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19 06:35:06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文化管理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傳播人種學；移民傳媒；全球化；文化認同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當前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全球化從經濟領域迅速擴展到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成為與每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客觀存在，并日益影響當前的傳播格局以及傳播研究。從印刷媒介的出現開始，人與人的聯系日益密切，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更是構建了“地球村”，而當今網絡的四通八達，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逐漸交流與融合。全球化創造了多樣的社會文化現象，也促進了不同身份、社會關系以及機構之間的聯系。積累深厚、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巨大的沖擊。曾經的一種擔憂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會變得一體化？相對“弱勢”的文化會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而失去立場，或者說屈服于西方霸權而被同化？從全球化的現實影響來看，它導致了兩種趨勢：一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逐漸向邊緣擴張，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弱勢文化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弱勢文化與主流文化進行持久的抗爭與互動，也導致了弱勢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滲透。因此，全球化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差異性與本土化的存在。“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創造出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進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質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1]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必將影響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對新的經濟方式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體意識，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在這種多樣化、豐富性的文化建構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大眾傳媒突破了傳播的障礙，推進了消費主義與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傳播中的多樣性與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擔了后一種功能，以本國的經濟文化等為傳播內容，構造出符合移民受眾接受標準的信息空間。
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移民數量迅速增長。以美國為例，在加利福尼亞州，移民人數占居民總人數的1/4，在華盛頓的移民比例為1/6，內華達州和佐治亞州在過去十年中外來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國新加州傳媒、美國進步中心和民權教育基金會領導組織聯合的一項媒體調查表明，移民媒體的受眾高達5千1百萬人，幾乎相當于美國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數量的增長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傳媒。移民傳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國的媒介環境中，相對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國文化為主要信息內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創辦或母國媒體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國經濟文化的媒介。移民傳播媒介跨越邊界，進入異域的傳播空間，從而構建起另一種傳媒格局。
一、移民傳媒的人種學背景
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存在不同的種族，各自屬于在繁殖上隔離的群體，他們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對隔離，不同的文化、語言、宗教、意識形態等傳統由此而生。人類學的一些理論強調人的本性和遺傳因素對文化傳統的影響，并從種族遺傳性來解釋文化的差異。大多數人類學家主張的觀點是：文化扎根于每個人，但同時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類學家羅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類性格的許多共性來源于人類所處環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環境中人的經歷、學習和社會活動的產物。環境中的差異和共性就導致了人類的差異和共性，從而產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傳統。[3]因此，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而異族之間的沖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傳統、政治立場與經濟效益。在全球化的傳播環境中，文化界限被輕易打破，原有的文化傳統遭到“異文化”的影響，在新的語境中難免需要進行調整與重構。一些根植于母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往往會變得模糊不清或錯綜復雜。尤其是基于人種差別基礎上的差異，則需要更為漫長的歷才能融合。前蘇聯文學家杰緬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個人終生的、幾乎是最穩定的社會特征。人的貧富可能變化，社會的、階級的和黨派的屬性可能變化，還可以改變。然而，人的民族性則是亙古不變的。當人在自己的民族屬性事實中尋找自尊的源泉時，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補償作用。[4]而移民傳媒就是為了在異文化的空間中爭取本民族的話語權，建立與當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對話空間，以消除基于文化差異的主流人群對邊緣人群的偏見及成見，同時也能增進不同民族與文化之間的融合。
盡管對于每個國家而言，將不同的種族，包括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個整體是一種基于現實的設想，但這種“熔爐”論的理想在實踐中困難重重。當面對異族文化的時候，人們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認或反對這種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證本族文化的穩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數族裔仍然被排斥在當地的主流社會之外，并沒有融入本國的主流文化，他們對該國社會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絕對的歸宿感。比如美國社會中的華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墨西哥人等，都擁有自己社交活動的社區與空間，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難在短時間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們為打造“共同的消費群體”而努力。當異質文化處于強勢狀態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促使自身與其同化，漸漸培養起相同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欲望，也可能會不斷尋求鞏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國處于被處于強勢地位的異質文化包圍的境地。為了解決移民社會地位內在的脆弱性，移民傳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眾之間的橋梁，并成為強化母國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擁有不同的民族根源、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和不同膚色的移民，在異質文化的大環境下，在不同的社會生活空間中實現各自的尊嚴與平等的理想，并繼續追求自由、公正與機會的權利。
身處異質文化包圍的受眾，通過對移民傳媒信息的接觸與消費，能夠幫助其尋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歸屬感由于時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種障礙，不利于與其本國文化進行溝通與交流。人種學的研究表明，移民傳媒能使受眾在全球化危機中構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當今新的世界格局與態勢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覺性增長，對傳統文化的皈依加強了。例如在美國的傳媒消費者之中，有2900萬的外來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國30%的成年人，不只經常接觸移民傳媒，而且他們喜歡選擇自己族裔傳媒，其接觸頻率遠在主流傳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傳媒在構筑受眾與其母國文化交流空間方面作用不可小覷。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雖然文化不斷交融，但并未導致完全的同質化。傳媒集團大規模的跨國發展，一些外來的文化價值觀也隨之跨地域的傳播，但是獨特的民族性表達仍然受到極大的重視。居住在他國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為某一民族成員其共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信仰是什么。他們可能因為母國文化傳統而產生優越感，比如法國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緒，如來自貧困國家和地區的移民。這些不同的接受心態，將會影響媒體信息的接受與傳播。另一個思考的焦點則是移民受眾在異質文化空間中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內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并自覺循之以評價事物，規范行為[7]。每一種文化都存在著在某一個參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來自于其他國家的移民，是被強制性地拋入一個新的參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識別自己。每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適應方式受制于自身的歷史與傳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沖突便是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文化認同，而移民傳媒正是文化認同的其中一個支點。
在海外的文化環境中，移民對本國相關信息的獲取往往十分有限。盡管如此，這樣的信息獲取仍然是他們爭取自我身份認同和尋求歸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為與母國的文化連接。從主流文化對這些移民的態度來看，一方面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亞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對其進行限制，使其處于從屬狀態，以免影響其主流文化的強勢地位。這些亞文化群形成的時候，一個個以之為中心的價值共同體也就出現了。在這個過程中，傳媒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一個連接各個獨立個體的紐帶，也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不斷強化其母國的經濟文化影響。
二、移民傳媒狀況
（一）移民傳媒的受眾群。1、從受眾的組成來看，以移民為主。雖然移民傳媒的傳播內容與其母國文化有著極大的聯系，但由于其傳播的特殊性和針對性，使大多數的消費群集中在移民當中。當然，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其受眾有了進一步的擴大。非移民也能夠通過互聯網、廣播電視等獲取移民傳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國主流媒介無論從信息的權威性、豐富性，以及影響力都遠遠勝于移民傳媒，從而導致移民傳媒的受眾處于一種邊緣狀態。隨著移民文化與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眾的構成也會發生變化。2、從移民傳媒受眾接受心理來看，由于其所處環境存在著與自己母國文化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沖突，受眾渴望尋求到民族和文化的歸宿感，于是，他們對本國信息更加渴求。移民雖然生活在異文化的環境中，但他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原有的風俗與習慣，并希望將這種傳統代代相傳。因此移民傳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國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國的信息，以維系其與母國在文化與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體接觸來看，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亞裔移民中各語種存在很大的分化：來自中國、韓國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賴于本民族語言媒體獲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賓人中，移民媒體的主要受眾比例僅為個位數。西班牙移民對本民族的媒體最忠誠，87%的人稱自己經常接觸西班牙語媒體；其它四個少數群體中，也各有64%的人收聽、收看、或是閱讀母語新聞。在網絡媒體的受眾中，阿拉伯語網站吸引了美國76%的本語種移民；亞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陸自己的母語網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國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這樣做。[8]而傳播學者羅伯特·帕克在其經典著作《移民報刊及其控制》一書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眾對美國文化的忠誠度，以及主流文化對移民報刊的控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二）移民傳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傳媒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移民母國媒體的延伸，又是所在國傳媒體系的組成部分。不僅存在于所在國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國的傳媒大環境中。對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說是一種近距離的傳播。
與本土傳媒相比，移民傳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色彩）更弱一些。因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和平穩定的建設時期，同時，移民在居住國的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當地社會和經濟活動中。于是黨同伐異、政治攻訐一類的內容在居住國的傳媒環境中不再受歡迎，代之而起的是讀者對母國信息的關注和對具有民族特色內容的需求。為了適應移民受眾的需求，移民傳媒盡力增加讀者感興趣的相關的內容。如法國的《歐洲日報》不但開始采用中國新聞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賓的《聯合日報》每周定期刊登對中國大陸各項改革措施的評論，有時直接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電訊稿和特稿。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立場的傳媒相異性大為降低，從而凸現出更豐富的實用性信息。[9]
