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09 04: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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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貿易現狀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二、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一）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
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二）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三）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
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四）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
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五）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
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六）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
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
三、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一）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二）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三）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四）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
有效的反傾銷預警機制包括三個部分：市場預警，政策預警和政企溝通。一個完善的預警機制，需要加強三個主體的作用：1、政府，政府有關部門要跟蹤一些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與出口激增，進口與出口價格急速變化的產品駐國外新聞記者也應具備極強的經濟意識，及時跟蹤和報導國外反傾銷或限制進口的動向性信息，特別是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切限制進口措施要進行詳細報道。2、建立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以發揮其協調，談判和行業約束及服務的功能行業協會，積極主動地應對，指導、協調涉案國內企業參與應訴，力爭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3、國內企業不但要學會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更要學會如何避免摩擦。我國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健全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論文關鍵詞：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制造業，CGE模型
一 引 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進一步改變了全球資源配置的方式，使得世界經濟競爭出現了許多新形式和新內容，東盟①就是世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結果，他是東亞地區為實現本區域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聯合起來在本區域內優化資源配置的形式，這是東亞自身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東盟作為中國重要的鄰居，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加強與東盟國家的政治經濟交往實踐，努力發展與東盟關系，對中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首先，東盟國家快速發展的經濟，將進一步拉動我國的經濟發展。在1997年的前30年里，東盟平均經濟增長率為6.2％，遠遠高于發達國家。亞洲金融危機過后，東盟各國采取積極措施，經濟步入復蘇。2000-2004年東盟經濟整體的年均增長率恢復至5.0％，至2006年東盟GDP達到5.8％的增長率，東盟10國GDP總額已達10643.69億美元，外貿總額14426.57億美元，占GDP的135.5％。無論從其經濟規模還是從其貿易規模來看，東盟已相當于一個經濟大國。其次，東盟是一個擁有10個國家經濟論文，5.67億人口的地區組織，可以成為中國理想的銷售地，也是中國最具希望的經濟合作伙伴；東盟國家大量的華人華僑對中國的投資，不僅可以為我國提供大量的資本，還可以為我國引進大批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再次，東盟國家可以成為中國急需的資源供應地。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國對于自然資源和能源的需求越來越大。東盟國家不僅自身擁有豐富的木材、橡膠等戰略物資，而且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論文服務。中國海上石油和海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離不開東盟國家的支持與合作。所以，中國小康社會的建設離不開與東盟國家在能源方面的配合；另外，東盟國家與我國的地緣優勢，有利于我國實施西部大開發，推動我國西南地區經濟的發展。現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議的談判正在加緊推進，談判的主要目標是在2010年以前建立起包括中國13億人口和東盟5億人口在內的世界最大自由貿易區，通過加強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往來，是我國經濟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的保障。由于制造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地位，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行業，所以本文的分析集中在制造業方面，著重分析中國和東盟的雙邊貿易對我國制造業的影響。
二 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的現實基礎
中國和東盟都是發展中或新興的工業園，國際貿易是中國和東盟的長期對外策略和戰略目標。國際貿易對于中國和東盟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國際貿易的發展有助于雙方產業結構的調整，在雙方進行產業競爭以增進本國貿易額的同時，產業間的互補性也進一步增強了各自的國際競爭地位。
（一）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情況
從貿易總量上看，雙邊貿易持續穩定增長。1975年中國與一些東盟國家陸續簽訂了貿易、航空、海運和投資保護協定，相互給與最惠國待遇，到1988年雙方貿易額年平均增長18.8％。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中國和東盟各國家之間的貿易額以平均24.98％的增長速度穩步攀升。從表1中可以看出，1993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額僅88.64億美元，到1997年達到226.51億美元，比1994年翻了一番。1997年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在歷史上第一次突破200億美元，此后幾年雙邊貿易額基本穩定在200～300億美元之間。2000年，中國與東盟各國家的雙邊貿易大幅度攀升，全年貿易總額達323.1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47.41％，2002年雙方貿易總額突破400億美元，10年間，中國與東盟國家貿易總額增長了4倍。2005年雙方貿易額更是達到了1133.94億美元，同年，中國成為東盟的第四大進出口國，東盟成為中國的第五大出口國，第三大進口國，中國和東盟互為第四大貿易伙伴（見表2）。
表1①1999－2005年東盟與中國雙邊貿易情況（單位：億美元）
項目
年份
進出口
出口
進口
金額
增長(%)
金額
增長(%)
金額
增長(%)
1993
88.64
——
45.28
——
43.36
——
1994
110.63
24.81
53.04
17.14
57.59
32.82
1995
133.31
20.50
62.01
16.91
71.30
23.81
1996
166.92
25.21
74.74
20.53
92.18
29.28
1997
226.51
35.70
91.68
22.67
134.83
46.27
1998
204.15
-9.87
92.03
0.38
112.12
-16.84
1999
219.23
7.39
95.91
4.22
123.32
