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7:42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政治科技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通過科技創新活動進行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適合大學生群體特點的一種方式，有以下四個優點：
1.調動師生積極性，節約時間和精力大學生的科技創新活動從時間方面來說，是一項非常消耗時間的活動。從從事科技創新的技能上來看，大學生的實踐能力和知識面不夠完善，開展科技創新活動需要從頭學起，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時間。從積極性上看，由于科技創新大多基于自身的興趣，學生愿意花時間去研究。同時由于科技創新在政策上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關照，參加科技創新活動對自身價值實現的一種較快途徑，更激發學生的科技創新熱情。
2.迎合學生的興趣特點，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大學生的科技創新活動有利于培養大學生的綜合能力，激發學生的創新精神和批判思想，使其勇于創新、敢于挑戰權威。把科技創新活動與思想政治教育結合起來，能將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學生的實踐活動中，有目的的進行實踐活動，使學生在實踐的過程中切實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內涵，更好的達到教育的目的。
3.有利于大學生樹立遠大目標，培養科學的治學精神科技創新項目的涉及面比較廣，在建立一個科創項目的過程中需要收集大量的專業發展歷史和現狀的資料，以及國內外對此領域的相關研究和發展方向，學生在了解了這些知識后，對其樹立遠大的目標有很大的推進作用。
二、依托科技創新活動，推動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
1.在科技創新活動的實踐中強化學生的專業知識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學生學習以教師單方面教授為主，且只重視專業知識的學習，忽略了德育對學生素質的重要影響作用，造成德育和智育的分離。然而當今社會需要的是綜合能力綜合素質優秀的全能型人才，在人才培養上就必須把知識和能力結合起來，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為學生提高實踐鍛煉的平臺，在實踐中加固理論知識的掌握同時又獲取多方面知識，使學生養成創新和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的能力。在科技創新的科研培訓中，學生對科研的系統有了詳細的了解，不僅僅掌握了更多學科的發展趨勢和方向的知識，還在實踐中學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2.在科技創新活動中樹立良好的思想品德大學生的思想道德與其掌握的專業知識同等重要，但就其性質而言卻具有性質上的區別，思想道德素質雖然也歸于精神范疇，但思想道德素質要以踐行為最終目的。一個人的思想道德素質的形成過程不僅僅是領悟而已，更要在領悟的基礎上融入到自己的思想意識中，并能在意識的指導下落實到生活。大學生的科技創新活動就是一種很好的實踐過程，在實踐活動的過程里，不斷地實地研究，深入社會，一方面更好的了解我國社會各層次的現狀，切實感受國家政策方針路線的正確性，堅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在深入農村和基層開展調查時，學習人們艱苦奮斗的精神，并通過自己的了解和分析，解決實踐中遇到的不同問題，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也有利于學生健全人格的形成。
3.在科技創新活動中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大學教育的目的不僅是要教會學生更加豐富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更要教會學生如何做人，也就是所謂的“先成人，后成事”。當今社會對人才素質的要求更全面，通過不斷地引導和良好地教育使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能科學的看待和解決隨時出現的問題，形成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大學生綜合素質的體現，然而很多大學的人文教育只是局限在知識層面，并沒有深入的進行實踐，所以難以達到預期的教育目標。從科技創新活動的立項到結題，學生通過自身實踐完成科創項目的過程中，能增強學生的自信心，豐富學生的文化生活，拓寬學生的視野，能發掘學生學習知識、探索問題的興趣。活動中培養了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更好的實現人才教育的目標。
【關鍵詞】現代教育技術；思想政治課教學；有效整合
“以計算機為核心的現代教育技術應用于教育將會極大地促進教育的發展，將會帶來教育思想、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模式、教育過程的深刻變革”。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在探索政治學科素質教育的實踐中，信息技術輔助教學已由開始時在優質課、示范課上的“表演”，逐漸向實施素質教育的主陣地——課堂教學邁進。信息技術輔助課堂教學，有利于促進思想政治課教學內容呈現方式、教師教學方式、學生學習方式和師生互動方式的變革。因此，我們應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到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課教學整合的研究中，努力提升自身信息技術素養，講究科學與實效，使信息技術真正成為學生認知、探究和解決問題的工具，培養學生的信息素養及利用信息技術自主探究、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思想政治課教學實效。
一、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課教學整合的重要性
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課教學的整合，突破了時間和空間、微觀和宏觀、歷史與現實的限制，大大提高了思想政治課教學容量和效果，對思想政治課教學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興趣是促進學生學習的興奮劑，是學生獲取知識的巨大內驅力。正如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所說：“一切有效的活動須以某種興趣作為先決條件。”教學實踐證明，學生一旦對所學內容產生興趣，就會表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中學思想政治課系統地講解經濟學、哲學和政治學理論常識，是一門科學性、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在傳統的課堂教學中往往容易上成抽象的理論課或是大道理堆砌的說教課，顯得枯燥空洞，學生興趣不大，積極性難以調動。而計算機多媒體技術生動、形象、感染力強，利用它設計出仿真直觀情境，能把思想政治課課本中抽象的理論和原理用直觀的視、音頻的形式表現出來，為學生創造學習知識的實際情境，通過聲、形、色、畫刺激學生的感官，誘發他們的好奇心，從而充分調動起學生全面參與學習的熱情。
（二）有利于化解教學難點
從思想政治課的特點來看，基本概念、原理和觀點較多，內容抽象，理論性強。在教學中，教師如果囿于理論的演繹，將會出現“教師頭頭是道，學生頭頭霧水”的現象。而利用多媒體處理信息方便快捷，教師精心選擇好、設計好流程，合理解釋和演示，通過其聲、畫、形把思想政治課中的概念、原理等抽象的東西變成具體的、形象的東西，使學生易于理解，便于記憶，同時能牢牢掌握，在教學中也就容易突出重點、突破難點，把教師從繁重的備課、講課中解放出來，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如在介紹“運動與靜止的關系”時，我制作了這樣一個課件：畫面一是高速行駛的列車，車上有乘客，車外有樹木；畫面二是列車在一個運動著的透明球體中運動。通過這兩個動畫，學生就很容易弄清楚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關系。
（三）有利于活化教學內容
思想政治課教學內容理論性較強，與中學生由特殊到一般的認知特點存在著較大的距離。鑒于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結合教材內容，輔之以鮮活、生動、真實、直觀的多媒體技術，將聲音、圖像、動畫、文字等融為一體，利用其直觀、形象的作用，將教學內容化靜為動、化遠為近，超越時空界限，模擬再現我們所需要情景，使抽象概念具體化，深奧原理形象化。
（四）有利于促進師生互動方式的變革
網絡技術還可以實現遠距離師生互動，加強師生、生生之間的跨時空的交流與合作，使45分鐘的課堂教學從時間與空間上得以延伸。信息技術使師生主動與被動的關系變為平等、和諧的關系。這種轉變從而使思想政治課實現了對人的素質的培養，而不再是圍繞知識傳授轉圈子。
二、信息技術運用于思想政治課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運用目的不明確
運用多媒體目的在于優化教學結構，提高教學效率。然而，一些政治教師對此并不十分明確，很多時候只是為運用而運用。如果是運用多媒體投影課本上已有的文字、圖表，就僅僅局限于對教材材料的機械翻版和簡單重復，或是用多媒體代替板書。這些，都是對多媒體輔助教學的錯誤理解和運用。
（二）課件設計喧賓奪主
在課堂教學中，每次使用多媒體課件要解決什么問題，必須十分明確。可是我們許多政治教師設計的多媒體課件，既有精彩紛呈的畫面，又有悅耳動聽的音樂和解說，結果片面追求視聽效果，沒有注重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實際效果，甚至忽視多媒體輔助教學的真正目的——強化教學重點、突破教學難點，幫助學生有效地學習政治思想理論，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水平。在課堂教學中，這種喧賓奪主的課件，不僅達不到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的目的，反而分散了學生的注意力，沖淡了教學主題。
（三）課堂容量過大
多媒體具有強大的直觀顯示功能，可以使教師在較短的時間內呈現大量的教學內容。但當這些內容超過了一定的“度”時，多媒體輔助教學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課堂內容過于飽滿！往往是教師連續不斷地向學生展示搜集到的事例和材料，卻沒有給學生留下足夠的思考、活動時間，并且忽視了對學生學法的指導。
（四）課件內容的選擇不夠恰當
有些政治教師在制作和使用多媒體課件時，喜歡選擇一些動畫、漫畫圖片，或隨意性地選擇一些比較陳舊的材料進行教學，忽視了新課程內容與學生生活及現代社會和科技發展的聯系，忽視了思想政治課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和真實性、時效性較強的特點，結果直接影響教學目標的實現，導致教學效果不明顯。信息技術運用于思想政治課教學存在的上述問題，制約了課堂教學效益的提高和“三維”目標的實現。
三、推進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課教學有效整合策略
（一）要轉變教學觀念
信息技術只有真正同學校的思想政治學科教學目標、教師的教學過程以及學生的學習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時，它才會發揮出巨大的教育價值。教師掌握信息技術的高低，并不意味著他就能實現信息技術與課程的成功整合。運用現代信息技術輔助教學，要求教師必須對教學過程重新設計，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由傳統的“教師學生”單向模式轉變為“教學、媒體、學生”三維互動模式）和教學組織形式，使得以講授為主的傳統的班級教學發展為班級教學、小組教學（小組媒體教學法、微型教學法）、網絡教學（交互式網絡教學法、遠程教育）并舉的局面。這些變化都要求教師必須首先轉變教學觀念，研究新型教學模式，將信息技術與思想政治學科教學目標、教學過程尤其是學生的學習過程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教育價值，推動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的過程。
（二）要明確整合的原則
先進的教學技術不等于先進的教學方法，先進的教學技術也并不一定能產生好的教學效果。當前思想政治學科信息技術和課堂教學整合有許多理論問題有待研究，如：信息技術如何與課堂教學整合；多媒體技術下的教學方式和學習方式；多媒體手段與傳統教學手段的結合；適合思想政治課教學的多媒體軟件的類型；多媒體軟件的評價標準；多媒體教學對教師隊伍建設的影響等等。弄清這些理論問題可以使教學行為更加自覺、更加主動、更有實效，信息技術的發展才不會陷入盲目之中。
運用計算機輔助教學應當遵循以下原則：（1）目的性原則。（2）最優化原則。（3）服務性原則。（4）啟發性原則。通過情境設置，引發學生思考和討論，洞察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系，培養獨立思考和自學能力。（5）適度性原則。
（三）要切合學生實際
在網絡課件使用過程中，教師應對學生提出明確教學要求，布置學習任務，在學生學習過程中加強指導，不能把網絡課上成“牧羊課”、“網絡瀏覽課”，對學生放任自流，浪費時間。
