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5 12:37:29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國際政治研究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論文摘要】本文對英國經濟規制改革的原因、過程與結果等進行了探討，對英國經濟規制改革進行了前瞻性展望。英國的經濟規制改革對我國有若干重要啟示。
【論文關鍵詞】自然壟斷性產業;加強規制;放松規制
1英國經濟規制改革
英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源地，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最先形成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20世紀40年代末直到今天，英國的經濟規制改革經歷了兩個調整階段，調整是逆向進行的。
1.1英國國有化改革與經濟規制
英國的國有化改革與經濟規制具有經濟、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原因。在經濟方面，20世紀40年代，英國的自然壟斷性行業普遍存在著經營企業規模小、數量多的問題，難以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地方政府會對其屬下的企業進行保護，維持電力產業低層次、低效率、高成本的運行格局。通過市場力量使企業自愿實行產業集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地方政府的人為阻撓下，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規律會失靈，這個過程會更加漫長，甚至變得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依靠法律或行政的手段進行強制性合并、重組，提高效率和競爭力，是一種較優的選擇。在政治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國工黨成為執政黨。國有化并不是工黨一黨的主張，而是多種黨派的共識。在科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爆發了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是科學革命與技術革命合流形成的。它所取得的成果、影響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是科學技術發展中緊密聯系綜合變革的總合，它使社會生產高技術化、規模化、集成化，科學技術產業化，管理現代化不再是一種幻想，為英國通過國有化手段構建大型企業提供了可能性。
1.2英國私有化改革與經濟規制
英國的私有化改革與經濟規制具有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經濟方面，一是由于政府經濟規制導致政府過度干預國有經濟，用政治目標代替經濟目標，削弱國有企業決策權，導致不正常財務狀況。二是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高失業與高通脹，打破了凱恩斯主義實行宏觀調節能夠實現供需總量平衡的信念。三是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緊縮預算控制和貸款總量，使國有企業需要的財政補貼無法滿足，同時政府無力對國有企業投資，導致投資不足。在政治方面，20世紀70年代末，人們對政府干預經濟作用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干預經濟的合理性必須建立在效率標準上，判斷的標準是政府干預帶來的效率增加必須能夠補償市場失靈產生的效率損失。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替代關系意味著公共部門的增長是以犧牲經濟增長與效率為代價的。英國的私有化政策采取了三種主要形式：第一，出售國有資產，以事先確定的價格出售或通過投標決定國有資產的價格；第二，放松經濟規制，取消新企業進入壁壘；第三，通過特許投標、承包合同、鼓勵私人部門提品或服務。在英國私有化的起初階段，主要采取出售國有企業產權的形式。后來，主要是出售國有企業股份。再后來主要是通過競標、合同鼓勵私人部門提供服務。
1.3英國近期規制改革的趨勢
英國經濟規制經過私有化改革，放松了規制。進入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英國的經濟規制繼續向深入發展，體現了如下趨勢：第一，在維護被規制產業自然壟斷技術經濟特性的前提下，促進產業內有效競爭。第二，放松進入規制，確保有限競爭。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競爭能夠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第三，以財務可行性、經濟效率、激勵為出發點，進行價格規制。第四，以提高價格為代價，強化服務質量規制。目標不同的經濟規制者和環境規制者存在著現實和潛在的沖突。由于提高質量與環境標準，被規制產業需要進行大量的追加投資購買設備，改進技術。第五，區分核心業務和非核心業務，防止損害消費者利益。
2對我國的政策啟示
2.1加強經濟規制立法，明確規制機構的作用范圍，確定規制機構的地位、職責與權力為了保證規制機構對被規制企業正常、有效的管理，必須制定一部《政府規制法》。該法必須規定政府進行經濟規制范圍、目標與手段，規定行業受規制的業務和競爭性業務，規制機構的法律地位，規制機構的權力和職責，規制機構的結構，選擇規制機構的方法，為規制機構提供資金的方式以及規制機構作出規制決策的程序等。政府規制法也可以形成一個法律體系，在它下面包括許多專門的規制法。其中首要的是確定規制機構的作用范圍，這是規制機構存在的前提，是規制機構行使權力、履行職責的邏輯起點。進行經濟規制的范圍，應該僅限于市場配置資源出現失靈的領域。此時由政府出面按照一定規則對資源進行配置，克服市場自發調節的不足。
2.2改革我國經濟規制管理體制，理順利益關聯各方的關系規制機構是專門針對自然壟斷性行業而設立的管理機構。在職能角色定位上，必須獨立于政府與被規制企業，必須沒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規制機構與政府是一種相對獨立的關系，規制機構與被規制企業是一種規制與被規制關系，而不是一種“利益共同體”關系。它的職責在于協調被規制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設定規制政策框架，規制機構在政府設定的政策框架內進行規制。政策框架設定后，規制機構就可以相對獨立地行使職權，無須事事向政府請示。
2.3改進經濟規制程序，加強內部約束和外部監督，提高透明度和公眾參與率、參與水平監督和信息公開是確保規制體制合理性的重要途徑。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完全在監督和信息披露的情況下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監督有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內部監督主要由消費者利益集團來進行。外部監督主要由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和社會輿論來進行。
參考文獻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一定的貨幣政策手段，通過經濟體制內的各種經濟變量，影響到整個社會經濟活動，進而實現既定的貨幣政策目標，使企業和居民不斷得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達到國民經濟新的平衡的作用過程。
凱恩斯（1936）提出貨幣政策的利率渠道傳導理論，斯認為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代表了一種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既定的流動性偏好下，貨幣供應量增加，導致市場利率下降，在既定的資本邊際條件下，更低的利率刺激投資支出的增加；投資通過乘數效應導致產出增加。在凱恩斯的利率傳導機制中，利率是核心環節，而貨幣政策通過利率渠道發揮作用的途徑有兩條：一是貨幣與利率的關系，即流動性偏好；二是利率與投資的關系，即投資利率彈性。該傳導機制的核心是流動性效應，即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和投資的利率彈性。凱恩斯認為，前者大，后者少，故貨幣政策對投資的作用不大。
二、我國的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機制的現狀和原因分析
（一）現狀。在我國，利率傳導機制是貨幣政策最重要的部分。雖然從1995年開始我國開始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當處于經濟轉軌特殊時期的歷史背景，使我國的利率很大程度上仍處于被管制狀態。由此原因引出了我國利率傳導中的諸多問題：
1.扭曲了利率的形成體系。在我國，基準利率更大意義上是居民金融機構存款利率，這樣我國就出現了與西方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的倒掛機制，即存款利率充當了基準利率，并且決定了貨幣的市場利率。
2.制約了消費和投資對利率的彈性。對企業來說，我國公布的貸款利率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的投資成本，直接造成了投資利率彈性偏低。對居民來說，利率長期處于低水平，且波動幅度小頻率低，這樣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利率變化對財富價值的影響。
3.制約了商業銀行的信貸提供。利率處于管制狀態下。在經濟擴張時期，銀行的信貸擴張并不能推動利率的下行，從而必然造成通脹的壓力增大和信貸的過度擴張。同樣，在經濟緊縮時期，信貸緊縮也不能推動利率的上升，從而形成過度的信貸緊縮。
（二）原因。雖然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取消和放寬了多種利率管理工具。但我國利率體制仍然處于人民銀行利率管制制度下。事實上，我國面對各種經濟形勢做出利率調整時是被動的且決策時間很長。另外，中國人民銀行是從宏觀經濟角度進行利率調整，這制約了利率發揮作為資金的價格信號調節資金供求的作用，從而使利率水平不能完全反映資金的價格和供求狀況。這樣就不能發揮利率工具的信貸資金供需調節作用，還會造成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不暢通。并且我國仍處于經濟轉軌時期，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企業和居民的消費價格預期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而變化。如果企業和居民的價格預期下降，那么即使利率下降了，增加即期投資也是不劃算的，因為將來的投資和消費價格會更低。所以，在我國會出現這樣的現象：盡管多次上調存貸款利率，但物價會繼續上漲，企業和居民己經形成了物價上漲的價格預期，通貨膨脹會相應的抵消企業和居民的消費。當人民銀行下調利率時，也會面臨相同的狀況。
