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7-14 17: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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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精神科護理不安全事件難免發生，不僅給患者及其家屬造成痛苦，而且影響醫院的正常工作秩序，還給醫護人員的自信心帶來危機。針對精神科護理風險管理中的不安全事件開展品管圈活動，精神科護理部的醫護人員組成品管圈活動小組，以控制不安全事件發生率為目標開展品管圈活動。
2.資料與方法
2.1 一般資料
我院2016年間精神科共有86名病患，病區共有護士23名，其中主任護師1人，副主任護師2人，主管護師2名，護師5名，護士13名；年齡20～42歲，平均年齡（29.3±5.4）歲。
2.2 方法
2.2.1 組織團隊并選定主題。由精神科護理部的23名護理人員組織品管圈活動，圈長由主任護師擔任。針對2015年全年精神科護理質量報告中不安全事件發生率較高的結果，確定以“控制精神科護理風險管理中不安全事件發生率”為品管圈活動主題。
2.2.2 實施對策品管圈活動。每周由圈長安排進行1次，每次活動可由不同的品管圈成員主持，大家互相交流護理心得、工作過程中遇到難題，共同討論解決方法以及檢驗方法的實施效果、討論方法改善措施。對2015年全年護理質量檢查報告的總結中發現，精神科護理中精神衛生知識缺乏、安全防范工作不完善以及心理o理不到位這三個問題引起的不安全事件比較嚴重，特針對這三個方面制定改善措施。
2.2.2.1 加強學習，提高認知。雖然精神科護士都收到過專業知識、技術的教育與訓練，但由于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精神衛生知識的不足以及在精神病區工作的醫護人員得不到社會正確的理解與支持，部分精神科護理人員難免會認為精神科護理只不過是簡單的看管，沒有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品管圈小組在每次活動時，專門預留30min至1個小時的時間開展專業知識培訓，可由不同成員以PPT或書面報告的方式進行，講解精神科護理的技巧、案例或行業進展等，不僅提升護理人員自身的專業認知，而且使大家保持工作積極性。
2.2.2.2 安全管理，防范風險。通過制定相應的安全管理措施和培訓提高醫護人員的安全意識，具備意外事件的應急能力，降低不安全事件的發生率或嚴重后果。安全管理措施包括病房、病區內危險物品、各個病人精神狀況特點等，向病人及其家屬進行安全宣傳，讓家屬協助觀察、發現病人的不安全行為。對精神科護士進行自身安全防護培訓，對有攻擊或嚴重自殺危險的患者應掌握接觸技巧和防范技巧等。
2.2.2.3 重視心理護理，提高護理質量。護士在護理過程中使用文明禮貌的語言和關心的態度滿足病患希望受到尊重的心理，容易克服患者緊張、情緒不穩定的心理狀態。督促患者按時檢查，向患者家屬說明病情、疾病對身體的危害以及預防措施等，希望患者及其家屬對觀察治療和緊急處理能夠積極配合。在與患者交流過程中注意傾聽，學會有原則的妥協；保持溫和的態度，不要頻繁變動；注意溝通技巧，不要問敏感的話題。
2.3 效果評價
統計品管圈活動組織期間不安全事件的例數并計算發生率，與2015年護理質量報告中的不安全事件發生率進行比較。
2.4 統計學處理
以SPSS19.0軟件包進行數據分析，P
3.結果
開展品管圈活動后，由于護理人員、護理設施或病患引起的不安全事件發生率由2015年的30.59%降低到2016年的5.88%，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4.討論
近年來，精神疾病診療水平不斷提高，護理模式正朝著社會-醫學-心理模式轉變。品管圈即品質管理圈，成員可自發進行品質管理活動，從整體上提高工作質量。目前，品管圈活動已經在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的醫療機構廣泛開展，并收獲了滿意的效果。
品管圈活動在精神科護理工作中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本研究結果顯示，我院精神科開展品管圈活動后，護士常規操作合格率、護士精神疾病知識考核優秀率、護患溝通合格率明顯上升（P
品管圈活動可提高基層護理人員參與管理的意識，激勵護理人員釋放潛能，提高集體凝聚力，也能提升護理人員解決問題的能力，最終提高精神科服務質量，減少護理風險。本研究品管圈活動中，應用人性化應用溝通技巧，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精神病患者對護士的抵觸感，降低護理難度；加強職業教育，強化查對制度可提高護士職業技能及應急能力；學習新知識、新技術可提高護理人員業務水平及綜合護理，幫助提升精神科護理質量，最終幫助醫院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
5.結束語
精神科護理是一項比較特殊的護理工作，精神病人，特別是重癥精神病患者由于其思維、情感、意志、行為常處于幻覺、妄想之中，加之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有明顯的藥物副作用和鎮靜作用，導致某些行為不能自控也不計后果或因患者感覺遲鈍，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安全事故。品管圈護理重在調動成員積極性，強化各級護理人員的管理意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高護理質量，使護理工作更加完善。
參考文獻：
[1] 盛彩華.精神科護理安全論析[J].當代醫學.2016（10）：60-62.
