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15 22:38:3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中日文化交流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該論壇是中韓友協、中日友協，與韓日文化交流會議、韓中友協、日中友協、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等日韓民間團體共同發起舉辦的，旨在推動中日韓三國民間文化交流。論壇出席人員相對固定，三方各派三名代表作為論壇核心成員，其中各有一名為召集人。目前中方召集人為劉德有、日方召集人為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小倉和夫、韓方召集人為韓日文化交流會議委員長鄭求宗。論壇自2005年起在三國輪流舉行。
本屆論壇主題為“促進東亞文化交流的方案”，議題為“災害與文化，以及民眾主導并參與的文化交流”。韓方核心成員鄭求宗、韓國前外交通商部長官孔魯明、韓中友好協會副會長李元泰，日方核心成員、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理事長小倉和夫等出席會議。
災害與文化
本屆論壇的一個主要議題為“災害與文化”，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引發人們對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面臨新挑戰的再思考。小倉和夫介紹說，這次大地震對日本部分地區的文物造成毀滅性破壞，一些村落的整體消失，非物質文化傳承人的不幸遇難，給該地區傳統慶典、舞蹈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人類文明受到自然災難的嚴重挑戰，如何對人類文化遺產進行搶救性保護已成為十分緊迫的課題。
小倉和夫指出，在自然災害面前，文化不僅僅是被保護、被搶救對象，更可以起到積極作用。對于受災地區來說，除物質救助外，精神支持更為重要，這就需要發揮文化的力量。他結合這次日本地震談了四點體會：一是災害可以喚醒人們的防災意識，引發人們對文化保護的重視；二是災難可以激發藝術家的創作靈感，創作出優秀的文化作品；三是應鼓勵民眾參與對災區文物、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和保護；四是在災后信息披露方面政府和媒體應采取更為積極的態度。
小倉和夫的發言引起各國與會代表的共鳴。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不僅是受災國一國一民族的損失，也是全世界全人類的損失。因此，面對自然災害，加快對人類文化遺產搶救的步伐是人類共同的責任。在這方面，中日韓三國應加強交流與合作，并發揮積極作用。
民眾主導并參與的文化交流
三國代表在充分認識到文化交流重要性的同時，進一步強調應加強民眾對文化交流的參與，引導民眾在文化交流中發揮積極作用。近年來，三國友好組織都舉辦了許多民眾參與的文化交流活動，以提高民眾的認知度和參與感。三國代表表示今后可以在以下領域加強合作：一是三國文化遺產的保護，應匯聚民間智慧與才能，提出有建設性的民間保護方案；二是在藝術領域，應挖掘三國藝術共同點，并做比較研究和交流；三是在環保領域加強合作；四是旅游方面，進行三國旅游線路的開發。
三方代表還提出，民眾應與政府、媒體等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文化的發展與繁榮，并突出強調青少年參與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三國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
關鍵詞 翻譯 文字詞匯 思維習慣 民族文化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x.2017.04.012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Japanese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LI Yan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Abstract To do a good job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not only to grasp the text， vocabulary and grammar， but also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thinking expression have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f only rote lexical meaning， Chinese thinking habit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will be affected， so the translation，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rference Chinese to Japanese factors is very necessa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word vocabulary； thinking habits； national culture
日本與中國有著兩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在語言文字方面，日語充分吸收的漢語文字精華，兩種語言有著跟其他語言無法比擬的相處之處，但漢語與日語的語言特征又有著很大的區別，漢語屬于孤立語，依靠詞序和虛詞來表示語法關系，語序相對固定。而日語屬于粘著語，通過助詞確定句子成分、句子含義，語序相對靈活。在翻譯中，漢語對日語有大的影響，有好的影響同時也有壞的影響，本文從文字詞匯、思維習慣、民族文化等方面淺談在翻譯中漢語對日語的影響。
1 漢語文字、詞匯對日語翻譯的影響
1.1 日語文字由來
據史料記載，大約在公元一世紀前日本沒有文字，直到我國漢字傳入日本，日本才有了文字。漢字傳入日本后，不僅成為了記錄史實的文字，也是一般學者用以寫作的文字，成為當時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古事記》是日本古代第一部史書，書中有1507個漢字，《日本書紀》是日本第二部史書，書中有3513 個漢字，[1]根據《古事記》、《日本書紀》等記載，于應神天皇十六年，《論語》、《千字文》等漢文書籍，伴隨著冶金、紡織、農耕等漢文化傳播到日本，由此形成了一個連續的漢字文化區。經過幾世紀的發展、完善直到7 世紀漢字才正式成為日本的文字。漢字傳入日本后，不僅促進了日本古代文化的進步，同時也促成了日本人借用漢字草體創造了平假名和借用漢字楷體的偏旁部首創造了片假名。雖在1866年，一些日本文字改革者主張廢除漢字，但至今近150年漢字仍未在日文中廢除，日本政府還規定了1945字為常用漢字。因此可見，漢語對日語文字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1.2 漢語文字、詞匯對日語學習正遷移
當漢語的某些特征與日語的某些特征相似或者完全一致時，就會產生正遷移的積極作用。因為漢字傳人日本是在漢朝以后，所以可以說日本人最早接觸到的漢字字體大部分是c現代漢字字體同形。日文里很多的詞匯與漢語詞匯是同形同義詞的，如：
（1）描述自然現象的名詞：春、夏、秋、冬、天氣、風、雨、雪、霜、雷、梅雨、臺風；（2）描述事物的名詞：山、水、溫泉、公園、學校、食堂、銀行、船、廣告、音樂；（3）方位名詞：東、西、南、北、中、前、后、左、右；（4）地點專有名詞：中國、日本、北京、東京、上海、西安、廣島、京都、名古屋、奈良；（5）動植物名稱：虎、犬、魚、貓、鳥、松、梅、竹、花；（6）家庭稱謂名詞：父、母、兄、弟、姐、妹；（7）固有名詞：京劇、故宮、太極拳、歌舞伎、富士山、柔道、相撲；（8）生活物品名詞：電話、雜志、椅子、眼鏡、傘、車、壽司、茶、紅茶、綠茶；（9）身體部位詞匯：目、鼻、耳、齒、舌、手、口、肩、胸、腹、唇、發、腰等這些詞匯對日語學習產生了正遷移作用，給以漢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優勢。可以說漢語的認知水平直接影響著日語的學習，所以在翻譯中要積極發揮母語優勢，提高其對日語漢字詞匯的理解和運用。
1.3 漢語文字、詞匯對日語學習負遷移
當漢語與日語的差異微妙時，而學習者仍舊依賴母語的特征來做出錯誤的判斷時，往往產生負遷移作用。如：“娘 、丈夫、人參、手紙、汽車、看病、親友、兄弟”這些詞與漢語的意思大相徑庭，若不加以重視，直接套用漢語思維，在翻譯時很可能曲解作者的原意，如日語中的“丈夫”，對于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第一反應就是中文里“妻稱夫為丈夫”的意思，但日文里是“堅固、結實、健壯、健康”的意思，兩者一對比就發現意思迥然不同，若平日里不夠重視，很容易出現笑話。
例：「k明王エジソンは小學校に3ヶ月しか行っていない。自分もM學しないでヘドロを研究しようとQ心し、^に通って勉し、何十Nものa品をそろえ、舛趣冉Mみ合わせを浹à勝ら木材のかすやヘドロに混ぜる研究に沒^した。[2]
有漢字的地方，對于以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基本上可以很輕松翻譯出來，但有兩處會被漢語誤導，吃閉門羹，第一處是“勉”，從漢語的角度來看，是“難為情”的意思，可日語里是“學習”的意思；第二處是“沒^”，漢語字面意思是“沒有腦袋”，正確的日文意思是“埋頭苦干”。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有些詞匯形同但意思天壤之別。所以以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在學習日語時，要刻苦專研、嚴謹篤學，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2 漢語思維習慣對日語翻譯的影響
2.1 語序的困擾
翻譯是一種語言活動，更是一種思維轉換活動。在翻譯中，若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日語表達，會發現翻譯出來的句子不通順，難以理解中心意思。最明顯的差異是漢語里句子主干順序是“主謂賓”，而日語是“主賓謂”的順序，因此在翻譯時，不能受母語定勢思維，要靈活調整語序，以符合漢語表達習慣，清晰轉達語言內涵。
例：私は日本Zを勉しています。
這句話的正確翻譯是：我正在學習日語。若按照中文思維表達方式，直接按字面語序翻譯就會出現：“我日語學習正在。”翻譯后，完全不知所云，沒有達到翻譯的最終效果。
再例：何をしますか。
抗戰片里常有這么一句滑稽幽默的臺詞：“你什么的干活？”經常有人有聲有色地模仿，并樂在其中，沒學過日語的人，一笑而過。學過日語的人，知道這是個病句，只因日語的語言思維表達與漢語表達有區別，日語是“主賓謂”結構，而主語很多時候又會省略掉，所以根據漢語的思維邏輯，正確翻譯是：“你是干什么的？”
2.2 助詞的困擾
日語是粘著語，依靠助詞或助動詞的粘著來表示每個單詞在句中的意思，因此要想學好日語，掌握助詞和助動詞的用法是極其重要的。日語常見助詞有：“は、を、か、の、で、も、と、へ、に、が、から、まで”，每一個助詞都有各自的用途，且每一個助詞有好幾種甚至十多種用途。
如：“に”的用法就有十六種之多：（1）表存在的場所：機の下に貓がいます；（2）表動作的時間：今朝7rに起きました；（3）表動作的到達點：自榆に荷物をdせる；（4）表變化的結果：轆解けて水になる；（5）表動作的目的：晝ごを食べに行く；（6）表動作的對象：IHにを欷堡耄唬7）表比例、分配的基準：Lに1回デパ`トへ行く； （8）表比較評價的基準：私の大學はkに近いです；（9）表原因：家屋がいLに倒れた；（10）表理由：お土bに衣をIった；（11）表并列、添加：いつも青い上著に赤いネクタイという格好をしている；（12）構成主語、表示對主語的敬意、或對主語有某項能力：私にはこの本がgだ；（13）表示被動句中施動者：子供が犬に咬まれた；（14）表使役對象：學生に本をiませる；（15）表對動作的強調（動詞連用型+に+同一動詞）：待ちに待った夏休みがやっと來た；（16）表語氣緩和（用言+に+同一用言）：痛いには痛いが、我慢するしかない。
由此可見，日語助詞的用法是豐富的、靈活的，日語語言思維跟漢語語言思維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翻譯時切記不能忽略助詞的意義，或只單純記憶一種用途而忽略其他的意義用途，而憑漢語獨立語思維去猜測、揣摩句子意思。助詞是日語區別漢語的一個顯著特征，所以助詞的用法和意義的掌握是學習日語的重中之重。
2.3 曖昧語的困擾
日本人說話含蓄、委婉、t和，喜歡繞圈子；而中國人說話直爽，清晰表明態度。學過日語的人都知道， 日語表達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曖昧。曖昧的語言反映了日本人崇尚“和諧之美、不完全之美、朦朧曖昧余韻之美”。[3]日本人不論說話還是寫文章，甚至在正式的場合、文件當中，都使用讓人模糊、似是而非的曖昧表達。對以漢語為母語的日語學習者，在翻譯時很困擾，拿捏不了尺寸，很難翻譯出日本人的內心情感。這種曖昧表達與歷史、社會文化、人文情懷、審美觀念等息息相關，日本人很重視這種曖昧表達方式，被認為是最美的最優秀的語言。日本人甚至在學術論文中也用「であろう等推量、不確定的表達口吻，雖備受國際爭議，但日本人仍然堅持著這樣的表達方式，足以顯示曖昧語的魅力，可以說曖昧語是國民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翻譯日語時，要特別重視這樣的語言表達思維差異，同時也要尊重對方的語言表達特征。
例：（1）あした、雨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2）あの人は教授でしょう；（3）もう八時になったから、先生もまもなく來るだろう。
句子中“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しょう、だろう”是最典型的曖昧語，用推斷的、不確定的語言表達方式來避免武斷，有尊重他人之意，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日本人使用這種曖昧的表達方式是為了避免傷害他人。
3 民族文化對日語翻譯的影響
語言不僅是符號，也是文化載體，受社會習俗、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響與制約，語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中日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差異，時常出現一些誤解甚至沖突。不同的民族孕育不同的文化，中日兩國就是在不同的地域環境中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日本是一個典型的海洋文化和島國文化國家。很多詞匯與海洋和魚類相關。而中國屬于大陸文化，很多詞匯都有著大陸文化的印記。
如中國人用“揮金如土”這個成語來形容“人花錢慷慨或揮霍無度”，而日本人會說“をんでみたいな”，大致翻譯出中文就是說“像喝水似的”。如腳掌或腳趾上角質層增生而形成的肉刺，中國人形象地稱為“雞眼”，這是因為大陸文化以農牧為主；而日本是海洋文化，接觸魚較多，故稱之為「魚目。[4]不同國度由于歷史、地理環境、等不同，所孕育的文化、語言也有差異，在翻譯時，要注意中日文化差異，提高文化修養和綜合素質，才能更好地從事翻譯工作。
4 結語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翻譯發揮著重要的橋梁作用。作為譯者，不僅要掌握基本的語言知識、技能，還應深入了解語言文化的方方面面，克服文化障礙與差異，以達到兩種語言更好的交流。
基金項目：右江民族醫學院2016年度校級科研項目（一般項目yy2016sk012）
參考文獻
[1] 王力.漢語對日語的影響[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Vol.21（5）：3-28.
