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20 04: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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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絲綢之路
這條東西方貿易大道的開拓者是中國漢朝的使臣張騫。現代意義上的絲綢之路通常指的是西漢時期由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因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由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因為大量的中國絲織品經由此路西傳，故此稱為“絲綢之路”。
跨文化傳播指的就是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組織、國家之間進行的信息傳播活動，它是一種文化的雙向傳播和交流互動，也是文化相互滲透和相互影響的過程。在跨文化傳播中，同一性和差異性作為兩種基本力量起著推動作用，由于人類共同的本質特征及共同面臨的生存環境等因素，使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與共通性 ， 這種“共享性”使得不同文化間有了實現傳播的可能。差異性則是文化交流的原動力，文化差異固然阻礙了相互了解，但同時又會激發對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和興趣，從而產生了吸引力，在差異性的前提下 ，文化間才有了相互交流的必要和意義。
二、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
現代傳媒界已經發展到“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或許人們再也不需要經過長途跋涉穿越漫漫沙漠歷經數年才能抵達彼國，人們需要做的只是輕點鼠標，即刻就可以在面前展現一幅異國風情。可以說，傳媒技術的發展大大加快了信息的傳播速度?，F代傳播媒介本身及其所攜帶的外來文化信息，以其新穎的形式和內容吸引了在傳統環境中生活慣了的人們，他們的大量時間和精力被占用，社會關系也因此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懊浇樽兏飫撛炝艘粋€多元化的媒介環境。這種媒介環境的變化，對人的信息渠道和信息行為，尤其是對社會的媒介系統都產生一系列影響?！?/p>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在絲綢之路這條橫跨多國的文化之旅上，必然充斥著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與之相伴的即是文化的沖突。以道德和風俗習慣為例，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道德思想和一些約定俗成的習慣，當不同的文化相遇時，就會出現沖擊和碰撞。精神層面的文化沖突表現為受過不同文化熏陶和塑造的文化主體的審美價值、、情感方式、思維定式的成績和碰撞。它是文化沖突中最深、最持久的部分。與文化沖突相伴隨的是文化融合，它是跨文化傳播發展的總體性趨勢。文化融合是不同質的文化之間的交融整合。由于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各個地區、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上的交流日益頻繁，尤其是在互聯網、衛星電視等大眾傳媒越來越普及的今天，跨文化交流已經沖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以多樣的方式進行著。各種文化之間必然存在著沖突、交流、對話、理解、認同，直到交融、整合。
三、絲綢之路在今天
從傳播學的角度出發，絲綢之路的傳播是典型的跨文化傳播，它跨越了多種不同的文化形態。絲綢之路跨文化傳播的媒介形態向空間偏向媒介的轉向擴大了絲路交往范圍、增強了絲路傳播影響。就跨文化視域下的絲綢之路而言，其空間偏向媒介的崛起不亞于傳播效率的革命。傳播中時間和空間有了走向平衡的可能。傳播學者英尼斯不僅認為媒介有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之分，而且特別關注時間和空間的平衡問題。他認為時空平衡是一個社會走向文明并延續這種文明的前提，相反，不能達到時空平衡則是對文明的擾亂。
就跨文化視域下的絲綢之路而言，其空間偏向媒介的崛起不亞于傳播效率的革命。媒介形態轉向引發絲綢之路跨文化傳播的流變媒介形態的發展變化。隨著社會需要和媒介技術的進步而推進，而媒介形態之變又能有效地修正傳播機制。絲綢之路跨文化傳播中的時間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間偏向媒介的崛起，媒介形態由時間偏向向空間偏向轉向，引發了傳播路徑由單線變為雙線或多線、傳播效率提高、傳播影響范圍擴大、傳播中時空平衡有了可能等傳播機制的流變。這種變化，深深地烙印在絲綢之路跨文化傳播的一切成果之中，從石刻到文書，從金銀到紙幣，從低效到高效，從小范圍到大范圍，它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這些具象的事物，還為我們呈現了一幅幅絲綢之路跨文化傳播的視圖。
其實，跨文化傳播是世界整體性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經濟國際化發展的趨勢下，全球性的交通、通訊和以互聯網、電影、電視、廣播等為代表的各種大眾傳媒的傳播與推動下，使跨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潮流?？缥幕瘋鞑ヒ惨呀洺蔀楫斀褚环N普遍的社會行為。各種文化以報刊、書籍、影視作品等形式，通過衛星電視、互聯網、廣播等載體向世界的各個角落傳送，進入異域、異國的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們的視野和意識中。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在鄭和下西洋中，鄭和使團與海外諸國進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傳播，物質文化傳播是其傳播的主要內容之一。在鄭和使團與海外進行的物質文化傳播中，無論從傳播者還是受傳者來看，作為傳播媒介的物資都有一定的傳播意義，傳播目的明確，傳播類型多樣，傳播范圍廣泛，實現了一定的傳播效果。
論文關鍵詞：鄭和下西洋；傳播學；物質文化傳播
鄭和使團七下西洋，前后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辟了海上貿易之路，與海外廣泛進行了物資交流。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物資交流也是一種物質文化傳播，本文將從傳播學角度對此進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傳播目的
傳播學理論告訴我們，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由于某種共同感興趣的內容聚集在一起時才能構成傳播關系。在鄭和下西洋的物質文化傳播中，傳播者和受傳者雙方感興趣的內容是什么?傳播目的如何?
歷史資料中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有多種說法，在此筆者列舉當時幾種代表性言論。明成祖朱棣說：“今遣鄭和赍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禮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编嵑捅救说难哉摚骸叭艉Ｍ庵T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噬霞纹渲艺\，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幣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薄睹魇贰氛f：“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尤未賓服，乃命鄭和赍璽書往諸國?！薄靶挛迥炅?，帝以踐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于是(鄭)和、(王)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边@些文字說明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寧的國際局面，樹立明王朝的聲威，讓海外遠國能來中國朝貢，“賓服”中國。因此鄭和使團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賞賜大量物資，以示“柔遠人”、納朝貢。
此外，海外一些小國需要尋求明帝國保護以免遭鄰國欺凌，極力歡迎鄭和使團到來。當鄭和使團到達時盛情接待，鄭和賞賜完畢后，國王也回贈貴重禮品；當鄭和使團回國時，一些使者隨使團來華朝貢，以示賓服。
可見，在這種傳播關系中，鄭和使團與海外人們相互交替著傳播者與受傳者的角色，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有明確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時候這種政治目的是通過雙方感興趣的傳播內容之一——物資傳播來實現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傳播介質——物資
這里所說的物資，是指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和海外諸國之間交流的地方特產。從一定意義上講，特色物資既有經濟價值，也有文化價值，物資交流意味著中國和海外諸國把物資作為一種傳播介質來傳播物質文化信息。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滿載絲綢、瓷器、銅、鐵、麝香等幾十種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產品，然后換取海外的特產而歸，貨物名目繁多，據《明會典》、《明史》、《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書統計共11大類191種貨物，這種物質文化傳播的數量之大、范圍之廣、人數之多是史無前例的。在鄭和下西洋時期，物資對于中國與海外諸國來說有著特殊意義，我們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傳播者角度看，處于明朝的需要對外自我宣揚(傳播)；處于“藩屬”地位的海外諸國需要表示“臣服”。
