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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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區域
福州是茉莉花茶的原產地。茉莉花[Jasminumsambac(Linn.)Aiton.]原產于印度、波斯灣一帶，屬木樨科，茉莉屬，常綠灌木，為熱帶、亞熱帶長日照偏陽性植物，適于在光照充足且年均溫20—40℃，土壤持水量60%—80%的環境下生長。茉莉花在西漢時經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之初就在福州落地生根，這與福州獨特的自然條件關系密切。福州市位于福建省東部沿海，閩江下游，地理位置介于25º15''''N—26º29''''N，118º08''''E—120º31''''E之間，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閩江橫貫其中，下游為福州盆地，北部和東部為山地和丘陵，南部為平原。福州屬典型的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溫暖濕潤，降水豐沛，年均溫在16—20℃之間，7月平均氣溫28.6℃，1月平均氣溫10.5℃，年均日照時數1700—1980h，全年無霜期長達326d。年均降水量達900—2100mm，平均濕度77%。福州在光、熱、水、土資源等方面與其他茉莉花種植區相比優勢明顯，為茉莉花的生長提供了十分優越的自然條件。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農業文化遺產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內的晉安區、倉山區、閩侯縣、連江縣、長樂市和永泰縣等6個縣（市、區），總面積3291km2，其中茉莉花主要生長在閩江沿岸的沖積平原和沙洲上，茶樹則主要分布在鼓山等山區。
1.2研究方法
1.2.1問卷設計與調查本研究中問卷調查主要包括福州居民人口統計學特征、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農業文化遺產地方認同維度測量量表等內容。按照調查對象的性質把福州居民分為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不同事物的地方認同維度測量量表采用從1（表示“強烈反對”）到5（表示“完全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參考Proshansky[4]對地方認同所下定義，結合本調查問卷的具體研究內容，以農業文化遺產地作為地方認同理論的應用及研究范圍，將地方認同劃分不同認同維度：歷史認同（historicalidentity）、現實認同（practicalidentity）、情感認同（emotionalidentity）和行為認同（behavioralidentity）。調查小組于2013年5月在福州市倉山區的萬達廣場、臺江區的閩江公園以及晉安區的鼓山3個地點隨機對福州居民開展問卷調查并當面回收有效問卷342份。受訪居民基本情況參見表1。受訪居民中，福州市民（46.78%）和外來居民（53.22%）所占比例較為接近，男女性別比例相當（51.46%和48.54%）。受訪者中以18—60歲年齡段為主（占比92.68%），所從事職業以工人（23.39%）、學生（15.20%）及企事業職工（24.56%）為主，年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20,001—30,000元、30,001—50,000元的受訪者所占比例分別為20.17%、22.22%和27.19%，受訪者多接受過良好的教育（54.67%受訪者具有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借助Excel進行數據匯總并利用SPSS17.0對匯總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1.2.2問卷信度與效度良好的問卷結構要求各維度與測量總分間的相關系數在0.30—0.80之間，各維度間的相關系數在0.10—0.60之間[18]。據此，為使研究更具科學性和可信性，本研究利用SPSS17.0中scale模塊提供的信度分析（ReliabilityAnalysis）及因子分析功能對量表進行信度和結構效度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地方認同維度量表的克朗巴哈（Cronbach）系數為0.664，KMO統計量為0.65，球形Bartlett檢驗發現變量間在0.01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相關，說明量表的信度和結構效度處于可接受范圍內，可以對量表數據進行后續分析。
2結果與分析
2.1福州居民地方認同維度總體特征分析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對問卷結果進行測量時，通常情況下得分均值在1—2.4之間表示不同意，2.5—3.4之間為一般，3.5—5之間為同意。由表2可知，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農業文化遺產不同認同維度的總體得分介于2.80—3.90之間。其中，福州居民在歷史認同、現實認同及情感認同3個維度上的總體得分分別為2.85、2.80和3.25，認可程度一般。行為認同維度上的得分達到3.90，表明福州居民在保護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農業文化遺產的認知上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在對福州居民中的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分別進行研究發現，福州市民在各地方認同維度中的得分均高于外來居民。除在行為認同維度上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得分均值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平外（P>0.05），在其他認同維度中兩者得分均達到顯著差異（P<0.05）。
