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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科學研究；人性假設；“文化-生物人”；“經濟人”；“文化人”
中圖分類號：C0 文獻標識碼：A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從根本上說就是人。為此，人性就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絕對不可能繞開的核心命題。休謨就曾說過：“顯然，一切科學對于人性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關系，任何學科不論似乎與人性離得多遠，它們總是會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回到人性。”[1]但是關于人性，筆者在此并不想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而只想緊扣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來看看我們應當怎樣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會科學的研究。
我們注意到，社會科學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種靜止不動、死氣沉沉的東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會思考會行動的一種生物，并且顯然正因如此，才產生了一切有意義的結果。所以社會科學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構造，而是要去觀察、說明和解釋人的行為，這才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從這個主題出發，筆者以為，要使對人性問題的探討具有意義，那就只有把人性與人的行為聯系起來才行。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人性，實際上就是根據一定的人性假設去解釋人的行為；反過來，社會科學解釋人的行為，實際上就是在探討人性。這就正如有學者所言：“多年來，已有許多人提出多種理論解釋人的行為。對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觀念和它們所主張的原因需要作仔細分析。這是因為，理論家相信人是什么樣的，這種信念既影響他們最充分討論人的行為的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也影響他們未考察哪些決定因素和機制。”[2]
一、“經濟人”與“文化人”假設的對峙及其整合
社會科學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所形成從而所依據的人性假設有好多種，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經濟人（理性人）”、“社會人”、“文化人”、“進化人”等等。我們注意到，在這些人性假設之間有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大體上形成了“經濟人”與“文化人”兩大假設相對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設則分別依附于它們。這種對峙，既表現為它們在社會科學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也表現為各自的支持者不斷爭論，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擊。
（一）“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自然在經濟學中非常流行，“經濟理論家們總是預設，經濟行為就是人們尋求最優化某種清晰可辨的目標函數的行動。在經濟學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義上來說的，即選擇達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簡單地說，“經濟人”總是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成目的。
在筆者看來，“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和“生物人”與“精神人”假設站在一邊的，它就是在這兩種假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際上，“經濟人”假設與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說，人們被假定是在對其行為的成本與收益（預期）進行權衡的基礎上而作出決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們所必須付出的成本，達到目的則是其行為的收益，所以選擇以最好的手段達到目的，也就是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經濟人”會這樣進行選擇，這完全源于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畢竟人首先是一種生物。在“經濟人”假設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達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選擇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說以最佳手段達到目的，還原到底，就只不過是人們趨利避害（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現而已。因此“經濟人”假設其實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設基礎之上的，吸收了人作為一種生物而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這一要點。又由于在“經濟人”假設中，人們進行利害權衡從而作出選擇的過程，需要理性思維，所以這個假設又從“精神人”假設中吸收了一部分養料，并且正是在此意義上，“經濟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設
與“經濟人”假設唱對臺戲的是“文化人”假設。這種假設在社會學和人類學別流行。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說：“沒有文化，我們便根本不能被稱為通常意義上我們所理解的‘人’”。“社會學家們提到文化時所關心的是人類社會那些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方面。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會成員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發生。它們形成了社會中的個體賴以生活的基本環境。一個社會的文化既包括無形的方面——信仰、觀念和價值，這是文化的內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實物、符號或技術，它們表現著文化的內容”[4]29-30。照此說來，人只不過是文化塑造的產物，人性就表現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會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當然也就塑造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為的。所以有人類學學者說，關于文化，“最近的定義，傾向于清楚區分實際行為的一面與存在于行為背后的抽象價值觀、信仰和世界觀的另一面。換句話說，文化不是可見的行為，而是人們用以解釋經驗和導致行為并為行為所反映的價值觀和信仰。那么，可為人所接受的現代文化定義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規范或準則，當社會成員按照它們行動時，所產生的行為應限于社會成員認為合適和可接受的變動范圍之中”[5]241-242。這就是“文化人”假設對人的行為的解釋。
“文化人”假設是與“社會人”假設站在一邊的，二者也實在不好區分開來。比如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56吉登斯就說過：“社會就是把個體連接在一起的具有內在相互關系的系統，……所有社會的整合都依賴這樣一個事實：它們的成員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結構化的社會關系中被組織起來的。沒有社會，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沒有文化，社會也不可能存在。”[4]29不僅如此，由于文化總是跟一定的社會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這樣一來，“文化人”假設與“進化人”假設[7]也是站在一邊的。
（三）過去整合的失敗
總的來看，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看似諸多人性假設林立，實則是以“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為代表的兩大陣營相對峙的局面。這相對峙的兩類人性假設，分別強調人的生物（自然）屬性與文化（社會）屬性，或者說塑造人性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各執一端，從而在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時，一個走內向路線，一個走外向路線。這兩類各執一端的極端假設，雖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了它們的解釋力。
實際上，人顯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統一，人的行為也必定是這二者共同作用的產物[8]76。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兩種假設整合起來，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統一起來，恢復一個完整的人，以獲得對人的行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釋。
應當說，這種整合的嘗試早已有之，但在筆者看來，過去的努力是失敗的。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于，過去人們盡管看到了應該將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整合起來，但卻沒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從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學者也試圖去探索這兩種屬性的相互關系，但只是泛泛地談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實際上等于什么都沒說[10]。還有的學者試圖根據的實踐觀，將二者整合在人的實踐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談[11]。更有甚者則是簡單地羅列這兩種屬性，或者簡單地將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敗[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來，要避免重蹈過去失敗的覆轍，我們就必須攻克兩種屬性是怎樣結合在一起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這個關鍵性的難題。為此，我們需要深入剖析“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假設的缺陷和貢獻。
（一）“經濟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如前所述，“經濟人”假設，還原起來就是一個趨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設。應當說在這一點上，這個假設并不是錯誤的。中國古人早就說過：“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13]1540但是“經濟人”假設的確有問題，就在于它有一個錯誤的假定，這是直到晚近才為個別經濟學家所開始注意到的問題[14]5。
我們知道，盡管人人都是趨利避害的，但人們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觀的東西，而完全是主觀的范疇，那是一個人根據其需要而進行主觀判斷或預期的結果。即，對于任何人來說，符合其需要的，就會被認為是有利的，反之則會被認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個人判斷何者為利及何者為害的唯一標準。但是對人來說，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別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愛情、家庭、友誼、形象、隱私、尊嚴等等則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為一種生物而產生出來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習得并產生出來的，即是社會化的結果。如果說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穩定的話，那么文化性需要則有所不同，它是有差異且會變化的。顯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顯了人之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這里，“經濟人”假設作出了錯誤的假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帝國主義”的鼓吹者加里·S·貝克爾認為[15]7-8，經濟分析假定一個人的偏好不隨時間的變化而發生根本性變化，而且即使是在來自于不同社會和文化的人們之間，其偏好也沒有很大的差異。穩定的偏好不是指對具體產品或勞務的偏好，而是指選擇的實質性目標。這些實質性偏好和市場上的具體商品或勞務沒有確定的聯系，它們顯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聲望、肉體快樂、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說，貝克爾所說的偏好并不是指一個人對某個具體商品或勞務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體對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假定也是錯誤的，因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則是有差異且可變的。比如說對人權的需要就不能說是無差異且穩定的，因為這個文化觀念在過去沒有過，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還沒有或者未被人們所接受。
由于堅持“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個錯誤的假定，“經濟人”假設就存在兩個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設的過度簡化，導致對人的行為的解釋同一化，而難以解釋人們行為的差異（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對人的文化性的輕視或忽視，在一定意義上是把人降低到動物的水平上。照這種假設分析起來，好像只要向一群饑餓的人投下面包，每個人就都會并且總是會像狗一樣去撲食，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總之，“經濟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提出了人的趨利避害的行為機制，而不是“無差異的穩定的偏好”這一錯誤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
盡管相對于“經濟人”假設，“文化人”假設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別強調文化屬性的作用，但它也有兩個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為“文化單一決定論”，“文化人”假設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忽視了人的生物性，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一切行為，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就曾告誡說：“我們必須立即承認，如果不與環境和他人發生聯系，人類動機幾乎不會在行為中得以實現”，但是“一旦承認了這一點，也應繼續告誡理論家，要防備過分注重外部、文化、環境或情景。我們的中心研究對象畢竟是有機體或性格結構。情景理論很容易走這樣的極端，使有機體僅僅成為情境中的一個附加物體，大概等同于一個障礙物，或這個機體試圖獲得的某個對象。我們必須記住，個人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他的障礙物和有價值的對象”[16]33。“遺傳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著作用，也非絲毫不起作用；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是一個多或少的問題”[16]150。比如說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產生了維護個人名譽或尊嚴的文化性需要，他也產生過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為文天祥在與元軍的對抗中，曾被元軍俘虜并一度逃脫過。若他并無求生之需要，又何來逃脫之行為呢？可見“文化人”假設僅僅用文化性來解釋人的行為是不夠的。