作為傳播者的鄭和使團，為了實現政治目的，更多時候借助雙方感興趣的物資傳播。因為物資最能代表中國先進的物質文化，也最能顯示出明朝的國威和政治地位，對外傳播的物資越豐富，就越能顯示中國的強大與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鄭和都向當地國王贈送大量禮品。作為傳播者的海外諸國，為了表示對明王朝的臣服，對鄭和使團既回贈本國禮品，也允許本國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國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遠萬里來華“朝貢”的大多是珍禽奇獸、香料珠寶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資，雖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從自然界采摘、獵取的，沒有經過人類再生產，但也蘊涵著海外物質文化；其中的手工藝品，有些是為來華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場上買的，這部分物資更能體現各國當時的物質文化，都能顯示出對明政府的臣服。 轉貼于
(二)從受傳者角度而言，物資最容易滿足人們的物質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說不易拒絕。
從中國政府方面來說，接受海外諸國的貢品，不在乎貢品本身的經濟價值，而是看重由貢品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意義，接受各國進獻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國內附。因此對于各國“朝貢”物資，作為受傳者的中國統治者，從心理上極易接受，既實現了政治目的，又滿足了物質欲望。從中國國內的受傳者來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資是他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極想得到或看到，正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所說，“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因明初實行海禁政策，“中國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貨”只有依賴鄭和使團傳播進入。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歸”，深受人民喜愛。
從海外諸國的受傳者來看，國王們欣然接受鄭和賞賜，即接受明王朝的庇護。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國物資，但只能通過貿易獲得。因此鄭和使團在海外貿易處處呈現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團成員馬歡、費信、鞏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記載。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在祖法兒國，“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將乳香、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來換易綸絲、瓷器等物”。
三、傳播效果
傳播者根據自身傳播目的對傳播內容進行編碼，以信息的形式發送出去，當受傳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會對信息進行解碼，并且產生不同程度的相應反應，這種在思想、感情、態度和行為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某種變化就是傳播效果，它隱含在受傳者的解碼行為中，或者通過反饋體現出來。
鄭和使團本著“宣德化柔遠人”、“共享太平之福”等宗旨，打通了海上貿易之路，隨著海外諸國間種種復雜矛盾的逐步解決，“海道由是而清寧，番人賴之以安業”，這種局面對物質文化傳播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馬六甲成了貨物中轉站，大量交流物資，甚至連當時的行政法律都效仿中國。占城國“買賣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銀”。爪哇國“買賣交易行使中國歷代銅錢”。錫蘭山國對“中國麝香、綸絲、色絹、青瓷盤碗、銅錢、樟腦甚喜，則將寶石、珍珠換易”。此種情形，自然在各國都是一樣的。鄭和使團開展商貿活動奉行平等、重信原則，每到一處，先了解各國的貨幣、貿易手段，考察度量衡換算及貿易方式或習慣，尊重對方，公平買賣。如在古里，雙方貿易一旦達成協議，簽訂合同，“或貴或賤，再不悔改”。鄭和使團從不強買強賣、巧取豪奪，為各國樹立了榜樣。一時間，印度洋成為中國和阿拉伯貿易的海洋，波斯灣、紅海成了溝通東西方商品的中轉集散地。有些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還把中國絲綢、瓷器、南洋香料運到地中海東部，轉運意大利北部，再轉賣到歐洲。印尼的爪哇、舊港就是在這種影響下“變成向東方香料群島擴展的經貿基地”東南亞貿易圈也是從那時開始逐漸形成的。鄭和使團與海外的物質文化傳播不限于自然物產、人工制品等物資的簡單交換，它促進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促使海外人們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改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論文關鍵詞：文化傳播學學報檔案管理與利用
一、文化傳播學視野下的學報檔案
“檔案屬于一種文化現象，因為檔案既反映了上層建筑觀念形態，又反映了經濟基礎物質成功中凝聚的精神價值”。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檔案，由于“傳播”這一觀念的引進，從而將檔案的貯存信息的屬性(即原始記錄性)與傳播信息的屬性(即傳播性)并列，即檔案不僅是一種歷史、知識、文化的原始記錄，而且是一種歷史、知識、文化的傳播媒介。《普通高等學校檔案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出版物類是高等學校文件材料的歸檔范圍之一，它“主要包括學校自行編輯出版的學報、其他學術刊物及本校出版社出版物的審稿單、原稿、樣書及出版發行記錄等”?？梢?，文化傳播學視野下的高校學報具有重要的檔案價值，是高校檔案群中一項重要的檔案資料，應該很好地管理并充分利用。
高校學報檔案的傳播是為了盡快地、廣泛地實現學報檔案價值，發揮其作用，通過各種信息傳播渠道，借助各種信息傳播媒介，將內容豐富的學報檔案信息傳播給廣大受眾以滿足受眾需求的一種信息傳播活動。主要包括傳播的主體、內容、渠道、對象以及傳播反饋等五個方面。
學報檔案傳播的主體是學報檔案的管理者，通過其專業的檔案管理知識和一定的信息技術，把有保存價值的文獻傳遞給檔案信息的受眾。這考驗到檔案管理者的素質;傳播的內容主要包括自家學報、交換學報以及受眾需要的其他學報文件檔案(如作者原稿、用稿通知、年度選題計劃等);傳播的渠道主要是通過開辟閱覽室、提供原件和復印件、期刊數據查詢、信息咨詢服務及檔案編研等途徑;傳播的對象主要包括用稿作者、交換學報單位、文摘單位、訂戶、校內外廣大師生等;傳播對象反饋涉及作者論文反饋、文摘刊物轉載索引、讀者來信來電等。
由以上所述的五個方面看，要使學報檔案的傳播更順暢，反饋更有價值，需要加強對學報檔案的歸檔管理和開發利用。同時，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互聯網等新媒介得以普遍運用。在高校檔案信息存儲數字化的前提下，網絡以其自身的快速、鏈接、互動等特點成為學報檔案傳播的主要形式，如何應對信息化、數字化時代的檔案傳播是目前檔案管理與利用的一大課題。
二、高校學報檔案的管理
第一，建立審稿專家庫，篩選優秀作者群。把期刊多年保存的《專家審稿意見書》進行歸納整理，選擇其中責任心強的專家作為穩定的審稿專家隊伍，可建立期刊審稿專家庫，并在每期審稿單歸檔時對專家庫進行補充。另一方面，學報檔案收集了每期大量的稿件，反映了廣大科研、管理工作者的實際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據此可以篩選出優秀作者群，及時了解他們的學術動向，并向他們約請優質的稿件，也可據此向優秀作者進行專題組稿，適應學報專題化的發展趨勢。
第二，做好交換期刊的管理工作。學報和其他學術刊物的辦刊宗旨是學術交流而不是商業性的，這就為學報以交換為主的收藏帶來極大的方便。因此，學報資料室收藏高校學報較為集中的這一優勢不僅為編輯人員學習兄弟院校的辦刊經驗、獲取學科信息、滿足業務上的特定需求提供了方便，同時，也為許多校內師生和其他讀者查閱學報論文解了燃眉之急。學報在資料室建設上應排除思想上狹隘、功利的觀念，打破高校之間的界限，積極地與國內學術期刊進行長期友好的交換工作。這不僅可以使各學報的浪費減少到最低限度，更可以使其學術影響得以擴大，刊物價值得以提高。此外，在印量和資金有限的前提下，交換資料應有針對性，即根據各學報辦刊重點欄目和特色欄目，交換與之相關的刊物。
第三，學報檔案的管理要規范化、制度化。在規范化方面，要以資料室管理人員的專業文獻檢索能力，對學報檔案的分類、編目、著錄以及裝訂收藏，要按照《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和《連續出版物著錄規則》及學術檔案案卷標題的擬訂進行分編，使學報資料排列順序化、合理化，把學報資料按分類標準。科學、有序、系統地分類、編號登記;建立健全借閱學報文獻資料卡片和學報資料財產賬;實行電子文檔管理化，使學報資料檢索更為方便快捷。在制度化方面，為保證情報資料管理工作的正常進行，必須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規章制度。如登記制度、借閱制度、流通制度等。
第四，提高資料室管理人員的素養。資料室人員應知曉圖書館學、情報學知識，熟練掌握資料管理的業務技能，做好資料的搜集、整理、加工、借閱、保管工作，掌握資料的搜集、采訪、登錄、分類和編目方面的方法，要形成熟練的基本功和業務技能。同時，資料人員需要具有愛崗敬業精神，除認真對待讀者檢索、咨詢服務外，要按時完成本學報的交流工作，及時補寄;及時處理訂戶、兄弟院校學報編輯部的來函，維護本校學報的信譽;及時向編輯部介紹交流學報中有關的信息和情況等，使學報辦出水平，辦出特色。
三、學報資料室的文獻利用
第一，加大高校學報檔案的信息資源開發，使學報檔案的信息價值不斷增大，始終保持學報檔案信息的動態性，把靜態的檔案信息資源，變成動態集中的檔案信息，使高校學報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盡快走上自我發展的良勝循環軌道。與此同時，為更好服務學報編輯工作，另辟文摘類刊物專柜，使編輯人員及時了解學術動態，從而有針對性地服務學報的重點欄目和特色欄目的選題策劃工作。
