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10:51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供給制度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論文提要：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是以體制外供給為特征，形成了供給不足和結構扭曲，為此本文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構建新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探討了實現這一制度創新的路徑選擇。
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私人產品”而言的具有消費的共同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產品，是農村 經濟 社會 發展 中的重要基礎。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推進新農村的建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認真分析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現狀，采取 科學 方法促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遷，構建科學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
1．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弊端分析
現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制度框架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無論是人民公社時期，還是農業改革時期，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層原因從根本上說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由我國多年來形成的“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體制所造成的。由于實行的是“以農補工”、“重城輕農”，優先發展城市的傾斜性發展戰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鄉有別的重城輕鄉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基本制度。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點：
(1)農村公共產品的體制外供給是其根本特征
從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特殊性來看，由于其所處的地域廣闊性(廣大農村地區)和分布的分散性，決定著政府必須具備雄厚的財力和完善的決策及監督機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在長期的 工業 化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中，政府沒有雄厚的財力和健全的機制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而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無不體現了一種體制外的特征。
第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籌集的體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國公共產品提供的職責劃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公共產品，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公共產品。而履行與農民收入增長及農業發展息息相關的農村公共產品所需的費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鄉鎮政府)的制度內財政收入完全負擔。由于農業稅的輕稅政策，因此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縣、鄉政府財政力量十分薄弱，財政缺口大。這種情況下鄉鎮政府處于一種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 法律 的職責，又要提供公共產品，因此通過制度外籌集公共資源便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人民公社時期，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剛剛步、資本原始積累的匱乏時期，農村的公共產品主要由公社內部解決。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強的統攝農村 政治 、財政的權力，再加上當時國家很困難，為了支援工業建設，農村就由農民出工出勞，自己想辦法滿足自己低層次的需要，農村所需的公共產品經費就不進入國這家公共收支系統。人民公社解體后，鄉鎮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為農村基層政權，并承擔起本轄區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但是，新的農村公共產品資金籌措制度并沒有進行根本的變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時期的供給體制，隨著公共產品種類的增多、范圍的擴大，公共支出的不斷增加，鄉級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費用遠遠不能解決供給問題。為了確保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運轉，鄉鎮政府就不得不強行向農民攤派各種費用和勞動，農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擔著絕大部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
第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的體制外特征。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下，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提供多少農村公共產品，通過什么渠道來提供農村公共產品，都是由上級政府及其部門“為民做主”。農村基層政府作為一級組織具有獨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標可能與農民的要求并不相同。為了達到基層政府的目標，農村公共產品的供求往往不對稱，供求矛盾突出。與城市公共產品相比，農村公共產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資的周期長、見效慢，從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員決策的短期行為。
農村 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外部性使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消費者不能統一，缺乏激勵機制，最終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出現數量上嚴重不足和結構上嚴重失衡的特征。
論文提要: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是以體制外供給為特征,形成了供給不足和結構扭曲,為此本文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構建新的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探討了實現這一制度創新的路徑選擇。
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私人產品”而言的具有消費的共同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產品,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基礎。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推進新農村的建設,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認真分析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現狀,采取科學方法促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變遷,構建科學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
1.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弊端分析
現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是在人民公社時期制度框架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無論是人民公社時期,還是農業改革時期,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其深層原因從根本上說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由我國多年來形成的“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體制所造成的。由于實行的是“以農補工”、“重城輕農”,優先發展城市的傾斜性發展戰略和政策,因而形成了城鄉有別的重城輕鄉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基本制度。這一制度基本特征有以下三點:
(1)農村公共產品的體制外供給是其根本特征
從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特殊性來看,由于其所處的地域廣闊性(廣大農村地區)和分布的分散性,決定著政府必須具備雄厚的財力和完善的決策及監督機制。但是不管是人民公社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在長期的工業化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中,政府沒有雄厚的財力和健全的機制保證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而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無不體現了一種體制外的特征。
第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籌集的體制外特征。在目前我國公共產品提供的職責劃分上,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公共產品,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公共產品。而履行與農民收入增長及農業發展息息相關的農村公共產品所需的費用并不能由地方政府(主要是鄉鎮政府)的制度內財政收入完全負擔。由于農業稅的輕稅政策,因此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縣、鄉政府財政力量十分薄弱,財政缺口大。這種情況下鄉鎮政府處于一種矛盾的地位:既要履行法律的職責,又要提供公共產品,因此通過制度外籌集公共資源便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人民公社時期,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剛剛步、資本原始積累的匱乏時期,農村的公共產品主要由公社內部解決。由于政社高度合一,公社具有很強的統攝農村政治、財政的權力,再加上當時國家很困難,為了支援工業建設,農村就由農民出工出勞,自己想辦法滿足自己低層次的需要,農村所需的公共產品經費就不進入國這家公共收支系統。人民公社解體后,鄉鎮政府取代人民公社成為農村基層政權,并承擔起本轄區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但是,新的農村公共產品資金籌措制度并沒有進行根本的變更,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時期的供給體制,隨著公共產品種類的增多、范圍的擴大,公共支出的不斷增加,鄉級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費用遠遠不能解決供給問題。為了確保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運轉,鄉鎮政府就不得不強行向農民攤派各種費用和勞動,農民以制度外的方式承擔著絕大部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
第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的體制外特征。在我國現行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下,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提供多少農村公共產品,通過什么渠道來提供農村公共產品,都是由上級政府及其部門“為民做主”。農村基層政府作為一級組織具有獨立的利益,它所追求的目標可能與農民的要求并不相同。為了達到基層政府的目標,農村公共產品的供求往往不對稱,供求矛盾突出。與城市公共產品相比,農村公共產品的分散性、局限性和投資的周期長、見效慢,從而造成地方政府官員決策的短期行為。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外部性使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和消費者不能統一,缺乏激勵機制,最終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出現數量上嚴重不足和結構上嚴重失衡的特征。
(2)體制外供給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