其次，“文化人”假設雖然看到了文化性對人的行為的作用，但對于這種作用的機制的認識卻是錯誤的。這個假設以為文化是直接針對行為的規范，人的行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結果。但事實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過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對人的行為起作用的。也就是說，文化并不能直接促發和指示人的行為，它僅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過社會化過程），這種需要再通過趨利避害的機制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說我們要懂禮貌，那豈不是人人時時都有禮貌行為了？
總之，“文化人”假設的貢獻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對其行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對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為的錯誤認識，即以為文化是行為規范，直接指示人們如何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提出
通過比較“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的缺陷與貢獻，我們可以確認：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不僅具有先天的穩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種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這是其永恒的行為法則。這就是對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時也是文化（社會化）的產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異性和可變性的文化性需要——這是人之為人的特性。這是對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趨利避害這個生物機制，而恰恰就是通過它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據此，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動下，通過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而作出行為選擇的。
具體說來，“文化-生物人”假設意味著：人類首先是而且始終都是一種生物，它總是產生人所共有且穩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類同時還過著社會生活，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產生出人各有異且會變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無論是生物性需要還是文化性需要）是人類行為的深層動因或者說動力，由此導致人們產生動機，即采取滿足需要的行動的沖動。再次，產生動機的人們將尋找滿足需要的手段并通過趨利避害機制而進行選擇。即人們將首先根據其需要而對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觀的利害判斷（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進行理性的利害權衡（有利則趨之，有害則避之；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最后根據利害權衡的結果對手段作出選擇，從而產生相應的行為（行為選擇）。
筆者以為，“文化-生物人”假設應該是很好地整合了“經濟人”和“文化人”兩大人性假設，從而恢復了完整的人。因為我們沒有輕視或忽視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間的任何一個，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與文化性相互結合而對人的行為產生作用的方式，即趨利避害的生物機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運用
筆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設，是著眼于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去運用的，否則這項研究也就失去了意義。為此，我們就需要說明一下究竟應該如何來運用這個假設。
（一）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的前提
任何假設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條件的，因此在運用時，就必須要首先指出這些前提條件。對于“文化-生物人”假設來說，其前提條件為：首先，該假設只對有意識狀態下的人才適用。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產生需要和動機，不能采取行為，當然也就無法對其進行分析了。其次，該假設只對能夠社會化的人才適用。能夠社會化的人才具備與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習得人類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無法社會化或者社會化過程出現嚴重障礙的人，比如先天性癡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嚴格說來并不是真正的人，頂多算是一種生物。對于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來分析就夠了，這里的假設對此是不適用的。
不過總的來說，上述兩種情況，或者只是極少數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狀態，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關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狀態，比如睡眠，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義，因為我們很難想象人類是在這種狀態下創造歷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況來反駁這里的人性假設，那么我們將認為那不值一駁。
除去上述兩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設也的確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至于構成我們社會生活的人際互動，那就必須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為人際互動是雙方甚至多方的戰略互動行為。但由于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由單個人的單個行為所構成的，所以我們說“文化-生物人”假設不適于用來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那僅僅是說不能夠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人際互動的過程和結果，但卻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釋博弈某一方或某個人的單個行為。其實，“文化-生物人”假設與博弈模型并不沖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礎和起點。
（二）運用“文化-生物人”假設進行分析和解釋的步驟
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為，切入點在于把握此人當時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對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體內容或內涵是什么，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這個人對于為滿足需要而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的情況，因為利害判斷的一般法則是：能滿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礙需要滿足的則有害。而要把握一個人的需要是什么，我們就要仔細觀察當時的情境，包括行為者自身的生理狀況和所處的環境狀況，因為一個人的需要不是由內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會環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來說，在相似的情境下，人們所產生的生物性需要會是相同且穩定的，比如在口渴時產生對水的需要。但是對于文化性需要來說，這卻未必成立，因為每個人的社會化經歷存在差異，這就需要我們更深入地去了解一個人的社會化經歷背景。比如說，在饑餓且走投無路的情境中，有的人會去乞食而有的人卻不會。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他們在那種情境中，可能產生了對尊嚴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個人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這有助于我們分析和解釋一個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事實上，在對尋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判斷之前，沒有人會僅僅產生一種需要。如果說把手段所用以滿足的需要稱作一級需要的話，那么隨著手段的出現，人們就會產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產生的需要，可稱之為二級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食物的需要是一級需要，一個人為滿足這個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會刺激二級需要，即對尊嚴的需要的產生。正因為多種需要的連鎖產生，才導致人們對于所找到的手段在進行利害判斷的基礎上還要進一步進行利害權衡，這樣才能最終確定該手段是有利還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從對食物的需要來說，乞食是有利的，但從對尊嚴的需要來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的，這就需要進行利害權衡了。可見利害權衡是更加復雜的利害判斷。
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某一項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權重就更大，從而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對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教育的人來說，對尊嚴的需要的程度就遠遠高于對食物的需要，從而在利害權衡的過程中，前者占據更大的權重，所以決定著利害權衡的結果，即判定乞食這種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們需要把握一個人各項需要的相對程度，才能解釋此人對于其所找到的手段進行利害權衡的情況。
那么怎樣才能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呢？這確實是有難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們已經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種需要的相對程度也可能會因人而異，甚至就是同一個人，也可能會因時而異。但是人們的需要的相對程度還是有一些規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對程度與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對程度則與一個人的社會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說，饑餓是一種生理失衡的狀況，因此這種生理失衡越嚴重，對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如果深受“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價值觀教育，那么他對貞潔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這樣的話，通過仔細調查一個人的生理失衡狀況和社會化經歷背景，我們還是可以把握一個人某種需要的相對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權衡最終作出后，一個人對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選擇也就出來了：如果手段被判定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則就拋棄，轉而尋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樣，這種對于手段的選擇，都將導致人們作出某種行為選擇：采取某種手段，或者拋棄某種手段而尋找新的手段。而人們的這些行為選擇，無不體現出趨利避害的特征。這樣，根據“文化-生物人”假設，我們就解釋了一個人的行為。
（三）“文化-生物人”假設的理論意義
“文化-生物人”假設不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釋單個人的單個行為，而且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更為復雜的行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釋更為廣泛和復雜的行為和活動，因此該假設的運用是前景廣闊且充滿希望的。可以說，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設確實能夠將從前四分五裂的各種人性假設，特別是“經濟人”和“文化人”假設都統一起來，從而恢復一個完整的人，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元假設，那么社會科學研究就有了一個統一的基礎，“經濟學帝國主義”和“社會學帝國主義”這兩種偏頗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張則必將坍塌，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大同主義則有望實現。
有人可能會擔心人性假設的統一會使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學科失去身份特征，不過在筆者看來，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會科學的出路，本來就在于破除學科壁壘和偏見，而走上一條融合統一的道路，因為那才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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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觀是社會共同體對價值客體的共同看法，它是社會群體實踐的產物。社會價值觀是特定社會群體確立價值取向、確定價值目標、作出價值判斷和實施價值選擇的依據。社會價值觀被群體成員所接受與認同，存在于每個社會成員的觀念之中，屬于一種社會意識。
社會價值觀的表現形態制度化形態、知識化形態和生活化形態。其中制度化形態是指官方提倡的主導性社會價值觀形態。知識化形態是指某種社會價值觀已達到系統化程度。它通過思想文化傳承的某種或多種載體和方式而存在。生活化形態是社會價值觀的原生態，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通過習俗與行為方式等體現出來的價值取向，具有“草根性”特點，但當生活化形態的社會價值觀達到自成系統的理論程度時，就可以成為知識化形態而存在。
大學生文化認同就是學校群體成員對各種觀念、制度與行為方式的認同，是對本民族在長期的共同語言、生活、共同心理素質的一種積極的肯定性認知。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基本價值的認同。
