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06 21: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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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勞丹(L.Laudan)曾將科學社會學劃分為認知科學社會學和非認知科學社會學兩種形態。[1]依據他的解釋，如果社會學企圖依據外部的社會或經濟因素來說明為什么某一理論被發現及發現后被接受還是被拒斥，企圖依據外部社會或經濟因素預先決定科學家對理論的態度是贊同還是抵制，企圖說明某些社會結構對某個特定理論及概念的形成產生影響，那么，這種努力就屬于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釋范圍；如果社會學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釋科學家對物理世界的信念體系，不涉及科學活動的認知過程，而是去研究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內部社會結構及其功能，那么，這種努力就屬于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釋范圍。
顯然，勞丹是依據社會學家的研究目標及研究方法來給科學社會學前后兩種“范式”進行劃界的，若不顧忌冒過分簡單化的風險，勞丹的劃界標準本質上就是認知標準。在勞丹看來，只要社會學家在科學之社會研究中不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那么，這種科學社會學就是非認知科學社會學，亦及默頓科學社會學，反之，則為認知科學社會學，亦即當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討的問題，非認知識科學社會學是怎樣過渡到認知科學社會學的，換言之，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在前后兩個階段過渡期間必然發生過認知轉向，如果發生，那么，是何種原因促成了這場認知轉向？它產生了怎樣的結果？認知科學社會學校之非認知科學社會學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樣看待科學社會學的這場認知轉向？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考慮到認知轉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學層面，故此本文首先得從認識論視野對這一轉變過程進行背景透視，這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構成因及認知科學社會學興起的歷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認識論基礎
如前文所說，勞丹筆下的非認知科學社會學本質上就是默頓科學社會學，盡管這種社會學的研究范圍定域在科學共同體之內、實驗室高墻之外，系“中距”科學社會學，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學計量學，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內部社會分層結構及其功能，經費投入與論文產出評估，科學體制化目標。但只要我們冷靜下來認真品味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假說，仍可從中發現其認識論基礎，仍不難發現這種被勞丹稱之為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整個理論構架、經驗事實正是建立在默頓給出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確保這一目標得以實現的科學家行為規范基礎之上的。因此，默頓科學社會學的興衰是與構成其經驗基礎及理論構架內核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的存亡是唇齒相依的，只要我們抓住了構成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內核也就可以從認知視角對此進行認識論分析，現就此進行討論。
如果我們對默頓科學社會學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形式邏輯分析，那么，默頓所言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就等于“三段論”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謂科學體制化目標就是生產正確無誤的知識，所謂科學家行為規范的具體含義則為[2]：①普遍主義。即科學真理的標準到處一樣，只要是科學真理，不管其來源如何，都應服從于不以科學家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普遍一致性標準，且這種非個人屬性的標準與先前證實的科學標準是一脈相承的。②公有主義。所有科學的重大發現都是科學家群體合作的產物，歸科學共同體所公有。③無私利性。要求從事科學活動、創造科學知識的人不應以科學謀取私利，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唯一目的就是發展知識而不是其它，科學家不能因為他個人的其它原因來決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種科學思想或科學事實，科學家熱衷于探索和發現科學真理的真正動力主要來自于內在興趣。④有條理的懷疑主義。研究科學的人不承認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進行批判的二者之間存在著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學知識都要嚴格地加以檢驗。
從默頓給出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來看，科學共同體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產出歸共同體公有的確證無誤的知識，而行為規范則是確保生產確證無誤知識的清規戒律。普遍主義則在表明科學理論的評價，科學知識的檢驗可訴諸普遍一致的標準，而無私利性原則則要求科學家在科學理論的評價中，科學知識的檢驗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則。只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嚴格遵守這4項行為規范，憑借其內在興趣追求科學體制化目標的話，那么，社會因素，諸如科學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學共同體的外部環境、科學活動中的種種內在與境、科學家所面對的“實在”，均不會滲科到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都不會影響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科學知識的評價過程。既然如此，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乃至科學知識的評價機制，均無需訴諸社會學分析，社會學家的研究范圍就應該被嚴格限制在科學共同體內、實驗室高墻之外。
由此我們明白了默頓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及研究宗旨為什么不涉及認知層面，不觸及科學知識微觀生產過程、不考慮科學知識的評價過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學社會學家對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過程持有濃厚興趣，那么，他也用不著走進實驗室，只要借助于資金投入與論文產出及論文的引證分析，就可以達到對科學活動認知層面的了解，正因為如此，基于“控制論”研究方法的科學家計量學成了這一類社會學家研究的重點。[3]
由此可見，默頓科學社會學在涉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及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及評價機制的具體過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側重于輸入與輸出二者之間關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頓科學社會學關于科學活動認知過程及評價機制的研究路徑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確證無誤的知識是“理性科學家”在自然面前“默禱”的產物。
此處所言的“理性科學家”就是嚴格遵守默頓給出的4條行為規范且以默頓給出的實現科學體制化目標為已任的科學家，所謂在“自然”面前“默禱”是因為科學知識的本性就應該是對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義和無私利性原則的理解，科學家只有面對非個人屬性，不以科學家個人意志為轉移，旨在對物理世界進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據普遍一致性標準加以檢驗就可獲得“確證無誤”的知識。說得白一些，作為科學活動認知主體的科學家是“理性人”，作為認知客體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當認知活動評價機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標準。這種描述是樸素的經典實在論思維，可以說是與科學哲學的邏輯經驗主義認識論基礎相吻合的，甚至有學者直接聲稱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哲學基礎就是邏輯經驗主義[4]。無論這種科學社會學怎樣聲稱絕不觸及，也不該觸及亦無需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機制，但骨子里仍然帶有濃厚的經典實在論色彩，仍然是憑借其數十年的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作為其生存基礎的，一旦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走向衰落時，默頓科學社會學體系的解構就成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討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體系的解構過程。
二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構
嚴格地說，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體系的解構成因首先來自于科學社會學內部，其次才來自于科學哲學的庫恩轉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傳統知識社會學的復蘇（關于傳統知識社會學的復蘇作者已有專文述及），只不過前者不象后者來得那么徹底而已。此處先討論來自科學社會學內部的種種詰難，無論意義多大，但它為科學哲學的庫恩轉向在科學社會學研究領域引起研究“范式”的變遷抑或“認知轉向”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默頓科學社會學在后期所受到的種種詰難主要來自于社會學家對4條行為規范的懷疑，而且這種懷疑主要依據于科學史事實，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關于光的本性之爭演化過程中，牛頓的微粒說在一定時間內占據壟斷地位，盡管有惠更斯的波動說與此針鋒相對，且波動說在某些解釋功能上并不遜于牛頓的微粒說，但這一期間的科學家在對這兩種理論的評價中仍有偏愛牛頓微粒說的強烈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動說于不顧，這與普遍主義和無私利性的行為規范明顯不符。再則，當普朗克不得不放棄連續性觀念，提出光的量子論時所表現出來的無可奈何心情也顯示出科學家在描述和解釋物理世界過程中是很難做到感情中立的。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由于觸犯了左右科學共同體思維方式的經典時空觀，受到了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抵制，同樣表明科學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種科學理論時是受既定價值觀控制的，難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計及政治因素，愛因斯坦“相對論”思想在德國、前蘇聯不僅受到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學術抵制，更重要的還受到科學共同體的非學術抵制，甚至遭受迫害。這表明，社會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識形態是可以滲透到科學共同體且影響到科學家對科學理論評價的，影響到科學家對科學理論是接受還是抵制，科學家在這種氛圍中是無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頓科學社會學受到的詰難還來自于社會學家對科學知識確證無誤的懷疑。有些社會學家認為，科學知識就其本性而言是社會約定的，說科學知識是確證無誤的當且僅當它被社會所接受。還有人認為，在科學文化的進化階段，信仰可以被相信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會所接受的緣故[5]。還有人認為，科學思想只能相對于一定的約定規則才有意義，科學規律只能作為一系列行動規則為我們所用，甚至科學定律本質上是一種約定[6]。這種帶有約定主義色彩的論點均對評價科學理論的普遍一致標準，科學知識的“含金量”提出質疑。
默頓科學社會之所以受到詰難，還來自科學共同體內部存在的“弄虛作假”現象，如“N射線”就是典型例證[7]。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并非科學家故意生產“謬誤知識”的現象，還存在著權威對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觀點、新思想的抵制現象，還存在著破壞公平競爭的“馬太效應”，等等。
為回應這些社會學家的種種詰難，默頓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學體制化目標和科學家行為規范在科學共同體中的規范約束功能，并且認為絕大多數科學家是能夠較好的遵守這些行為規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認知問題，將“弄虛作假”現象的存在歸因于科學家在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受到外部社會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科學家違背了正常的行為規范。因此，在默頓看來，只要運用這一系列行為規范對那些“弄虛作假”，包括非故意生產“謬誤知識”的科學家進行矯治，將他們“康復”為“理性科學家”，那么，科學共同體仍能在既定的科學體制化方向上繼續前進。
然而，無論默頓學派怎樣努力，社會學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學史實予以反駁，這就使得這種研究綱領的“內核”不斷受到“反例”的挑戰。再則，既然有人經常不斷地從內部發現“反常現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頓科學社會學所依賴的經驗基礎是不牢固的，更何況他總是試圖調整“保護帶”，從沒有正面解釋認識論意義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現象”。
簡而言之，默頓科學社會學無論就其宏觀經驗基礎還是就其微觀認知層面，均因存在著大量“反常現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開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會學家對這種科學社會學僅僅以科學共同體為研究單位還明確表示出不滿情緒，認為它是大科學時代的“小科學社會學”，還有人認為這種科學社會學將科學活動的主要場所——實驗室視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問題而不觸及認知層面而將此種科學社會學稱之為“黑箱”社會學。[8]
三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
隨著“反常”現象的不斷出現，默頓科學社會學體系走向解構已成為定局。遭致解構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幾種情況，一是科學史史料的不斷挖掘，二是行為規范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對稱解釋”，亦即錯誤知識是由違反規范的科學家生產的，確證無誤知識是由遵守規范的科學家生產的[9]。這幾方面因素均觸及認識論問題。總之，如何從認識論上打開缺口是關系到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假設能否走向徹底解構，能否直接促成科學社會學認知轉向的關鍵，于是，社會學家開始從庫恩那里尋求問題的答案，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從認知層面對長期以來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科學知識特權發起猛烈進攻。問題是庫恩能否為這些社會學家的研究提供哲學基礎，答案是肯定的，現略述之。
庫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將科學事業視為在“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發展的，科學知識的增長在常規科學時期是線性積累的，而在科學革命時期卻是間斷的，甚至是跳躍的。所謂科學革命本質上是新舊兩種“范式”在更替，如牛頓“范式”取代亞里士多德“范式”，愛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頓“范式”就是科學革命。
依據庫恩的解釋，“范式”將決定科學家的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價值觀念等。“范式”的變更必然導致科學家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價值觀念的整體變更，反過來，“科學革命”也就是以科學共同體的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及價值觀念的整體變更為其標志的，因而在庫恩看來，科學知識的意義只能由特定“范式”所決定，且僅由這個“范式”所決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義，無私利性等行為規范在認識論意義上就難以成立，因為從普遍主義原則的要求來看，檢驗科學真理有一個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普遍一致性標準。然而，只要承認“科學革命”是在“范式”變更的基礎上實現的，且“科學革命”是科學進步所不可逾越的階段，那么，普遍一致標準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標準是相對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結果是，要么否認普遍一致性標準，要么否認“科學革命”，既要堅持普遍一致性標準，又要同時承認“科學革命”，不僅在事實面前說不通，而且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
從無私利性的原則來看，科學家在與物理世界對話時以及在評價科學理論時，要求恪守感情中立，從大量反例來看也是難以成立的，因為科學家是在給定“范式”條件下從事科學活動的，“范式”不僅影響他對物理世界的描述，導致“觀察負荷理論”，而且左右著他對科學理論的評價，他對科學知識的檢驗，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評價標準及檢驗標準[10]。就此而言，“范式”本質上是對科學共同體在“常規科學”時期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施加倫理約束的一種張力，換句話說，科學家是在這種張力約束下從事科學活動的，從這層意義上講，默頓科學社會學才能尋找到極其狹窄的生存空間，那些游離于這種倫理約束的科學家要么成為下一次“科學革命”的先驅者，要么就是失敗者。
大而言之，庫恩的“范式”理論為科學家模型的重新建構，科學活動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認識論基礎，不論是作為科學活動認知主體的科學家，還是作為認知客體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學家與物理世界的對話過程，以及科學家對“對話”結果的評價均取決于該時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經典力學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絕對時空中就是典型例證。
庫恩的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來為科學社會學家徹底動搖默頓科學社會學哲學基石提供了認識論基礎。受庫恩思想的啟迪，他們開始了對科學知識本性的深層反思，認為科學知識應接受社會學研究，不該享有特權。持這一觀點的社會學家主要來自英國愛丁堡大學，他們是埃奇(D.Edge)、布魯爾(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稱他們為“愛丁堡學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們聲稱受庫恩思想啟迪，而轉入科學活動認知層面的。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滿足于庫恩的歷史主義——相對主義解釋，因為在他們看來，無論是歷史主義解釋，還是相對主義解釋只不過是科學哲學家在唱獨角戲，社會學解釋仍未從中獲得合法性，他們決心重構科學社會學，將科學社會學研究引向認知層面，引向科學知識本性。于是，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在該學派努力下，遂得以實現，為將這種科學社會學區別于默頓科學社會學，有人將之稱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或勞丹筆下的“認知科學社會學”。
四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興起
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問世，亦即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興起。這種社會學一反默頓傳統，公然要對長期以來亨有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科學知識特權提出挑戰，將科學知識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從而直接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著名社會學家布魯爾在其《知識及其社會意象》(1974)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問道：“社會學研究科學知識的細節及其本性問題是可能的嗎？”布魯爾用他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制定的“強綱領”(StrongProgram)對此作了肯定答復：“所有知識，不論是經驗科學知識，還是數學知識都應該對其進行徹底地研究……，沒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學知識本身的絕對的，先驗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觀性的特殊本質之中。”
布魯爾還為他的“強綱領”給出了下列原則[11]：①因果性。科學知識社會學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識所處的不同條件及產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對待真的與偽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成功的與失敗的信念及知識，兩方面都要解釋。③對稱性。解釋的方式是對稱的。④反復性。它的解釋同樣適用于社會學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則為認知科學社會學界定了研究對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對科學理論、科學知識及科學共同體信念體系進行認知層面的社會學因果解釋；公正性原則是指認知科學社會學必須以所有科學知識體系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是僅僅以人為的、非理性的、失敗的知識內容為科學社會學的考察對象，即使對后一類知識，在訴諸社會學解釋中也應將其與前一類知識置于平等地位，社會學解釋不含任何歧視色彩，兩類知識在社會學研究中都應享有同等待遇；對稱性原則是對公正性原則進一步展開，即不能采用默頓的“非對稱性”做法或歧視性做法，只對偽的、非理性的和失敗的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以求矯治那些“非理性”科學家，而對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識則免于社會學研究，而是對兩類知識給出對稱性解釋。具體地說，社會因素滲透是對稱的，它既可導致偽的、非理性的、失敗的知識的產生，也可導致默頓筆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識的生產，如果將偽的、非理性的和失敗的知識的產生歸因于社會因素介入，而將所謂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識的生產歸因于未受社會因素影響的結果就違背了對稱性原則。
由此不難看出，公正性與對稱性解釋原則是為徹底的因果解釋服務的，換言之，任何科學知識形態都是在特定社會因素影響下得以產生和形成的。這幾項原則說到底是為科學社會學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機制、科學知識的文化本性提供辯護和說明的，所謂“強綱領”中的“強”也就體現在這幾項原則之中。
總之，自“強綱領”提出以后，對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進行社會學研究或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研究已無什么可言，“愛丁堡學派”的努力，尤其是“強綱領”的提出在科學社會學研究領域，既象征著默頓科學社會學基本假說的徹底解構和科學社會學認知轉向，又標志著認知科學社會學或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無論功過如何，它在科學社會學發展史上，在科學社會學從現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應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究竟對此作何評價，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1]浦根祥：《科學知識本性的哲學與社會學解釋之爭述評》，載《自然辯證法研究》No,10.1996.
