治理主體多元化、主體間基于立體治理網絡的協同與合作、促進社會公平、包容全體社會成員自由發展為特征的包容性治理，必然成為我國社會治理實踐的方式選擇。只有充分發揮各類社會治理主體的協同作用，真正實現政府與各類社會主體的優勢互補、良性互動、合作共治，才能在體制機制的創新中創造更加符合時代要求的社會治理新常態。因此，包容性治理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將具有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面對空前巨大的包容性治理的發展空間，我們必須加強包容性治理的體系、體制與機制建設，讓包容性治理在社會治理中發揮其應有價值。
2. 包容性治理的現實著力點包容性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有機結合的優化與創新現有社會治理體制過程;包容性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包容性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非公共部門;包容性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多元合作互動，看似松散的合作網絡，實則以信任與合作秩序作為紐帶，正如帕特南所言，在一個共同體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會帶來信任。
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宏觀話語體系之下，我們可以從現代社會中主體間互動的角度來理解包容性治理，即深入探析三個主體之間的兩種關系問題，也就是包容性治理所要恢復的國家-市場-社會的三元結構失衡問題。諸如，三個主體之間發展不平衡，兩種關系尚未理順，強政府、弱社會的失衡局面亟需改善;國家控制著絕大部分優質資源，國家壟斷行業越來越多，加壟斷聯盟，由此形成了社會結構的利益集團化，政府權力邊界極大程度擴張，嚴重擠壓了市場與社會空間，阻礙了市場與社會自由良性運行等等。
包容性治理可以被認為是國家與社會積極互動的產物。強國家-強社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模式將為我國的包容性治理提供最佳的路徑選擇和思路拓展。所謂強國家是指國家能夠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基礎和有效的經濟社會參與，在矛盾極為尖銳復雜的社會轉型時期，能夠有效維持社會秩序，應對國內外的各種挑戰，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促進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的、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換言之，通過國家做出制度安排以建立市場經濟新秩序，在積極介入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尊重和調動社會的各種資源，培育社會力量，國家能充分發揮在社會生活中調節作用;而強社會則是指社會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具有較強的自治能力，在社會生活的調節中發揮較大的作用[2]。相對獨立性意味著社會主體發展需要在國家的政策引導、資源扶持、靈活監管之下。在強國家-強社會模式下，國家能夠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對社會活動進行各種形式的協調和引導;社會能夠在法律范圍內自主、自治、自強;國家與社會通過合作可以達到互相增權、互相建構、互利互惠的雙贏格局。強國家-強社會模式將有助于包容性治理恢復三個主體、兩種關系的平衡狀態，即在包容性治理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需要通過信任建立其包容性的合作秩序：有了信任與合作，政府的社會支持度會得到巨大提升，與此同時，其社會治理的順暢程度也會得到大幅提高，在互相信任的關系中，社會成員往往更傾向于支持政府的社會治理決策，政府的不可治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會減小;與之相對應，信任與合作能使社會自我調節與適應能力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強化，從而提高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只有當社會具有較高的信任度以及較廣泛的合作秩序時，社會自我調節機制才能夠發揮作用，并且不斷完善，從而提高社會治理的有效性。
四、結語
總之，建立包容性治理的任務在于構建國家、市場與社會共同作用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強調多元權力和社會主體廣泛參與的彈性化網絡結構，形成多元的、自組織的、合作的、去中心化、去行政傲慢和平衡社會利益分配的社會治理新模式。在不斷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的同時，使之以社會協商和民主談判的方式進入現代社會治理體系，拓展國家社會治理的實質性內容;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互相認同的包容性發展目標，進而促進生成公平和諧的社會利益關系，構建經濟、社會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良好環境。具體地說，其一，優化政府職能，適度擴展政府的包容性，將以行政干預為主導的全能型政府轉變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有限型政府、把與民爭利的狹隘政府優化為公共利益導向的寬容政府，同時，提倡政府職能更加有效而包容;另一方面，賦予社會適度的社會治理權限，積極培育社會力量，鼓勵社會參與，激發社會活力，將原先政府獨有的社會管理職能部分讓渡給社會，即不僅要形成國家存在、市場存在形式上的包容性治理模式，而且要形成國家引導、社會合作的實質意義上的包容性治理體制，努力促進國家與社會等多元主體之間的有益合作，推進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包容性治理環境，全方位提升社會治理的包容性。
（1）公司環境治理對環境績效管理的作用
在董事會的受托責任的機制下，董事會必需承擔經濟、道德和社會責任（包括環境責任）。公司治理要求公司對社會和利益相關者承擔責任，董事會必須對各個利益相關者負責并且要時時刻刻關注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和期望。公司的環境績效代表著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期望，而這種期望已為公司董事會所普遍接受。因此，公司應加大環境投資的力度以響應利益相關者的環境期望，如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從社會道德方面，董事會應對其公司的道德行為負責。董事會應建立相關機制以確保已形成的道德標準深入到公司各部門及員工之中。由于環境保護屬于董事會的道德責任，因此，一定程度上，道德責任的存在促使了董事會加大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監督的力度。公司的環境投資決策包括在環境戰略監管之中。在環境戰略監管方面（無論是主動或是被動），環境資本支出的規模無論大小，對重污染公司來說，都具有非凡的意義。因此，公司應完善環境治理機制，加大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力度。
（2）公司環境治理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公司治理監控的功能包括了董事會在其經濟責任下對公司投資的監督。因此，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各種投資決策，如并購，重組等。公司治理對公司的研發支出也有著深遠的影響。而與公司并購相比，研發支出與環境資本支出在諸多方面是相似的，如收益不確定性、風險性等方面。對此，學術界爭論最大的是公司過度的治理是否會減少其對研發的投資力度。實際上，無論何種形式的公司治理都會限制其研發投資力度。例如，董事會的構成和規模及董事的薪酬會影響研發的投資力度，此外，股權結構也會影響公司研發支出的水平及力度。另一方面，董事會也監督著經理層以削減研發投資來謀取利益的不當做法。因此，本文提出假設：環境治理機制與環境資本支出力度正相關。
2研究方法