三、對我國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機制的幾點建議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看出，利率管制制度是我國的利率政策不能對實體經濟進行有效調控的重要原因。被管制的利率誤導了人們對利率水平的預期，這使得各方面對利率的判斷變的不敏感，也就導致消費利率彈性和投資利率彈性非常低。又由于中央銀行通過貨幣市場利率引導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之間利率的渠道不通暢，使得貨幣市場利率與這三方面的利率不能有效聯動，嚴重降低了利率傳導的效果。為此，我們應該：
（一）要努力營造實施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完善同業拆借的市場業務是當前應該首先完成的。再者要加強貨幣市場各部分之間的聯系，逐步開放短期利率以及國債利率.最后，為真正反映貨幣資金的供求狀況，在上述基礎上還要達成市場基準利率。
（二）適當放大商業銀行各種利率的增減幅度。采取先外幣，后本幣；先貸款，后存款，先小行，后大行；先調整幅度，后徹底放開的方式，由商業銀行根據自身經濟情況和外部經濟環境，在中央銀行確定的基準利率的基礎上加以浮動。
（三）完善資本市場。首先要規范證券市場，發展多元化的金融資產，以促進我國國債市場的發展。其次，為增強利率的引導作用，應擴大市場的交易主體，且疏通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資金流動。
（四）在實施利率市場化過程中，要進一步加強銀行的監管。從現實情況來看，還要提高中央銀行監管人員的素質，加強業務培訓，建立健全各種相關法律制度，規范各項程序操作，以維持金融秩序的穩定。
四、總結
為使我國的貨幣傳導機制更加有效，對調節我國的經濟狀況起到更明顯的作用。我國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并堅定不移地推行利率市場化。這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率就具有一種內在的平衡機制。就宏觀經濟處于擴張的時期來講，總需求擴張，大多數企業的產出和利潤上升，貸款的風險相應降低，于是商業銀行將原來安排在其它資產的資金轉而用于增加貸款投放，信貸資金供給增加。在利率由市場決定的條件下，貸款發放的擴張會導致利率的降低，利率的降低增大了信貸資金的需求并抑制資金的供給，促使信貸資金市場達到新的均衡。在經濟收縮時期同理。
參考文獻：
[1]方顯倉.我國貨幣政策信用渠道傳導論.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23-45
[2]博昭.我國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機制分析.經濟論壇,2007,2
摘要：近年來，利率在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居于越來越核心的地位。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又是貨幣政策的核心內容。故利率直接關系到我國貨幣政策對實質經濟產生影響。研究利率傳導機制又助于我們認清阻礙貨幣政策傳導的主
關鍵詞:古代;戶籍;制度
《史記•蕭相國世家》載:“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蕭何私自收藏的圖書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秦國戶口版籍,這一舉動在中國古代王朝更替的慘烈斗爭中具有強烈的符號象征,可謂意味深長:拿到了戶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國的國情,并進而控制土地和人民,獲得了它,也就象征著獲得了國家政權。
中國戶籍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雖經無數次的戰爭、內亂和王朝的更迭,戶籍制度總是以某種方式繼承或沿襲下來,并且越來越嚴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組建軍隊、分配土地、征收稅賦、推行禮教、維持治安都與它有關。如果說官僚制度是君主對官吏進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話,那么戶籍制度就是專制王權對編戶齊民進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戶籍制度的核心是對民的占有與支配。《商君書•畫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專制王權對民的生殺予奪之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戶籍制度。大體說來,中國古代戶籍制度的發展經歷了這么幾個階段:
1萌芽階段
中國歷史上最早對人口進行管理的記錄應當從商代開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現“登人”的字樣,即登記人口的意思。但當時的“登人”,幾乎都以人丁為計量單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經常出現“口”、“人”等字,但卻很少出現“戶”、“家”的說法,因此后人推測,商周時“登人”,主要目的是為了征集兵丁、組建軍隊以滿足戰爭的需要,還不具備后代戶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據《周禮》記載,周王朝分別在國野設六鄉、六遂對人口進行地域劃分: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
又據《周禮•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由于目前對《周禮》一書的成書年代仍然聚訟紛紜,因此,西周時是否真有如《周禮》中所言的那種系統而完善的戶籍管理制度,當然是值得懷疑的。不過,雖然《周禮》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實情況,但它至少說明和反映了中國古代管理戶籍的思想和實踐,很早已經萌芽。
2奠基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由于經濟的發展和諸侯勢力的壯大,諸侯國之間的兼并戰爭頻繁四起。戰爭需要有兵源的保證,由于戰爭的需要,各諸侯國都意識到了人是寶貴的財富。為了增加人口,各國都采取了多種措施。首先是用減免賦役的辦法來招徠別國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國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規定嚴厲處罰拐帶秦國人出境的行為:“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有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為鬼薪,公士以下刑為城旦”。還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勵生育。在這些措施實施的過程中,人口登記和戶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漸完善起來了。通過清查登記人口并實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動,防止人口流失,保證兵役和賦稅源源不斷。
有關戰國時期各國重視人口管理的情況,我們還可以從考核官僚的上計制度中找到證明。所謂上計,就是官吏將一年的預算收入,以及戶口、墾田、庫藏的增加等事項,事先寫在木券上,然后剖而為二,國王執右券,臣下執左券,年終上計時,國王根據原券考核實征數目,決定官職的升遷。在上計制度中,對戶口的考察一直是對官吏進行考核的一個重點。
戰國時期,秦國的變法最為成功。秦的戶籍制度的創立,大約始于秦獻公時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獻公)十年為戶籍相伍”。所謂“相伍”,大約是按五家為“伍”的辦法編制戶口冊,這表明“伍”是當時戶口編制的最基層單位。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后,對人口的管理和控制進行了改革,不僅將其作為增加人口和社會控制的手段,而且極大地強化了通過戶籍制度對民間社會進行社會控制的專制工具這樣一種色彩: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所謂“令民為什伍”,就是把國中所有人口,按五戶為一伍、十戶為一什的辦法編制起來,每伍之中,設一伍長,每什之中,設一什長,平時為民,戰時即為兵。伍、什就是軍隊中最基層的建制。商鞅變法的主旨,就是獎勵耕戰,富國強兵。凡在戰場上殺敵多者,不管原來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規定晉升爵位。同時也規定,行軍作戰時,什伍之中如果有一個逃亡或降敵,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連坐。
秦的戶籍制度,自秦統一天下之后,更加嚴格和完備,不僅按不同情況區分了各種不同的戶籍,還確定了戶口的什伍編制方式,規定了生著死削的統一辦法,制定了戶主申報和典老審查核實的登記戶口的程序,登記的內容非常詳細,有戶主的姓名、身份、籍貫和年齡,也有戶內成員的姓名、年齡和健康狀況,祖宗三代出身情況及家內人員與財產類別等項內容,有時還有身高的記錄。所有這些內容,都是為了對民戶加強控制和便于征發兵役、徭役及課取賦稅服務的。對不報、虛報和假報戶口的或未經官府批準而擅自更籍的,統統嚴加懲罰,還作出了不許擅徙、遷徙時必須審核和必須辦理更籍手續等規定。
西漢年間,戶籍管理備受統治者的重視,蕭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戶律”。西漢在秦代戶籍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嚴密的戶口統計制度,漢代的戶籍制度之明顯不同于秦制的地方,還在于漢代有戶等的劃分。盡管漢代戶等的劃分不如唐宋以后明顯和具體,但確實是戶等劃分制度的萌芽。漢代還采用了編戶以及鄉亭制等有力措施,鄉有鄉長,亭有亭長,他們主要負責戶口管理和基層社會治安,從而使戶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為了嚴格戶籍制度,禁止任意遷移和逃亡,漢代統治者還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漢書•淮南厲王傳》:“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漢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發展,它由打擊逃亡犯本人,發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執行甚嚴,以致漢代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獄者。
3發展完善階段