第二，收集學報信息反饋，做好學報年度報告。學報信息反饋對于編輯總結工作，調整和優化學報的選題和組稿，提高學報質量以及參加期刊評估活動都很有參考價值。因此，學報資料室人員在編輯工作完成某一階段后，應通過一定的反饋渠道收集學報信息反饋，及時提供給編輯參考，滿足他們的特定信息需求。如哪些文章被二次文獻全文轉載還是摘錄，哪些文章被引用，以及追蹤到有關對本刊的評價和學報論文獲獎情況等其他相關信息。在此基礎上，編制本年度刊物發展報告。涉及稿源生態、用稿比例、作者生態及下一年度刊物選題建議等。
第三，編制學報論文索引。編制學報論文索引，可以為編輯獲取學科動態和研究資料提供快速、有效的檢索途徑，是學報資料室的重要服務手段。索引編制包括自家學報的年度論文索引、多年的某些特色欄目索引以及學報重點發展的欄目涉及相關學科的論文索引等。編制學報論文索引，一方面為編輯分析研究自家學報期刊的特色，發文的重點、熱點，總結過去、規劃未來，發揚優勢，糾正不足提供了快捷、方便的服務;同時，也為讀者檢索學報的某一著者、某篇論文，或某類文獻免去了逐年逐期翻閱甚至盲目檢索的不便。
論文摘要：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對通識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著嚴重的偏差，更多地關注通識教育的創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傳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發生集體性危機的中國當下和全球化語境下，通識教育在某種意義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傳承。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精神傳承途徑，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應該把“文化自覺”理念貫注到每個大學生心中，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鑄就主體精神的文化自覺，這是當前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對通識教育的功能研究存在著嚴重的偏差，更多地關注通識教育的創新功能，忽略了其文化精神傳承功能，而在人文精神發生集體性危機的中國當下和全球化語境下，通識教育在某種意義上更多的是文化精神的傳承，因為“只有在文化深厚的土壤里，天才才有可能爆發”(甘陽語)。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精神傳承途徑，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應該把“文化自覺”理念貫注在每個大學生心中，促進其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鑄就主體精神的文化自覺，這應是當前通識教育巫待解決的問題，也是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一、戲劇藝術與文化傳播
戲劇藝術是一種文化?！拔幕贝蟾攀侨祟愖铍y界定的概念之一，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1952年)一書中，共收集了1“條文化的定義。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一文中給“文化”下了一個至今學術界還認定為權威的定義，即“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復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英國文化研究者威廉斯則細化和拓展了泰勒的觀點，他說，“文化”一詞是英語語言中最復雜的兩三個詞之一，文化的當代意義大致有三個方面:(1)作為藝術及藝術活動的文化;(2)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符號的文化;(3)作為一種發展過程的文化。m<_，無疑，藝術及藝術活動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看，“文化”是被用來闡釋藝術及藝術活動的。作為藝術的一種樣式，戲劇藝術當然是一種文化，但其表現形態卻有著自身特質，即戲劇是由演員直接面對觀眾進行表演的一種藝術和文化。
戲劇藝術是一個民族文化和社會文化身份的代言?！皩λ囆g史家來說，他們深深地意識到藝術始終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或現象，一個其所處時代的符號，一個歷史、社會、文化或個體成長、身份、變革或轉化的標志。公正地說，甚至在藝術發展最具形式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時刻，這種觀念在藝術史學科也曾是一個既定的觀念”，我們知道，世界戲劇有兩大基本系統，即以中國傳統戲曲為代表的東方戲劇藝術和以歐洲話劇為代表的西方戲劇藝術，其中，梅蘭芳和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無疑是這兩個系統中最突出的代表。從梅蘭芳的戲劇藝術我們可以品味到美情統一、虛實相生、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的妙處，從莎士比亞的戲劇藝術我們可以感悟到充斥著博愛、罪責和懺悔之情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深邃底蘊。把握兩者的差異，追尋兩者形成的精神質素，從而更深人、更真切地展現文化內涵的差異，這是歷史學家所無法提供的鮮活的文化標本。
戲劇藝術是在文化傳播中生成、發展和完善。“文化由外層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征符號而獲致和傳遞;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包括它們在人造器物中的體現;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傳統的(即歷史地獲得和選擇的)觀念，尤其是它們所帶的價值。文化體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為的產物，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的行為的決定因素”。這一定義從動態和過程的角度，確定了文化與傳播之間的關系。文化是傳播的文化，傳播是文化的傳播。傳播與文化的互動關系表明:文化與傳播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同構、兼容互滲。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即傳播，傳播即文化。同樣，作為文化組成部分的戲劇藝術正是在文化傳播中得以生成、發展和完善，也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如果沒有文化的傳播，戲劇文化將是一種“死文化”;如果沒有戲劇文化的傳播，文化的傳播將喪失一種重要的路徑。
二、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與文化傳承功能
非常遺憾的是，隨著戲劇藝術的邊緣化傾向加劇，戲劇藝術這種文化傳播傳承功能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我們渴望著在還沒有完全淪落為“社會機體的“功能性器官”的高校能夠擔當重任，守望文化家園，傳承民族文化精神質素，鑄造新的人格。如此，實施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就相當重要而緊迫。
18世紀末，西方高等教育就注意到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承功能的意義，“當時的知識界普遍認識到，藝術史和文學研究一樣，是探索民族文化身份是一個重要途徑。同樣，學習藝術史和文化傳統有助于對人類歷史的認識和推動社會的進步”。1874年，藝術批評家諾頓受哈佛大學之邀擔任藝術史教授，他說:“對我來說，藝術史是一種最為神圣的文化傳統。通過研究藝術，人們可以發現自身潛在的精神追求和美的理想，從而使自己變得更加文明”。的確，一個文明、一種文化如果要存在和延續，就須保證它的關鍵信息和元素得以傳承。有意義的藝術接受活動，就是接受者全身心地沉醉于藝術世界的精神漫游和靈魂之旅，也是接受者獲取文化精神和歷史信息的過程。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播效應是任何一個領域都無法企及的。誠如前蘇聯著名美學家斯托洛維奇指出:“人的審美教育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實現，但是不能不承認，藝術是對個人目的明確地施加審美影響的基本手段，因為正是在藝術中凝聚和物化了人對世界的審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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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藝術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因其現場直觀性、雙向交流性而在接受者面前“打開了一個煥然一新的、無限美妙的欲望與生命的世界n/別林斯基語)，在這個世界里，觀眾身臨其境，把自我的生命體驗投射其中，逐漸形成濃郁的“扮演意識”。擁有這種扮演意識，接受者更易深入了解蘊含其中的文化精神，確定自身的文化身份，并以此來審視他者的文化精神。從這個意義來說，戲劇藝術的這種文化傳承功能，又是其他藝術所無法代替的。因此，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文化傳承途徑。
任何一種文化的傳承都應是連續的，任何一個鏈條的脫落都可能造成文化根基的喪失，而這種喪失往往導致一個時代精神的集體淪落。這種悲劇歷史已然有上演。但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民族文化之鏈正面臨著再一次被斷裂的危險，當人們，尤其是當代大學生爭相追逐著西方文化浪潮而忽視甚至漠視腳下深厚的文化土壤時，“失落的就不只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家園。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機”。因此，在高校實施通識教育并不是一種現時流行的時尚，而是一種恒久的文化傳承事業。同樣，戲劇藝術通識教育也不是高校的裝飾品，而是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傳承的連綿不絕決定了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必要性和恒久性。
三、文化自覺:高校戲劇藝術通識教育的靈魂
