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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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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各種社會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關系調整的公平性上。由于社會保障水平過高或過低都會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關于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探討，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 他闡述了通過“看不見的手”來推動個體利益和社會福利的共同增長。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的自然稟賦、經濟基礎差異造成經濟發展極不均衡，省際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省域層面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到底呈現什么樣的協調關系？是不是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高，而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地區，社會保障水平就低？為了弄清以上問題，有必要從省域層面開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為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事實上的參考和依據。
二、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
1.指標體系的構建
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質與量相統一的概念，社會保障水平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
本文從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覆蓋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個層面，使用10項指標來反映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其中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險覆蓋率借鑒了賈智蓮的計算方法。通過社會保障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兩大系統，共同構建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系統的指標體系（見表1）。
2.綜合水平計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時間序列為2003～2011年，由于這一時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較明顯的經濟波動期，同時又是社會保障改革全面展開的關鍵時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本文的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4～2012）、《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2012）和分省市的統計年鑒等。
為消除數據量綱不同造成的影響，需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為標準化值，uij為實際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區第i指標的最大值。各指標權重賦值采用德爾菲法，通過征詢不同專家的意見，依據各指標代表的含義及重要性、基礎性程度，綜合權衡確定各指標的權重，見表1。根據各指標的權重及標準化的數據，通過逐級加權求和計算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綜合水平，計算公式為：
三、 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空耦合分析
1.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時序耦合
從時間序列角度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變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兩者相互作用的階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2003年的0.45穩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協調等級從輕度失調逐漸向良好協調演化，表明2003年以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保持良性互動，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
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變化的重要原因是經濟的快速發展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2011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7.2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1.5倍。國家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從2002年的2632.22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億元，年均增長17.3%。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會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從覆蓋面來看，截至2011年底，全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84億人、3.2億人、4.73億人，比2002年分別增長了246.3%、481.8%、403.2%[20]。從待遇水平來看，2005～2012年，國家連續8年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2012年全國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協調等級的變化可以看出，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斷趨向協調適應，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得益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居民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保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根本。
2.中國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省際格局
（1）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分布 特征。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東部、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間差距不斷擴大。從圖1可以看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實力明顯高于東北和中西部地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出從東部向中西部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國人均GDP達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個直轄市位居前三，分別達85213元、82560元、81658元。東部沿海地區顯示出強勁的經濟實力，江蘇、浙江、廣東、遼寧等省份緊隨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東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數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西部地區占了6席，分別是廣西、西藏、四川、云南、甘肅、貴州；中部地區占了3席，分別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貴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僅為16413元，約占天津市的1/5。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現出極不均衡的特點，不同省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
（2）社會保障水平空間分布特征。
與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中國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了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東部、東北和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較高，而中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從社會保障水平指數來看，東部地區平均值為0.547，東北地區為0.572，西部地區為0.505，而中部地區平均值最低，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會保障
水平指數列居前三，達0.776、0.771和0.672。按照社會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會保障水平的空間分布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經濟落后的地區，其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西藏、甘肅等省區（見圖2）。