9.99
2000
323.16
47.41
141.79
47.84
181.37
47.07
2001
319.15
-1.24
145.16
2.38
173.99
-4.07
2002
427.6
33.98
195.48
51.94
232.12
33.41
2003
553.16
29.36
270.44
38.35
282.72
21.80
2004
818.58
47.98
386.47
42.90
432.11
52.84
2005
1133.94
38.52
522.58
35.22
［關鍵詞］ FDI 貿易引力模型 貿易創造型投資 貿易替代型投資
一、引言
FDI對貿易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替代性和互補性。Mundell(1957)最初證明了要素流動與國際貿易是相互替代的，資本要素在國際間的流動促使商品價格趨于均等化，在此條件下，即使關稅被撤銷也不會發生商品貿易，從而FDI替代了商品貿易活動。然而，Svensson(1984)的論文在考慮國家間的技術差異，引入產品稅、壟斷市場結構、外部規模經濟等因素之后，最終得出結論是FDI的增長將會引發更大規模的國際貿易。關于FDI如何影響中國貿易的實證研究直等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出現。楊迤（2000）對1980至1997年間FDI與我國進出口的關系進行了相關分析，結果證明FDI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工業制成品出口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姚遠（2007）將全國各省根據區域分為東、中、西三部分，利用1992-2004年的數據，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發現FDI對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而對進口貿易主要體現為替代效應；進一步比較，他發現東部地區的效應最為顯著，中部地區其次，而西部地區最弱。
本文利用浙江省1995-2008年間10個投資國或地區（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韓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對浙江省的實際FDI累計額和雙邊貿易額的面板數據，試圖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浙江省FDI的貿易效應是負相關的替代效應呢，還是正相關的促進效應；二是利用面板數據的變系數模型，來分析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FDI對浙江省與投資國之間雙邊貿易的影響的區別。
二、計量模型及方法
1.模型及變量的選取
本文所采用模型為貿易引力模型，它是國際經濟學解釋雙邊貿易影響因素最重要的實證方法。貿易引力模型以萬有引力定律為指導，認為兩國或地區之間的雙邊貿易額與這兩國或地區的經濟規模成正比，與兩國間的貿易成本成反比，貿易成本以兩國或地區間的空間距離來衡量。
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的貿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為：
式中，表示國（或地區，下同）與j國（或地區，下同）之間的雙邊貿易額，與分別表示國與j國的國民收入，一般用GDP代替，表示國與j國之間的空間距離，為常數，為參數。為便于實證分析，將原模型轉化為線性的對數形式并添加隨機干擾項得到：
本文著力分析浙江省FDI對雙邊貿易量的影響，從而在基本的引力模型中加入了FDI作為解釋變量，得到的模型如下：
式中i=1,2,…10和t=1995,…2008，分別表示投資國和年份。各變量的解釋如下：
本文選取浙江省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進出口總額作為衡量雙邊貿易規模的變量，用表示；選取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經濟規模，浙江省的國內生產總值用表示，各投資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用表示；選取浙江省省會杭州市與投資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來體現，用表示；由于投資效應往往具有時間上的滯后性，而FDI流量（當期投資額）對雙邊貿易影響的時滯性不便估量，同時FDI存量（累計額）卻不僅能反映出對雙邊貿易的短期影響，也能反映出長期影響，因此本文選取當年的實際FDI存量，即FDI累計額作為指標，用表示。
2.數據來源
2008年，對浙江省進行FDI的最具規模的13個國家或地區依次為：中國香港（47.61%）、維爾京群島（17.11%）、美國（4.09%）、新加坡（3.11%）、日本（2.83%）、中國臺灣（1.76%）、韓國（1.4%）、意大利（0.96%）、德國（0.9%）、英國（0.88%）、法國（0.8%）、澳大利亞（0.72%）和加拿大（0.71%）。其中，維爾京群島是著名的自由港很多外國公司在這注冊避稅向外投資，無法得知其實際來源國，新加坡、德國這兩國與浙江省歷年的雙邊貿易數據缺乏，因此在實證分析中剔除這3個來源地，選取上述剩余10個國家或地區作為樣本。浙江省實際利用外資的數據從1992年開始才有公布，其中來自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外資數據從1995年才有統計，為保持數據的統一，本文選取1995-2008年作為樣本數據區間。浙江省的GDP、浙江省與這10個投資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額以及10個投資國對浙江省的直接投資額的數據均來源于《浙江省統計年鑒》，實際FDI累計額以1995年為基年進行統計，各投資國的GDP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網頁，杭州市距各投資國首都的直線距離由軟件Google Earth測量得出。進出口貿易額、FDI值、GDP值單位均統一為億美元，距離單位用公里表示。
3.實證模型識別
用于處理面板數據的模型有三種――混合估計模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個體隨機效應模型。當數據中所包含的個體成員是所研究總體的所有單位是，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是一個合理的模型；當樣本個體成員是隨機抽自一個大的總體，且以樣本結果來分析總體時，則應該選用隨機效應模型。本文只選取了浙江省最主要的10個貿易伙伴國，因此從理論上講，個體隨機效應模型更合適。
對模型進行識別，主要用到兩種方法――似然比檢驗和Hausman檢驗。其中，似然比檢驗一般用來區分混合估計模型和個體固定效應模型；Hausman檢驗則用來區分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和個體隨機效應模型。由似然比檢驗得其值F=81.488742，而，此時有，故拒絕原假設，即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優于混合估計模型；由Hausman檢驗得其值H=0.214472，而，此時有，故接受原假設，即個體隨機效應模型優于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因此，綜合似然比檢驗和Hausman檢驗，最終確定選用個體隨機效應模型。
三、實證研究結果
1.FDI與雙邊貿易的關系
運用Eviews6.0，根據所建立的模型，回歸結果如下：
其中表示個體成員i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其估計值分別是：
中國香港：0.507、中國臺灣：-0.324、日本：-0.117、韓國：-0.001、英國：-0.278、法國：-0.442、意大利：0.061、美國：0.346、加拿大：-0.081、澳大利亞：0.328。
根據回歸結果可知，浙江省GDP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增加1.015個單位；投資國GDP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增加0.689個單位；兩地距離每增加1個單位，雙邊貿易額減少0.566個單位。模型中主要檢測的FDI這一解釋變量的符號為正，說明FDI促進了雙邊貿易的發展，具體表現為投資國FDI累計額每增加1個單位，就會帶來0.084個單位的雙邊貿易增加的效應。
從截面隨機效應的看，中國香港、意大利、美國、澳大利亞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為正方向，中國臺灣、韓國、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對總體平均狀態的偏離為負方向，而且偏離程度各不相同，說明模型中解釋變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對浙江省與各投資國的雙邊貿易影響存在著地區的差異。
2.國別差異分析
為研究各國對浙江省投資的貿易效應是否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本文假定模型中其他解釋變量對雙邊貿易的影響無地區差異，即 的系數不變，不同橫截面和時間上的截距相同，建立的變系數模型。考慮到多個截面存在異方差問題，采用似不相關回歸分析方法（SUR）消除原模型中的異方差性，回歸結果如下：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投資具有正的貿易效應的國家（或地區）依次為美國、韓國、中國臺灣、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意大利（按效應從大到小排），投資具有負的貿易效應的國家為英國和法國。美國對浙江省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最強，每1單位的投資就能帶來0.277個單位的雙邊貿易；英國和法國的投資對雙邊貿易起著替代而非促進的作用，每1單位的英國投資會減少雙邊貿易0.011個單位；每1單位的法國投資會減少雙邊貿易0.157個單位。