現代信息技術教學手段與傳統教學手段的關系應當是一種有機整合的互補關系，要注意避免將多媒體設備當作“現代化的黑板”、“知識的灌輸者”來使用。因此，新形勢下教師在努力提高自身使用網絡、多媒體技術的水平和課件制作水平的同時，還應積極學習和研究教學理論、教材、教學方法。唯有此，才能真正以現代信息技術為媒介，構筑思想政治新課堂，完成培養適應時代要求新型人才的育人任務。
參考文獻
[1]走進高中新課程[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誕生，被認為是由于正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理論假定與它的形式論證的范圍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為主流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核心，通常由一系列與理性、知識、邊際、均衡和人類當事者有關的思想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經濟當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為。這是因為這些當事者被假定為根據外部給定的偏好最優化。
2、沒有嚴重的信息問題[1]。包括與未來有關的根本不確定性、對復雜世界的結構和參數的廣泛無知、以及個人對普遍現象認識的分歧。
3、理論的焦點為趨向或達到了的靜止均衡狀態，而不是整個歷史時期中的連續的轉變過程。
但是，關于個人選擇和理性最大化這些核心的新古典結構，以及信息問題易于處理的連續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經濟理論發展的很大影響，如斯科特、威廉森、阿爾欽、西蒙等經濟學家的理論思想，盡管他們在對待主流經濟理論的態度和與主流經濟理論的距離方面存在差異，但他們還是存在許多共同的主題，他們普遍觀點包括：
1、根據已知的或確定的選擇進行理性的最大化這一假定，日益被抨擊為過于狹窄和簡單。這些批評有的是直截了當的，如指出取得相關信息費用的困難（威廉森），有的則比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識問題及理性本身的性質。
2、在對新古典時間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時，把經濟現象視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當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時間過程中學習的結果這種觀念，正日益加強，人們越來越把經濟現象看成是進化和動態的，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均衡。
3、對于經濟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義和實際重要性的認識，正在不斷提高。一種新觀念正在形成，即經濟協調不可能只是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問題，而且還必須得到廣泛范圍的其他經濟的、社會的制度的支持。盡管后者有舊時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對，但還是被看作是經濟研究的重要而理所當然的主題。
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基本理論假設和前提的質疑和否定，以及對新的因素如時間、信息、不確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慮，才使得一種更加復雜但卻與現實更近的一系列經濟思想被提出來。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經濟分析的諸多因素中，對于經濟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義和實際重要性的正逐漸的提高，人們對制度的認識不斷深入，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之外，把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分析已經被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經濟分析在現代被稱作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理論之不同除了在假設前提及方法論[2]上背叛作為主流的個體主義、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經濟學以制度、交易成本、產權、意識形態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論對時間、均衡、價格機制及邊際的信仰。
新古典經濟理論為了使復雜的世界便于認識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場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義者認為簡化世界的復雜性并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可行的辦法是通過制度行使一種簡化識別負擔（cognitiondask）的關鍵功能（制度經濟學，史漫飛，142頁）來解決問題。因為制度的一個功能就是使復雜的人際關系過程變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預見，從而不同個人之間的協調也就更易于發生。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解決問題是人類思維方式的成熟和進步。它通過制度這一中間變量來約束和簡化原來復雜的變量，而不是從復雜的變量中選取幾個代表性的變量。如果這一思維方式能為廣大經濟學家所接受，也許會有一場經濟學的革命隨之發生。
我們可以想象，在社會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中，由于信息、監督和執行問題常常難以解決，勞動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約定無法作出，人們相互淪為他人機會主義行為的囚徒而難以自拔。
因此，略為思考一下，我們就能體會到制度對于化解變化莫測的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好處。制度使他人的反應更可預見，世界更加有序，從而使一個人更加容易與一個復雜的世界打交道，也使個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負荷識別”（cognitiveoverload）。
舒爾茨把制度定義為行為規則，這個定義已為制度經濟學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認為制度是一系列為社會所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和政府以法規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約束的規則網絡，它約束人們的行為，減少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發展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解決人來面臨的合作問題，創造有效組織運行的條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動并排除某幾類未來事件時，它們也減少著“遠期無知”（forwardignorance）它為人們創造一種信心，使人們感到，生活中的常規很少變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們限定了指向未來的風險。
并且，用制度降低復雜性的效果可以相當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給人們以心理上的舒適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屬于一個文明的、有序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生活，協調成本很低，風險有限，人們能有在家的感覺，周圍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時，制度能增強生產要素—如勞動—在滿足人類需求上的效能，這種作用的方式類似于其他一些生產要素，如資本，資本使勞動更加有效率。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把制度視為一種寶貴的生產性資產，制度經濟學家因此把制度稱為“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在經濟分析中貫徹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產權在市場理論中的運用。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產權作為分析經濟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論運用價格機制一樣駕輕就熟，左右逢源。
資本主義系統以建立和保護排他性私人產權的制度為基礎。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運轉，指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政策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卻沒有系統的有關產權的理論。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理論預先假定了產權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確定的，那么就不用考慮它在經濟運轉中的作用了。
實際上，產權在經濟運轉中具有多種功能，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的選擇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產權，它能使人們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預期，它界定人們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損，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教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將受益和受損的效應內在化）。
如果指出產權的經濟功能還不能說服新古典經濟理論家把產權納入經濟分析的視野，新制度經濟學家還指出，產權并不想新古典理論所假定的那樣，是確定的，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而且從來沒有一個產權是完整的，產權實際上是由一系列的權利束所組成，它分成不同的權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產權。而且產權功能的發揮并非無條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類型的產權，如私有產權、公共產權、國有產權，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經濟功能是不一樣的。但一般地，競爭的邏輯表明，對一個人產權的更完整的界定減少了不確定性，并會增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與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費用與原因，產權從來沒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過。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的初始界定就不影響交易，正因為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所以經濟資源的的有效配置與使用必須以產權界定為前提。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新古典經濟理論與制度經濟學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經濟理論對正統理論的否定與背景，而是對其的擴展。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是知識，技術，財富，自然資源，和人口的函數，而新制度經濟理論的經濟函數還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產權、不確定性、意思形態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發展而言，制度經濟學盡管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卡爾-馬克思或約翰-凱恩斯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義在新的發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馬克思在例如經濟制度的性質和生產理論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凱恩斯及后凱恩斯主義者在例如不確定性和貨幣理論方面的成果吸引近來。