從隋唐開始,中國古代的戶籍制度進入到了發展完善階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閱”和“輸籍法”,將隱漏的戶口檢括出來了。開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閱”,進行全國性的戶口清查。政府按戶籍上登記的年齡、相貌與本人核對,檢驗是否以丁壯詐老詐小,還鼓勵居民互相檢舉揭發,如戶口所據不實,正長要受罰流放遠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門的蔭附戶搜括出來,載入國家戶籍,增加賦稅收入。在“大索貌閱”的同時,還實行“析籍”政策,規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戶籍,以防容隱。隋朝還因襲北魏的三長制,把它作為檢括戶口的地方組織,五里為保,設保長;五保為閭,設閭正;四閭為族,設族長。畿外設置里正、黨長,前者相當于閭正,后者相當于族正。畿內保長、閭正、族正與畿外的保長、里正、黨長稱“三長”。三長是推行均田、勸課農桑、催驅賦役和檢查戶口的農村基層組織,都有檢括戶口的職能。另外,隋朝時還把戶籍制度和科舉制度結合起來,按照地域來分配考試名額,起到了積極的效果。
唐承隋制,戶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檢查戶口、勸課農桑的基層組織是鄉里:“唐制,百戶為里,五里為鄉”,每里設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權單位。里正由勛官六品以下的富戶白丁擔任,用來“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唐代戶籍可以分成編戶與非編戶兩大類。編戶是編入戶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須是良民。編戶又可以分為課戶與不課戶兩類。按租庸調法納稅服役的普通民丁,稱為課口,有課口的戶稱為課戶,無課口的稱為不課戶。非編戶有三種,一是賤戶,分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農奴,因為都屬私人使用,所以附屬在主人的戶籍中。賤戶中還有一種是官戶,唐代官戶大多是“前代以來,配隸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釋、道及為逃避賦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戶。三是士兵,唐初實行府兵制,士兵來源皆所屬下戶、白丁。士兵本來在原編戶內,自玄宗開元年間府兵制破壞,改為募兵后,兵農分離,成為一種專門職業,因此,也不在戶口統計之列。
宋代的戶籍制度在唐代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唐代雖然已經用“坊郭戶”來稱呼城市居民,但并沒有為他們單獨設立戶籍。宋代由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在戶籍制度上分別設立“坊郭戶”戶籍和鄉村戶戶籍。在戶籍實行城鄉分別治理的基礎上,宋代又將戶口劃分為主戶與客戶:有常產的稱為主戶,沒有常產的民戶稱為客戶,分別列入戶籍。坊郭戶與鄉村戶都劃分為主戶與客戶。坊郭客戶為城鎮貧民,多為小商販,商業、手工業的雇工和幫工以及富戶的傭工;鄉村客戶則主要是佃戶、主戶的雇工和傭工。另外宋代還將城市主戶劃分為十等,鄉村的主戶劃分為五等,作為征發賦役的依據。除了主戶與客戶之外,還有一種官戶,即品官之家,他們屬于特權階層,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權利。
王安石在變法時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寧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干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余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戶口,又可以通過這一“兵民一體”的制度維護社會治安、為軍隊提供后備兵源,可謂一舉多得,對后代影響極大。保甲制度還通過“保”和“甲”兩級建制,實現了王權專制主義國家對縣以下的鄉里社會的逐漸滲透:由于在這種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結,家家相聯的形式,從而充分保證了鄉里組織被牢牢控制在統治者手中。
明朝的戶口制度,承上啟下,既有歷史的繼承,又有時代的更新,從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國古代戶口建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總結前代的經驗教訓,并與當時的賦役制度的變革相適應,創造以登記人口為主的“黃冊”和以登記土地為主的“魚鱗冊”,標志著中國古代戶口調查登記制度的相對成熟。這個制度肇創于明太祖朱元璋,雖然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代有增損,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則,終明之世并無改變。
與宋代相比,明代戶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強了。賦役黃冊編定以后,戶籍不得隨意改動,從農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戶都處于封建朝廷的嚴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動,鄰里之間,相互監視,相互舉報,如有知情不報者,要受到連坐,外出百里之外時必須持有官府發給的“路引”,其組織系統之完備,層層管制之嚴厲,實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見,明代嚴密的戶籍制度,把農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縛在鄉土之上,農民寸步難行,只能安土樂耕,向政府納賦稅,服兵役。
清代的戶籍制度大體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黃冊制度,在黃冊之外,〖JY〗另編《賦役全書》和《編審冊》作為配套。但滿族以一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實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對戶籍管理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整體說來,清代的戶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兩朝實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政策,使得賦稅與人丁之間沒有了直接的聯系,統計戶口的意義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稅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每戶發給一印牌,登記人口及姓名;外出時必須注明目的地,對遷入者必須檢查其原籍。
縱觀歷史,各朝各代的統治者們都非常重視對戶口的清查、登記和管理以及戶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并非真正出于對百姓利益的考慮,而主要是為了維持專制王權統治的需要,這是戶籍制度能在中國長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國各個朝代的封建統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視戶籍編制,還在于它是一項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戶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時期,又各有側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戰亂時,寓兵于民、維持治安的作用要強一些,其余時候,則重在調查戶口、征收賦稅和勸導風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創和前期,戶口編制比較嚴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則逐漸松馳”。但無論如何,戶籍制度都是維護專制王權統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國歷史的一把鑰匙,而且中國的歷史還表明,“在以農為本的農業社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遷徙自由。因為農耕社會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遷,就成了農業社會的基本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而封建國家也強調要以農為本,以此維持國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國歷代王朝對戶口遷徙,都設有種種禁限,有時,還把遷徙作為一種處罰”。這其實也是專制王權通過實施人身控制而維持其統治所必需的。
參考文獻
目前的證券公司強制退出措施中，有明確法律或規章依據的主要是責令關閉和停業整頓，實踐中還有吊銷證券經營資格、撤銷、托管、行政接管等作法。總的來看，我國目前的證券公司市場退出機制比較混亂，概念的運用隨意性較強，缺乏必要的界定，各種措施之間的關系也缺少梳理。更大的問題在于，這些機制缺少《證券法》或者至少是行政法規的權威認定，同時又沒有專門的破產清算程序予以配合，難以形成系統化的制度。
由于沒有專門的證券公司破產清算法律制度，甚至也沒有更寬泛意義上的金融機構破產清算法律制度，當下對于經營狀況惡化的高危證券公司主要采取由監管機構主導的、以責令關閉、債權收購/登記和業務托管/轉讓相結合的行政性退出方式。這種方式被形象的概括為“行政破產”，其基本內容和步驟是：（1）由證監會宣布對問題券商行政關閉或撤銷；（2）對個人債權由人民銀行再貸款，同時地方財政做擔保，予以收購；（3）對機構債權包括銀行貸款登記在冊，由新設的實業公司或另一家券商承擔，或者等待清算償付；（4）分割業務與牌照，把問題券商的業務、客戶及牌照分別轉給其他券商。
這種行政主導的退出方式主要著眼于壓縮系統風險，防止危機擴散。但是，這種退出方式是以中央銀行的大量再貸款為基礎的。在鞍山證券、新華證券、南方證券被陸續撤銷、接管時，為彌補客戶交易結算資金漏洞，中央銀行分別提供了15億、14.5億和80億再貸款；而根據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和證監會聯合的《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收購意見》，中央銀行的再貸款將系統性的用于補償問題金融機構包括證券公司的個人債權人和客戶，預計用于收購客戶交易結算資金的再貸款就將達到600億元。[01]在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和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情況下，這實質上是把券商對個人的負債轉變成券商對中央銀行的負債，債務風險從個人轉移到中央銀行身上。盡管從短期看，這有助于壓縮系統風險和保護個人投資者的資產安全，但終非治本之策。在本質上，這種方式只是暫時緩解風險，不斷轉移與積累矛盾，而不是在化解風險。無論是行政接管還是中央銀行再貸款，證券公司現有或潛在的不良資產并未得到徹底核銷，它們仍需掛在賬上等待償還，所不同的只是壞賬從一個帳薄轉到另一個帳薄，其后果是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越積越重，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也越積越高。[02]從長遠來看，證券公司危機中的客戶資產安全不可能一直依賴中央銀行或中央財政來保障，而只能通過合理的證券公司破產清算機制和相應的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來實現。