[2] 李虹.小議日漢翻譯中的幾個難點[J].文教資料，2011（3）：34-35.
論文摘要：以嘉禾(嘉興)地域為例，試探歷代古籍和地方文獻中有關竹枝詞、掉歌體詩的史料價值:歲時風俗、民間藝術、船漁文化、稻作文化、傳統農桑、歷史陳跡、文化交流。可補方志所未備者。
1引言
明中葉以來，秀水(嘉興)社會生產力，尤其是農業和手工業得到恢復和發展。富庶的典型江南水鄉格局基本形成，城鎮擴展，望族崛起，清門碩彥、文人雅士傳承不絕，成為經濟和文化重鎮。明清之際，朱彝尊(字錫粵，號竹詫，嘉興人，詞人，學者)以七言絕句首作《鴛鴦湖掉歌》，題詠家鄉與土風，融地名、人物、出產、典故于一體，被譽為“方志詩”。之后，和、補和、續和《鴛鴦湖掉歌》的作者延綿不絕，直至今天。據記載，明確題為和、續和的有16家，其中有確切數量的14家，計有1374首。
另外，竹枝詞、掉歌體詩集有清嘉興沈宗良《鴛鴦湖竹枝詞》、吳萃恩的(南湖百詠》、嘉善錢云帆《魏塘竹枝詞》、平湖沈綺《乍浦雜詠》、桐鄉岑除嬉《雙溪掉歌》、海寧張鳳綸《谷湖百詠》等，共計有80多種，數量約在5000-8000首。
除《鴛鴦湖掉歌》等明清和民國印本、鈔本傳世的詩集外，清代史料筆記里也有大量的嘉興竹枝詞、掉歌的記載。如《冷廬雜識》中桐鄉張夢廬的掉歌:“漁燈三兩照漁磯，網得魚蝦夜未歸。柔槽晰呀何處去，過橋驚起鷺鴛飛”，把杭嘉湖一帶農村秀水環繞，柔稽咯呀，秋天菱花連天的水鄉情味，渲染得淋漓盡致，令人回味無窮。
竹枝詞、掉歌體詩，多歌詠故鄉遺聞逸事、風情古跡，且流風遺韻綿延數百年，是研究社會狀況、歷史沿革、民俗風情極好的背景資料。這些詩作切近民間、傳唱時事、繪摹民間生活細節和場景，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2竹枝詞、掉歌體詩的史料價值
竹枝詞、掉歌體詩“內容則以詠風土為主，無論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舉凡山川勝跡，人物風流，百業民情，歲時風俗，皆可抒寫。非僅詩境得以開拓，且保存豐富之社會史料”。它們所反映的嘉禾地域風俗習慣、歲時年節、出產典故等，可以如下概觀。
（1）歲時風俗嘉興竹枝詞、掉歌洋洋大觀，寫盡嘉禾一帶的風俗民情，其意婉要多姿，其詞清新亮麗，其味綿長醇厚，宛如一幅“清明上河圖”。約其要者，竹枝詞、掉歌反映嘉興地域的歲時風俗有:新年、清明、端午、中秋、重陽、冬至、除夕及其它節令。略舉幾例。
“江樓人日酒初濃，一一紅妝水面逢。不待上元燈火夜，徐王廟下鼓冬冬。”(《鴛鴦湖掉歌》五十二)上元節也稱元宵節，燒香祭賽，有臺閣歌舞，大街小巷花燈焰火照耀通宵，士女往觀，喧鬧達旦。農村則有調馬燈、持火把奔跑習俗，祈求豐年。
嘉善農家對春分、谷雨、中元(七月十五日)等節尤為重視，常請神賽會，以不失古時春祈秋報之義，非常熱鬧。清道光間嘉善曹竹君《魏塘竹枝詞》有:“春秋耕稼老農為，報賽祈年飲滿危。愿谷盈倉酒滿聾，人榮人辱我無之。”又，“中元佳節興偏濃，勝會蘭盆到處逢。一簇游人齊人寺，笑聽佛殿鼓冬冬”。
(2)民間藝術2004年，嘉興開展了民族民間藝術資源的普查工作。2006年，申報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單有湖州和嘉興合作的“浙北軋蠶花廟會”。軋蠶花在嘉禾大地有悠久的傳統。清咸豐年間，海鹽朱恒《武原竹枝詞》有“小年朝過便焚香，禮拜觀音渡海航。剪得紙花雙鬢插，滿頭春色壓蠶娘”一詩，記述了軋蠶花廟會上蠶婦們或自制蠶花，或購買，插在頭上，蠶花成了蠶娘的一種特有服飾。此外，各地軋蠶花廟會還有豐富多彩的水戲節目，如桐鄉、海寧等地的抬閣船、標竿船和踏白船等。
嘉善田歌，明清嘉善史志均無文字記載。清嘉善柯萬源《斜塘竹枝詞》其一:“偏隅名勝苦無，難向前人掘舊科。只待東皋農事起，付他牧豎當山歌。”下附作者小注:“我鄉播種時，農人每以歌節勞，謂之落秧山歌。”可見，距今一百六十多年前，嘉善農村已盛唱山歌。這與現在該地農民說過去唱田歌是為了“解疲勞”，以及種田插秧時所唱的叫“落秧歌”是相吻合的。
(3)船(漁)文化嘉興是傳統的江南水鄉，河網交織，船是水鄉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阿儂家住秦溪頭，日長愛掉橫湖舟”(朱彝尊《鴛鴦湖掉歌》六十八)。明清時，杭嘉湖地域漁船在農業生產、漁業生產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大小船只，往來似織，“遠若浮鷗，近如山涌”。主要種類有:
是船，是漁船中最大者，也稱六桅船、帆是，有桅6道，載量為石。孫子度詩云:“寬如數畝宮，曲房不見水。”朱彝尊《是船竹枝詞》亦載:“村外連村灘外灘，舟居翻比陸居安，平江漁艇瓜皮小，誰信是船萬解寬。”每當風起浪涌，諸船驚困，是船則乘風牽網，縱浪自如。是船不用槽、槳，專賴風力，但無法人港，不靠岸，常行止于大湖深水處。作業時聯四船為“一帶”，兩船牽大繩前導，另兩船牽網隨行，相機作業。船戶“以船為家，父子相承，妻女同載”，尾部系有三板小燦，以利陸往，“漁家處處舟為業”。是船也有5桅至2桅較小者。
另有江邊船、廠稍船、小鮮船、剪網船、鴻鵝船、劃船等，在竹枝詞里也有記載。
(4)稻作文化嘉興是稻米的發祥地之一，稻作文化之燦爛令世人矚目。兩漢至三國時期已產糧食，“嘉禾之區，一歲或穩則數郡忘饑”。隋朝開鑿大運河，給嘉禾大地帶來灌溉舟揖之利。唐代嘉興農業發達，稻米肥腆，“嘉禾一攘，江淮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為之儉”。稻作文化歷史悠久，稻米生產舉足輕重，成為富饒的江南糧倉，明清時更為著名的魚米之鄉。《鴛鴦湖掉歌》(九十五):“父老禾興舊館前，香粳熟后話豐年。樓頭沽酒樓外泊，半是江淮販米船。”描繪的就是嘉禾平原農業大豐收的景象。
(5)傳統農桑清初，農村、城鎮緊密相連，農、商、手工業得到空前發展，嘉禾地域蠶桑業進人鼎盛時期，農村處處養蠶織綢，市鎮貿易繁盛。《鴛鴦湖掉歌》(七十七)有:“輕船三板過南亭，蠶女提籠兩岸經。曲罷殘陽人不見，陰陰桑拓石門青。”記錄了運河兩岸桑拓陰陰，無邊青色掩映石 (即崇德)的南方水鄉風光。
在傳統農村，農家初夏收繭后即開車縹絲，“村南村北響繳車”。淮院為江南五大名鎮之一，織造興盛，絲綢日出萬匹，衣被天下，產品遠銷琉球、蒙古、廣州、山東、北京。各幫客戶在此設莊采購，成為專業市鎮，時有“宋錦人傳出秀州，清歌無復用纏頭。如今花樣新翻出，海內爭夸淮院綢”(《嘉禾雜詠》)之譽。
(6)史陳跡清嘉善柯萬源著有《斜塘竹枝詞》百首，其一有:“夏公勝跡在河干，片石經時覓已難。前歲陽侯狂鼓浪，更從何處覓優患!”記述的是明永樂元年(1403)浙西大水，工部尚書夏元吉相度地宜，指導施工，役工十余萬，采取“掣淞人瀏”、“掣淞人浦”方案，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順暢入海，消除大面積積澇的事跡。夏氏在嘉善西塘鎮設置測量水位的石標，就是“憂歡石”，以水位正常為歡，以水位上漲為憂，是水文測量具有歷史意義的設施。
清中晚期詩人昊曹麟有《語溪掉歌》五十首，今存。語溪是崇福鎮的古稱，有時也泛指崇德一縣。《語溪掉歌》記載最多的是名勝古跡，數量占一半左右，現大多已佚，少數連名字也湮滅不彰。但從詩中可以看出，在約200年前的清中晚期，這些古跡還較完整地保留著。《語溪掉歌》有很高的地方史文獻價值，為我們研究以前、特別是給江浙一地帶來深刻影響的洪楊運動以前桐鄉的歷史陳跡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參考史料。
竹枝詞、掉歌大都為嘉興籍人士所作，一人寫幾十首乃至上百首或更多。可貴的是許多和詩、續詩均步朱彝尊原韻而作。掉歌一唱三百年，成為嘉興獨特的文化現象，因此也完整地保存了幾百年嘉興的歷史陳跡。
(7)文化交流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海禁解除，乍浦作為對日貿易的主要港口，建有會館、公所、書院。人文薈萃，名人學者紛至踏來，如朱彝尊、高士奇、杭世駿、宋景鐮、阮元、吳賽、鮑文博、沈衡、李善蘭等，并留下不少詩篇。一些詩作記述了中日貿易和文化交流，如沈衡的《海上竹枝詞》:“城中幾日送梅雨，海上連朝舶趣風。報說洋船齊進口，便開官局看稱銅。”林大椿的《為楊西亭(嗣雄)寫東海歸帆圖系之以詩》:“海外長留五載余，帆回雪浪慰離居。相逢漫問歸裝物，可有新來日本書”。
清時嘉興中日文化交流，古今典籍的傳輸無疑是占主導地位的。日本史學家大庭修先生在《江戶時代唐船舶載書籍之研究》一文中，統計從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咸豐五年(1855)經長崎港進口日本的漢籍達6118種，總計57240余冊。其中，乾隆初年至道光年間，從乍浦港購置進口的書籍有742箱，計15129冊。
乍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個主要港口。中國商人把大量典籍運往日本，同時也把日本編撰、翻刻的，乃至保存的中國失傳書籍運回國內。黃遵憲《日本國志》記載了江戶時期日本編撰的說經類書約400余種，其他翻刻和校點的書籍則更多。正因如此，許多文人學者云集乍浦，訪書，買書，打聽“可有新來日本書”。
1846年，平湖沈綺輯刊的《乍浦集詠》十六卷流傳到日本。伊藤圭介把其中譴責英軍侵占乍浦的詩作編為《乍川紀事詠》，小野湖山也選錄為《乍浦集詠鈔》。兩書選人“英吉利夷船”暴行的詩各有80余首，作為“警世之書”于1848年出版。后來日本學界認為，日本當時正面臨西方列強“叩關”，國勢堪危，《乍浦集詠》“起到顯著的啟蒙作用”。
關鍵詞：漢籍；比較文獻學；東亞古典文明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3）03-0128-08
中國與日、朝（韓）、越等東亞各國，存在著長達十五六個世紀的以漢籍為媒介的文化聯系，這種文化聯系引發了學界廣泛而持久的關注。漢籍研究在文獻學和文化交流史領域已取得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不僅出版了數百部漢籍整理和漢籍研究方面的著作，發表了大量的漢籍研究的論文，多項研究課題獲得國家部委的資助，而且對漢籍研究的原則和方法等理論問題也進行了初步探討；此外還成立了不少漢籍研究機構，創辦了專門的學術刊物。在中國的兩岸四地和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各國，漢籍研究已經成為學術交流最頻繁的領域之一。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現實基礎和理論背景
（一）現實基礎
大量的中國典籍的域外傳播，以及東亞各國歷史的悠久、文明的發達和文獻的豐富，為構建“漢籍比較文獻學”學科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漢籍研究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專門研究機構的設立等為構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科范式提供了較為豐厚的研究基礎。筆者擬以中日兩國的漢籍交流與研究為例，對此略加申述，以為窺豹。
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漢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獻學和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
中國學者踵繼民國初年諸多學者赴日本尋訪佚書之后塵，從上世紀80年代起，再次掀起海外漢籍調查的熱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嚴紹鋈教授對日本佚存漢籍調查研究；王寶平教授對清代中日圖書交流的個案追蹤和編目整理。近期郭真義等研究者，分別編著出版了《黃遵憲題批日人漢籍》、《日據時期朝鮮刊刻漢籍文獻目錄》、《日本藏先秦兩漢文學研究漢籍目錄》等。對中國典籍在域外的傳播和留存情況進行調查與整理，便于摸清漢籍域外傳播的實際情況，同時，也可以為該問題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
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域外漢籍研究，一方面著力揭示了以漢籍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及其學術思想的影響、日本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另一方面著重考察了近代以來日本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域外漢籍研究成果頗豐，日本學界的研究主要有小島意之的《上代日本文學こ中國文學――出典ぁ中心こすゐ比較文學的考察》等；中國學界的研究主要有黃俊杰的《十八世紀中日儒學異同試論》、陸堅等主編的《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王勇等主編的《日本文化的歷史蹤跡》、嚴紹的《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王曉平的《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等。
