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07 13: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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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美術；教學：設想
這幾年來，我一直從事中等美術教學，上素描和色彩課時，往往被一種現象困擾著：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連素描色彩最基本的東西沒弄清楚。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覺得是美術教材中欠缺一套完整的、科學的，行之有效的基礎方法。我們知道，藝術是能“教”的，而技術是可教會的。但是，我們的課本很少談到技法問題，因而上課老師也不能很好地把這些技法傳授給學生，幫助他們在美術領域里向前走，都是過而忘之。
我畢業實習前，老師給我們放一組幻燈片，感觸很深的是：片中有一組上課時的學生習作，約十幾張。第一張是副非常寫實的水粉風景，然后逐漸過渡到色彩和形的分離，到最后一張已經面目全非，成為其它的系列作業。從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其教學的科學性，他們通過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教材，把籠統的、復雜的、虛的藝術問題分解為一連串較簡單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實實在在的課程，每個單元都有具體明確的目的要求，學生在學校學完這些課程以后，能較好地掌握習作的基本方法，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教學方法。也就是說，沒有明確地把素描這門復雜的課程分解為一個個具體的單元，把構成素描的各種因素單抽出來，并設計相應的作業，由易到難，循序漸進，使教師和學生能逐一解決。我們現在的素描教學，雖然也是按循序漸進的原則安排的，但課程基本上是按所畫對象的簡與繁、易與難進行設置。
當然，現在有不少教師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教學中采用了分解難題的辦法。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是一年級還是二年級，學生都是在教室里照著書畫，讓學生照著畫時去“悟”。悟性高的學生，遇到了好老師，可能也沒有能掌握最基本的要領。再不就是只講哪兒長、哪兒短、哪兒亮、哪兒暗，弄得學生不知所措。從一開始就用全因素的標準要求學生，而沒讓他們象學徒那樣從每一具基本的技法性問題入手，從每一個最簡單的要求做起。
有一句老話“先學會走，再學跑”。但我們的教材教學使相當一部分學生永遠只會“走”，只會跟著老師畫，被動臨摹；而學生又性急，一開始就想“跑”。我們的教學技法，應該讓學生“走”的時候想到“跑”，為了“跑”得更快而學會一步一步的“走”。要目的明確，分階段逐步達到。
另外，在繪畫色彩教學教材的相當范圍內，還繼續著師傅帶徒弟的作風。這有好的一面，就是說老師的風范及對藝術探索之精神會無形中傳給學生。也有不好的一面，由于教師的知識量及藝術趣味的限度，容易使學生思路狹隘，不利于學生發展。
所以，我們的色彩教學，應該怎樣教，才能更有利于教學，怎樣做才能更好地引導學生，為他們走向藝術打下堅實的基礎，的確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刻不容緩的問題。
我在多年教學工作中，時常反思以往的學習，并認真學習了當今色彩教學的動向，待靜下來后，卻感到一片茫然。現在的教學與幾年前的老師教學相比，并沒有什么變化。當然，我認為并非變就好，不變就不好。只是覺得，目前，在中師色彩教材中存在隨意談談形象、明暗、冷暖等，僅從詞義上簡單講講，卻不去研究色彩自身的客觀規律的現象。而在我國藝術蓬勃發展，眾多思潮循環往復的今天，就更難得有誰系統談談色彩規律及教學問題了。
省師范科成立了美術課改中心組，以寫實或抽象等面貌特點相互區別，但是不管做什么，在對色彩的認識與處理原則上，卻都是有共同規律的。而我們是不是引導學生去研究這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現在，一些教師對學生色彩教學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上學生參與課題布置，專門學習色彩構成等等，但這還遠不能令人滿意。因為構成規律是從規律當中提出的規律，普遍性過強，個性不足，未免有些遠離自然，略有生硬之感。如果放任學生自己安排課題，只重個性，又覺得有些草率。參與本身雖然可以刺激學生作畫的主動性，但學生僅僅是畫了一張自己認為有趣的畫，并沒有在課題中發現，理解和系統地解決什么。這又過于自由，失去了教學的嚴謹性。我們不能僅僅把學生培養成照虎畫虎，照貓畫貓，或是東抹西抹，似乎就是前衛，別的什么也不學不管的人。這對學生是不負責任的，只會助長學生的惰性，壓抑了學生的創造性和對各種風格與表現方法的探求精神。我想，如果讓學生的才華得到真正的自由發展，真正地把他們的創造力激發出來，就必須引導他們走一條科學、嚴謹的治學之路。為今后走上美術教育打下堅實的基礎。
我們暫時拋開學校教學不談，回顧一下以往的大師們沒有哪一個不是認真研究自然，從自然中發現規律，并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充分體現的。文藝復興盛期時大師達，芬奇就是認真研究了15世紀大師的色彩與構圖之后，一改以往的線性透視中所追求的用平面來排列，而用以中心點出發的透視方法。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焦點透視法。在色彩上也改變了以往平板、單純的色相對比，而把明暗對比的全部色域引入他的作品中。如在《巖洞圣母》與《施洗者約翰》等作品中，都是從明暗處理的角度抑制了色彩的對比效果，突出了明暗效果，從而擴展了明度領域。這個巧妙變異的技巧，成了今天的明暗對比法。由此可見，歷代的大師沒有哪一個不認真研究前輩大師及藝術規律的。正是由于他們的苦心經營，人類的文化藝術史才有了今天的背景，給藝術研究與發展創造了各種可能性。這也是我們今天要加以研究，加以繼承與發展的東西。
色彩教育，應該從學習那天起，就讓受教育者認識藝術規律及自然規律，并在科學、系統的指導下，對色彩學的系列問題進行認真練習。教師的責任則是系統、明晰地引導學生研究訓練這些課題。從而使他們通過對色彩的學習，領悟色彩藝術的真諦。可是在中師的色彩教材中，欠缺系統的理論，教師多憑自身的經驗(有的是不合格的經驗)來教學，因此，教學的效果并不那么理想。
色彩教學，應該著重訓練色彩自身的藝術規律，把色彩系列對比及美學理論等課題逐個加以解決，在色彩對比的課題中，我們是否可以從色相對比與繪畫的角度開始研究呢?
也許，我們可以從色相的明度上開始學習。色相在改變了明度之后，會有什么樣的表現力?是否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原有的性質?黑白在色相對比中的意義是什么?黑白是否能改變色彩的明度?它們在色彩構圖中有什么特殊地位?類似的許多問題，都需要在教室中，經過大量的色彩訓練與分析之后才能解決。而我們在教學中往往過分提示學生注重形狀、畫線、填色，很少研究色域及每塊色彩的特色及力度，這對學生是十分有害的。
論文關鍵詞：王爾德，唯美，現實，沖突
一、沖突——永恒的主題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作家。 他的整個人生階段都充滿著矛盾和沖突，并且他的這個特性也吸引著當時和他逝世后一百多年里的批評家和評論家不斷的解析和重讀。在《奧斯卡·王爾德的悖論》一書中，伍德科克（George Woodock）認為王爾德“他既是一個美學小丑，又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他既是一個‘社會批判者’，有是一個 ‘勢利眼’”① 王爾德的傳記作家赫斯基思·皮爾遜（Hecketh Pearson）曾指出，“王爾德可以在下午的演出中扮演哈姆雷特的角色，而在晚上的演出中文學藝術論文，他同樣可以令人信服地扮演福斯塔夫。”②王爾德本人也不從來不否認自己的矛盾性。他常常有意識地使自己陷于自相矛盾，這正像他的格言所說：有教養的人同別人矛盾，而智者同自己矛盾。在他的理論批評和文學創作當中，矛盾和沖突更是貫穿始終。作為唯美主義的重要代表，他高揚“為藝術而藝術” 的旗幟，提出了獨到的、驚世駭俗的觀點——生活模仿藝術遠甚于藝術模仿生活。在《謊言的衰落》一文中，他將藝術與現實的分離推向極端，認為“作為一種手法，現實主義是全盤失敗的”③通過對王爾德留給世人的最后一部作品《雷丁監獄之歌》的矛盾性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王爾德在人生最后階段現實生活中的唯美因素的追尋及唯美追尋中不得不面對現實的矛盾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從這種唯美與現實的沖突中，將體會到的是一種無奈和悲哀。
二、現實主題與唯美形式的張力
“1878年王爾德以一首長詩‘拉凡納’獲牛津大學‘牛迪迦’獎，從而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20年后，作為一個被社會遺棄的作家，他匿名發表了長詩《雷丁監獄之歌》，為其創作生涯畫上了句號。”④以詩歌創作開始文學藝術論文，又以其為結束，足以見詩歌在他創作生涯中的重要作用。王爾德在獄中給道格拉斯寫的信中提到“我的生命中有兩個關鍵點，一是我父親把我送進牛津大學，一是社會把我送進監獄。”⑤牛津大學培養了他的唯美的人生觀，藝術觀，監獄則改變了他的人生觀。因王爾德與道格拉斯不正常的關系，引起道格拉斯的父親與他的矛盾，并且對質公堂。最終這場判決以王爾德“有傷風化罪”被判處兩年的苦役結束，從此王爾德的生活由快樂的極頂一跌而至地獄，由“快樂王子”一跌而成為“悲哀王子”。監獄生活使他認識到監獄只是詩人被生活完全拋棄的見證，原先的叛逆者如今變成了在悲哀的泥沼中掙扎的絕望者。獄中的生活給他的藝術至上主義一次嚴重的打擊，他所提倡的“藝術不是人生的鏡子，而人生卻是藝術的鏡子”的觀點也轉變成了人生即藝術，藝術即人生了。《雷丁監獄之歌》是王爾德刑滿釋放后于1987年在法國創作的。它以1896年因醉酒而殺死自己妻子的Charles Thomas Wooldridge被執以絞刑為創作原型，以“我”的所看、所感表現出當時監獄中人們的凄慘的生活狀況、面對死亡時的恐懼和人們對自由的渴望文學藝術論文，真實地再現了在獄中的生活。詩中王爾德對資產階級的冷酷法律和不人道的做法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和抗議。他不再認為人生都是快樂、美好的，而得出了痛苦是生活的永恒規律的悲觀結論。有人認為此時他的“唯美主義思想已蕩然無存”⑥，然而筆者通過細讀詩歌發現此時的王爾德雖然描述了一個現實主義的主題，然而他采取的形式卻處處展現著唯美之美。
這首詩由五個部分109節組成，共計654行。整首詩形式整齊、韻律自然、意象鮮明，處處體現著王爾德所堅持的藝術原則論文參考文獻格式。“藝術只有一條最高的法則，即形式的或者和諧的法則。”⑦。因此，他追求完美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整首詩654行嚴格的遵循著六行一節，偶行押韻的形式，使它的結構精巧縝密、文筆流暢優美，讀起來朗朗上口、渾然一體。從這完美的形式中，讀者能夠自然地體會著詩人思想的變化。形式是整體，語言是載體。王爾德在語言上達到的精確、詼諧、悖論程度，在文學歷史上幾乎無人能比。以詩的第一節為例：
他沒穿他那件猩紅上衣； / He did not wear hisscarlet coat,
因為紅的是血和酒文學藝術論文，/ For blood and wine and red,
而發現他和死者的時候， / And blood and winewere on his hands
血和酒染著他雙手—— /When they found him with the dead,
那可憐的死者是他的情人， / The poor dead woman whom he loved,
當時被殺死在床頭。/ And murdered in her bed.
