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8 15:5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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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明星，卻不乏名氣 30年來，外交部廳無數次被聚光燈點亮，先后走到臺前的27名發言人包括5名女性在內，從未有專人化妝造型。“我希望別人更關注我講什么，而不是穿什么”，現任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接受記者采訪時，秦剛強調，發言人不是明星，忘卻小我，才能底氣十足。
一直以來，外交部發言人由新聞司司長和副司長兼任。27名發言人中，錢其琛、齊懷遠、馬毓珍、李肇星、吳建民、陳健、沈國放、朱邦造、孔泉、劉建超、馬朝旭、秦剛等12人是司長兼發言人，其他為副司長兼任。發言人最短在任時間不足2年，最長超過9年，平均任期約為4年。已卸任的24名發言人中，多人曾在或正在中國駐外使館擔任大使職務，或是從大使任上卸職進入中央外辦、外交學會等機構部門；錢其琛、李肇星曾任外交部長。
問答之間，“官話”寓意深 記者們常說，發言人是嘴最嚴的一群人，不管你如何變換角度他們總能回避敏感問題。“有時你甚至佩服他們侃侃而談卻幾乎沒有透露任何資訊的能力”，一名英國資深記者說，全球的發言人都秉承同一原則，“區別在于他們中的出色者可以把故事講得更為動聽”。
美國公共廣播電臺記者孔安駐華15年，他說，“中國資訊的特點在于，官員級別越高越敢說話，有些低級別官員寧肯不說以免說錯，影響了本來可以透露的資訊量”。
這是因為大國外交政策具有穩定性、連貫性特點，“一個表態的變化可能意味著背后政策的變化”，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周慶安說。
臺前一人，臺后團隊 聚光燈下的臺，是中國外交30年的縮影，也是發言人機制不間斷運轉的濃縮一瞬。廳的鏡頭從未捕捉到，每當下午3時發言人走到臺前時，幾名新聞司處工作人員已坐在后排座椅中間。他們，是發言人的幕后團隊。
北京地壇醫院隔離親歷
我不知道離患者有多遠
5月1日晚看了電視,香港衛生部門確認,該地區首例甲型H1N1流感確診患者為25歲男性墨西哥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立即宣布,將香港的傳染病警戒級別由“嚴重”提升至最高的“緊急”。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岳在隨后舉行的記者會上介紹說,該患者4月30日下午搭乘東方航空公司MU505航班經上海抵達香港,入住灣仔維景酒店。4月30日晚該患者出現咳嗽、喉嚨痛、乏力等癥狀,當天20時許自行到香港律敦治醫院求診,并初步測試為甲型H1N1流感陽性。
5月1日20時,該患者被確診為香港首例甲型H1N1流感個案。患者及其親密接觸過的3位人士被隔離,情況穩定。
同時,中國衛生部接到香港衛生署通報,1例來自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已確診。衛生部對此高度重視,立即組織召開會議研究部署防控措施。
據了解,該患者4月29日從墨西哥乘AM098航班出發,4月30日晨6時飛抵上海,11時20分轉乘MU505航班飛往香港。該病例途經上海時,衛生檢疫未發現異常。
我和這位患者搭乘同一航班,因沒有公布他的座位,也不知道自己離他有多遠。
從4月30日起,上海等地衛生部門即對該航班所有乘客進行追蹤,并已對絕大多數乘客實行了醫學觀察。為了確保同航班所有乘客能夠及時得到醫學觀察,衛生部特別呼吁,乘坐過以上航班的乘客或知情者,請盡快聯系當地衛生行政部門。
清晨隔離前我在河邊呼吸新鮮空氣
5月1日下午,已有西城區疾控中心打來電話,詢問有無異樣的感覺。所以,我對深夜來電一點不感到意外。