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關心得過分就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和行為。疑病癥就是一種過多關注自己身體情況的心理疾病。
有疑病癥的病人,他們確信自己已患病,到處尋醫問疾,可是又拒絕相信檢查報告正常的數據,堅持要求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不斷地挑選和更換醫生,渴望尋求醫生的關注,只有當他的癥狀和痛苦被認可后才表示出放心,但不久又會出現癥狀而且開始了新的懷疑。這些人一般不會去看心理醫生,更不愿去看精神科醫生。他們常常在內、外、婦等各科室間輾轉診治,總是處在過分警戒的緊張和焦慮之中。對于自己的病史和癥狀歷歷在目,許多細節都記得十分清楚,但他們始終存在著“還有問題沒有搞清楚”的疑慮。他們在診療過程中既渴望能被醫生認同自己的癥狀,但對醫生客觀的判斷和沒有明確軀體疾病的結論抱抵觸和反對的態度,這使得很多醫生對他們感到十分棘手和為難。
疑病癥在精神科中屬于軀體化型障礙的一種表現,是疑似軀體疾病的一種狀態。許多這樣的患者都伴有焦慮或抑郁。疑病既可因焦慮和抑郁引起,也可加重焦慮和抑郁,構成不易自行解脫的惡性循環。
對于疑病癥病人的診療,用一般勸說的方法去幫助他們消除軀體癥狀十分困難。使用抗焦慮和抗抑郁藥物以及心理治療能收到較好的效果。有一點可以肯定,疑病癥病人的各種癥狀即使不加任何處理,隨其持續存在,也不會導致病殘或死亡。
(吳杰)
沒心沒肺,活著不累
俗話說:“沒心沒肺,活著不累”,鄭板橋還說過無比透徹的一句話:“難得糊涂”。
一是說傻里傻氣、糊糊涂涂活著,就沒有活得太累的感覺;二是不過分的要臉面,善做凡人,就能活得壽命長。這兩句俗語,我覺得都有一定道理。人要長壽,臉皮就應該厚一點。就是做了“壞事”,犯了錯誤,也不要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多少人因臉面上過不去走向極端。在人生路上,誰也難免做“壞事”,就看做了“壞事”能否接受教訓,由“壞人”變成好人了。“人要臉,樹要皮”本來這是做人的美德,但不能過頭,過分的要臉面,有時也會害了自己。人不要臉,就是不要對健康有害的臉面。
活著被人看得低一點,由官變成平民也好,由富翁變成窮光蛋也好,為了保證健康,就得有點“臥薪嘗膽”的精神,不要因為顧及沒有用處的臉面,而毀了自己的生命。要達到這個目的,我認為應做到以下四點:
①潑辣一點。人活的潑潑辣辣,遇事少一些羞羞答答,就能在生活中打開局面,在社會上干好一番事業,不但生活上富裕,身體也能健健康康。特別是女人,凡潑辣者的人都過得較好,活得長遠而幸福。
②瀟灑一點。把心扉敞開,想怎么樂就怎么樂。不要自己約束自己,有的老人穿新衣不敢大膽地亮相,新的穿在里面,舊的套在外面,這就是不夠瀟灑的表現。有了錢,吃好穿好玩好,我覺得沒有什么毛病,何樂而不為呢?大大方方地干事,瀟瀟灑灑的活動,這應是日常生活的態度。
③羞恥感少一點。就是從封建思想的圈子中跳出來,不要羞于參加社會上的某些活動,如跳舞、男女交友,正正派派地做事,不怕有人反對、說壞話,更不要自己產生羞恥感,導致精神不佳,損害健康。
【關鍵詞】誤診;神經癥;原因
【中圖分類號】R44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0515(2010)010-0113-01
神經癥是最常見的精神障礙[1],由于種種原因,常造成誤診和漏診,這不但給患者造成精神痛苦,而且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浪費了醫療資源。本文對74例被誤診為神經癥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分析,以期找出誤診的原因,減少誤診。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本組為我院2005年～2008年診治的病人。男43例,女31例;年齡:14～50歲;職業:干部22人,教師16人,學生16人,工人9人,農民11人。
1.2 誤診情況:全部病例在本院就診之前均接受過2家以上綜合醫院診治,但均被誤診。誤診時間4個月～3年。以心悸、胸悶、胸痛等心血管癥狀為主要表現者誤診為心肌炎、冠心病、心律失常29例;以食欲不振、惡心、腹脹、腹瀉等消化系癥狀為主要表現者誤診為慢性胃炎、潰瘍性結腸炎17例;其他誤診為:偏頭痛7例,梅尼埃病6例,周期性麻痹3例,障礙2例,心境障礙(抑郁發作)10例。
1.3 診斷標準:按《中國精神障礙的診斷分類標準(第三版)》(CCMD-3)的診斷標準,排除器質性精神障礙及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癥、偏執性精神障礙與心境障礙等。
1.4 診斷結果:焦慮癥19例,強迫癥10例,恐懼癥9例,疑病癥15例,神經衰弱21例。
2 討論
神經癥原譯為神經官能癥,是一組精神障礙的總稱,包括焦慮癥、強迫癥、恐懼癥、疑病癥、神經衰弱。由于神經癥的癥狀在精神癥狀異性最差,可出現類似多種軀體疾病的癥狀,因而常導致誤診。本組病例誤診原因分析如下:
2.1 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診療觀尚未建立。神經癥的發病常與心理社會因素有關,但一些醫生的診療觀念還沒有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忽視心理、社會因素的致病作用,是造成誤診誤治的重要原因。再者,神經癥患者由于對自身疾病缺乏正確認識,加之文化背景和世俗偏見[1],絕大多數不愿去精神科或精神病醫院就診,而到綜合醫院非精神科看病,就更增加了誤診的可能性。
2.2 醫生缺乏精神醫學知識,對神經癥癥狀的復雜多樣性認識不足。神經癥的臨床表現多種多樣,且患者大多對自己的病情極為重視,唯恐醫生不重視、不相信,因此,敘述病史時只談軀體癥狀,忽視情緒問題,在描述軀體癥狀時情感豐富,描述詳細,甚至帶有夸大色彩,將醫生注意力引向軀體疾病,給各科醫生識別本病帶來困難[2]。如果醫生經驗不足,缺乏足夠的精神醫學知識,對神經癥狀的復雜多樣性認識不足,不能識別軀體化了的情緒障礙,過分注意某些軀體征狀,就會草率地作出器質性疾病的診斷。
2.3 病史不完整或對病人遷就造成誤診。前者的原因一是醫生不能耐心傾聽病人的敘述。因為神經癥患者主訴繁多,病史較長,部分醫生認為患者“嗦”,不適當的打斷病人的陳述。二是有些病史涉及“隱私”,患者不愿透露,尤其是某些患者與醫生熟悉,有意隱瞞病史而致誤診。后者因為有的患者對醫學知識一知半解,或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這類患者一般不愿暴露和探討自身心理問題,而堅持尋找軀體方面的原因。也有的出于某種目的夸大或隱瞞甚至編造病情,就診時自我診斷或提出一些治療檢查要求。而醫生不加分辨,遷就病人,被動診治,導致誤診。本組資料中2名教師、3名干部的誤診均因接診醫生與病人熟悉而遷就病人,按患者意見反復進行多種儀器檢查而導致。
