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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18日，全球首家以網絡銀行冠名的金融組織--安全第一網絡銀行（SecurityFirstNetworkBank）打開了他的"虛似之門"，它標志著一種新的銀行模式誕生，同時對具有300年歷史的傳統金融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究竟什么是網絡銀行？是否一家擁有互聯網網址和網頁，但是其中只有24家被《在線銀行報告》（OnlineBankingReport）列為"真正的網絡銀行"，因為只有在這24家銀行的網站上客戶才可以查詢帳戶余額、劃撥款項和支付帳單；而更多的網站只是提供銀行的歷史資料、業務情況等信息，而沒有提供網上銀行業務。美國最著名的網絡銀行咨詢公司高莫斯（Gomez）要求在線銀行至少提供以下五種業務中的一種才具有進入網絡銀行評價體系的資格：網上支票帳戶、網上支票異地結算、網上貨幣數據傳輸、網上互動服務和網上個信貨。筆者認為網絡銀行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網絡銀行（NetbankofInternetBank）又可稱為純網絡銀行（Internet-OnlyBank）是指沒有分支銀行或自己的自動柜員機（ATMS），僅以網絡作為交易媒介，提供以五種服務中至少一種的金融機構。廣義網絡銀行則包括純網絡銀行、電子分行（E-Branch）和遠程銀行（Remote-Bank）。電子分行是指在同時擁有"實體"分支機構的銀行中僅從事網絡銀行業務的分支機構。遠程銀行是指同時擁有ATMS、電話、專有的家用計算機軟件和純網絡銀行的金融機構。本文所指的"網絡銀行"適用廣義的網絡銀行定義，而對狹義的網絡銀行則用"純網絡銀行"表示。
自首家純網絡銀行開業以來，其數目就如雨后春筍般飛速增長。在1997年末可進行交易的金融網站有103個，到1998年10月這個數字達到350個；到1998年末已經躍升至1300個。根據美國GartnerGroupsDataquest公司的一份調查表明，目前49%的美國家庭擁有家用計算機，37%的家庭能夠并且已經接入互聯網;到2003年，這兩個數字有望分別達到65%和58%。它們的研究還進一步指冉，截止1998年末，約有
700萬個家庭是通過家用計算機獲得銀行金融服務的，這些家庭占到美國家庭總數的7%左右;在2001年底，約有1830萬個家庭會這樣做，而且幾乎全將通過互聯網實現;這意味著每年的增幅將達到41%。同時，美國銀行家協會主席吉姆;庫伯遜指出，1998年通過非網絡銀行分行進行交易的業務量下降了三分之一。""無論如何，趨勢是明顯的，網絡銀行將憑借存款利息高和實時方便、捷成本低、功能多的24小時服務獲得越來越多客戶的喜愛，其自身數目也在迅速增長，成為未來銀行業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許網絡銀行的產生將徹底改變只有金融"恐龍"才能壟斷銀行業務的歷史。據《在線銀行報告》提到的133家真正的網絡銀行"中，就資產而言，有109家未能齊身于美國最大的100家銀行之列。下面將網絡銀行的發展戰略分為大銀行發展戰略、社區銀行發展戰略和純網絡銀行發展戰略三部分進行分析。
一、大銀行的網絡銀行發展戰略
對于大銀行而言，網絡銀行通常是一個獨立的事業部或者是銀團控股的子公司，成為其發展新客戶和穩定老客戶的手段。實踐申，這些虛擬機構幾乎總是比大銀行中其它部門發展得快、以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銀行蒙特利爾銀行為例:1997年，該行擁有3·4萬名員工，1250個分支機構和700萬名顧客。1996年10月，該行設立了名為Mbanx的網絡銀行，并預測在5年內其網絡銀行的客戶會達到1億以上。大銀行在開發網絡銀行業務時有兩種發展戰略：一是收購現有的純網絡銀行；二是組建自己的網絡銀行分支機構。
1、收購現有的純網絡銀行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BankofGnada)是加拿大規模最大、盈利能力最好的銀行之一。在近一個多世紀里，它在美國僅從事批發金融業務。1998年，加拿大皇家銀行以200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安全第一網絡銀行除技術部門以外的所有機構，此時該網絡銀行擁有1萬名客戶，存款余額早在199年就超過了4億美元。
事實上，在加拿大皇家銀行收購安全第二網絡銀行的時候，后者的發展已經出現了停滯的跡象。那么前者為什么還要收購后者呢?加拿大皇家銀行戰略目的在于，首先是擴大其在美國金融市場的業務和份額，不僅包括已有的批發金融業務，而且涉及零售金融業務。加拿大皇家銀行以收購安全第一網絡銀行的方式步人了美國零售金融業務市場，并將其作為在美國臍身該領域的唯一窗口，利用安全第一網絡銀行吸收的存款投資于加拿大的中小企業，獲取收益；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皇家銀行利用這次收購，將業務拓展至一個新興的、飛速發展的領域。該領域不僅具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而且完全符合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方向。由于安全網絡銀行是全球第一家純網絡銀行，在高莫斯咨詢公司有關網絡銀行的綜合排名中位居第1，所以這次收購使加拿大皇家銀行立即站在了網絡銀行發展的最前沿。不僅如此，在美國設立一家傳統型分行需要200萬美元，而維持安全第一網絡銀行這樣一個10人機構的費用要遠遠低于任何一家傳統型分行。所以，這完全是一次低成本、高效益兼并的典范。
收購之后，為了吸引更多客戶，加拿大皇家銀行利用自身雄厚的資金實力，在市場營銷方面采取了兩種策略。首先，提高支票帳戶的存款利息。它們許諾最先申請網絡銀行帳戶的1000名客戶可以在年底之前享受600的優惠利率。據此，它們希望吸引客戶的注意力并接受安全籮一閥絡銀行的服務方式。在信息公布后的六個星期里，帳戶用請者私已經達到6500人；二，購頭超縛服務器(FatServer)。它們認為，如果想獲得更多客戶，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客戶最關心如何在短時間內獲得最多信息。雖然超級服務器的應用成本高于其它網絡銀行使用一般服務器的成本，加拿大皇家銀行仍然為安全第一網絡銀行投資購買了這種設備，使客戶可以在瞬時傳輸電子數據和了解帳戶目前以及歷史情況。盡管一般網絡銀行都以在開業后第一年的盈利為戰略目標，而安全第一網絡銀行卻在被加拿大皇家銀行收購后連續兩年虧損，但在該行看來;盈利是幾年后肯定會實現的事，而客戶從一開始就是最重要的。
2、發展自己的網絡銀行衛法銀行(WellsFafgo)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這家位于加尼福利亞州的銀行，是美國最大的銀行之十，在10個州擁有營業機構，管理著1009億美元的資產。早在1992年;衛法銀行就開始建設自己的作為網絡和以網絡銀行服務為核心的信息系統。至1997年·12月通過網絡與衛洪銀行交易的客戶已有43萬。
衛法銀行建立網絡銀行戰略的目的在于適應客戶變化的交易偏好和降低經營成木。衛法銀行的指導思想是，如果客戶希望在蒙中接受銀行服務；那么我們就提供這種服務。在開發網絡銀行業務時，衛法銀行經過大量的調查發現;客產不僅需要查詢帳戶余額、交易記錄、轉賬、支付票據、申請新帳戶和簽發支票等基本網絡銀行業務，還需要有關帳
簿管理、稅收和財務預算的服務。于是在1995年，該行就與微軟貨幣MicrosoftMoney)和直覺集團(Intuit)下屬的快訊公司(Quicken)等提供個人理財軟件的公司建立戰略聯盟，利用它們的軟件包提供這方面的服務。在降低經營成本方面:據衛法銀行自己估計，每天有40多萬客戶通過網絡與銀行進行交易，每200萬筆交易從銀行柜面服務轉向網絡服務將節省1500萬美元，即每筆交易節省幾5美元。至2000年末，衛法銀行預計自己將擁有100萬網絡用戶，而隨著客戶從實體分行向低成本網絡銀行的轉移，它們將節約大量費用。在高莫斯咨詢公司的排名中，衛法銀行在綜合排名欄申位列第2，并在客戶關系欄和客戶信任欄申分別名列第1和第4位。
二、社區銀行的網絡銀行發展戰略
在美國，絕大多數銀行屬于社區銀行，這類銀行的規模通常都很小。1997年，美國97%以上的銀行組織(約有11500多家)所擁有的資產不超過20億美元，這些銀行主要吸引一些小額消費性存款，并向消費者發放小額商業性貸款，業務范圍主要集中在社區內的零售金融業務。相對大銀行而言，這些小銀行的優勢在于與本地區相關行業的聯系密切，同客戶更加貼近。對于客戶來說便利是最重要的，他們喜歡到同一社區或地區的銀行去辦理業務，而不是找座落在小鎮之外其它州或其它國家的銀行。網絡銀行出現后，這種優勢正在逐漸消失。為了保持這種優勢，社區銀行通常采用防御性跟進戰略，將網絡銀行服務看作是吸引客戶的工具。例如，位于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安薩斯銀行(AmSouth)是一家典型的社區銀行，其資產總值為20億美元。為了確保客戶不會因為便利的原因而選擇其他銀行，它就及時利用克瑞林集團Gorillion)的航海者軟件(Voyager)，拓展網絡銀行服務領域。
由于規模和資源的限制，社區銀行在進入網絡銀行領域采取跟進戰略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僅僅依靠跟進戰略，社區銀行將很難在與大銀行的競爭中維持生存空間，因此如何在網絡銀行的業務中保持競爭優勢，對于它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網絡銀行進入壁壘低，業務差異化小，所以金融服務的特色就顯得尤為重要。特色化戰略將是它們發展戰略中關鍵的組成部分，在實踐申，已經有一些社區銀行對此進行慎重的思考。
例如，委托銀行(IntrustBank)是一家位于肯薩斯州的社區銀行，在1876年由錢德勒創立，主要的服務對象是該州威遲塔(Wichita)地區的農場主和零售商。經過錢德勒家族四代的努力，現在該行的資產為17億美元。委托銀行建立網絡銀行的戰略目標最初是為了與美洲銀行(BankofAmerica)等大銀行在競爭中保持均衡態勢。正如遠程銀行分部的高級副總裁莎利．布恩(ShariBevan)認為，他們建立網絡銀行最基本的目的是起到戰略防御作用，并將網絡銀行視為防止當地客戶流失的一種戰略手段。委托銀行作為一家社區銀行，一直將目標客戶市場定位于當地的客戶。當新興的網絡銀行出現時;發展自己的網絡銀行以保證在目標客戶市場中的份額，是干種最好的選擇。但是，委托銀行的戰略目標并不局限于此，在網絡銀行的競爭中、它仍然將業務創新視為自身的競爭優勢，并將業務創新與新興的信息技術結合起來，以此作為該銀行的特色和最高戰略目標。目前該銀行的網絡客戶可以進行遠程交易，并實時檢查交易情況。不久，客戶們不僅可以在網絡上看到自己信用卡的使用情況，而且可以看到該行經紀人服務所提供的投資計劃。為了提高網絡的安全性，委托銀行還計劃首先將語言識別系統投入網絡服務，以便對使用遠程交易的零售商身份進行鑒別委托銀行認為，最先運用新科技的人將獲得市場的饋贈，這種饋贈并不是新技術本身，而是客戶的信賴這是最有價值的回報。在高莫斯咨詢公司的排名中，這家社區銀行的網絡銀行在綜合排名欄和客戶信任中分別名列第19和第7。對于一家身價不足20億美元的小型銀行而言，能在激勵的競爭中躋身于客戶信任欄的前10位，足以說明它們戰略的成功。
三、純網絡銀行的發展戰略
對于純網絡銀行的發展戰略而言，也有兩種不同的理念。二種是以印第安納州第一網絡銀行(FirstInternetBankofIndiana)為代表的全方位發展戰略；另一種是以位于林斯敦的康普銀行(CompuBand)為代表的特色化發展戰略。
1、全方位發展戰略對于應用這種發展戰略的網絡銀行而言，它們并不承認純網絡銀行的業務具有局限性。它們認為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網絡的進一步完善，純網絡銀行完全可以提供客戶所需要的所有服務，從而取代傳統型銀行。因為銀行客戶希望可以一次辦理好所有的存款帳戶、帳目核對和貸款事宜，同時，他們也希望銀行可以快捷地滿足他們在金融服務上的新需求，所以這些純網絡銀行一直致力于開發新的電子金融業務，以滿足客戶的多樣化需要。正如印第安納州第一網絡銀行的董事局主席所指出的那樣，純網絡銀行需要提供全面的服務來吸引新客戶和鞏固老客戶。客戶想要在一家銀行獲得所有的金融服務，而不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正是網絡銀行為客戶提供在線金融服務的目標。為了吸引客戶和中小企業，純網絡銀行必須提供傳統型銀行所提供的一切金融服務。在他的帶領下，印第安納州第一網絡銀行正積極準備推出"中小企業貸款服務"，改變純網絡銀行沒有企業在線貸款的歷史。這家網絡銀行在高莫斯咨詢公司的排名中，在綜合排名、網頁資源、客戶關系和客戶信任等四項中分別名列第4、1、11和19位。
2、特色化發展戰略持有這種觀點的純網絡銀行也許更多一些。它們承認純網絡銀行的業務具有局限性;與傳統型銀行相比，純網絡銀行提供的服務要少得多。例如，因為缺乏分支機構，它們無法為中小企業提供現金管理服務;也不能為客戶提供安全保管箱。純網絡銀行若想在競爭中求得生存就必須提供特色化的服務。這類銀行的典型代表就是康普銀行，這家位于休斯敦的純網絡銀行只提供在線存款業務，在康普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看來，純網絡銀行應該專注于自身具有核心競爭力業務的發展，至于其它業務可以讓客戶在別的銀行獲得，它們認為，客戶可以硅互聯網上發現所需要的人切，如果家銀行想將客戶局限在自己所提供的業務范圍內是絕對錯誤的。目前，這家銀行業務發展的情況也很好，在高莫斯咨詢公司時排名中，在綜合排名、綜合成本和客戶信任三項中分別名列第6、6、19位。
除這種典型的情況以外，其他純網絡銀行的特色化發展戰略也具有借鑒價值。耐特銀行(Net.B@nk)是僅次于安全第一網絡銀行的純網絡銀行，在1999年第一季度末，該行的存款已經達到3.327億美元。在后者被收購以后，它成為純網絡銀行業的領頭羊。該行服務特色在于以較高的利息吸引更多的客戶。耐特銀行的最高執行官葛利姆斯(G.R.Grimes)認為，每一個純網絡銀行的客戶都是從其他銀行吸引過來的，所以吸引客戶在純網絡銀行戰略中應是第一位，而利息則是吸引客戶的最佳手段。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在1999年第一季度末，他們的客戶接近25000人，是前一年的3倍。而且這個增長速度還在加，決，1999年2月，客戶增加了2000人：3月增加了3000人，截止4月中旬，已經突破4000人。耐特銀行在高莫斯咨詢公司排名欄中僅次于安全第一網絡銀行和衛法銀
行，位居第3;在其他項目中也表現不俗，綜合排名、客戶關系和網頁資源3項分別列在第4、2、4位。
四、啟示
由上不難看出網絡銀行巨大的發展潛力，網絡銀行將是未來銀行的發展趨勢。而網絡銀行的這些成功發展戰略對我國銀行業未來的發展將具有積極的借鑒作用。
1、信息時代大銀行的發展方向--網絡銀行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和互聯網的普
及，傳統銀行300年來賴以生存的基礎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任何銀行無論資金多么雄厚、實力多么強大，如果忽視網絡銀行業務的發展，那么它們都將在數字經濟時代受到懲罰。與之相反，如果能充分利用這次機遇，將自身優勢與網絡銀行相結合，那么也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前景。對于大銀行而言，總是會有更多的選擇機會，不管是收購網絡銀行的發展戰略，還是自建網絡銀行的發展戰略都是不錯的選擇。我國有實力的銀行也可以借鑒加拿大皇家銀行的戰略，收購西方的網絡銀行，這樣做不僅可以利用它們的技術與人才，還能夠拓展業務范圍，以點代面，無論如何，在網絡中客戶是無國界的。
2、中小銀行要強調金融服務特色鑒于網絡銀行投資
少、維持費用低、輻射范圍廣、隨時隨地可接入、業務功能強大、信息傳遞快捷等優勢，它的產生為中小銀行戰勝大型金融集團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由于網絡銀行業進入壁壘很低，業務差異性小，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強調銀行自身服務的特色。只有提供特色服務才可以贏得客戶。中小銀行市場定位一定要清晰，對于目標客戶的定義必須明確，要具有良好的可鑒別性，唯此才能吸引和鞏固客戶，才能在與其他銀行的競爭中保持發展的勢頭。
關鍵詞：公共交通發展戰略軌道交通