從社會保障支出來看，2011年，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最高的是經濟不發達的青海，其次是西藏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則是廣東、浙江、江蘇等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遼寧和甘肅，而排名靠后的仍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如浙江、江蘇、廣東等。鑒于中西部地區財力較弱，中央對中西部省份社會保障投入力度遠遠大于東部地區。2005年以來，中央財政對全國社會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從養老金支付水平指標來看，區域之間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國人均養老金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養老金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個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開發帶動的人均養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西藏、內蒙古、陜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個省份都位于東部地區。從省際的比較來看，江西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低，為13831元。西藏的人均養老金水平最高，達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養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單元中，中部地區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內。
總體來看，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在全國表現出不平衡性。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地區，社會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養老保險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區的經濟總量水平偏低，財政供養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業集中在政府部門，因而，養老保險待遇水平較高。而中部的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低，成“塌陷”態勢。
（3）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類型劃分。
將社會保障水平指數（SSL）和經濟發展水平指數（GDPP），采用Zscore法標準化處理，生成兩個新變量數據列ZSSL、ZGDPP，ZGDPP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GDPP 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樣本點在散點圖中偏離SSL樣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號正負實際表征的就是兩者偏離程度的協同性。以ZGDPP為X軸，ZSSL為Y軸，繪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會保障水平的象限圖，如圖3所示。
根據象限圖，將全國內地31個省級單元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劃分為4種類型，具體來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級協調型，以北京、上海為代表，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都比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會保障過度型，包括青海、新疆、西藏等8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級協調發展類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廣西、貴州、云南等13個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保障水平也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會保障滯后型，包括廣東、浙江等5個東部沿海省份，該類型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
從象限圖來看，我國一些省份的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了不相匹配的現象，為了能夠對我國各區域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聯系有更深入的了解，進一步選取典型指標進行對比分析。總體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經濟落后地區，尤其在社會保障支出比重和財政社保支出比重兩項指標上，以青海和上海為例，2011年青海省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比重為14.6%，財政社保支出占財政總支出比重為16.9%，分別高于上海市5個百分點和6.2個百分點。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發達省份經濟發展水平高，GDP和財政支出總額大，導致了社會保障支出占比相對偏小；二是由于國家近幾年不斷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經濟落后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當然，經濟落后省份的財政支出中用于
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會保障支出的財政負擔也很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造成社會保障發展水平差異的重要原因。從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看，要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必須大力發展經濟，為社會保障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3.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空間耦合
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社會保障水平也不盡相同，為進一步明晰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的空間分布規律和特點，從機制上揭示社會保障與區域經濟耦合的規律性，本文以中國內地31個省份為研究對象，對2011年的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做了進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出2011年各省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并繪制出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分布圖（見 圖4）。由圖4可知，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具體特征如下。
第一，東部地區，除河北、福建、海南輕度失調外，其余各省均實現了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協調發展，但協調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達到良好協調發展類型；山東、江蘇、浙江、廣東屬于基本協調發展類型。
第二，東北地區除了遼寧達到基本協調發展外，其余省份輕度失調；中部地區全部處在輕度失調發展階段；西部地區多數省份屬于失調類型。除了內蒙古為基本協調，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類型外，其余均為輕度失調。
第三，從協調等級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其中，良好協調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調的只有貴州和云南；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其中，屬于輕度失調的省份個數最多，達到20個，基本協調的個數次之，有6個省份。從地域分布來看，基本協調及以上類型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屬于輕度失調。
總體來看，2011年來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情況不容樂觀：超過2/3的省份處在失調狀態，除了貴州、云南為中度失調外，其余都為輕度失調；兩者協調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北京、上海、天津處于良好協調發展，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達到基本協調。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及耦合協調度模型，從時空角度研究了我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2003～2011年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在不斷提高，兩者關系從磨合階段逐漸趨向協調適應。第二，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呈現較為明顯的區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從東部向中部、西部逐漸遞減的“階梯”分布格局；而社會保障水平整體呈現兩頭高、中間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經濟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會保障水平也相對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區，但西部地區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肅、西藏等，盡管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但社會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從耦合協調度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現“橄欖型”，即良好協調和中度失調的省份較少；絕大多數省份屬于協調等級的中間類型——輕度失調和基本協調，且東部地區協調度明顯優于中部、西部地區。