[2]D.Bloor,KnowledgeanditsSocialImagery,RoutledgePress,1976,pp.1-3.
[3]浦根祥：《科學社會學研究綜述》，載《社科信息》No,1.1996。
[4]陳光：《“科學知識”社會學概念及哲學背景》，載《自然辯證法通訊》No,3.1992。
[5]浦根祥：《科學哲學與科學社會學研究會趨同嗎？》，載《江蘇社會科學》No,5.1994。
[6]S.Full,M.D.Mey&T.Shim,TheCognitiveTurn.KluwerAcademicPublishes,1989,pp.211-23.
[7]趙樂靜，浦根祥：《“給我一個實驗室，我能舉起世界！”》載《自然辯證法通訊》No,5.1993.
[8]S.Mulkay,TheScientificResearchCommunity.i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agePublication,1977,p.108.
[9]S.Woolgar,Representation,CognitionandSelf.intheCognitiveTurn,（同6）1989,p.108.
【關鍵詞】科學社會學/認知科學社會學/愛丁堡學派
【正文】
勞丹(L.Laudan)曾將科學社會學劃分為認知科學社會學和非認知科學社會學兩種形態。[1]依據他的解釋，如果社會學企圖依據外部的社會或經濟因素來說明為什么某一理論被發現及發現后被接受還是被拒斥，企圖依據外部社會或經濟因素預先決定科學家對理論的態度是贊同還是抵制，企圖說明某些社會結構對某個特定理論及概念的形成產生影響，那么，這種努力就屬于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釋范圍；如果社會學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釋科學家對物理世界的信念體系，不涉及科學活動的認知過程，而是去研究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內部社會結構及其功能，那么，這種努力就屬于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釋范圍。
顯然，勞丹是依據社會學家的研究目標及研究方法來給科學社會學前后兩種“范式”進行劃界的，若不顧忌冒過分簡單化的風險，勞丹的劃界標準本質上就是認知標準。在勞丹看來，只要社會學家在科學之社會研究中不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那么，這種科學社會學就是非認知科學社會學，亦及默頓科學社會學，反之，則為認知科學社會學，亦即當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討的問題，非認知識科學社會學是怎樣過渡到認知科學社會學的，換言之，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在前后兩個階段過渡期間必然發生過認知轉向，如果發生，那么，是何種原因促成了這場認知轉向？它產生了怎樣的結果？認知科學社會學校之非認知科學社會學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樣看待科學社會學的這場認知轉向？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考慮到認知轉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學層面，故此本文首先得從認識論視野對這一轉變過程進行背景透視，這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構成因及認知科學社會學興起的歷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 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認識論基礎
如前文所說，勞丹筆下的非認知科學社會學本質上就是默頓科學社會學，盡管這種社會學的研究范圍定域在科學共同體之內、實驗室高墻之外，系“中距”科學社會學，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學計量學，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形式、內部社會分層結構及其功能，經費投入與論文產出評估，科學體制化目標。但只要我們冷靜下來認真品味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假說，仍可從中發現其認識論基礎，仍不難發現這種被勞丹稱之為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整個理論構架、經驗事實正是建立在默頓給出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確保這一目標得以實現的科學家行為規范基礎之上的。因此，默頓科學社會學的興衰是與構成其經驗基礎及理論構架內核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的存亡是唇齒相依的，只要我們抓住了構成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內核也就可以從認知視角對此進行認識論分析，現就此進行討論。
如果我們對默頓科學社會學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形式邏輯分析，那么，默頓所言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就等于“三段論”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謂科學體制化目標就是生產正確無誤的知識，所謂科學家行為規范的具體含義則為[2]：①普遍主義。即科學真理的標準到處一樣，只要是科學真理，不管其來源如何，都應服從于不以科學家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普遍一致性標準，且這種非個人屬性的標準與先前證實的科學標準是一脈相承的。②公有主義。所有科學的重大發現都是科學家群體合作的產物，歸科學共同體所公有。③無私利性。要求從事科學活動、創造科學知識的人不應以科學謀取私利，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唯一目的就是發展知識而不是其它，科學家不能因為他個人的其它原因來決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種科學思想或科學事實，科學家熱衷于探索和發現科學真理的真正動力主要來自于內在興趣。④有條理的懷疑主義。研究科學的人不承認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進行批判的二者之間存在著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學知識都要嚴格地加以檢驗。
從默頓給出的科學體制化目標及科學家行為規范來看，科學共同體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產出歸共同體公有的確證無誤的知識，而行為規范則是確保生產確證無誤知識的清規戒律。普遍主義則在表明科學理論的評價，科學知識的檢驗可訴諸普遍一致的標準，而無私利性原則則要求科學家在科學理論的評價中，科學知識的檢驗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則。只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嚴格遵守這4項行為規范，憑借其內在興趣追求科學體制化目標的話，那么，社會因素，諸如科學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學共同體的外部環境、科學活動中的種種內在與境、科學家所面對的“實在”，均不會滲科到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都不會影響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科學知識的評價過程。既然如此，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乃至科學知識的評價機制，均無需訴諸社會學分析，社會學家的研究范圍就應該被嚴格限制在科學共同體內、實驗室高墻之外。
由此我們明白了默頓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及研究宗旨為什么不涉及認知層面，不觸及科學知識微觀生產過程、不考慮科學知識的評價過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學社會學家對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過程持有濃厚興趣，那么，他也用不著走進實驗室，只要借助于資金投入與論文產出及論文的引證分析，就可以達到對科學活動認知層面的了解，正因為如此，基于“控制論”研究方法的科學家計量學成了這一類社會學家研究的重點。[3]
由此可見，默頓科學社會學在涉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及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及評價機制的具體過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側重于輸入與輸出二者之間關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頓科學社會學關于科學活動認知過程及評價機制的研究路徑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確證無誤的知識是“理性科學家”在自然面前“默禱”的產物。
此處所言的“理性科學家”就是嚴格遵守默頓給出的4條行為規范且以默頓給出的實現科學體制化目標為已任的科學家，所謂在“自然”面前“默禱”是因為科學知識的本性就應該是對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義和無私利性原則的理解，科學家只有面對非個人屬性，不以科學家個人意志為轉移，旨在對物理世界進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據普遍一致性標準加以檢驗就可獲得“確證無誤”的知識。說得白一些，作為科學活動認知主體的科學家是“理性人”，作為認知客體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當認知活動評價機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標準。這種描述是樸素的經典實在論思維，可以說是與科學哲學的邏輯經驗主義認識論基礎相吻合的，甚至有學者直接聲稱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哲學基礎就是邏輯經驗主義[4]。無論這種科學社會學怎樣聲稱絕不觸及，也不該觸及亦無需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機制，但骨子里仍然帶有濃厚的經典實在論色彩，仍然是憑借其數十年的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作為其生存基礎的，一旦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走向衰落時，默頓科學社會學體系的解構就成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討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體系的解構過程。
二 非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解構
嚴格地說，默頓科學社會學理論體系的解構成因首先來自于科學社會學內部，其次才來自于科學哲學的庫恩轉向以及由此引起的傳統知識社會學的復蘇（關于傳統知識社會學的復蘇作者已有專文述及），只不過前者不象后者來得那么徹底而已。此處先討論來自科學社會學內部的種種詰難，無論意義多大，但它為科學哲學的庫恩轉向在科學社會學研究領域引起研究“范式”的變遷抑或“認知轉向”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默頓科學社會學在后期所受到的種種詰難主要來自于社會學家對4條行為規范的懷疑，而且這種懷疑主要依據于科學史事實，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關于光的本性之爭演化過程中，牛頓的微粒說在一定時間內占據壟斷地位，盡管有惠更斯的波動說與此針鋒相對，且波動說在某些解釋功能上并不遜于牛頓的微粒說，但這一期間的科學家在對這兩種理論的評價中仍有偏愛牛頓微粒說的強烈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動說于不顧，這與普遍主義和無私利性的行為規范明顯不符。再則，當普朗克不得不放棄連續性觀念，提出光的量子論時所表現出來的無可奈何心情也顯示出科學家在描述和解釋物理世界過程中是很難做到感情中立的。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由于觸犯了左右科學共同體思維方式的經典時空觀，受到了絕大多數科學家的抵制，同樣表明科學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種科學理論時是受既定價值觀控制的，難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計及政治因素，愛因斯坦“相對論”思想在德國、前蘇聯不僅受到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學術抵制，更重要的還受到科學共同體的非學術抵制，甚至遭受迫害。這表明，社會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識形態是可以滲透到科學共同體且影響到科學家對科學理論評價的，影響到科學家對科學理論是接受還是抵制，科學家在這種氛圍中是無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頓科學社會學受到的詰難還來自于社會學家對科學知識確證無誤的懷疑。有些社會學家認為，科學知識就其本性而言是社會約定的，說科學知識是確證無誤的當且僅當它被社會所接受。還有人認為，在科學文化的進化階段，信仰可以被相信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會所接受的緣故[5]。還有人認為，科學思想只能相對于一定的約定規則才有意義，科學規律只能作為一系列行動規則為我們所用，甚至科學定律本質上是一種約定[6]。這種帶有約定主義色彩的論點均對評價科學理論的普遍一致標準，科學知識的“含金量”提出質疑。
默頓科學社會之所以受到詰難，還來自科學共同體內部存在的“弄虛作假”現象，如“N射線”就是典型例證[7]。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大量的并非科學家故意生產“謬誤知識”的現象，還存在著權威對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觀點、新思想的抵制現象，還存在著破壞公平競爭的“馬太效應”，等等。
為回應這些社會學家的種種詰難，默頓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學體制化目標和科學家行為規范在科學共同體中的規范約束功能，并且認為絕大多數科學家是能夠較好的遵守這些行為規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認知問題，將“弄虛作假”現象的存在歸因于科學家在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受到外部社會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科學家違背了正常的行為規范。因此，在默頓看來，只要運用這一系列行為規范對那些“弄虛作假”，包括非故意生產“謬誤知識”的科學家進行矯治，將他們“康復”為“理性科學家”，那么，科學共同體仍能在既定的科學體制化方向上繼續前進。
然而，無論默頓學派怎樣努力，社會學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學史實予以反駁，這就使得這種研究綱領的“內核”不斷受到“反例”的挑戰。再則，既然有人經常不斷地從內部發現“反常現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頓科學社會學所依賴的經驗基礎是不牢固的，更何況他總是試圖調整“保護帶”，從沒有正面解釋認識論意義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現象”。
簡而言之，默頓科學社會學無論就其宏觀經驗基礎還是就其微觀認知層面，均因存在著大量“反常現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開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會學家對這種科學社會學僅僅以科學共同體為研究單位還明確表示出不滿情緒，認為它是大科學時代的“小科學社會學”，還有人認為這種科學社會學將科學活動的主要場所——實驗室視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問題而不觸及認知層面而將此種科學社會學稱之為“黑箱”社會學。[8]
三 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
隨著“反常”現象的不斷出現，默頓科學社會學體系走向解構已成為定局。遭致解構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幾種情況，一是科學史史料的不斷挖掘，二是行為規范與現實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對稱解釋”，亦即錯誤知識是由違反規范的科學家生產的，確證無誤知識是由遵守規范的科學家生產的[9]。這幾方面因素均觸及認識論問題。總之，如何從認識論上打開缺口是關系到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假設能否走向徹底解構，能否直接促成科學社會學認知轉向的關鍵，于是，社會學家開始從庫恩那里尋求問題的答案，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從認知層面對長期以來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科學知識特權發起猛烈進攻。問題是庫恩能否為這些社會學家的研究提供哲學基礎，答案是肯定的，現略述之。
庫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將科學事業視為在“常規科學”與“科學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發展的，科學知識的增長在常規科學時期是線性積累的，而在科學革命時期卻是間斷的，甚至是跳躍的。所謂科學革命本質上是新舊兩種“范式”在更替，如牛頓“范式”取代亞里士多德“范式”，愛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頓“范式”就是科學革命。
依據庫恩的解釋，“范式”將決定科學家的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價值觀念等。“范式”的變更必然導致科學家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價值觀念的整體變更，反過來，“科學革命”也就是以科學共同體的思維方式、信念體系及價值觀念的整體變更為其標志的，因而在庫恩看來，科學知識的意義只能由特定“范式”所決定，且僅由這個“范式”所決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義，無私利性等行為規范在認識論意義上就難以成立，因為從普遍主義原則的要求來看，檢驗科學真理有一個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普遍一致性標準。然而，只要承認“科學革命”是在“范式”變更的基礎上實現的，且“科學革命”是科學進步所不可逾越的階段，那么，普遍一致標準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標準是相對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結果是，要么否認普遍一致性標準，要么否認“科學革命”，既要堅持普遍一致性標準，又要同時承認“科學革命”，不僅在事實面前說不通，而且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
