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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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這一術語最早由國際核安全顧問組（InternationalNuclearSafetyAdvisoryGroup，INSAG）于1986年在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故總結報告中提出。報告分析稱，該起事故是由不良的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圍導致的。之后，學術界發表了許多對安全文化的定義，但到目前為止對于其定義仍未達成共識。國際上比較權威、流行的是國際核設施安全顧問委員會對安全文化的定義：即安全文化是個人或組織的價值觀、態度、認知、勝任力和行為模式的產物，它決定了組織的健康和安全管理的承諾、風格和效率[1]。對于全行業來講，安全文化既是個人問題，涉及個人態度和行為模式，同時還與組織的管理體制有關。對建筑業來講，建設工程具有環境動態多變、項目參與方眾多、項目組織臨時性強、具有較強的目標導向性等特點，Fang等[2]在文獻研究和個人經驗的基礎上對建設工程安全文化做出了以下解釋：建設工程安全文化是建設工程項目部不同參與方的個人和集體的態度、信仰、價值觀、行為方式和標準的混合體，建設工程安全文化在項目運行的環境中形成并隨著項目的實施而發展。這是目前對于建設工程安全文化較為全面、清晰的定義與解釋。然而，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定義僅僅從概念上強調了人的態度、觀念和行為模式的重要性，對于如何將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論應用于定量研究和實證研究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
2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理論模型的提出
考慮到建筑行業本身的內在特殊性，對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理論研究也更為復雜。因此，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模型，期望從模型要素的構成和相互關系上來揭示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內涵。Geller[3]提出全面安全文化模型（TotalSafetyCultureModel），將安全管理、安全文化和技術三者聯系起來，并包含了人、技術、組織和安全之間的相互作用。在該模型中，將“人的因素”、“行為因素”和“環境因素”作為安全文化的基本框架以此描述安全文化的構成。但是，該模型并沒有對這3個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基于Bandura的相互決定論，Cooper[4]提出安全文化交互模型（ReciprocalSafetyCultureModel）。該模型包括主觀的心理因素、實際的安全行為以及客觀的環境/情景特征3個要素，主觀的心理因素可以通過安全氛圍調查問卷來評估，實際的安全行為可以通過行為觀察并對比行業安全行為標準規范來評估，客觀的環境/情景特征可以通過審查安全管理系統來評估。通過這3個測量方法，分別對安全文化的3個構成要素進行定量研究。相比Geller[3]的全面安全文化模型，Cooper[4]的交互模型對原有的因素進行了定義，在原來的環境因素中增加了安全管理體系中的情景因素，并且承認這3個構成因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這是安全文化理論研究的經典模型，為建設工程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全面安全文化模型和安全文化交互模型的基礎上，Choudry等[5]提出適用于建筑施工現場環境的建設工程安全文化模型（TheModelofConstructionSafetyCulture）。相比前兩個模型，Choudry等提出的安全文化模型把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和安全管理系統作為3個研究指標，這3個指標既可以單獨也可以組合起來進行現場測評，以此對建設工程組織的安全文化進行多層次定量分析。由此，對于安全文化的探索既可以通過研究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安全管理系統這3個因素的分別作用，也可以通過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來進行，這為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由于模型本身的建立并沒有強調對于建設工程特點的研究，這限制了模型在建設工程上的直接應用。
Fang等[2]提出了適用于建設項目的安全文化交互模型（SafetyCultureInteractionModel），見圖2。相較于之前的理論模型，該模型的提出綜合考慮了建設項目組織臨時性強、項目參與方眾多、具有較強的目標導向性、環境動態多變等特點，體現出建設項目最為重要的3個參與方：業主、承包商和分包商在建設項目安全行為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交互動態性，將認知、行為和環境作為建設項目安全文化的架構，在每一構成因素中均涉及管理層面和工人層面的態度、信仰、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分析，并且可以概擴性地描述建設項目組織的安全文化嵌入組織運轉過程和安全管理系統的方式。此外，通過選取新加坡的鐵路項目和高速公路項目案例，驗證了SCI理論模型在實際建設項目中的有效性。雖然，SCI模型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其所得出的實際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為建設項目安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框架，對于建筑業安全文化的實證研究有很大的意義。
3建設工程安全文化內涵
3.1安全氛圍
Zohar[6]最早使用安全氛圍的概念，描述了工人對特定時間下組織環境中安全的看法和態度。對安全氛圍這一概念，學術界大致有兩類看法：一類學者認為，安全氛圍是IASAG于1988年提出安全文化構成因素的一個子類[4，6，9，13]；另一類學者則認為，可以通過對安全氛圍的測量來反映實際安全文化。對于第二種觀點，很多研究學者并不認同，以Cooper[4]為代表，他認為安全氛圍調查不能體現安全文化概念復雜性及多元性，因此無法全面地反映安全文化。對于安全氛圍的測量方法，大多數研究采用的是調查（調查問卷或結構化訪談）的方式，但是不同行業對于安全氛圍的研究維度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Flin等[7]對18份不同行業的安全氛圍報告進行研究指出，各行業最常用的6個“主題詞”來研究安全氛圍：管理（72%）、風險（67%）、安全管理系統（67%）、工作壓力（33%）、工作能力（33%）以及安全規程。本文在文獻閱讀的基礎上，梳理出有代表性的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研究，見表1。通過分析和總結可以得出，不同學者研究得出的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具有很強的共性，這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的穩定性。由此可見，對于同一個行業而言，探索一個共同的安全氛圍維度是可行的。但是，對于不同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研究者應科學、合理地選取安全氛圍維度，以此保證安全氛圍調查的可信性和有效性。
3.2安全行為
大多數學者對于安全行為的研究主要關注安全參與行為和安全遵守行為兩個方面[9，13]。測量安全行為的方法通常是自陳法和觀察法，也就是所謂的主觀指標測量和客觀指標測量。針對目前大多數研究學者對安全行為測量所采用的自陳法存在偏差較大的問題，通過經專門培訓的觀察員對實際的安全行為進行觀察，能夠更加客觀地反映實際情況，因此越來越受到學者的關注。對安全行為的分析主要基于行為安全理論（BehaviorBasedSafety，BBS）和計劃行為理論（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基于BBS管理方法，設計BBS在建設項目中的實施流程，可以測量并提高安全行為。該程序一個重要特性在于其輸出的數學性質，根據BBS程序給出的安全行為分數，可以對現場的安全行為狀況有一個清楚的了解并以此作為基準來改進員工的行為[5]。基于TPB理論，開發不安全行為因果關系模型（CausationModelofUnsafeBehaviors），可以作為因果分析的工具來調查不安全行為的產生原因，特別是管理因素方面的原因。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建設項目中應用因果關系模型進行因果分析，有助于BBS程序在建設項目中的實施并獲得持續性的安全行為提高效果[2]。
3.3安全管理系統
安全管理系統提供了一個對安全表現進行計劃、實施、監督、審查的系統過程，以此評價安全文化模型中的環境因素。一個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系統一般包括安全政策及其目標、安全標準及其目標、工作計劃和組織、應用和一般性操作實踐、監測、反饋和審核、糾正措施、再次審查以及持續改進[5]。在此系統中，包括所有用于現場操作安全管理的政策、目標、角色、責任、崗位職責、規范、標準、交流、過程、步驟、工具、數據和文件。并且，可以通過建設工程現場特定的安全計劃對工人的作業環境進行評價，通過安全管理體系對安全文化的環境特征進行審查。
4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的關系