2.4 過分依賴實驗室及其它檢查結果。某些醫生忽視病史和體格檢查,片面依賴輔助檢查結果,只憑一紙實驗室及其它檢查報告就輕易否定神經癥的存在而診斷為軀體疾病,這也是誤診的重要原因[3]。這是因為:①多種原因可能會導致輔助檢查結果有這樣或那樣的誤差;②某些神經癥患者可能伴有輕微軀體疾病;③精神因素本身也會導致某些異常,如心律失常等。本組11例因天門冬氨酸氨基轉移酶升高或一過性心電圖改變而在基層醫院被誤診為心肌炎和冠心病。
2.5 過分相信既往診斷。本組全部病例均接受過2家以上綜合醫院的診治,卻一誤再誤,其原因之一是接診醫生對其他醫院特別是上級醫院的診斷過分相信,一味盲從,人云亦云,診斷思路受首診醫生的影響,不再詳細詢問病史,有時雖也看出一些診斷不符的地方卻不敢大膽懷疑,結果導致以訛傳訛,繼續誤診。
2.6 思維定勢造成誤診。①神經癥患者多首先到綜合性醫院非精神科就診,而接診醫生長期接觸本專科疾病,會對軀體疾病的診治形成一種思維定勢,即再遇到類似的病人或相似的情形,便不自覺地處于這種心理準備狀態,按照過去的經驗模式和思路去思考和判斷,思路狹窄,多考慮專科疾病,很少考慮其他疾病而造成誤診。②有的患者出于對某醫生的信任或別的原因,反復在同一位醫生處就診,而醫生具有先入為主的思想,不愿改變依據最初病史和癥狀作出的初步診斷,盡管后來的臨床資料不支持這個診斷。這也是一種思維定勢,是導致誤診的一個因素。③診斷的思維原則之一優先考慮器質性病變,以免延誤器質性病變的診斷,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但亦不能走極端,把所有的軀體不適都按器質性疾病診斷,而忽視神經癥。有的醫生認為神經癥誤診關系不大,器質性病變誤診不得,對軀體疾病寧信其有,不信其無,這種思想也是誤診原因之一。在臨床實踐中,我們既不能把神經癥的診斷擴大化,亦不能把器質性病變的診斷擴大化,而應當實事求是,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診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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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果大致正常，心電圖稍有異常，但屬于不能說明什么問題的那種。隨口問：“你哪里不舒服？”她答：“胸悶，老想嘆口氣才舒服。”問：“你什么情況下會悶？”她說不清。
我問她：“你工作壓力大嗎？”她愣了一下。一看就是典型勞動婦女，衣服都是打粗穿做粗工的。我耐著性子換個問法：“你干活嗎？”“干。”“什么活？”“我賣廢品，收鋼鐵。”我愣了一下，女人收鋼鐵？厲害。
她局促地坐在我面前，頭發濃黑，梳得整整齊齊，只是額頭有一縷突兀的白發，五官挺端正，也沒有什么皺紋，不大看得出年齡――我瞟一眼電腦，顯示54歲，只有一雙手是吃過許多苦的樣貌：粗大，滿布裂紋和傷疤，指甲沒有修剪，里面還有黑垢。
我本來是想問她干活時會不會胸悶，突然發現她在不斷抹淚，不像哭，只是眼淚一直涌出來。我以為她擔心病，寬她的心說：“怎么了，還沒得病呢，不用急。哭什么？是眼睛不好嗎？”她邊搖頭邊擦淚：“不知道，只是眼淚自己就流出來了，總是這樣。”
我正想再問點兒問題，進來一個男人，滿臉皺紋，個子矮矮的，站在她身邊。我第一反應是她父親，又覺得不像，問他：“你是……”她答：“我男人。”我語塞。也太不般配了，不管年齡還是相貌，我還是客氣地沖他點點頭，說：“你愛人可能心臟有點小問題。”他沒搭理我，也沒搭理她，自顧自走了出去。我同情地問她：“是你后老公嗎？”她搖頭。還在揩那止不住的淚。
我知道，她的胸悶多半不是心臟問題，只是心理問題。別的病人都已走光，還有時間，我把筆和檢查報告扔在一邊，看著她，試探地問：“干活累嗎？”她搖頭。“孩子好嗎？”她點頭。我索性不再問她，自己說：“我不是精神科醫生，但我覺得你的病是心病。你也許會承認，也許不愿意承認，但心結總在那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你自己應該知道，要么接受并忍受，要么試著去改變，要么……”我忽然說不下去了，心病就像生活中的其他疾病一樣，不會無中生有，一定有所緣由，可是，要用什么辦法才能解決掉那些緣由呢？
那男人晃進來，看看她，也不說話，又晃了出去。
她突然開了口，壓抑著，小小抽搐了一下：“我只是感覺不到愛，從來沒有人愛。”
我震了一下，這種文學腔的語言，我一直以為只有那些養尊處優、不識生活艱難的女人才說得出來。再一想：無論貧與富，貴與賤，女人都是女人呀。不是因為她底層勞動，她五十多，她就不應該有愛的渴望。
我心疼她。想問：難道你的孩子不愛你嗎？又想，她要的愛應該不是這個。想安慰她，覺得語言真是蒼白。
關鍵詞：尿毒癥；心理護理；焦慮；抑郁；生活質量
我院對2013年1月~2014年1月期間收治的152例尿毒癥患者接受治療期間分別予以基礎護理和心理護理，現將具體情況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我院自2013年1月~2014年1月期間收治入院的尿毒癥患者160例作為本次研究課題的調查對象。所有患者經臨床檢查均符合尿毒癥的診斷標準[1]。采用隨機數表法將本組的152例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n=76）和對照組（n=76）。觀察組共有47例男性患者和29例女性患者；年齡24~67歲，平均年齡為（48.5±6.3）歲；患者的病程3個月~7年，平均病程為（35.6±5.3）個月。對照組共有44例男性患者和32例女性患者；年齡22~72歲，平均年齡為（45.6±5.7）歲；患者的病程5個月~10年，平均病程為（27.3±3.5）個月。
結合患者的基本資料及臨床檢查報告，將年齡小于等于18歲的患者予以排除；將患有精神疾病或存在既往精神病史的患者予以排除；將本身存在認識功能障礙的患者予以排除；將本身存在閱讀功能障礙的患者予以排除；將本身存在溝通能力障礙的患者予以排除。
1.2 方法對照組患者在接受治療期間，為患者進行基礎護理服務，主要包括根據醫生醫囑對患者提供治療性的護理服務，對患者的病情變化情況進行簡單觀察，通過口頭教育的方式對患者講解疾病的形成及發展知識，口頭對患者進行心理安撫等。觀察組患者在接受治療期間，為患者在基礎護理的基礎上，實施心理護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2.1 心理支持護理人員在針對尿毒癥患者進行心理護理期間，需要結合患者不同的心理問題，對患者進行具有針對性的心理疏導，以和藹的態度，溫和的語言，真摯的情感主動關心患者，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對患者進行安慰和勸說，為患者列舉相關的成功病例，提高患者對治療的信心，激發患者的求生欲望，從而逐漸的開解患者，激發患者接受治療的積極性，為治療的順利進行起到輔助作用。
1.2.2 加強與患者家屬間的溝通 尿毒癥不僅使患者飽嘗痛苦，還使患者家屬備受折磨。因此， 護理人員在針對尿毒癥患者進行護理期間，不僅需要加強對患者的心理護理，還需要重視與患者家屬之間的溝通，做好患者家屬的思想工作，建議患者家屬增加探視患者的次數和時間[2]，給予患者情感的支持，激發患者的信心。