2.2福州居民地方認同維度差異特征分析以地方認同均值及不同地方認同維度均值為變量，利用方差分析方法對福州居民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地方認同及其4個認同維度在不同性別、年齡、職業、年均收入、居住時間、文化程度和調查對象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以研究這些因素對福州居民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的影響程度。為盡可能地降低某些分組因樣本量過少而對分析結果產生的干擾，現將職業組別中“科研人員”樣本以及年均收入組別中“5,001—10,000元”樣本予以忽略，在此基礎上對數據進行方差分析（表3）。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年齡段居民對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差異極顯著（P<0.01），隨著年齡的增加，地方認同亦增加，但不同年齡段居民之間的地方認同差異主要體現在歷史認同維度（P=0.042）、現實認同維度（P=0.009）及情感認同維度（P=0.004）上，而在行為認同維度上沒有達到顯著水平（P=0.601）；不同收入水平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差異顯著（P<0.05），隨年均收入的增加而升高，但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情感認同維度（P=0.005）和行為認同維度（P=0.002）上，而在歷史認同維度（P=0.164）和現實認同維度（P=0.224）上差異不顯著。年均收入在“30,00150,000元”的居民在情感認同和行為認同上均高于其他收入居民；居民居住時間的長短對其地方認同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居民地方認同的形成需要較長時間的積累，居住時間愈長，地方認同程度愈高。具體而言，不同居住時間的居民地方認同的歷史認同維度（P=0.000）和現實認同維度（P=0.001）差異極顯著（P<0.01），在情感認同維度（P=0.029）上差異顯著（P<0.05），但在行為認同維度（P=0.412）上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平（P>0.05）；不同文化程度居民的地方認同、歷史認同維度和行為認同維度分別在0.05、0.01和0.01水平上差異顯著，其中“大學”和“碩士及以上”受訪者的地方認同、歷史認同和行為認同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受訪者，說明居民地方認同程度的高低與其受教育水平關系密切，受教育水平愈高，地方認同程度也愈高；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的地方認同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具體分析發現，福州市民和外來居民在歷史認同維度（P=0.000）和現實認同維度（P=0.000）上的差異均達到極顯著水平，在情感認同維度（P=0.019）上差異顯著（P<0.05），但在行為認同維度（P=0.087）上差異不顯著。福州市民地方認同高于外來居民，表明人口的空間遷移和依存地變化可能對居民的地方認同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2.3福州居民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影響因素分析為研究不同因素對福州居民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地方認同的影響程度，借助SPSS17.0相關分析功能中的Pearson相關系數對受訪者的年齡、年均收入、居住時間以及文化程度與其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地方認同、歷史認同、現實認同、情感認同和行為認同進行相關分析（表4），分析結果表明：年齡、年均收入、居住時間和文化程度與居民地方認同之間均存在相關性，其中，年齡和年均收入與地方認同呈顯著正相關關系（P<0.05），居住時間和文化程度與地方認同之間存在極顯著正相關關系（P<0.01）。受訪居民的居住時間和文化程度與歷史認同同樣存在極顯著正相關關系（P<0.01），表明在當地的居住時間愈長，受教育水平愈高，受訪居民對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歷史文化傳統了解程度愈高。福州居民現實認同的形成主要受到年齡和居住時間的影響，與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沒有顯著相關性（P>0.05）。居民的情感認同與年齡呈顯著正相關（P<0.05），與年均收入和居住時間呈極顯著正相關（P<0.01）。福州居民的行為認同與其年均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且更多受到居民文化程度的影響。綜上所述，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地方認同及各認同維度主要受到居民居住時間和文化程度的影響，居住時間愈長，文化程度愈高，居民對地方事物的了解程度愈高，更有利于提高對當地的認同程度。
3結論與討論
3.1福州居民農業文化遺產認知及保護規律為探究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認知及保護規律，按照受訪居民人口統計學特征及其與地方認同各維度間相關系數大小，將福州居民對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認知保護劃分為由低到高的3個層次：人口特征、認知態度和保護態度，其中，依據地方認同各維度涉及的具體調查內容，以歷史認同、現實認同和情感認同3個維度指示居民的認知態度，以行為認同指代居民對該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態度，據此，構建福州居民農業文化遺產認知及保護規律（圖1）。在地方認同與受訪者行為表現的關系研究中，Williams等[20]研究發現當人們對一個特定地方產生地方認同時就會表現出對該地負責任的環境行為。本研究中，福州居民的認知態度受居民人口特征（年均收入、文化程度等）的影響，而居民對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行為主要受其對該遺產項目的認知態度的影響，與居民人口特征相關性不強。依據福州居民農業文化遺產認知及保護規律，在如何有效保護的問題上，應采取積極舉措轉變居民的認知態度，如政府及相關部門可經常性地組織或舉辦弘揚茉莉花文化的大型民間文藝活動以吸引市民參與其中，增強居民對茉莉花及茶文化的了解；茉莉花在福州擁有悠久的栽培歷史并因此而成為福州市花，占據“天時”與“地利”而獨具特色，政府部門應利用大眾傳媒及移動互聯網多渠道對茉莉花與茶文化進行積極宣傳，增強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對該文化遺產的情感認同；可針對居民開展茉莉花茶保健功效的講座或論壇，拓寬居民對茉莉花茶用途及功效的理解，進而影響其消費傾向。通過增強居民的認知程度最終影響其行為選擇，以實現對該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
