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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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奠定在一個十分簡單但卻很有爭議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擔任政府公職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為可通過分析這些公職擔任者在其任期內面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理解。這種思想的主要推論是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市場錯誤，事實上反倒可能使之惡化。這一學說攻擊了勢力強大的兩大學術集團所珍視的理論：一批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經濟學”的處方就可以實現公眾利益，而一批政治學家則認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化競爭將為公眾謀得利益。簡言之，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人類行為的上述兩個方面重新納入單一的模式，該模式指出，社會行為模式的特點，是在經濟市場或在政治市場活動的人采用不同方式處理人類決定的過程。一切傳統模式都把經濟決定視為制度的內在變化，而把政治決定視為外部因素，人們拒絕就這些外因的規律及其生產進行探討。該模式指出：承擔政治決定的結果的人應該就是選擇決策者的人。這番話奠定了整個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從此將經濟學引入一個全新的境界。
首先，布坎南指出“經濟人”與國家理論的困境：經濟學以“經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為唯一的工具，而作為政治學的國家理論則以國家代表社會利益作為分析的出發點。這兩個學科的分離，使對經濟行為的分析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體系。布坎南指出，國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沒有無所不知和正確無誤的天賦。因為國家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在這里做決定的人和其他人沒有什么差別，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這些人一樣會犯錯誤。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話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理論一遇上“經濟人”這一現實問題便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為此，布坎南指出“我們必須從另一方面是利己主義和狹隘個人利益所驅使的經濟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國家這一邏輯虛構中擺脫出來，將調查市場經濟的缺陷與過失的方法應用于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這樣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經濟人——當人們必須在若干取舍面前進行選擇時，他們將更愿意選擇那種能為自己帶來較多好處的方法。這背后始終包含著人們對這一選擇的費用和收益的計算，不管這一費用是明晰的還是模糊的。而將這一前提用于對微觀經濟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時，就會發現它所導致的后果大相徑庭。布坎南正是從這里開始了對政府行為的分析。h鮽??????/p>
在這一基礎上，布坎南將政府的模式歸納為三種完全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被稱之為慈善的專普摺U庵終隕緇嶗約豪媯⑶野牙孀畬蠡慈褡畬蟾＠魑約旱惱吣勘輳彼摯梢員3忠恢志緣娜ㄍ皇莧魏臥際2伎材先銜庵幟J街淮嬖謨詮娣毒美礪壑校捎謁懦蘇我蛩厝綣慚竦淖饔茫雜美捶治鑫鞣焦藝木瞇形誒礪凵媳厝皇腔拿模質抵幸慘歡ㄒ允О芏嬤鍘?/p>
第二種模式被布坎南譬喻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巨物”。在這一種模式下，政府的目標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財政收入，以滿足官員的生活和權力需求等，一些不發達國家的政權就屬于這種模式。對此布坎南分析，盡管這是政府權力膨脹的一種極端形式，但它至少說明有必要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給予法律上的約束與監督。
第三種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體社會成員都通過選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而政府的經濟行為則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約，于是政府決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選擇這一決定性的因素。根據“經濟人”這一出發點，布坎南認為，在這種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種“巨物”也比慈善的專制者更具有現實意義。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實際上正處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間。
(一)正義的一般解釋作為宗教、倫理學的基本范疇，正義一般是指人們按一定道德標準所應當做的事，也指一種道德評價，即公正。從宗教學的范疇來看，正義是抽象化、信仰化以及非法條化話的準則。從倫理學的范疇來看，正義主要分為社會正義和個人正義兩個方面。其中個人正義是指一些歸束個人行為的一種善惡的評價準則;社會正義則主要是指社會的制度正義，主要是對整個社會體系包含基本結構、社會關系、現象等是否正當合理進行追問和評價。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內涵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內涵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
1．從絕對公平到相對公平眾所周知，傳統觀念上的法律所界定的公平是“絕對公平”，主張義務與權利分配的絕對的平等和自由，所有的市場主體適用于同一規則和制度，不考慮個人特有的其他稟賦和狀況。而經濟法所追求的實質正義和公平則是在考慮個人的特殊處境和狀況差異，區別權利和義務分配的相對公平。
2．從局部公平到整體公平局部公平顧名思義，是指一定范圍區間內的公平。局部公平限定在一定的群體或者一定的區域之內。整體公平則是全部范圍的公平，著眼于全社會，以社會整體的利益作為公平正義的評判準則。經濟法著眼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規制市場主體的行為，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交易環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3．從現實公平到長遠公平和諧社會，講求長遠利益及現實利益的權衡取舍。在公平問題上，同時適用這一規則。單純看重現實公平，極易導致對資源環境的過度開發和破壞，損害長遠公平。經濟法的基本理念是講求長遠公平，一系列的相關法律規制和約束旨在促進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在保障現實公平的前提下，不損害長遠利益長遠公平。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意義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做到了從絕對正義向相對正義，局部正義到全體正義，當前正義向長遠正義的過渡，不再只是以一個單純的標準來分配權利義務，恒定正義和公平，而是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不同個體所在的不同狀況分配權利義務，也不再只是單純的著眼某個特殊群體，特殊部分的利益，而是以全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來判定公平正義，不再目光短淺的只注重現實正義，而是著眼于長遠的公平和正義，堅持可持續的策略和眼光。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有諸多方面的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經濟法追求的實質正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作用。經濟法實質正義的相對正義，在分析不同個體所面臨的不同稟賦的情況下，對不同個體進行不同的權利義務的分配，在這種權衡中可以做到對弱勢群體的傾斜。經濟法的實質正義，使得弱勢群體在殘酷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得到了一定的關注和庇佑。另一反面，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對于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起到一定的作用。經濟法主要是調節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相關主體的利益關系，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維持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并且經濟法實質正義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準則，相關法規制度對于收入分配的調節，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以長遠正義為追求，所有這些都遵循了可持續長遠的發展觀，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
(一)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機制
1．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政府宏觀調控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著眼于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視社會公共利益及其他個體的利益。市場經濟存在的弊端諸如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容易帶來經濟產業結構問題、資源浪費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一系列與社會公平正義相違背的惡劣后果，并且如果僅憑市場自發調節，放任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是沒有辦法解決上述問題的，也就沒辦法實現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實質正義。所以，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預也就是宏觀政策調控發揮作用，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宏觀調控政策協調經濟活動下的各種矛盾，消除影響實質正義實現的不利因素。比如，政府利用稅收財政政策進行財富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制定稅收產業政策進行產業引導，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2．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的主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實現實質正義必須要加以調節的主體。需要增強和激發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考慮社會效益，促進企業在資源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作用，響應國家政策，優化企業產業結構。另外，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完善職工權利保障制度，企業福利制度，使得企業在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作用。