基于對建設工程安全文化內涵的總結和分析，就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和安全管理系統這3個方面，對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的關系的認識與理解，是研究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關鍵，也是學者們亟于解決的問題。近些年，研究學者們已經意識到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有積極的作用。通過構建一個積極的安全氛圍，可以顯著提高員工的安全行為，進而有效降低事故發生率，提高組織的安全績效。目前，學術界對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的關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運用統計學方法論證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作用。很多研究者已經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預測作用，并把安全氛圍稱作是安全行為的“預測器”（Predictor）。例如，Mohamed[10]通過結構方程模型檢驗了施工現場安全氛圍維度和安全工作行為的關系，證實了安全工作行為是安全氛圍的結果。其中，管理層對安全的重視、非懲罰性安全辦法會促進員工間對于安全問題更加自由、開放的溝通，以此形成一個積極的安全氛圍，并進一步提高工人對安全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尋找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產生影響的中介變量。Neal等[13]通過對組織氛圍與個體行為關系的實證研究，得出安全氛圍通過知識和動機這兩個內在變量對員工安全行為的影響作用。此外，他還指出知識更多的是影響安全參與這一行為，而動機更多的是影響安全遵守。然而，目前學術界關于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機理研究較少，這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3）建立安全氛圍評價指標。很多研究者試圖從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的關系出發，研究安全氛圍各個因子之間的權重關系，以此建立安全氛圍的評價指標。對此，一些研究者做出了嘗試[9，10，14]，盡管迄今未成功建立起建筑業的安全氛圍評價指標體系，但是以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關系的研究為出發點，是探索安全氛圍各因子權重系數的一個可行途徑[14]。同時，一些研究也發現，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間的關系不僅僅體現在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作用，反過來，安全行為也會影響到安全氛圍的形成。例如，工人的安全服從行為和參與行為能促進良好的安全氛圍的形成，進而影響個體的安全意識和行為動機[13]。因此，通過對員工在安全行為上進行引導，將有助于提高他們對于安全問題的重視和認識，進而形成一個積極的組織安全氛圍。目前，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了安全行為對安全氛圍的作用，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是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的相互作用。
5結語
（1）在建筑業，積極的安全文化對于減少事故發生率，提高安全績效等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建設工程安全文化的內容包括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和安全管理系統3個要素，安全氛圍反映了主觀的心理因素，安全行為反映了實際的安全工作行為，安全管理系統反映了客觀的環境/情景特征，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共同構成安全文化的范圍。
（2）安全氛圍、安全行為和安全管理系統各有其特定的測量方式。大多數學者對于安全氛圍的測量采用調查的方式，針對管理層的調查以結構化訪談的形式為主，對工人的調查以結構化調查問卷的方式為主；對安全行為的研究可以通過應用BBS和TPB理論，設計具體的BBS流程，結合不安全行為因果關系模型，以此分析不安全行為產生原因中的管理因素，并有助于在建設項目中實現BBS程序對安全行為的測量和提高作用；通過安全管理系統對安全表現進行計劃、實施、監督、審查等系統過程，以此測量建設項目組織的管理環境，并且，通過項目具體現場安全計劃（例如，施工方案）可以測量建設項目工人的作業環境。
（3）通過對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研究的總結和梳理可以發現，學者常用的安全氛圍維度為：管理層的關注、監督和支持、制度和規范、員工的參與、溝通、工作壓力、風險、安全施工的能力8個因素。由此看出，建筑業安全氛圍維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穩定性，探索建筑業共同的安全氛圍維度這一研究方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
（4）目前有很多學者已經證實了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有積極的作用，以安全氛圍和安全行為關系的研究為出發點，是探索安全氛圍各因子權重系數的一個可行途徑，為建立建設工程安全氛圍評價指標體系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方向。但是對于諸如安全氛圍對安全行為的影響機理、安全氛圍與安全行為的相互作用等問題，仍有待于未來進一步研究。
1.直接明晰和間接委婉的表達方法。
舉一個自己參加此次南亞博覽會的經歷為例：在今年的南亞博覽會中，我為一位美國商人做翻譯。由于連續幾天的高強度勞動，在工作的最后兩天有些體力不支，因此，想向老板說明放棄這份工作。由于深受高語境文化的影響，就尋理由，委婉的表達自己的想法。我的申請理由是身體不舒服。當老板得知我不舒服，非常惶恐，竟然拿藥給我，以至于自己的真實想法根本沒有可表達的機會，所以，此次交流以失敗告終。同樣是告假，在同是高語境文化的兩個人交流就相對容易很多。一次，學院召開學術會議，恰逢有事，不得不向導師請假。剛剛向老師詢問這次會議重要與否，老師馬上回答：“有事是吧？有事就去忙吧，沒關系。”不費吹灰之力，還沒完全表達自己的想法，此次請假成功。由于我和老師都屬于高語境文化的中國人，熟悉這種為了避免尷尬，而把自己的真實想法隱蔽迂回，隱晦表達的交際方式，即使沒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老師也明白。而南博會的老板屬于低語境文化的人，自己沒有直截了當的把真實想法告訴他，所以造成溝通困難。
2.人際關系的側重點。
屬于高語境文化的中國文化在交際過程中非常重視維護和諧的人際關系和差序格局的倫理規范，而屬于低語境文化的美國文化則重視個體的表現和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交流。由于這種不同的群己關系，中國文化中的交際是以他人為取向，而美國文化里的交際是以自主為取向的。由于價值觀與交際是支配和反映的關系，價值觀就決定了人們如何進行交際；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兩種文化對待人際關系側重點的不同上。舉一個身邊的例子，和朋友一行到一相對高檔的餐館吃飯，服務員對我們的服務態度不冷不淡，但是，對鄰桌的客人卻十分熱情。從鄰桌客人的著裝來看，像是經商的老板，而我們的穿著打扮學生氣十足。服務員根據服務對方的身份、地位采取相應的交際策略，甚至改變服務態度。在高語境文化的中國，這種行為稱之為“看人下菜碟”。而一個在美國讀書的朋友告訴我，在美國即使是校長也要和他們一起排隊，首先因為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人際關系不具有特殊性。其次，如果對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態度，就會違背公平、平等的個人價值觀。而且，他還在排隊時，通過隨意的交談認識了一些朋友。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這是由于高語境文化交際中對待交際群體內與群體外成員之間常有明顯的區別，這種差別在低語境文化中卻不太明顯。在高語境文化的國家里，人際關系內外有別，常常聽到周圍的人說到，“某某是我們這一圈的人”，“我們幾個玩得好”，諸如此類的話。這體現了成員內部的某種親密程度，對“圈”外的人會相對冷淡。提到朋友，我又發現，現在許多的朋友都是“朋友的朋友”發展而來的，換舊話說，就是一個朋友為中介，他或是她把本屬于他們群體內的人介紹給自己。由于中介都屬于雙方群體內的成員，大家彼此熟悉了解，雙方自然不會拒絕中介的介紹，因此新的關系就可以建立。再舉一個現如今比較流行的例子：“相親”，其形式就像剛才所說的朋友中介一樣，只是將要建立關系的雙方交友的目的不同。不得不承認的是，在當今經濟文化發展迅猛的時代，相親越來越成為青年男女建立戀愛關系的有效模式。而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雖然他們也會有這種“中介”模式，但由于價值觀的不同，低語境文化交際者只用職業性中介人來處理特定的問題，在歐美電影中最常見的“中介”便是律師、法官等等這些屬于調節當事雙方，不帶有主觀色彩的第三者，他們視交流雙方為平等，獨立的個體。這是與高語境文化國家本質上的不同點。
3.對于規則的依賴程度。
從這一點來看，高語境文化國家的人與低語境文化國家的人對于規則的依賴度也不同，比方說，基于對朋友的信任和面子問題，朋友借錢，高語境文化交際者很少有寫借條的習慣，他們考慮更多的是雙方的關系。而在低語境文化的國家里，有許多準們的法律用語、合同用語，凡事都要按照合同依法辦理，即使是朋友間也要寫欠條。從這一側面也可以看出，他們對規則的依賴程度要明顯高于高語境文化國家
二、高低語境文化的特點在翻譯中的作用
一、東北老工業地區文化轉型存在的問題
東北老工業基地大多數基礎設施是在“一五”計劃時期形成的，蘊含其中的文化底蘊、思維方法及活動方式類似于當時的農業社會的文化模式，即經驗主義文化模式。建立初期我國實行的又是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仍然按照傳統文化的模式構建。雖然曾經歷過幾番改造，仍無法徹底消除傳統體制弊端的影響，也無法從原則上改變傳統發展模式。因此，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實際上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轉型，而文化轉型能否順利完成，直接影響東北人民的命運和未來。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文化轉型是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以工業文明為主導的文化精神逐漸傳入了我國。工業文明的兩種文化精神——人本精神和科技精神如果能夠和諧發展，就能促進現代工業文明的進步。但自從20世紀以來，二者之間發生了沖突，并且在當今社會出現了種種弊端。西方以工業文明為主導的文化模式就是在陷入嚴重危機的情況下進入我國的。與此同時，東北老工業地區的文化是典型的移民文化，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的政策才導致大量山東、河北移民涌入這一地區。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再加上網絡的迅速蔓延，加速了這幾種文化精神的相互碰撞，正是這一系列的文化精神的沖突下，使生活在東北地區的人們時時會感到困惑和迷茫。