大學生是一個有著非常敏銳的感知力、思維活躍、富于創新性的高智力群體，其社會價值觀及文化認同很容易受到社會環境變遷的影響。當代大學生成長于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大學生具有極高的可塑性，對社會上的新鮮事物以及新奇的思想觀念都很容易接受、消化并吸收，從面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樣以來，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便具備明顯的時代性特征和新生元素，相應地大學生的自主自立精神、社會競爭、民主法制觀念及主觀能動性等各方面因素也會應運而生。大學生價值觀念在各方面都會受到不同意識形態的影響，也會在各視域不斷延展，當前大學生的價值觀的重要問題域是在傳統上還未進入價值觀話題的生態、網絡等問題。在不同文化領域的影響下，大學生對新的社會情境、文化領域及相應的價值取向等問題很難有效地消化、吸收、創新，每個人的成長環境、生活經歷、社會閱歷不同，因而也決定了大學生的價值觀念極具多元化。但承認大學生價值觀念的多樣性并不代表全盤地不加考量的接受他們的任意觀念，而是對他們的具體的價值觀進行科學地、系統的分析，批判他們的有損他人利益、阻礙社會進步的錯誤的價值觀念，對其正確的價值觀念給予肯定和支持，引導其構建社會核心價值觀，促進大學生身心健康成長。
2 社會價值觀對大學生文化認同的影響
撒切爾夫人說過：“我們掌握現代科學發展的全部巨大資源可供使用。這使我們有力量與地球另一邊的人取得聯系從而發揮影響，就像我們一度能夠容易地同臨村里的人取得聯系一樣，我們必須使用這股力量來宣傳我們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媒體等傳播媒介單方面對其他國家灌輸文化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通過傳播西方的思想文化進一步宣傳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以此來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的思想文化、生活形態及價值觀念。因此，受到西文化中某些潮流觀念的影響并樂意接受這種觀念的大學生不在少數，這就造成大學生對本國傳統文化的困頓及不能認同。
伴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于大學生在思想認知、情感認識、心理穩定性等方面都不成熟，在西方文化傳播蔚然成風以及文化多元化、價值觀多元化的強烈影響下，大學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危機，并且（下轉第109頁）（上接第77頁）大學生對民族文化認同不同程度不程度的缺失，使得大學生對中華民族認同的狀況堪憂。大學生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希望，是民族文化的繼承者，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播者和創造者。他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同與否直接影響到民族文化的繁衍生息，也影響到其對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用的發揮。
更為嚴重的是，西方文化憑借著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在我們國家宣傳和灌輸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這使我們在應對其挑戰時顯得有些被動，不利我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繼承和傳播。敵對勢力更是伺機加強對我國人民的思想文化滲透。值得我們國民警覺的是，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觀理念方面,美國專門針對中國人設計了一整套方案，就是要致力于瓦解我中華民族人民的意志。它的重點在于要控制人們的思想意識，以及多年來無數革命先輩辛苦建立起來的政治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
當代，正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觀念激烈碰撞的時期，在中華民族文化面臨被同質化挑戰的同時，當代大學生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的認知狀態和價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方向。所以，各不同階層、不同社會成員、不同社會團體、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其思想價值取向可以稍有不同，各有偏好，但是在根本上必須要有對中華民族文化認知的一致性，也可以說是對最根本問題、最根本利益方向要有相同的準則和目標。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有可能構建和諧有序的生活環境。我們要建設中華民族所共有的精神家園，就必須要重新認識認識中國社會價值系統的一主多元特性及其所體現的和合精神。
何光敏
（揚中市第二高級中學，江蘇 鎮江 212200）
摘 要：任務型教學就是以具體的任務為學習動機，以完成任務的過程為學習過程，以展示任務成果的方式（而不是考試的分數）
來體現教學成就。任務型學習的理論認為：以功能為接觸的教學活動中有許多活動并不是來自于真實生活，最多只能是準交際，而要
培養學生在真實生活中運用語言的能力，就應該讓學生在課堂教學中參與和完成真實的生活任務。筆者在本文中主要談一談在外語
教學中的應用和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關鍵詞：英語學習；社會文化；任務型教學
中圖分類號：G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351（2013）－12－0002－01
第一部分：英語學習社會文化理論———任務型學習與英語教學。
一、主要觀點
任務型學習的主要原則有交際為核心，意義為靈魂，強調通
過語言交流來學習語言；將語言運用于真實情境的機會，將真實
的語言材料引入學習的環境，以及把課內的語言學習和社會的語
言活動結合起來；強調通過教師與學生互動和學生與學生互動來
完成任務。課堂上以小組為單位，通過討論、辯論、相互問答、分
角色表演、采訪等形式，使小組成員通過合作來完成任務，以起到
小組成員間知識能力的相互促進。在這種課堂組織下，學生不再
是被動的學習者，師生關系非常和諧，學生成了學習的主角，教師
是導演、咨詢者和參與者。
二、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和對外語教學的啟示
（一）采用任務型教學法進行教學
任務型教學在英語課堂教學中分為：任務準備階段，即輸入
階段；任務實施階段，即習得學習過程階段；任務后階段。Willis
（1996）稱之為三段式教學法：任務準備階段———介紹教學主題并
說明任務內容；任務執行階段———學生執行任務———計劃報告內
容———發表成果；語言加強階段———進行語言結構分析與練習。
（二）在整個教學活動中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
1、充分關注學生的認知差異。設計任務教學時安排任務活
動要層層推進，逐步提高學生的語言運用能力，在運用中由淺入
深。例如，在牛津高中英語的教學中，我每模塊的每個單元都有
一個任務型教學活動，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設計不同的教學活
動。要把“學生帶任務的學習”落到實處，教師要改變教學觀念，
從準備到點撥的過程中，教師必須使學生明確學習意識，做到鼓
勵學生大膽的使用英語。通過任務型教學實踐，我發現學生對這
種教學方法產生極大的興趣，使學生能在參與活動過程中，通過
自己的創造和別人合作共同完成交際任務。
2、劃分小組，合理搭配小組成員。使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學
習情況，自主探究，進一步鍛煉學習英語的語言能力和創新實踐
能力，又讓學生學以致用。活動中要注意到學生個體差異，因此，
要合理搭配小組成員。根據不同問題，小組成員可多可少，有時
讓大家自行解決分組，完成任務。加強學生的活動，并能及時給
予個別輔導。
經過幾年的任務型教學實踐，我認為，任務型教學不僅提高
了學生的聽說讀寫的語言運用能力，而且培養了學生的研究實踐
能力，在英語教學中有很大作用。倡導任務型教學模式，不僅表
現在學生在課堂內容的學習參與上，而且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
達到知識的積累，技能的訓練，能力的發展。
第二部分：以牛津高中英語第四模塊第一單元TASK板塊為
例，探討高中英語課中的任務型教學模式。
根據本節課的寫作目的即為公司的ChocoLocoBar寫一則廣
告的最終目標，在課開始的時候，迎合許多學生喜歡音樂的興趣
愛好，我在網上找到了學生喜歡吃的德芙巧克力的音樂廣告，雖
然學生可能沒有聽過，但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通過歌曲賞析和
辨析來訓練學生的聽的能力。
然后通過對德芙廣告的中英文廣告標語的介紹和在網上找
到的市場調查數字報告自然導入，幫助學生復習分數，小數和百
分數的表達方式，并提醒學生注意小數點后的數字的正確讀法并
對數據變化的各種表達方式如增加、減少、變化、范圍和限度通過
條形圖表的形式出現，形式相對新穎，讓學生在讀圖中自然而然
的學會各種數字的句子表達方式，然后再進行該部分的詞塊總結
呈現。
在第二次聽力活動前，讓學生用以上相關詞塊進行句子翻譯
練習，學生四人小組操練，老師將一張有六句中文句子的練習紙
發給每個小組，由一人說出中文句子，其他三人搶譯。由復習與
總結如何說各種各樣的數字到用所學詞塊進行翻譯練習，此時學
生們已經對聽力內容中所要涉及到的句型比較熟悉，接著適時進
行聽力練習。聽力任務過程中，適時地停頓讓學生有時間思考各
個數字的表達和書寫，然后再抽取個別同學匯報答案，這種做法
提高了最后答案的正確度，也提高了課堂的效率。
在此基礎上幫助學生掌握連詞的用法，訓練學生能夠有條理地
陳述自己的觀點，提高學生口頭表達能力，要求學生結對練習對話，
通過同桌做采訪的活動，鼓勵學生應用所學表達方式和不同的句子
結構陳述理由，表達觀點，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
然后幫助學生辨別不同形式的句子并要求連線以辯識不同
形式句子的能力，再通過閱讀書上三則廣告并總結廣告中所閱讀
到的廣告用語詞塊，有意識地讓學生進行寫作模仿，并為一些基
礎薄弱的學生提供了寫作模版和任務，保證每個學生都有了寫作
的素材，而基礎好的學生可以自行發揮，廣告文章的寫作也就水
到渠成。
最后要求學生用自己最有說服力的圖片和語言向全班同學
展示和推銷自己的廣告產品。
在整個教學活動中，教師是導演、咨詢者和參與者，學生則是
活動主體，學生的任務是開放型的。每個環節都有明確的任務，
方便各個層次學生的學習。與之前的教學活動相比，該教學難度
降低，但能保證各個層次學生的不同層度的提升。學生以小組為
單位進行討論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學生個體的活動則
給整個課堂增添了一抹抹亮色，學生回答精準之處無不增添了學
生的英語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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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展華僑教育。
“無僑教，則無僑務”，華僑教育一直被臺灣視為僑務工作的第一要務。近年來，臺灣又提出“有什么樣的僑教就有什么樣的僑胞”，進一步突出臺灣當局賦予僑教工作的政治色彩。臺灣當局的華僑文教工作可以分為島內和島外兩部分。島內工作主要是吸引僑生到臺灣升學，島外工作主要是推展海外華文教育。
（一）吸引僑生到臺升學。
臺灣當局認為，僑生是能夠在海外推動臺灣僑務工作、開展“草根外交”的種子，而且優質的僑生政策也是爭取僑生父母對臺灣向心力的有效途徑，所以一直將僑生工作視為發展僑教的“起點工作”，給予高度重視。上臺后，繼續積極地開拓新途徑、新方式吸引海外僑生回臺升學，對僑生在臺就學期間予以妥善悉心的照顧，并注重加強對畢業僑生的聯系。
為吸引僑生回臺升學，“僑委會”于2000 年7月與“教育部”研擬修訂了“僑生回臺就學及輔導辦法”，放寬了僑生到臺灣升學的限制性規定，同時報請“行政院”核準開放各大學研究所僑生名額，全面開放科技大學、二年制專科學校招收僑生等辦法，擴大辦理海外僑生回臺升學工作。此外，繼續貫徹自1997 年起就實行的雙聯學制，授權臺灣的大學院校與外國大專院校合約合作辦學 ，協助外國大專院校畢業生到臺灣續讀銜接大學院校大三、大四課程，兩年內取得臺灣的學士學位。
由于臺灣大專院校每年所接納的正規僑生名額有限，為了吸收更多僑生及培養華僑青年在僑居地的謀生能力，臺灣“僑委會”每兩年舉辦一次“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讓海外青年分別就讀于屏東科技大學、逢甲大學、文化大學、高雄海洋技術學院及大華技術學院等高校，學習實用技能。這些學校招生一般不受名額限制，凡符合入學規定者均予分送入學。
僑生在臺灣就讀期間，“僑委會”全面落實在學僑生的生活輔導和照顧。“僑委會”特別訂定“輔導辦理照顧海外只身在臺僑生接待家庭計劃”，該計劃鼓勵島內百余所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及社團擔任僑生接待家庭，讓僑生安心在成學業。為協助貧困僑生解決經濟問題，“僑委會”專門為僑生辦理工讀補助，每學期均提供 600 余個工讀名額，補助金每名每月 2500 元（新臺幣）。①此外，“僑委會”積極輔導地區性及學校性僑生社團舉辦各種文娛聯誼活動，豐富僑生生活，并且對在學僑生社團舉辦活動及出版刊物提供補助。
畢業后回僑居地是僑生培養的原則之一，“僑委會”非常注重加強與畢業僑生的聯系。每年在僑生畢業前夕，臺灣分北、中、南三區舉辦“大專院校應屆畢業僑生歡送會”。同時鼓勵畢業僑生加入僑居地的校友會或聯誼會，讓畢業僑生充分發揮“民間外交”的角色。目前留臺校友會總數已達101個，遍布亞洲、歐洲和美洲等地。此外，“僑委會”每年邀請海外“留臺”畢業校友返島訪問，并輔導“留臺”校友會舉辦各種聯誼慶祝活動，以加強聯系“留臺”校友，籠絡人心。
在多種鼓勵回臺升學的措施及海外“留臺”校友會的努力下，僑生回臺升學人數逐漸回升。根據“僑委會”的統計資料，1998學年度僑生回臺升學人數為9357人，199年度增至 10566 人，2000學年度續增為11033 人。②而2000至 2003年學度，僅經“僑委會”輔導申請回臺灣升學人數合計有10914人，輔導海外僑生自行回臺灣升學的有533人。③
（二）振興海外華文教育。
臺灣當局將海外華文教育視為島內教育的延伸，學制、教材等方面都與島內教育相銜接。臺灣“教育部”下專設“僑民教育委員會”，主要負責海外臺北學校的營運與發展。針對臺商赴海外投資日益增多，為解決其子女教育問題，“僑委會”已協同當局有關單位在東南亞各國創辦了6所海外臺北學校：印尼雅加達臺北學校、泗水臺北學校、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臺北學校、檳城臺灣僑校、泰國中華國際學校、越南胡志明市臺北學校。④另外，為統合海外華文教育工作，借鑒大陸的做法，于2004年成立了由“教育部”主導下的跨部會的“對外華文教育政策委員會”，負責海外華文的推廣工作。
上臺后，提出了“全面振興海外華文教育”的革新理念，致力于提升海外文教的軟硬件品質。具體措施主要有：
1、注重海外華文師資的選拔和培訓。
海外華文師資的選拔和培訓主要通過三大途徑：一是鼓勵海外華僑赴臺就讀師范學校，畢業后推薦到海外僑校任教；二是委托島內教育機構分期對海外僑校在職華文教師進行培訓，如開辦“海外華文教師研習營”、“華文網絡種子師資研習班”、“全球華文網絡教育研討會”（一般兩年一次）等多種活動。三是選派優秀教師到海外僑校任教，并經常選派教育專家、學者、僑教志愿者赴海外巡回教學、講演，為海外華校教師傳授教學知識和技能，以此提升華校的師資素質。
雖然“僑委會”限于預算的有限，在海外華文師資培訓上的期數及參訓人數上增加不大，但在辦理方式及培訓對象方面進行了創新，如協助緬甸、泰北僑校開辦簡易師范科，以培訓當地青年加入華文教育行列；結合民間資源合辦僑居地的華文教師研習班，擴大培訓效果等。
2、實行多種途徑辦學。
在辦學途徑上，臺灣當局根據不同條件，因地制宜，采取多樣化辦學。主要有：
其一，開辦函授教育。從1956年起，臺灣“僑委會”在臺設立僑民函授教育學校（1966 年改名為中華函授學校），以通訊及視聽教學方式向海外傳揚中華文化、科學知識、生活技能及華文教育。函授教育設有華文教師、中華文史、中國語文及應用文、農牧、工商業、高中進修、初中進修、小學進修等多種學科和課程。1979年開辦中華函授學校空中書院，利用臺灣《亞洲之聲》廣播電臺廣播開設華語教學科目，用多種語言向全球的華僑華人播教，以擴大函授招生。為整合資源，2001年將空中書院課程歸并于函授教學內。另外，還運用現代網絡教學科技，提升函授遠程教育功能，以適應海外僑民多元化學習的需要。2000－2003年，海外僑民報名函授網絡課程多達70156人。⑤
其二，設立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從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起，臺灣“僑委會”開始在華僑、華人集居地設立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作為“僑委會”在海外開展工作的重要服務據點。目前臺灣已在美國的洛杉磯、舊金山、紐約，澳大利亞的墨爾本、悉尼，菲律賓的馬尼拉，南非的約翰內斯堡，法國的巴黎等地華埠設立了 16 個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原為 17 個，后倫敦僑教中心因租金昂貴等因素于 2003 年底關閉）及37個僑務服務站（遍及北美洲、亞洲、歐洲、中南美洲、大洋州和非洲），并已經著手在美國華盛頓、巴西圣保羅和加拿大溫哥華三地以購地自建方式建蓋僑教中心，前者預算 265 萬美元，后兩地預算各約 100 萬美元。⑥文教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有：開辦中外文補習班、民族舞蹈、武術等民俗班；提供咨詢服務、職業訓練；舉辦文化、教育、體育等各類活動。⑦這些中心及服務站直接聯系或間接控制各地的中文學校和社團。至今以這些信息中心網站為骨干，形成了虛擬的全球華人網絡社區，同時全力推動“全球華文網絡教育中心”的建設，力爭使“全球華文網絡教育中心”發展成為中華語言及文化的入口網站。
二、協導僑商經貿。
“拼經濟”乃臺灣當局的施政重點，為讓臺灣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硅島”，“僑委會”配合島內各部門采取了多種措施密切與海外華商的聯系，希望憑借華商力量的整合服務于臺灣經濟的轉型，促成臺灣經濟的多元化和國際化。
（一）充實僑商經貿網絡，獎勵華僑經濟學術研究。