四、結論及分析
通過實證分析，本文考察了1995-2008年浙江省FDI的對外貿易總效應，而且還探究了FDI對外貿易效應的國別差異。得出的結論如下：
第一，浙江省FDI促進了雙邊貿易的增長。從隨機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可看出，FDI累計額的邊際貿易傾向為0.084，這說明主要投資國對浙江省的投資促進了雙邊貿易額的增加，也說明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流入浙江省的FDI與浙江省的對外貿易總體上是一種互補關系。浙江省在吸引外資的進程中，政策越來越自由、規范和合理，投資的障礙也逐步在減少，因此吸引的FDI越來越多，同時也就促進了浙江省對外貿易發展。
第二，10個主要投資國的直接投資對雙邊貿易的影響有顯著的差異。從變系數模型回歸結果可看出，FDI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國別差異。貿易創造型FDI的8個經濟體為美國、韓國、中國臺灣、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意大利；除意大利外，其余7個經濟體均處于環太平洋地區，與浙江省進行直接的貿易對話較為方便。
美國對浙江省的投資貿易創造效應最為明顯，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這三個東亞地區的經濟體其次。這說明它們在浙江省建廠投資生產，不是以此來打開市場，擴大產品的銷路，更多的是利用當地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的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最終產品回銷國內或世界其他地方。歷年的海關統計數據顯示，浙江省的貿易伙伴中位居前四位的依次為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由此也可體現它們的投資對雙邊貿易的貢獻力度。
香港對浙江省的投資的貿易創造效應相對不太明顯的原因在于，香港接壤廣東，在勞動力和土地成本相當的情況下，香港首選廣東作為它的出口加工平臺，而非浙江。因此，盡管香港對浙江省的FDI歷年來一直位居第一位，近年來的雙邊貿易額并非如此，2008年浙江省與香港之間的雙邊貿易額為54.97億美元，在浙江省的貿易伙伴中僅位列第7位。
貿易替代型投資的2個經濟體為英國、法國這兩個歐洲國家，與中國（浙江省）相距甚遠，貿易的運輸成本相對較高，因此它們不會選擇浙江省作為一個簡單的產品出口加工的平臺；他們對浙江省的直接投資屬于市場尋求型投資，其目的是以浙江省為基點，進入中國國內市場，減少產品直接貿易過程中的運輸成本，從而形成了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效應。
意大利雖然地處歐洲大陸，但與英法這兩個歐洲國家不同的是，它對浙江省的投資所帶來的貿易效應為正，每1單位的投資能增加雙邊貿易0.092個單位。究其原因是因為意大利經濟模式和浙江經濟模式相似程度極高，互動程度也極高，如產業結構相似，均以生產紡織、服裝、工藝品和皮革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都是以中小型企業為主，聚集在一個個專業化的產業區內，如意大利比耶拉的毛紡織產業、浙江寧波的服裝業等。兩地經濟若干的交集決定了它們的合作競爭關系，體現在投資對雙邊貿易的效應為促進效應。
參考文獻：
[1] 楊迤：FDI對中國進出口影響的相關分析[J]. 世界經濟，2000（2）：44-49
[2] 奚君羊 劉衛江： FDI的貿易效應實證分析[J].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01，3（6）：3-116
一、中韓貿易現狀
（一）中韓貿易現狀。早在20世紀九十年代，中日韓三國學者就提出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但是由于三國之間的 歷史 遺留問題的影響，使得這一構想遲遲未付諸行動。在此情況下，
（二）原因分析。中韓兩國貿易不平衡的存在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這種不平衡持續存在并一味地擴大下去，終將會影響雙邊貿易的健康 發展 。在發展中韓 經濟 關系的過程中，也存在諸多不利因素： 政治 上，東北亞地區存在安全隱患，這對中韓經濟關系發展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環境的形成和維持構成威脅。美國因素和朝鮮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對中韓經濟關系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制約作用；經濟上，中韓經濟關系中諸多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中韓經濟關系的發展。韓國 金融 危機對中韓經濟關系造成了負面影響； 歷史 、思想文化上，中韓在冷戰時期形成的歷史隔閡成為兩國經濟關系順利發展的障礙性因素。中韓在文化上的某些差異也對中韓經濟關系的健康發展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尤其是在近期整個國際經濟走軟的形勢下，大量韓企的駐華分支機構、商社等紛紛撤離。由于中韓雙邊貿易中有相當部分是通過在華的韓資 企業 承擔的，投資的大規模“縮水”勢必會影響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雙邊貿易的發展。此外，中韓兩國的貿易依賴度及競爭度急劇深化，這將成為中韓兩國未來貿易發展的極大障礙，進而對兩國產業及經濟產生較大的不利影響。
三、問題的解決
關鍵詞：中日關系；經濟貿易；現狀；影響因素
一、中日貿易現狀
縱觀近年來各國間國際貿易蓬勃發展，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發展可謂是如日中天，發展勢頭銳不可當！在諸多貿易伙伴國中，日本一直是我國的重點關注對象。作為我國近鄰，自1972年9月兩國經濟破冰以來，中日兩國就開始建交開展全面的經濟合作，截止到2014年日本已成為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資來源地，中國則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進出口貿易額均位列第一。
（一）雙邊貿易規模擴大
從商務部2001年到2014年數據分析，中日經濟發展十分穩定，形成良好的貿易合作趨勢。總體來說，以2012年為界，2012年以前總量規模都是逐年增加，常年保持20%之上的貿易增速。在2009年，受到國際經濟危機的影響，出現偶然年度的負增長，但金融風暴過后的2010年雙邊貿易煥發強大動力，進出口分別增長35%、23%，總體來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間，中日雙邊貿易總額增長到近4倍。自事件發生后，導致中日政治關系幾近斷交，這種政治冷氣候明顯蔓延到經濟領域，兩國雙邊貿易量在此之后每年縮減，中日貿易關系出現明顯下滑信號，態勢萎靡。
（二）貿易逆差加劇
2001年到2014年中日貿易數據顯示貿易逆差呈明顯擴大趨勢。雖進口增幅和出口增幅相差不大，但常年維持貿易逆差態勢。其中，2001年逆差額為21.5億美元，到2012年逆差額高為261.6億美元，相比大幅增長了12倍。雖然在2012年后兩國貿易因政治等原因一時冷卻，使得在中國進口猛降，同時出口只是受到微弱影響的共同作用下我國貿易逆差在急速縮減，但逆差態勢依舊不變。
二、影響因素分析
中日兩國緊密的經貿關系來源于中日兩方不同優勢的要素稟賦和互補性的產業結構，經貿規模則又受制于國內經濟和政治外交環境等。
（一）積極因素
1.要素稟賦差異
要素稟賦制約一國以何種角色參與國際分工，其結果是該國貿易生產方式必定傾向于生產和出口密集使用豐富要素的產品。中國掌握著絕對龐大數量的廉價勞動力，使得我國的勞動密集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存在極大優勢！日本自1970年開始，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就轉向具有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其工業制成品一度稱霸全世界，截止到現在制造業一直處于產業鏈高位。兩國要素稟賦帶來的貿易分工方式決定了中日貿易有巨大的發展可能性！
2.產業結構互補
中國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上。2014年間商務部網站顯示中國出口位列前三的是機電產品、紡織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占出口額三分之二，同年中國進口額有近六成左右產品集中于機電、賤金屬及制造和化工業。雖然個別行業如機械電子等行業中日貿易也存在競爭性，但日本處于產品研發和設計的上游階段，而中國則處于原材料的提供方或是產品的組裝低檔環節。
（二）消極因素
1.迥異的經濟發展形勢
入世以來中國以舉世矚目的增速趕超其他各國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國際奇談。入世后我國在實施穩健或積極財政政策同時積極轉型產業就結構，需求動力十足。日本則是國內需求萎靡，財政赤字嚴重，繼2008年次貸危機后，日本緩慢恢復的經濟再遭2011年日本大地震影響，日本經濟一盤慘淡。綜上，生產貿易的結果必然是中國對日本的逆差不斷增加！
2.不穩定的政治關系
由近兩年的貿易額很直觀明了地看出政治影響或將成為未來中日經濟穩步發展的關鍵因素。2004年日本時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致使兩國政治緊張同樣波及經濟，中日雙邊貿易額雖增長，但對比2003年的高位增長率，2004年當年及之后年份的增幅卻黯然失色。事件發生后日本出口額也明顯縮減。