1.2.3 開展健康教育據相關的調查資料顯示，多少尿毒癥患者在患病前，并不了解尿毒癥的相關知識，所以一旦確診后，立即會出現消極情緒。針對這種情況，護理人員在針對尿毒癥患者進行臨床護理時，需要通過多種途徑，對患者及其家屬講解尿毒癥的相關知識[3]，加強患者及家屬對尿毒癥的認識程度，能夠正確的認識和看待尿毒癥。同時，護理人員在針對尿毒癥患者進行臨床護理期間，應該引導和鼓勵患者積極的參加娛樂、社交和戶外活動，與其他患者交流經驗和感受等[4]。
1.3 觀察指標在患者接受入院護理干預后，對患者的焦慮狀態、抑郁狀態及生活質量等指標的變化和改善情況進行觀察和統計。
1.4 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對兩組患者實驗研究過程中所得到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對照組與觀察組之間的差異以P＜0.05表示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接受護理前后焦慮、抑郁狀態對比見表1。
2.2 兩組患者接受護理前后生活質量對比據統計，兩組患者在接受護理干預后，生活質量較接受護理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觀察組患者接受護理前后生活質量的改善情況明顯優于對照組患者，組間差異顯著（P
3 討論
尿毒癥作為一種嚴重危害人類身體健康的惡性疾病，大部分患者會出現沮喪、焦慮、悲觀、抑郁甚至絕望等心理[5]，不良的心理情緒不僅可能加重治療的反作用，還極有可能促進尿毒癥的復發和惡化。結合本次研究課題所得的相關數據，與76例接受基礎護理的對照組患者相比，76例接受心理護理的觀察組患者接受護理前后焦慮狀態和抑郁狀態的緩解和控制程度明顯更高，生活質量較接受護理前得到的明顯的改善和提高程度明顯更為理想組間差異顯著（P
參考文獻:
[1]楊敏.心理護理在尿毒癥患者護理中的應用[J].內蒙古中醫藥，2011,14（21）：274-275.
[2]謝淑娟，李紅，劉倩.心理護理程序在神經癥患者心理護理中的應用研究[A].全國精神科護理學術交流暨專題講座會議論文匯編[C].西安：西安財經電子大學，2010，372-373.
[3]管健，介小霞.心理護理干預改善住院惡性腫瘤患者心理狀況臨床觀察[J].中國社區醫師（醫學專業），2011,32（24）：157-158.
方法：采用臨床隨機對照試驗方案，選取符合納入標準的焦慮癥患者140例，隨機分為治療組72例和對照組68例，對照組給予內科常規治療同時口服阿普唑侖，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療。觀察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漢密爾頓焦慮量表評分及不良反應情況。
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90.89%，對照組總有效率72.58%。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
結論：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合阿普唑侖治療廣泛性焦慮癥的臨床療效顯著。
關鍵詞：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阿普唑侖廣泛性焦慮癥中醫藥療法
【中圖分類號】R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1-8801（2013）03-0257-01
廣泛性焦慮癥又稱廣泛焦慮障礙（GAD），是以沒有明確對象和具體內容的持續而顯著的緊張不安，并伴有以自主神經功能興奮和過分警覺為特征的一種慢性焦慮障礙。廣泛性焦慮癥的起病年齡多在18-40歲，平均約為25歲，女性患病率約為男性的2倍。臨床主要表現為經常或持續的無明確固定內容的過分緊張、擔心和煩躁不安等，常同時伴有自主神經功能癥狀或運動性緊張及過分警覺。筆者以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合阿普唑侖治療廣泛性焦慮癥取得較好療效。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試驗從2011年2月-2012年10月共收集符合納入標準的病人140例，采用臨床隨機對照研究設計方案，利用pems 3.01統計軟件包，根據樣本量產生隨機種子數及隨機分組數，制備隨機卡裝信封備用，將140例病人按1∶1比例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治療組72例，其中男34例，女38例；年齡21―70歲，平均48.8歲；平均病程6.0±3.9個月；平均HAMA量表評分26.2±3.1分；根據焦慮嚴重程度分類：輕度14例，中度36例，重度22例。對照組68例，其中男30例，女38例；年齡21―70歲。平均49.6歲；平均病程6.0±3.5個月；平均HAMA量表評分26.6±3.3分，按焦慮嚴重程度分類：輕度12例，中度34例，重度22例。治療前兩組患者年齡、性別、病程、HAMA量表評分、焦慮嚴重程度均無統計學意義，提示兩組有較好的可比性。
1.2診斷標準。所有患者中醫診斷均符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標準《中醫病癥診斷療效標準》郁病診斷標準，西醫診斷按照《內科疾病診斷與療效標準》診斷標準。
1.3納入標準。符合中西醫診斷標準，年齡18―75歲，無家族精神病史，無心肺肝腎功能不全嚴重并發癥，知情同意者。
1.4治療方法。對照組在內科常規治療基礎上同時口服阿普唑侖1.2-2.4mg/d，每日3次；治療組在對照組用藥基礎上給予口服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每日一劑，水煎服。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組成：柴胡24g，黃芩12g，法夏15g，黨參10g，桂枝10g，茯苓30g，大棗20g，生龍骨30g（先），生牡蠣30g（先），大黃9g，生姜3片，磁石30g（先）。治療期均為2W。
1.5觀察指標。觀察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14項版本）評分以及不良反應情況。
1.6療效標準。按照《內科疾病診斷與療效標準》并應用漢密爾頓焦慮量表評分減分率標準進行評定。臨床治愈：臨床癥狀全部消失，HAMA總分7分并且減分率
1.7安全性評價。生命體征及實驗室檢查，采用治療藥物副反應量表（TESS）。
2.3不良反應檢測。兩組中均有少數患者訴服用阿普唑侖后比較疲倦，減量后均可耐受。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率經統計學比較，差別無統計學意義（P>0.05）。