2.1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了2010年環保部公布的16類重污染行業，共涉及593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公司。本文還搜集了相關重污染公司2010~2012年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以作分析、參考之用。通過對這些重污染公司年報和社會責任報告進行簡要分析，我們看到年報中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具有多樣性。
2.2實證模型
本文構建實證模型如下：環境資本支出力度t=（環境治理機制t，環境效果t-1或t-2，經濟特征t或t-1，規模t，行業t）。在實證模型中，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與環境治理機制以及環境效果和財務指標有關。因變量為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自變量為環境治理機制、環境效果、經濟特征、公司規模和公司所屬行業。本文從兩個方面來計量環境治理機制：第一，社會責任（環境）董事委員會的存在；第二，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會成員的比例。另一方面，考慮到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及公司的管理層對公司環境治理的影響，該公式將董事會和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層級的治理納入到分析變量中。而由于環境資本支出受公司的規模及該公司所屬行業的影響較大，故公司的規模及其所屬行業的變量也包括在該公式中。
2.3變量計量及數據來源
表1總結了各個環境變量的計量指標。本文中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通過公司2012年環境資本支出總額與資產增加總額之比來確定，環境資本支出總額數據為公司社會責任報告中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資本支出額或者年度財務報告附注中披露的固定資產或資金使用情況中有關環境投資數據。對于環境治理機制，通過公司是否設有一個具備明確環保要求與措施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和具備環境意識的董事人數來確定。董事的環境意識指董事成員具備環境專業知識背景或曾在環境部門任職，任何在環境部門任職或具有環境專業知識的董事都為公司增強了環境意識。這兩個變量的數據可以通過查閱2012年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或年度報告中有關董事會成員構成資料取得。關于環境治理的弱勢則以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為量度。
我國環保部于2008年對部分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進行了強制披露要求，同時鼓勵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因此，該變量描述了三種情況：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或非自愿（強制）披露或未披露社會責任報告。上市公司對環境治理的重視程度可以通過公司社會責任報告披露的層級反映。同時，還體現在公司環境違規和環境罰款方面。各地區環保部門會定期公布公司環境違規以及被行政罰款的信息。本文從2012年各地區環保部門官網中公布的信息收集該數據。公司對其環境治理的重視程度作為實證模型中計量環境效果的重要變量。社會責任報告披露層級、環境違規企業數以及環境處罰代表了實證模型中環境效果這個變量。最后，財務控制變量的計量。本文選取公司期末凈資產收益率這一指標，現金流量的增長通過環境資本支出投資的前兩年現金流量的增長來計量，公司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代表公司規模特征，同時行業指標變量也包括在該模型中。
3研究結果
3.1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給出了關于環境資本支出、環境治理、財務控制變量方面的統計數據。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環境資本支出的中值達到31,000,000元（均值145,110,000元），樣本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平均值為7.22%。環境治理機制方面，平均有51%的樣本公司設有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11%的董事會成員具備環境方面的專業知識。環境治理效果方面，每年平均有10.5%的樣本公司環境治理不力，10.1%違反環境法規，并且每1,000,000元銷售額中有1.79元環境方面的罰款支出。在經濟特征方面，樣本公司都是大公司，平均總資產為303624萬元，每年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1.07%，現金流量基本保持穩定狀態（平均現金流量增長率為1.64%）。此外，該樣本涉及十六種行業類型，其中尤以石油化工（27.1%）和制藥（15.8%）行業為本文分析的重點。
3.2變量分析
本文假設環境治理機制與環境資本支出力度呈正相關。根據表3，我們可以看出，在環境治理機制所涉及的變量中：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與未設有該機制的公司相比，前者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的投資力度更大(p<0.0751)；董事的環境意識(p<0.348)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的影響并不是太大。因此，此處大膽假設，環委會才是對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決策有著重要影響的治理機制；環境效果涉及的變量中，樣本公司中環保意識較淡的公司(p<0.000)和環境罰款較多的公司(p<0.084)在未來年度將會加大其在環境資本支出上的投資力度以避免因環保不力而造成公司更大的虧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與公司違反環境法規的次數之間沒有很強的聯系(p<0.149)；當然，公司的經濟特征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從表中可以看出，現金流量的增長與規模較大的環境資本支出有一定的聯系(p<0.006)；盈利較多的公司投資在環境資本支出上的資金相對來說要少得多，而具有較新資產的公司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卻愿意投入更多的資金。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很大程度上由公司的環境效果和公司的經濟特征所決定，而除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設立有一定影響外，公司的環境治理機制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的影響卻很小。
（1）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特征
此處假設環境委員會的存在能夠加大公司的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而以上的分析正好為該假設提供了相關論據。公司治理文獻都表明董事會下委員會的特征對公司財務信息的披露、結果及公司決策有一定的影響。據此，我們猜測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特征也可能影響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通過對樣本中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進行分析，本文提出了與環委會相關的兩個因素：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規模及每年舉行會議的次數。一方面，從公司的構成結構中可知，董事委員會的規模反應了其在公司中的權利及影響力。Goh(2009)提出規模較大的審計委員會在對內部控制不足的及時性補救上往往比規模小的委員會更能成功。這就足以表明規模大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在與環境有關的決策上更有發言權，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公司的環境資本支出力度。而另一方面，對于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每年舉行會議的次數，Larcker等人(2007)認為該種會議實際上是表明董事會監控力度的一種方式。因此，當涉及到環境事項時，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頻繁的會議能夠加大公司對其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力度。在此，本文使用這兩個變量來替換實證模型中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變量以探究委員會規模及會議次數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