在一定程度上，國務院制定的《金融機構撤銷條例》為證券公司破產清算機制的建立提供了藍本。該條例在現有破產程序之外確立了一套針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行政清算程序。所謂撤銷是指人民銀行對經其批準設立的具有法人資格的金融機構依法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終止其經營活動，并予以解散。在金融機構有違法違規經營、經營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銷將嚴重危害金融秩序、損害社會公眾利益時，應予撤銷。金融機構被撤銷時，由人民銀行、財政、審計等有關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的代表和被撤銷的金融機構股東的代表及有關專業人員組成清算組，清算組向人民銀行負責并報告工作。清算組的職責主要包括：（1）保管、清理被撤銷的金融機構財產，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2）通知、公告存款人及其他債權人，確認債權；（3）處理與清算被撤銷的金融機構有關的未了結業務；（4）清理債權、債務，崔收債權，處置資產；（5）制作清算方案，按照經批準的清算方案清償債務；（6）清繳所欠稅款；（7）處理被撤銷的金融機構清償債務后的剩余財產；（8）代表被撤銷的金融機構參加訴訟、仲裁活動；（9）提請有關部門追究對金融機構被撤銷負有直接責任的高級管理人員和其他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10）辦理其他清算事務。在清算期間，清算組可以將清算事務委托給人民銀行指定的金融機構（托管機構）辦理，托管費用列入被撤銷的金融機構清算費用。金融機構的清算財產首先用于支付個人儲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剩余財產用于清償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債務。[03]
事實上，目前的證券公司退出程序，基本上是《金融機構撤銷條例》的框架下進行的。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金融機構撤銷條例》明確規定只適用于人民銀行（現在是銀監會）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被排除在外，證監會對證券公司的關閉/撤銷程序雖然可以比照或者類推，但畢竟缺乏依據，亟需正名。第二，既然是“撤銷”，那么這套程序只能由監管機構啟動，證券公司、客戶或其他債權人均無權啟動，因此需要更廣泛意義上的破產清算程序。
金融機構破產是否及如何寫入破產法，一直是新破產法制定過程中爭議的焦點。在起草過程中有人主張金融機構破產不寫入破產法，專門立法調整；有人主張區分類別，有的寫入有的不寫入；還有人主張統一納入破產法，但在是僅規定原則還是以專章具體規定特別程序的問題上仍有分歧。[04]在《企業破產法（草案）》2004年6月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時，采取的方式是在第163條（附則）規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實施破產時，由國務院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制定實施辦法。”換言之，金融機構的破產在基本程序上適用破產法的規定，但在一些特殊機制上，如監管機構批準作為前置程序，則留待國務院的實施辦法解決。值得注意的是，草案使用了“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表述，而沒有直接列出證券公司。個中原因，主要可能在于修訂后的《商業銀行法》和《保險法》已經對銀行和保險公司的破產有所規定，[05]而證券公司的破產卻未在《證券法》或其他法律中明確提及。盡管如此，“等金融機構”無疑也已將證券公司涵蓋在內。
但是，無論是單獨立法還是由國務院制定專門實施辦法，證券公司的破產清算都需要專門作出規定。鑒于證券公司破產清算制度與證券投資者補償制度的密切聯系，需要結合起來統一考慮。因此，不妨借鑒美國SIPA的作法，將投資者保護基金的籌集、管理和運用同證券公司的破產清算和財產分配統一作出規定，并賦予基金管理機構（在證監會的任何和監督下）啟動、介入和主導證券公司破產清算程序的權力。
注釋：
[01]參見莫菲：《600億解決“券商原罪”》，載于《21世紀經濟報道》2004年11月24日。
[02]從根本上說，再貸款最終依
賴于中央銀行發行更多的貨幣，從而給國家的支付系統造成壓力。因此，盡管從投資者保護的角度看，目前以再貸款收購個人債權和客戶交易結算資金是必要的，但這絕非長久之計，也不能成為常規方式。
[03]參見《金融機構撤銷條例》第2、5、8、11、23、24條。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機制；規律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教育主體對受教育者提出的思想要求、觀念要求、道德水平要求、人格品質要求，通過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教育活動，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觀念、道德觀念和人格品質過程。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主體負責組織調動各種教育要素與教育資源，設計教育計劃與目標，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沿著既定方向運行。客體作為受教育者在本身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也會在受教育過程中產生主體性，一定條件下具備主體功能。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在各種要素關系動態變化過程中展現的，其實質是促進受教育者形成與社會發展要求相一致的人格品質的教育實踐過程。
1 正確認識教育過程的基本機制
充分認識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基本機制，對于豐富和增強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自身素質和能力，對于更深刻認識和更準確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觀規律，靈活運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之有效方法去逐步實現教育目標任十分有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理論教學和實踐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基本機制是指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將各種要素在教育目標引領下發生必要的有效的聯系。基本機制不是教育方法，而是方法之原理，機制受教育規律制約。方法在教育實踐過程中運用必須要通過教育機制的橋梁作用來體現教育過程中存在的規律，而規律也要通過機制的作用對方法進行制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過程中的基本機制以其自身的有效性在教育實踐的具體過程中用自身的有效性推動思想教育向新境界發展。
存在于思想教育中的基本機制主要有宣講機制、學習機制、說服機制、激勵機制、調節機制、溝通機制、管理機制。宣講機制是指通過向社會成員講解和闡述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對社會成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機制。學習機制是指組織社會成員學習黨的創新理論和國家時政政策的教育機制。說服機制是指用新的理論觀點教育和影響受教育者的教育機制。激勵機制是指教育主體遵循受教育者的思想行為特點和規律，以社會要求為依據，運用利益方式、榮譽方式、獎勵方式去激發和鼓勵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質的教育機制。調節機制是指教育主體運用調節方式對受教育者進行心理調節、關系調節、行為調節，為受教育者創造一個和諧愉悅身心狀態的教育實踐活動。溝通機制是指教育主體與受教育者在認識觀點上互相交流的實踐活動。管理機制是指運用管理手段約束受教育者的思想行為，促進受教育者達到社會要求的教育實踐活動。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機制的實際運用必須立足于社會現實，必須面對受教育者實際狀況，必須遵循機制在解決受教育者思想實際問題上的有效性原則。
2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由許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復雜運動過程，這個過程必然存在基本的矛盾和一般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是是發展需要所具有的要求與受教育者現有的思想品德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要求之間的矛盾。對受教育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成員實際的思想品德水平同社會對思想品德要求有差距。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就是要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品德水平，用教育的力量推動社會成員以實際行動縮小這一距離。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存在和貫穿于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始終，矛盾的運動和發展與思想政治教育緊密聯系在一起，推動著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運行和向前發展。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所有活動都是為了解決這個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貫穿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始終。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分析這個基本矛盾，弄清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在哪些方面還不符合社會要求，還存在多大差距，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加以解決。