二、東北老工業地區文化轉型的路徑和對策建議
近幾年我國政府提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而東北地區的文化轉型主要在于思維觀念的轉變。因此，要利用市場經濟的規則來經營本土文化，而不是僵化固守地去搞歷史的傳承。今后應更加注重挖掘東北地區的文化資源，著力文化創新，開拓文化產業的發展之路。通過文化的重新建構，催生新的文化形態，這是東北老工業地區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長久之計。本土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在不斷創新中保持和鞏固自己的過程。文化創新既要克服不符合時代精神的東西，又要賦予其適應社會發展的嶄新內容。根據東北老工業地區現有基礎和對未來經濟發展趨勢的判斷，在產業發展的具體規劃中應在高新技術產業、現代工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多元產業和創新型企業等領域重點加以考慮，使本地區有限的人力、物力及產業政策等資源有明確的投入目標。發展黑龍江地區現代化的同時，還需要教育的振興，否則經濟的振興就會成為失去賴以實現的基礎。加快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和改造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項重大戰略決策，因此，我們在關注經濟發展、政治文明的同時，也要充分重視區域文化建設。毫無疑問，文化是經濟振興的靈魂，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為了推動東北老工業地區文化的順利轉型，我們必須客觀分析這一地區文化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從而加強對當前東北老工業地區文化的研究和建構，為實現東北地區文化的順利轉型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貢獻力量。
作者：韓笑 王炳晨 單位:黑龍江中醫藥大學 哈爾濱遠東理工學院
對于多數青年學者而言，要實現這個跨越并非易事，它不僅需要有跳出音樂小文化圈進入國家歷史大文化的宏觀學術視野，更要有扎實的文獻功底和不畏艱苦深入實地考察的學術勇氣。項先生呈現給我們的，其實就是歷史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由此產生的學術意義異常深遠。
首先，它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客觀地看待歷史或當下的各種音樂事像，去表面化和片面化，避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在專著《山西樂戶研究》中，項先生給學界提供了一種在宏觀把握下的微觀研究，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的研究，跨學科研究與集體性協同攻關研究等幾種方法相聯合的研究模式。這些全新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更加有效的途徑，給后學以較大的開示。樂籍制度肇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體，歷時一千數百年，其間必然形成體系化，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影響也必然是深遠的。但遺憾的是，以往乃至當代的史家對其的研究少之又少。《山西樂戶研究》通過對樂戶的源流、歷史分布、組織形式和文化形態、音樂文化特征以及樂戶對音樂文化傳統的貢獻等幾個方面的考證，揭示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在大一統的封建樂籍制度背景下有序傳承的歷史脈絡。作者找到了這種制度化傳承的有效方式——輪值輪訓制，并對它進行了詳細的闡述。[2]而作者的獨到之處就在于綜合運用了社會學、民族音樂學、民俗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進行全方位的解讀與剖析。
項先生曾多次在各種學術場合倡導，要高度重視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傳承中這種嚴密的制度化的傳播方式。我們過去想當然地認為民間音樂是由勞動人民世世代代口傳心授傳承下來的，并且這種方式是自然的、無序的。其實不然，一千數百年的樂籍制度所形成的固定的傳承方式，例如宮廷教坊、府縣教坊、府州散樂、衙前樂營等等，才是我國傳統音樂傳承之主脈。這種傳承方式在清雍正元年被官方瓦解后，并沒有真正消失，又被民間音樂悄然接衍，在民間音樂文化中存活。因此，樂籍制度下的傳統音樂文化傳承，好比浩瀚無際的民間音樂大海深處一股宏大的“暗流”。[3]
沿著這一理念，項先生繼續深鑿下去，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成果。大量的研究論文，如《輪值輪訓制——中國傳統音樂主脈傳承之所在》（《中國音樂學》2001年第2期第11-20頁）、《論制度與傳統音樂文化的關系——兼論中國古代音樂史的研究》（《音樂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29頁）、《北周滅佛‘后遺癥’——再論音聲供養與音聲法事的合一》（《文藝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2-83頁）、《從<朝天子>管窺禮樂傳統的一致性存在》（《中國音樂》2008年第1期第33-42頁）、《關注明代王府的音樂文化》（《音樂研究》2008年第2期第40-52頁)、《傳統音樂的個案調查與宏觀把握——關于‘歷史的民族音樂學’》（《中國音樂》2008年第4期第1-7頁）、《小祀樂用教坊——明代吉禮用樂新類型（上、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第25-35頁、第4期第55-76頁）等等，都屬于這方面的研究。然而，縱觀整個音樂學界，對于樂籍制度與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的研究仍剛剛起步，有待于更多學者參與進來，做更深入、系統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我們科學把握音樂小文化與中國傳統大文化之間相輔相成的血肉聯系，避免割裂事物的內在邏輯而孤立地看問題。例如，在中國傳統禮樂文化的研究中，既往的音樂史學家們往往多注重“樂”之形態——音樂本體，而忽略樂與禮之間的對應關系和功能作用。回過頭來，文史學者在談及傳統禮樂文化時又往往只關注“禮”的含義與范疇，而對于與“禮”相輔相成、相須為用的“樂”卻淺嘗輒止或干脆避而不談。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雙方學者的知識背景使然，還有一個深層次的緣由就是學者們的專業本位觀的影響。基于此，項先生提出一種從“制度、樂人與音樂本體相結合”的新的研究視角,使人們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和理解。
“以樂觀禮”，就是在這種學術理念下導引出來的次生概念。項先生認為，必須將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國家禮制（三禮五禮）與樂的對應、演化與等級關系搞清楚，研究才有意義。只有將國家典章制度下的禮樂樂隊組合、不同場合與不同禮制的關系搞清楚，才能夠真正理解禮樂文化的功能性內涵；只有將雅與俗、雅樂與禮樂的關系加以辨析，并明確各類禮樂的使用范圍，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地把禮樂籠統論之。
“以樂觀禮”，只有對禮中用樂的等級觀念有深層把握，明了同一種禮制，哪些等級能夠用樂？明了禮制本身的差異性，才能夠看清楚樂之于禮的嚴肅性和豐富性；只有對國家禮樂如何轉化為民間禮俗用樂的過程作出梳理，并對當下民間禮俗如何承載、接衍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禮樂作出合理判斷，才能夠對當下全國各地廣泛存在的傳統用樂形式、不同樂隊組合的內在聯系以及相當數量樂曲的屬性作出合理的解釋。對歷史上國家禮樂承載群體的整體把握是認知“以樂觀禮”的關鍵之一，南北朝以降樂籍制度的存在對于國家禮樂實施的作用是絕對不可以忽略的。對上述問題均需鉤沉稽微、一一廓清，否則，這種論禮樂而混沌的狀況將永遠無法得到徹底的改觀。[4]
換言之，只有對封建禮制的功能與本質，禮與樂對應的內在意涵和互文關系[5]有正確的把握，才有可能建立起普遍聯系的理念，全面客觀地認知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真面目，才能避免孤立地看待傳統音樂文化事像中的某一個案和音樂品種。
此外，在論及古代禮樂制度與各音樂形態的意涵與互通方面，項先生論述頗多，如《當下傳統音樂與民間禮俗的依附與共生現象》（《音樂研究》2005年第4期第5-11頁）、《禮樂•雅樂•鼓吹樂之辨析》（《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3-12頁）、《中國音樂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第3-10頁）、《以<太常續考>為個案的吉禮雅樂解讀》（《黃鐘》2010年第3期第99-112頁）等，皆屬于這一學術論域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學術成果。
再次，有利于拓寬本學科的研究領域，夯實本學科的研究基礎，推動本學科的健康發展。一門學科欲獲得全面發展，需要有一個艱難的歷時性過程，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學者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期間肯定會面臨新舊觀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抉擇與揚棄。音樂學學科的發展，必須引入他學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論，以更新和壯大自己的學術生命。