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和經濟發展整體處在協調發展階段，但從區域來看，大部分省份仍然處于輕度失調狀態。長期來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兩大系統的失調，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通過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以及兩者的演變關系，本研究為各省份認識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因地制宜地推動社會保障與經濟協調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但本研究對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關系形成的機理尚未進行分析，還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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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體制改革
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相關服務平臺是政府社會管理以及公共服務系統的構成分子，是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政策實施以及落實的主要媒介。文章將針對勞動就業現狀，為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給出一些建議。
一、我國勞動就業的現狀
就業是民生之本，深化就業關系到改革發展以及穩定的大局。在未來若干年里，就業會成為影響國家發展的主要因素。現在國內就業需要面臨來自城鄉的多重壓力。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國內每年最多可以創造的就業機會只有九百多萬，但是競爭上崗的人數則超過了兩千萬。截止2008年底，國內共有城鎮登記失業者一千萬之多，而城鎮登記的失業率占了近五個百分點，如加上沒有登記的實際失業者，那么失業率也許就超過十個百分點。在未來十年，還會有兩億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且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也是目前主要的就業問題。
二、落實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的重要性
遵循科學發展的觀念是社會保障的核心，我們一定將其作為安民心、穩大局的核心計劃。延伸就業是十分重要的，要將其擺在經濟社會進程的基礎位置。勞動就業是群眾生活品質的基本保障，要將其當作深化民生的基礎。勞動就業保障協理員身為長期從事勞動就業保障事業的工作人員，也深刻的體會到了勞動保障工作與改革進程的大局有較為密切的關聯，而且還與民生的凝聚以及事業的成敗密不可分。因此他們一定要以高度負責的工作態度，努力履行好工作職責，從而促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事業的全面進程。
深化社區社會保障服務構建是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是多層次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遵循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需求，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務職能、重視民生的需求。只有深化社區社會保障制度的構建，大力推動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工作，才可以確保社會安定以及國有企業革新的全面進程，從而才會在醫療、就業、養老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為人民群眾給出最為便捷的社會保障服務。相關街道社區勞動保障服務體系是勞動保障系統的基層服務點，是做好就業服務的重要部門，是聯接政府勞動保障系統與群眾的主要途徑，是深化再就業策略的前線。相關社區平臺再就業扶持策略是不是落到實處，是其工作的主要內容。所以，我們一定全面促進勞動保障的管理服務工作向基層社區拓展，多層次構建“運作高效、基層夯實、服務到位、管理規范、”的勞動就業保障服務體系，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為基礎理念，深入貫徹落實國家相關文件，以推動就業、維護社會安定以及提升失業人員的管理服務品質為指標，多層次的深化社區勞動保障服務平臺的整體水平。
三、關于落實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的幾點思考
1、構建再就業工作目標責任制，實施共管的工作模式
完善再就業工作的領導機制，進行再就業工作目標責任制，將凈增就業崗位、落實再就業政策、控制失業率等工作目標，當成政績考核的一項標準，要保證再就業工作的相關方針政策落到實處。
2、完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深化再就業援助
全面發展公益性職業介紹系統，各公共就業服務系統要做好下崗失業人員的職業介紹以及再就業培訓工作。要構建勞動力市場的信息網絡。把“三偏”下崗失業人員當成再就業援助的目標，為其提供更優惠的政策。在未來的工作中，只要是政府投資或政府給予優惠政策的一些市場，開辦者要拿出不少于二十個百分點的攤位優先租賃給下崗失業人員，且根據規定適當降低租賃費用。勞動保障系統與公益性勞動力市場要遵循動態管理原則，為就業困難人員提供專項就業扶持。
3、努力提高社區就業服務質量
要狠抓街（鎮）勞動保障系統的構建以及規范管理，筑牢社區就業服務平臺。全面落實社區就業資助體系，激勵失業人員從事社區就業。相關勞動保障系統，要確保對失業人員從事社區就業的組織者以及使用者的資助落到實處。
4、嚴格企業破產重組審批，合理分流安置人員
國有企業的重組及改革，一定要做好職工安置工作。要是職工安置措施以及社會保障辦法不完善或者是資金不到位，那么一律不予改制、重組。破產企業一定要根據法律支付職工安置費；改制、重組企業一定明確職工在改制重組前后的勞動關系。
四、總結
總的來說：全面協調、以人為本、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是我國從新世紀新時期黨與國家事業發展出發的核心思想。深入的推進以及奠定了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服務平臺的建設，同樣也是以解決人民群眾最現實的就業問題為基礎理念的，針對推動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事業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深化就業、收入分配以及勞動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為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事業多層次協調可持續發展給出方向。大力將基層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平臺構建成為服務群眾、促進再就業做出努力，且勞動就業保障要遵循“執政為民、以人為本”根本理念。為推動勞動就業社會保障事業未來的進程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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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政府主管部門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意向，當屬意料之中。近期有專家通過測算得出，對于不同的就業群體而言，最優退休年齡差異很大，但對城鎮就業人員整體而言，最優退休年齡為64.14歲。專家認為，在延遲退休的大背景下，分析不同群體的退休年齡選擇，并針對每個階層設計相應的法定退休年齡，是我國調整法定退休年齡的一個政策選項。
測算
64.14歲退休最優？
“作為一項重要的、關系每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一定要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認真研究，充分論證，慎重決策。”尹成基表示，延遲退休政策關系到我國人口結構、代際關系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情況、總體就業狀況、職工和居民收入狀況等，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來選擇政策實施的時機。
事實上，隨著政府主管部門不斷透露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意向，學術界對延長退休的研究也在持續進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實驗室日前的一份工作論文提出，經過數學模型計算發現，雖然不同就業群體最優退休年齡差異很大，但對城鎮就業人員整體而言，最優退休年齡為64.14歲，這個數值可以作為我國調整標準退休年齡的參考值。
這一觀點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實驗室特約研究員孫永勇等人提出。具體而言，最佳退休年齡與參加工作年齡、退休年齡、死亡年齡、名義利率、退休前死亡概率、個人效用之間存在函數關系。假設每個勞動者都在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年齡，就可以計算出相應的退休年齡區間。
根據公開數據推算，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將達到78.64歲。經過加權可以得到2010年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參加工作年齡大約為18歲。名義利率假設為4.41%。通過模型計算可知，在個人效用最大值處，退休年齡與參加工作年齡、死亡年齡、名義利率之間的函數關系，將上述三個數據代入到公式中計算，得出最優退休年齡為64.14歲。
立場
不同群體間態度差異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整個社會對退休年齡的看法與選擇呈現出明顯的社會分層特征，即不同的社會群體的立場和選擇存在顯著差異。
上述論文將城鎮就業人員大致劃分為“權力階層、技術階層和一般階層”。一般階層指的是處于社會中下層的群體，沒有良好的技術或專門知識，主要依靠簡單勞動獲得較低的勞動報酬，受就業能力和工作風險所限，如果養老保障制度能夠提供不錯的養老金待遇，這部分人群一般會選擇較早退休。技術階層指的是自身掌握有專門知識或技術的人群，比如醫務人員、工程師等等。這個群體大多也會選擇較早退休，因為只要身體健康，收益最大化的一個可能選擇是一邊領取退休金，一邊再找一份工作獲取工資收入。權力階層指的是掌握資源，能夠制定政策或者具有一定的決策權的人群。考慮到權力、收入和聲望等因素，這部分人群支持延遲退休也就在情理之中。
建議
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
雖然目前主張延遲退休的觀點與反對聲音形成了對比甚至碰撞，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政府主管部門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意向當屬意料之中。對此有專家指出，在延遲退休這個大背景下，要考慮提高退休年齡對不同人群的影響，明確政府在制度轉型過程中的責任，根據不同社會階層對退休年齡的選擇制定一套彈性退休政策，解決好不同群體的公平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蔡表示，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應該充分利用一部分高技能、高素質人員的人力資本存量，同時，也要保護受教育不夠的普通勞動者。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鄭功成也提出，延遲退休年齡應盡可能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并與勞動力的供求變化、社會保險制度的完善以及相關就業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協同推進；小步漸進地延遲退休年齡再加上彈性退休制恐怕是比較理性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新疆經濟增長；新疆社會保障支出；格蘭杰因果檢驗