由于縣鄉政府制度內財政收入有限,制度外資金投入又缺乏相應的監督和有效的激勵,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嚴重不足?，F階段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純公共產品嚴重不足。農村科技、農業相關信息等“軟”公共產品無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農村法律政策供給不足;農村生態環境惡化。二是農村準公共產品嚴重短缺。農業基礎設施嚴重不足;農村教育供給嚴重短缺;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很不完善。比如,由于農村環境問題和醫療狀況,使得農民的人均預期壽命大大落后于城市.。據2000年進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中國人均期望壽命為71.4歲;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壽命75.21歲,農村居民人均壽命69.55歲,前者比后者高出5歲多,相當于發達國家與中等收入國家之間的差距。
(3)體制外供給使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嚴重失衡
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的外部性,供給者和消費者目標并不一致,因此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嚴重失調。供給結構的失調主要表現為嚴重的“重硬輕軟”和“重準輕純”。一些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中熱衷于看得見、摸得著的“硬”公共產品的生產和供給,對上級要求考核的農村電網改造、交通道路建設等公共設施項目,千方百計地組織資金加以實施,而對農業科技的推廣和應用、農業發展的綜合規劃和信息系統建設等“軟”公共產品的生產,卻沒有太高的積極性。與此同時,由于準公共產品的范圍比純公共產品的范圍大,因而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村準公共產品的生產比較重視,如對需要達標的鄉村公路、自來水設施等,即使沒有錢也要從對農村的攤派中收取資金進行建設。而對于涉及戰略性的純公共產品的生產,卻并不熱心。農民真正需要的公共產品提供不足,而不需要的公共產品卻存在供給過剩。這樣本來有限的公共產品投入得不到合理利用。當前,由于體制外農村公共產品的長期作用,使得農村純公共產品嚴重不足——農村科技、農業相關信息等“軟”公共產品不能滿足農民的需要,法律政策供給不足,農村生態環境惡化,農村教育供給嚴重短缺,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村社會保障很不完善。相反,農村卻“政績”工程過多,政府機構臃腫,人員供給過多,基層政府制訂的干預農民生產的政策供給過多。
2.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新框架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我國經濟社會總體上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這一背景下的全新發展戰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發展在全國全黨已經形成共識,因此,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必須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對農村公共品供給制度進行重構,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在制度創新中必須構建如下的基本框架:
［關鍵詞］社會公共產品 供給制度 市場
社會產品可以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是按消費的競爭性和排他性特征的不同進行劃分，根據社會資源的生產與消費、成本與收益的分析角度，可以將社會資源分為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兩類：私人物品，在消費上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消費和生產是可分的，也就是說有可能界定私益物品的產權，在市場充分競爭的條件下，可以降低成本，節約資源。公共物品則不然，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也就是說，公共物品的消費具有不可分性，不可能有效地界定產權，而且，在一定范圍內，不論消費量的增減，都不會影響公共物品供給的邊際成本的變化。
一、增強公共產品多樣化的供給方式
一直以來，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誤解：公共產品應當完全由政府供給。由于公共產品“免費搭車”的理的普遍存在，按私人供給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確定產量，將不能彌補生產的成本，使得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公共產品供給量往往低于有效水平，甚至供給量為零。這就需要政府建立一種合理供給制度來滿足公眾需求。
而純粹由政府供給或純粹由市場供給的理論 ，都是建立在各自嚴格的假定條件基礎上，是相對于各自效率滿足條件而言的。同樣在政府與私人的供給方式之間，趨利避害，揚長避短，建立政府與市場混合，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職能互補的制度框架。
生產者必須是能夠做出決策的主體,這樣的主體只有三個：政府、企業和個人。企業和個人的性質是一樣的，統稱私人。也就是說，對于產品的生產來講，主題只有兩個：政府和私人。而對于商品的提供，主體有三個：政府、私人企業。企業就是消費某一公共產品的所有消費者的集合?！捌髽I”這一概念是指聯合提供的問題，只有在關于產品的提供時才有意義。在關于商品的生產時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不是獨立的決策單位。
二、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實踐與發展
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也因此發生著變革。
目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市場經濟目標的確立和私人利益的凸現，以及國家財力的相對緊缺，人們開始考慮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并開始重新界定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國家財政開始向“公共財政”的方向努力，力求改變長期以來“全能政府”的觀念，打破事無巨細，包攬一切的財政支出格局，向“公共政府”邁進。財政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任，“以市場失靈”為界行使其職能，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上則表現為政府與私人供給的結合。對于公共產品，特別是具有混合性質的準公共產品，因其具有私人提供的可能性，當允許和鼓勵私人投資的成分，這在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國家的財力，政府可以集中財力加強重要、關鍵產品的宏觀調控。同樣現階段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制度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供給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效率低下，質量低劣，國有國營供給制度的主導形式阻礙公共產品提供的優化。
三、增強我國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建議
1.進行管理與經營權分離，打破行政壟斷
長期以來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為 “政企合一” 的模式使其缺乏活力，效率低下。所以要改革，必須要打破這種行政壟斷，給各種經濟成分公平競爭的條件，才能從根本上促使公共產品經營效率的提高。
2.主張投資主體多元化，鼓勵私人投資
政府應在在公共產品各個行業領域允許和鼓勵私人資本的進入，可以彌補國家財力的不足，提高相應產品的供給數量和質量,有利于解決我國長期以來公共產品供給總量偏低的問題。
3.提倡生產與提供模式的多樣化
許多準公共產品可以一定程度地市場化，在生產與提供之間實現政府與私人的合作。地區性、社區性的準公共產品顯然有更多靈活的選擇，就全國性大型準公共產品的供給來講，由于鐵路基礎設施的生產具有自然壟斷的特征，為保持鐵路網的完整和統一性，應建立全國統一的鐵路網絡公司，而客貨運輸業務則可以開展適度的競爭，按地區設立若干鐵路運輸公司；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也可私人和政府混合供給，鼓勵競爭，等等。這些都是靈活組織公共產品供給的方式。
簡言之，公共物品的公有公益方式，存在投入與產出不對稱、成本與效益不相稱的情況。在我國計劃體制時期，這種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主要是由政府和公有制企業承當的，有限的公共資源、過高的社會期望、過重的社會責任和有缺陷的決策方式結合在一起，使公共物品
當然，在逐步改變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同時，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宏觀上的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強相關的法律建設，使改革有法可依，從法律上保護各種成分對公共產品投資經營的合法性。
參考文獻：
[1]李成威．公共產品提供和生產的理論分析及啟示[J]．財政研究，2003，（3）.
[2]杜偉．積極鼓勵非公有資本參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J]．價格月刊，2003，（12）.
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2-0011-03
一、西方公共產品理論觀點及其發展
由于西方國家的城市化水平較高,城鄉差別小,西方對于農村公共產品的專門研究文獻比較少見,大多將其納入公共產品的一般研究當中。由于西方國家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較為均衡,城市和鄉村公共體系較為完善,基本沒有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重大差異問題,因此西方較少采用“農村公共產品”表述方式。
(一)公共產品理論概述
1954年,薩繆爾森在《經濟學與統計學評論》上發表了《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提出了至今仍被廣為接受的、經典性的公共產品的定義:每個人消費這種產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給出的公共產品定義是:“任何物品,如果一個集團X1、X2……Xi……Xn中的任何個人Xi能夠消費它,它就不能適當地排斥其他人對該產品的消費”,則該產品是公共產品。布雷頓根據公共產品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布坎南提出了“俱樂部產品”概念:就是這樣一類產品,一些人能消費,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布坎南的“俱樂部產品”拉近了“公共產品”與現實的距離,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操作性。
西方公共產品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從亞當?斯密開始到1954年薩繆爾森發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為止,古典和新古典理論在政府財政稅收的限度內探討公共產品問題,把公共產品本身作為政府設計稅收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第二個時期是從1954年薩繆爾森發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至今,這一階段是公共產品理論形成并得到發展的時期。公共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傳統對公共產品進行研究,從公共產品的內在屬性出發,通過揭示公共產品與市場機制的內在矛盾,提出了針對不同的公共產品,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來供給的觀點,形成了多主體提供公共產品的理論。
(二)西方公共產品理論發展進程
公共產品思想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說。我國著名財政學家張馨教授曾經考察過公共產品理論的起源,認為最早對公共產品的論述可以追溯到英國學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F在一般認為,國外最早對公共產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大衛?休謨。其次是亞當?斯密從國家職能角度對公共產品展開研究,奠定了財政學的理論框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除了闡述“看不見的手”原理外,特別指出政府必須提供某些公共服務:建立國防、設立司法機關、維持公共事業和維護公共設施等。1882年,瓦格納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斷增長法則”,或稱“政府活動擴張法則”。這一觀點后來被人們稱為“瓦格納法則”( Wagner’s Law)。瑞典人林達爾(Lindahl,1919)在其博士論文《公平稅收》中正式提出“公共產品”一詞。1919年產生的林達爾均衡是公共產品理論最早的成果之一。林達爾均衡的功績之一在于從理論上論證了公共物品(包括信息商品)的市場均衡價格原理與私人物品的市場均衡價格原理之間的差異,為進一步探討信息商品的價格問題找到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同時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所需費用的來源問題,極大地促進西方公共財政理論以及公共產品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真正賦予“公共產品”形式化定義始于保羅?薩繆爾森。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粹理論”一文中將公共產品定義為這樣一種產品:每一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并不減少任何他人也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這一描述也成為經濟學關于純粹的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可以將公共物品概括為三個特征:(l)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2)消費的非競爭性。 (3)受益的非排他性。對公共產品的研究學者們對公共產品的定義,幾乎都是在薩繆爾森定義的三個特征的基礎上做出界定的。