在30多年的時間內，東亞地域的漢籍研究，研究者不僅發表了大量針對具體文獻的研究專著，而且還出版了諸多專題性的著作、綜合性的論文集和研究叢書，如王勇教授主編的“日本文化研究叢書”（杭州大學出版社）、“中日文化研究文庫”（上海古籍出版社）、張伯偉教授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叢書”（中華書局）等，規模宏大，影響深遠。在域外漢籍研究中，許多學者還申報主持了有關域外漢籍的研究課題，如張伯偉教授主持的“域外漢詩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孫文博士主持的“‘舶載書目錄’研究”，這些課題均為國家部委資助的研究項目；臺灣大學黃俊杰教授主持的“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是一整合型研究課題，在他的主持下僅在大陸以此課題名義出版的“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就達40余部。
除了上述研究外，學界還開展了有關漢籍研究的學術交流活動，2007年8月17-20日，在南京召開了“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8月22-25日在浙江工商大學舉辦了“域外漢籍與中日交流”座談會。同時，創辦了專門性的連續出版物，不少高校還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創辦的連續出版物有張伯偉教授主編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成為動態反映域外漢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個園地；設立的專門研究機構有南京大學2000年成立的“域外漢籍研究所”，上海師范大學2005年成立的“域外漢文古文獻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學東亞文化研究院于2011年成立的“書籍之路研究所”等。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開設了域外漢籍研究課程，以培養專門研究人才，如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開設了“東亞漢文獻研究”，河南大學外語學院開設了“中日比較文獻學研究”（含日本漢學與漢文獻研究）等課程。
（二）理論背景
中古以降，中國文化之域外流布日趨隆盛。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說：“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中華文化以其發祥地為策源地，跨越漫長的十多個世紀，如同水波向四周擴散，超越諸多政治區劃與地域局限，在東北亞、東亞、東南亞逐漸形成了具有統一的核心價值觀及以漢字（包括其變體）為主要載體的區域文明，即“東亞古典文明”。在這一古典文明所涵蓋的區域內，以漢文典籍及其衍生文獻為載體的文化交流，不僅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東亞各國文化和其學術思想的深刻影響，也反映出東亞各國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過程中的能動性和“他者”的眼光。從比較文化學的角度對域外漢籍，以及東亞各國在漢籍影響下產生的土著語文文獻進行深度解析，是理解東亞古典文明的內涵、形成機制及其文明史的意義的關鍵。
不同文化的交流，如果從某一個時間節點來看，可能是以一方對另一方的影響為主；若以歷史的眼光進行整體觀照，就會發現，文化交流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或者多向交互作用的，去、取之間完全視各自的文化需要而定。從中日文化交流的情況來看，一方面，以漢籍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古代日本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嚴紹教授指出：“中國文獻典籍的東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為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變異，它的傳播具有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這不僅影響著古代日本文化的發展，而且直接造就了日本傳統漢學中的許多特點。”杉本孜教授也說：“漢籍對日本學術的影響之大，范圍之廣是超過想象的。”這種影響是通過日本學人對中國典籍的解讀來理解和吸收的，并在日本文化的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學人是以“他者”的視角通過對傳入漢籍的解讀來理解中國文化，用這種方法理解的中國文化，不免會因受解讀者所處的地域、歷史、民族、時代背景、思維方式，甚至是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學識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與中國人理解的中國文化產生一定偏差。另一方面，明、清時期，接受了在華傳教士的著作和其學術思想的中國學者的著作，繼續對日本文化和學術思想產生影響，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進程；日本學者在吸收了歐洲的科學文化之后的漢語著述，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和學術思想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于是，經過長期不斷的交互式的文化融合與滋長，中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化有了共同的基本成分，形成了所謂“東亞古典文明”的核心內涵。
因此，漢籍研究不僅要關注中國典籍的域外傳播及其對輸入漢籍的東亞各國的文化影響，而且要關注域外學者對中國原典的詮釋、引用，還要關注受漢文化影響而產生的域外漢文文獻和其本土文獻。對這部分文獻的追蹤研究，需要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的通力合作，“以漢籍文獻整體為基礎，以漢文化為視野，以綜合與比較為手段，尋求其內在聯系和內在結構”。這一新的學術取向引發了學術界對域外漢籍研究方法論的思考，學者們相繼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研究范疇，如王勇教授提出的“書籍之路”、王曉平教授提出的“亞洲漢文學”，嚴紹教授提出的“國際漢籍文獻學”等。上述觀點高屋建瓴，為宏觀把握“域外漢籍”的總體狀態和考察漢籍的跨域傳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域外漢籍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只是為了“求同”――考察超越國界的東亞古典文明所呈現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結構，更重要的是為了“尋異”――闡發不同政治地域如何以自身的需求與闡釋回應來自漢文化策源地發出的信息。換言之，漢籍在不同地域獲得了怎樣獨特的發展，這更應該成為漢籍研究關注的重點。因此，筆者提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術范式，以參與上述理論問題的討論，推進漢籍研究的深入開展。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內涵與意義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內涵
清季以來，學者對域外漢籍的調查多持有一種“禮失求諸野”的觀點，其目的或是使流落異邦的中華經典魂歸故里，或是用以驗證中華文明如何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影響了“夷狄”之邦。近年來，漢籍研究日趨客觀，出現了中外漢籍“互相補正”的學術取向，學者們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念。但從總體來看，漢籍研究的理論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關于漢籍研究的方法論和學科化的研究，還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為了進一步彰顯漢籍研究內容與方法的學科化色彩，筆者嘗試引入比較研究的方法，提出“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術理論范疇，強調“他者”的能動性，即漢籍接受者的意識與反映，希冀有助于漢籍研究的學科建設。
筆者定義的“漢籍比較文獻學”，是以歷史上東亞各國輸入的漢籍及其衍生文獻為基礎，以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和核心內容，立足于古代漢文典籍的跨國、跨地區傳播的歷史事實，在東亞廣大區域內，對漢文典籍向域外傳播的規模、流向、渠道，域外學人對漢文原典的解讀、引用，以及在漢籍影響下進行的域外漢文創作和其本土創作等方面的文獻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其目的是尋求并闡明東亞各國的漢文文獻及本土文獻與中國文獻之間的關系、異同，進而關注漢籍流布地區的土著語文著述與漢籍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以文獻學為出發點，揭示東亞廣大區域內存在的深層次的文化聯系，為構擬符合歷史事實的東亞古典文明提供一個可能的參照系。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意義
“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只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只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其對漢文化整體的理解和認識，當然也就不是無關宏旨或無足輕重的了。漢文化在歷史上曾發揮偉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為東亞各國人民精神世界中的重要因素。抉發這種因素，闡釋其價值和意義，使漢文化在21世紀的世界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正是今日學者從事域外漢籍研究的使命之一”。
以漢籍歷史文獻為基礎，以比較研究為基本方法和核心內容，通過對東亞各國在各個歷史時期輸入及衍生的各種形式的漢籍文獻的種類、數量、內容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不僅可以闡明各國本土文獻包括漢文文獻與中國典籍之間存在的、或隱或顯的影響與借鑒關系，而且可以從東亞各國輸入中國典籍的種類和數量上把握日本、朝鮮、越南等東亞各國公、私各界對漢籍的需求，并據以發掘其背后隱藏的國家文化建設意識和知識界的讀書趣味；還可以從學術史的角度，了解不同政治區域內的學術界、知識界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情況，為闡述中國文化對東亞古典文明區域各國的近代學術文化的發展和國家建設所產生的作用提供有力的支持。