從無私利性的原則來看，科學家在與物理世界對話時以及在評價科學理論時，要求恪守感情中立，從大量反例來看也是難以成立的，因為科學家是在給定“范式”條件下從事科學活動的，“范式”不僅影響他對物理世界的描述，導致“觀察負荷理論”，而且左右著他對科學理論的評價，他對科學知識的檢驗，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評價標準及檢驗標準[10]。就此而言，“范式”本質上是對科學共同體在“常規科學”時期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施加倫理約束的一種張力，換句話說，科學家是在這種張力約束下從事科學活動的，從這層意義上講，默頓科學社會學才能尋找到極其狹窄的生存空間，那些游離于這種倫理約束的科學家要么成為下一次“科學革命”的先驅者，要么就是失敗者。
大而言之，庫恩的“范式”理論為科學家模型的重新建構，科學活動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認識論基礎，不論是作為科學活動認知主體的科學家，還是作為認知客體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學家與物理世界的對話過程，以及科學家對“對話”結果的評價均取決于該時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經典力學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絕對時空中就是典型例證。
庫恩的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來為科學社會學家徹底動搖默頓科學社會學哲學基石提供了認識論基礎。受庫恩思想的啟迪，他們開始了對科學知識本性的深層反思，認為科學知識應接受社會學研究，不該享有特權。持這一觀點的社會學家主要來自英國愛丁堡大學，他們是埃奇(D.Edge)、布魯爾(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稱他們為“愛丁堡學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們聲稱受庫恩思想啟迪，而轉入科學活動認知層面的。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滿足于庫恩的歷史主義——相對主義解釋，因為在他們看來，無論是歷史主義解釋，還是相對主義解釋只不過是科學哲學家在唱獨角戲，社會學解釋仍未從中獲得合法性，他們決心重構科學社會學，將科學社會學研究引向認知層面，引向科學知識本性。于是，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在該學派努力下，遂得以實現，為將這種科學社會學區別于默頓科學社會學，有人將之稱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或勞丹筆下的“認知科學社會學”。
四 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興起
科學社會學的認知轉向帶來的直接后果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問世，亦即認知科學社會學的興起。這種社會學一反默頓傳統，公然要對長期以來亨有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科學知識特權提出挑戰，將科學知識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從而直接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著名社會學家布魯爾在其《知識及其社會意象》(1974)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問道：“社會學研究科學知識的細節及其本性問題是可能的嗎？”布魯爾用他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制定的“強綱領”(Strong Program)對此作了肯定答復：“所有知識，不論是經驗科學知識，還是數學知識都應該對其進行徹底地研究……，沒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學知識本身的絕對的，先驗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觀性的特殊本質之中。”
布魯爾還為他的“強綱領”給出了下列原則[11]：①因果性。科學知識社會學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識所處的不同條件及產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對待真的與偽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成功的與失敗的信念及知識，兩方面都要解釋。③對稱性。解釋的方式是對稱的。④反復性。它的解釋同樣適用于社會學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則為認知科學社會學界定了研究對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對科學理論、科學知識及科學共同體信念體系進行認知層面的社會學因果解釋；公正性原則是指認知科學社會學必須以所有科學知識體系作為研究對象，而不是僅僅以人為的、非理性的、失敗的知識內容為科學社會學的考察對象，即使對后一類知識，在訴諸社會學解釋中也應將其與前一類知識置于平等地位，社會學解釋不含任何歧視色彩，兩類知識在社會學研究中都應享有同等待遇；對稱性原則是對公正性原則進一步展開，即不能采用默頓的“非對稱性”做法或歧視性做法，只對偽的、非理性的和失敗的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以求矯治那些“非理性”科學家，而對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識則免于社會學研究，而是對兩類知識給出對稱性解釋。具體地說，社會因素滲透是對稱的，它既可導致偽的、非理性的、失敗的知識的產生，也可導致默頓筆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識的生產，如果將偽的、非理性的和失敗的知識的產生歸因于社會因素介入，而將所謂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識的生產歸因于未受社會因素影響的結果就違背了對稱性原則。
由此不難看出，公正性與對稱性解釋原則是為徹底的因果解釋服務的，換言之，任何科學知識形態都是在特定社會因素影響下得以產生和形成的。這幾項原則說到底是為科學社會學觸及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科學知識的微觀生產過程及評價機制、科學知識的文化本性提供辯護和說明的，所謂“強綱領”中的“強”也就體現在這幾項原則之中。
總之，自“強綱領”提出以后，對科學活動的認知層面進行社會學研究或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研究已無什么禁區可言，“愛丁堡學派”的努力，尤其是“強綱領”的提出在科學社會學研究領域，既象征著默頓科學社會學基本假說的徹底解構和科學社會學認知轉向，又標志著認知科學社會學或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無論功過如何，它在科學社會學發展史上，在科學社會學從現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應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究竟對此作何評價，有待我們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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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Mulkay，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mmunity.in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age Publication，1977，p.108.
[9]S.Woolgar，Representation，Cognition and Self.in the Cognitive Turn，（同6）1989，p.108.
【關鍵詞】人類學轉向/人種志方法/科學技術人類學/文化解釋學/本土方法論
【正文】
社會學與人類學1是兩個有著密切關系的獨立學科， 在它們的發展史中，其理論與方法的互相滲透與借鑒，對這兩個學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就科學社會學的發展史來說，至70年代中期以來，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相伴隨，出現了“人類學轉向”這種現象〔1〕， 在文獻中也出現了科學技術人類學這個提法。
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稱之為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簡稱為對科學的人類學研究。
那么，這種人類學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著什么意思？我認為，至少包含著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個含義是把現代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在這里，作為文化現象考察，并不是斯諾所提的獨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與人文文化相對立的科學文化，而是把科學當作整個人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作與宗教、藝術、語言、習俗等文化現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種。這樣就把現代科學納入了人類學的研究范圍。第二個含義是，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采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選出某個科學家集本的場所，對科學家及其活動進行人種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對所觀察到的現象作詳細的記載、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說第一層意思是從宏觀上把現代科學納入人文文化范圍，決定了研究的總傾向，那么，人種志的研究就屬于微觀的經驗研究。在我看來，知識社會學的宏觀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觀傾向發生學的研究[2] 正好與這兩方面是相對應的。從這個角度說，整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都和“人類學轉向”有直接關系。
（一）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一：科學是詩文化系統之一
特拉維夫大學教授、科學史家耶胡達·埃爾卡納在《關于知識人類學的嘗試性綱領》一文中明確地提出要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考察。他提出，在傳統上，“科學很少被認為像藝術或宗教那樣是屬于人文文化整體的，因為它被看作是某種不相同的、獨一無二的、互相背離的東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維度：宗教、藝術、科學、意識形態、普通常識、音樂，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是文化系統。”[3埃爾卡納從人類學角度探討這個問題，認為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考察的觀念，可以追溯到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特·格爾茨的觀點。在他的論文《深描：邁向文化解釋學的理論》中，格爾茨說：“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質上是符號論的。和M·韋伯一樣， 我們相信，人類是掛在由他自己織就了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我們必須把“文化看作那些網，因而對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尋求意義的解釋性科學”。[4]我注意到， 雖然格爾茨在他的論述中是把科學列入文化解釋的范圍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審慎的態度（后面還要講這一點）。而埃爾卡納同樣是把科學作為文化解釋的對象，并且根據他對格爾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對科學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釋。
而這也正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論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馬爾凱、巴恩斯、布魯爾等人都在他們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對科學的社會研究的重點放到科學知識上面，并把自然科學知識等同于其他知識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現象。關于這個問題，我已在拙著《科學社會學》一書的第十章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在這里主要是把這種理論傾向與“人類學轉向”聯系起來。
愛丁堡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就指出，科學是一種信念，只是一種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確的信念，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科學是亞文化的4集合’，作為一種亞文化現象，科學當然受到外部的整個大文化的影響。[5] 因提出“強綱領”主張而著名的布魯爾也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象、人類學現象來對待的。他的“強綱領”的第一條就把科學知識與信念并列，并且認為可以歸結為社會的原因。[6] 他在評述維特根斯坦的知識的社會理論時曾明確地說“數學是人類學現象”。[7]
馬爾凱在他的著作《科學和知識社會學》中，以專門的篇幅論述了這個問題。該書第三章的標題就是“科學中的文化解釋”，鮮明地表示出文化人類學的傾向，這也就是說，他要對科學作一種文化意義的解釋、文化意義的分析。他的這種文化意義的解釋和分析是怎樣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學社會學中關于科學家行為的社會規范的爭論，分析了默頓的規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規范，認為，在科學中，科學家的社會行為規范是多種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場合都共同遵守某種特定的規范，并不存在一種體制化的機制來保證科學家們都一致遵從或信奉某組特定的規范。在科學中， 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語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這就為科學共同體、 為科學家們提供了節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學家們可以靈活地使用它去分類不同社會背景中的不同職業行為。”因此，關于規范的討論就走到了關于科學的文化資源的說明。”[8]這也就是說， 科學規范并不是像默頓所說的那樣，并不是體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結果，科學家們是從代表著不同文化資源的節目單及字典中去尋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則的。
馬爾凱的文化解釋還在于對科學知識生產的動力學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實際案例，從中做出分析，他的結論是，對于科學實驗結果的意義是什么的評判、對于科學論斷的有效與無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變的標準，在實驗和解釋的過程中，個人的特點、具體的環境都會產生作用，他說，“科學一致，因而科學知識，并不是僅由證明正確或拒斥來達到的。科學家們經常面對的是不確定性和模棱兩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應用事先確立的正式標準來實現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對于研究綱領的拒絕或采納，是一個更加實用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學家的相對具體的旨趣利益影響的。”[8] 馬爾凱承認在知識形成過程中，是存在著認識因素的，科學的判斷和解釋是受認識和社會因素影響的。他認為，不僅社會規范是社會地變化著的，而且對于任何一個研究綱領來說，認識和技術規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釋的。”在社會意義的磋商和知識主張的評估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與技術的公式表述，在具體情況下，是由每個參加者所選定的，所說明的；這兩種資源，在具體科學知識被認可的過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證明程序中，是緊密地綜合在一起的。”[8]
馬爾凱關于科學的文化解釋的結論是：“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已經會聚到這樣一種觀念，即把科學看作是一項解釋性的事業，在這個過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又說：“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學知識是由磋商過程確立起來的，也就是被那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對文化資源的解釋建立起來的。在這種磋商過程中，科學家們也運用認識和技術的資源；但最終結果還是依賴于可利用的其他社會資源。因此，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社會結論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特定行動者群體看來是正確的科學主張罷了。”[8]
以上是對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一個含義的簡單說明。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轉向并不是沒有歷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現象，它代表著舊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的復活”，它反映的是“社會和人文科學注意重點的變化和重新取向的過程”。[1] 深入的研究將會說明，這種轉向與當代哲學的、社會學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著多種復雜的聯系，不過，這已不是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問題了。