規模較大的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對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不太顯著(p<0.066)；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會議次數這個變量也與公司環境支出的力度沒有聯系(p<0.363)。而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和具有環保意識的董事(p<0.037)這兩個因素卻與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顯著正相關。因此，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便成為了公司一項重要的治理機制，它能決定其它機制在公司中是否能夠產生效力。這些分析結果支持了公司環境治理能夠影響其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觀點，同時表明董事會已經意識到承擔自身的環境責任以及實施好相關的環境治理機制是確保已建立的環境規范能被遵守的前提條件。從表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環境效果對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也有著影響。以環境資本支出的年份為時點，一年前的環境弱勢行為(p<0.029)和兩年前的環境違規行為(p<0.028)與公司環境資本支出的投資力度相關，這與之前的分析相符。而兩年前的環境罰款卻與環境資本支出的強度呈負相關的關系(p<0.068)。關于公司經濟特征方面的探究結果則與先前的回歸分析相類似（不包括盈利這個變量，該變量在表4中已確認為非重要變量）?？傮w上說，這些分析結果顯示了公司環境治理機制（如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環境效果及經濟特征是如何影響著一個設有環境委員會的公司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
（2）公司環境治理和環境戰略的相互作用
該部分的分析以公司環境治理和環境戰略的相互作用為重點。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重點確定了公司委員會的存在和具備環境意識董事的比例是否能夠被歸納單一的治理元中。其分析結果正如表5A中所呈現的那樣，這兩個變量都由相同的元所承載（即環境治理因子），有1.412的特征值，47.07%的解釋方差百分比。兩個變量的載荷（因子和變量間的相關性）總體上達到預想結果，全都超過0.40（委員會=0.761；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0.505）。環境資本支出包括強制性因素和自愿性因素，因此，這給本文的探究增加了另一層難度。自愿性的因素表明公司在環境戰略上投資的多或少可以自由選擇，從這方面來講，公司進行環境治理完全是出于人道主義（即公司自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具備積極環境戰略的公司與在環境戰略上消極被動的公司相比可能在環境資本支出方面投資的更多。因此，公司治理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影響就很有可能取決于公司的環境戰略，為了更好地探究環境治理對環境資本支出的影響，本文考慮了環境戰略和環境治理的相互作用。由于公司的各個時期的戰略都屬于公司機密，難以為外部預測和察覺，公司環境戰略亦是如此，所以本文以環境效果中涉及的變量來代替環境戰略因子中本應涉及的變量。正如表5B顯示的那樣，本文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將環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變量結合成一個獨特的因子，而這個因子就代表著公司環境戰略因子。環境效果中涉及的所有變量都承載在同一個因子中，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該因子具有1.494的特征值和49.79%的解釋方差百分比，其中環境的治理不力變量的載荷為0.755，違規行為變量的載荷為0.807，罰款變量的載荷為0.523。
4結語
本文探討了公司環境治理對其環境資本支出力度的影響。文中已經說明，從利益相關者和道德的角度來看待公司治理時，環境資本支出等重要的環境議題應屬于與公司經濟、社會和道德責任相關的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據此，本文提出該假設：以環保和利益相關者責任為目的的公司環境治理機制增加了公司投入到控制和減少環境污染的資金比例。對所有樣本公司的分析結果表明公司的環境治理機制在特定情況下影響其環境資本支出。總之，由于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的存在，公司環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環境資本支出力度。也就是說，當一個公司設有社會責任（環境）委員會時，該委員會的規模以及具有環境意識的董事等因素與環境資本支出的力度呈正相關。以上分析結果表明董事意識到了他們肩上擔負著的對利益相關者的環境責任，同時運用環境治理機制來確保已有的環保法規能在公司中得到很好的遵守與施行，另一方面也說明董事通過監督具有戰略性的投資決策實現了其經濟責任。
關鍵詞：政治效能感 政治參與 鄉村治理 村民自治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9-042-03
我國的鄉村治理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領域，學者鄧大才認為，研究中國鄉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種：結構主義、理性主義和文化理論。這些研究成果紛繁，但并沒有重視農民個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認為從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鄉村治理，從農民視角出發，沿著“文化――心理”這個研究路線，將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相結合，并探討二者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內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最早對政治效能感進行界定的學者是坎貝爾，他認為，“所謂政治功效感，意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于政治過程必定有或者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是值得的。”繼坎貝爾之后，學者們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內涵逐漸豐富與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眾對自我政治能力和對政治客體回應自身需求的主觀感知。
將這一概念置于鄉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夠作用于鄉村公共事務，會對治理過程產生影響，并且認為村民委員會、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會對村民的訴求有所回應的一種主觀感受和能力判斷。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認為自己能夠參與到鄉村治理的過程中，相信自己能夠對村委會、政府官員、鄉村政治事務及政府行為施加影響。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則是指村民對村委會、政府部門以及相應的政治活動對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重視并有所回應的主觀感知。