為充實僑商經貿投資信息，增進網絡商機，“僑委會”建置了“海外華人信息服務網”入口網站，整合臺灣各涉外機構及“僑委會”、“全球華商信息網”、“華人地球村”、“全球華文網絡教育中心”等六大網站為單一服務窗口，其中“全球華商信息網”內已經涵蓋全球 170 個僑商團體的基本資料。此外，還陸續更新《華僑經濟年鑒》，提供海內外僑商經營事業及投資廠商參考，2002 年完成《華僑經濟年鑒》的《美洲篇》及《歐亞篇》，2003 年已陸續完成《華僑經濟年鑒》的《亞太篇》及《東南亞篇》。
為深度了解華商經貿實力，引導海外華商參與臺灣島內的重要經濟計劃，“僑委會”還獎勵臺灣島內公私立大學院校開設華僑事務課程，鼓勵各校從事華僑經濟事務教學研究，增進大學院校學生認識華僑事務。另外還制定了“僑務委員會華僑事務研究碩博士論文獎”作業要點，鼓勵島內大學院校碩、博士生從事僑務相關議題的論文研究。
（二）擴大培植僑社經貿人才。
為強化僑營事業的經營管理并協助培訓經貿專業人才，“僑委會”舉辦了許多培訓研究班，如“海外華商財務經理人研習會”，“海外華商電子商務趨勢與應用研習班”，“商務會務 E 化訓練研習班”，“海外華商國際貿易研習班”，“華商國際投資研討會”，“海外華商國際貿易研習班”，“海外華裔烹飪研習班”，“海外華裔青年創業研習班”等。另外，“僑委會”還制定“海外僑營事業經營服務團”計劃，派遣專家分別赴海外巡回講授經貿專業課程，協助提升僑營事業的競爭力。為加強僑商學習渠道，“僑委會”于 2003 年起推行遠距離教學，除已建置“高效能團隊領導”、“工作目標設定”、“行銷基本概念”等課程外，另在網絡上設置“臺灣經貿名師”，聘請“國際貿易”、“企業管理”等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海外僑商運用網絡釋疑及汲取經貿新知識。
（三）繼續強化“華僑貸款信用保證基金”功能，協助僑商融資。
該基金成立于 1988 年 7 月，由“僑委會”與“財政部”共同出資以協助海外僑民創業。基金設立的宗旨是在于對具有發展潛力而缺乏擔保品的僑營事業、華僑創業者或臺商事業提供信用保證，協助獲得金融機構的資金融通。截至 2003 年 9 月底，累計承保件數為 3705 件，承作保證金額為 5.9466 億余元新臺幣。同時，與該基金合作的海內外銀行計 74 家，承辦據點計 165 處，分布于 26 個國家，56 個都會區。⑧
（四）協助海外僑商組織發展。
自 1988 年起，“僑委會”即逐步輔導各地臺灣商會成立洲際性、世界性聯合總會。目前，世界臺商總會共有 170 個分會。同時，為加強與各地臺灣商會負責人的聯系、建構全球僑商網絡，“僑委會”還輔導開展“世界華商經貿會議”、“世華金融聯誼會”等活動，并從 2000 年起，辦理“全球臺灣商會會長班”，每年一至二次，邀請各地臺商商會會長等重要負責人返臺研習。
顯而易見，臺灣近年來對華僑教育、僑商及團體采取的種種扶持性措施，進一步加強了臺灣和海外僑校、華人社團、僑社的關系，客觀上對海外華人社會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但臺灣極力扶持華僑教育、積極輔導僑商經貿的目的是要同大陸爭取海外華僑華人的向心力，培植其親近力量，進而通過華人的社會關系對其國施加有利于臺灣的政治影響，拓展臺灣所謂的“生存空間”，其政治目的顯而易見。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明確的認識和足夠的警惕。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法政與公共管理學院)
注釋：
①③⑤⑧2003年11月19日張富美在臺灣“僑務委員會議”上的報告。
②臺灣中央社，2000年7月5日。
④《宏觀報》（臺），2001年6月14日。
【關鍵詞】高等職業教育；藥學類畢業生；就業指導
就業指導，也稱“職業指導”“職業咨詢”，是指給予學生和成人以升學或就業的指導和幫助[1]。職業指導是隨著經濟社會和職業的發展應運而生的。“對在校學生的職業指導工作，提供咨詢和服務。”是原勞動部印發的《職業指導辦法》（勞部發【1994】434號）第6條規定的職業指導工作的第九條內容。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指導，就是幫助學生了解社會就業形勢與當前就業狀況，了解社會人才需求和有關人事與勞動政策法規，運用職業評價分析、調查訪談、心理測量方法和手段，根據社會職業需要，針對畢業生的所學專業、求職意向、個人特點以及社會與家庭環境等條件，引導他們較為恰當地確定職業定向、選擇勞動崗位或者職業領域的社會活動。為畢業生提供咨詢、指導和幫助，實現人職合理匹配的過程[1]。
一、對我國高等職業院校就業指導的理解
1.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理解。高等職業教育[2]是指在高等教育階段實施的職業教育，它既是職業教育的高級形式，又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高等職業教育是一種特殊類型的高等教育，兼有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雙重屬性。
2.高職院校的就業指導本質也是對學生的一個教育過程，屬于思想理念教育的范疇，是高職學生在校教育的重要組成成分。
3.對高職畢業生就業指導的目標是讓學生根據所學專業、結合個人特點、家庭環境等學會職業規劃、職業設計、職業選擇，實現人職的科學匹配。
4.就業指導的內容是給予學生職業意識、職業理想和職業道德教育；通過就業指導幫助畢業生了解職業信息，提供就業咨詢和服務。
二、高職院校藥學類畢業生的特點
1.高職院校藥學類學情分析
高職院校藥學類招生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統招理科生、統招文科生、單招生。統招理科生具有基本的中學化學、生物學的基礎知識，有較好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態度，具備學習藥學學科的基本條件。統招文科生中學化學、生物學的基礎知識較為薄弱，學習藥學學科較為吃力。單招生雖然在中專階段已經學習過初級的醫學知識，但知識相對偏少，實踐技能有待提高。基于學生情況的分析，我們在三年的高職教學中采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確立適當的教學目標，并進行實施，已達到預期的教學效果。
2.高職院校藥學類畢業生能力分析
我國高職藥學院校教育學制為三年制，實行“1+1+1”的教學模式，即一年的專業基礎課學習，一年的專業課學習，一年的臨床實習。經過兩年的在校理論學習和實踐技能培養，學生具備有基本的醫學理念、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但由于招生的基礎較弱，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較差，再加上學習時間只有兩年，相對于本科院校的五年制醫學本科來說，短時間學到的知識容量少和技能操作具有有一定的局限性。
3.高職藥學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3]
本著“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的人才培養目標，高職藥學院校主要為基層醫療、衛生事業單位培養高素質高技能專門型人才。例如，臨床醫學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就是培養具有扎實的醫學基本理論、知識和技能，具有較高綜合素質、較強實踐能力應用型臨床醫學人才。主要為基層醫療機構培養從事臨床工作的醫生。護理專業就是為培養適應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需要，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質和健康的體魄，具有創新意識和奉獻精神，具備人文社會科學、藥學、預防保健基本知識及專業能力，具備護理學基本理論知識和專業技能，能與患者良好溝通，滿足衛生服務人才需求，能在護理領域內從事臨床護理、預防保健和社區衛生服務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藥學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就是培養具備能在藥品生產、檢驗、流通、使用等領域從事鑒定、一般藥物制劑及臨床合理用藥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質技能型專業人才。
4.高職藥學類畢業生的就業期望值分析
首先，隨著擴招政策的發展，目前社會的人才學歷水平越來越高，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四處可見，畢業生供需見面會上高學歷人才就業難的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高職學生畢業時僅具有大專學歷，因此，這無疑加重了這批學生的就業壓力，而且部分學生由于眼高手低，難以認清現實，就業的期望值過高。其次，高職學生生源大多數來自農村，受家庭環境的影響，學生想要脫離農村，為家庭分擔經濟負擔，會導致一部分學生對就業地域、就業環境、工資待遇水平期望過高。再次，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受中國傳統思想觀念的影響，大多數學生及學生家長認為進入國企、事業單位等，所謂的“鐵飯碗”是擇業就業的最好歸屬。總之，對就業單位、就業環境、勞動報酬的期望值偏高，是導致高職畢業生找工作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高職藥學類畢業生就業指導的方法
通過對高職院校、藥學類畢業生的特點分析，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做針對性的就業指導，拓展畢業生的就業門路，提高就業質量和就業率。
1.針對畢業生學歷特點進行指導，確立適合的就業期望值
一方面對學生進行專升本的升學指導。升學指導一般由學校負責就業指導的教師在學生臨近畢業前一段時間內，結合學生的自身情況和升學條件，以及教育部門的相關政策，對學生的升學和專業選擇進行指導。對于臨床醫學專業的高職畢業生來說專升本無疑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要想成為一名真正的藥學專業技術人員，兩年的理論知識學習和一年的臨床實踐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接受更高等的藥學教育和實踐技能的培養，才能成為真正的高素質高技能專門性藥學人才。另一方面對學生進行學歷定位指導。高職高專的畢業生具有的就是大專層次學歷，所以學生的自我認識、自我定位要準確，過高的定位，會從很大程度上影響就業，而且期望值越高，在求職期間遭受的打擊就越大，失望就越多。因此，作為學校的就業指導教師應該從這方面對學生進行認知教育。
2.針對畢業生專業特點進行指導，拓寬就業門路
藥學類畢業生，他們的專業主要包括臨床醫學、護理、藥學、口腔、檢驗等，畢業生及家長的就業定位主要就是醫院、衛生醫療事業單位。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許多本科畢業生進縣及以上的醫院和衛生事業單位都要經過層層考核、選拔，隨著這些單位門檻的提高，專科畢業生在這些單位就業的機會甚微。基于這方面的考慮，我們可以指導學生開拓思想，拓寬門路，在醫、護、藥的相關專業就業。例如，醫藥代表、學術推廣、學術專員等。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健康的重視，藥品銷售行業成為現代社會的朝陽行業，人才需求量直線上升；而這個行業就業崗位對應聘者的學歷層次要求不是很高，具有大專以上水平完全可以勝任此項工作。因此，作為學校的就業指導教師就可以從專業導向向對學生進行拓展就業門路教育。
3.更新畢業生就業理念，進行理念指導[4]
一方面使學生摒棄傳統理念，更新就業理念。高職藥學類畢業生大多來自農村，受家庭及周圍傳統思想的影響，大多數學生從一入校就期望進入醫院、衛生事業單位等，得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就算找到了一份好工作。隨著科技的進步，社會的發展，真正的“好工作”已不再這樣定義。高職院校的畢業生他們最大的優勢就是擁有基本的職業技術。一些大的醫藥銷售企業、醫療器械企業、對人才的需求量十分大，工資薪酬也十分可觀。因此，我們應對學生進行創新意識的基礎性指導，使學生更新理念。另一方面應鼓勵學生到基層從醫、從教等。根據陜人社發【2011】120號文件精神，政府實施了“大學生到基層從醫從教從事農技服務助學金”政策，這可以極大的鼓舞學生下基層從事工作的信念，尤其是家庭經濟困難的優秀學生，以此不僅可以得到一份合適的工作，而且可以獲得國家的資助，幫助學生完成學業，減輕家庭負擔。因此，我們應更新學生一定要在城市工作的理念，鼓勵畢業生下基層。
4.為畢業生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幫助就業
首先，高職院校應加強和用人單位之間的聯系，樹立長效合作機制。例如校企合作、訂單培養，可使部分學生一入校就有了定向的就業單位，而且這部分學生在校期間還可以獲得訂單培養用人單位的相關資助，鼓勵學生努力，學習幫助家庭困難學生完成學業。其次，學校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舉行校園宣講會、校園招聘會、畢業生供需見面會等，使學生和用人單位進行雙向選擇，為他們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再次，學校應建立專職的就業指導服務機構和師資隊伍[5]，對服務對象（畢業生）提供個人職業咨詢服務和團體職業咨詢服務。總之，高職院校應通過各種途徑為畢業生提供廣泛的就業渠道和就業機會。
高等職業教育是教育的一種特殊類型，其培養目標是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6]。高等職業教育既有高等教育的目標，又有職業教育特性。高職藥學類專業，具有鮮明的專業特點，針對高職藥學類畢業生生源相對較弱、職業規劃意識薄弱、基本素質略低、就業期望值偏高等特點，本文提出了四點高職藥學類畢業生就業指導的具體方法，即針對畢業生學歷特點進行指導，確立適合的就業期望值；針對畢業生專業特點進行指導，拓寬就業門路；更新就業理念，進行理念指導；為畢業生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幫助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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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層次人才 人才引進 國際化 規范管理 強化考核
千秋基業，人才為先，人才是興國之源，興校之本。高校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高層次人才作為高校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高校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引進，可以快速改善師資隊伍的整體水平，優化師資隊伍結構，提升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因而愈來愈成為各高校高度關注和激烈競爭的焦點。2014年度，我國出國留學人員高達45.98萬人，比2013年漲了11%多。與此同時，海歸人數也持續增長。專家預測，未來5年，中國將從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國，轉變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國。應當緊緊抓住這個機遇，匯聚一流人才，建設一流隊伍，打造一流學科，爭創一流大學。
一、研究型大學人才引進工作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盡管引進人才工作在加強高校師資隊伍水平建設、優化師資隊伍結構和提升學校競爭力方面成效十分顯著，但在具體實施中，難免出現形形的問題和不足，具體表現為：
1.重短期業績，輕長遠規劃
以我校為例，在高層次人才引進的過程中大多缺乏對學科及專業整體發展的詳細規劃，常見問題如下：
（1）引進人才缺少頂層設計。在引進過程中只關注引進人才科研水平和已有職稱，只要目前項目組有需求就盲目引進，對引進人才的發展缺乏長遠規劃，沒有將人才引進與學科發展相結合，導致不是引進的人才不優秀，而是引進后沒有適合其持續成長的空間，無法調動引進人才的發展潛力，這實際上是對人才的一種浪費。同時因為盲目引進導致有限的資源沒有集中在急需發展的主流學科上，而是分散到各個不同學科方向、領域，使資源的利用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2）引進人才的結構不合理。人才引進中沒有合理考慮各學科人才結構的合理性與學術梯隊建設規劃，引進人才中高端重點人才不多，中青年拔尖人才和具有較強創新能力的學科帶頭人匱乏，缺少領軍型人才。并且存在同層次人才數量過多，導致后續校內晉升競爭過于激烈，不利于人才的系統培養。
（3）引進人才的學緣結構不合理。部分老師出于課題研究及項目的持續性角度考慮，更傾向于選留本校畢業生，不利于優化學緣結構，易導致近親繁殖、學術思想形成僵化等問題。
2.重引進入口，輕發展培養
毋庸諱言，部分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在進校后，并沒有發揮出預期的作用，存在高端人才的國際資源、科研資源、社會資源沒有有效吸收，沒有起到帶動整個學科的發展作用的現象。青年教師中也存在課程任務重，項目和經費不足，科研發展受限等現象，缺乏引進后續的培養和支持，考核方式單一，激勵手段不足，引進人才的潛能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和利用，導致有些引進時業績很優秀的人才，幾年之后變得業績平平，最終甚至慘被淘汰。
3.人才生態建設重視不夠
按照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相關劃分，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更多的是在追求個人自我價值實現層面的較高層次需要滿足。為了更好地追求自身的理想、發揮個人效用最大化，高層次人才會追求更優越的科研教育平臺與軟硬件條件更加良好的國外來謀求發展，目前國內雖然在某些方面的科研能力與水平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是更廣泛范圍的科研平臺建設滯后，使得高層次人才難以真正被吸引回國貢獻個人的才智也是高層次人才引進中的一大問題。