二、研究的趨勢：是統一，還是并行？
在我們認為正統經濟學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換或資源配置，以及有關的決策，忽視社會和經濟環境對于個人偏好的塑造，無視生產技術始終是不斷變化的時候，新古典經濟理論也不是一直毫無進展。實際上遠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氣勢，有時候甚至在經濟理論領域出現攻城掠地的勢態。
戰后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擴展，主要表現在研究的范圍上的擴展，必須肯定的是這種發展是積極的。新古典理論這種研究范圍的擴展可以從邊際主義分析[3]在公共選擇領域的運用和最大化假設在集體行動分析的鋒芒中看出來，新古典經濟理論在戰后的發展還表現在經濟理論在公共管理理論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現。
我們首先要區分公共選擇理論和集體行動（或集團理論）理論，因為他們在當前的一些理論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論來看待，因為他們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實際上他們是新古典理論中不同分析工具的運用，它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領域的兩個不同方向。
丹尼斯-謬勒對公共選擇作如下定義：“公共選擇理論可以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經濟研究，或者簡單地定義為把經濟學應用于政治學。”可見，公共選擇研究的是理想狀態下的政治市場主體依據公共價值和政治規則作決策選擇。決策選擇實際上是價值選擇，而價值問題正是新古典邊際分析的用武之地，邊際效用價值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研究市場決策理論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選擇理論是用邊際分析去研究非市場決策行為，安東尼-唐斯于1957年通過把正統的邊際分析運用于政治領域而進行了這種擴展。
如果說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是集體（政治集體）的價值選擇，集體行動理論研究的則是構成集體（政治組織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員對于這一價值激勵的響應的理論。傳統理論認為可以從個體理性和最大化假設邏輯地推出集團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采取行動。而事實上由于“塔便車”[4]行為的存在，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個人按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則，有理性的、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人是不會采取行動來實際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論個體主義方法論和最大化假設分析在集體行動理論中的運用，研究的是作為個人的行為，區別于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公共價值選擇。但共同的是他們確實都是新古典理論分析范圍的擴展，更不能把他們視為制度經濟學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學派的這些發展，在上述領域的邊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們既不想也不喜歡把技術的決定因素導入分析系統，再可以與新制度經濟學會師與政治學這樣的情況下悄然卻步，在根本上反對考慮這些塑造或影響個人嗜好與偏好的因素。雖然少數正統經濟理論家的路標指示的方向是正確的，但要跨越這種邊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識形態相應地作巨大的變動，這顯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經濟學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兩個方面是新古典理論分析的主動出擊，同時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擴展還表現在新公共管理學者對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原封不動的全盤引進。從政治學中分離出來的行政學發現自己除了一些規范性的概念闡述外，實在沒什么分析工具能讓人信服它作為科學管理理論一員的地位，于是通過對新古典經濟理論從人性假設到邊際分析、競爭市場理論的全盤引進，掀起了一場“新公共管理”運動。
在不作嚴格區分的情況下，以上三種情況都被稱作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擴展，這是因為在目前的狀態下，制度經濟學派的成分混雜不純。但從研究的方法和所運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區分，不難看出，不管是公共選擇理論還是集體行動理論他們所堅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分析的框架，一般認為這是主流派對其反對者制度學派的滲透，他們試圖在新古典理論的框架中去實現制度主義的目的。正如他們正在和已經所做的，如貝克爾對社會組織和習慣的分析，奧爾森的集團理論，不坎南對政治決策的過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對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納對法律的系統分析等。就某些方面來說，他們甚至已經作出了比制度經濟學家更深層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當代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可以看出它越來越把經濟現象看成是進化和動態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所謂邊際、均衡的分析。塞謬爾斯認為，“制度學派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它的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制度經濟學》，《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第二冊，933頁）。制度經濟學家們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并且戒絕在缺乏制度的體現而強調均衡、最優和純粹競爭市場的模型中進行解難研究。他們寧可參加現實世界的理論和經驗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運行，企業——政府關系和經濟發展的條件。他們傾向于把現代經濟生活當作一個整體觀察，相對于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它具有以下特點：
1、它是一種質的分析，而不是單純量的計算，它所進行的是案例分析和歸納，而不是進行邏輯推理。
2、它試圖建立的模型是結構性的，而不是預言性的。結構模型在解釋人類行為時總是仔細地把它納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預言性模型在解釋人類行為時總是仔細地陳述假設和演繹的含義。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學觀點是行為主義的，而不是個人主義的。行為主義把人類行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結構（標準，工作規則，用法和習慣）上，而不是建立在個人偏好上，這種個人偏好由于其內省式主觀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家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家所使用的靜止的，機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外表的時候指出，正如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均衡的常態，經濟學應該研究的是社會經濟結構的歷史變遷與制度的演進，研究由于技術變化所致的社會、文化、心理、法律和組織形態的變遷，研究的應該是變化的過程，而不是歷史的橫斷面，進而解釋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們所適應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及預測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政治科學的影響
如果把新古典經濟理論對在制度的框架內去實現制度主義目的的嘗試和新制度主義經濟理論統稱為新制度經濟學，那么它的研究內容被認為包括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層面是社會理論層面。從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鑲嵌在社會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習慣、傳統、道德、信仰等，主要體現為一個社會的某種意識形態。
第二層面是社會的制度環境層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個社會的正式的游戲規則，體現在產權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體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個層面是對組織治理機制的分析。因為社會正常運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約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徑。因此，有效的治理結構能重新形成激勵。
第四個層面就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分析的范疇所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注重技術創新分析，而忽略了組織創新的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尋找組織創新與技術創新相結合的方式來糾正它。
新制度經濟學主要關心的是前面所說的制度分析四個層面中的前三個層面，即關于意識形態、制度環境和治理結構的制度問題。而制度環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體制等，它們都是國家發展中的關鍵因素，并且可以就其進行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相互比較。同時，許多公共政策問題也與制度的第二、第三層面相關。包括意識形態在內，它們都是傳統政治科學的研究范疇。因此，新度經濟理論發展對政治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國家一向作為傳統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國家理論也是多數政治思想家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而試圖在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框架內進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國家作為影響經濟績效和制度變遷的內生變量納入分析框架，并運用經濟理論進行研究和探討，從而形成其獨特的國家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的起源、特征與目的，國家與產權制度的形成，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意識形態與國家的相對穩定性等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在把經濟分析的研究方法導入國家理論，從而形成國家理論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時，也為政治學研究科學化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覺與途徑選擇。