詩的開頭即交代了事情發生的原因，“他”殺死了他的情人。六行詩，一個事實的描述，即將形式美、韻律美充分體現。詩中二、四、六行抑揚三步，短促有力；“red”“dead”“bed”押韻整齊，“wear”“wine”“were”“when”“with”“woman”行內韻將六行融為一體。在詩中，“橡樹和榆樹春天里爆芽，長出的葉子很蓬勃；”春意昂然、生機蓬勃的景象將人們帶入春天的遐想之中。然而后句“但樹樣的絞架看著可憎——，它的根被毒蛇咬過——”將人們的思緒又拉向殘酷的現實。有誰會將絞架和春天里吐出新芽的綠枝相比；由誰會將絞架臺和“光榮體面的高位”相提并論；由誰會將受刑人在空中掙扎的雙腿看作“在空中舞”，和“隨提琴跳舞”“接著笛子、詩琴的節拍跳”聯想在一起。王爾德在語匯選擇和韻律安排上，使得作品殘酷的現實性描寫和完美的形式表現形成了強大的張力。
三、愛與死的對抗
愛與死是文學中的永恒話題。在詩歌中對這個兩個主題的探討
更是比比皆是論文參考文獻格式。王爾德在《雷丁監獄之歌》中，在對殘酷的絞刑的描述的過程中，仍然不忘他的唯美主義的愛的闡釋。詩歌中“他”因殺死自己的情人而被處以絞刑。在詩的開頭已把這個事實展現在讀者面前“那可憐的死者是他的情人/當時被殺死在床頭。”一個冷酷的事實文學藝術論文，帶來了“他”被處以絞刑的命運，“這人殺了他心愛的人兒/所以說他難逃一死”。然而王爾德在詩中采取了獨特的悖論式解釋，將愛與死這個人生話題帶回到了自己的唯美主義境界。在詩歌的第一部分：
但人人都殺死心愛的人兒——
愿這話人人能聽見——
有人用的是難看的臉色，
有人用謎語和甜言，
怯懦的膽小鬼是用親吻，
勇敢的才是用刀劍。
殺自己愛人時有人年輕，
而有人卻已經年老；
有的人用的是欲的手掐，
有的人用金銀錢鈔；
最最仁慈的就是用一把刀——
讓死者很快就冷掉。
詩歌中首尾呼應，“人人都殺死心愛的人兒——/愿這話人人能聽見—”將詩中殺死情人的“他”的愛情觀上升到所有人身上。愛他就要殺死他，而且要用“最仁慈”的方式，就是拿一把刀。這樣的論述是否將我們的思緒拉到了王爾德獨幕劇《莎樂美》中，那端著喬卡南人頭的美麗女子的表現，一邊頻頻吻喬卡南血淋淋的嘴唇，一邊熱烈地表達著對他的愛。由此可見，在王爾德的筆下文學藝術論文，美好的愛情往往由死亡的悲劇來闡釋。
四、肉體與精神的對抗
《雷丁監獄之歌》中靈魂與肉體的對立正是唯美與現實的沖突的重要體現。“我們蹲得每一間小牢房，/是廁所又暗又難聞；/雖生猶死而發出的奇臭，/把鐵窗都堵的憋悶。”在這樣的環境中的生活，使詩人的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傷害。經受著體力折磨的王爾德，在孤獨、饑餓、黑暗、痛苦、拋棄、羞辱中度日如年的他說到：“我們被遺忘、萎靡又憔悴——/靈魂和肉體在毀去。”“有東西在我們心中死亡，/死亡的東西是希望論文參考文獻格式。”然而通讀全詩我們即可發現，在如此殘酷的面前我們仍能感覺到詩人在自由之魂在徘徊。在詩的第一部分，在對“他”的描述上：
我從來沒有見過什么人
用那種依戀的雙眼
望著犯人叫做天的地方——
那只是一小片蔚藍，
望著每一朵飄過的云彩——
都張著銀色的風帆。
透過對絞刑犯“他”的這一細膩舉止描寫，將他的靈魂的自由，心靈的不受約束，表現的淋漓盡致。不僅如此，詩中在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都出現了“那種依戀的雙眼，望著叫做天的地方”。身體的束縛和靈魂的自由，現實和理想的沖突文學藝術論文，是詩人現實主義與唯美思想的完美體現。
五、結語
通過對《雷丁監獄之歌》中主題與形式、愛情與死亡、精神與肉體的矛盾性分析，我們看王爾德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里，面對生活的磨難，現實的殘酷，他的作品的現實性在逐漸增強，然而，他對唯美的追求并沒有放棄。套用一個王爾德式的表述：“在美的作品中發現丑惡含義的人是墮落的……在美的作品中發現的美的含義的人是有教養的……”⑦那么在他的唯美主義思想中看到現實的痕跡的人是細膩的，在他的現實主義中看處唯美的人是犀利的。《雷丁監獄之歌》，一個唯美主義者的遺言，從唯美主義大師的作品中找出它的唯美與現實的沖突之處，是詩人的無奈，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參考文獻
①George Woodock The Paradox ofOscar Wilde, London and New York T V Boardman, 1949
論文關鍵詞：莉蓮·海爾曼，《小狐貍》，麗賈娜
一、美國“第二次文藝復興”中的劇壇新秀海爾曼
作為一位南方女劇作家，莉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1906—1984）在30年代左翼戲劇中有不俗的表現。她的大部分劇作雖然也以“善與惡”的問題為主題，思想傾向鮮明，但她更善于刻畫人物的性格，關注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不幸遭遇。
《小狐貍》及其姊妹篇《叢林深處》中的麗賈娜，她在男性主宰的社會和家庭中苦苦掙扎，企圖用自己的性吸引力操縱控制男性或至少逃脫他們的控制。在人物塑造上，美國劇評家認為，麗賈娜是作者的最大收獲，在這群狐貍中，她是最兇惡也是最有魅力的一只。
二、最狡猾的 “小狐貍”---麗賈娜
美國劇評家認為，《小狐貍》及其姊妹篇《叢林深處》中的麗賈娜是作者筆下在性格塑造上最突出的女性人物。“這是一個極具野心和物欲的女人，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甚至毫不猶豫地舍棄兄妹情、夫妻恩和母愛，在這群狐貍中，她是最兇惡也是最有魅力的一只。”[1] 她成熟機智，在商戰中，嶄露頭角文學藝術論文，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她渴望獨立自由，渴望擺脫兄弟及丈夫的控制和束縛，并始終為這一愿望而努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她狡詐兇惡，最終戰勝了貪婪陰險的兄弟。她是一只“小狐貍”，因為她善于耍弄手腕，施展詭計，她年少時就會用自己的性吸引力操縱控制父親，滿足他的欲望，為自己謀得一定的利益。她比家族中其它女性人物要狡猾善變。隨著她心智逐漸成熟，她不僅是一只“小狐貍”，還是最狡猾的一只。因為她逐漸從任性輕浮，變得成熟機智，在與北方工業巨頭洽談中，冷靜沉著，游刃有余，并最終在與兄弟的利益爭奪中成為最大的贏家。
《小狐貍》一劇于1939年在紐約國家劇院公演，導演是舒曼林(Herman Shumlin),共演4 10場。劇名來自《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為我們趕出那些狐貍，狡猾的小狐貍；它們在糟踏葡萄藤，上面結滿稚嫩的果蕾論文格式模板。”（1）[2]]隱喻貪婪殘暴的新興資本家正掠奪日益貧困的民眾，毀壞傳統的美好的南方。《小狐貍》贏得紐約劇評獎，被譽為具有契可夫風格的作品。
在《小狐貍》一劇中，麗賈娜是劇中的主要人物。她四十歲左右，成熟老練，機智敏銳，自信堅強，渴望獨立自由，擺脫家族中兄弟與丈夫的束縛。在第一幕中，她先聲奪人，她的成熟機智就嶄露頭角。她不僅顯示了南方女性的優雅，討好馬歇爾，機智地繞過談判中易觸礁的話題，扭轉尷尬的處境。
這只“小狐貍”機智敏銳，勇于抗爭。盡管麗賈娜既沒有金錢也沒有權力，但她確實擁有機智的頭腦。然而她希望落空了，賀瑞斯知道他將不久與人世，正要訂立一個新的遺囑，他的產業都將由他們的女兒亞力山德娜繼承文學藝術論文，僅留給她債券的利息。她狠毒兇惡，不擇手段，不達目的不罷休。她的這些性格在她與病重丈夫的激烈爭吵時的惡毒的話語中原形畢露。她終于讓賀瑞斯的心臟病突發，摔倒在地，麗賈娜冷漠地注視著艱難地爬向藥物的丈夫，既不伸手幫助，也不向醫生求救，眼睜睜地看著他死去。
這只最狡猾的“小狐貍”毫不留情地回擊貪婪自私的兄弟。當這部劇接近結束時，麗賈娜與兄弟們攤牌，她的老練自信使她成為這場利益之爭中的最大贏家。她的丈夫還沒來得及修改遺囑就去世了，她不僅繼承了他的財產，還乘機敲詐了75%的股份。否則，她就把兩兄弟伙同利歐偷走賀瑞斯的債券一事向警方告發，把他們送入監牢。
三、從南方淑女到最狡猾的“小狐貍”—麗賈娜人物性格發展軌跡
二戰結束后，海爾曼又回到了她熟悉和喜愛的南方題材的創作，她首先動手的是《小狐貍》的續作，把時光再向前推移20年，描寫哈伯德家族的發跡史—《叢林深處》。作者在選擇劇名時頗含寓意：在人類叢林中的某一角，一群狐貍正在糟踏成熟的葡萄。此劇在1946年11月20日公演，由海爾曼本人執導，由于觀眾對七年前轟動一時的《小狐貍》故事和人物記憶猶新，對作者如何補敘哈伯德兄妹的年輕時光及如何刻畫她們的父母的形象抱著濃厚的獵奇心理，因此這部續作在舞臺上頗受歡迎。
《叢林深處》共三幕，故事場景是1880年南方小鎮商人馬庫斯·哈伯德的家里。馬庫斯在南北戰爭中靠販賣私鹽致富，現在擁有全鎮最大的商行。他的長子本和次子奧斯卡都為他工作，女兒麗賈娜待字閨中。鎮上貴族白瑞家里人丁稀落，經濟窘迫，只靠女兒波蒂掌管一切，無法保住祖傳的勞尼特莊園和維持起碼的生活尊嚴。幕啟時，哈伯德家的人正在忙著準備星期天的晚宴，而晚宴上家庭成員之間的激烈沖突顯示了家族矛盾日益尖銳。本是哈伯德家族新生代中最具野心和謀略的人，他對父親獨攬大全和吝嗇作風早已心懷不滿，一直在窺視時機。最終一場激戰之后，本洋洋得意地坐上原本屬于父親的座位，麗賈娜和奧斯卡紛紛向他表示臣服論文格式模板。
年輕時的麗賈娜機智靈活，善于操縱控制。她獲得一定權力和利益的方式就是憑借她的美貌和誘惑力。她企圖靠性吸引力引誘情人私奔，也同樣用她的性吸引力去操縱她的父親來獲得權力或者至少逃脫他的控制。只要她不斷地向她父親獻媚，她的父親就嬌慣寵愛她文學藝術論文，她不斷地誘使父親垂愛自己。并向父親保證：“永遠只會是你和我——。”(P.365)
她靈活機智，善于阿諛奉承，見風使舵。哥哥本是哈伯德家族新生代中最具野心和謀略的人，終于謀得機會，哈伯德家族一夜間完成了權力交替，本得意洋洋地坐上了原本屬于父親的座位。麗賈娜的狡猾機靈和見風使舵的本領在這里初見端倪。當本劇落幕時，她委婉地拒絕了她的父親：馬庫斯讓麗賈娜給他倒一杯咖啡，她照作了，他指了指自己身邊的那把椅子，“麗賈娜視而不見，走到本身邊，坐下了。”(p.412)
四、結語
作者在這兩部姊妹篇中完整地展現了麗賈娜這個人物的性格發展軌跡，且前后對照鮮明。《叢林深處》中的她年輕任性，嬌情輕浮，是她父親身邊的嬌嬌女。《小狐貍》中的她經歷了許多生意場上的明爭暗斗，耳濡目染了兩兄弟的貪婪狡詐，她變得成熟老練，堅強自信，更向往獨立自由。她不甘于被束縛的處境，誓與長兄一爭高低，并最終成為勝利者。
參考文獻：
1.于淼.女劇作家莉蓮·海爾曼筆下的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刻畫人物的技巧[D]. 黑龍江大學 , 2003 .