3．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不僅依賴于政府和企業，同時也需要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的支撐。立法機制對實現實質正義的影響是主要是權利義務分配方面。立法機制權利義務分配是實質正義的起點，立法過程中對于經濟主體需要進行分析和判斷，并以此做出權利和義務的分配，依據個體的不同特質和差異，進行權利義務的傾斜實現不同的分配，以實現經濟法下的相對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絕對公平。立法機制是實質正義的起點，進行權利義務分配之后，需要執法體制發揮作用，將這些法律規章應用于社會實踐。執法活動主動的進行行為干預，對于違反相關法律的經濟主體進行直接處罰和約束，譬如，執法質量檢查對相關生產經營企業的查處，對于壟斷行為的判罰，極大的保障了消費者的利益，保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平正義。有效的執法活動是促進實質正義實現的重要機制。司法機制作為法律發揮作用的最后一個環節，同樣也對實質正義有著重要的作用。法官的職業道德和素養，審判和訴訟機制都對司法活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對實質公平產生很大的影響。培養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加強法官隊伍的知識建設和職業道德教育，建設專門且完備的審判機制和多元的訴訟機制，發揮司法機制在實現實質正義方面應有的作用。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過程中的阻礙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離不開政府和企業團體的共同努力，只有當政府的干預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機制共同發揮作用，互補互助，相互促進時，才能更好的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全局干預是可以化解掉市場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和缺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但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的實現也是需要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相關政府部門往往消極疲軟，不能很好的發揮自身的作用，也就不能發揮政府干預對于促進經濟法實質正義的作用。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還依賴于市場主體的相關企業、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感對于實質正義的實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很多企業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忽視相關市場交易規則，無視競爭，進行大規模的壟斷經營，更有甚者，生產一些質量不過關的產品投放市場，對消費者的權益造成極大的損害。一些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帶來較大的負外部性，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也會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帶來不利影響，直接影響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
四、結語
一是影響政治穩定，削弱公民對政治系統的信任與服從，對國家政治穩定帶來不利的影響;［3］二是影響政治參與，經濟利益分化會擴大人們之間、群體之間、階層之間的利益差距，容易引發心理失衡和弱勢群體的相對剝離感，誘發參與危機;［2］三是影響民眾尤其是農民的政治心理。就理論而言，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應是農民政治心理變化的基本源泉，但目前與此有關的現實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出自20世紀90年代，有些觀點如“過度的經濟利益分化會影響農民政治心理”［3］，雖已基本達成共識，且到今天仍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解釋力，但這些觀點都是質性的研究，缺乏定量研究，更缺乏對比性分析，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和契機。隨著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程度的加劇，農村各利益群體政治心理的變化加快、異質性增強、多元化趨勢明顯，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政治情感、政治態度及政治價值觀出現了較大的差異。［4］因此，要調適農民的政治心理、改造農民的政治行為，必須從他們的經濟利益出發，合理引導和規范農村的利益分化，減輕農民的不平衡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仇富”和“仇官”心態。為了深入了解農村經濟利益分化是否會對農民政治心理產生以及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們進行了以問卷與訪談為主的實證調查。本次調查的數據資料來源于2011年3—7月分別在貴州省遵義縣與雷山縣、江蘇省張家港市三個地方的村莊所作的“村民社會資本、政治信任與鄉村治理績效”的正式調查，以及2013年4—7月在江蘇張家港市，貴州省貴陽市、遵義縣、息烽縣等地所做的補充調查。之所以選擇江蘇省的發達村莊和貴州省的欠發達村莊進行調查，是因為這兩個地區及其村莊分別是中國最發達的東部地區和最不發達的西部地區的代表，他們之間的巨大差距與其說是經濟差距，倒不如說是人文環境、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的差距。為了使調查樣本更具有代表性，更易于分析，更容易形成強烈對比，調查時選取了這兩個省份。為此，正式調查時先對村委會成員進行了深入的訪談。在綜合村里的人口結構、政治面貌、貧富分化、學歷水平以及家庭經濟結構的基礎上，按照3．5%左右的比例分層隨機抽取了樣本家庭。為了避免同質性，從所抽中的每戶家庭中抽取一個成年人，他們構成了正式調查對象的最終樣本。正式調查時，三村各發放問卷110份。其中，遵義LL村最終回收有效問卷92份，江蘇YS村回收有效問卷100份，GN村回收有效問卷43份①，合計235份。補充調查回收有效問卷73份，其中，江蘇YS村45份，貴州LL村28份。正式調查和補充調查的樣本量合計308份，其中，貴州省163份，江蘇省145份，調查樣本的背景變量如表1所示。從表1可知，調查樣本已婚的比例大大高于未婚的，漢族遠遠高于少數民族，學歷以初中及其以上為主，政治面貌以群眾為主，年齡以18～40歲的為主。上述數據表明，調查抽取的樣本是時下農村社會建設中的中堅力量。
二、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現實圖景:基于江蘇和貴州的對比分析
在同質化程度較高的社會，國家權力體系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深遠而廣泛的，幾乎不存在獨立的個體，人們的行為大都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集體行動成了個體行動的代名詞。因此，那時的個體大多數時候是國家權力體系的附庸，還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主體差異性和多元化。在文化多元主義日益明顯與經濟主體日益分化的當下，主體的差異性也隨之產生。利益主體的差異性預示著當代社會中各階層的利益分化比較明顯。在當代中國，這種利益分化發生在不同的社會結構層次如城鄉、地區、行業等之間，也發生在不同的所有制職工和階層之間。［5］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近幾年農村的經濟利益分化問題越來越突出，但相關的定量研究卻屈指可數，主要可從農村階層分化的研究中窺知一二。對于農村階層分化的標準，學界的觀點主要有三種:一是以職業的差別作為衡量階層分化的主要依據。陸學藝指出:“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民已經分化為八個職業不同、利益不同、要求和欲望不同的階層。”［6］這些階層包括:農業勞動者階層、農民工階層、雇工階層、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農村管理者階層。二是以收入的高低作為分層的主要標準，將不同收入的農民分為上、中、下三個階層。三是以社會資源的擁有情況來分層。這種類型的劃分以毛丹和任強為代表，他們認為，在中國農村，社會資源分層比職業分層更有包容性和適用性，這里的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人脈資源，但經濟資源是主要的資源。據此，他們將農村居民劃分為以下四類:上層(精英階層)、中上層(人階層)、中下層(普通村民)以及下層(弱勢群體)。［7］從上述分層依據不難看出，職業分層與收入分層有很大的關聯，職業分層甚至是以收入分層為基礎的，資源分層又以經濟資源為主。因此，就某種程度而言，劃分農民階層分化的主要依據還是收入水平和財富存量。收入水平是描述農民階層分化的重要指標，主要以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為衡量標準。財富存量是反映農民財產積累情況的指標，財富存量包括動產、不動產及貨幣儲蓄。由于農村市場發育不成熟，農民的財富積累情況應主要以現金存款、住房情況和家庭耐用消費品來衡量。這其中，最易于測量的是農民經濟收入狀況和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因此，本文以這兩個指標作為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程度的主要依據。首先看農民的收入狀況。由于農民的收入難以直接測量和統計，為了讓農民的回答更接近真實數據，我們將農民的收入分為“農作物種植收入、養殖收入、打工收入、經商收入、政府補貼收入以及其他收入”6部分，農民的人均年收入等于上述6項收入之和與家庭戶籍人數的比值。調查顯示，貴州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均值為5061元，江蘇農民的為20988.9元，初步統計，江蘇農民的人均年收入是貴州農民的4.1倍。而如果以4000元作為分檔依據，分別以“4000元以下、4001～8000元、8001～12000元、12001元以上”作為農民人均年收入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的依據發現，江蘇和貴州農民的收入分化均比較明顯，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農民的比例卻大相徑庭。