以中日漢籍交流與研究為例，通過文獻目錄學的研究，可以盤點輸入日本的中國典籍的種類和數量，揭示以典籍為載體的中日文化交流之盛況；通過考察日本漢籍的生產與流通狀況，可以把握日本知識界的文化趣味和日本對中國文化的追求；把握日本學術界解讀中國文化的進程及其學術狀況，并據以考察中國文化東傳日本的情況，考察以典籍為載體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以及考察中國文化對東亞古典文明形成的意義。
三、“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內容與方法
（一）“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內容
基于學界已經取得的漢籍研究成果和學術發展趨勢，筆者體會“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基本研究內容（以中日為例），似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漢籍傳播史研究
中日之間漢籍傳播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中國典籍向東傳入日本的歷史研究；二是日本學人對輸入漢籍的闡釋及其撰著的漢文（漢學）著述傳入中國的歷史研究。
考察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工程。中國典籍數量巨大，不同歷史時期向日本傳播的渠道、方式、典籍的數量、種類等非常復雜，而且我們現在對上述問題還知之甚少。所以，要撰寫一部全面、完整的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至少在目前還無從談起。現在我們只能從局部做起，局部的研究做好了，就會使我們對中國典籍向日本傳播的歷史的整體認識加深，并且通過局部研究成果的積累，可以逐步向整體研究推進。
一百多年來，中國學人不斷東赴日本尋訪佚書，其搜佚輯散工作成果頗豐，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利用中國和日本公、私現存古籍目錄，有選擇地對一些具體文獻和目錄進行系統而深入的爬梳董理，以追尋中國典籍流落異邦的故實，摸清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具體情況，獲得有關中國典籍域外傳播的數量、種類、途徑等更加翔實的數據，比較準確地把握東傳漢籍的具體內容與數量，從而作出關于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的可靠結論。
日本學人對中國原典進行的漢文詮釋及其獨立撰著的漢文（漢學）著述傳入中國也有千余年的歷史，據王勇教授考證，肇始于日僧攜經入唐，中經宋、元、明，至清代達到全盛。對這部分史實及其文獻的研究，近年來逐漸走入漢籍研究學者的視野，此方面的研究有王勇教授主編的《中日漢籍交流史論》之《日本漢籍及其流播中國之研究》等多篇專題論文，等等。但是，較之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的傳播史研究，對日本的漢文著述及其傳播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這是今后要重點關注和加強研究的課題之一。
2 漢籍接受史研究
中國典籍傳入日本之后，往往迅速地以傳抄、翻刻、注疏、釋解等形式進行交流、傳播，并成為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流傳于日本的漢籍，包括由中國輸入的典籍，也包括中國典籍的日本傳抄本、注釋本和翻刻本（即“和刻漢籍”），甚至包括部分日籍學者、僧人用漢文進行的創作。這對于我們所倡導的“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而言，后者的研究意義更為重大。因為，通過對日本學人的漢文著述及日本語文著述的微觀考察，可以實證中國文化對日本古代文獻的影響。同時，關注日本學人的漢文著述及日本語文著述獨有的發展軌跡，把握古代日本漢籍及日本語文獻的基本特征，對于揭示它與輸入漢籍之間的深層聯系，為闡明中國典籍東傳對日本古代文獻所產生的影響提供考鏡源流的基本依據。
漢籍傳入日本雖然有商業利益的驅動，但其目的更主要的是日本為了國家建設與發展及其知識界完善自身的需要。在歷史上，尤其是在“鎖國”時期，日本把輸入的中國典籍作為了解和學習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途徑，而日本通過漢籍接受中國文化的必要條件是漢籍文本的傳入與解讀。因此，了解某種中國典籍在何種情況下被傳入日本，并且在何種情況下得到怎樣的解讀與闡釋，就是我們今天了解日本接受中國文化史的一個有效手段。前者經由清代以來諸多學者的索隱鉤沉，致使今日形成了所謂“書籍之路”的研究，許多隱藏在殘編斷帙之中的史實逐漸清晰起來。而后者，即近代以前的日本學者是如何解讀輸入的中國典籍的？通過對此問題的解讀，看到了怎樣的中國？日本人理解的中國文化是怎樣的？這種依靠典籍傳播而進入日本的中國文化在何種程度上參與了日本的國家與文化建設？凡此種種的發覆，有賴于對古代日本漢籍及日本語文獻的抉微鉤沉。
3 漢籍文獻學理論研究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典籍對日本文獻的發展，尤其是對日本漢文文獻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比較文獻學”視域下的漢籍文獻理論研究，是在運用文獻形態學的方法描述日本漢籍文獻學特征的基礎上，考察中日兩國圖書（不限漢籍）的分類、著述體例、闡釋學特征、文章理論、學術理念的異同。
古典文獻學的優良傳統之一，就是強調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因此，考察中國傳統文獻學理論對日本古代學術視野中的圖書分類、著述體例、文章理論、學術理念等方面的影響，不僅是認識中日兩國傳統文化異同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漢籍比較文獻學理論建設的重要內容。
（二）“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方法
進行任何科學研究，都必然要求掌握和運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漢籍研究也不例外。掌握和運用正確、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取得以簡馭繁、事半功倍的成效。在漢籍研究領域，諸多先行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實踐中，結合各自的研究課題，踐行并總結出了一些針對域外漢籍整理和研究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如大庭教授在《關于東傳漢籍的研究方法與資料》中提出的對特定的某一漢籍和漢籍現存實物進行研究，對目錄、記錄、引用等進行研究，以及對刻版進行研究等方法；張伯偉教授在《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中提出的“據……以考”的十條研究方法等。這些研究方法對于我們研究漢籍傳播和影響是行之有效的。
漢籍比較文獻學的研究方法，與域外漢籍研究方法、文獻學研究方法相比較，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它自身的獨特之處。在學習和借鑒先賢時俊提出的域外漢籍研究和文獻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基于對漢籍比較文獻學的學科內容、特點的認識和把握，筆者認為，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基本原則是將文獻學研究與比較研究相結合，以文獻學研究方法為基礎，對中日兩國的漢籍進行文本識讀和文獻學研究，把握文獻學的基本特征，實現“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的基本目標。綜合運用歷史學、文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知識，對兩國漢文典籍進行多層次的比較研究，既要比較兩國漢籍在文獻形態學、目錄學等方面的異同，又要揭示其背后蘊藏的文化和學術思想的異同，還要闡述其歷史根源與意義。
具體的研究方法（仍以中日為例）主要有：
1 運用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對漢籍文本進行識讀
文本和史料的準確可靠是保證研究結論具有科學性的必要前提。由于中國典籍東傳日本發生在不同歷史時期，歷時久遠，而且數量龐大，內容龐雜，傳播渠道不一，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的漢籍受到的關注程度不同，衍生的文獻數量不同，其流布及保存的形式具有多樣性，許多早期傳入日本的珍貴漢籍多以抄本傳世，字體多有潦草、漫漶不清之處，加之抄寫者的漢文水平參差不齊，難免會有疏誤，或有后世整理者有意的改寫，或無意的疏失。凡此種種，使得對漢籍的文本識讀成為漢籍研究必須首先解決的難點和消除的障礙。因此，文本識讀是進行漢籍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進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進行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需要首先運用文獻學的審形辨音、字詞校注、版本比斟等基本方法，對漢籍文本中的訛、脫、異文等進行勘誤，為繼之進行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份可靠的、便于利用的基礎資料。
2 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進行漢籍分類研究
由于東傳日本的漢籍數量龐大，內容龐雜，傳入的時間有早有晚，有些在隋唐時期傳入日本，有些到近現代才傳入日本，目前難以對不同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所有漢籍同時進行研究。比較可行的研究方法是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按照研究對象（漢籍）的某一或某些特征進行分類研究。分類研究，其研究對象的同質性相對較強，便于獲得真實可靠的數據，便于發現一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和規律。
漢籍比較文獻學研究，可以根據研究對象的歷史跨度和性質同一度，分為斷代研究、專書研究和專題研究。
其一，斷代研究是指選取某個特定的歷史平面，確定時間的上限和下限，對這一時期的漢籍進行清查，對其間發生的漢籍交流和研究進行全面考察和分析。這種研究，是從中日漢籍交流的歷史長河中，選定一個橫斷面，所考察的漢籍數量和范圍可以大為縮小，便于勾勒出一個時期內漢籍傳播和交流的大致面貌。如果把各個時期的中日漢籍交流與研究的情況梳理清楚了，那么把它們連起來就應該是一部中日漢籍交流史的大致輪廓。
漢籍比較文獻學的斷代研究要求，所選擇的歷史時段，既要有足夠的長度但也不能選擇太長的時間跨度；在這一歷史時段內所選擇的漢籍數量既要足夠得多，但也不能選擇太多的可供研究的漢籍。在研究分析時，也要注意對這一時段內的漢籍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研究，在比較中彰顯時代特點，揭示本時段漢籍與其前、后時段漢籍的聯系與區別。如果選擇的時段太短，那么就沒有足夠的漢籍文獻容量；如果考察的時段過長，那么漢籍文獻的數量就會太多、文體不一致，不易把握。所以，進行斷代研究時，要注意選擇一個“適度”的歷史時段和漢籍數量。
其二，專書研究是指選取較有代表性的專書（包括目錄學著作）或專人的著作，對該書或專人著作的傳播進行追蹤式研究。考察它是何時、以何種方式傳入日本的，在日本有無得到釋讀、傳抄或翻刻，有無衍生文獻，流布范圍和流傳時間如何，是否回傳至中國等。通過對上述一系列問題的詳細考察，分析該書或專人作品的傳播特點，然后與相關漢籍（同類性質或相同文體的其他作品）進行比較研究，進而考察不同時代同類性質或同類文體漢籍的傳播特點，探求漢籍輸入國在不同時期的讀書趣味與文化需求。
學界已經開展的專書研究多集中于《詩經》、《論語》、《周易》等儒家經典，《文選》、唐宋詩、詞、小說等文學作品，以及朱子學、陽明學、佛教、道教文獻的研究，對于最能具體而感性地反映漢籍流通狀況的第一手資料――“舶載書目錄”類文獻的研究，目前多停留在影印與介紹階段，相關研究還比較薄弱。“舶載書目錄”所載漢籍數量繁多，而且具有連續性，能夠全面反映一個時期漢籍東傳的全貌，是中國典籍傳入日本的極生動而又具多方面價值的歷史文獻，是研究漢籍交流情況的絕佳資料，應該成為漢籍研究重點關注的對象。