（二）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二：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
文化是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人類學對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對初民社會（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對于“不開化的”、非歐洲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的發展相聯系，形成了一種主要研究方法，這就是人種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種志研究就是對一個特定的民族群體的社會和文化生活進行詳細的描述和分析。這種研究首先要選定地點，即某個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為田野調查（field work）的基地，進行參與觀察，作詳細的記載，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類學著作。許多文化人類學的名著都是人種志研究的成果。這種研究要求有較長的時間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離開以后有時還有通訊聯系或回訪）；這種研究要求研究人員學習當地的方言土語，盡可能地參與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個觀察者的客觀獨立的立場，除了參與觀察以外，研究人員通常選定或培養某個當地人作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這種研究也常常運用比較的方法，對于所研究的文化與其他文化進行對照性的分析。
當代人類學的人種志研究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對于初民社會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會愈來愈少），已經發展到為對現代社會中某個社區、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對城市中少數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對于工廠、精神病院、科層制的研究，等等。[10]人種志研究的技術也有很大進展，如廣泛利用電影、錄音、錄像等等手段。顯然，這種方法是可以同樣應用于研究科學活動所在地和科學家人群的。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二個含義：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具體說來，這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代表人物對科學進行的人種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對科學知識持有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以人類學家的身份進入實驗室，他們以實驗室為田野調查的基地，進行長期持續的參與觀察，對于實驗室的環境、儀器設備、科學家的日常活動和對話，對于科學家與實驗室以外的聯系，以至于科學論文的形成、發表，論文引證等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詳細的記載，做出分析，寫出研究報告或專著。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現的一批研究成果，它們有一個概括性名稱，即“實驗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這種成果中，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拉都爾對美國加州薩爾克實驗室的研究、謝廷娜對伯克利大學中生物化學等相關實驗室的研究和這兩項研究的成果《實驗室生活》和《知識的制造》以外，還有若干研究及其相應的成果。[2] 雖然這一批著者在他們的進一步分析中表現出差異和分歧，但他們的共同認識是“深入到科學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經驗材料，就可有益于對科學的理解”。[11]而謝廷娜則把這一批“實驗室研究”看作是說明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她說：“這個綱領是被若干個實驗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爾的《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工作基礎是長達一年零十個月的田野調查，他進入實驗室觀察科學家的日常活動，進行相關研究，他的書內容確實展現了人種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資料：有實驗室場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學家在不同場合的對話記錄，有科學儀器狀況的一覽表，有某項化學物質合成的報告記載，有科學家個人事業經歷的摘要，等等。拉都爾運用這些資料得出了認識論的結論：實驗室是文學標記的系統，儀器所顯示的現象是“技術現象”，科學實驗室中的事實是“人工事實”，因而科學事實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制造出來的，科學的陳述是磋商的結果等等。其實，拉都爾在《實驗室生活》的第2版后記中就說過， 他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種看法即科學認識是受社會因素制約的，他在參與觀察中的工作只不過是搜集詳盡的材料罷了。這就使得這部運用人種志研究的著作讀起來與其他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與分析結論似乎有某種不連貫；這些分析，與其說是文化人類學的，不如說是認識論的，與其說是社會學的不如說是哲學的。
《知識的制造》這部書的特點就更加明顯了。這部以人種志研究為基礎的專著，已經完全把調查來的資料編納入作者的認識論結論的框架中了。“科學家作為實踐的推理者：知識是在環境中建構起來的”；“科學家作為索引性推理者：科學研究的機會主義和情境性”；“科學家作為類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則和革新的隱喻推理批評”；“科學家作為社會環境中的推理者，從科學同體到跨越科學的領域；”“科學家作為文學的推理者，或者實驗室推理的嬗變”；“科學家作為符號推理者，或‘我們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別’”，這就是該書的章節標題所構成的框架。這樣，在文化人類學著作中通常見到的對文化現象的完整而生動的描述性記載不存在了，資料“淪為”結論的例證。
在這里，我們不能詳細討論這些結論與哲學、社會學思想的具體聯系，那是需要專門的研究的。我們在這里要說明的是，科學知識的微觀建構學派是運用人種志研究方法尋找經驗資料支持和論證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不過，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學派的運用，與本來意義上的文化人類學人種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為他們進入了認識的領域，而且是科學認識的領域。拉都爾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他“所使用的人種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與人種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們一方面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微觀建構學派的“實驗室研究”看作是“人類學轉向”標志；另一方面，從嚴格的人類學意義上考察，又只能把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討論的具體運用。
（三）
科學技術人類學：有待開發的領域
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只不過是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取向或者科學技術人類學的一種類型。全面系統論述科學技術人類學，筆者尚力所不及，僅就目前的初步認識，說明以下要點：
（1）科學技術人類學，在嚴格意義上說， 應該是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于科學技術所作的研究。在人類學領域，早已存亡可以歸納入這個范疇的研究成果，這就是：考古人類學及人種志研究對于含有科技內容的“物質文化”的研究；人類學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為民族數學（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醫學人類學所研究的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3〕，等等。 因此，有的學者指示，“在這個意義下，人類學開始研究科學技術，要比跨學科領域STS研究科學技術早得多。”[13]當然， 人類學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學，是非西方文明中的傳統科學，并不是現代科學技術。
（2）正因為人類學的研究傳統是關注歐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歐洲文明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技術就必然處在專業人類學家的研究視野之外。現在，對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研究已經發展為大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人類學家進入這個領域的仍然為數不多，為1988 年美國的4S’學會召開會議，有來自各學科的學者529人，其中人類學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來畢竟出現了一批人類學取向的科學技術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那么，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絕大部分科學人類學研究或者人種志研究是由社會學家、哲學家及其他并沒有受過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專門訓練的人完成的。”[14]這樣一些社會學家哲學家在采取了人類學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類學特點的著作以后，就獲得了人類學家的稱號，如拉都爾就是一例。這些不是人類學家（或者說準人類學家）所作的研究，被人類學家看來是存在著某種混亂的，有人指出，“實驗室研究”作為人種志研究的一種版本，是與人類學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爾也談到他的人種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評。[11]
（3）正因為如此，為了更好地發展這個領域， 關心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家的建議是：必須弄清人種志方法的真諦，弄清這種方法的要害在于記和寫（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過寫他們來說明人民和他們的文化；必須了解文化人類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學者：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整體主義的人種志學，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比較主義方法，以格爾茨為代表的符號象征主義的文化解釋學等等。[14]我以為對于當代有重大跨學科影響的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及其文化解釋學尤應引起注意。[15]
（4 ）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做的工作也許是接近于格爾茨的文化解釋學的。如前所述，馬爾凱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對科學進行了文化解釋，埃爾卡納則以專門的章節論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學史中的運用，討論了科學知識增長、科學與其他文化因素，歷史舞臺上的科學等。但我們沒能讀到埃爾卡納或是馬爾凱都沒有運用人種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體的研究。而“實驗室研究”所作的經驗描述的意義在于得出認識論的、哲學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版本。這是因為他們給自己規定去研究的文化現象，是格爾茨都認為是棘手的問題：科學。格爾茨是有法律實踐經驗的學者，他從文化解釋的角度說明了法律現象，但是當他把科學與其他文化現象并列時，卻不止一次地說過：“盡管我們很偏愛科學，但它仍然不失為一種棘手的事務”，“但物理學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識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類學上難以理解的問題。”[16]
（5）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決不局限于對實驗室的研究， 可以從實驗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擴展到學術會議上的擴展到法庭中的科學家，[10]這也就是說要“從實驗室走向更為廣闊的和多元的領域。”[13]有的社會學家選擇了科學事業管理組織及其附屬機構，[17] 有的學者進入了政府設立的海洋生物養殖經濟研究組織[18]在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點也不單純是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涉及到了這些機構中科學家的社會身份，涉及到實驗室與顧客、科學知識與生產方法以及科學政策和經濟組織的關系等問題。特別要揭示的是，同樣進入實驗室，其研究重點也不一定就是科學知識的生產，以特拉維克對美國及日本的線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點就是實驗室組織結構，領導風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學工作條件的模式差別。[19]
（6）正是因為如此， 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種志的田野調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樣的；發展一種“跨學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這也就可以包括歷史的研究、比較的方法、文本閱讀、……等方法；并且基于這種種方法的運用，“對于‘科學技術’意義的定義，不可避免地以理解專家到理解非專家。”[13]雖然我們對于上述這些方法也許還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樣性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7）總之，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極為擴散，各具特點， 我們只要看看《諸科學與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識與社會第9卷，科學技術學人類學》[13] 這兩部文集的論文題目就可以知道了。每個作者都按照自己對于人類學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點，進行不同的人類學探討。研究這些以及其他科學技術人類學的論著，要在紛云繁復的論述中弄清來龍去脈把握要害，我認為，有一項工作要做，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關鍵概念，諸如“人工事實”、“技術現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結構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們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點，了解除它們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談到實驗室的人種志研究的時候， 不能不提到對實驗室的民俗學研究，這就是社會學中民俗學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爾及其學派的工作。麥克爾·林奇把這一批研究稱之為“對科學工作的民俗學方法論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這種研究要詳細考察實驗室中“自然地組織起來的日常活動”“討論”有關實驗室工作的暫時的秩序”[20]。他并且專門著書論述了民俗學方法論與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關系。[21]那么，這種研究與前述人種志研究有什么關系？在民俗學方法識者看來，人種志研究是與“民俗學方法論的文獻是有密切關系”的，甚至認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學方法論的說明者”[20]；而人種志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民俗學方法論是人種志研究的一種。[10]弄清這兩種研究的區別與聯系，決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我們要指出的是，從已有的人種志研究的著作來看，他們確實從民俗學方法論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這一點，對于認識知識社會學微觀研究的特點也許是重要的。
（9）最后要說的是， 科學技術的人類學研究中的專業人類學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類學背景研究人員仍然會占相當大的比重。 因為，專業人類學家即使轉向現代社會生活的廣大領域，能夠專門研究現代科學技術的也畢竟是少數。這種情況，對于在人類學科并不充分發展的中國從事于科學的社會研究的學者來說，也許是一種機會：他們也許可以增添幾分勇氣，去涉足這個確實頗為陌生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領域。
注釋：
〔1〕人類學是一個大的綜合性學科，包括有體質人類學、 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社會（或稱文化）人類學等分支學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會（文化）人類學。
〔2〕ethnography 另一種譯法是民族志，我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書》的中文版的譯法。