3討論
在美國廣泛焦慮障礙的終生患病率為4.1%-6.6%，我國1982年流行病學調查報告顯示，包括廣泛性焦慮癥和驚恐癥在內的焦慮性神經癥的患病率為1.48‰。本病的病因及發病機制尚不清楚，目前的研究發現與遺傳因素，神經生化，心理因素有關。廣泛性焦慮癥的治療包括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兩個方面。苯二氮卓類（阿普唑侖）有顯著緩解焦慮癥狀的作用。中醫認為，郁病是由于情志不舒、氣機郁滯所致，以心情抑郁、情緒不寧、胸部滿悶、脅肋脹痛，或易怒易哭，或咽中如有異物梗塞等癥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類病證。治療當以疏通氣機為主。選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加減治療正切中病機。方中柴胡、桂枝、黃芩和里解外，以治寒熱往來、身重；龍骨、牡蠣重鎮安神，以治煩躁驚狂；半夏、生姜和胃降逆；大黃瀉里熱，和胃氣；茯苓安心神，利小便；人參、大棗益氣養營，扶正祛邪。共成和解清熱，鎮驚安神之功。有實驗研究也表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給藥后2-3小時可使服用中樞興奮藥（甲基苯丙酸）小鼠的自發活動減少，服用中樞抑制藥（戊巴比妥鈉）的小鼠自發活動增加。小鼠口服本方煎劑后發現小鼠大腦皮質、邊緣系統、中縫核、間腦和小腦等部位的色氨酸含量增加，而色氨酸代謝產物5-羥色胺（5-HT）含量減少。臨床發現抑郁癥患者腦內中樞興奮性物質色氨酸減少，而中樞抑制性物質5-HT含量增加。所以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對中樞神經的雙向調節可能通過5-HT系統起作用。本次試驗說明在常規應用抗焦慮藥基礎上合用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治療焦慮癥優于單用抗焦慮藥，說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和阿普唑侖治療廣泛性焦慮癥有協同作用，值得臨床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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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軀體形式障礙；流行病學方法；患病率；人口學特征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the People Aged 18 and Older in Hebei Province. Cui Lijun, Li Keqing, Jiang Qinpu, et al. HeBei Mental Health Center, Baoding 071000,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and distribution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Hebei Province. Methods From Oct.2004 to Mar.2005,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ization was used to identify 24,000 subjects who are 18 and older in Hebei Province. An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dentify subgroups of subjects at high, moderate and low risk of having a mental disorder, then psychiatrists determined their diagnoses by administering a structured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SCID) that employs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Fourth edition. DSM-Ⅳ). Results 20,716 subjects completed the screening,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was 6.92‰ (95%CI=5.79‰~8.05‰). Somatization 0.48‰, pain disorder 3.86‰, unspecified somatoform disorders 1.57‰, hypochondriasis 1.02‰; The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in rural (7.55‰)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urban areas (2.62‰), the prevalence of somatoform in wome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men(1.87‰), P
【Key words】 Somatoform disorders; Epidemiologic; Prevalence; Demology characters
近年來，軀體形式障礙受到臨床醫學、精神病學及臨床心理學的普遍關注，國外已見有關軀體化障礙或疼痛障礙患病率的報道[1-4]，國內有數個關于軀體形式障礙在綜合醫院的調查[5,6]，但國內外有關此癥患病率的大樣本調查較少見，為此，我們于2004～2005年進行了河北省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現就有關軀體形式障礙的患病率及相關因素分析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樣本大小的確定 根據河北省經濟年鑒2003[7]，將地級及以上城市確定為城市框架，共11個；縣或縣級市確定為農村框架，共137個。根據國外相關資料[8]，估計我省精神疾病總時點患病率為15%左右，期望調查的精確率達到1%，由此所需樣本量約20000人。考慮到城市與農村、不同性別及不同年齡段需進行分層分析及個別精神疾病患病率低等因素，將樣本確定為24000人。