一、文獻綜述
我國學者對社會保障已有大量研究，穆懷中（1997）認為每一個國家都有其適應自身經濟發展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而其中影響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均GDP，只有人均GDP的不斷增長才能有力的保證社會保障的各項支出，相關統計研究表明二者的相關系數在0.9以上。蘭德剛（2005）指出社會保障的發展水平與一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是密切相關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導致各國社會保障水平呈現出高低懸殊的差異性。劉子蘭（2004）則側重社會保障在福利經濟學理論方面的研究其認為，為了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國家可以增加對社會福利領域的干預，從而有助于增加消費傾向。社會保障在調節和緩和經濟波動方面起著穩定器的作用，當經濟蕭條是社會保障收入增加放緩二支出增加迅速，在經濟快速增長時，社會保障支出速度減慢，收入速度加快。所以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與一國經濟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總之，如今，社會保障已經成為現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新疆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影響實證研究
（一）數據和變量的說明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新疆統計年鑒》。選取新疆1998—2011 年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gdp）和社會保障支出（ss）作為變量進行分析。其中人均GDP單位為億元，社會保障支出單位采用百萬元。本文采取社會保障支出窄口徑統計方法（即《新疆統計年鑒》中“社會保障與就業”一項），而工傷保險、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生育保險、醫療保險、價格補貼和衛生經費等不計入（新疆統計年鑒在2005年前后社會保障統計口徑發生變化）。由于取自然對數所得的新序列不影響原序列的平穩性。本文為了消除可能的異方差對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gdp）和新疆社會保障支出費用（ss）取對數，記為lnss、lnpgdp。
（二）平穩性檢驗
我們知道為了保證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計量是一致的，我們假設線性回歸模型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但是實際的數據中，大多數時間序列數據是不平穩的，如果我們直接把這些不平穩的變量運用到回歸分析中，很難避免產生偽回歸現象，這樣就會使得我們的結論無效。根據散點圖來看，該序列不平穩，有必要進行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有多種不同方法，常用的有ADF檢驗、DF檢驗、PP檢驗，本文采取ADF檢驗。對社會保障支出（lnss），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lnpgdp）進行ADF 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的ADF 檢驗模型為：
（Xt為待檢驗的時間序列；t為時間趨勢； p為滯后值；εt為隨機誤差項；α為常數項）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對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gdp）和新疆社會保障支出費用（ss）取對數原序列非平穩，再進行二階差分后，發現在5%的顯著水平下，新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lnpgdp）、新疆社會保障支出（lnss）為平穩序列。所以，新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lnpgdp）、新疆社會保障支出（lnss）兩者都是二階單整序列，即I（2）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
（三）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目的是檢驗協整回歸方程的殘差項的單位根是否存在，其經濟意義為了揭示時間序列變量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lnss和lnpgdp為I（2）序列，可以進行協整檢驗，由于只有兩個變量時，故采用EG 兩步檢驗法。
第一步，建立回歸方程如下：
（2）式中系數0.98即表示新疆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對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具有推動效應，即新疆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每增加1%，將推動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98%，大于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對新疆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的拉動效應0.91%。
第二步，我們同樣采用ADF 檢驗法，對協整回歸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殘差不存在單位根，則說明協整回歸方程符合我們的需要，即回歸方程中的因變量和自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反之，變量之間不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結果如表2所示，序列在5%顯著水平下不存在單位根，即估計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由此表明新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新疆社會保障支出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四）Granger因果檢驗
為了更好地了解新疆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對時滯為1-3 年的lnss和lnpgdp二者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在時滯為1-2 年的情況下，lnpgdp 均是lnss 的原因，1-3的時滯的p值分別為0.0052，0.0791，0.1260，即原假設在時滯為1-2年被拒絕，因而新疆人均GDP是新疆社會保障支出的原因，表明經濟增長在短期會拉動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同時社會保障的支出增長，在長期（在時滯為3時p值為0.0033）會推動經濟增長，二者互為原因。
三、結論與建議
建議一，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新疆的經濟發展越好越快，新疆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會相應的得到改善和提升。所以建議新疆的近期和長期的發展目標還是大力發展經濟，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從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讓更多的人民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建議二，從長期來看社會保障機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新疆的社會和諧。新疆是個多民族而卻地處邊疆的地區，新疆的社會和諧穩定尤為重要。鑒于現今新疆的社會保障水平還處于較低的水平，建議政府加大投入，提高新疆的社會保障水平。（作者單位： 新疆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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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保障中政府作用的必要性分析
政府是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主體，在社會保障各關系主體中，政府處于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社會保障要獲得持續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同樣，政府要充分實現自身的職能，社會保障更是不可或缺的，這是由兩者的性質所決定的。
首先，社會保障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政府介入社會保障的必要性。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特殊的物品，同時具有私人物品屬性和公共物品屬性，其中公共物品的屬性特征更為強烈。正因為社會保障具有如此強烈的外部性，由國家之外的其他社會組織或私營企業來承擔這項社會職能都是不現實的，既非其所愿，亦非其所能。
其次，社會保障的社會性要求政府介入。社會保障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具有顯著的社會性特征，要求必須有一個統一的管理體制，統一的資金收取與支付的標準，按照相關法律制度來運行，而只有政府通過其政府權威與強制性手段才能滿足社會保障社會性的要求。
第三，政府的介入是社會保障領域市場失靈的結果。社會保障所具有的一定的公共物品屬性與市場缺陷的存在是導致社會保障中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這也是政府介入社會保障領域的基本理由。社會保障領域中的市場失靈的本質原因是由于社會保障的公共物品性，對公平的追求與以竟爭和優勝劣汰為核心的市場經濟機制不相容。
第四，政府權威及其強制力使其在社會保障領域具有一定的成本收益優勢。社會保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單純依靠市場機制來實施社會保障，必然會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而通過政府的強制力對社會保障資金的征收、管理、運營、支付各方面通過法律法規形式進行強制性的規定，就能減少過高的成本，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率。同時，國家財政具有較好的風險防御能力，能更好的克服財務上的困難。