以音樂史學為例，楊蔭瀏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稿》距今已逾半個多世紀了，近三十年來，我國音樂史學界無論在研究理念還是具體的方法論上都實現了根本性的更新，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但是，問題隨之而來：當“傳統遭遇現代”，當原有的研究結論與新生的研究理念和成果PK，當傳統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已經無法把握愈來愈多的學術事像，無法對新生的學術難題[6]作出合理的闡釋時，我們該如何抉擇？正如項先生在《由音樂歷史分期引發的相關思考》一文（《音樂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8頁）中指出的那樣，音樂史學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多學科視角的理念增強，從而導致了對本學科發展的重新審視，特別是考古學、文獻學、地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對音樂史學發展的貢獻尤甚。接著，作者談到關于“重寫音樂史”的話題，認為既有的音樂史學論域只是將音樂作為審美、欣賞的意義，而弱化了中國歷史上音樂既有的社會功能性和實用功能性的豐富內涵。如此則很難反映中國音樂在歷史語境下的整體樣貌，諸如音樂的存在方式、國家禮樂的上下貫通、民間對于國家禮制中吉禮理念與國家禮樂中禮儀用樂的重新組合與拼裝、在“為神奏樂”理念下相當古老的音樂形態可能近乎原樣承繼于當下。項先生建議從社會整體把握的視角，以國家禮制下的多功能性用樂為主線寫出一部中國音樂文化史——國家樂籍制度背景下的封建禮樂文化史。認為對樂籍制度和制度下群體承載的探研，應該成為一個相對長歷史時期音樂史學把握的重點。
在此理念下，才能夠認知傳統社會中主導層面制度下創樂和用樂的整體一致性和體系化，繼而看到在這種一致性前提下所具有的動態延展性和差異性。項先生指出，目前這項工作已經展開，并呼吁廣大有志之士“群起而攻之”。
論文摘要:國內學界對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話理論、復調小說與狂歡詩學。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成為大眾文化研究的熱門話題。從理論發生學角度看,狂歡化理論并不能直接挪用為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話語資源。因而,理清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合理關系,并且以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現象為現實觀照去發掘巴赫金狂歡化理論對大眾文化研究的啟示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爾·巴赫金的思想足跡涉及哲學、語言學、詩學、符號學、美學和文化歷史學等諸多領域。學界對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話理論、復調小說和狂歡詩學。二十世紀中后期,源起于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思潮興起,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成為約翰·多克、費斯克等大眾文化研究學者廣為引證、剖析的理論資源,鮑爾德溫等人主編的《文化研究導論》一書也將巴赫金列為最具影響力的文化理論家之一。川(P202)
巴赫金研究在當前中國學界炙手可熱,爭論頗多,呈現出眾聲喧嘩、雜語共生的態勢。就其狂歡化理論而言,學者們聚焦于狂歡理論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話”展開對話與爭鳴;①同時,對于狂歡化理論能否被挪用為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研究的理論話語資源,觀點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論架構的龐雜和未完成性,其在傳播與接受中存在種種誤讀,本文在文化研究視閡中考察狂歡化理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合理關系。
一、狂歡化理論與民間文化
巴赫金從民間文化的歷史源頭出發,以歌德《意大利游記》中對1788年羅馬狂歡節的描述為史料,結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拉伯雷的創作實踐,提出了自己的狂歡化理論。狂歡節、狂歡式與狂歡化是狂歡化理論的三個核心范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歡化的重要概念。狂歡化淵源于狂歡節,而狂歡節的源頭則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農神節和民間儀式,它盛行于古希臘、羅馬并延續至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節慶、儀式和慶典活動。“國王加冕和脫冕儀式的基礎,是狂歡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這個核心便是交替與變更的精神、死亡與新生的精神。狂歡節是毀壞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時代才有的節日。r(P163)狂歡式意指一切狂歡節式的慶賀、儀禮、形式的總和,它是一種沒有舞臺,不分演員和觀眾的游藝。巴赫金分析了狂歡式的四個范疇:1.等級制取消,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自由、率真、隨意而親昵的新型關系,人們的行為、姿態、語言都從階級、年齡和貧富差異中解脫;2一種插科打渾式的情景喜劇;3.俯就,一切被狂歡體以外的等級世界觀所禁錮、分割、棄絕的東西又重新結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對立重新訂立盟約;4.粗鄙,一種讀神式的、降格的與肉體下部相連的摹仿與譏諷。以上四個范疇不是關于平等與自由的抽象言說,而是通過生活形式加以體驗的具體感性的游藝儀式的“思想”。當狂歡式轉化為文學的語言時,就是所謂的狂歡化。
關鍵詞：改寫 意識形態 詩學
一、翻譯研究的學科發展
20 世紀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譯理論界主要采取文藝學和語言學兩種研究模式，前者視翻譯為藝術，強調譯作的文學價值，后者視翻譯為科學，把翻譯理論和語義、語法作用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從語言的使用技巧上論述翻譯。兩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譯文進行文本對照。70 年代以后，翻譯的理論研究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重文化對翻譯的影響。他們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文化語境中去審視，認為翻譯是譯入語社會中一個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從文化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有著明顯的優勢，研究者借用各種當代文化理論去考察、剖析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入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從而展現出翻譯研究的巨大空間和發展前景。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翻譯研究學派”。
1972 年，客居荷蘭的美國學者holmes 發表了重要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首次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概念，他認為翻譯研究應當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holmes 也成為翻譯研究學派的奠基人。翻譯研究在20 世紀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發展。我們從維也納大學教授、知名學者snell-hornby 的論述中能看出其發展軌跡。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譯研究無疑是屬于未來的學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譯研究——綜合法》修訂版的前言中已經把翻譯研究稱為一門發展速度驚人的獨立學科了。
很多學者為翻譯研究后來的發展做出了貢獻，lefevere 就是翻譯研究學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寫理論對翻譯的文化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改寫理論
改寫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認為翻譯、編史、選集、批評、編輯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寫，它們都從某種程度上對原文進行了改變和操控，其中翻譯是最為明顯、最有影響的改寫，因為它在另一種文化中樹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讓他們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譯是對原文的改寫，而所有的改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體現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也同樣對文學進行操控讓它在某個社會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這本書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寫同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關系，翻譯作為最明顯的改寫形式也要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限制。
（一）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有廣泛的意義，是一個關于社會文化的概念。當我們談論意識形態的時候，可能會涉及到政治經濟情況、民族的文化導向甚至某個社會的文學體系。意識形態在翻譯中起著重要作用，決定了譯者將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書《文學翻譯：比較文學背景下的理論與實踐》中，明確指出譯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譯作同目標文化中人們接受的行為標準，也就是這種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不沖突，那譯者的目的就容易達到。翻譯過程中最為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限制來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會或者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必須做出決定選擇哪些類型的文本以及翻譯的策略。