[page_break]
(三)移民傳媒的發展現狀。世界上的移民報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經濟發達，移民數量眾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東南亞等。以美國的移民報刊為例，來自阿拉伯地區的移民報刊主要有：《阿拉伯之聲》（ArabVoice）、《金字塔報》（Al-AhramNewspaper），華人移民報刊影響較大的有《明報》(MingPaoDailyNews)、《星島日報》（SingTaoDaily）、印度移民報刊有《印度郵報》(IndiaToday)、《印度論壇報》(IndiaTribune)、韓國移民報刊有《韓國日報》(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單從華文移民傳媒來看，第一個移民華文傳媒興起的地區是北美。20年前，美國的華文報業市場基本由部份臺灣和香港移民所辦的中文周報、月刊，以及以臺灣、香港地區為總部的華文報業集團通過美東、美西版的形式進入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的唐人區。自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則占據了絕對優勢。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約有100萬左右的華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華文報業的市場同美國情形類似，主要由香港和臺灣移民所壟斷，其表現形式是以香港和臺灣為大本營的華文報業集團所辦的《世界日報》、《臺灣日報》和《星島日報》、《明報》(加東或加西版)一統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約有30家左右的華文報紙，其中有70%以上為90年代以來由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
其次是澳洲。數字表明：澳大利亞現有的2000萬人口中約有100萬外來移民，其中有近50萬是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現有的華文移民報刊主要有《澳華時報》、《星島日報》澳洲版、《新報》澳洲版以及《華聯時報》。
第三個移民傳媒的熱點地區是日本。在日華人數量的猛增是日本華文報紙得以確立的基礎，目前在日本登錄的中國人近40萬。主要的移民報刊有《中國經濟新聞報》、《中文導報》等。[11]
另一方面，移民傳媒的載體也在發生變化。最初，移民傳媒主要表現為各種紙質媒體的創辦，如報紙與刊物。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電子媒介以及網絡也成為移民傳媒的重要載體，移民傳媒也借此擴大了影響，在更大范圍內將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傳統聯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語境中移民傳媒的生存局限與發展空間
移民傳媒所構建的是兩種本土文化認同，一種關于地域，一種關于民族。從所在國的現狀來看，多種來自母國的文化與價值觀跨越國界，并對移民國家中的文化構成做出了新的闡釋。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國主流文化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移民對自身傳統文化的忠誠度。[12]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從人們世代相因，習以為常的本土文化立場考察事物的觀點之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視野，那就是從跨國的、跨文化的層面去考察傳統文化，這種立場、角度和思路的轉換必然會帶來新的認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對民族與傳統的再發現和再認識。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如何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增強移民傳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響。
隨著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移民的組成也開始發生變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為生計所迫，屬“謀生型移民”，出國的途徑也多是通過親屬移民和勞務移民的方式，血緣和地緣特色重。而現在的新移民則很多是髙學歷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他們出國的途徑更多的是通過出國留學或技術移民的方式，這批人到海外尋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質和工作環境。據一項調查顯示：北京清華大學的工科學生約有80%流向美國，而北京大學的理科學生則有76%到美國深造。[13]一般而言，舊移民由于語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傳統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與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傳媒較為興盛，并且其傳播內容也主要以民族傳統文化為主。作為新移民而言，他們具有更強的海外文化適應能力，但從現狀來看，新移民仍然對民族文化有著天然的親近與認同，從社會交往來看，與本族裔接觸的頻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傳媒仍然十分繁榮。
從當前的移民傳媒發展來看，不僅僅是單一的報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種媒體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歐、東南亞等地，逐步形成了廣播中心與電視中心，并且出現了衛星電視。隨著網絡媒體的興盛，一些留學生紛紛創辦了網絡雜志，傳統報刊的電子版也隨之興起。使得移民傳媒的受眾群體進一步擴大，從而顯示出了新的生機。可見，每一次傳播科技的改變與更新，都推動了新媒體的出現，同時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報刊進一步發展。
另外，集團化也是移民傳媒的另一種發展趨勢。例如華文傳媒中的泛華傳媒集團（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該集團已經在澳大利亞、北美和英國出版16種報刊，在全球的發行量據稱已達20萬份，讀者約有200萬人。[15]
雖然移民媒體已經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畢竟是一種外來文化的載體，這就導致它在現居國的發展，仍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從信息的獲取上看，移民傳媒難于主流媒體，尤其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更是如此。美國紐約獨立媒體協會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調查，調查對象為紐約市及周邊地區32家移民媒體。結果顯示，75%的被調查者認為主流媒體的員工比他們更容易從政府獲得信息，85%的被調查者認為聯邦官員沒有向他們提供具體或有用的信息。[16]
從媒體結構來看，大多數的傳媒產業都集中在主流媒體的手中，并主導著所在國的輿論。以美國為例，少數大型傳媒公司壟斷了全國的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信息傳播業務。而對主流和精英輿論有重要影響并能左右國際輿論的是3家報業集團：《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傳媒《國際先驅論壇報》、《波士頓環球報》、《新聞周刊》等等。[17]
從媒介發展所需的資金來看，移民媒體往往較為缺乏。與主流媒體相比，移民媒體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援，廣告收入與市場空間都相對較低。在美國，每年的廣告花費為1千5百億美元，但是只有30億流向移民媒體。由于沒有充足的財力支持，就會導致移民媒體從業人員、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進一步影響其新聞資源的獲取。
因此，在當今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的發展必須正視這些問題，以探索更為廣闊的空間。不過，我們必須看到，在這樣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仍然有著不小的發展空間來增強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與主流媒體的交流與合作。在居住國的主流強勢文化的包圍中，移民媒體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報道內容以及受眾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體往往有更大的優勢，移民媒體無法與之相提并論。但是，涉及移民母國文化及事務的時候，主流媒體在新聞資源和報道角度上又存在著局限性，容易導致報道失實，誤導公眾輿論。而移民媒體在此時就能利用對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體現出優勢。所以，應盡可能進行兩類媒體的相互溝通，以獲取更為充足的信息資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言論的力量。由于與主流媒體存在著文化傳統、價值觀以及新聞理念等的差別，移民媒體對于新聞事件的評價和觀點與主流媒體不同。尤其是關于移民母國事務的觀點性報道，更應該以貼近本土受眾的視角發表與主流媒體不同的意見，并對居住國的政策做出透徹的分析。由于主流媒體缺乏表達這類意見的空間，而移民傳媒正好能彌補這一不足。
四、結語
在異質文化土壤中培養起來的移民傳媒，是適應多樣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產生和發展的。它在實踐中也表現出了種種傳播人種學的特征，具有鮮明的族群文化傳播和接受的特質，不僅僅表現出與居住國的主流傳媒不同的傳播模式，還影響了世界傳媒的環境與結構，同時也有助于建構從屬于不同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眾身份認同機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移民對其母國文化的忠誠度也有著差別。因此，我們不僅僅強調移民傳媒在保證文化傳統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其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存在。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傳媒在構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注釋：
[1]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5頁。
[2]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1。
[3][美]羅伯特·F·莫非著：《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吳枚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頁。
[4]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7頁。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7]陳明著：《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補議》，2005-07-26。
[8]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9]程曼麗著：《關于海外華文傳媒的戰略性思考》，《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經驗、種族與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網，2005-3-28。
[14]《海外華文傳媒集團的發展》，傳媒研究網，2005-03-23
[15]《調查：紐約少數族裔媒體記者受政府機構歧視》，2005-03-22。
關鍵詞馬拉穆德《店員》猶太文化
美猶太作家伯納德·馬拉穆德(BernardMalamud。1914－1986)曾獲得“國家圖書獎”與“普利策獎”。其代表作《店員》中通過講述非猶太青年弗蘭克·阿爾班在與猶太人莫里斯(Morris)一家的交往中，從一個“街頭浪子”成長為“有責任感、正直、誠實的人”，并最終選擇成為猶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國大蕭條時期下層猶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猶太民族的價值取向與信仰理念。本文略論書中所反映的猶太文化因素。
一、主題簡疏
《店員》的“猶太身份”決定了“苦難與忍受”必然成為其一大主題。“猶太”這個詞，因為猶太人在歷史上所遭受的苦難屈辱，已經萌生了一個隱含意思——“苦難”。在歷史上。猶太人可謂是歷經劫難。從《圣經=》中所載摩西率希伯來人出埃及，到上個世紀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如小說主人公莫里斯所說，“他們受難，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苦難”已經成為猶太文學的母題。
雜貨店老板莫里斯一生窮困。他經營一生的小雜貨店其實無異于囚禁他的監牢。他被終身“埋”在店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心中始終存在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是他的另一個名字。這樣的隱忍精神在弗蘭克·阿爾班身上也有體現。弗蘭克本來和同伙要打劫莫里斯的店，但他心中一絲良知還未泯滅，為受傷的莫里斯遞上一杯水，從此與這個小店，與這家人結了不解之緣，從“入侵者”成為“成員”(店員)，并最終接受割禮成為猶太人，成為第二個莫里斯。把小店維持下去，這充分體現了他的勇氣與忍耐精神。
小說另一主題是“犯錯與救贖”。猶太教義說，“我們的生命擁有這樣兩個世界：一個是現時的世界，另一個是永恒的贖罪悔過的世界。”這部小說。從體裁上講可稱為“成長小說”。弗蘭克從一個無所事事的小混混，“入伙打劫犯”變成“店員”到最后接管小店，成為一個具有責任感，道德健全的猶太人，從“打劫”到“小偷小摸”到做一個“誠實的生意人”，并最后做出懺悔，他在心理上、道德上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經歷了“犯罪——救贖”的洗禮過程。而這一切應主要歸功于莫里斯一家。弗蘭克“耳濡目染”了莫里斯的正直善良與隱忍精神，作出了最后的抉擇，同時也找到了自我。莫里斯可謂是弗蘭克的“父親”，雖然不是生理上的。卻無疑是心理上的。弗蘭克是一個孤兒，在孤兒院長大，是莫里斯將弗蘭克帶入一個新的社會，教給他“社會準則”(猶太準則)，賦予他身份，使他能夠以“正當”“合法”的身份糊口，從各方面影響著他。就像摩西，率領希伯來人前往迦南圣地，保障他們不誤入歧途：莫里斯對弗蘭克也正有著類似的“指引”作用，“救贖”作用。
二、猶太信條
小說反映了猶太人的諸條信念，如對教育的重視，隱忍、寬容精神，以及通過自省獲取真理的理念。
首先，猶太人一向重視教育。猶太教視“不受教育”為第一過失。為了避免犯錯誤，發揮潛力，人應該受教育。長輩告訴后輩要接受生活的教育，明確生活的目標并為之奮斗。書中海倫一直渴望上大學，并最終如愿以償。這完全體現了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弗蘭克所接受的則是“生活教育”，可以說弗蘭克的轉變源于莫里斯的言傳身教、海倫贈他的《圣經》，以及兒時聽的圣方濟的故事。莫里斯對弗蘭克的“救贖”實際上也是一種“教育”，“生活教育”。另一對弗蘭克產生深遠影響的是圣方濟(StFrancis)，童年時他就在孤兒院聽過圣方濟的故事。這也許是他心中存有一絲不泯良知的原因。也許圣方濟所宣傳的“貧窮神學”根植在他的心里，使他甘心“選擇貧窮、選擇受難”。圣方濟的故事一直在弗蘭克腦海中，弗蘭克認為他“偉大”。因為“他喜歡貧窮，說貧窮像一位王后，他像愛一位美婦一樣愛她。”在小說末尾，弗蘭克一邊讀《圣經》一邊照看店鋪，腦中出現了一個美妙的幻想。圣方濟把他雕的木玫瑰變成了鮮玫瑰，并代表他獻給海倫。可以說。圣方濟代表著希望，弗蘭克在內心里依賴他。期待圣方濟能夠幫助實現他的愿望。
其次，猶太人相信人不是罪者(sinner)，只是犯了錯誤。猶太人愿意原諒他人，容忍他人的錯誤，就像莫里斯對弗蘭克一樣。莫里斯一直以來都很容忍弗蘭克。發現弗蘭克偷錢后。竟然還為他找借口——工資太低，還給弗蘭克加薪。別人可能說他傻。但這一切只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他的仁慈寬厚。即便是海倫。在弗蘭克“冒犯”她以后。其實也原諒了他。
再者，猶太人篤信真理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如果一個人懂得自省。他就會領悟何為“真”，何為“善”等等。弗蘭克于自省中蘇醒。“打劫”之后，弗蘭克經歷了一系列的內心掙扎。該不該懺悔，怎么懺悔，何時懺悔，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犯了“最不該犯的錯誤”。經過內省，他終于找到了內心深處的“真”與“善”。成為店員后，他一度習慣性地“小偷小摸”，但海倫跟他講的“必須要自律”的話語時常回響耳邊，“‘自律’，他竟然對這個字眼有些著迷，只要一個人想，愿意，他就能做好人：接著他就會后悔不已，后悔一直以來任由自己的品行向下墮落。沒付出一絲努力來改正自己……但是今天，他下了決心要回到正路上來，歸還所有以前‘拿’的錢，一點一點從莫里斯那里‘摸’來的144塊錢。”一時沖動冒犯海倫后，弗蘭克痛苦懊悔萬分。“他打算自殺。與此同時那可怕的一幕又重現眼前，感到那時的他簡直不是自己。他實際上是一個道德感強烈的人。”弗蘭克最后才成為猶太人。之前不能說他按照猶太人的信條做事，但他在莫里斯與海倫的影響下，通過自省“改邪歸正”，體現了這一猶太理念，也反映了作者馬拉穆德對人性的肯定。
三、圣經關聯