隨后詹姆斯?布坎南、斯蒂格里茨等學者對其進行了極大豐富,如詹姆斯?M.布坎南與戈登?圖洛克、肯尼思?阿羅等人創立了公共選擇理論,成為現代“公共部門經濟學”的起源。而布坎南在薩繆爾森等人研究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俱樂部產品”。1965年,布坎南在《俱樂部的經濟理論》一文中指出,薩繆爾森定義的公共產品是“純公共產品”,現實社會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間的“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商品”。布坎南的“俱樂部產品”拉近了“公共產品”與現實的距離,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和操作性。20世紀50年代末期,美國著名學者馬斯格雷夫出版了堪稱經典的《財政學原理:公共經濟研究》一書,第一次引用了“公共經濟學”的概念。至此,成熟的公共產品理論體系框架已經完全形成了。
從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產品理論的研究可以說源遠流長,產生了不同的流派,建立了不同模型,內容龐雜,十分豐富。當前,西方經濟學、管理學關于公共產品理論的研究方興未艾,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包括公共產品供給效率評估的數量化;公共產品研究的國際化;關注現實問題解決的多元化。
二、國內農村公共產品研究與進展
(一)農村公共產品定義與特征的辨析與明確
國內學者對于農村公共產品的的定義大都基于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中對公共產品的定義:“純粹的公共產品或勞務是這樣的產品或勞務,即每個人消費這種物品或勞務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種產品或勞務的減少”,即農村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村私人產品而言,是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產品的總稱。張軍、何寒熙(1996)和雷原(1999)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是由消費的非排他性和供給的連帶性定義的。徐小青(2002)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是農村地區農業、農村或農民生產、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或服務。王國華、(2003)、馮海波、鄭婷婷(2005)和楊衛軍(2005)都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的“私人產品”而言,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產品。石玲紅(2008)認為,農村公共產品是指在農村地域范疇內私人不愿提供或不能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的社會產品,其范圍涉及農村公共設施、公共事業、公共福利、公共服務等各個領域。聶火云,周黎鴻(2008)認為,由于中國農村的特殊性,農村公共產品也有其特殊性。一是絕大多數農村公共產品為地方公共產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非所有的公共產品都能覆蓋整個國家,更多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圍內。二是滿足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產品,指對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關鎮)以外,居住在鄉村的我國約9億農民需要的公共產品。曾福生、李燕凌,匡遠配(2006)認為農村公共產品具有特定區域性、生產的分散性、農民對其強烈的依賴性、供給主體的弱替代性、農村公共產品范圍的流動性和生產性消費特征等。該分類擺脫了公共產品特征的一般描述,真正結合了農村農民的實際和特殊性。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模型與數量化
國內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研究類型相對較多,包括了效率現狀、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存在的問題、解決的途徑等?？傮w上,國內對于供給效率的研究,可分為供給效率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兩大類型。如黃季餛、李寧輝(2004)利用CAPSIM模型分析了農村公共政策在國家層面上對于農業生產消費價格和貿易的綜合效率?？镞h配(2006)研究了貧困地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低下導致農村社區公共產品質量堪憂。王磊(2007)借用分級條件下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最優規模的模型和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為量化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效率提供理論依據;同時根據IMD測度政府效率的指標體系和國內相關的研究和實踐,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效率分析應采用DEA的方法,探討了公共產品最優供給規模及效率的模型與方法。陳會玲,楊丹,石智剛(2008)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進行了政治經濟分析,相應的對策主要是從立法保障、分級體制的建立、產權安排,以及地方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的。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2008)從績效出發研究如何確保農村公共產品高效供給,并提出績效是實現我國農村公共產品高效供給的必由之路。
當前國內的實證研究較多,如鄭洲(2007)以扎囊縣德吉新村朗賽林提灌站的建設與維修為例,考察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問題。并指出,政府在有限的財政投入下,在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數量的同時,更應注重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同時必須建立在廣大農牧民群眾的實際需求這一根本前提條件之上。并提出了明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提高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政府努力控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成本,必須充分考慮農牧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實際需求狀況,農牧民顯示自己的真實需求偏好等建議。劉文勇,吳顯亮,喬春陽(2008)構建了這樣的模型:Xj=aY+c,其中,Y代表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X代表農村居民消費的產品;j代表農民消費產品的種類,其中包含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 a是邊際消費傾向;c是自發性消費。為了消除非線性相關對模型回歸分析的影響,對公式1作雙對數變換后,有:lnXj=alnY+c。經過實證分析后認為,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發揮出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屬性產品供給發揮出的效用水平。李燕凌(2007)通過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結合,在翔實的農村調查和權威統計數據基礎上,通過構建農村公共品供給“雙層效率因素分析”(DEFA,double一decked efficiency factor analysis)等模型,采用微觀層面農村公共品供給農民主觀評價“滿意度”分析、宏觀層面縣級截面數據包絡分析(DEA)等手段,綜合考慮農村公共品投入與產出兩個子系統功能協調效率問題,揭示農村公共品供給效率現狀及其變化規律。并提出了“存量盤活、增量擴大;資源節約、效能升級;分權改革、統籌發展”的農村公共品供給“雙層增效創新模式”及其對策建議。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細化與創新
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概念。張軍、蔣琳琦(1997)認為公共品供給制度是多種具有關聯性的規則制度所構成的一個組合或者說體系。這一個體系的每一組成部分都有多種不同的選擇,每一種不同的選擇就構成了新的一種公共品供給制度。公共品供給制度主要包括公共品供給的決策規則、成本分攤制度、生產和管理制度以及使用(分配)制度。公共品供給制度較為本質性的變遷事實上體現在決策、成本分攤和使用制度的演進之上。
張軍、何寒熙(1996)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在改革后的變遷作了分析。他們認為由于農村制度向非集體化的變遷和集體化農業組織的瓦解,中國農村原來的用來提供當地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林萬龍(2003)則在《中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研究》中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研究了家庭承包制的實施對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遷的影響,論證了其提出的兩個理論假說:(1)家庭承包制的實施是憲法秩序意義上的變革,因而將可能引發農村社區公共品供給制度的變遷;(2)這一變遷包括主導變遷和需求誘致變遷兩方面內容。葉興慶(1997)將通過政府稅收來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稱為制度內公共產品供給,把通過非稅收形式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稱為制度外公共產品供給。建國后,我國以制度外供給為特征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卻無實質性的改變。谷洪波(2004)、葉子榮、劉鴻淵(2005)等都認為,現行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制度外籌資制度是公社時期制度的延續。陳永新(2005)認為農村公共產品的制度外供給造成了農民負擔過重,維持現有制度的成本越來越大,而收益越來越小,出現了制度變遷的迫切性。楊衛軍、王永蓮(2005)認為一方面,稅改堵死了制度外籌資渠道,導致了農村公共產品制度外供給的終結;另一方面,“一事一議”制度仍不完善,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出現了真空。
總體上,國內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研究牽涉到了制度現狀、制度不足和缺陷、制度完善和創新等內容,但部分研究在觀點上缺乏創新,研究思路上過于宏觀和空洞。相反國內也有一些專家獨辟蹊徑,從某一創新視角或領域進行了研究,如烏東峰(2005)從農村生態環境這一細分公共產品出發,對農村社區機制與農村生態環境保護進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通過調動中國農村社區機制,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參與環境保護,使環境保護成為群眾共同行動和全社會的共同事業,是未來解決中國農村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要選擇。朱有志(2008)從“兩型社會”出發,對“兩型社會”綜改區城鄉統籌中的機制創新進行了研究,并提出應重點從建立動力機制、協調機制、扶持機制和保障機制著手。
(四)農村公共產品未來研究應在國際視野下腳踏實地
總體上,國內研究成果在理論與實踐發展中有了較好研究基礎,出現了一批扎實的研究成果,但相關研究仍存在諸多不足:第一,多數研究熱衷一般調查和發展戰略研究,而應用性和實證性研究偏少,對所研究之問題的理論和現實背景缺乏清楚描述?，F狀調查和發展戰略的確非常重要,但當前的多數成果缺乏新意和創新,并最終流于空乏和空洞;第二,當前研究大多集中發達地區或都市周邊農村范疇,邊緣農村尤其是欠發達農村地區研究較少。尤其是西部等少數民族地區,其農村具有地理、文化、經濟等方面的重大差異和特殊性,其關注度有待提高;第三,缺乏模型分析與數量推導,缺乏多學科多方法的綜合視角?，F有研究中,以問卷調查法和文獻資料法為主,調研數據處理的方法過于簡單,缺乏模型分析與數理化論證,應在經濟學思想指導下重視數學推導和計量分析的采用;第四,在有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研究中,對其一般研究較多,有關國內外對比研究等領域較為少見。
參考文獻:
[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J].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講[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3]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5.