第五，政府的財政支持是社會保障制度持續發展的保證。社會保障是長期性的社會工程，涉及幾代人的資金管理與保值增值問題。政府之外的其他社會組織很難有能力在如此長的時段內抵御住社會系統風險和市場風險，投保人也難以相信其給予的長期承諾。因此，只有依靠政府財政支持，才能保證社會保障制度的長期持續性的運行。
第六，社會保障是現代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在現代社會中政府職能的充分實現不可缺少社會保障內容。社會保障是政府社會職能的重要內容，是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有效手段之一，也是政府經濟職能的一項重要表現。
綜上所述，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的千預，而政府要充分實現其自身職能也必須要介入社會保障，兩方面的因素共同決定了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主導性作用。
二 社會保障對政府職能的要求
雖然各國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發揮的作用各異，但在承擔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法律制定、監督管理、財政支持與推動制度變革等基本職能方面還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介入程度的不同，在政府職能的實現方式上存在著一定的區別。總體而言，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承擔的基本職能包括如下幾項:
首先，政府是社會保障制度的設計者與建立者。在現代社會，社會保障是一項涉及久遠、關乎民生的重要社會經濟制度，絕非個人、群體所能負擔和承受的，只有對社會公共事務承擔管理職能的政府才能成為這一制度設計的主體，才能在如此復雜的環境下達成各方面的均衡與妥協，并通過政府權威與強制性來建立社會保障制度。
其次，政府是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建立者。無論是被視為近代社會保障先驅的德國社會保障制度，還是被視為現代社會保障典范的美國社會保障制度，無不都是立法先行，借助法律手段來實現的。在現代國家，立法資源是由政府統一掌握的，只有政府部門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才能制定出正式的法律。
再次，財政支持與“最終付款人”。社會保障制度是一項重要的社會經濟制度，涉及到大量的資金流轉，這種資金流轉具體表現為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運營和發放。政府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支持與財政兜底責任是社會保障財務穩定的重要保證。
第四，政府承擔著社會保障的管理與監督職能。社會保障管理，是指通過一定的機構與程序，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對各種社會保障事務進行計劃、組織、協調、控制及監督的過程，具體包括社會保障行政管理、社會保障業務管理和社會保障基金管理等。
最后，政府還是社會保障制度創新的主導者與實施者。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協調社會經濟關系的一種制度安排，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也需要不斷改善以與之相適應，從而就會發生社會保障制度的制度創新與變革。在社會保障制度變遷中，政府主導的色彩會更為強烈。
因此，在社會保障制度變革時期，政府是制度創新的主導者，在設計新的社會保障制度、推進社會保障制度轉換和承擔轉制成本等方面都需要政府發揮主導性作用。
三 我國政府行使社會保障中職能的缺陷
到了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執行，我國開始了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舊的社會保障制度越來越難以適應新體制的要求，存在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主要問題有下列幾個方面：
第一，覆蓋范圍過于狹窄。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只涵蓋了行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部分集體企業職工，而城鎮部分集體企業職工、個體經營者、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的中方職工以及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沒有得到社會保障。
第二，專業化管理和服務程度偏低，企業負擔過重。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影響了企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也使得一部分職工因企業的破產倒閉而無法享受原本應享受的法定社會保險待遇，從而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第三，社會保險費用來源單一。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分配制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家對工資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改革，職工工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完全有能力為自己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繼續沿用傳統的保障繳費方式，既不能體現社會保障權利與義務相對等的原則，又加重了國家和企業的負擔。
第四，管理體制混亂，缺乏有效監督。長期以來，我國沒有形成統一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障管理體制混亂。造成各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的現象，混亂的管理體制，使社會保險基金難以統籌使用，造成社會保險失靈。我國社會保險方面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國家監督不力，造成社會保障基金被挪用甚至貪污、浪費的現象時有發生。
總體來看，社會保障制度在由舊的制度安排向新的制度安排轉換的過程中，我國社會保障中政府責任“越位”、“不到位”和“缺位”并存，它的總體效率還比較低，還不能真正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需要。
四 我國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能定位
政府在社會保障中應承擔的一般責任是什么？在我國社會特殊的轉型時期，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和改革的過程中，政府應該如何履行自身責任、實現社會保障制度的整合與重構？現對我國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職能定位提出一些原則性的政策建議。
一，應當堅持和增強我國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主導性地位。我國的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應以政府主導型為宜。從歷史文化傳統來看，我國長期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政府管理體制，政府具有較高的權威力，社會成員對政府的認同度也較高，由政府來推行和發展社會保障阻力較少，效率較高;從現實國情來看，我國政府規模比較龐大，由政府來負責社會保障制度具體實施，成本也較低;尤其是我國目前處于經濟體制與社會保障制度的雙重轉型時期，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主導性作用和所需承擔的職能不僅不能削弱，反而需要增強。
二，我國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能定位必須與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相適應。一方面我國整體經濟發展還處在較低的水平、國民收入與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也較低這個基本國情的墓礎上，社會保障也應該保持低水平；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還具有地區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特點，這就要求政府在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集中管理和統一協調的同時還要尊重這種經濟發展差異性，根據不同的保障需求采取不同的政府干預形式、承擔不同的職能。
三，我國政府應該加快建設一個比較全面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步伐。從我國社會保障發展的實踐來看，立法滯后是制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國的社會保障目前仍為政策主導型，這與社會保障作為一項基本社會制度的地位極不相符。條例、政策和規定沒有法律的強制力和約束力，使社會保障的相關規定難以落到實處，對于違規者無法可依，難究其責；政策、條例執行起來有較大的靈活性和回旋余地，阻礙了社會保障制度化、規范化進程；缺乏社會保障相關法律，人們對未來生活預期悲觀；從社會保障法律文本的歷史淵源來看，其闡釋和規定已不能適應和涵蓋社會發展的要求。
四，我國政府在轉型期應承擔更多的社會保障職能。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雙重轉型期，需要政府加大對社會保障的干預力度，以保證社會秩序穩定，化解改革阻力，保證體制改革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順利進行。我國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應該承擔的職能主要包括推進制度創新、承擔改革成本和采取臨時性的非制度保障措施三方面內容。這都需要政府在盡快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采取適當的臨時的非制度性的社會保障措施加以彌補，盡可能的減少體制轉型所帶來的新的社會問題。
五，加大資金投入力度，承擔財政出資責任。穩定的資金來源是社會保障良性發展的基礎。政府是社會保障資金主要承擔者之一。長期以來，社會保障資金不足一直是制約其發展的一個難題，資金來源是社會保障的核心內容。近年來，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進程加快，國家對它的投入逐年增加。盡管如此，但投入比例仍然明顯偏低。因此，政府必須調整各級財政的支出結構，提高社會保障在中央財政總支出中的比重。