其中，貴州“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呈典型的金字塔形，數量依次大幅度增加，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分別是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的2.8、3.1和3.8倍。與之相反，江蘇“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農民的比例則呈倒金字塔形，數量依次大幅度減少，高收入農民的比例分別是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農民的5.9、6.2、124.5倍。可見，無論是江蘇農民，還是貴州農民，農村農民的經濟利益分化均是比較明顯的。至于江蘇和貴州農民利益分化呈現不同特點的原因，地理位置、思想觀念、歷史傳統、收入來源等都是其主要的原因。當然，家庭勞動力的多少也是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這一點，訪談時多位農民和村干部均有提及。例如，調查時貴州GP鄉某工作人員提到:“形成農村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的多少、家庭勞動力的有無和強弱。一個家庭有四至五個勞動力，另一個家庭無勞動力或勞動力弱智，勞動力無或弱的家庭收入只能維持生活，甚至靠政府給的低保才能勉強維持基本生活，而四五個勞動力的家庭每人每月收入3000元，除開生活開支，一個家庭每月的存款可達萬元，兩到三年這個家庭就變化大了，兩層房屋有了，車子有了，衣著各種高檔的東西都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這就是形成貧富差距的原因。”收入來源和家庭勞動力多少確實有密切的關系，勞動力越多的家庭收入來源更多地以打工收入為主，勞動力越少的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以傳統種養殖為主。這一點，我們的問卷調查可以證實。如表3所示。江蘇農民家庭人均收入高且“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呈倒金字塔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蘇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打工收入，其次是經商收入，二者合計占95．2%。而貴州農民的收入來源卻是收入較低的傳統種養殖收入，占45．4%，是江蘇農民的9.5倍;貴州以經商為主的農民比例僅有11．8%。再看農民的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本文調查假定如果家里有耐用消費品，就賦值為1，如果沒有就賦值為0，家庭耐用品的擁有程度就等于這16種家庭耐用品之和的均值，均值越接近1，家庭耐用品擁有程度越高。為此，應以0.25為分檔依據，家庭耐用消費品分為低擁有、中低擁有、中高擁有、高擁有四種類型。調查顯示，貴州農民以低擁有為主，比例高達65.4%，是江蘇農民的19.2倍，中低擁有、中高擁有、高擁有的農民比例依次遞減，其中高擁有的農民比例為0。與之相反，江蘇農民的上述比例則逐次遞增，高擁有的農民比例達46.6%，接近一半。仔細分析發現，貴州農民擁有最多的三件家庭耐用消費品分別是電話、電視和洗衣機，分別占92.5%、83.5%和64.7%，而擁有健身器材、空調、汽車、攝像機、照相機等奢侈耐用消費品的比例幾乎為0。江蘇農民電話、電視、洗衣機和電冰箱的擁有率幾乎為100%，電腦、熱水器和空調的擁有率均在80%以上，擁有率最低的是健身器材，比例為14.9%，對貴州農民零擁有的汽車、照相機和攝像機，江蘇農民擁有的比例則分別為36.8%、52.9%和19.5%。數據和調查均表明:第一，江蘇和貴州農村內部存在明顯的經濟利益分化。在村莊內部，農業勞動者階層往往處于利益金字塔的底部，他們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人數眾多;農民工階層處于金字塔的中間，他們是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以長期或短期雇工的形式出現在城市，家庭收入也以此為主;村務管理者階層和自主經營者階層處于金字塔的塔尖，他們是農村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是農民中的權力擁有者和財富集中者，他們人數雖少，卻壟斷著農村大部分政治、經濟、文化和人脈資源，這些資源的差異是農村利益分化的主要原因。第二，江蘇和貴州農民在家庭耐用消費品擁有程度上也存在較大的差距，此差距是不同地域之間農村經濟利益分化的進一步補充。
三、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
近年來，人們對農民政治心理變遷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表明，在實行以來的當代社會，農民的政治人格由依附、封閉、單維走向獨立、自主、開放和多維，農民的政治態度由冷漠、情緒化走向理性，農民的政治意識由村民意識、臣民意識走向公民意識，農民的政治理念中有了自由、平等、競爭、權利、法治、效能等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概念。［8］盡管如此，農民的迷信和政治懷舊心理，政治參與的功利心理、盲從心理、冷淡心理以及依賴家族和宗族的政治心理、反權威的逆反心理等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9］正因為如此，農民政治心理制約著我國現代民主政治生活，對我國基層民主政治在參政主體、參政形式、參政時間、參政組織原則和組織方式等方面帶來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表明農民政治心理的變遷對民主政治進程的作用不可小視，發展基層民主政治必須將農民培育為具有責任意識的現代公民。囿于指標的限制，下面擬從三個方面分析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心理的影響。
1．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信任心理的影響
利益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密切相關。正如羅素•哈丁所言:“信任可簡單地界定為暗含的利益，即在信任關系中，你的利益暗含我的利益，因而我信任你意味著我期望你會為了我的利益行事”［10］。馬克•E．沃倫也曾指出:“當一個人信任時，他假定在信任者和被信任者之間存在共享的或共同的利益。”［10］4這里的意思很明了，共同的利益是締結雙方或多方信任關系的核心與關鍵。有調查表明，農村利益分化是形成農民政治信任階層分化的根本原因:“普通農民階層對政府和政治系統的價值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現實利益是否得到應有尊重，而農村精英階層對政府的信任感則表現得較為復雜:一方面由于受益于體制性權力，而對國家和政府產生信任和依賴;另一方面卻因為利益沖突，而對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產生質疑和不安。”［11］這表明，利益分化是影響農民政府信任階層分化的主要因素。那么，作為經濟利益分化的主要衡量指標，農民的收入分化會對政府的整體信任心理產生什么影響呢?考慮到我們已在多篇文章中分析了農民政府信任的層級差異及其影響因素，此處就將政府信任作為一個整體概念來對待，即下述分析時選取的是“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程度”的單項選擇題而非其它。為此，調查時，我們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分為“很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信任、比較信任和十分信任”五檔，并分別賦值“1～5”分。為了更有效地表達，對政府信任數據的處理策略是:將3分及其以下的界定為“低信任”，將3分以上的界定為“高信任”，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從表5可知，整體而言，大部分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處于高信任狀態，比例高達88.1%，是低信任農民的7.4倍。具體來說:第一，中高收入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最高，高信任比例達94.9%;第二，農民的收入越高，對政府持高信任狀態的比例就越高。可見，農民的收入情況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關關系，即農民的收入狀況越高，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高。為了進一步檢驗農民的收入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之間到底存在多大的關聯，以農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為自變量，以處理后的農民對政府的整體信任情況為因變量，進行邏輯斯蒂回歸。結果顯示，盡管農民的收入情況與農民對政府的信任基本呈正相關關系，但這種相關并不具有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因為他們之間的顯著性水平為0.218，大于0.05。盡管如此，從Exp(B)值即發生比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對政府高信任的發生比分別是低收入農民的1.153、3.828和2.046倍，也就是說，高收入農民對高信任政府的發生比越高。
2．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政治選舉心理的影響
選舉參與是農民政治參與的主要形式，根據參與的態度，可將其分為“積極參與和消極參與”;根據參與的心理，可將其分為“主動參與和被動參與”。一般而言，積極參與意味著主動參與，消極參與意味著被動參與。至于影響選舉參與的因素，利益則起著關鍵的作用。正如徐勇所言:“民主選舉背后有復雜的變數，其中，利益和體制最應引起重視”［12］。于建嶸也指出:“在因鄉村選舉而進行的利益博弈中，處于不同結構位置的國家利益、社區利益、個人利益及家庭利益，都可通過“習慣”來表達，進而影響甚至決定鄉村選舉的結果。”［13］可以說，“利益是村民參與選舉的決定性動機，利益關系影響著村民參加選舉的形態，利益相關度則決定著村民參加選舉的程度。”［14］正因為利益對農民的選舉參與如此重要，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選舉參與就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此影響表現為:農民是積極參與選舉還是消極參與，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為此，我們做了相應的調查。調查顯示，整體而言，農民參與村干部選舉時的心理都比較消極和被動，比例高達63%，是積極參與選舉農民總數的1.7倍，其中，中低收入農民積極參與選舉的比例最低，僅為19.1%，僅為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的44.5%。仔細分析發現，農民的收入分層對其積極選舉參與心理的影響并不呈正相關關系，而是呈“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結構，即低收入農民和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村干部選舉的比例最高，達40%以上。這說明，收入分化對農民選舉參與心理的影響是不穩定的，低收入和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的比例高于中間收入群體。
3．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參與心理的影響