三、 加強中日合作的建議
中日是隔水緊鄰的貿易伙伴，未來中日經濟合作的空間和潛能仍值得發掘。
（一）轉變外貿產品模式
從貿易模式可知，中日雙邊貿易中中國角色是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方，附加值低，浪費嚴重，生態壓力大等，中國應盡快促使產業結構，增加人力資本投入，賦予中國制造產品更多價值！
（二）建立多元化外交關系
國家對日政治態度殃及我國對日貿易，作為拉動我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的“國際貿易”，不能把重心過多過大地放在某一伙伴國身上，我國應進行多元化投資，尋求與其他各國的貿易合作，分散風險。
（三）加強經濟貿易對話
中國和日本的雙邊貿易合作關系對兩國的戰略規劃都意義深遠，但因為歷史遺留問題兩國的政治關系數次冷卻甚至斷交，雙方外交關系千瘡百孔。為避免政治因素殃及經濟，中日雙方都應主動出臺措施加強經濟合作回話機制，著力經濟外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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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楊陽.中日貿易存在的問題與對策探討[J].中國外資，2012.
論文摘要：隨著中美雙邊貿易額的不斷增大，美中貿易逆差已成為雙邊貿易摩擦的主要焦點之一。通過對近30年來美中雙邊貿易數據的分析，并在結合維農(raymond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的基礎上，通過相似性比較分析，得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結論。另外，這種結構性的逆差對中方也是不利的，但會隨著中方的經濟發展而逐漸縮小，甚至消除。如果雙方加以不適當的人為干預，不但不能達到預期效果，還會損害雙方的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政策建議。
1、前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特別是通過大力引進外資來發展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美貿易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美國在2004年成為了我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占我國對外貿易的14.8％，僅次于歐盟(15.5％)。1997年美國超過日本成為了我國最大的海外市場。根據美國2000年的統計數據，我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國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三大進口國。2006年，我國取代墨西哥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由此可見，中美雙邊貿易已經成為兩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美中兩國自1979年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不足25億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億美元，短短的30年時間增長了146倍之多。近幾年來，美中雙邊貿易額增長迅速，根據美國官方統計，在美中貿易中，美國自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2009年貿易逆差達到2268.3億美元。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在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國對外貿易一直為逆差，1993年開始轉變為順差，2009年底順差為1960.7億美元。
由于巨額貿易逆差的存在，導致美中經貿關系引發許多問題，如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紡織品配額問題等。本文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從兩國貿易逆差總量、商品結構和貿易方式對美中貿易逆差進行分析。
2、中美貿易額及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產品周期理論主要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如果要分析美中貿易逆差是否是符合產品周期理論假設條件所規定的結構性的，那么就不僅要討論中美間雙邊貿易總額之間的關系，還要深入探討中美貿易產品的結構性差異，只有結合了這兩方面的因素，才能說明美中貿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貿易額的總量分析
為了更真實客觀的反映數據的可信性，本文分別采用中國官方公布的中方貿易順差數據和美國官方公布的美方貿易逆差數據，雖然雙方的加總并不是平衡數據，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哪方的統計存在誤差，只是統計范圍的差別，比如對直接外資投資企業進出口統計標準和統計口徑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則，本文整理了美中雙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間的貿易總量的統計數據，見圖1：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1)中美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特別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雙邊貿易額以每年約20％以上的速度增長，到2006年美國成為中國的僅次于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同時，美國也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場。(2)盡管中美雙方的統計口徑存在上億美元的差距，但是縱觀美中貿易26年間的差額變化，總體趨勢是不可爭議的，即中國的貿易順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緩；美國的貿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擴大也呈逐年減小趨勢。
2.2中美貿易的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對中美兩國的歷年貿易總額進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還應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商品結構進行仔細分析。本文選取的數據來源于聯合國統計署貿易數據庫(uncomtrade)，根據中國從美國的分類商品進出口值，我們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分類商品值。本文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95-2006年進行分析。數據的選取標準采用sitc一位數，本文將兩國出口商品按1位數的sitc代碼分為農產品(0＋1＋2)、初級產品(3＋4)、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對資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體分析時，本文將0-9類商品劃分為農產品、初級產品、相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圖2形象地顯示了美中貿易在這四類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圖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間，中國的農產品一直處于逆差狀態；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從1996年開始由逆差轉為順差，雖然2001年出現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長迅速；而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處于緩慢上升的順差狀態，但是其比重卻占了美中逆差額的絕大部分；初級產品相對處于較低貿易額平緩發展的狀態。
2.3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分析美中貿易逆差的性質。