一部猶太作家的作品，一個非猶太青年在一個猶太家庭的感召影響下皈依猶太教的故事《店員》的《圣經》關聯可謂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在人物形象上，莫里斯體現了摩西的影子。莫里斯終身信奉并遵循《摩西律法》(做正確的事，要誠實、善良)，他告訴弗蘭克，“如果一個猶太人忘記了《律法》，他就不是一個好猶太人，不是一個好人。”儼然如摩西從西奈山上下來。訓誡崇拜金牛的希伯來人。此外，莫里斯也體現“替罪羊”原型。莫里斯一生所信奉的猶太信條無異于耶穌身上的十字架。而弗蘭克身上則體現出“浪子”的原型。《舊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講述了了“浪子回頭”的故事。弗蘭克和這個浪子一樣，經歷磨難，甚至犯錯才能成熟，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莫里斯失去了兒子以法蓮，弗蘭克犯了錯。但他悔改了，并被原諒，接納，成為鮑勃家一員，可以他最終替代以法蓮的位置，繼承了莫里斯的家業。
其次從情節框架上看，弗蘭克犯錯——懺悔——獲得救贖的情節架構，在《圣經》中屢見不鮮，可稱為《圣經》的主旨，懺悔是獲得救贖的途徑。以斯拉因百姓與異族通婚認罪祈禱(《以斯拉記：9：1－15，10：1－17》)：先知指責百姓的罪惡，世間公理正義不存，世界籠罩在黑暗之中，光明不見，百姓向上帝懺悔。承認“悖逆耶和華，犯有罪孽，說欺壓和叛逆的話……”。并最終獲得了耶和華的拯救《以賽亞書：59－61》、《尼希米記：9：1－38》中以斯拉的“認罪禱告”也暗示出這一模式。以色列人承認自己的罪惡和列祖的罪惡，悔恨曾經背離了耶和華。把律法丟在一邊，殺害先知，不聽誡命，違犯典章。懺悔之后，他們簽署公約，約定必遵行律法。謹守一切誡命、典章與律條，從而獲得了上帝的原諒。
此外，書中出現的一些象征也具有《圣經》關聯。如牛奶與面包。送遞員每天早晨給莫里斯送來牛奶，還有每天賣掉的面包圈。牛奶與面包象征著莫是里斯是社區的“維系者”，為鄰里提供營養，他不僅是一個小商人，也實際上是社區的“道德維系人”。弗蘭克在地下室忍饑挨餓時。以牛奶與面包圈為食。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圣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窮困潦倒，饑寒交迫，上帝恩賜他們“嗎哪”與“露水”，使他們能夠繼續存活。
四、對猶太理念的置疑
政府部門往往從實用功能方面來理解“定義”，從統計測算的數據出發來制定指導計劃。他們的大量“計劃文件”需要以確鑿的事實或數字來支持論點，這種統計數據顯現了藝術、文化與經濟、就業關聯的“外在好處”，故而，他們關于文化產業的定位是與經濟、就業等一系列的實際狀況聯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高頭講章，泛泛地把文化產業作為一個領域，去全面把握其動力和影響。即使要建立新的政策模式，對文化和藝術的理解也常被對二者的統計的經濟價值的理解所代替。
從當代應用文化產業來看，文化產業具有一般產業所必備的某些屬性。就其所提品的性質而言，文化產業可以被理解為向消費者提供精神產品或服務的行業；就其經濟過程的性質而言，文化產業可以被定義為"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
文化產業主要包含了如下內涵與特點：當代文化產業是全球化的條件下消費社會形態下的文化經濟和產業。
當代文化產業的首要特征是高度依賴文化創新，以創意為王的產業形態。
創意產業、創意經濟（creativeIndustryCreativeEconomy）是總體的文化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階段的產物，它是一種在全球化的消費社會的背景中發展起來的，推崇創新、個人創造力、技巧及才華，強調文化藝術對經濟的支持與推動的新興的理念、思潮和經濟實踐，是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行業。
創意為王，表明當代文化產業不同于過去物體或物質產業的產業形態，而更注重精神和文化的創新，并將這種創新視為產業發展的動力與核心。
當代文化產業是建立在高科技傳輸手段之上的、以文化內容為主體的產業，數字化內容產業是內容產業的高級形態，也是內容產業的發展方向。
什么叫內容產業呢？歐盟“Info2000計劃”中把內容產業的主體定義為“那些制造、開發、包裝和銷售信息產品及其服務的產業。”內容產業的范圍包括各種媒介上所傳播的印刷品內容，音響電子出版物內容、音像傳播內容、用作消費的各種軟件等。所以主導的內容產業將是視聽傳媒業。這些產業是經濟價值的生產者，不管是通過票房收入、轉播權等的產值的直接增長，還是以不同的方式出售媒體產品獲得收益。
隨著電視媒介由模擬向數字的轉化，隨著基于固定載體的傳播媒介向基于網絡載體的傳播媒介的轉化，內容產業迅速發展升級為數字內容產業。數字化內容產業即流過那條“粗管子”——光纖寬帶電纜的所有節目。未來的基于數字技術的信息內容和服務產業邊界將會越來越擴大，今天日漸走熱的短信、網絡游戲和VOD點播、音樂下載、手機增殖服務，甚至QQ、POP等都屬于這種新興的數字化內容產業。互聯網是數字內容產品制作、傳播的最大載體。
當代文化產業是極端關注傳播方式，贏取注意力贏取眼球的產業，它是爭奪消費者消費時間從而爭奪利潤的產業。
與創意產業與內容產業相對應，當代世界進入了一個眼球經濟與注意力經濟的時代。從城市形象和傳播影響方式來看，文化產品甚至城市競爭都是一種爭奪注意力的競爭，是一種爭奪眼球的經濟方式。
注意力本身就是財富。Goldhaber說：“獲得注意力就是獲得一種持久的財富。在新經濟下，這種形式的財富使你在獲取任何東西時都能處于優先的位置。財富能夠延續，有時還能累加，這就是我們所謂的財產。因此，在新經濟下，注意力本身就是財富。”注意力作為一種資源，有它自己的獨特之處。與信息相比較，信息是可以準確計量的，而注意力的計算是模糊的；信息是由信息的產生者不斷創造的，而注意力對于信息的瀏覽者卻是有限的。簡言之，信息產生后能創造多少價值是不確定的，相反注意力卻能直接產生價值。
當代文化產業是娛樂性、休閑性、注重體驗的的產業，體驗是服務性產業的新方向和高境界。
在當代，體驗已經逐漸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之后的一種經濟形態。隨著經濟的發展，消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渴望得到體驗。而在城市的競爭中，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不僅要有生動豐富的創意和創意者階層，還要將自身創建為一個消費和體驗創意的城市。
近年來，體驗經濟漸漸為中國經濟學界、新聞界所熟知。體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它以全新的文化理念對服務經濟進行深化和發展而形成的精神體驗作為其內涵。
什么是體驗？體驗就是以服務為舞臺，以商品為道具，圍繞消費者創造出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按照體驗經濟的觀點，商品是有形的，服務是無形的，而創造出的體驗是令人難忘的。進一步看，如果你為物品和有形的東西收費，你所從事的是制造業；如果你為自己開展的活動收費，你所從事的是服務業，而只有當你為消費者和你在一起的時間而收費時，你才算進入體驗經濟。
在體驗經濟下，消費者不再限于購買產品后所獲得的美好體驗，而是更加側重于在消費過程中甚至企業生產過程中所獲取的“美好體驗”。當消費過程結束后，消費者記憶將長久保存對過程的“體驗”。消費者樂意為這類體驗付費的原因在于體驗是如此美好、不可替代，對某一個消費者來講它是唯一的，有時是不可再生的。所以體驗經濟給城市經營者的啟示就是：非物質產品比物質產品的價值更高，升值空間更大。一個國際化的都市，必須更多地關注文化、娛樂和格調。經營快樂是服務業的極致，是體驗經濟最佳的切入點。
文化產業是具有根本性的經濟特征的產業。
文化產業是在資本的架構中運作的，其工作的重心在經濟利潤最大化。它是通過受眾最大化實現邊際效益的增長，從而達到利潤最大化的。文化商品的獨特性在于它們不會在消費過程中被損壞，但它能很廉價地被再度仿造，這樣就難以保證產品的稀缺，而稀缺與商品的價格息息相關。不論公營或私有，文化產業都必須在同一個資本經濟體系架構中運作。
文化商品內部充滿了矛盾，自身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文化商品有一種擴大市場份額的動力，這往往是以開辟一種文化消費門類和贏得觀眾的形式出現的。文化商品的使用價值之一便是提供新奇的和與眾不同的被感受（體驗）物。
但另一方面，文化商品又不象其他商品，它們不會在消費過程中被損壞，從而可以無限重復使用。比如文學藝術的經典。但在現代市場利益推動下，它又能很廉價地被再度仿造。這樣就難以保證產品的稀缺，而稀缺與商品的價格息息相關。文化產業的生產者通過多種方式限制接入，如壟斷或保護知識產權，以制造出稀缺，從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這種對受眾最大化的追求導致了文化產業中明顯的高度集中化、國際化與跨媒體所有權。
關鍵詞：景觀設計藝術文化影響
自1858年奧姆斯特德設計的紐約中央公園建成，景觀建筑學走向普通人和獨立的學科道路以來，文化和藝術早已走出了精神貴族們的世襲領地，來到塵世中摸爬滾打，不斷影響甚至引領著世界景觀設計的發展。
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歐洲和日本一些國家的景觀設計領域已開始持續而活躍地交流和融合，并反映出其受到20世紀藝術流派——從概念藝術到地景藝術和建筑——從包豪斯到紐約第五大道的影響。傳統風格不再是當代設計師為我們這個技術社會設計創作庭院的典范。設計師們可以從繪畫、雕塑、電影等一切領域中獲取靈感。二戰前后的現代藝術及現代建筑理論促進了現代主義建筑逐步得以形成。現代主義對景觀建筑學最積極的貢獻并不在于新材料的運用，而是認為功能應當是設計的起點這一理念。使得景觀設計從而擺脫了某種美麗的圖案或風景畫式的先驗主義，得以與場地和時代的現實狀況相適應。60年代以來年景觀設計則受到了環境藝術的影響及后現代主義的推動。此時的藝術懷著更為寬容的態度，賦予了景觀建筑適用的量性和更大的創作自由。藝術不再是先驗的形式主宰，而成為了設計的激勵力量。
在這一階段生態意識在景觀設計中也有所體現。設計師們從對形式美及優越文化的陶醉中，引向對自然和自然與人的關系的關注，開始了解并懂得植物比人工大壩更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微生物比化學品更能持久地維持水體干凈；泥質護岸比水泥護岸更經濟持久；自然風比人工空調更有利于健康。設計師們找回和重視城市中的邊緣生態系統，通過種植天然草坪和耐旱植物來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和節約能源。
20世紀末的高、新、尖科學技術的不斷涌現也為這一時期的景觀設計提供了技術支持和新的靈感。科學思想本身作為當代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客觀上促成了未來派、風格派、解構主義、超現實主義等流派的形成。塑料制品、合成金屬、玻璃纖維、光線照明設備在設計公共景觀時被大量使用，極大地豐富和擴展了景觀設計的表達語言。
在當代文化思潮的影響下，景觀設計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現代藝術和后現代藝術對景觀設計的影響
現代藝術和后現代藝術雖然以激烈的對立態度先后出現，但這并不影響景觀設計作為一個獨立的系統對這兩者的吸收和容納。現代藝術把景觀設計從圖案和所謂的風景秩序中解放出來，引入到功能和社會尺度的角度，但也因其過分地追求純粹、自我中心和整體藝術語言的單調而迅速促成了后現代藝術的誕生。后現代藝術真正包容了不同文化傳統、不同藝術形式、不同標準和不同的表達語言，使得當代景觀設計在一個盡可能立體的舞臺上粉墨登場。其中一些全新的藝術活動開辟了當代景觀設計的新局面，他們主要是：大地藝術。
大地藝術可以看成是室內裝飾作品向戶外發展的結果，最早的樣式可追溯到古埃及的金字塔和英國的斯通享治圓形石柱。大地藝術的作品都十分關作品的“場所感”，即作品與環境有機結合，通過設計來加強或削弱基地本身的如地形、地質、季節變化等特性，從而引導人們更為深入地感受自然。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是史密森的《螺旋防波堤》。這個巨大的，由6500噸黑色玄武古石、石灰巖和泥士建造的螺旋形防波堤匐臥在美國尤他洲大鹽湖東北角的岸邊，盤旋伸入粉紅色的湖水中，被作者稱為是通往海底史前文明遺跡的通道。其它著名的作品有：德。瑪利亞的《閃電原野》，通過壯觀的不銹鋼陳列，通過閃電雷鳴等自然力量接近了天與地，把人類引導到對自然災難的體驗中；松非斯特的《時間風景》，則通過種植大片的松樹和毒胡蘿卜林，來營造一個都市中的先哥倫布時代的森林。這些大地藝術的作品大都介于雕塑和建筑之間，并逐漸在現代公共空間的設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將風景融入到現代城市生活中，并接近了自然與人類的感受和距離。受到大地藝術的影響，奧地利藝術家拜耶和瑞士景觀設計師克拉墨設計了一系列從自然生態的角度出發，又具有神秘的藝術性的環境景觀藝術設計作品。如著名的西亞圖的米溪爾土地工作和亞斯本草原旅館的“土丘園”。
概念藝術
概念藝術來源于20年代早期的達達藝術，認為藝術沒有什么神圣和持久的價值，它的本質是思想或者概念，物理形態的具體作品并不重要，所以也叫思想藝術、后物體藝術或無物體藝術。用來記錄思想的照相實錄或者對一個事件的文字材料，是概念藝術的常見形態。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馬塞爾。杜尚。概念藝術家探詢藝術與思想或藝術與知識的關系，這種作品實際上并不是用來觀賞的，所以在美術館以及其他場合展出的往往是一些臨時性的裝置。海澤的《雙重否定》和克里斯托的一系列包裹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概念藝術與地景藝術的奇妙結合。這些作品透露出某種哲學意味并且隨著作品本身的消失加強了人們對這些觀念的記憶。代表的藝術家還有依夫斯。克萊恩，皮埃爾。曼佐尼和美籍猶太藝術家施瓦次。施瓦次的景觀設計作品融合了多元的藝術風格，除了受到概念藝術的影響，直接把實物復制應用到公共環境中，她還以極簡藝術和波譜藝術的手法來表達其對景觀環境中藝術氣氛和文脈的理解。
二、生態論理對景觀設計的影響
70年代始，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景觀建筑教授麥克哈格提出了將景觀作為一個包括地質、地形、水文、土地利用、植物、野生動物和氣候等決定性要素相互取得聯系的整體來看待的觀點。西蒙。凡。得。瑞恩曾提出其定義：“任何與生態過程相協調，盡量使其對環境的破壞影響達到最小的設計形式都稱為生態設計。”這種協調意味著設計尊重物種多樣性，減少對資源的剝奪，保持營養和水循環，維持植物環境和動物棲息地的質量，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環境及生態系統的健康。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景觀設計是人類生態系統的設計，一種基于自然系統自我有機更新能力的再生設計。在這一期間，麥克哈格提出了“千層餅模式”，完善了以因子分層和地圖疊加技術為核心的生態主義規劃方法。這些理論和方法賦予了景觀學以某種程度上的科學院性質。景觀建筑學也不再僅僅是藝術化地布置植物和地形，而是可以經歷種種客觀分析和歸納的，有著清晰界定的學科。
三、科學技術對于景觀設計的影響
藝術設計和創作是一個有規律可循的造物過程，特別是60年代以來西方藝術擺脫了架上繪畫和雕塑，利用機器批量生產藝術品后，景觀設計領域也突破了沙、石、水、樹木等天然材料的限制，開始大量地使用塑料制品、光導纖維、合成金屬等新型材料來制作景觀作品。其中廣泛應用的新興材料和技術主要是：
人造霧
人造霧是采用設備處理后的凈化水，以直徑極小的微粒在空氣中漂浮，形成白色自然物的奇特景觀，頗似自然霧氣的濃縮，給人一種回歸自然的體驗。人造霧可按設計想要的效果及實際應用的要求隨意控制。因而廣泛地應用于現代園林建筑及特色造景當中。
塑料制品及聚合物
塑料制品聚合物給景觀設計師提供了方便、經濟、適用范圍極廣的造景材料。塑料制品現在已經普遍地應用于公共雕塑，景觀設施甚至建筑設計等領域中，而各種聚合物則使輕質的、大跨度的室外遮蔽設計更加易于實現。
玻璃纖維和光纖
玻璃纖維摻入水泥和一些輕型膜網中大大提高了材料的抗拉性能。另外玻璃纖維和光纖技術的結合使得室外景觀照明更加靈活多樣。目前已有一些設計甚至單獨使用光纖和霓紅燈來表達其景觀作品的文化內涵。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國家體系創新。它不僅將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和未來走向，制約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種新的存在性依據，成為當下中國行為的一種文化生態，影響和推動著中國全面的制度創新、路徑改革和價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在這樣一種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產業被賦予了新的責任：參與入世后的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所必須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整體進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轉移，協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推進國家文化與文化產業創新系統建設。張曉明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國面對的是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具有“不對稱優勢”。因此，入世后在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發生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不對稱競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際性產業發展格局的不對稱：以夕陽產業換我朝陽產業；(2)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對稱：以產業實力搏我資源潛力；(3)已承諾開放領域競爭的不對稱性：以產業高端對我產業低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將由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WTO規則框架下的寬范圍和多領域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國政府承諾的時間表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雙向的相互開放。張曉明認為，鑒于國際性文化產業發展出現了手段和內容的矛盾，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具有一種“后來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趨勢，中國在制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時應以實現可持續的、跨越式的發展為基本指導方針，并遵循這樣的原則：以文化藝術的原創帶動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以文化產業帶動信息產業，以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整合，以制度創新應對制度競爭。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繆其浩研究員(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的尺度，消除在這一領域內的歧視性政策，使民營民間文化產業和資本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3)產業鏈條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整體配套，特別是加強文化產業的“上游”基礎和“下游”通道。(4)產業結構創新。形成新的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機制。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已經構成現代社會互為依存、以高技術和高文化為共同特征的支柱產業群，信息產業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技術基礎，帶動了其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其下一階段的發展必定是以文化產業為前提和發展動力。(5)社會結構創新。構建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建立健全文化行業制度，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協同發展的新體制。