〔3〕1996年我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特爾多）人類學系講學時，就見到一位研究藏醫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調查。
〔4〕這個詞在社會學中有多種譯法，如：民俗學方法論， 人種方法論。
〔5〕從兩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這一點：1992 年出版的《知識與社會》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類學家；而1982 年出版的《諸科學與論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類學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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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vid J.Hess: "Introduction: The new Ethnographyand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ibid，pp.1—17.
[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韋伯、帕森斯、格爾茨》，《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爾茨：《地方性知識》，《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學·技術·社會年版》1993、卷2p.138.
【關鍵詞】科學哲學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
【正文】
邏輯經驗主義瓦解之后，科學哲學領域出現了繁榮氣象，哲學家們從科學史、社會學、心理學、解釋學等諸方面對科學知識的性質、科學知識的形成、科學理論的發展方式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各種學派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各種關于科學知識的理論如大江風起，一浪接一浪。其中就有布洛爾（DavidBloor）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圍繞這個強綱領形成了愛丁堡學派。布洛爾的《知識和社會造型》[①]對科學知識作了社會學的考察，提出了關于科學知識的新問題和新見解。多數科學哲學家致力于科學合理性規范，并把這個任務看成哲學的特殊任務。他們力圖通過闡明真理、實在等概念來說明科學的合理性。他們認為，知識是信念之事物之間的一種關系，或者是信念與證據之間的一種關系，或者是信念系統內部的一種關系。這種科學哲學觀基本上為科學社會學家所接受。許多社會學家認為，知識的性質（真假）不受外部的社會環境的制約，知識社會學不能研究和解釋科學知識的內容和性質。
在《知識與社會造型》中，布洛爾提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他認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先驗本質，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等特殊本質。所有知識，不管是經驗科學中的知識還是數學中的知識，都將被完全作為社會學研究的資料來處理。布洛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得出的兩個重要結論是：第一，由于不存在上一級的或先驗合理性、客觀性、有效性標準，以建立和提供這些標準為核心的哲學是科學的累贅，多數時候對于科學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第二，“真”和“假”等是一定的社會利益和社會制度的產物。
強綱領的主要立場是，在說明為什么某人或某群體持有某個具體信念、為什么某一信念發生轉變這個過程中，那些信念是真還是假、是有道理還是沒道理等考慮是無關緊要的。布洛爾的強綱領有四個信條：（1）因果性對信念和信念變化的說明是因果說明，這要求我們考慮導致信念或知識狀態形成的條件是什么。信念形成的原因有社會原因，也有其他原因。（2）對等性我們常常拿合理與不合理、真和假、成功和失敗來評價我們的信念或知識，科學社會學必然對它們作出對等的說明。（3）對稱性科學社會學的說明必須是對稱的，比如說，同一種原因是既能說明真信念，又能說明假信念。（4）自反性科學社會學必然是自反的，它的說明模式必須適用于它自己。否則，科學社會學將是對自己的反駁。布洛爾比較接近自然主義的哲學家，他把信念看成一種自然現象，他的計劃對信念作出因果說明，就象物理學說明運動現象一樣。但是，他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的結論卻在哲學領域引起了軒然大波。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導致工具合理性逐漸取代規范的合理性。與實證主義的、歷史主義的、波普主義的、實在論的科學哲學不同，布洛爾和愛丁堡學派關心對科學家的活動作經驗解釋，而不屑于科學合理性的規范解釋。他們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道路，試圖把哲學家喜愛的規范擱在一邊而又能對科學作出說明，這個領域現在叫做“科學和技術研究”（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STS）。一般認為，STS在學術上是圍繞著社會學進行的，但不可能脫離哲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最初的愛丁堡學派就是如此。在布洛爾的影響下，STS研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與普通的科學社會學不同，STS學者以分析的分離和認識的中立精神來研究科學。這就是說，他們盡可能使他們的方法符合“置身事外”精神。不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關于STS應采取什么態度對待科學，成了爭論的焦點。
STS使那些關心科學合理性和實在論的哲學家很不滿意，因此受到許多批評。但是，這個領域取得了許多的成功，這就迫使哲學家們考慮：如果不提供關于科學合理性的規范說明，會受到什么重大的損失？現在回答“損失不多”的科學哲學家越來越多了。吉厄（R.Giere）是這個傾向的代表[②]。吉厄不太信服布洛爾的論證，同時又承認，布洛爾的哲學敵手沒能證明在實際的科學實踐之外有一個單獨的“科學合理性”領域。吉厄用“工具合理性”一詞來說明科學中的認識的成功，這個概念也是布洛爾的知識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這樣，吉厄和布洛爾就聯起手來了。吉厄說，不論過去是一些什么樣的策略產生了認識論上可向往的結果，這些策略應該在將來配用到相似的場合中，這樣就隱蔽地承認了這些關于研究目標的策略在具體場境中的相對性。布洛爾的強綱領的追隨者巴恩斯（BarryBarnes）則使用了一個更有刺激性的詞，即“自然合理性”[③]，它與“工具合理性”的意思差不多。不管叫工具合理性還是叫自然合理性，科學所需要的合理性似乎不過如此。
另一方面，布洛爾的強綱領導致科學哲學的方向發生變化。哲學以什么方式來解釋科學，現在成了一個重要問題。傳統的科學哲學認為，理解科學的最適當的手段是對科學理論作邏輯的和概念的分析，甚至像庫恩這樣的反傳統的哲學家也大致上是這樣解釋科學的。自然，多數哲學家不愿意改變這種解釋科學的方式。他們力圖說明科學哲學與STS有實質的區別。布洛爾和愛丁堡學派并不否認這種區別，卻認為與STS有區別的科學哲學并無存在的理由。
蒯因是“認識論自然化”的開拓者。一般認為，自然主義在心理學上持還原論立場。例如，“我相信玫瑰都是紅色。”這里涉及一個認識概念，即“信念”。信念作為一種心理狀態，并不是一個實在的事件，我們可把它還原為一種經驗的相互關系，即神經狀態（事件、過程）和具體的環境條件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信念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上，現代認識論和心理物理學站在一邊，而知識社會學卻站在對立的另一邊。按照現代認識論和物理心理學的圖畫，孤獨的有機體與它的環境（包括其他類似的有機體）相互作用。但是，知識社會學家懷疑這幅圖。這種沖突在心理學中也有表現。例如，弗多爾（JerryFodor）和吉布森（J.J.Gibson）之間有一場關于“唯我論的”和“生態學的”心理學研究方法的相對優點的爭論。弗多爾論證說，專注于孤獨的認識者具有實驗心理學的方法論力量，因為它使心理學家達到思想的規律，本質上求助于思想之外的對象，因此，心理學承認“方法論的唯我論”[④]。
曼海姆（KarlMannheim）是知識社會學的建立者，以他為中介，可以很好地理解布洛爾。曼海姆所建立的知識社會學不同于科學哲學家所熟悉的自然化認識論。為了了解這種區別，考慮人們提出的有哲學意義的“知識問題”的兩種策略。
策略A：（1）我最了解我的心靈，但它可能不存在。（2）那么，我如何判定其他可能的事物是否存在呢？如果它們存在，由于它們似乎與我自己的心靈不同，我如何認識它們？
策略B：（1）我們日常感覺到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生活在同一世界，然而，當我們編排（articulate）他們的經驗時，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能夠直接到達的世界的外觀中有著顯著的差異。（2）那么是什么使我們達到我們共同的實在有這些差異呢？是什么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忽視這些差異、認為我們自己達到的與所有的人都一樣呢？
羅蒂、笛卡爾、蒯因等采取了策略A，由內到外提出知識問題。而知識社會學則采取了策略B，由外到內說明知識。布洛爾也采取策略B。同曼海姆相似，布洛布是一個認識論的實在論者，并相信他研究的多數人也是實在論者，因此他不相信預設實在論有助于說明各人信念的差異。有些哲學家擔心，知識社會學的“相對主義”意味著反實在論、懷疑論、虛無主義或更壞的東西。針對這些哲學家，巴恩斯和布洛爾說，“總的結論是，在所有大不相同的認識反應中，實在畢竟是一個共同的因素。作為一個共同因素，用它來說明那些差異，沒有什么前途。”[⑤]因此，相對主義提出來，是作為某些可能與實在論相伴隨的不良認識習慣的補充，特別是當一階“自然態度”的實在論被捏造成二階的普遍研究原則的時候[⑥]。這些不良習慣有兩個傾向比較突出：（1）弱化（minimize）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信念的差異；（2）別人與我們的信念有差異，如果這種差異不能完全解釋透，就夸大這些人的病態。在強綱領的四個著名信條中，布洛布表達了他認可的相對主義。這四個信條是：因果性、公平性、對稱性、自反性。不幸的是，由于這幾點被稱作“信條”，批判者把它們當作無條件的認識論原則，而不是用于反抗某些偏向的啟發法，研究異族文化知識的研究者一般都會有這樣的偏向。
認識論（和科學哲學）一旦自然化會怎樣呢？可以預料，布洛爾會同我們更一般的自然主義者分手。布洛爾和曼海姆對于自然化前景有共同的估計，而這估計是布洛爾在科學哲學中受到抵制的主要原因。自然化前景有三種：（1）哲學增加它相對于具體科學的優越性和獨特性；（2）哲學相對于具體科學失去其優越性但保留了它的獨特性；（3）哲學相對于具體科學失去其優越性，也失去其獨特性。
前景（1）很難受到贊賞，甚至很少討論，因為這意味著自然化的哲學將會同科學作對。然而，假定自然主義者試圖在認識上推進科學，那么這種動機有什么根據呢？在通俗的和社會學的文獻中充滿了“信息爆炸”的感慨。現在是誰站在爭端之上俯視相競爭的領域的相對優點？理想地說，是一個對于各門具體專業的進展沒有利害關系的人，這個人能是一個哲學家嗎？也許，如果哲學失去特有的題材，如果沒有特有的題材不被看作弱點，而被看作優點：在對立的學科之間作調停，那么俯視具體爭端的人就很有可能是哲學家了。哲學家對這樣的結論并不感懷，這是因為它要求設制一些超越研究者本人的局部學科標準的研究評價標準，這種事情現在哲學家越來越不愿作了。現在比較前景（2）和（3），布洛爾看好前景（3）。
在蒯因（Quine1985）、吉厄（Giere1989）、福勒（Fuller1992）的近作[⑦]中可以看到，關于自然化認識論者或科學哲學家的職責，反復出現的比喻是“知識工程師”、“科學政策家”（sciencepolicymaker）。這兩個比喻都保留了哲學工作的規范特性，但沒有傳統哲學對立法的那種無限制、無條件的態度。簡單地說，自然化的認識論是應用科學的一個分支，它只假說式的、而不是關于研究行動的絕對命令。因此哲學對于具體科學仍然是獨特的（如果不是優越的），這是前景（2）。按這個前景，哲學不優于（可能劣于）當前最好的科學。
現在轉向前景（3）。A和B兩種策略對它的解釋有實質性的差異。羅蒂和屈奇蘭（P.Churchland）采取策略A，他們的自然化的認識論主張取消關于認識的哲學理論，代之以心理－物理學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哲學特有的東西”留下來，因為哲學只不過是原始的科學罷了。布洛爾也同意開除哲學——它既不是科學，也沒有獨特的題材。但是，布洛爾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提供了不同的理由。羅蒂和屈奇蘭為哲學家描繪出的畫像是：哲學至多只是合法的問題，但用不恰當的手段回答它們，因此受到拖累。而布洛爾看到的則是哲學家最大的特點：哲學只不過是加強了那些來自自然實在論的不良習慣。因此，鼓吹合理性和真理，不管說起來多么有理，其實是鼓勵他們的自然傾向，似乎認為對他們最清楚的東西（makemostsense）應該對于每一個人都是最清楚的。
布洛爾并不認為合理性理論和文化帝國主義之間有某種必然的邏輯聯系。他得出上述結論，是根據一個經驗論題：以這樣的合理性理論裝備的研究者與無此裝備的研究者相比，更少有可能得到經驗上恰當的理解知識如何運轉。但是，“經驗上恰當的理解”這個概念是否預設另一種特別的真理和合理性理論呢？可以設想，布洛爾和多數STS學究一樣持約定論的態度，把答案推給某些行動，在一個相關的尋求知識的共同體（它提供知識社會學的模型）中，這些行動顯示了“經驗上恰當的理解”。布洛爾的強綱領是打破了傳統哲學的自我形象。可以說，以下推理也代表了布洛爾的自然主義的特點。（1）哲學引導我們選取科學作為最高的研究形式，促使我們發展真理、合理性理論，這種理論迫使我們用嚴格的邏輯推理標準來辯護我們的知識，這又進一步揭示了我們自以為是（takeforgranted）的思想習慣的不恰當性。（2）但是，一旦我們開始作科學，我們發現這些哲學理論是進一步研究的障礙，因為它們鼓勵我們以很少幾處知識片斷為根據，急急忙忙得到關于整體的結論。這個走向不成熟的總體化的傾向產生于我們試圖讓理性做經驗觀察所做的事。（3）這說明，這種思想方式是要說服我們相信科學的價值，一旦我們被說服之后，這種思想方式本身并不對科學有所補益。事實上，這種思想方式甚至可能是一個障礙，應該被擱置，因為它的用處已經用過了。
維特根斯坦把哲學比作梯子，一旦用過之后就要丟棄了。布洛爾的“反哲學”態度大都來自維特根斯坦，社會學家孔德、曼海姆也對布洛爾有一點影響。
布洛爾提出以自然主義方式取消哲學這門學科，這使哲學家們最為惱火。羅蒂和屈奇蘭認為哲學是認識實踐的先鋒（precursor），多數哲學家，至少認識論者和科學哲學家，認為這是正面的文化貢獻。而布洛爾認為，在科學占主導地位的認識文化中，哲學是一種返祖現象（atavism）。在哲學家與科學家的關系上，雖然有的哲學家（波普）要求科學家更像哲學家，有的（屈奇蘭）要求哲學家更像科學家，但哲學家一致認為他們自己最終是站在同科學家一邊的。布洛爾否認這一點，認為只有在科學不是占主導地位的認識實踐的文化中，哲學才是站在科學家一邊的。
波普認為哲學家使科學家保持警覺，周期性地（反復地）把他們從教條的、常規科學的沉睡中喚醒。而布洛爾認為，哲學使科學浸染上一些習慣，這些習慣使科學難以持久，時間一長就做不了。例如，伽利略信服推理的力量，通過不斷地進行推理，伽利略揭示了亞里士多德的運動假定的人為性和不一致性。然而，一個更好的物理學家是不會僅僅通過使用這些力量得來的，因為這只會導致新的偏向被合法化，成為“第一原理”，如同笛卡爾的物理學。布洛爾斷定，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些經驗上的第一原理，如牛頓所說的，“從現象出發作推導”。科學最后總是要擺脫哲學的。這個說法顯然認定科學與哲學只在某些場境中是相互相容的，而另一些場境中則互不相容。科學與哲學有時形成暫時聯盟反對共同的敵人，如亞里士多德或基督教，但一旦這個敵人被戰勝，科學占了支配地位，科學的科學（例如強綱領）就會花很多時間清除科學中的哲學殘余。布洛爾就是這樣看他自己的計劃的。
在敘述普利斯特利接近發現氧時，布洛爾試圖把真理概念中的麥粒與麥殼分離開來，這個真理概念是說明普利斯特利做了什么，沒做什么所需要的。按照布洛爾，“普利斯特利的某某觀念真，某某觀念假”等說法有完全合法的功能，即把我們與普利斯特利共有的觀念（“真”觀念）和我們不與他共有的觀念（“假”觀念）區分開來。然而，布洛爾認為，如果我們輸入一種更“哲學的”真理觀念：我們稱為“真理”的那組觀念比我們叫做“假”的信念更符合實在——獨立于我們求知的利益（interests），那么我們的做法就是不合法的。把這種哲學的“累贅”（encumbrance）包裝進真理觀念之中，我們于是就能剝去普里斯特利的利益，用我們自己的利益取而代之，然后用適合于推進我們自己的利益的標準來判斷他的工作。關于那些標準是什么，我們處在完全同意的狀態之中，我們幾乎不需要討論它們，因此它們對于我們不表現為利益。布洛爾從拉卡托斯那里得到啟發，把這種由現在的利益（concern）系統地代替過去的作法叫做“目的論”的合理性觀點，他認為這種觀點常常被混同于關于理性如何在科學中起作用的真正的因果解釋。
通觀《知識和社會造型》，布洛爾用來刻畫關于真理和合理性的“哲學”觀念的詞匯如“意識形態”、“分裂”（divisive）、“高壓”。“高壓”一詞來自杜克海姆（Durkheim），杜克海姆認為，一個真理就是一個信念，共同體根據這個信念迫使它的成員以某種方式行動。不論哪種情況，哲學研究都是科學研究的包袱（im-pediment）。實際上，布洛爾試圖作一個更強的論斷，這一論斷在第四章（關于波普－庫恩之爭）講得最清楚：哲學把科學不必要地政治化（philosophypoliticizesscienceunnecessarily）。“我想提出的論斷是：除非我們對于知識的性質采取一種科學態度，那么我們對這種性質的掌握不過是我們的意識形態的關心（concern）的一個射影罷了。我們的知識理論將隨著相應的意識形態的興衰而沉浮，它們將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發展基礎。認識論將成為一種純粹的隱性宣傳。”[⑧]
現在，庫恩一般受到的指責是他用“革命”一詞夸大了概念變化的不連續性。有趣的是，布洛爾在更深的層次上指責庫恩求助于“革命”，指責他以不同的手段給哲學即政治學的傳統輸液。布洛爾認為，波普和庫恩為哲學家開了方便之門，使他們可以利用科學史，從中舉出大量的例子表達他們喜愛的體制（regime）。雖然《科學革命的結構》有一個可檢驗的科學變化的經驗模型的形狀，但它那使人興奮的政治造型致使庫恩、波普和其他一些對話人悄悄地溜出了自然主義，回到了“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世界。
布洛爾沒有樸素地相信科學能夠全部清除自身中的政治學。強綱領的一個最著名的實質性論題是，一切科學都是受利益驅使的。然而，承認科學中持續存在的利益并不等于必然要贊成這種利益的出現，因為有些利益可能腐蝕社會學家對科學的理解。這個方面，許多哲學家有意無意地誤解布洛爾。布洛爾攻擊哲學對科學的不良影響，他同后期維特根斯坦一樣，把哲學看做一種獨特的“生活形式”，認為科學家的實踐是一種以歷史為根據的自身整體（histor-icallybasedintegrityoftheirown）。當然，實踐科學家可以合法地改變科學實踐。科學家對更大的社會的或自身利益的關心常常是他們的研究活動的一個因素，但這個因素只有在它們實際上改進科學實踐的時候才有益于科學實踐。誰決定實踐受到了幫助還是受到了損害？這是一個經驗問題，是由一個具體共同體的科學家來解決，社會學家處在發現其結果的位置上。如果哲學使人相信起作用的利益對于研究具有特殊的先驗意義，而多數實踐科學家又沒有認識到，那么哲學可能模糊社會學家和實踐科學家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喪失了他們代表科學的力量，政治學取得了勝利，但這種勝利應該受到指責。
可以說，布洛布是一個自然化的認識論者，他還是一個特別自身一致的自然主義者：宣布他已經以科學的方式確定了他自己的領域－哲學－阻礙了科學的進步。
注釋：
[①]D.Bloor,KnowledgeandSocialImagery,1976,1991,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②]R.Giere,ExplainingScience,ChicageUniversityPress,1988.