[4]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第7版[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5] 柯武鋼,史漫飛.制度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6]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村經濟綠皮書: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2007-2008)[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7] 程恩富,胡樂明.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5.
[8] 徐小青.中國農村公共服務[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
在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及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黑龍江省各級政府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改善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支持，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得到了較大的改善，但由于歷史原因，目前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仍舊為低水平供給。
一、主要表現
（一）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黑龍江省是農業大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已經成為統籌城鄉發展的難點所在。這是因為，黑龍江省農村地區地理條件復雜，鄉鎮政府財政經濟實力較弱，雖然近年來中央與省級政府加大了對黑龍江省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但是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仍遠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
（二）農村教育方面
黑龍江省大部分縣（市）財政困難，上級增加的轉移支付有的為增加和補發教師工資，有的貧困縣甚至全年的財政收入尚不夠為全縣的教師開支用，而人員費逐年上升，公用費嚴重短缺。加之，農村義務教育“欠債太多”，各地區經濟發展又極不平衡，很多縣財政過于困難，所以“以縣為主”的農村教育經費管理體制，無法保證農村義務教育條件的真正改善。
（三）農村衛生事業方面
黑龍江省農村實施稅費改革后，村級預防保健經費沒有列入縣級財政預算，嚴重影響了村級預防保健等公共衛生服務的開展。雖然每年全省安排2.4億元，對12萬農村五保戶基本做到了應保盡保；按照“低標準起步、廣覆蓋鋪開”的原則，全省實行了農村醫療救助制度，但目前鄉鎮衛生院的經營狀況基本為好中差各占三分之一。雖然目前黑龍江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已經覆蓋全省，但黑龍江農村醫療衛生事業仍舊存在著投入衛生事業經費不足、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村醫療衛生服務人員數量不足等問題。黑龍江省各級政府投入的衛生事業經費不足，資金運作效益不高，農村醫療衛生資金投入嚴重短缺，難以保證廣大農民的衛生服務需求
（四）農村社會保障方面
在構建和諧社會和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隨著農村低保工作的展開和逐步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顯現出向城市社會保障體系對接的趨勢。由于財力的限制，黑龍江省的許多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幾乎沒有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全省社會保障工作主要重點放在城鎮，農村社會保障與城鎮差距較大。目前黑龍江省農村社會保障工作仍是低水平的保障，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比較小。
（五）農村公共文化品方面
目前，黑龍江省鄉鎮和村一級基本無圖書館也無購書經費，農民喜愛的電影由于投入不足，能夠讓農民享受的大片、新片、好片電影幾乎為零，農民喜聞樂見的戲劇演出也幾乎為零，同樣由于投入不足，能給農民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為數太少。農村文化經營場所設施簡陋，消費水平不高，決定了農村文化市場重在扶持和引導。與龐大的農村文化市場需求相比，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員缺乏，特別是專業人才缺乏。原來有一定的影響力、取得一定的藝術成果的老同志現在大部分已退下來，而新畢業的大學文藝畢業生不愿到農村工作，農村文化建設后繼乏人，嚴重制約農村公共供給。
二、主要現象
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在供給過程中仍舊存在著總體不足、供給不均衡等現象，而且一些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供給偏少，一些對農民益處不大的公共產品卻供給過剩，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和地域條件差異的制約，公共產品的供給還存在著較大不公平性，這些問題我們都不可忽視。
（一）總體供給不足
主要體現在財政用于農業的資金投入不足。雖然黑龍江省財政性支農支出的絕對量從2003年開始是逐年增加的，但2003年至2006年期間，財政支農支出占黑龍江省財政總支出的比例卻呈現平穩趨勢，基本穩定在3.4%左右，遠遠低于同期國家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從2007年開始，黑龍江省財政支農支出統計口徑有所變化，財政支農支出所列為農林水事務財政支出，所以與2006年相比有較大幅度的增長。2007年至2009年期間，黑龍江省財政支農支出總量上有大幅度增長，財政支農支出所占比例也穩步增長，可見政府加大了對農業投入，但與同期國家財政支農支出比例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二）結構失衡
現階段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僅總量不足，而且由于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決策程序，因此結構失衡，難以提供農民真正需要的農村公共產品。首先，農民急需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涉及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嚴重短缺。農村的教育、社會保障、醫療生、環境保護等方面對提高農民素質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然而，在這方面黑龍江省農村的目前狀況顯現出明顯的不足。黑龍江省的農村醫療保障普遍缺乏，農民是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平常的小病，農民們還可以勉強應付，但假如得了大病，許多家庭都因無法承受高昂的醫藥費而選擇放棄治療或治療到中途被迫中止。農村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
（三）供給的不公平性
在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由于城鄉二元體制和各地農村地理條件差異的制約，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著較大不公平性。
城鄉公共產品的供給有失公平。在黑龍江省內關于公共產品的供給，農村村民與城市居民享受著不同的待遇。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著優越的市政設施條件，發達的交通、整潔的環境、低廉的基礎教育、先進的醫療設施以及較健全的社會保障，而農村居民卻與此無緣，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供給均低于城市。另一方面，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遠低于城市的不平等狀況下，農民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除繳納政府規定的使用費外，往往還需付出更多的代價，而城市居民則不需從稅后收入中支付除使用費以外的更多的費用。
（四）供給效率低下
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要求是消費者的邊際支付意愿之和等于生產單位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否則，即為公共產品過?；虿蛔?。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預算的不完整性和行政體制改革的滯后等問題的困擾，對于農村公共資源的使用過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鶎诱幸徽坠倭艡C構來工作，一些部門片面強調部門工作的重要性，不切實際地要求各級政府層層對口設置機構，官僚機構也就越來越龐大，在縣鄉兩級造成嚴重的機構重疊和人員超編，不僅占用了大量的財政資金，還必然出現人浮于事、互相推諉，辦事效率低下。
（五）農村公共資源監督機制缺乏
首先，涉及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部門多、資金投入分散。在生產和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過程中，出于各自政績和利益考慮，政府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中間環節較多，公共資金被層層“過濾”，公共產品被層層加價，往往導致農村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和增長無序。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增加了對農村公共資源的籌集需求，進一步提高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農民分攤公共產品成本的負擔加重。其次，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主要由政府自上而下提供，農民自身受文化知識以及公共資源信息缺乏等因素的限制，農民的權利意識淡薄，難以參與民主監督，也缺乏民主監督的能力，這使農村公共需求與供給難以實現最佳耦合，在農村公共資源的籌集、使用和管理上的監督作用難以得到充分發揮。再次，鄉、村財務管理混亂，資金使用的非透明化使得一些管理人員有機可乘。假公濟私，資金被濫用、挪用甚至貪污的現象比較普遍，暗箱操作突出等等，造成極大的浪費。
要改善黑龍江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除了加大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力度、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外，還需要建立適應社會、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統籌城鄉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多元化模式。
參考文獻：
[1]謝立群.以需求為導向的農村公共產品
供給模式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學碩士
學位論文，2010.