2.鄉村治理的內涵。本文將鄉村治理定義為黨和政府、村民自治組織、廣大村民、其他社會組織或社會力量在平等參與、協商合作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多種形式，對鄉村公共事務進行協商管理的過程，最終保障村民合法權益，提高村民生活質量。
這一概念是對鄉村治理的理論詮釋，是一種理想狀態，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權力配置的多元性、過程的自主化均為治理的核心要義，多元主體的平等參與、談判、協商與合作管理是理想狀態的鄉村治理的關鍵詞。
（二）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廣泛的主體――村民的積極參與，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維度感呈現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對政府、村委會以及政治事務的認知和情感，因此運用村民政治效能感這一面向來審視我國幾十年來鄉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二者的關系具體表現在：
1.鄉村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要求廣大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作為村民參與基礎的內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
治理主體多元化是治理理論的首要內容，在鄉村治理中，村民作為最廣泛、最重要的主體，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是鄉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動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基礎，同時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會在正常的參與過程中得到明顯提升。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的這一改變過程與強化理論非常相似。根據強化理論的作用機制，如果村民在協商過程中，能夠參與到對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夠影響決策結果，那他們便增強了自身參與到農村公共事務的信心，這種正強化過程使得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協商過程中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得不到重視，那他們的挫敗感就會增強。所以，通過對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國這么多年鄉村治理的狀態。
2.鄉村治理權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體系必須對村民的訴求予以回應，這將導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終至內、外在政治效能感達到均衡狀態。
治理理論提出了權力的多元化配置。鄉村治理理論的權力配置多元化承認了鄉村社會的私權力在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發揮著國家權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權力的運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呈現出上下互動的雙向運行過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參與，以影響村委會和政府的決策進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視與回應，村委會和政府對于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回應，在互動中協調各方利益，實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現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
3.鄉村治理過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將導致村民更為熟悉村級地方政治環境，因而村民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鄉村治理的正常體現。
根據阿爾蒙德的理論，不同政治層級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即相對于接觸較少或比較陌生的國家層次環境，在地方層次的政治環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對政治效能感進行了層次劃分，根據我國村民政治環境背景，分為“村級”政治層級和“政府級”政治層級（村級以上的政治環境層次均認為是“政府級”）。同時，在更為熟悉的村級地方環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應表現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為了全面反映農村鄉村治理的基本狀況，文章從山西省北、中、南部選擇了7個村莊進行實地調研。這7個村莊有些是傳統型農村，有些是現代化新農村，有些處于過渡時期，經濟發展水平各異，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莊的選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隨后，通過隨機選擇，在保證男女比例相當、家庭收入與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勻的前提下，進入村民家中進行調查和訪談，最后共獲得802份有效問卷?；谝勋@得的調查數據，通過運用spss軟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總體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體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4589（<2.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據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關理論，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為合適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國村民政治效能感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為剖析鄉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鄉村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二）村民內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95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108（>2.5），處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現“內低外高”特征。
這說明村民對政治系統的了解不多，認為自己對政治系統影響力不足，但同時又表現出對政府、村委會極高的信任和極強的依賴，期望他們重視并回應自身的需求。
從表3中可以發現，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較低，村民“影響型”政治效能感（2.3974）與“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處于較低的水平。