我告訴他們,救護車不要進小區,以免驚動更多的人,看到警燈閃閃,穿白衣的人進進出出,還不知發生多大的事。他們答應了。10分鐘后,他們打來電話,說已在樓下。
晨曦中,兩個戴口罩穿白衣的人已在樓門口。簡單交談幾句。我讓他們到小區外的橋上等,我收拾一下就去。或者我直接開車到地壇醫院,他們說還是坐救護車去吧。
我叫醒了家人,告知一下。然后提著小箱子來到小區外。兩輛車已在等候,幾個穿白衣的人圍了上來。問了姓名,確認后說救護車一會就來。一位女護士過來登記,再次確認地址和家庭成員的名字,電話。
此時天已透亮。空氣清新,一片春意。河邊已有人在吊嗓子、晨跑,而我卻要去隔離。
救護車遲遲未來,已有半個小時了。此時,花房有人向我們這里張望。我讓那兩個白大褂醫務人員坐進車里,自己沿河邊走走,不時伸出手來,做打拳狀,不知的人準以為在晨練。
直到五點半那輛救護才閃著警燈猶猶豫豫地開來。五點半開車,到了三元橋,不是直接去地壇醫院,而是盤橋上下,向機場方向疾馳而去。五點四十八分,救護車從葦溝出口出來,穿過機場高速,來到國門大飯店后面,看到牌子,才知地壇醫院已經搬到這里。
醫院高度 穿上大號病號服 體溫:36.4攝氏度
地壇醫院進入狀態。救護車直接開往病房樓口,我進入感染二科,10號病房。
這是一個單間,一張床,柜子、冰箱。一個衛生間,可以洗澡。還有一臺可以移動的電視,只是不能上網。
我接受了一些常規檢查:量體溫,36.4攝氏度。醫院送來了病號服,試試太小,他們又送來一套新的,大號。試試還行。從小到大,還很少住院,特別是這種正規的醫院。
接分社吳社長電話,他已經知道國內一些情況:墨西哥航班已經取消,等著中國政府派專機來接。
中國外文局領導提議在中國網開專欄,新世界出版社出書,因為都是第一手資料。這里沒有網絡,中國網送來了上網卡。有了網絡,一下就變得有許多事做了。
年輕的醫護人員來來往往,都是女孩子,盡管捂得很嚴,但態度很好,登記、送飯、測體溫,服務很周到。有時,走廊會傳來一陣清脆的笑聲,灑向不遠處的楊樹林濃郁的綠蔭里,使人感到一陣輕松。
那天同機的人都先后來到這里,不由會心一笑,此時相逢,絕對難得。
從醫院轉移到賓館
2日晚些時候,據北京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通報:北京市有關部門已采取有效措施,對與香港首例確診患者同機的17名進京的密切接觸者進行了集中醫學觀察。目前,17人未出現發熱癥狀。
絕對是好消息
受此影響,醫護人員悄悄告訴我們,你們大概很快就要轉移到前面賓館去住了。說著,她指指不遠處綠茵深處的國門路大飯店。
真的,簡直不能相信,剛來不到一天,就可以住賓館了?這消息不亞于比住五星級賓館還讓人高興。
這證明,我們這些人一切正常,北京的疫情相對穩定。
其實,我們的高興源于下午在地壇醫院的一場新聞會,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
北京地壇醫院副院長成軍在甲型H1N1流感防控新聞會上透露,4月30日,抵達上海的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上一位乘客由上海飛抵香港,被確診為甲型H1N1流感患者。目前,17人中的15人正在北京地壇醫院接受醫學觀察。
“幾個小時已經過去了,他們體溫正常,沒有任何不良癥狀,狀況良好”,但依然需要接受7天的隔離觀察。
改變 從醫院到賓館
匆匆扒了幾口飯,還是米飯、青菜、豆腐和一點肉,沒有一點胃口。
急忙收拾衣物,其實很簡單,三下五除二,塞到箱子里。
此時我們似乎能在走廊里活動了,那些年輕的女孩子們已不再管我們。
幾輛救護車已經在樓下集結,前面的國門路大飯店就在咫尺,隔著一條馬路,但還是要坐車。
但對我們來說,無疑如同將跨越銀河。
忙了整整一天,護士們也累了,坐在一起小憩。看著她們那一張張疲憊的臉,我真有些感動。
“你們怕嗎?”我問她們,剛說出來我就后悔,自己不是已從她們的工作中看出來了嗎。
“不怕。”一個女孩子搖搖頭。別看她們年輕,有幾個人已經參加過當年抗擊非典的工作。
如同副院長成軍所說,經歷了2003年“非典”,地壇醫院有了巨大進步。對任何傳染病,包括甲型H1N1流感都做好了充分準備,有信心打好這場戰役。