[2]孫永奇.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創
新研究[D]. 長春：吉林大學大學碩士學
位論文，2007.
[3]陳定洋.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
遷研究[D]. 西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碩
士學位論文，2009.
[4]王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及其創新
研究[D]. 泰安：山東農業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2005.
[5]黃麗華.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變
[論文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 供給 新農村建設
[論文摘要]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與城市相比差距極為懸殊，其原因在于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其結果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也成為阻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嚴重障礙。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要進一步完善其供給制度，改變政策導向和政策思路，創新供給模式。實施多元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是一種有益探索。
“十一五”規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農村，不僅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同時還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擴大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目前，農村公共產品普遍短缺。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嚴重障礙。因此，著力擴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僅以石家莊市為例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作一調查和思考。
一、石家莊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長期以來。我國在公共產品供給上實行的是兩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電、道路、通訊、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基礎設施由各地財政來提供：另一套政策是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靠農民自身解決，國家僅給予適當補助。由于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優質的基礎教育、發達的交通、完善的醫療服務以及優美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農村居民不僅與此無緣。而且在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低于城市的狀況下。還要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交費。石家莊市與全國情況一樣，一邊是市政府在經營城市、改善投資環境的激勵下為民辦實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使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錦上添花”，讓市民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利益和精神享受：一邊卻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與城市極為懸殊的態勢，農民要為增加的大多數公共產品供給全部或部分“埋單”。這種供給主體的差異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巨大差異。
1．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從衛生經費上看，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用于衛生的支出為4．91億元，其中3．32億元投向石家莊市區，占衛生投入總額的67．3％，而用于縣城及農村的只有1．59億元，占衛生投入總額的32．7％，直接投入到農村的衛生資源大概在20％左右，這足以表明，衛生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目前，承擔了大量的公共衛生職能的鄉鎮衛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務的能力受到嚴重制約，一些鄉鎮衛生院名存實亡，甚至已不復存在。2003年石家莊市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有4858人，農村平均每萬人擁有8．5人：市區和縣城擁有23798人．每萬人擁有72人，城市是農村的近9倍。農村鄉鎮衛生院有病床5320張，平均每萬人擁有9張：市區和縣城為20019張，每萬人擁有60張。城市是農村的6倍多。原有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早已不復存在，有些地方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型合作醫療體制也還在探索和完善中，農民成為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大量存在。
2．農村社會保障像蜻蜓點水。目前，石家莊市市區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企業和職工個人要繳納社會保險費外，市財政每年還要給予大量補助。2003年市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補助4．3億元，其中3．54億元用于石家莊市區，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82．3％，0．76億元用于縣城及農村，僅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17．7％。城市人均161元，農村人均11元(其中還包括農村特困戶救濟和優撫軍烈屬等)，相差將近15倍。石家莊市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還沒有延伸到農村。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已基本實現全面覆蓋，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6．7萬，僅占農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莊市區周邊縣、市，其他縣、市特別是貧困縣，農村人口參加養老保險的幾乎為零。城鎮職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達84．4萬人，失業保險覆蓋率為95％：農村根本就沒有失業保險。2003年統計資料顯示，市財政為向低保和下崗職工發放補助和生活費共支出2．2億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鎮，全市有7．65萬人接受城鎮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都是由縣、鄉、村三級負擔，由于資金來源的拮據而使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標準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石家莊市的低保標準為205元，而靈壽、贊皇、行唐、元氏、井陘僅為125元。這也只限于縣城的職工．許多縣市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約有34％的農村貧困人口得到了救濟，但人均救濟款不足百元。
3．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捉襟見肘。2003年的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3440．91元，而最低的一個縣僅為560．89元．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是該縣的6倍：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為1470．98元，而最低的兩個縣分別為0．4元、2．27元．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分別是這兩個縣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當部分的中小學是完全依靠學生的學雜費在支撐運轉。在農村教育經費較低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的師資、教學設施及其他條件與城市無法相提并論。城市小學的升學率100％，而農村小學的升學率為98％；初中的升學率，城市98％，農村僅為68％，農村比城市低30個百分點。由于農村教育落后，使農村從業人員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學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專文化程度僅占1．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8％。勞動者素質低下必將影響到新農村建設進程。
4．基層農業技術推廣無能為力。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農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石家莊市農業推廣系統長時間處于“有錢養兵、沒錢打仗”的尷尬境地，鄉鎮的一些農業技術員早已挪做他用。農業技術推廣、引導農民科學種田、科學施肥、有效防治病蟲害、提高農作物的品質，已成為紙上談兵，不得不靠上級部門的“科技下鄉”活動來推動。據調查，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支出79．7億元，支農資金約為2．4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的3％。低于全國4．7％的水平，用于農業技術推廣的資金更是少的可憐，據調查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近60％的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沒有業務經費。由于農業技術推廣不到位，石家莊市農村的廣大農民無法及時得到有關的信息和技術。因而在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不計成本、不考慮投入，這也正是造成石家莊市農業效益不高、農民收入低、農村地區生產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的負面影響
公共產品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對于農業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生產力增長緩慢，農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業投資效益降低，農業不能獲得平均利潤率造成的。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給農業以及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1．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是“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公共產品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實現社會利益公平分配的一個重要途徑。公共產品供給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這實質是制度設計的不平等。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重城市輕農村”，規避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責任。在現行公共品供給體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到了城市，農村中本來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承擔的公共產品成本卻完全由農民承擔。本來應該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卻通過上級政府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最終落到鄉鎮政府和農民頭上。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通過供給責任的層層推卸，農民自己不得不充當公共品的提供主體，在農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長緩慢且在承擔了各類隱性和顯性負擔后，還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產品的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農村貧困人口終年處于貧困狀態。公共產品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已構成了私人產品生產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給水平及獲得的難易程度決定著私人生產成本的高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惡化了農村的發展環境，增加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嚴重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已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不僅使農民的負擔加重，進一步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造成惡性循環。當前，“三農”問題成為困擾政府、學界及業界的難題。其實，解決“三農”問題，建設新農村的關鍵，就是要以人為本，優先解決廣大農民生存、發展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建立一種公平合理的城鄉協調發展制度，讓農民同城市居民在權利與義務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權、發展權。