文化產業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兩條線索，即橫向線索與縱向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線索與縱向發展線索都有兩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公平的狀態；一種是不公平的狀態。講文化資源開發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平，主要講規則的公平。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含義，不單純是實現橫向公平或縱向公平，而是要實現兩種公平的統一。實現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統一，關鍵在于把握一種分寸。這個分寸不僅是一個質的規定，同時也有量的規定。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把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人們利益的損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滿足提升到可以實現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發展戰略強調的就是一種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文化發展戰略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與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毛少瑩(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認為，文化發展戰略應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視公平超過重視效率，控制貧富分化，尋求均衡發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質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資本”替代“經濟資本”；以精神消費填補物質消費無法滿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節奏的“休閑娛樂型(精神消費型)社會”替代快節奏“工作消費型(物質浪費型)社會”。(4)確立更合理的發展指標，將社會文化發展納入社會水平的衡量之中；將人類對幸福、快樂的追求——而非僅是對物質財富的病態擁有——恢復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礎上；致力于保護精神健康，以價值理性管理人類社會，走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發展之路。
文化產業應走高新技術之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確定了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及相關的文化、技術等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使得愈來愈從尖端部門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黃健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引導高新技術進入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產業的品質、產品的品質方面，在市場融資方面，都將產生重大的效應，獲得較好的效果。同時，人們也將看到文化產業的運作理念與其它產業運作理念的不同。因為隨著科技與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來臨，人們對產品的技術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也將愈來愈高標準。文化產業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興產業，作為以滿足人類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為主要目標而生產、服務的新興產業，其運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產、服務上，而是必須要實現產業的管理重心由常規的生產管理向技術創新和信息化的知識管理方向轉變，整個產業的經營目標必須實現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方向轉變，以保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與發展活力。柳士發(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指出，以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為代表的當代信息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文化形態——數字文化和網絡文化。這些新興文化的特點在于，利用網絡特性拓展傳播內容，不滿意于簡單復制傳統媒體，而是走上了自主發展的新路。文化產業一旦與信息數字化、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對于我國來說，雖然在文化上網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數字文化鴻溝。據統計，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和輸出流量中，我國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要將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國數字文化工程既要著力于公共文化建設，又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建立起照顧職能管理、社會公益服務和文化市場運營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國家文化信息服務體系。
傳媒產業需實施“走出去”戰略
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要有內需的拉動，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動。然而，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根據國家版權局2001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版權貿易的輸入輸出比為10：1，在文化電子產品貿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我國至今尚未擁有自己的核心標準和主打產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中，以版權貿易為核心的國際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引進來向走出去的戰略轉變，不僅是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貿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為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傳媒產業如何利用本土資源，保持中國傳媒的國內主體地位和提高國際影響力?尹鴻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傳媒介來說，走向國際市場至少具有4個有利條件：(1)從經濟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國傳媒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的價格優勢；(2)從文化上看，全球化環境下的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還鄉”意義而逐漸被西方人關注，中國傳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3)從地域和文化的傳統上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語地區，日本、韓國等亞洲其他大中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華人群落等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傳媒的文化交流空間，中國傳媒具有市場潛力的優勢；(4)從西方傳媒來看，近年來由于片面地走上數字虛擬化、大制作、單純追求商業價值最大化的道路，傳媒的人文地位和社會公益品質都明顯下降，為其他國家傳媒文化的乘虛而入帶來了契機。面對這些顯在的和潛在的優勢，中國傳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來開拓中國傳媒的國際空間：(1)組建經過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國際營銷實力的國際性的傳媒制作發行機構，形成規模適當的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的專業化、流水線化的國際性傳媒企業；(2)積極從國外和國內一流大學以及其他企業吸收一批能夠從事跨國經營的具有專業素質的傳媒經營管理人才；(3)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生產一批按照國際市場需要制作的媒介產品，創造“中國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國產的傳媒產品在制作技術和藝術標準上而不是制作規模上與國際傳媒產品接軌；(5)積極推進傳媒的橫向整合，開發多種媒體的媒介產品，實現整合營銷。
中國廣告業增量空間巨大
與會代表不僅從宏觀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把脈，而且對具體行業的發展前景做了預測。黃升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系)指出，在新的世紀，中國廣告業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兩極分化、業務分流、競爭激化、資本參與、創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794億元，增長率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體之中，報紙、電視和雜志的廣告增長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對于中國廣告業的前景，專家們還是充滿信心。喻國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指出，從1981年1.81億元的經營額起步，到2001年達到了794.9億元，年均增速40.2%，經歷了21年增長的內地廣告市場，它的“飽和”時代還遠未到來，它的經營額還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間。他預測，今后8年，中國內地廣告業的發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場經營額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到2007-2008年，可能超過2000億，到2010年估計達到2609億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來的巨大增量空間里，報刊廣告的增勢將超過目前處在強勢的電視廣告。盡管在1983-2001年，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在同行中最為迅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1.7%，但近年來，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明顯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降至14.8%，低于報紙廣告的15.6%、雜志廣告的17.2%和廣播廣告的16.6%。專家們預測，報刊廣告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10年前將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報刊廣告經營額總量將從2001年的182.6億元達到587億元，其中報紙廣告經營額約547億元，雜志廣告經營額約40億元。喻國明還指出中國報刊廣告業未來發展的機會點：(1)從時間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從地區上看，中南、華東以及華北地區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密集的地區；(3)從城市看，北京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個報刊廣告投放總量的1/4，廣州、上海、深圳也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集中的城市，上述4個城市的報刊廣告經營額占全國報刊廣告經營額的“半壁江山”(51%)。從增長率上看，深圳、大連、南京、廣州、青島以及哈爾濱是報刊廣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從行業上看，房地產、醫藥、計算機廣告是報刊廣告的三大支柱型行業，這3大行業廣告的投放量占報刊廣告總額的36.7%。從未來發展的潛質上看，金融保險、機動車、房地產則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間。
發展文化產業促進西部大開發
一般而言，每部電影作品均包蘊一定的文化闡釋價值，而且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電影藝術家創作出來的電影作品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和內涵也是千姿百態、各有特色的。如同為中國第五代導演，在20世紀90年代就展現出不同的文化取向：陳凱歌一如既往沉緬于民族歷史，熱衷于人性建構，從早期《黃土地》起步，途經《大閱兵》、《孩子王》、《邊走邊唱》、《霸王別姬》、《風月》，直至《荊軻刺秦王》。他電影創作的基調一直是那種和中國血緣關系斷然撕裂的痛楚，并始終坦露士大夫式的精神憂憤，強調歷史哲學的表達，他的個人藝術行為和電影文本皆成為文化苦旅的代名。張藝謀則愈加顯示出一個形式主義者的輕盈，他認為中國（大陸）電影過于注重政治、社會、文化等形而上意義，固然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哲理性，但卻缺乏生動具體的人性描寫。他的表白實際上再次證明了他與陳凱歌在電影文化想象上的不同。因而無論是表現現代化遭遇傳統中國的《秋菊打官司》，還是紀錄鄉村文化撞擊都市文明的《一個都不能少》，他都在或過去、或現在，或農村、或城市的景觀中，把國民的生存狀態和技巧以“好玩”的形式展現出來。黃建新則又不同于“陳張”，他的《站直luō＠①，別趴下》、《背靠背，臉對臉》、《紅燈停綠燈行》、《埋伏》等一批內在涵義陳陳相因的影片均緊扣當代主題，展現了此時此刻的人間百態和可感可知的形形的社會情緒，透過歷史的蹤跡和傳統的力量，看到了另一個中國誕生時所帶來的精神壓力以及在現代化煉獄中翻滾掙扎的當代華夏。此外夏鋼的平和溫情、孫周的憂郁恬淡、李少紅的直面生活和寧瀛的理性風格化都使各自的影片展現出獨特風貌的文化形態和內涵。而90年代的周曉文更是積極多變，時而暢想都市青春，時而影像鄉土《二嫫》，時而涉足遠古《秦頌》，一個人，三種影片類型，三種表達格調，三種文化想象。