2.邵錦娣，白勁鵬.《文學導論》[M]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
3.周維培.“戰爭的情感與情感的戰爭”[J]《戲劇》1997.4
4.周維培.“南方傳統文明與北方工業文明的沖突”[J]《外國文學》1983.2
論文關鍵詞：莉蓮·海爾曼，《小狐貍》，麗賈娜
一、美國“第二次文藝復興”中的劇壇新秀海爾曼
作為一位南方女劇作家，莉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1906—1984）在30年代左翼戲劇中有不俗的表現。她的大部分劇作雖然也以“善與惡”的問題為主題，思想傾向鮮明，但她更善于刻畫人物的性格，關注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不幸遭遇。
《小狐貍》及其姊妹篇《叢林深處》中的麗賈娜，她在男性主宰的社會和家庭中苦苦掙扎，企圖用自己的性吸引力操縱控制男性或至少逃脫他們的控制。在人物塑造上，美國劇評家認為，麗賈娜是作者的最大收獲，在這群狐貍中，她是最兇惡也是最有魅力的一只。
二、最狡猾的 “小狐貍”---麗賈娜
美國劇評家認為，《小狐貍》及其姊妹篇《叢林深處》中的麗賈娜是作者筆下在性格塑造上最突出的女性人物。“這是一個極具野心和物欲的女人，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甚至毫不猶豫地舍棄兄妹情、夫妻恩和母愛，在這群狐貍中，她是最兇惡也是最有魅力的一只。”[1] 她成熟機智，在商戰中，嶄露頭角文學藝術論文，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她渴望獨立自由，渴望擺脫兄弟及丈夫的控制和束縛，并始終為這一愿望而努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她狡詐兇惡，最終戰勝了貪婪陰險的兄弟。她是一只“小狐貍”，因為她善于耍弄手腕，施展詭計，她年少時就會用自己的性吸引力操縱控制父親，滿足他的欲望，為自己謀得一定的利益。她比家族中其它女性人物要狡猾善變。隨著她心智逐漸成熟，她不僅是一只“小狐貍”，還是最狡猾的一只。因為她逐漸從任性輕浮，變得成熟機智，在與北方工業巨頭洽談中，冷靜沉著，游刃有余，并最終在與兄弟的利益爭奪中成為最大的贏家。
《小狐貍》一劇于1939年在紐約國家劇院公演，導演是舒曼林(Herman Shumlin),共演4 10場。劇名來自《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為我們趕出那些狐貍，狡猾的小狐貍；它們在糟踏葡萄藤，上面結滿稚嫩的果蕾論文格式模板。”（1）[2]]隱喻貪婪殘暴的新興資本家正掠奪日益貧困的民眾，毀壞傳統的美好的南方。《小狐貍》贏得紐約劇評獎，被譽為具有契可夫風格的作品。
在《小狐貍》一劇中，麗賈娜是劇中的主要人物。她四十歲左右，成熟老練，機智敏銳，自信堅強，渴望獨立自由，擺脫家族中兄弟與丈夫的束縛。在第一幕中，她先聲奪人，她的成熟機智就嶄露頭角。她不僅顯示了南方女性的優雅，討好馬歇爾，機智地繞過談判中易觸礁的話題，扭轉尷尬的處境。
這只“小狐貍”機智敏銳，勇于抗爭。盡管麗賈娜既沒有金錢也沒有權力，但她確實擁有機智的頭腦。然而她希望落空了，賀瑞斯知道他將不久與人世，正要訂立一個新的遺囑，他的產業都將由他們的女兒亞力山德娜繼承文學藝術論文，僅留給她債券的利息。她狠毒兇惡，不擇手段，不達目的不罷休。她的這些性格在她與病重丈夫的激烈爭吵時的惡毒的話語中原形畢露。她終于讓賀瑞斯的心臟病突發，摔倒在地，麗賈娜冷漠地注視著艱難地爬向藥物的丈夫，既不伸手幫助，也不向醫生求救，眼睜睜地看著他死去。
這只最狡猾的“小狐貍”毫不留情地回擊貪婪自私的兄弟。當這部劇接近結束時，麗賈娜與兄弟們攤牌，她的老練自信使她成為這場利益之爭中的最大贏家。她的丈夫還沒來得及修改遺囑就去世了，她不僅繼承了他的財產，還乘機敲詐了75%的股份。否則，她就把兩兄弟伙同利歐偷走賀瑞斯的債券一事向警方告發，把他們送入監牢。
三、從南方淑女到最狡猾的“小狐貍”—麗賈娜人物性格發展軌跡
二戰結束后，海爾曼又回到了她熟悉和喜愛的南方題材的創作，她首先動手的是《小狐貍》的續作，把時光再向前推移20年，描寫哈伯德家族的發跡史—《叢林深處》。作者在選擇劇名時頗含寓意：在人類叢林中的某一角，一群狐貍正在糟踏成熟的葡萄。此劇在1946年11月20日公演，由海爾曼本人執導，由于觀眾對七年前轟動一時的《小狐貍》故事和人物記憶猶新，對作者如何補敘哈伯德兄妹的年輕時光及如何刻畫她們的父母的形象抱著濃厚的獵奇心理，因此這部續作在舞臺上頗受歡迎。
《叢林深處》共三幕，故事場景是1880年南方小鎮商人馬庫斯·哈伯德的家里。馬庫斯在南北戰爭中靠販賣私鹽致富，現在擁有全鎮最大的商行。他的長子本和次子奧斯卡都為他工作，女兒麗賈娜待字閨中。鎮上貴族白瑞家里人丁稀落，經濟窘迫，只靠女兒波蒂掌管一切，無法保住祖傳的勞尼特莊園和維持起碼的生活尊嚴。幕啟時，哈伯德家的人正在忙著準備星期天的晚宴，而晚宴上家庭成員之間的激烈沖突顯示了家族矛盾日益尖銳。本是哈伯德家族新生代中最具野心和謀略的人，他對父親獨攬大全和吝嗇作風早已心懷不滿，一直在窺視時機。最終一場激戰之后，本洋洋得意地坐上原本屬于父親的座位，麗賈娜和奧斯卡紛紛向他表示臣服論文格式模板。
年輕時的麗賈娜機智靈活，善于操縱控制。她獲得一定權力和利益的方式就是憑借她的美貌和誘惑力。她企圖靠性吸引力引誘情人私奔，也同樣用她的性吸引力去操縱她的父親來獲得權力或者至少逃脫他的控制。只要她不斷地向她父親獻媚，她的父親就嬌慣寵愛她文學藝術論文，她不斷地誘使父親垂愛自己。并向父親保證：“永遠只會是你和我——。”(P.365)
她靈活機智，善于阿諛奉承，見風使舵。哥哥本是哈伯德家族新生代中最具野心和謀略的人，終于謀得機會，哈伯德家族一夜間完成了權力交替，本得意洋洋地坐上了原本屬于父親的座位。麗賈娜的狡猾機靈和見風使舵的本領在這里初見端倪。當本劇落幕時，她委婉地拒絕了她的父親：馬庫斯讓麗賈娜給他倒一杯咖啡，她照作了，他指了指自己身邊的那把椅子，“麗賈娜視而不見，走到本身邊，坐下了。”(p.412)
四、結語
作者在這兩部姊妹篇中完整地展現了麗賈娜這個人物的性格發展軌跡，且前后對照鮮明。《叢林深處》中的她年輕任性，嬌情輕浮，是她父親身邊的嬌嬌女。《小狐貍》中的她經歷了許多生意場上的明爭暗斗，耳濡目染了兩兄弟的貪婪狡詐，她變得成熟老練，堅強自信，更向往獨立自由。她不甘于被束縛的處境，誓與長兄一爭高低，并最終成為勝利者。
參考文獻：
1.于淼.女劇作家莉蓮·海爾曼筆下的女性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刻畫人物的技巧[D]. 黑龍江大學 , 2003 .
2.邵錦娣，白勁鵬.《文學導論》[M]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
3.周維培.“戰爭的情感與情感的戰爭”[J]《戲劇》1997.4
4.周維培.“南方傳統文明與北方工業文明的沖突”[J]《外國文學》1983.2
論文關鍵詞：《呼嘯山莊》，主人公希克厲，評價
《呼嘯山莊》的作者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這部作品從問世以來，一直受到輿論界的猛烈譴責，甚至作者的親姐姐夏洛蒂?勃朗特在為妹妹辯護的同時，也認為這是一部粗糙的不太成熟的作品，直到二十世紀以后，才逐漸被人們認可乃至稱道。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作品復雜的藝術結構和獨特的敘事風格讓當時的讀者捉摸不透，一時無法理解，此外，恐怕有一大半責任在作者所創造的那個喪失人性的主人公希克厲身上，人們不能原諒他的殘忍、冷酷、作惡多端。難怪一位美國評論者認為，作者把豺狼虎豹的獸性湊合起來，創造了這么一個半是畜生半是魔鬼的主人公，還認為這部惡劣的小說成了群魔亂舞、豺狼嗥叫的噩夢。（1948年10月）而實際上，如果我們摒棄正常的倫理道德，從另一個角度去重新認識希克厲，就會發現導致他所有惡行的根源卻是愛。
一、超乎尋常的強烈的愛
貫穿整部《呼嘯山莊》的主題是呼嘯山莊和畫眉田莊兩代人奇特的愛與恨。愛是恨的根源，恨是愛的異化，愛的破滅導致恨的產生，恨的肆虐卻并沒有熄滅愛的火花。在這部作品中，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是希克厲和卡瑟琳的生死愛戀。英國文藝評論家凱特爾這樣說：“小說的核心和精髓是卡瑟琳和希克厲的故事。”希克厲和卡瑟琳的愛情非比尋常，不僅跨越了金錢、門第、地位、出身、相貌、性情、文化、教養等等傳統意義的界限，甚至死亡也不能將其阻隔。他們的愛情是一種狂風暴雨般的感情，來得猛烈和不顧一切文學藝術論文，強烈地震撼人心，甚至有時到了令人感到恐懼，可以毀滅一切的地步。這種愛無法用傳統的眼光和倫理道德去看待它評價它。這種愛是全書的靈魂和精華，沒有它就沒有《呼嘯山莊》。
二、強烈的愛產生的原因
1．作品人物性格與經歷使然 任何感情的產生都是有原因的，是什么促使希克厲和卡瑟琳這兩個外部條件懸殊巨大的人之間產生這種生死不渝的愛情呢？我們從作品中是可以找出原因的。希克厲身世悲慘，無父無母，流落街頭，直到八、九歲時才被老歐肖收養，來到呼嘯山莊。作為一個正常人的正常心理要求，他的心靈渴望著愛的滋潤，而且這種渴望比一般生活條件正常的人要來的更加強烈，更加迫切。以后這種非正常的愛的需求一直支配著希克厲的一生。
在呼嘯山莊，愿意對希克厲付出愛的只有老歐肖和卡瑟琳。但老歐肖對希克厲的愛是父母對兒女慈祥的關愛，并不能滿足小希克厲孤獨心靈的全部感情需要。而卡瑟琳和希克厲年齡相仿更容易心靈相通怎么寫論文。卡瑟琳雖然衣食無憂、父母俱全，但從納莉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小時候的卡瑟琳由于性格的原因實際上在家里是沒有得到寵愛的，甚至一再遭到家人甚至仆人的奚落。但對于一個感情豐富而又敏感的女孩子來說，她的心靈應該也會時常感到孤獨和缺憾，她也需要一個情投意合的朋友。這一點正和希克厲不謀而合，所以他們才能迅速的要好起來，以至于最終心心相印，不愿分離。正是在這種愛的支撐之下，希克厲才能夠忍受家中其他人對他的冷漠和虐待。老歐肖死后，希克厲的處境一落千丈，這時候卡瑟琳的愛對他來說就更為重要，就如一個即將溺水的人緊緊抓住救命浮木一般。希克厲和卡瑟琳可謂是“青梅竹馬”，天造地設的一對，他們在這荒原野風中培育著熾烈的愛，這種愛自然而真誠，不摻雜絲毫超出愛的本身的成分。盡管他們身份地位懸殊，在當時的情況下完全不可能結合，但什么都不能阻礙愛情的產生。它來勢兇猛，讓人間的一切現實的幸福都黯然失色，它力量強大象原始生命一樣不可摧毀、超越生死。他們兩人，尤其是希克厲把這種愛看得高于世界上任何別的東西。
2．作者的性格和經歷使然 艾米莉?勃朗特被人們認為是三姐妹中天分最高的一位。被譽為英國19世紀文學史中最奇特的女作家。艾米莉只活了三十歲，她自幼喪母，家境貧寒，一生未婚，也從未嘗過愛情的甜蜜。她雖然經歷簡短，內心世界卻異常豐富，她沉默寡言、性格自閉、孤傲羞澀、摯愛荒原，一生中幾乎沒有朋友，但她卻有驚人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文采。她所創造的情節和感情往往都是虛構的，來自于她的想象。她的作品風格往往直抒胸臆、感情濃烈，景物描寫常常荒僻寂寥。閉塞的環境，內向的性格使得艾米莉更重視作品人物內心感情的起伏，她筆下的人物生活環境極其簡單，絕少涉及社會背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異常單純，復雜、豐富的人性被濃縮，只剩下兩個極端文學藝術論文，不是強烈的愛，就是強烈的恨。這并不是脫離現實，而是對現實的濃縮與升華。
三、愛的喪失導致人性的毀滅