現在的大學教育隨著全球知識產業的興起與推動已納入到現代化進程之中，不可否認，這是大學教育的一種進步。但當目睹著民族文化精神資源在此熱潮的裹挾下已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價值逐步被遮蔽之時，我們又會悲嘆大學精神的淪落和功能的偏移。誠如英格爾斯的現代化發展理論所認為，現代化不應該只是一種政治或經濟體系的形成，而應該是一種精神現象或一種心理素質。他說:“在整個國家向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人是一個基本的因素，只有當它的人民是現代人，它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這樣的國家才真正稱之為現代的國家”，而作為一個“現代人”最深層的表現就是堅守自身的文化歸屬，擁有主體的文化自覺。
因此，文化傳承并不止子傳統文化知識的吸納，尤其不能“把歷史的餡餅按時代和地區切割成大小不等的部分，然后再按照編年的順序把它們分別吃下去”，因為“這種機械的拼盤游戲使歷史處于被割裂的狀態，因而缺乏一種文化傳統的內在邏輯性和精神深度”;也不止于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播，而是在此基礎上建構主體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是社會學家提出的一個命名，“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是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自覺”成了眾多國家、民族在未來發展過程中不可繞過的重要話題，也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大家眾說紛紜，其中，樂黛云的“基因論”大概最接近的觀點，即“文化自覺指的是深刻認識白身文化歷史傳統的最根本的種子或基因，并為這個基因的發展創造新的條件，同時將這個文化傳播于世界，參與全球新文化的創新。
關鍵詞：佛克馬；比較文學和新的范式；跨文化文學傳播；比較文學；意義建構
佛克馬（Douwe Fokkema，1931-2011）提出不同研究領域具有科學關聯，文學研究也應如此，他認為文學理論研究應該和語言學、符號學、美學、社會學和心理學都建立聯系，尤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通常是不同語言和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應該在研究方法上拓寬領域。佛克馬對文學研究對象的拓寬應該是受到了俄國形式主義、接受美學、符號學以及結構主義的一些影響，并且放在傳播學的領域之中也可以得到驗證。
在傳播學中，信息會被區分為發出的信息和收到的信息，因為收到外界因素的干擾發出的信息不可能原原本本的被接收到，并且由于接受者的知識水平、認知、情感、預期心理等因素，信息的理解也會各有偏差。文學文本的傳播和接受應該也是如此，尤其在跨文化的語境下，要考慮到接受者層面的影響因素。讀者的閱讀預設在內容接受的整個過程中，并且不是一成不變的，還會隨著內容和外界條件而改變，從而也決定了信息的傳播情況。這與文學文本的傳播與接受是一樣的，事實上，這些文學作品將喚起讀者以往的閱讀記憶，使之開始持一種特定的情感態度，即某種閱讀的期待。閱讀過程中，這種期待將會使讀者對作品產生有力的回應和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佛克馬將文學文本概念為文學符碼，是確實立足于比較文學的跨文化傳播語境下確立的。他認為過去人們過多地關注民族、國別的差異，不利于文學的傳播和接受以及研究。他更愿意在文學研究中將文學理論化為“文學符碼”，讀者和研究者要做的就是解讀符碼。
我們一般接受符號，都要通過能指挖掘出真正所指，而由于符號的接受者對同一個或者同一組符號構成的文本，不同時代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畢業論文同一時代的不同個人也會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釋，這說明符號本身的意義與受傳者接收到的意義同樣也未必是一回事，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一是符號本身的意義會隨時代的發展而產生變化，二是由于每個受傳者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經歷以及對象事物的利益關系等社會背景來理解和解釋符號的意義的，因此，受傳者接收到的意義既不等于傳播者的意義，也不等于符號本身的意義。尤其體現在文學當中，對此法國文論家馬歇雷（Pierre Macherey）看得很清楚，他認為文字只是文學的載體，也就是符碼，跨越這些文本的差異性，追求文本背后真實的精神內容和相互間的聯系，才是比較文學研究的目的。
對文本符碼的解讀會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不僅有受傳者的因素，還有受到傳播情境的影響，即佛克馬所說的“文學交流情境”。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曾經指出，語言符號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傳播活動的全部意義，交流的所得，相當一部分來自語境。比如把《牛虻》、《湯姆叔叔的小屋》放在當代解讀，可能也產生不了當初那樣聲勢浩大的影響，因為語境變了，接受群體的認知也變了，不同時代的人可能并不能切身體會到當時時代的文學文本所產生的巨大震撼，（在此基礎上，佛克馬也提出了“時期符碼”（period code）這個概念。）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可能正是文學交流情境和這個情境下的讀者完成了文學的意義，定義了文學。
佛馬克為我們比較文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他指出每個文本的接受者包括作者本身都有一個審美成規（convention，或譯慣例或習俗），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不同時代的文本接受者和同一時代的不同接受者由于審美成規的不同對于文本的解讀和理解就會存在差異，因此文本可以看作是“符碼”的集合，每個讀者在解讀過程中都是在進行著“解碼”的任務，在這個過程中完成了對文本意義的重建，從而影響到文學的傳播與接受。
參考文獻：
[1]郭慶光. 傳播學教程[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關鍵詞】解釋學 跨文化傳播 視域融合
一、解釋學的發展
解釋學(hermeneutics又譯為釋義學,詮釋學等),它不是一個特定的哲學流派,而是一種關于意義、理解和解釋的哲學理論。①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臘,當時是一門如何把隱晦的神意轉換為可理解的語言的技術。經歷了中世紀以及宗教改革時期對其內涵的豐富,直到19世紀,才有了現代解釋學,作為一門專門研究意義、理解和解釋的哲學理論。
從歷史上看,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首次提出了有關正確理解和避免誤讀的普遍解釋學理論。作為現代詮釋學的創始人,他首次將詮釋學從其詮釋的特殊對象中分離出來,建立了一般解釋學或普遍解釋學理論。施萊爾馬赫將解釋學定義為“避免誤讀的技藝”②,認為解釋學就是一種關于通過消除誤解以達到對一般文本正確理解的方法的學科。真正現代意義上的解釋學始于德國哲學家狄爾泰,他對解釋學的重要貢獻是把解釋學發展成為一種精神科學(即人文社會科學)的認識論和一般方法論。狄爾泰的解釋學,反對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認為文本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解釋者融入作者的心境,進行精神性的深度挖掘,實現所謂的“生命體驗”。③無論施萊爾馬赫還是狄爾泰都主張擺脫個人偏見,純客觀地理解文本的意義,因此他們所發展的解釋學都被視為客觀主義解釋學。
后來的研究者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則充分證明,所謂走出解釋者的內心世界而達到純客觀的理解,根本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因為任何理解和解釋都依賴于理解者和解釋者的前理解。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中有兩個核心概念:一個是“效果歷史”,一個是“視域融合”。他認為人是有限性和歷史性的存在,對任何文本的理解也是有限性或歷史性的,即受一定歷史條件制約的。而當解釋者以自己的“視域”去理解這些文本時就出現了兩種“視域”的對立;而只有把這兩種“視域”融合起來,即把歷史的融合與現代的之中,構成一種新的和諧,才會出現具有意義的新的理解。這一過程就是“視域融合”的過程。這種融合不僅克服了自己的局限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局限性,是向一個更高的普遍上升直至達到更廣泛的視域。一言以蔽之,“視域融合”就是從意識上實現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二、跨文化傳播的發展與意義
跨文化傳播是傳播學的一個分支,起源于文化人類學。1959 年美國文化人類學者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在他《無聲的語言》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傳播”一詞?；魻栔赋?文化就是傳播。這一論斷激發了對文化與傳播關系的思考。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跨文化研究才真正從人類學中分離出來,跨文化傳播作為一門學科在美國文化學者的推動下得以形成。
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步入信息化社會,信息傳遞的便捷性使得國際和國內的信息交流量日益增加,信息和文化的傳播對當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產生影響,所以跨文化傳播的意義不容小視。
三、解釋學與跨文化傳播的關系
解釋學作為一種哲學方法論,其理論和方法在多個社會人文學科都有一定指導意義。在跨文化傳播中,借鑒解釋學的理論,能夠更深刻地發現傳播中遇到的問題并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法,避免文化傳播中的誤解和偏見,使得文化之間的交流更順暢。
1、哪里有誤讀,哪里就有解釋學
跨文化傳播是指具有明顯差異的文化觀念和表征體系的人們之間所進行的相互交流。④這種差異化對傳播活動產生很大影響,這使得傳者和受者之間完全真實的傳播活動不可能完成,于是“誤讀”現象便出現了。