交通發展戰略是城市綜合交通規劃首要的組成部分，它在對城市交通未來發展趨勢的總體預測和判斷的基礎上，宏觀地把握城市交通發展的方向，關注城市交通發展的大局。重慶市是全國重要的工業城市、交通通信樞紐和貿易口岸，是長江上游最大的經濟中心。然而，重慶城市交通在系統建設、模式選擇、建設標準和供需管理等方面與一些先進城市仍然存在差距，所以重慶城市交通發展需要立足于城市功能、布局與交通的協調發展，尋求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建立以軌道公共交通為主的交通模式
交通模式反映了城市交通的發展戰略。交通模式是在用地布局、人口密度、經濟水平以及社會環境等特定條件下形成的交通方式結構，即各種交通方式承擔出行量的比例分配。
以日本東京為例。東京是世界上著名的交通繁忙城市，城軌系統和鐵路系統是公共交通的主導方式。從東京市區范圍出行的交通結構來看，東京市區公共交通比重最高，而小汽車比重最低。從可持續發展角度看，東京的公共交通比重高于重慶，尤其是軌道交通比重相差甚遠。在世界先進城市中，東京以發達的、極具吸引力的軌道交通而成為特大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的成功典范，東京的城市交通發展模式應該成為重慶城市交通發展的首選模式。
2007年5月，重慶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主城區軌道交通線網控制性詳細規劃》，規劃在主城區2737平方公里范圍內修建“九線一環”共十條軌道交通線路。“九線一環”遠景線網線路總長513公里，其中地下線220.9公里，高架線（含地面線）292.1公里，遠景線規劃期限為2050年。“九線一環”建成后，主城每平方公里范圍內軌道交通線網密度將達到0.65公里。
本文從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出發，結合重慶自身特點，充分考慮城市土地和交通資源以及環境上的約束條件，認為重慶城市交通發展模式應該是：優先發展能滿足大部分交通需求的以軌道交通為主體的公共交通體系，大幅提高公共交通的客運分擔比重；同時努力引導和控制小汽車的使用，壓縮出租汽車的所占比例。
發展“以人為本”的綠色城市交通
重慶作為山城，道路狹窄，尤其要考慮“以人為本”的綠色城市交通，這方面需要向倫敦學習。倫敦的交通戰略目標，是成為一個繁榮的城市、以人為本的城市、交通可達的城市、公平的城市和綠色城市。
重慶主城區交通暢通有兩大問題：一是車和路的矛盾，二是人和路的矛盾。車和路的矛盾，即機動車增長較快與路網發展相對較慢的矛盾。人和路的矛盾，主要是靠市民的自覺遵守和協調參與。“重慶城路彎、坡陡、道路窄”這是“先天不足”，需要靠“后天來補”，這就要求市民自覺遵守交通秩序，建立和諧交通秩序。在“以人為本”的綠色城市交通中，可以考慮建立安全無障礙化道路交通系統。如設立人行信號燈、交通安全島、人行立交等，提高行人、自行車交通安全。同時，建立宜人的非機動車系統：在舊城區商業休閑等人流集中地區，設置地面步行區；在新開發的高密度區建立高架步行系統；在各組團內部建立獨立的步行、非機動車廊道。
完善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發展策略
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發展模式有兩種：一是BRT（即城市快速公交，BusRapidTransit）用于地鐵或輕軌的延伸，如美國邁阿密市的第一條快速公交走廊，使BRT作為軌道交通的延伸來降低投資與公交運營成本；二是BRT與地鐵、輕軌混合使用，地面快速公交與立體的軌道交通共同組成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的網絡，二者的運行線路和換乘樞紐統一規劃、緊密結合，既可降低建設成本與運營維修費用，又能提高運營效率。目前，紐約、巴黎、東京等一些人口密度較大的城市一般以軌道交通為主，南美的波哥大以及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等一些人口密度相對適中的城市一般以BRT為主。
重慶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的發展模式可以考慮采納美國邁阿密市快速公共交通的發展模式，將BRT用于地鐵或輕軌的延伸，即確立在主城核心區范圍之內以軌道交通為主，在1小時經濟圈之內、主城核心區范圍之外以BRT為主的城市快速公共交通發展戰略，實現兩種快速公共交通類型的優勢互補，降低建設成本、提高運營效率。
綜上，重慶要規劃城市交通發展來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就要以改善中心城交通狀況、優化方式結構、提升服務質量、提高公交吸引力、減少道路交通擁堵為戰略目標，扭轉城市交通結構惡化的趨勢，為重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參考文獻：
1.徐循初.關于確定城市交通方式結構的研究.城市規劃匯刊，2001（3）
關鍵詞：憲法環境權可持續發展自然界
從上世紀末90年代初開始，嚴重的酸雨、土地沙漠化、臭氧層破壞、全球性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銳減、有毒化學品的污染、大規模的生態破壞等環境問題越來越顯著，人們開始意識到環境的惡化構成對現代社會的挑戰。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工業時代所帶來的巨大成果使人們堅定了這樣的信仰：人類是世界唯一的主宰，現代人“征服自然”的唯一尺度就是技術和人自身的需要，凡是符合人類自身目的或符合技術需要的東西就是正確的。在此思想的支配下，地球成為私心日益膨脹的人類主體隨意攻擊的對象，所有其他存在者都只是作為工具和對象而看待，大自然被無節制地利用、消耗，被限定在能量和原料的功能上，被迫交出“不可能的東西”。這種盲目的過度使用，使人及生物的所有基本生存條件遭受日益嚴重的破壞。
從法律角度審視，現行法律對環境內容的規定呈現出人類中心的痕跡。之所以保護，是因為對人類有用，而不是從整個自然界的生態平衡角度來考慮。顯然，原有法律所保護的權利，已經不能適用于環境保護，促進生態平衡，把法律中原有的權利用于環境領域進行解釋、修改已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打破傳統法律的樊籬，增設新的環境權。
一、環境權的形成與界定
關于“環境權”的討論和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1960年，原西德一位醫生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控告，認為向北海傾倒放射性廢物的違法行為違反了《歐洲人權條約》中關于保障清潔衛生的環境規定。由此引發要不要把環境權追加為歐洲人權的討論。
按傳統的憲法及民法理論，公民無權對與自己無關的財產主張權利，所以公民對作為無主物的空氣、水、陽光等環境要素是不能提出權利要求的。密執安大學的薩克斯教授對此提出了“環境公共財產論”和“環境公共委托論”，此理論認為，空氣、水、陽光等人類生活所必需的環境要素，在當今受到嚴重污染和破壞，以至威脅到人類正常生活的情況下，不應再被視為“自由財產”而成為所有權的客體，環境資源就其自然屬性和對人類社會的極端重要性來說，它應該是全體國民的“共享資源”，是全體國民的“公共財產”，任何人不能任意對其占有、支配和損害。為了合理支配和保護“共有財產”，共有人委托國家來管理。國家對環境的管理是受共有人的委托行使管理權的，因而不能濫用委托權。隨其理論備受矚目，有人便在“公共財產論”和“公共委托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環境權的觀點，認為每一個公民都有在良好環境下生活的權利，公民的環境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應該在法律上受到確認并受法律的保護[1]。
之后，美、日兩國開始了環境權的立法實踐。1969年美國頒布的《國家環境政策法》對國家公民在保護環境方面的權利與義務作了具體的規定，強調“國會認為，每個人都應當享受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有責任對維護和改善環境作出貢獻。”日本同年也在《東京都公害防止條例》序言中規定：“所有市民都有過健康、安全以及舒適的生活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因公害遭受侵害。”這些立法實踐對于環境權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在此之后，1970年3月在東京召開的一次關于公害問題的國際座談會所發表的《東京宣言》中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環境權和當代人傳給后代的遺產應是一種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2]同年9月召開的日本律師聯合大會第13屆人權擁護大會上，仁藤一、池尾隆良兩位律師作了題為《“環境權”的法理》報告。該報告倡議將各種有關環境的權利稱為“環境權”，并指出：“為了保護環境不受破壞，我們有支配環境和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基于此項權利，對于那些污染環境、妨害或將要妨害我們的舒適生活的作為，我們享有請求排除妨害以及請求預防此種妨害的權利。”[3]而歐洲人權會議歷經10年的討論和研究，終于20世紀70年代接受了環境權的觀點。1973年在維也納召開的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將環境權作為一項新的人權加以肯定，同時還認為應將其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補充。
以上關于環境權的研究討論和立法實踐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1972年聯合國召開了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113個國家和一些國際機構130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普遍接受了環境權的觀點，并在會議所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中加以明確確認，“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的和福利的生活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并且負有保證和改善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按照聯合國和國際法原則，各國有按照自己的環境政策開發資源的，并有責任保證在各自管轄和控制之內的活動，不該損害其他國家的環境或本國管轄范圍以外地區的環境。”
許多國家對環境問題重視，并加以治理，使得本國的環境狀況有所好轉，但是，局部地區的環境得到了控制和改善，卻不代表環境問題已經從本質上得以解決。從世界范圍來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并未解決，仍在不斷惡化：局部地區的問題打破了區域和國家的疆界演變成為全球性的問題，而暫時得到治理和緩解的環境問題因為全球性的相互貫通，相互影響演變成為長遠性環境問題，潛在性的憂患則進一步蔓延為公開性問題。這些非常嚴重的環境危機和生態危機的發生，已經明顯不同于以往的環境問題，這些問題用傳統的法律已經不能解決了。
二、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重視保護環境權
以人類利益為中心，是西方社會已經延續了好幾個世紀的倫理道德觀，它主要表現為“對自然進行控制”。比如，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類是主宰地球的萬物之首，而在地球上，一切事物是圍繞人類而存在的。他在《政治學》一書中就這樣表現出他的“人類利益中心”式的環境論：“……一切動物從誕生（胚胎）初期，迄于成型，原來是由自然預備好了的。……天生一切動物應當都可以供給人類的服用”[4]。就這樣，關于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觀念就開始深遠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乃至于社會實踐的方方面面，當然包括法律在內，歷史上著名的法學派別基本上沒有跳出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的框框。比如，洛克在論及財產時說：“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給人們用來維持他們的生存和舒適生活的。土地上所有自然生產的果實和它所養活的獸類既是自然自發地生產的，就歸人類所共有”[5]。可見，人類利益中心主義已經深入到法學的思維中，使得因此而建立起來的法律秩序在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工作存在著不利因素。
具體說來，傳統法律所界定的“環境”僅指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事實上，環境還包括生活環境，所謂生活環境是指與人類生活密切關系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過的因素，如房屋周圍的空氣、河流、水塘、花草樹木、風景名勝、城鎮、鄉村、建筑、室內環境等。有人還提出“環境”不僅僅包括自然環境，而且還包括生態環
境-指影響生態系統發展的各種生態因素，即環境條件，包括氣候條件（如光、熱、降水等），土壤條件（如土壤的酸堿度、營養元素、養分等），生物條件（如地面和土壤中的動植物和微生物等），地理條件（如地勢高低、地勢起伏、地質條件等）和人為條件（如開墾、采伐、引種、栽培等情況）的綜合體。以上這些看法都只突出界定了自然環境，而對于新時代出現的新環境危機問題卻未有涉及。如由于環境保護不當引起的糧食短缺問題、疾病蔓延、死亡率大幅上升；俄羅斯切爾諾貝利電站核事故引起的周圍區域所有生物的變異（包括嬰兒先天性生理缺陷和畸形）；變暖的天氣和變暖的海洋引起熱帶旋風、龍卷風、雷暴雨等等。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只是單純地認為是天災，而非人力所及。但是，發達的經濟建立在肆無忌憚地對自然的索取基礎上，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和分解能力，使得很多排放到大自然中去的廢物、化學物質，反過來作用于人的身上。這根本不是天災，完全就是人禍。
這些危機，正是傳統的思維界定環境時所沒有考慮到的。所以針對傳統的思維和法律對“環境”的范圍限定太窄，應該重新解釋“環境”范疇。而明確“環境”定義時，應當以可持續發展為思想指導。
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科學家們發現，環境與發展不是孤立的矛盾體，而是緊密相關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以環境為基礎，而不能以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為條件；經濟增長如果無視環境破壞的代價，不僅環境不能得到保護，經濟也不會繼續發展。于是，便形成一個強調地球“共同利益”的思想-“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思想。所謂“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人的發展”[6]的可持續發展要求“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給全體人民機會以滿足是他們要求較好生活的愿望”，“為了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要把對大氣質量、水和其他自然因素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少程度”。[7][9]人類在求得自身生存和發展的同時，應當尊重大自然，與其他生命物種種群共同擁有地球。“世界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是由自然和人類社會共同所組成的，任何一方的健康存在和興旺都依賴于其他方面的健康存在和興旺”[10]。