長期以來，意識形態一直是者所關心的主題，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才較多地關注這一問題。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把他完全納入經濟分析的變量行列。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為關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識形態傾向于從道德上判定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社會現行制度結構。因此，意識形態構成一種人力資本，它幫助個人對其他人在勞動分工、收入分配和現行制度結構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為較大的意識形態擁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減少消費虔誠的影子價格；個人的意識形態是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具有貨幣時間價值；對現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識形態信念能淡化機會主義行為。新制度經濟學對意識形態的重新闡述提醒了人們對政治理論思想的科學價值的重新再認識。
新制度經濟學對政治科學研究的影響還表現在如把經濟分析運用與政治市場的公共選擇理論以及集體行動理論等，他們被認為是開辟了政治科學研究的微觀領域走向科學化的光明途徑，建立可驗證和可預測的系統化的微觀政治科學成為可能。此外，將制度分析方法運用于政治行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機構中腐敗與反腐敗問題的視角，提供了加強政府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提高政府結構效率的依據，開辟了政府機構行政改革的新途徑與新思路。這些都對政治科學的研究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參考書目：
1.《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林毅夫收于《制度變遷與財產權力——產權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變遷的理論：概念與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變遷與財產權力——產權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柯武剛、史漫飛，商務印書館，2000
4.《制度經濟學派》，傅殷才，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選擇理論》，方福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經濟學》，塞謬爾斯，《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第二冊，933頁
7.《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英）G-M-霍奇遜，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談新制度經濟學》，劉鳳義，《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經濟學》，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學》（第六版），（美）邁克爾-羅金斯等，華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經濟學的國家理論探析》，黃新華，《廈門大學學報》，2000年第一期
注釋：
[1]信息問題：新古典理論認為個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認為是作出正確的決策選擇的前提條件。但現實中不僅信息的獲取是困難的，而且個人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認為是個體主義和靜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方法則是整體的和演進的。
[3]在接下來的文中將會提到，安東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經濟理論》一文中通過把正統的邊際分析運用于政治領域而進行了這種擴展。
[論文摘要]：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外部性，使得市場和政府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都出現了失靈，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和政府的不足，但導致市場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仍然困擾著非營利組織。如何構建有效的非營利組織公共責任機制，使人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就顯得十分重要。
一、非營利組織起源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1．外部性導致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一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一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場經濟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使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藥、衛生、外交、國防等。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征，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于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公共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對于他人產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負外部性）的影響，但不需要他人對此支付報酬或進行補償的活動。當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會成本或收益時，就會產生外部性。更嚴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成為搭便車者，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從而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對稱導致契約失靈。信息不對稱是指市場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特定交易信息的擁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而且雙方都知道這種信息分布狀態。由于信息不對稱，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這種信息優勢欺騙另一方。
3．政府失靈。公共產品的外部性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此類產品和服務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營利組織來承擔。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問題上也會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滿足社會需要的決策方面缺乏相應的大量的信息。同時由于過度科層化、機構臃腫缺乏對社會需求的即時回應。更加令人不安和懷疑的是，作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過度集權的政府將對其公民個人的自由權利產生極大的威脅。正是這些限制為非營利組織的出現提供了契機。相比之下，非營利組織比較有彈性，能夠根據個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應的服務；能夠在較小范圍內開展服務；能夠在服務的提供者之間展開競爭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征上的互補性，政府出于對服務提供的成本考慮，與非營利組織建立起了合作關系，從而既可以保持較小的政府規模，又能夠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責任。
二、非營利組織的科層困境
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一批后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充分表明：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讓出了空間。
非營利組織所使用的資源主要來自于社會捐贈、政府補貼，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的角色產生了分離。信托人將信托財產交給受托人管理或處理，受托人取得該項財產的處分權，信托利益歸于受益人。無論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諸權能，也就是說，不享有絕對意義上的所有權。
因為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場和國家這些組織機制都不足以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非營利組織作為政府以外的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樣會引發“非營利組織科層失靈”，這種“非營利組織失靈”在非營利組織特有的“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的委托關系中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非營利組織外部“委托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與外部性問題
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制度安排，雖然有助于克服“契約失靈”，但是導致“契約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在非營利組織產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導致對非營利組織監督的困難。
1．產出的品質與數量難以測度。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沃爾夫指出：“同市場產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場產出總的來說沒有一個評價成績的標準”。這一結論對非營利組織完全適用。首先，許多非營利組織的服務性產出往往不像產品一樣看得見摸得著，產出的數量和品質難以測度。其次，非營利組織的產出和產出的最終社會效果之間有時間上的滯后性。“非市場產出通常是一些中間產品……充其量是最終產品的‘’……間接的非市場產品對最終產品貢獻的程度是難以捉摸和難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場產出的質量尤其是難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關產出質量的信息”。而在市場產出的情況下，“這種信息應當通過消費者的行為和選擇傳遞給生產者”。非營利組織的產品缺乏價格信號和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因而也就缺乏檢驗和傳遞質量信息的機制和渠道。Rochester則用“責任的明確程度”表述了同樣的看法：所謂的“底線”，即營利與否使得私營部門的責任明確，公共機構的責任和權限在法律中有明確規定，非營利組織的責任則處于相對模糊的狀態。
2．服務的間接性。服務的間接性即服務購買者不是最終消費者，尚有中間環節的存在。這種間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門同樣存在，但在非營利組織尤為突出。其結果是：家長很難判斷托兒所的服務質量，因為他們年幼無知的孩子才是服務的直接對象；子女很難判斷養老院的服務質量，因為他們年邁體弱的父母才是服務的直接對象；捐助者很難判斷慈善組織的表現，因為捐助者“購買”的服務無一例外是讓第三者受益。簡言之，服務的間接性導致信息獲取的困難，進而導致監督困難。由于非營利組織“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這一特殊的產權特征使得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監督的問題在其眾多的利害相關者（包括眾多的捐助人、服務對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門、專業協會、所在社區等等）中產生了極強的外部性，以至于使這種監督成為不可能。正如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所指出的：“對一個上市公司來說，股票持有者是最終的‘選民團體’。對政府來說，投票者是最終的‘選民團體’。”而對非營利組織的負責人來說，僅同一個占主導地位的選民團體打交道是“無法享用的奢侈品”。