要從現實出發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逐步達到社會要求的水平。社會的發展變化是不停頓不間斷進行的，社會成員的思想品德水平是需要不斷提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不間斷不停頓進行。社會發展變化必然帶來環境的變化，必然會對人的思想品德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總是表現為一個具體的教育過程的完結之后，下一個新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又重新開始，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基本矛盾決定的。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規定和制約著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其他具體矛盾。除了基本矛盾之外，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其他矛盾，比如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矛盾、教育者與教育介體之間的矛盾、教育介體與受教育者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解決都服從服務于基本矛盾的解決，實質是為了使社會發展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規范通過思想政治教育過程轉化為受教育者乃至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品德意識和實踐行為方式。
3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規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規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間本質聯系及矛盾運動的必然趨勢。對于這一規律認識，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學界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盡管有些學者從學理意義上作出比較嚴謹的界定，但如果脫離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教育實踐，任何純理論上的界定都是有缺失的。筆者認為，教育者根據一定社會發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觀念發展的要求以及人格狀態，運用一定的教育機制、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社會要求的思想品德規范去教育感化受教育者，不斷縮小其思想品德水平與社會品德規范要求之間的距離，使其思想品德朝著社會要求的方向發展并不斷提高，與社會發展相向前行。 這個規律才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規律。這個基本規律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社會適應規律、要素協同規律、觀念接受規律來支撐而存在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活動要受到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受國家政策的制約，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狀況的制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應與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實際狀況相適應，如果無視這些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就有可能脫離實際，就不可能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任務。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還存在著具體規律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具體規律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要素之間的本質聯系及具體矛盾運動的必然趨勢。這些具體規律的存在客觀的可認識的。具體規律主要有：互動規律、變化規律、內化外化規律等規律。互動規律是指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雙向活動過程。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的主導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體作用是雙向的受益的，教育者的主導作用的實現，離不開受教育者的主體作用的發揮。受教育者的主體作用的體現，也離不開教育者的主導作用的發揮。 變化規律是指社會成員的思想品德處在變化過程之中，是可以教育和引導的，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是可以改變其思想觀念的。內化外化規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實際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幫助和引導受教育者實現內化和外化，從而形成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水平的過程。內化就是引導受教育者將一定社會的思想品德要求轉化為自己的思想品德的過程。外化就是引導受教育者將自己已經形成的思想品德轉化為自己的行為，并養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行為習慣的過程。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一個不斷發現新問題性情況和解決性問題新情況的開放的過程，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過程。思想政治教育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并且與社會環境不斷地發生著相互作用和影響。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實踐中消除社會環境中的消極影響，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充分發揮教育主體的教育功能，教育引導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朝著社會要求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刑事訴訟證據規則刑事證據收集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刑事證據收集規則，屬于程序性規則，是刑事訴訟證據規則乃至刑事訴訟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規范偵查中刑事證據收集活動的準則。其功能在于規范和約束偵查活動，使證據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證收集到的證據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權，防止偵查權的無限擴張。然而目前我國的刑事證據收集規則很不完善，現有的收集規則零散分布在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中，缺乏系統性，可操作性。學術界對此問題也較少涉及。筆者力圖通過對我國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反思探尋更為合理的規則。
一、我國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立法現狀及反思
我國現代證據立法吸取了大陸法系證據立法的有益成分，在訴訟法內以專章對證據制度的有關內容作了規定。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證據也有專門規定。然而，關于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法律規定卻不甚完善，存在立法缺陷。
（一）立法現狀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作出了相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該法第89條至第118條、第131條關于偵查的規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證據收集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第140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該規則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誘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該規則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51條規定：“公安機關必須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或者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并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該《規定》第九章關于偵查的規定中也包含有刑事證據收集規則。與刑事訴訟法相適應，《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以上為我國現行法律、司法解釋中關于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規定。
（二）反思
1、法律本身的缺陷——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強。
一項完整和獨立的刑事程序性規則由實體性規則和實施性規則構成。實體性規則指在什么條件下進行什么訴訟行為的規則；實施性規則指規定如何實現實體性規則的內容的規則。同樣，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也分為實體性規則和實施性規則。刑事訴訟法第43條、《解釋》第61條、《規則》第140、160、265條、《規定》第51條屬于實體性規則，其余規定屬于實施性規則。目前我國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仍然存在明顯的不足，其缺陷具體表現在：