經濟學家維農(raymond 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他認為某種產品從生產到消費完成一次循環，需要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初始期、成長期和成熟期。在這三個階段中，各國由于自身的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的不同，貿易的形式、范圍和數量都有所區別。如圖3所示，t0-t1時期是產品的研發期，t1-t2時期是貿易的初始階段，貿易主要發生在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這兩個時期共同構成了比較優勢理論中的初始期；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化，在t2-t3時期擴展至新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由于工業基礎薄弱，進口需求旺盛，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海外市場，在t3時期，次發達國家基于自身比較優勢成為凈出口國，在t4時期，首要發達國家由于競爭激烈，研發、管理、營銷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逐漸由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這三個時期就是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長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產品已實現了標準化，并普及到廣大的市場匯總，參與國際貿易各國廠商的生產基本達到了最佳規模點，勞動力紅利成為發展中國家后發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業的長足發展使發展中國家在t5時期由凈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這一轉變即意味著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熟期的到來。
通過對比筆者發現，根據產品周期理論繪制的圖3中代表中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3曲線和代表美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1曲線，與根據中美貿易實際發生量繪制的圖2.1種的中國順差額和美國貿易逆差額存在驚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貿易逆差額主要來自相對勞動密集型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線上的“驚人的相似性”轉變為實際貿易狀況符合產品周期理論的指導。
綜上，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額是結構性的，是美中兩國在長期經濟發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經階段。圖2.3中標出的t5時期即是中國加入wto組織前后的時期，是中國經歷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卓有成效的積蓄性發展所達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美國向中國出口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和中國向美國出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國際貿易形勢在一定時期內存在一定的穩定性。結合產品周期理論，本文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并且隨著中國的發展，這種貿易逆差將會經歷一個峰值，隨后逐漸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數據顯示，美中貿易逆差額的擴大趨勢正在逐步放緩。但是，由產品周期理論(圖2.3l2)可知，即使中國發展到與美國的雙邊貿易能夠實現零順差的地步，即中國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時候，美國仍會面對著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這些問題不是美國施加政治壓力、外匯壓力以及輿論壓力所能克服的。這種貿易逆差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發生自由國際貿易時所必然產生的。
另外，美中貿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經濟潛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所處的發展階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這種貿易順差對中方來說也是不利的。
綜上，我國應該繼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改革，建設創新性社會，加大創新投入在企業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實現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轉變。這一轉變需要長期的、漸進式的進行，因此，本文建議尊重國際貿易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人為的給雙邊貿易加以負面限制，這樣對雙邊貿易各國都是有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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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墨貿易;貿易結構;競爭性;互補性
一、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現狀分析
(一)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
進入21世紀以后,雙邊貿易進入了迅速增長的時期。2000年兩國貿易額突破10億美元,猛增至18.24億美元。2006年兩國貿易額達到了114.31億美元,突破了100億美元大關。受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雙邊貿易額出現了下降,但隨著兩國經濟的復蘇,雙邊貿易規模繼續擴大。2010年雙邊貿易額迅速增加到247.48億美元,突破了200億美元大關。2011年更是突破300億美元大關達到了333.53億美元,11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是36.7%,高于中國和墨西哥同期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長率。據中國海關統計,2012年1-3月中墨雙邊貿易額為139.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3.6%。目前中國是墨西哥第二大貿易伙伴國,而墨西哥是中國在拉美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
(二)雙邊貿易結構得到改善
1、出口結構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進出口數據得出,2000年以后中國對墨西哥主要出口SITC6、SITC7和SITC8,2011年這三類產品的出口額占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總額的92%。尤其是近十多年來,SITC7類始終居于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產品的首位;2002-2008年期間SITC8類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盡管2010年和2011年這兩年的比重有所增加,但趨勢仍然是下降的;SITC6類出口總額逐年增加,但所占比重波動幅度較大,說明此類產品的出口不穩定。可見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出口相對減少,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出口相對增加,出口結構得到改善。
2、進口結構得到改善
分析UN Comtrade中中墨進出口數據得出,2000年以后中國從墨西哥進口的前三類產品是SITC7、SITC2和SITC5,雖然SITC7類是近12年來進口額最多的產品,但其份額呈現降低的趨勢;SITC2類進口額所占比重大幅度的上升,并且其增長速度最快,年均增長53.9%;SITC5類所占比重基本在5%上下波動,說明此類產品進口較穩定。值得注意的是,SITC3類由2000-2009年期間不足1%的進口比重迅速增長到2010年的8.9%,2011年更是達到了12.5%。通過分析,我們看到中國在以SITC2、SITC3類為主的資源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的進口相對增加,而在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對墨西哥進口相對減少,進口結構得到改善。
(三)貿易雙方相互依賴程度增加
本文利用貿易結合度指數(TCD)來分析中墨在貿易方面的相互依賴程度,其數值越大,表明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越緊密,反之聯系越松散。
表1998-2010年中墨貿易結合度
年份中國-墨西哥墨西哥-中國年份中國-墨西哥墨西哥-中國
19980.160.0620050.360.09
19990.160.0320060.440.11
20000.200.0620070.490.10
20010.260.0620080.520.11
20020.350.0920090.550.12
20030.340.1120100.690.18
20040.400.04
資料來源: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世界貿易組織數據庫的數據