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是建設一個能提供自然資源，富于生態系統良性循環，適于世世代代的人類生存發展，保障人類社會的發展與繁榮。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思想，法律中的“環境”定義將更為廣泛，它包括：（1）人類、生物；（2）空氣、水、人文遺跡、城市、建筑物等天然因素和人工改造的因素；（3）生產技術、生活技術及其它科技技術和由此產生的人為產品；（4）任何氣味、液體、熱、聲、振動、輻射等源于人為活動的物質；（5）影響人類及動植物公共衛生和安全質量的各種條件；（6）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7）其它或與以上6項的相互影響結果。在新的環境觀和可持續發展思想指導下，環境權應有如下闡述（1）人類，包括當代人和后代人，世世代代應該生活在健康、清潔、具有美學價值和富足的、適宜生命發展的環境中，過著幸福、和平的生活；（2）人類與自然界的物理存在物和生物應該處于一種和諧的狀態；（3）自然界的生物應有一個符合生態規律的生存環境；（4）自然界的物理存在物如自然資源，各類有價值的歷史遺跡、文物、風景名勝等應得到合理有效利用和妥善保護；（5）整個生態系統應保持一個生態平衡、能量平衡的狀態。
根據可持續發展觀念，人類應善待自然，善待其他生命物種，人類和生物物種一樣，同為地球上的生命體，有生存的權利，也有享有自然的權利。
1、保護人類的環境權，實現環境代際公平
人類的環境權，主要是指人類享有的在健康、舒適的環境中生存、發展的權利。人類要想從對環境的破壞走向對環境的保護，人們就應該擁有支配環境、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人的環境權權利主體不僅包括當代人，也包括后代人在內的世世代代的人。地球上的環境是屬于人類共同體必不可少的生活條件，人類的每一代人都是從前一代那里繼承了這一生活條件，同時，人類的每一代人又都是下一代人的生活環境的代管人。人類每一代人之間對于開發、利用環境的權利是平等的，即當代人和后代人共同作為人類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均屬于人類這一種群，要保證人類這一種群的永續生存和發展，就要讓世代享有利用環境、享受環境的權利，同時還應當對其予以保護，便于將來世代所繼承，以形成人類共同體對環境的合理共享和分享。
2、保護自然的環境權
鑒于人和其它生命物種種群同處在地球的生物圈內，參與地球環境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經歷著生命物質生生死死的進化歷程，同時也受到自然規律的支配。所以，生物物種也和人一樣具有自己為了生存和繁衍所必需滿足的那些物質和生態需要。為了實現這些利益，生物物種們在生態環境中進行生態的運動，就象人類為了發展的社會運動一樣。表現在個體生物的生存物質需要的滿足，如食物、空氣、水等需要的滿足；還表現為一定生態特點的滿足，如生存條件特點、資源需求特點和生命質量特點的需求滿足等。所以它們和人類一樣，有生存繁衍的特性，就有生存的權利，也就有獲得符合生態規律，在一個適宜的生存環境里生存的權利。為維護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發展，必須要有提供滿足生命體生存、繁衍的食物、居住等條件。這些資源的毀損，將會很難恢復，甚至絕跡，如破壞了生態系統的平衡，將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生物物種的生存與發展。所以，為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從自然的物理存在物角度講，這些諸如空氣、水、資源等自然組成部分，和對人類具有歷史意義、科學意義、紀念意義的歷史文物，人文遺跡，自然風景名勝區等都具有法的權利。三、從憲法高度重視對環境權的保護
（一）憲法對基本權利設定不足
在各國憲法中，目前作出的有關環境的規定大體分為三方面：一是關于環境保護的權利義務規定，二是利用憲法解釋導出環境權，三是關于環境權的抽象規定。
1、關于環境保護的規定
在環境保護方面，規定得非常具體的是瑞士聯邦共和國憲法。如1962年修改《憲法》時，在第24條對“自然與鄉土保持以及主要景觀、史跡及其他自然、文化的紀念物的保持”作了規定。1971年《憲法》修改時又增加了“關于保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不受有害或不適作用影響”的條款，將自然保護作為聯邦規則控制的對象。1973年，《憲法》又增加了聯邦應當制定動物保護法律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總綱中就保護環境作了一些規定：第9條第2款規定：“國家保護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自然資源。”第10條第5款規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組織和個人必須合理地利用土地。”第22條第2款“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第26條“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國家組織和鼓勵植樹造林，保護林木。”但是憲法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章節中卻沒有涉及相關的環境保護問題的規定。
2、利用憲法解釋導出環境權
制定于二百多年前的美國憲法對環境問題未有著墨，然而，對于環境權的理解，擁護憲法解釋者仍認為憲法的現有規定仍得以導出環境權的理念，尤其是憲法第5修正案所提示的正當法律程序，第9修正案的權利概括規定條款，以及第14條修正案能引導出環境權問題[7]。在原聯邦德國，在基本法第1條人類尊嚴的保障，以及基本法第2條自由發展人格權中，環境權問題得到了體現，日本法學界則希望從憲法第25條的生存權以及第13條的幸福追求權得出結論。
3、關于環境權的抽象規定
在西班牙憲法第45條關于“國民有享受舒適環境的權利”的規定，這個環境權并不是作為基本權利，而是作為“指導原則”之一。與之相同，1987年韓國憲法第35條第1款與第2款中也就環境權作了如下規定：“所有公民有在健康、舒適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國家以及公民應當努力保護環境”。“關于環境權的內容及行使，由法律規定之”。而此環境權和與生活環境保護相對應的權利-“生存權”相比，與第34條第1款的“所有公民有謀求與人類相適應生活的權利”一致。可以看出韓國憲法的生存權規定中，也包括了第35條中環境權的內容。
總體來說，傳統憲法基本上未將環境權作為一項公民的基本權利或者是未將環境權本身作為一項實體權利加以確認，從而使環境權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法律也就不可能為一種尚未得到確定的“權利”受到侵害而提供法律救濟。而憲法不對環境權作出規定，使其他有關環境權利的保護的立法也就缺乏了憲法依據。
（二）其他法律對環境權保護不力
1、傳統民事權利設置的欠缺
在人類文明早期，由于對自然認識水平的低下，環境資源被認為是無須支付任何代價，隨時可以任意使用的取之不盡的自由財產。這種自由財產，以無主物的形式反映在傳統民法理論里。傳統民法權利理論依據權利私有化為最高原則，其權利僅以個人所能支配的利益為限。環境既然被認為是人所不能控制和支配的無主物，則就不可能成為行使所有權的對象。而且，無主物按照傳統民法理論可實行先占原則，誰先占則誰可無償利用。因此，向空中、水中排放污染物是合法的。再者，根據“有損害，始有救濟”的過失責任原則，個人只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對他人的行為絕不負責；而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須以故意、過失為限，倘若不是出于故意，過失、縱然損害他人，亦不承擔責任[8].即使實施無過錯責任原則，前提也要符合“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的”才承擔民事責任。然而環境權尚未為法律所承認，環境侵權亦無從說起，如果僅以傳統民法的財產權、人格權、相鄰權等現有權利來對環境污染進行救濟，則顯示其局限性。比如財產權，是指民事權利所保護的特定財產上的利益，但將其適用于環境侵權卻捉襟見肘。因為許多環境組成成分諸如空氣、陽光、資源、氣候根本不是個人財產，不屬于財產權所保護的范圍；而且，環境侵權不僅損害公私財產，也損害人的身心健康、生存環境的質量，還損害自然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質量等，自然不能把環境侵權納入財產權的保護范圍。再如人格權，是指與作為民事主體必要條件的身體、人格相聯系，為法律所承認和保護的人身權利。它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名譽權等。雖然環境污染的后果也表現為對人的身體健康、生命的侵害，但是，生命健康權的保護是以對人身權的直接侵害為構成要件，而環境污染對人的生命健康的危脅在很多情況下是潛在的、長期的，無法找到確卻的直接侵害人；又如相鄰權，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相毗鄰的不動產所有人或使用人因對各自所有或占有的不動產所享有的權利，主要包括通行權、相鄰截水權、排水權、通風權、采光權等。由于相鄰權在限制所有權的絕對化上，要求所有權人在行使自己的權利的同時，不得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一定程度上，相鄰權適用于環境侵權的救濟。但是，環境污染大多表現為污染物進入大氣、海洋、土壤等之中，給不相鄰的遠距離的地方帶來損害，如空氣污染、酸雨、海洋污染等。而對于只以不動產的相鄰關系為前提前的環境污染，范圍太過于狹小。
2、傳統行政法對環境保護不夠
行政法是“規定行政機關可以行使的權力，確定行使這些權力的原則，對受到行政行為損害者給予補償[9].在對環境保護上表現出了本身的不適應。
首先，傳統行政法手段只在發生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或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后果時才對相對人加以管制，一般情況下不介入相對人相互間的民事法律關系。而環境問題具有污染破壞面廣、治理恢復困難的特點，要求行政機關要事先或及時采取措施并直接限制相對人之間不利于環境保護的民事法律行為。再者，傳統行政法以權力行使作為基本的行為方式，單方面為相對人設置權利義務，且具有拘束力。在環境保護方面，環境保護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僅僅依靠權力手段不足以對環境實行有效的保護，因此要求行政機關在環境保護方面在擁有統一管理權的同時，又必須充分利用非權力手段，與相對人合作。其三，傳統行政法對行政機關的權力及權利行使做了嚴格的約束，以防濫用。而環境問題廣泛復雜，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加之地域、時間、氣候等方面的巨大差別異，一些需要由行政權力來救濟的環境問題因為行政自由裁量權的限制，而無法及時、有效解決。所以需要行政手段的強制性與環境管理的科學性、區域性、靈活性相結合。
3、傳統刑法對侵害環境犯罪的打擊不力。
刑法作為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規范，其刑事手段是必不可少的環境保護手段，但是傳統刑法制度也存在明顯的不足。
傳統刑法的宗旨是對人身或財產權的保護。有時也對危害環境的犯罪作出規定，但是刑法只對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行為作出反應，至于那些不屬于刑法保護范圍的自然物，無論受到多嚴重的侵害，因為法律未予以確認導致刑事手段無法介入。而得到刑法保護的環境資源由于被侵害的程度和數量沒有符合法定標準而失去環境保護的意義。傳統刑法認為犯罪是行為人對他人權利的一種嚴重侵害的現象，當這種侵害具有明顯的社會危害性時，即可以刑罰制裁。而在環境犯罪中，受到侵害的環境利益從當前的理論上被認為只依附于一定財產權基礎上，不存在環境這種公有物為個人所享有的物質基礎，所以還沒有針對環境犯罪而制定有力的刑罰措施。
鑒于傳統的法律對環境的態度比較消極、被動，始終以保護環境所帶給人類的利益為目的。對出現的環境問題，或視而不見，或以“先污染、后治理”等方式進行反應，所以也就有了傳統法律對環境保護不力，導致環境質量下降的實例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傳統法律理論對環境的輕視以外，再者就是在實際的立法行為中，秉承傳統法律宗旨，繼續以實際行動忽視環境權利。首當其沖的便是規定和保護基本權利，作為“萬法之母”的憲法，任何一項基本權利都應由憲法來明確規定，如果對憲法權利不予以明確，則“未經確定準確的定義，而以法律或其他方式進行有效控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難以想象的。”[10]所以，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環境權應該受到憲法的確定并保護。
（三）應重視從憲法的高度保護環境權
對于我國憲法來講，除了規定一些保護一定范圍的環境職責以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關于環境權理論的確認。我們“要把改善生態、保護環境作為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重要內容，加強生態建設，遏制生態惡化，加大環境保護和治理力度，提高城鄉環境質量。”[11]從法律理論層面講，隨著時代的發展，影響整個地球上人民生活的環境權問題理應受到憲法的重視和保護。
1、規定人的環境權
憲法不可能對環境權作出非常具體的確定，它主要是從基本的環境權利著手進行保護。基本的環境權利是指公民按照憲法規定享有的得到和享受健康、清潔和美麗的環境的權利。為此，憲法中有必要明確公民（包括當代人和后代人在內）的基本環境權利，以確立其在憲法中的地位。基本環境權利的客體是清潔、健康和美麗的環境。清潔是指符合公共衛生標準、沒有污染和環境破壞；健康是指環境本身是一個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具有足夠的消化能力和承受能力，能夠保持環境構成要素的生態平衡；美麗是指環境的外觀和結構符合美學的標準，具有賞心悅目的作用。筆者建議可在我國憲法條文中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得到和享受清潔、健康和美麗的環境的權利，并確保后代子孫也有與我們一樣的得到和享受清潔、健康和美麗的環境的權利。”
另外，相對于自然人而存在于社會中的組織、團體等非自然人因其特殊的地位，通常也具有權利主體資格。因為這些組織、團體也存在環境中，它們對環境的影響，歸根到底，也是人對環境的影響。所以，這些非自然人組織，團體也具有環境權。憲法中可以規定，法人及其他組織有對清潔、健康和美麗的環境進行無害使用，維護環境質量的權利。如此規定為其他實體法對法人及其他組織的相應環境權的規定提供立法依據。
2、增設自然的權利規定
我們承認人是生態系統中的成員，則其它生命體也和人一樣具有環境權利。盡管憲法中有關于保護珍貴動物和植物、自然資源的規定，如，我國現行《憲法》第9條第2款明確規定：“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以及第10條第5款，第22條第2款分別規定了對土地，名勝古跡、珍貴文物、歷史文化遺產等的保護。但是這些保護只都是基于傳統法律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立法精神，將其他生命物種，以及其他自然物作為人類的財產來對待，而沒有將可持續發展理念關于人與其他生命體，自然存在物是生態系統的統一體的思想體現出來，并平等地對待生態系統中的任一組成部分，從而尊重其他生命體的生存權利。
至于非生命體的環境權，它享有的權利依據主要源自于法人具有權利主體資格的理論。法人具有權利，此權利是由人實際來實現的。以此為據，自然物的權利實現，也應由人類來代為行使。所以，為了準確地體現可持續發展思想和尊重生態自然的立法精神，有必要在憲法中增設：應當尊重其他生物，確保各種生物物種種群與非生命體共同組成和諧的生態環境。以彌補現行憲法在保護自然界生物物種和其它非生命自然物問題上沒有將它們與人類共同視為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的缺憾。而只有憲法對這一原則性權利的確立，才能使其他法律對自然物的法律保護獲得合法的憲法依據，而規范出相應的保護措施。