盡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內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蘊的文化闡釋價值有些則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創新意識，在選材、敘事、結構、語言等方面標新立異。作品的主觀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較強，注重人物內心表現，探索民族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從電影本體出發，努力建構獨具民族內蘊和民族形態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例子表明，不論是什么電影，也不管是哪位導演的作品，在文化闡釋價值的構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處。概括說來，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俗學價值
最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是通過觀賞一部影片，闡釋其中所反映的某個時代、地區、民族的民風和民俗。人類的精神生活中有兩個傾向，一是眷戀故鄉，對本土文化有特別的親近感；一是向往遠方，對異域文化有特別的新鮮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鮮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睞，這也是中國影片屢獲國際大獎的重要原因。而人們喜愛觀賞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經常地、直觀地接觸豐富多彩的異域文化，了解世界各個民族的不同風情。
闡釋民風、民俗主要通過影片特有的環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員的服飾、歌舞、語言等展開。如美國影片中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英國影片中荒涼寂寥的莊園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廣闊無垠的瀚海沙漠等等，這些都讓觀眾一下子就進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圍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國人的牛仔服、歐洲人的燕尾服、中國人的長袍馬褂等等幾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號。還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國影片中的腰鼓、“顛轎”和信天游，美國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歐洲影片中的“決斗”情結，無不傳遞出各具時代風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當然，電影作品的民俗學價值還只是文化闡釋價值中的表層價值。
二、社會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包蘊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內涵，也是影片中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這些文化價值作為內在層面的文化形態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內部結構中。如歷史事件、政治風暴、社會習俗、民間傳說等等，常常成為一些影片的整體構架，從中可以闡釋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價值。《拯救大兵瑞恩》、《羅生門》、《》、《茶館》、《泰坦尼克》、《無頭騎士》等等都是生動的例證。拍攝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公民凱恩》更堪稱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據美國實有其人的億萬富翁、新聞大王威廉·倫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跡創作的。它陳述了新聞巨子凱恩作為“大國民”精神風貌，并且由這個人物撲朔迷離的命運概括了人類前史時代的深刻命題：資本與人性的沖突以及人性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性異化。是資本這個怪物打破了幼年凱恩的平衡，資本的教育代替了母親的撫愛；是資本這個怪物在養成了凱恩作為社會人的才干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對資本的貪婪。他的巨大財富的累積，是以犧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為代價的；也是資本這個怪物使凱恩承受著現代聲色犬馬生活的輝煌，同時也徹底地撕毀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溫情。凱恩擁有資本和現代生活提供的宏傳版圖，但他卻失掉了人最美好的東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沒有愛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獨的，生前如此，彌留之際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顯示了他的心靈上的疲憊，同時也是心靈的自覺。它發生在凱恩相對遠離現代生活的時刻，并且聯系著他尚未涉足現代生活的孩提時代，因而帶有特別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凱恩的形象呈現著一種全新的沉思的濃度，幾乎也是他生存的那個國家巨大歷史矛盾的回響，從中觀眾幾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凱恩時代”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特別是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價值中較為深層，也較為重要的闡釋價值。草長鶯飛，虎嘯猿啼，生命的蹤跡無處不在。“生命之樹常青”，而體驗生命、思索生命、張揚生命，也是電影藝術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個個體的存在中。如法國著名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動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擔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為最佳配角，再加上兩名獵人，組成了全部演員陣容。影片用擬人手法，始終以小熊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為主線，通過小熊那些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把觀眾帶入大自然中。攝影機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視野和范圍，觀眾在欣賞到一幅幅平時不易接觸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時，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動和豐盈，進而領會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合諧是多么美麗又是多么重要。但電影由人創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滿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于自己的秘密與夢想。電影藝術只有與人的生活、命運緊緊聯接在一起，才能叩響出生命的感覺，探尋到生活的意義。
透視生命，首先要展現人的生存方式。好萊塢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種高度現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適、溫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構成了對亞洲廣大青年觀眾的強大吸引力。與此類似，我國《黃土地》、《老井》和《愛情麻辣湯》、《沒事偷著樂》等影片分別展示了傳統的中國農村生存方式和現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觀眾的強烈興趣和深刻關注。生命體驗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萊默夫婦、貧嘴張大民一般地“活著”，活在窘迫困頓中，活在雞零狗碎中，活在嘈雜擁塞中。高明的電影敘事和觀賞正在于濾去浮動的煙塵，聆聽生命真實輕微的音色。有時生命體驗也存在于罕見的突發事件中，特別是在面對巨大生存挑戰的災難時，人的生命意義會在短時間內爆發，在一瞬間閃現出劇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輝。如《地震》、《龍卷風》、《活火熔城》、《天地大沖撞》等展現人類在自然災難面前的無能為力和堅強不屈；《泰坦尼克》、《緊急迫降》、《恐怖地帶》等則充分展示了人在技術社會里對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術災難的恐懼無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體驗；《現代啟示錄》、《獵鹿人》、《細紅線》、《辛德勒名單》、《發條桔子》等則向觀眾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為的災難（如戰爭、暴力犯罪）面前既是無比脆弱，不值一錢，又是彌足珍貴，至高無上。人類的生命價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變幻中不斷得到實現和充實，人活著不管是享受生命，還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閃耀。
對每個具體的生命過程而言，淺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終是電影創造的核心，對生命感覺的捕捉，經常表現為對情感的凝聚與剖析。電影敘事以人們的情感和心理方式為主脈，兩點之間直線最短，而將心比心，以情動情，是溝通創作者和觀眾心靈的最有效的途徑。“如果充分意識到情感意味著意識到它的全部獨特性，那么充分表現情感就意味著表現它的全部獨特性。”（科林伍德《藝術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頁）當人的內心隱藏著旋轉運動的情感潛流時，當情感在相反的兩極——歡樂與悲傷、希望與絕望、真誠與虛偽之間持續擺動時，電影讓觀眾看到了人類靈魂的最深處。《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舊事》中的淡淡鄉愁，《廣島之戀》中的復雜戀情……或甜蜜或苦澀的種種情感，雖然是一時一地的故事，卻似一只弓拉動千萬人的心弦，喚起了縈回于每個人心頭的思緒。無論是“大江東去”，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只要表達的是永恒的情緒或意志傾向，即便是微山淺水，也能于細微處見出廣博，化瞬間成為永恒。因為“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體，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頁）。
電影中的生命意蘊、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闡釋價值中最易與觀眾產生交流和共鳴的部分，觀眾觀賞電影，通過經歷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品嘗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體味生活的歡愉和艱辛，以達到認識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讓多少人為之感傷，為之感動，為之莫名的惆悵和振奮。既有愛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歡愉，又有死的偉大。大難來臨時的人生百態讓觀眾接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愈是美好的事物，當被破壞的時候，就愈具有悲劇的力量。電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劇”把觀眾，甚至把人類的整體生命價值推向一個個新的高峰。
四、哲學價值
電影作品文化闡釋價值中，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價值。電影能喚醒個體生命的感覺，更可以使藝術成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獲得無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與無限，追求藝術創造的哲理化，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共同特征，也是現代影視藝術的總體趨向。
哲學和藝術都是升華現象，藝術在追求升華的進程中往往就獲得了哲學品格。同樣是對戰爭的反思，《廣島之戀》和《現代啟示錄》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與反抗、失敗與勝利、怯懦與英勇的簡單對照，而深觸到戰爭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題。一部絕好的驚險片素材，卻引起了黑澤明對人的思考，引出了發人深省的《羅生門》。安東尼奧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時對應我的生活階段。”（S·查特曼《安東尼奧尼在1980年》，載《世界電影》1999年第1期，第236頁）然而他的作品卻讓東西方觀眾在個體中看到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面影。只有關注整個人類的共同問題，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鳴；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層，努力揭示出人類生存狀態的本質，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藝術的宗旨，也是哲學的根本，而哲學意識賦予作品穿透時空的無窮魅力，也因此成為品評作品優劣的一個重要話語。
電影作品的哲學品格主要表現在對人類及其生存處境的理性思考。聰明的俄底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作為謎底的“人”，卻成為人類更難回答的問題。“人是什么？”“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誰？”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直到今天，這些形而上的命題被反復追問。電影藝術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對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內在與外在困境的探討。電影史上那些深刻與永恒的杰作都是創作者們以深邃的目光關注人及人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結果。美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總是將探討人、人性、人類未來的命運等哲理化命題放到創作的首位。其中《奇愛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這兩部描寫未來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庫布里克關于人類未來的哲理化思考的升華。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譽為歐洲“最有獨創性、最有才華而又最無顧忌的導演”之一。盡管人們試圖從政治、宗教等各個層面上解讀他的電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終超越政治、宗教和社會學層面，深情地注視著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體命運。如在他的堪稱“天鵝之歌”的杰作《三色：藍、白、紅》中，他拋開政治、社會、宗教乃至藝術的層面，深入探討“自由、公平、博愛”這些人類的生存原則在個人生命層面上的巨大意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來，真正的愛情是廣博無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錯誤的愛情足以讓人遺憾一生。人世之愛好比一個個切成兩半的蘋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無間，用別的半個蘋果來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沒有遇到真正的對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閉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運用電影進行人生哲學思考的為數不多的當代導演之一。同樣出于對人的思考，對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討，中國有了深沉凝重的《黃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紅高粱》，有了氣勢磅礴的《霸王別姬》……有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但應當承認，在我國每年為數眾多的電影創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讓觀眾通過銀幕眺望人生萬象，在短時間內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學的力作，可謂鳳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國電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還有許多路要走。