通常情況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知識儲備庫，是村民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動力基礎，數據調查的結果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規章制度、選舉程序、村委會運作方式不甚了解，對鄉村公共事務不甚關注。
“影響型”的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較高層次的政治效能感，體現行為意向的特征，會直接導致村民政治行為的發生。而表中數據表明村民對影響政府、村委會干部的主觀感知也不甚強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從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較高。村民“重視型”（2.5787）明顯高于“回應型”（2.3918）。
這說明村民認為政府及村委會比較重視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對于有事去找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在訪談中就會發現，很多村民認為政府出臺各項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而當具體到政府或者村委會的工作人員時，很多村民對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質疑。
（三）村民政府級、村級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5中可以看出，村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591，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406，政府級的明顯高于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
這說明村民對于政府級的環境層次的主觀感知更為強烈一些，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這說明以“鄉政”為代表的國家政權已經深入農村，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但是不利于農村農民社會的發育和鄉村治理的真正實現。
在表6中，從內、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進行比較，仍然是政府級高于村級。之所以會呈現這種特征，與我國目前“行政化”和“空殼化”的村委會密不可分。這些在社會流動很弱的鄉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內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對政府級更為熟悉，更易感知，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所形成的“鄉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鄉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鄉村政治發展的進程。但是我國鄉村治理畢竟還處在發展階段，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本文從村民政治效能感這個角度出發，審視鄉村治理在主體、內容、性質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主體：主體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
我國鄉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鄉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廣大村民作為村民自治的主體，其政治效能感整體處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們認為無力作用于治理過程，自己的利益訴求也不會得到重視與回應，那村民自治制度對于村民來說，只是個與自己無關的、形同虛設的制度。其次，“鄉政村治”模式中，“鄉政”與“村治”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政府行政權力與村民自治權力的終極目標應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權力運行方向不一致，在鄉政村治的具體運行中，需要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不斷博弈，以期達到協商合作，合力共贏的狀態，最終實現鄉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實際生活中，由于各種原因，“村治”本身處于弱勢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體偏低，認為參與“鄉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對一大主體的缺失，那鄉村要實現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遠。
（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內容：內容失衡
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現“內低外高”的特征。較低的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政治的認知能力和影響能力不足，那么，他們就無法很好地參與到村民自治中，必將影響村民自治的強度和持久性;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對政府以及村委會干部的信任和依賴，這雖然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資本，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村莊的自治性。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性質：偏離治理性質
鄉村治理強調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強調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國的鄉村治理以“鄉政村治”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與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據阿爾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級地方政治環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應該更高。在農村，無論是作為自然村的熟人社會還是行政村的半數人社會，村民對于村委會和村干部還是比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認為，相比于包括“鄉政”在內的政府級的政治環境，村民對于“村治”更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村民在村級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維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級的。那么，數據統計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目前的鄉村治理，行政色彩過于濃厚，有違治理的本質。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已獲得的802份有效問卷的量化分析，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審視鄉村治理，發現目前鄉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整體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內低外高”的特征表明鄉村治理內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級上的表現，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濃厚，偏離治理性質?？傊迕裾涡芨幸云鋸碗s的內在結構和不同的測試維度為我們展現出目前鄉村治理的全貌，從中折射出我國30多年實踐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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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霧霾治理；雙重社會資本；協調；激勵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17