下午六點多,我們分乘幾輛救護車,來到200米外的國門路大飯店。
我們集中在一個樓里,每人一個標準間,設施齊全。我住在6444房間.醫務人員給大家量了體溫,依然正常。晚上八點,每個房間都接到電話,問要不要到餐廳吃宵夜。盡管大家都沒去,但已深深感到,這里已不是醫院。
清晨喜鵲叫聲中醒來
這個夜晚睡得真好。
清晨是在喜鵲的叫聲中醒來,一抹陽光已經透過窗簾。
上午量體溫36.4攝氏度,一切正常。上午和遠在墨西哥城的老吳通電話,告訴他今晚9時中國政府的包機將從廣州起飛前往墨西哥城接他們回國,5號中午回到上海。知他一切還好,也知道新天公司的朋友們也好,才放下心來。
在MSN上和在合肥隔離的程文君聊天,她和我同機回到上海,后來父母接她回合肥,她一切也很好。
午餐被告知可以到一樓去吃,大家高興極了,總算可以在走廊里走走了,魚貫而出,一直走到一樓,午餐真豐富,賓館就是賓館。
中國專機終于可以起程了
因為要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的采訪,所以起了個大早。
看到CCTV報道的兩則消息,喜憂參半。
5月4日凌晨3時37分,中國政府援助墨西哥的第二批緊急人道主義救援物資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啟運。此前,中國政府已經向墨西哥提供了500萬美元人道主義緊急援助。
看到電視上那架飛機尾翼上盛開的木棉花,看到那一件件巨大的貨柜緩緩裝入機艙,再次被感動了。回想不久前在墨西哥城的日子里,我只有一個薄薄的口罩,戴著它到處跑著工作,街面上口罩等防護用品早已脫銷,無奈只好買些繃帶剪開,不時地換上一塊,就連乘坐AM098航班時,在漫長的旅途中,也只換了一塊。所以,這些平時不起眼的防護用品,此時卻是生命的一條防線。
對墨西哥人民來說,這些防護用品無疑是雪中送炭。因此,這條消息也讓我感受到中國對墨西哥的真摯情誼。
下邊這條消息,卻讓我高興不起來。
原計劃3日晚赴墨西哥接回中國旅客的包機沒能如期執行。該航班是否還將執行、具體執行日期等都將聽候上級指令才能確定。
一下想到的是老吳。幾天前,在墨西哥城機場分手的時候,我和程文君最擔心的就是他的身體。他說過幾天北京見。他原定5月1日晚上乘飛機回國。由于30日抵滬的墨西哥航班上發現流感患者,中國政府取消了原有航班,改由中國政府派專機接運滯留在墨西哥的中國旅客。昨天我們還通過電話,還說5號他就可以到上海了,但得接受7天的隔離。
在地球那邊,老吳笑了,連說應該應該。
沒想到這一延期,不知道何時。
7點20分接受中央臺采訪,主要談了隔離人員近幾天的生活,消除人們的緊張心理,給社會一個說明。
上午,看了另一則消息,才明白中國政府包機為何延期。
5月2日,墨西哥外長表示,中方將沒有感染病毒的墨公民進行隔離是歧視做法,缺乏科學根據,墨方難以接受。提醒墨公民在中方糾正有關歧視和不公正措施之前,不要去中國旅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回應說,中國隔離墨西哥來華航班乘客,并非針對墨西哥公民,也沒有歧視,純粹是衛生檢疫問題。馬朝旭表示,中方理解墨方對其在華公民權益的關切,希望墨方從共同應對疫情的大局出發,對中方采取的必要措施給予充分理解,客觀、冷靜處理這一問題。
作為AM098航班的乘客,不僅是墨西哥人,100多位從墨西哥回來的中國人,也受到隔離,我們知道,這是為了大局,為了更多人的健康。控制疫情,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就在寫完這篇短文的時候,得到一個好消息:中國和墨西哥已經決定互派專機,接回各自的公民。一天來籠罩在心中的不快一掃而去。
希望老吳和滯留墨西哥的中國公民早日回家。
今天,醫護人員送來了水果,也送來鮮花,整個走廊花香四溢。
甲型H1N1流感
初識危機四伏的特拉維夫
今年35歲的陳擁軍，家住廈門市同安區西浦村，是廈門建隆公司的工程技術員。2001年9月的一天，一位多年深交的朋友打電話給他：“擁軍，我有幾位親戚在以色列打工，一年能掙幾十萬回來。”陳擁軍笑著問：“真有那么好賺嗎？”朋友說：“騙你干嗎？找個機會一起出去吧，賺幾年就回來。”