生活是嚴峻的，卡瑟琳和希克厲之間奔放熾熱的愛雖然是真摯和自然的，但并非與現實社會完全相容。卡瑟琳無意間闖入林敦家的畫眉田莊——一個完全不同于呼嘯山莊的前所未見的嶄新的文明世界，這是他們二人分手的起點。卡瑟琳接受了林敦一家的文明熏陶之后，對粗野和沒教養感到羞愧，力圖讓自己變得優雅起來。這時候的她顯然和蓬頭垢面的希克厲大不一樣了。希克厲想方設法做過各種努力縮短他和卡瑟琳之間的差距，但是寄人籬下的處境和亨得萊的虐待使得他只得死心，本來就孤僻的希克厲，變得更加不知好歹，不近人情，然后從中獲得一種變態的惡意的。可見，希克厲對愛的缺失從一開始采取的就是報復的方式，從這里我們不難理解他此后的種種瘋狂做法。面對這種情況，卡瑟琳意識到她和希克厲是不可能結合的，而和林頓結婚則是眾望所歸、順理成章的事。她天真地認為做了林頓太太就可以幫助希克厲改變處境，所以卡瑟琳終于和埃德加﹒林敦訂婚了，希克厲心中唯一的支柱倒塌了，大廈傾翻，喪失了心理平衡，希克厲只有用出走來逃避。當一個人的強烈愿望被現實擊破時，他的出路往往是逃開現實中讓他煩惱的人和事，用時間和地點的變化來暫時醫治自己心靈所遭受的重創。希克厲正是這樣做的。然而，逃避卻并未起作用，他對卡瑟琳的愛已經根深蒂固，無法動搖，三年后，希克厲終于重返呼嘯山莊。
重返呼嘯山莊的希克厲重獲愛情，愛的力量暫時擊退了仇恨。然而卡瑟琳的死使得一切再也無法恢復原狀。如果說，想得到愛卻失去了愛是一件悲慘的事，那么重新找到愛后又再次失去它的那種痛苦將更加令人無法忍受。只是因為卡瑟琳的愛才使希克厲以往能夠忍辱負重，而卡瑟琳的死，把她在呼嘯山莊和畫眉田莊外安置的保護罩擊得粉碎，曾經被愛所緩解的矛盾再次激化。由于愛的失落，從此盤踞在希克厲心頭的便只有恨了，而且，愛有多強烈，恨就有多么強烈。這是因為希克厲愛而終不能得其愛，沸騰的感情得不到宣泄，只有轉而尋求其他出路了。卡瑟琳曾是他所有的歡樂、痛苦、希望和夢想，而她的死便意味著這一切的終結。卡瑟琳的死同時也帶走了希克厲的靈魂，這以后的希克厲我們便不能把他當作一個正常人來看待了，在他身上所具備的正常人的人性已經徹底毀滅了。
四、愛的異化造成瘋狂的報復
強烈的愛終于轉化為強烈的恨，希克厲內心郁積的種種痛苦無法排解，而感情作為人類一種內在能量的宣泄，在受到遏制的時候，往往會裂變成一種罪惡的能量釋放出來，由此文學藝術論文，希克厲對周圍的一切產生了不可遏制的恨，他以整個人類作為代價，開始了瘋狂的報復。在這以后，除了對卡瑟琳永無休止的思念之外，在希克厲身上再也看不到任何愛的微光了，他不愛自己的新娘伊莎貝拉，對她拳打腳踢；他不愛卡瑟琳的女兒小卡茜，使用欺騙的手段搶走了她的財產，剝奪了她的幸福，給予她肉體到精神上的雙重折磨；他不愛卡瑟琳的侄兒哈里頓，剝奪了他的一切，不給他受教育的機會，把他變成了一個粗俗邋遢的普通莊稼漢；他也不愛自己的兒子小林敦，他活著對于希克厲的意義就是讓他和小卡茜結婚謀奪畫眉田莊，一旦這個虛弱不堪的小東西失去了利用價值，希克厲便再也不關心他的死活了。這時的希克厲已沒有作為正常人所具備的一點點惻隱心和憐憫心，苦苦哀求也打動不了他的心，他瘋狂地喊道：“我沒有憐憫！我沒有憐憫！蟲子越扭動，我越想擠出他們的內臟！這是一種精神上的長牙齒，越是痛，我就越使勁磨怎么寫論文。”這些看似反常，其實卻是愛的失落導致的結果。愛得越深痛得越深發泄的也越深，愛的失落對希克厲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卻又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只有用超出常規的報復來發泄心中的苦痛了。
五、愛的回歸導致惡的喪失
然而，恨畢竟不是希克厲的最終目的，報復也沒有使他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他引誘伊莎貝拉和自己結婚來報復林敦，結果讓自己更加痛苦；他用毀掉哈里頓來報復亨得萊，最終如愿以償，但他不能毀滅哈里頓美好的天性，對此希克厲也無可奈何；他不擇手段得到了兩處房產，可是費盡心思攫取來的金錢沒有帶來幸福也填補不了空虛。表面上，希克厲的報復大獲全勝，實際上卻一敗涂地。這二十年來，對卡瑟琳的愛與思念時時刻刻折磨著他，正是由于這種刻骨銘心的思念和至死不渝的愛情使得希克厲失去了繼續作惡的力量。然而，死去的卡瑟琳終究不可能再復活，希克厲在人世間無法找到她的愛，便只有跟隨她于地下了。在死后，希克厲終于得到了他超人間的愛，他和卡瑟琳變成了荒野上的一對游魂，再也不分開。惡的喪失同時又導致了愛的回歸。
論文關鍵詞：詹姆斯·喬伊斯，《阿拉比》，抒情式短篇小說，癱瘓
20世紀60年代時，關于短篇小說的文類研究還處于起步狀態，之前零散的研究大都采用了新批評方式，因為這樣有助于教學開展。然而，那種機械式地將短篇小說劃分為有情節和無情節的方式掩蓋了短篇小說的本質特征。
1964年，約瑟林（M. Joselyn）提出應針對短篇小說進行真正的文類劃分，主要分為擬態的（mimetic）和抒情的（lyrical）兩種。擬態的短篇小說一般按時間順序安排情節結構，有完滿的結局；而抒情的短篇小說則在擬態的短篇小說基礎之上，加入了詩歌的成分特點。(Joselyn) 艾琳·巴德施威樂（Eileen Baldeshweiler）也提出了類似的分類方式，她將短篇小說分為史詩式（epical）和抒情式（lyrical）兩種。史詩式的短篇小說相當于約瑟林所說的擬態的短篇小說，由推理演繹的方式，利用人物沖突推動情節發展，最終以明確的結果結束全文。艾琳認為“抒情”二字與史詩式的短篇小說相比，更強調主題和行文語氣。（Baldeshweiler）這些短篇小說類型的分類方式大體上都基于重視情節的傳統寫作手法與重視抒情式風格的現代主義寫作手法之間的區別。
抒情式短篇小說產生于19世紀后期，正值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登上舞臺之際。抒情式短篇小說在創作風格上與現代主義文藝創作風潮契合，它顛覆了傳統的史詩式的風格，注重人物內心的發展，擺脫了依靠情節發展的舊式框架。M. 約瑟林對抒情式短篇小說的詩性元素的分析十分精辟，主要歸納為四個方面：1）擺脫傳統的按時間順序的方式安排故事；2）利用純粹的言語修辭手法，如語氣、意象3）關注意識的增強，而非完整的情節4）僅用最簡潔的方式達到高度暗示性，強烈的情感。(Joselyn) 總的來說，抒情式短篇小說輕情節，注重表現人物的內心波動起伏，故事結構以情緒氣氛的跌宕起伏為主線；突出抒情的特點，采用象征、隱喻等言語手法，運用簡潔而具有高度啟發性的語言營造豐富的意象；使用開放式結局，擺脫傳統具有決定意義的結尾方式，讓讀者自己去尋找答案。
本文旨在通過細讀詹姆斯·喬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說《阿拉比》，分析其抒情式短篇小說風格，探究詹姆斯在現代主義思潮下的創新性寫作風格以及他精湛的文字技藝。本文將通過對該短篇小說的詩化分析，展現喬伊斯在創作短篇小說時達到了形式上和內容上的協和。他利用詩化短篇小說的手法，塑造了一個天真純潔，內心充滿浪漫藝術氣息的男孩形象，反襯出這個癱瘓麻木的都柏林城。
一．淡化情節，關注人物內心發展
現代主義小說對人物精神情感的關注與淡化情節的寫作方式源起于人們對復雜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因此這些作品通常從內心的角度映射出世間百態，以荒誕的、富于寓意的抽象表現方式，意圖展現現代人們的精神創傷和變態心理。喬伊斯這樣說道，“都柏林那即乏味又閃光的氛圍，它的幻影般的霧氣、碎片般的混亂、酒吧里的氣氛，停滯的社會——這一切只能通過我使用的詞語的肌質（texture）傳遞出來。思想和情節并不像某些人說的那么重要。”（戴從容 2005：11）喬伊斯的短篇小說體現了這種現代主義小說創作手法，擺脫了傳統的關注情節故事發展的短篇小說形式，淡化情節的完整性和邏輯發展順序，將錯綜復雜的現代意識展現得淋漓盡致。正如李維屏教授所言，“《都柏林人》的構思與布局超越了傳統短篇小說的模式。它是20世紀初現實主義傳統與現代主義思潮彼此交融的產物，也是作者告別傳統、向現代主義道路邁出的難能可貴的第一步。”（李維屏 2011：117）
喬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由十五個短篇小說組成，這些故事按照人一生的成長順序排列。《阿拉比》是《都柏林人》中的第三個故事，也是其中最受評論者關注的一部短篇小說。《阿拉比》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敘述者用詩意的語言斷斷續續地回憶孩童時的一段具有特殊意義經歷，讀者成為傾聽者，直接參與到主人公的回憶片段里，與男孩一起體驗愛情的美好神圣與現實殘酷腐化。《阿拉比》看似一個男孩尋找愛情的成長冒險故事，然而，喬伊斯并沒有使用傳統的強調外部矛盾的歷險故事文學藝術論文，而是利用男孩的內心情感波動和思維方式來發展故事。整個故事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也沒有總結性結尾，體現了喬伊斯開創性的現代主義意識流寫作手法，也同時展現了抒情式短篇小說的文學魅力。
《阿拉比》中的男孩生活在癱瘓（paralysis）的都柏林城，年幼的他還未經世事歷練，對一切事物都抱有美好幻想，擁有一顆追求美與藝術的心。男孩表面上敷衍的完成每天小孩的任務：念書學習、追逐玩耍，卻時常在內心默默觀察生活中一切美好浪漫的細節。他的藝術家氣質與這座死氣沉沉的城市以及城市里麻木不仁的市民形成鮮明對比。男孩對周遭事物十分敏感，在他的眼中一些破敗腐爛的場景變得詩意化，“我最喜歡最后一本，因為那些數頁是黃的。屋子后面有個荒蕪的花園，中間一株蘋果樹，四周零零落落的幾株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發現死去的房客留下的一個生銹的自行車打氣筒。”（喬伊斯2002：21）敘述者善于描述事物細節，如顏色，狀態，聲音等，如同在創作一首散文詩。從《阿拉比》抒情的文風上，我們可以看出這位敘述者就像一位心思細膩的青年藝術家，或者更確切地說，一位詩人，用心遣詞造句，把埋藏心底的往事用詩化的語言一一訴說。
敘述者記敘男孩去阿拉比市集前焦急等待的過程時，沒有情節結構，僅以人物內心波動來展現故事，明顯體現了散文化的行文結構。男孩向曼根的姐姐許諾將會在阿拉比市集帶些禮物回來后，腦海里面充滿了“數不清的愚蠢的怪念頭”，“但愿出發前那段乏味的日子一下子過去。”（ibid：23）接著，敘述者加快語速，連用五個“I”：“我要求……我問問題……我看著……我不能……我沒有。”（Joyce 1974：540）隨著節奏加快，人物內心的百感交集生動地浮現在讀者的腦海里。等待的時間長度是相對的，也許平時男孩與伙伴們玩耍一會兒時間就悄然過去了，但是當男孩在相同的時間內等待去阿拉比市集時，“我坐著望了一會鐘，滴答滴答的鐘聲叫我心煩意亂。”（喬伊斯 2002：24）在與時間抗衡時，眼前的一切事物都令人煩躁。這種典型意識流的心理時間與傳統的時間比起來，擺脫了直觀式抒情，“夢幻、映像、心理錯覺交叉出現，給小說披上一層知性和幻化的色彩”，（李麗琴 2007：101）更增添了故事的節奏感，如同詩人直面聽眾表述內心。
在表現愛情這一復雜的內心活動時，《阿拉比》采用散文詩的語言表達方式，從男孩的角度將愛情歌頌，用寫意的手法描繪夢中情人——曼根的姐姐。“燈光從半掩的門里射出來，映現出她的身影。[……]她一移動身子，衣服便搖擺起來，柔軟的辮子左右揮動”。（喬伊斯 2002：22）然而，涉世未深的男孩不敢直面愛情，連女孩的名字都不敢輕易提及，害怕驚擾了愛神丘比特，只能將胸中澎湃的愛情波濤化作崇高的信仰，“仿佛感到自己捧著圣餐杯，在一群仇敵中間安然穿過論文的格式。”（ibid：22）男孩猶如一名高尚的騎士小心翼翼的呵護著愛情的圣杯。這種對愛情的信仰使得男孩莫名流淚，甚至瀕臨崩潰，只能將感官關閉起來，直至失去知覺，不自覺地將內心那句歌頌愛的詩誦讀而出：“啊，愛！啊，愛！”（ibid：23）男孩感官的相互交織激發了讀者無限想象力，他將視覺變觸覺感受：“這時，我的身子好似一架豎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撥弄琴弦的纖指。”（ibid：23）男孩對愛情的幻想在感官的刺激下不斷得到升華，讀者也隨著敘述者語氣的強化產生共鳴。
《阿拉比》采用了散文詩式的結構，沒有傳統意義上情節的開始、和結尾，全篇由敘述者零散的回憶和跌宕起伏的情感描寫拼接而成。故事給出了模糊的時間和地點，將主要筆墨放在人物內心對外部事件的反映上，讀者作為故事直接的傾聽者，不經意間忽略了這些信息，從而順利進入喬伊斯筆下藝術家的內心世界。
二．豐富的意象，詩化的語言
抒情式短篇小說注重用暗示、象征、隱喻等言語手法，并通過意象的拼接來傳達個人體驗。（李麗琴 101）這些言語修辭手法滲入敘述過程后增強了短篇小說的語言意境：“使傳統的抒情從追求敘述節奏的音樂化、畫面的色彩化、情緒的彌漫化轉移到現代主義的‘陌生化’和哲理色彩的濃重化。”（ibid：101）