五、宗教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宗教價值也是值得關注的較為重要的文化闡釋價值。人類藝術文化的發展歷史表明，藝術和宗教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和同構統一性。兩者以其對人類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燭、突破與超越，激情滿盈地傳達了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從而改變了圍繞它的人們，把人們納入一種秩序之中，進入一種神圣的意義領域。人類通過藝術和宗教不斷提供的全新意義模式共同展現被創造的知覺和意義構架，解釋其經驗并規范其生活。宗教不僅成為藝術孕生的母體與土壤，而且直接與藝術創作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藝術發展的無可爭辯的因素。電影作為一門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成果迅速發展起來的最年輕、最現代化的藝術樣式，同樣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長期的藝術發展歷程中，藝術宗教化非常突出，廣義地看，甚至可以說，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是無宗教的，而電影作為借鑒并容括人類藝術文化各種經驗的綜合性藝術，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跡。另一方面，電影藝術的思維模式（包括創作思維模式和觀賞思維模式）和宗教的思維模式有共通之處。電影是影像的藝術，面對影像的電影創作者（包括電影觀賞者）對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開放性以及紛至沓來轉變流動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視反叫，耽思傍訊，在體味和知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韻的同時，也會生出“終不許一語道破”的模糊感受與“無言之美”。這種創作和觀賞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發著深沉的宗教感。電影藝術家和觀眾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通過獨特的“影像”話語，獨力闡釋自己的經驗，得出與宗教相似的有關世界的結論，特別是對生命與神秘之物的沉思、頓悟、揭示，是與宗教（至少是亞宗教）感情和宗教經驗的理解相聯系的。以至于有人將到電影院觀賞一部電影也比作是舉行一次宗教儀式。
觀眾通過觀賞電影，特別是觀看宗教題材或與宗教相關的影片，可以看見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覺察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他們需要它），發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構想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它已經喪失了，或者當它被發現時，也不能夠認出它來）；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看見他們至今不能看見的東西，甚至發現他們還沒有構想的東西。例如美國環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誘惑》，這是一部探討耶穌在成神過程中的內心世界的影片。影片從耶穌當木匠為羅馬人制造用來處死猶太人的十字架開始，后來，耶穌的靈魂得到凈化，開始直接與上帝對話，又在沙漠中修煉40日，得到了驚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應以犧牲自己來換取神對世人的拯救；他為了成為一個救贖的英雄，讓猶大出賣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即將成神的時候，發生了幻覺。他在幻覺中得救，結婚生子，過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將就木時，猶大前來指責他的背叛行徑，此時他才幡然醒悟，并且發現他仍在十字架上作著最后的成神努力。通過觀賞該部影片，觀眾看到了神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類需要神的拯救；也發現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煉而成，神就是人；不盡于此，影片還進一步揭示出，神雖然是一個神，但他并不想成為一個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為一個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需要有一個神，需要有別人來做他們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過是一種消費性的和權謀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偉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偉大。當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時候，神就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這一點是對以往的關于神的觀點的一次顛覆，揭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紗，為人類自身的自我反省和發展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和積極的貢獻。
但是正如藝術與宗教具有“無言之美”，觀眾對電影文化中宗教價值的闡釋也是很難的。大多數影片蘊含的宗教價值往往與生命價值、人性價值、哲學價值交織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題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傳遞更為豐富的內在的人文價值和哲學價值。如韓國電影巨匠林權澤拍攝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羅》，雖然以佛教為背景，但究其實，它在本質上體現的仍然是人本主義思想。在拍攝《曼陀羅》時，導演林權澤明確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電影，因為他對佛教并不關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讀了《曼陀羅》的原作后，覺得這是一個最適合將其感受附于畫面中的故事，那種為了實現理想而獨立奮斗直至殞身不恤的執著過程竟是那樣美麗，他相信能打動他的必能打動觀眾。《曼陀羅》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蕩不羈的知山進行對比，兩個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大徹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閉門苦參“瓶中之鳥”如何解脫，而是投身世俗救度眾生。在被政府封鎖的小島上幫病人洗澡，替窮人要飯，為逝者念經超度。在他的身上隱約透露出“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個徘徊于欲望和虛無之間的凡人，直面的勇氣常常被無盡的欲望吞沒。影片通過熟原僧人之口轉述他的救度行為，都通過閃回將他的愛情故事（也即他對欲望和虛無的斗爭）以影像完整地表現出來，這樣安排顯然是導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掙扎。知山像推著滾石的西緒弗斯一樣永遠無法達到解脫的山頂。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額上深刻的歲月之痕，隱隱透出的遺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愛缺失造成的心理創傷十幾年來始終不能釋懷，“瓶中之鳥”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過不斷壓抑自己的欲望來得道，而事實上無論是逃避還是肉體上的酷刑都不能對其有所幫助。只有當這兩個看似對立，實則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終融合時，通往解脫的門才會轟然洞開。法云在焚燒知山遺體時體會到知山的勇氣，終于下山尋母，與母親見面后安詳離去。影片定格在一條無止境的道路上，與片頭近兩分鐘的道路的長鏡頭遙相呼應，起到了喻示主題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法云依然會堅定地走下去。觀眾在影片中體會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文精神，佛門戒規、禪門公案都只是對這一精神的點綴。《曼陀羅》確切地說是一部“人”的電影，而不是“佛”的電影。（參見吳丹《宗教外衣人本內核》，載《當代電影》1999年第2期，第116頁）
一般來講，文化價值是包括認識屬性、審美屬性在內的總體化的價值屬性，因而，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俗學價值、社會歷史學價值、生命學價值以及哲學價值、宗教價值之外，還有認知價值、審美價值等，電影文化自身的豐富性也為觀眾闡釋電影文化價值提供了豐富性。正因為電影作品具有豐富的可供闡釋的文化價值，方才形成了文化發展的當代奇觀：在電影誕生剛過百年的短短時間內，觀賞電影已經成為人們最普遍、也最平常的生活經驗了。
(一)企業文化的概念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長期的生產運作過程中，為了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以其獨有的個性表現樹立形成的，被組織成員認為有效并共同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認知。企業文化的內涵體現了組織的發展目標及價值觀，并且反映了組織行為的特征。因此，文化的特征表現為一種感知，是一種描述性的術語，同時體現著企業獨有的個性，并在企業發展進程中不斷完善。
(二)企業文化管理功能的內涵
傳統文化管理的特點，特別是家族式企業發展起來的文化管理的特點是家族管理模式，創始人的價值觀對企業產生深遠的影響，企業文化和企業行為，大多反映的是私營企業家個人價值判斷，企業文化管理體現為私營企業家個人的管理行為。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企業便逐漸意識到管理的嚴肅性，多半開始重視制度建設及制度的完善，并且在管理過程中注重發揮制度的作用，在一定時期以制度為核心的管理模式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實踐也證明由于個人對制度的理解或執行方式不同，在以制度為管理手段的企業中，制度管理并非為一味百靈的藥方，且此階段文化管理并未得到充分體現，帶有較大的被動性。經濟發展至今，企業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企業間并購、跨國公司大量產生，企業中員工多元化、文化多元化趨勢日趨明顯。管理發展的總體趨勢告訴我們，文化管理是管理科學的新發展，是管理適應社會現實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管理措施應充分體現企業發展的基本精髓和企業文化發展的基本要求。從文化管理的高度來管理企業，強調團隊精神和情感管理，體現人的能動性，管理的重點是對人的思想和觀念的管理，人的思想和理念相對于制度管理更具靈活性，是管理現代化的標志，是管理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
二、文化管理功能的現實意義
經濟的發展促進著企業文化內涵的豐富，科學、先進的企業文化同時又推動著企業經濟的發展，在企業運行過程中發揮著明顯的積極推動作用，是管理高層次的體現，在企業管理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文化管理是企業實現長遠發展的需要
管理實踐及多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體現出家族式的經驗管理到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的制度管理，再發展到現代經濟以文化管理為核心的這一當代企業管理的路徑。企業文化作為一種現代企業管理手段，其核心是文化的力量，為企業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文化驅動力。企業發展的內在動力經歷了經濟驅動、科技推動、文化凝聚三個階段。實踐證明，文化管理功能的發揮凝聚著企業的人心，約束著人的行為，發揮著人的能動性，并最終演化成現實的生產力。因此，在企業管理中灌注先進文化理念，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管理發展的新思路，是優秀企業追求高層次管理的需求，是實現企業長期發展的內在動力。
(二)優秀員工依靠優秀的企業文化建設的支持
企業資源可以概括為人、財、物及技術，在這些要素中最具能動性的是人力資源，人是最具主觀能動性的資源，且控制著企業的其他資源。所以說到底，企業管理就是對人的管理。企業文化必須將企業的一切活動的出發點和最終結果定位在尊重人、管理激勵人、培養人上，通過教育、指導、培訓、激勵和其他的手段來達到企業管理和企業內涵式發展的目的。優秀的企業文化提升著管理者的領導藝術，優秀文化對員工隊伍的建設功不可沒，每個人在組織體系及組織運作過程中不斷提升個人，使個人與組織文化、組織行為相符，實現個人發展目標與企業發展目標的協調一致。
(三)企業文化是無形的管理者
科學有效的管理應該是軟性管理與硬性管理的有機結合。企業是由不同類型的個人和團體組成，他們具有不同的知識和技能，個人能力的發揮必須通過一定的渠道與組織中的其他人相結合。一個成功的企業，必須有與企業的實際情況相一致，并能有效實施的規章制度。通過這些規章制度，進而對企業理念、企業價值觀、企業道德規范等的長期培養，通過嚴格有效的管理，潛移默化到員工的日常行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管理效率。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現狀，導致企業間競爭越發激烈，在這樣的現實下企業文化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也越發重要，這一無形管理手段成為企業管理中的核心要素，營造一種什么樣的企業文化，可以為企業管理提供最有力、最長效的支持，無疑成為企業管理者的首要任務。
(四)企業戰略的發展有賴于文化管理的助推作用
一般來說，企業文化是提高員工凝聚力的有效手段，但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文化管理的輻射作用更加廣泛，涵蓋了管理的各個層面，體現了企業的靈魂，是實行企業各層次，各方面管理協調一致的核心力量。在企業文化與企業戰略發展相匹配的情況下，文化管理功能發揮越有效，戰略目標實現就更迅速。所以，企業戰略應為企業文化引領下的企業發展戰略。企業文化管理是一種新的管理理論，它是以價值管理為核心，涉及企業戰略、人力資源、品牌等，不僅與企業領導關系密切，更關乎每個員工，該理論從研究企業成敗的關鍵因素入手，通過結合市場及企業自身發展具體情況的分析，切合實際地梳理出企業的關鍵核心價值觀，然后通過制度化的行為準則，貫穿于生產運營的整個過程，解決企業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成功，就將迅速改善組織的管理績效，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因此，企業戰略的發展必須依賴于企業文化管理手段的有效性。總之，良好企業文化的構建，是現代企業管理的要求，是人本管理的必然需求，是實現科學管理的有效途徑。因此，積極向上企業文化的培育，管理過程中既體現制度化的硬性管理，又結合人文關懷的柔性管理，是提高企業管理水平的必然選擇。
三、有效企業文化管理功能渠道的構建
伴隨國內國際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及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現狀，企業文化的核心要素不容忽視。文化管理功能建設渠道顯然與一般的文化建設工作有著較大的區別，單純的“形成體系、宣貫手冊”不能滿足文化管理功能的發揮，其構建核心工作應該是圍繞企業和個人“如何改變”而展開。一般而言，暢通企業文化管理功能渠道應經歷以下幾個步驟:
(一)文化診斷
首先，我們需要對現有的文化及已形成的文化管理制度進行相應的解析，這需要一個專門的方法對各職能部門、生產部門進行層層分析，利用調查問卷的方式，梳理企業文化特點，出具企業文化診斷報告，分析企業究竟是屬于哪種文化，所有成員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進取向上的還是懶惰散漫的，針對企業特點制定文化管理的方向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二)認同和共識的建立
正如上面提到的，一個非常獨特的企業文化的個性是在長期的生產經營形成，每個企業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價值觀、行為模式，并被組織成員所認可和尊重，這些軟性的意識形態的內容是形成企業凝聚力最有效的橋梁。因此，發揮企業文化管理功能必須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之上建立起適應企業發展核心、個性化的內容，并將這些核心內容快速滲透到企業運營的每個階段、企業管理的每個角落，快速發揮企業文化的管理功能。
(三)文化管理工作體系建立
企業文化管理的工作并不是填補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文化管理工作的核心是為企業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是以實現企業長期發展戰略為最終目標。這需要根據企業運行狀況及價值鏈建立健全企業文化的管理體系，實現企業價值鏈的有效開發和高效管理。
(四)戰略的構思