3.2不同農業文化遺產地動態保護研究方法及內容對比為豐富農業文化遺產動態保護相關研究方法，以更好地促進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的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筆者參考相關文獻將國內不同農業文化遺產地動態保護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內容加以分類整理（表5）。由表中可以看出，不同農業文化遺產地動態保護在研究方法及研究內容上存在差異性和多樣性。概括來講，在遺產地動態保護的研究方法上，國內學者運用的主要方法有問卷調查及訪談法、結構方程模型及評價模型、生態足跡方法等。研究內容主要有旅游開發與農業文化遺產地資源/居民態度之間的關系、遺產地資源多功能性價值評價、生態足跡及生態補償等。福州茉莉花與茶文化系統今后的研究過程中，應充分借鑒其他農業文化遺產地動態保護的研究方法及技術成果，依據本地實際情況，取長補短，從而促進遺產地動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結合。
一、 文化的重要性
英國著名語言學家Lyons認為語言系統受兩種結構的制約 ,一種是 “地層結構” (structure) ,即人類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結構 ,這種結構使語言趨向一致; 另一種結構是“超結構” 或“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 ,即各個民族不同的文化結構 ,它導致各民族的語言在表現形式上呈現各種各樣的差異。 “地層結構” 表現語言的一致性 ,使世界人民的交流成為可能;而 “上層結構” 表現語言的多樣性 ,使得交流不能順利進行 ,甚至產生誤解和不愉快。有一次 ,有個外賓對接待他的主人說: “您的夫人很漂亮。 ” 主人很客氣地說: “哪里 ,哪里。 ” 譯員竟脫口而出地譯成 “Where ?Where ?” 當然把外賓裝到了悶葫蘆里。這段軼事從此也成了譯界的笑談。顯然 ,翻譯只是逐字逐詞地機械對應 ,而忽略了中西方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國人向來以謙虛為名 ,而西方人卻習慣于自豪地接受贊揚并禮貌地表示感謝 ,說一聲 Thank you。由此 ,我們可以看出 ,語言中滲透著社會意識和文化傳統。如果我們不了解外國的文化傳統也就無法真正掌握外國的語言 ,所以我們翻譯就要越過社會文化差異的障礙 ,尋找能在讀者中產生相同效果的外文。
二、 文化對翻譯的影響
1. 文化的定義關于文化的定義 ,迄今為止各國學者對它的解釋都不盡相同。但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認為 ,文化 “實指一個社會所就有的獨特的信仰 ,習慣 ,制度 ,目標和技術的總模式” 。其 4 個主要特點是:完整性、 保守性、 可變性和主次之分性。了解文化的特點 ,對樹立翻譯的文化觀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 語言、 翻譯與文化作為記錄人類歷史及表達人類生活和思想的工具 ,每一種語言都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因此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它反映一個民族的特征 ,語言的發展常常折射文化的變遷。而翻譯是在譯語中用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 ,它不僅涉及兩種語言 ,而且還涉及兩種社會文化。翻譯是通過語言機制的轉換連接或溝通自身文化和異國文化的橋梁;翻譯是具有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際、 交流思想、 達到相互了解的媒介。3. 文化影響的表現方面(1) 因受不同文化習俗的影響 ,各民族表達相同概念的說法是不相同的。例如: Keep dry !請勿潮濕 ! Wet paint !油漆未干 !在此兩例中 ,英語是從正面表達 ,而漢語則從反面表達 ,這是由于東西方邏輯思維的差異導致英漢表達習慣不同的結果。再如 ,漢語說 “一箭雙雕” 或 “一舉兩得” ,而英語卻說 “一石打死二鳥” (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 。因此在英漢互譯時 ,要注意轉換表達方法以符合譯文習慣。(2) 在各種語言里 ,文化個性反映在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上。同一客觀事物 ,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價值 ,引起不同的聯想 ,具有不同的內涵。例如 ,east wind 和 west wind ,英漢兩種文化里都有對應的詞語 ,所指詞語意義相同 ,但內涵卻完全不同。在中國人心中 ,東風指春風 ,象征春天和溫暖 ,它吹綠了中華大地 ,使萬物復蘇。東風也比喻革命的力量或氣勢 ,漢語有 “東風壓倒西風” 一說 ,因而中國人偏愛東風。而英國的東風則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去的 ,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 ,所以英國人討厭東風。