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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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外財政稅收監督管理的基本做法研究國外財政稅收監督管理的過程中需要從內部職能部門的管理策略出發，推動財政稅收的綜合性管理，為財政稅收職責體系建設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監督管理的基本做法需要和監督內部體系緊密聯系，確保財政稅收監督管理模式能夠有效創新，為財政稅收的監督體系形成創造良好的條件。從監督職責角度看，需要對各種監督模式進行系統性分析，按照財政稅收的優化模式積極穩妥的推進各項策略不斷實現。比如澳大利亞通過對內部各個部門的工作情況進行監督，積極穩妥的進行行政管理模式創新，從多方面提高財政稅收的監督效率。通過對財政稅收的監督效率分析，保證各個監督管理模式能夠融合在一起，形成完善的財政稅收監督管理模式，為財政稅收監督控制優化營造良好的氛圍。財政稅收管理的過程中需要從監督專員、公共會計、財政監督模式等方面出發，確保各個財政監督管理機構能夠符合創新管理的要求，積極穩妥的推進創新模式建設，為創新指導和監督管理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體制監督機制管理的過程中要從企事業單位的實際運行情況出發，積極穩妥的進行財政稅收監督管理，確保監督創新與指導模式能夠優化，積極穩妥的實現財政稅收的再監督，通過有效的監督模式優化，推動財政稅收的綜合性管理，為財政稅收的創新型管理創造良好的條件。
（二）國外財政稅收監督管理的經驗模式研究國外財政稅收監督管理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完善立法程序，通過有效的財政稅收監督機制優化，提高財政稅收的監督管理水平，為財政稅收的監督模式創新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監督管理機制優化的過程中需要不斷進行財政監督模式創新，通過有效的監督管理完善立法程序，通過對財政監督的管理方法優化，積極穩妥的實現經驗模式創新，提高財政稅收的財政監督法律規范化水平。比如美國在財政稅收立法監督管理的過程中非常完善，需要從不同的法律法規中實現對財政稅收的全方位管理。財政稅收監督優化管理的過程中要從預算編制管理的思路出發，通過有效的專項監督、日常監督、個案監督實現對財政稅收的全方位管理，保證財政稅收能夠在日常經濟管理中發揮重要的作用。財政稅收監督權力要在綜合管理的過程中進行創新優化，實現對財政稅收的專項監督管理，提高財政稅收的綜合創新管理水平。財政稅收管理的過程中通過有效的措施保證財政監督權力的有效平衡，保證財政稅收在監督權力實施的過程中形成完善的程序，積極穩妥的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確保財政稅收資源配置能夠符合綜合性財政管理的要求。
二、財政稅收監督管理體制的完善
（一）財政稅收監督管理提高到立法層次財政稅收監督管理機制優化管理的過程中必須要從立法層次出發，積極穩妥的推進財政稅收的立法性管理，為財政稅收的綜合性模式創新創造良好的條件。從當前的情況看，我國財政稅收監督管理屬于行為范疇，必須要從行為管理的總體戰略出發，積極穩妥的推進立法機制建設，為財政稅收綜合性管理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的立法管理必須要從內部監督色彩控制出發，確保財政稅收資金預算能夠符合資源配置管理的要求，推動財政稅收的全面性控制管理，為財政稅收的創新型管理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管理的過程中要從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兩個方面入手，積極穩妥的實現財政稅收的有效性監督，保證財政稅收的預算管理與執行管理能夠符合監督機制的要求，確保財政稅收能夠進行有效的管理創新。財政稅收實施的過程中要加強政府的監督管理作用，通過政府部門的監督管理，可以科學合理的編制財政稅收預算。通過對財政稅收的立法層次分析，實現對財政稅收的內部有效性監督管理，為財政稅收監督模式創新營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立法預算管理的過程中要從執行模式出發，對各種制約模式進行綜合性分析，確保各種監督平衡機制能夠全面的實現，通過有效的財政稅收控制管理確保各種模式能夠得到優化，提高財政稅收的優化監督管理水平。財政稅收內部控制模式優化的過程中要把各種監督模式結合在一起，形成有效的財政事前、事中、事后管理機制，財政稅收管理的過程中要從效率模式建設出發，確保各種監督效率能夠順利實現。財政稅收事前監督管理的過程中要對問題進行分析和修正，通過有效的事后監督管理模式優化，確保各種監督主體和客體能夠符合經濟活動管理的要求。財政稅收監督管理的過程中要從多層次控制管理思路出發，確保財政、稅收、審計等工作能夠符合財政稅收控制管理的要求。財政稅收管理的過程中要實現有效的信息資源共享，確保各種監督能夠全面協作協調處理，健全財政監督法律體系可以有效的推動財政稅收管理，確保財政稅收能夠得到有效的管理，為財政稅收相互促進管理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在健全各項機制的過程中，需要從制度模式管理的總體思路出發，推動各項財政稅收監督管理的模式創新，實現財政稅收部門之間的密切配合和相互促進，為財政稅收的優化模式管理營造良好的氛圍。
（二）財政稅收監督機制要明確各個主體職責財政稅收監督機制管理的過程中要對各個主體進行分析，保證各個職責能夠有效的運行，推動財政稅收監督管理模式創新，為財政稅收的有效性管理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管理的過程中要對各種監督網絡活動進行分析，保證各種職責能夠得到有效的管理，提高財政稅收的綜合性管理水平。為財政稅收的優化創新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主體職責管理的過程中要對各種主體責任進行分析，確保財政稅收能夠有效的管理控制，提高財政稅收的監督控制管理效率。財政稅收監督管理機制建設的過程中，需要從不同的預算模式出發，實現對財政稅收的管理模式優化，財政稅收管理必須要從財政管理的戰略思路出發，實現對財政稅收多方位管理，為財政稅收綜合管理問題解決創造良好的條件。財政稅收預算監督管理必須要從政府綜合職責出發，推動財政稅收創新型管理，為財政稅收綜合模式創新創造良好的條件。
（一）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稅收政策。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必須既要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也要優化區域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對現有不夠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稅收政策問題，例如，與轉讓土地使用權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貨物有關的土地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增值稅的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的問題，同破產企業與被兼并企業有關的欠稅問題和虧損結轉的問題，兼并方或受讓方按照國家引導的方向調整生產經營結構應給予的企業所得稅鼓勵問題，以及聯營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的所得稅重復征稅問題等。與此同時，還應注意以下問題：1、破產清算是加速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舉措，稅收在原則上應該給予支持，但在實踐中還必須注意防止“假破產，真逃債”，即一方面把債務包袱卸給國家，另一方面破產企業的原班人馬和機器設備，卻依舊交由別的企業整體接收的非法行為。
2、我國現行分稅制體制中，對國有企業所得稅，仍然按照企業隸屬關系，將其收入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對鐵路、銀行、保險部門的各種收入，也仍然沿用舊辦法，全部按部門匯總繳納給中央。這些辦法，助長了在長期條塊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別人”的資產可以流入，“自己”的資產不得流出的錯誤思想，阻礙了存量資產在更大范圍內進行跨地區、跨部門的重組。
3、稅收只有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大力促進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才有不斷增長的稅源。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正是在于后者會比前者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二）對投資和再投資的稅收鼓勵政策。
結合我國在投資結構和投資稅收優惠規定方面存在的問題，專家們提出的政策性建議主要有以下各點：1、從我國投資狀況看，存在著宏觀規模過大，微觀結構失調，不符合產業政策等問題。從財政狀況看，在連年赤字的條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資的稅收減免，仍然高達百億元。因此，今后我國對投資的稅收優惠，應該加強總額控制，引導企業增加自身投入。2、在優惠方式上，盡可能減少采用增列所得稅稅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稅銷項稅額的做法。3、鑒于我國科技還不夠發達，中小企業居多的實際情況，在投資稅收政策上，不僅要給高新技術企業以積極鼓勵，而且還要給進行技術改造的企業以大力扶持；不僅要給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業以鼓勵，還要給從事科技開發的科研單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資方向在地區和結構上存在一些失調，建議對在西部地區并且又是生產中所短缺的資源開發，諸如原油、煤炭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品等資源開發以及農牧業等的投資，給予應有的稅收鼓勵。5、消費與投資是關系到社會需求與供給的一對重要經濟問題，從我國實際出發，對一些稅收政策作出調整，以采取引導消費、鼓勵投資的政策為佳。6、修改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減免稅規定，建議以項目優先取代地域性傾斜的政策。7、采取多種靈活有效的投資稅收優惠形式。建議除現有的優惠稅率和定期減免稅以外，還可參考國外的稅收信貸（即延期納稅）、稅收抵免以及加速折舊等形式。
（三）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鼓勵政策。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同第一、二、三產業一樣，也是一種產業，一種非常重要的產業。因此，稅收政策應該積極鼓勵科技發展，特別是要鼓勵高新技術產業化。專家們建議：1、根據國家有關科技立法，制訂財稅部門鼓勵科技進步條例，使財稅支持科技進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規范化的道路。2、稅收鼓勵應該遵守以下原則：服從國家科技發展計劃的原則；不使被鼓勵者產生依賴性的原則；同等鼓勵的原則；財政承受能力的原則。3、凡經財稅機關會同主管部門審查批準的企業和單位，允許其建立科技準備金，以便專項用于研究開發、技術改造和技術培訓的需要。4、中間試驗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橋梁，鑒于其投資大，產品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產品，因此，應該考慮給予優惠。
（四）關于對外開放與稅收政策。
1、關于涉外稅收政策的調整與完善。我國涉外稅收政策，是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而從無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處，如：優惠項目、層次過多，范圍過寬；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不平衡，向沿海傾斜；內資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財政收入流失等。但這些可視為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成本。專家們認為看問題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稅收優惠與財政收入的關系來說，廣東省的三個特區和眾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優惠最多的地區，也是生產力最活躍和收入增長最快的地區。從1993年起，該省的稅收連續四年每年以100億元的速度遞增，增速居全國之首。所以，對兩者的關系必須作辯證的分析。盡管如此，專家們認為對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對外經濟活動的進一步加強，總結經驗，適當調整我國涉外稅收政策。具體建議：（1）全面清理、歸并現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使優惠政策更為規范、高效、簡明和統一；（2）由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傾斜，轉向產業與區域相結合，以產業優惠為主的政策；（3）在優惠方式的選擇上，可考慮將現行以直接優惠為主方式改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方式相結合的多種優惠方式；（4）逐步理順流轉稅的特殊規定，統一進出口稅收政策；（5）完善地方稅的優惠規定。
