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25 22:42:43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中國科技史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Hofstede國家文化理論；科技創新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科技創新是企業占據市場、持久發展的主要動力，是國家提高經濟實力，參與國家競爭的重要標志。如何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成為各界關注的熱點。而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積淀的觀念體系、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1]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和持久性，會通過價值取向、思維方式、規則制度等多個方面對科技創新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因此，本文嘗試傳統文化為切入點，通過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分析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雙重影響，從而為促進我國科技創新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建議。
1、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
在針對不同國家地區文化差異的研究中，荷蘭學者H· G ·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具有重要地位。20世紀70年代，Hofstede通過對IBM公司11.6萬名員工進行文化價值觀調查，歸納出文化差異的四個維度：權力距離、不確定性避免、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男性主義/女性主義。到20世紀80年代，Hofstede將Michael·H·Bond針對中國的研究融入自己的文化差異研究，總結出第五個維度：長期傾向/短期傾向。具體而言，五個文化維度如下：
（1）權利距離：指一個組織或機構中權力的不平等分配程度。權力距離通過組織中權力較小的成員的價值觀表現。在權力距離大的文化環境中，組織成員對權力的差異持認可態度，對權威的極大尊敬，稱號、身份及地位占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反之，在權力距離小的文化則提倡組織內成員互相尊重、平等相處、充分交流。[2]
（2）不確定性避免：指一個社會考慮自己利益受到不確定的事件和模棱兩可的環境威脅時，通過正式的渠道來避免和控制不確定性的程度。[3]在高不確定性避免的文化氛圍中，人們對于不確定性的容忍度較低，性格外向活潑，同時呈現出焦慮、忙碌和不安，為此，需構建各種社會法律和規章制度以減少不確定性。相反，低不確定性避免社會中的人則顯得更加冷靜、隨遇而安，他們能夠包容各種未知情形和不確定性事件，但也比較抗拒規則的束縛，追求多樣性和自由的生活。
（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集體主義是一種結合緊密的社會組織，人們強調群體關系及對團體的忠誠，個人的身份以群體成員關系為基礎，群體保護個人來換取個人對群體的忠誠。個人主義是一種結合松散的社會組織結構，每個人重視自身的價值與需要，依靠個人的努力來為自己謀取利益。
（4）男性主義/女性主義：Hofstede基于社會性別的分工將文化分為男性主義和女性主義。男性主義社會中，社會性別分工明確，男性負責追求事業、地位及物質財富，而女性則守護家庭、養育子女。相反，女性主義社會中，主導價值觀是關心他人、重視生活質量，強調謙遜和關注生活環境，地位和物質不作為成功的標志。男性和女性的社會角色沒有顯著差別。[4]
（5）長期傾向/短期傾向：即一個民族的長遠觀念或短期觀念。Michael H·Bond將這個新發現的文化維度命名為“儒家精神動力”，特指儒家思想在東方文化中產生的影響。具備長期傾向的社會倡導堅韌和節儉精神，以動態的觀點考慮事物發展，注重長遠利益；短期傾向則更關注眼前利益，保證個人或組織的穩定性，以靜態的觀點看待周圍環境，特別強調對過去傳統的尊崇。
2、基于五個維度的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及其對科技創新的影響
在Hofstede的國家文化理論中，列舉了74個國家五項指標的得分并進行排名。其中，中國文化的五項指標數值為：權力距離80分，個人主義20分，男性主義66分，不確定性回避30分，長期傾向118分。[5]下面根據這五項分數所呈現的特征，分析中國傳統文化特征及其對科技創新產生的影響作用。
（1）權力距離
中國文化的權力距離得分為80，在74個國家中排名12，屬于高權力距離文化類型。這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統治不可分離，中國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權以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君威統治一直延續到清王朝結束。自西漢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作為封建等級統治的主導思想，儒家倡導等級森嚴的禮教制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等社會關系都表現出“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特征。這種權威統治和遵從心態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中國人普遍接受等級的差異。而科學倡導自由探索、為真理獻身、敢于質疑的精神。學術研究上，論資排輩，遵從權威，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輕學者無法充分發揮創造能力。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高權威特征抑制了人們的競爭意識和創新思想，也不利于建立起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
（2）不確定性避免
中國文化的不確定性避免得分為3，總排名68，有較高的不確定性避免反應。儒家文化一直倡導中庸之道，安分守己、明哲保身，具有明顯的保守傾向，對不確定性包容性較低。儒家強調人們嚴格遵守秩序，以維護君主政權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的觀念使人們固步自封，喪失個性，追求穩定保守的生存狀態。而科技創新需要的是善于質疑、打破常規、敢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熊彼特認為科技進步是“非連續的范式轉移”，即“創新性毀滅過程”，是對以往認知、觀念的顛覆再造。顯然，中國人長期形成的保守觀念，使得他們在面對實際問題時，缺乏主動求知求變的動力，習慣用以往固定的思維模式進行處理，科技創新的意識也被逐漸弱化，明顯抑制了科技創新思維的發展。
（3）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中國文化的個人主義得分為20，在74個國家中排名56，屬于高度集體主義文化類型。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個體對群體的服從與歸屬，在人與社會關系問題上重整體、輕局部、重和諧、輕競爭。這種集體主義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是雙方面的。一方面，當今學科發展縱向化和交叉化，科學研究已經不能單靠某一個研究者就能有所創新，必須依靠大量信息的交換和團隊的合作。1901年到1972年間28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三分之一是與他人合作而獲獎，可見，科技創新是需要協作的。[6]另一方面，過于強調集體主義，為維護集體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會挫傷個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而中國的集體主義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制度，注重“關系取向”和 “身份取向”，強調維護人際關系網的穩定。[7]這種對關系的重視會導致小集體主義，使個人過于依賴團體的社會資源而缺乏創新拼搏的熱情，不利于整個社會創新意識的普及和推廣。
（4）男性主義/女性主義
中國文化的男性主義得分為 66，在74個國家中排名13，具有明顯的男性主義特征。“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一直在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即使現在倡導男女平等，女性更多參與社會經濟活動中，事實上社會中男性和女性仍然存在較大差異。女性在各行各業擔任領導職務的比例仍大大低于男性。[8]而且，市場經濟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價值觀更加物質化、功利化，權力和財富是衡量個人成功的標志。而中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思想，推崇學習知識的目的是步入仕途，治理國家，政治色彩濃厚，這種對社會地位和權力的重視符合男性主義的特征。
科技創新的過程漫長艱辛，會面臨各種挫折和困難，因此需要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精神。中國自古倡導“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這種積極進取、頑強拼搏的精神體現了積極的人生態度，促使學者在科研攻關中不畏挫折，不動搖、不放棄，直至實現目標。另外，男性主義倡導的理性思維也有助于構建科學合理的規章制度，從而做到權責清晰，保證科研團隊的創新活動的有序開展。