英國諺語里就有這樣的內容: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east , it’ s good for neither man nor beast .” (東風吹寒風到 ,對人對畜都不好)不過英國人喜歡西風 ,溫暖的西風相當于我國從太平洋吹來的東風。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曾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 “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 ,英國諺語中也有這方面的反映: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west , the weather is at thebest .” (風從西邊來 ,氣候最宜人。 )(3) 不同文化的人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都有很多不同 ,翻譯時必須作等值意義轉換 ,如英語民族的人不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 ,見面時喜歡談天氣 ,說: “Lovely weather , isn’ t it ?” 之類的話。漢語譯成 “你好哇 !” 也未嘗不可。同樣 ,在我國早有 “民以食為天” 這一吃飯問題最大的思想 ,因而吃飯問題也就成了人們經常掛在口頭的話題。人們見面時愛說 “吃了嗎 ?” 之類的話 ,在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招呼罷了 ,譯成英文只說 “How are you ?” 或“Hi !” 就行了。(4) 由于英漢兩種文化傳統和邏輯思維上的差異 ,英漢語用不同的順序來表達內容重點 ,英美人習慣于開門見山 ,先說明重點 ,表明態度和觀點 ,然后再敘述事物的原因;而中國人總喜歡先擺明事情的來龍去脈 ,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態度和觀點。例如 , “Many thanks for the dinner yesterday , which my wife and I enjoyed verymuch.” ( 我和妻子對昨天的晚宴感到及其愉快 ,深表謝意。 )
三、 文化信息的處理方法和翻譯技巧
[論文摘要]受消費主義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觀念的影響，消費異化現象正在充斥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異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費文化以及消費文化心態。消費異化為畸形、非理性消費行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費文化又助長了消費異化的泛濫。解讀消費異化與消費文化之間的關系，對倡導推進健康向上的消費理念有積極意義。同時，開展對屬于陋俗的消費文化、理念、行為的批判，有助于人們對消費意義的認知。全方位認知消費異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國情、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是抵制消費異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認為，消費異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進人消費時代的伴生物。所謂“消費異化”是指消費超越了自身的內涵，使人的消費價值目標發生偏離，導致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扭曲，消費的原始、本真意義發生了改變。這種消費“在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消費’。本來意義上的消費是對使用價值的消費，其目的是對需要的滿足，這是正常消費。異化消費則是使消費與‘需要’、‘使用價值’相背離，過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費，造成巨大的浪費，這是不合理的消費。“人們的消費就不再是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種手段，而成了一種對商品象征意義的符號消費，即成了一種異化消費。論及消費異化及其種種表現，可謂涉及諸多領域，俯拾即是。擇其要者，僅從以下兩個側面略作說明。
其一，符號化的扭曲與曲解。消費或消費行為“符號化”是指人們消費的目的并非為了滿足于各種消費品一般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追求具體需求以外的某些符號表征。“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的服務和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閉現代社會，商品(包括各種服務)越來越多地帶有符號意義與特征，符號已成為商品的另外一種價值。然而，符號畢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屬性，也不應淹沒商品最基本的屬性。一段時間以來，相當一部分國人過分看重消費品的符號意義，過分追求符號的外延意義，使符號意義發生扭曲，消費行為、觀念發生了異化。一些人的消費目的更多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符號欲望”。其中有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時尚”，還談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費過程中追求各種名目的名牌、高檔消費品，目的是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費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標識，并不考慮消費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是否相符。