在跨文化傳播中,誤讀現象不可完全避免,其產生的原因簡單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無論是傳播者還是接受者總是透過自身文化的棱鏡去審視他者文化,如果對其他文化的審視和認知與現實社會發生偏差,誤讀就出現了。有時候這種誤讀是無意的,但也可能是故意的篡改以達到某種目的。傳播者的“誤讀”還可能與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有關。當兩種文化在這些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時,其中一種文化經常以自己的標準和經驗為基準去衡量他文化,以彰顯自身文化的優越性,推行文化的霸權主義,這樣必然導致“誤讀”。其次,文本的誤讀問題。現實生活中,人們不可能做到事必躬親,不親身體驗而從文本獲得一些信息,而文本有時不能夠完全再現客觀世界,如果機械地將文本世界等同于客觀世界則很容易導致誤讀。第三,接受者的跨文化的知識結構產生的誤讀。人們常說語言要當做一種文化來學習,就是這個道理。不懂一種文化的結構和內涵,在接受某種文化的時候,自身前見或前理解就會左右一個人的理解方式。
理解和解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如何避免“誤讀”是理解的核心問題。伽達默爾也曾指出:“解釋學的基本問題是:在通過寫作而固定下來的意義與通過讀者進行理解的意義之間的距離如何能夠達到溝通。純粹的客觀是不可能達到的,因此誤讀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跨文化傳播中,解釋學的運用廣泛存在。
2、跨文化傳播需要“視域融合”
【關鍵詞】傳播；城市；文化
引 言
傳播學是20世紀40年代興起于美國的一門新興社會科學，經過多年發展，已經成為一門概括人類信息傳播行為、具有完善理論體系的學科。傳播是人類交流的基本活動，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因素。任何的傳播都需要媒介，城市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便是一種文化傳播的媒介，它儲存和表達著人類文明的發展。
城市從產生的那一天起就與人類的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城市在發展演變的同時，與人類文化存在著重要的內在關系，“一個城市的級別和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功能的發揮”。
城市是一個“文化儲存器”
城市是人類的居留所，因此也是人類文化的聚集地。芒福德將這種“聚集地”比喻成“文化容器”。其實城市對于文化來說更像是一個儲存器，而這種儲存器不止具有簡單的儲存作用，就像化學實驗一樣，容器中每一種物質都有可能對其他物質產生影響甚至反應，這種反應可能很大或者很小，也可能很快或者很慢。從傳播學的視野來看，人們通過城市這樣的媒介將文化進行存儲，然后城市又將這些文化的信息進行展現和傳播，甚至交流。文化在這種傳播和交流中又得到創造和發展。
城市的文化儲存。人類文明的進步始終與城市的發展緊密連結在一起，人們的生活離不開城市，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是在與城市的碰撞中產生的。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指導、支配和影響著人的行為方式、行為心理和價值觀念，影響到城市空間的利用方式和效率，并對建筑形式、建筑風格等加以約束。而正是這種影響與約束使得文化得以貯存。因此，任何時代的文化在城市中都會留下痕跡和沉淀，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件東西都能找到文化的影子。
這種儲存包括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物質方面是通過某些實體形態來儲存的，是顯性的，大到建筑街貌，小到家具飾品，每個時代每種文明都會對物質實體有一定的形態追求傾向。雖然這種傾向存在個體差異，但所體現的文化都是一類的，因為其都處于人類發展的同一階段，都在同樣的文化背景中。這種傾向在實體形態中得以體現，文化也就相應地蘊含其中。實體物質能夠存在多久，所蘊含的文化也就能夠沉淀多久。這種方式儲存的文化表現得更直觀，也更具感染力。
精神方面的文化儲存則是通過文字記載、典故傳說、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等來完成的，是一種抽象的儲存，是隱性的。有的是直接儲存的，而有的則是在不斷發展和傳承中儲存的。中秋節由神秘的拜月演變為賞月的習俗；元宵祭神用的燈火，成為人們游覽觀賞的花燈……這些都是發展的儲存，也可理解為不斷的動態的儲存。
城市的文化傳播和交流。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城市和社會中的一員。社會生活是人們的生存方式，人際交往是人們的必要活動，文化便在這種方式和活動中傳播和交流著。而城市是這種傳播與交流的重要途徑和媒介。人類的文化也只有通過不斷的傳播和交流才能不斷地發展。
城市的文化傳播和交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城市人的交流活動。城市是開放的又是聚集的，人們在這里不斷地進行著大量的物質與精神的流通，文化便借助這種媒介的形式進行著傳播與交流。其次，城市自身的文化交流。城市本身又是一個文化博物館，長流不息地傳播著儲存的文化，不斷地進行著文化與人、文化與文化的交流。不管是新文化還是外來的異質文化，都會與這種“館藏”文化進行對話。最后，城市提供了一些專門的文化傳播和交流的場所。這種傳播與交流則更為直接，如學校、博物館、美術館、文化中心等。
城市的文化創造和發展。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各類活動高度聚集，相互影響，文化便在這種城市活動中相互碰撞著。新舊文化的沖突，異質文化的滲透，在多變的城市客觀環境中創造和發展。當然，城市的文化創造和發展是建立在文化的儲存與傳播交流基礎上的，文化只有儲存了才能傳播和交流，只有通過傳播和交流才能不斷地創造和發展。
當一種新文化傳入的時候，城市中儲存的舊文化便與之產生交流，在這種交流中新舊文化相互影響著，或是新文化融入舊文化，文化得以發展；或是舊文化融入新文化，創造出另一種文化。西方服裝文化融入旗裝，旗袍誕生；中國文化融入洋裝，中山裝誕生。民國時期，由于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國城市一改傳統街區的風貌，一種中西合璧折中主義的特殊時期的建筑文化隨之誕生。
在古代社會，科學技術不發達，交通與通信手段比較落后，信息的獲取比較緩慢，城市也因此相對封閉。這時候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也是比較遲緩的，一種文化從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可能需要漫長的過程，而且在這個過程中這種文化會受到途經城市的文化影響，不斷地交流與發展，最后傳入這座城市，然而，最后的文化可能跟一開始的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這就是城市的文化創造和發展功能作用的結果。
當今中國建設中城市與文化的關系
城市作為特殊的文化載體，在不停歇不間斷地接收和傳播信息，然而在這種傳播過程中有時會出現諸多阻礙，類似傳播學中的傳播隔閡，造成對所傳信息的曲解和誤解，甚至是信息的毀滅。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城市建設空前高漲。城市文化信息的表達成為關注的焦點，形象工程開始遍布大街小巷。然而貪大求洋與虛假復古的“形象”過后，城市卻散發著怪異僵硬、膚淺滑稽的信息與表情。
文化信息的破壞造成城市的蒼白。城市具有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文化是該民族在特定的環境中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創造、積累形成的，是城市歷經滄桑儲存下來的文化。由于各個民族創造文化的環境、條件、方式以及發展途徑各不相同，導致創造出來的文化無論從物質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各具特色。這種特色是民族的個性和象征，也正是這些特色導致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民族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它一旦消失，民族也將隨之消亡。任何一座城市都儲存著深厚的人類文化，盲目地改造城市就等于在刪除儲存器，也就是在銷毀儲存的文化。然而，儲存的文化一旦被刪除就再也回不來了。所以，作為“儲存器”的城市在建設和發展的同時更應該起到保護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要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也要保護。
隨著信息的快速傳遞，人們的頻繁交往，物質與精神的快速流通，這一切都將導致文化的加速發展和異質文化的不斷侵入，城市的文化儲存功能則表現得更為明顯和快速。但是對儲存的文化要有所區分，特別是新舊文化、本土與外來文化發生碰撞的時候。當然，城市的文化儲存是城市的一種內在規律，通常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在城市建設中有些人卻刻意地扭曲這種儲存功能。而這種儲存文化將與人們的共同取向相違背，也經不住歷史的考驗。
我國目前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期，大部分城市都把焦點定在經濟上而忽視了文化。經濟發展確實可以帶動城市的發展，但是以文化的消失為代價的發展則只會使城市變得蒼白無力。雖然保護歷史遺跡和傳統文化已經提了很多年，但是引進多少投資、新建多少工業項目、年均增長多少產值仍然是領導們追求的政績目標，而對文化遺產和城市文脈重視的太少。然而，民族文化的散失導致文化多樣性的散失，均質的平淡文化的產生，將使城市“死去”，造成城市建筑風格雷同、缺乏特色、文化淺薄的現象。多元化的經濟沒有多層次的文化支撐，顯得沒有生氣，缺乏活力。因此，經濟固然重要，但文化更加重要，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城市是極具魅力、潛力和吸引力的城市。
文化信息的盲目導致城市的怪胎。城市中的文化交流是文化傳播中的一種行為過程，這種過程不同于拿來主義，它需要選擇、取舍、融合甚至再創造，最后留下的應是優秀的文化、燦爛的文化，能夠適應當地并被接受的文化。特別是在交流空前繁榮的當今時代，對交流的認識越發顯得重要。杜絕所有見文化就要、文化崇洋以及拿來主義的現象。但在中國目前的城市建設中，這些問題卻普遍存在。
傳統的街區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蒼白”的大道、“寂寞”的草坪、暴曬的廣場。這些是幾十年前美國出現的城市化妝運動的文化產品，這種不生態的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城市文化已被淘汰。但我國的城市建設者們并沒有來吸取前人的教訓，不加取舍地拿來就用，且還很自豪地作為政績炫耀。這種文化的傳播是沒有交流的傳播，是經不起時代考驗的傳播。同樣的，城市中模仿成風的羅馬柱、古典雕塑等等，都是一種膚淺的文化傳播、是一種毫無底蘊的暴發戶式的城市文化。