六，在政府管理體制方面，我國政府應當分清中央與地方政府責任，共同承擔社會保障的管理職能。目前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財政負擔是上重下輕。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責任不明確、不均衡，導致中央政府負擔過重、地方政府沒有承擔或沒有完全承擔，這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我國政府應當盡快理順中央與地方的社會保障責任，在分稅制基礎上，根據事權與財權相統一的原則確定各級政府在社會保障中應該承擔的職能與責任。
七，根據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二元社會特點，我國政府在城鄉社會保障中應該承擔不同的職能。我國城市與農村在生產力水平和生產方式上都存在巨大的差異，從而形成了城鄉不同的社會保障需求結構，這就要求政府在城鄉承擔不同的社會保障職能。應該建立一種和目前實際需求相吻合又便于向城鄉整合目標過渡的社會保障體系，以社會保險為核心，采取家庭保障、集體幫助、國家補助與個人儲蓄相結合的方式為農民提供生活保障，對部分農村貧困人口的幫助也應從目前的不規范的救濟制度逐步過渡到規范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八，我國政府應該重視家庭保障在我國社會保障中的重要作用。我國政府應該重視家庭保障在社會保障中的重要地位，采取適當的制度安排，鼓勵和支持家庭保障發揮作用，在目前我國政府財力有限、社會保障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家庭保障可以對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作用起到重要的補充作用。
我國正處于新舊社會保障制度的過渡階段，我們應該汲取西方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以我國現有的條件為基礎，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責任。既不能照搬“福利國家”無限擴大社會保障國家責任的做法，也不能將社會保障看成是國家的負擔而全面否定。在推進建設我國社會保障領體系過程中，只有政府承擔起社會保障的主導責任，我國才會順利地建立起一個長遠健康的社會保障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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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高等學校作為非盈利性的事業單位，面對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的挑戰，在許多方面受到了巨大沖擊，特別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社會保險，涉及每一個教職工的長遠切身利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對我國高等學校社會保險制度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議。
一、社會保險釋義
談社會保險，離不開社會保障，它從屬于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工業社會的產物，在現代社會中占據重要位置。社會保險是以勞動者為保障對象，以勞動者的年老、疾病、傷殘、失業、死亡等為特殊事件為保障內容的一種生活保障政策，它強調保障者權利與義務相結合，采取的是受益者與雇用單位等共同供款和強制實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勞動者的后顧之憂，維護社會的安定。
二、高等學校社會保險制度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高等學校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的一部分，具有公共屬性和公益性。高等學校的社會保險發展至今，有它的特殊性。我國高等學校的養老、醫療、工傷、生育等保險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制度由國家設計，經費來源于財政和單位，待遇與工作年限掛鉤，退休人員由原單位管理。這一保險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積極的歷史作用。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建立，其自身的弊端以及同整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的不協調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改革，其主要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等學校工作人員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生育保險制度發展相對滯后。國家的基本養老保險政策尚未覆蓋到高等學校及其工作人員(只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實行合同制工人的養老保險)，目前仍然停留在離、退休制度階段。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完全由國家財政和學校自己負擔;保險費用基本由國家和單位統包，導致個人保障意識淡薄，造成了社會各利益主體的保障待遇的不公正，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國家財政將不堪重負。
2.高校參加養老保險人員的養老金與其它同類人員的退休費存在差異。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合同制工人陸續達到了法定退休年齡，實質進入社會保險階段，然而，卻出現了退休費與養老金的政策規定差異。在辦理退休時，事業單位工人的退休費大于正常辦理退休的合同制職工養老金的保險待遇。合同制工人辦理退休時，國家尚未有明確文件規定其退休待遇不同于全民事業編制同類人員，可按事業單位全民所有制工人退休政策核定退休費;而其退休進入社會統籌時，按事業單位合同制工人核定養老金。依據同工同酬的原則，對于同一人來說，退休時可同時適用這兩種政策，而退休費和養老金中的“補貼”標準，事業單位政策和養老保險事業單位政策存在差額。現在這部分差額一直由學校負擔，并將負擔至每位職工死亡時止，顯然不盡合理。
3.關于工傷保險。高等學校教職工的傷殘待遇執行國務院及民政、人事等部門的政策法規，沒有建立切合自身特點的工傷認定和處理制度。隨著高等學校的社會活動日趨頻繁，職工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發生意外的機率也相應增加，再加上高等學校還有不少工人編制的職工，由于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存在發生工傷事故的概率。而《工傷保險條例》的對象只涵蓋企業和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高等學校一旦發生了工傷事故，常常因政策依據不夠明確統一、工傷認定機構不健全而無法開展工傷認定，職工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護。
4.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滯后，嚴重阻礙了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目前，高等學校正在進行較為全面的人事制度改革，用人實行合同聘用制度，人事考核與人員的升降淘汰等各項配套措施也開始付諸實施。如果離開了社會保險制度的支撐和依托，人才市場、人才流動、辭職辭退等都難以到位和深化。
5.高校參加社會保險所需經費嚴重不足。社會保險任何政策的出臺，應保持連續性一致性;高校作為一直由政府在教育經費上重點投入的事業單位，政府對高校參加社會保險的經費支持，應該有保障。
三、高等學校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思路及具體建議
社會保險制度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我國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中應加強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盡快建立獨立于高等學校之外的、保障對象管理和服務真正社會化的保障體系。同時，要加強社會保險執業隊伍的建設，為建立和諧社會發揮社會保險制度的作用。
1.養老保險是高校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重點。當前，一是以“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為模式，建立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二是建立補充養老保險;三是高校的職工養老保險要逐步實行社會化發放，并與當地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適應;四是使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五是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如高校個人賬戶水平差異的銜接，個人賬戶儲存額的合并計算，保險待遇水平改革前后的銜接問題等。
2.建立適用于事業單位和高等學校的《工傷保險條例》，明確工傷受理及認定機構，嚴格執行“工傷、職業病致殘程度鑒定標準”，更好地維護高校教職工的權益。
3.失業保險方面。自1999年1月1日開始，高校出現了失業保險，使高校承擔社會保險經費的壓力激增，依賴國家全額撥款的高等學校，一方面要承諾在高校內部完全消化富余人員，不可以給社會增加負擔;另一方面，政府未給高校追加相應的經費，實際上讓高校感到了壓力傳遞。
4.政府要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資體制，增加教育經費。全社會必須對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具有緊迫感，真正樹立“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思想，采取切實有力措施，落實教育的戰略地位，使教育投入不斷增加，依法不斷增加教育經費，保證教育改革發展的基本需求;政府對于高校社會保險費用的追加，應列入其對教育經費投入之中。
總之，為了更好地適應高等學校人事制度改革的進程和發展的需要，必須盡快制定統一的高等學校保險政策，充分發揮社會保險制度“社會安全網”、“社會矛盾的緩沖器”的作用，更快地推進高等學校人事聘用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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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對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面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分析了建立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必要性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1.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保障農民基本權益的客觀要求。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障、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農民是公民成員，依法享有憲法賦予的享受社會保障的基本權利