對于豪華、奢侈的追求徹底消解了消費品最基本的屬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煙，開哪國生產的高檔名車，穿哪個名牌的時裝成為這些人的消費追求;于是，為了迎合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應運而生地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天價”消費品:“天價年夜飯”、“天價香煙”、“天價豪宅”……。雖然他們只是人群中的少數或極少數，但所造成的“負激勵”效應卻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屬于富豪、大款階層的、對消費和商品符號化情有獨鐘消費者。這些人的收人顯然無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論，但對符號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顯示身份、地位，照顧“門面”，滿足虛榮心。于是，收人并不豐厚的“白領”吃住高檔，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費，成為生活水平的虛假符號。超前消費導致了少數人“花明天的錢，今天盡情享樂”的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有學者指出，高消費“為消費異化提供了溫床”閉。無論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這種過度符號化的異化消費都是非理性消費，應當予以批判。
消費符號化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異化了消費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費行為的異化，但實際上是價值觀念的扭曲，產生的各種負面效應—所謂，卜經濟”效應，遠遠超出消費領域或經濟領域。其中，消費文化的導向作用在今天越來越顯示出強勁的勢頭。整個消費過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號的左右，人與商品的關系也發生了異化。針對符號及其消費意義的逐步增多，許多時候物品消費即是符號消費的現實，有學者指出:“符號消費的實質在于社會身份的建構”。人們購買消費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追趕潮流、領略時尚、炫耀財富與富有等等與真正的商品屬性毫不相關的欲望—“符號欲”。此間，人是否“在場”取決于商品的符號“價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號價值，人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商品變成了欲望和著迷的對象，炫耀性消費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有些商品會得到人們的偏愛，而這些問題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所無法解釋的。的確，根據生產決定消費的理論，無法解釋人們對符號消費的“執著”。也許我們只能從文化的視角進行剖析。因為“人的符號活動的實現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據此，有理由認為，消費文化的“異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費消費。某種意義上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符號化性質，與消費符號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費消費不僅是消費符號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且凸顯浪費特征，形式多種多樣，甚至滲透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所謂浪費消費顧名思義，消費本身即是浪費，絲毫不顧及節約理念的存在。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國人送葬時的花圈開銷。一項統計資料顯示，國人每年為死者送葬燒掉的花圈價值竟然高達13.3億人民幣!無論出于何種需求目的，滿足什么類型的消費需求，每年白白燒掉十幾億元人民幣的紙張，對于一個人均資源非常不富裕的國度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中國本是一個有著勤儉持家，厲行節約節約濃厚傳統的國度，但由于消費主義以及某些不良風氣的影響，優良傳統正在被人淡漠，各種消費中的浪費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時下的國人，無論身居窮鄉僻壤，還是大都市市民;無論是大款巨富，還是貧困人群，均對青年人的婚姻開銷表現出非常高的積極性和熱情。從嫁妝購置，到大擺婚宴，場面與鋪張一直呈上漲勢頭。各種花費，數量巨大，其中不乏有無謂的、屬于浪費性質的支出。當下青年人結婚上的花銷和“大方”的心態，窮人和富人并無本質差異，可謂“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窮人有窮人的浪費”。人們在分析國人在婚喪上花銷的浪費原因時，大多強調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實際的攀比之風的確助長了消費浪費風氣的蔓延。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從更深層次剖析，不難發現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的異化，背離了消費行為、消費模式最基本的準則:合理、正當、健康。