在經濟利益分化的政治時代，作為一種整合社會經濟利益的有效機制，參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們的參與熱情若不能得到及時釋放和有效滿足，必將大大增強其挫敗感，進而引發“參與危機”，誘發社會動蕩。［15］因此，通過量化的方法了解農村經濟利益分化對農民參與心理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囿于調查內容和篇幅的限制，此處主要探討農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心理。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仍然有積極心理和消極心理之分。整體而言，農民是傾向于比較消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百分比為56.3%，比積極參與的農民比例高12.6%。具體而言，農民的收入情況與其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是呈正比的，即農民的收入越高越傾向于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其中，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比例分別比低收入農民、中低收入農民、中高收入農民高14%、24%、35.9%。這表明，農民的收入水平與其參與公共事務的程度呈正比。那么，農民的收入情況對其參與公共事務的心理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呢?為此，進行了邏輯斯蒂回歸。結果顯示，農民的家庭收入與其對社會組織的參與情況在0.001的水平上呈顯著性;從NagelkerkeR2系數來看，農民的收入情況對其參與農村社會組織的影響達11.8%;從發生比即Exp(B)值可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農民積極參與農村社會組織的發生比分別是低收入農民的1.767、2.672和4.716倍(詳見表9)。也就是說，農民的收入情況是影響其參與公共事務的顯著因素。
四、結論與建議
（一）保護職能。所謂保護職能，就是發展中國家運用政府的力量，保護本國的產業安全，防止產業主導權轉移；保護本國經濟資源的有效開發和利用，防止外部勢力的掠奪；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它是由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落后性所決定的重要職能，它不是一種封閉的、排斥外部經濟聯系的保護職能，而是在與世界各國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發生廣泛聯系的全球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正當保護職能。
1.保護產業安全。WTO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組織形式之—，目前有144個成員，其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在WTO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原則下，發展中國家從商品市場到投資領域全面開放，民族產業安全問題因此變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現在發展中國家不少產業的產品技術含量與發達國家相差較大，在規模經濟方面也落后于它們，外國商品的涌入將極大地沖擊這些比較劣勢產業，威脅其生存和發展。其次是外資可能控制發展中國家部分產業與市場。和發達國家的企業特別是跨國集團相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在資金、技術、人才、機制、品牌、信息、營銷等方面都處于劣勢，外資進入國內，有可能導致一些產業主導權轉移，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再次是產業結構不合理狀況將加劇。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加速把傳統產業、夕陽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外商投資大都集中于資金回收期短、見效快、能夠保證獲得穩定的投資收益的加工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使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低度化、趨同化問題嚴重，加工工業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現象，妨礙其產業的升級換代。最后是國家對產業宏觀調控能力下降。外資企業一般從自身利益出發制訂其發展規劃，而不以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重，其活動往往與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產業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資（主要指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一般都有強大的政治背景，發展中國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動，導致產業政策的效力減弱。
為了確保本國的產業安全，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建立一套綜合的產業安全保障體系。一是按照國際慣例、WTO有關協議和各國實踐，建立科學的產業保護機制。包括嚴格的保護程序，客觀的判斷標準，完善的法律依據和健全的執行組織。二是采取切實的產業保護措施。根據WTO對發展中成員的優惠條款，在遵守WTO協議的前提下，通過完善關稅制度，建立不違背WTO規則的非關稅壁壘，實行特定商品的數量限制，提高貨物出入境監管水平與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護本國產業。三是提升本國民族產業的競爭力。即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運用市場力量加快企業間的購并聯合，改善民族企業組織狀況，提高產業整合度；加大對企業的技術支持力度，提高民族產業技術水平。通過這些政策行為提高民族產業抵御風險的能力和競爭力，增加安全系數。四是制定科學的引進外資的策略，合理引導外資的地區和產業流向，將引進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適時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2.保護經濟資源。20世紀5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逐漸擺脫殖民統治，紛紛建立起獨立的民族國家，被帝國主義通過公開手段全面掠奪經濟資源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發達國家（尤其是超級大國）變相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的現象依然存在。它們或者通過附加條件的“援助”方式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各種不平等條件，或者利用價格“剪刀差”使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遭受損失。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這種變相掠奪愈演愈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既要學會利用外國資本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爭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國資本的掠奪性資源開發行為，通過各種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斷經濟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擁有的先進生產技術設備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強民族經濟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國經濟資源來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國勢力的“經濟制裁”帶來災難性的經濟損失。
3.保護生態環境。在發展中國家中，除了一批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外，大多仍然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工業化早期的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嚴重困擾這些國家，尤其是今天經濟全球化形成的國際分工使發達國家將越來越多技術水平較低資源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污染環境的企業向這些國家轉移，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和資源浪費的程度，影響它們的可持續發展。發展中國家政府要積極履行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的職能，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關系，在國內通過環境立法和環保教育，強化國民的環保意識，提倡一種有利于生態穩定的消費方式，并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盡可能降低自然資源的消耗量；在國際經濟交往中，要更加重視環境安全問題，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要制定嚴格的環境標準和技術標準，限制國外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進入，并通過國際組織督促發達國家停止無休止地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揮霍的做法，共同保護和改善人類的生存環境，實現本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培育職能。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培育職能，包括三個方面：—是培育市場職能，即促進市場發育，加速市場體系形成，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創造良好的條件。二是培養人才職能，即大力發展教育，重視人才培訓，造就千百萬現代化建設人才。三是培育新經濟增長點職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經濟增長點，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三大培育職能都是由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決定的。