中圖分類號：X5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背景下，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受關注，霧霾治理更是近年來各方關注的焦點。2010年，北京、廣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數分別為2349人、1715人、2980人，經濟損失總計逾60億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霧霾治理機制在改善民眾居住環境、保障社會安定和諧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但目前，各國實施的環境保護政策多分為“政府管制”與“市場主導”兩種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場失靈均會造成治理效率低下與成本增加，所以，結合政府與市場的第三方力量――社會資本驅動的多主體聯動環境保護行為為解決霧霾問題提供了新視角。
社會資本作為行動主體在行動過程中獲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各類資源[1]，近年來在中國“人情文化”環境中被廣泛用于分析與解決實際問題。學者研究了社會資本對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組織學習[2]、高新技術企業創業要素[3]、多元化戰略與業務績效[4]、開放式服務創新績效[5]等問題，而在環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論上研究了社會資本與環境保護間的關聯，指出雄厚的社會資本有助于提高環保措施的實施效果[6]。劉曉峰則分析了社會資本以及社會分歧、社會能力對環境治理的影響，指出組織層面的社會資本與社會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會分歧具有負面作用，而個體層面的社會資本則無明顯作用[7]。祁毓等在社會資本與環境治理績效的研究上結合中國國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關系，社會資本的積累必須保持在合理區間才能實現治理績效的最優[8]。由此可知，社會資本不僅可以運用于企業發展、創新績效等個體或組織層面，同時對環境保護等公共事業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從社會資本嵌入視角研究中國問題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社會資本被廣泛應用于創新績效提高、環境資源保護、社會問題解決等，學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會資本為直接或間接變量等各方面都進行了深入探討，而現有研究成果在環境問題治理方面較匱乏，且現有研究多傾向于宏觀分析，缺乏對具體問題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國日趨嚴重的霧霾問題為研究對象，結合霧霾治理的雙主體特征，將社會資本細分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并實證分析二者與霧霾治理績效的相關關系；同時，引入雙中間變量――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具體研究雙重社會資本的作用路徑，為解決我國霧霾治理問題提供更具可執行性的啟示。
1 理論回顧與研究假設
1.1 霧霾治理與雙重社會資本
倡導綠色經濟、開展霧霾治理是我國乃至世界各國一直積極倡導并開展的行動，但各國在霧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卻相差甚遠，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響霧霾治理績效的因素（包括政務考核方式、經濟發展模式、治理主體等）紛繁復雜。首先，發展中國家多追求GDP發展而忽略環境保護，導致部分經濟帶動力強但空氣污染樂氐牟業優先發展，因此，霧霾治理績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轉變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為唯一標準；其次，提高治理績效需要企業追求低碳發展，將環保理念融入企業文化，從而帶動相關產業、企業以及員工關注并投身霧霾治理；同時，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體的參與，由公民、公益組織、企業、專家和政府組成的多主體聯盟，對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義[9]。因此，僅靠政府單一主體不能解決復雜的霧霾問題，必須吸引公眾、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力量參與其中，更要從政策強制力、輿論引導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協同解決霧霾問題。
現有研究對社會資本的分類主要包括以下四種：一是以Brown為代表的微觀、中觀與宏觀分類[10]；二是以Ostrom為代表的狹義、過渡和擴展分類[11]；三是以Coleman為代表的個體與集體分類[12]；四是以Nahapie為代表的結構性、關系性與認知性分類[13]。而關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將社會資本劃分為“制度型”與“關系型”兩種[14]。“制度型社會資本”強調制度特征，以可見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關系型社會資本”則強調非制度特征，以內在形式嵌入在群體之中并影響群體中個體的行為。而霧霾治理涉及政府、社會組織、市場組織與民眾等多個主體，必須統籌包含政府與市場雙方力量的社會資本，既要調動二者加強互動合作，又要激勵民眾與社會公知等參與過程監督，最終提高霧霾治理實效。因此，本文結合霧霾協同治理的要求將社會資本劃分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分別探討二者的不同影響。同時，因為霧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務特征，企業組織較少甚至不參與其中，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不能通過政策強制力指導社會群體，而是通過補助等引導方式促使市場組織、民眾等主體參與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會資本作用于霧霾治理過程的兩個中介因素――協調與激勵。
1.2 研究假設
1.2.1 政府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Putnam認為政府社會資本中規則、愿景和關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動者更高效地開展協作行動[15]。因為霧霾治理屬于公共服務范圍，其主體是具有管理者性質的政府，而政府社會資本主要通過強制行動者執行相關政策，通過信任機制以及社會關系給予行動者行動空間，因此，本文細分政府社會資本的兩個分指標――規范與信任。具體地，要實現霧霾治理績效的最優，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為都有法可依，要通過法律、政策等規范避免行動者只追求個人利益而忽略整體利益，要通過完備的制度保障不斷降低管理與監督成本，而這些依賴于規范的建設。