2、關于稅收國民待遇問題。由于對國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財稅界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就是對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下同）給予本國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國民待遇原則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是矛盾的，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第二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視原則基礎上的，其基本含義是對外國人的待遇不應低于本國人，因而國民待遇原則與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并不矛盾，國民待遇原則不排斥給予外國投資者高于內資企業的待遇。第三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與涉外稅收優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
（五）出口退稅政策。
出口退稅是指一個國家對出口商品退還其已征收的增值稅，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轉稅。實行出口退稅政策，能夠使本國貨物以不含稅價進入市場，既能達到增強競爭能力，促進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強比較利益的透明度，達到互利的目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消除出口商品岐視的經濟政策，體現了公平貿易的原則。盡管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們不能“短視”，只盯住矛盾不放，而應積極加以完善。因此，專家們建議：1、遵循“規范、實效、簡化、統一”的原則，逐步縮小退稅率差異，體現公平待遇；盡可能縮短出口退稅時間，減輕企業籌集困難；兼顧手續簡便和監控嚴密，提高征納效率；兼顧中央與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稅政策的持久執行。2、按照全社會的增值稅平均實際負擔率，結合對某些差異的微調，確定一個退稅率，定期公布執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業消除顧慮，放手經營。3、為了做到退稅的橫向公平，建議將現行出口分別外貿與生產企業按照進價與銷價（FOB）計算增值稅改為一律按照進項金額計算增值稅。4、結合調整出口退稅率和統一退稅計算方法，建議將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歸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稅率減出口退稅率）。這樣做的好處，是企業負擔明確，便于操作管理。5、用稅法約束出口退稅時間。可以考慮在申請單位辦齊出口退稅手續后2個月退還稅款，逾期由稅務機關承諾按銀行貸款利率給予補償。6、建立職責明確、審核有序的出口退稅管理系統。由日管機關負責審定出口退稅的進項稅金；出口退稅必須在對企業的進項稅金總額、出口收匯等憑征和應征稅款額的嚴密審查以后進行。
二、關于完善稅制問題：
（一）關于優化稅制結構：
優化稅制結構是指，符合一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需要的稅制結構就是優化的稅制結構。從世界各國稅制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實行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對落后，市場機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實行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
流轉稅具有征收面廣、收入穩定、易于征管等特點。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我國基本適用，但目前流轉稅比重大，所得稅比重過小影響了雙主體的形成。借鑒國際經驗，我國當前應合理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逐漸形成以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結構。
（二）完善稅種
1、關于完善增值稅問題：
（1）征稅范圍問題。一些專家認為，我國現行增值稅征稅范圍的優化，關鍵不是要不要擴大到勞務領域，而是在勞務領域覆蓋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在操作上主張循序漸進，分步互位。但在具體征稅范圍的確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鑒于征稅范圍的擴大對地方財政收入和增值稅管理規范的影響，以及現有征管能力的制約，先期可考慮對增值稅扣稅鏈條影響較大。也便于操作實施的交通運輸業和建筑安裝業納人征范圍。另一種意見認為，當前應盡快將那些與貨物交易密切相連，與抵扣鏈條的完整性關聯度高，與增值稅的規范操作抵觸較大，管理上便于操作實施的勞務納入征稅范圍。第三種意見認為，應將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擴大到全部商品和勞務的銷售，解決現行增值稅“鏈條”中斷，混合銷售界定不清待難題。
（2）選型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也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主張近期仍維持生產型增值稅格局，因為它較好地體現了稅收的財政原則、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消費型可視為增值稅改革的長期目標。
第二種看法，主張改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為收入型增值稅，允許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作為進項稅金分年抵扣。
第三種看法認為，消費型增值稅是我國增值稅類型轉換的目標模式，但根據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力，增值稅類型的轉換只能逐步過渡。當前，可以考慮將“消費型”增值稅當成產業政策來利用，實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費型增值稅。具體設想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高新技術、交通電力、能源等基礎產業中采用“消費型”，將抵扣的資本物限定為技術、設備，旨在促進企業轉換機制，并抑制投資擴張。轉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過一些過渡性的安排予以緩解或彌補。比如，對固定資產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別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對前者在規定的購置年限內允許部分抵扣，對后者一般當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遞增，直到全額抵扣。
（3）稅率優化問題。第一，稅率結構模式的選擇。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強調增值稅的“中性”原則，主張簡并稅率檔次 ，認為單一稅率結構可以有效消除“無稅扣稅”、“低稅高扣”等弊端。一是維持當前的雙稅率格局，并且，雙稅率結構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稅率的量度調整。同世界上實行增值稅國家比較，我國基本稅率適度，可繼續維持。但優惠稅率有偏高之嫌，可考慮向下微調為11％。第三，弱化優惠稅率累退性的技術手段。可以考慮在技術上設定一個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稅率與優惠稅率的率差），同時在全部納稅環節統一執行一檔基本稅率。當國家在對適用優惠稅率的納稅人征稅時，除按照發票扣稅外，再補扣一個設定的扣除率，從而保證抵扣和鏈條的完整，解決因優惠稅率的應用而造成稅負在納稅人之間轉嫁的難題。
（4）增值稅的管理問題。漢前增值稅管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稅收流失嚴重，必須加大增值稅規范化管理的力度。其具體辦法有，第一，改進和加強發票管理辦法。第二，整頓和加強銀行賬戶管理并實行增值稅稅金結算專戶管理。第三，賦予稅務機關在異常申報方面的核定征稅權，制定轉讓定價和利息、費用分攤的專門規定。第四，改革現行增值稅制度簡化“三附表”的填報內容。建立稅務機關輔導后再申報的納稅輔導制度。
2、關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問題：
（1）納稅人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應當遵循國際慣例，以法人為納稅人。另一種意見認為僅以法人為納稅人是涵蓋不全的。所以統一后的所得稅應稱為“經營所得稅”，凡有經營所得的企業、單位和組織，均視為納稅人。
（2）稅率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比例稅率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所得稅率，它具有計算簡便、透明度高和可促進企業公平競爭的優點，所以，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仍采用30％的比例稅率。另一種意見認為，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可采用三種形式：一是比例稅率，其稅率可維持現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檔累進稅率；三是以比例稅率為基本稅率，制定三級超額累進的優惠稅率，即10％、20％和30％。
（3）應稅所得額的確定問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管理較亂，稅基受侵蝕，稅款流失嚴重。因此，要從多種途徑探尋建立企業所得稅會計的辦法，如建立相對獨立的由若干計稅扣除標準組成的所得稅會計制度，徹底消除企業財務制度對計稅所得的影響，對實行計稅工資辦法的人員要有明確的界定，明確匯總納稅企業稅前扣除項目的具體標準等。所以應同時建立一套完整規范的與企業財會制度完全分離的分行業稅前扣除標準。
3、關于個人所得稅問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所得稅已成為最具潛力、最有發展前途的稅種之一。但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和征收管理都還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影響著其功能的進一步發揮，需要加以完善。
[關鍵詞]產品特性，配套資源，影響因素，營銷平臺
當前國內財產保險公司經營的專業化程度不高，主要是“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經營模式所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經營鏈來看，從展業、承保、再保、防災防損、查勘、定損、理賠、追償到產品設計和資金運用無所不包；二是從所經營的產品承保的標的來看，既包括了有形的財產也包括了無形的責任、保證、信用，以及雖有形但難以估量價值的人的生命和身體。
根據中國保監會對財產保險公司經營險種的分類，包括了法定強制保險、機動車輛保險、投資型保險、企業財產保險、家庭財產保險、工程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保證保險、船舶保險、貨物運輸保險、特殊風險保險、健康保險、農業保險、意外傷害保險、其他等16類產品，雖然針對較為特殊的農業險和健康險業務已經批準了一些專業公司經營，包括車險也批準了一家專業公司經營，但絕大多數產品新公司、老公司一般都在經營。這就導致了經營和管理資源的分散，難以集中形成經營特色，從而使得產品難以得到有效的深入發展——技術含量高的產品難以突破，而傳統的企業財產險、貨運險、意外傷害保險產品的競爭日趨激烈。
縱觀整個市場，保險資源的分布不合理、不均衡，產品的供需矛盾突出。
一、影響產品營銷的原因
(一)綜合因素
現有產品的數量多而績效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沿用了多年的一批老產品的保險保障功能已滯后于市場實際需要，亟待更新改造；二是1994年由人民銀行統頒的一批財產險的費率距今已12年時間，需要根據經營數據重新厘定，此外，如高科技新興產業的風險等級歸屬需要確立，以便于明確其對應的費率；三是新產品開發的創新體系未能得以建立，創新的有效性受到影響，在監管機構報批或備案的數量龐大的產品中有相當數量的產品雷同；四是不同的產品所需要的資源和能力不匹配。
(二)產品的專業特性導致經營所需資源的差異性
保險人必須關注自己的產品結構，將適合自己經營的主打產品逐漸突出，形成經營的特色。這首先需要經營者正確地認識各類保險產品的專業屬性和經營所需要的資源特性。
1.產品的專業特性
財產保險公司所經營的產品承保的標的既涉及了固定的和移動的有形財產，也涉及到了無形的責任、保證、信用以及雖有形但難以估量價值的人的生命和身體。按照承保方式和賠償方式劃分，財產保險又可劃分為第一損失保險和賠償方式、不定值保險和比例賠償方式、定值保險和賠償方式以及重置價值保險和賠償方式。如企業財產保險、機動車輛保險屬于“不定值保險”，而貨物運輸保險則屬于“定值保險”；家庭財產保險適用于“第一危險賠償方式”，責任保險有“期內發生式”和“期內索賠式”兩種確定責任保險的責任事故有效期間的方式，賠償限額分為每次事故賠償限額和累計賠償限額；對于意外傷害保險來說，人的生命和身體是無價的，發生事故時是以保險金額為給付限額，采用的是“定額保險合同形式”，不適用于財產險的補償性原則，也就不存在代位追償、重復投保、超額投保和不足額投保的問題；而信用保險則又是唯一不適用于“大數法則”，而是以被保險人的信息為承保基礎的特殊產品。從保險合同訂立的期限來看，雖然財產保險公司經營的多數是合同期為一年的保險產品，但也有超過一年期的工程保險：甚至時間更長的“長尾巴”的產品責任險，同時也有少于一年期的貨物運輸保險、旅游險，甚至是以小時為保險期限的航空人意險。從理賠來看，有的涉及到代位求償，有的要沖減有效保額(如企業財產保險)，有的由于不足額投保需按比例賠償，有的要扣除免賠，有的僅包括不超過保額的施救費，而船舶保險還包括了共同海損、救助費用、施救費用，責任險一般還包括法律訴訟費……。由此可見，財產險公司所經營的保險產品不同種類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2.產品的配套資源