（5）長期傾向/短期傾向
中國文化的長期傾向得分為118，在39個國家中位列第一，是典型的長期傾向文化類型。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勤儉節約、持之以恒的美德，堅持以長遠發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發展，人們熟知的典故“滴水穿石”、“愚公移山”表明中國人重視恒心和毅力。而且，中國傳統教育注重知識的積累，所謂“不積畦步，無以致千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都說明中國人對待學習持有踏實、勤奮、堅忍不拔的精神。科技創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經歷了長期的量變積累最終到達質變，創新就是一種質變，新思想、新發現的產生是以過去的學習積累為基礎，因此傳統文化這種長期規劃的特點可以為科技創新提供堅實的知識儲備，使科學研究更具務實性和規劃性，有助于中國學者在創新過程中堅持不懈、克服困難、持之以恒。
結論
在Hofstede的國家文化模型中，中國傳統文化在五個文化維度中表現出明顯特征：高權力距離似的年輕學者遵從權威，阻礙公平競爭機制的構建；高度的不確定避免，使得研究者思維僵化，墨守成規，這兩種特征對科技創新都會產生抑制作用。高度集體主義特征會對科技創新產生正負兩方面的影響。男性主義特征體現出的吃苦耐勞、堅忍不拔的精神能幫助研究者克服困難，并建設合理有序的創新制度；長期傾向注重研究的積累和總結，能為科技創新提供質變的基礎，這兩種文化特征都會科技進步和創新產生積極影響。（作者單位：華東交通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項目資助：2007年江西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項目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江西省新型工業化與城鎮化軟科學研究基地。
參考文獻：
[1]鄧厚平.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能力的影響[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2007，29（8）：42.
[2]陳春花，劉國江.中國文化的特征分析及對組織學習的影響[J].理論與改革，2006，（6）：129.
[3]陳東平.以中國文化為視角的霍夫斯泰德跨文化研究及其評價[J].江淮論壇，2008，（1）：124.
[4]李文娟.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與跨文化研究[J].社會科學，2009，（12）：127.
[5]Geert Hofstede，Gert Jan Hoftede.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 [M].NV：Mc Graw Hill，2005：161-211.
[6]魏書敏，劉君雯.從Hofstede的文化視角看中國文化對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影響[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0，（12）：34.
關鍵詞：經濟結構；可持續發展；經濟資源；戰略
一、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
當前，中國國民經濟得以迅猛發展，中國的城鄉居民生活水平也連續上了幾個大臺階，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和消費環境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城鄉居民用于吃、穿方面的開支占全部生活費支出的比例大幅下降，消費檔次大大提高。特別是十五大以來，國內生產總值（GDP）由1990年的18548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95933億元，年平均增長9.3%，人均GDP由1648元增加到7543元。人均GDP在2000年達到7081元，按當前匯率計算超過800美元，實現了中國第二步發展戰略，目前人均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表明中國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在目前卻遇到了嚴重的問題，尤其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經濟發展的困難重重，大體有以下方面。一是中國經濟整體素質不高。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綜合國力還不夠強，科技水平明顯落后，經濟結構不盡合理，尚未擺脫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經濟質量和效益不高。二是人口總量龐大，人口素質較低。到21世紀中葉，中國人口總量高峰、就業人口高峰、老齡人口高峰將接踵而至，人口素質不高的狀況短期難以改變，嚴重制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是資源短缺，人均資源明顯不足。目前，中國人均0.1公頃，相當于世界水平的42%。中國多年水資源總量為28100億立方米，人均淡水量2257立方米，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國大部分城市特別是北方城市面臨著嚴重的資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況。中國是少林國家，現有森林面積1.59億公頃，約占世界森林面積4%；人均森林面積0.12公頃，人均蓄積量8.9立方米，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礦產資源種類不全，有的雖儲量不少，但品位低，開采難度大。在資源短缺的同時，資源破壞和浪費又非常突出，濫采、濫墾、濫伐屢禁不止，資源的產出率、回收率和綜合利用率低、生產、流通和生活、消費方面浪費驚人，進一步加劇了資源不足的矛盾。四是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極為嚴重。部分地區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令人觸目驚心，部分大中城市污染形勢日益嚴峻。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急劇增加。全國大氣污染、排放總量多年處于較高水平，城市空氣污染普遍較重，酸雨面積已占全國面積的1/3。水土流失情況嚴重，全國流失面積已達3.6億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38%，并且仍在繼續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積仍在快速擴散。7大水系污染嚴重。近岸海域水質惡化，赤潮頻繁發生。作為主要經濟水生生物的產卵場和索餌育肥場的近海和內陸域嚴重污染，水生生物親體繁殖力和幼存活力急劇下降，水生生物得不到補充。過度捕撈導致主要經濟魚種資源嚴懲衰退，經濟漁業品種日漸衰減，漁獲組成的營養級水平逐年下降。物科瀕危現狀十分嚴重。中國目前約有4600種高等植物和4600種野生動物已處于瀕危或臨界狀態，事實證明，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越來越大，我們不能走人口增長失控、過度消耗資源、嚴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發展道路，這樣的發展不僅不能持久，而且最終會給我們子孫后代帶來難以解決的問題。必須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中國是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因此，當前中國經濟要想保持高度持續增長，必須審時度勢，立足現實，找準問題的突破口，努力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二、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當前，中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不發達的階段。在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不發達、地區發展不平衡、社會發育層面差異大的國家里，必須歷經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是實現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問題之一。大量事實充分表明：黨和政府在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時，認真貫徹可持續發展戰略，切實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努力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保護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
（一）保護環境，建設生態