中國是傳統農業大國，廣大農民群眾的基本要求和愿望是實現“生有所靠、病有所醫、老有所養”。農村社會保障是實現社會公平和體現人的自由和尊嚴的客觀要求。
2.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村穩定的重要保障農村的穩定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農村不穩，則國家難定”。但是長期以來，中國農村并沒有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還是通過個體的家庭保障來實現“積谷防饑，育兒養老”這般的觀念在農村社會根深蒂固。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土地保障為主的農村家庭保障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弱化，完全依靠家庭養老，風險很大。傳統家庭養老保障模式受到嚴重挑戰，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也受到嚴重威脅，“城鄉二元制”的社會保障制度種種弊端不斷顯現，農民要求建立社會保障的呼聲口趨強烈，都要求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勢在必行。通過社會保障代替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無疑可以減輕家庭負擔，緩解農村貧困，增加農民福利，維持社會穩定。
3.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中國，城鄉收入差別大，相對于城市較為健全的保障體系來看，農村社會保障刺度的建設大大落后于城鎮，這種狀況已經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以不斷深化農村改革與大力發展農村市場經濟為基本前提而市場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風險性”，農村經濟也是一種典型的風險經濟。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實行，使農戶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市場行為主體，從而決定了他們必須獨立承擔生產經營中的各種風險，因而也就產生了相應的社會保障要求此外，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增多的客觀要求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國將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到第二、三產業就業，這些脫離傳統農業的農民，如同城鎮職工一樣，也迫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保障。
二、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的問題
1.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起步晚，整個社保體系還不健全，處于摸索階段社會保障制度從城市延伸到農村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具備了一定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后的結果。建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需要具備相應的條件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從誕生到發展，在發達國家中已有相當成熟的經驗。而在中國，開展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時間很短。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才明確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農村社會保障建設還處在探索階段、在國內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遵循。
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等。從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現狀看，農村社會保險制度嚴重缺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目前依然處于探索階段;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尚在起步和逐步推廣階段;工傷、生育、失業三大社會保險制度至今尚未在農村建立。目前農村社會救助也主要局限于基本生活救助，醫療救助制度基本沒有建立。在農村，敬老院和殘疾人福利院是農村社會福利體系的主要機構，但受資金供給渠道制約，這些福利機構大大衰減。
2.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小順，責任主體不明晰中閏農村社會保障的管理不夠科一學化和規范化，長期以來一直處于“條塊分割、多頭管理”的狀態。財政、民政、巨生、人事、計生、勞保等部門都設有社會保障機構，難以形成統一的管理格局。這些共同行使社會保障職能的眾多機構，由于實施部門所處地位和利益關系的不同，在實際工幾作中會發生決策及管理上的矛盾，必然導致保障政策檢驗與實際效果之間的偏差。農村社會保障基金也缺乏有效的監督這些都直接影響中國農村社會保障的順利實施。
責任劃分模糊，分工不明晰政府、部門、企業和家庭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皆存在責任分工不明確的問題，如政府責任與市場責任相混淆。這既不利于有計劃地緩解歷史遺留問題，也使現實責任難以準備配置，不利于政府職能的行使，也妨礙了市場作用的發揮。
3.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缺乏穩定來源。農村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民收人不高。資金嚴重不足一直是束縛農豐并士會保障制度發展的重要原因。中國中央財政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比例偏小，只有10%左右，且這10%的投人也基本給了城鎮居民農村從國家財政獲得的主要是每年的扶貧開發基金和用于“五保戶”最低生活補助的救災救濟資金，人均保障額遠遠低于城鎮居民有限的資金難以滿足農民需求，合作醫療資金短缺，農民生病得不到很好治療，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較為嚴重。農村社會保障血臨的最為突出的間題是資金缺乏的問題。
農村社保資金來源單一、有限，主要推行“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大部分農民實際無力承擔各類保險費用，即使部分農民有能力繳納，卻由于對子卜會保險制度認識不清等原因，而不愿參加保險這樣，社保資金就缺乏穩定性與持久性
4.農村社會保障法制不健個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國家“民生”制度，其建立和完善需要依靠國家法律法規的支持。但是，中國迄今沒有一部專門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律，部分社保條款只是散見于相關法律之中，沒能形成體系，不具備較強的操作性在一些已制定的條例中，很多是通過各種“紅頭文件”的，這些文件缺乏法律權威，穩定性差，難以有效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工作。
三、完善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幾點建議
l.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研究，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建議國家有關職能部門和高等學校、科研院所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專題研究，深人農村，調查了解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的實際，查找原因，研究一切實可行的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途徑和方法，供決策層參考，以盡快構建和完善符合中國農村實際的社會保障制度
與此同時，中國應當在結合國情的前提下，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縮短摸索周期，加快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工作。例如，日本、德國、巴西等國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經過多年的實踐，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點。例如:日本倡導企業的社會保障責任，于2000年建立了“護理保險”，國家、地方政府、企業、40歲以上的人共同付費支持老年人護理所需的設施、服務等回。總結這些國家的先進做法，借鑒成功的經驗，對于完善中閏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理順農村社會保障管理體制，明確政府的責任主體地位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緩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農村社會保障薄弱的最根本原因，是政府對農村社會保障責任承擔的缺位。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政府應當充當主角，承擔主導責任全面統籌管理農村社會保障工作。
概括而言，政府責任主要包括領導管理責任、引導責任、利益主體的協調責任和資金的監管責任等
政府應當構建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制定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遠景規劃與近期規劃，理順管理體制，徹底消除“條塊分割、多頭管理”現象，使管理機制更加統一、規范、有序。
在政府的多項職責中，其監管職責尤為關鍵政府應通過建立民主、科學的農村社會保障的監管機制，強化對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的收繳、運營、發放等具體業務環節的監管責任，實行業務公開和信息定期制度，增強工作的透明度。
[關鍵詞]社會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支出結構；統計測度與分析
[中圖分類號]F8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9)06-0012-04