作者簡介：田成有（1965-），男，云南省富源縣人，云南財貿學院副院長，法學教授，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委員。Tcy19654@
**孫秀華（1975-），女，云南省玉溪市人，憲法與行政法研究生。
[1]程正康。環境法概要[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43。
[2]金瑞林。環境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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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23。
[5][英]洛克。政府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18-19。
[6]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王之佳等譯。我們共同的未來[M].臺灣：臺灣地球日出版社，1992.52。
[7]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著，王之佳等譯。我們共同的未來。[M]臺灣：臺灣地球日出版社，1992.33-56。
[7]第五條修正案（1791年）“……；不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給予公平賠償，私有財產不得充作公用”。第九條修正案（1791年）“本憲法對某些權利的列舉，不得被解釋為否定或忽視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權利。”第十四條修正案（1868年）第一款“……；不經正當法律程度，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式財產；對于在其管轄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絕給予平等法律保護。”
[8]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6。
[9][美]伯納德·施瓦茲著，徐炳譯。行政法[M]，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1。
1、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位于流通環節,它要求一國通過制定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生態可持續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等相協調的外貿戰略與政策,促使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高度統一,實現對外貿易的長期、持久、穩定、健康地增長。
2、循環經濟的內涵。循環經濟就是在可持續發展思想指導下,建立在資源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它以資源重復利用、循環利用、永續利用為核心,以實現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的協調統一為目標,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使經濟系統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從而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轉向。
二、循環經濟與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1、循環經濟與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本質是一致的。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對自己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深刻的反思后提出的全新的發展思想和發展戰略,資源的持續利用和生態的可持續性保持是可持續發展的首要條件,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標志,它要求經濟社會的發展不能超越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而循環經濟是人們在可持續發展思維的引導下產生的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和發展模式,循環經濟的指導思想是以最小的資源、環境為代價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發展空間,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因此可以說,發展循環經濟就是實踐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戰略,循環經濟與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一致的。
2、循環經濟與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循環經濟追求的是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統一,它強調資源的重復利用、循環利用。循環經濟一方面通過減少資源的使用量和廢棄物的資源化減輕了經濟系統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壓力,使得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另一方面通過減少廢棄物的排放量,降低環境的污染程度,把人類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影響降低到盡可能小的程度,從而保護環境,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是以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結合為目標。可見,兩者的目標是一致的,都強調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的最小化。
三、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1、粗放型的外貿增長方式。長期以來,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實施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數量型發展模式,外貿企業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引導下,一味追求規模和速度,很少考慮環境保護和資源消耗問題。這種增長方式導致了對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對環境的肆意破壞,造成資源的浪費、環境的污染以及發展后勁的削弱。
2.低層次的進出口商品結構。在出口結構方面,我國出口產品多為勞動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工業制成品。近年來,我國出口貿易額最大的五大行業分別為:機械、電子、電子設備制造業,紡織業,化工原料及化工制成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和采掘業,其產品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2/3以上,這些行業大都是污染嚴重的行業,并且,各行業在出口迅速增加的情況下,環境污染程度有所上升。在進口結構方面,進口商品中能源和原材料不斷增加,如原油、化工材料、鐵礦石、鋼材等,這些作為投入品的原料型產品都是高能耗的,在生產過程中對環境造成危害。更為可怕的是,近年來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我國陸續發生進口工業垃圾和有害廢物的事件,給我國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
四、發展循環經濟以實現我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措施
面對我國傳統的外貿增長方式與循環經濟之間的種種矛盾以及在循環經濟下我國外貿所面臨的環境,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在循環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下,通過發展循環經濟而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既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面臨著國外循環經濟發展趨勢的外在約束。為此,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協調我國對外貿易與循環經濟的關系,以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1、正確認識循環經濟與我國外貿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關系。這是正確處理對外貿易與循環經濟協調發展的指導思想。貿易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是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一部分,我們應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指導思想,把貿易與循環經濟協調發展納入到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統籌考慮,追求貿易、經濟、生態環境和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可持續發展,提高環境質量,促進科技進步,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從而促進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從整體上來看,要逐步改進大進大出的粗放式貿易戰略,調整我國外向型經濟政策,在重視對外貿易工作的同時,要加快國內貿易和國內市場的建設,加快培育國內循環經濟模式的形成與發展。
2、調整我國的產業政策和產品結構,逐步改變資源型出口導向戰略。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途徑。對出口產品來說,就是要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對進口方面來講,就是要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減少對石油、鐵礦石等的進口。整體來看,就是要提升我國國際分工地位,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減少對外貿易發展中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一是要遏制對部分地區和行業的盲目投資和低水平重復建設。二是要加快低耗能、低排放產業的發展。三是政府要制定環境保護產業發展規劃,確保環境保護產業的發展目標和發展重點,培育環境保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四是政府要制訂環境保護產業發展的傾斜政策,比如政府直接投資、信貸優惠、稅收優惠、出口退稅、加大研發投入和鼓勵環保科技創新等。
參考文獻：
關鍵詞：“*”規劃；科學發展觀；特色化；非均衡；跨越式
根據國家教育部的要求，我國高校應制定好學校發展戰略規劃、學科建設和隊伍建設規劃、校園建設規劃等三個規劃。目前，正是各級各類高校“十五”規劃的各項工作即將屆滿、“*”規劃的編制工作全面啟動之時。如何根據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以及國內外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動態和趨勢，“考慮正在迅速變化的全球環境，考慮在這一新的環境下大學各相關利益群體對大學的需求和期望”，①從各自學校的歷史與現狀出發，認真總結“十五”規劃的完成情況，分析學校的優勢和不足，特別是深入剖析學校在“十五”發展期間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困難以及“*”發展所面臨的競爭、機遇和挑戰，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明確提出能夠充分體現各自學校“辦學理念、優勢和風險意識”的發展戰略，研究制定有基礎、有高度、有新意、有特色的學校戰略規劃，從而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應該說，這是當下我國高校所要共同應對和亟需解決的時代課題。
一、特色化與綜合性協調發展戰略
特色化與綜合性協調發展是我國高校“*”發展三大核心戰略中的首選戰略。
(一)創造特色，強化特色
營建特色、強化特色，是世界各國高校普遍采取的發展戰略。就國外的大學而言，無論是中世紀牛津、劍橋紳士式的博雅教育(1iberaleducation)，還是歐洲大陸式的職業教育(professionaleducation)，或是后來德國洪堡式的英才教育等，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辦學理念和傳統特色；哈佛大學建校300余年，始終堅持“與真理為友”的校訓；斯坦福大學在其對名牌教授還沒有吸引力的時候采取以特殊待遇招攬尖端人才，把有條件的系科率先辦成學術尖頂的“學術尖端”戰略；耶魯大學倡揚“教育不是為了求職，而是為了生活”及其“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哲學理念，等等。這些大學之所以能夠出類拔萃、卓有建樹，與其所秉持的獨特的辦學思路和發展戰略是息息相連的。
就國內的大學而言，追求特色、選擇特色、設計特色等，亦有著優良的傳統。191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率先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兼收并蓄等辦學理念。建國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實行由中國科學院“全院辦校、所系結合”的辦學體制，等等，都是極富特色與個性的發展戰略。
概言之，世界各國的大學形形式式、種類繁多，但無論是總結其成功的辦學經驗，還是探索其變革和發展的基本走向，維特維新，走特色化、個性化、多樣化、創新型的發展之道都是其優選戰略，既是其工具理性層面的生存戰略，更是其價值理性追求和哲學方法論導引層面的發展戰略。因此，對于我國高等院校而言，實事求是，因校制宜，制定特色化的發展戰略，走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發展之路，不僅是其“*”發展規劃的必然選擇，而且也是其長期的戰略選擇。各高校應結合本校實際，從辦學指導思想、教育教學理念、校風學風建設、學科專業建設等方面人手，對學校的總體實力做認真的盤點性工作，進而重新整合資源，集中力量，把優勢、強勢和特色的學科、專業、課程、項目、領域等進一步做強、做特，以特制勝，創構獨到而杰出的人才培養模式或特別出色的學科、專業與課程體系及其教育教學方法，形成獨特的辦學治校風格和科學人文優勢，爭取某些領域在國內外、省內外占有一席之地，直至占有學科與人才的制高點，以提升學校的核心競爭力。