目前，中國進入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環境問題需要我們認真對待。中國的環境令人擔憂。大家不會忘記，西北起沙暴，京城降泥雨，南海泛赤潮，環境警鐘頻頻向世人敲響。西南、華南、中南、華東酸雨連片，北方還有一塊二氧化硫區；淮河、遼河、海河、太湖、巢湖、滇池水體遭受污染；藍天難見，垃圾圍城，黑水穿堂，是不少都市的景觀；江、浙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是中國農村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一個范例和縮影，但是，環繞太湖的近千家企業的工業污水直接排放；廣大農村化肥、農藥的污染，養殖業的生物污染，以及星羅棋布的城鎮居民生活污水的污染，使美麗的太湖遭到嚴重污染；大量事實告誡我們：保護環境迫在眉睫。
（二）珍惜資源，節約資源
中國人口眾多，資源問題是未來制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資源可分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兩類。水、土壤、森林、草原等，大體屬于可再生資源。74%的工業原料、85%以上的礦產資源是不可再生的。地球上的資源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地球上眾多資源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所以，珍惜資源，節約資源是全世界應該共同遵循的原則，中國更應當這樣。
三、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具體思路
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全面做好人口資源環境工作，既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也是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必須提高認識，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把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動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的持續協調發展。實施持續發展戰略，實質就是要樹立新的發展觀，改變傳統發展思路和模式，經濟發展不能以浪費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而是要努力實現經濟持續發展，社會全面進步、資源永續利用，環境不斷改善和生態性循環的協調統一。當前，實施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前提下，努力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保證，具體思路如下：
（一）要做到節約與開發并舉，合理利用資源
這就要求我們要節制對自然的索取，珍惜一切可利用的資源。自然界中的大多數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在利用資源時，必須考慮到有可能帶來的資源短缺問題，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近年來，中國的水土流失問題嚴重，北方出現了沙塵暴天氣，這與過度開發和資源浪費有很大關系，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就必須堅定不移的貫徹中國的“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做到積極植樹造林，禁止濫砍濫伐，培養節約意識，實現有限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努力尋求各種可再生資源等等。
（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推行清潔工業和生態農業
在過去的發展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粗放式的，這就帶來了資金、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浪費，同時還帶來了十分重要的環境問題――環境污染嚴重。因此，必須要將經濟增長方式有粗放式增長轉變為集約式增長，推行清潔工業和生態農業。清潔工業也是一種生態工業，它具有低污染的特征，這種生態型的工業生產能夠帶來經濟和環境的和諧發展。生態農業也是將傳統技術精華同現代科技成果結合起來的新興農業，它可以保護土地資源，提高生物產量，并且帶來生產上的低污染甚至無污染。
（三）大力發展農業，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
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全面建設小康進程中，必須研究農業的可持續問題，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堅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一是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自然資源。二是把現代科學成果與現代化農業技術結合起來，建立具有生態合理性、功能性循環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使農業經濟的增長與農業生態環境的改善結合起來，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三是加強林業資源保護，建設綠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要抓好農副產品生產基地的建設，實現資源的永續利用；要突出區域特色，把培育主導產業與區域經濟開發結合起來，既能形成鮮明的區域經濟格局，也能從總體上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實現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放眼國際市場，努力擴大內需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風云突變，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已成為各國之間經濟關系的重要方面。每個企業都把兼并、重組行為作為增強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同時，經濟全球化也為傳統產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每個企業面對新形勢，必須積極主動調整產業結構及產品結構，上檔次和效益，力爭在國際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開創“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發展”的經濟發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間投資需求。明確民間投資方向，政府應運用各種經濟政策等來加以引導，使這些“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注入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消費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持久性拉動力量，是經濟啟動后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我們應分析當前消費需求的結構與特點，理清思路，大力促進消費需求的擴大與升級，以確保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發展道路
牢固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思路，通過體制改革、科技進步和加強管理，建立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大力推廣先進技術。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開源與節流并重，預防與治理結合，減輕資源環境壓力。大力促進和逐步建立節地節水型生態農業體系、節能節才型工業生產體系及適度消費勤儉節約的生活消費體系，努力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
（六）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各種自然資源
依法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水、土、礦產、森林、草原、濕地、海洋等國土資源，加強綜合治理，實現永續利用。重點推進水、土地、礦產資源的節約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實施海洋開發，大力發展海洋產業，同時加強近岸海域水質保護。研究預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環境綜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推進國土資源市場體系建設，整頓礦業秩序，使之產權清晰、規則完善、調控有力、運行規范、依法維護資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正確處理利用國外資源與維護中國資源安全的關系，積極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七）要以關停和淘汰、壓縮促進結構調整，以結構調整推動污染防治
鞏固和提高工業排放污染物達標成果，淘汰關停污染嚴重的落后生產能力；嚴重污染環境、達不到經濟規模的水泥、火電、化工、造紙和電解鋁，要堅決按期關停淘汰；要積極引導鄉鎮企業轉向大型工業企業生產低污染配套服務，并向城鎮適度集中，實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繼續推進節能降耗和資源綜合利用工作