社會保障水平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關鍵要素，它是體現社會保障程度的指標。目前，國內學術界對社會保障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保障水平以及社會保障適度水平的測量上，這包括社會保障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適應性關系以及與社會的承受能力如何等。而對于社會保障支出總額中的各個部分對社會保障水平的影響研究，目前還找不到：系統的文獻資料。本文將利用1998-2006年的數據測算出社保支出中各個部分的支出水平，并據此做進一步的相關和回歸分析，以考察各個部分的支出水平對社會保障水平的影響如何。這對于我國今后政策的制定以及未來社會保障支出應該重點投向哪一部分從而更有利于我國社會保障水平提高有著重要的研究意義。
一、文獻綜述
目前關于社會保障水平測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論分析，實證分析比較少，這是因為我國長期以來社會保障統計口徑不一致，統計標準不完善，缺乏準確全面的資料，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測量社會保障水平的指標。楊翠迎、何文炯(2004)從彈性的角度考慮社會保障支出增長率與我國GDP增長率之間的比值即得到我國社會保障支出水平系數(CSS)，從社會保障水平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變動關系角度，進一步考察社會保障水平發展的一般規律及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適應性關系。
穆懷中(1997)在量上采用的具體衡量方法是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目前大多數研究者都認同這種測算方法，本文也沿用此種方法。穆懷中還進一步把中國現有社會保障水平分為三個統計口徑：一是不含住宅投資和價格補貼的保障水平，稱“小口徑統計分析”保障水平；二是含住宅投資的保障水平，稱“中口徑統計分析”保障水平；三是含住宅投資和價格補貼的保障水平，稱“大口徑統計分析”保障水平。但是董擁軍、邱長溶(2007)認為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福利分房制度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因此“大口徑、中口徑”的統計口徑也不再適用。他們用“小口徑”計算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
上述論文或是提出測算社會保障水平的方法，或是研究社會發展水平與經濟增長水平的關系，而沒有分析社會保障支出各個結構對社會保障水平的影響，本文將從此方面問題人手進行分析。
二、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認為“大口徑”和“小口徑”下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都具有研究價值。因為“大口徑”的統計指標與世界社會保障水平統計指標接軌，而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住宅投資和價格補貼規模過大，在社會保障費用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而“小口徑”指標也能準確說明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是具有可行性和現實性的。本文采用“大口徑”指標與“小口徑”指標來測量我國的社會保障水平。
具體地說，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的統計口徑是比較復雜的，這是因為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是分散在民政、勞動人事、衛生、總工會等部門分頭管理，即使將各主管部門數字相加，也不能準確、全面地反映我國社會保障的全貌。而進行社會保障支出總額的統計時有不少困難，主要是因為有關的統計年鑒提供的社會保障指標數據很不完整，再加上沒有統一的計算標準來做參考。
為與有關統計年鑒的口徑保持一致，做“大口徑”統計時，筆者從撫恤和福利社會救濟費、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社會保險基金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價格補貼、住宅投資六個方面來統計社會保障支出額。做“小口徑”時，不包含價格補貼和住宅投資，僅從其余四個方面來考慮。有很多研究中，把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和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合在一起，稱為“保險福利費”，本文將二者單獨列出，以便于比較。
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指國家預算用于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事業的經費。包括由民政部門開支的烈士家屬和犧牲病殘人員家屬的一次性、定期撫恤金，革命傷殘人員的撫恤金，各種傷殘補助費，烈軍屬、復員退伍軍人生活補助費，退伍軍人安置費，優撫事業單位經費，烈士紀念建筑物管理、維修費，自然災害救濟事業費和特大自然災害災后重建補助費等。價格補貼支出：指經國家批準，由國家財政撥給用于糧棉油等產品的價格補貼支出。主要包括糧、棉、油差價補貼，平抑物價和儲備糖補貼，農業生產資料價差補貼，糧食風險基金，副食品風險基金，地方煤炭風險基金等。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指國家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的補助支出，包括對社會保險基金的補助、促進就業補助、國有企業下崗職工補助、補充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等。
數據全部來自中國統計局網站提供的中國統計年鑒。
三、實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保障支出總額在總量上快速增長，近年來增長在加速。2006年達到了37231.7億元，比2005年的25525.7億元增長46％，為t998年9319.71億元的4倍，年平均增幅達到了19.36％。
統計分析結果表明，中國現有社會保障水平(2005年)，從總體上看，不含住宅投資和價格補貼，在5％左右，加上住宅投資和價格補貼，在13％左右，見表2。根據穆懷中(1997)利用1978-1993年的數據，按“小口徑”計算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也在5％左右，而用“大口徑”計算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在13％左右。也就是說近年來，雖然國家加大了對社會保障的支持力度，社會保障支出的絕對數額不斷增加，但是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基本保持不變。從圖3中也可以看出，把各項保障支出加在一起，從1999年到2006年，這九年來從“小口徑”和“大口徑”上計算，中國社會保障總水平呈微小波動上升但基本持平發展趨勢，在2006年，“大口徑”計算的社會保障水平比2005年明顯上升，筆者認為是
在對中國社會保障水平的各個支出結構進行比較時，本文先對大口徑、小口徑的社會保障總體水平進行分析。然后再對社會保障水平的各個支出結構做進一步的相關和回歸分析。
由以上兩圖可以得出，從“小口徑”來看，社會保險基金支出占總支出比重最大，其次是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和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特別是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從2001年開始成穩步上升趨勢。到2005年社會保險基金支出與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整
個社會保障支出(小口徑)的79％。可見，這兩項支出左右著中國社會保障水平發展趨勢。當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統計口徑會得出不同的結果。
撫恤和福利救濟費支出水平最低，處于圖表的最下方。并且在各項支出水平中，除價格補貼水平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外，其他各項支出水平波動起伏，但總趨勢是上升的。
2.計量分析
本文計量分析采用Eview3.1軟件。用“小口徑”計算的社會保障水平與各部分支出水平做回歸分析。
(1)模型設定及說明
可設定社會保障水平與各部分支出水平的關系為：Yi＝β1＋β2Xi＋υi
其中，Yi為我國社會保障水平；Xi；分別為撫恤和福利救濟費支出水平，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水平，社會保險基金支出水平，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水平。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為什么沒有把上述四項同時放在一個模型中作回歸分析，因為若放在同一模型中，各個解釋變量之間會出現多重共線性。因此運用OLS方法逐一求Y對各個解釋變量的回歸，再結合經濟意義和統計檢驗排出擬合效果從好到差的排序。
(2)社會保障各結構支出水平的相關及回歸結果分析
從表中可以看出，撫恤與社會福利救濟費支出水平的可決系數R2＝0.728，也就是說擬合優度不高，表明撫恤和福利救濟費的支出對社會保障水平影響不大；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水平與社會保障整體水平的相關系數為0.99，表明二者的相關性很大。因為可決系數R2＝0.98，表明模型在整體上擬合很好。系數系統性檢驗：對于β2，t的統計量為18.73。設：Ho:β2＝0，H1：β2≠0，給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為n-2＝7下，得臨界值t0.025(7)＝2.365，因為t>t0.025(7)，所以拒絕，表明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水平對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有顯著性影響。回歸方程計算結果表明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支出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社會保障總水平就上升7.66個百分點；社會保險基金支出水平的可決系數R2＝0.64，擬合優度不高；最后，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水平的可決系數R2＝0.9116，模型的擬合優度比較不錯。系數系統性檢驗：對于β2，t的統計量為8.50。設Ho:β2＝0，(7)，所以拒絕H0:β2≠0，表明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水平對社會保障支出水平有顯著性影響。回歸方程計算結果表明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社會保障總水平就上升2.51個百分點。
用Eview3.1計量軟件對構成社會保障支出的四個部分做進一步的相關和回歸統計分析，得出的結果表明，與社會保障水平相關度最高的是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支出水平，其次是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水平，最后是撫恤和福利救濟費支出水平和社會保險基金支出水平。
四、結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