3．眾多的非營利組織之間也存在著外部性的困擾。如果把眾多的非營利組織作為一個整體的話，如果非營利組織整體有一個廉潔的道德高尚的聲譽，則所有的非營利組織都會從中受益，但個別非營利組織及其管理者卻有足夠的激勵通過違規或者卸責來獲取個人利益，依靠非營利組織的整體信譽繼續吸引社會的支持。這種“搭便車”行為消耗著非營利組織整體的信譽資源，使得所有非營利組織的狀況都變糟。
4．非營利組織的外部監督主體還面臨著監督動力不足的問題。對于市場中的營利性公司來講，為了獲得利潤，其出資人有足夠的動力監督企業的經營管理，而非營利組織的出資人（捐贈人）一旦把財產捐獻給非營利組織，就失去了對該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以及管理、經營的權利，因此，缺乏監督非營利組織運營的利益驅動。另外，非營利組織的服務對象作為弱勢群體，不僅在信息獲取和處理、利益訴求和資源動員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處的不平等地位，他們的監督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二）非營利組織內部“委托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與外部性問題
非營利組織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作為對市場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層式（hierarchy）的組織結構方式。科層可以被定義為某一決策者擁有非對稱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權威。這種權威能在一定范圍內指揮其他人的各種活動。在科層組織里面，雇員的權利常常比較模糊，而責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因素也同樣會在非營利組織內部引起“科層失靈”。只要科層具有一個以上的下級單位，而且每個單位可以決定組織行為的某些方面，那么這些單位就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低效率和偏離行為。
正像哈耶克所講的那樣：“如今說科學知識不是所有知識的總和，幾乎是離經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無疑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未經組織的知識體系，不可能以知識的一般規則稱之為科學知識，這是關于時間、地點的特定情況的知識。正是著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一些別人沒有的優勢，因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獨一無二的信息。只有依賴于該信息的決策由他進行或在他積極配合下進行，才能利用到這種信息”。因為存在信息不對稱，在科層中，上級很少能夠直接觀察到雇員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級觀察到的只是一些產出，但產出的決定因素除了雇員的努力，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氣、經濟周期、其他雇員的協作程度或者運氣。只要存在這種不確定性，雇員就有機會通過隱瞞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責。
隨著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不斷深化，生產的相互依賴程度正在不斷增加，在非營利組織內部也是一樣，團隊成員的相互依賴性會模糊個人的工作成果，從而帶來很強的外部性，除非非營利組織能夠提供一種能衡量每個成員貢獻和努力程度的裝置，否則只靠成員的志愿獻身精神很難維持長久。
（三）非營利組織的志愿失靈
非營利組織除了因為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會產生“科層失靈”外，作為人類服務的提供者也有著一些固有的缺陷，會產生“志愿失靈”。賽拉蒙提出了志愿失靈理論來說明非營利部門的缺陷，進而論證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門的必要性。在他看來，非營利部門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幾點。
1．對慈善的供給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產品供給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車問題。更多的人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別人提供給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勵去利他性的為別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夠提供的服務肯定少于社會最優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資金來源也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有愛心的人自己也難以維持生計，更談不上幫助別人。只有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稅收才能提供穩定的、足夠的資源。
2．慈善的特殊主義。志愿組織的服務對象往往是社會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殘疾人、未婚母親、兒童、外來移民等。不同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是不一樣的，現有的志愿組織可能不能夠覆蓋所有處于需要狀態的亞群體。同時，由于大多數群體擁有自己的人呼吁為自己捐款，機構數量的擴張可能超出經濟的承受能力，從而降低了整體制度的效率。
3．慈善組織的家長式作風。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門獲得資源的重要途徑，那些控制著慈善資源的人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來決定提供什么樣的服務，而忽略了社區需求，由此往往導致提供較多富人喜愛的服務，而窮人真正需要的服務卻供給不足。
4．慈善的業余主義。根據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有關理論，對于窮人、殘障人士、未婚母親等特殊人群的照顧是需要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的，但是志愿組織往往由于資金的限制，無法提供足夠的報酬來吸引專業人員的加入。這些工作只好由有愛心的業余人員來做，從而影響服務的質量。總之，非營利組織在“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相分離及具有一個以上下級科層單位的條件下，存在著內部和外部的復雜的委托關系，締約各方的目標不可能自動統一，必須加以協調。但是，信息的不對稱與外部性又使得這種協調無法低成本進行。
三、構建非營利組織的公共責任機制
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和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上的不足，但是導致市場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擾著非營利組織，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層失靈”。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構建有效地非營利組織公共責任機制，使人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就顯得十分重要。
1．強化非營利組織的道德倫理信念。人類的動機要比單純的財富最大化復雜得多，人類會犧牲財富或者收入來獲得其他的價值。在《經理人員的職能》一書中，ChesterBarnard認為，組織實質上是由個人組織的合作群體。因而，經理人員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規約下屬們的自利行為，而是激發他們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認為，經理人員的其他能力，“將不會被發揮出來，甚至將不會產生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種責任感和獻身精神以激勵成員們對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話……然而，組織的生命力與該組織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這也就是說，遠見卓識，長遠目標，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維持的基礎”。非營利組織的重要力量源泉即來自于其成員的志愿獻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擔負著人類最為神圣的事業，因此，非營利組織的任何違規行為都將會沉重打擊公眾的道德與信念。非營利組織濫用公共資源的惡果甚至比其他機構濫用資源的后果更為嚴重。所以人們對非營利組織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要求更高。整個社會和非營利組織的決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發掘和強化非營利組織的道德資源和精神價值，以彌補單純物質激勵的不足。
2．建立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應借鑒市場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起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非營利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內容是在非營利組織“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的情況下處理好委托關系，構建起非營利組織所有權、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分立制衡機制，以防止內部人控制。這里面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規范財務會計制度。
3．加重非營利組織的強制性信息披露義務。委托關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造成“非營利組織科層失靈”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須加重非營利組織的強制性信息披露義務。要求非營利組織及時、準確地披露組織的財務和管理狀況、籌集資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組織的目標、管理層和內部職工的薪酬等等。在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權威強行要求非營利組織進行信息披露的組織。因此政府在非營利組織的監督管理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職責。
4．構建第三方獨立審計、鑒定機制。第三方獨立審計、鑒定機制是幫助公眾對非營利組織提供的信息進行分析與評價，克服專業的非營利組織與其非專業的利害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一種機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權威或較高信譽的中間機構或組織。由它們制定標準，對行業內的成員機構之工作和項目進行評審，并在此基礎上確認或否定成員機構自己所作的評審結果。雖然獨立的第三方審計、鑒定機構并不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直接的管理，非營利部門也不需對其給予任何關注，但許多非營利組織都自愿服從管理，因為私人捐贈者、募集資金的機構、政府部門以及媒體都使用它們的報告。總之，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場和政府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都出現了失靈，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和政府的不足，但導致市場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仍然困擾著非營利組織。因此，如何構建有效地非營利組織公共責任機制，使人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就顯得十分重要。
[參考文獻]
[1]陳杰.SOA標準加速軟件業變化[J].軟件世界,2007,(6):23.
[2](美)伊爾.SOA概念、技術與設計[M].王滿紅,陳榮華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
[3]甘仞初,顏志軍.信息系統原理與應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6-47.
[4]MichelsonBM.EnterpriseServiceBusMichelsonBM.EnterpriseServiceBusQ&A[EB/OL].