目前有些產品如責任險、保證險、信用險、健康險在各家財產險公司的業務中占比過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來自社會大環境的，如責任險有賴于與民事責任相關的法律的制定、保證保險有賴于全社會誠信的提高和信用體系的建立、健康險有賴于醫療體制的改革與醫療行為的規范以及客戶的誠信，同時也有來自保險人的原因，例如：缺乏經營管理經驗、缺乏專業人才、缺乏數據和信息技術支持等等。從產品經營的側重點劃分，筆者將其大致劃分為四類：拓展型、管理型、服務型、混合型，其所需要的配套資源各有側重。
(1)拓展型。如家庭財產保險、意外傷害保險、企業財產保險，投保標的多，風險分散，“大數法則”可以得到最好的應用，關鍵在于銷售方式的創新，要在拓展方式上下功夫。
(2)管理型。如機動車輛保險、短期健康險，共同的特點是保源豐富，需求廣泛，關鍵是能否通過有效的管理實現盈虧平衡進而盈利；企業財產保險的日常出險率低，不必像出險頻繁的車險需配置數量眾多的售后服務人員及資源，但其標的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需要的是專業的保前查勘和理賠查勘定損；衛星、橋梁、地鐵等特殊風險保險還有賴于承保公司的品牌和再保險的分保支持；健康險產品需要具有臨床醫務經驗的專業核保核賠人員以及管理水平好的定點合作醫院；信用險是唯一不適用于“大數法則”的，它是以被保險人的信息為承保基礎的，需要保險公司具備能夠做出專業風險評價的人才、信息、經驗以及IT系統。
(3)服務型。如以旅行者為目標的含意外傷害保險、財產保險和責任保險在內的旅行綜合保險，其產品的經營和管理并不復雜，關鍵是能否有配套的服務及時響應。
(4)混合型。機動車輛保險的經營重點在于核保核賠的管控，經營服務網絡、零配件報價系統以及快速便捷的服務等。既是管理型的產品，更是服務型的產品；進出口貨運險既要積極拓展，又需要加強風險管控，不僅要建立一支了解國際貿易知識、進出口貨運險特性、海商法的展業和核保核賠隊伍，還需要在境外建立廣泛的理賠檢驗機構，以做好在境外受損貨物的損失查驗工作；投資型保險產品既要選擇好銷售渠道，積極拓展客戶，同時更要有賴于資金運用的成效。通過以上從不同角度對保險各類產品專業屬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產品在實際經營過程中需要不同的資源和能力來加以支持，否則是難以深入的。由于上述產品要求經營者具備不同的資源和能力加以支持，但資源和能力具有有限性，因此，對于目前財產險公司經營的主要產品按類分析，有利于認清產品各自的專業屬性和對特定資源的要求，避免盲目經營。
二、產品營銷平臺的建立
保險這一無形產品比有形產品更為復雜，涉及到條款、定價、渠道、單證、IT、宣傳、服務、風險管控、銷售策略、公司品牌以及企業文化等要素。產品創新的過程實質上是公司多種資源和能力整合的過程，也正因為如此，一個新產品所涉及的要素越多，防止新產品被復制的能力就越強。而與此同時，產品的構成要素中出現的不配套或錯位又恰恰是影響產品績效的環節，需要在實際營銷過程中加以關注，根據實踐，筆者提出影響產品營銷的10個主要因素：
(一)目標客戶
在確立了經營戰略之后，就要對所提供的產品進行準確定位。“定位”(pos沁on)一詞是由兩位廣告經理艾爾·列斯和杰克·特羅首先提出來的。他們認為定位是對產品的一種創造性工作，定位的對象不是產品，而是針對潛在客戶的思想，是對潛在客戶心智所下的功夫。也就是說，要為新產品在潛在客戶的大腦中確定一個合適的位置。定位是首先從市場出發，從探求客戶的心理著手，去了解他們的需求，之后再動手設計產品。保險保障功能是保險產品的核心價值所在，客戶之所以投保就是因為其產品存在所能夠承保的風險，通過保費的支出獲得一旦在保險期內發生保險事故即可得約定的經濟賠償或給付的承諾。實際經營中，產品缺乏細分，目標客戶不清晰，甚至是目標客戶與所推出的產品之間錯位，無疑會對產品的經營績效產生較大影響。為此，保險公司在有了一個好的產品創意之后，要明確產品所指向的目標客戶，之后要通過科學的市場調研方法掌握客戶的需求，形成產品概念，之后再逐步深入細化，與公司的營銷資源相配套，使之成為形象清晰、定位準確的產品。
(二)費率厘定
面對今天這樣一個競爭日趨激烈的保險市場，保險產品的定價不僅要考慮由純損失率構成的費率，以及由經營成本構成的費率，預定承保利潤率構成的費率，連同為防止費率橢定而設定的費率浮動因子，還應根據目標客戶的消費特性和心理特點分析該產品的價格彈性，再決定營銷過程中應采取的價格調整策略一維持、下調、上浮。該上浮時卻下調，或反之，都會導致產品價格的錯位，影響銷售業績和產品的盈利。
(三)渠道選擇
不同的產品具有不同的目標客戶，需要差異化的銷售渠道，例如：復雜的產品需要業務員與客戶進行面對面的溝通，直銷較為適宜。而功能簡單，繳費便宜，一目了然的家財險、個人人身意外傷害保險、旅游保險等產品則適合通過網絡和電話銷售，否則，將因為相對于保費過高的投保成本而抑制潛在客戶的投保動機。理財型的保險產品通過銀行銷售為宜。
(四)交易系統
要根據產品所投放的渠道開發配套的出單交易系統，例如，通過銀行銷售的就要考慮到產品能夠在銀行窗口快速核保或免核保出單，網上銷售產品的出單系統又有其所特有的要求和特點。
(五)產品宣傳
要通過有效的宣傳向目標市場說明自己能夠提供給消費者的價值，以及與市場同類產品客觀相比所具有的獨特價值。不同的產品定位就決定了對應的廣告的訴求點、形式、傳播途徑、投放量的不同。如機動車輛保險新產品的宣傳應當選擇在車輛銷售場所、辦理車輛和駕駛證有關手續的場所、長途客運車站和車廂也是很好的宣傳場所。要注意所選擇的媒體和新產品的目標客戶一致性的程度。值得提示的是產品宣傳的投放量要服從銷售目標，而并非越多越好，過量投放不僅浪費企業有限的資源，而且易導致消費者心理逆反，邊際效益遞減，同時還可能使服務與管理跟不上業務規模的發展，形成廣告的負效應。
(六)產品包裝
原本設計的是一款針對高端客戶的保險產品，具有保障功能多，保障程度高的特點，但卻為客戶提供了一份沒有高端感覺的與一般產品無異的普通的保險合同，產品形式沒有與核心產品相匹配，降低了產品在客戶心目中應有的分量。
(七)客戶服務
該提供配套附加服務的卻沒有提供服務，例如，出國旅游人員在境外由于對語言、環境等的不熟悉，對產品附加的緊急救助等服務的需求加大，此類產品如果沒有相應的境外服務為配套，產品必然是不完整的，客戶所購買的產品就無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八)產品名稱
保險產品是客戶正常情況下不需要，而一旦發生意外又最需要的轉嫁風險的特殊商品，如果將產品所保障的風險直接列為產品的名稱，是非常影響客戶的消費心理的。因此，對于保險產品更要充分考慮到推廣地區目標客戶的消費心理，例如：有的壽險產品起名“紅利來”、“老來福”，不僅朗朗上口便于記憶，更是喜慶吉祥，迎合了目標客戶的心理需求，與產品本身的特點相吻合，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因此，產品名稱需在符合保險監管機構對產品名稱規定的基礎之上，針對目標客戶的心理特征精心加以策劃。
(九)銷售時機
不同的產品由于特定的目標客戶和保障功能，需要選擇適合的時機推向市場。還以上述的旅游保險為例，就應當緊密結合中國的傳統節日和黃金周，選擇在元旦、春節、“5.廣、“10.1”等旅游黃金周前推出，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十)專業銷售隊伍的培育
一、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基礎政府間稅收競爭的理論框架是以三個基本理論為支柱構建而成的,即財政聯邦主義的財政分權理論、公共選擇學派的非市場決策理論和演進主義的制度競爭理論。這三個理論從各自的角度解釋了稅收競爭存在的原因。
1、財政聯邦主義的財政分權理論在聯邦體制國家中,多級政府形成多級財政體制,同級政府擁有同等權利且具有各自獨立的經濟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驅使,地方政府會憑借自己的權利爭奪經濟資源和稅收資源,從而在聯邦體制國家中產生了地方政府間的稅收競爭。財政分權理論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這一現象,即稅收競爭是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
2、公共選擇學派的市場決策理論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出現了公共選擇學派,它把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競爭中人類行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對政府行為進行分析,說明在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地方政府間競爭類似于市場競爭。在這個“準市場”的作用機制下,人們可以通過“以足投票”來選擇能夠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須具有競爭意識,謀求本地區經濟發展,滿足本地區居民的需求,從而得到選民的支持。稅收競爭作為地方政府間競爭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競爭力上具有一定的優勢,人們都會選擇交最少的稅,而享受最好的公共產品的地方居住。
3、演進主義的制度競爭理論演進主義認為,競爭可以實現變化、進步和創新,社會活動主體間不斷的相互競爭產生了各種活動規則。哈耶克曾提出“競爭有利于制度創新”的觀點。而政府間競爭主要表現為制度競爭。所以,政府間的稅收競爭是高效率稅收制度的發現者和維護者,它構成了誘致性制度變遷或中間擴散性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因,可以更容易的實現轉型期的制度選擇,從而構成財政分權制度完善的外在條件。
二、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研究的發展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在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對其經濟效應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論界對他的態度仍不一致,有人認為適度的稅收競爭可以帶來正效應;但也有人認為稅收競爭的存在就會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損失社會福利。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外理論界廣泛運用實證方法,對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的效應進行了分析。國內學者在國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也對地方政府競爭理論進行了一定的論述,并針對中國實際進行了一些實證分析。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理論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個方面:1、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公共品的提供國際上,一般認為對國內稅收競爭問題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間稅收競爭模型。他在1956年發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明確提出“財政分權下的地方轄區政府間競爭有利于地方公共產品提供效率”這一觀點。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證明了:如果存在足夠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時公共產品的提供能夠達到帕累托最優。這是一種“類市場的理論”,他運用市場競爭理論分析聯邦制下地方轄區政府間稅收競爭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國內稅收競爭有效理論存在很多太過理想化的假設條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學者的質疑,但是它開辟了國內稅收競爭問題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學者在“稅收競爭會導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務于勞動力的公共產品提供不足”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為了吸引資本,競相降低相應的稅收,使得地方支出處于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最優水平之下,從而政府無法為最優的公共服務產出籌集足夠的資金。