其實陳擁軍知道以色列是個猶太國家，經濟比較發達，自己鄰村也有人在那兒打工，確實賺了不少錢。當時，剛好公司要勞務輸出一批勞工去以色列，在朋友的慫恿下，2001年9月11日，他與朋友正式報名，交完7萬多元勞務費后，公司給他們辦理好了各種出國手續。2002年2月15日，他和幾位同事一起，被正式通知出發。
當天上午，他們從廈門高崎國際機場乘坐飛機飛抵北京，在北京住了一個晚上，于第二天早上坐飛機直飛以色列的首府特拉維夫。到達特拉維夫時已是16日晚上10點多。走下飛機的陳擁軍一行，被他們前往打工的米雅德芯片公司派來的車子接到一家集中營里安頓下來。公司的負責人對他們說：“今天是安息日，你們先住這兒，上班后，公司再安排你們。”
由于那天正值以色列的猶太人安息日，所有的公司、商場都不上班，加上他們身上沒有以色列的謝克幣，無法買到可以食用的東西，只能吃自己從老家帶來的紫菜。第二天是星期六，仍屬于以色列的安息日，無法購買食品。那一天，他們仍靠紫菜湯打發著饑餓的肚子，度過了來以色列的第二天。
第三天早上，公司派車來到集中營，把他們拉到了海法市一個叫艾美可的小城鎮工地。安頓下來后，由于沒有以色列的謝克幣，他們仍無法購買食品。正當他們不知如何解決這一天的飲食問題時，原先在這兒打工的老鄉，從家里打來的電話中知道他們來以色列的消息，特意從鄰近的工地給他們送來4袋面粉、兩包白糖，讓他們先應付這一天的生活。
第二天，公司便派人送來了100謝克作為他們的生活費。
來到以色列的第四天，陳擁軍和同伴們正式上班。雖然在國內，陳擁軍是建筑公司的技術員，但在以色列，他仍和同伴們一起，被分配到工地做清潔工，負責工地的衛生清掃等簡單的工作。
在陳擁軍上班十幾天后的一個早上，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所在的這個地區是一個隨處都充滿危險的地方。那天早上，在他乘車去工地上班的路上，車上的收音機里正播放著新聞。雖然他聽不懂阿拉伯語和英語，但來自中國的翻譯還是把此時廣播里正在播放的特拉維夫市中心的一輛公共汽車上，剛剛發生了自殺性爆炸的新聞翻譯給他們，并告訴他們，這段時間以色列經常出現公共汽車爆炸事件，并囑咐他們乘坐公交車時一定要十分小心。這時，陳擁軍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好像處處充滿危險。
2002年3月20日，到了他們發工資的日子。那天正逢猶太人安息日。領了工資的老鄉們，決定一起去特拉維夫寄錢回家，也讓遠在祖國的家人分享他們在異國他鄉淘到的第一桶金。那天，害怕發生爆炸的他們不敢坐公共汽車，幾位老鄉一起租了一輛小巴前往特拉維夫市。就在他們剛上車不久，在另一個工地上班的老鄉給他們打來電話，得知他們正在去市區的路上，便對他們說：“你們千萬別去羅馬街，那兒剛發生爆炸。”來以色列一個多月來，第一次去市區的陳擁軍剛上路就聽到這一消息，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一路上都提心吊膽，怕爆炸會出現在自己身邊。
親歷耶路撒冷爆炸的斷臂之痛
轉眼，陳擁軍在以色列度過了一個多月提心吊膽的打工生活。到了2002年3月26日，公司通知他和蔡獻陽、林金謀、林春美三位中國老鄉去耶路撒冷一個工地上班。來到以色列1個多月，他們對這兒的情況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他們心里非常清楚，耶路撒冷這個被稱為“圣城”的城市，是穆斯林和猶太人產生仇恨的發源地，耶路撒冷比特拉維夫更加充滿危險。林金謀提出不去耶路撒冷，可他有1600謝克的工資還沒結清，公司要求他去了耶城后才支付給他，沒辦法，他只好和陳擁軍他們一起去了耶路撒冷。
就在他們到達耶路撒冷一周后，不幸的事情發生了。那是2002年4月12日中午，正逢星期五。在以色列，他們每周工作到星期五中午12點，下午至星期六屬于猶太人安息日，星期天照常上班。這天下班后的陳擁軍和蔡獻陽商量去離工地不遠的一個相對比較便宜的露天菜市場采購食品。“等一下，我們也和你們一起去。”就在他們準備出門時，從不出去的林春美和林金謀二位老鄉讓陳擁軍和蔡獻陽等他們。剛到門口的公共汽車站，一輛公共汽車剛好起步，追之不及的陳擁軍便開玩笑似的對林春美和林金謀說：“今天要是發生什么意外就是被你們兩位害的。”當時只是隨便說說的話，不想后來果真應驗了。