[③]BarryBarnes,"NaturalRationality:AneglectedconceptintheSocialSciences",PhiosophyoftheSocialSciences1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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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社會學的發端與形成
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形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它具有不受社會因素影響，不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普遍一致性特點；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是受社會因素影響和歷史條件制約的知識。隨著世界科學中心向德國轉移，以培根和笛卡兒為代表的科學主義價值觀以前所未有的勢態迅速移向德國，自然科學知識的優越性亦與日俱增。
“知識社會學”一詞源于德文， 為哲學及社會學大師舍勒（M ·Scheler）所首創。“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生活在19世紀末20 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他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2版，第2卷，82頁，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說來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家赫克曼（S·J·Hekeman ）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馬克思甚至認為，即使是自然科學知識也是由社會目標決定的。不過，此時的馬克思意在強調社會需求因素對自然科學知識的影響。恩格斯認為，在特定條件下，自然科學知識也要借助于社會及歷史因素來解釋。這一思想進一步豐富了知識社會學理論，以至于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K·Merton）給出了這樣的評價：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在知識社會學理論發展中，狄爾泰強調知識的社會決定作用與環境制約性，韋伯在沿襲馬克思“社會決定論”的基礎上又補充了精神因素的歷史作用，認為社會存在是各種因素整合的產物，當訴諸社會因素對有關知識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時，應積極訴諸精神因素。
不論是實證主義者還是人文主義者，都對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知識二分法”思想加以默認。二者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該不該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照搬到社會科學中來。由于這場爭論關系到兩種知識形態的孰優孰劣，兩種文化的直接沖突，甚至一種文化歧視另一種文化，或用一種文化規范另一種文化的重大問題，故而爭論此起彼伏，自知識社會學發端以來就一直存在著。
20世紀初，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具雛形，并形成三大學派，它們分別是：“德意志社會學—哲學學派”、“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和“美國芝加哥學派”。從進化論視角看，最有意義的是德國學派，它是知識社會學的源頭，對知識社會學有著特殊的貢獻。繼馬克思之后，韋伯廣泛研究了知識與社會文化因素的互動關系，認為社會、文化等因素決定知識的內容，反過來，知識的內容也影響社會和文化。狄爾泰則從認識論視角，用解釋學理論解釋產生知識的“客觀因素”。對知識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長期努力的是該學派的舍勒。舍勒受的影響，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在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動關系基礎上，認為科學的世界觀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絕對客體”。但和單向的社會決定論不同的是，他認為絕對客體的實在范疇基于信念而非物質因素。舍勒試圖用絕對主義因素解決相對主義問題，同時又保留“知識二分法”及“知識的社會決定論”，這顯然是矛盾的。不過，舍勒的最大功績在于：他能夠洞察出科學家對絕對真理的尋求在本質上只不過是一種表象而已。從當代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觀點來看，他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戰，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歧視現象表示出強烈不滿。這為日后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法蘭西迪爾凱姆學派”深受狄德羅思想的影響，在堅持“知識二分法”原則的基礎上，積極嘗試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去研究知識的社會決定，他們的著眼點放在知識的起源和概念的演化上，他們的知識社會學又叫“知識發生學”。“美國芝加哥學派”因語言和地理上的障礙而循著自身的路徑發展，該學派在遵循實證主義原則的同時，注重考察社會心理對知識形成的重大影響，故被稱為“社會心理學學派”。
二、知識社會學的成熟及存在的問題
舍勒雖然為知識社會學的理論發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他的著作很晚才被譯成英文。語言的障礙阻止了他的思想傳播及影響范圍的擴大。今天我們談論的知識社會學，就其成熟形態而言，是曼海姆的而不是舍勒的知識社會學。
曼海姆的著作于30年代就被陸續譯成英文，其影響波及歐美，知識社會學中心亦隨之轉向英美。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也源于馬克思的“社會決定論”。他強調了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試圖用因果鏈將知識與外部世界聯結起來，認為知識就其發生學意義而言，不僅取決于人們的社會地位、身份及階級利益，而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類型之中。曼海姆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接近韋伯和狄爾泰，主張社會科學應具有屬于自己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認為解釋學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有效工具，而不必強求使用自然科學方法。
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理論有兩個優點：其一是他的提法接近于“反身性原則”，即在知識的社會學考察中，無論是觀察者還是被觀察者都必須服從社會學家的考察；其二是他表明了構成知識信念的是社會而非個人，主張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重心應該放在社會環境中而不是限于個人的思想，個人是不可能從他自身的經歷中形成世界觀的，知識是群體互動和社會協商的產物。曼海姆曾試圖突破傳統的知識劃界，打破實證主義與人文主義長期對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對主義的面孔。用當代科學社會學家馬爾凱（M·Mulkey）的話說， 曼海姆的相對主義研究綱領接近于科學哲學的后庫恩研究，他能克制自己對自然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盲從。此點在實證主義思潮占據統治地位時期是極其難能可貴的。曼海姆因其相對主義態度而受到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兩面夾擊，他也承認社會看起來不僅決定人們的觀念而且決定人們的思想內容，包括數學思想內容以及至少有那么一部分自然科學思想內容。總之，曼海姆知識社會學有向自然科學領地進行邊際擴展的傾向，但其思想仍囿于“知識二分法”傳統之中。
30年代后期知識社會學又分化為若干分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分支，一是集中探討日常知識的社會根源，它導源于現象學傳統；二是考察知識與外部社會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它沿襲解釋學研究傳統。至于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實證主義研究傳統在這兩個分支中均有程度不同的體現，其中，現象學傳統的代表人物舒爾茨受胡塞爾現象學思想影響，他的目標是要為知識社會學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方法，即社會現象學方法，旨在解釋知識的意義構成及充當知識生產之實在的社會建構。此后，知識社會學的發展圍繞著這兩個分支又形成了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兩大陣營，前者傾向于將自然科學知識從社會決定論中分離出來；后者通常被稱為“新”，它進一步揭示了社會對知識的決定作用，并將這些知識同其賴以產生的物質存在方式加以對照。這兩個陣營分別在美國和英國找到了各自的歸宿，美國是實證主義陣地，英國是“新”陣地，前者強調個人因素和歷史方法論，后者強調社會因素和環境制約作用。
總之，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留下的問題也不少，首先是兩類知識的劃界是否合理？劃界的標準是否成立？科學知識該不該享有特權？其次是兩種文化之間存在的歧視現象該不該消除？科學知識該不該免予社會學研究？所有這些問題均留待人們進一步思考。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
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留下的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它們不僅為社會學家所探討，而且也為哲學家所思考。晚年的維特根斯坦開始對自然科學知識享有免予社會學研究的特權提出異議，認為科學知識也有其限度，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文化現象。他進一步指出，知識就其本性而言是社會的，我們與他人互動、加入其他群體不能歸于偶然因素，他人與群體是我們認知過程的具體語境，它構成了我們知識信念及知識的全部內容。按此線索，維特根斯坦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奠定了認識論基礎，他明確表示了對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懷疑，這種態度直接危及兩類知識的劃界標準。他還認為，在科學文化的早期進化階段，任何信念只要得到社會的認同都可能被人們視為真理而加以接受。正如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布魯爾所言，維特根斯坦無論是對一般事物的刻畫，還是對科學家的悉心描述，甚至對數學家論據的分析，均滲透著社會學特征。
哈貝馬斯的批評也極有分量。他試圖確立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知識只是知識體系中的一種形態而已，它的存在是為了滿足人類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們在發展這種知識時不可能不滲透利益因素。哈貝馬斯的意圖在于：他想借助對科學知識的利益解釋來否定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感情中立假設，而這對于奉行培根主義的科學始于觀察，經驗事實是建立在客觀觀察基礎之上，科學理論又是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之上的歸納方法來說是致命的一擊。此外，他還強調解釋學和批判的重要性，認為認知主體不可能是被動地、無情感地面對客體，而是有目的地作用于客體，人類的利益動機才是維系科學活動的根本動力。
以上幾位大師雖有懷疑主義的批判精神，有啟發人們對傳統知識社會學遺留下來的問題積極思考的導向作用，但真正實踐并致力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愛丁堡學派。他們在廣泛吸收舍勒思想和馬克思思想的基礎上，在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領域做了大量工作。他們一方面通過批判曼海姆知識社會學，尤其是傳統的知識劃界標準來達到對自然科學和數學等領域知識體系進行社會學考察；同時，他們否認真理的一致性，以超越理性的標準來證明各種理論體系不僅會產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論據，而且還會產生出各自合理合法的標準。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廣泛汲取當代科學哲學思想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堅信經驗知識是滲透著理論的，而理論又受制于科學共同體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獨立于理論的經驗知識是無意義的，所謂的客觀觀察、感情中立等原則在經驗知識生產實踐中是很難貫徹到底的。既然如此，“傳統二分法”也就失去了認識論基礎。由此可見，庫恩的歷史—相對主義思想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打開了哲學上的缺口。
布魯爾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制定了“強綱領”，他認為所有知識，不論是經驗科學知識，還是數學知識，都應該進行徹底研究，沒有什么限制固存于科學知識本身的絕對的、先驗的或真理的、客觀性的本質之中。“強綱領”的主要內容包括：1.因果性。科學知識社會學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識所處的不同條件和產生的原因。2.公正性。公平地對待真的與偽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成功的與失敗的信念，兩方面都要解釋。3.對稱性。解釋的方式是對稱的。4.反身性。它的解釋同樣適用于社會學本身。布魯爾的上述思想至少從認識論意義上回答了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留下來的全部問題。
巴恩斯則從解釋學維度積極建構其“利益模型”，認為傳統知識社會學將數學及自然科學知識拒之于門外是錯誤的，科學知識也應置于社會學研究之下，服從社會學因果分析。巴恩斯進一步指出，科學知識的產生過程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解釋：要么作為默禱的產物，這就是無私利性的個人被動面對實在的產物，如笛卡兒主義者所理解的，科學家頭腦應脫離科學家本人的情感、生活方式、信念之類的主觀因素去觀察世界；要么是在特定環境中為具有特殊技巧、特定利益的個人或群體所生產。巴恩斯主張后者，他認為科學理論的評價和接受與否也是在科學家個人偏愛及群體利益追求中得以進行的，科學知識本質上是在個人偏愛與群體利益相協商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產品，是在特定群體利益，有時是在民族利益驅動下得以建構的社會產品。
巴斯卡也積極從事建立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工作。與布魯爾、巴恩斯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張方法論上的相對主義，即對兩類知識的劃界標準作相對主義理解，既達到對傳統的“知識二分法”的批判，又兼顧自然科學知識的特殊性。至此，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終于有了自己的概念基礎和理論構架。在該學派的長期努力下，終于實現了由傳統知識社會學向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歷史性轉變。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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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相對主義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簡稱SSK)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主張迅速產生了國際性影響。屬于SSK流派的有愛丁堡學派、巴斯學派、巴黎學派等。一般來說，愛丁堡學派是SSK流派中發展最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學派。科學知識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是由自然界決定的，還是由社會決定的?按傳統的看法，自然界對于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實證主義者認為來自自然界的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自然科學知識；反映論者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反映。而社會建構論者則否定或貶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界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社會性地構造出來的，在這一構造過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會建構主義確實把對知識社會性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思想淵源、理論來源和社會背景進行探析。
一、SSK產生的思想淵源
知識社會學是隨著社會學的出現而產生的。“知識社會學”這一概念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來的，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確立于20世紀20年代。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先后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馬克思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來說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赫克曼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也給出這樣的評價：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
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所有人都對把自然科學列入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圍的可能性持有異義，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的長期脫節。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科學知識)，它根本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故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如宗教、意識形態等)，它明顯地受社會歷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和局限性。這被稱為“知識二分法”。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及科學知識便以其效用性、嚴密性、權威性而在人類社會中占據了越來越突出的、甚至是無與倫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學主義者看來，科學幾乎是全能的和有益無害的。正是由于這種科學觀，傳統的社會學家也賦予了科學的特殊的地位，傳統知識社會學不去關注對科學知識的研究，僅僅限于非純粹知識的研究，如知識社會學研究早期代表、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他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的社會決定”的思想，也從社會角度把思想解釋為一種反映在宗教、合作機構等集體表現之中的集體現象。他認為知識是同社會秩序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由于這種需要才從社會聚合的基本原則中產生出構成集體表征結構的精神范疇。但是關于科學知識能否進行社會學研究時，迪爾凱姆認為，有關科學的社會學研究是可能的，但這一研究比對其他的學術活動領域的研究有較為有限的形式。原則上，我們可以說明社會發展如何帶動了科學的出現，我們可以研究科學共同體是否具有某些與眾不同的特征，能夠使科學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見、成見和學術歪曲；我們也可以分析科學專家的少數派觀點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會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們難以對科學知識提供社會學的解釋，因此就其內容而言它是真實科學的，是獨立于社會環境的。
對知識社會學的形成與發展作出長期努力的德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受的影響，超越了實證主義的傳統思維方式，在社會存在與意識的互動關系基礎上，認為科學的世界觀并不能唯一逼真地描述“絕對客體”。舍勒的突出貢獻在于：他對自然科學知識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戰，對兩種文化之間的歧視現象表示出了強烈不滿，這為日后科學知識社會的興起奠定了思想基礎。