二、做好研究型大學人才引進工作的若干建議
1.做好頂層設計，制定科學嚴謹的學科規劃，由傳統引進向定向引進轉變
人才引進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性工作，人才建設圍繞著學科建設，需要從整體上進行長遠規劃。各二級單位（學院）應對所含學科的發展現狀做出評價，對現有人才的結構、能力有明確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學科和專業發展的戰略規劃。首先應明確以下問題：第一，哪些方向是學科發展的主流方向，是要重點發展的方向；第二，學科發展要達到什么樣的目標；第三，為了達到所設目標需要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明確學科發展的近期目標和遠景目標，制定與本單位實際情況和學科發展目標相結合的、科學合理的人才隊伍規劃，避免出現人才重復引進、因人設崗、結構不合理、重點不突出等問題，真正做到以學科發展目標為導向，以崗位規劃為依據，制定科學合理的人才隊伍規劃，以我為主，按需設崗，按崗招聘，定向引進，公開競聘，優勝劣汰，能者上位。
2.創新人才引進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吸引人才
引進人才的手段可考慮采用多渠道、多方式，不能在校坐等人才上門，一定要走出去廣納賢才。除通過網絡、海外招聘會、教育報刊等傳統渠道來公開招聘高層次海外人才的信息外，還可以以引進人員為基礎，聯系其導師、校友，建立樹型人才庫。并考慮選擇全球各地的數十家影響力大的華人社團、留學生組織，設立海外高層次人才聯絡處，定期查看各國際知名高校了解國際知名高校華人科學家動態，建立專家信息庫，并定期保持聯系，使之成為學校未來引進高端人才的主要來源，并逐步使這一形式成為學校引進重點人才的主渠道之一。
3.做好人才隊伍長遠規劃，注重青年引進人才的再培養
青年人才是師資隊伍建設的重要后備力量，是引進工作的重心，適時補充青年人才是改善高校人才隊伍老化的有力手段。在加大對青年優秀人才引進力度的同時，要注重對引進的青年人才的再培養。各二級單位（學院）在制定本單位學科規劃時，應對每個崗位有明確的崗位要求和終極目標，為引進人才制定長遠規劃，提供完善的培養方案。尊重個性培養，搭建適合其發展的平臺，為其提供充分的團隊支持和經費支持，在管理、考核和激勵措施等方面激勵青年教師的科研熱情和創造性，全面開發青年人才的潛能，著力創造條件培養自己的教學骨干和學科帶頭人，進而逐步造就一批高水平的青年拔尖人才。
4.完善考評機制，建立國際化的聘用考核體系
對高端人才高投入的同時，可能會帶來高產出，但相應的也可能帶來高風險。要對高端人才實行國際化聘用考核機制，簽訂科學合理的、具有國際化水準合同，以契約形式明確工作目標、工作任務及考核方式，減少高端人才違約風險。合同中應明確體現高校、個人的權力和義務、引進待遇、工作目標、工作任務、考核方式、獎懲措施等，對工作目標和工作任務要加以具體的量化，以便做到考核有據可依。考核方式應更為靈活，既要考慮到不同學科方向的特殊性，又要能激發引進人才的科研動力和創造能力。
5.以人才為核心，創造良好的環境機制
在重視引進人才的同時，也要充分調動現有人才積極性，把引進人才和現有人才有機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1+1>2的新的具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團隊，達到人才的最優整合。通過合理的激勵手段、科學的考核方法以及體現人文關懷的管理方式，積極創造一個能讓人才專心致志開展科研，具有濃厚的學術氛圍、良好的團隊協作精神的科研環境。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寓管理于服務之中，做到尊重人才、穩定人才，以感情留人、環境留人、待遇留人、事業留人。
綜上所述，當今和未來的國際競爭，其實質就是人才的競爭。高校擔負著培養高素質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任，需要有一支高素質的教學科研隊伍。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既是加快發展方式轉變的核心因素，也是在發展新階段贏得新優勢最便捷、最有效的途徑。建設一流大學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加包容的氣度、更加優惠的政策舉措、更加優越的工作條件和更加寬松的人文環境，吸引優秀人才來校工作，逐步形成群賢畢至、英才云集的大好局面，真正做到“遠者親，近者悅”，為全面實現學校跨越式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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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風俗 文化功能 民俗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且地域遼闊的文明古國。各地區、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民風民俗，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深受風俗的影響。
此外，風俗的自產生以來就與民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兩者有著眾多共同的特性和內容。所謂“民俗者，風俗也”。我們可以將已有的民俗研究成果應用到風俗的研究上來。本文便是運用此方法來對風俗的文化功能進行探討。
一、 風俗的定義
風俗是我國一個古老而重要的文化概念，自其產生之日起便與我們有著密切聯系，并且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它有著獨特的起源，發展與傳承歷史。
“風俗”“民風”等詞最早見于《禮記。王制》：“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外，《詩經》《管子》等文獻也有許多記載有關風俗的記載。至漢代，“風俗”一詞則已普遍使用。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有關風俗的文史資料，如《史記。貨殖列傳》、《漢書。食貨志》、《風俗通義》等。這些資料不但記錄了當時的風俗，而且對風俗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探討，使得風俗的研究進一步發展。漢代以后，我國有關風俗的著作更是不斷出現，如《歲時廣計》、《東京夢梁錄》、《清嘉錄》等，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風俗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是密切聯系的，風俗對人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和進行文化規范的作用。綜合中國古代的風俗觀，我們可以發現古代學者對風俗有兩個典型的概念：一是如《周禮》所說：“俗者習也，上所化曰風，下所習曰俗”；一是如《風俗通義》所說，：“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風俗的這兩種解釋都有其合理之處，他們 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風俗的特點。前者主要從文治教化的角度出發，是就風俗形成的社會動力而言；而后者則主要是從自然和 社會兩個方面對風俗的產生作出解釋，認為風俗兼具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
在近代社會，由于西學東漸的影響，風俗的內涵發生了許多的變化，近代學人對風俗的研究也更為關注。1910年張采亮寫成中國第一部風俗史――《中國風俗史》，它以風俗為線索，將政治文化，典章制度，文人風氣，生產方式，生活習俗融為一體，以歷時的角度，建構中國通史，體現出中國固有風俗概念在接受西學的影響后，發生的獨特變化。1922年胡樸安著《中華全國風俗志》，他通過對中華各地風俗的詳細記載，既突出了我國風俗的整體性，體現出風俗中的國家意識，又顯示出了我國各地風俗鮮明的個性特征。1923年北京大學成立的“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也在旨趣中寫到：“風俗為人類遺傳性與習慣性之表現，可以覘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間接即為研究文學、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之良好材料。”
而現在，我國對風俗的定義則主要集中在各類學術著作以及各類辭典中，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辭海》為代表，說：“風俗：歷代相傳積久成習的風尚、習俗”；另一種以《現代漢語詞典》為代表，說：“風俗：社會上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的總和”。
簡而言之，風俗是在一定的社會共體中，人們普遍公認的，積久成習的各種行為方式的總和。它是一種社會文化傳承，有著豐富的內容和多樣的形式。
二、風俗的特征
風俗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態，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特征。這些征主要表現在：
（一）風俗具有社會性
風俗的產生是人民群眾集體創造的結果，是得到特定群體認可、接受和傳承的文化事象。任何單個人社會行為是不能稱為風俗的，只有當這種行為得到其所處社會群體的認可和接受，它才能成為一種風俗。風俗的社會性也可理解為群眾性。
（二）風俗具有地域性和多樣性
中國文化受地理環境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風俗作為一種文化形態，也必然深受地域的影響。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便是對風俗地域性的形象說明。由于地理環境的差異，我國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風俗。例如，我國南方和北方民族的居住習俗就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另外，我國的風俗也是多種多樣的，這主要表現為：不同的地區，民族有不同的風俗，甚至同一地區，民族也有不同的風俗。風俗的地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風俗的多樣性。
（三）風俗具有傳承性和可變性
風俗作為一種歷史文化傳承，它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一種跨越時空的文化連續體。同時，風俗還具有相對穩定性，一旦形成便不會輕易改變。然而，由于風俗是與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等相聯系的，所以風俗在其發展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從而產生變異。“時異俗易”“移風易俗”等詞就體現出風俗的這種可變性。總之，風俗是在傳承與變異的統一體中不斷發展的。
三、 風俗的文化功能
關于文化的功能，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洛夫斯基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文化根本是一種手段性的現實，為滿足人類需求而存在。”風俗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領域，充分認識并把握它的文化功能，才能有助于它的傳承和發展，才有利于激發全民族的文化創造力，增強我國文化的活力，從而使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積極向上。具體來說，風俗具有以下的文化功能：
（一）風俗具有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培養愛國主義情感的功能
風俗具有社會性，任何一種風俗事象都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社會普遍傳承的風尚和習俗。個人的生活習慣，愛好和他所要遵循的禮儀等，只有與社會習俗相結合，社會才會給予承認，才能融入到社會的風俗之中。由此可見風俗是與廣大人民群眾緊密聯系的文化，它是人民群眾生產與生活領域的一個方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民族心理與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風俗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使得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能夠不斷強化每一個國民的國家意識與民族意識，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我國傳統的家族觀念強調“精忠報國”，教育子孫后代要熱愛祖國，珍惜家人。顧元明先生也指出：“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待人處事無不反映著民族精神”。
另外，風俗總是和一定的社會群體相聯系的。因受同一種風俗觀的影響，這些社會群體便容易形成共同的價值觀，民族觀。因此，像春節、端午節等對全國都有影響的風俗則更容易使中華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從而增強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風俗具有教育規范功能
風俗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傳統，它有著教育大眾，規范人們行為的雙重功能。它的這種功能在人們成長的過程中表現的十分明顯。例如，一個人出生以后便要接受“誕生儀禮”，成年后則要經歷“成人儀禮”，緊接著又要經歷“婚姻儀禮”，人死后則又有“喪葬儀禮”。此外，在人的一生中，他還會受服飾風俗，歲時風俗，村落風俗等的規范和影響，從而不斷實現人的“社會化”。因此，我們認為風俗既塑造和影響我們的人格，同時又規范我們的行為。風俗的教化規范功能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互為補充，對人的成長發揮著不可磨滅的作用。
（三）風俗具有歷史功能
風俗是一種歷史文化的創造和積累，是活的社會“化石”，它記載著人類社會傳承和發展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功能。其次，風俗本身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反映出各個時代的時代特征。例如，我國歷史上很多有關記載風俗的著作在今天已經成為研究各個朝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重要資料。另外，對于那些依靠口頭傳承的社會風俗，其歷史功能更是體現的突出。例如，我國一些少數民族的《創世紀》以及各類神話敘事詩不僅反映出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觀，而且還記敘了這些民族的文化發展史，至今仍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
（四）風俗具有文化認知和審美功能
通對風俗事象的考察研究，我們對特定時代和特定領域里人們的思想意識，審美意識，精神追求，價值取向及其文化心理將會有更深的理解。風俗作為一種特色的文化事象，其文化認知和審美功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我們通過傳唱各種民謠則可以體會到古代勞動人民審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再如，我們通過寫春聯，畫年畫則可以感受到中國書畫藝術的獨特魅力，也可以感受出中華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由此可見，風俗是我們認識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五）風俗具有娛樂功能
風俗既是人民物質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了許多的娛樂活動，從而達到放松消遣，愉悅身心的目的。風俗的這種娛樂功能又以節日風俗和競技風俗表現的最為明顯。例如，蒙古族的那達慕大會，傣族的潑水節等。另外，風俗的這種娛樂功能也使得其生命力更強，影響更大。至今天，很多少數民族的風俗正是因為其娛樂功能才逐漸走入大家的視線，為大家所熟知。
總之，風俗的內容和特征是多種多樣的。同樣，風俗的文化功能也是多方面的。通過對風俗文化功能的深入探討，我們進一步發現了風俗的巨大作用與價值，也發現了風俗對自己潛移默化的影響。對待風俗，我們應采用辯證的觀點，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時，面對傳統風俗不斷消失的現狀，我們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來保護我們的文化生態環境，使我們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得以傳承和發展，從而使風俗的文化功能得以繼續正常發揮，使我們及我們的子孫能在良好的風俗中健康成長，快樂生活，使我國的文化更加和諧而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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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基因食品 人體試驗 受試者 黃金大米 倫理
2012年8月湖南黃金大米事件爆發，震驚中美兩地；2013年10月，中國61名院士推進轉基因水稻產業化，聲稱再延遲就是誤國；同月又傳出1400噸轉基因菜油混入國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爆發性事件將轉基因食品一次又一次的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