要把清潔生產作為提高工業生產環境質量的關鍵措施。污染的“末端管理”是被動的管理模式。而清潔生產則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問題。
（九）拓寬投融資渠道，增加環保投入
[論文摘要] 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科技創新的作用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自強不息與永攀高峰的精神、“重人倫”思想對現代科技創新起到積極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官輕民和重文輕技的思想、“中庸之道”、和森嚴的等級制度又是與現代科技創新文化要求格格不入的。應通過機制建構與“文化形塑”，構建有利于我國科技創新的文化環境。
科技創新是基于創新主體的文化與價值取向而進行的一項合邏輯與合價值的實踐活動。文化是科技創新的土壤，它潛移默化地對科技創新發揮著作用。這種作用涉及到從觀念、方法、價值等等各個方面。一方面，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可以是積極的、促進性的，亦可能是消極的、阻礙性的。另一方面，脫離實際的文化背景進行科技創新，或對科技創新進行理解與評價，既是不可能亦是毫無意義的。本文擬討論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科技創新的影響。本文所指“中國文化”指的是中國傳統精神形態，包括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等等；還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釋道合一的文化體系。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倫”這一核心展開的。即“重人倫”這一思想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積淀，已經成為國人生活的基本準則，進而影響到科技創新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重人倫”的思想對于科技創新活動而言只有積極影響，而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作用都可在“重人倫”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創新活動。這種凝聚力表現為文化心里的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而當代的科技創新，尤其是高科技創新，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工程。這需要各領域、各層級的科技創新主體共同協作完成。創新主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創新主體有著共同的目標、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因此，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是與當代科技創新的趨勢相適應的。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倡導自強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經》曾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代人觀察到自然運行的規律，又將它作為激勵人們的準則，即表現出“重人倫”的方面。科技創新活動總是充滿著困難與曲折，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創新主體的歷史性和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決定的，同時也說明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的復雜。因此，對于科技創新主體而言，百折不撓、永不放棄、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精神就尤為重要了。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重人倫”思想是與當代科技創新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的思想相適應的。特別是在當代，科技的廣泛應用所引起的各種災害日益引起人類的注意。環境污染，物種滅絕，全球變暖等等問題都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質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傳統文化所倡導“重人倫”的思想同樣要求科技創新主體要正確地處理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因此，“重人倫”思想實際上是當代科技創新的應有之義。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為文化的科技創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國傳統文化一貫重視教化作用，這亦反映了傳統文化“重人倫”的一面。科技創新的教育功能不僅僅在于它提供的科學知識或強大的工具，還在于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而傳統文化歷來將倫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種程度上說，科技創新的目的就在于擴展人類的視野，提高人類認識能力，即開化人類。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能夠通過教化科技創新主體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創新主體始終將開化、解放人類作為自己的目標。
二、 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消極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復雜的體系，其中亦包含這阻礙科技創新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看似繁雜，但是仔細審視之下便會發現“政治本位”思想始終隱藏在這些因素的背后。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科技創新的消極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通過分析我們將看到這些因素與“政治本位”思想的內在聯系。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官輕民和重文輕技的思想。傳統文化中重官輕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們普遍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而科技創新在在古代曾被認為是“奇技巧”。上述的重官輕民和重文輕技容易導致將科技創新置于一種從屬的地位。從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從事科技創新事業，或有人將科技創新事業作為“做官”的進身之階，無論如何，上述思想對于科技創新而言是危害極大的。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為儒家的一條重要的倫理道德標準（亦即指導規范古代官員言行的金科玉律），對于處理人倫關系，調節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科技創新總是一種對原有傳統的反思、批判的行為。科技創新內在地具有冒險，激進的特征。因此，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與科技創新的精神相背離的。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森嚴的等級制度。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國傳統上一貫強調“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等級關系。在奉行森嚴的等級制度的環境里，科技創新主體日益滋生崇拜權威的思想，進而導致創新主體個人個性和創造性的泯滅。同時它還不利于科技創新人才的公平競爭與進取。
三、構建有利于我國科技創新的文化環境
首先，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揚棄”。就“為何要揚棄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問題而言，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文化的歷史性所決定的。首先文化總是變動不居的。雖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與歷史時期，保持著宏觀的穩定形態，但是從整個歷史長河，以及微觀層次上，都可以觀察到文化總是處于流變之中。而科技創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響。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科技創新本身的歷史性是由于文化的歷史性所決定的。始終處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創新主體規定者科技創新事業。鎖業科學認識與科技創新的復雜性與曲折性總是與文化緊密相關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既包含能夠促進科技創新的因素。譬如強調“以人為本”，注重經濟價值與人文價值的統一等等。但同時亦包含著阻礙科技創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舊等方面。因此對于科技創新而言，揚棄中國傳統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時應科技創新之要求，實現對傳統文化的揚棄也是文化實現自我否定、不斷演進、辨證發展的體現。