從表中可以看到,在1998-2010年期間,中墨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說明中國與墨西哥兩國之間貿易聯系的相互依賴程度不高。但會發現,中墨兩國間的貿易結合度,除了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二者總的趨勢仍是上升的,說明中墨雙邊貿易關系是不斷增強的。
二、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競爭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來計算中墨兩國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當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大于1時,表明該國在該類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該國在該類產品上缺乏比較優勢,RCA指數越大意味著該類產品越有競爭力。
(一)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一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主要是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2非食用原料、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其中SITC7和SITC5一直是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比較優勢產品,而SITC2和SITC6的比較優勢是近幾年來才顯現出來的。
2、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另外SITC3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的比較優勢自2010年以來正在逐漸擴大。
綜上所述,在雙邊貿易中中墨兩國都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集中在SITC2、SITC5、SITC6這三類上,說明中墨兩國在這三類產品上存在著競爭。
(二)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兩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18章,分別是03章(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07章(咖啡,茶,可可,香料及其制品)、26章(紡織纖維及其廢料)、29章(其他動植物原料)、43章(已經加工的動植物油,脂及蠟)、53章(染料及著色料)、54章(醫藥品)、56章(制成肥料)、58章(非初級形狀塑料)、62章(橡膠制品)、65章(紡紗及制成品)、68章(有色金屬)、73章(金屬加工機械)、74章(通用工業機械設備及零件)、75章(辦公用機械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76章(電信及聲音的錄制及重放裝置設備)、78章(陸用車輛)、87章(專業、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和器具),其中具有極強比較優勢的是29章、68章、87章這三章。
2、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14章,分別是03章(魚,甲殼及軟體類動物)、08章(飼料)、21章(生皮及生毛皮)、23章(生橡膠)、24章(軟木及木材)、25章(紙漿及廢紙)、26章(紡織纖維及其廢料)、28章(金屬礦砂及金屬廢料)、33章(石油及其產品和原料)、51章(有機化學品)、53章(染料及著色料)、57章(初級形狀的塑料)、61章(皮革,皮革制品及已鞣毛皮)、68章(有色金屬),其中具有極強比較優勢的是33章、61章這兩章。
由此可見,中墨兩國貿易之間并不存在實質性的競爭,而且雙方存在競爭的產品只有SITC2、SITC5、SITC6這三大類,占總數的30%,26、53、68、03這四章,占總數的6.0%,這也充分說明了中墨兩國貿易的競爭范圍不大,雙方還有進一步發展貿易的潛力。
三、中國與墨西哥貿易的互補性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貿易互補性指數(TCI)來比較中墨兩國在各類產品上的互補性,當某國出口產品種類與另一國進口產品種類重疊程度越高時,兩國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就越大,反之互補性指數就越小。
(一)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一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出口而墨西哥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主要是SITC7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8雜項制品;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的互補性雖然目前還不明顯,但趨勢正在增強。
2、墨西哥出口而中國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主要是SITC2非食用原料、SITC5化學制品及相關產品、SITC3礦物燃料、油及有關原料;SITC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的互補程度正在加強。
(二)國際貿易標準分類兩位數編碼的測算結果
1、中國出口而墨西哥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15章,占總數的22.4%,其中初級產品有2章,制成品有13章,而53章(染料及著色料)、56章(制成肥料)、74章(通用工業機械設備及零件)和82章(家具及零件,床上用品及填充制品)的互補性指數非常接近1,說明已經擁有了一定的互補性。墨西哥出口而中國進口貿易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14章,占總數的20.9%,其中初級產品有8章,制成品有6章。說明了在初級產品領域,中國對墨西哥出口的互補性不如墨西哥對中國出口的互補性,而在制成品領域情況恰恰相反。
2、從整體上看,中墨雙方共有26章產品具有互補性,占總數的38.8%,說明中墨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還是很大的。其中產業內具有互補性的產品有3章,占互補性產品的11.5%,產業間互補的產品有23章,占互補性產品的88.5%,說明了目前兩國間的貿易主要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四、結論
綜上所述,中墨雙邊貿易規模在迅速增長的同時,雙邊貿易結構也在不斷地改善,雖然中墨兩國在紡織品、魚及甲殼類軟體動物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但是雙邊的互補性遠遠大于競爭性。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對初級產品和能源類產品的需求會繼續增加,恰恰墨西哥在這些方面存在著優勢,如果雙方都能意識到這種比較強的互補性,那么中墨雙方的合作空間將十分廣闊。(作者單位:河北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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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隨中美雙邊貿易的不斷擴大，雙邊經貿爭端與摩擦時有發生。如何認真對待中美雙邊貿易平衡問題，對其給予客觀認定與妥善處理，關系到中美經貿關系全局的發展。
[關鍵詞]貿易逆差原因分析對策探討
中美建立外交關系以來，兩國間貿易得到較快的發展，給兩國人民和兩國經濟帶來明顯的現實利益。然而中美貿易關系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兩國貿易的迅速發展，諸多貿易問題愈加突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便是其中最主要的問題之一。
一、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形成的原因分析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場的需求因素
(1)中美市場需求結構不同。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關，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2)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于高檔產品。由于中國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較低，中國市場能夠形成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重要原因是美對華實行歧視性出口管制
對華出口管制是一把“雙刃劍”，出口管制政策在對美國工業產生危害的同時，也在許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競爭力，導致對中國出口下降。
3.直接因素是全球化產業轉移所導致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亞太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得美國減少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加了從中國的進口，從而韓、日等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呈下降態勢，中美順差連年攀升。