其三，專題研究是指圍繞某一主題進行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可根據自身的學術興趣和能力，選定一個可持續關注的主題，進行一系列專門性的研究或討論。專題研究的對象（即主題）相對來說比較單純，有利于研究的深化。專題的選擇相對比較靈活，可以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的個案研究，也可以是比較宏觀的理論探討，如關于漢籍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漢籍東傳與西漸的史學意義、漢籍東傳與西漸的動因與影響因素等問題的討論；可以是某一問題的通史性的研究，也可以是某一主題的斷代性的研究，如張伯偉教授對清代詩話東傳的研究；可以是對某一類漢籍的專門研究，如蔡毅教授、張伯偉教授對日本漢詩的研究，也可以是對漢籍的綜合性研究等。
3 運用統計學的方法進行漢籍定量研究
中國典籍傳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研讀、理解并對日本文化產生影響的？要探明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搞清楚在不同歷史時期東傳漢籍的種類和數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運用定量統計的方法，結合目錄類著作，對各個歷史時期傳入日本的漢籍的種類與數量進行詳細統計，盡可能確定漢籍的版本系統和存佚情況，根據統計數據來確定各個時期漢籍東傳日本的規模，為進一步探究這些漢籍文獻及其所蘊涵的文化和學術思想，以及考察它如何影響日本文化的建構與發展提供數據支持。
她就是加代子，她相信“什么時候開始都不晚”。
逆轉人生 由茶而來
加代子的家鄉在日本大阪，一個美麗的島嶼城市。父親比母親整整大12歲，父親是 “反政府分子”，因此進過監獄；母親是學者，戰爭后回國艱難發展就業，由于政治原因變窘迫的家庭景況讓加代子和兩個哥哥都有很強烈的獨立意識，加代子從小就想出國留學開始獨立的生活，基于家里只有一個女兒，父親實在是放心不下，只得作罷。
像大多數的日本女性一樣，活到30多歲，加代子仍然“以夫為天”，丈夫有外遇，對她冷臉相向，也忍氣吞生、粉飾太平。但是，終于有一天，父親的一句話，改變了她的人生，他說：“盡管你已經不年輕了，但你仍有能力改變你的生活。”
時隔不久，一位婦人給加代子看相，當她看到加代子第一眼，就肯定地說：“你的根不在日本，在中國。”
也許是機緣巧合，離婚后的加代子在命運的推動下，只身來到北京，她選擇了北京電影學院學習中文，她的想法很簡單，只想找一家日本人少的學校。在北影，她沒有親戚，沒有朋友，偶然的認識了趙薇。趙薇被這個執著的日本女子吸引，常常在生活上給予她照顧，并帶她去茶館喝茶。第一次喝茶，加代子就被滿桌精巧的茶具吸引，她由最初對茶具的喜好，漸漸的迷戀上了茶道。蛻變在學習中國傳統茶道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她逐漸恢復了平靜自信，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歸屬感。
占盡四大幸事的男人
他稱她是“中日民間友好文化的使者，在有生之年搭起民間友誼的橋梁”，又戲謔她說：“間諜工作做到內部來了。”99年至今，他們已經波瀾不驚地度過了7年婚姻。石先生是加代子的現任丈夫，至今，他保持著中國國籍，加代子也仍保留日本國籍，他們并不打算要個孩子，認為“這樣的生活正正好”。
當問及中日的文化差異是否在生活中造成障礙時，他毫無困惑：“文化差異肯定是有的，但沒有構成障礙。”初接觸加代子的時候，石先生就已經在心里有所準備接受差異。
“中國的茶，法國的衣，美國的洋樓，日本的妻。”男人的四大幸事，除了住的不是美國的房子，幾乎石先生都有了，“但是現在中國的房子也不比美國的差啊。”言下之意是說，男人的幸事都給他占了，對生活，真是沒有可抱怨的了。
茶道 人道 人生道
茶道精神有四：“和、敬、清、寂、”其中， “敬”是加代子對中國最深的感觸。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尊敬，男女之間的尊敬，尊敬長輩，中國人的好客，這一切都對加代子有著很深的影響，包括在茶道里，也滲透著敬客的方式。
原來在東京的生活，工作于大公司，節奏快壓力大，雖然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感覺很空虛，尤其是婚姻的不幸福，更加重了加代子對生活的懷疑，接觸中國的茶文化，學習茶道，她發現自己慢慢開始改變，她可以很靜心地去讀書，她愛上了茶道，并立志將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她還就此寫了篇名為《日本有可能再次掀起中國茶熱》的論文，加代子說，早在唐宋時期，日本就曾掀起中國茶熱，那時中國茶只有日本的皇家和高級僧侶才有權享受，后來空海和尚從中國留學后帶回茶種，日本這才逐漸茶源多起來，再后來才有的現在建立起的日本茶道文化。現在日本人對茶的了解仍停留在唐朝時傳入的那些，并不了解中國的泡茶方法，也不了解現在中國有這么多品種的茶。
一半北京 一半東京的雅適生活
他們在東京的家，是一面朝山一面靠瀨戶內海的兩層樓。為了方便母親的起居，加代子和先生住樓上，母親住樓下。樓下一條小石子路，上面淺淺的鋪著“曲徑通幽”的字樣，這條路一直從家通往石先生親手搭蓋的“燕京茶室”。“燕京茶室”的擺設相當中國化，來的有加代子的學生，也有一些過客，在這休憩。曾有一位日本老板來到茶室，感慨地對加代子說，來這里靜靜地坐一天真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東京的日子，加代子教授茶道，石先生則教學生中文。
關鍵詞：日語；拒絕表達；意思公式；綜合日語
中圖分類號：H3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11-0000-02
引言
近年來，在日語教育及社會語言學領域，對語言行為的研究越來越多。關于拒絕表達的研究也方興未艾。關于拒絕表達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拒絕表達的功能元素、拒絕表達的策略以及關于拒絕表達的比較研究等。尾崎（2006）在研究中，根據內容可分為道歉、理由說明、拒絕陳述三種不同的功能要素對拒絕表達進行單位劃分，如“すみません/ので/できません”。而森山卓郎（1900）則以日本人的拒絕言語行為的策略為出發點進行分析。在“斷りの方略―人整とコミュニケション”中，以親疏以及上下關系為中心，將拒絕表達策略分為謊言型（噓型）、直截了當型（嫌型）、延期型（延期型）、搪塞型（ごまかし型）四類。
在日語教學中，如果沒有專門指導，日語學習者很難靈活掌握日語的拒絕表達方式。現在在國內的日語教科書當中，關于拒絕表達的內容比較零散，而且也沒有系統介紹日語的拒絕表達方式。本論文以當前國內日語教學所使用的教材為分析資料，對教材中的拒絕表達進行分類整理，希望能為日語學習者梳理出一條類別清晰、解釋規范的拒絕別表達的研究報告。
1.拒絕表達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拒絕言語行為是一種涉及“面子”問題的行為。Brown&Levinson指出，有些言語行為，如請求與拒絕，在本質上和交際者的面子相悖，被稱為“威脅面子行為”（face threatening acts，簡稱FTA）。Brown&Levinson 的理論認為“一個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有兩種面子，一種是積極的面子即希望得到對方同意、認可或贊許，一類是消極面子，不愿被對方反駁或阻止的希望。
日本人在面對對方的邀請時，必須考慮禮儀、面子、人際關系等因素。拒絕對方的請求可能會有損對方的面子，所以拒絕者會針對減輕對對方的面子上的侵害進行補救策略。所以應該慎重考慮拒絕表達的方式，才能很好地為對方考慮，維持雙方良好的交際關系。
另一方面，除了維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掌握好拒絕表達方式，也是從一個側面去了解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如上所述，語言與其國民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有著天然的聯系。日本是一個注重集體的社會，和諧的人際關系被視為人際交往的基礎，拒絕行為對于被拒絕者而言是有損顏面的行為，因此日本人基本上不會用諸如“だめだ”“いけない”“いかない”等這樣直接的語言來表達拒絕的意思，而是采取間接的方式。如說明理由，或者用“いやあ”“ちょっと”等委婉的語言。因此通過學習拒絕表達，我們可以多少理解日本人為了維持人際關系的順利發展，會對自己的言行舉止采取慎重的態度的心理。
2.研究方法
分析外語學習者的言語行為的數據時，有問卷調查式D.C.T（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角色設定、實際會話。以下簡單總結了此三種調查方法的利弊。
①D.C.T的優點是可以高效率地從眾多的調查者中收集必要的資料。但這種方法得出的數據不能準確的反映實際的語言使用頻率，所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為檢測學習者學習語用論的能力的證據，仍然值得思考。
②角色設定的優點是對學習者在多大程度上掌握需調查行為的會話能力提供了相關信息。然而，在某些程度上可能會體現出不自然的言語行為，與實際的言語行為有差距。
③實際會話可能是最理想的調查方式，但是要收集一定的信息的話有一定難度，因此采用這種調查方式進行研究的比較少。
《綜合日語》中的會話采用角色設定的方法進行編寫，因此，通過分析其中的對話研究該教材的拒絕表達方式就等于是采取角色設定的方法來考察拒絕表達。角色設定的不足是某種程度上會出現不自然的言語行為，與實際的言語行為有差距。那么其中的拒絕表達的分析也存在類似問題，所以今后希望可以結合D.C.T和實際會話的研究方式來考察日語的拒絕表達。
3.《綜合日語》中拒絕表達的研究
3.1 分析對象
《綜合日語》是由中日兩國從事日語教學與日語研究的一批專家、學者合作，共同編寫的全新教材。此外，《綜合日語》編寫過程中，以《高等院校日語專業基礎階段教學大綱》（教育部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日語組編，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為依據，為了提高日語學習著的中日文化交流能力，不僅強調日語基礎知識的掌握與運用，而且注重融入中日文化的內涵。本教材共分為四冊，中國北方大多數大學的日語專業選用該教材作為精讀教材。綜合日語也稱精讀，該課程在大學日語教學中處于核心地位。精讀課程是大學日語教育基礎階段的主干課程，教學課時也最多。此外，精讀作為日語學習者的入門課程，在日語學習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可以說精讀是聽力、作文、會話、翻譯等科目的基礎。所以，以精讀教材作為分析對象，可以更好地把握日語拒絕表達方式在基礎階段的學習狀況。
3.2 分析方法
Beebe（1990）認為拒絕表達的意思公式主要可以分為直接拒絕表達和間接拒絕表達。兩者都無法滿足請求者的意愿，但是采取的拒絕表達策略有所不同。直接拒絕表達很明確地傳達給對方自己無法滿足對方的請求；而間接拒絕表達即間接地傳達自己不能回應對方的期待或好意，當中又可以分為“理由借口”（理由言い）“回避”（回避）“責任轉移”（任嫁）。
3.2.1 直接拒絕表達
直接拒絕表達可以最大效果傳達說話者的意思，但是由于會傷害到對方，給人的印象不好。此外，單刀直入地拒絕對方的請求，會認為是不禮貌，甚至會招來厭惡。因此直接拒絕表達的方式被認為會影響雙方的人際關系。
例1
李：あの、一つお伺いしたいんですが、外國人でも督のプロジェクトに參加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
王：（小さい聲で）李さん、そんなことはちょっと...。（ 第三 第8 ）
3.2.2 間接拒絕表達
藤森（1995）認為，拒絕表達的言語行為在無法順從對方的意愿這點上很可能侵犯了對方的領域。因此，需要采取適當的言語行為來彌補對人際關系產生的負面影響。本文將間接拒絕表分為“理由借口”（理由言い）“回避”（回避）“責任轉移”（任嫁）三大類。
A理由借口
所謂的理由借口是指在拒絕對方時，雖然不能滿足對方的請求，但是將其緣由明確地傳達給對方。因此，理由借口發揮著傳達拒絕意圖的重要功能。
例2