其次，要構建合理的與文化相適應的科技創新機制。科學技術之所以成為一種社會的構建性力量，不僅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知識或能夠讓人類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統化樣式，還包括相應的科技創新機制。
科技創新機制包含兩個基本維度，即組織和制度。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發生在17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兩大思潮的影響下，17世紀英國成為了世界科技創新的中心。越來越多的人對科學技術發生興趣。但是對科技感興趣只是科技創新體制化的條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創新體制化的標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學院為代表的新型大學的誕生以及英國皇家學會的建立。英國皇家學會的誕生，其真正意義就在于它是歷史上第一個為官方認可的科技創新組織。這一方面表明科技創新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所認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創新一個有共同目標并遵守一定規范的科學共同體的形成。在法國，科技創新的體制化進一步確立了，其標志便是法國科學院的建立。在19世紀，科技創新體制化在德國最終完成，其標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學建立的現代化學實驗室。從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新型大學的出現、科學學會的建立以及實驗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創新體制化的基本表現。隨著科技創新的不斷發展，科技創新組織也越來越豐富。
科技創新機制的制度維度指的是相應的科技政策與法規。這其中又包括課題申請機制，評議機制，獎勵機制等等。各國通過科技政策與法規實現著對科技創新活動的宏觀管理，引導，激勵著本國的科技創新。
在19世紀中葉，德國的產品以低質、仿冒聞名。而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德國的科學技術突發猛進。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發現，首先當時德國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識之士倡導成立了國立研究所。因此帝國物理研究所（PTR），德國威廉皇室學會（KWG）等各類研究所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國政府缺乏資金支持科技發展的情況下，一批銀行家、科學家等則成立相應的基金會。而現在，遍及德國的各類基金會已經成為資助科技創新的重要資源。第三，現行的匿名評議制度，其雛形亦是在德國形成。近年來，德國通過產權制度、專利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規以保護科技創新主體的利益，激勵科技創新活動。并且在科技獎勵方面，德國洪堡基金會與聯邦科研部聯合設立的兩項科研獎——沃爾夫岡-保爾獎和索菲亞-克瓦雷夫斯卡獎以高額的獎金吸引著國內外的科技創新主體來到德國，投身于科技創新事業。有次可見，科技創新機制對于科技創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再次，改革應試教育，倡導創新思維，提供有利于現代科技創新的良好教育基礎。教育是科技創新的基礎與前提。從創新主體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導建立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倡導教學自由，教育與研究相結合，且這一理念很快成為歐洲新型大學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說，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就是從柏林大學開始的。可見大學的功能之一就是進行研究，生產知識。另一方面，從上面的例子同樣可以看到，大學的另外一個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學還是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的基地。
在當代，應試教育已然不能適應科技創新的需要。基于知識的教育是與當代科技發展的大趨勢相背離的。當代科技呈現出的一個基本態勢就是學科的高度分化與高度融合。這一態勢亦解釋了當下知識爆炸的現象。在當代一個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對所有的知識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導科技創新就必然要求對應試教育進行改革。
對應試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變教育觀念，即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這一轉向實際上標識的是教育主客體關系的轉向。在英文中，導師被稱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還有“咨詢師”之意，而后者則還有“指導者”之意。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師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傾向于與學生進行平等的討論。
教師與學生的這種身份轉變，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意義上的教師的權威。它鼓勵人們提出“異見”，挑戰權威，而科技技術史的發展也表明許多科技創新就來自于這些“異見”，無論這些“異見”在最初提出之時有多么幼稚或離經叛道。由此可見，倡導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向實質上是倡導創新思維，倡導創新思維是改革應試教育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一、培訓效果評估的原則
培訓效果評估是整個能級護士培訓體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質量控制的角度來說，是達到患者期望護理結果的體現。評估應遵循客觀性原則，以客觀的標準和方法評價客觀存在的事實;遵循系統性原則，用系統論的觀點進行評價標準的建立、評價方法的選擇;遵循連續性原則，進行連續的、長期的監督評估，才能綜合地、完整地反映培訓的最終效果;遵循定量評估方法與定性評估方法相結合的原則。
二、培訓效果評估模型
國內外應用最廣泛的培訓效果評估模型是柯氏四層次經典評估模型。柯克帕特里克依據行為學的研究結果，將培訓效果分為：反應(Reaction)、學習(Learning)、行為(Behavior)、結果(Results)四個遞進的層次。該模型為能級護士培訓效果評估提供了一種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操作流程。
三、培訓效果評估方法
1.反應層評估。
反應層評估主要是衡量護士對培訓項目總的反應和感受，是在培訓結束后了解護士對培訓內容、培訓教師水平、培訓設施等的評價，以及自己從培訓中得到的收益。常采用問卷調查法，可對能級護士的培訓組織形式、培訓目標及課程滿意度等進行調查，了解護士對培訓的看法、態度或培訓項目的有效性，進而改進和完善培訓項目。此評估方法易于實施，也易于分析和總結。
設計一份能夠量化護士反應的調查表，是問卷調查評估的關鍵要素。調查表的設計應保證護士在盡可能少的時間內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且便于統計分析，注意圍繞反應層的評估重點。滿意度的衡量尺度宜采用Likert量表的五級記分方式，主要采用封閉式問題，開放式問題可適當結合。筆者所在醫院對層級培訓的理論和技能項目，均采用問卷調查法了解培訓項目的有效性，調查方式采用的是現場集中發放問卷，填寫完畢即刻收回。收集護士對培訓的感受和意見，能較好地體現培訓項目的有效性。然而，問卷調查存在主觀性較強的缺點，容易以偏概全，護士的個人喜好很容易影響評估結果，因此，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結合訪談、小組討論等評估方法，可獲得更深入的信息。
2.學習層評估。
學習層評估是衡量護士通過培訓后，多大程度上實現了知識、技能及態度的轉變，宜在培訓進行時或培訓結束后立即對護士學習的效果進行評估，常采用測試法、情景模擬法等。測試法在能級培訓中主要使用書面測試法和技能測試法。書面測試是能級護士培訓及晉級考核中評估護士培訓后知識掌握程度的重要方法。技能測試以操作技能評價標準，了解護士通過培訓對與崗位勝任力密切相關的操作技能、流程、工具和方法的熟悉與掌握程度。測試法在護士培訓效果評估方面直接且有效，但不能完全反映能級護士的態度、行為，所以應結合情景模擬法、問卷調查法等補其不足。情景模擬法可用于評估能級護士的臨床能力和操作技能。該法對護士的應變能力、搶救能力和合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評估作用，常用的方式有客觀結構化臨床考試、標準化病人、角色扮演法等，能夠最直觀地反映短期培訓效果。缺點是專業性強，模擬情景如果設計得不科學、不合理，就達不到考核成效，且須占用較多的時間、資源，成本較高。筆者所在醫院的護士晉級考核中使用以上方法，從不同角度、層面考察護士的臨床能力和操作技能，能較好、較充分地觀察能級晉級護士各方面的能力和績效。