2．公共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首先，對城鄉居民實際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的影響。由于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兩個方面，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賴于公共消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費明顯要高于農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顯著高于農村居民。在這種狀況下，農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其次，對城鄉居民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受教育的程度、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決定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受教育程度與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約束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在這些方面公共消費的顯著差異會使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明顯低于城市居民。而個人收入又是人力資本價值的實現，所以。人力資本積累的差異又決定了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決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再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公共產品供給差異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增加生產成本。比如，沒有良好的水利設施，就會增加灌溉成本；沒有良好的交通設施，就會增加運輸成本。二是減少農民對農業的投入。比如，對農民不合理的制度，不僅直接加重農民負擔，而且會降低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直接減少對農業的投入。三是降低農民抗風險的能力。比如，氣象與市場信息等服務差就會降低農民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能力?？傊伯a品供給差異的存在降低農民私人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農村資本、人才的外流，形成農村經濟活動的高成本運行，農業競爭力下降，農村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能力，妨礙了農民的增收、農村的進步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這將嚴重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三、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思路
1．把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已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村居民生存、發展、健康、文化娛樂等多層次和多樣化需求的滿足，也影響了農村居民生活綜合質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區，“行路難、就醫難、上學難”等基本問題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礎設施，仍不能消費現代家用電器，使用現代通訊手段，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新生活。農民在生產生活中因為公共品供給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從而造成生產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況十分普遍和嚴重。改革開放后，大多數集體經濟已日趨弱化，農村稅費改革以后，中央補貼農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補到戶，所以，靠集體經濟無法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因此，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應該是立足農村，從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角度來打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給公共產品的辦法，為農民提供廉價公共品，使農民在受教育、醫療、保障、文化娛樂、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實得到實惠，這是保障農民的根本利益，改變農民生存環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
2．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好基礎。農村公共品供給必須實行兩個改變，一是盡快改變公共品供給“重城市、輕農村”的政策導向，二是改變農村公共品供給“以農民為主”的政策思路。明確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應該承擔的責任。政府必須著眼于全體公民、全部社區，而不是僅僅把目光放在更容易關注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區。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一樣擁有相同的發展權和生存權，政府應該承擔起農村最起碼的公共產品供給責任，把公共產品真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給城市和鄉村。使農民能夠真正享受到國民待遇，尊重農民意愿、維護農民利益、增進農民福祉，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下堅實基礎。
[論文摘要]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與城市相比差距極為懸殊,其原因在于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其結果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也成為阻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嚴重障礙。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要進一步完善其供給制度,改變政策導向和政策思路,創新供給模式。實施多元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是一種有益探索。
“十一五”規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農村,不僅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同時還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擴大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目前,農村公共產品普遍短缺。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嚴重障礙。因此,著力擴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僅以石家莊市為例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作一調查和思考。
一、石家莊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長期以來。我國在公共產品供給上實行的是兩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電、道路、通訊、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基礎設施由各地財政來提供:另一套政策是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靠農民自身解決,國家僅給予適當補助。由于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優質的基礎教育、發達的交通、完善的醫療服務以及優美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農村居民不僅與此無緣。而且在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低于城市的狀況下。還要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交費。石家莊市與全國情況一樣,一邊是市政府在經營城市、改善投資環境的激勵下為民辦實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使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錦上添花”,讓市民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利益和精神享受:一邊卻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與城市極為懸殊的態勢,農民要為增加的大多數公共產品供給全部或部分“埋單”。這種供給主體的差異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巨大差異。
1.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從衛生經費上看,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用于衛生的支出為4.91億元,其中3.32億元投向石家莊市區,占衛生投入總額的67.3%,而用于縣城及農村的只有1.59億元,占衛生投入總額的32.7%,直接投入到農村的衛生資源大概在20%左右,這足以表明,衛生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目前,承擔了大量的公共衛生職能的鄉鎮衛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務的能力受到嚴重制約,一些鄉鎮衛生院名存實亡,甚至已不復存在。2003年石家莊市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有4858人,農村平均每萬人擁有8.5人:市區和縣城擁有23798人.每萬人擁有72人,城市是農村的近9倍。農村鄉鎮衛生院有病床5320張,平均每萬人擁有9張:市區和縣城為20019張,每萬人擁有60張。城市是農村的6倍多。原有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早已不復存在,有些地方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型合作醫療體制也還在探索和完善中,農民成為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大量存在。
2.農村社會保障像蜻蜓點水。目前,石家莊市市區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企業和職工個人要繳納社會保險費外,市財政每年還要給予大量補助。2003年市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補助4.3億元,其中3.54億元用于石家莊市區,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82.3%,0.76億元用于縣城及農村,僅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17.7%。城市人均161元,農村人均11元(其中還包括農村特困戶救濟和優撫軍烈屬等),相差將近15倍。石家莊市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還沒有延伸到農村。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已基本實現全面覆蓋,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6.7萬,僅占農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莊市區周邊縣、市,其他縣、市特別是貧困縣,農村人口參加養老保險的幾乎為零。城鎮職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達84.4萬人,失業保險覆蓋率為95%:農村根本就沒有失業保險。2003年統計資料顯示,市財政為向低保和下崗職工發放補助和生活費共支出2.2億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鎮,全市有7.65萬人接受城鎮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都是由縣、鄉、村三級負擔,由于資金來源的拮據而使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標準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石家莊市的低保標準為205元,而靈壽、贊皇、行唐、元氏、井陘僅為125元。這也只限于縣城的職工.許多縣市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約有34%的農村貧困人口得到了救濟,但人均救濟款不足百元。
3.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捉襟見肘。2003年的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3440.91元,而最低的一個縣僅為560.89元.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是該縣的6倍: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為1470.98元,而最低的兩個縣分別為0.4元、2.27元.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分別是這兩個縣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當部分的中小學是完全依靠學生的學雜費在支撐運轉。在農村教育經費較低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的師資、教學設施及其他條件與城市無法相提并論。城市小學的升學率100%,而農村小學的升學率為98%;初中的升學率,城市98%,農村僅為68%,農村比城市低30個百分點。由于農村教育落后,使農村從業人員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學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專文化程度僅占1.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8%。勞動者素質低下必將影響到新農村建設進程。
4.基層農業技術推廣無能為力。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農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石家莊市農業推廣系統長時間處于“有錢養兵、沒錢打仗”的尷尬境地,鄉鎮的一些農業技術員早已挪做他用。農業技術推廣、引導農民科學種田、科學施肥、有效防治病蟲害、提高農作物的品質,已成為紙上談兵,不得不靠上級部門的“科技下鄉”活動來推動。據調查,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支出79.7億元,支農資金約為2.4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的3%。低于全國4.7%的水平,用于農業技術推廣的資金更是少的可憐,據調查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近60%的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沒有業務經費。由于農業技術推廣不到位,石家莊市農村的廣大農民無法及時得到有關的信息和技術。因而在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不計成本、不考慮投入,這也正是造成石家莊市農業效益不高、農民收入低、農村地區生產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的負面影響