1.培育市場。從某種程度上說，經濟的全球化就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各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直接決定著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都比較低，突出表現為：人為壟斷嚴重；市場主體缺乏或錯位，即企業沒有成為市場主體；國家缺乏真正的企業家；各生產要素市場欠缺或發展不成熟，導致市場機能長期處于無法運作的狀態；市場服務體系不健全，市場中介組織力量薄弱；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窄；市場規則不完善等。這種較低水平的市場發育狀況很難支持和保證本國經濟的高效和快速發展，也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達到趕超目標，就必須加速市場發育進程。為此，政府要充分發揮培育市場的職能，包括明確市場主體，劃定市場邊界，通過構建市場主體立法體系，保持對市場主體待遇的公平性，這是公平競爭的首要條件。在此基礎上，建立完善的市場體系，強化市場秩序法的功能，特別是通過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政策法規，制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防止長期固定的市場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場支配力的濫用，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格局。此外，政府還可以通過提供市場信息、糾正經濟行為的外溢性、補充不完全市場、擴大競爭范圍即在公共部門和政府管制行業引入競爭機制等措施維護競爭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該國的科技水平和勞動者素質，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教育還是科技，都存在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發展中國家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約束因素，如果一個國家沒有一批善于經營的企業家隊伍，沒有一批高素質的科技人才，沒有成千上萬的掌握現代技術的熟練勞動力，沒有一批善于宏觀管理和獻身于現代化事業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健康的發展。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大力發展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積極培養各級各類人才，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往往依托于傳統產業的發展，因為傳統產業（如初級產品）生產具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可實現靜態比較利益。但傳統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實現趕超目標，必須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使新興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一些比較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也證明：政府只有重視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現代支柱產業，才能形成穩定的增長基礎，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學習職能。經濟全球化擴大與深化了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閉，而要在日益擴大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中加強學習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長處，不同民族文化的優點。對于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這種學習又具有特殊的涵義，這就是向先進的國家學習現代化的生產技術、科學的管理經驗、經商本領、社會文化和經濟制度等。這是—個向先進國家全方位學習的過程。這種學習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方式：一是國民（個人）自發的學習，一是有組織的學習。發展中國家的后進性和實現趕超目標的任務決定了它們不能單純采取個人自發學習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學習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組織人民向先進國家學習的職能。與個人自發的學習相比，政府有組織有計劃地安排和推動向發達國家學習的活動，目標明確，阻力小，影響大，能夠減少向先進國家學習的時間和成本，以較小的代價獲得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學習職能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派員。即有計劃地選派一些素質好的官員、技術人員、學生及工人到國外參觀訪問、留學、技術培訓和學術交流等，使他們較快地掌握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成為推動本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先驅力量，并通過這些人回國后發揮擴散效應，加速學習進程。
2.技術引進。即通過大力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聘請外國專家等，把外國的先進技術移植到國內，使更多國民不出國門就能學習到先進的技術和經驗。
3.制度借鑒。即政府依靠其自身優勢和整體功能，將先進國家實踐證明有效的經驗和管理制度吸收進來，為我所用，從而加速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促進管理的科學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傳播。即通過各種知識和信息傳播手段（包括書籍、廣播、影視、通訊、學術交流等），介紹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體制、生產手段、信息網絡、文化觀念等，使眾多的人了解國外的技術、體制和文化，了解本國與他國的差距，從而引起觀念的更新，增強加速本國經濟發展的緊迫感。
5.鼓勵個人自發學習行為。即政府在采取有組織的學習行為的同時，鼓勵個人自發學習行為，通過各種優惠措施鼓勵個人自費出國深造和鼓勵他們學成后回國工作。
（四）創新職能。創新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證。人類歷史的近展特別是當今世界的競爭表明，哪個民族和國家善于創新，它發展就快，就強大，就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誰因循守舊，誰就落后，在世界上就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哪個民族和國家在歷史上某個時期善于創新，這個時期它就發展迅速，就強大，什么時候它創新少了，它就開始落伍。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通過創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發達國家走前人未走過的路，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創新。發達國家的政府通常是創新的最大保護者，甚至是創新的誘導者和推動者。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政府如果不重視創新的作用，過分強調仿效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發展道路，把著眼點放在營造發達國家當時發展經濟所需要的條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個“好學生”，只能沿著他人的足跡緩慢前進，不可能實現跳躍式的經濟發展。因此，發展中國家要在較短時間內用較小的代價趕超發達國家，同樣離不開創新。
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有三個方面：一是制度和體制上的創新。即從國民經濟發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發展機會，把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與本國國情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具有本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二是戰略上的創新。即在吸收先進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具有創新性的經濟發展戰略。三是技術上的創新。即在技術選擇上跳過發達國家經歷的某些環節，直接選擇最新技術，并轉化為適用技術。發展中國家政府在保護、誘導、推動創新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有通過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政府在建立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要任務是：逐漸形成一個有利于創新的社會大環境，形成尊重知識、重視教育的良好社會風氣，樹立創新觀念，建立創新機制，增強全社會的創新意識；實現科技與經濟的密切結合，提高科學研究的針對性，縮短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時間，提高科技在整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培養創新性人才，為科技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的政策行為包括：成立管理創新的專門機構，制定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高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并圍繞這一規劃制定一系列具體措施；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對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改變教育模式，推進知識創新與傳播；鼓勵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鼓勵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協調科研院所、高校、企業之間的關系，建立政府為主導，產學研三位一體的科研體制；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國際間的創新合作，等等。
當然，發展中國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必要職能。如通過履行宏觀調控職能，來維持經濟總量的平衡，確保金融的穩定，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與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礎教育、基礎科學和新興科學研究、交通與通訊事業等公共產品和服務；控制人口增長，保持社會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國內環境等等。只不過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于發展中國家政府來說，履行上述四大經濟職能顯得尤為緊迫，具有突出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李宗.經濟全球化潮流中的發展中國家[J].世界經濟，1997,(5).