3.行為層評估。
行為層評估是在培訓結束三個月或半年后對護士學習行為的改變進行評估。該層次的評估能較好地反映培訓的效果，常采用360°績效評估法、觀察法。360°績效評估法主要是對能級護士培訓后在工作過程中的態度、行為方式的變化和改進方面進行評價，可考察護士能否將培訓中所學知識和技能學以致用，是否具備承擔崗位責任的能力。通常是向能級護士所在科室護士長、醫生、同事及服務對象(患者和家屬)開展問卷調查或訪談，同時開展護士自我評價，對護士工作態度、工作行為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方面的轉變形成綜合評述，從而得出被評價護士的全方位績效。其中，患者滿意度調查是最關鍵的調查部分，因為患者是護士培訓行為轉變后的直接感受對象。筆者所在醫院對患者的調查內容包含：護士的健康宣教、護士的態度、護士的專業技術等。科室護士長及同事則著重被調查護士層級培訓前后崗位勝任力、與患者和家屬溝通交流能力等的轉變。
觀察法是護理專家或護理管理者在工作環境中實地觀察能級培訓后的護士回到崗位工作的行為變化，是對護士的能力進行評估。該法在真實的環境中切實地反映護士的實際能力。徐新菊等應用迷你臨床演練評量工具對護士臨床跟班考核進行直接觀察，就護士臨床工作綜合能力進行觀察判斷，效果良好，值得借鑒。
4.結果層評估。
關鍵詞： 教師提問技能創新 課堂教學效果 課堂提問
課堂提問主要指的是教師在授課過程中通過提問和解答的方式將所要學習的內容逐步呈現給學生。這種方式不僅能夠構成師生之間的有效交流，而且能夠作為教師把握學生整體學習情況的重要憑據。因此，這一方式是各科教師都經常使用的方式，語文教學也不例外。但在具體教學過程中，“高耗低效”的現象仍然存在，提問過于形式化和表面化，對教學的作用不高。所以，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只有提高教師的教學提問技能，改變傳統的提問方式，才能發展學生創新的思維，構建有效課堂。
一、提問技能創新在教學中的作用
1.有效傳遞信息。任何一節課程都是整體教學的一部分，都有其需要學習的內容，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根據這些內容進行提問，并通過問題的解答過程將所要教授的知識完整地呈現給學生，讓學生體會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并對類似的問題舉一反三，保證課堂教學的有效性。例如教學的時候，這樣提問創新對提高課堂有效性顯得尤為重要。我在課堂教學中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提問的案例：在教課文《我的老師》時，我摒棄了傳統瑣碎、低效的串問串答形式，精心創新了兩個課堂提問：記事的記敘文，重點在哪一部分？怎樣才能把重點部分寫具體呢？（出示投影片）
2.有效反饋信息。教師在提問時，可以根據自身對學生層次的把握有選擇地讓各類學生回答，并對他們回答的狀態進行相應的總結，全方位地把握學生對于知識的學習情況。比如在《我的老師》課文教學的提問案例中，我要求學生對課文層次進行一定的劃分和內容。學生通過相互的交流溝通認為本課描寫了七件小事，重點是后兩件小事的描寫，并且這些描寫抓住了事物的特點，詳細有序地把事情的經過一步步寫了出來，體現了重點的同時也突出了主要論點“蔡老師愛學生的美好心靈，學生更愛老師”。通過這一方式，教師及時地掌握了學生對于記敘文的理解情況和對于課文的掌握情況，學生概述課文和理解課文內容的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
二、提問技能創新在學習中的作用
1.有效的課堂提問能激發學生濃厚的興趣。對于學生來說，其學習積極性的提高是其綜合能力提高的主要作用力。興趣作為學生的導向，能夠反映學生的思維方式，影響學生的行為習慣。教師合理地利用課堂提問，讓學生置身課堂學習中，激發求知欲，有意識地參與課本教學，對所要學習的內容產生興趣，進而促進知識水平的提高。
2.有效的課堂提問能促進學生積極思維。對于學生來說，其進行學習的主要方式是發現自己的不足并通過課本內容對自己的知識漏洞進行補充，這一過程的實現需要學生在學習時不斷動腦。所以，教師要根據這一情況，對學生無法發現問題的地方進行思考設置，幫助學生學會發現問題并通過自己的努力加以解決。另外，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還要注意培養學生發現問題的能力，提高他們自我提高的意識和學習的積極性，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改變被動的學習方式，這樣才能使得語文課堂從“高耗低效”轉變為“低耗高效”。
3.有效的課堂提問能發展、鍛煉學生語言。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逐步培養學生回答問題的能力。即當教師在進行提問時，要盡可能地給學生提供一些進行語言性表述的環境，幫助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養成良好的語言習慣，促進他們思考問題的有效思路的形成。
4.有效的課堂提問能給予學生正確導向。學生在學習中對知識進行理解、分析、概括等，有時候抓不住重點，出現偏離目標或者對類似的知識無法準確把握的情況。為了避免這類情況的出現，教師應該及時運用提問的方式對學生進行一定的引導，幫助學生明確問題的定位和指向，為他們提供合理的思路和解決方法，并不斷鼓勵他們通過主動思考解決問題，從而保證教學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模式；創新；問題
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模式的創新成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一個熱門話題，有不少學者對于模式的創新也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和探索，并提出了許多新的教學模式如開放式教學、互動式教學、案例教學、實踐教學、多媒體教學等等，這些形式上的創新使得課堂氣氛更加活躍，提高了教學效果，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鍛煉了學生的綜合能力，但在教學實踐中也出現了輕理論、重表象等種種問題，歸結起來主要是沒有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內容與形式的關系
教學內容是教學過程的核心與靈魂，是主要方面，教學形式和手段則是次要方面，無論如何變化都要以使學生掌握教學內容為主。如果不能處理好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例如，課堂上講笑話或播放視頻，如果教師能把握一定的度，采用這些形式能起到活躍課堂氣氛的效果，也能使教學內容更直觀生動，但是，如果一味地濫用這些形式，也可能起到反作用。如有的教師在課堂上講的故事或笑話連篇以博得學生的注意，或大段時間播放長篇視頻，有的教師的故事、笑話或視頻與教學內容相關性不大、針對性不強或過多，就可能會沖淡教學內容的主題，看起來課堂上笑場不斷，非常熱鬧，但久而久之反而會讓學生生厭，或者是一堂課下來還無從抓住教學中心內容，出現心理學上的后攝抑制負效應，這樣會使這些教學手段適得其反，達不到預定的教學目的。各種教學形式無論如何花樣翻新都應當以教學內容為中心，如故事或笑話應當圍繞教學內容而安排設計，而不僅僅是讓學生一笑了之，而應當讓學生從中有所感悟或被引入教學的主題進而深化對主題的理解，多媒體視頻的選取應當短小精悍，針對性強和教學內容密切相關，這樣才可能真正地理解抽象的理論知識，反之，過長或過多的視頻內容不僅容易使人分心，還無法使學生理解教學內容，這樣的教學最終會失敗。關于內容和形式關系上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輕視基本理論知識的學習。理論教學具有引人深入思考的特點，成功的理論教學會讓學生受益終生。有的教師輕視基本概念、原理這些理論基礎中重要的內容，片面地強調案例教學的作用，認為只有案例教學才能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幾乎拋棄了理論教學，代之以案例教學。沒有一定的理論儲備，任何創造性思維都將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學生連基本的概念和原理都未厘清，缺乏對理論的透徹學習，那么，案例教學中學生就缺乏深入分析的理論武器，這對案例教學是有害無益的。在開放式學習和案例討論學習等教學模式中，學生往往需要具備扎實的理論知識才有可能將分析推進到一定的邏輯深度，否則雖然引用的案例引人入勝，容易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但是引起學生關注的是案例本身，學生參與時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論知識而就事論事，而無法真正理解案例中包含的重要哲理，無法實現知識的遷移，更無法取得預期的教學效果，也達不到教學目的。教學形式的創新必須為促進教學內容的掌握服務，否則就會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教學改革的意義。
二、“放”與“收”的關系