1.2 框架樣本的確定 按隨機原則抽取11個地級城市的4個框架區域，具有在地理、人口、經濟等方面的代表性。按照4個行政區劃的總人口比例分配24000樣本，共抽取城區12個；縣（縣級市2個）11個。其中居委會28個、鄉鎮40個、147個村，覆蓋框架人口915.55萬，占河北省總人口的13.59%。
1.3 抽樣方法 采用多階段、分層、整體隨機抽樣方法進行抽樣，年齡為18歲及其以上人群。根據樣本大小，按不同城區從公安分局中隨機抽取1～2個派出所，根據每個派出所所轄居委會，隨機抽取1～3個居委會。鄉鎮抽樣：本次調查將縣城作為1個鄉鎮計數，首先將該縣所有鄉鎮排列，采用隨機數碼表抽取該縣1/5所轄鄉鎮，再根據鄉鎮所轄人口，按人口比例確定該鄉樣本量，然后根據該鄉樣本量確定所抽行政村數，每村根據人口數量抽取樣本100～200人。
1.4 樣本個體的抽取 根據當地公安部門提供的人口學資料計算出該抽樣點（村、居委會）18歲以上成年人的總人口數，按出生日期排列，并按該抽樣點樣本數計算抽樣間隔，按抽樣間隔隨機抽樣。在全省范圍內共抽取樣本24000人，其中農村框架樣本20696人（86.23%），城市框架樣本3304人（13.77%）。其人口學特征與全省近似[7]。實際完成調查20716人，完成率86.32％，其中男10303人（49.9%），女10373人(50.1%)。共脫落3284人，脫落率13.68％。
1.5 替代樣本 由于各種原因，調查時的樣本連續3次無法找到定為樣本脫落，進行樣本的替代；替代方法：以性別一致，年齡±2歲為原則進行替代；最后主樣本完成14734人（61.39％），替代樣本完成5982人（24.93％）。
1.6 調查工具和診斷方法 調查工具采用改編后的一般健康問卷12項(GHQ-12)為本次調查的篩選工具[9]，以《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為診斷標準；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研究所翻譯、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修訂的《DSM-Ⅳ-TR軸Ⅰ障礙定式臨床檢查》病人版(SCID-I/P)為本次調查的診斷工具[10]。根據被調查者GHQ總得分，把被調查者分為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3類。根據2004年9月在保定市市區抽取600人樣本，農村抽取1000人樣本進行預試驗，按預試驗調查結果確定三段危險人群的分界分：GHQ≥4分者屬于高危人群，100%進行SCID-I/P檢查；2～3分屬中危人群，約40％需進行SCID-I/P檢查，0～1即屬低危人群，10%需進行SCID-I/P檢查。改編后的GHQ-12其分數及內容不變，另外增加8個問題均為高危因素，并進行SCID-I/P檢查。
1.7 調查人員 參加本次調查的調查人員均來源于現在河北省內市級以上精神病專科醫院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在正式調查前于2004年9月在保定進行了為期1個月的培訓，共有27名護士、42名醫生參加，所有醫生SCID診斷取得了良好的一致性，Kappa=0.88。最后25名護士、34名醫生參加了本次流行病學的正式調查。河北省精神疾病流調組的有關人員作為領隊負責做好有關聯絡、協調、組織管理和總質量控制等工作。
1.8 統計分析 所獲資料在EPI Data下采用雙人雙重錄入計算機，轉入SPSS 11.0進行數據合并，合并為總數據庫后，進行邏輯糾錯，最后在SPSS 11.0下進行統計分析。
2 結 果
2.1 各種軀體形式障礙的患病率 在調查的20716人中，共發現各種軀體形式障礙患者111例，原始患病率為5.34‰，按高、中、低危險因素調整后患病率為6.92‰，95%可信限為5.79‰～8.0‰，見表1示，4種不同軀體形式障礙的患病率以疼痛障礙的患病率最高。
2.2 患病率的性別、城鄉、年齡比較 見表2、表3示總的軀體形式障礙的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農村高于城市，有顯著差異；各種類型女性均高于男性，男女比例為1：6.36；城鄉比較僅疼痛障礙的患病率農村高于城市，其他類型未見差異。從年齡的特點來看軀體形式障礙以40～60歲患病率最高，疼痛障礙以此特點為主，而疑病癥以40～49歲為常見。
2.3 軀體形式障礙患者的相關因素分析 見表4、表5示，軀體形式障礙患者女性多見，讀書年限較常人少，其他未見差異；通過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影響患病的危險因素有：年齡30～39歲（OR=2.31；P＜0.01），年齡40～49歲（OR=3.83；P＜0.001），年齡50～59歲（OR=2.79；P＜0.01）；保護性因素有家庭年收入5001～10000元（OR=0.49；P＜0.02），年收入10001～20000元（OR=0.49；P＜0.02）。
3 討 論
軀體形式障礙主要特征是病人反復求醫，反復向醫生陳述軀體癥狀，不斷要給予醫學檢查，無視反復檢查的陰性結果，不管醫生關于其癥狀并無軀體基礎的再三保證，即使患者有時存在某種軀體疾病，但其所患軀體疾病并不能解釋其癥狀的性質和程度或病人的痛苦與先占觀念。軀體形式障礙按DSM-Ⅳ分為軀體化障礙、疼痛障礙、未分化的軀體形式障礙、疑病癥、軀體變形障礙。本次流調各種軀體形式障礙的總的患病率為6.92‰，其中軀體化障礙0.48‰、，未分化軀體形式障礙1.57‰，疑病癥1.02‰。與浙江省的調查比較，軀體化障礙患病率相似[5]，但低于Karvonen1.1%報道[11]；持續的軀體疼痛障礙，本次調查疼痛障礙患病率為3.86‰，明顯高于浙江省0.58‰的報道[5]，而與美國社區調查顯示其終生患病率為6‰相近[12]，而明顯低于Grabe等在一個4075名的普通人群樣本的調查的12.3%[4]。
本次調查女性軀體形式障礙患病率為11.89‰，男性為1.87‰，女性明顯高于男性，與Karvonen報道男女比為1：5相似[11]，一般認為，軀體化障礙患者以女性多見，起病多在30歲之前，Eggor[2]認為女孩的軀體化癥狀與情感障礙有較強相關，男孩則與行為分裂相關，表明男性與女性的精神生物學過程可能不同。本位調查40～60歲患病率較高，而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30～60歲有較高的患病危險，反映出該病的年齡特點，提醒我們當患者進入中年后，更多的關注自己的軀體微小變化，對疾病的敏感性增加；邱亞峰等[13]研究軀體化障礙患者的心理防御機制發現患者較多的使用中間型和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機制如退縮、投射、軀體化、否認、同一化、防御機制。同時也發現家庭年收入5000～20000元者是相對的保護性因素，其原因還有待于進一步分析。