[5]王輝,邵貝恩.用SOA和BPM組合架構實時企業[J].計算機應用研究,2007,24
一、 充分發揮教師主導作用，利用課堂教學有的放矢的引入時政
直到目前為止，政治課給人的印象始終是講大道理、背死教條、死記硬背、枯燥無味。這里有歷史原因、社會原因、也有我們政治課自己的原因，如果教學與學生實際相脫節，與學生認識水平相脫節，結果學生聽起來必然索然無味。要使學生學有所獲，知行統一，就必須合理安排課堂教學，從學生關心的問題出發，有目標的入時政。這要求教師必須掌握教材，從學生的認知水平出發處理教材，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用精練的語言準確的傳授基礎知識，揭示知識內在聯系，教會學生在體系中把握知識。在此基礎上，合理利用課本事例，恰當引入時政。從而使政治課教學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引人入勝。為了使引入的時政事例具有針對性，教師要注意博采，廣泛選材，電視、廣播、報紙、網絡都是選材的常用信息渠道，要注意精挑細選、歸類存檔。一般來說這些材料最好是學生熟知的，別總搞獨家報道。獨家報道雖可以引一時之趣，卻會使學生感覺到距離千里。因此我常從新聞聯播、焦點訪談、經濟半小時、生活、本市晚報等學生熟悉的材料中選擇。學生常有“怎么我沒有想到？”“原來個中竟有如此奧妙！”的感慨。漸漸也在日常生活中去尋找這種平凡中寓神奇的感覺，這種教學使學生體會到政治課對生活的指導性，由此激發學生探索精神和求知欲，并培養了良好興趣下的自主學習精神。這比傳授知識本身具有更大的意義。
二、 在預習中引入時政，激發學生主體意識
為了使學生深刻理解課本的精神，提高課堂效率的關鍵是激發學生興趣，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預習在這一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引導學生搞好預習，我設置了“預習通知單”，一般預習通知單的設置要講究方法，否則預習變成了家庭作業，會使學生感到厭煩。根據教材合理設置問題，巧妙引入時政是設置預習通知單的關鍵。如講到“紙幣和通貨膨脹”時我設置了這幾個問題：
（1） 你手中有五圓假幣，你會怎么辦？這么做的原因？
（2） 若你父母明天都漲一級工資，你認為一定是好事嗎？
（3） 物價是不是越低越好？
這樣，從基礎知識出發，小到生活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大到對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分析，恰到好處的激發了學生的求知欲。實踐證明，學生希望得到這樣的預習通知單，他們感到有很多豐富多彩的未知世界在等著他們探索、發掘，而基礎知識是采掘機。
三、 采用多種教學形式，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
傳統政治課以教師講授為主，往往造成“一言堂”的結果，為提高參與意識，我主張積極進行教學形式的改革。變政治課的“引人入睡”為“引人入勝”，使學生活中求獲。具體的說我用以下幾種方式在日常教學中加強時政訓練。
（1） 知識點評
指在預習通知單的基礎上，先讓學生結合自己實際發表觀點，列于副板書。然后，通過傳授分析掌握新知識提高學生認識能力，課堂小結之后，請學生點評先列的觀點，教師予以總結。這樣無形中增加了學生學習基本理論的目的性和趣味性，培養了，學生運用基本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課下作業再設置拓展型的“學而用之”：你還能用這些知識分析那些現象？從而順利完成知識遷移。
（2） 時政快訊
政治課不僅要重視課內所學，還要不斷開闊學生視野。如果學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其結果是非但圣賢書沒讀明白，窗外事也一無所知，學生視野狹窄，能力低下可想而知。為此我特設置了時政快訊欄目。時間一般是一周一次，但不確定，若重大事件發生時，甚至可以一天兩次及時報道，組織者可以是學生也可以是教師。內容可以是國內外大事也可以是班內或學校的新聞。期末評選出反映知識點、熱點的最佳新聞和典型材料的報道，對報道事件及時準確、報道效果反映很好的通訊員予以獎勵。時政快訊活躍了課堂氣氛，開闊了學生視野，使學生樹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思想。
（3） 自由論壇
我們常說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但在具體的操作中，由于課時所限、教學內容多的原因，真正讓學生發表意見的機會并不多。因此，我利用課余時間組織了自由論壇欄目。在這個自由的時間里，學生就某個問題暢所欲言，或辯論、或演說、或私語，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論題的確立、會場的組織都是學生，教師是配角。回顧一下，曾有許多熱點問題我們討論過，以政治為主，也有別的方面的，如：家庭投資與股票、再就業、大學生不包分配，科學幻想、以及中學生早戀等，討論過程中，教師應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合理評價他人的觀點，幫助他們提高認識水平和能力，教師可以發表意見，但話不宜多，重引不重論，否則，限制學生的思維，不利于創造力的培養。在自由論壇里，學生感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主動發現問題，明是非、辨美丑，不經意中形成了歸納、演繹、分析、綜合等高層次的能力。
（4） 課本劇
課本劇是指為強化教學內容，根據課本題材組織學生編演的舞臺劇的一種活動形式。一般來說，語文課的小說單元、外語課的口語訓練常采用這種形式。為提高政治課的參與意識，我在立足政治教材的基礎上，改進了這種形式以適合本學科教學的要求。具體作法是以教材知識點或某一社會熱點為內容，借鑒成功電視欄目的形式如：焦點訪談、今日說法、新聞調查等，由學生擔任記者、主持人、嘉賓，編演案例。在講解《稅收及其基本特征》《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框題時，我采取這種形式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以小組為單位，評比出最佳主持人獎、最佳構思獎、最佳表演獎，充分調動 了學生的積極性，以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強化了基礎知識，提高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培養了全方面的素質。
實踐證明，把以上多種教學形式靈活運用于課內、課外，徹底地改變了傳統政治課給學生的印象，使學生變厭學為樂學，變被動吸收為主動探索，拓寬了視野，發展了能力，帶來了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
四、 抓住時機，提前開設熱點專題課
從關系營銷的定義來說，關系營銷是在適當的情況下，識別和建立、維持和增進同消費者和其它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同時在必要的時候終止這些關系，以利于實現各方的目標的營銷理念；這要通過相互交換和各種承諾的兌現來實施（Gr?nroos，1994）。關系營銷的產生背景為20世紀80年代，美歐經濟面臨兩方面的挑戰，其一，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遇到了歷史上少有的、嚴峻的經濟問題——滯脹（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其二，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四小龍”崛起，對美歐企業發起了激烈的攻擊。在世界經濟格局中長期處于統治地位、致力于全球擴張的美歐經濟開始由攻勢轉變為守勢。具體來說，企業戰略開始由銷售增長和市場份額擴張的進攻戰略轉變為保住已有銷售收入和市場份額的防守戰略。如何保住已有銷售收入和市場份額呢？一方面，很容易想到，只要保證已有顧客不流失，就可以保住已有銷售收入和市場份額。開發一個新顧客的成本是維護一個老顧客成本5倍。根據賴克海德和薩瑟的理論，對于老顧客而言，每降低5%的顧客流失率，（在不同的行業）利潤則會增加25～85%；老顧客可以給企業帶來間接的經濟效益，同時60%的新顧客來自于老顧客的熱情推薦，由此可見老顧客的重要性。從另一方面說，老顧客就是顧客忠誠，作為顧客忠誠的特征，對公司的產品、品牌仍至于整個公司有很強的“認同感”，愿意與公司保持長期的關系，即“承諾”；對公司的產品、品牌有很強的正面情感——喜歡、喜愛、惦念等；對價格不敏感，愿意支付溢價；同時購買的更多。所以老顧客是企業基業常青保證。維護與老顧客之間的關系是重要的，關系營銷的意義得到體現。