4.中美貿易逆差具有較強的互補性
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對美國的大量順差來自貨物貿易。而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是世界服務貿易最發達的國家，提供的服務以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
5.對華的直接投資掩蓋中美貿易逆差
隨著美國對華市場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投資的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會造成美國對華出口數額的進一步減少。美國跨國公司把原本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逆差”。
6.統計方式的不同夸大雙邊貿易的不平衡
在統計原則和統計方法上，中美雙方應該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雙方在貿易統計數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美國統計的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要遠遠大于中國統計的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且之間的差額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
二、應對中美貿易逆差問題的對策探討
面對美國政府就中美貿易逆差問題頻頻向中國發難的現狀，針對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本文建議政府和企業可以采取以下幾個相應的對策:
1.調整對美貿易進出口結構，實施外貿多元化戰略
重視出口是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特點之一。近年來,中美貿易逆差日益加劇，盡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國政府很愿意通過改善對美貿易結構來緩解這種局面。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應進一步鼓勵企業拓展出口市場。調整出口市場結構，實現市場多元化戰略，重視發展與周邊國家間的貿易關系，以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2.與美國進行友好磋商，徹底解決最惠國待遇問題
最惠國待遇是互惠的，不是單方面給予的恩賜，美國政府對這個純屬貿易領域的間題附加人權條件是沒有道理的，現在是徹底解決最惠國待遇，從根本上改善中美經貿關系的時候了。充分發揮美國在華大公司、對華友好商會和華人團體的游說力量，以消弱美國國會內的和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3.建立貿易統計協調機制，統一貿易計算口徑
從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關于雙邊貿易逆差額的統計，中美兩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轉移貿易的前提下，進口以原產地標準統計的做法，是造成這種巨額差異的原因之一。中美在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差異性，也說明基于物質資源跨國流動的傳統貿易統計，已不能真實、客觀地反映當代國際貿易交往中各國的利益得失。只有樹立綜合涉外統計的觀念，掌握全面可靠的涉外經濟統計數據，進行科學的定量分析，才能準確地反映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間貿易的往來狀況。
4.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處理貿易逆差問題
WTO機制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強制性，為解決中美貿易逆差問題提供一個穩定、公平和可預見的制度環境。這種制度環境的改善可以大大降低中美貿易交往中的風險。在中美因貿易逆差問題而產生糾紛時，盡量把握主動權，具體評價美國所設置的各種貿易壁壘，充分利用WTO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維護中美貿易中中國的正當權益。同時中國政府應繼續努力，如期履行對WTO的各種承諾，按照WTO規則進行對外貿易，以增強全球競爭力。
5.促進美國進一步放寬對華出口技術限制
在技術貿易領域，中國市場十分廣闊，大有發展余地。放寬技術出口限制，進一步督促美國放棄高技術設備產品的管制，通過降低中國低附加值加工產品的出口比重，提高高技術貿易的進口比重，來縮小中美間的貿易逆差，將大大增加美國廠商在中國市場成功的機會，從而帶動美國對華出口，降低美國對華貿易差額。
［關鍵詞］微觀層面 質量差異 異質性
一、引言
本文就論文選題的理論依據及現實依據進行說明。第一節是對經典貿易理論及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綜述，交代論文選題目的理論背景，闡述選題的理論意義；第二節通過對研究對象總體情況的分析，介紹論文的主要研究問題。
二、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興起
傳統貿易理論，將國際貿易產生歸結于國家間的差異性。傳統貿易模型都是以國家層面上的差異性為出發點，并假設了生產是規模報酬不變的性質。其中古典貿易理論從絕對比較優勢、相對比較優勢出發，要素稟賦理論從兩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差異性出發，兩種理論都在
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國與國之間發生貿易的原因。但是隨著更多的經驗事實的發生，傳統貿易理論的說法逐漸受到了挑戰。比如依照傳統貿易理論預測，發達國家應與資源稟賦差異較大的發展中國家間貿易更為活躍。但從國際貿易的實際發展來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大量增加，并且發達國家間的產業內貿易又占了很大的比重。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相近，且在產業內貿易中所交易的大部分是要素密集度相近的相似產品。以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這些經濟現象。
新貿易理論則重點對發達國家之間方興未艾的產業內貿易現象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國家要素稟賦的差異之外，規模經濟也是國際貿易起因和貿易來源的另一個決定因素。新貿易理論以產業層面為分析出發點，引入了產業組織理論和規模報酬遞增假設。新貿易理論雖然通過引入產品差異和壟斷競爭所產生的產業內異質性，解決了新古典貿易理論中企業規模不確定的問題。但是在新貿易模型中，企業都是同質的，即每個國家都是由多個將多樣性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企業”組成的經濟體。這個假設顯然與經驗現象相悖，現實中并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出口，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而且企業之間也存在著生產效率或規模的差異。因此源起“企業同質性”的新貿易理論不能解釋的問題是，為何同一行業內，只有部分企業進行著國際貿易，而另一部分企業只服務于國內市場。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產業內企業異質性理論的研究，正是源于新貿易理論中的“企業同質性"假設與經驗現象相悖。
基于微觀層面的經驗文獻進一步發現，貿易自由化導致了產業內資源的重新配置效應，如迫使生產率水平較低的企業退出市場或關閉、導致市場份額向較高生產率的企業重新配置 (Bernard and Jensen，1999：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AW，Chung and Roberts，2000：Pavcnik，2002：Bernard and Jensen and Schott，2003)。這些經驗事實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相當普遍。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正是在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對一些經濟現象無法解釋的情況下產生的。首先是Bernard(1997)通過建立理論模型分析了企業服務國外市場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并應用實證研究發現運輸成本，工廠層面的固定成本，企業層面的固定成本，關稅等因素都會影響企業選擇服務國外市場方式。Melitz(2003)將壟斷競爭模型與企業異質性假設結合起來，完整論證了企業的異質性理論模型，分析了企業選擇是否出口的臨界生產成本（即生產效率水平）條件，從而在理論上解釋了為何行業內只存在一小部分企業進行出口。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將異質性企業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FDI）相結合，考慮企業建立海外分公司的決策，即企業是以出口還是FDI的方式服務國外市場。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另一框架是由Bernard（2003）創立，他們將隨機生產率引入到Eaton 和Kortum（2002）的多國李嘉圖模型中。