マイク：ああ、そうかな。王さんはカンフができるの？
王：いいえ。中國人だからといって、みんなカンフができるとは限りませんよ。わたしは太拳なら少しや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けど...。（第三 第2 ）
B、回避
所謂的回避就是為了維持與對方的交流，避免采取直接的拒絕表達的策略。雖然沒有說明其理由，但是仍然可以維持或彌補雙方之間的人際關系。
例3
店：申しございません、こちら、在を切らしておりまして...。
王：ええっ。じゃあ、どれぐらいまてばいいんですか。
店：それが、メカさんにといあわせてみたんですが、あいにくもう生中止だということでして...。（第四 第19）
C 責任轉移
藤森（1994）認為責任轉移就是將自己無法回應對方的期待或好意的責任歸咎于他人，而非自己。
例4
李：それで、ちょっとおいなんだけど、知り合いの留學生にインタビュをしてもらえないかなあ。
高：ええっ、それはちょっと...。遣唐使の會の人にもいてみた？
李：うん。でも、みんな中國の勉で忙しいからできない、って。（第三 第10）
3.3 意思公式組合的使用率
人類的行為總是在體現著其感情。而拒絕表達中的一系列言語行為則體現出說話者的心理、教養及說法技巧等。在拒絕對方的請求時，并非使用單一的拒絕策略，而是多種拒絕策略的組合。組合的先行模式就是優先使用某種語言作為前綴。比如說直接先行模式就是如“直接+直接”“直接+間接”“直接+回避”“直接+責任轉移”的等意思公式的組合，其前綴都是直接拒絕表達，所以稱為直接先行模式。根據統計：各先行模式的使用率順序依次是“直接先行模式”18例（33%），“理由先行模式”16例（29%），“回避先行模式”15例（27%），“責任先行模式”6例（11%）。通過對以上組合使用率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在各個意思公式的先行模式當中，組合使用率最高的是后綴“～のみ”，而各先行模式的共同點是其使用率最少的組合即后綴為“～+直接”的組合。
4.《綜合日語》中拒絕表達的分析結果
4.1 存在問題
Kanokwan Laohaburanakit分析了日本的日語教學的10本教材，得出下結論：教材中關于委托的拒絕基本上沒有，相比對于邀請的拒絕卻占大多數。此外，拒絕表達的結構純理由型的較多。教科書中基本沒有說明與對方的關系，針對上司的拒絕表達只有一例。可見，教材中關于拒絕表達的使用和說明較少，對話中也很少考慮拒絕策略。日本的教材都是如此，那么中國的日語教材中關于拒絕表達的使用如何呢？
從統計可以看出，《綜合日語》中拒絕表達的例句也很少，僅有55例，且沒有任何有關拒絕表達策略的說明。此外，《綜合日語》中，直接拒絕表達占了大部分。因此對于不了解日本人心理的中國的日語學習者而言，容易誤用拒絕表達的方式。日本民族是以心傳心的民族，對話中經常使用省略和曖昧的表達方式。拒絕表達是日語曖昧性的一個典型的代表，因此，中國的日語學習者首先應了解拒絕表達背后映射的日本人的謙卑和委婉、曖昧文化。
4.2 拒絕表達教學建議
綜上所述，以《綜合日語》為代表的國內日語教材中關于拒絕表達的內容很少，且沒有系統全面的拒絕策略的說明。因此，日語學習者靈活掌握拒絕表達方式并非易事。甚至很可能在和日本人交流中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在日語的教學當中，應該盡量系統地介紹日語的拒絕表達方式的相關知識。
此外除了從理論上系統的介紹外，更應該注重實踐的運用。當然和日本人直接的交流是最有效的方式，所以盡量與身邊的日本人以及留學生進行日常交流，并在會話交流中自然而然得掌握如何準確得使用日語拒絕表達方式。此外，閱讀日本的小說，觀看日本動漫電影等都是理解日本人心理的很好的方法。
5.今后的課題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論文以《綜合日語》中出現的的拒絕表達為分析對象，并未涉及其他教材。此外，教材中的會話由于是角色設定進行編寫的，與實際的會話有差距，并且關于拒絕表達的例句也不多，因此結論欠缺說服力。拒絕表達根據上下等級關系，親疏關系的不同其言語行為表現也不同，而因教材內容的限制，本文并沒有涉及此方面的分析。今后希望在研究拒絕表達方式中，可以結合D.C.T和實際會話等的研究方法更為全面、系統地進行研究。
基金項目：本文得到華北科技學院人文社科基金的資助。
參考文獻
[1]藤森弘子，《日本學者にられるプラグマティックトランスファ“斷り”行の合》[J]，日本語教育論集，1994年
[2]藤森弘子，《日本學者にられる“弁明”意味公式の形式と使用中國人國人學者の合》[J]，日語教育，1995年
創業搞經營必須向國家繳納相應的稅收,但是有些經營項目是可以免稅的,本文就為大家說說投資什么項目可減免稅費。
對私營企業利用廢氣，廢水，廢渣等廢棄物為主要原材料進行生產的；對納稅人同時經營農業（包括牧業、林業、漁業等）生產的，農業生產的部分應單獨核算，暫緩繳納所得稅，納稅人在CYE納稅年度內發生虧損，經稅務機關批準，可以從下一年度的所得中提取相應的數額加以彌補；下一年度的所得額不足彌補的，可以遞延逐年提取所得繼續彌補，但連續彌補期限不得超過3年。
除了上述所得稅減免外，還有經營項目的減免，諸如高新技術企業，新產品的研制，開發，推廣產品給予減免稅。前提是應列入國家計劃或中央各部、委試制計劃以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科委、經委試制計劃的新產品。因而，對于從事這類產品生產開發的企業，應努力使其開發計劃珍入試制計劃之列，以減輕稅負。對民族地區，從事民族特殊商品生產的產品，給予定期的減稅，免稅照顧。在營業稅上，對于企業在國外提供技術服務和勞務取得的收入不征營業稅。
從經營方式來看，凡實行橫向經濟聯合的企業，對于企業內部提品所得稅上都享有稅收優惠政策。因此，私營企業努力利用外資參與經營，從而減少企業稅負。
從投資地點來看，凡是在經濟開發，經濟特區，保稅區從事生產經營企業，稅收優惠要比在國內其他地區享有更多的稅收優惠，因此，私營企業主在選擇投資地點時，應有目的地進行選擇。
墓碑老板月賺10萬元
瀘西縣金馬鎮中心小學門口有一家石碑廠，專門生產各種形式的墓碑。
石碑廠位于公路邊，面積不大，一眼望去，遍地都是大小不等的墓碑，數量在一兩百座以上。最高的墓碑高達3米，上面的圖紋雕刻得非常精美，除了龍柱、鳳凰、仙桃、壽星老人等石雕圖案外，還有一個龐大的碑座，占地面積竟可達到兩間房子的規模。
“這種墓碑最豪華、最貴，光雕刻都要兩三個月，價格一般都在兩三萬元左右。”在旁邊休息的梁師傅說，這種高大的墓碑屬于豪華型的，一共用了80多塊大小不等的石料，兩個師傅用電動工具雕刻，都要一個多月的時間。除豪華墓碑外，絕大多數都是一些普通的小墓碑，一般雕刻一座普通的小墓碑，一個星期的時間就足夠了
老板張某說，這一帶石碑廠有10多家，雕刻墓碑的石料主要來自石林和陸良。石林的石料主要是白粉石，適合雕刻墓碑的碑身，陸良的石料主要是青石。顏色要黑一些，適合雕刻碑座，價格相對要便宜一點。工人師傅主要從廣南一帶聘請，都是按天計算，包吃包住，工錢一般就在30元到40元一天。由于清明節臨近了，很多人為了孝敬已故的老人，都會趕在清明節前跟風似的為老人立碑，所以這段時間墓碑的生意比較好做。據了解，最貴的墓碑都在兩三萬元左右，最便宜的墓碑也要五六千元，平均下來，一座墓碑的價格都在一萬五以上，有的老板一個月就可以賣出10多座墓碑，可以賺到10多萬元。
海歸女白領放棄高薪回鄉創業做龍繡
陳潔在自己的繡坊里趕制溫州客商需要的龍繡。
日本留學四年，知名企業高級白領，前月薪就上萬元人民幣了，就是這樣一位女孩，卻因為在日本街頭與銅梁龍的一次偶遇，竟讓她毅然放棄海外的高薪崗位，回到家鄉銅梁，傾其所有辦了個微型企業，做起銅梁龍繡。
這個女孩就是陳潔。
1月18日上午，重慶晨報記者來到陳潔的繡坊，卻只見到幾件小的龍繡作品，“其他的龍繡產品，在前半個月全都已經賣出了。”由于找不到工人，陳潔只好自己親自動手，幫幾位客戶趕制龍繡產品。
2000年，陳潔從四川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畢業后，于2003年自費赴日本留學，立志成為中日商貿進出口行業的精英。
然而，一次在日本大阪街頭的閑逛，卻讓陳潔遇上了為中日文化交流而受邀到大阪進行表演的銅梁龍舞。“當時，很多日本人看了都覺得神奇，驚嘆龍舞的精湛表演。”
回到學校，陳潔開始了一項社會調查。了解日本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產品的喜好，了解龍鄉銅梁與龍有關的文化衍生品生產、銷售情況。
盡管做這個調查，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交論文，但這也讓陳潔第一次深入了解到了家鄉龍文化及其產業。
結束在日本的留學，陳潔順利的進入了日本一家知名企業，成為一名月薪上萬元人民幣的高級白領。
其實，在陳潔心里，一直夢想著自己有一天能創業，成為一名老板。2010年，回到龍鄉銅梁，除了龍舞、扎龍，陳潔沒有發現其他像樣的與龍相關的文化產品。這讓陳潔看到了商機，堅定了陳潔創業做龍繡的想法。
2010年，重慶在全國創造性地提出了鼓勵發展微型企業的政策措施。陳潔也在第一時間了解到了這一政策。
“當時，我花了差不多一個多月來研究這個政策。”陳潔從中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創業成功希望。
思考再三，陳潔毅然辭職，回到了銅梁福果鎮，辦起了“銅梁龍繡”這么一個微型企業，并順利拿到了4萬多元的注冊資金補貼。
陳潔所做的龍繡，就是借助銅梁龍文化，在綢緞上繡制不同樣式的龍。
繡好的這些綢緞，有的做成了裝飾品，有的裱成了裝飾畫，還有的做成了披肩、圍脖等等。
“我的第一件龍繡‘雙龍戲珠’，賣給了巴西一位朋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陳潔的龍繡產品，已經在浙江溫州有了專門代銷商，并在日本有零星銷售。
如今，陳潔已經與日本一個朋友簽訂了意向協議，“依照我們的這個協議，繡坊生產的龍繡產品，將在今年成批量的銷往日本市場。”
保姆式服務“孵化”海歸創業傳奇
關鍵詞： 近代以前 日本人 中國觀 變遷
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里，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一直處在中國文明的輻射之下，對中國及中國文化深懷“崇仰”之情。隨著日本同化他們引進的事物并將其轉化成自己與眾不同的文明時，這種自卑感才漸漸地消失。誠如美國的日本學學者賴肖爾（Edwin O.Reischauer，1910-1991）所說：“在歷史上日本人對其他國家的態度猶如一個鐘擺，晃動于自卑感和優越感之間。”［1］P23縱觀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國觀的變遷，16世紀中期以前，由于兩國文化的巨大落差，日本人對中國充滿了憧憬和向往之情。但隨著日本獨特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日本人的自我意識逐漸增強，對中國的崇仰之中又加入了疏離的成分。這也表明“中日兩國人民的相互認識就建筑在國內外形勢的變化而形成的新的價值觀基礎上。它以歷史、文化為其出發點并最終回到各自國家利益的追求上”，［2］而日本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美好的“常夜國”
漢晉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是較模糊的，但卻十分向往中國。“他們(指日本)把傳來稻米的西邊（指漢朝）看成是美好的樂園，把中國稱為‘常夜國’”，［3］P183看得出古代日本人對中國充滿敬畏。首先，古代的日本及日本人急切地想了解中國，渴望與中國交往。公元1世紀時，日本列島出現了許多部落國家，為了與中國取得聯系，北九州一個小國的國君就下令造大船，船造成之后取名“天鳥船”，這只船載著幾個日本人來到了漢朝設在朝鮮的樂浪郡。由于當時的日本沒有文字，關于這一次出使沒有留下任何記載。這正是《漢書?地理志》記載的：“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4］P1658從這句簡單的記載當中我們可以得知，當時的日本正處于列國時代，而其中的一些國家向往中國、敬畏中國，盡管隔著茫茫大海，但仍然每年來中國朝貢，以得到中國的垂青。《后漢書》也有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5］P2821這一記載后得到證實。《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又有記載：“魏明帝景初二年（按：公元238年）六月，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首次派遣難升米、都市牛利等為使臣前來魏國‘求詣天子朝獻’贈送男女奴隸十人，斑布二匹二丈。十年間，邪馬臺國先后四次遣使至魏，贈送倭錦、馬矢等。”［6］P857這些記載實實在在體現了日本與中國交往的渴望。