（二）詩學
詩學包括兩部分，一方面指文學手段、文學樣式、主題、原形人物、情節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學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觀念，即在社會體系中，文學起什么作用，或應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詩學會相互沖突，目的語文化中處于主導地位的詩學必然會影響到譯者的翻譯，所以為了達到某種詩學要求，譯者必須做出讓步，因為一種文化中人們廣泛認可的詩學可能在另一種文化中并不受歡迎，這時候就需要譯者采取有效的翻譯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語文化中的敘事方式或者改變原作的結構等等。
改寫理論有著很強的適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對照的研究方法，而更關注翻譯的“成品”，為研究文學翻譯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語言學研究表明，語言學研究分為廣義語言學能和狹義語言學能。具體來說，狹義語言學能僅含遞歸特征，構成了人類語言獨特的語言學能；廣義語言學能包括感覺運動系統、概念意念系統，以及遞歸運算機制三個方面的內容。由此看來，廣義語言學能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更為全面地解釋來自語言之外的進化動因的可能。它表明，語言學研究只有以跨學科比較的視野，通過與生物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聯袂，才有可能產生新的語言學理論，進而找出形成語言學能配置的進化推力。理論語言學的新發展，促使外語學科拓寬研究視野和范圍，進一步加強跨學科研究，擺脫傳統研究范式的羈絆。從廣義語言學能的視角出發，著重考察社會文化語境、學習策略等因素對語言學習者寫作行為的影響，加強二語寫作過程中非智力因素的研究，已成為探索外語學科發展的另一條成功之路，于是社會文化理論應運而生。社會文化理論是由蘇聯著名心理學家維果茨基首先提出的。他認為，意識的社會維度是根本的、第一性的，而意識的個人維度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我們不是直接受到刺激反應的控制，而是依賴工具、符號來調節與他人、自我的關系。該理論提出的相關概念有社會中介、內化、最近發展區以及支架等，其中“中介”一詞是該理論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和掌握社會文化理論的關鍵所在。所謂“中介”，是指人“調節物質世界或個人世界與彼此的社會和心智活動”的過程［5］。中介的作用可以通過工具和符號兩種途徑來實現。借助工具，我們可以控制和調節外在行為；而語言符號的使用，可以幫助我們調節內在意識。工具和符號是長期以來由不斷積累的特定文化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又可以稱其為文化制品。通過使用工具和語言，我們在人類和世界之間建立一種間接的中介關系。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語言具有社會屬性，語言學習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它把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語言學習者通過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借助語言符號的中介作用不斷重構自己的心理結構。由此看來，語言學習過程就是連接社會語言和心理語言的支架，學習者則是在復雜的社會認知任務中的積極參與者。具體來講，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二語寫作習得過程，就是一個中介過程，二語寫作學習者運用中介資源在社會互動中學習寫作。
二、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范式轉變
20世紀70年代以前，二語寫作僅僅被視為語言教學問題，教師關注的是寫作的成品，強調語法的正確性、詞匯拼寫的準確性、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二語寫作學習者主要是通過記憶和模仿等學習策略來提高寫作成績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認知理論的興起，人們開始從認知的視角審視二語寫作———寫作是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包括寫前計劃、草稿、修改、審校等。這一范式的轉換標志著從關注寫作成品到關注寫作者的個體認知行為的重大轉變。在認知理論框架下，寫作被視為一個“非線性的探索和生成過程，作者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發現并修正自己的觀點”［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規劃、翻譯、審查、監控、生成思路、組織、目標設定、評估、修改等［9］。然而，認知范式對于理解語境顯得太狹隘，它忽視了對社會、歷史、政治的語境的關照。于是一些學者建議在認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認為學習策略的使用應該是認知與語境相互作用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受社會文化理論的影響，學者們開始質疑多年來占主導地位的認知理論。社會文化派學者認為，語言認知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維所具備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種社會能力。換言之，語言認知來源于我們所經歷的社會、文化和歷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學習（包括語言學習）是我們從環境所提供的體驗中去提煉知識的過程，而這種體驗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在二語寫作學習中，學習者與環境、他人以及特定時間進行交互，而這種交互又是通過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語言）來實現的。近年來，在社會文化理論的指導下，學者們開始把寫作視為社會行為、文化行為，強調語言習得過程的環境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凸顯認知與社會文化環境的辯證關系，在這一雙向互動的過程中，離不開中介工具的支撐和協助。具體來講，語言學習是個中介過程。針對二語寫作策略來說，學習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資源，加速語言知識和技能的內化過程，進而提高二語寫作的產出能力。
三、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
迄今為止，從社會文化理論視角探討中國大學生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研究明顯不足，而且，現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寫作學習者，特別是善學者使用了哪些學習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語寫作善學者在英語寫作活動中使用了中介手段來完成寫作交際活動，這些中介資源包括文化中介、規則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從社會文化理論角度解讀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和在目標語環境下使用學習策略的差異，進一步證實學習環境對學習者語言習得的重要性［15］。Liu也認為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使用的學習策略與在目標語環境下學習策略的使用有明顯差異，學習者更多地使用社會策略，而較少使用記憶策略和補償策略［16］。從這些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學習者學習策略的運用與具體的社會環境、歷史環境以及文化環境密切相關［17］。學習策略對于寫作能力的提高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寫作研究從認知到社會文化理論的范式轉變，研究的重點已從認知轉到了語境。然而，目前有關社會文化理論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研究大多屬于理論層面探討，如何應用社會文化理論在大學英語寫作教學中進一步指導和培養學生的寫作策略還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鑒于此，寫作教師要善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寫作問題和不足之處，有針對性地提供寫作訓練，并對學生進行寫作策略指導，全面提高其二語寫作能力和水平。