特別是對于那些對當地經濟無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資項目上。所以,他擔心稅收競爭會使地方公共服務的產出達不到最優水平。另外,他還提出了國內橫向稅收競爭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會影響另一或另幾個地方政府管轄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稅收收入。在前人理論模型的基礎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種公共產品提供的無效理論:地方政府吸引資本流入的競爭,將驅使地方政府更為關注公共投入,從而導致公共投入提供過度,而過度的公共投入必然會擠占為本地居民提供服務的公共產品數量,從而使供公共產品數量過低,過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產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來Matsumoto又假設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并且資本和勞動力在生產中是互補的,得到的結論是,增加公共產品的投入將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尤其是有技能勞動力的流入,勞動力的增加可以鼓勵投資。這種效應會在很大程度上減弱地方政府提供過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資本獲利的動機,但稅收競爭下公共支出的總體水平依然是處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狀態。Huber(1999)的分析則表明,如果稅收競爭扣動政府間機動稅“競爭到底”的扳機,會降低稅收收入,當稅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減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稅收。如果政府支出對居民產生效用或產品收益,或替代稅收不好尋找,那么財政償付能力的下降會導致地區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經濟增長德國學者何夢筆(1999)把西方政府競爭理論運用到中國,他在《政府競爭:大國體制轉型理論的分析范式》一文中,著重分析了俄羅斯和中國兩個國家的經濟政治轉型過程,強調政府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競爭或體制競爭。他認為: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在中國市場經濟秩序的建立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業安(2003)通過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競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經濟分權導致地方政府圍繞經濟資源展開競爭,但這種競爭受到政治體制的限制,導致地方政府在選擇競爭策略上的扭曲,(進取,進取)的均衡策略組合實際上無法實現,而得到其他策略組合,導致經濟資源的浪費。
3、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要素流動稅收競爭就是要爭奪經濟資源或擴大稅收資源,所以很多學者致力于研究稅收如何影響FDI。Dunning(1981)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被廣泛接受。他認為,作為尋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國公司,如果其擁有所有權特定優勢、區位特定優勢和內部化優勢,那么該跨國公司就會愿意并有能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
其中,區位優勢又包括自然稟賦優勢和投資環境優勢,稅收制度屬于投資環境優勢的一個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過四個假設分析認為,資本的流動性導致對資本的低稅率;資本流動性與資本課稅稅率負相關;如果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對資本稅率做微小的下調能導致帕累托改進。Wei(1997)發現稅率和和外資流入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Hines(1997,1999)研究認為:調高l個百分點的稅率會引致0.5至0.6個百分點的FDI內流的下降,稅率已經對跨國公司的決策行為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動產稅的戰略競爭?》一文中以財產稅為研究對象,運用空間滯后經濟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國波士頓主要地區的截面數據,建立當地
財產稅率與競爭地區不動產稅率的函數關系,證明財產的流動與稅率之間存在非零的斜率關系,即投資選擇對稅率具有應變能力。而且這一斜率的正負還取決于其他參數。陽舉謀、曾令鶴(2005)運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結合我國稅制特點,分析地區間稅收競爭對資本流動的影響。
通過他們分析表明,我國地區間的稅收競爭是基于有效稅率的競爭,競爭會導致有效稅率降低和資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區間能夠進行合作,資本可以實現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間稅收競爭與政府策略選擇Wildasin(1988)認為,當參與稅收競爭的政府個數比較少時,以公共產品的水平作為決策變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稅率作為決策變量時的均衡解。它證明了當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術水平時,用前者作為決策變量時得到的均衡稅和均衡公共產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為決策變量時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區”和“小地區”之間“不對稱資本稅稅收競爭”情況。結果是:大地區的稅率相對較高,小地區的稅率則較低。所以,在地區大不對稱的情況下發生的不完全資本稅競爭中,小地區占據一定的優勢。DepaterandMyers(1994)發現,地區間在規模、生產技術以及消費者偏好上的差異有可能會得一地區把資本輸出到其他地區,資本輸入地區就會具有這些輸入的動機,從而得規定的資本稅后利潤率下降。這些地區具有提高稅率以獲得有利的“貿易條件效應”的額外激勵。他們稱這些貿易條件效應為金融外部性,正是這種金融外部性存在導致了資本輸入地區的公共產品過度提供,同時又使得資本輸出地區公共產提供嚴重不足。
沈坤榮和付文林(2006)通過運用空間滯后模型對我國省際間截面數據進行回歸,發現中國的財政分權改革激發了地方政府推進本地區經濟發展的積極性,但不恰當的分權路徑也加劇了地區間的稅收競爭。省際間稅收競爭反應函數斜率為負,說明省際間在稅收競爭中采取的是差異化競爭策略;同時也意味著地方政府目前對公共產品的偏好較低。而對省際間稅收競爭增長績效的格蘭杰因果檢驗則顯示,公共服務水平對地區經濟增長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稅努力與其財政充裕狀況直接相關。殷華方和魯明泓(2004)將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分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運用1979—2000年的資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則較少或沒有影響。超級秘書網
因此,地方政府之間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競相提出過于優惠的條件是無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沒必要在政策優惠上相互惡性競爭,真正要做的是大力發展當地經濟,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綜上所述,不同學派從各自的角度對稅收競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論學者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從而推動了稅收競爭理論的不斷前行。關于稅收競爭的利弊,學者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這一形式與效率間的關系。我國國內橫向稅收競爭研究中觀點認為:稅收競爭可以形成強有力的約束機制,借助這一形式,可以實現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的帕累托最優,而無需政府對經濟的強制性干預。對企業而言,政府間良性的稅收競爭帶來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稅收負擔的減輕作為該地區的成員之一,企業同時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最后,還可以借助經濟力量維護自身的權利,如用資本、人員的自由流動迫使當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業生產的一些決策。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制定過低的稅率,可能會吸引更多的投資,但政府收入水平與支出水平之間的差距會進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嗇”于公共支出項目,從而降低了公共產品的總體支出,降低了公共產品的水平。一方面,損害了國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應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資企業可能獲得了暫時的經濟利益,但從長期看,投資“硬”環境的制約必將最終影響到整個企業的進一步發展,是一種效率的損失。無論誰是誰非,稅收競爭的范圍從最初的一國內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說明其強大的生命力。從最初的稅率減低,到避稅港的出現,稅收競爭的手段可謂層出不窮。人們之所以不遺余力地致力于稅收競爭的沿用,事實上正是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這一政府工具的實用性。那么對于稅收競爭的運用,我們只能更多地本著趨利避害的原則,創建一個公平的競爭秩序,在這樣一種秩序下尋求獲得制度收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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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管轄權包括屬人管轄權和屬地管轄權，其調整對象涵蓋企業和個人的生產經營所得、投資收益、商品和勞務銷售收入以及財產等。為了便于學習和理解我國新頒布的《企業所得稅法》，本文對稅收管轄權的研究，僅限于對企業所得進行調整的范疇。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浪潮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國家邊界和意識.推動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從這種開放性的經濟結構調整中獲益，但由于國家間、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以致在同一稅收管轄原則下對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對此，各國必然基于維護國家權益的立場，對原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作出相應的調整，并由此引發新一輪的屬地管轄權之間的沖突，且這種沖突，主要表現為對所得來源地的判斷標準不一。
例如，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分歧是以設立機構、場所為標準，還是以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對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為標準，還是以其法律身份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發地為標準，還是以使用地為標準，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為標準。而在信息經濟條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機構、場所或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還是以虛擬主機或網絡服務器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主要不同是以數字化產品研發地、使用地或支付地為標準，還是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如以研發地為標準，同一項數字化產品可能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研發人員；如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也會出現同一項數字化產品上傳地或下載地與許方或受方企業居住地不一致的情況。基于上述變化，發達國家作為主要的資本、技術輸出國，在信息經濟時代也采取了不同態度。其中，美國作為電子商務發祥地，主張采取稅收免稅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上建議，網站或服務器用于儲存數據，其用途類似倉庫，符合OECD協定范本第5條規定的準備性、輔活動，不能解釋為常設機構征稅。但OECD則持不同意見，并在1999年修訂的協定范本草案中明確，在某些情況下，服務器可能構成常設機構。此外，澳大利亞在向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提交的報告中認為，設立服務器或網址，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且可以經營業務的，可視為常設機構。加拿大1998年電子稅收管理報告認為，服務器或網站是否視為常設機構，應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對跨國網上交易的無形商品，如電子出版物、軟件、網上服務，美國主張一律免稅，OECD則主張對無形資產、特許權使用費、勞務、數字化產品等收入性質加以區分，以便適用不同稅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作為新興的資本、技術輸出國，面對信息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也采取了相應的稅收措施，如印度規定，對在境外使用計算機系統，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國公司支付的款項，均視為來源于印度的特許權使用費，并在印度征收預提所得稅。