[2]袁秀華.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及應對措施[J].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2).
[3]江時學.發展中國家發展模式中的五大關系[J].世界經濟，1999,(12).
在現實的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不存在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方式。一定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現其中；反過來，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之中，而不能夠存在于其外。按照這樣的理解，手推磨的生產方式，是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志；同時，封建社會封建地主和農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關系的特有的生產關系也就蘊含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中。同樣，蒸汽磨的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表標志，同時，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建和雇傭工人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也就包含在這種方式之中。與此相適應，揭示封建社會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其直接的研究對象就是手推磨的生產方式。同樣，揭示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其直接的研究對象就是蒸汽磨的生產方式。
二、廣義生產關系學說
第二種派別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則認為，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關系，即一定生產資料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關系(包括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我們知道，在學術界，“廣義”的規范性范式是內涵規定性少，外延范圍大。然而，這里定義的“廣義”更像是“總和或綜合”的意義。如果真的要給廣義生產關系下定義，也只能是適用于一切社會經濟形態的定義，即一定歷史階段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經濟關系，進一步地，如果“廣義的生產關系”是由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構成的經濟關系系統，那么，前者與后者就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我們不妨看看《資本論》序言中的經典語句“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里的“生產方式”是“廣義的生產關系”，從而句子前后成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但是，引文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后面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不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這個定義抹殺了“相適應”一詞的內在邏輯關系。所以說，某些學者用“廣義生產關系”代替“生產方式”是不正確的，不符合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認生產方式具有自然和社會二重屬性，也就是承認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那么《資本論》序言中的那句話在邏輯上是可行的，因為這里的生產方式絕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簡單加總，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是一個新事物。
三、生產的自然形式和社會形式的辯證統一
眾人皆知，任何生產都是由生產的主體—勞動者和生產的客體—生產資料構成的或者說任何生產總是勞動者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借助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的經濟活動，所以說，生產方式，即生產的方式，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有機結合形式或者說是生產要素(經典的三要素論)的結合形式。顯然，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義下的生產方式，適用于任何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類型)。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特殊性表現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特定的結合方式上，這里的結合既有技術形式的結合，與生產力相關；又有社會形式的結合，與生產關系相關。實際上，既然商品經濟時期的生產活動總是通過社會分工進行的，那么這個歷史階段的人們的生產活動必然發生兩方面的關系：一是自然關系，表現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技術方式；二是社會(生產)關系，表現為勞動的社會組織方式。因此，生產方式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具有二重屬性：自然屬性-反映生產力的內容和社會屬性-反映生產關系的內容。既然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屬性的內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產關系可以脫離生產方式而獨立存在的問題了。
馬克思曾說，“在一定的生產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現實性，這種生產方式既表現為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又表現為他們對無機自然界的一定的實際的關系。”運用生產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難看出，“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在現象形態或者說在形式上表現的是勞動或生產的自然形式的變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自然形式或技術條件的演變，反映了勞動的自然形式的內容。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這些“形式”的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隸屬”發展為“勞動對資本的實際隸屬”，反映了勞動的社會形式的內容。
“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的演變過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逐漸建立過程，是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向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轉變過程，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矛盾升級的過程，是生產社會化和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這個演變過程不僅有物的自然的關系，還有人的關系，而且后者是本質的、最重要的。它們表面上是生產工具的更新換代—手工到大機器，表面上是生產力方面的內容，其背后卻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的內容。因此，這正是馬克思的歷史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體現，馬克思總是運用由現象到本質，由形式到實質的方法論剖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如果拋棄了這個方法論，就會犯割裂生產方式或勞動方式二重性的錯誤，從而使得《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研究方向偏離正確軌道。
四、總結
（一）當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的問題
教科書是學校教學的主要工具，是教師授課的重要客體，高質量的教科書作用有二：既能保證學校教學環節的有序開展，又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就當前情況而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質量存在不少問題。
1．政治經濟學課本內容陳舊，版本不一。從目前我國高等院校政治經濟學課本的使用來看，主要分為：自主編寫課本和經濟學系列課本兩個種類。例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就屬于前一類課本，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系列教科書，以《政治經濟學教程》為例，則屬于后一類課本。同時，對比教科書的內容，我們不難發現，個別章節雖然順序不同，但總體上還是沿用著傳統教科書的內容，并沒有太多的新東西，尤其是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精華的內容，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僅僅對重要理論進行了原始解讀，而對其內容的創新理解甚少。因此，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著版本不一且內容陳舊的問題，嚴重影響了政治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有效展開。
2．教科書內容與實踐聯系不緊密。梳理目前高校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存在著一個共同的詬病———內容陳舊且版本不一，而且授課教師基本上會按照教材的體系和內容開展教學活動，而教材實例較少，與實際聯系不緊密，學生們對教學的實際作用存在困惑，教學效率大打折扣，最終形成了厭學的惡性循環。雖然，各大高校會勤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但同樣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新版教科書與舊版相比，無非在個別地方增加了一些簡單閱讀，但在實用性方面同舊版并無兩樣。換湯不換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科書內容與實踐聯系不緊密的問題。
（二）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出現了新式的“照本宣科”。多媒體教學的特點是信息量大、時間節省、圖文并茂等，可以將文字、圖表、聲音、動畫、視頻等高度集成于學生的教學中。隨著多媒體等教學手段的運用，部分教師為了省事，在授課中出現了新式的“照本宣科”，照著電腦念，而不是講，電腦內容繁多，學生應接不暇。
2．考核方式單一，限制了教學活動的靈活性。隨著我國教育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新的學分制考核制度的不斷推行，部分課程的學習有所壓縮，尤其是政治經濟學課程，課時壓縮得更為厲害，可是課時壓縮而內容在增多，這時考核的方式還是以前的考試內容，這樣教學活動比較死板。教師需要在講授課程的時候更多的考慮學生最終考試的問題，授課就成了只講重點，不顧細節，形成了盡量在有限的課上時間講解考試將會涉及的重點內容，久而久之便走向了應試教育的誤區，學用聯系成了空談，教育的目的無從談起，忽視對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最終使學生長期以來養成了是考試的內容就學，不是考試內容的就不學，這是典型的“應試教育”，失去了教育的本意。
（三）學生學習積極性
不高學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過程中，積極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響著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但從課程本身來說，主要表現為：一是認識方面存在誤區。很多學生（包括部分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并不了解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尤其是理科學生，更是簡單地將政治經濟學理解為“政治＋經濟”，以死記硬背來達到通過考試的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學生學習這一基礎理論經濟學的目的。二是與其他專業課相比，政治經濟學的實用性不強。政治經濟學與其他課程不同，其理論邏輯性比較強，而且分析與敘述方法也較復雜。只有在學習并理解了其基礎理論之后，才能對其進行有效應用。目前的現狀是，學生不僅不能快捷有效的應用理論，而且認為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對自身的用處或就業沒太大用處，故而不重視對該課程的學習。