詩歌中的意象將外在物象與主觀情意相融合，擺脫了現實中普通的形象，附著了詩人的主觀認識和情感，幾個簡單的意象，經詩人幾筆勾勒頓時可以成為一幅宏大景象。《阿拉比》篇幅短小，語句精煉，僅依靠文中豐富的意象的運用，為讀者呈現了一幅癱瘓的都柏林的畫面。北里奇蒙德街象征了整個都柏林城，為了描繪這個癱瘓的城市，“blind”這個詞多次出現。“North Richmond Street,being blind,” “An uninhabited house of two storeys stood at the blindend, detached from its neighbours in a square ground. The otherhouses of the street, conscious of decent lives within them, gazed atone another with brown imperturbable faces.”(Joyce 1974：539)故事一開始的這兩個blind分別表示“死胡同”和“盡頭”，均表示沒有希望。短短的三句話向讀者描繪了一幅死氣沉沉的街景，房子建筑毫無生氣，鄰里關系十分冷漠。正是在這種癱瘓的場景下，男孩藝術家的氣質與周遭環境顯得格格不入。語氣也是抒情式短篇小說創造詩意意象的一個重要言語手法。敘述者面對這個麻木無情的社會環境時傷感低沉的語氣與小心翼翼手捧愛情時的浪漫的語氣相互交織，營造了豐富的意象。
象征手法的運用豐富了《阿拉比》意象，賦予敘事語言高度啟發性。“blind”一詞出現了3次，首先作形容詞，修飾北里奇蒙德街死氣沉沉的氣氛，又作名詞表示百葉窗。男孩不敢直面女孩，只能通過百葉窗的瞇縫看到女孩的身影。男孩的動作象征了都柏林人麻木的心使得他們無法看清世界，男孩眼中的愛情也如死胡同一般，毫無希望。男孩乘坐的通往阿拉比市集的列車經過了一個名為“Westland Row Station”的車站，頓時一群人涌向車門，想要擠進車廂，卻被列車員攔下，因為這是一班直達市集的專列。這個車站寓意深刻，與T. S. 艾略特的詩歌“Wasteland”《荒原》相呼應，象征了整個愛爾蘭民族面對民族危機毫無斗志，長此以往變得空洞麻木，如同一群沒有理想的空心人，一副思想癱瘓的狀態，因此他們無法登上列車，只能徘徊于荒原中。題目“Araby”是“Arab”的古代名字，在文中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東方色彩的市集。男孩將這個市集看作實現美好夢想的地點，然而實際上，阿拉比就是一個充滿欲望的黯淡無光的地方，進門要付錢，里面彌漫著錢的響聲，沒有想象中阿拉伯式的集市，卻只有毫無生氣的愛爾蘭人和正在調情的英國人。阿拉比象征著當時被英國統治之下暗無天日的愛爾蘭民族文學藝術論文，英國女人冷冰冰地聲音與仿佛出于“責任感”似的詢問，使得懵懂的愛爾蘭男孩毫無防備，不知作何反應。
因此，《阿拉比》表面上看似是一首愛情頌歌，充滿詩意的意象；但是，將這些富有象征意義的詞匯與當時愛爾蘭國內風起云涌的民族運動結合起來看，《阿拉比》其實是一首激勵癱瘓的民族積極斗爭的抒情式短篇小說。
三．啟發性的語言，開放式的結尾
抒情式短篇小說如同詩歌，通常語句簡短但卻句句精辟，寥寥幾行字就能表現出宏大的場景。敘述者在文中回憶了許多場景，沒有像傳統敘事那樣給出具體的時間、地點、事件的來龍去脈，卻將回憶生動展現在讀者腦海里。男孩將愛埋藏在心底，終有一天壓制不住內心澎湃的情緒，躲到已故教士家的后客廳內，在漆黑的雨夜里肆意歌頌愛情。“我聽到雨密密麻麻瀉在土地上，針尖似的細雨在濕透了的花壇上不斷跳躍。”（喬伊斯 2002：23）雨滴仿佛變成了鋒利的針尖在男孩和讀者的心里到處亂撞。此時，男孩蛻變成一位詩人，把感官隱蔽起來，雙手顫抖地合在一起，默讀出愛的詩歌。敘述者用幾句描繪內心掙扎的抒情詩句，反襯出這個癱瘓麻木，壓抑愛情的社會。保守的社會傳統如同針尖般刺向每一個愛情萌芽的角落，抑制人們的思想發展。《阿拉比》借鑒了散文詩簡潔的寫作手法，如此精辟的行文表達的不僅僅是對美的贊頌的主觀抒情，更進一步探索了對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富有高度啟發性。
艾琳指出抒情敘事關注人物內心情感波動變化，擁有開放式結局，旨在引發讀者自己去領悟文本內在的含義。（Baldeshweiler）喬伊斯的短篇小說創作注重敘事留白，把某些重要問題懸置，為讀者留有足夠空間，讓讀者參與敘事構建的過程。《阿拉比》中男孩懷抱著對愛情無限美好幻想來到阿拉比，卻處處碰壁，最終失望地走出漆黑一片的市集，“我抬頭凝視著黑暗，感到自己是一個被虛榮心驅使和播弄的可憐蟲，于是眼睛里燃燒著痛苦和憤怒”。（喬伊斯 2002：27）到底男孩的憤怒源于何事，喬伊斯并沒有給出確定的答案，正如同詩歌中充滿寓意的語言一樣，情緒迸發，卻不道出原因，留給讀者空間去思考。通過運用開放式的結局，讀者可以從《阿拉比》中獲得更多共鳴。這篇短篇小說以警鐘式的姿態呈現在當時癱瘓麻木的都柏林人面前，讓人們進行自我反思：面對民族失去獨立自主的權利，愛爾蘭人仍然生活在麻木不仁中。每一個愛國的愛爾蘭人都應該從男孩的頓悟中感受到壓抑的“痛苦和憤怒”。
四．結論
《阿拉比》表現了喬伊斯精湛的意識流寫作手法，脫離了傳統直觀的抒情和敘事方式，采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由一位具有藝術家氣質的敘述者向讀者娓娓道來那一段關乎祖國命運和個人命運的往事。《阿拉比》作為典型的抒情式短篇小說與傳統短篇小說的敘事風格不同，它不遵循時間順序來發展故事，采用散文化行文結構，注重人物內心世界的波瀾起伏；它無需使用寫實風格的語言來傳達世間真理，僅僅簡潔的幾句充滿意象的話語就可為讀者營造豐富的想象空間；它沒有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結果，開放式結局讓讀者自己去尋找答案。同時，《阿拉比》中詩歌般的語言精煉而寓意深刻，通過對男孩內心浪漫氣質的刻畫，反襯出都柏林人在面對民族失去獨立的權利時如同置身于荒原般癱瘓麻木。喬伊斯筆下這位在荒原中歌唱的詩人，用他抒情的詩歌警醒愛爾蘭民族，積極參與當時愛爾蘭民族運動。
參考文獻：
[1]Joselyn, M. “The Grave as Lyric ShortStory.”[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1
［關鍵詞］工筆花鳥畫；美術教學；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09）10-0115-02
工筆花鳥畫是中國畫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同時是民族傳統繪畫中具有悠久歷史和豐富技法的一門獨立的學科。在工筆畫藝術中，大多都選取形象俱佳、富有中華民族審美特征的動植物形象入畫。在技法上以線為主，以求真寫意為目的，用筆精細，造型嚴謹，具有裝飾意味。工筆花鳥畫是高師美術教育專業的重要課程之一，以培養和提高學生工筆花鳥畫的審美素質，掌握工筆花鳥畫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為目標。但是，高師學生在入學前一直學習素描、色彩等西方繪畫基礎，對民族傳統繪畫知之甚少，在接觸到工筆花鳥畫的時候，學生面對各種工筆花鳥畫技法往往無所適從。加之三年制高師美術專業學生在校學習的時間短，各種專業、公共課程學習任務重，在中國花鳥畫方面的課時量少，由于工筆畫的制作程序需要較長時間，故課時不足的情況在工筆花鳥畫方面最為突出。在有限的時間里，使繪畫基礎較為薄弱的高師美術專業的學生在工筆花鳥畫的學習上取得較為理想的收獲，并為日后在這一方面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是高師美術專業教師努力的方向之一。筆者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談談自己在這方面的認識。
一、臨摹是學習工筆花鳥畫的基礎
臨摹是工筆畫教學中首要的必不可少的環節，但是臨摹什么和怎樣臨摹，是需要教師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否則，就很難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和教學效果。學生在剛剛接觸到工筆花鳥畫的時候，在豐富的技法和各種精彩紛呈的畫面之前，他們往往無從著手。所以，對于工筆花鳥畫的學習，必須在教師的指導下，根據學習者的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臨本，掌握正確的方法。選擇了適合臨本，掌握了學習的方法，才能使學習事半功倍。通過臨摹，讓學生理解原作的章法與色彩，學習前人的筆墨技巧和表現方法，熟悉與掌握工筆畫的繪制程序和技能技巧。只有先學習、掌握、繼承了前人的勾線技巧、設色技法、構圖規律之后，結合寫生和創作強化學習所得，為實現運用和發展傳統技法，能動地反映現實生活的目的打下良好的基礎。所以，要指導學生在臨摹上狠下功夫。初學者應以選擇技法基礎、內容簡單的繪畫作品作為臨本，由淺入深，不能選擇技法復雜的現代工筆花鳥畫作品為臨本。優秀的臨本很多，傳統臨本如五代時期徐熙的《豆花蜻蜓》，宋代、崔白的《寒雀圖》，南宋李迪的《雪樹寒禽圖》、《雞雛》等，現代陳之佛、于非、金鴻鈞、俞致貞等的作品也是比較好的學習范本。初學時不一定臨摹完整的作品，在給學生授課時，要求他們只臨摹局部，待掌握了基本的技法、基礎稍好之后再臨摹整體。這樣學生容易靜下心來較快掌握。
二、通過寫生為工筆花鳥畫創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工筆花鳥畫是以自然界的花卉和禽鳥及其生存環境為創作題材的，要描寫刻畫這些生靈，就要求我們到生活中尋覓它們的蹤跡，搜集它們的形象，體會其中的情趣。所以，寫生是走向創作的第一步，這也是工筆花鳥寫生課的重點所在。從歷史上看，中國花鳥畫寫生蔚然成風，代代相傳。凡有成就的畫家，無不注重寫生，他們的成功之作，也無不是從寫生中產生。五代時黃簽在壁畫中畫花竹和稚雞，飛鷹見了都想去飛捉，這不能不說已達到了“和生者畢肖”的程度。從故宮博物院珍藏的《珍禽圖》中，我們也能見到他精湛的寫實能力。
寫生的過程是在自然感悟中對傳統的一種升華和再造，對固有程式和模式的一種突破和重組，是對傳統的一種發展和突破。老師要引導學生以自己獨特的眼光和視角去發現那些自然界中不曾被人發現的美，那些不起眼的、容易被人忽略的東西，去表現那些傳統畫冊、經典、博物館中看不到的事物，小題材可以表現大思想。通過寫生使學生由感性認識轉變為理性認識，再升華到帶有主觀意念的藝術形象，為工筆花鳥畫創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完成從臨摹到寫生再到創作的轉換
在學生大量臨摹后熟悉了各種技法，通過寫生積累了一些素材之后，課程的后期進入了創作階段，教師必須充分發揮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循序漸進地按照如下步驟進行訓練：參照寫生整理畫稿，按折枝花卉、小品構圖的形式進行勾填設色，完成畫作；根據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參考寫生畫稿，按全枝構圖的形式進行勾填設色，完成畫作；自選材，自命題，形式和表現手法自定，進行工筆花鳥畫創作；指導學生也可以參照所拍的照片進行加工調整以構成完整的畫面，引導學生在畫面中融入自己的真情實感以及想要表達的意境，選擇適合、恰當的表現技法，通過制作達到理想的畫面效果。這樣一來，每個學生都能順利完成自己的創作作品，并在創作過程中獲得身心的愉悅和強烈的成就感，使學生逐步掌握工筆花鳥畫的創作過程和方法，從而提高其創造能力。
四、加強理論基礎知識和傳統文化修養
一些學生對傳統的理解和學習存在著嚴重的斷代，一方面是對國學和傳統知識的缺乏，一方面是外來因素的干擾將中國畫的傳統體系沖擊得七零八落。對傳統文化的研究是工筆花鳥畫教學的一大利器，正如傳統畫論是中國畫教育的重要一環，教師的傳授分兩部分：一教畫理，二教畫法。中國畫的最高旨意應當是“道技合一”，工筆花鳥畫教學更是如此。在教學過程中充分做到理論聯系實踐，必須把傳統文化、時代精神、現實生活三者有效地結合起來，“筆墨當隨時代”，要具有現實觀照的藝術涵養。