二、“兩法合并”后屬人管轄權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兩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進入統一、規范、公平的稅收法制建設階段，且“新法”較之合并前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在屬人管轄權的規定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新法”繼續堅持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關于居民居住地稅收管轄權的基本原則，并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居民企業的法律用語，有利于與國際接軌；二是對居民企業的判定，“新法”同時采用注冊地標準和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標準，而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既采用注冊地標準和管理與控制中心標準，又采用獨立經濟核算標準，顯然，“新法”規定的居民企業范圍更為寬泛，且居民企業的身份更易認定，有利于維護國家和經濟利益。
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規定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如果對居民企業的認定范圍過于寬泛，并普遍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征稅，容易增加征納雙方稅收成本，且由于外國稅收可按新法的有關規定計算抵免，我國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實際上也可能征不上稅。因此，建議考慮這一實際情況，通過“新法”實施細則，一方面明確居民企業的全球所得納稅義務，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納稅申報手續上，盡可能簡便些。與此同時，宜針對跨國企業離岸經營的特點，盡快建立避稅港稅制和資本弱化稅制，并進一步完善轉讓定價稅制，通過以上三個稅制的聯動和相互配合，積極應對跨國企業規避我國稅收的行為。此外，在信息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宜借鑒國際上對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經驗，在居民稅收管轄權的延伸方面，重點放在避稅港稅制的建設上，并通過建立嚴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潤合并申報納稅制度，對我國居民企業在避稅港設立投資控股公司取得的離岸經營利潤進行監督和管理。而在所得來源地管轄權的拓展方面，則重點是堅持現有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并對來源地的范圍作適度的調整。
三、國內法和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
綜觀各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國籍標準和住所標準，并據此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外的所得征稅。對非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來源地標準，并據此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征稅。但由于國情不同，各國國內法關于企業住所和所得來源地判定的具體標準，往往會產生一些差異，以致相關國家對企業的同一項跨國所得雙重征稅，這顯然不利于各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于是，各國一方面通過國內法有關境外所得抵免的規定，主動對本國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單邊調整：另一方面，則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對相關國家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雙邊或多邊調整，并在此基礎上確立高于國內法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next]具體而言，各國國內法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對居民企業境內外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本國法認定為居民企業的，其來源于境內的所得一律按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征稅，而不考慮該企業是否同時被其他國家認定為居民，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則采取直接或間接抵免法進行抵免，以消除對居民企業境外所得的雙重征稅。二是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國內法認定為非居民企業的，對其取得的營業利潤，按照獨立企業和利潤歸屬的原則征稅；對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按照低于普通稅率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對其取得的財產轉讓收益，按普通稅率征稅。國際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則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適度調整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行使的深度和廣度。例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營業利潤，堅持按常設機構征稅的原則，并對其承攬的建筑、安裝或裝配項目引入了時間概念，即與上述項目有關的活動如超過協定規定時間（6個月或12個月），可認定為其在東道國設立了常設機構，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其征稅。而按各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建筑工地、建筑、裝配或安裝工程項目，通常沒有活動時間的概念，非居民企業只要在東道國開展建筑安裝活動，即可認定其設立了營業機構和場所，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其征稅。與此同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通常按低于締約國國內法規定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二是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例如，對人（居民企業）的管轄沖突，一方面通過居民企業的定義，明確屬人管轄權調整的范圍；另一方面，通過雙邊或多邊稅收抵免條款。明確相關國家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的責任和義務。三是防止濫用協定避稅和偷逃稅。例如，我國在對外談簽的國際稅收協定中規定，我國居民企業從相關締約國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擁有支付股息的締約國居民企業10%以上的股份時，才能考慮稅收抵免。由此可見，按照各國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居住國擁有獨占征稅權，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國和東道國則共同享有征稅權，或者說，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東道國享有優先征稅權，居住國享有最終征稅權。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迅速，外貿依存度較高，同時面臨著資源環境的制約，鼓勵居民企業向境外發展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四、實踐中涉及稅收管轄權的判定及思考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跨國企業的戰略布局、組織結構、業務流程、資源配置方式及稅收籌劃等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公認的稅收管轄權原則面臨新的挑戰，現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受到較大的沖擊。對此，發達國家作為資本，技術和高端產品輸出國，多通過延伸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的深度，來減少本國稅收流失。而發展中國家則通過拓展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的廣度，來維護本國稅收權益。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是全球較大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入國，又是新興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出國，本著互惠互利、合作雙贏的精神，通過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適度調整稅收管轄權的行使范圍，進一步理順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為此，除應繼續堅持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管轄權原則外，有必要根據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新特點，對稅收管轄權的判定標準作出新的規定，以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維護國家權益及經濟安全。
（一）外包的稅收管轄判定標準
外包是指跨國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分解并轉移到投資較少、成本較低、質量和效率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從跨國企業開展外包業務的情況看，外包的形式和內容多種多樣，但涉及相關國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主要是離岸外包，即將企業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軟件編程、人力資源、物流和會計流程等外包給國外供應商。基于此，與營業利潤有關的稅收，相關國家可以按照傳統的稅收管轄原則.對發包企業和外包供應商進行稅收管轄。具體而言.發包企業可以將外包成本與其取得的營業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而外包供應商則可將外包收入與其承攬外包業務所發生的成本費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與特許權使用費有關的稅收，情況則較為復雜。從發包企業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為非核心業務流程，而核心業務流程或高端技術和產品仍留在本企業內部。即使是軟件外包業務，也是為企業高端技術和產品服務的，且外包軟件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向供應商買斷。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應商額外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從外包供應商的角度看，其開發的產品雖然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但其開發的產品是為發包企業的核心業務流程服務的，且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買斷，因此，也不存在額外收取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基于上述情況，筆者認為，只要外包供應商以企業形式存在，對其承攬外包業務取得的收入，就應按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標準進行管轄。
（二）離岸經營的稅收管轄標準
關鍵詞:基本關系;發展歷程;主要差異;協調與應用
會計與稅法屬于不同的領域,雖然從細節問題上,比如租賃的分類標準、壞賬的計提范圍等,二者可以做到盡可能一致,但由于其根本目標和服務對象不同,必然存在著分歧與差異。而會計與稅法的協調直接影響著國家稅收的征管,對我國的財政收入有重要的影響,所以,作為從企業角度出發的會計界人士,應當將如何洞察稅收法規與會計制度的分歧,如何促進兩者的協作,進而實現兩者共同發展作為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會計與稅收的基本關系
會計和稅收作為經濟體系中不同的分支, 是市場經濟領域中既緊密相關又存在區別的兩大工具,共同服務并作用于現代市場經濟。相比而言,會計立足于微觀層次而又影響到宏觀領域,而稅收立足于宏觀層次而作用于微觀領域;會計直接面向企業但也與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相連,而稅收首先基于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而對具體的企業實施征收管理;而會計的目標是向會計利益相關者提供有利于決策的財務信息,稅收的目標是及時征稅和公平納稅。