文化信息的發展決定城市的進步。在現代開放的社會，城市的文化創造和發展功能體現得更加強烈與迅速，各種文化通過城市交流和發展著，一種新文化很快地就會傳入各個城市角落，與各種城市文化進行對話，得到不同的發展，甚至產生各種新的不同文化。信息的快速流通，城市中文化多樣性的快速增長，是當今城市社會的顯著特點。然而，城市的民族文化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受到各種外來文化不斷的侵蝕與滲透。怎樣保護我們的歷史文化，怎樣使歷史文化正常發展，是我們應該不斷思索的問題。
城市的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需要發展，在文化的交流中發展。歷史的文化是好的，但是它只屬于那個時代。只有不斷地融入新文化，緊跟時代的步伐，這種文化才能夠不斷地發展并創造輝煌。因為活著的東西有生命，有生命的東西必然會新陳代謝。因此，前面提到的歷史遺跡與民族文化的保護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層面要原封不動地保存，盡量體現原貌。這是針對那些不再使用，完全是為了歷史文化的研究和展示而言的。第二層面則要動態地保護繼承，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融入新的文化。這是指那些現在還在使用的，如上海的新天地，通過融入新文化，使原有的傳統文化罩上了一層時尚，城市的文化得以發展。
文化是動態的，把“全球化”看作是“西化”并極力排斥外來文化是錯誤的，是一種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現，更會抑制文化的發展。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對于文化的發展都很重要，沒有民族的和傳統的內核，就沒有特色，沒有世界優秀文化的融入、沒有時尚氣息，就趕不上潮流。
然而，人們在城市建設中卻對文化的發展認識不清，抑制城市的文化創造與發展功能。一種是極力地抵制一切外來文化與新文化，把民族文化“保護”起來。這種保護其實是一種“軟禁”，鎖定了儲存器，使它喪失了儲存功能。這樣只會讓城市與民族文化慢慢“死去”。另一種是過于癡迷外來文化而輕視傳統文化。這種文化發展是一種均質文化的發展，將導致文化的侵略，文脈的枯萎，文化多樣性的散失。這兩種極端做法，只能讓城市在“腐爛”或“蒼白”中死亡。因此，在建設中要能夠用好城市這個儲存器，處理好文化的發展，處理好新舊文化的關系、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使民族文化發揚光大，從而保持全球文化的多樣性。
結論與啟示
在當今信息文化的時代，城市的建設越發顯得重要?！拔幕瘍Υ嫫鳌钡母淖冎苯佑绊懼幕母淖?。處理好城市與文化的關系、媒介與傳播的關系，構建適宜的城市表達是建設者們的首要任務。既要保護城市的內在文化，也要通過“儲存器”的功能引入優秀的外來文化，在文脈的傳承下發展文化。充分發揮城市的文化功能，使文化健康地發展，保護好文化的多樣性，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把我國城市建設成新時代的文化宜居城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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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是在傳播一種文化，也是文化傳播，站在文化的角度來說，新聞傳播主要是傳播一種大眾文化。用新聞來傳播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傳播的大眾性和傳播性，所以，這就必定要求文化傳播的內容上要符合大眾化本文由收集整理的需求。但是，從這個方面來看，就會受到文化差異的制約，文化差異越明顯，在對外傳播的時候就面臨著越大的障礙。
一、新聞傳播學中跨文化的差異
（一）符號層面存在差異
一切文化的根源都是人們創造出來的符號，人們就是根據這些符號進行活動。新聞傳播學主要是達成意義上的共享，就需要一種符號，能夠對對應的關系被社會成員認可。根據符號學這種觀點來看，傳播的使命就是面對文化間的差異，打破語言的障礙。這就需要專門的翻譯人員。根據語言相對論來說，思維方式的不同，語言表達方式也不會相同。就我國的民眾來說，一般都習慣于形象化的思維方式，在進行語言文字創作的時候，喜歡用華麗的辭藻，還喜歡修辭的時候使用大量的成語，文化表達方式多種多樣，這就需要讀者自己去理解和體會，主要表現出了意會的特征。這主要是因為在漢語交流過程中，聽者已經能從這些交流中掌握很大的信息。但是，這種情況對于國外的讀者來說，就需要轉變感情，注重感情基礎之間存在的差異性。
（二）文化價值方面的差異
通常意義上來說，每一個個體文化都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不同的文化個體都有非常明顯的文化邊界。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價值觀是一種信仰，也是人與社會的一種既定的行為方式。價值觀是穩定的，也是容易變化的。生活在一定的價值體系主體的人們，會在不自覺的表現出他們的價值觀和文化特征。
（三）宗教和社會規范的差異
文化的一個重要要素就是宗教，宗教也是存在于文化中深層次的東西。宗教不同，文化的傾向也不同，戒律也不同，這就直接對人們的思維方式產生一定的影響，甚至影響其價值觀的存在。宗教是一個比較大的體系，包括了教徒的信仰以及宗教的節日，宗教的禮儀，宗教的交規，宗教的戒律等等，如果缺少對于宗教文化的了解，在進行新聞傳播的時候就有可能會誤導，甚至可能引起民族糾紛。社會規范是人們自發形成的一種行為模式，也是社火大家都普遍遵守的一種社會規范，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現。世界上各個國家的風俗習慣都不相同，就算是在一個國家，不同地區也會存在差異。所以，風俗習慣也是一種文化因素牧野會對新聞傳播產生影響。
二、跨文化新聞傳播對策
（一）根植跨文化觀念，堅實傳播基礎
要認同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這是建立正確的跨文化傳播的基礎。新聞在不同的國家傳播，就會面臨不同國家的文化。這些文化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大的。我國新聞媒體就要不斷的煩死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不要拿自己這邊的文化視角來反思和判斷對方的行為。中國新聞媒體進行跨文化新聞傳播時要勇于拋棄原有的文化視角，以開放的心態重新認識目標國文化，以得出全面準確的結論。從新聞的智能上來看的話，西方的公眾就會覺得新聞就是一個社會公器，是要發揮對政府的監督作用的媒介。中國的新聞報道主要是強調正面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媒介的監督智能，很難被西方受眾接受。
（二）不斷增強文化認同感
中外閱讀的習慣不相同，所以，在對外新聞傳播的時候，如果運用太過華麗的辭藻，就會簡化傳播的效果，甚至有一部分人會認為在夸大宣傳效果，特別是英語語言讀者，他們更加傾向于低調的陳述，用詞太過夸張的話，顯然他們是接受不了的。要創造一種親近性的文本，這樣能夠拉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理方面的距離，這樣才使得交流與傳播有了基礎。如果要進行一個深層次的交流，人們才會對不同于自身文化做出理解的價值判斷。傳播系統要作為社會公正輿論的支持者，增加一些人性化的報道，讓受眾更加近親，關心人權，全面發展，增加新聞價值的接近性。
關鍵詞：音樂文化傳播；社會音樂生產；音樂傳播；音樂編輯
中圖分類號：J60-05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2172（2012）01-
現代傳媒的興起，使得傳播鏈條的社會功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方式多元、形態各異的傳播行為已經滲透進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實踐來看，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社會生產力的繁榮，都離不開傳播行為的發生，時值當下的中國音樂學，業已將 “音樂傳播學”列為新時期重點培植的學科。對于音樂傳播學的研究，曾遂今指出：“從音樂學的角度看，音樂傳播學是音樂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但絕不是音樂學與傳播學的交叉學科，不應當是音樂學與傳播學的簡單相加。音樂傳播學，是音樂學在當代科學技術發展和思維方式發展條件技術下的新學科的拓展與延伸，是對音樂傳播現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學問。音樂傳播學不是傳播學，但傳播學是音樂傳播學的學科基礎、知識基礎、觀念基礎?！?(1)筆者想起修海林曾對音樂傳播學的學科內容給予這樣的論解：“音樂傳播學是以歷史文化生活中的人類音樂活動及其傳播的行為與方式、傳播的途徑與媒介、傳播中的傳者與受者的關系，以及形成的某種傳播理論等現象為研究對象?！?2)結合相關論述，筆者發現無論是從宏觀視閾的學科界定還是微觀層面上的理論闡釋，作為傳播主體的“人”始終貫穿在整個傳播學研究的架構當中，作為音樂傳播行為的發端者――“人”是音樂傳播機制運行下的社會主體,而我們日常概念中的“音樂文化的傳播”，實則是人類相關音樂活動與形態的傳播。
對于音樂文化傳播中信息的接受與選擇構成了音樂傳播的行為特質，作為人類音樂傳播活動中代表意義的社會實踐――音樂編輯活動，被視為音樂文化傳播鏈上的樞紐工程。近年來，音樂學術出版的發展與音樂專業編輯隊伍的不斷壯大，使得國內音樂編輯出版事業取得了累累碩果。伴隨著音樂文化的進步與繁榮，對于國內音樂編輯學科的建立與音樂編輯學術事業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界關注，而音樂編輯活動與音樂編輯群體在社會文化傳播進程中所發揮的獨特功能亦受到研究各界的關注?，F實來看，結合當下音樂傳播的研究視閾來深
入剖析文化傳播中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是一項必要的學術專題，此項論題不僅有益于社會各界對音樂編輯學科及音樂編輯職業作出更加全面而透徹地認解，更有益于音樂學界在人類優秀音樂文化傳承這項長遠事業中作出更為積極的探索。
一、音樂文化傳播中的音樂編輯行為
從音樂出現在人類生活的那一天起，作為歷史文化嬗變的另一種符號，音樂文化本身就被蘊含了社會文化的多重信息，音樂文化記述著人類精神文明創造下的璀璨成果。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就已經開始思考音樂與社會文化的關系，認為音樂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風氣；而從中國古代音樂思想中亦可以了解音樂與政治興衰、社會變遷、文化傳播的緊密聯系。從遠古時期的勞動號子到唐代的宮廷樂舞，無論音樂形態經歷著怎樣的變化，唯一不變的是人類寄托音樂來傳達對生活的美好期許，也正是由于這種熱切的渴望才激發了人類源源不斷的音樂創作靈感。在人類音樂生產活動的早期，社會音樂形態的演變是由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的，音樂表演的門類與音樂文化的形成受到群眾音樂審美和民間音樂習俗的影響。這一歷史面貌下的音樂創作，或是音樂活動者“口傳面授”式的即興發揮或是其在演出過程中的隨意編排，而在潛意識存在中的“音樂編輯思維”(3制約著音樂活動者對于創作內容的提煉與選擇，使其根據社會各階層的音樂需要進行不固定的創作與加工，這種處于萌芽時期的音樂編輯活動規約著音樂活動者的各種傳播行為，此時的音樂創作、音樂表演與音樂傳播被融合在一個“三位一體” 的行為范式之中，為圖中所示的[1]“音樂編輯行為的萌生階段”。