當時他們乘坐的公共汽車行駛不到10分鐘便停了下來，再也無法前進，只見前面的汽車排得就像一條長龍，堵得水泄不通。起初，陳擁軍四人還以為發生了什么交通事故，見車子無法前行，便下車步行。下車后走了不到兩分鐘，只見前面被警察擋住了去路，他們擠近一看，只見前面露天廣場噴水池的石頭上，放著一枚尚未爆炸的炸彈，警察正在用機器人進行引爆。
隨著“嘭”的一聲巨響，一股強烈的沖擊波向他們襲來，震得他們身體向后退了幾步，一股氣流沖進了他們的嘴里。陳擁軍心里暗想：“今天可真倒霉，會遇見這種事情。”當時他心里極不舒服，一直暗暗祈禱千萬別出事。
引爆過后，警察及時清理完現場，車子和人群又開始流動。于是，他們又乘上公交車繼續向菜市場前進。
從市場買了一些日用品后，目睹剛才引爆炸彈情景的四人，仍心有余悸，他們決定盡早回到駐地。但他們在菜市場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等了10分鐘，公共汽車一直沒來，等得有些無聊的陳擁軍，見車站旁有一位阿拉伯人正在賣雞蛋，這位長滿大胡子的阿拉伯人見他望著自己，對陳擁軍露出了善意的微笑，陳擁軍便帶著好奇心走到這位阿拉伯人的攤位前去看他出售的雞蛋。
“擁軍，車來了。”看了一會兒，站在一旁的蔡獻陽大聲招呼他。當陳擁軍剛拿起放在地上的物品，就聽見“嘭”的一聲巨響，隨即一團火球向自己迎面飛來，還來不及反應，陳擁軍便感到左手有點發麻，低頭一看，整個手從手掌向上裂開，已近斷裂，全身血淋淋的，腿上插滿了鐵釘。陳擁軍下意識地尋找同伴，只見離自己不到5米遠的蔡獻陽整個身子向地上跪伏下去。
“不好，遇見爆炸了。”陳擁軍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遇上了自殺性爆炸。不一會兒，他便感覺全身有一種撕裂心肺的疼痛，意識開始模糊。此時，他隱隱感覺到一位以色列猶太人走近前來，把他已經燒得只剩布條的衣服撕開，幫他包扎傷口，然后把他抱到路邊躺下。此時陳擁軍痛得已近昏迷，心想這下完了，自己有可能客死他鄉，那一刻，妻子、女兒和父母的形象很快從腦海里掠過。
不到10分鐘，陳擁軍聽見救護車呼嘯而來，接下來他就完全失去了知覺。
陳擁軍蘇醒過來時，正好是晚上，只見周圍一切都是白色的，一男一女兩名猶太護士正坐在他的床邊，用關切的目光望著他，看到他睜開眼睛，他們都露出了笑臉。護士告訴他，已經是18日了，他才知道自己整整昏迷了5天4夜。
陳擁軍見自己全身插滿輸血、輸液和輸氧的管子，再低頭一看，自己的左手不知去向。他心里清楚地意識到，幾天前的爆炸讓自己徹底失去了左手。他的心情非常復雜，想到自己以后少了一只手，不知該如何生活。那一刻，他心里非常想念祖國的親人，想把自己受傷的消息告訴家人。然而，與護士比畫了半天，說想打電話給遠在中國的家人時，護士擔心他剛醒來，打電話激動會影響他的病情，就是不把電話給他。
第二天早上8點多，陳擁軍醒來時，只見病房內圍滿了人，他所在的廈門建隆公司駐以色列辦事處一位姓林的工作人員站在他的病床前，還有一些陌生人。通過公司工作人員的介紹，陳擁軍才知道，和他們一起來的還有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的領導及工作人員。原來，當大使館得知這次爆炸中有中國員工受傷的消息時，大使館的領導及工作人員特意來醫院看望他。
遠在異國他鄉，在受傷之后見到祖國的親人特意來看望自己，陳擁軍的心里非常激動，躺在病床上的他禁不住熱淚盈眶。大使館工作人員來到陳擁軍的病床前，握著陳擁軍的手安慰他說：“好好養傷，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幫助你解決困難，以色列國家保險基金會也會對你的情況做好善后處理工作。”公司的小林見他傷心的樣子也安慰他：“別難過，安心養傷，大難不死必有后福。”