企業文化管理功能作用在于促進企業長遠發展，因此，文化的戰略構想必須是在結合企業中長期發展戰略的基礎之上制定切實可行的文化戰略管理目標。站在經濟學的角度，戰略就是控制規劃資源;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戰略就是實現長遠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追求短期擁有，后者是追求長期發展。文化管理能較好地實施企業戰略的宣傳和強化。對于一般企業而言，文化管理功能的發揮在經過上述幾個基本步驟以后自然融入了企業管理的總體運作之中。但并購企業由于情況相對復雜，其文化管理功能的發揮必須依據并購企業特征進行設置，其文化管理功能渠道的構建與一般企業有一定的區別。
四、并購企業文化管理缺失的消極表現
由于來源于不同發展歷史的企業，其文化均帶有原有企業的個性特征。因此，針對并購企業的文化管理功能的構建較一般企業更為復雜。企業在并購過程中，由于原企業文化已經在員工頭腦中形成，舊的文化理念未必與新建企業完全吻合，這一時期會出現看似與企業文化無關的一些現象出現，其實質就是文化管理功能在此階段未能有效發揮其管理作用，這些消極現象主要表現為:
(一)員工流失現象嚴重
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對新企業的不融入性，員工的角色模糊感增強，導致員工選擇離開，尤其是那些掌握了核心技術和企業核心業務的人員，此時成為了其他同類競爭企業挖掘的目標，這些員工的流失對于企業來說是致命的，因為這些員工是在企業不斷發展進程中成長起來的，是難以用簡單的培訓或引進再生的。企業要想避免這些現象的發生，最有效的途徑是用文化管理員工思想，用企業發展規劃激發員工的歸屬感和提高員工的忠誠度。
(二)團隊效率下降
無獨有偶，由于新建企業的文化未能在短期內形成，無法發揮文化管理作用，導致員工對企業認知模糊，當員工脫離了原來的規范、凝聚力、團隊氛圍以后，加之對高層領導的選派等問題的猜測，員工的自我保護意識加強，個人的努力程度下降，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往往會犧牲團隊的協作和利益。由于缺乏統一的目標，整個組織的運作受阻，團隊效率大大下降。
(三)文化沖突時有發生
企業文化一般來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企業精神文化、企業制度文化和企業物質、行為文化，在這三方面的文化財富中以企業精神文化為核心，是與企業的成長背景、經濟環境、企業運作及企業策略、領導班子的建設等密不可分，是企業長期發展積累形成的約束本企業員工行為規范的總則，其他兩方面隸屬于這一層面的文化。這一層面的文化根植于員工的思想深處，且很難在短期內改變。當企業實施并購時文化沖突在所難免，尤其是當員工感覺到曾經堅持或受到認可的行為在新的組織體系里得不到回報甚至還有可能受到處罰時，員工的道德標準衡量尺度就會發生偏離，出現工作準則模糊的現狀，出現嚴重的消極怠工現象。當員工感覺到長期堅持的行為準則和行為方式突然變得不被接受時，就會對新的企業文化采取排斥甚至抗拒的態度。
(四)人員之間、上下級之間信任度下降，溝通困難
從宣布實施并購到并購的具體運作，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各種原因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予以公開化，且信息也并非能夠足量或及時傳達到每個員工，尤其是組織中個別領導存在故意隱瞞消息或將并購中的細節神秘化，導致員工對企業的信任度、對領導團隊的信任度急劇下降，信任度一旦下降，就不可避免地出現溝通困難。此階段，各類小道消息會彌補正式渠道的信息，導致人員之間、領導層之間無法正常溝通。綜合上述現象，對于合并企業來講如何發揮文化的管理作用，尤其是文化的柔性力量是值得企業管理者深思的。
五、并購企業文化管理功能構建的基本思路
基于各種消極現象，新建企業文化的形成及其管理作用的發揮至關重要，文化管理功能發揮得好壞，關乎企業的效率、關乎員工的安全感、更關乎企業并購的成敗。有效發揮并購企業文化的管理作用，一般應通過以下過程:
(一)成立并購企業文化整合管理小組
并購行為的實施只是并購的開始，往往大多矛盾出現在并購以后企業的長期運營過程中，因此，文化的融合和整合工作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而非用一個企業的文化替代另一個企業文化或簡單地建立新的企業文化就能夠達到整合目的，在這一過程中并購初期是各類矛盾激化的非常時期，文化整合管理小組應該吸納了解并購企業發展歷史和企業文化特點的老員工參與進來，當然該小組離不開專業管理人員的策劃及整合工作的實施。在文化整合的過程中，要想發揮文化的管理作用，該小組的工作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體現“柔性管理”的思想。通過文化管理功能的發揮，從內心深處激發員工的內在潛力和主動協作精神。
(二)并購企業文化診斷
這是并購企業文化管理功能發揮的基礎工作，對并購企業進行文化診斷，并將診斷結果認真梳理，其目的是充分了解原有的并購企業的文化特征，梳理出并購企業的優質文化，為新建企業文化管理功能的發揮提供基礎內容。對原企業文化診斷的內容，主要包括原企業各自發展歷史、企業價值觀、企業戰略目標的選擇等內容。除了這些內容的診斷外，還應診斷并購企業文化融合度的大小，可能在文化整合過程中出現哪些方面的沖突，以確定并購企業文化整合的核心內容以及整合難度的大小。
(三)找出并購企業文化共同點，優勝劣汰
任何一個企業文化的發展，都經歷了具有區別于其他企業的特殊內容，并且已被其職工接受，并貫徹于組織及個體的行為模式當中，形成了企業獨有的個性。企業并購以后，由于企業個性不同，其原有的行為模式、方式、價值觀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在文化比較接近的企業并購中磨合期較短，企業績效影響不大，但對于個性差異較大的企業，會引起員工較強烈的反應，會影響組織中人的積極性，進而影響組織績效，嚴重的甚至導致并購整體經濟行為的失敗，違背并購企業最初的意愿。企業并購后文化整合面臨很多問題，管理者必須充分考慮并購后內外環境的變化，如果單純采用一種文化覆蓋原有企業文化的方法，或者只注重組織框架的構建、職責權限的劃分、部門的層級設計，忽略了組織中人員的內心現狀及特點，未能形成相應的文化整合計劃，就不但不能使并購后的組織結構發揮其強大的力量，反而削弱了原有企業的優秀文化，將原有企業的文化弊端帶入新的企業，從而形成一個新的內耗。因此，在短期內通過對原有組織體系的診斷，迅速找尋出新建企業的文化核心至關重要，這就需要管理者迅速清理對企業發展不利的文化，宣揚優質文化。
(四)并購企業文化管理功能發揮的具體計劃
在文化管理過程中既要體現柔性管理的思想，同時也不能忽略剛性的約束性和規范性，針對并購企業的特點和特殊時期，在制定文化管理功能發揮的具體實施計劃時，一方面要認識到任何一個企業的文化都有它自身的價值，不能以并購企業的強弱來判斷文化的優劣，相對于制度層面的文化和物質層面的文化，精神層面文化管理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文化管理小組應全面考察并購雙方的文化差異，重建企業的價值觀、行為規范等，，建立和諧文化。另一方面，制定一套完整的、目標清晰的工作規范、質量標準、預算管理和績效評價等剛性制度，在這一階段意義重大。尤其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切合實際的績效評價體系非常關鍵。組織績效源于組織的戰略和目標，在清晰的目標下找出可行的路徑，并且把目標和現狀進行對比找出差異，才能決定組織績效的具體內容。績效評價的過程遠比績效評價結果重要。績效管理一方面形成了剛性的制度，另一方面管理者的領導力傳遞了企業的價值觀和文化引領方向。
(五)確立并購企業發展目標，建立并購企業新型文化核心內容
確立了文化建設的內容以后，要求企業采用合適的渠道向員工介紹如何有效地建立文化管理的核心內容。企業可以借鑒的比較有效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績效管理。在績效管理過程中，確立以有利于企業發展的績效評估來衡量員工和部門的價值貢獻。在保障績效為先的基礎上，績效指標的設計應更關注以人為本，在績效溝通及計劃落實過程中充分發揮正向激勵的作用，在關注企業成長的同時，也關注員工能力的提升。在企業中，建立以正向激勵為主的激勵機制、加強績效管理的溝通與反饋、將績效結果應用于員工工作改進的依據、績效工資發放的依據、崗位競聘和職務晉升的依據，其目的在于在并購企業中迅速建立正向的、符合企業發展的正能量。二是企業戰略目標的設計和實施戰略管理。戰略管理是一個動態的管理過程，涉及企業經營的戰略目標、戰略方針、發展戰略等方面的內容，不同時期企業的戰略目標有著不同的重點內容。實施戰略管理滲透，其主要目的是讓員工了解企業的發展方向，并在這一發展進程中找準個人定位，將企業發展與個人發展緊密結合，進而實現文化管理功能的發揮，削弱并購企業文化磨合過程中的負面影響，使戰略目標迅速建立企業統一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起到既促進企業發展又振奮員工工作熱情的作用。
(六)創新文化傳播途徑
企業文化嶄新的核心內容，有賴于有效的傳播途徑，才能迅速發揮企業文化的管理作用。文化的傳播方式多種多樣，隨著電子科技、信息的發展以及人們理念的更新，傳播文化模式的探討是無止境的，但創新的文化傳播方式決定了文化管理的有效性。同時，文化傳播的形式也應與企業員工的特點緊密結合。傳統的文化傳播方式有宣傳教育、培訓、廣告、標語等形式，這些方式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有直觀、易于接受的特點。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面對的人群呈現多元化、個性化的特點，尤其是經歷并購后的企業往往會有一定程度的角色模糊期和職業迷茫期。實踐證明，對并購企業員工的企業文化傳播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幫助員工盡快度過迷茫期，結合企業發展主動為員工進行職業生涯規劃。在為員工設計職業生涯規劃時，企業應做到職工職業生涯管理制度公開化、長期化，堅持企業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結合、企業發展與個人發展相結合的原則。并且，堅持內外結合，以內為主。現實表明，在傳統文化傳播方式基礎之上，結合員工多元化、企業發展時期特殊化的特點，主動為員工謀劃職業生涯的這種創新傳播手段，能迅速發揮文化的管理功能，在短時間內消除了并購期間員工的心理迷茫期，留住了核心人才。
(七)文化管理功能發揮的反饋階段
當代文化產業的發展首先必須進行文化觀念的變革與創新。對文化的認識將全面改變我們對待當代文化產業發展的態度。
從國際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與發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人們普遍認識到，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脫離人或文化背景的發展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發展。文化作為發展的手段盡管很重要，但它最終不能降到只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或促進者這樣一個次要的地位。發展與經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組成部分，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而文化政策則是發展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未來世紀的文化政策必須面向和更加適應新的飛速發展的需要。
其次，當代文化創意產業的崛起，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它代表著當代先進的社會生產力，代表著生產力未來發展的方向。
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總是在先進文化的開啟和引導下向前發展的，在特定歷史時期，先進的文化對于社會生產力的解放甚至具有某種決定性的作用。人類歷史上，每一種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都是在吸納先進文化（先進的社會觀念和先進科學技術）的優秀成果之后蓬勃興起的。從本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人類開始迎接第三代生產力。這就是電子時代的智能生產力。作為當代世界的先進生產力，第三代生產力建立了文化與經濟、政治，文化與科學技術交融一體的嶄新關系。它強調我們在進入小康社會后，經濟中的文化的、知識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將越來越具有重要的、主導的、甚至某種決定性的作用。
經濟的文化化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它代表著未來生產力發展的方向。這就是產業結構的下游化和需求結構的上游化。產業下游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一條重要規律。一國經濟從人均低收入進入到人均高收入的發展過程中，第一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會持續上升，而第二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會先升后降。綜合橫向比較分析結果可知：一國經濟發展從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過程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結構狀態。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無疑將會走向服務產業、知識產業、創意產業、以至體驗產業。文化作為日益強大的產業結構將越來越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產業。
[關鍵詞]電視男人秀；儀式；性別；狂歡
自從《流星花園》捧紅了四個長相出眾的男生，電視圈中便掀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美色改革，美男開始取代美女得到越來越多的觀眾的賞識，大眾媒介正著力打造一個新的男色舞臺。在這股潮流中，星空衛視閃亮登場的電視男人秀節目《美人關》首當其沖，自2002年開播以來，憑借新穎的創意與定位，獨特的內容與包裝，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其他媒體也紛紛開始了這類節目的制作。對于電視男人秀這一新節目類型人們褒貶不一，或批評電視走向庸俗化，或贊揚它創造了嶄新的性別視角。但無論如何，電視男人秀的紅火，至少為電視熒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點，更為電視學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對象。筆者以為，一種新電視節目類型的出現，與其背后隱藏的社會文化是分不開的；電視男人秀的出現與火暴同樣具有深厚的社會與文化成因，本文選取了三種不同的視角——儀式、性別與狂歡——以《美人關》為例對這類電視節目進行一種文化解讀。
儀式：隱藏的意義共享體系
作為一檔周播電視娛樂節目，《美人關》每周六晚隆重登場，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帶領著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臺下起首翹盼的三百名女性觀眾逐一介紹本期的闖關選手。筆者在仔細跟蹤考察了《美人關》一段時間后，發現其節目的內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細分為六個環節，即自我介紹+童年照片、情趣問答、才藝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體以及最后的冠軍加冕；另外環節與環節之間存在著淘汰程序——把落選者推入水池。整檔節目對男人的評判標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衡量。相貌和身材當然首當其沖，即使偶有個別身材走型、其貌不揚的人混入參賽選手中，無論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愛，自我介紹多么尊重女性，臺下的女觀眾依然會毫不猶豫地第一個淘汰他。其次，為了增加電視節目的觀賞性，才藝表演顯然是必要的。選手們紛紛拿出渾身解數一顯身手。再次是選手對異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會設想各種針對兩性差別的話題來向選手發問，讓選手們回答，比如會問“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強人，你會有壓力嗎？”考查的是選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選手的體魄和膽魄。男選手們一個個上身，展現強健的肌肉，甚至還要與危險動物來個親密接觸。總之，相貌好、能體恤女性、有膽魄、才藝俱佳的選手，才能贏得美人的喝彩，從容不迫地通過“美人關”，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運。由于每期節目都是固定的參賽人數，固定的淘汰環節，固定的節目表演，甚至連主持人的串詞也高度程式化，這樣整檔節目完全成了一種儀式，變換的只是參賽選手的面孔和表演罷了。
在人類學的研究中，人類學家常用“儀式”這個詞來表示“受規則支配的象征性活動，它使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1]簡言之，儀式即是有規律的象征性活動。它出現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儀式，即重復通過同一個模式輸出內容，以達到使眾多受眾共同參與活動的目的。像《美人關》這樣程式化的媒介產品可謂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儀式。《美人關》的錄制現場就是儀式舉行的場所，儀式的參與者是現場觀眾與電視觀眾，儀式的內容則是選美男。不同的是，這種儀式憑借電視這種大眾媒介作為傳播手段而影響空前。
人類社會中的儀式經歷了從宗教儀式到生命儀式再到世俗儀式的過程，就如同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神、英雄到人的過程一樣：宗教儀式是對神靈的祭祀，生命儀式強調審美境界，而世俗儀式往往是宣泄某種情感的娛樂活動。[2]媒介儀式則兼具了這三種功能模式。首先，《美人關》作為一檔娛樂節目，當然是社會的一種世俗產物，一般受眾的觀看目的絕非出于對男女平等意識的高度認同，而是出于觀賞男性表演的愉悅性。然而，探討節目類型產生的根源以及受眾的觀看心理，不難發現節目的主旨是對原始美的回歸，是重新發掘美的另一面——即對男性的審美。節目對男性“力”的英雄氣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對生命的崇拜。而這種審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歸結為現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結，因為男色在當今社會大行其道，儼然成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體。