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社會學；歷史背景；科學哲學；科學史
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其發展脫離了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它不再把科學看成是具有獨特精神氣質的社會體制來加以分析，而著重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考察。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轉向不僅造就了歐洲知識社會學在科學社會研究領域的復興，而且從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都脫離了傳統的科學社會學。
事實上，70年代中期以后，在科學社會學日趨成熟的同時，它所遭受的批評和挑戰也日漸增多。一方面是對默頓學派的兩個基本理論：四條科學規范和科學獎勵系統進行批評；另一方面，對整個傳統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對默頓模式提出了批評。科學社會學所遭遇的困難并不是孤立的，這有著深刻的哲學和歷史背景，也正是這種哲學和歷史背景導致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科學史背景
科學史是最早出現的研究科學的學科，因此科學史的研究方向自然極大地影響科學社會學的研究。20世紀近大半個世紀，在科學史研究領域中，30年代是“外在論”占據優勢，而二戰期間和戰后20多年，占主導地位的卻是“內在論”。“內在論”者更多關注的構筑一幅前后一致的科學進步圖像，而較少考慮，或即便是注意到了科學演進中的爭論，也只是先人為主地肯定或否定了爭論的某一方。雖然庫恩提醒內在論者，“在重構歷史的過程中‘科學家應當特別留意他的對象的明顯錯誤，這不是因為錯誤本身而是因為這些錯誤揭示了更多的實際思想，而不只是給出科學家如何記錄下現代科學家依然保留的那些結論和論據’。但實際情況仍然難盡人意。”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的“外在論”浪潮又重新占據優勢。70年代以后復興的“外在論”決不意味著簡單“返回”30年代的“外在論”，而是對過去全部爭論中所蘊含的概念意義進行一次徹底再思考，這個再思考導致了新型研究方法迅速進入“科學”(確切地說是進入“自然知識”)。默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家在科學史的研究中，雖然對科學發現中的“優先權”之爭進行了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科學爭論來理解科學的運行過程，但其過多地訴諸于心理因素，而忽略了更深層次的分析。這時，科學的重心發生了變化，從“內部”的思想史轉向復雜文化整體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英國科學哲學家海斯也談論到這個問題，她認為，科學史界關于內史和外史的傳統爭論或嚴格界限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正在消失，科學史的研究注意到了科學理論信念體系的社會條件。
與科學史戚戚相關的科學社會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70年代中期開始了深刻的變化，如布魯爾、巴恩斯、夏平等人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發現：在人們以為最純粹的理論科學領域，如數學、物理學領域仍然是社會力量在起作用，科學發展并不完全是靠它本身的理性力量，科學工作也與非科學工作一樣是從無序到有序，科學并不先驗地比其它知識形式更優越，科學的思維模式也可以與傳統的思維模式進行比較。因此，著重對科學知識進行研究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正是在這種科學史發展背景中滋生蔓延。同時，科學知識社會學也化解了科學史研究中內外史的矛盾，因為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研究，不僅關注科學理性對知識的影響，也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作用。當然，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也離不開更大范圍的科學哲學背景。
二、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科學哲學背景
實際上，默頓學派科學社會學的哲學“搭檔”是統治科學哲學領域40多年的邏輯經驗主義。邏輯經驗主義遵循l8一l9世紀理性主義傳統，堅持知識“二分法”，認為科學知識是實證的、客觀的和線性積累的。理論的選擇有統一的客觀標準，判斷知識是否科學應訴諸于經驗證實。這種哲學觀點主張對科學進行純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種非理性因素，把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加以高度邏輯化和形式化，把對科學的研究局限在認識論的范圍內，似乎科學只是個別科學家從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項集體的或社會的事業。這不但使社會學家從一開始便假定科學知識是“純理性”、“純客觀”的，而且使科學社會學限于研究科學的“合乎理性”的社會關系，使科學社會學不過是“純理性”科學家的社會學和科學職業的社會學。正是實證哲學的影響，使人們排除了對科學知識過程進行社會學研究的可能性。可以這么說，科學哲學中邏輯學派的基本觀點，滲入到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基本假設中來。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最初并非從社會學理論本身，而是從科學哲學的爭論中引發的，更確切地說，是從打破傳統科學哲學中科學知識的實證主義“標準”觀點而開始的。
60年代初，庫恩發表了《科學革命的結構》，代表了科學哲學歷史學派的出現，隨著波普一庫恩的爭論，庫恩的著作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產生重大影響。庫恩學說的核心——“范式”學說超過了傳統的哲學概念的范圍，除了理論學說和概念以外，它還包括了科學家使用工具、在科學活動中范例的選擇等等內容，特別是他把“范式”概念與“科學共同體”聯系起來，范式的內容包括了科學團體從事科學活動的一切內容。也有人認為庫恩的觀點是與英國科學哲學家波朗依的觀點一脈相承，因為波朗依早在1942年就提出了“科學家共同體”的概念，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認為科學不是開始于觀察和實驗，而是開始于進入科學家集體，進入科學家組織。然而，無論怎樣，庫恩理論的影響結束了邏輯學派在科學哲學中的統治地位，以邏輯經驗主義為科學哲學背景的默頓學派當然也就難逃厄運。
庫恩理論認為：所有科學知識都是由科學活動的特定“范式”決定的。離開了“范式”，科學的評價本性不可能得到理解。庫恩同時還提出了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交替的發展模式，常規科學就是在范式指導下解決難題，而科學革命則是以一種新范式取代原有的舊范式。庫恩的范式學說、費耶阿本德的多元主義方法論、漢森的觀察滲透理論以及其它相關的科學哲學思想與知識社會學的傳統有緊密的關系，它們直接影響了70年代中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這種科學知識社會學力圖突破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的局限，堅持把社會學的分析應用于自然科學的知識本身，并且倡導了某些經驗研究的方法。
應當提出的是，以后出現的后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家(如拉卡托斯和勞丹)的工作，他們確有區別于邏輯經驗主義的地方：他們受到庫恩的常規科學傳統以及“范式”思想的鼓舞，提出了“方法論綱領”和“研究傳統”理論。但他們認為科學家選擇一種“進步”理論是理性行為，無須進一步解釋這些行為，而那些依賴著“退化”理論的科學家是無理性的，解釋這類無理性行為是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任務。后經驗主義的這一基本立場和邏輯經驗主義如出一轍，因此，后經驗主義科學哲學與科學知識社會學有較大的沖突。
總之，科學知識社會學在70年代中期首先是在英國出現，這與英國的研究傳統和研究者的知識背景有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愛丁堡學派，如巴恩斯、布魯爾、埃奇等人。另外，巴斯大學的柯林斯、約克大學的馬爾凱，他們的研究重點也都是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說明，如柯林斯提出了“相對主義的實證綱領”。他們通過著書立說和學術交流互相影響、互相補充，形成了英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學派。而法國的拉圖爾在70年代后期運用人類學方法，對美國一個科學實驗室進行實地考察，對在實驗室進行的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作了社會學的分析，著有《實驗室生活》，在歐洲聯盟和美國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結束語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自上世紀7O年代中期產生以來，一直致力于對科學的知識進行懷疑和批判，試圖說明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科學認識的成果無不包含著社會的內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利益模式”為我們認識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背景
自從“正統的”科學哲學提出的科學的客觀性以來，對科學的客觀性懷疑，不僅不斷地來自科學哲學內部，以至發展到先是歷史主義學派對客觀性的弱化，再到后現代思潮者那里時，科學的客觀性已無任何立錐之地。除此以外，還有來自哲學以外的解構形式和途徑，而這些當中要首推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客觀性的解構最為有力、徹底。
以默頓科學社會學為直接的理論來源，以知識社會學理論為間接的知識來源，在經過社會學和哲學對曼海姆知識社會學所留下的問題(主要是兩類知識的劃分是否合理，劃界的標準是否成立，科學知識該不該享有特權和科學知識該不該免于社會學研究)的探討以及反思科學社會學幾十年的發展歷程而出現了科學知識社會學。這是由于發生在歐洲的這場科學社會學的研究注重的是科學的“實質性理論”(即科學知識過程)的研究，故一般人常稱其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又由于那些研究學者們的工作大多從庫恩思想中獲得過重要啟迪，故也有人把這些工作籠統叫作“后庫恩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20世紀70年代末獲得迅速發展。這一思想來源于維特根斯坦和哈貝馬斯的懷疑主義批判精神，這種懷疑主義批判精神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起著導向作用，晚年的維特根斯坦開始對自然科學知識享有免于社會學研究的特權提出異議，認為科學也有其限度，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文化現象，并進一步提出知識就其本性而言是社會的。按此線索，維特根斯坦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奠定了認識論基礎，他明確表示了對科學知識普遍一致性的懷疑，這種態度直接危及兩類知識的劃界標準。哈貝馬斯的批評試圖確立這樣的事實，自然科學的知識是知識體系中的一種形態而已，它的存在是為滿足人類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們在發展這種知識時不可能不滲透利益因素，哈貝馬斯的意圖在于:他想借助于對科學知識的利益解釋來否定科學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情感中立假設，而這對于奉行培根主義的“科學始于觀察，經驗事實是建立在客觀觀察基礎之上，科學理論又是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之上”的歸納方法來說是致命一擊，此外哈貝馬斯還強調解釋學和批判的重要性，認為認知主體是有目的的作用于客體，人類的利益動機才是維系科學活動的根本動力。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中心就在于說明科學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在于說明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科學認識的成果無不包含著社會的內容，最終得到其提出的科學知識是非描述性的，而是社會建構的主旨。真正實踐并致力于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英國的愛丁堡學派。
二、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
愛丁堡學派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英國愛丁堡大學的一批社會學和歷史學學者成立的“科學元勘小組”，小組成員基于默頓科學社會學的理論困境，決心以科學知識的內容與社會的關系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題，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群體稱為愛丁堡學派。愛丁堡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瑞·巴恩斯(BarryBarnes)、大衛·布魯爾(DavidBloor)、史蒂文·夏平(StevenShapin)以及安德魯·皮克林(AndrerwPiekering)等，愛丁堡學派受后庫恩科學社會學影響較深，該學派所關心的是:解釋信念或知識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歷史文化條件下，為什么得以產生或維持。曼海姆早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一書中就提出過這樣的思想:某些人相信某些信念是由社會因素決定的。但這種思想隨即出現了到底是“什么人相信?”和“何種信念有其社會根源?”的問題，因為傳統科學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把信念分成截然不同的兩種:一種是數學和自然科學，另一種包括宗教、道德、智慧等，前者被認為是質樸的，不為任何社會利益上的考慮所左右;而后者則是懷疑的，意識形態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驅動的，因而是社會的。正如當代杰出的知識社會學家斯塔克(Stark)認為的:“因為人們關于自然的事實是他發現的，而文化事實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這兩種情形中，知識的社會決定是不同的。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科學知識積累的解釋進行了批判，隨著科學知識的發展，大量的理論和原理被懷疑，并且成功被替代，庫恩認為這些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和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既然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一樣，并非以純積累的方式變化，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考察自然科學的產生及其維持一定要求助于社會原因呢?愛丁堡學派對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巴恩斯指出:“科學沒有任何特權，因為其信念與實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應關系，因而其文化傳播過程與其它領域所采取的相比，絕沒有更重要之處。也就是說，科學不應該被認為在認識上優于其它任何信念和知識體系，因此，對科學知識內容的解釋，就不能再囿于以往那種忽視和否認社會因素作用的解釋模式。
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布魯爾在其開創性的著作《知識及社會意向》中提出了“強綱領”(StrongProgramme)(相對主義建構論方法的別稱)，他認為:所有知識，不論是經驗科學知識還是數學知識，都應該對其進行徹底的研究……沒有什么特別的界線存在于科學知識之中，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及其客觀性的特殊本質之中。“強綱領”的“強”具體體現在它要公正地對待所有的信念體系，不論是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以使社會學方法能應用于描述一切知識體系，包括數學和邏輯學這樣遠離經驗的科學，開創了一種社會化認識論，堅決主張:科學地研究科學知識的性質。具體來說“強綱領”可以定義為以下四個信條，即(1)因果性。它應當是表達因果關系的，也就是說，它應當涉及那些導致信念或各種知識狀態的條件，當然，除了社會原因之外，還會存在其它的、將與社會原因共同導致信念的原因類型。(2)公正性。它應當對真理和謬誤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即都毫無例外地要求經驗調查并對它們產生的原因給予公正的說明。(3)對稱性。這是就其風格而言的，就是說，同一些原因類型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信念。(4)反身性。這是就原則而言的，其各種說明模式必須能夠運用于科學知識社會學自身，和有關對稱性要求一樣，這種要求也是對人們尋求一般性說明的要求的反應，如果不是這樣，科學知識社會學就會成為一種長期存在的反駁其自身的理論。對于以上四條，要特別注意因果性中提到的其它原因，這些原因是指諸如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理的、認知的和感覺經驗的等因素。愛丁堡學派認為由于在“實在”和我們對“實在”的陳述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必然聯系，因而因果性也即意味著我們不可求助于那種在科學和自然現象之間預先設定聯系而排除其它可能原因的做法。公平性告訴我們對于進行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沒有必要陷人“真理和理性究竟意味著什么”這類毫無意義的問題之中，這樣的問題對信息存在的解釋而言是多余的，毫無必要的。對稱性要求對于兩種不同的情況盡可能地運用同一種類型的說明，布魯爾打比方說:生理學的目標是說明健康的有機體和病態的有機體，機械學的目標是人們理解正在運轉的機器和出了毛病的機器、依然矗立的橋梁和已經倒塌的橋梁。反身性很明確，即科學知識社會學是其自身的原因，它自己首先要能夠合理地被解釋。“強綱領”在知識論的研究方面認為:“知識”是“任何被集體地接受的信念系統”。知識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科學知識，而且還包括其它時代的文化中相當于科學知識作用的神話、魔法、宗教等各種信念系統，科學知識與其它信念系統具有同等的地位，因而也應該與其它知識系統一樣接受社會學方法的研究。
“強綱領”在真理觀的研究方面認為:所謂一個理論的真理性的確定，常常是在它被選擇并運用于實踐之后，在因果說明中逐漸反映出來的，即社會為獲得真理的心理體驗提供或強加了很多因素，因而社會因素也就成為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根本不存在真理符合論，真理與“實在”的一致性形式是多樣的，要想給真理下定義，最好是從真理的功用性著手，并且還把真理看作是一種文化符號，即關于“真”的信念是相對于特定社會和特定文化共同體而言的，不存在超歷史、超文化的真理標準，從而對科學的客觀性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態度。
三、愛丁堡學派的“利益模式”
“利益”是愛丁堡學派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但是把“利益”引人對知識的社會學說明并不是愛丁堡學派的首創，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采用了階級利益分析方法開展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斷言:一個時代統治階級的觀念，是受統治階級的利益決定的，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意識形態，并提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命題。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是在客觀世界提供的自然環境中演進的，這個環境不斷地被人類的行動所改造，在改造的同時，人類創造出他們的生存方式，從創造活動中產生了社會關系，同時也創造了關于這個世界的知識，這些知識反映了各種社會群體的利益，并受到在當時特殊生產方式下盛行的意識形態的制約，它們既被用來操縱自然現象，又被用來支持或改造現存的社會關系。事實上，馬克思并未把科學與意識形態同等看待，他認為自然科學的關注焦點和發展速度或許為社會條件所決定，但科學的概念工具和實質結論卻并非如此。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一模式開始被用于對科學和知識的社會學研究，曼海姆深受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思想的影響，在他的兩部奠基性著作《認識論的結構分析》和《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中，曼海姆著重強調了知識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試圖用因果鏈將知識與外部世界聯系起來，認為知識就其社會學意義而言，不僅取決于人們的社會地位、身份及階級利益，而且扎根于特定的文化類型之中，并且肯定了利益是影響知識的一個因素。由于曼海姆是在對知識的二元劃分的基礎上談利益對知識的影響，所以是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受利益因素影響之外的。默頓命題的第二條強調了經濟和軍事的功利性在科學組織化過程中的作用，似乎帶有一些階級利益的因素，但是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僅僅停留在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做外部的說明，雖然有一些利益影響的因素，但其利益對科學的影響同樣不觸及科學知識的實際內容，只是對科學知識的關注焦點、課題方向以及特定領域的知識何以得到迅速增長的外部體制的說明。