中國哲學、中國美學、中國古代畫論是中國畫理論建設之本。美術教育是文化教育，因此，我們培養的不是能工巧匠，而是文化人。目前，全國高師美術教育都有向專業藝術院校看齊的通病，這其實是片面的教學觀。它首先忽視了理論教育的地位，美術教育只是做表面文章，學生畢業前最重要的是舉辦一次畢業創作展，而教學過程中對于學生人品、學識、綜合素質等和師范關系最密切的因素則被忽視了。這種教學方式和教學目的只是片面追求技法提高的短期效益，而沒有遵循美術教育的規律，更沒有把握住高師美術教育的目的和方向。因此，筆者認為在三年制高師美術教育的工筆畫教學中，要加強中外美術史、美術概論的教學，還要加強中國畫傳統和現代美學以及傳統和現代工筆畫欣賞教學，而且隨著學生由低年級向高年級的發展，理論教學要不斷升級，學術層次要深入發展。譬如從對傳統工筆畫的研習到現代工筆畫的創作，要特別對工筆畫裝飾性、色彩規律和構圖形式加以研究。
五、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激發學生學習工筆花鳥畫的興趣和愿望
恰當地運用多媒體輔助教學手段，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信息和繪畫素材，從而優化課堂教學，促進學生繪畫能力的提高。講授工筆花鳥畫的表現形式和藝術特色時，可利用網絡資源中有關工筆花鳥畫的圖片投影在銀幕上進行分析、講解。教師可搜集整理工筆花鳥畫的豐富資源，制作精美課件，一面演示一面講解，增強形象性和趣味性；還可以到廣闊的生活中去擷取繪畫的素材，自然界中的花鳥樹木、生活場景等等，都可以在寫生的同時拍成數碼照片，在多媒體上演示，師生共同探討，理出一條生活―素材―創作的思路，充分調動學生的創作積極性。再者，教師可將自己的工筆花鳥畫作品拿來讓學生近距離欣賞，結合作品向學生講述創作時的想法、目的、制作技法等，讓學生更加直觀地欣賞工筆花鳥畫、了解工筆花鳥畫、感受工筆花鳥畫，從而激發起學習工筆花鳥畫強烈的興趣和欲望，形成強大的學習動力。
工筆花鳥畫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著大量傳統文化的元素，這些元素有育人的功能。結合高師美術教育的整體效應，我們不但要教會學生掌握工筆花鳥畫的基本技法，更要通過這門課程的教學，使學生領會傳統文化的精髓，提高藝術審美力，加強人文修養，弘揚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
[參考文獻]
［1］李楨孝.工筆花鳥畫技法[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26~33.
［2］李文絢.對傳統工筆畫的傳承與超越[J].美苑，1998，（6）：12~14.
【正 文】
一
關于溫克爾曼藝術史學思想的認識論背景，國內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比較強調從萊布尼茲、沃爾夫到鮑姆加登的德國理性主義哲學傳統的影響。（注：見邵大箴，《溫克爾曼及其美學思想》，載《希臘人的藝術》，(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頁5—6。） 但是，西方研究溫克爾曼的專家阿歷克斯·波茨(Alex Potts)則認為，溫克爾曼關于文化和歷史的認識并不像是歌德、施萊格爾和黑格爾那樣的德國唯心論者或浪漫主義者，倒是更接近于盧梭、伏爾泰和孟德斯鳩。（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 24. ） 看來，在這個問題上還有必要繼續作一番研討。
我們都知道，盡管溫克爾曼在1738年進入曾是沃爾夫的講壇所在地的哈雷大學學習神學，而且他還聽過沃爾夫的學生、美學的創始人鮑姆加登的課，（注：鮑姆加登于1737—1740年間在哈雷大學任教。） 但是他對鮑氏的哲學很是不以為然。（注：見[德]西海·貝格瑙，《論德國古典美學》，張玉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頁6。） 通觀溫克爾曼的著作，我們也會發現，盡管溫克爾曼是在德國的學術中心哈雷大學接受了正規的神學教育，他也熟知萊布尼茲、沃爾夫一派的哲學理論，但是溫克爾曼的著作中并體現不出德國哲學家擅長的形而上思考的特點。顯然，從溫克爾曼對待鮑姆加登的態度來說，他可能在他的著作中有意避免給人以鮑姆加登式的印象。然而，德國的理性主義傳統對于溫克爾曼藝術史學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潛在而深刻的影響卻是不能因為作者的主觀姿態而否定掉的。溫克爾曼史學思想中的一些具體的問題——作為體系的藝術史、自由與藝術的繁榮、關于理想的美——事實上都與他之前的理性主義者的哲學思考有著密切的聯系。溫克爾曼把藝術史作為一個“體系”去進行思考首先就得益于他在德國所接受的哲學訓練，這種探索體系形式的理論訓練先是由萊布尼茲灌輸到了德國哲學中，繼而在沃爾夫那里得到了強調，最終影響到了整個德國古典哲學的進程。而英、法的哲學在笛卡爾之后對于龐大哲學體系的建構則基本上持著一種排斥的態度。（注：關于德國哲學在體系思維上的訓練及其與英、法哲學的區別的論述參見[德]E. 卡西勒，《啟蒙哲學》，顧偉銘等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326—327。） 正是因為溫克爾曼接受了這樣一種訓練，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么不是已經在研究上走在前面的英法古物研究專家，而是德國人溫克爾曼發明了現代的、綜合的藝術史學科。在討論自由與藝術繁榮之間的關系時，溫克爾曼把“自由”這一基本的原則當作一個對于藝術之繁榮來說必須事先存在的理由，這本身就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思維方式。在“美”的問題上，溫克爾曼根據他對希臘藝術的研究勾畫了一個理想的美——“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正是因為它的高高在上、超凡絕倫，因此一些學者把溫克爾曼稱作是新柏拉圖主義者。（注：“美”的性質在溫克爾曼思想的研究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學者意見不一。克羅齊、韋勒克、貢布里希、朱光潛都把溫克爾曼看作是新柏拉圖主義者，而文杜里則對此予以否認，黑格爾也把溫克爾曼歸為從經驗的角度研究美的學者之列。相關論述見：[意]貝內戴托·克羅齊，《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王天清譯、袁華清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105；見[美]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一卷)，楊凱身、楊自武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頁199；Gombrish， Ernst， Ideas of Progress and Their Impact on Art， Ⅰ. From Classicism to Primitivism; Ⅱ.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New York， Cooper Union( The Mary Duck Biddle Lectures) ， 197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118，鑒于朱光潛受克羅齊影響之深，有理由認為他的這一看法來自于克羅齊；[意]L. 文杜里，《西方藝術批評史》，遲軻譯，(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頁126；[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19。本文同意文杜里和黑格爾的見解。） 然而，無論說溫克爾曼的美是來自于夏夫茲伯里這個贊成理性主義的英國的新柏拉圖主義者，還是說它來自于萊布尼茲對于“美”的理解，在我看來都只是看到了溫克爾曼關于美的論述的一些表面的問題。恰恰是溫克爾曼的這兩位前輩在模仿普羅提諾，而溫克爾曼則是通過分析、歸納和總結，使理想的美從具體的材料中生發了出來，也就是說，他把理性主義者的論述用經驗主義的方式顛倒過來了。
對于溫克爾曼來說，經驗主義的影響確乎更大。經驗主義在當時整個德國的文藝理論界也是占優勢的。18世紀初的德國思想對于溫克爾曼的確沒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為當時的德國學術比起英、法兩國的學術來說實在是太薄弱了。（注：關于德國啟蒙運動的一般狀況參見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頁279—282。） 對于當時的德國思想界來說，更多的影響來自于英、法。當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在進行“古今之爭”的時候，德國人考慮的問題卻不是古今的優劣，而是他們的文藝是應該借鑒法國還是英國，足見當時的德國知識界在其文化上的不自信。以高特雪特委代表的萊比錫派與以波特瑪和布萊丁格為代表的屈黎西派之爭，本質上是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之爭在德國的延續，其結果則是以經驗主義的勝利告終。（注：參見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頁282—286；以及[英]鮑桑葵，《美學史》，張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211—281。） 法國的啟蒙思想對于德國的啟蒙運動當然是具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注：在這個問題上，德國的思想家當然不是完全被動的接收，這與其注重形而上思考的根深蒂固的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系。參見[英]柏林，《休謨和德國反理性主義的起源》，載《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頁193—224。） 而在哲學史上，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事實上也更多地受到了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影響。根據羅素的分析，造成這種影響的原因，除了英國優越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吸引，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牛頓對于宇宙演化的解釋超越了笛卡爾使得人心偏向了洛克，洛克哲學在英法的勝利主要應該歸功于牛頓的威望，而把英國以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哲學傳到法國去的主要人物正是伏爾泰。（注：見[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馬元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頁175。）