二、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關系的發展歷程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下,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無論盈利還是虧損只需對政府負責。因此,稅收法規與會計制度的目標基本上是一致的,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掛鉤,會計利潤和應稅所得大體保持一致。同時,企業也從方便的角度出發,不是以真實反映企業經營狀況為主要目的,而是以滿足稅務當局的要求為其會計處理的基本出發點,盡量避免或減少由于會計處理方法與稅法要求的不同而需單獨解釋的內容,進而按照稅收法規進行會計處理。隨著改革開放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稅收法規和會計制度的關系(稅會關系)也由計劃經濟下的高度統一轉變為按照各自的目標和方向不斷進行改革調整。1993年的“兩則、兩制”出臺意味著稅法與財務會計制度的徹底分離,2001年起實施的《 企業 會計制度》中新增加的各項減值和損失準備計提,使稅法與會計制度的差異開始擴大。這些差異必然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如果兩者關系“過度”分離,必然使稅收和會計在一定程度上均不能很好地實現各自的目的和功能。
三、會計與稅法的主要差異
1.會計與稅收在原則上的差異
(1)對于謹慎性原則有不同的認識
首先,會計準則對謹慎性原則的解釋是,在面臨不確定性因素時,既不高估資產或收益,也不低估負債或損失。稅法對謹慎性原則的理解著重強調避免偷稅漏稅行為的發生,減少稅收收入流失現象的發生。其次,會計準則充分體現了謹慎性原則的要求,規定企業可以計提壞賬準備、存貨跌價準備、短期、長期投資減值準備等八項減值準備。但稅法僅對壞賬準備的計提做了規定,而沒有對其它七項減值準備做出相應的規定。總之,稅法對謹慎性原則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謹慎原則已成為所得稅差異產生的一個重要根源。
(2)對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理解不同
會計準則規定企業應當按照交易或事項的經濟實質進行會計核算,而不應當僅僅按照它們的法律形式作為會計核算的依據,承認實質重于形式原則;而如果稅法承認巨額壞賬準備,將會嚴重損壞所得稅稅基,因此稅法一般不接受會計根據實質重于形式原則。
(3)對于權責發生制原則認識不同
新會計準則認為會計核算的基礎是權責發生制,企業應遵循權責發生制原則來計算生產經營所得和其他所得;而稅法在收入的確認上傾向于權責發生制,在費用的扣除方面則更傾向于采用收付實現制,權責發生制增加了會計估計的數量,稅法會采取措施防范現象的發生。
(4)對可靠性原則的重視程度不同
會計在一些情況下會放棄歷史成本原則,為確保會計信息是相關的,公允價值倍受關注,越來越多地被引入會計準則,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一種趨勢;稅法始終堅持歷史成本原則的運用,因為征稅屬于法律行為,其合法性必須有可靠的證據做支撐,與公允價值相比歷史成本的相關性較弱,但可靠性很強,在涉稅訴訟中能夠提供強有力的證據,因此,稅法對歷史成本最為肯定。二者對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的不同觀點、不同態度,必然會帶來大量的差異,進而要進行大量的納稅調整工作。
2.會計與稅法在損益計量方面的差異
會計與稅法在損益計量方面一直存在差異,新會計準則施行后,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還進一步擴大,產生了一些新的差異。首先表現在對取得固定資產的計量方面,會計對固定資產進行入賬時依據的是其取得時的成本,而稅法對固定資產的確認并沒有作理論性的規定。新會計準則施行后,對固定資產預計棄置費計入固定資產,并提取折舊。稅法對預計負債要進行納稅調整。 另外,損益計量方面產生了一些新的差異,如新會計準則規定對合同或協議銷售商品后獲得的價款的收取按照合同或協議價款的公允價值確定收入金額,而稅法仍利用銷售商品的名義價格來確認銷售收入并計算應該繳納的稅金。
三、如何對會計與稅法進行協調與應用
對于會計與稅法的差異,我們既不能一味強求二者的一致,也不能使其完全分離,在不損害會計體系完整和稅法原則準確的基礎上對稅法與會計制度的關系進行充分地協調,應用于實踐是我們必然選擇。
1.會計與稅法應主動互動,相互協調
(1)會計應主動與稅法協調
會計與稅法的差異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會計應主動與稅法協調。因為如果稅收政策不變,不論會計準則發生什么變化,納稅人還是按照會計從稅的原則納稅,因此,應對會計收益與應稅收益差異的調整方法進行規范,減少會計方法的種類,簡化稅款計算方法。另外,對會計處理還不規范、甚至存在規制空白點的業務類型,要規范和完善會計制度的建設,并同時考慮與稅收的協作問題。
(2)稅法也應該與會計主動地協調
①積極推進增值稅的轉型。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對企業購進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不予扣除,它使得企業在更新設備、改造技術、增加對高新技術投資的增值稅負稅較高,效益下降,風險增加。因此,應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②稅法應有限度地許可企業對風險的估計。稅法如果無視企業風險的存在,一味強調保證財政收入,其結果只能是進一步降低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最終傷及稅基。為了防止企業利用風險估計有意進行偷和延遲納稅,可對計提各種準備的條件和比例做出相應的規范。
我們無論是制定會計制度、會計準則還是稅收制度及其他相關經濟制度,都應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地開展相關課題的研究,廣泛吸收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集思廣義、反復論證,使制定的制度有充分的理論依據和現實基礎,使它們更加科學、合理、可行,減少相互間的矛盾。這樣兩者才會更好的結合起來并應用到實踐中去。
2.企業應根據新會計準則選擇較為合理的稅收籌劃空間
稅務籌劃是應納稅企業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經驗和對稅收法規的熟練掌握,并且在不違反稅法的前提下進行的降低稅負的行為。合理的稅收籌劃是一種理財行為,會計政策選擇的空間、公允價值的利用空間以及新業務的籌劃空間是新會計準則下稅收籌劃的主要三大空間。
(1)在各種稅收籌劃中,會計政策的影響是最為明顯的。企業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可以充分享受稅收優惠,實現稅后利益最大化;可以達到遞延納稅,獲取資金的時間價值效果;可以縮小應納稅所得額,達到少納稅的目的。新會計準則較原來的準則有了更多的會計政策,固定資產折舊、存貨計價方法等會計政策的稅收傾向不同,為實現籌劃節稅需要合理的選擇會計政策,因此,企業在納稅時,應對會計政策對納稅的影響進行充分的考慮,然后選擇出有益于節稅和納稅的會計政策。
(2)在公允價值的利用空間內,企業資產、負債的確認與計量受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影響,而稅收是以資產和交易的計稅基礎為依據,不承認公允價值的。新會計準則引入了公允價值概念,對稅收籌劃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3)在新業務的籌劃空間內,現行稅收并未明確對新的準則規范的新業務的相關稅務處理,因此在這些領域,稅收籌劃存在著很多新的空間來供企業選擇。
3.企業會計和稅務機關應加強信息溝通,并完善稅收監管體制中的漏洞
(1)我國會計制度建設加快針對宏觀管理目標的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建設,使會計信息得到全面、充分、準確的披露。披露方面的不足和缺失,使會計不能為稅收提供所需的信息,而稅收也不可能及時地將信息需求反饋到會計信息系統, 這樣無疑加大稅務部門的信息獲取成本, 從而降低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效率。稅務信息的非公開性也使稅會關系的相關研究面臨很大的數據障礙,進一步的探索尤顯艱難,應利用數據分析優勢使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協作研究進一步深入。這就要求稅收監管部門對會計與稅法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和總結,尋找一個能夠滿足供需雙方需求的信息披露體系,全面準確的披露會計信息,保證為稅收監管部門提供的會計信息是真實可靠的,從而提高工作效率。
(2)現實中稅收監管工作量大,人手少,人員素質參差不齊,而且稅收監管制度存在漏洞,為納稅主體逃避納稅提供了空間,新會計準則施行后,稅務部門更應該完善監管體制的漏洞,稅收管理的精細化勢在必行,對會計行為的稅務監督必將加強,會計信息的質量就有了更堅實強大的外部監督機制。
會計與稅法總存在一定的差異,而新會計準則的實行擴大了這種差異。為同時發揮會計與稅法的作用,必須合理分析企業會計制度與稅法的之間差異,并且結合我國自身國情選擇最可行的協調方式,進一步完善我國的企業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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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加強社會福利企業枕收管理，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在促進殘疾人就業和社會福利事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稅務機關必須明確稅收管理的范圍和重點，著重加強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稅款征收、發票管理、枕務檢查等環節的日常管理與監督，認真把好稅款退還的審批關。
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對社會福利企業實行增值稅的“即征即退”、“服務業”(廣告業除外)營業稅的免稅以及企業所得稅的減征或免征等優惠政策。這項稅收優惠政策在實踐中執行得如何，直接關系到殘疾人就業保障和社會福利企業的發展。筆者就如何進一步加強社會福利企業的稅收管理，結合實踐中一些同志存在的不同認識或做法，作如下思考:
思考之一:社會福利企業設立的審批，稅務機關有無必要介人?
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民政福利企業征收流轉稅問題的通知》(國稅發〔1994]155號)規定，“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以后舉辦的民政福利企業，必須經過省級民政部門和主管稅務機關的嚴格審查批準”，這就是說，凡申辦社會福利企業的，除了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社會福利企業應具備的條件、按要求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及資料外，還必須經過省級民政部門和主管稅務機關(一般認為是縣級稅務機關)的審批，才能設立。這項規定明確了“主管稅務機關”應直接參與社會福利企業設立的審批。我們知道，一般企業的設立是由工商機關審批登記，特殊企業除了工商機關審批登記外，還必須經過行政主管部門的審批。比如設立米粉生產企業，必須經過當地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的審批，取得“經營衛生許可證”;設立煙花爆竹生產企業，必須經過公安機關的審批，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同樣，設立社會福利企業也需要經過民政部門的審批，取得“社會福利企業資格證書”后方可從事生產經營。但是否需要經過稅務機關的審批，的確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眾所周知，稅務機關是稅收執法機關，它代表國家行使征稅權力。稅務機關管理的內容是企業設立之后的涉稅事務，對企業設立程序本身的管理，嚴格說來不屬于稅務機關的職責。換句話說，企業辦理稅務登記手續之前的企業設立審批事項，稅務機關一般不應介人。稅務機關的職責是對與稅收有關的企業事務進行管理;米粉生產企業、煙花爆竹生產企業都涉及稅收政策的執行，這些企業的設立審批均不需要稅務機關介人，為什么社會福利企業的設立審批就非要稅務機關介人呢?況且，即使稅務機關參與社會福利企業設立的審批，并不等于稅務機關就可以或一定要根據“設立審批”的決定給予退稅;社會福利企業的退稅條件是動態的，不是固定不變的，究竟是否符合退稅的條件，需主管稅務機關根據日常稅收管理情況進行判定。“設立審批”不能代替日常稅收管理，更不能代替退稅審批。因此，筆者認為，稅務機關沒有必要介人社會福利企業設立的審批事項。從社會福利企業設立并辦理稅務登記起，稅務機關才開始行使稅務管理的職能。
至于是由縣級民政部門審批還是由市(州)級或省級民政部門審批，主要看管理的需要。在《行政許可法》實施的今天，在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社會氛圍里，社會福利企業的審批最好也放在縣級民政部門，不要集中到省級審批，以減少審批環節，提高工作效率。
目前，有的省對社會福利企業的設立是由縣、市(州)、省三級的民政、國稅、地稅審批，一共要蓋九個公章，才能批準一戶社會福利企業的設立;有的省是按照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經由主管稅務機關和省級民政部門審批，蓋五個公章就可以設立福利企業。筆者認為，稅務機關把福利企業的設立環節納人稅收管理是不適當的，為此，建議民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修改現行社會福利企業設立審批的有關規定，將社會福利企業的設立審批權授予縣級民政部門即可，稅務機關不介人設立審批。
思考之二:對社會福利企業的管理，稅務機關應把重點放在哪里?