二、我國政治經濟學教學探索
（一）改革教學內容
教學內容作為提高教學質量的核心，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即以新內容代替舊內容，在教學內容方面做到與時俱進，理論聯系實際。當然，教學內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過新知識的增加、舊知識的刪減。當然，改革必須得圍繞強化和貼近實際的主線，嚴格遵循客觀規律，在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教學新模式。以往的教學內容是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總結性講授，對學生在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方面形成了某種誤導，導致學生誤認為經濟的差異就是意識形態的差異。所以說，政治經濟學內容改革要使學生真正學習到預期的知識，重點對勞動價值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壟斷資本主義及剩余價值等開展有針對性的學習。
（二）改革教學方法
教學的方法對于學生學習意義重大，所以教學方法首先需要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科學的重要理論觀點，理論緊密聯系實際，需要高校不斷增強教與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高校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該密切聯系當代的實際，仔細分析是否適用于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認真比較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優缺點，積極總結好的教學方法，尤其應當學習和借鑒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三）深化教師理論功底
創新教學方法分析當前形勢，雖然網絡授課、遠程培訓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在今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高校老師仍將會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起主導作用。因此，要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授課教師的理論水平、教學技術和科研能力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學校要加大對于教師隊伍的教育培訓力度，通過下達合理的科研任務，督促教師為高校授課不斷學習和研究，同時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對于完成任務好的教師給予一定獎勵；對于不按規定教學，完成不好的教師進行一定的處罰，從而激勵其更好地開展教學和科研。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和其他學科一樣，是理論課程，如何才能使理論更好地被學生所理解和運用，那就必須要與實際相結合，科學告訴我們，理論來源于實踐，理論可以指導實踐，理論只有與實踐相結合才能促進生產和生活的不斷進步。
（四）改革考核方式
政治經濟學論文3000字(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下的宏觀調控理論論文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程之中，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涵蓋了多個方面。從長效角度分析，科技創新和創新驅動的生產力發展是唯一出路。小平同志曾經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無論是貨幣經濟、資本經濟或許可以得到短期的效果，但是都無法在長效上與科技經濟比擬，這才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方法；中期角度分析，促使低端生產力轉型為中高端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從而制定創新型的產業計劃從而發展生產力是核心步驟；中短期的角度分析，由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可以有效的防治這些年經濟發展過快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市場經濟問題，維護生產力的不失衡是主要任務。因此，從微小市場入手，建立完整的中高端產業鏈，淘汰低端產能，振興教育，提振創新，從宏觀經濟態勢梳理當前形勢下的微觀小循環是由近及遠的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法。
一、國家的存在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
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國家在出現后，它并不進行生產。然而，為了維持它自身的存在和運轉，國家又必須從國民收入中分到一塊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國家不進行生產，它不可能通過交換的形式來獲取它所需的社會產品，它所擁有并能加以運用的，只有強制性政治權力。國家憑借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參加社會產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稅收——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國家為了維持自身存在和運轉消耗社會產品的過程，就是財政支出。因此，國家的存在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能夠存在；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財政的存在，只需要國家這個唯一的前提。可以說，財政是國家內生的一種東西。從古代的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到現代的計劃經濟國家，無不如此。在執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中，國家仍然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與財政的這種存在必要性相關的是財政籌集收入的職能。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擴展。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如果情況真是這樣，財政的作用就應該只限于籌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國家的存在。但是，我們看到，現實情況并不是這么理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認識還應該更進一步。問題主要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只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種理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具備形成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全部條件。而只要有某一條件沒有得到滿足，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現失靈。
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失靈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如實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具體來說，市場失靈有以下幾種情況：
1、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產品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薩繆爾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純理論》（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給出了公共產品的定義：純粹的公共產品指的是這樣的物品或勞務，即每個人消費這種物品或勞務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種物品或勞務消費的減少。西方經濟學家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總結了公共產品相對于私人產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場對公共產品的生產進行資源配置時，就會出現失靈的現象。一般來說，由于“免費搭車”現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公共產品的生產量是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應該設法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
2、外部效應
所謂外部效應，是指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之間或私人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效益之間的非一致性。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私人經濟主體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有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外部效應除了影響社會經濟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應導致的成本或報酬分擔不合理，它也會妨礙社會的公平。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將外部的成本或報酬內部化，使帶有外部效應的產品的生產數量改變到合理的水平。
3、壟斷
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產品的供給，使其產品的售價高于邊際生產成本時，就形成了壟斷。由于壟斷者能夠操縱市場價格，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產品邊際效益等于邊際生產成本的水平上。結果是造成市場上該產品的供給量不足，價格偏高，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對此，政府部門應該進行干預，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強迫或鼓勵壟斷者增加產量，降低價格，使該產品的售價等于其社會邊際成本，以避免社會效率的損失。還有一些行業的規模效應很明顯，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就會自然形成壟斷。對這種自然壟斷行業，政府也應該及時加以干預，也可以劃歸政府來經營。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
信息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完全的，要獲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尋”成本；此外，市場在交易中總是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一方總是比另一方有著更多的信息或有著更低的信息搜尋成本。由于市場經濟主體在交易中總是根據自己所擁有的信息作出決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市場失靈，資源配置偏離帕雷托最優。
5、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在微觀經濟中表現為上述偏離帕雷托最優的情況，市場失靈同樣也反映在宏觀經濟領域中。對宏觀經濟領域中資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據的指標主要有：就業水平、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狀況。但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失靈在宏觀經濟領域中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公和經濟波動與失衡。為此，政府也必須對經濟進行調控。
但在現實中，市場失靈并沒有使市場經濟制度崩潰，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在現實中應該有一條挽救市場失靈的途徑。其中，除了認為應由政府干預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觀點之外，還有一些經濟學家主張通過擴大市場覆蓋面（即市場完全化）和提高市場效率來挽救市場失靈，但在實踐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經濟學家在對多種解決市場失靈的方法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要優化資源配置，必須由政府進行干預。這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體現。