（一）環境中介策略傳統的以認知理論為導向的二語寫作，只關注寫作過程和應試技巧；而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二語寫作強調社會和文化語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會、文化語境，對于學生深刻理解寫作的本質以及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和寫作能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學生在外語課堂中進行的二語寫作，缺少真實的寫作語境和大量的寫作實踐機會。作為一線二語寫作教師，我們應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指導，整合課內外環境中介資源，對二語寫作學習者的學習過程、學習策略、社會文化環境等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指導，創設有利于二語寫作能力提高的學習環境，為進一步提升英語寫作教學提供理論支撐和教學原則。課內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是指多種多樣的寫作活動的組織和安排。教師可以嘗試“說寫互動”模式，例如在寫前活動中，教師可以組織學生進行全班或小組討論。Weissberg認為，課堂討論不僅有助于母語寫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語寫作者挖掘寫作主題，進行文字編碼，并進一步意識到寫作過程的方方面面［18］。顯而易見，討論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生在討論中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拓寬視野，理清思路。這種以討論帶寫作的寫前交互活動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克服寫前障礙，提高學生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也為后續的寫作過程奠定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譯寫結合”也是值得嘗試的課堂活動模式，可以采用與漢英翻譯有關的互動方式，將寫作課與漢英翻譯課相融合。例如，在賞析名言警句或是經典段落時，可以引導學生先進行英漢翻譯，讓學生體會英漢語言的各自表達方式、特點以及差異。同時，教師還可以在講授英語句子合并技巧時與學生進行漢英句子翻譯的教學互動。課外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主要是指對網絡資源的有效利用。根據寫作話題，教師要求學生課外搜集相關寫作素材。學生通過多聽英文材料（例如英語新聞、英語辯論、英語演講、英文電影、英語訪談等）知曉國內外大事、熱點問題，了解不同的聲音和看法，同時也強化了學生的語感，增加語言知識的積累，為寫作儲備必要的素材。另外，學生通過閱讀英文報刊、英文原著，不僅可以接觸到原汁原味的英語表達方式，熟悉英文的寫作結構、上下文的呼應、內容的連貫等，還可以學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總而言之，充分挖掘這些課內外的環境中介資源，為學生提供生態化二語寫作學習環境，讓學生的寫作學習與社會文化語境相結合，將聽、說、讀、譯與寫作形成良性互動，不僅有利于英語寫作教學，更有益于學生形成有效的英語寫作策略，實現寫作教學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Lantolf把有關二語習得是一個中介過程的研究分成三類，即社會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個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制品。1．母語中介策略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鑒于教師和學生都是雙語者，他們在交流互動中可以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具體選擇哪種語言取決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語學習活動中，學習者可以通過有意識地使用母語進行自我調控，不應該極力避免使用母語，而是應該把母語作為學好二語的一種策略，尤其是在二語發展初期，學習者還很難運用二語進行高級認知活動，此時，可用母語來協助學習者規范高級認知過程，提升其二語表達能力。鑒于母語在二語學習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體的二語寫作學習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學習策略。例如，在預寫階段，從選題、構思的角度來看，漢語來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別是學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見時，使用漢語明顯比英語更順暢，更易于表達觀點，使其更加專注于寫作內容本身，避免英語表達上的困難和障礙。同時，在反饋階段，可以適度發揮母語的中介作用。作為反饋過程中的一種中介策略，母語能夠起到促進溝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務過程等作用，而且母語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反饋的意義和價值，促進語言習得。因此，母語有助于排除語言障礙，拉近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距離，便于教師和學生的交流，使學生更專注于寫作文本本身，從而減輕學生的認知負擔。由此可見，只要學習者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也能使母語在二語習得中發揮積極作用。2．網絡、圖書館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語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網絡、圖書館以及電子詞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資源，特別是在英語寫作中它們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資源。Lei關于學生英語寫作中介策略使用情況的研究發現，善學者在英語寫作實踐過程中頻繁使用網絡資源和電子詞典，并達到了預期的寫作目標。給予我們的啟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這些中介資源，提高學生在應對不同寫作任務時采取適當的寫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們順利地完成寫作任務，進而達到交際的目的。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生英語寫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資源又可稱為支架，它分為兩種，一種是同伴或教師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種是工具式支架（如圖書館電子資源、在線語料庫、在線詞典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寫作教學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學習資源。教師應鼓勵學生充分利用這些工具資源，整合多維度、多視角的寫作資源，拓寬寫作思路和視野，提高語言表達的準確度和得體性。與此同時，可以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寫作水平，建立模擬的寫作訓練庫。寫作訓練庫包括選題的規范、寫作提綱的撰寫、段落的銜接、詞匯的選擇等。寫作訓練庫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而且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語料庫可以提供真實語言運用的典型實例，促使學生真正掌握詞語的用法以及搭配語境等諸方面的系統知識，并在實際運用中提高交際能力。學生還可以利用現存的網絡語料庫和美國英語語料庫進行寫作訓練。顧紀鑫等提議可以模仿國外的做法，建立網上寫作實驗室或網上寫作中心，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更多練習和指導寫作的途徑。總而言之，教師在寫作學習中介的設計和運用中，要充分發揮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務于學生的英語寫作學習，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意識和寫作能力。
（三）共同體中介策略目前，對學習共同體的界定主要是從群體關系、社會組織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會協商的方法建構知識的團體都可稱為“學習共同體”，也可稱為“學習者共同體”［22］。在寫作活動中，當學習小組或班級通過寫作學習活動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寫作學習的習慣，共同完成寫作學習目標的時候，“寫作學習共同體”隨即產生。寫作共同體的成員相互依賴，協作完成寫作任務，實現共同寫作目標。在進行寫作活動時，學習者不僅要完成自己的寫作任務，還要幫助完成小組的寫作任務。在共同體中，成員之間形成相互影響、互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際關系，最終促進所有成員的共同成長。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二語寫作不僅是個體的學習行為，而且是一種集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在這一共同體的活動中，寫作者在與教師、同伴的循環交互中不斷修改和完善寫作文本，提高寫作文本的質量和二語寫作水平。教師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腳手架”的幫助，對學生的寫作過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導。對于二語寫作學習來說，學生在完全真實的環境下學習寫作往往是不現實的，這就要求教師必須通過提供設計恰當的支架，為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具體的支持和幫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評價工具。評價工具包括評分規則、寫作檔案袋、評估表等，教師要關注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應該根據具體的寫作學習需求設計評價工具，并適時提供給學生，目的是讓學生了解評價標準，規范自己的寫作行為，調整自己的寫作學習過程，為自己的寫作學習承擔責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體現在同伴反饋過程之中。研究發現，同伴反饋有利于培養學生寫作時的讀者意識，訓練學習者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促進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學習能力、社會交互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意義協商以及多樣化寫作策略和技能的訓練等［23］。學生的寫作檔案袋是學習共同體中介策略的集中體現。學生寫作檔案袋通常是以一個文件夾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學生具有代表性的寫作作品和反思報告。它可以真實客觀地記錄學生的學習寫作的過程，展示每一位學生在學習寫作過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進步。寫作檔案袋的評價由學生本人、同伴、教師共同參與。同伴互評模式既可以減輕教師的評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評判能力，增強學生對自己和他人學習的責任感，使學生獲得有價值的反饋，進而改進寫作教學。師生面對面交流是關鍵一步，教師檢查學生自評、同伴互評結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對學生取得的進步適時提出表揚和鼓勵，同時指出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通過師生面對面的交流，讓學生分析自己的寫作過程與現狀，看到自己的進步和不足，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同時也幫助教師了解教學狀況，及時調整教學計劃，確定新的教學目標。