該階段的音樂傳播由于文化形態與創作方式的單一和局限，導致了時間與空間格局下音樂信息的流失，直至樂譜成為一種音樂載體出現，才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類社會交往與信息交流的需求。雕版印刷術與活字印刷術的誕生是樂譜成為真正意義音樂媒介的開始，技術的更新與效率的提高使得母版樂譜的生命得以無限次的延長，而無以計數地印刷與復制促使音樂文化的傳播沖破時間的圍欄，信息流通中不穩定與不長遠的情況亦得到了質的改善?！耙魳肪庉嬓袨槌尚碗A段”（圖示[2]）的顯著特征即是音樂編輯這一環節在社會音樂生產中的日益凸顯。音樂編輯行為在經歷了很長時間的“萌生狀態”后，由于樂譜媒介的出現，印刷業的大批量生產促進了音樂文化的大規模傳播，而在樂譜傳播的過程中，社會音樂生產逐漸出現了分工明確的創作、表演、記譜、印譜等職業群體，音樂編輯思維指導下的音樂編輯行為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功能環節。音樂編輯行為的個性化發展促成了樂譜媒介在音樂傳播中強大的功能發揮，樂譜媒介的界入一定程度上縮短了音樂傳播的地域限制與時間限制，同時也為活躍音樂藝術的創作而推波助瀾。隨著樂譜媒介生產的發展，音樂文化的傳播不再滿足于音樂創作、音樂表演集為一體的狀態，要求音樂創作從音樂表演活動中分化出來，以更為專業的形式出現。成型期的音樂編輯活動，目的性和針對性更強，對于樂譜媒介的各種記號、不同樂器的標記方式以及不同類別樂譜的版本區別等也已出現步驟清晰的專業方法和編輯流程。社會音樂生產中的職業分工為音樂編輯職業的成形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世界文明的進步與科學技術的飛躍，凝結出視覺與聽覺共享的音樂文化形態，音樂編輯活動從最初的朦朧意識到對文化的刻意加工，為人類音樂文化的傳播與共享營造出多元渠道。20世紀伊始，電視與電影等電子技術媒介的興起，顛覆了印刷時代以文字為主要閱讀方式的信息傳播，從單一符號到具體聲像的媒介轉換，不僅僅改寫了人類對于文化生產的傳播習慣，更為音樂文化的繁榮帶來又一次質的跨越。顯然，傳統的音樂編輯形式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進度，音樂編輯這一職能群體也因為社會生產的需要逐漸從文化的被動接受中解放出來，開始主動地對各類音樂文化進行有機選擇。而電子音樂與網絡音樂的前后裹挾，社會大眾開始傾向于高速便捷、內容豐富的傳播方式。音樂編輯活動中技術的更新帶來職能的區分，各個門類中的音樂編輯采用精進的編輯手段對各式音樂文化進行技術加工，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將音樂文化信息以多層次、廣輻射的方式傳播出去。作為接受群體的社會受眾，傳播學中丹尼斯?麥奎爾曾給予這樣的定義“受眾既是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導致相同的興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產物，也是特定媒介供應模式的產物?！?4)由此可知，受眾乃是社會文明發展下的產物，是傳播媒介與傳播鏈條中動因的客體，是傳播運行的最終指向。作為音樂傳播鏈另一端的音樂受眾群體，在音樂媒介的作用下與音樂文化發生著各式各樣的聯系。從音樂傳播的層次化來分析，音樂受眾并不只是純粹的作為信息接收者而存在，受眾對于信息的接受也并不是自動的完全采納，是由通過認知信息而進入到自我判斷與取舍的階段，最后才為信息的接受。音樂受眾將以各種傳播手段反饋他們對于音樂文化傳播的意見和要求，受眾對于重大音樂事件的討論還可形成某種輿論導向，所以說，音樂受眾的喜好制約著音樂創作的趨向，受眾對于音樂信息的取舍亦決定著音樂傳播的發展方向。信息傳播者與音樂受眾構成了音樂傳播活動的兩個關鍵組成部分，在大眾傳媒的宏觀運勢下，二者單一的傳授關系已經轉化為今天以受眾為傳播中心、傳者與受者互動影響的局面。這時的音樂編輯行為無疑成為傳者與受者之間最好的“劑”，而對于音樂受眾的信息反饋與功能引導，勢必會成為新時期音樂編輯職能發揮的又一處體現。
二、音樂傳播媒介中音樂編輯活動的職能體現
我們都知道，人類社會傳播活動的本質體現于信息的流通，而音樂傳播的實質即是音樂信息的傳遞和流通，音樂文化在傳播過程中的本質體現即是通過種種信息化了的媒介符號相互交流和影響，從而構成一個多層次的傳播體系。在音樂傳播的生產機制中，多樣化的音樂傳播通道為音樂文化的互動與互鑒提供可能，根據音樂編輯技術的不同，我們可將編輯產品劃分為兩大類別，即印刷出版物和電子出版物。現代社會中，音樂傳播形式由早先的唱片到盒式卡帶，最后發展到無線電臺、電視與網絡的聯姻，技術的進步為音樂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萍歼M步推動社會變革的同時，音樂傳播媒介的發展經歷了口語媒介、樂譜媒介等傳統形式的功能發揮后，伴隨著電子技術媒介的興起而走向信息與文化高速運轉的全能時期。市場經濟的來，文化工業的生產隨即進入到“消費主義”的語境當中，昭示著文化產品“專業性”與“娛樂性” 的突出；市場營銷手段的介入迫使音樂傳播與商業運作進行聯姻，音樂傳播與電子傳媒的結合，使得社會受眾強調自我的意識訴求得到了及時的宣泄。流行音樂的適時出現，給大眾帶去了情感的慰藉和休閑的娛樂，然而在商品經濟的操縱下，流行音樂為了彌補自身易重復、壽命短的缺陷，不得不時刻強調唱片的銷售量、網絡的點擊率，社會大眾在此等強勢媒介的喧嘩氛圍中得到了感官的刺激、意想的滿足、瀟灑的享受，越來越多的音樂創作開始傾向于花樣的翻新而忽略音樂的內在，名目繁多的音響、音像產品使人眼花繚亂，喧囂塵上的文化產品市場背后讓人看到更多的卻是文化的迷茫和大眾的無奈。審視現代傳媒的激烈競爭，音樂傳播視閾下的傳播媒介似乎都在努力為自身開辟一個更加適宜的生存空間，然而視野的偏執、追求的狹隘已經帶給受眾群體審美的疲勞和心理的失落，音樂文化的兩極缺失已然存在，不得不承認，儀態萬千的音樂繁榮背后早已傳來“文化的悲歌”。2002年“首屆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召開，此次會議全面展示了90年代以來音樂傳播領域的研究現狀與成果，商榷了技術革命影響下音樂傳播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挑戰。在該次會議上 學界對于音樂編輯在音樂文化傳播與研究中發揮的作用和貢獻給予肯定， 并指出音樂期刊在音樂傳播和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音樂編輯出版界中的“老大哥”――人民音樂出版社率先發起行動做出回應，在以“宣揚中國當代音樂創作”的前提下集合北京交響樂團、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學院等多家單位之力而精心策劃的同名系列活動熱熱鬧鬧地在京城展開。2007年5月，首場“《中國當代作曲家曲庫》音樂會”（以下簡稱“曲庫”音樂會）在北京中山音樂堂舉行，人民音樂出版社利用該社優勢對此項活動投入大量精力、物力，不僅在曲目遴選與演出安排上狠下功夫，還以相關曲目總譜及音響CD的出版為音樂會的舉辦做好精心準備，并以向音樂高校學生及相關專業單位給予贈票的形式擴大影響范圍，力求將“曲庫” 音樂會打造成為文化藝術界的一個 “精品”，使其以“文化品牌” 的模式延展開來。迄今為止該項活動已成功舉辦四屆，并以每年出新、每屆推新的形式為社會大眾奉上了主題昂揚、風格不一的音樂大餐，取得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由此項活動引發的學術界關于“當代音樂創作與傳播” 等論題的一系列研討更為音樂創作、音樂傳播界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簇新論點。
筆者以為，“曲庫”音樂會的圓滿舉行要歸功于文化出版機構與專業創作團體及演出單位的攜手合作，這一大膽嘗試使得編輯群體從幕后走向臺前，充分體現了編輯主體對于文化傳播的責任意識和創新意識。就音樂編輯而言，一切既有的文化資源都可作為編輯的對象，由于傳播鏈上既往媒介與新型媒介的相對存在，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文化信息的重復與歷史內容的缺失。社會生產力的綜合運作協同文化知識結構從一元走向多元，編輯主體與媒介之間也不再是固定的主客體關系，這就要求編輯主體的思維邏輯須從“工具性”與“知識性”的界限中發散出來，要以多維存在的視線辨析繁復的音樂文化形態?！扒鷰臁币魳窌哪Ｊ绞菍F代音樂創作中的紙媒作品轉換為音響作品，音樂編輯根據時代主題的旋律特點結合編輯技術并以時代審美的視角對既往媒介中蘊含的歷史音樂文化進行重新解讀，將新媒介與舊媒介中的相關信息與材料加以解構、分析與重組，賦予選曲新的內涵和生命。對于文化傳播而言，音樂編輯的職能主要表現為對文化進行審讀、分析和締構的過程，編輯主體作為人類精神生產的守門員和把關人制約著文化傳播的速度、方向和質量以及人們精神產品的滿足程度等。從社會生產的角度來看，各類音樂符號在進入社會音樂生產體系之前，多是一些散亂而無序的個體，其中所蘊含的價值信息很難得到充分的體現，單純的技術加工很難創造出優秀的編輯作品，一部文化底蘊深厚、社會反響良好的編輯出版物，往往是音樂編輯在審鑒社會大眾需要、結合文化傳播現狀，以新思維、新視覺、新感受挖掘和創造優質選題、精心編撰之后的產物。實踐得知，編輯的職能體現還在于要將音樂創作與音樂受眾聯系起來，確保音樂傳播鏈的完整與契合；在繼承音樂文化優秀傳統的同時，音樂編輯對于音樂信息進行可建構意義上的整合，不但打破了歷史音樂文化傳承中的固有障礙，也留給觀者足夠的詮釋與感受空間。由編輯主體引導的在三者之間形成的一種“超文本”意識上的認同鏈接，在使得音樂傳播鏈上的音樂創作與音樂受眾之間形成互動，產生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的多重傳播效果。為了保證音樂傳播的良性循環，音樂編輯活動要對全部媒介元素進行創新意義的系統開發，按照自主的編輯創意和價值取向將舊媒介進行審視、選擇、編次、加工、拼貼與重構，在統一的創意構思中這些舊的媒介載體經過優化和創造，富有了全新的傳播效用。需了解的是傳播學意義上的“大眾傳播”并不是一個完全封閉和孤立的過程，而是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和互動性。為了實現傳播的理想狀態或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喬治?赫伯特?米德指出“任何傳播都必須以個體本身積極參與的某種合作作為參與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礎。正是傳播的這種合作性、交互性和雙向性，才構成了一個共同的社會過程，致使人們能夠與存在于任何歷史時期、任何空間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進入一個社會過程。”(5)筆者以為，米德提出的“傳播的理想狀態或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實則是對社會傳播機制運營中人類文化傳播的本色寫照，在這個“人人參與” 的文化傳播和媒介生產過程中，音樂編輯職業群體不僅承擔著傳播中介的責任，更扮演著創造者和指引者的角色，具有多重的社會身份。