一、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理論辨析
轉基因食品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它已經潛移默化的潛入了我們的生活，日常使用的大豆油、甜美的木瓜往往都是轉基因食品。所謂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是利用分子生物技術，將某些生物的一種或幾種外源性基因轉移到其他生物物種中或對生物體本身的基因進行修飾，從而改造生物的遺傳物質使其有效的表達相應的產物（多肽或蛋白質），并出現原物質不具有的性狀或產物，以轉基因生物為原料加工成的食品就是轉基因食品。
所謂人體實驗是以人體作為受體對象，用人為的實驗手段，由訓練有素的實驗人員在遵守嚴格的實驗規則、倫理原則和嚴密的監控下，對受試者進行研究和考察的行為過程。作為人體試驗特殊類別的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是在轉基因食品產生后才衍生的概念，明晰其真正內涵要區別以下幾組概念：
首先，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不等同于食品人體試食試驗。食品人體試食試驗多是保健品的試食試驗，其安全性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的情況下驗證其對人體的調解和輔助功能，且試驗不需要經過審批即可直接進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試驗對象安全性是未知的，其試驗目的在于證明該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且試驗的進行需要審查委員會審批。
其次，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不等同于醫藥人體試驗。醫藥人體試驗是某種疾病患者作為受試者，通過對受試者的研究和觀察，開發和改善相關藥品、醫療技術或醫療器械的行為。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則是以轉基因食品為試驗對象，以健康的普通人作為受試者而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進行的科學論證過程。無論在受試主體、受試對象及試驗目的等方面，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與醫藥人體試驗都大不相同。
所以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是指以健康人體作為受體對象，合格研究者在遵守嚴格的實驗規則、倫理原則和倫理審查下，通過對受試者的研究觀察論證受試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行為過程。
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倫理辯護
目前，我國批準了7種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證書，但是由于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疑慮與排除，實際大規模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只有抗蟲棉花和抗病番木瓜，轉基因作物之所以難以大規模商業化、轉基因食品市場之所以難以打開，和轉基因生物莫衷一是的安全性有莫大的關系，盡管專家一再的通過媒體強調轉基因食品的無害性，但是筆者認為要使消費者真正“買單”，必須通過科學的方式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進行證明——即人體試驗。
人體試驗是生命科學尤其是醫藥學研究與技術應用中不可或缺的環節，筆者認為對于關系到整個人類健康的轉基因食品來說，人體試驗同樣是其大規模商業化的必經之路也是其證明自身安全性的最佳方式。但是目前多數學者和專家對此卻持反對態度，認為轉基因食品不應當進行人體試驗，理由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食品和藥品的差別。人體試驗是藥品或其他醫學科研手段在大規模應用并投入市場前的必經之路，而轉基因食品是食品并非藥品，沒有“資格”進行人體試驗。例如中國農業大學羅云波教授便認為轉基因食品與藥物不同，其他科學試驗已經足以證明其安全性，沒有必要進行人體試驗。然而，筆者認為食品與藥品的差別并不能成為阻擋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理由。必須強調的是，人體試驗根據受試者是否為患者可以分為治療性試驗和研究性試驗，治療性試驗是指以病患臨床治療為目的而采取一些尚不是很成熟的醫學技術、藥品，是治療與試驗的結合；而研究性試驗則是純粹的證明性科學實驗。藥品多以某疾病患者為試驗對象進行人體試驗，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受試者并非患者，其應為研究性人體試驗，試驗目的則是為了證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故并非所有的人體試驗都為藥品的“專利”。
2.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已成定論。目前，絕大部分自然科學學者都斷言轉基因食品已被國內外證明為安全的，已為定論。但筆者認為，現在就斷言轉基因食品的絕對安全為時尚早，因為并沒有任何強有力的證據能證明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作為轉基因食品大國的美國之所以對轉基因食品一直采用開放與樂觀態度是因為其“可靠科學原則”，而“可靠科學原則”則根基于目前尚沒有證據證明轉基因食品會對人或動物健康產生危害，就反向證明了其安全性。其實仔細推敲下這種邏輯是存在問題的，尚無安全問題不代表永久無安全問題，雖然短期內看不出問題，但是長期的積累必然會對人體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好是壞尚無法預測。因而轉基因食品并非已經被證明了其安全性，其只是被理論上推斷為安全的，具體的安全與否仍需要通過科學的方式、通過人體試驗來進行證明。
3.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實施阻礙重重。另有專家認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不僅操作困難，而且會嚴重阻礙轉基因食品的商業化道路，徒增轉基因食品成本，增加消費者負擔。對于技術實施層面的操作困難而言，筆者認為困難不是逃避責任的理由，為整個人類福祉努力正是科學的價值所在。日前，我國61名院士農業部推廣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聲稱再延遲就是誤國。誠然，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確實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免會推遲其商業化進行，但畢竟這牽涉到了大多數公民甚至于整個人類的生命與健康安全，只要多一份安全，那么多一點成本，晚一點推廣又有何妨，在安全性缺乏強有力的證明下，盲目商業化反而是一種“誤國”表現。
總之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關系到我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其商業化實施之前應當且必須由人體試驗來證明。一如我國雜交水稻之父袁農平所言：“他們贊成轉基因的，是用小白鼠做的實驗，可是小白鼠和人能一樣嗎？他們有人類食用轉基因的實驗結果嗎？”，“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這樣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實驗。”只有通過人體試驗證明了其安全性，其商業化實施才會給人民帶來福祉，而非災難。
三、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應注意的問題
對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展開與進行，可供借鑒的先例并不多，即使在生物技術發達的西方國家也并不常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紐卡斯爾的試驗，其不僅開創了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先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轉基因食品的隱害性。我國對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關注與爆發性討論起源于“湖南黃金大米事件”，然而湖南黃金大米所作人體試驗只是對轉基因大米的營養性試驗而非安全性試驗。國內目前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試驗，主要以哺乳動物例如猩猩、白鼠為試驗對象，尚無人體試驗的先例。所以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如何開展，及其過程中受試者保護問題必將成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關鍵所在。筆者認為在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中對受試者保護應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1.知情同意原則的確立。無論是藥品人體試驗還是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開展，無法回避的首要問題就是知情同意問題。所謂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是指有行為能力的受試者在被充分告知與研究有關的信息并充分理解這些信息后，在沒有任何外力脅迫下或誘導下，自愿作出參與或者不參與醫學研究的過程，在這里，受試者的知情同意包括研究者的告知義務與受試者的同意權利兩個要素。知情同意原則已經被國際社會廣泛的接受，包括《赫爾辛基宣言》、CIOMS/WHO《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國際倫理準則》等對其都有明確的規定。鑒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進行目前尚無明確的立法與國際規則，因此對于知情同意的實現可以參照醫學人體試驗的要求進行。根據相關國際規則及地區法律的規定，知情同意應當包括“充分告知”、“信息理解”、“自愿接受”三個要素。“充分的告知”是指研究者對受試者應提供充分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研究目的、方法、資金來源、可能的利益沖突、研究預期收益和風險等。“信息理解”是指受試者能夠真正的理解研究者告知的信息，研究者對受試者傳達項目相關信息時應盡量避用專業術語，知情同意書也應對受試者利益有重大影響的應做重點醒目標識，在受試者不理解的情況下應對其作出解釋，當受試者存在生理上理解障礙時應通過“最能理解無能力對象情形且代表他切身利益的第三方”代受試者處理信息并進行意愿表達；“自愿接受”是指受試者必須出于自己的意愿接受該項目研究，成為其受試者，知情同意的這個因素要求毫無強迫及過分影響。這是藥品人體試驗對“知情同意的要求”，然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畢竟不同于藥品人體，鑒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特殊性。筆者對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知情同意還有如下幾點建議：首先，食品不具有藥品的緊迫性和不可替代性，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受試者不會出現疾病救治方面的“過分影響”狀況，但是仍然要充分保障受試者選擇的充分自愿性；其次，知情同意的實現有賴嚴格的監督管理，要對執行知情同意的情況進行“全程監控”，包括審查研究方案、知情同意書和研究過程的持續監督等環節。最后，因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關系到整個國家的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應當將試驗過程全程公開，但是對受試者的隱私應當適當保護。
2.倫理審查制度的建立。人體試驗中保護受試者權利的主要機制就是倫理審查。《赫爾辛基宣言》第15條規定：人體試驗進行前，試驗方案必須提交給一個獨立于試驗者、發起人的試驗倫理委員會做出審查、評論、指引和批準。倫理審查制度在CIOMS指南、ICH-GCP等國際指南和協定中都有規定，其細分為機構內部審查和機構外部審查兩種模式，所謂機構內部審查模式是指在機構內部設置審查委員會，作為研究機構的下屬機構或組織，其組成人員主要是研究機構內部人員，代表性國家是美國、德國；所謂機構外部審查模式是指一套獨立于研究機構之外的審查機制，一般包括中央和地方兩級，其內部組成人員為非研究人員，主要代表性國家是荷蘭、丹麥等。我國目前針對生物醫學人體試驗倫理審查主要規定在《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中，根據該《辦法》可知我國目前倫理審查是以機構內審查為原則，以機構外審查為例外。但是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人情濃厚的熟人社會，機構內部審查難免會因利益偏袒而造成審查流于形式，不利于受試者利益的保護。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開展更需要通過倫理審查來保護受試者利益，因此筆者建議對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應效仿荷蘭等國家做法，建立機構外審查機制，這樣才能保障審查的獨立與公正性；另外，關于審查委員會組成人員，我國《辦法》規定其從生物醫學領域和管理學、倫理學、法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中推舉產生，并兼顧的性別和民族的衡平。但筆者認為倫理審查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中還應當由非專家的相關公民利益代表參與，這樣才能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和決定權，保障倫理審查決定的利益兼顧性。
3.受試者相關權利問題。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是開展首先應注意的問題是對受試者權利的保障，湖南黃金大米事件正是因為對受試者權利的忽視才鬧的沸沸揚揚，受試者在人體試驗的過程中享有生命健康權、身體自、隱私權及財產權利等。基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特殊性，筆者在此主要著重討論隱私權和利益分享權。
從轉基因大豆占世界大豆總量80%的情況來看，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的結果牽涉的利益范圍要遠比醫藥人體試驗大的多，可以說與每一個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要使得公眾對轉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認可，難免要公布試驗過程與報告使公眾信服，但是其中必然包含受試者個人信息，于是怎樣權衡公眾關注與受試者隱私就成為一大難題。筆者認為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并不同于藥品人體試驗，受試者自身并非擁有某種疾病，多為健康人群，并非會因信息的公布而產生公眾歧視現象，值得考慮的是若受試轉基因食品的試驗結果為非安全，則研究者應當在征求受試者同意的情況下完全公布試驗報告，如受試者不同意的情況下則應當隱藏受試者必要個人信息，保障受試者隱私。
在醫藥人體試驗方面，關于受試者的財產性利益，尤其是對試驗結果的利益分享權目前學界尚存爭議，主要爭論點在于受試者對個人身體器官、血液等作為試驗對象的特殊物的自愿放棄是否構成對其包含的遺傳基因信息及其衍生的財產性權利的放棄。這一點確實是值得探討的，但是筆者認為與醫藥人體試驗不同，首先，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是基于證明食品安全性而開展的，其本身就是大規模商業化的前奏和必經之路，并非在受試者基因信息的基礎上進行新的研發；其次，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受試者為健康普通人而非患者，其基因序列及遺傳信息也并非像疾病患者存在研究特殊性；最后，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受試者在試驗中所承擔的風險也較醫藥人體試驗要小的多。所以一般情況下并不存在利益分享權問題，若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過程中偶然有了安全性證明以外的新發現，且可以用于商業化獲利，此時受試者是可以分享利益成果的，具體的利益分配以合同的方式在試驗之前列明即可。
總之，在人口逐漸增加，糧食壓力逐漸增大的國情下，在轉基因食品逐漸主導食品市場的情況下，必須正確理解和看待轉基因食品人體試驗，并積極推進其進行，但是在試驗中也要注意對受試者權利的保護，防止“黃金大米”悲劇的再次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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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國際倫理準則》第5條則規定的則更為具體，將研究者須向受試者這提供的信息分為了25項.詳見：邱仁宗：《國際醫學科學組織委員會（CIOMS）關于涉及人類受試者生物醫學研究的國際倫理準則》，《中國醫學倫理學》2002年第4期.