愛丁堡學派使用“利益”的概念是為了解決強綱領中提到的“歸因問題”，按照強綱領的思路，科學知識與社會因素之間普遍存在著因果關系，如果用A代表某種社會因素，用B代表某個科學概念或理論，則A>B成立。愛丁堡學派認為巴恩斯所說的社會因素就是利益，即“思想或信念是否以及如何能被認為是社會階級或其他集團的特殊利益的結果”，可以使用“利益”作為一種解釋資源，對科學知識的擴展和應用及其與行動者的目標之間的關系進行社會學的因果說明。這些利益可以是社會體制上的或經濟體制上的，也可以是宗教上的或專業事務上的，有兩個案例可以用來說明利益理論:(1)巴恩斯列舉了20世紀生物學界在進化論觀點和遺傳觀點之間發生的一場激烈論戰，論戰的雙方分別是以卡爾·皮爾士為代表的生物統計學家和以威廉·巴特森為代表的“孟德爾主義者”。前者認為:生物繁衍是一種通過變異的連續選擇而進化的過程，這種過程是可以預知和控制的;后者則認為:生物的繁衍是一連串的突變過程，這個過程根本不可預知和控制。兩種觀點可以說是針鋒相對、截然相反。那么其根源何在呢?巴恩斯認為根源在于雙方的利益沖突，他認為，皮爾士的進化論觀點與新興的優生學密不可分，優生學主張通過逐步改變社會中不同人群的相對出生率來改善種族，其理論基礎是進化論，并且直接代表著新興中產階級的利益，是主張社會進步的。而巴特森之所以強調生物繁衍的不連續性和不可預知性，是因為他的立場保守，其階級利益依賴于傳統的社會秩序，害怕社會的進步，宣稱社會突變的時刻還沒有到來。(2)皮克林則利用職業利益來解釋一些學術之爭。他認為:對每一個科學家來說，都會存在一些更有利于其工作的資料、理論或模型，由于每一個科學家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投人了大量的時間，因而他們傾向于承認那些與自己的認識利益相吻合的新成果。如在分析萊夸克時，皮克林同樣使用“利益”分析工具，認為當時新發現的粒子在解釋上存在“色”和“味”之爭，而“味”能夠取得勝利，是因為對新粒子做“味”的解釋更符合主流傳統的利益，也更能體現權威物理學家在其中的影響等。
事實上，利益模式所要說明的重心不在于知識的真偽問題，不關心在被接受的理論中哪一種更能反映事實，哪些方面更合理，而只關心知識是否為科學共同體乃至整個社會所承認和接受，以及探討這種理論被這個階級承認和主動選擇接受的原因所在，由此得出:不同的利益決定不同的科學理論。也就是說，利益是分析知識狀況的必要因素而不是充分的因素，利益并不必然導致某種知識主張，但某種知識主張背后一定存在某些利益緣由。后來才逐步上升為利益是科學理論的決定性因素的。利益模式的出發點倒是可以接受的，而由此上升的夸大利益的決定作用則過于偏激，讓人難以接受，其實利益也像其它社會因素一樣，至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對科學知識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干預作用。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指出，傳統的科學知識觀抹煞了科學的社會性，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通過科學爭論、實驗室研究和科學文本話語分析，科學知識社會學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了重要論證，并試圖促進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徹底否認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宣稱“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社會建構”，結果導致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裂隙進一步加深。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簡稱SSK)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英國誕生后發展勢頭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國外社會學研究領域占據主流的地位。但在國內，人們對SSK的認識卻只能說是剛剛起步。國內對SSK的最早介紹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南開大學的劉甭浦教授在其主編的《科學社會學》一書中對SSK有初步評價。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第一本對SSK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一些主流的社會學和哲學雜志也開始密集地翻譯SSK的論文，一些出版社則系統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盡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評，但筆者認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對其作深人的反思，并從中得出有益的東西，則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產生的理論傳統及歷史背景
1. SSK的學術思想淵源。SSIC有多種學術思想淵源。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凱聲稱，他們是在庫恩的哲學思想影響下，在批判了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后，研究科學知識的相對性和社會內容的學派。科學社會學家本·戴維指出:這個學派是在“反實證主義”哲學(、現象主義、社會學中的人類學方法)興起和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建構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并且，它與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相聯系。國內研究SSK的著名學者劉華杰則認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圖賓根學派的“教會編史學”、舊知識社會學、科學哲學家庫恩后期的哲學及對傳統科學哲學的反對。據此，可以這樣認為，SSK既是對傳統知識社會學的繼承，也是對正統科學社會學的批判，更是在科學哲學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2. 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僅僅從思想淵源上解釋SSK的產生，并不能完全說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迅速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科學人文大戰的最主要根源，還必須對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予以特別的關注。在西方，自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以來，硬科學(自然科學)在其自身發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如巨型化、實驗周期延長等，其負面影響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人們對科學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續的喪失。而另一方面，向來被自然科學壓倒的人文科學認為科學實驗室獲得的太多資助與其產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極力反對政府對自然科學的過多投資，認為人文科學應該享有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以上這些情況誘發和助長了對科學本身的考察，為以反對科學權威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發展契機。在過去，國內對SSK社會文化背景的介紹普遍有所忽略，而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產生和發展的關鍵。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
SSK誕生于英國，后來走向歐洲其他國家、美國等。其在歐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魯爾(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馬爾凱(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圖爾(Bruno. I，atour )、謝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國的知名學者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學者從科學爭論、實驗室方法、科學家的文本及話語研究這三個場點展開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觀點從產生到分化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既有極端的也不乏溫和的。下面是SSK學者的一些主要觀點: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學知識產生過程中的決定作用。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科學知識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鏡”，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了什么是科學知識，自然界作為科學爭論的首要及最終仲裁人和確定者，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SSK學者認為，科學思想并不是由客觀的經驗觀察來檢驗的，人們也并不是按照與事實證據一致的原則來對相互競爭的理論進行選擇的，因而，以往人們將自然界的性質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圖爾認為，一個被科學家作為事實而接受的陳述被視為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但這一點并不會使這個陳述變成真理。謝廷娜也說;“在實驗室里我們找不到描述主義所看重的事實和現實，實驗室所表現的是盡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這一看法上走得更遠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稱:“在科學知識的構造中，自然界僅僅擔當極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總的說來，SSK學者認為，自然界不能決定什么是真理性認識;科學不會是建立在經驗證實原則上的高度客觀化的事業，其客觀性極弱;不是自然界決定科學知識的形成，而是科學家的社會行為決定了自然規律要如何界定;科學理論并不是對自然的真實反映，自然界在確定科學的本質和真理上沒有任何發言權。
2.科學知識在本質上是由社會建構的。正統的科學哲學家們向來認為，科學研究中存在發現和辯護兩個過程，其中屬于內部因素的辯護過程(歸納、邏輯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學從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會影響的。SSK學者則認為，恰恰相反，科學具有極強的與境偶然性和當地特質，社會性因素對知識具有更強的制約作用。馬爾凱曾這樣斷言:“……至此，我已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即科學的內容就產生于科學外部的社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可以說，幾乎在SSK學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學的社會建構性質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們尤為強調的是社會交往在科學知識形成中的作用。在《實驗室生活:科學事實的建構過程》一書中，拉圖爾和伍爾格詳細考察了科學研究人員在實驗室是怎樣交往的，科學論文又是怎樣在這種交往中產生的。而謝廷娜則重點強調，科學知識不僅受科學研究人員內部交往的制約，還受外部社會交往的制約。例如，為了得到工業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幫助，為了得到政府官員的支持，為了在大學里謀取一個職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學研究者改變自己研究項目的名稱和程度，甚至改變自己科學論文中的關鍵內容。總之，SSK學者堅持認為，科學知識其實就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3.科學知識評價實際上是科學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競爭。SSK學者認為，經驗事實和邏輯程度并不能確定什么是科學知識，因為它往往無法判斷什么是好的理論。一個科學成果得到確認其實是科學家磋商(negoianon)的結果，而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就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科學知識在商談與決定的鏈條中得以構成，這是一個包含修辭手法、語言技巧、科學家威信以及其他符號資源在內的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其中資源關系、利益的融合與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實是被集體界定的，任何知識體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體認可的陳述。”他還堅決認為，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知識的社會磋商應該是一個合法的、實質上是一個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討的知識社會學的主題。
4.科學其實與其他文化一樣，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優越的地位。布魯爾指出，人們以往是通過把科學當做某種圣物來對待而使其不受社會學審視的影響的，這其實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他提出的強綱領性核心原則—對稱性原則主張應當用同種類型的原因來解釋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學者看來，科學就是一種文化，也是處在一定社會建構過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對的，沒有名副其實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學的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進一步地，SSK學者還認為“學科間的界限是約定性的，要使這些界限具體化，要把它們視為內在于不同領域或不同學科之間的不可違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種錯誤”，而“這些界限與保護和維持這些社會集團自身的認知權威、智力霸權、職業構成以及借助于這些界限能夠控制的其他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直接相關”。總之，SSK從科學是一種文化出發，否定了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認為科學并不優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識體系，也并不比社會科學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SSK對長期以來“科學思想和發現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科學家研究自然規律的行為是受嚴格獨特的科學規范和理性程序指導的，它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戰。它以強調社會因素對科學的重要影響為基點，提出了一系列反對傳統理性主義、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觀的主張，就這一點而言，SSK有其創新和值得借鑒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學知識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形態在認識活動中的獨特作用，走到了極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眾多的非議。
三、對SSK的批評
SSK關于科學本性、科學與社會關系等觀點，已經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課本和權威部門制定的科學家行為規范吸收進去。在這一點上，SSK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預期目標，成功地為自己的發展贏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試圖把“理性”包含在“社會”之下，由此遭到了來自多方面的批評。這里主要討論來自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及科學社會學的批評。 1.來自科學家方面的批評，最顯著的莫過于索卡爾大戰。在這次科學人文大戰中，以美國物理學家索卡爾的詐文為導火線，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眾多科學家對SSK及其他一些后現代主義理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其規模空前。索卡爾指出:SSK及后現代主義者近年來的一些主張明顯是一種放縱的胡說。比利時理論物理學家讓·布里克蒙特對SSK的許多主張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證據對理論的不確定并沒能瓦解科學的客觀性，相反使科學的成功變得更為卓著。生物學家威爾遜則認為，SSK要擺正位置，把社會決定奠基在被檢驗過的和認真思考過的客觀知識基礎上才是科學的一切。佛蘭克林對兩個經典案例(柯林斯的實驗者回歸和皮克林的建構夸克)進行分析并表明:科學家選擇某些理論或概念(如皮爾遜的四元相關系數、物理學家偏愛史坦福大學的E122實驗而不是華盛頓一牛津大學的實驗)，是有著可靠的科學、實驗與數學等方面的認識根據的，而不是靠科學家偏好或意識形態(如優生學的意識形態)的驅動。
2.在科學哲學家的批評中，勞丹與布魯爾關于科學信仰解釋權之爭最有影響。勞丹1981年在《社會科學哲學》雜志上撰文，認為SSK是一種偽科學，其主張是荒繆的，“當且僅當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說明時，知識社會學才可以插手對信念的說明’，。⑨勞丹堅信迪昂一奎因論點(理論不確定觀點)不妨礙科學合理性標準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經驗在科學理論選擇中的作用。對SSK主張的對稱性原則，勞丹認為，對稱性只是一種虛幻，因為不論是科學研究的個體抑或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可能對稱。而在社會學解釋模式是否為科學信仰的科學的、惟一的、優先的解釋模式這一問題上，勞丹認為，科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類活動而不只是社會活動，社會學解釋模式不會是惟一的和優先選擇的模式。
3.科學史家的批評則在于，他們認為SSK的科學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歷史常識性錯誤。科學史家平林克通過對歷史事實的檢驗指出，在夏平與謝佛的“霍布斯一波義耳之爭”案例研究中錯誤地表述了歷史，歪曲表達了波義耳和霍布斯的實際工作。歷史學家瑪格麗特·C·雅各布指出，拉圖爾對17世紀近代科學誕生的社會學分析在史料上存在著嚴重的錯誤和歪曲，其對英國歷史的相對主義的診釋常常忽視了某些歷史關鍵點，是通過譴責“現代性制度及其實踐而獲得的”。
4.在來自科學社會學方面的批評中，默頓學派指責SSK的做法是危險甚至是“發瘋”和“邪惡”的，因為它摧毀了最牢固的人類知識大廈，會導致一種反科學。“利益模式”是SSK理論主張中最受科學社會學家批評的。朱克曼認為:“斷言科學知識反映生產這些知識的群體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釋為什么社會利益明顯不同的科學家會經常持有相同的理論立場，也不能解釋為什么有些科學家所采取的理論立場是與他們的階級或職業利益相反的。”本·大衛則指出:“即使科學知識與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間存在聯系，這種聯系也從未超出最初的創始階段。例如在麥肯奇和馬爾凱討論的英國統計學案例中，精英主義、優生學與統計學方法之間的聯系，在皮爾遜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學社會學家看來，利益模式的問題不在于將科學知識歸結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這種磋商實際上是怎樣進行的，以及為什么在這種磋商過程中論戰一方會逐步占據主導地位。
盡管受到來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評，SSK的強硬立場并沒有改變。1991年，布魯爾在其再版的《知識與社會意象》后記中宣稱，現有的批判無法改變他對強綱領的堅定信心。布魯爾的同盟者更是鼓勵SSK研究者們不要恐慌，因為時間將會證明一切!而以科學家為首的另一戰斗方則繼續堅守科學理性，認為SSK應該首先遵循科學的價值服從于嚴格的社會分析原則，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學課題，而不是更貪婪地去攻擊科學研究。就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彼此的基本原則立場都沒有放棄，兩者之間的鴻溝仍在不斷擴大。
四、問題和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