其次，日本渴望吸收中國先進的文明。古代日本人渴望與中國交往并不僅僅為了到達中國，而是想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來滿足自己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的日本曾長期醉心中國，將中國文化不遺余力輸入日本”。［7］P26漢代時，古代日本還處于彌生時代（約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古代日本人目睹了中國統一的國家組織和繁華壯觀的城市，“遠比他們當時紡織品華貴得多的絲織品、象征權威而又工藝精湛的銅鏡等，引起了他們學習中國的文化的巨大興趣”。［8］P65他們對中國文化無限向往的心情表露無遺，他們“希望政治上要像中國那樣統一的國家組織，經濟上要過像漢人那樣燦爛的文化生活”。［9］P18日本與中國接觸后，高度發達的中國封建文化對日本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五代倭王（贊、珍、濟、興、武）都向南朝的劉宋朝廷遣使求封”。［10］P8日本也不斷地汲取著中國的優秀文明成果，諸如漢字、生產技術、典章制度等就是此時期中國觀的產物。
二、繁盛的“唐國”
中國隋唐時期，日本人對繁榮昌盛的中國十分仰慕，他們認為“古代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明，對日本來說，學習中國，是一個莫大的恩惠”。［7］P27此時的日本統治者們熱切希望前往當時堪稱東方文化淵源的中國，以便直接吸收中國優秀的文化，更多地汲取中國農業、手工業等生產技術。這樣就促成了這一時期遣隋使和遣唐使的發生。日本朝野對此一直極為重視，每次遣使團均經過精心策劃和組織，傾注國力派出龐大的官方使團出使中國，全面向中國學習，大規模地汲取中國先進文物制度和思想宗教等舉措就是這種中國觀的產物。
1.頻繁遣使隋唐。隋朝38年間，日本政府有4次遣使到隋朝。第一次是公元600年，日本使者向隋煬帝介紹了他們國家的情況。第二次是公元607年，小野妹子為大使，攜國書前來，正式提出建立邦交關系。第三次是公元608年，也是小野妹子為大使。第四次是614年，大使為犬上御田鍬，副使為矢田部造。唐朝時，日本從公元630年正式向唐朝派出遣唐使，一直延續到公元894年。“現已查明這時期日本向中國派出遣唐使達19次之多，其中除去3次‘送唐客使’和1次‘迎入唐使’以及2次任命因故未成行外，正式來華的有13次”。［10］P17－18除了這19次遣唐使之外，在中國的文獻中還有7次非官方的日本人唐朝之行。
2.汲取中國隋唐先進文化。日本推古朝（公元593至628年）圣德太子（推古女天皇的廄戶王子，公元574-622年）仰慕中華文明，積極開展與中國的交往，其在攝政期間數次派人使隋就是這種強烈的求知欲望的具體實現。他還選派大量留學生來中國，研究和學習中國文物制度、文化典籍，如儒學、中國化佛教、文學藝術等，希望得到中國的文明教化，建立像隋那樣的國家。“隨著遣隋使留學生的回國，這種愿望更加強烈，已經達到無可遏止的程度”。［9］P61這主要是日本在獲得統一之后，急需引進中國先進的國家制度，以便改革內政，抑制豪強氏族勢力，建立像中國那樣的中央集權國家。因此把中國當做自己的楷模，加以崇拜。日本對大唐帝國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崇仰尤為突出。這因為唐朝是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展，法制完備的封建大國，“成為屹立世界東方的亞洲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然成為周圍國家無限向往的所在”。［8］P101這就促成了遣唐使的發生。在長達300多年的遣唐使活動中，涌現出了一批唐文化的優秀傳播者。在此推動下日本決心建立以“大唐國為藍本”的天皇制國家。
3.往來中國的日本留學生、學問僧等人員的增多。隋唐時，除正式外交使臣之外，還有留學生和學問僧頻繁來到中國，他們以滿腔熱情向中國學習。日本來唐的留學生、學問僧，“根據中國學者胡錫年先生的推算，其總數估計在二百余人或三百人左右”。［11］P67其中留學生和學問僧中最著名的兩個人就是阿倍仲麻呂和吉備真備。他們兩個人的中國觀可以說是當時的日本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吉備真備傾心于中國文化，學有所成后回國；阿倍仲麻呂則仰慕大唐文化，終身仕唐。
三、戰亂的國度
宋元時期，中日之間的互相認識深度呈現出起伏，其中日本表現得尤為明顯。一方面，日本對吸收的隋唐文化進行消化、創新，自以為已經汲取盡了中國的所有先進文明成果。這種心理催發了他們樹立自我形象的意識。另一方面，唐朝衰落后，中國進入五代十國的割據時期，宋朝建立后，中國雖恢復了統一，但北方興起的遼、西夏、后金與宋形成對抗，戰亂不斷；之后就是元朝的征戰。日本對此采取非常保守的鎖國主義的對外政策，中日之間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斷。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的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與以前充滿敬畏的態度有著明顯不同。
1.此時的日本對中國采取了疏遠的態度。五代時期的吳越國王為了繼承和保持唐代與東海各國的貿易關系，采取了積極的態度，對日本也是如此。據說“公元936年，吳越商人蔣承勛受吳王的委托，帶來送給天皇及左右大臣的信件和特產，以求同日本建立正式的往來關系。對此，日本退回了送給當時朱雀天皇的禮物，并由左大臣藤原中平回信給吳越王”。［8］P136但是，即使雙方有書信往來，也沒有采取正式國書的形式，書信的署名都由左大臣或右大臣來寫。從書信的內容來看，如公元953年右大臣藤原師輔的回信中說道：“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可以看出這種應酬方式是迫不得已的，態度是冷淡的。［12］P119還可以看出“決定停止派出遣唐使的日本，不想與吳越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只通過吳越國的商人傳遞國書和信息，保持著半官方的聯系”。［13］P137這意味著，日本政府擔心在唐滅亡后五代十國格局的情況下，如果同吳越國建立友好關系，也許會被卷入中國的紛爭，而使日本政局受到影響，于是對此采取了消極的外交方針。
2.日本自我意識增強，希望樹立自己的國家形象。“隨著生產的發展，日本列島上有了統一的國家和一定程度的文明，也培養了民族的自尊感，不再以接受中國統治者的冊封為滿足了”。［14］P140的確，日本人的這種自我意識自隋時就開始出現。他們對隋唐視其為東夷小國產生的一種抗拒心理已經顯現出來。公元607年日本國王遣使小野妹子來華，其所獻的國書中就不再使用過去那樣的“貢”、“獻”等詞，而是用了對等的稱呼：“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這說明日本一面向往中國文化，極愿汲取，而另一方面又始終尊重自己國家體面，對隋堅持對等態度”。［3］P187現在看來，日本國書的用語顯露出了日本想與中國平起平坐的意識。
公元1078年，赴日貿易的宋商帶去宋帝賜日本國大宰府令藤原經平的牒狀和禮物。牒狀和禮物送到京都后，頓時引起日本君臣的狐疑，被看作是當時的朝廷大事。因為在日本看來中國與日本早就沒有了外交關系，現在為什么宋朝頻頻送來牒文和禮物？對此日本政府又討論了五年，“最后決定一項原則，只回信不回贈禮物”。［12］P144元朝時，忽必烈曾幾次修書日本，“以武力要挾日本效法高麗，以通和好”，［12］P75，P80但日本對此態度冷淡，并且不甘稱臣，結果導致了元朝的3次征日。
四、巨大的他者――中國
16世紀中期起，日本人意識到了西方文明的先進性。相較之下，中國傳統文明便顯得不合時宜。但對于日本來說，中國依然還是巨大的國家，不過隨著日本自己已形成的獨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響，日本也在努力地強調自己及其文化的獨立自主性，而不將中國他者化就不能順利達到，因為“日本文化特別是成文書記文化來講，中國及其漢字文化正可謂是一個作為前提條件的巨大存在。如果沒有中國文化這個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15］P7818世紀之后，受西方文明的輸入和日本人對外認識發展，日本將中國排斥在外，而日本成了中華文化的代表，也就是說把中國他者化了。
1.日本重新看待中國及世界。隨著接觸到的西方及西方文明的增多，日本人對世界的認識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西方文明的登陸，使日本人對世界的理解發生了變化，迄今為止三分天下的天竺（印度）―大唐（中國）―日本觀念當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藝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結構成為中國―西洋（泛指歐美）―日本的圖式。”［16］P224這一變化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變化。通過后者不難看出，日本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位置。在此之下，“日本強調其文化的固有性，試圖將自己與中國文化區別開來，并確定日本文化的同一性”，［15］P80其中以18世紀中期的賀茂真淵和本居宣長的言論極具代表性。賀茂真淵認為大和文化優越于漢文化，本居宣長則對中國文化進行批判。這樣中國對日本來說就成了異質性的他者。
2.構筑日本式的“華夷秩序”。古代日本自與中國交往以來一直處于“華夷秩序”之中，受惠于此。明朝時，足利義滿雖然接受過中國冊封的“日本國王”，但是從德川家康（1542-1616年）開始，幕府統治者就有意識地擺脫文化上從屬于明朝的地位，構筑將朝鮮、琉球、荷蘭、蝦夷乃至中國置于從屬地位的“小華夷秩序”。幕府把朝鮮、琉球確定為“通信之國”，把中國和荷蘭定位“通商之國”，這樣以日本為中心把鄰國劃分成了不同的層次。在同朝鮮進行交往時自稱“日本國大君”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這個新稱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為中心設定國際秩序的過程中，把自己作為日本國統治權與外交權的總攬者而定義的含義”。［17］P162此后日本在對外事務活動中，要求各國使節實施“服屬禮儀”，按照日本的禮節進行朝拜，通過這些來增強社會各階級的國家意識和“華夷觀念”。至江戶時代后期，日本的國粹主義有所膨脹，其特點是“謳歌作為‘神國’的日本，認為日本理應統治世界，這種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觀念，既是對西方列強東侵的一種反應，也是對日本‘文化母國’――中國的一種抗拒式回應”。［18］P608
綜上所述，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國觀處于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但就總體而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國觀仍是以尊敬崇拜為主流，對中國文化存在著較為強烈的認同感，并且體現了對中國的實用主義態度，這就造成了古代歷史上日本人的中國觀比較容易走向極端，難以保持持平之論。
參考文獻：
［1］［美］賴肖爾.當代日本人：傳統與變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2］王屏.論日本人“中國觀”的歷史變遷［J］.日本學刊，2003，（2）.
［3］呂超.外國人的中國觀［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4］班固.漢書?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
［5］范曄.后漢書?島丸鮮卑東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99.
［6］陳壽.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北京：中華書局，1999.