[12]詳細見美國衛生教育福利部：《貝爾蒙報告：保護人類受試者的倫理原則與準則 保護生物醫學及行為學研究人類受試者全國委員會報告》.中美生物醫學和健康研究倫理學高級研修培訓班論文集.國際會議2005年3月，第21頁.
關鍵詞漢泰詞典《現代漢泰詞典》歷史回顧建議
一、漢泰類詞典編纂的歷史回顧
詞典作為文化產品，也和其他文化產品一樣，是受到一定社會文化條件制約的，同時，詞典也反映某一時期的社會狀況。（黃建華 2011：9）漢泰詞典的發展過程，折射出泰國華人社會和華文教育的歷史發展軌跡。漢泰詞典的編纂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
1.萌芽時期（1934―1975）
在泰國，與漢語有關的詞典編纂，是從泰漢詞典開始的。早在1934年，中國僑民蕭元川主編了第一部《暹漢詞典》（即泰漢詞典），為華僑研究及翻譯暹文（泰文）之用。
1962年，他又主編了第一部漢泰詞典，名為《中泰大辭典》，為幫助翻譯和查檢中文讀音之用。該詞典用繁體字編寫，排成三欄，正文用“形排”（部首分列檢字法）。由于在泰國的華人、華僑、華裔中潮州人約占70%，所以詞典中的讀音以潮語十五音及潮汕字典之音來標音，但使用泰文聲母及韻母注釋。它的藍本較多，如：《辭源》《學生白話辭典》《漢英大辭典》
[1]、各種專門辭書、新聞用語以及各種勵志語詞典。收詞量十萬以上。由于它是第一部漢泰詞典，所以對某些詞語釋義不夠詳盡。為了避免翻譯混亂，有時加英文注釋，如“同價水”（water equivalent），有些加例證，并用圓括號括起，如：一口
（如：他一口保證）。它的缺陷是：立目較隨意，如“也行”“也會”“也就”“也可以”“丈夫之志能屈能伸”“下意識之作用”均立目；釋文半文半白；義項劃分含糊。
1969年，馬峰的《中泰會話辭典》出版，側重于中泰商貿用語。雖然與上述詞典相比規模較小，但是它增加了普通話讀音，不過仍以泰文聲母及韻母注釋。檢字法欠缺，只提供部首法。詞典分成四欄，正文按照筆畫順序排列。
以上兩部詞典，實際上只是一種詞匯手冊，主要是為僑民子弟服務，以潮州語學習為主，選詞立目缺乏理論指導。今天看來，這兩部詞典顯然已落后，但是它為漢泰翻譯奠定了基礎。
2.奠定時期（1976―2001）
1975年，中泰兩國正式建交后，一些漢泰、泰漢中型雙語詞典陸續出版。由于泰國華人華僑來自閩南、廣東地區的為多，他們信奉大乘佛教，成立了泰國華宗僧務委員會[2]。1976年，任鑒真魔利迦（仁愿）為泰國華宗僧務委員會主任，編纂出版了《漢梵英泰佛學辭典》。這部佛學辭典在泰國影響很大。詞典出版數月后，泰皇召見了華宗大會長及法眾，接受了華宗大會長等奉呈的《漢梵英泰佛學辭典》。1996年，為慶祝泰國詩琳通公主50華誕，《漢梵英泰佛學辭典》推出崇圣版，在泰國辭書編纂史上獲得較高榮譽。1977年又出版了《泰巴漢對照南傳佛學辭典》，以利于南傳佛教之研究。
此后，幾部其他類型的漢泰詞典陸續問世。1981年，由楊漢川主編的《英漢泰詞典》出版。1986年，楊漢川編譯的第一部用漢語拼音標音的漢泰詞典――《現代漢泰詞典》出版。這部詞典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纂的《現代漢語詞典》（1978年版）（以下簡稱《現漢1978》）為藍本編纂而成。其編纂目的是恢復華文教育。該詞典的問世使泰國漢泰詞典告別了以潮州語為主的階段。
1992年，泰國政府放開了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對華文教育的種種限制，有力地推動了泰國華文教育的發展。由于1986年首版的《現代漢泰詞典》為人工編纂，工藝落后，并缺少校對環節，錯誤甚多，因此進行了第一次修訂，使用智能編纂工藝，全面糾正錯別字，并校正翻譯，修訂后的《現代漢泰詞典》于1992年出版。此后幾年，楊漢川以《新華字典》、《中華新字典》（有粵語音）等為藍本，陸續編譯出版了一批詞典，如《新華漢泰字典》《中華漢泰字典》等。
總之，這個階段時間不長，出版的詞典數量較少，但由于楊漢川的漢泰詞典和字典均以中國較權威的詞典為藍本，質量較高，所以他編纂的漢泰詞典基本上壟斷了泰國市場。
3.暴漲時期（2002―2010）
2001年11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國熱”帶動了“漢語熱”，首先輻射到周邊的亞洲國家，漢語學習熱潮高漲。這十年來，泰國漢語學習需求也急速上升。據中國教育部2009年來華留學生統計，泰國來華留學生人數排第5位。如今漢語已成為泰國人的第二外語，僅次于英語。隨著學習需求的上升，漢泰詞典的出版數量也逐漸增多。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已出版約40部漢泰詞典，其中有一半是2002年后問世的。尤其是在2002年一年內就有六部漢泰詞典問世。楊漢川的《現代漢泰詞典》第二次修訂后也在2002年出版，改為簡體字版（以下簡稱《漢泰詞典2002》）。次年，由中國人裴曉睿主編的第二部中型漢泰詞典――《漢泰詞典》出版。
這一階段編纂的漢泰詞典，其編纂目的多為為漢語學習服務，所以均是以普通話為主流的漢泰詞典。可以說，漢泰詞典的編纂出版進入了興旺時期。2006年，開始出現漢泰直譯的電子詞典，之后不少類似的電子詞典相繼問世。近兩年還產生了在線漢泰詞典，但是其功能和釋義的準確性及實用性，均大大落后于中國英漢、漢英在線詞典。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的漢泰詞典編纂出版呈現暴漲趨勢，但應該看到，這期間編纂的詞典，種類趨于單一，真正有所創新的并不多。數量猛增，但質量還不盡如人意。百科詞典、學習詞典等的編纂尚未啟動。大規模的漢泰語料庫有待開發與利用。
表1漢泰詞典出版時間分布一覽[3]
序號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漢泰小型漢泰中型漢泰圖解漢泰分類詞漢泰成語熟語漢泰字典雙解漢泰中華字典漢英泰小型漢英泰中型漢英泰圖解漢英泰俚語漢英泰商務漢英泰成語熟語佛學漢梵英泰佛學泰巴漢漢英日泰圖解漢英泰日一千詞漢英法日泰一千詞
1962―197021
1971―197911
1980―198911211
1990―199931
2000―20101231142111111
二、泰國漢泰詞典簡評
目前泰國出版的，與漢語有關的詞典中，英漢泰等多語詞典數量較多。大型漢泰詞典尚未問世，中型寥寥幾部，小型較多。中型漢泰詞典中，有三部較有影響，其中楊漢川的《現代漢泰詞典》最具代表性。所以下面先對裴曉睿及佩祺兩位編纂的漢泰詞典加以介紹，在第三部分對楊漢川《現代漢泰詞典》詳細評析。
1.裴曉睿《漢泰詞典》
2003年出版。由中國泰語專家，北京大學裴曉睿教授主編。該詞典一上市，就非常受讀者歡迎，迄今已是第五次印刷。它收詞較少，僅3萬個詞條，32開，共564頁，它的特點是簡明實用。
值得肯定的是，該詞典附錄內容充實，詞條信息豐富。詞條標注了詞類、專業學科、語體和感彩。但該詞典也不無缺陷，如缺乏詞源標注。目前許多中型詞典在釋文后往往標注詞源，如：《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版）（以下簡稱《現漢2005》）“阿門”條釋義為：“猶太教、基督教祈禱時常用的結束語，……[希伯來 āmén]。”詞源知識可為讀者提供詞語的來源信息，幫助讀者更深入地了解源語語言和文化，增強詞典的知識性和可讀性。
關于詞典條目排列法，該詞典在其前言中說，同音同調的漢字按筆畫多少排列，但是依筆者考察，它并沒有按筆畫多少排列詞條，如bàn下有： 扮、拌、伴、瓣、半、辦、絆。條目排列缺乏科學性，無規律可循。
關于收詞，由于該詞典參考了十幾種詞典，所以有些《現漢2005》未收入的詞，它也收入了，如：奧斯卡獎、八字名、八字腳、八字形，并且增加了一些專業術語，如：白蛋白〈生化〉、白粉病〈農〉、白化病〈醫〉等。但是漏收了某些常用的俗語，如：八字沒一撇、半死不活、笨頭笨腦。但有些新詞還未收，如：白色污染、背景音樂、電子郵件等。
關于義項設置，該詞典只取詞目的主要義項，如該詞典中“白”只收一個義項“ （白）”，而《現漢2005》里有10個義項。再如“包”，該詞典收有3個義項：“〈動〉〈名〉 （〈動〉包；承包；〈名〉裝東西的口袋）”，《現漢2005》列有12個義項。實際上該詞典提供的這3個義項基本上與《現漢2005》中的6個義項相對應，其中泰語的“ （承包）”義已經涵蓋了《現漢2005》的第8―11四個義項。由于語言的轉換，雙語詞典的釋義要特別注意某義項內涵和外延覆蓋面的不同。雙語詞典的釋義，不能追求每個義項都與其藍本簡單對等，該詞典這樣處理還是很合理的。
該詞典的特點是釋文簡潔，它的譯文無嚴重問題，這應該歸因于編者是泰語專家，并且具有幾十年的在泰國教授漢語的經驗。該詞典的缺點是規模較小，缺乏例證。
2.佩祺《漢泰詞典》
2010年出版，佩祺主編。收入5萬多個詞條。雖然該詞典中并未提示參考何種文獻，及以哪種詞典作為藍本，但是筆者考察發現，詞典正文的條目安排與收詞情況基本上與《現漢2005》相同，只是對少量不常用的詞條予以刪減。盡管如此，它還是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該詞典沒有部首檢字表，也未提供語體標注等內容。漢語書面語與口語有很大的區別，詞典中若未提供任何語法、語用信息，自然會影響讀者對詞匯的運用和理解，如：“I”《現漢2005》標了“〈書〉”（書面語之義），而該詞典僅提供對等詞 （傻），未見語體標注。