由于軀體形式障礙的表現涉及軀體各個系統，導致患者多在內外科就診，經過反復檢查未見相應器質性病變，且應用有關治療癥狀難以緩解，只有少數患者到精神科和心理科就診；孟凡強等[6]調查發現綜合醫院門診就診患者18.2%為軀體形式障礙，軀體化障礙占門診總就診數的7.4%。Fink在392名內科住院病人中，患軀體化障礙患病率為1.5%。未分化軀體形式障礙為10%[14]，Portegijs對頻繁就醫的患者調查發現軀體化障礙占45%[1]，Gureji報道的在基層醫療機構中16.7%[15]，因此，應加強精神衛生的宣傳，加強對綜合醫院醫生就有關軀體形式障礙知識的培訓，提高對該疾病的識別能力，以便更好的提供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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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腹股溝疝；臨床路徑；變異；質量管理
[中圖分類號] R656.2+1[文獻標識碼] C[文章編號] 1674-4721（2012）04（c）-0134-02
臨床路徑（Cinical Pathway，CP）是新興的臨床診療規范化管理模式，其思想來源于工業質量管理，初衷是通過縮短患者住院日，并提供兼顧效益成本的優質醫療管理模式，以控制日益高漲的住院費用。美國早在1985年已由英格蘭醫療中心率先實施臨床路徑，并成功降低了高漲的醫療費用[1]。我國對于臨床路徑的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關于臨床路徑的定義在表述上未能統一[2-4]，但其內涵基本一致：圍繞能控制和改良的醫療服務質量，有嚴格的計劃性和時間順序性，目的明確，即加快患者恢復時間，縮短住院日，減少資源浪費及提高服務質量。2009年10月衛生部頒發《臨床路徑管理指導原則（試行）》[5]，并建議使用其制定的腹股溝疝臨床路徑。我科自2009年開始逐步推行使用腹股溝疝臨床路徑，至今已作為常規管理方法。在臨床路徑實施過程中我們發現，腹股溝疝這一相對簡單的單病種仍然常常涉及多學科的聯合診治，如何設計并優化臨床路徑、提高臨床效率及獲得規范化的臨床質量管理模式值得進一步研究及探討。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根據相關ICD-10編碼（ICD-10:K40.2，K40.9），入選2009年11月～2011年5月在本院普通外科收治的腹股溝疝患者（ICD-9-CM-3:53.0-53.1），排除急診嵌頓疝、合并嚴重心肺功能疾病、血液病及其他手術禁忌證者。
1.2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衛生部建議的腹股溝疝臨床路徑流程及表格開展臨床工作，獲得平均住院日、平均費用、切口感染情況及其他術后并發癥情況、藥物使用情況以及變異情況數據，根據數據調整路徑中的各環節所占住院時間及系統設定用藥，主要是增加治療高血壓、糖尿病及前列腺增生等疾病的常用藥物獲得優化的具有本地區針對性臨床路徑，采用自身前后對照的方法，比較常規臨床路徑（以下簡稱常規路徑）與優化臨床路徑（以下簡稱優化路徑）的差異，如平均住院天數、平均費用、并發癥、變異及退出路徑率等。調查患者與臨床工作者對優化的臨床路徑接受情況。
1.3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11.3統計學軟件的描述性統計分析、t檢驗、χ2檢驗等方法，對患者的基本資料、診療過程以及臨床路徑優化前后的臨床診治環節進行比較分析。
2 結果
2.1 基本資料
患者均為本科收治，平均年齡50.8歲，男性占92％，采用常規路徑的患者125例，年齡在65歲以上者31例，患高血壓者35例，糖尿病者20例，前列腺增生者40例，采用優化路徑的患者138例，年齡在65歲以上者36例，患高血壓者38例，糖尿病者23例，前列腺增生者44例。進入兩組路徑患者均無切口感染及血腫并發癥。
2.2 路徑優化前后比較
進入兩組路徑患者均無切口感染及血腫并發癥。優化路徑患者在平均住院天數、平均費用、變異人數及退出路徑人數均較常規路徑少，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2.3 醫患雙方對優化臨床路徑的接受程度
參與執行臨床路徑的醫護人員一致認同優化后的臨床路徑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及良好的可操作性，在確保診治安全和質量的前提下縮短了住院時間及減少了醫療費用，患者也對其表示愿意接受。
3 討論
我們設計和執行優化的腹股溝疝臨床路徑，以更好地滿足臨床實際需要，并有效控制住院時間及住院費用，提高臨床質量管理。但在實際應用中，我們也發現了一些影響臨床質量管理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
3.1 重視對患者收治入院前的詳細問診
收治患者前在門診的詳細問診及一般體查，可以預先得知患者既往是否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前列腺增生，是否長期口服阿司匹林等有可能導致變異的因素，充分了解其合并疾病的控制情況，以明確是否可近期手術或需待相關科室門診控制其合并癥后再行收治，避免了收治入院后因控制血壓、血糖及停用阿司匹林等處理延長住院時間，甚至導致部分患者最終退出臨床路徑。在執行優化臨床路徑時退出路徑率的減少至少部分歸功于入院前的詳細問診。
3.2 良好的系統設計可以明顯減少變異
3.2.1 界定合理的檢查檢驗。由于腹股溝疝病種在診斷及手術方式均較為明確，鑒別診斷主要依靠體查及手術，因此無需在規劃和優化各類臨床檢查方面作更多的調整，只需進行最基本的常規檢查，包括血、尿常規、肝腎功能檢查、心電圖、胸片及腹部超聲檢查等，對于一些項目存在多種檢查方法和多個收費標準的問題則有必要及時梳理，開展質控和評估。然而，為了杜絕個別報告的滯后和無效住院等待時間，應建立檢查報告跟蹤制度，并可借助計算機系統進行臨床報告全程跟蹤管理。
3.2.2 減少不必要的住院時間和費用是優化臨床路徑的重要環節。制定了優化路徑的可選擇使用藥物，對藥物的應用和監控的合理性評價應作為臨床路徑管理的重要內容。合理界定出院標準有助于在確保醫療質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住院效率。隨后的隨訪項目應鼓勵在門診開展，因費用不高，醫療保險政策是否支持則影響不大。
3.2.3 明確臨床路徑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的整體醫療護理工作模式[6]，路徑設計應涵括治療包括高血壓、糖尿病和前列腺增生等常見的可能影響路徑實施疾病的控制性藥物，如常用的一線降血壓藥物、降糖藥等。隨著人口老年化，被實施手術者中老年人比例將逐漸增加，合并有各種老年性疾病的患者比例也將逐漸增加，而常規路徑的規定用藥及實際操作主要是針對無合并癥的健康患者，則在實施路徑時有可能發生非常高的變異率而不能使其形成相對固定的診療模式。Sweeney等研究腹主動脈瘤開放手術、頸動脈內膜切除術和膝上血管旁路移植術臨床路徑的變異，指出雖然血管專科病房的醫護人員對臨床路徑的積極性很高，但對變異的認識和界定并不是很好，導致許多看似不相關的變異實際上是具有內在聯系或相互關聯的變異資料的大量積累[7-8]。在本研究中，常規路徑在實施時因增加使用降壓藥、降糖藥及緩解前列腺增生癥狀藥物導致了大量的變異出現，而因該類藥物使用滯后又導致出院滯后及住院時間延長。與之相對，我們把上述疾病的一線用藥作為優化路徑系統中的規定可用藥物后，通常這些合并癥在術前就能及時按流程處理，不會影響到手術計劃，也未出現術后尿潴留等并發癥導致出院延遲的情況，從而在統計上顯示變異率明顯降低。