(二)統籌兼顧，綜合提高
從另一角度講，注重學校的整體聯動，走綜合化發展之路，亦是該核心戰略的應有之義。現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指標。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國外逐漸興起對大學的評價與排名，較有影響的大學(本科教育)評價，包括美國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英國的《泰晤士報》(Times)和《衛報》(Guardian)、加拿大的《麥卡林》(Macleans)、日本的《鉆石周刊》、德國的《明鏡》等報刊每年一度的大學排行。概括起來，國外大學評價的主要指標有學術聲譽、科研水平、教師資源、教學質量、學生情況、財政資源、捐贈情況、留學生等。
國內大學評價稍晚于國外，比較有名的評價機構主要有，香港網大、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武漢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校友網等幾家。綜括起來，國內各評價機構對大學評價的指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學校聲譽；學生情況，包括學生錄取分數(生源)、畢業率、繼續深造的比率、畢業去向等；教師資源，包括博士比率、教授比率、生師比等；教學質量；科研情況；財政資源等。
不難看出，國內外大學評價指標之間既有不同又有交叉，但在總體上是一致的，都包括學校聲譽、學生情況、教師資源、教學質量、科研情況、財政資源、學術資源等通用性指標參數。雖然，這些評價指標還在不斷完善，我國高校的發展并不一定就是為了追求好的排名，但無疑，這些指標對其謀劃“*”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各高校研究制定“*”的發展規劃，應綜合考慮這些指標參數，在人才隊伍建設、學科專業建設與科研發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校園信息化建設、實驗室建設、校園基本建設、思想政治教育、國際教育交流等方面實現整體提高和協調發展，以全面提升學校的綜合實力。
二、非均衡與整體性協調發展戰略
非均衡與整體性協調發展是我國高校“*”發展三大核心戰略中的優選戰略。
(一)重點突破，為所當為
非均衡發展理論對于中國的高等教育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對于我國高校的整體而言，只有實施非均衡的發展戰略，優化人力、物力、財力資源配置，把有限的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重點建設一批有潛力、有實力的學校和學科，才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實現重點突破，趕超世界一流，或在某些領域搶占教育教學和學術研究高地，躋身國際同類高校、同行學科前列。對于國內各高校而言，也只有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才有可能獲得較高的教育、科研和社會效益以及較快的增長速度。因此，在確定“*”發展戰略時，各高校應自覺掌握和運用均衡的相對性和非均衡的絕對性的客觀規律，立足自身特色和優勢，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從國家建設和人才培養的需要以及本地、本校的實際情況出發，有計劃有步驟地選擇可以支配或影響全局的重點學科、重點專業、重點研究項目和領域作為增長極，力口以重點建設和發展，以實現其非均衡超常規的發展。(二)整體協進，和諧發展
強調非均衡發展，更多的是從發展戰略或是發展路徑上考慮，其本旨仍在于冀望通過其擴散效應帶動學校全局的均衡發展。各高校“*”規劃的制定，既要注重守正出奇、開拓創新、追求卓越，又要注重整體聯動、協調一致，向著科學、理性、和諧、全方位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從學校的總體戰略規劃層面考慮，還是從學校各職能部門的子規劃、專項規劃與學校各分院(系、所等)的分規劃等戰術規劃角度考慮，都要求以對“十五”規劃及其執行情況的監控與總結為基礎，認真盤一盤各自的家底，看看其辦學規模、學術資源、學術成果、師資隊伍、人才培養(包括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繼續教育、留學生教育等)、校園建設、學科與專業建設、實驗室與圖書館建設等，有多少存量，塊頭有多大，與省內、國內同類兄弟院校以及其他高校相比，與國外同行學校、同類學科相比，哪些方面強和弱，強在什么地方、弱在什么地方，居于什么地位，發展空間與前景、趨勢如何；看看還有哪些空白，通過挖掘或整合現有的力量或適度引進資源、增加投入，在“*”期間就可以上馬和在較短時間內見效的，哪些方面經過努力可以保住優勢和形成特色，哪些方面進行縱比可以上升幾個臺階，哪些方面經過努力可以達到或趕超國內或國際一流，等等，從而真正制定出既符合實際又開拓進取、積極可行的“*”發展的總規劃、子規劃和分規劃。
要堅持教育的規模和效益、數量和質量、內涵和外延、結構和功能的均衡協同發展，確立擴大規模是發展、提高質量也是發展、是發展的一體兩面以及調整結構類型為發展、追求效率效益同樣為發展等發展觀，既要有選擇地注重量的擴張，開辟新的學科、專業、課程和項目，力爭把蛋糕做大，以增加總量，又要注重質的提升，全面提高學校的教學科研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以增強學校的整體實力；要注重現代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產業開發與服務社會幾大功能方面的協調發展，以加強和擴大學校的社會影響力；要注重各個類型層次的教育，如普通本專科教育、碩博研究生教育、成人繼續教育、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外國留學生教育等的統籌協調發展，多渠道為社會培養人才，多方面提高學生素質；要鞏固提高傳統的優勢學科和強勢學科，著力加強特色學科和重點學科，積極發展新興的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綜合學科等，實現跨學科、跨領域的互動、融合與創新，實現各學科的共同提高和協同發展。
三、跨越式與可持續協調發展戰略
跨越式與可持續協調發展是我國高校“*”發展三大核心戰略中的必選戰略。
(一)奮發進取，跨越發展
跨越式發展之道普適于我國各級各類高校，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時代意義。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一所大學的發展，其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往往只有幾步。美國的卡內基﹒梅隆大學從20世紀60年代并校到成為一所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只用了30年時間。英國的沃里克大學從20世紀60年代建校到置身英國高校前列，成為世界著名大學，也只用了30年時間。香港科技大學從1991年建校到現在，也不過才14年，卻已迅速成為國際知名高等學府，等等。上述這些大學之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崛起，成為當今世界高等教育舞臺上的新星和奇葩，固然有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與其所采取的跨越式發展戰略是密不可分的。
可見，跨越式發展，已成為國內外一些大學的制勝之道。問題在于，我國的高等學校能否學習國外大學成功的辦學和管理經驗，將跨越式發展的戰略指導思想落實于各自學校未來的發展規劃之中。筆者以為，只要不是盲目擴大、攀高、爭強、求快，或者是重復“”式的一哄而起，而是直面挑戰，以求真務實的態度、與時俱進的理念、改革創新的精神，深人調查研究，把握發展機遇，確立發展目標，開拓發展思路，落實發展舉措，找準自己與國內外競爭者、擬趕超者的相對位置，注重跨越式戰略構想的前瞻性、科學性、開放性和可行性，抓重點創特色，是完全有可能既超越自己又趕超別人，在短時間內邁上幾個階梯，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戰略性目標的。
(二)依循規律，持續發展
關鍵詞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發展戰略
一、前言
本文將基于汽車產業發展的角度，分析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以期找到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的有效路徑。
二、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現狀
新能源汽車代表世界汽車產業的發展方向，加快推進新能源汽車產業化，不僅有利于節能減排和技術進步，還能促進我國汽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模式基本是“政府+市場”型，即政府積極參與和支持新能源汽車的研發及市場推廣，帶動新能源汽車生產企業自主研發，努力達到量產并成功推向市場的模式。
1.政府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車產業。縱觀世界各國，國家能源戰略的強力引導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是新能源汽車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中國也不例外。近年來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關于新能源汽車的政策，比如2007年l1月1日，國家發改委正式頒布了《新能源汽車生產準入管理規則》，首次明確了新能源汽車的概念和范圍。2009年1月14日，國務院原則通過《汽車產業振興規劃》，提出要實施新能源汽車戰略。2009年2月17日，中央財政對試點城市相關公共服務領域示范推廣單位購買和使用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給予一次性定額補助，這是我國第一次直接用財政補貼的形式支持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的推廣。2010年6月，國家決定中央財政對5個試點城市私人購買、登記注冊和使用的插電式混合動力乘用車和純電動乘用車給予一次性補貼。2010年9月8日，國務院確定加快培育和發展包括新能源汽車在內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扶持政策的密集出臺，體現了國家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決心和信心，有利于鼓勵汽車企業加大科研力度，提高新能源汽車核心技術的研發水平，有利于鼓勵汽車企業積極開拓市場，促進新能源汽車的消費，實現新能源汽車的產業化。
2.企業主導技術研發和產業化。作為新能源汽車產業的主角，汽車企業擔負著核心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的重任。近年來，國內車企紛紛涉足新能源汽車的研發與生產，參與新能源汽車的示范運行及其產業化進程。比亞迪、奇瑞、東風、長安、上海汽車、一汽集團等是主要的參與者，目前已經成功研發多款轎車、客車及客車底盤。
三、新能源汽車產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建議
1.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存在的問題分析。目前，我國已基本形成混合動力、純電動和燃料電池三類新能源汽車動力系統技術平臺和產學研合作研發體系，以及新能源汽車技術標準體系框架和測試評價能力。可以說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步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是從新能源汽車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方面考慮，我國的新能源汽車想要規模化、產業化地走向市場還面臨著一系列的瓶頸難題。
價格高昂和節能環保的消費觀念尚未形成是新能源汽車推廣的主要障礙。以比亞迪汽車為例，其F3DM 雙模電動車與普通車型的價格相差近10萬元。以一輛家庭用車每年行駛約2萬公里計算，電動車每年可節省油費約5 000元，10年可節省費用5萬元，這對于目前沒有開放補貼試點城市內的個人消費者來說，顯然還缺乏吸引力。而普銳斯的價格則在25萬～30萬之間。另外，對新能源汽車技術的不信任，擔心維修的便利性，燃料添加不方便等，也是消費者不考慮購買新能源汽車的理由。
目前我國已出臺的扶持新能源汽車發展的政策中，對消費者購買的支持力度不夠。在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政府普遍通過減免各種稅收或直接補貼等方式來支持消費者購買。根據Strategy Analytics的預測，由于對消費者購買方面的激勵不足，到2015年中國混合動力汽車占整體汽車產量的比例仍將低于2%，而同時全球混合動力汽車的總產量將達到420萬臺，日本和西方市場將會是混合動力汽車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這主要因為政府強制執行降低CO2排放措施，要求提升燃油的使用效率，并向購買混合動力車的消費者提供激勵。
第一，科學制定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戰略。我國政府應當站在戰略的高度，科學制定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及時調整和新能源汽車的相關安全法規、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為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指明方向，幫助汽車企業少走彎路。
第二，完善對新能源汽車企業的激勵機制，加大科研經費投入。政府應重新審視現有的科研體制，防止少數企業的“拼裝”車騙取國家補助和科研經費。在明確支持自主品牌和自主技術的前提下，加大科研經費投入，把錢分配給真正有自主核心技術的企業，加速相關技術的研發。
第三，適時頒布鼓勵新能源汽車消費的政策。在新能源汽車發展初期，政府應加大對公共和私人購買的扶持力度，通過減免購置稅和消費稅，或給予現金補貼等方式激勵消費者購買。此外，還要加強節能環保宣傳，轉變消費者消費觀念，提倡購買新能源汽車。
第四，合理規劃插（充）電基礎設施。充電基站的建設前期投資大，風險高，具有強外部性，是適用于政府投資興建的公共產品，政府應當合理規劃充電基站的分布。此外，插電式電動車還有一個充電或更換電池的商業模式問題，需要在試點中進行方案選優。
五、結語
可以預見，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以及國家補貼標準的出臺，新能源汽車的價格將更接近于普通消費者的可承受范圍，新能源汽車的銷售量將大幅度提高。然而新能源汽車的普及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據工信部副部長苗圩預測，“2020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售最多占總銷售的15%，剩下85%仍然是以石油為主要能源”。可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還將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期間必定存在眾多不確定因素。我們應當認清形勢，抓住機遇，從現在起到2020年，在新能源汽車技術研發和市場推廣的關鍵階段，努力奮斗，完成中國汽車產業從傳統汽車到新能源汽車的升級換代，實現中國汽車工業的騰飛。
參考文獻：
【1】卡洛斯·戈恩.新能源汽車時代已經到來.商務周刊，2010，（1）.