（1）規定不完整
1）實體性規則不完整。《刑事訴訟法》、《解釋》、《規則》、《規定》均規定嚴禁用威脅、引誘等方法收集證據，但對應當用何種方法收集證據、對如何收集物證等其他證據卻未作具體規定。對非法方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是否可以采證及對刑事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的采證問題，我國的法律至今沒有規定，沒有形成具有內在邏輯聯系、層次分明的、系統的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系。
2）實施性規則的規定不完整。①強制性證據收集行為缺少法律控制。依目前的規定，強制性證據收集行為如搜查、扣押、對人身和郵件的檢查等都由追訴機關自行決定，沒有相應的法律約束。②搜查、扣押、檢查等行為的限制性適用條件極少，如搜查、檢查的時間、地點、范圍等在法律中基本上沒有明確規定。③技術偵查措施非法治化。依據《國家安全法》和《警察法》的規定，偵查機關可以采用技術偵查措施。實踐中也運用得教廣泛，如通訊監聽、測謊、密搜、秘捕等。但目前這種運用基本上是偵查機關自行決定，秘密進行。法律對哪些屬于技術偵查措施、如何采用、如何進行規范等問題，沒有相應規定。
（2）立法粗疏，可操作性不強。目前的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規定不明確，比較原則、籠統，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實體性規則如《規定》第51條規定公安機關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但究竟什么是“法定程序”，如何“收集”，沒有下文，實踐中難以操作。實施性規則如《刑事訴訟法》中關于搜查的第109條規定：“為了收集犯罪證據、查獲犯罪嫌疑人，偵查人員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隱藏罪犯或者犯罪證據的人的身體、物品、住處和其他有關的地方進行搜查。”但對如何搜查、搜查有何要求未作詳細規定，實踐中無法準確操作。
2、立法的缺陷——公、檢、法在司法解釋中的程序立法違背了“程序法定”原則。
從關于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司法解釋可以看出，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實際上對程序法進行了帶有立法性質的解釋，這明顯違背了作為現代程序法制化標志的“程序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
（1）程序法定原則的內涵
程序法定原則是刑事司法權法定化的表現，是為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權，抑制刑事司法權的過度膨脹和擴張而設立的。所謂程序法定原則是指國家刑事司法機關及其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作為國民代表集合體的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即刑事訴訟法來加以明確規定，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賦予的職權，司法機關不得行使；司法機關也不得違背刑事訴訟法所明確設定的程序性規則而任意決定訴訟的進程。換句話說，刑事訴訟程序規則“只能由立法加以規定，因此只能具有立法性質。”其他任何機關、團體或個人，以其他任何形式對刑事訴訟程序規則作出規定，都只能被視為是對程序法定原則的背離，其合法性都值得懷疑。
當代中國著力提倡“法治”精神和價值，程序法定原則就是“法治”精神在程序法上的體現。公、檢、法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作出的帶有程序立法性質的司法解釋明顯地違背了這一原則。這一問題也充分反映了我國“重權力、輕權利”、“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觀念。
（2）違背程序法定原則的表現
1）關于公安機關有權采用技術偵查措施收集證據問題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未對偵查機關是否有權采用技術偵查措施收集證據作出明確規定。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第16條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察措施。據此公安機關被授予采用技偵措施的權力。但這一規定仍然不能解決公安機關應采用何種技偵措施及如何適用的問題。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由公安部制定的《規定》卻擅自規定公安機關有權采用監聽等技偵措施，這一解釋是違背程序法定原則的。
2）關于以非法方法收集到的證據的取舍問題
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和引誘和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此法律條款僅僅是對證據收集方式的禁止性規定，并沒有對采用非法手段采取的證據的效力做出明確規定。從立法理念上講這是一種對“未然”的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警示與預防，但對于已然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如何處理卻沒有說明。而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61條規定凡經查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就明確了非法獲取的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雖然此規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人權、規范偵查中的收集證據活動，但該規定確立的方式值得質疑。
總之，我國刑事證據收集規則在立法上還存在諸多問題，證據立法有待完善。
二、我國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理論研究的現狀及反思
（一）理論研究的現狀
1、研究的發展
學術界開始重視對證據規則的研究發軔于我國的司法改革。較早論述我國刑事訴訟證據收集和運用的規則的是樊崇義主編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綜述與評價》一書。該書在關于證據制度的完善建議中指出：“完善我國證據制度的方向在于，將一些經過司法實踐檢驗，在運用證據行之有效的帶有規律性的重要經驗，上升為證據規則，用來規范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活動。”該書建議制定的證據規則，包括證據的法定形式和條件、保障證據客觀性和關聯性的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法律責任、證明責任、疑罪從無等等，可以說這是我國訴訟法學界研究確立我國證據規則的開端。之后我國刑事證據規則的理論研究迅速發展起來，對我國的刑事證據立法提出了不少建議，取得了相當的理論成果。
2、現階段的熱點問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當前刑訊逼供現象在司法實踐中仍然屢禁不止，刑訊逼供已經成了司法實踐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學術界開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給予高度重視，試圖通過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研究，提出立法建議，促進我國刑事證據規則的完善，以有效地遏制刑訊逼供的發生，保障人權。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研究已然成為理論界的熱點問題。
我國關于非法證據取舍爭論的真正焦點集中于具有真實性的非法證據，能否因采集證據方法的非法性而排除此證據，必須根據犯罪形勢、法制狀況、傳統法律文化等一系列因素，來確定刑事非法證據可采性的判斷標準。在發展和完善我國刑事訴訟制度過程中，我們可以借鑒英美非法證據排除法則的合理成分，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和法律發展水平的證據排除規則。在建構我國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我們應當將控制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兼顧刑事司法實體真實與程序正當，在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利益之間找到一種適度的平衡，以實現刑事訴訟的目的。
（二）反思
1、理論研究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未給予足夠重視。
刑事證據規則包括刑事證據收集規則、審查判斷規則和運用規則。目前理論界研究的重點是刑事證據審查判斷規則和運用規則。《刑事證據法（研究草案）》可以說是學者們對刑事證據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包括一般規定、證據種類、證據能力、證明四章。然而在全部的27條規定中沒有明確規定刑事證據收集規則，這不能不是一個缺憾。《刑事證據規則的立法建議》是另一理論研究成果，其第二章用31條的篇幅對取證規則作了專章規定，但是在這些規定中對證據的收集規定的過于原則，如第6條規定：“公訴案件中有罪證據的收集由偵查機關進行。偵查機關的偵查分工和偵查措施由刑事訴訟法來確定。”且這難以和真正意義上的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等同。由此不難看出理論研究的欠缺。的確，刑事證據收集規則并非處于刑事證據規則的核心地位，但這并不能說明對它的研究就可以擱置一旁。況且，收集證據還是審查判斷證據和運用證據的前提。目前的理論研究有“重結果，輕過程”的傾向。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非刑事證據收集規則
從理論研究的現狀來看，大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為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之嫌，實質上二者是不能夠等同的。
（1）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界定
理論界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此等有關非法所取得的證據限制其證據能力的法規即所謂證據排除法則。”2）“非法證據是否予以否定或什么樣的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的規則。”3）“在刑事訴訟中，因為證據的來源違法，而導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為定案的證據使用的規則。”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非刑事證據收集規則