3.2.4 臨床路徑的內容應隨著臨床證據的變化而動態變化。Emmerson B等[9]通過對精神科患者診治臨床路徑的變異研究發現，與醫務人員有關的變異是變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提出臨床路徑的內容應隨著臨床證據的變化而動態變化。這個調整變化的過程也是不斷優化路徑的過程。當然，采用電子系統實現臨床路徑管理，可隨時獲得準確的變異信息，使研究數據更及時和準確。
綜上所述，本研究著重臨床路徑的優化及細化，使其較常規路徑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及更良好的可操作性，在確保診治安全和質量的前提下縮短了住院時間及減少了醫療費用，同時因設置了路徑變異統計數據管理，使臨床路徑得以不斷完善及升級，為醫療質量的提升和醫療服務效率的提高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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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血壓患者 分級管理 心理健康 相關因素
慢性病人不良的心理狀況影響慢性病的發生、發展、轉歸[1]。雖然慢性病【2.3】對心理影響方面或者大城市【4.5】高血壓患者心理狀況調查層出不窮，但是對特定人群（農村、高血壓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的調查還未有詳盡的報道，在借鑒以往研究經驗的基礎上，擬從小城鎮慢性病（高血壓）患者與全國常模的比較及社會人口學因素（年齡、文化程度、年齡、性別、家庭經濟收入、婚姻狀況等）對比的基礎上，探討從影響高血壓患者心理健康水平的相關因素入手，增加患者的治療依從性,減少慢性病并發癥和后遺癥的發生。
1 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對象
針對不同地域分城區1街道80人和東南西北方位4鄉鎮各50人，按照各自管理級別的大致比率抽取樣本，其中街道按照一級：二級：三級=1:4:3，鄉鎮按照1:2:2的比率確定調查人數，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對280名在冊管理的高血壓病人進行問卷調查，經整理后剔除無效問卷23份，剩余有效問卷257份。
1.2方法
調查由衛生專業人員直接參與,以一對一的方法進行,調查人員經過專門統一的量表培訓,被要求采用正確、統一的指導語進行說明。調查工具為自編的一般情況問卷(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病程長短、病情分級、經濟情況等)和SCL–90量表。調查采用自評與他評相結合的方法, 他評僅限于年老體衰、視力極差或文盲而無法完成調查的對象。資料收集后及時檢查補漏,糾正差錯,確認資料合格。
1.3 研究工具
1.3.1癥狀自評量表(SCL-90)【6】
SCL-90屬于心理衛生綜合評定量表，由Derogatis,L.R.編制于1975年。共有90個項目，分為五級評分(從1～5級)，分別為從無、輕度、中度、偏重、嚴重5級。
1.3.2分級標準
按照《浙江省高血壓社區綜合防治工作規范（試行）》標準，綜合血壓值和9大高血壓危險因素的數量，把病人由輕到重分成三類管理級別。
1.4 資料處理
測查數據輸入電腦建立數據庫，借助SPSS1O.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處理。
2、結果與分析
2.1、一般資料 共發放量表280份，有效問卷257份，分別按照地域、年齡、性別（男性135人，女性122人）、管理級別、合并癥情況、家庭收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8個方面進行分類比較。
2.2 SCL-90因子分統計分析比較 高血壓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總體欠佳（見表1）。 經t檢驗結果表明，在敵對、恐怖及總癥狀指數方面各年齡段有差異，在敵對因子上，中年人高于老年人，在恐怖因子上，老年人則明顯高于中年人，總癥狀指數（睡眠、飲食方面）老年人由于自身的作息規律影響，和中年人存在一定的差異（見表2）。隨著病程的延長和年齡的增長，往往出現其他合并癥和并發癥，經F檢驗結果表明（表3），一級管理患者的臨床癥狀較輕微，一般都能慢慢耐受，三級管理患者患者心理狀況相對較差，軀體化因子得分高，抑郁、焦慮、恐怖等因子也出現一定變化。
3、討論
高血壓患者的總體心理健康水平欠佳，高血壓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問題。257名高血壓患者在SCL-90問卷調查中各因子均與全國成年人常模有顯著的差異（P＜0.01）。說明：高血壓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較一般人群有明顯偏差。
不同管理級別的高血壓患者的心理狀況差異明顯。對于血壓相對平穩（140-159/90-99mmhg）而且無危險因素的一級管理病人，年紀較輕病程短無并發癥，對日常生活影響不大，出現擔心恐懼情緒的極少；而對于三級管理病人，血壓波動大，或擔心出現并發癥，加之用藥產生的經濟問題等多因素影響，身心困擾雙重惡性循環，可以產生較為嚴重的抑郁、焦慮狀態。尤其是病友的死亡會成為一種惡性刺激, 引起患者情緒惡化。這與國內的某些較大規模的調查大體一致[ 7.8]
隨年齡增長, 老年人敵對情緒減輕, 恐怖情緒增加。低齡高血壓患者敵對情緒偏重, 高齡高血壓患者的恐怖情緒偏重。也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老年人更傾向于對周圍事物的包容, 敵對情緒減少; 而隨著身體的衰老, 對死亡的恐懼感逐漸增加。
本次調查還發現不同性別和婚姻狀況的高血壓患者的心理健康狀況有顯著差異。女性高血壓患者更容易受負性情緒影響，有配偶的患者在心理健康上要顯著好于無配偶者。
因此，在對高血壓患者給予藥物治療的基礎上實施必要的心理干預，須提高社區責任醫生對心理知識的學習并做好心理健康知識宣教，改變患者的不良認知，同時建立家庭和社會支持系統，完善政府社區的管理網絡，提高高血壓患者的治療依從性，有效提高治療效果，改善生命質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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