二、顧客價值的重要性
人們越來越重視關系營銷，而關系營銷中正是將顧客價值擺在重要的地位，那顧客價值是什么呢？顧客價值曾被很多學者定義過，其中以Woodruff給出的顧客價值定義最受學術界的廣泛認可。該定義認為顧客價值是顧客在一定的使用情境中對產品屬性、產品功效以及使用結果達成（或阻礙）其目的和意圖的感知的偏好和評價。該定義強調了顧客價值判斷中的三個重要因素：產品是實現顧客目的的媒介；產品是通過結果（顧客體會到的結果）的交付來創造價值，而非其固有特性；顧客對價值的判斷極易受特定使用情境的影響。Woodruff的定義采用基于價值的顧客觀念，而這個觀念是來自于顧客怎樣考慮價值這樣一個實證研究結果，它的形成也是建立在手段和目的模型的概念框架上。一個公司要想成功，向顧客提供卓越的價值（SuperiorValue）都是成功的前提。由此可見，績效因素和激勵因素是企業亟需提高的因素，以此來提高顧客滿意度。顧客滿意指的是顧客購買后對產品/品牌的評價，通常是購買前對產品/品牌的期望價值與購買后的感知價值的比較的結果。1988年，Berry和其同事Parasuraman，Zeithaml提出了一種用于服務質量管理的理論模型——服務質量差距模型。其目的是分析服務質量問題產生的原因并幫助服務企業的管理者了解如何改進服務質量。服務差距就是顧客的服務期望與他們對實際提供服務的感受之間的差距。服務公司的目標就是要消除差距，或者至少是差距盡可能縮小。
三、競爭戰略
企業注重到顧客價值，還要基于顧客價值提出相應的競爭策略。對于生產類型的企業，競爭策略有如下三點：成本優勢，差別化和營銷優勢，在這三個方面取得競爭優勢，能形成強大的競爭力，由于此文重點在于服務企業，在此不詳述。作為服務企業，基于顧客價值對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影響，提出競爭戰略有如下方面：
1.做好服務營銷的有形展示
服務營銷的營銷手段為7P策略，除了傳統營銷中的價格、渠道、分銷、促銷四種之外，還有三個方面要注意，有形展示策略、人員管理和過程管理。重點是有形展示策略，在服務市場營銷管理的范疇內，一切可傳達服務特色及優點、暗示企業提供服務的能力、可讓顧客產生期待或記憶的有形組成部分，包括服務場景和其它有形物。有形展示的作用是通過感官刺激，讓顧客感受到服務給自己帶來的利益。影響顧客對服務產品的第一印象，即為首因效應。可以通過服務場景和服務人員的改善來形成積極的有形展示，給顧客留下好的印象，吸引顧客，從而將顧客從競爭對手那里吸引到自己企業中，形成自己的競爭優勢。
2.進行接觸點管理
服務接觸主要是從管理角度研究企業和顧客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接觸過程中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對接觸點進行歸類研究，尋找接觸點的關鍵環節和核心需求，對顧客的核心需求進行探查。考慮關鍵環節和核心需求上，如何為客戶創造愉悅的體驗，體驗營銷也成為一種新型的營銷模式，吸引顧客。建立接觸點服務管理體系，對員工進行培訓，對員工激勵。建立管理體系后，定期對執行效果進行反饋和評估，不斷調整，不斷優化。在接觸點上，培養與顧客良好的關系，形成較好的口碑，增加企業的競爭能力。
3.出現服務失誤及時進行服務補救
服務特性決定了服務失誤是不可避免的，在出現服務失誤的時候，要快速反應，及時承擔責任，公平地對待顧客。及時有效的服務補救可以持續提高服務質量，控制負面影響，從而提高顧客的忠誠度。根據服務補救悖論，當顧客對服務補救的感知高于應該期望時，補救后的顧客滿意度將顯著高于服務失敗前的滿意度，服務悖論很可能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流失的顧客數量降到最低，控制了負面的影響，同時會給一些顧客留下較好的印象，顧客的忠誠度得以提高，從而提高了企業的口碑，增加企業的競爭力。在這三條競爭策略中，只有第三條策略是針對事后如何進行補救，在服務時就要進行預防，做好營銷策略中的7P策略，進行良好的接觸點的管理，一開始就要把事情做好，在服務時培養好與顧客的關系，達到顧客的滿意度。
四、結束語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隕緇岢鐘信辛⒊〉鬧斗腫佑種匭氯鮮兜鉸砜慫己吐砜慫賈饕宓募壑擔啞渥魑槿肷緇崤械墓擼謖飧鲆庖逕希奧砜慫嫉撓牧欏?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關鍵詞：；同文館之爭；技術管理；科學觀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09)-09-0045-02
史學界對“同文館之爭”的原因、經過、性質等問題，從思想、文化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論析，但其中仍有未發之覆，特別是對爭辯過程中洋務派提出的“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思想主張少有論述。本文試從科技史的角度考察“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內涵和理論漏洞，借以揭示“同文館之爭”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務派的科學觀。
一、從工匠到士人：近代科技群體的擴大
在古代中國，工業領域的科學技術被視為“奇技巧”而受到士人的鄙薄，掌握和傳承科學技術的主要是工匠。“考工利用，中國委諸匠，西人出諸儒”，大致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但中國歷史跨入近代以后，便對士人提出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時代要求。
1840年的爆發，拉開了中國近代史和“西學東漸”的序幕。作為“西學”重要內容的西方科學文明，開始傳人中國。學習和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很快成為中國先進人士的共識。
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等人。看到的是西方科學文明的器、技層面(即所謂“堅船利炮”和“長技”)。由于傳統的社會分工，在時人的言說中，工匠成為當然的引進西方器、技的群體。如在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主張中，“師夷長技”的人群即是工匠。但是，隨著西方科學書籍的翻譯、介紹，人們漸漸認識到，“堅船利炮”和“長技”的背后隱藏著科學原理，而高深的科學原理卻是中國工匠難以掌握的。
成書于1861年的《校鄰廬抗議》(馮桂芬著)，即明確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的思想主張，標志著先進國人對西方科學的認識，已從器技層次進到學理層次”這里的“西學”是包括算學、重學、光學、化學等學科在內的自然科學。值得注意的是(這也是以往論者所忽略的地方)，馮桂芬還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人才要素進行了詳盡透徹的分析。馮桂芬指出，輸、佳之巧至難也，非上知不能為也；圬鏝之役至賤也，雖中材不屑為也。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必不合之勢矣，此所以讓諸夷以獨能也”。普通工匠很難掌握精深的科學原理，而能夠掌握科學原理的“聰明智巧之士”，卻鄙薄體力勞動，不屑將之應用于生產實踐。從歷史的事實來看，馮桂芬在的前夜，從理論上預料到了即將興起的近代軍工企業發展中的難題。
幾乎與《校分廬抗議》問世同時，洋務派掀起了引進西方機器生產和創辦軍工工廠的浪潮。據統計，于1866年底“同文館之爭”發生前興辦的近代軍工企業有：1862年，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1863年李鴻章創辦的上海洋炮局和蘇州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1865年李鴻章創辦的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李鴻章創辦的天津機器局。在生產實踐中，洋務派果然遇到了馮桂芬所料到的困難：為了引進西方技術，就不能不去學習作為這些技術之基礎的科學原理，但高深的科學原理又是工匠難以掌握的。1864年’李鴻章不得不承認，洋炮局的工匠“造成炮彈雖與外洋規模相等，其一切變化新奇之法竊愧未遑”1866年左宗棠認識到福州船政局的工匠在學習科學技術方面的劣勢：“今之入局學造者，內地正匠耳。執何伐柯，所得者不過彼柯長短之則”。工匠科技素質的落后，造成軍工企業生產的槍炮、彈藥等很難達到西方先進水平。“愿為者不能為”的難題，成為洋務派實現自強理想的障礙，迫使洋務派拿出解決方案。如上所述，馮桂芬認為只有士人才具備掌握科學原理的智力條件。洋務派便循此思路，提出“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張，試圖將士人引入學習西方科學的隊伍。