三、音樂傳播視野下的音樂編輯學術與學科現狀
20世紀80年代初期“音樂編輯學”學科領域的學術研究初露端倪，學界對于音樂編輯學的學科認知普遍是以“音樂學與編輯學的結合”而定義。80年代中期，該領域的部分
論題在理論研究界形成探討，1987年以四川音樂學院學報《音樂探索》為先行，國內各大音樂學院學報和主要理論期刊紛紛開設“音樂編輯學”專欄，為該學科的學術研究及交流開拓空間，此時期的學術文論中零星出現了專業音樂編輯著寫的相關文章，所涉內容多以交流工作經驗、總結編輯素養為主。作為一個根基稚嫩的新生學科，音樂編輯學的學科理論并無前跡可鑒，從學理層面來說，音樂編輯學的學科界定與釋義、學科內容與對象的劃分、方法理論與成果的總結等尚處在青澀的爬索階段。1997年以翟詠的《現代音樂編輯實踐呼喚理論建設》(6)一文為先聲，向研究界發出了“應當加強對于音樂編輯學學科理論建設”的呼吁，該文詳盡描述了出版業繁榮中音樂編輯出版的突出貢獻，并從精神文明建設的角度強調了音樂編輯學學科建設的迫切性?！?997年第4期的《黃鐘》正式推出“音樂編輯學專欄”，并以“卷首語”為窗口向海內外音樂編輯發出倡議，闡述了開展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必要的同時還從撰稿的角度對音樂編輯學研究提供了十多種研究途徑。”(7)另外，該期的“音樂編輯學”欄目中刊發的《關于音樂編輯科學定位的思考》(8)一文將研究視鏡對準音樂文化傳播中的音樂編輯行為，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剖析了音樂編輯環節的社會功能，并從歷史維度出發回顧音樂編輯發展的兩個階段，可以說是音樂學學科理論建設中對于音樂編輯學研究的嶄新考察。世紀交替之際，武漢音樂學院蔡際洲先生以歷時性研究的筆觸在其《一個悄然興起的研究領域――關于改革開放以來的音樂編輯學研究》(9)一文中，通過分類研究的方式從“編輯學學科理論研究”、“期刊圖書編輯研究”、“廣播電視編輯研究”、“音像編輯制品研究”等方面細致梳理了當代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成果，其中重點回顧了“集成編輯學研究”的現狀，蔡文在闡解該學科理論與方法研究的同時，點明了該學科與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的相通之處。21世紀以來，音樂編輯學領域的學術研究伴隨著各項音樂事業的欣欣氣象不再拘泥于學科理論的求索而是在立足實踐的同時以回歸社會音樂生活的情懷關注學術研究的創新，諸多緊貼時代、論點新穎的學術文論相繼涌現，如《互聯網漢語流行音樂網站的編輯管窺及音樂網站編輯應有的視野（上、下）》、《我國學術性音樂期刊的欄目設置與欄目策劃》、《數字音樂
市場盈利策略探析》等(10)文論的出現相當程度上推動了音樂編輯領域的學術積累。由于媒介發展的強勁勢頭，傳播事業的固定程式隨而改變，結合傳播學視閾下的學術研究成為音樂各科的研究重點，承合著音樂社會學、音樂傳播學學術研究的熱潮，相關學術專著與學術文論的闡發為其他音樂各科的研究事業激蕩出新的火花。作為精神生產中的職能部門，音樂編輯行為出現在人類音樂生活的方方面面，音樂編輯與文化傳播之間呈現出千絲萬縷的聯系，即要求學術探索的眼光須從音樂社會生產的各個細節去考慮，諸如關于音樂編輯在音樂傳播中的角色定位、音樂編輯與音樂傳播媒介的互動影響等問題的討論成為時下學界的熱門選題。趙志安的《談大眾音樂傳播中的“把關人”》(11)一文，以大眾傳播學中的“把關人”理論為基點，剖析音樂各行業在媒介傳播中的紐帶作用，并以音樂編輯對于音樂信息的發現、收集與過濾為佐證，闡述了當代媒介傳播態勢下“把關人”應當具備的專業知識與綜合素質。侯晏霞的《現代傳媒中的音樂編輯行為過程解讀》(12)該文聯系現實生活，將音樂編輯活動置于形式多樣的現代傳媒體系中，運用社會學原理，透析音樂編輯行為在現代傳媒中所扮演的“社會身份”，對于其在音樂文化傳播鏈條中所發揮的能動性作用進行細致的剖析。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不僅可以烘托出學術視野的開闊、學術成果的出新，更能夠為學術人才的培養、學科建設的鋪墊培植溫床。國內音樂編輯人才的教育事業始于90年代初期，以西安音樂學院為首例開創了國內音樂編輯專業依靠專業音樂院校為平臺、職業音樂編輯為帶領的特色教學模式。眾所周知，當下的專業音樂編輯隊伍中集結了一大批音樂界的專家、學者，學術研究與教學實踐的雙軌并行使得編輯群體中的學術資源得到了更為全面的開發；而從學科建筑與人才培養中摸索而出的實際經驗則為今后學術事業的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礎。目前國內已有西安音樂學院、武漢音樂學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河南大學等多家藝術院校與綜合大學招收音樂編輯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筆者將中國知網碩士學位論文庫中音樂編輯學方向碩士學位論文的檢索情況成圖如下：
如圖所示，該學科方向的人才培養呈逐年上升趨勢，從學位論文的題目中反映出編輯界對于音樂刊物研究的重視同時也體現出音樂編輯學科的教育特點。筆者了解到在具體音樂編輯教學實踐中教學內容與課程的設置多由執教者自行決定，但是由于院校情況的不同，關于課程內容與授課方式各家沒有達成共識，而當下的音樂編輯學術研究中雖有個別文集出版，但是未能形成推廣性質的專業教材與理論專著。細數多年來的研究成果，無論是對編輯素養的討論抑或是對于理論建設的探究，都是以編輯學原理為指導下的基本研究，作為音樂編輯學的上位學科，編輯學基本原理是音樂編輯學理論架構的依據。誠然，編輯學背景下的理論指導為音樂編輯學術探索之根本，但是學科之間的融合交叉是音樂編輯學最為鮮活的學科特征，音樂學體系中的各子學科都與音樂編輯學科天然聯系，音樂編輯學在具體編輯活動和環節中的研究離不開與音樂學諸學科的結合與碰撞。步入21世紀以來，音樂文化的生產已不再只是單向的流通，音樂編輯工作亦不再是普通的技術加工，而是在適應信息爆炸與文化變更的同時能動地進行思辨與選擇，倘若我們僅用編輯主、客體及其二元關系的理論眼光去審視音樂編輯活動中的一切對象，那么我們的研究恐怕只能停于事項的表面。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音樂界迎來了學術發展的第一個春天，新型學科的出現、科學理論的融入探求著學術視閾的拓寬與學術研究的縱深。在音樂傳播無處不在的音樂生活當中，音樂編輯行為存在于各種音樂傳播活動中并與社會結構中的各個層面產生聯系，透過包羅萬象的音樂傳播現象，音樂編輯可從其復雜關系中探究一般性規律從而再深入至各個門類中的具體音樂編輯環節考察其特殊性。所以，對于音樂編輯學學術研究還應從共時性角度入手觀察當代大眾音樂傳播中音樂編輯活動的整體模式與各個環節中的具體特征；研究歷史橫切面上的各個音樂學科，發掘音樂編輯學與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文獻學等音樂學各學科的共異性存在。
四、結語
音樂傳播在實踐層面與理論層面的學術探索構成了音樂傳播研究領域的輪廓框架，而音樂從自然傳播形態到技術傳播形態的演變，是我們人類音樂活動發生效應的結果。音樂傳播學中將人類音樂傳播行為的變化、運用的方法、產生的效果等作為各個實際研究的對象，期望發掘出人類傳播行為的本質特點與規律。然而在對于音樂傳播行為進行理論思考的同時，我們又發現傳播行為的變化帶來了音樂形態的改變，傳播過程中音樂形態的傳播方向、運動特點是一種直觀性的社會現象，是音樂傳播研究的社會參照；人類音樂傳播過程中滲透著音樂文化的豐富訊息，音樂形態的變遷中文化的內涵跟隨著人類的傳播行為得以保存，所以說，音樂傳播中文化的傳遞與傳承是當代音樂傳播研究的要義。伴隨著信息技術與社會文化的勃興，學術研究界一方面回顧反思近年來研究領域的相關成果；一方面不懈求索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的創新。在以國內藝術院校教育為依托的基礎上以學術研討的形式進行不同階段的學術總結與展望，讓我們看到了音樂傳播這個新興學科在音樂學領域的蓬勃生機。2007年由中國傳媒大學和南京藝術學院主辦的“第三屆全國音樂傳播學術研討會”上我們了解到武漢音樂學院、南京藝術學院、中國傳媒大學等在學科設置與教學中取得的寶貴經驗和教育成果。然而在欣喜之余，學術界著重討論了學科建設中專業理論與專業教材的缺失和文化產業中音樂傳播學科建設的境遇。竊以為，教學內容的改進是提高教學水準的前提、是發展學科教育的動力，音樂傳播學與音樂編輯學的息息相關注定了兩者在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事業中的相通與相融，傳播活動與編輯行為的互文特征決定了研究者與從業者對學術理論與業務知識的兼顧性。筆者以為，諸如傳播原理、媒介理論、編輯學方法論與編輯史等專業內容的增加有益于學術視野下的歷時性研究；而編輯實務的學習與實踐有助于在學術活動中更加敏銳和客觀的發現問題、歸納方法。總而言之，學科之間的互動與互助是一種原生力，任一學科的進步都將會帶動若干其他學科的成長。
音樂社會學的研究中將音樂在社會體系中的運動過程分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自音樂編輯活動出現的那一天起，就為人類文明的進步描述著音樂形式的演變和風格流派的形成，這些被鐫刻在歷史長河上的音樂的縱向運動積淀成為一部厚重的中國音樂史；而活躍在時間軌道上的音樂的橫向運動催生出眾多形態各異的音樂形象和載體形式，在音樂編輯的巧手演繹下搖曳出不同時期音樂文化的婆娑身影。修海林在《“以線多類”音樂文化事象的研究推動音樂史分期研究的深入》(13)一文中提到了“文化整合力”，指出了文化整合力是對音樂歷史進行分期研究的關鍵性依據。筆者以為，這種宏觀把握的思維與媒介傳播中音樂編輯的媒介整合理念存在著異曲同工之妙。須知道，我們身處于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言的“地球村”(14)當中，地球村的出現使得社會文化與經濟生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各式各樣的信息傳遞中文化的認同感則是維系在人類空間格局中的無形紐帶，在它的牽引下，人類在符合時代意義的審美與情感體驗中自由交往，從而實現了人類物質世界與心靈世界的相互交融。可以說，音樂文化與媒介傳播彼此依賴，在人類彼此相對靜止的社會活動中學術界所倡導的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并不僅是為了創造詳盡可數的學術成果更是為了將歷史進程中的人類文明傳承下去、發揚壯大。所以說，勿須再用局限的眼光看待音樂文化的周圍一切，更勿須將學科的殊異作為學術的界限，只有在相對的交流與運動中，方能真正實現人類寶貴文化的生息相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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