樹立新型的品牌經營觀念
1、動態經營觀念。品牌經營是一個動態發展的系統過程，包括創立品牌、保護品牌及發展品牌等一系列活動。企業要用長遠的、全局的和發展的眼光制定品牌發展規劃，明確不同時期或階段的品牌目標及構想，使我國品牌沿著當地名牌——地區名牌——國家名牌——國際名牌——世界名牌的軌跡穩步發展。
2、知識產權觀念。一方面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在推出新技術、新產品之前要解決好知識產權問題，本企業產品或技術中若含有他人知識產權的事前要取得他人的許可。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和法律手段切實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在遇到其他企業侵權時應懂得如何有效的抗辯和合理維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研究成果表明，全世界最新的發明創造信息90%以上都是首先通過專利文獻公布的。而我國每年產出的國家級科研成果有3萬余項，但申請國內專利的不到三成，申請國外專利的更少。科研成果沒有形成自主的知識產權就無法轉化為真正的核心能力，及時為科研成果申請專利可以有效地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免遭知識產權流失和其它經濟損失。
3、誠信觀念。信用是企業的立足之本和第二身份證。目前企業所面臨的“信用危機”、“信譽缺失”等問題已嚴重妨礙了企業的正常發展。面對全方位的國際競爭，企業只有下大力氣加強信用建設，在品牌經營過程中堅決履行自己的承諾，全面提升商業信譽，使品牌置于商業道德和商業規范的約束與限定下，確保交易各方的應有利益，才能克服品牌經營中的各種短期行為，扭轉我國企業在市場交易活動中信譽不佳的被動局面。
4、國際化觀念。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過于強調民族化只能孤芳自賞、自我封閉從而使品牌逐漸萎縮直至消失。品牌的創建和發展只有超越狹隘的民族觀念，放開眼界，把品牌的民族性融入世界經濟與文化的背景下去培養，才能使品牌在更廣闊的空間內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進而不斷擴大我國品牌的影響，加快品牌的國際化進程。
塑造鮮明的品牌經營特征
1、注重品牌的個性設計。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用感覺器官接收外界信息時，83%通過眼睛，11%通過聽覺，其余的6%通過觸覺、味覺和嗅覺。因此企業應重視品牌設計，用簡潔、巧妙、親和、鮮明的品牌名稱和品牌視覺形象及優良的商品包裝引起消費者的注意和興趣，切忌盲目模仿追隨。同時針對消費者在消費實體產品的同時強調獲得更多的感性附加值的要求，積極賦予品牌深厚的文化內涵，誘發消費者的喜愛與聯想，用鮮明的個性加深消費者對品牌的識別和記憶。
2、確定品牌的核心價值。品牌的核心價值是品牌競爭的基礎。世界品牌的發展歷程表明，成功品牌的立足點都是以自己的優勢服務并滿足于特定消費者的需求，在同行中以某方面的優勢展現其個性和魅力的。企業必須挖掘消費者的興趣點所在，明確自己的品牌在產品品質、技術、服務、價格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并根據自身的財力、技術能力、銷售能力等情況確定品牌的核心價值，突出品牌個性特征，提高關注率，最終在消費者心目中占據最佳位置。
3、全方位展現品牌。既可以運用廣告展現、人員推廣展現、促銷展現、公共關系展現、品牌形象展現，也可以與企業的營銷組合全方位配合展現，還可以通過互聯網這種先進的直銷形式傳遞品牌信息。用親切而具有渲染力的表現形式多方展現品牌會給消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品牌的認知度。
培育高附加值的品牌競爭力
1、建立健全自主的研發機構。在知識經濟時代，技術作為品質差異化優勢的體現已經成為品牌競爭中的決勝力量。沒有獨占性的技術和持續的技術創新，企業已有的技術和效益優勢很快就會喪失。企業應優化科技資源配置，形成對科技成果的吸納與開發機制及研究、引進、開發為一體的運作體系。培養高素質的研發隊伍，鼓勵應用開發型科研院所進入企業，加速開發能夠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共性技術、關鍵技術和配套技術，以特有技術保持品牌的市場科技領先地位。
2、加大研發的投入。世界品牌也都是在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基礎上發展并通過高科技含量、雄厚的科技實力和不斷的產品創新來保持品牌旺盛的生命力的。不斷增加科技投入，提高基礎研究能力和實用技術開發能力，才能逐漸縮小我國品牌與世界品牌的科技差距，增強品牌的發展后勁。
3、善于吸收和借鑒。一是立足現實，對尚不具備“趕超”能力的技術，通過學習和用好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技術提高我國品牌的科技含量，縮小與世界先進技術的差距，最終實現“趕超”。二是把引進技術從以引進國外生產線和設備等成熟技術為主經過研發快速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為主上來，堅持引進消化與自主創新相結合。事實證明，善于吸收和借鑒他人品牌經營的成功經驗是推動我國品牌發展的一條捷徑
4、重視知識產權的有效運營。目前知識產權運營正成為世界品牌企業增長最快的利潤來源之一。企業必須盡快將知識產權管理納入到企業發展戰略，將知識產權與對外擴展、產品出口等結合起來，視知識產權運營為品牌經營新策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奠定堅實的品牌經營基礎
1、建立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多元化的投資主體，使企業真正成為獨立自主的經濟實體，有利于企業按照市場規律開展品牌經營活動。政企分離，產權明晰，使企業以提高盈利能力為品牌發展的戰略目標，以增強核心競爭力為品牌發展的戰略重點，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我國企業的經營劣勢，實現可持續發展。
2、穩步擴大經營規模。鑒于目前我國企業的規模與世界級企業規模間存在的較大差距，審慎的做法是：以名牌企業為龍頭實施跨地區的重組聯合應立足于科學的戰略分析，在做強的基礎上再考慮做大，避免品牌陷入經營誤區，真正鞏固品牌在競爭中的地位。
3、建立創新機制。創新是品牌旺盛生命力的源泉。目前發達國家及跨國公司紛紛投入巨資研發并運用電子商務，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并成熟，最終必將成為全球化的規則并被納入WTO的框架下。在數字化和網絡經濟時代，迅速發展我國自己的電子商務，適應電子商務對品牌經營提出的更高要求，將為我國品牌的發展開拓一個新的空間。
4、壯大品牌隊伍。實行品牌經理制，建立有效的人員選拔、培育、任用與考評激勵體系，不斷提高品牌管理人員的素質，充實壯大品牌隊伍，使具有預見力和整合力的企業家團隊和有國際化經營經驗的復合型、學習型人才成為永不枯竭的資源在品牌建設中發揮骨干作用。
營造規范的品牌經營環境
1、逐步完善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破除形形的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培育、發展及規范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市場，通過優勝劣汰機制促使生產要素和市場份額向我國強勢品牌企業集中。同時對外開放首先要對內開放，對將要給與國外企業的一切政策對國內企業也要全部放開，為我國品牌占領國內市場掃清內部障礙。
2、構建符合國際規則的政策體制和法制環境。按照市場經濟和世貿組織的要求加快清理、調整和修訂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并廣為宣傳，加速我國的法律制度與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接軌的進程。同時注重對知識產權保護理論和政策的研究，善于利用WTO規定的例外條款和保護措施及差別待遇原則等進行適當的自我保護，在過渡期內實行靈活的市場準入政策和漸進式的國民待遇原則，為我國品牌的健康發展提供一個平穩過渡期。
3、嚴格執法。首先要建立健全執法檢查機構，充實執法人員隊伍，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使執法檢查工作在組織上有所保障。其次要加大執法檢查力度，嚴厲制裁假冒偽劣行為，堅決打擊走私販私，凈化市場環境，為品牌的良性發展保駕護航。
4、發揮社會輿論與監督評價作用。一方面在全社會范圍內大力宣傳品牌和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提高人們的品牌消費意識及品牌保護與監督意識；另一方面培育和完善行業協會、評價機構等社會中介組織，增強品牌評價特別是名牌評價中的客觀性與公正性，積極發揮中介機構在品牌建設中的評價、監督作用。
參考文獻：
1、甘忠澤《品牌形象策劃-透視品牌經營》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
[關鍵詞]：整合營銷戰略；公司社會責任；個性化營銷；非市場營銷戰略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轉入了高速發展的后工業時代。在同一賣場上銷售不同品牌的同類產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務都像是如出一轍。消費者難分優劣，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良好的營銷戰略成為企業戰勝對手，立足市場的有效保障。在這一殘酷形勢下，全球營銷戰略相應發展出了許多新氣象，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整合營銷戰略（IntegratingMarketingStrategy），有人稱之為現代企業新戰略，21世紀的營銷革命。而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即公司社會責任，是近年來西方國家企業界日益受到重視的一項營銷功能。根據埃文斯和伯格曼的觀點，市場營銷的最后一項功能是決定如何才能最好地承擔公司的社會責任。現在，這一觀點在發達國家企業里得到了充分的運用。而且研究人員開始將整合營銷戰略與公司社會責任聯系在一起。本文即是著重研究這兩個最新最前沿的話題，從而為新世紀企業營銷提出一些新的建議。
一、整合營銷戰略：21世紀的營銷革命
20世紀50年代的杰羅姆·麥卡錫（JeromeMcCarthy）提出的營銷組合理論奠定了如今市場營銷理論發展的框架，市場營銷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基本上是在不斷傳播、充實與完善這一思想體系。直到近年來，愈發激烈的市場競爭刺激企業實踐的不斷創新，從而拓展了傳統營銷的內涵。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進的營銷戰略不斷在發達國家取得新的突破。而其中對我國影響最大的該屬整合營銷戰略。
整合營銷理論是在1997年前后開始傳入我國的，并在一些大型企業得到結合中國市場實際的應用，對中國企業經營界、企業咨詢界、廣告界影響都極為深刻。美國廣告協會和美國西北大學整合營銷傳播教授舒爾茨對整合營銷傳播的定義為：“這是一個營銷傳播計劃概念，要求充分認識用來制定綜合計劃時所使用的各種帶來附加價值的傳播手段——如普通廣告、直接反應廣告、銷售促進和公共關系，并將之結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連貫性的信息，使傳播影響力最大化。”這一定義的關鍵在于使用各種促銷形式使傳播的影響力最大化的過程。也有專家認為，整合營銷傳播需要有“大構想”去制定營銷促銷計劃，協調各種傳播機構，要求企業在了解包括促銷的所有營銷活動及如何與顧客溝通的基礎上，制定整合營銷傳播策略。而整合營銷傳播戰略的目的就是使企業所有的營銷活動在市場上針對不同的消費者，進行“一對一”的傳播，形成一個總體的、綜合的印象和情感認同。這種消費者細分建立相對穩定、統一的印象的過程，就是塑造品牌，即建立品牌影響力和提高品牌忠誠度的過程。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定制化營銷”的觀念。目前有種說法認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企業的營銷觀念已由“大眾化營銷”轉變為“個性化營銷”，并由此產生了“1:1”的“定制化營銷”。實際上，針對每一位顧客的特定需要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才可能實現對顧客需求的最優滿足，這是一種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是在規模成本和支付能力的限制下，真正的“定制化”很難做到。“市場細分”和“目標市場”的策略實際上是對完全的“大眾化營銷”和真正的“定制化營銷”的一種折衷。而90年代以后，生產技術和溝通技術的提高，“柔性生產”技術的產生，“網絡銷售”方式的出現，以及消費者購買能力的提高，使得“1:1”的“定制化營銷”成為可能。于是，能否對顧客實現最大程度上的個性化滿足，成為企業能否獲取市場競爭優勢的重要條件，企業的經營思想也由此產生了質的變化。正如佩鉑和羅杰斯在《1∶1的未來》一文中指出的，“在1:1的未來，你自己將會發現在一個時間內是對一個顧客在開展商業競爭……你并不企圖把一種產品盡可能銷售給更多的顧客，取而代之，你將會向一個顧客出售盡可能多的產品—它們是長期的和跨越不同產品線的。”因此有人認為，企業經營思想的變化，經歷了“以關注生產為特征的生產觀念階段”到“以關注銷售為特征的推銷觀念階段”，又到“以關注市場需求的一般滿足為特征的大眾化營銷階段”，直至“以關注個性化需求滿足為特征的定制化營銷階段”的發展過程。而整合營銷戰略就是抓住了這種“定制化營銷”的趨勢。
整合營銷思想的發展還有其他的三大動力。首先要歸因于信息技術的推動。計算機的普遍運用大大提高了營銷信息的容量與利用效率，信息的篩選、集成與數據庫的建設使營銷的知識不斷積累并成為企業知識體系中最能體現競爭能力的部分。企業之間電子數據交換（EDI）技術的發展和因特網的迅速推廣運用，使營銷信息與知識的獲取與傳遞跨越了時空限制，在理論上可以實現對營銷資源與策略在全球市場的重新布局與優化配置，并隨著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突破，在實踐中這一可能也正在逐步轉化為現實。其次，美國企業探索擺脫市場蕭條與競爭加劇困境的努力直接推動了營銷創新。在產業結構調整與重新組合的過程中，加強了對企業營銷功能的整合，在倡導營銷哲學上以顧客為中心、以顧客為導向，在營銷策略與技術上尋求對市場需求變化的快速領先反應，由此不斷嘗試對傳統框架的突破。第三，當代營銷思想的發展蘊含于跨管理領域各學科創新與進步的過程之中。20世紀80年代，波特（Porter）的競爭優勢理論啟發了企業對抗外部競爭的戰略性思維。隨后，維納費爾（Wernerfelt）和魯梅爾特（Rumelt）提出了企業戰略必須以企業資源為依托，培養核心競爭能力以取得競爭優勢。這一全新戰略理論直接糾正了企業過度關注外部力量的競爭導向偏向，使企業在營銷戰略的重新設計上更加關注對內部營銷資源的整合，以挖掘與跟蹤需求動態來創造市場機會，以主動因應變化的策略來尋求競爭優勢。此外，20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公司再造理論（ERP）其出發點與歸結點即是企業要以顧客需求為中心來重新設計業務流程，以尋求快速反應于市場的競爭優勢。