同時，霧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場組織、公眾等多個主體，彼此以一個共同愿景為目標而行動，必然要形成穩定而深入的聯系，而聯系的形成則依賴于信任的產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a：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1b：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2 民間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民間社會資本作為政府社會資本失效時的補充，對提高霧霾治理績效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Lichterman認為民間社會資本具體包括個人與組織[16]，這與霧霾治理需要公眾的過程監督以及企業等組織的廣泛參與相適應，因此，本文細分民間社會資本的兩個分指標――公眾層面的價值觀與組織層面的組織文化。具體地，霧霾治理效果顯現緩慢，經濟效益不明顯，但正確的價值觀可以使公眾形成開展霧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識，并積極投身實際治理過程中，進而降低霧霾治理的宣傳與監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績效。在組織層面，不論企業或非營利性組織，與時俱進地將霧霾治理的環保理念融入其組織文化，都會受到政府或市場的青睞，而關注度的提升則意味著企業利潤或社會認可度的提升，進而促使組織更有意愿參與霧霾治理。因而，組織文化越關注霧霾治理，就越容易對提高治理績效產生正向影響。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2a：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2b：民間社會資本中的組織文化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3 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的影響
Talbot等指出網絡治理以參與者間的協調與維護為基礎[17]，而雙重社會資本必須通過引導方式促使不同主體參與霧霾治理過程，因此，本文引入協調與激勵雙中間因素分析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影響。一方面，霧霾治理需要協調不同主體間的利益問題，而各主體在經濟實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異要求分清兩種社會資本在治理過程中的角色：政府社會資本需要制定、實施規范并獲得其他主體的信任，民間社會資本則需要引導公民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引導組織形成綠色發展的組織文化，而當這些做到協調統籌，治理過程中的各類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霧霾治理績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為霧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時的反饋，因此，公眾和組織需要必要的物質或虛擬激勵才能形成霧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霧霾治理績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為主體的主觀意愿，而是要通過激勵機制引導主體積極參與到治理過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a：治理行為中的協調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H3b：治理行為中的激勵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1.2.4 雙重社會資本對治理行為的影響
雙重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均有影響。這種影響既表現為直接影響，也表現為對兩種治理行為產生的間接影響。Porter認為社會網絡中的規范、信任、價值觀等因素在為個體或組織帶來收益的同時，可以影響對象的觀念與行為[18]，因此，本文認為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對兩種治理行為均有正向影響。具體地，個體或組織的行為主要受正式規范的短期影響，但當規范所強制的行為固化為日常行為時，即使規范的執行力降低，個體或組織也會繼續執行規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個體或組織的決策行為必然是在考量所處環境的成本與收益的基礎上做出的，而對集體利益的維護以及為了與他人意見保持一致的動機對個體或組織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4a：政府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正相P關系。
H4b：政府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正相關關系。
H4c：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正相關關系。
H4d：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正相關關系。
2 實證研究
2.1 變量測量與數據收集
本文選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據研究目標進行初始調整，在廣泛聽取專家意見、采納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變量及其測量口徑進行統籌調整；最后，在大規模發放問卷前，選定部分目標企業及人員開展問卷預調研，并根據反饋意見對問卷內容進行最終修訂。具體地，需要測量的4個變量，包括政府社會資本、民間社會資本、治理行為與霧霾治理績效。根據Knack等對社會資本的測量口徑[20]，本文選取規范（X11）與信任（X12）2個因素測量政府社會資本，選取價值觀（X21）與組織文化（X22）2個因素測量民間社會資本；其次，考慮Talbot等提出的“網絡治理以參與者的協調為基礎”結論[17]，鑒于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本文對治理行為的測量通過協調與激勵2個因素展開，并利用“主管部門指導治理主體的行為（X31）”和“治理主體間發生沖突時主管部門進行協調管理（X32）”2個題項對協調行為進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門給予治理主體經濟補助（X41）”“主管部門在政策扶持上幫助治理主體行動（X42）”和“主管部門在治理過程中對治理主體進行宣傳（X43）”3個題項對激勵行為進行衡量；最后，根據《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015）》關于霧霾主要組成成分的說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與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霧霾水平，并由此構成問卷調查中的“霧霾狀況改善程度等級評判（X51）”指標，根據問卷填寫者關于霧霾改善程度的評價數據對霧霾治理績效進行等級評估。
為保證問卷數據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問卷發放對象包括政府環保部門、民間環保組織及個人、高校、科研院所中從事環境治理研究的教師或學生等，主要通過紙質及郵件等問卷留置方式發放問卷，向問卷填寫者介紹問卷調查目的及填寫方法，同時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寫者顧慮。另外，為保證數據的代表性，降低隨機因素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問卷調查時間為2016年2月至7月結束，共發放問卷500份，回收有效問卷383份，回收有效率為76.6%。樣本關鍵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與效度檢驗
對有效問卷調查數據進行信效度檢驗。結果顯示：政府社會資本、民間社會資本、治理行為與霧霾治理績效的Cronbach’s a系數均較高，分別達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標準值。因此，問卷調查數據具有較高信度。然后，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檢驗模型收斂效度，結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5，且顯著性符合要求（P
3 結果分析與討論
首先運用回歸分析分別對4組研究假設進行驗證，初步判別雙重社會資本、治理行為、霧霾治理績效三者間的關系；再運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變量及其各因素間彼此影響的整體關系。