就在這天早上，他才知道和自己一起出去的林春美和蔡獻陽兩位老鄉都已在爆炸中喪生，林金謀也被炸斷了一條腿。
他給家里打了電話，才知道，家里在事發第二天就知道了他出事的消息，妻子在電話里一再安慰他說：“你安心養傷，能活下來就好。”
處處驚魂，遠離中東歸故里
受傷后，陳擁軍一直住在耶路撒冷的一家醫院。他醒來后，由于沒有家人照顧，又語言不通，以色列方面便安排一個懂英語和阿拉伯語的中國翻譯，每天在醫院陪護陳擁軍三個小時，其余時間只能自己待在醫院，日子過得特別無聊，陳擁軍每天都在等待家人的到來。那些日子，住在相鄰病房的兩位在爆炸中受傷的猶太青年，見陳擁軍過得很孤獨，每天都來陳擁軍的病房陪他聊天。語言不通，他們就用手比畫，拿來飲料和水果給陳擁軍吃，把手機拿出來讓陳擁軍給家里打電話。
2002年4月30日，陳擁軍的妻子和父親從遙遠的家來到以色列。親人相見，妻子把陳擁軍抱在胸前，哭成淚人一般。
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的陳擁軍，病情基本穩定了下來，考慮到在以色列開支太大，父親便先行回國，留下妻子一人在以色列照顧他。
在醫院治療3個月后，陳擁軍于8月23日轉院到位于希伯萊大學附近的哈達撒康復醫院，接受康復性治療。
就在陳擁到哈達撒康復醫院不久的9月5日下午5點多，陳擁軍和妻子正在病房里看電視，聽見“嘭”的一聲巨響，病房的窗玻璃輕輕地震動了一下，陳擁軍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哆嗦，隨后尖銳刺耳的救護車的警報聲呼嘯而過。一打聽，他才知道在離康復醫院不遠的一座立交橋下面，又發生了一起爆炸事件。耐不住好奇，陳擁軍和妻子隨人流擁向出事地點，只見立交橋下剛好有一個公共汽車站點，據說爆炸發生時，有人從立交橋上面，把炸藥扔到了橋下的公共汽車站點的人群里，當時正好有許多乘客站在公共汽車站牌下等車，爆炸發生后，當即炸死了9人，有近20人受傷。
此后，住在醫院的陳擁軍很少外出，害怕再次出現意外。那段日子，陳擁軍經常從電視里看到公共汽車被炸的情景。而且有傳言，巴勒斯坦人在這一個月內至少要在耶路撒冷制造10起以上的爆炸。那之后，每次看見公共汽車從自己身邊開過，陳擁軍就會下意識地想起自己被炸時的情景，心里就產生一種恐懼感。此后上街，每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或公共汽車站，他都會趕緊拉起愛人飛奔著離開。
2002年9月30日上午，陳擁軍在妻子的陪同下，準備去保險局鑒定傷殘級別，剛走出醫院大門，看見醫院門口的公路上，許多救護車向希伯萊大學方向駛去。陳擁軍知道又出事了，向自己乘坐的的士司機一打聽，才知道是位于醫院不遠的希伯萊大學又發生了一起爆炸。原來有人在學校的餐桌底下安放了一枚遙控炸彈，午餐時間，同學們都來餐廳用餐，有人引爆了這枚炸彈，餐廳一時血肉橫飛，傷者死者無數。這之后，陳擁軍仿佛整日生活在一種爆炸的危險之中，神經特別緊張，晚上常常噩夢連連。那段日子，他總希望盡快逃離這個充滿危險的地方，回到自己的祖國去。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陳擁軍的傷殘結果終于有了定論，各種理賠手續也已交以色列國家社會保險局。以色列社會保險局也明確答應3個月后會把理賠款直接寄到中國。與此同時，社會保險局不再支付他的生活費和愛人的住宿費用。無法承擔這些昂貴開支的陳擁軍，決定回國等候理賠消息。
2002年12月13日，在以色列度過了近10個月充滿恐懼的日子，陳擁軍終于搭上了回國的班機。就要回到自己的祖國了，陳擁軍心里非常高興，坐在飛機上，愛人讓他睡一會兒，可他激動得怎么也睡不著。飛機到達北京上空時，和他同乘一架飛機的一位在中國上大學的猶太女孩對他說：“下面就是你的祖國了，你快到家了。”
陳擁軍聽了，從窗子往外看，只見藍天下，那些高樓鱗次櫛比，心里有一種歸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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