正是上述種種營銷理論與實踐的突破，使得整合營銷的出現成為必然。而且其核心思想也在于真正重視消費者行為反應，與消費者建立良好的雙向溝通，通過雙向溝通，雙方建立長久的“一對一”的營銷關系，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價值為取向，確定企業高水平的營銷策略，協調不同的傳播手段，選擇不同的傳播工具，樹立品牌競爭優勢，提高消費者對品牌的忠誠度，達到提高市場占有率和市場份額的目的。整合營銷是以企業由內向外的戰略為基礎，以整合企業內部、外部的資源為手段，以消費者為重心而重組的企業行為。可以說，它是一種適用于所有企業信息傳播及內部溝通的管理體制，這種傳播與溝通就是盡可能與其潛在的客戶和消費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群體例如雇員、立法者、商家、傳媒和公關公司、金融團體保持一種良好的積極的關系。中國經濟發展迅猛，企業和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同樣存在著產品、技術、制造、營銷手段同質化的問題，而且比西方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模仿現象嚴重。制造差異化，特別是創造營銷和傳播的差異化，贏得更多的消費者對企業來說就更顯得重要和迫切。所以可以說，整合營銷及其理論能夠在中國企業界里較快地得到應用。
二、CSR：一種良好的非營銷戰略
在歐美發達國家，現在有一種普遍的認識，即一個公司的業績不僅依賴于市場營銷戰略，而且也與其非市場營銷戰略（Non-marketStrategies）密切相關。這種非市場營銷戰略試圖去影響某些共同事業
團體的政策與策略，如政府或者各種利益集團，而不是直接以競爭者、客戶或供應商為作用目標。它通過獲取直接的經濟效益，及限制政府和利益集團行為的破壞性后果，或提高競爭對手的成本以達到改善公司營銷態勢和市場位勢的最終目的。可以說是企業市場營銷戰略的一種有益的補充或代替。因此，如果將其與市場營銷戰略結合在一起加以運用，無疑會為公司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
BaronD.P.在其獲獎文章(1995,"IntegratedStrategy:MarketandNon-marketComponents")里首先形成了這種將市場營銷戰略與非市場營銷戰略結合作用的認識，并強調了二者結合的必要性。現在，在發達國家，這種結合的重要性已經十分清楚，可以參見DanielSpulber1994年的考察，在那次考察里他要求將營銷戰略、組織戰略與公眾政策結合在一個共同的機構里。在美國，許多公司已著手進行這一戰略。而且毫不奇怪，第一流的商業模型專利會頒發給以網絡為基礎的企業（見"Merges",1999）。企業與行政機構、企業與立法機構、企業與特殊利益集團，及企業與其所在的總的制度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會影響企業的經營運作。企業所進行的對非營銷機構的影響活動,必須適應和協調其所處的市場類型與其試圖影響的非營銷機構的特征之間的關系。由于在營銷領域里的競爭者在非營銷環境里可能是對手或盟友，所以市場的類型可以影響非市場營銷環境里的競爭。
隨著企業非市場營銷戰略理論的不斷發展，相應的發展了CSR理論。CSR,公司社會責任是公司經營戰略的一項內容。根據埃文斯和伯格曼的觀點，它應屬于市場營銷的一項功能。但是承擔公司社會責任是與企業的非市場營銷戰略密切相關的。它作為企業與社會間的社會契約的標準成分而受到提倡。如果到了因CSR而把成本強加于企業之上這種程度，那么企業的競爭態勢相對于其對手而言就會受到損害。因此，CSR與企業公共政策一起，不僅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成本，而且通過改變企業在本行業中的競爭態勢，從而具有戰略性的影響作用。
到目前為止，CSR還是一個尚未恰當和完整定義了的概念。從一個觀點來看，它是承擔和履行市場所支配的義務之外的責任。WoodD.J說過：“CSR的基本觀點是企業和社會是緊密結合的，而不是彼此獨立無關的實體；因此，社會對企業的恰當行為和成果有某種期望”。FredR.David在其著作《戰略管理》里指出：公司社會責任的主要內容是以合理的價格向社會提供安全的產品。而DavidP.Baron在其文章“PrivatePolitic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IntegratedStrategy”(2000)里將CSR定位成企業的一種利益再分配。他認為，企業由于受利潤最大化與利他主義原則的驅動，以及受到來自社會行動主義分子的威脅的影響而會重新分配公司收益，從而承擔一定的公司社會責任。在與CSR有關的標準文獻里，對于企業利益再分配問題的探討有很長的歷史。CSR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標準主義要求公司的再分配，而且如果企業不滿足社會出于對其社會業績的考慮而提出的期望，他們將會面臨政府的訴訟。前一種觀點是出于一種道義上的促動，而后一種觀點是有關于對威脅的反應或預期。還有一種想法，那些以CSR名義自動采取行動的企業將會在市場上得到報償，例如增加了的對其產品的需要。因此企業可以各種理由采取標名為CSR的策略。當然在他們的帶動下，其他企業也可以利他主義為理由同樣這么做。剩下的別的企業出于防御性考慮也會這么做，以避免受到特殊利益集團和行動主義分子施加的外部壓力，因為這種壓力會影響到企業的營銷業績。
評價一個公司是否滿足了社會的期望，Wood認為這要考慮“社會責任原則激發代表企業利益行為的程度”，她還指出“公司經理們是道義者”，他們行使其處理權以滿足社會的期望。然而，如果CSR理論是為了有助于研究營銷及非營銷戰略，其內涵則遠遠超出了僅僅是特殊利益集團及研究者們所希望的企業行為的標志。即，要理解為什么企業會采取一些可能被稱為CSR的做法，就需要考察行為的動機。一個利益驅動型企業可能會采用一些被稱之為社會責任的做法是因為它們可以提高對其生產的產品的需求，從而提高企業的利潤。這種策略性的CSR僅僅是一種利益最大化戰略，受企業自我利益的驅使，而不是產生于公司社會責任的觀念。
相似的，根據社會責任的原則，兩家企業可以采取同樣的行為，然而一家可能是為了滿足社會期望，另一家則可能是由于受到了某個特殊利益集團的威脅。從多元論的觀點來看，社會期望是指個人的及個人利益的期望。從這個觀點出發，對利益做出反應是社會責任的關鍵。然而，通常利益都是與以犧牲其它為代價所追求的某些再分配相矛盾的。
因此，與其說為了滿足社會期望，不如說是代表個人和集團的利益。所以，多元論基于一種對利益的競爭而設定了對企業的需求，這又是通過公共機構和私人行為所實現的。具有公共利益的個體在向企業指出其利益時，除了可以通過他們所購買的產品而單獨地作用外，還面臨一個集體行動困難的問題。集體行動困難問題有兩個原因。其一是Olson（1965）提出的“free-rider”問題，他認為集體利益不一定導致集體行為。其二是不完全信息問題，如對企業行為信息掌握不全。“Free-rider”問題由于利益集團，如能直接對企業采取集體行動的工會和環保組織的形成而得到緩和。而信息不全問題的解決則有賴于監察員和社會行動主義者組織，及政府、各種協會和大學里的所有研究者的工作。
整合營銷戰略和CSR作為兩個最前沿的課題已經引起了全球企業界人士的普遍關注。如果企業能將二者結合運用，肯定可以為企業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而且對于企業的市場營銷實踐也會有良好的推動作用。任何企業應該向他們抓住每一個營銷機會提高利潤一樣的重視抓住任何戰略性CSR行動的機會。如果把握住了這兩個全新的概念進行企業經營，積極效果會是很明顯的。這一點在發達國家企業已經得到了驗證。我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企業間競爭日趨激烈，而隨著我們加入WTO，這種競爭趨勢只會越演越烈。因此，如何推動企業市場營銷已成為十分緊急的問題。如果我們國內的企業家們能借鑒國外在這兩方面進行實踐操作經驗，進行自己的運作，對國內企業與國際企業接軌和與之抗衡都是很有幫助的。而如果國內的理論界對二者也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探討，找出適應新世紀最佳的營銷戰略，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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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科技發展戰略開始發生轉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與科技部隨后制訂的科技發展規劃和高技術產業發展規劃明確提出了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的總體目標，強調要在“促進產業技術升級”和“提高科技持續創新能力”兩個層面進行戰略部署，在進一步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同時逐步形成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群體優勢和新的比較優勢。2002年12個重大科技專項的啟動，標志著我們在實踐上開始擺脫多年來以跟蹤模仿為主的科技發展戰略，向以自主創新為特征的跨越式發展模式轉變。2003年以來，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據適度超前原則，科技部著手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轉變進一步國家意志化。對這一轉變過程的基本動因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若干爭論有一清醒的判斷。
一、國際政治動因：技術威懾成為斗爭焦點
民族國家科技發展戰略的選擇，既決定于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也受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與制約。20世紀末以來，現代高科技廣泛運用于戰爭使得技術優勢成為各種威懾力量中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國際關系的強權背后是技術強勢的支撐，科學技術水平是一個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的體現。今天的高科技已經成為影響國際政治軍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術上的領先是國家參與國際政治較量、擴大國際影響力的物質基礎之一，技術威懾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為有效的威懾手段。一個國家只有擁有符合時代特征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趨勢的現代科技工業體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實力和影響，獲得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主動權。在當代世界上的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對涉及國家安全和國家競爭力問題的那些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央政府必須從整個國家和民族利益出發，通過科技發展戰略的制訂來引導其發展。
從科技發展史來看，引進吸收和自主創新是一個民族與國家技術進步的兩種主要途徑。后，由于外部環境的制約，自主創新和“科技追趕”成為我們政策設計的基本特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世界安全觀念的變化，各國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軍事因素不再是國家間關系的唯一主導者，、發達國家將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導致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發生了某些變化。“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實施，使得我們在一段時間內忽視了自身的科技積累和自主創新，將外資導向型經濟發展帶來的技術引進作為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途徑。應該說，這種戰略部署是與全球化的歷史趨勢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必須看到，高新技術和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關，其發展已經不單純是一項經濟范疇的活動。作為國家政治戰略意圖的一種表現形式，西方發達國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術轉讓給中國。由于一些國家將中國崛起視為是對既定國際格局的挑戰，正在試圖對中國的發展進行壓制，因此經常把技術特別是高端技術問題政治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把技術合作和引進作為我國科技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我們必須分清科技發展的國家目標和企業目標。在企業運行的微觀層次，可以繼續堅持比較優勢的技術引進，但是在國家戰略層面，必須堅持把技術的趕超和跨越作為重點，大力發展戰略產業。
在綜合國力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代世界，維護生存權和發展權不受侵害是一國政府的兩項基本職能，也是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國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擔起保障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歷史重任，“技術瓶頸”是我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從世界發展大勢和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角度來看，在科技發展上擺脫過去的跟蹤模仿向自主創新轉變，是我們必須確立的戰略思維，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統一應該成為技術選擇的出發點。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外部環境不可能有過去20多年那樣好，戰略機遇期同時也是安全上的高風險期。我們必須從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綜合安全利益出發，主動進行科技發展戰略的調整，提高國家戰略能力，預防和應對可能出現的危機、沖突或者戰爭。21世紀是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競爭的世紀，自主創新是維護國家和安全的最佳選擇。沒有自己的戰略技術和戰略產業，中國要在世界競爭格局中獲得相對優勢地位是不可能的。我們逐漸成型的新科技發展戰略之所以強調要著重研究解決事關國家中長期發展和安全的戰略性和前沿性高技術問題，在一些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安全的高技術領域，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領域和關鍵產業實現技術發展階段的跨越，就是基于這樣的考慮。
二、國內經濟動因：經濟增長模式轉變