公共產品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對于農業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生產力增長緩慢,農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業投資效益降低,農業不能獲得平均利潤率造成的。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給農業以及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1.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是“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公共產品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實現社會利益公平分配的一個重要途徑。公共產品供給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這實質是制度設計的不平等。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重城市輕農村”,規避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責任。在現行公共品供給體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到了城市,農村中本來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承擔的公共產品成本卻完全由農民承擔。本來應該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卻通過上級政府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最終落到鄉鎮政府和農民頭上。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通過供給責任的層層推卸,農民自己不得不充當公共品的提供主體,在農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長緩慢且在承擔了各類隱性和顯性負擔后,還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產品的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農村貧困人口終年處于貧困狀態。公共產品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已構成了私人產品生產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給水平及獲得的難易程度決定著私人生產成本的高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惡化了農村的發展環境,增加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嚴重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已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不僅使農民的負擔加重,進一步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造成惡性循環。當前,“三農”問題成為困擾政府、學界及業界的難題。其實,解決“三農”問題,建設新農村的關鍵,就是要以人為本,優先解決廣大農民生存、發展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建立一種公平合理的城鄉協調發展制度,讓農民同城市居民在權利與義務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權、發展權。
2.公共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首先,對城鄉居民實際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的影響。由于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兩個方面,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賴于公共消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費明顯要高于農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顯著高于農村居民。在這種狀況下,農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其次,對城鄉居民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受教育的程度、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決定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受教育程度與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約束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在這些方面公共消費的顯著差異會使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明顯低于城市居民。而個人收入又是人力資本價值的實現,所以。人力資本積累的差異又決定了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決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再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公共產品供給差異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增加生產成本。比如,沒有良好的水利設施,就會增加灌溉成本;沒有良好的交通設施,就會增加運輸成本。二是減少農民對農業的投入。比如,對農民不合理的制度,不僅直接加重農民負擔,而且會降低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直接減少對農業的投入。三是降低農民抗風險的能力。比如,氣象與市場信息等服務差就會降低農民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能力?？傊?公共產品供給差異的存在降低農民私人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農村資本、人才的外流,形成農村經濟活動的高成本運行,農業競爭力下降,農村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能力,妨礙了農民的增收、農村的進步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這將嚴重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三、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思路
1.把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已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村居民生存、發展、健康、文化娛樂等多層次和多樣化需求的滿足,也影響了農村居民生活綜合質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區,“行路難、就醫難、上學難”等基本問題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礎設施,仍不能消費現代家用電器,使用現代通訊手段,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新生活。農民在生產生活中因為公共品供給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從而造成生產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況十分普遍和嚴重。改革開放后,大多數集體經濟已日趨弱化,農村稅費改革以后,中央補貼農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補到戶,所以,靠集體經濟無法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因此,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應該是立足農村,從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角度來打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給公共產品的辦法,為農民提供廉價公共品,使農民在受教育、醫療、保障、文化娛樂、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實得到實惠,這是保障農民的根本利益,改變農民生存環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
2.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好基礎。農村公共品供給必須實行兩個改變,一是盡快改變公共品供給“重城市、輕農村”的政策導向,二是改變農村公共品供給“以農民為主”的政策思路。明確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應該承擔的責任。政府必須著眼于全體公民、全部社區,而不是僅僅把目光放在更容易關注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區。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一樣擁有相同的發展權和生存權,政府應該承擔起農村最起碼的公共產品供給責任,把公共產品真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給城市和鄉村。使農民能夠真正享受到國民待遇,尊重農民意愿、維護農民利益、增進農民福祉,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下堅實基礎。
農村公共產品按照消費競爭性、收費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以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純公共產品是指在消費的過程中具有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如農業發展戰略研究、農村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農村準公共產品是指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在消費的過程中具有不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主要包括：一般準公共產品，如農村職高教育、鄉村道路建設等；在性質上近乎私人產品的準公共產品，如農村電信、自來水等。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經歷了時期、改革開放后至稅費改革前和農村稅費改革后的幾次制度變遷。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產品數量不斷增多、質量也不斷提高，但與城市相比，與農村、農民的實際需求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傮w來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主要存在著以下問題：
1.稅費改革后公共資金出現困境
農村的稅費改革在為農民減輕負擔，為村民委員會減輕了行政壓力的同時，也將農村發展中的深層次的矛盾激發出來。農村的稅費改革給基層政府帶來了減收的事實，但基層政府承擔的事權并沒有減少，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成本的分攤者的身份也沒有改變，這些都提前引起了鄉村債務危機的發生，使得鄉鎮政府掌握的公共資金嚴重不足。
2.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低下
長期以來，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都是至上而下的，很少顧及到農民的真正需求，加上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只為追求自身的利益，使得現行的公共供給效率低下。表現在：一是生產性的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包括：（1）保護和穩定農業社會的各種政策以及農業生態環境等；（2）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非生產性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剩，比如，政府熱衷于一些見效快，出政績的短期公共項目，不愿意投資一些見效慢，但是具有戰略意義，農民真正需要的純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錯位根據財政分權理論，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的提供，地方政府負責地方性的提供，跨區域的公共服務由中央和地方公共提供或幾個區域聯合提供。但是現行的財政體制只規定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收支基數及收入分成比例，而對于各級政府的事權劃分還不夠清晰，導致鄉鎮政府的事權大于財權，承擔了許多應該由上級政府承擔的責任。
3.公共產品供給渠道單一
在現行的體制下，私人組織、第三部門等由于受到政府決策、產權界定等因素的影響，難以大規模的進入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領域，政府仍然是單一的供給主體。長期以來，鄉鎮政府公共產品供給普遍透明度低，經費不足，提供的公共產品的數量有限，質量不高，難以滿足農民對公共產品的需要，既影響了農村社會的發展，也造成了農民對政府的不滿。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政府職能定位
首先，鄉鎮政府要積極拓寬農村公共產品的籌資渠道。稅費改革后，中央財政預算內支持農村公共產品生產的籌資在下降，而地方預算內的籌資的地位在增強，鄉鎮政府要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要多向省、市、縣級政府爭取資金投入并積極拓寬籌資渠道，可以通過給予信貸等優惠政策，調動經濟組織增加對公共產品生產的投入?？傊荒茉俦е?、等、靠的陳舊思想。
其次，應當重構農村公共產品的決策程序和需求表達機制。一方面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應逐步從“自上而下”轉變為“自下而上”的供給模式，以滿足廣大農民對公共產品的實際需求。同時鄉鎮政府也要處理好公共產品投入的優先權問題，應遵循這樣一個“梯度”：保證基本民生需要的農業生產、社會保障和義務教育等優先提供，對于一些發展性的公共產品的提供應該適度，而對于一些享樂性的公共產品的供給要嚴格控制，使有限的農村公共產品資源最大限度的滿足農村居民基本的民生方面的公共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公共產品的需求表達機制，大力培養農民的民主意識，充分發揮農村社區等第三部門的作用，使一個村或鄉范圍內多數人的需求意愿得以體現。