從以上理論界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界定來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禁止性規范，內容主要包括方法禁止和證據禁止，即重心在“排除”上。而刑事證據收集規則是規定應當如何收集證據的準則，是授權性規范。是不是禁止使用非法的方法、手段就可以保證收集證據的合法性呢？筆者持否定觀點。因為雖然明確了禁止的方法、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偵查人員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由于對“應當如何做”沒有詳細規定，偵查人員沒有可遵循的具體的操作規范，收集活動仍然處于非法治化狀態。即使不會出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規定的后果，也難以保證收集到的證據的證據能力。此外，如果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為了保障人權，那么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完善更是如此。因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僅是一種事后救濟，是間接保障；而刑事證據收集規則是事前救濟，它可避免人權受到直接的侵害，是一種直接保障。可見，如果僅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行立法，而不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進行完善，那么證據的收集就仍然無法規范，證據的審查、運用乃至訴訟效率也就難以保證。
3、理論研究有脫離實際之嫌。
學者們對刑事證據規則的研究主要是以借鑒英美法系證據規則為基礎的，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刑事證據規則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脫離實際的問題，突出表現就是脫離了我國的訴訟模式這一實際。
我國的訴訟模式既非英美法系特色的，也有別于大陸法系，是在繼承中華法律傳統的基礎上，吸取大陸法系的有益成分而建立起來的。從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來看，我國刑事訴訟結構屬于以職權主義為基礎，吸收當事人主義中某些內容的混合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偵查占有重要地位，突出表現就是偵查階段收集的證據幾乎可以毫無例外的在法庭上使用，偵查中的結論幾乎不會被推翻。在刑事訴訟目的上更側重于查明事實，懲罰犯罪。而英美法系國家的訴訟模式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其偵查較之我國偵查的地位要低。以這種模式為背景的證據規則基本上就是證據運用規則。借鑒英美法系證據規則無疑對我國的證據規則的發展大有幫助，但將研究集于證據運用規則一點上，顯然是無視偵查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偏離了訴訟實踐。可見，以程序至上、保障人權為理論支點，要求實行類似美國的教徹底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張，與我國現實國情還有一定距離，而非法證據的采用以不損害實質意義的程序正義為前提是我國借鑒英國非法證據處理規則的重要之處。因此，證據運用規則固然重要，但對刑事證據規則的系統研究應當全面，不可有所偏廢，應當結合偵查實際，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也給予足夠關注，保證刑事證據規則研究的協調、全面發展。
三、總結
【關鍵詞】政論文 翻譯策略
政論文是從政治角度闡述和評論當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的議論文，形式多樣，范圍廣闊，具有一定的政治傾向。凡是對時政問題進行議論說理的文章，都可以屬于政論文的范疇。
一、政論文的特點
政論文講求確切，嚴謹，富有鼓動性；詞語多具宏觀性；繁使用政治術語；句型單一、連接成分少、句與句之間無明確的邏輯關系。而英語則在句式銜接上多“形合”，常用各種形式手段連接詞、短語、分句或從句將句子銜接起來，注重顯性銜接，把句子形式和結構完整放在突出位置，并且盡量避免重復。
二、具體翻譯策略
中文政治文獻翻譯要高度忠實，但為了達到對外宣傳的目的，中國政論文的英譯本總體詞匯特征應接近于本族語中同體裁的文本特征，被目的語者接受。
1.籠統詞匯具體化。《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不少詞意模糊的“宏觀性”詞匯和詞組高頻出現，用以表明某事物的特征或狀態等，但英語詞匯比較嚴謹、具體，因此翻譯時，根據不同的上下文和文體風格選擇用詞，說到實處。如：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We will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走出去”戰略實質就是走向全球，翻譯成going global符合其實質相。又如：我們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而是持續推動結構性改革。Rather than adopting strong stimulus policies that would have an economy-wide impact， w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with structural reform.報告中并未直譯”大水漫灌”，而是著重于它對于經濟的影響譯為an economy-wide impact
2.詞義抽象化。詞義抽象化是把原文中某些意義比較具體和形象的詞在譯文中引申為一般的詞。譯者應把所有意象與譯文有機結合，幫助讀者了解中國特殊的政治文化內涵，來提高譯文的可讀性。如：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據“半壁江山”。The service sector as a proportion of GDP rose to 50.5%，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for the first time.“半壁江山”本是中文的四字成語，報告翻譯中確并未將其翻譯得具有文學色彩，只是根據全文譯為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我國經濟就一定能夠浴火重生、再創輝煌。we can， without question， re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ensure its dynamic growth.這里浴火重生、再創輝煌也是根據上下文的語境，將其理解為振興經濟、保證經濟的蓬勃發展。
3.解釋翻譯策略。《政府工作報告》中頻繁使用政治術語。簡單來說，就是“職業行話”。一般而言，行話只有“圈內人”懂得，對于外國讀者來說就晦澀難懂。英國翻譯學家紐馬克（Peter Newmark）提出的解釋翻譯策略對于政府報告中某些特定術語的翻譯頗為重要。它準確地再現出某些術語的內涵，能夠很好地解決漢語政論文英譯中的某些術語空白。例如，政府報告中“三嚴三實”譯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三嚴三實其內容包括“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僅僅翻譯成Three Stricts and Three Honests，外國讀者很難理解，若是加以解釋譯成be strict in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preventing abuse of power and disciplining oneself；be steady in planning matters，starting undertakings and conducting oneself則更具體。又如報告中出現的“五位一體”，包括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文中解釋性的譯為the overall plan for promoting all-round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progress而不是five-in-one。
三、結語
政論文涉及到黨和國家事業的方方面面，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中國特色。在其英譯中，靈活地運用各種翻譯方法，既能合理準確地表達出帶有中國特色的政論文所含有的文化信息，又能全面考慮到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以及目的語讀者的思維模式，更好地促進中外交流，推動中國國際政治地位的進一步提高。
參考文獻：
[1]李秋榮.李新新.中國特色用語在政論文中的英譯策略探析――以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為例[J].海外英語，2016.
[2]李曉君.淺談政論文體的特點及翻譯策略――以2011年《政府工作報告》的翻譯為例[J].China’s，2011.
[3]楊敏.《政府工作報告》的翻譯研究[D].山東大學，2012.
[4]張克燕.淺析政論文英譯的問題及策略――以《2011年政府報告》為例[D].蘇州大學，2012.
作者介：
陳娜（1991-），女，漢族，湖北咸寧人，碩士，研究方向：翻譯。
用層次分析
構建判斷表進行比較為適當降低區分難度，將常用的Saaty九級評分表修改成了七級，即兩兩指標比較時相對重要程度的最大值為7，最小值為1。參與高校科研產出效益評價指標權重調查的理工類專家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山大學等10所高校七個學科的杰出青年、長江學者。回收有效問卷16份，專家的專業背景包括了化學、數學、物理、生物、計算機、礦業工程、醫學等。人文社科類專家來自北京師范大學、武漢大學、人民大學等11所高校的學術帶頭人、教授。回收有效問卷15份，專家的專業背景包括了經濟學、歷史學、馬列政治學、教育學、管理學、法學、新聞、中文、英語和心理學等。層次單排序結果及一致性檢驗對專家的打分結果進行幾何加權平均后得到各一級指標的判斷矩陣（相對于評價目標而言，各一級指標間相對重要性比較的矩陣）及各指標的相應權重。由于受諸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判斷矩陣很難出現嚴格一致性的情況。因此，還要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需要通過計算一致性比例來檢驗[11]。檢驗結果表明，專家對四個一級指標的判斷矩陣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二級指標間的判斷矩陣的計算方法與一級指標類似，也均通過了單層一致性檢驗。限于篇幅，計算結果文中不再贅述。層次總排序及一致性檢驗專家們對二級指標體系的綜合評價結果參見表3和表4。為避免專家們綜合評價出現不一致，同樣也要對總排序結果進行一致性檢驗。檢驗方法是計算總排序隨機一致性比例指標，同樣判定條件是當時此判斷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反之則表明層次總排序的結果沒有通過檢驗，還需要修改層次結構模型或者再一次構造比較判斷矩陣。本研究計算結果為理工類和人文社科類的總排序的一致性比例分別為.，表明層次總排序的結果具有令人滿意的一致性，專家們對兩類指標體系的綜合評價結果一致，各級指標權重評價結果合理。