過去20多年中國的發展是以數量擴張為特征的“數量型增長”，經濟增長明顯超前于科技進步。在比較優勢戰略指導下，雖然技術引進對中國經濟增長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國自主科技進步進程緩慢，統計意義上的中國產業競爭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國企業競爭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紀開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飛速發展，我國已經進入到不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就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時期。在全球化所導致的南北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下，在經濟增長與人口、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單純依靠消耗自然資源和發揮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來積累資本、換取技術、發展經濟的做法已經落后于時代。只有提高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增強中國自主產業的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的轉換，我們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敗之地。21世紀前10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需要實現歷史性跨越的階段。這一時期自主科技發展狀況如何，直接決定了中國能否在21世紀中期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這是我國科技發展戰略轉型的一個主要原因。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這個目標不僅是經濟數量增長的概念，更是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競爭力大幅度提高的綜合體現，是經濟和社會發展質的提升。作為從屬于國家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戰略的科技發展戰略必須為這一目標的實現服務。現在，我國科技競爭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為了實現科技發展“三步走”戰略設想，爭取到2020年前后科學技術整體水平達到發達國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標，形成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在高新技術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撐我國核心競爭力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基礎，必須完成科技發展由跟蹤為主向自主創新為主的戰略轉變。正因為如此，我們根據適度超前的原則，從2003年開始了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制訂工作。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濟一體化使我們可以在更大范圍內、更高的層次上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科技資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場，但是“全面開放、跨越發展”應該是我們在確定科技發展戰略和政策時必須堅持始終的基本思路。
中國全方位地參與國際分工體系這一歷史變化加快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的發展主要表現為一種“外來型工業化”。一方面工業化所需關鍵技術大多來自國外，另一方面東部和中西部經濟聯系不緊密，沿海地區的技術引進沒有起到拉動內地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我們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從世界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出發，結合中國的實際，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是以科學技術為先導的高科技含量的經濟，強調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和擁有自主知識產權。這一變化意味著，我們的科技發展必須考慮可持續性，努力改變中國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外資和國外技術的局面。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是國內技術發展。新型工業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普適性”：“科技是牽頭的方面”應該落實到我們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點中強調，“制定科學和技術長遠發展規劃”是實現科技發展戰略向自主創新轉變，大幅度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國際競爭力、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撐力的重大措施，必須以原始創新為主，引進和創新相結合，實現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努力使中國成為技術創新型國家。
三、世界經濟動因：貿易保護主義和知識產權爭端加劇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世界經濟發展已經由資源驅動、資本驅動向創新驅動過渡，同時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由過去單純的縱向流動轉向同時共存。這一變化意味著作為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沒有必要嚴格遵照梯度轉移的漸進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術進步提供的有利條件實現本國科技的跨越式發展。在今天的國際經濟格局中，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現為產業鏈條或者產品工序所處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發達國家更為注重科技研發，依靠知識產權來增加物質財富總量而把制造業等轉向發展中國家，從而形成一種新的依附關系：技術上的依附。這使得落后國家的財富總量盡管與過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卻無法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整體差距。盡管我們不能因為加工制造環節的附加值低而否認參與新型國際分工的、承接發達國家加工制造環節轉移的經濟合理性，但卻不能放棄對技術先進性的更高追求。跨國公司把制造部門轉入發展中國家，其出發點是對利潤獲取的考慮。在這種格局中，東道國的產業發展由跨國公司而不是由本國決定，發展中國家除了提供廉價勞動力，很難涉足核心技術，生產規模的擴張并不能促進產業結構的同步升級和優化，很難談得上真正的發展。我們提出全面落實人才、專利和技術標準三大戰略，切實推進重大科技專項工作，就是從這種認識出發的。
現在，我國有關政府部門已經提出了2020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力爭達到4500億美元的目標。但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一種現實，那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與過去相比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識產權糾紛不斷。自2002年6C聯盟向中國DVD生產企業征收專利費以來，類似事件不斷增多，從而增加了中國企業的成本壓力。這一現象要求國家應該從戰略高度考慮制定相關的宏觀指導政策，引導企業從追求短期效益轉向通過增加創新能力謀求長期效益的軌道上來。其次，國外針對中國的技術壁壘和反傾銷問題更為嚴重。
1996年至今，中國已經連續7年成為世界反傾銷頭號目標國，2003年前三季度國外對我國反傾銷保障措施立案共計42起，涉及金額10．7億美元；調查表明，2002年我國71％的出口企業、39％的出口產品受到國外技術壁壘的限制，損失達到170億美元，均高于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前。不掌握專利和技術標準的危害性可見一斑。強勢增長與弱勢競爭力并存這一過程持續的時間越長，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就越弱，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動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影響就越大，中國自主選擇的空間就越小。另外，外資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外國資本在中國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擠壓了中國企業發展的空間，中國企業的生存環境日益惡劣。如果國家不適時調整科技發展戰略，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就是一句空話。
全球化背景下區域合作加強的同時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事實說明，當今的世界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的世界市場，政府依然在各國經濟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技術壁壘和反傾銷的運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應對顯然不能僅僅在企業的層面上進行，同樣必須動用國家資源。我們不能以自由貿易和靜態比較利益來指導中國產業的發展，應該通過高新技術的發展創造動態的比較利益。中國的科技發展必須堅持市場機制與政府組織協調相結合的原則，國家要掌握關鍵部門關鍵技術和行業技術標準。事實上，盡管20多年來我國一直堅持的是市場導向的發展戰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終是我國經濟增長內在決定性因素。根據國家信息中心在中國加入WTO一年后對國內24個中央和地方權威經濟研究單位的經濟學家進行的問卷調查，近七成的專家認為政府行為是經濟增長的主因。強化政府在科技進步中的戰略決策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是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發揮政府作用，保持戰略技術及產業領域的相對完整性和獨立性，同樣也是我國科技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里，我們要特別注意利用WTO規則中的“國家安全”例外原則，在公開、透明的原則下合理合法地保護國內產業。不然，依靠企業自身與在技術和資本上都十分強大的跨國公司競爭，中國科技進步的前景不容樂觀。
四、科技動因：科技短缺與科技起飛問題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一種“短缺效應”，即經濟增長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決定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科技短缺是種普遍的現象，是制約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因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高新技術研發基礎仍然較為薄弱。從目前來看，我國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現在缺乏原始性創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識產權少，由此導致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內形成強烈的對外技術依賴。為了改變這種狀況，2002年科技部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增強原始性創新能力的意見》，指出原始性創新是科技創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與經濟獲得重大發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為決定國家間科技乃至經濟競爭成敗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必須利用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加入WTO的機遇，把增強原始性創新能力作為我國新時期科技發展戰略的重要指導思想。為了加快實施專利戰略，切實提高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總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臺了《關于加強國家科技計劃知識產權管理工作的規定》，以促進國家科技計劃在高起點上創新，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
但是我國現在仍然有一些人認為，在比較優勢基礎上形成的產業分工體系是一種內生地促進產業升級和轉換的機制。國內差距和國際差距的縮小是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兩大根本任務。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意味著我們必須在與世界經濟的聯系中取得超過其他國家的利益。勞動密集型產業由于技術水平和附加值低，顯然無助于這一目標的實現。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發展模式強化了對發達國家技術轉移的依賴，使我們的科技開發能力呈惰性降低，無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由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和民族國家政策設計的自利性，中國的科技進步不能完全放在國外技術的“本土化”上，而應該考慮把“國產化”作為追求目標。開放市場和加入WTO并不意味著不能有國家意志和國家發展戰略；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也不是被動地接受國際分工，而應主動地調整戰略，實現產業升級，增強國家的競爭實力。我們不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的“本土化”，不可能給我們帶來最大的收益。當然，我們要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新特點賦予“國產化”以新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