涉及國人消費行為中的浪費問題，除了前面列舉的兩個典型事例外，還可以列舉出許多。盡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來:餐桌上的浪費、一次性用品的泛濫成災、名目繁雜的“豪華包裝”等等。國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費不舍為天文數字，“豪華包裝”的資源浪費同樣驚人，媒體屢屢予以尖銳批評，依然有禁難止。無疑，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異化，堪稱日常生活消費中另一種特殊“符號消費”。消費異化的大行其道與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有直接關系。但剖析各種非理性消費，又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咎于外來文化的影響。必須承認，我們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費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無意之中助長了消費主義思潮背景下的消費異化。顯然，由于消費異化種種負面效應，致使消費異化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許多情況下，浪費消費、消費異化在現實生活中助長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費異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兩者可謂“相得益彰”。過分追逐符號化、浪費鋪張是消費異化的主要內容，從不同角度凸顯著非理性消費的特征。針對五花八門的浪費，有人建議出臺《反浪費法》。誠然，依法治理浪費有可取之處，但對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的治理完全“依法辦事”可操作性并不強。因為消費畢竟是個人權利，在權利本位社會里，抵制消費異化主要還應來自道德、文化層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徹底改變、扭轉消費異化，但健康的消費文化對于倡導理性消費、合理消費、適度消費、節約消費，自覺抵制消費異化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二
關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等，學術界多有論述，但主要側重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筆者認為，應側重文化批判的視角認識消費異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異化現象是必要的。如何營造符合中國國情的消費文化和文化氛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側重如下幾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與批判的文化。所謂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對各種直接影響人們消費心理、價值觀的陋俗文化進行批判(并非對整個消費文化進行批判)，還應對伴隨消費主義進人本土時挾帶的種種消極的價值觀和消費理念予以批判，如與異化消費密切相關的享樂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的批判等。這里所說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構新型消費文化過程中，刻意培養消費者對本土陋俗文化、外來消極文化認知的自覺，使廣大消費者能夠理性地消費，能夠對消費異化有本質的認識，進而強化對消費異化的抵抗力。當然，批判的目的不僅僅限于顛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構。我們確實需要建構新型的消費文化，一方面通過新型的消費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蝕;另一方面，則通過新型消費文化的建構，實現文化批判的目標。批判消費異化，營造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首先應在理論上對消費意義予以認知。必須告知國人，什么樣的消費理念、行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們倡導推行的。一般來說，消費的第一推動力是需求，即消費是由需求決定的。消費者消費各種消費品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費異化消解了消費品的自然屬性、物理屬性，突出、追求的是符號價值，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異化。因此，展開對消費異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關注消費倫理。根據讓·波德里亞的消費理論可知，消費具有倫理性，是一種倫理現象。因此，消費必須遵守相關倫理的約束。今天的消費倫理應側重兩方面內涵:一是弘揚傳統文化中勤儉節約的理念，并使之成為消費理念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續發展、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積極提倡可持續消費。消費理應恪守相應的倫理準則種種帶有“透支”性質的各種消費，既是消費的異化，也有違于合理的、適度的消費原則。“適度消費的精髓是節約。崇尚節儉的消費是自古以來的美德，即使在物質生活富足的今天也還是一種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們主張節約，決不是讓人們去過‘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對人們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為了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破壞，使人、社會與自然能夠和諧發展，而這正是為了使人們更幸福的生活。