評價結果討論
理工農醫類權重結果討論對理工農醫類科研產出效益的評價中，權重最高的一級指標是知識產權轉化。這表明專家們認為研究成果能否轉化成生產力是高校科研產出效益最重要的方面，而這也恰恰符合了中國目前高校發展政策的導向——高校要增強社會服務能力，推進產學研用結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因此，該評價體系將知識產權轉化作為最重要的產出效益指標可以促使高校注重科研成果的轉化與應用，增強其社會服務能力。論文影響力的權重僅次于知識產權轉化，專家們普遍重視論文對其學術領域的貢獻，特別是其國際影響力。一級指標中權重最低的是國際交流與合作。從對各位參與問卷調查的專家訪談中我們了解到，專家普遍認為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二級指標中除了國際會議的特邀報告能夠反映研究者具有較高國際水平外，其他指標特別是國際會議提交論文數、合作派出人次等很難反映出該校的科研水平和學術影響。另外，成果獲獎的權重相對較低，在咨詢專家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部分專家認為目前獎項的評定并不是完全公開透明的，另外有些專家則認為特別是國家級獎項少有高校能夠獲得，每年設立的國家級獎項數太少，在評價中不應該過分看重成果是否獲獎。在對二級指標權重的比較分析中發現，技術轉讓當年實際收入與專利出售當年實際收入賦予的權重基本一致，但國際交流與合作下屬的四個指標權重評價得分差異較大。權重最高的是特邀報告篇數，專家們普遍認為該指標能很好地反映國際交流與合作水平。通常能夠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做特邀報告者，表明其具有較重要的國際學術影響力，已經做出諸多原創性成果。而且，在國際學術會議上做特邀報告也是傳播與交流科研成果的佳徑之一。SCI論文被引頻次的權重是CSCD論文被引頻次權重的4倍，可見專家學者們如今更看重論文的國際影響力，重視高水平論文對學科領域做出的貢獻。人文社科類權重結果討論人文社科類各一級指標權重順序由高到低依次是論文影響力、社會服務、成果獲獎及國際交流與合作。人文社科領域對論文影響力最為看重，在該領域專家們認為論文的國內外被引頻次能夠較為客觀地反映論文的質量，而其他指標如社會服務、國際交流與合作等很難判斷其水平和質量，比如難以衡量一個咨詢報告對政府決策與社會發展的貢獻大小。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權重仍然最低，這可能與中國舉辦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日益增多，學者參與機會也增多，使得該類會議的學術水平在人們心中的分量有所下降有關。與理工類SCI、CSCD論文被引頻次指標權重不同的是，人文社科類SSCI論文被引頻次的權重僅是CSSCI論文被引頻次的2倍。許多人文類專家表示，在一些學科領域如政治、中文、歷史等，他們更關注國內核心期刊的論文，因為這些文章更多是解決國內社會、經濟、政治發展中的各種問題，體現科研為本國社會發展服務的理念，而且其受眾面更廣。因此，他們認為在這些領域內能夠被國內期刊引用次數較高的論文就是高質量和高學術影響力的論文。另一值得關注的二級指標權重是部級獎項的權重是省級獎項權重的3.15倍，反映專家們更看重部級獎項，省級獎項由于更易獲得而使其分量相對較輕。
結語
作為中國國際法學界的一面旗幟，王鐵崖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學術血脈”撐起了中國國際法學界的大半江山，“王鐵崖”三個字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國的國際法學界。這種學術與精神的傳承，堪稱佳話。
2003年1月12日下午2時20分，我國著名的國際法學家王鐵崖走完了90年人生歷程、長達72年的國際法工作歷程，不幸去世。
人們清晰地記得，1997年5月20日，84歲高齡的王鐵崖在位于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當選為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大法官，任期為4年。同年11月11日，年屆耄耋的王鐵崖赴海牙任職。與多年前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國際法時一樣，他的勤奮和專業素養令同行們欽佩不已。
受父影響走上學法救國路
1913年7月，王鐵崖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其父王壽昌曾留學法國學習法律。1882年，王壽昌學成回國后，曾向友人、著名翻譯家林紓盛贊法國小說，并與林紓合作翻譯了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此后，王壽昌出任外交部駐福建省交涉特派員。但因體弱多病，王壽昌英年早逝，沒能留下更多的著作。王鐵崖自幼生活在書香門第，在家中私塾誦讀四書五經，后入教會學校——英華中學（后改名福州第一中學）學習洋文西學。
父親對王鐵崖的影響顯而易見。16歲那年，他負笈上海人復旦大學，效仿父親，就讀于西語系。幼年時，他目睹父親在辦公室中和日本領事激烈爭執的場景，令他對國際局勢有了直觀的印象。他的堂兄出使比利時，擔任公使，歸國后與父親討論國際常設法院有關中比不平等條約的案件，成為王鐵崖對于國際法的初蒙。
17歲的王鐵崖對國際法產生濃厚興趣，從此一生沒有離開這個領域。1931年，王鐵崖考入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系。兩年后，他以優異成績升入研究生院，主攻國際法學。1936年，王鐵崖以論述租借地問題的論文通過答辯。這篇論文以條約為依據，從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結合的角度研究中國不平等條約體系中的一個具體環節——租借地。這篇論文是中國研究此類重大課題的早期佳作之一。同年，他在上海《民族》雜志發表《民族主義的國際法觀》一文，可謂初試啼聲。
1936年，王鐵崖通過了中美庚款留學考試。次年，他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繼續攻讀國際學，師從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勞特派特教授。
第一次拜訪勞特派特教授，王鐵崖仍記憶猶新。勞特派特教授大惑不解地問：“為什么這么多的中國留學生希望搞條約研究？”24歲的王鐵崖從容答道：“中國多年來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已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呼聲。中國青年學者研究條約問題，就是為了更好地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勞特派特教授大為動容。
兩年留英期間，王鐵崖選修了詹寧斯的《國際法概論》、拉斯基的《政治社會理論》等課程，受益匪淺。1939年夏季，滿懷報國熱忱的他忍痛放棄學位返國。回國后，在戰亂中他品嘗了失業的滋味，勉強謀得一個刊物的編輯職位。后因編輯部遭日本飛機轟炸，他重陷困境。幸運的是，暫設在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邀請王鐵崖去任教。從此，他開始了自己國際法的講學生涯。這一年，他年僅27歲。
王鐵崖在武漢大學開設國際法、中國外交史、歐洲外交史三門課程，講授國際法案例專題。他的學生、后來擔任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端木正回憶說：“我記得王鐵崖老師在1941年住在樂山一間自租的舊式房子里，一個房間集臥室、書房、會客室于一身，同學來多了，只能有坐、有站，但他照樣講學論道。”后來，王鐵崖轉赴設在重慶的中央大學任教。
1942年，結婚后的王鐵崖依舊經濟窘困。但他卻在艱難中堅持著述，完成了《新約研究》和《戰爭與條約》兩部著作，并分別于1943年和1944年出版。在當時國際法著作稀少的情況下，這兩部書籍的出版堪稱珍貴。
撐起我國國際法學界大半江山
1946年秋天，王鐵崖應邀到北京大學任教。50余年來，他扎根北京大學這片沃土，耕耘不懈，以卓絕的毅力和膽識使國際法學在北京大學深深地扎根發芽，北京大學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國際法學教學與科研基地。
王鐵崖到北京大學后，先任政治系主任，后到法律系任教。1952年，因院系調整，王鐵崖在歷史系任國際關系教研室主任，講授國際關系史，并完成了一部重要的編著《中外舊約章匯編》，收集了自1689年《尼布楚條約》到1949年間中國同外國所簽訂的1182個條約。該書直到今天仍是研究我國歷史、外交史和對外關系的必備參考書籍之一。
1954年，北京大學恢復法律系。王鐵崖重返法律系，任國際法教研室主任。在那段特殊的歲月中，滿腔熱忱的他被安排在圖書館整理資料。雖然身處逆境，但他仍心懷對國際法的熱愛，編輯了《海洋法資料匯編》，翻譯了凱爾森的《國際法原理》，并與福州籍著名國際法學者陳體強等人合譯了《海上國際法》和堪稱經典的國際法世界名著《奧本海國際法》（第八版）。
1978年，法學教育得以恢復，國際法學開始顯現生機。王鐵崖不顧自己年事漸高，不遺余力地為中國國際法事業奔走操勞。在短短數年間，王鐵崖在北京大學法律學系首創了本科國際法專業，并在全國率先招收碩士研究生。1980年，他參與創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際法學會，創辦中國第一份國際法學術刊物《中國國際法年刊》，并親自負責其編輯和出版工作。
王鐵崖的不懈努力令國際法學在中國得到普及與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國際法在國家發展和國際社會關系中的重要作用。王鐵崖的學術造詣獲得了國際學界的承認與尊敬。1989年，他被海牙國際法學院聘為客座教授，于1989年為該院夏季講習班講課，演講題目是“國際法與中國：歷史與和當代”。這份講稿被收錄至當年出版的《海牙國際法講演集卜國際法領域最具權威的
參考文獻中。王鐵崖是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中國國際法學者。
1993年，為祝賀王鐵崖80歲壽辰，加拿大國際法教授麥克唐納主編出版《王鐵崖紀念論文集》，收錄了24個國家和地區的59位國際法學界一流學者的英文紀念論文，由海牙知名法律出版社出版。這是國際法學界第一次給予中國學者的特殊禮遇。“它不僅是我的光榮，更是北京大學乃至中國的光榮。”對此，王鐵崖感慨道：“這是我最寶貴、最崇高的榮譽。”
在160多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第二屆大法官選舉大會上，王鐵崖以123票名列第一，這是對他在國際法領域辛勤耕耘60載所付出心血的回報。
1997年，在就職儀式上，84歲高齡的王鐵崖鶴發童顏、神采奕奕，格外引人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