再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應該明確各自的供給責任。公共產品因為其不同的特性分為不同的層次，不同層次上的供給主體要各盡其職，失位，錯位都會帶來公共產品供給的低效?？茖W地劃清從中央政府到基層政府的職責十分必要：全國性的純公共產品完全由中央政府供給，準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供給，跨區域公共產品，可以由受益的各方政府供給，由中央政府出面協調。
最后，要改變現行公共產品供給渠道單一的狀況，應該堅持“一體與多元相結合，一體為主”的供給主體體系。堅持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主體中的主導地位，同時要建立多元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充分發揮農村社區供給、私人組織供給和第三部門供給在供給中的重要作用。明確不同主體的職責劃分并建立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監督機制，以提高供給效率，是目前構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題中之意。
【論文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政府職能
【論文摘要】隨著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推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中出現的新情況對基層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戰，通過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和原因的分析，鄉鎮政府應開始思考自身的職能定位：強化公共服務職能，提供優質的農村公共產品。
參考文獻
[1]史玲.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5,(5).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對中國期刊網和人大復印刊資料上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文獻的檢索，分析和評述了國內有關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研究現狀及成果。從目前的文獻來看，近幾年來，國內學者越來越多地開始關注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問題，其研究內容大體集中在需求與供給的現狀、供給機制、籌資機制和利益表達機制以及西方經驗等幾個方面。論文在綜述的前提下提出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社會產品和服務，而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相對于城市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而言的，主要是指用于滿足農村公共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根據公共產品的“公共”程度不同，農村公共產品可以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純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體現了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如農村環境保護、農村基層政府行政服務、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業發展戰略研究、農村發展綜合規劃等。準農村公共產品則在消費過程中體現了不完全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如農村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義務教育、文化館建設等。農村公共服務屬于農村公共產品的范疇，是為了滿足農業、農村發展或農民生產、生活共同所需而提供的具有一定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社會服務，是不具備物質形態，而以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或勞務等服務形式表現出來的一種農村公共產品。
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研究在近幾年越來越引起各方面的重視，原因主要在于隨著城鄉差距的不斷擴大和城鄉二元結構的日趨嚴重，加強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被諸多學者視作是縮小我國城鄉差距的有效途徑。同時，隨著我國加入WTO，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做出相應的調整，對農村的扶持政策需要由價格支持轉為競爭力支持，而國際貿易協定允許的這種支持主要就在于提供農村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上，比如，農村科技服務、病蟲害防治、基礎設施、環境規劃等。可以說，在我國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現階段，統籌城鄉發展并為此構建覆蓋城鄉的公共服務體系，已經成為一項重要的歷史任務。而關于當前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需求和供給的現狀、問題、供給機制和籌資機制的完善都是當前研究的熱點，本文嘗試對上述研究熱點做出梳理與述評，并提出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一些問題。
一、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需現狀問題
當前大部分相關研究是集中在農村公共產品上，研究農村公共服務的學術論文相對較少，相關學術專著更是少見。而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一般都強調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迅速增長、總體供給不足。針對這一問題，很多研究都籠統地提出了要加強農民的表達機制和整合機制建設。對于供給現狀，大多數研究有以下的共同認識：1、相對于城市公共產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而供給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沒有承擔起足夠的供給責任或者是政府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劃分不盡合理。比如義務教育、環境保護都應由政府承擔，中央政府應無償供給全國性公共產品并按照公平性原則對地方性公共產品給予資助。2、財力有限，特別是縣鄉一級的財政緊張，在“稅改費”后，很多地方財政都淪為“吃飯財政”，形成了“養人收費，收費養人”的惡性循環。3、相對于供給不足，在“政績”工程上卻出現建設過多、政府機構臃腫、人員過多的“供給過剩”的悖論現象。4、農村公共產品和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差距過大是影響城鄉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針對于此，研究者建議政府應對城市和農村提供均衡的公共產品，消除目前對農村的忽視現象。
二、農村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供給機制問題
當前對供給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1、供給主體與供給責任劃分不明。各級行政力量如何分別負責哪些公共產品的供給？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之間的供給責任又該如何劃分？當前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責任上鄉村兩級負擔過重。雖然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有許多相同的供給責任，如教育、科學、文化、國防、衛生等，但卻沒有一個法律明確規定各層級政府在供給責任上的具體劃分，而各層級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的供給責任也非常相似，相互推卸責任的后果必然導致基層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的負擔過重。所以，眾多學者呼吁通過立法明確各級行政力量的供給責任，切實改變鄉鎮政府的財政狀態，使基層政府的事權與財權相對稱，才能真正做到減輕農民負擔。2、供給機制與農民減負。狹義的農民負擔是指除稅收以外的所有公共產品成本分擔，許多研究認為，現階段農民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的不合理，由此提出農民減負不能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更重要的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機制。但是，當前研究還沒有能全面的回答什么是有利于農民減負的合理、完善的供給機制。3、農民是弱勢群體，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應承擔起更多的更多的供給責任。農民負擔沉重，為購買公共產品和服務付出的代價昂貴，但獲得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卻不盡如人意。在這一點上，農民相對于城市居民明顯地處于弱勢，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需要更多的利益傾斜和政策扶持，同時，加入WTO以后，原來可能產生貿易扭曲的國內支持減讓承諾的“黃箱”政策不能再使用了，而必須盡快使用不會引起貿易扭曲的“綠箱”政策，而所謂“綠箱”政策是指政府執行某項農業計劃時，其費用由納稅人負擔而不是從消費者中轉移而來，且對生產者沒有影響的農業支持措施，這些政策都可以免于減讓承諾。這就意味著政府必須盡快加大對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4、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渠道單一與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衰落現象并存。一方面，不少學者提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產品的供給需要行政力量和市場力量的共同參與，在以行政力量為主的前提下，可以大膽地嘗試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私人合作的模式，采取民辦公助、鼓勵私人投資等多種方法實現公共產品與服務的高效供給。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研究認為，當前許多地方政府不恰當地把本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推向市場、推向社會。凡是要農民交錢的工商、稅務、財政等都在加強，而農民需要的技術服務部門，諸如農業技術推廣站、漁業技術推廣站、林業技術推廣站等統統轉制，走向市場，這樣的改革勢必導致農業技術推廣體系“網破、人走、技黃”。這里就提出了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哪些是可以市場化的公共產品與服務？怎樣建立適合農村實際情況的高效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與服務體系？
三、籌資機制問題與農民的需求表達機制問題
當前研究均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場經濟運行要求為目的的農村公共產品籌資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為主、社會參與；以公共財政為平臺、整合多形式籌資以及生產成本的承擔者與受益者高度同一等。而存在的問題主要在于：1、財政實力差距決定了區域和城鄉籌資差距。2、鄉鎮政府的事權與物權的不對稱必然加重農民的負擔，導致向農民轉嫁負擔的現象嚴重。3、東中西部地區的市場化進程不一致，市場化進程較快的東部發達地區在能夠實現多渠道籌集農村公共產品建設資金，而市場化進程較慢的中西部地區卻多以政府為單一投資主體。對于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關鍵是在于資金的籌集問題。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研究者大多提出應建立并完善公共財政體制、理順分配關系、完善轉移支付和重點向農村傾斜等建議，但大都比較籠統，缺乏可行性。
關于農民的需求表達機制和決策機制的建立，當前尚缺乏專門研究。學者大多呼吁打破自上而下的傳統決策機制，建立由農民自主參與的供給決策機制，使得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夠真正滿足農民的需要。也有學者提出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不符合農民需要的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員追求政績所致，所以解決的辦法是建立縣鄉一級的民選政府。但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傳遞與反饋機制，真正平衡各類利益與主張，當前仍處于空白狀態。
四、對西方經驗的研究
當前仍然缺乏對西方在相關領域內先進經驗的系統介紹。王小林的文章借用西方管理主義出發的理論，認為“沒有任何邏輯理由證明公共服務必須由官僚政府機構來提供”。擺脫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壟斷地位，建立公私機構之間的競爭。并由此進一步提出政府不一定是公共服務的生產者，而應該是一個公共服務的“安排者”，決定什么應該通過集體去做，為誰而做，做到什么程度和水平，怎樣付費等問題。他在文章中以美國為例，提出美國在哥本哈根等12個城市公交系統服務的調查表明，合同承包帶來的費用節約平均為36%。
五、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如前所述，當前對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研究重點在于供給現狀、面臨的問題以及供給機制上。而有待于深入研究的問題主要在于區分不同類型的公共產品與服務，確定市場化與否的范圍與程度，區分供給主體，明確供給責任；對于農村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農民利益表達機制和供給決策機制都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對于西方相關領域內的先進經驗需要系統全面的介紹。
參考文獻：
[1]陳小梅.“論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現狀與改革” 南方農村 2004年第2期
[2]李立清等.“對加強我國農村公共服務途徑的探討” 農業經濟 2005年第8期
[3]陳永新.“中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創新” 四川大學學報 2005年第1期
[4]陶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負擔問題探索” 財貿經濟 2001年第10期
[5]吳士健等.“試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的改革與完善” 農業經濟問題 2002年第10期
[6]葉子榮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歷史、現狀與重構” 學術研究 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