在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以Melitz的異質性企業理論最具代表性，它成為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基石。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正是從微觀層面―企業出發，探討企業層面的出口貿易決策行為。它不僅解釋了傳統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無法解釋的經驗事實，彌補了貿易理論所存在的空白，更是開拓了貿易理論研究的新領域、新方向。
三、企業異質性模型
企業異質性模型認為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的特征存在明顯差異。對國際貿易中異質性企業的關注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多位學者對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實證研究均表明：無論哪個國家或地區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業選擇從事出口，而且與非出口企業相比，出口企業的生產率較高且規模也較大。各企業生產效率及規模的差異成為企業異質性。異質性企業是如何進行自我選擇從事國際貿易的，貿易對企業的生產和利潤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異質性企業模型探討的問題
1. Melitz模型
Melitz（2003）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壟斷競爭動態產業模型為基礎，并在Krugman（1980）貿易模型的壟斷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下，嵌入企業生產率的差異，建立了企業異質性貿易理論。Melitz(2003)的異質企業貿易模型中每個企業面臨著出口的固定成本。每個企業也都面臨著內生的生產率水平。企業在了解其生產率狀況后才會做出是否出口的決策。貿易能夠促使生產率較高的企業進入出口市場謀求更高利潤，而生產率較低的企業為避免損失只能繼續為本土市場生產甚至退出市場。同時貿易進一步使得資源重新配置，使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占據更高市場
份額 。
Melitz將異質性企業引入不變替代彈性（CES）偏好的壟斷競爭模型，發現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結果。例如，一個產業部門的貿易開放度提高將會抬高工資和其他要素價格，生產成本的上升使生產率最低的企業被迫退出市場。除生產成本外，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還能夠承擔開辟海外市場的固定成本并開始出口。生產率居于中游的企業將繼續為本土市場服務。低生產率企業的退出，使資源重新進行分配，更多得流向那些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從而整個產業的生產率因為貿易而得到了提升。Melitz的研究揭示了產業的總體生產率由于資源的重新配置獲得了提高，這種社會福利是傳統貿易理論沒有發現并解釋過的貿易利得。
因此Melitz模型盡管建立在微觀結構上，卻有助于從宏觀層面上理解出口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一個亮點在于它清楚且有說服力的解釋了為什么一些產品根本沒有被出口。
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能夠很好的解釋貿易中的零值問題，卻無法解釋貿易價格的空間模式，即平均單位價值隨著距離明顯增加的事實，且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預測卻與該事實相反。
2. Melitz-Baldwin-Harrigan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
出口產品平均單位價值（出口價值/出口數量）常被用來衡量產品質量。認為企業同時以質量和價格為基礎競爭的思想在國際貿易經濟學中由來已久。早在1961年，Linder就將質量作為影響貿易方向的決定因素引入。在他的理論中：單位資本收入相近的國家由于在生產、消費模式上的相似，而使這些國家間的雙邊貿易更
活躍 。
在解釋質量和國家貿易模式時，主流文獻多采用引力方程對雙邊貿易流進行建模，解釋雙邊貿易流的構成（如出口產品種類、數量及平均單位價值）因貿易伙伴的特征（距離、市場規模）變化而產生的反映。引力模型預測：國家間距離越遠，雙邊貿易流越小。但在部分研究中發現，平均單位價值與距離呈正相關關系。
為了更準確的理解進口國特征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并解釋貿易價格的空間模式，Baldwin 和Harrigan將質量差異納入到Melitz（2003）的異質企業貿易模型中，形成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或QHFT模型）。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的重要創新是引入了一個嚴格為正的質量-成本彈性，并假定各企業在邊際生產成本和產品質量上都是異質的。在同樣的產品中，高邊際成本使產品具有高質量和高價格。由于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企業根據自身生產成本及產品質量對是否進入出口市場進行自我選擇。在他們的理論中，當時，成本的增加使質量產生不均勻的提高，從而高成本高質量的企業獲得更多的利潤，成為出口市場上的一員。而低成本低質量的企業則只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其產品。隨著貿易成本上升或進口市場規模縮小，進入出口市場的質量門檻被提高了，市場對企業的選擇更強烈了。因此，產品平均質量和FOB價格均隨距離增加而提高，隨市場規模擴大而降低。當時，傳導機制則是反向的：低成本低質量的企業選擇進入出口市場，距離增加和進口市場規模縮小使產品平均質量和FOB價格下降 。總的來說，在Baldwin and Harrigan(2007)中，市場規模，距離和單位價格的關系如表1所示：
自從Baldwin 和Harrigan的初稿在2007.3首次公開以來，許多“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被開發出來或正處于開發階段。Richard Kneller and Zhihong Yu(2008)改變Melitz-Baldwin-Harrigan模型中CES效用函數的假設，并放寬Melitz-Ottaviano中壟斷競爭的條件，允許非對稱的商品種類及產品質量與成本間的正相關關系。作者將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影響分為兩種機制（Baldwin-Harrigan的理論模型只有一種機制，沒有細分）：選擇效應與價格區別效應。當質量彈性時，企業為“質量競爭型企業”，此時選擇效應導致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正向作用；當質量彈性時，企業為“效益競爭型企業”，此時選擇效應導致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負向作用。而對價格區別效應而言，無論與1的關系如何，距離、目的市場對出口產品單位價值均呈負向作用。
四、結論
綜上所述，Melitz模型與質量異質企業貿易模型的區別在于：Melitz（2003）模型將生產成本作為衡量企業異質性的標準，而質量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同時將質量和生產成本作為衡量標準，在該模型中高成本不一定是壞事。Melitz（2003）模型擴展到多個非對稱國家后能夠很好的解釋出口零值，但是無法解釋價格的空間模式。QHFT模型的零值空間模式新的內涵在于價格與距離之間的關系。由于高質量意味著強的競爭能力，邊際成本界值隨距離增加而增加，而不是Melitz（2003）模型所預測的下降。
以微觀層面的企業為研究對象，并結合質量差異的企業質量異質性貿易理論的出現為研究質量對雙邊貿易流的影響提供了理論依據，而Hallak and Schott(2008)開發出的度量商品質量方法則提供了方法論依據，為接下來就中國工業制成品質量及其貿易流量的研究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參考文獻：
[1] Bernard, Andrew, Bradford Jensen, Steve Redding, and Peter Schott, 2007,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21(3), pages 105-130, Summer.
[2] Baldwin and Harrigan, 2007, "Zeros, Quality and Space: Trade Theory and Trade Evidence", [OL]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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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llak , Juan Carlos , 2006 “Product Qual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1), pp. 23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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