（四）規則中介策略規則中介策略包含修辭中介、評價標準中介以及時間中介等策略。修辭中介策略涉及從選詞、造句到謀篇等的策略，這些策略的習得主要是依靠教師的中介作用并在不斷的寫作實踐過程中內化完成的。以議論文為例，首先，學生應了解和掌握議論文的總體框架結構———論點、論據、結論，以及使用推理或演繹的方法謀篇成文。其次，在選詞方面，名詞的選用要明顯多于動詞，而且需要采用正式文體，避免口語化的詞匯。另外，在句子層面，復雜句的使用要遠遠超過簡單句，而且要使用適當的銜接手段，確保思想表達的邏輯性和流暢性。評價標準中介指的是如何使用統一的標準來評價一個好的文本。以“Whatisgoodwriting”為例，好的文本包括四個基本要素，統稱為4C，即簡潔（Con－cise）、可信（Credible）、清晰（Clear）、正確（Correct）。第一個C指的是論點明確，語言表達簡潔，文中的每一句話、每個細節都能支撐論點；第二個C意味著寫作者能夠提供足夠的論據，不能是空話、大話連篇，沒有實際內容；第三個C要求寫作者使用適當的銜接手段以達到語篇連貫流暢的效果；最后一個C要求文本格式正確，拼寫及標點符號準確，語法及詞匯使用準確無誤。總的來說，4C評價標準涵蓋了英語作文的基本要素———思想和內容、組織形式、選詞成句、寫作規范等。4C評分規則將籠統寬泛的作文評價變成了可以量化的科學指標，使本來屬于內在心理活動和隱性技能的寫作過程外顯化、程序化、策略化。
在中國主動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中，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
其一，中國原創性的思想資源中，雖然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在個人修行、國家治理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原則，但是卻未能成功地提供適合社會發展最優化模式的探索方式和選擇方式；因而也沒有提供個人在社會公共領域中形成行為規范的制度文化傳統，這一知識體系在近生的內部瓦解是不難理解的。“所以，就秩序失去了其知識根基，因此也失去了知識的內聚性。理解中國的重要知識點，乃是中國有史以來是如何保持不變的”。其二，西方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管理、分配和藝術等形式，是其歷史階段中由其制度文化選擇的使然。然而，普遍性的渴望使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將其特殊性作為普適性和客觀性的認知結構加以復制時，現代性的單一性與多元性就內在地呈現在新的文化地理版圖之中了。而中國在遭遇全球化問題時，其政治身份、社會運行方式和價值訴求就成為了一種互為關聯的結構。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所呈現出的各種問題亦是其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特殊性的使然。中國在其現代化過程中也出現了某些西方社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類似的社會狀況和思想變化，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由此成為中國學界反復界定和思考的問題。
一般的理解是“‘現代化’過程就是指商品化、城市化、官僚機構化和理性化的過程，這些過程共同構成了‘現代世界’‘現代性’通過新的技術、新的運輸方式和交往方式、產品的分配和消費形式、現代藝術和意識形態而散布到日常生活中去”。由于“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興起，包含著一種將價值、利益和意義領域里的特殊性作為客觀歷史領域里的普遍性強加他人的過程。”因而在思想與人文學術領域，中國學界的研究亦出現了變化，并且這種變化與西學再一次以文化研究為重點展開。實際上中國自二十世紀伊始，其人文學術發展史就是某種與西學框架的關系史。
因此，現代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總體框架中的現代性的區域問題研究。對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為代表的文化區域而言，現代性就必然包含自身的傳統與外部資源、西方現代性與自身現代性的挪用、借鑒、反思、選擇的過程。“我們把現代性理解為一種反思過程的開始，一個對批判和自我批判某種程度進步的嘗試，一種對知識的渴求。”現代性也絕無單一的現代性，而必然在不同文化區域的選擇過程中呈現出多元現代性的探討。因此，對于中國學界而言，現代性的研究有一個多重的經驗的梳理以及對這種經驗的多重解釋。因而，在中國進入現代進程的努力中，現實存在的文化意義的基礎也就存在著多重的資源選擇和解釋方式。
如前所述，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界一直處在一個與西學框架中的張力關系之中，并以刺激—反應、尋求—消化、改寫—實踐等形式呈現出來。而正是這些方式成為了中國人文學術在承接傳統的過程中，形成了探尋中國現代性的問題中的知識結構。“現代性研究本質上是現代社會及其發展前景內在問題的知識化過程，是人類對于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問題在當下條件中的自覺，是人類對未來社會理性規劃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國的現代性研究，應當在它的歷史向度中表達當代人的批評精神和理論創造。”中國學術范式中原有的重文字符號文本、輕社會文本的傳統正在發生著變化，社會層面的現實問題得到學界空前的關注。從文化的角度思考原有學科和既定的認知框架，從而對相關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在這種新的歷史語境中，人們已經不能僅僅局限在原有的學科邊界規定的范圍內去挖掘那些“不經意”留下的紙質文本或由文字符號構成的文本新意、著力將敘述的歷史視為客觀的記錄以尋求支撐點、在原有的知識譜系中去重復學界業已建立的議題。
20世紀中期源于英國并逐步彌漫到世界其他文化區域的文化研究，以及既有的文化批評所發生的演變，在觀察視角、參照框架和解釋性話語等層面上，可以說是中國在理論和方法論資源上可以從西方借鑒的雙重資源。學術文化內在邏輯使得國內學界對此進行了相當多的譯介，與此同時也以新的文化觀念重新面對原有的學科，以及社會群體中的生存狀態和大眾的觀念表現，由此開展了雙向工作。即一方面對歐美文化理論和文化批評實踐予以高度關注；另一方面，在一種新的視野下，借鑒新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論，對中國新時期以來的社會文化發展現狀和變遷進行不同角度的觀察和分析。
中國學界在這兩個層面上均取得了比較豐厚的成果。可以說這些研究已經覆蓋了中國當今社會總體文化的各個主要側面。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總是呈現出一個動態的發展方式，因而學人也就自然需要不斷地了解觀念形態的發生與相互之間的聯系、需要不斷地重新看待學科領域中的文獻所形成的文化語法的成規以及條件、需要回顧社會歷史中的事件、需要審視社會文本在技術、傳媒和觀念支撐下的持續轉換。在一種歷史的語境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成為了國內學界的焦點之一是學術轉型期的邏輯反映，目前有關的譯著、譯文、論著、刊物和論文還在不斷推出，形成了中國新時期以來學術生產的一大聚集地。上述所列的成果表明，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西學譯介，中國進入新時期以來，學界對西學的譯介依然保持了持久的熱情。如當前的對西方文化理論的引介，我們在學理層面借鑒了延續了西方批判性話語，采納了包括意識形態分析、體制分析、話語分析及文化政策研究方式，如從政府行為、市場、現象的個案入手，掃描研究整體的趨勢。新的資源使得中國人文學術的傳統注入了活力。因為傳統是每一代人對其理解和解釋而不斷生成的。它包含著學人對資源的學理考量，而其學理性包括對自身文化內部結構的清晰度，以及這一結構面對外部張力和擴延的可能對接點，對國際學界在相關領域的發展所保持的特有關注、確切把握和應對方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今天對西學的譯介，其中有一些依然是盲目跟進式的譯介，而缺乏系統、深入的相關性研究。人們對于某一新說的譯介，如文化研究及文化批評理論，其中也有一些并沒有深入到它的文本環境之中，并沒有在整個文化鏈中看到該新說何以能夠呈現、以及該新說所形成的理論點何以成立、又是何以承接的。所以譯介相關的系統研究的欠缺，也就沒有對一些已經譯介并在國內使用多年的詞匯在其發源地的持續擴展有足夠的意識。與此同時，也沒有看到這些新說與中國的社會文化現狀可以發生何種實質性的相關鏈接。而國內學界出現的某種對西方新說點到為止、平面譯介的跟風現象卻一直是不爭的事實。那種對西方理論話語和相關術語稍加譯介就長期延用、自我言說的現象本身在今天已經成為了問題之一。實際上，中國學界每一時期對西方理論的譯介和運用都留存了相當一部分漢語化的詞匯。同樣，我們也可以在上述列舉的國內譯介和研究成果中不難發現，西方學界在文化理論和實踐中所采納的許多詞匯，已經持續、頻繁地進入到國內學界實際的言說當中。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學界的重視。國內學界有相當的論述都大量使用一些舶來的術語或概念，而對這些術語和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卻是在翻譯定型的漢語基礎上進行的，即一些學術產品是在借用或沿用轉換西方詞匯的基礎上進行再生產的。因而對這種舶來詞匯和概念本身的研究即成為研究的前提之一。