3.1 回歸分析
首先，分別以規范、信任、價值觀、組織文化、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為自變量，霧霾治理績效為因變量構建回歸方程1。由表4可知，規范、價值觀、組織文化和協調行為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86、0.810、0.772和0.786，其與霧霾治理績效呈正相關關系；而信任和激勵行為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323、0.293，其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因此，驗證假設H1a、H2a、H2b、H3a成立?；貧w分析后，修正假設H1b’為：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修正假設H3b’為：治理行為中的激勵與霧霾治理績效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其次，前面對各變量及因素間信效度的實證檢驗均達到較好水平，因此，針對假設H4a、H4b、H4c和H4d，本文擬采用單一變量指標代替多重因素指標。具體地，分別以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為自變量、協調行為為因變量構建方程2，則由表4可知，政府社會資本與協調行為的相關系數為0.794，說明政府社會資本與協調行為呈正相關，而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則具有較弱正面影響（相關系數0.478）。回歸分析后，假設H4a得以驗證并成立，假設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設H4c’為：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協調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最后，分別以政府社會資本與民間社會資本為自變量、激勵行為為因變量構建方程3。則由表4可知，政府社會資本與激勵行為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769），民間社會資本與激勵行為的正相關關系較弱（相關系數為0.587）?；貧w分析后，假設H4b得以驗證并成立，假設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為：民間社會資本與治理行為中的激勵呈較弱正相關關系。
3.2 結構方程分析
回歸分析已初步驗證并修正了各變量及因素間的關系。本文將運用結構方程對模型進行路徑擬合。模型的擬合指標中，Chi-square/df值為2.963（小于3），擬合優度值（GFI）為0.810（大于0.7），模型適合度（CFI）為0.821（大于0.7），近似誤差均方根（RMESA）為0.078（小于0.1），各指標均達到可接受的標準，表明該模型的擬合度較好。結構方程的整體模型及部分參數如圖2所示。
結構方程各指標的數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設均得到驗證。
（1）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為0.711，通過顯著性檢驗（P=0.001），說明政府社會資本中的規范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政府社會資本中信任的路徑系數為0.186（P=0.013），說明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較弱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1a、H1b’成立。
（2）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組織文化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785、0.702，且顯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說明民間社會資本中的價值觀與組織文化對霧霾治理績效均具有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2a、H2b成立。
（3）治理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路徑系數相差較大：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769（P=0.001）、0.413（P=0.005），說明協調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激勵行為的正向影響則較弱。驗證假設H3a、H3b’成立。
（4）政府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為0.775、0.714（P值均為零），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和激勵行為的路徑系數為0.245（P=0.053）、0.383（P=0.001），說明政府社會資本對協調行橛爰だ行為均具有正向影響，而民間社會資本對協調行為與激勵行為均具有較弱正向影響。驗證假設H4a、H4b、H4c’和H4d’成立。
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與回歸分析結果一致，再次驗證了相關研究假設。而從以上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以協調與激勵兩種治理行為為中介因素的社會資本嵌入視角的霧霾治理研究，具有區別于以往結論的特別之處：
第一，政府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較弱的正向影響（以往研究多認為二者呈較強的正向相關關系），這是因為霧霾治理具有區別于其他問題的公共服務特征。在我國這樣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公眾對于霧霾治理等公共服務的關注尚有欠缺，企業等盈利性組織仍多關注業務收入而忽略社會責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環保意識基礎上的協同治理行為難以實施，進而直接制約信任因素對提高霧霾治理績效的作用。
第二，激勵行為對霧霾治理績效的正向影響有限（以往研究多認為激勵等號召有助于徹底解決問題），這是因為政策強制力在解決公共服務問題時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經說明，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易導致民眾與組織的“不作為”心理。因此，基于社會資本的治理行為必須更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規定等強制力，避免出現“一人偷懶，人人偷懶”的局面。
4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日趨嚴重的霧霾污染為研究對象，從政府與民間雙重社會資本視角出發，引入協調與激勵雙中間因素，通過回歸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型深入探討雙重社會資本、治理行為、霧霾治理績效三者間的關系，并針對霧霾治理問題得出以下結論：（1）社會資本對霧霾治理績效具有正向作用，包括作用于霧霾治理的直接正面影響，以及通過兩種治理行為的間接正面影響。（2）霧霾治理的公共服務特征，導致政府社會資本中信任因素對提升治理績效的正向影響力不明顯。（3）具有強制力性質的協調行為比傾向于號召性質的激勵行為，更有助于提高霧霾治理績效。（4）政府社會資本比民間社會資本更具公信力，更能調動主體積極實施治理行為。
結合我國霧霾主要成因、公共服務供給等具體國情，提出相關治理建議：（1）政府社會資本作為霧霾治理的主體，需要充分發揮規范與信任等因素的積極作用，尤其是要補足我國在環境保護政策、法律等規范層面的缺陷；（2）政府需要加強與社會組織、公民等主體的互動，引導各主體參與霧霾治理規范的制定，促進信任在政府與各主體間形成；（3）積極引導公眾樹立霧霾治理的環保價值觀，引導社會組織將綠色發展融入企業文化；（4）政府與民間社會資本需要彼此激勵，摒棄僅關注霧霾治理經濟回報的狹隘觀念，促進開展協同治理行為，營造“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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