《美人關》的主創人員看到了女性地位在當今社會的崛起以及性別觀念在人們頭腦中的轉變，意識到今天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追問，在這個社會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賞識的男人是什么樣的人？與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別在今天看來已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男人的可觀賞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臺，至少F4之流的走紅就說明了這一點。于是，相貌堂堂、風度翩翩、對女性討巧賣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對好男人的新定義。這種抽象的價值標準，通過《美人關》主創人員對節目的設置，表現為具象的評比環節。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關》排斥，長相的差別成了對人評價的重要維度；此外，才藝、體魄、膽魄等也構成了男人的評選標準，通過它們來構建一個差別體系；最后，節目中的女評委們把最為認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領獎臺。每一個環節事實上節目都在設置一個議題，每一次淘汰都是觀眾參與議題討論的結果。媒體通過這種議題設置，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這種對男性評判的新價值觀念，并通過周復一周、期復一期的反復播出，不斷加以突出強調，最終讓受眾共享這種意義。《美人關》的節目現場就是這樣一個包含著價值評判體系的信息場，而這個“封閉的場信息通過電波的傳送而獲得了開闔性”，“使能夠接受到這個媒體信息的范圍內的受眾，無一例外地都處于儀式現場的信息圈內”。[3]人們在媒介儀式的參與過程中不僅體驗到一種共同的情感，而且還培養出共享的價值觀。
大眾媒介是一種意義共享體系，雖然各種立場和觀點在這里匯總融合，但是它總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義的表達平臺。《美人關》不僅體現了當今社會對男性的一種新評判標準，它同時也展示了一種新價值觀念，它對男色的強調就如以往我們對男人社會身份的強調一樣。媒介儀式正是傳播這種價值觀念與意義的中介，受眾處于媒介所構造的環境中，被媒介所傳播的意義所包圍，其價值取向自然因為耳濡目染而逐漸被同化。由此可見，大眾媒介傳播的不僅僅是內容，其本質是在構建意義。
性別：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難過美人關”，該節目的名字明確地提示我們性別是節目定位的起點，而且很明顯，女性處于優勢地位。一直以來，男女性別的碰撞與沖突就是一對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權制社會中，婦女處于屈從地位，屬于男人討論評點的對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婦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勞動中的性別角色來加以表現。女性主義學者塔奇曼把這種現象形象地稱為“對婦女象征性的殲滅”。[4]而《美人關》似乎打破了這種傳統。節目中仍然存在著對立的兩大性別陣營，但陣營的位置卻被調換了。以往對女人品頭論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視者，他們的外貌成為女人們被評點的對象，而以往媒介所著力表現的男性的職業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拋諸腦后。女人們坐上了評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動的和權威的角色，并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男性，再次強化了男性作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說，男人秀節目即是把傳統選美節目中的性別角色來個大轉換。從形式上看，這類節目的創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過標新立異來吸引觀眾的眼球，企望破除大眾媒介對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個男女平等的展臺。毫無疑問，這是對傳統性別陳規的沖破和顛覆。從節目內容來看，設立四個感性的評判標準來選擇男人，的確與以往表現男性的節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這里展示的不再是過人的頭腦、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理性的思維，而是女人眼中所謂的“男性美”，節目也由此成為告別維納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選手們面對美女的刁難，回答的對不對并不重要，但選手們在回答主持人的提問時，表現出來的對女的敏感和理解，將會為其贏得臺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關》中，編導似乎有意刁難其中二號選手，為他安排了一位年齡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為他示愛的“夢中情人”，但這位沉著的選手并沒有因場面的尷尬而失態，他微笑著表示滿意，并落落大方地對這位“夢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風度贏得臺下所有女觀眾的傾倒，實至名歸地成為了這期的冠軍。
在考查過這檔節目的文本與結構要素之后，我們再從意義層面上對它們進行另一種透視。從表面上看，在父權制社會的大眾媒體中，《美人關》對男女地位的顛覆的確具有深遠的意義，至少它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引導了娛樂方式的又一次變革。但是冷靜地反思這類節目，可能會得出另一種截然相反的結論：節目開啟的恐怕是又一個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導的性別革命與男女平等的背后，隱藏著的卻是傳統性別角色意識中的陳規陋習。
從節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選男人，是主動者。但是，仔細回味節目設置的各個環節，又無處不在散發著男權思想的信息，這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簡單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來表現婦女，而是有一種遠為基本得多的角色，來幫助確定和塑造女性與男性的基本意義”。[5]比如，節目中設置了在觀眾席中為選手選擇夢中情人的環節，女性在此時仍舊被描繪成接受異性求愛的對象。選手大膽地向未知的對象表白，而燈光所投射的一剎那，女性再次成為被關注的焦點與被選擇的對象。這些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只不過是在充當男人的擇偶道具。因為從選手們描述夢中情人的話語中，我們很容易聽到外貌對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節目中，三位選手是如此描述他們各自的“情人”的：“短發”，“小個子”，“眼睛放出鉆石的光芒”，“身材好”，“”，諸如此類。而對于女性的性格、愛好、興趣、志向等等根本沒有談及。在女助理主持與男選手的對話中，我們可以再次驗證類似不平等的性別陳規。在有一期《美人關》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選手提出了“你約會的女朋友為你買單，你會在意嗎”的問題。這位選手很坦誠地回答道，他會在意，會覺得沒有面子，并說明自己和異性約會時都會主動要求買單。從現場看，這種回答顯然贏得了大多數女觀眾的贊同，最后這位具有“紳士風度”的選手成為了這期節目的冠軍。又如，男選手要闖過“美人關”，成為本期節目的冠軍之前，有一場決定性的角逐是當眾撥開衣裳，展示強健的胸肌或是矯健的身姿。這種力量與膽量的展示無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帶來的安全感，他們有保護女人的能力；而這一點恰巧是對男性強大地位的尊崇和對女性柔弱地位的維護。男性仍然處于絕對優勢，而女性依舊要附屬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現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觀眾的眼球，節目中似乎又隱含著對女性的再次審視，而美女又無可挽回地恢復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網民在《美人關》的論壇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這似乎成了對節目最大的反諷。[6]大眾媒介在娛樂中不露痕跡地又一次重申且強化了性別角色的差異和性別不平等的傳統，讓受眾在狂歡的過程中被一些由來已久的性別陳規潛移默化。
[page_break]
事實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除了性別以外，還有階級和種族等因素也會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個女人的社會身份不僅僅是女性，她還隸屬于某個階級與某個民族，并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電視男人秀節目想探索的當然是性別上的變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覺中維護了男權社會的傳統，這也注定了這種探索是不徹底的與不成功的，它決不可能帶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女性革命。作為最受歡迎的大眾媒介，電視確實對受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從目前來看，它對提高女性地位的影響遠沒有人們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經常有意無意地扮演著維護男權傳統的角色。
女性主義者繆爾曾經論證說：“男性視點的流行，完全是因為男人們控制了那一工業。”同樣，男性對媒介工業的控制，必然導致大眾文化中男性視點的流行。《美人關》這類節目的意識形態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脫離傳統觀念中婦女從屬地位的窠臼，它們所謂的革命宣言也不過是大眾媒體在現實語境中創造烏托邦的一種嘗試，是通過媒介儀式實現的一次女性狂歡，是一種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歡：無法勝利的烏托邦
俄羅斯學者巴赫金曾經將拉伯雷的小說創作與西歐中世紀的狂歡文化聯系起來進行考察，進而對中世紀的民間狂歡節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歡現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視。作為原型的狂歡節具有大眾文化的鮮明特征，它是在公眾廣場上舉行的節日宴會，充滿了笑罵嘲諷，追求著感官愉悅的滿足。到了現代社會，傳統的狂歡節已不多見，但大眾媒介卻能借助現代科技手段來重構狂歡，《美人關》等參與型電視節目就是一種表現。
參與型電視節目最大的特點是龐大的現場觀眾群。綜藝類、益智類等各種娛樂性節目在現場都設置了寬闊的觀眾席，甚至為了突出熱鬧的場面，把舞臺延伸到了觀眾席中，或讓觀眾進入舞臺兩側的席位，這樣可以構建一種強烈的互動。這種技術安排在本質上迎合了構建狂歡的需要，因為在狂歡中，所有人都不是作為觀眾觀看，而是積極的參加者，要參與到狂歡中。[7]拿《美人關》來說，這種互動與參與體現在節目的各個環節中，比如讓觀眾現場對選手提問，從現場觀眾中抽選選手的夢中情人，有意經常切入女性尖叫歡呼的畫面和音效，其狂歡特色也因此借助現代傳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現。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歡節作為文化轉型期離心與向心力沖突的宣泄口和語言雜多現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個聯結、溝通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鴻溝的樞紐作用。[8]換句話說，狂歡代表著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一種顛覆與反叛。《美人關》毫無疑問體現了這一特質。對于傳統精英文化來說，女性才是審美的對象，女性的觀賞價值是男權社會的一種產物。如今，對男色的推崇卻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熱點，這顯然與長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視點格格不入，而要想顛覆這種把女性作為被觀看對象的傳統，要想反叛由來已久的對女性的道德約束，就需要用狂歡來完成。只有在狂歡的表象下，人們才能夠接受對性別秩序的顛覆，對男尊女卑的神圣體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話在這里完全破滅，英雄不再是滿腔豪情地成就霸業，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無情地一筆抹殺。
此外，《美人關》的狂歡顯而易見建立在一種身體的展示上，在節目中，男性健美的身體同樣具有了觀賞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樣成為“被看”的對象。一般說來，在現代社會中男性美可以分為兩派，一為陰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為陽剛之美，如史泰龍。《美人關》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選手們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體形。這種完美的身體除了說明健康的生活態度外，還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發女性的欲望。有學者早已指出：“在如今這個消費文化盛行的年代，身體愈發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觀賞性和享樂性。”[9]當然，作為挑戰與反叛傳統性別觀念的一檔電視節目，《美人關》的身體展示也同樣具有文化屬性，比如在巴赫金看來，這種對肉體感官欲望的大膽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級、下流和的特點，而是積極向上、富有生機的，表現了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離心力的強大而健康的主導力量。[10]事實上，身體在歷史上從未如此明顯地進入了對男性的評判體系，也從未如此明目張膽地成為女性審視的對象。男性身體這種符號借助于狂歡的平臺成為打造新價值觀的一種工具。
如果說狂歡節為民眾提供了一個情感宣泄的渠道，一個顛覆傳統、放縱自身的機會，那么我們同樣不能忘記，一年中民眾也只有一個狂歡節。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歡節是一種全民性的、大眾性的生活常態“倒置”：在節日之外，體制化的“嚴肅”的生活是常態的生活；而在節日之內，非體制化的、快樂的（這些在平時被視為非常態的）生活，才暫時被允許當作“常態”的生活。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狂歡表現的其實是與真實生活對立的一面，是脫離體制、脫離常規的非常態。它塑造的是一個虛擬的小生態環境，申張的是常態下被視為異端的價值取向。拿《美人關》來說，女性在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們可以大膽正視男性的身體，直白表露對男性的愛慕，一些平時被認為是出格的行為在這里被當作是正常的、合理的。這是一個女性狂歡的時刻，如果沒有狂歡，就缺少了沖破傳統規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顛覆與反叛的勇氣，那么節目就又會回復到往常死氣沉沉的性別陳規中。然而，這類電視節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權社會的壓迫下潛意識中的一種需求，她們對男性美的歡呼也無非是一種精神上的無意識釋放。正如人不可能永遠生活在狂歡節中，狂歡節后會生活會依然如舊，電視節目所張揚的顛覆性的性別觀念也無非是吸引觀眾眼球的一種手段，節目之外的真實生活中女性想要擺脫從屬地位的路依然漫長，我們歡呼的其實是一個無法勝利的烏托邦。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意義傳播體系，電視中各種符號的運用都是出于表義的需要。在我們所考察的《美人關》節目中，狂歡是為了顛覆性別陳規而構建，而性別陳規的顛覆又依賴于媒介儀式的運用。儀式、性別、狂歡，說到底只不過是編導手中的三種工具，通過它們來組合各種視覺與聽覺符號，并運用這一系列符號來完成向觀眾灌輸價值觀念與意義的任務。這樣，《美人關》在文化意義上完全可以被解讀為通過媒介儀式而實現的一次性別狂歡。
注釋：
[1]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頁。
[2]胡志毅，《神話與儀式：戲劇的原型闡釋》，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13—31頁。
[3]王進、韓青、段曉超，《媒介儀式與奧運延伸》，《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3年第12期。
[4]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論》，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00頁。
[5]同上，第213頁。
[6]參見《美人關》論壇。
[7]北岡誠司，《巴赫金——對話與狂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頁。
[8]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9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