教學模式的創新，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打破傳統的教師向學生灌輸知識的單向輸出模式，不斷地激發出學生的學習潛能，開拓他們的思維，改變原有的單一的思維模式，變集中思維為發散思維，提高他們的分析能力，培養批判精神和批判思維。批判思維是創新的先導，如開放式教學模式，讓學生自己講解教學內容，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變被動接收教師傳遞的信息為主動搜集和學習內容相關的信息，并對搜集到的各種素材進行綜合制作成課件在課堂上講解，學生會對知識掌握得更加牢固；案例討論教學則讓學生們展開頭腦風暴，針對某個案例集體討論，各抒己見，各種思想的碰撞、交匯與融合促進了他們對于案例及相關知識的深入理解。這種教學模式上的“放”無疑有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其中也有可能出現一些問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多元化趨勢，文化沖突不斷，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些都容易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干擾，加之由于認識水平和能力的限制、價值觀的偏差等原因，部分學生可能會在認識上走入誤區，出現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錯誤的觀點。作為以為指導思想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應當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這時教師應當對學生的錯誤思想采用適當地方式和方法加以正確地引導，而不應當縱容錯誤思想的滋長和蔓延。要做到“放”中有“收”，盡可能地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讓他們擁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和為之奮斗的崇高精神。
三、主體與主導的關系
教師是教學的主導，學生是教學的主體，在教學活動中既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同時又要落實學生的主體地位，做到師生配合，教學相長這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教師主導作用發揮的好壞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能否取得實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思政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表現在制定教學目標，安排教學任務，組織教學過程，傳播理論，為學生答疑解惑等幾個方面。但當前一些高校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忽視教師的主導作用，沒有進行積極的引導和精心指導，采取了“放羊”的做法，如案例分析討論課上讓學生討論發言后教師沒有進行總結或點評，指出發言中的優點和缺點甚至是錯誤觀點，這樣會削弱討論課的實效，精彩的點評能對討論課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既能體現教師主導作用，也能激發學生的主體作用。在處理主體與主導的關系問題上容易出現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教師“一包到底”的現象，即從主題確立、計劃制定、活動開展、實踐總結、成果匯報，都由教師主持進行，沒有體現學生是教學活動主體的角色定位，這種問題在實踐教學中尤為突出，這種教師大包大攬的作法會導致學生學習主體的能動性無法充分地發揮出來。一項關于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生的主體性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很好發揮，體現大學生的主體地位的做法還沒有得到大學生的普遍認可；大學生參與學習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還不強，與大學生主體性發展需要相適應的主體能力還不完全具備。要改變這種現狀首先就應當激發學生“參與”意識。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要給全體學生足夠的思維和練習時間，學生才能真正有可能成為教學活動的主體。要運用多種形式激發學生參與，讓學生享受當學習的主人的樂趣，享受探求知識的樂趣。其次要引發學生積極“思考”。教學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學生的思考過程，只有引發學生思考的活動才能稱為教學。蘇霍姆林斯基說過：“一個人到學校來上學，不僅是為了取得一份知識的行囊，而主要的還是為了變得更聰明。真正的學校應該是一個積極思考的王國。”因此要啟發引導學生在參與教學過程中主動地探討索取知識，獲得成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處理好主體與主導的關系上，一方面既要扮演好主導者的角色，精心安排教學內容與形式，與學生展開互動，積極合理引導學生參與到教學各個環節中來，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有一定的思維和活動空間，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對基本理論、基本原理進行深入學習與理解并能在實踐中具體地靈活地加以運用，使理論以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逐步地滲透到他們的頭腦中去。
綜上所述，處理好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放”與“收”的關系以及教學中主體與主導的關系，有助于幫助大學生更好地掌握理論，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這就對教師的教學組織能力和課堂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2005）中規定：“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是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講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精神文明的傳播者，要不斷提高理論素養，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學水平，做堅定的者，做教書育人的表率，做大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作為一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必須自覺地不斷學習與實踐，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質、理論水平和教學藝術修養等，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只有不斷地提高自身理論素養和教學能力，才能實現思想政治理論課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教育功能，才能做好理論的傳播者，大學生的引路人和指導者。
參考文獻：
[1]朱寶榮.應用心理學教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科技考古；計量分析；發展趨勢
科技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是指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分析研究古代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與人類活動相關的自然遺存，獲得更多的古代人類活動信息，從而盡可能地構建古代人類社會的面貌。
19世紀中葉，近代考古學開始形成。進入20世紀以后，各種自然科學和技術都有快速發展，并在國外考古學中得到廣泛應用。中國的科技考古事業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逐漸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已有較大進步和喜人成績。
科技考古涉及的范圍比較廣泛國內已有學者專文介紹過，它包括年代學研究、環境、植物與動物考古學研究、體質人類學研究、物質結構及化學元素分析、田野考古新技術、計算機技術考古及文物保護等方面。
科技考古的文章主要發表于《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文物》（ 原《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江漢考古》八種考古類刊物上。其中《考古》、《文物》、《考古學報》是中國文物考古界公認的三大權威刊物，代表了中國文物考古的學術主流，都是重要的中文核心期刊。
有學者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在對九種中文核心期刊（其中八種考古類核心期刊，一種為物理核心期刊）《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故宮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現《中國歷史文物》）、《江漢考古》、《核技術》等所刊登的科技考古論文的統計中發現：我國科技考古論文統計曲線呈現三個平臺，它印證了我國科技考古的三個歷史發展階段：即倡導期（1950-1977），初步發展期（1978-1989），快速發展期（1990-2002）。這種采用科技文獻計量學的方法，對中文核心期刊所登載的科技考古論文進行文獻計量統計，很有學術意義和價值。我們借鑒文獻計量學的方法收集和整理我國科技考古文獻，不僅看文獻的數量，也分析文獻的質量和內容。綜合上面各種因素，本文選擇了考古學界認可度較高、影響較大的考古三大刊近十年發表的文獻進行統計和分析，以期了解和總結近年來我國科技考古的發展情況，進而提出對我國科技考古發展趨勢的一些拙見。
考古三大刊十年來（2005-2014）來共發表科技考古論文150篇（見表1）。每年大約都有10多篇文章，每年文章的數量變化不大，其中《考古》最多，有87篇，占總數的58%，《文物》的數量也不少，約占33.3%，《考古學報》數量最少。