目前，一些地方將社會福利企業的設立納人了稅務管理的范圍，這給我們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只要把好福利企業的設立關，稅務機關就萬事大吉了，結果稅務機關是“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已的田”，放松了對社會福利企業的日常稅收監管和退稅審批。其實，加強對社會福利企業日常稅收監管和嚴格退稅審批，才是稅務機關管理的重點。稅務機關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強對社會福利企業的日常稅收監管，包括辦理稅務登記以及之后的納稅申報、稅款征收、發票管理、稅務檢查等環節以及退稅審批環節的管理。
(一)主管稅務機關應當結合稅收管理員制度的推行，明確稅收管理員職責，要求稅收管理員應當經常深人社會福利企業，了解社會福利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了解殘疾人員的安置及上崗情況，輔導福利企業健全帳務，真實記帳，并寫出社會福利企業的生產經營情況及殘疾人員的安置、上崗及工資發放情況的月度報告。月度報告是主管稅務機關審批社會福利企業能否退稅的主要依據。因此，稅收管理員日常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工作細致不細致，了解企業的情況是否真實有效，對稅務機關退稅和社會福利企業的發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稅收管理員肩負著稅收管理的重要使命。
(二)加強對社會福利企業財務核算的管理與監督。社會福利企業必須健全財務制度，規范財務核算。按規定設置“應交稅金”明細帳，準確核算收人、成本、稅金、利潤等科目，真實反映經營成果。
(三)社會福利企業必須嚴格按月進行納稅申報，稅務機關必須對社會福利企業的納稅申報資料進行嚴格審核;對未按規定進行申報和繳納稅款的，事后被稅務機關查補的稅款，不得再享受有關稅收優惠待遇;對不進行納稅申報的，按有關規定處理。
(四)加強發票管理。社會福利企業是一般納稅人的，必須使用防偽稅控系統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對購進貨物應當取得進項發票的，必須按規定取得，對應取得而不取得或取得不符合規定的發票，稅務機關應當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依法作出處理;對取得的進項發票必須按期到稅務機關認證，沒有認證的不得抵扣進項稅額。
(五)加強稅務稽查。社會福利企業由于享受國家稅收優惠政策，企業在財務會計核算、發票的取得和填開、稅款的繳納等諸環節上可能存在管理的薄弱環節，甚至漏洞;稅務機關也因為社會福利企業享受國家優惠政策，有放松稅收監管的思想。為此，主管稅務機關必須克服管理松懈的思想，充分發揮稅務稽查的鐵拳作用，加強對福利企業用工情況、貨物購銷情況、以及發票的取得、領購開具等情況的檢查，督促福利企業嚴格財務核算，嚴格依法納稅。
(六)嚴格社會福利企業的退稅審批。根據財政部《關子稅制改革后對某些企業實行“先征后退”有關預算管理問題的暫行規定的通知》(財預199455號)規定，社會福利企業增值稅退稅應報省國稅局核準批復。雖然，報經省國稅局核批增加了審批環節，有損行政效率，但是在稅收管理信息化、網絡化發達的今天，由省國稅局審批社會福利企業退稅是可以做到的。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減輕省級國稅局核批福利企業退稅的工作量，建議對社會福利企業增值稅退稅實行分級審批。比如對月(筆)退稅額在10萬元(含)以下的，由縣(市、區)國稅局審批;對月(筆)退稅額在10—50萬元(含)的，報由市、州國稅局審批;對月(筆)退稅額在50萬元以上的，報由省局審批。同時，社會福利企業申請退還已繳增值稅應當向縣級國稅局提供退稅申請報告、退稅申請審批表、已繳稅款的《稅收通用繳款書》復印件、殘疾人員上崗情況及工資發放表以及國稅機關要求提供的其他證件資料。縣級國稅局根據社會福利企業的退稅申請及提供的證件資料，以及稅收管理員寫出的社會福利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及殘疾人員的安置、上崗及工資發放情況月度報告嚴格審核，并按照審批權限審批。對經審核符合退稅條件的，縣(市、區)國稅局開具“收人退還書”，由國庫部門按退稅稅種的預算級次分別從中央國庫和地方國庫中退付。目前，有的省份為簡化社會福利企業退稅審批程序，對福利企業的退稅均由縣級稅務機關審批。當然，由縣級稅務機關審批，的確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為此，建議財政部將社會福利企業增值稅退稅的審批權限下放到縣級稅務機關;縣級以上稅務機關主要行使對下級稅務機關的行政監督職能，減少行政審批的具體事務。:
(七)上級稅務機關應當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對下級稅務機關實施監督的權力。在對社會福利企業的管理上，應當經常采取調查、檢查等形式了解主管稅務機關在管理上存在的薄弱環節和漏洞，及時糾正執法中的偏差，為加強福利企業的稅收管理提出建設性意見。
[關鍵詞]稅源管理納稅服務優化
一、稅源管理的內涵
對稅源管理的界定，一般認為，稅源管理是市場機制條件下現代稅收管理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它通過對涉稅經濟活動和行為中有關信息和數據的掌握，全面了解經濟活動的發展變化，規范涉稅行為，為稅收收入的組織管理和稅收政策制定提供決策支持。稅源管理是稅收管理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通過稅源管理的一系列活動，可以對納稅人和征稅對象等基本要素進行控制，掌握稅收收入的總體規模及發展趨勢，并通過對收入狀況的信息反饋，及時了解和掌握稅源的發展變化趨勢。稅源管理是稅收征管的基礎和核心，是反映稅收征管水平的重要方面。規范和強化稅源管理工作，可以有效地防止稅收收入流失，實現稅收收入應收盡收的目的。它既是征管工作的起點和依法治稅、應收盡收的前提，又是預測稅收收入、編制稅收計劃、制定稅收政策和制定征管辦法的重要依據。
二、稅源管理體系的現狀
稅務部門面臨的情況千差萬別，經濟發展水平、信息化程度、地區產業結構和特點、機構人員配備等等，這些因素都影響著稅源管理的水平和難易程度，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筆者認為目前稅源管理大致是以稅收征管信息系統為依托，以戶籍管理為基礎，以稅源監控為核心，由納稅服務、稅收監督、稅收分析、納稅評估四方面工作構成的一個有機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核心內容是稅源監控，即稅源管理部門需要對納稅人的納稅申報、稅款繳納、發票使用、生產經營、財務核算、資產處理、稅收優惠、違法違章等情況有全面而且詳細的了解。在這一基礎上，在日常工作中做好稅收監督和納稅服務，根據有關工作的過程和結果更新稅源監控的數據，并通過對有關數據的分析，掌握稅源變動的趨勢和原因，發現納稅人和稅收征管存在的疑點和問題，結合納稅評估的情況，實施有針對性的措施，防范和糾正稅收違法行為，優化業務流程和納稅服務手段。
就目前稅源管理的現狀來說，稅源管理體系的構成不夠均衡。這體現在幾個方面：1.稅源監控的質量和效率不高；2.稅收監督流于形式，稅收管理員在稅源管理中缺乏主動性；3.稅收分析環節滯后、范圍狹窄，而且方法比較單一，多側重于對事后靜態信息的分析、評價，事前、事中動態監督做得不夠；4.稅收征管信息系統缺乏有效整合；5.納稅評估缺乏有效的模型和方法，導致異常企業的篩選準確度不高，評估工作效率低；6.納稅服務不夠系統、規范化。
三、優化稅源管理體系的總體思路與措施
優化稅源管理體系的目標，是依托信息化手段，對納稅人進行科學化分類管理，并完善不同類別納稅人的稅源監控，以此為基礎進行分級稅收分析，通過分析確定稅源管理重點策略，開展多種手段的納稅評估、稅收監督和納稅服務，形成稅源監控、稅收分析、納稅評估、稅收監督和納稅服務等分體系之間的良好互動，構建比較完善并且能夠隨著稅源狀況變化不斷改進的稅源管理體系，促進稅源管理工作有效并且高效地“提高稅收遵從度，和諧征納關系”。
優化稅源管理的具體措施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以稅源分類管理為基礎完善稅源監控。稅源監控的內容包括對納稅人的納稅申報、稅款繳納、發票使用、生產經營、財務核算、資產處理、稅收優惠、違法違章等情況的了解，稅收監督、納稅服務、稅收分析和納稅評估都是以此為基礎的。所以，在納稅人數量多、增長快、管理人員有限的情況下，必須依賴信息化手段進行稅源信息管理，對不同類別納稅人確定監控重點和內容，改善監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具體包括：建立科學有效的納稅人分類管理體系；針對各類納稅人制定重點監控事項；整合信息系統、擴大監控數據范圍。
（二）建立分級、分層次的稅收分析體系。分級、分層次的稅收分析體系是稅源管理的重要保障。稅收分析包括了宏觀分析和微觀分析，在實際操作中，可建立三級稅收分析體系：第一級是上級稅務部門，主要側重地區稅源總量和稅負變化的宏觀分析與監控，分析預測稅收收入、分析宏觀稅負、行業稅負及其變化規律；第二級是基層稅務機關，具體負責本轄區內的經濟稅源調查分析工作的實施，制定稅源分析的具體標準和方法，側重分析、監控影響本地區主要行業和重點企業稅負的相關指標及其增減變化情況以及新增稅源和低稅負企業；第三級是稅收管理員，主要負責微觀稅源分析預測，建立重點稅源戶、重點行業的分析、預測、反饋和分析模型定期維護制度，進行針對性的管理。
（三）轉變稅收監督模式，提升監督質量。目前稅源管理中的稅收監督模式缺乏主動性，監督的效率和效果一般。轉變目前的稅收監督模式需要從以下兩點入手：1.精簡業務流程，減少審批事項，將部分審批項目改為備案制，從而實現稅源管理由被動向主動轉變、由管事向管戶的轉變；2.多種措施降低執法風險，減輕工作量。在近兩年基層的稅收執法檢查中，都發現有大量的未及時催報催繳的執法問題。建議采取多種手段處理這類事務：一是依托信息系統，自動生成催報催繳函件、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通知形式向納稅人送達文書、告知有關事項；二是充分利用各級政府的協稅護稅力量，加強與他們的合作，利用轄區街道辦、租賃辦人手比較充足、對轄區情況比較了解的優勢，協助完成這些事項。
（四）建立納稅評估模型,開展高效的納稅評估。有效的納稅評估需要在對近年稅收監督、納稅評估和稅務稽查發現的違法違章案例進行總結分析的基礎上,利用稅收分析發現的異常數據，建立分行業、分納稅人類型的評估分析模型。具體來看，可按以下步驟開展：1.在稅務機關專門成立以業務骨干為主的納稅評估工作小組，立足本地實際，制訂本單位的納稅評估工作實施方案；2.創新工作方式，推行二級納稅評估制。即對重點企業、有贏利但利潤明顯偏低的大型企業的納稅評估，由評估領導小組進行納稅評估，對日常性的中、小企業納稅評估和納稅評估系統導出的有涉稅疑點的企業評估,則由稅源管理各部門的稅收管理員分頭進行；3.加強對納稅評估人員的培訓。對涉及到的稅收業務、財務管理、計算機操作技能、各項評估應用指標的分析能力、與納稅人的約談技巧等進行系統輪訓，提高評估人員的業務素質。
（五）建立多種手段高效納稅服務系統。為完善納稅服務體系，強化稅法宣傳,降低納稅成本，在稅源管理工作中，應結合納稅人的實際需求制定統籌性的納稅服務策略，針對不同類別的納稅人開展服務項目活動，豐富服務方式和手段，提高納稅服務的專業性。具體包括：1.開展多種形式、有針對性的納稅宣傳；2.將納稅服務與稅收管理有機結合，創立以納稅人為導向的稅收業務流程優化方向，在數據共享的支持下，實現由管理服務由“多點對單點”向“單點對單點”的轉變；3.利用第三方資源開展納稅服務，充分依托代征協稅隊伍的力量，與大專院校合作開展稅收志愿者服務項目，同時，引導稅務機構的健康發展，積極鼓勵和倡導稅務中介機構為納稅人有償提供稅務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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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網絡交易本質上是銷售行為，應該依法納稅，研究企業網絡交易稅收征管問題已經勢在必行。本文在分析我國企業網絡交易所產生的稅收問題的基礎上，從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出發，提出相應的對策措施，以解決網絡交易的稅收難題。