于其他手段相比，財政手段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中具有以下優勢：
1、財政手段比較靈活，稅率和補貼額可以根據外部性情況及時加以調整。
2、財政手段的管理費用低，避免了產權界定和市場交易的巨大費用。
3、財政手段在技術上比界定產權、擴大市場覆蓋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職能的界定
根據上述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所應具有的職能。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經濟的調節應以市場機制為主，在市場機制能夠完成資源有效配置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介入。只有發生市場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終目的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財政作為政
府干預市場的手段之一，它的職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場失靈的范圍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職能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資源配置職能。
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體現在提供公共產品上。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只能有財政來進行供給。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還可以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并解決壟斷的問題。
2、收入分配職能。
我們在前面提到，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所決定的初次分配狀況極不公平。這樣客觀上就要求社會有一種有助于實現公平的再分配機制。市場本身不能提供這種再分配機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場的財政手段來完成這一任務。在這一點上，財政可以說天然地具有作為進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條件——強制課稅權。這使得財政可以大規模地介入國民收入分配，通過稅制設計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進的所得稅，把資金從那些收入偏高的人們手中征集上來，然后，再通過各種類型的轉移性支出項目，如醫療保險、食品券補貼等，把資金轉移給那些收入偏低的人們。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內涵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
1．從絕對公平到相對公平
眾所周知，傳統觀念上的法律所界定的公平是“絕對公平”，主張義務與權利分配的絕對的平等和自由，所有的市場主體適用于同一規則和制度，不考慮個人特有的其他稟賦和狀況。而經濟法所追求的實質正義和公平則是在考慮個人的特殊處境和狀況差異，區別權利和義務分配的相對公平。
2．從局部公平到整體公平
局部公平顧名思義，是指一定范圍區間內的公平。局部公平限定在一定的群體或者一定的區域之內。整體公平則是全部范圍的公平，著眼于全社會，以社會整體的利益作為公平正義的評判準則。經濟法著眼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規制市場主體的行為，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交易環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3．從現實公平到長遠公平
和諧社會，講求長遠利益及現實利益的權衡取舍。在公平問題上，同時適用這一規則。單純看重現實公平，極易導致對資源環境的過度開發和破壞，損害長遠公平。經濟法的基本理念是講求長遠公平，一系列的相關法律規制和約束旨在促進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在保障現實公平的前提下，不損害長遠利益長遠公平。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意義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做到了從絕對正義向相對正義，局部正義到全體正義，當前正義向長遠正義的過渡，不再只是以一個單純的標準來分配權利義務，恒定正義和公平，而是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不同個體所在的不同狀況分配權利義務，也不再只是單純的著眼某個特殊群體，特殊部分的利益，而是以全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來判定公平正義，不再目光短淺的只注重現實正義，而是著眼于長遠的公平和正義，堅持可持續的策略和眼光。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有諸多方面的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經濟法追求的實質正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作用。經濟法實質正義的相對正義，在分析不同個體所面臨的不同稟賦的情況下，對不同個體進行不同的權利義務的分配，在這種權衡中可以做到對弱勢群體的傾斜。經濟法的實質正義，使得弱勢群體在殘酷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得到了一定的關注和庇佑。另一反面，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對于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起到一定的作用。經濟法主要是調節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相關主體的利益關系，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維持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并且經濟法實質正義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準則，相關法規制度對于收入分配的調節，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以長遠正義為追求，所有這些都遵循了可持續長遠的發展觀，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
(一)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機制
1．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政府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著眼于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視社會公共利益及其他個體的利益。市場經濟存在的弊端諸如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容易帶來經濟產業結構問題、資源浪費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一系列與社會公平正義相違背的惡劣后果，并且如果僅憑市場自發調節，放任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是沒有辦法解決上述問題的，也就沒辦法實現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實質正義。所以，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預也就是宏觀政策調控發揮作用，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宏觀調控政策協調經濟活動下的各種矛盾，消除影響實質正義實現的不利因素。比如，政府利用稅收財政政策進行財富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制定稅收產業政策進行產業引導，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2．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的主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實現實質正義必須要加以調節的主體。需要增強和激發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考慮社會效益，促進企業在資源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作用，響應國家政策，優化企業產業結構。另外，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完善職工權利保障制度，企業福利制度，使得企業在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作用。
3．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立法、執法、司法機制
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不僅依賴于政府和企業，同時也需要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的支撐。立法機制對實現實質正義的影響是主要是權利義務分配方面。立法機制權利義務分配是實質正義的起點，立法過程中對于經濟主體需要進行分析和判斷，并以此做出權利和義務的分配，依據個體的不同特質和差異，進行權利義務的傾斜實現不同的分配，以實現經濟法下的相對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絕對公平。立法機制是實質正義的起點，進行權利義務分配之后，需要執法體制發揮作用，將這些法律規章應用于社會實踐。執法活動主動的進行行為干預，對于違反相關法律的經濟主體進行直接處罰和約束，譬如，執法質量檢查對相關生產經營企業的查處，對于壟斷行為的判罰，極大的保障了消費者的利益，保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平正義。有效的執法活動是促進實質正義實現的重要機制。司法機制作為法律發揮作用的最后一個環節，同樣也對實質正義有著重要的作用。法官的職業道德和素養，審判和訴訟機制都對司法活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對實質公平產生很大的影響。培養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加強法官隊伍的知識建設和職業道德教育，建設專門且完備的審判機制和多元的訴訟機制，發揮司法機制在實現實質正義方面應有的作用。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過程中的阻礙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離不開政府和企業團體的共同努力，只有當政府的干預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機制共同發揮作用，互補互助，相互促進時，才能更好的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全局干預是可以化解掉市場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和缺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但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的實現也是需要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相關政府部門往往消極疲軟，不能很好的發揮自身的作用，也就不能發揮政府干預對于促進經濟法實質正義的作用。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還依賴于市場主體的相關企業、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感對于實質正義的實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很多企業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忽視相關市場交易規則，無視競爭，進行大規模的壟斷經營，更有甚者，生產一些質量不過關的產品投放市場，對消費者的權益造成極大的損害。一些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帶來較大的負外部性，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也會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帶來不利影響，直接影響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
四、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