1726—1729年，伏爾泰流亡英國三年，在后來的著作中，他曾寫道：“尤其在哲學方面，英國人是其他民族的導師。”（注：見[法]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吳模信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496。） 在自然科學方面，伏爾泰成為牛頓的信徒；在歷史學的領域，他則創立了一種以《風俗論》(1756)為代表的新的方法論方案，也就是一種新的歷史哲學。卡西勒指出，這種方案就是不讓歷史寫作單純的依賴哲學或者神學的建構力量，而是試圖直接從生動豐富的歷史細節中引出新的哲學問題。（注：見[德]卡西勒，《啟蒙哲學》，頁195。） 伏爾泰的興趣不在于事件的前后相繼，而在于文明的進步和它的諸因素內在的關系。伏爾泰抱怨歷史知識較之自然知識而言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歷史也應當能夠類似于牛頓的科學，能把事實還原為定律。他打破了以前的歷史以《圣經》作為基本的敘述結構的局面，而是要模仿牛頓的力學從最基本的歷史材料出發建構新的歷史模型。這個歷史模型把人類的歷史從神學的救贖史拉回到了世俗的世界，試圖通過對人生活的環境氣候、民族、風俗等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考察勾畫一個世俗的人類文明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卡爾·洛維特把從鮑胥埃的《世界通史》(1681)到《風俗論》的轉變稱作是發生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歐洲精神史上危機的標志。（注：見[德]卡爾·洛維特，《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李秋零、田薇譯，(北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頁121。） 卡西勒對伏爾泰歷史編纂觀作了精到的分析，他認為伏爾泰并不否認理性作為一種人類先天的稟賦的存在，他的做法是通過一種新的歷史模型使得理性能夠在經驗中顯現、并能為自身所理解，也就是說在伏爾泰那里唯有分析的、經驗的歷史才能夠充分地展現理性的發展。（注：[德]E. 卡西勒，《啟蒙哲學》，頁213—214。） 而伏爾泰是溫克爾曼藝術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前導，熟悉伏爾泰的溫克爾曼顯然受到了前者的啟發。事實上，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也表現出了與伏爾泰的歷史邏輯相似的一面，盡管他深受德國理性主義哲學訓練，卻也用一種經驗的方式去進行藝術史研究。
二
前述的認識論背景對于溫克爾曼的藝術史“體系”構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古代藝術史》緒言中，溫克爾曼說：
“我所著手寫作的古代藝術史不僅僅是一部重要事件的編年史，也不僅僅是要說明在那些年代里發生了些什么變化。我是在一種更寬泛的意義上使用‘歷史’這個詞，這種意義就是它在希臘語中所具有的含義；而且我的目的是試圖提出一種體系。在第一部分中——關于古代國家之藝術的論述——涉及到每個單獨國家的藝術時我已經力圖實施這個構想，這一點在論述希臘藝術時尤為顯著。……”（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p. 107. ）
這一段話的重要性在于，溫克爾曼提出了他的藝術史不是一部羅列事件的編年史，而是“提出一種體系”。把藝術史作為一種體系去研究，也就是說要用一種體系性的思維去構架藝術史寫作的結構，這無疑是溫克爾曼的一個創造性的貢獻。
“體系”顯然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涉及到圖像、風格、文獻材料的考據等一般的藝術史方法，它首先是一個哲學概念，一個重要的認識論問題。西方現代哲學史上，從萊布尼茲開始，德國的古典哲學大家們多傾其一生，努力構建自己的哲學體系，像康德、謝林、黑格爾這樣的形而上學哲學家也被稱作“體系哲學家”。海德格爾在對謝林關于人類自由的本質論述的相關研究中曾用相當的篇幅討論過“體系”的概念及其歷史，特別是“體系”在近代的形成史。我認為，這一淵博而又深刻的論述對于我們理解溫克爾曼的藝術史“體系”是很有幫助的，這一論述不只對謝林有效，因為體系的觀念是近代哲學思維邏輯的一個基本的“語境”，所以我想首先簡要地引述一下海德格爾的研究。（注：相關的論述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薛華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40-65。）
海德格爾首先考察了何謂“體系”？“體系”來自于希臘語συνιστημι，意為“我來安排”，他有兩個意義的指向：其一是內在的、給事情提供其根據與支點的結構；其二是外在的隨意的堆積框架。后來“體系”這個詞逐漸被使用于認識領域，由于其本來所具有的兩種意義指向，從而使得人們一方面創造真正的哲學體系，另一方面也把一些隨感堆砌起來，以“體系”的名義招搖。海德格爾簡要地考察了古代和中世紀的哲學。他認為，西方哲學的開端，也就是古希臘，如像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并不“具有”哲學“體系”，但這并不妨礙他們的偉大。在中世紀，像托馬斯阿奎那的著名的《神學大全》也不算是體系，其概念十分的混亂，就連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也不及，更不用說是和像黑格爾、謝林那樣的真正的體系相比，因而中世紀的各種神學“大全”不算“體系”，而是神學的教科書。接著，海德格爾對于“體系”的概念進行了集中的論述，他反對把“體系”當成是對現有的教學材料進行的劃分排列，指出：“體系一般地首先并非是、也并非僅僅是給現有知識材料以一種次序，以期適當傳達知識，反之體系是可知東西本身的內在安排，是給其以論證性的形態和展示，更真切地說，體系是對存在東西在其存在性內結構與銜合的合知識性的安排。”（注：相關的論述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薛華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45。） 在海德格爾看來，真正的“體系”是在近代，也就是17、18世紀形成的，因為直到近代“體系”才具備了其形成所必需的條件，其中首要的就是數學的理性體系在人類思維中占據優勢統治地位。在進行了以上論述之后，海德格爾指出，在從17—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思想變遷的過程中，“體系”是“整個哲學的主導詞語”。（注：相關的論述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薛華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55。）
從海德格爾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抽出一條最為核心的理念，即“體系”必須是某種理論內在的結構秩序。然而，海德格爾的論述是著重于德國的唯心論哲學傳統。前文中，我強調了溫克爾曼與經驗主義的關系，那么，是否能夠找到一個接近海德格爾所謂“體系”概念的實質，而與溫克爾曼的聯系又更為直接的論述呢？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提示，其中對“體系”一詞有專門的詞條解釋，解釋者正是那位偉大的啟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爾泰。伏爾泰說，“所謂體系，無非是一種藝術或科學中的不同因素按照一定秩序的組合，這種秩序使他們彼此相互依存；從其原始因素可以導致并說明其最終因素。那些用以解釋其他因素的，稱為原則，而原則的數量愈少，體系就愈完善，最好是減少到只有一個原則……在所有的體系中也只有一個首要的原則，而構成體系的各個因素都依存于它。”（注：伏爾泰釋《體系》，見[法]丹妮·狄德羅，《百科全書》(選譯本)，梁從誡譯自[美]斯·堅吉爾的英譯本，(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頁349—350。） 伏爾泰認為在哲學家的著作中有三類原則，他們形成了三個類型的體系：第一類原則是一般的或抽象的原理，涉及此種原則的體系被稱為“抽象體系”；第二類原則是一些假設，以此作為基礎的體系稱為假說；第三類原則是由事實所構成的，這些事實，是在實驗中收集到并經過考察和鑒別的。伏爾泰認為“真正的體系是在最后一類原則上建立起來的；只有它們才有資格被稱之為體系。”（注：伏爾泰釋《體系》，見[法]丹妮·狄德羅，《百科全書》(選譯本)，頁350。） 而且，真正的體系要以事實為基礎，它要求有大量的觀察，以使人有可能掌握各種想象之間的內在聯系。伏爾泰堅信“沒有任何一種科學或藝術是根本不能建立任何體系的。”（注：伏爾泰釋《體系》，見[法]丹妮·狄德羅，《百科全書》(選譯本)，頁353。）
伏爾泰的解釋使我們意識到，“體系”的問題在17、18世紀是歐洲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阿歷克斯·波茨說：“為了認知人類文化和社會某些關鍵層面的經驗的多樣性而精心構建一個體系是啟蒙運動的一個中心課題。”（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 33. ）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溫克爾曼與孟德斯鳩和盧梭相聯系。的確，有許多思想家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提到了“體系”，但是這些“體系”的概念和取向都是有區別的，并不像阿歷克斯·波茨說得那么簡單。從伏爾泰對于“體系”的解釋看，“體系”的概念以及人們對于體系思維的認識在當時并不是唯一的，因而不能用一種籠統的趨勢概括它在當時的發展和影響。卡西勒曾指出，當時的英、法正流行著一股反體系的潮流，對溫克爾曼具有重要影響的夏夫茲伯里甚至說“體系是把人變成傻瓜的辦法”。（注：轉引自[德]卡西勒，《啟蒙哲學》，頁327。） 孔迪亞克在1759年發表了《論體系》一書，他強烈地主張在物理學中消滅“體系癖”，而17世紀那些偉大的形而上學大廈正是從這種“體系癖”中產生的。孔迪亞克反對任何基于表面的“物性”的一般的、任意的解釋，而是主張必須直接對現象進行觀察，通過對現象的經驗性質的聯系作出清楚的規定。接著，把牛頓奉為經典的伏爾泰也用這種理想向笛卡爾的物理學發難。（注：轉引自[德]卡西勒，《啟蒙哲學》，頁51。） 伏爾泰在解釋“體系”的詞條時，實際上也就包含著反對以前的理性主義者主要通過演繹的方法所建立的形而上學體系，主張一種基于現象的觀察建立的經驗的體系的思考。按照伏爾泰的設想，關于藝術的研究顯然也應該能夠建立一個體系。這個“體系”當然應該是一個“真正的體系”，也就是基于觀察的、由事實建立的體系。溫克爾曼在大家都在反對“體系”的時候卻提出了要建立一個藝術史的“體系”，不管它是什么樣的“體系”，這首先應該說是萊布尼茲灌注到德國哲學中“體系精神”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反應。當然，深受英、法經驗主義哲學影響的溫克爾曼不會把這個“體系”建構成“抽象的體系”，而是伏爾泰所說的那種新的經驗的“體系”。