[論文關鍵詞]網絡交易稅收征管稅收監控
一、我國網絡交易的現狀
網絡交易是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在網絡中推銷商品并進行貨款結算。這種交易快捷、方便的營銷手段正逐漸被人們所接受。企業網絡交易對于傳統商務而言是一次質的飛躍，它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進程。據IT市場研究公司(IDC)的調研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網民人數首次超越位居全球第一的美國：預計到2012年將增至3.75億。根據iResearch艾瑞咨詢最新推出的《2007－2008中國B2B電子商務發展報告》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通過B2B電子商務完成的交易額達到21239億元，較上年增長65.g％：據2008年3月我國商務部編寫出版的《中國電子商務報(2006－2007年)》描述，“2006年我國19267家大中型企業的電子商務采購金額達到5928.6億元，電子商務銷售金額達到7210.5億元。據此估算，2006年我國電子商務交易總額超過15000億元。2009年全球的企業網絡交易總額有望突破900億美元”。隨著我國企業網絡交易的不斷發展，虛擬企業、虛擬銀行、網絡營銷、網上購物、網上支付、網絡廣告等網絡交易正在迅猛發展。其實，網絡交易的電子形式并不改變其貿易的特性，其迅猛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稅源空間，無疑能為國家帶來可觀的稅收。但稅務部門的征管及其信息化建設還跟不上電子商務的進展，企業網絡交易稅收制度還存在著很多的漏洞，而目前法律規章尚未對企業網絡交易這個新興事物如何計稅、納稅作出明確規定，網上交易成了稅收的真空地帶，網上交易的稅收損失逐年擴大，企業網絡交易的稅收流失問題嚴重。
網絡交易本質上仍然是銷售行為，如果它沒有相關的免稅政策，那么網絡交易就應該依法繳稅。如何針對企業網絡交易中的稅收問題加強和完善我國的稅收制度及稅收辦法，已成為國內外稅收中討論的熱點問題。2007年8月7日，我國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了一場影響著全國4000萬網絡貿易用戶的研討會，會議的議題為是否應向進行網絡交易的群體進行征稅，大多數專家認為不能因為稅收問題把電子商務行業毀掉。在2008年“兩會”上，民建中央委員聯名提出了“關于完善電子商務稅收制度”的提案：電子商務是一種交易方式，按我國現行稅法規定，無論是線上線下，只要達成了交易就應納稅，否則將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和消費者通過電子商務避稅，而資本通過網絡進行國際流動，也將導致大量稅收流失或轉移。網絡經濟引發的稅收問題已經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研究企業網絡交易稅收原則、政策、法規、征管和企業如何在網絡貿易條件下合法、高效納稅等問題已經勢在必行。本文旨在通過分析我國企業網絡交易所產生的稅收問題，從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出發，提出相應的對策措施，以解決網絡交易稅收難題。
二、企業網絡交易存在的稅收問題及影響
(一)網絡交易稅收征管不到位
我國商業貿易的快速發展給稅收帶來了機遇，但同時也對傳統稅收征管提出了挑戰。企業網絡交易的納稅人、適用稅種、適用稅率等難以界定。使稅收征管從一開始就陷入無從著手的窘境。
企業網絡交易的銷售往往既無合同又無協議，雙方均通過電子商務(網絡)的形式形成交易，網上的價格可以隨時被修改、刪除或變更，銷售計量難以得到真實、合法的保證，且隨時有收不到或收不足價款的可能。收入的確認和計量是企業進行稅務管理的基礎。傳統企業的“收入”概念非常清晰和明確。然而在企業網絡交易行為中，通常買賣雙方的網上交易往往被虛擬化、無形化、隨意化、隱匿化，實物形態存在的商品以數字在網絡上進行傳輸。對于企業網絡交易的銷售收入，無論是在線實現商品銷售收入，或是在線實現服務收入，都面臨著確認問題。如何對網上交易進行監管以確保稅收收入及時、足額地入庫是稅收征管的一大難題。
在網絡交易時代，網絡經濟的虛擬性，無紙化的交易沒有有形載體，許多交易對象都被轉換為數字化信息在互聯網上傳播，交易雙方在網絡中以加密的電子數據形式填制。隨著計算機加密技術的成熟，納稅人可以使用加密、授權等多種方式掩藏交易信息。加密技術的發展增加了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身份或交易信息的難度，不易查清買方和賣方的身份，收入難以確定，征收稅款無從下手，從而造成稅款大量流失。無紙化的網絡交易卻不能適應傳統的貨幣交易的稅收征管制度，為我國現行的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稅務稽查等環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難題。
(二)稅務機關稽查難度大
在電子商務的環境下，企業網絡交易具有無形性、隱匿性、虛擬性、全球性、快捷性等特點，供求雙方在網上直接見面，網上看樣品、談價簽合同、支付貨款，通過電子數據交換系統生成各種電子憑證，無紙化的網絡交易程度越來越高，企業網絡交易對象均被化威“數字化信息”在網上傳送，稅務機關很難確定其交易對象的性質和數量。電子憑證可輕易地修改而不留下任何痕跡，稅收審計稽查失去了最直接的紙質憑據，無法追蹤。據2007年10月18日河南財經報道，網上交易通過無紙化操作達成，交易數據、賬簿、憑證以數字形式存在，可以隨便修改而不留痕跡，且納稅人可以運用加密技術隱藏相關信息。而目前的稅務管理、稅務稽查以財務賬冊、財務報表等書面憑證為主，對網上交易相關資料的收集十分困難，使得傳統征管和稽查方法陷入窘境。而且，網上交易規模大、對象多，我國沒有設立專門的網上交易稅務管理機構，普通稅務人員日常管理難度大。
(三)我國目前的稅收法律制度不完善
根據我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銷售貨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勞務以及進口貨物的單位和個人，為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網絡交易的稅收歸屬于增值稅當中。納稅人應該主動到稅務機關申報納稅。但我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對網絡交易的征稅對象、征稅范圍、稅目、稅率等沒有十分明確的規定，可操作性不強，主要表現在：納稅主體不清晰、征稅對象不明確、納稅地點難確定、納稅環節將改變、法律責任難定性。企業網絡交易稅務登記制度不完善，尚未建立網上身份認證制度，稅務機關沒有掌握每一公司的網址、電子郵箱號碼、電子銀行賬號等上網資料，對納稅人的稅務登記號、交易的情況、申報納稅情況不清楚，無法在線核查和監控。隨著企業網絡交易的發展，商業交易已不存在任何地理界限，也就是說，企業網絡交易利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已無法依靠任何一個國家的稅收法律制度來規范網上交易行為的課稅。
三、完善我國網絡交易稅收的對策
(一)完善現行稅法，補充有關針對網絡貿易的稅收條款
目前我國尚沒有與企業網絡交易相配套的稅收方面的法律規定，使得網絡稅收問題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借鑒國際經驗，以現行稅法為基礎，對企業網絡交易中的納稅義務人、課稅對象、納稅環節、納稅地點、納稅期限等稅制的各要素給予明確的界定，以確保建立公平的稅收法制環境。
建立專門的企業網絡交易登記制度，使用企業網絡交易專用發票，確立電子申報納稅方式，明確電子申報數據的法律效力；確立電子票據和電子賬冊的法律地位，明確征納雙方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例如，我國可以立法規定網上交易者應經工商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的注冊批準，因為如果沒有相關登記，稅務部門根本無從查起。同時我國應加快制定鼓勵電子商務發展的財稅政策，加快研究制定電子商務稅費優惠政策，加強電子商務的稅費管理。
針對網絡貿易的特征，重新界定居民、所得來源地、商品、勞務、特許權轉讓等互聯網稅收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重點修改與網絡貿易關系重大的流轉稅、所得稅法。流轉稅主要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首先，增值稅法中要增加有形貿易(離線交易)的征稅規定，明確貨物銷售，包括一切有形動產，不論這種有形動產通過什么方式實現，都征收增值稅；其次，營業稅法的修訂，把網上服務歸結于營業稅范圍，計入服務業，按服務業征稅，而將在線交易明確為“特許權”，按“轉讓無形資產”的稅目征稅；再次，相應的所得稅也應適當調整，如因網絡貿易引起的所得稅稅基在國家之間任意發生轉移，造成國際避稅，給國家之間的稅收利益分配帶來嚴重的沖擊，因此網絡貿易在所得稅法中的完善成為稅法修訂的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業網絡交易稅收制度能夠規范網絡交易市場，促進良性的競爭市場，使其健康地發展起來。
(二)建立完善的計征和稽核網路系統，實現征稅自動化
為適應網絡經濟的“無紙化”，必須盡快建立電子納稅申報制度。征稅機構必須首先實現電子化、網絡化，并使自己的網絡和銀行、海關、工商、網絡營銷者的私人網絡甚至國外稅務機構的網絡連通，建立完善的計征和稽核網路系統，實現征稅自動化。全國從國稅總局到省、地市、縣四級建立一個統一計征和稽核網路系統，通過計算機網絡和該系統實現稅務機關對企業網絡交易及電子商務經營狀況的嚴密監視。計征和稽核網路系統可以減少征稅成本和工作量，增強稅務部門的征稅效率和監管力度。而納稅人則不出門就可以通過該系統進行報稅和繳納稅款。同時，稅務局與銀行實現了稅銀聯網，保證了稅款能及時上繳國庫。
稅務部門應當加大稅收征管科研投入力度，從硬件、軟件和人才上改善監控條件，提高硬件的先進程度和軟件的智能程度，建立備案、核算、代扣代繳等稅收征管制度，開發自動征稅軟件等專業軟件，利用高科技技術來鑒定網上交易，審計追蹤電子商務活動流程，簡化納稅登記、申報和納稅程序，對電子商務實行有效稅收征管。
(三)在互聯網上設立稅收監控中心
稅務部門可以在互聯網上設立一個稅收監控中心。要求企業提供有關的合法身份證明和銀行賬戶信息、稅務登記證等資料，與提供網上支付手段的銀行、交易雙方的認證機構等部門聯網。當買方企業登錄到賣方企業主頁的網站，選購商品，通過賣方主頁的交易平臺進行交易，要求每一筆交易都被實時地傳送到稅收監控中心。通過該中心，反饋信息給買方，保障買方合法的權益，同時也能令賣方(網絡交易企業)順利完成電子票據的生成，以此無紙憑證進行繳稅。稅務部門通過在互聯網上的稅收監控中心，提供統一的計算機發票管理系統，將發票系統與企業的電子商務交易平臺實行對接，掌握網絡交易賣方進貨渠道、進貨量、進貨價格等信息。這樣，稅務部門聯合物流公司、倉庫、銀行等各個環節通過交易平臺的稅控裝置，獲得了納稅人真實的網上交易數據，就可以監控網絡交易的應納稅額，實現網上交易數據共享機制，加強了網絡交易平臺的征稅管理。
(四)完善征納雙方共享的網絡交易稅務管理平臺
由于企業網絡交易能在世界各地瞬間完成傳遞與計算機自動處理，原材料采購、產品生產、需求與銷售、銀行匯兌、保險、貨物托運及納稅申報等過程無需人員干預，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因此，它要求稅務、財務管理從管理方式上，能夠實現業務協同、遠程處理、在線管理、集中式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