針對消費異化、符號化，除了應當大力倡導合理消費之外，還應經常告誡國人，能夠揮灑自如消費的只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應選擇適度消費，“適度消費就是在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的基礎上，在不降低消費水平的前提下，人們的消費不超出自然的承載能力與個人生理的承載能力，消費水平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費和避免超前消費。時下某些人的消費行為與國家倡導的節約經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也與收人、國情形成了悖論:一方面，我們承認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對各種高檔奢侈品的消費比之發達國家并不遜色;一方面存在著生產過剩與消費拉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對商品符號和意義的狂熱追求;一方面，我們認同資源并不富足的現實，另一方面，消費資源消費的大手大腳讓發達國家“望塵莫及”;所謂消費的“個性化”，與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稱……。這些悖論說明了消費倫理的缺失(有人稱之為失范)，有必要針對消費異化、浪費消費重塑新型的消費倫理觀念。
第三，倡導理性的消費價值觀與合理適度的消費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費價值觀?我們認為，核心內容應是適度消費，對各種消費有一種“量力而行”的自覺，能夠認知消費品的物的屬性和符號之間的關系，不為符號所左右，符號不會是消費價值的全部。消費只是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須對消費有正確認知。物質消費能夠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也具備激發人們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費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費異化為對物質、消費品占有的無限沖動，并形成了賺更多的錢，購買更多的消費品，縱情享樂的循環圈。這些現象與商品、消費的泛化與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價值觀念絕無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費異化，一覽無遺地表現為消費者對物質財富的極度追求，必然導致物欲泛濫，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無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隨之泛濫，各種腐朽、沒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對人們精神生活的負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費異化對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使人們的思想、精神也隨之發生異化。“人們在享受消費所帶來的滿足和快樂的同時，卻淪為了消費的奴隸，人們在消費中迷失了自我，進而導致精神家園的失落”。“費異化使人越來越與自身的本質相異，喪失著美好、素樸的‘精神家園’。事實證明，異化消費、過度消費、把消費視為生活終極目的的行為模式并不能夠給人增加幸福感，無法體驗精神生活的神圣與崇高，大多僅僅局限于物欲消費的滿足，人淪落為物、享樂的附屬物。主體性在物質消費、符號消費、追逐富足中悄然淪落，滿足各種欲望的多重選擇與精神家園逐步缺失并存，消費異化支配下的人勢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識無從談起。故此，建構新型消費理念、消費價值觀不僅是對消費異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們回歸自己的精神家園。消費社會的現實不可回避，批判消費異化，建構新的消費理念、價值觀念則是國人不能繞過的思想歷程。
第四，正確的輿論和媒體導向必不可少。消費主義以及消費異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體的導向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后現代消費文化”與大眾傳媒結緣，不斷推出各種感性“情調”、時尚，使消費異化具備了社會化特征。商家通過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大眾傳媒，無孔不人地進行“狂轟濫炸”式廣告宣傳，喋喋不休地(潛移默化地或公開地)引導人們、鼓勵人們進行消費，“各種傳媒鋪天蓋地地沖擊和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把大量虛假的物質需求強加于人。”圖某些媒體不負責任的鼓噪與消費主義一起成為消費異化的得力“幫兇”，迎合享樂主義的價值觀念，助長了消費異化之風，消解了健康的消費文化。充斥各種媒體的享樂主義、物質主義、購物的享樂等內容傾向，直接加劇了消費異化的勢頭。因此，建構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媒體、宣傳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費主義濫筋于美國，是社會經濟發達的產物。這種觀念、理念進人中國后，應當審慎考量之處為應看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同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觀念等不可以全盤移植西方國家的模式一樣，對待起源西方的消費主義我們也應謹慎對待，冷靜分析。對此，媒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說來深感慚愧，筷箸為我國古老的發明，至今已有4000年悠久歷史，中國也是世界上一切用筷習俗的母國，但從沒有聽說中國舉辦過國際箸文化研討會，卻讓日本捷足先登。想到此，人家三顧寒舍，如果再不接受邀請，實在有點不盡人情了，于是我只好克服年老多病的困難應邀出席論壇。但浦谷所長不放心，他說：“你是中國箸文化專家，藏筷第一人，如果國際箸文化論壇沒有中國代表也就失去了國際意義。”于是浦谷先生取出事先準備好的協議要我簽約，于是我欣然簽名蓋章，保證準時飛赴東京。
說實話簽了名一直心懷不安，難的不是寫論文，《古箸傳入日本之掄論》、《中國滿蒙藏族刀筷文化》兩篇論文很快一揮而就。擔心的是耳聾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語途中引起麻煩。可是邀請方想得很周到，等我護照辦好，即派專人為我辦了簽證，并把國際航班東京來回機票送到藏筷館。可我上了飛機心中還是不踏實，萬一找不到接機人怎么辦？幸好一切順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處，日本花岡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論壇議題廣泛