［7］［日］吉田茂.激蕩的百年史［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8］王曉秋，大庭修.中日文化交流大系：歷史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9］［日］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10］姚嶂劍.遣唐使［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
［11］中國日本史研究會編.日本史論文集［C］.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
［12］［日］藤家禮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
［13］張聲振.中日關系史（卷一）［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14］汪向榮.古代的中國與日本［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15］子安宣邦.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6］葉渭渠.日本文明［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關鍵詞]中國文藝學 日本近代文藝思想 中間人
歷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形成并發展著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來，這種狀況卻發生了逆轉。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會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為東西方思想的交匯點。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包括文藝學領域內，日本對于中國學術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傳播西方思想和學說之“中間人”的重要作用。
“文藝學”作為一種現代形態的學科，在我國雖然是在20世紀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發展，但20世紀初的“西學東漸”以及將西方一些近現代的學術思想、觀念、體系、方法譯介到中國，對中國文藝學科的創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藝學西學東漸的途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從西方輸入，一是間接從日本輸入。其中，近代日本作為輸入西方文藝觀念、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和藝術史學的“中間人”，對中國文藝學科由古典形態向近代形態的轉換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現代形態的中國文藝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16世紀末到18世紀中期西方耶穌會士東來及其“學術傳教”活動是歷史上東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學術界稱之為第一次西學東漸。這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進文化的契機，但兩國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對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態度。導致了此后兩國文化發展的不同進程。
在日本，西學的傳入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640年以前的南蠻文化和此后的“蘭學”。由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現在、社會思想和倫理觀念方面。南蠻文化時期大量傳入的西方科學技術如天文歷法、地理學、航海術等經過曲折的發展，為日本近代文化的產生作了準備，并在此基礎上興起了“蘭學”。蘭學時期，大部分日本知識分子對西學基本持肯定、歡迎態度，而且不遺余力地進行翻譯和宣傳，對蘭學在日本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而幕府統治者對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長期的反對甚至鎮壓政策之后，也逐漸認識到蘭學對于發展生產和鞏固統治的積極作用。因此，19世紀初，蘭學成為被統治階級所承認、為政權服務的“公學”，得到幕府的保護和支持。這些積極的外部條件使得蘭學能夠在日本得以長期穩步地發展并不斷得到普及。蘭學通過近百年的科學研究活動，加深了對西方科學內涵以至社會原理的體系性理解，并形成了一個獨立從事西方科學研究的社會群體。由此，“蘭學”成為日本社會與西方先進文化聯系的紐帶，為“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學上以及思想上的堅實基礎。
而在一衣帶水的中國，十九世紀后半葉，中國社會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日漸衰敗，長期處于封閉狀態下的中國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國”的迷夢中。然而事實上，不論是在科學技術層面、社會制度層面還是思想文化層面，中國都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1840年的。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在內憂外患的情境之下，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他們不僅僅以科技層面的聲光電化之知識、堅船利炮之技藝為滿足，還要求進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學社會科學思想和學說。可以說直到這時，中國人才開始真正認識到西方文化的先進性和全面學習西方文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以各種哲學社會科學思想學說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開始廣泛傳入中國，在中國知識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學東漸”的熱潮。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學東漸帶來了近代形態的西方文化，對于中國古典形態的文藝學來說，也同樣經歷了一次近代化的啟蒙。西方近代美學和文藝思想的輸入推動了中國的文藝學從古典向現代的轉變。這一轉變涉及其性質、內容、形式、方法、體例及思維方式等各個方面，從而使中國文藝學的近代化成為可能。
文藝學西學東漸的途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從西方輸入，一是間接從日本輸入。其中，近代日本作為輸入西方文藝觀念、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和藝術史學的“中間人”，對中國文藝學科由古典形態向近代形態的轉換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現代形態的中國文藝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近代以來，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狀況達到了空前的。明治維新之后的“文明開化”運動使得日本僅用了短短幾十年的時間便取得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愿望。但當時從中國直接去歐美以及翻譯西文著作比去日本并翻譯日文書籍相對困難得多，而且日本已經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經過了篩選和消化。因此向去蕪存菁的臨國日本學習，比直接向西方國家學習要簡便有利得多。當時的一些開明知識分子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說：“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1](《游學第二》)“我取徑東洋，力省效速”[1](《廣譯第五》)。可以說，中國人把通過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來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了一條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徑。而向日本學習的主要途徑就是派遣留學生。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派往日本的留學生多達五萬余人。大批的留日學生為傳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在日本接受了許多新思想、新知識。并通過翻譯日文書籍將這些新文化介紹到國內。
西方近代美學和文藝思想同樣大多是由留日學生根據日文書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譯本翻譯介紹到中國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文藝學由古代到近代的轉型已經基本完成，在學科體系、范疇、觀念、方法等方面都已充分吸收、融合了西方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以說已經基本具備了近代化學科的性質。文藝學領域內日文書籍的大量翻譯和廣泛傳播，對中國古典文藝學的各個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沖擊，促使中國的文藝學開始向近代化學科轉變。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翻譯日本文藝學著作的數量不斷增加，水平也不斷提高。因此，郭沫若在評論中日文藝學關系時認為：“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筑成的。……就因為這樣，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2](P33)可以說，中國文藝學近代轉型的過程。主要是一個向日本學習的過程，中國近代文藝學的各個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的影響。
日本文藝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近代文藝學美學概念和范疇的引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學說時，除了用日語直接音譯西方外來語之外。還利用漢語的意譯法創造了大量新詞匯。文藝學領域內的許多重要概念 或范疇如“哲學”、“美學”、“文學”、“美術”等，最初都是日本學者借用漢語翻譯西方著作時確定下來的。由于這些用漢語表達的概念或范疇大都比較準確地把握了西方文藝思想的內容與特征，因此中國學者在翻譯日文書時也都普遍沿用了這些表達方式。關于這種情況，中國近代美學的開創者王國維曾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中作過較為公允的評價。他說：“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于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無事于新奇之語也，至于講一學，治一藝，則非新增語不可。而日本之學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則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處今日而講學，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于此者矣。”[3](P387)這些新學語的普遍使用，表明了西方先進的文藝思想已經進入中國文藝學的視野之中，成為近代文藝學所表達的內容。
由日本傳入的新學語的接受和使用一方面使許多基本范疇和概念在中國文藝學中確定下來，為中國近代文藝學體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準備：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美學和文藝觀念的更新，促進了中國文藝學在表達方式上的變革。
表達方式的變革在話語特征上體現為對美學和文藝理論的表述更加準確和規范。中國古典文藝學的話語表述特征是詩意化，思想家們慣于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來表述自己的思想。日本新學語的引入，使中國古典文藝學向近代形態的轉換有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上的支持。這對于近代文藝學所要求的清晰、精確的邏輯分析話語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更為重要的是，表達方式的變革在外在形式上體現為文體表現形態的轉換。中國古典文藝學以“詩話”、“詞話”為主的文體形態受到沖擊，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體”逐漸被接受和運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些留日學者借鑒日本經驗，主張沖破中國傳統的文體規范，變革舊的文體形式，開展了一場具有近代意義的“文體解放”運動。
由日本傳人的“新學語”帶來了大量的新知識和新見解。對于正處于啟蒙時期的中國文藝學來說，新知識意味著新的思想內容，新見解則代表著新的文藝觀念，而這些都遠非中國舊有的“詞章”、“典故”所能包容。因此。表達新的思想內容和新的文藝觀念的需要帶來了文學體裁的變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啟超“文體改革”的主張直接受到日本文學的影響。他在《夏威夷游記》一文中提出“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靈感就是來自于對日本明治時期的政論家德富蘇峰作品的閱讀感覺。“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別開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于是也。”[4](P191)所謂“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引進“歐西文思”，即要在詩文中表現西方的新思想、新精神。要達到這一目的，新文體的語言就應該力求通俗化，做到通俗易懂，平易暢達，并“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4](P191)，以便徹底沖破古文規范的限制，更自由地表達作者的情感。作為文體改革的主要倡導者，梁啟超不僅提出理論上的主張，而且身體力行，廣泛借鑒并學習日本新文體的風格。他在作文章時“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5](P220)，努力嘗試各種新的表達方式。這種日本化的新文體對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幾使一時之學術，浸成風尚。而我國文體，亦遂因此稍稍變矣。”[6](P95)
日本近代文藝思想的大規模引進與吸收，不僅使中國文藝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思想材料和新的表現方式：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文藝學具體的學術存在形態也在日本近代文藝學的強勁影響下自然而然地開始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轉換。這種轉換以方法的更新為依據，以體系的建構為目標，以各種新的文藝思潮、流派的引介為具體內容，在文藝學原理、藝術史學、文藝理論和批評等方面都有所體現。
中國文藝學中關于美學和藝術原理的基本體系，主要是受到日本藝術理論家黑田鵬信的影響。他的《藝術概論》一書是一部系統講述藝術一般原理的著作。其內容包括從藝術的本質特征到藝術的創作欣賞、從藝術分類、藝術起源到藝術內容形式和風格流派等，包含了藝術理論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問題。這是最早被翻譯成中文的有關藝術理論的書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問題不僅在當時為中國藝術理論體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國藝術概論的教學過程中。此外，黑田鵬信的另外兩部著作《美學綱要》和《藝術學概論》也被譯成中文。這三本譯作對于中國美學和藝術基本原理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響。
在藝術史論方面，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日本美術史家木村莊八和板垣鷹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術史著作的譯介，是當時重要的理論成果。其中魯迅翻譯的日本學者板垣鷹穗所著《近代美術史潮論》對中國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這本書將近代美術如何演進到現代美術作了全面的闡述，揭示了西方現代主義美術思潮發生的根源和必然性。這本介紹西方近現代美術史的演變過程的著作，不僅為中國美術界提供了近代新的藝術及其思潮的信息，而且也為中國的美術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方法，使中國近現代美術思潮的產生有了必要的理論準備。當時，學習和借鑒日本的成果成為開展近代意義上的藝術史論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許多后來很有成就的藝術史論家都曾翻譯過日本學者的著作，并借鑒其內容、方法及體例等進行近代藝術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方面，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更為顯著。“五四”以后，中國文學界徹底擺脫了封建文化的制約。開始全面吸收近現代新的文藝思想并應用到文藝創作和評論當中去。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當時中國新文學的主要人物幾乎全部都是留日學生，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他們在倡導新文學的同時還翻譯了很多日本書籍，其中以廚川白村的影響最大。他的代表作是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征》，在引言中，魯迅先生給予這部作品如下的評價：“……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于是此書也就成為一種創作，而對于文藝，即多有獨到的見地和深切的會心。”[7](P296)廚川白村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的達十四種之多，他的文藝思想一度成為中國文藝理論的準繩，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文藝學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許多藝術家、文藝理論家、文藝批評家也都是留日學生，他們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新的文學和藝術思潮，寫作了大量理論文章，內容涉及藝術本體論、藝術創作欣賞及批評理論、藝術思潮與當代藝術評論等諸多方面。他們對近代文藝理論中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使從國外學到的思想和理論真正融入到中國文藝學之中，為中國近代文藝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可以看出，中國文藝學由古典形態向近代形態的轉換是在日本這個“中間人”的作用下發端、開展并逐步完成的，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因此，在繪制中國現代文藝學發展史的構圖中。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添加“日本”這個板塊，對于更全面地認識中國文藝學的歷史和現實，以及更好地進行東西方文藝學領域的交流，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張之洞，勸學篇?勸學篇書后，馮天瑜、尚川評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沫若文集》第10卷，桌子的跳舞，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論新學語之輸入，王國維論學集，傅杰編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4］梁啟超，夏威夷游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22，中華書局，1898年版。
［5］，近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文集3》，歐理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6］諸宗元，譯書經眼錄序例，見《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張靜廬輯注，中華書局，1957年版。
［7］葉渭渠，日本文化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