二、“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內涵與理論漏洞
1866年12月，洋務官僚奕新奏請朝廷于同文館中“添設一館講求天文算學”，并建議招收科甲正途人員人館學習。此舉遭到以大學士倭仁為代表的頑固官僚的反對，遂引發了一場圍繞同文館應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而展開的論爭。這場論爭被后世史家稱為“同文館之爭”。在論戰過程中，奕新提出了“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思想主張。這一思想主張具有以下基本內涵。
第一，它用“理”來指謂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理層面晚清國人有時稱際西方科學為“理學”、“理科”“理”是中國古代哲學中具有形而上學意義的范疇，掌握“理”的方式是思考和領悟(即所謂“格物窮理”)，屬于人的心智活動。奕新等人奏請招收科甲正途人員人館學習天文、算學，正是基于智力條件的考慮：“查天文、算術，義蘊精深，非夙知勤學用心之人，難以漸窺底蘊，與專習外洋語言文字之學生不同”。而科甲正途人員“研經有素，善用心思，致力果專，程功自易”洋務派還進一步將西方科學納入儒家“格致”之學的范圍，認為“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這就對士人研習西方科學的合法性進行了論證，能夠在文化心理上減緩引進西學的阻力。
第二，它提供了一套解決“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難題的方案。一方面，洋務派為了吸引士人學習西方科學，一再強調“并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以投合士人鄙薄體力勞動的心理。這對于消弭“能為者”(士人)的顧慮，進而解決“能為者不屑為”的難題，無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洋務派之所以選取士人學習西方科學，乃苦于“以中國自造輪船、槍炮等件，無從人手”的現實，認為“若得讀書之人旁通其書籍、文字，用心研究，譯出精要之語，將來即可自相授受”。也就是說，士人學有所成后，須用所學知識來攻克軍工企業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難關以及指導工匠進行生產實踐一按照馮桂芬的說法，就是“從受其法，以授眾匠”。洋務派相信，“愿為者”(工匠)一旦得到士人知識方面的指引，其“不能為”的問題也就得到解決。
“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在理論上不失為一套解決“愿為者不能為，能為者不屑為”難題的方案，但它也存在某些邏輯思維E的誤區和漏洞。從歷史的事實來看，這套方案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引起了一些新的問題，給帶來消極影響。
首先，洋務派高估了士人在學習西方科學方面的優勢對引進西方科學的難度認識不足。中國傳統經史之學與西方科學在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以經史之學見長的士人，在掌握西方科學方面，并不如洋務派所幻想的那般“程功自易”。頑固派就曾敏銳地指出，“竊明天文、算法委曲深細，本系專門之學，與策論等項不同。每有學問索優而不明歷律，亦有推步甚密而不善詞章，蓋文理可托之空言，而數學必歸于實測，聰明異用，難易攸分”。洋務派之所以夸大士人學習西方科學的優勢，從根本上說，還是深受“華人之智巧聰明不在西人以下”的華夏文明中心觀的影響。而頑固派否認士人的優
勢，并不能說明頑固派已經擺脫了華夏文明中心觀的束縛。因為頑固派否認士人學習科學的優勢，是為了論證“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士人，“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制造輪船、洋槍之理乎?”其文化心理較洋務派更為狹隘。
其次，洋務派用“理”來指謂西方科學。將西方科學形而上化，客觀上規定和強化了士人以冥思、領悟的方法來學習西方科學。這種方法與西方科學注重實驗和操作的實證方法背道而馳，卻被廣泛地應用到洋務學堂的科學教育中，最終嚴重限制了科學人才的培養。1896年，李端槧在總結三十年來洋務學堂辦學經驗的奏折中就指出，“諸學或非試驗測繪不能精，或非游歷察勘不能確。今之諸館，未備器圖，未遣游歷，則日求之于故紙堆中，終成空談，自無實用”。直到1897年，梁啟超還強調用“觸悟”的方式去學習西方科學：“西人一切格致制造之學，衣被五洲，震棟萬國，及推原其起點，大率由目前至粗極淺之理，偶然觸悟，遂出新機，神洲人士之聰明非弱于彼也，而未聞有所創獲者，用與不用之異也”嗍。從深處說，這是“空談性理”的傳統文人心態在作祟。
第三，如上所述，洋務派精心挑選的士人，將面臨兩個重要的任務：一是學習西方科學，二是指導工匠進行生產實踐。但洋務派似乎始終忽略了一點：學習西學是一回事，指導工匠又是另一回事。這些士人并不是天然的管理人才，他們并不知道怎樣有效地利用工匠的手。同樣是頑固派觀察到了這一點。頑固派指出，“今使科甲人員明其理，悉其源，將來造輪船時，勢必引繩削墨，一一教工匠制作，又必紛紛探明江海水勢淺深，教水手運用制敵之法，有如是之勞而能成功者乎?”不可否認，頑固派確實看到了某些問題的癥結所在。
通過上文的分析，不難發現，“同文館之爭”還關涉到洋務派與頑固派圍繞引進科學的人呢才要素、技術管理等問題進行的論辯。而這正是以往學術界所忽略，本文所致力揭示的重要面相。
三、余論
關鍵詞：老年外科急腹手術治療
急腹癥是一組急性腹痛為主要臨床表現的常見病，各科疾病都有可能引起。老年外科急腹癥是指需要手術治療的臨床急診，通常有炎癥、梗阻、穿孔、出血、損傷等原因引起。我院2004年3月以來收治常見老年外科急腹癥136例，采用手術治療115例，現分析總結如下。
資料與方法
一般資料：115例中男85例，女30例；60—75歲67例，75～85歲42例，85歲以上6例。從發病到就診最短時間2小時，最長5天。其中急性闌尾炎或伴穿孔58例，胃或十二指腸穿孔27例，腸梗阻18例，膽囊結石6例，急性化膿梗阻性膽管炎2例，急性胰腺炎2例，外傷引起腸破裂2例。
方法：115例均采用手術治療，其中行闌尾切除術58例，胃十二指腸穿孔修補術23例，胃大部切除術4例，腸梗阻松解術14例，小腸切除吻合術4例，膽囊切除術6例，膽總管切開引流術2例，胰腺手術2例，結腸造瘺術2例。
結果
113例痊愈，2例因病程長，感染重，并發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113例中并發切口感染5例，術后早期粘連腸梗阻2例，均經保守治療痊愈。
討論
老年外科急腹癥發病與青年人相比，在生理、心理、病理方面有以下特點：①老年人中樞神經系統，外周神經及植物神經系統隨年齡增長而發生相應退變和功能下降，加上老年人腹肌萎縮，皮下脂肪相對較厚，故發生急腹癥時病人反應遲鈍，疼痛反應不敏感，臨床癥狀多不典型，腹痛、腹肌緊張都較年輕人輕，易被忽視。②老年人特別是身處農村鄉下者缺乏應有照顧，怕看病麻煩，怕看病花錢，經常是有病不看或大病輕看，加之年老體弱，抵抗力下降，發生急腹癥后炎癥容易擴散，容易發展成為彌漫性腹膜炎，容易發生水電解質及酸堿平衡失調，容易出現全身中毒癥狀如高熱、大汗、口干、脈速等，嚴重者出現休克，甚至死亡。③老年病人年老體弱，各種臟器功能均下降，且多合并其他系統疾病，如合并有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壓病、慢性支氣管炎、阻塞性肺氣腫、糖尿病等。并發癥的存在會掩蓋急腹癥的癥狀，而且增加了麻醉和手術風險。④老年人各個系統、器官功能都有下降，適應和代償能力差，機體免疫力下降，術后并發癥多，死亡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