由于溫克爾曼本人并沒有對他的“體系”的概念作出說明，阿歷克斯·波茨在研究溫克爾曼的藝術史的“體系”概念及其理論結構時采用的方法是通過把《古代藝術史》“體系”與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和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的“體系”原則相類比得出結論。（注：See Alex Potts， Flesh and the Ideal， pp. 41-46. ） 本文在討論“體系”的概念時沒有按照他的方法，而是從海德格爾和伏爾泰的相關論述中抽象出來的，可以作為阿歷克斯·波茨的相關論述的補充。涉及到溫克爾曼的“體系”的邏輯方法問題，阿歷克斯·波茨認為：“溫克爾曼的體系既是一個從那些作為自明真理的原則中推衍出來的概念結構，又是一個從實物證據中歸納出來的分類框架，這些實物證據聯系于置于思考之下的現象，在他那里也就是古代藝術。”（注：Ibid. p. 33. ） 進而，他又對這一論點作了發揮，認為溫克爾曼的體系盡管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原則之上，卻不能被完全認作是來自于先驗原則的推演。他認為這個體系乃是為了認知經驗的材料而組成的“假設的結構”(hypothetical constructs)。單是推演或歸納性的論述都不可能證明這個體系的任何一個方面，只能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做到。（注：Ibid. p. 41. ） 本文在前面說過，溫克爾曼的思想從大處說乃是受到了在他之前的理性主義哲學和經驗主義哲學的綜合影響。理性主義注重演繹，經驗主義注重歸納，在他的“體系”中，無疑也反映了這種影響。但阿歷克斯·波茨的這種表述過于折中，而且從基本的原則往下推演邏輯方式涉及到溫克爾曼的“美”和新柏拉圖主義的問題。溫克爾曼的“美”和“自由”并不是阿歷克斯·波茨所說的“先驗的原則”(priori principles)，（注：Ibid. p. 41. ） 這些原則是可以“經驗”的，而且在古希臘是已經“經驗”過的，只不過對于當時來說像是一種“先于當下經驗”的存在罷了。我贊成關于“體系”是一種思維綜合的表述，但不是一種折中。我不否認這些原則在溫克爾曼的腦子里先是作為一種預設的結構存在的問題，但我認為溫克爾曼的這個“體系”中的原則都是由經驗建構起來的，他以具體的藝術作品和史料為基礎對古代遺留下來的藝術作品進行了仔細的考察和鑒別，其“體系”不是“抽象體系”，也不是假說，完全可以把他歸入伏爾泰所謂的“真正的體系”。
三
溫克爾曼的“體系”涉及到基本的原則、操作性的歷史學方法以及具體的論證過程。古代藝術發展的基本規律、自由與藝術的繁榮之間的關系以及理想的美等問題都是構成溫克爾曼的“體系”的基本原則；《古代藝術史》中比較初級的風格分析、題材與歷史、神話之間的關系問題的分析、辨別真偽的分析等問題都是具體的、操作性的歷史學方法；涉及到具體藝術作品、碑銘的論證則更多。我們可以把后兩者全部歸入到一般經驗的領域，而組成“體系”的基本原則卻是由這些最基本的經驗論證所支撐的。作為思想范式的研究，我們只研究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則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
首先是古代藝術的發展規律問題，也就是溫克爾曼的歷史敘事。這一敘事也就是古代藝術的興衰模式，他說《古代藝術史》的目的“是要說明藝術的起源、發展、變化和衰落，以及不同的國家、時代和藝術家所具有的不同的風格，而且要盡可能地從現存的最古老的遺跡開始全面考察。”（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07. ） 他像以前的人一樣，把藝術比作人和植物的自然生老的過程。但是，在溫克爾曼那里藝術并非如瓦薩里所言來自于上帝的創造，他認為藝術以一種最為簡單的形式出現，在所有孕育它的民族中以相同的形式起源，卻沒有證據表明藝術到底最早起源于哪一個國家和民族。（注：Ibid. p. 133-34. ） 表面上看起來，溫克爾曼關于藝術發展過程的描繪在他那個時代幾乎是陳詞濫調，因為把歷史的發展比作人或者植物的榮衰早已經不是新鮮事了，但是在溫克爾曼的表述下面卻是不平凡的發現。首先，盡管溫克爾曼繼承了瓦薩里的藝術進步論，（注：See Gombrich， ' The Renaissance Conception of Artistic Pro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 ， in Norm and Form: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 London: Phaidon Press， 1985) ， p1. ） 但是他在解釋藝術的起源和發展時卻已經不像瓦薩里那樣套用《圣經》的歷史序列了。（注：見[意]瓦薩里，《意大利藝苑名人傳》，中譯本《中世紀的反叛》卷，劉耀春譯，(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頁21—23。） 他擺脫了一般的歷史循環論，（注：德國學者漢斯·貝爾廷將溫克爾曼與瓦薩里相比，認為溫克爾曼的藝術史觀仍然是循環論的模式，而阿歷克斯·波茨則認為，比之一般的藝術史循環論，溫克爾曼的藝術史體系是一個例外。我認為，不能通過《名人傳》和《古代藝術史》的簡單比較就得出溫克爾曼的藝術史觀是循環論的結論。《古代藝術史》寫的只是“古代”，而《名人傳》則一直寫到瓦薩里的時代，后者是能夠全面反映作者史觀的，而前者只是古代藝術的歷史序列，不構成作者完整的歷史觀。溫克爾曼對于當代藝術要朝著古典的“美”前進的觀點是深信不疑的，他并沒有討論新的歷史循環。啟蒙的時代是歷史進步論的時代，溫克爾曼也是進步論的，只不過他的歷史進步的目標是“好古”的罷了。關于貝爾廷和阿歷克斯·波茨的觀點，參見《藝術史終結了嗎？關于當代藝術史和當代藝術史學的反思》，載《藝術史終結了嗎？當代西方藝術史哲學文選》，常寧生編譯，(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頁295—298和Flesh and the Ideal， p. 39. ） 而把藝術的進程重新確定為對至高無上的理想的“美”的追尋。無疑，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溫克爾曼跳出了瓦薩里無法逾越的屬于中世紀的“上帝之城”。其次，他給整個古代世界的藝術發展勾畫了一個合理的圖景，這個圖景也就是一個描述古代藝術的通史的結構。正是在這個通史的結構中，希臘真正成為古代藝術的典范，成為古代世界最為輝煌的縮影。哈斯克爾所說，“溫克爾曼最重要且持久的貢獻是為包括埃及人和伊特魯斯坎人在內的整個古代藝術——主要是雕塑——制造了一個完整、綜合而且清晰的年代學框架。”（注：Haskell， Francis and Penny， Nicholas， Taste and the Antique， (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 101. ） 溫克爾曼不僅給古希臘勾畫了藝術的興衰，而且給整個他所了解的古代世界，在各個民族之間建立了一個關于藝術興衰的參照體系，軸心是古代希臘的藝術，這是一個大跨度的人類精神實踐的歷史綜合。他說，直到希臘人去發現之前，埃及人和波斯人的藝術如同一棵沒人知道它的好，卻被悉心照料的樹木；伊特魯斯坎人的藝術是湍急的溪流；而希臘人的藝術則像是一條穿越富饒峽谷的彎曲的河流，清澈的河水充滿河道卻不泛濫。（注：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vol. 2， p. 133-134. ） 這一點對于他以后的西方藝術史的價值描述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第三，他還給當時并不為人所了解的古希臘藝術勾畫了一個歷史的發展輪廓，把古希臘的藝術分成了四個時期：第一種風格從遠古到菲迪亞斯為止，相當于政治上希伯戰爭之前的時間，風格以直線和僵直的造型為特點，被稱為“遠古風格”。第二種風格延續到普拉克希特列斯、留西波斯和阿匹列斯，政治上相當于雅典自由城邦極盛的時期，風格是崇高的、多棱角的，被稱為“崇高風格”；第三種風格隨著上述三人學派的衰落而衰亡，政治上一直延續到亞歷山大時期，風格是雅致的、波浪形的；此后就是衰落時期了，風格以模仿為主。（注：[德]溫克爾曼，《論希臘人的藝術》，載《希臘人的藝術》，頁173-201。） 以前的法國古物學家也想構建一個希臘藝術史，但是只有溫克爾曼給希臘藝術拿出了一個合情合理的年代學框架，從而描繪了希臘藝術發展的歷史序列，這個歷史序列也就是希臘藝術風格演變的序列。這個風格序列的不平凡之處就在于：它是從具體的藝術作品出發，通過對風格的歷史分析從而達到對古代藝術的認知。
溫克爾曼的藝術史“體系”的第二個方面就是把藝術作為社會的一個分支看待，把研究藝術與研究特定國家或民族的氣候、政治條件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結合起來。這種方法的來源，我們在關于背景的分析中討論過了：它來源于近代形成的因果的解釋模式，伏爾泰和孟德斯鳩的歷史學方法對于溫克爾曼具有重要的影響。但是，溫克爾曼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把這種方法成功地運用于藝術研究。文杜里曾這樣評價溫克爾曼：“在他之前，人們以介紹的形式所做的藝術論文中，曾描寫過著名藝術家的生活。只是在生活描述的過程里反映出某種評論觀點，卻被人們看作是論文中提出的藝術規則。溫克爾曼把這一整套系統都推翻了，他在欣賞作品時試圖從中發現能使他作出某種判斷的因素；或者更確切地說，他認為自己的看法與富于‘美的風格’的希臘藝術家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他認為藝術是與他所處的那個歷史時期相一致的。自然，這樣做的結果，使他所研究的藝術作品失去了個性，而成了某種類型。因此，溫克爾曼開拓的道路偏離歷史和美學的標桿。但同時，他在這條道路上卻有相當的收獲。他把‘藝術家生活’置之腦后，而創造了‘藝術歷史’的一種類型。并用后者作為他于1764年出版的關于古代藝術一書的題目。這是頭一次有人采用‘藝術的歷史’作為書的名稱。”（注：[意]L. 文杜里，《西方藝術批評史》，頁126。） 對此，柯林伍德也談到：“他設想出一種深邃的創造性的觀念，即有著一種藝術史存在的這一觀念，這決不能和藝術家們的傳記混為一談：它是藝術自身的歷史，通過前后相繼的藝術家們的作品在不斷發展著，而他們卻對任何這樣的發展都沒有意識的察覺。就這種概念來說，藝術家僅只是藝術發展中某一特殊階段的一種無意識的工具而已。”（注：[英]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40，注釋1。） 的確，把“體系”性的思維方式納入到藝術史的研究中，就使藝術史與更為廣闊的社會存在發生了密切的關系。如果我們通過瓦薩里的方式了解藝術史，我們需要首先靠近藝術家，知人論世，通過一個個“真實”的生命認識藝術，藝術通過個人與社會發生關系，藝術的價值和成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藝術家個人的神話造就的。也就是說，藝術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存在，只是根植于一個特定的人類群體——藝術家。溫克爾曼通過一種整體性的體系思維讓我們認識到，藝術不是一部分人的神話，它的產生根植于社會的固有結構。這樣的一種敘述方式使得關于藝術的知識就不再是一部分人創造、一部分人把玩的學問，而是具有了一種民主的、人本的價值。通過藝術史，我們可以研究普遍的人性，透視人類生存和創造的本質。這樣，藝術史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的價值就會漸漸被人們所承認。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克爾曼可以被毫無疑義的歸入帕諾夫斯基所講的人文主義傳統。（注：[美]E. 帕諾夫斯基，《作為人文主義一門學科的藝術史》，載《視覺藝術的含義》，傅志強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頁1-30；另外，關于溫克爾曼于人文主義傳統之間的關系可參見[英]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董樂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104—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