按大分類統計（見表2），年代學研究19篇，環境考古學（含動植物考古）研究32篇，體質人類學研究7篇，物理化學分析技術70篇，田野考古新技術16篇，計算機考古3篇，文物保護研究8篇。數量統計表明：高新技術在考古中應用的次數頻率在增多，其中應用最多的是物理化學方法（含核技術），特別是金屬分析占據重要位置，環境考古學研究呈上升趨勢；傳統的碳十四測年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許多考古新技術的應用無法從這三大期刊中反應出來，這三大期刊更多的反應的是這些技術對考古研究的促進作用，許多領域還沒有廣泛的推廣開來，受眾的群體還不多，所以科技考古要得到發展，首先就要突破傳統考古，將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適當的降低門檻。
十年來我國科技考古事業的確有較快發展，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1）《文物》、《考古》雜志開辟的“科技考古”專欄，幾乎每期都有科技考古文獻發表。（2）各地的文物，考古雜志都有一些科技考古。（3）一些科學史研究雜志也有科技考古文獻發表。（4）近年來發表的考古報告和出版的考古報告，大都附有科技考古分析報告。（5）有數量可觀的“科技考古”論文集出版。（6）一些考古文集和科技史論文集中發表了部分科技考古論文。（7）近年來舉辦了數屆“科技考古學術研討會”。（8）一些高校紛紛成立科技考古系，培養科技考古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生。（9）部分高校和研究單位先后成立科技考古研究室（所）。（10）各種中外聯合考古隊在全國各地的考古工地上正在進行不同規模的科技考古調查和發掘。（11）中外學者合作的科技考古研究也正在進行中。
通過分析近年來科技考古的成果，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問題：1、科技考古基礎理論的建設很薄弱；2、科技考古學的多學科協作研究還不夠深入；3、我國考古發掘和考古研究的國際合作還不夠活躍。
總起來看，隨著考古學對生態環境、文化整體面貌以及文化間相互關系綜合研究的不斷加強，近年來科技考古的研究重心也在產生變化。如果說過去的研究更偏重于單個遺址、單一材料或某一種技術手段的應用，那么現在的研究更強調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和研究方法的關聯性，具體說來，如下3個趨勢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一是更加注重研究古代人類與社會及自然環境的關系，對古代遺物和遺跡的分析研究不再停留于“是什么”的層面上，而是要繼續探究“為什么”的問題，也就是文化嬗變的動力問題。科技考古與考古的關系變得更加密切，因為兩者的目標其實并無二致。科技考古越來越多地強調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遺物和遺跡所蘊含的信息，并從各個不同學科的角度加以釋讀或分析，以期更全面地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及其演變的規律。
二是更加重視不同區域技術與文化發展所顯示出的獨特性，冶金考古對云南、新疆和陜西漢中等地區金屬技術特征的揭示就是很好的例證，玉器考古對各地玉料礦物學特征的揭示亦復如是。注意技術與文化演進中的區域性特征，不僅有助于認識地理及環境背景的重要性，而且是為了更好地探討不同區域或不同人群之間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從多種角度揭示文化演進背后的動力。
三是科技考古各分支學科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這不僅體現在研究對象可能出自同一考古遺存，而且體現在研究手段上互相借鑒、互為補充，從而使得相關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隨著研究方法或手段的不斷進步，研究者能夠獲得的信息也更加豐富，因而能以更廣闊的視野、更多樣的角度來分析或闡釋這些信息，并有條件展開綜合性的比較研究。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計算機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計算機軟件越來越多樣，許多都能很好的促進科技考古的發展，我們需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向其他學科，其他國家，其它領域學習，拓寬視野，利用更好的科學技術來協助考古研究。
參考文獻
[1]梅建軍：《近兩年我國科技考古研究的新進展》，《中國科技史雜志》第31卷， 2010年第1期。
[2]錢俊龍等：《從九種核心期刊的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的發展》，《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4年第7期。
[3]向安強：《從考古三大刊文獻計量分析看中國科技考古十年（1995―2005）l展》，《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中國環境史的研究涉獵甚廣,實屬跨學科之學科。它不僅是環境與歷史的簡單結合,細細思忖,它又牽連甚多學科,治史者亦應具備廣博的知識。從國際到國內,諸多學者在研究環境史時,各抒己見,從不同角度對環境史進行了探討,活躍了學術空氣,也豐富了研究內容。我國學者正是在這種學術氛圍下,展開了中國環境史的研究工作。
在我國出版較早且有一定規模的中國環境史專著,當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的《中國環境保護史稿》一書。該書在當時國家環保局宣教司的倡導下,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組織所內及部分環境專家合作編寫而成。其間作者大多具有科學技術史研究工作經歷,故全書充分體現了科學史研究的風貌。該書取材宏富,涉獵文獻廣泛,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批作者學術功底深厚。由于是多學科專史的學者共同編撰此書,其成果不可避免帶有原有研究領域的色彩。但該書在整體思路上,已開始注意到綜合考慮人口、資源與環境的互相制約的關系。這些研究思路與方法和中國臺灣地區及國際上從事環境史研究的學者有相通之處。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的《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中收集的中國臺灣地區及國際上一些研究環境史的論文,其關注點與《中國環境保護史稿》所列篇章十分近似。雖然在敘述方式、角度上不盡一致,但涉及方面卻大體相近。
《中國環境保護史稿》各個篇章敘述繁簡得當,且將部分研究成果融入其中,此書中認為早期的自然資源管理者――虞衡應不晚于西周時期,此一推斷業已被2003年眉縣楊家村出土的窯藏青銅器上的銘文所證實。
1999年12月,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玉往、張金明所著的《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一書。全書分為緒論和上、下編。其緒論簡要論述了生態和文化的關系,生態文化學的定義研究方法,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的特征,生態與文明的興衰。在這里,作者試圖將生態與文化兩大領域結合起來論述,并將其融為一體,使人耳目一新。該書上編為“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史論”,其分期大致為7個時間段,并與歷史朝代對應。上編全面系統地敘述了先秦到明清的生態文化。由于作者的史學傳統,對于文獻十分精熟,使全書增色不少。下編為“中華五千年生態文化建設”部分,從專題角度深入探討了各種因素和生態文化的關系,如氣候、土壤、生物資源、廢水、礦產、災害、生態旅游、生態思想等和生態文化的關系。這種研究是十分有益的嘗試,綜合吸收了社會科學領域和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并使之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實屬難能可貴。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
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任何一門學科的學科理論發展，都是從零散的、不系統的理論體系而隨著研究實踐的逐步豐富與提高而發展出系統的、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作為一門在國內較早從事專題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與歷史的積淀，理應對其理論體系進行系統的研究與總結——主要是對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學科的術語、概念；學科理論的提升等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一門體系完善、結構嚴謹的科學技術史的二級學科。
當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轉向，是以內史研究之成熟為基礎或前提的。隨著國內科技史研究之內史研究的日趨成熟，我國的科技史研究應走出內史研究的門檻，從社會學、哲學的角度看科技的發展，通過考察科技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哲學等外在因素的關系，從而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作為國內科技史研究有機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須勇敢地邁出這一步。因為科技史研究從內史向外史的轉變，不僅僅是科技史研究對象的演化與擴展，更是研究思路與視角的重大轉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