其次，為了節省篇幅，該詞典把《現漢2005》分立的同形詞條目全部合并在了一起，如：“艾”《現漢2005》分別立了4條：“艾1多年生長植物……也叫艾篙；艾2〈書〉年老，也指老年人；艾3〈書〉停止；艾4〈書〉 美好；漂亮。”而該詞典卻將上述四條合并成一個條目“艾 （年老，停止，漂亮）。”這樣的釋文不便于對“艾”的不同意義的理解與掌握。
再次，該詞典強調它的創新主要是收詞量大，收入較多新詞，釋義更加精確。但據筆者考察，它的釋文存在許多可商榷之處，如：“把關 （把守關口）”；“暗送秋波 （暗中勾搭）”。譯文殘缺，釋義涵蓋不全。再如：“阿貓阿狗”《現漢2005》的釋義是“〈方〉泛指某類人或隨便什么人（含輕蔑意）”，而它的釋義是“ （第三人稱）”，顯然是誤譯。
最后，該詞典缺乏例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缺陷，不僅減少了它的可信度，也不利于指導詞語運用。
三、《現代漢泰詞典》編纂評析及相關建議
目前在泰國收詞量最多、發行量最大、最具權威性的詞典是《現代漢泰詞典》。它富有很強的時代性：第一次采用簡化字；第一次使用漢語拼音，并按音序排列等。由于它以《現漢》為基礎，不論在收詞量，還是在例證的配置等方面，在泰國詞典中均獨占鰲頭，代表了泰國漢泰詞典的最高編纂水平。盡管它的藍本《現漢1978》已顯陳舊，但是至今仍被廣泛使用，應該說這部詞典是有歷史功績的。
本文把《漢泰詞典2002》和《現漢2005》加以對照，并與其他同類詞典比較，對《漢泰詞典2002》的編纂情況加以評析，指出其缺陷，同時對同類詞典的編纂提出建議，以期對今后漢泰詞典的編纂有所幫助。
1.關于索引
詞典索引主要包括音序索引、形序索引、字母索引、主題索引、雙向索引等。漢字是表意文字，它的基本特點是一字一形。雖然也能見形知音，但是漢語中有大量的同音詞，如果不考慮詞目的書寫形式，僅憑其讀音就沒有足夠語義區分度。因此，漢語的音序排檢是建立在語詞書寫形式上的，是形態制約下的音序索引體系。（章宜華，雍和明 2007：67）
在漢語中，形序索引有部首法、筆畫法、筆順法、筆形代碼法等類型。基于漢字的特點，部首法、筆畫法索引應是中型以上的漢外詞典中不可或缺的檢字方法。《漢泰詞典2002》由于考慮到泰國盛行繁體字，雖然現在也開始使用簡體字，但仍保留繁體字。詞典的多字條目大多仍以繁體字形式出現。因而它未使用其藍本的189部部首檢字表，而是選用250部部首檢字表。
過去對于部首的選用，未有統一標準。但近幾年新出版的辭書陸續采用了《漢字統一部首表》201 部，如：《新華字典》（第10 版）、《現漢語規范字典》、《中華字典》、《現漢2005》，中國辭書體現出部首規范化的趨向。
泰國漢泰詞典至今尚未使用201部首。因此以后編纂漢泰詞典也應采用《漢字統一部首表》201 部，這樣可與中國辭書保持一致。
2.詞目更新
《漢泰詞典2002》在編譯過程中，基本上遵循藍本原有的詞目，增減詞目不超過總數的7%。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也有演變。目前《現漢》已更新到第6版。刪減陳舊詞條，調整及增加新詞，是每一次修訂的重點工作之一。
在收詞方面，本文把《漢泰詞典2002》與其藍本《現漢1978》及《現漢2005》比較，發現《漢泰詞典2002》特別收錄了相當數量的專業術語，如科技術語、醫學術語等，如：絆創膏、病理變化、剝床、爆鳴氣、北五味子、不定式、產科學、場磁鐵、超市微生物、傳染病肝炎、傳尸等。大部分詞條的增加是有道理的。但有的詞條值得商榷，如“剝床”“傳尸”等詞漢語中沒有，一般中國人也不解其義。再有，有的所謂詞語只是一種臨時組合，不宜立為詞條，如“傳染病肝炎”等。
在單字條目上，以“A”字母為例考察：《現漢2005》增加了5個字，即：“吖、噯、v、H、ァ薄U廡質欠淺S米鄭《漢泰詞典2002》未收入無可厚非。
在多字條目上，以“電”下面的多字條目為例考察：
《現漢2005》共收有多字條目165個；《漢泰詞典2002》共收有多字條目126個。
《現漢2005》有而《漢泰詞典2002》沒有的詞條，達69個，其中常用詞條如：電動、電話卡、電荒、電腦、電腦病毒、電子圖書、電子眼、電子郵件等。
《現漢2005》沒收而《漢泰詞典2002》收錄的詞條共30個，均是目前不常用的，如：電滾子、電弧焊接、電鈕、電熱廠、電樞、電泳、電暈等。
總的來說，《漢泰詞典2002》收詞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方面重科學輕語詞；一方面由于藍本過時而詞條未更新。這是時代造成的，不能苛求。但以后修訂《漢泰詞典》應該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3.語法及語用標注
語文詞典中的語法及語用標注包括詞類、語用、詞源、專業學科等信息。語法信息是現代詞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現漢2005》對所收詞條做了全面的詞類標注。由于《漢泰詞典2002》是以《現漢1978》為藍本，所以詞類標注缺乏系統性。詞類的標注可幫助讀者正確理解、更好掌握及運用詞語。以后編纂漢泰詞典時應在這方面加以完善。
學科（專業）標注能告訴讀者某一個詞或某個詞義屬于某個學科領域或某個技術部門。《漢泰詞典2002》吸收了其他雙語詞典的優點，提供了40個學科標注略語，如： 測量、地理、地質學、法律、建筑、教育、化學等。這是值得肯定的。
筆者建議漢泰詞典吸收漢英詞典的優點，增加感彩、語體色彩標注，增加〈褒〉、〈貶〉、〈成〉、〈粗〉、〈慣〉、〈謙〉、〈俗〉、〈套〉、〈婉〉、〈諷〉等標簽，使詞典既有學科標注，同時兼顧語文信息，更好地發揮其使用價值。
4.釋義問題
釋義準確是對一部詞典最基本的要求。關于《漢泰詞典2002》的釋義，學者李得卉曾做出評價：1.釋義和例證部分編排很粗糙；2.詞義缺失過多；3.忽略漢泰文化差異，導致釋義出現偏差；4.缺乏詞匯的語法語用信息；5.缺乏慣用法說明。本文在此基礎上運用雙語詞典釋義的一些基本理論，對該詞典釋義方面存在的一些微觀問題加以分析，主要問題歸納為：
（1）釋義對應不當。對應選擇法用于當原語詞的語義域寬、概念大，而譯語詞的語義域窄、概念小時，或原語詞某個義項包含有某些細微的意義差別時，詞典編者列舉可能的對應變體，以供詞典使用者根據具體情況選擇具體的譯文。（黃建華，陳楚祥2003：110）而《漢泰詞典2002》的釋文卻違背了“對應”原則，如：“礙口”《現漢2005》的釋義為：“怕難為情而礙于情面而不便說出。”《漢泰詞典2002》的釋文為：“
（說不出來；感到窘迫；無所適從；怕有害于其他人或自己而說不出來；難為情 ）。”把一個整體釋義拆得零零散散，顯然不妥當。
（2）釋義嫌冗長。雙語詞典是涉及兩種語言的詞典，其主要任務是在一種語言的詞匯單位中找出與另一種語言的詞匯單位意義相等（或相近）的對應詞（茲古斯塔 1983：404），一般不做解釋。因此雙語詞典的釋義方式主要是，盡可能地提供目的語中的對應詞語。然而，《漢泰詞典2002》的釋義沒有體現這一原則，而是把藍本的釋文照搬過去，如“幫助”的釋義為：“
（幫、幫助（在替人出力、出主意或給以物質上、精神上的支援方面））。”這樣就使釋義十分冗長。實際上，“幫助”一詞在泰語中，并非是“詞匯空缺”，這樣的詞應使用對應詞翻譯。
再者，《漢泰詞典2002》有的對應詞過多，如“把攬”的釋義是：“ （盡量占有、包攬、涵蓋所有、承包所有 、把持所有）”，提供了五個對等詞，顯得重復、唆。在這方面，與其他同類詞典相比，《漢泰詞典2002》存在較大的缺陷。
5.例證方面存在的問題
黃建華（2003：60）指出，例證不僅補充說明詞的意義，使其具體化，而且說明它的語法特點、搭配范圍、修辭色彩等。例證的選用往往能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但是例證得當與否，是雙語詞典質量優劣的重要標志。
迄今為止，《漢泰詞典2002》是泰國唯一一部有例證的漢泰詞典，因此在功能方面，它是最完整的。《漢泰詞典2002》例證基本引自其藍本《現漢1978》，并譯為泰語，其權威性毋庸置疑。但是《現漢》根據社會的發展變化，在不斷修訂，但《漢泰詞典2002》的例證未做調換，有不少例證還保留著某一時期的時代印記，如：
鄙視～體力勞動是剝削階級思想的表現。（《現漢1978》）
（《漢泰詞典2002》）
他向來～那些幫閑文人。（《現漢2005》）
另外，雙語詞典不能盲目照搬藍本例句，因為藍本中的部分例證過難，學習者不容易理解，如：《現漢2005》中“不時”的例證是：一邊走著，一邊～地四處張望 |在叢林深處，～聽到布谷鳥的叫聲。例中的“四處張望”“叢林深處”“布谷鳥”，對于外國人來說都是“難詞”。在編纂雙語詞典時，編者應酌情選用藍本中的例句，必要時，可針對本國學習者漢語水平，做出相應調整。
附注
[1]出版時間較早，大約在20世紀50年代。《中泰大辭典》前言中提及把它作為參考藍本。
[2]（Khana Kammakan Songchin Nikai） 中國華人寺廟及僧侶的佛教領導機構。曼谷王朝拉瑪五世（Rama V，1868―1910年在位）時期，中國大乘佛教隨著華僑傳入泰國，華宗僧侶組成不同門派，分散在曼谷各寺廟齋堂。
[3]本文主要考察范圍是泰國國家圖書館的相關資料，以及泰國規模最大的書店（seed書店）。再版詞典和泰漢詞典不在考察范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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