一般而言，任何一門現代學科都是一種發展過程中的學科，即處于動態的關系結構之中。每一學科的框架由普通詞匯和特有詞匯構成了其理論話語的陳述方式，并在實際使用中形成一批關鍵詞。這些陳述方式的特有詞匯在其理論框架中有著專門、具體的指涉和相關的參照功能。當人們用該學科所建立的認知圖示和解說系統難以覆蓋新的學科疆界時，就必須對原有的規定性邊界進行重新的劃分，重新看待原有解說系統的有效性，并建立新的解說系統以便進行針對性的分析。而隨著理論的變化，構成理論言說方式的關鍵詞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固有詞匯新的內涵與新的詞匯則會不斷地交替產生、同時又不斷地演化為普通詞匯。這樣一種主要用于解說和言說的詞匯，其產生既可以源自原有詞匯的組合和擴延，如英文詞匯的前后綴等，也可以通過借鑒或翻譯外來詞匯的途徑，使之融入或內化到自身文化的詞匯之中。在當今世界不同文化區域頻繁交往中，某一文化區域的詞匯含義大致有兩種發展方式。其一是在其自身文化發源地產生了詞義擴延和詞匯組合；其二，該詞匯會隨著文化交往和傳播遷移到另一文化區域，隨同物化和精神產品的觀念形態一同旅行，在與新的文化區域中的翻譯、接受、誤讀、理解以及創造性運用中發生聯系，產生出該詞義的外部擴延。于是，某一中心詞匯在不斷地擴延、遷移和回返中，與不同的文化層面的使用產生交互作用，形成新的概念范圍和解說系統。因此，學術領域觀念與解說方式的發生史與某些中心詞匯的演變和互動密不可分。而文化理論關鍵詞研究一直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這方面成果是相當豐厚的，這一點也自然應當成為中國學界在進行文化研究時必須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基礎性研究。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首先避免原來的那種缺乏系統、相關性研究的平面譯介。因為，中國現代性與西學中的關鍵詞漢化過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其中的經驗和教訓是較多的。而從學理層面講，一方面，詞匯以及詞匯所形成的特有概念，并非是一種中性的表述方式，或在不同文化區域中存在著某種詞語理解的共同參照系或理解共同體，語詞的能指和所指并不存在著簡單的等值轉換，而在許多層面上存在著不可通約性。而另一方面，每一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則具有相當的內存空間，其關鍵性、觀念性和概念性的詞匯史就是一個文化包容的歷史。雖然詞語及概念的形成、演變和旅行有著復雜的歷史過程，有著具體的指涉功能，內涵并濃縮著既有的思想，但并不等于中國學術詞匯必須固守在自己的表達系統中對外來詞語作情緒化排斥。于是，正確的態度就是一種基礎性的工作，即對于這些進入到國內學術話語中的有關詞匯及其概念的基本定義、內涵、旅行、擴延和發展，進行認真研究，加以切實的理解和梳理，厘清其指涉對象、范圍和背后的思想軌跡。
由于語言的非等值性或不可平面通約性特征，漢語所呈現的指涉及文化附加值與原文存在著錯位的現象。如果在論說中必須依靠舶來的命名系統，而在具體使用中又預設有一種普遍的指涉共同體或可通約的命名系統，那么，言說的變形則是難以避免的。正如張旭東在指出中國探索現代性的問題中所特別指出的那樣，“現在，中國任何一個現象都只能在別人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解釋，好像離開了別人的命名系統，我們就無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們生活的意義來自別人的定義，對于個人和集體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果中國人獲得‘現代性’的代價只知道‘現代性’而不知道中國，這會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本末倒置。”雖然語言間的非等值性會長期存在，但是對關鍵性的術語和概念始終有一個正本清源的工作，即不清楚它是何物之前的后繼言說，必然導致某種文化的后遺癥。
論文摘要：翻譯研究學派的學者們從文化角度研究翻譯是一個理論上的突破，其代表人物Lefevere 提出了改寫理論，認為翻譯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的操控，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的新視角。
一、翻譯研究的學科發展
20 世紀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譯理論界主要采取文藝學和語言學兩種研究模式，前者視翻譯為藝術，強調譯作的文學價值，后者視翻譯為科學，把翻譯理論和語義、語法作用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從語言的使用技巧上論述翻譯。兩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譯文進行文本對照。70 年代以后，翻譯的理論研究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注重文化對翻譯的影響。他們把翻譯放到一個宏大的文化語境中去審視，認為翻譯是譯入語社會中一個獨特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的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從文化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有著明顯的優勢，研究者借用各種當代文化理論去考察、剖析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入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從而展現出翻譯研究的巨大空間和發展前景。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翻譯研究學派”。
1972 年，客居荷蘭的美國學者Holmes 發表了重要論文《翻譯研究的名與實》，首次提出了“翻譯研究”的概念，他認為翻譯研究應當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Holmes 也成為翻譯研究學派的奠基人。翻譯研究在20 世紀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發展。我們從維也納大學教授、知名學者Snell-Hornby 的論述中能看出其發展軌跡。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譯研究無疑是屬于未來的學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譯研究——綜合法》修訂版的前言中已經把翻譯研究稱為一門發展速度驚人的獨立學科了。
很多學者為翻譯研究后來的發展做出了貢獻，Lefevere 就是翻譯研究學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寫理論對翻譯的文化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改寫理論
改寫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認為翻譯、編史、選集、批評、編輯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寫，它們都從某種程度上對原文進行了改變和操控，其中翻譯是最為明顯、最有影響的改寫，因為它在另一種文化中樹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讓他們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譯是對原文的改寫，而所有的改寫，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體現了某種意識形態和詩學，也同樣對文學進行操控讓它在某個社會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這本書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寫同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關系，翻譯作為最明顯的改寫形式也要受到意識形態和詩學的限制。
（一）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有廣泛的意義，是一個關于社會文化的概念。當我們談論意識形態的時候，可能會涉及到政治經濟情況、民族的文化導向甚至某個社會的文學體系。意識形態在翻譯中起著重要作用，決定了譯者將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書《文學翻譯：比較文學背景下的理論與實踐》中，明確指出譯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譯作同目標文化中人們接受的行為標準，也就是這種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不沖突，那譯者的目的就容易達到。翻譯過程中最為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限制來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會或者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必須做出決定選擇哪些類型的文本以及翻譯的策略。
（二）詩學
詩學包括兩部分，一方面指文學手段、文學樣式、主題、原形人物、情節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學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觀念，即在社會體系中，文學起什么作用，或應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詩學會相互沖突，目的語文化中處于主導地位的詩學必然會影響到譯者的翻譯，所以為了達到某種詩學要求，譯者必須做出讓步，因為一種文化中人們廣泛認可的詩學可能在另一種文化中并不受歡迎，這時候就需要譯者采取有效的翻譯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語文化中的敘事方式或者改變原作的結構等等。
改寫理論有著很強的適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對照的研究方法，而更關注翻譯的“成品”，為研究文學翻譯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