這次國際箸文化論壇，邀請了中國、韓國、泰國、越南、緬甸加上東道主日本共6個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30多位代表出席研討會。因各國專家論文已有書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興趣的議題進行交流。會議主持三田村有純教授提出的問題是：“中國筷子唐代稱箸，怎么后來改名為筷呢？”這一問真把各國代表問住了。三田先生為避免冷場，突然點名說：“我們還是請中國古箸收藏家藍翔先生回答這個問題吧！”于是我接過話筒，從明末清初江南水鄉船民漁民因忌諱“箸”與“住”的諧音說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沒生意；船“蛀”了木船就會漏水，由于他們討厭“住”和“蛀”，于是連累天天吃飯的箸，一致決心把“住”的諧音“箸”改為“快”，以討吉利永吉祥。如此窮漁民船民自發地斗爭了百余年，最后終于將“箸”改為“筷”。
日本箸為何較短
說來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諧音迷信犯忌諱的問題，所以在隋唐時代筷子由中國傳到日本時稱箸，日本直到現在還保持著中國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日本至今漆筷稱涂箸，工藝筷稱御箸，一次性筷子稱剖箸或割箸。
大會為我們舉行過多次宴請。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規的日式料理和食，還有一次稱丸之內鰻。不過餐具皆是剖箸，為此浦谷先生將新設計兩截相接旅游箸送給每位代表一雙，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別提醒大家，宴會時請自帶新產品旅游箸進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時傳入日本，為何原來的中國長筷在東瀛漸漸縮短？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識。
日本宴請不用八仙桌圓臺面，而是由小長桌拼成，一長排約五六公尺，寬約70厘米、高約60厘米，無論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賓跪式，男賓盤腿坐在草墊上。我們二三十人皆脫鞋入室，面對面分兩排入席。長桌中間有條走廊，這是留給飯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謂跪蹲式服務，現在親眼所見，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無論是上菜還是斟酒，皆跪在中間走廊上進行。走廊不寬，手握啤酒瓶，左邊倒好酒轉身即可倒右邊。中國宴會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卻是分而食之，無論什么菜肴總是一人一份。由于進行傳統的和食宴請，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盤菜飯，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圓桌和八仙桌用長筷。故而日本為適應就餐環境，筷箸漸漸變短，這是因地制宜的緣故。
品嘗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過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時，碗中卻放著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條重在澆頭，而日本面條美味盡在濃湯中，故特配有木勺。
這次在東京麻布十番吃晝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條與中國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國賓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學樣。這時服務生又送來一個小盤，盤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壺和茶杯，我還以為是酒壺呢。心想酒能拌面嗎？不料翻譯小姐把壺中的黃色液體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條夾進杯中拌了拌吃起來。我于是學樣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壺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別調制的甜味鮮美面湯，面條經過湯的浸拌，鮮滋滋、甜，確實別有風味。萬沒想到，日式面條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開洋葷也。
還有在吃丸之內鰻時，送上來一只四方漆盒，蓋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內何物，開了蓋看到三條斬頭去尾的鰻魚。經浦谷先生介紹，和食中有些魚類菜肴需要熱食方顯美味，而漆器餐具不僅光澤明亮，還具有不易散熱的性能，可起到保溫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頗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國際箸文化研究會
這次浦谷兵剛等發起組織國際箸文化論壇，不是談論一次就完成任務，他們有長期計劃，所以在大會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國際箸文化研究會。大會推選浦谷兵剛為理事長，三田村有純為箸文化研究所所長。隨后在選舉理事中，各國代表認為我是中國藏筷第一人，撰寫出版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箸文化專著《筷子古今談》等六部探討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選我為常務理事，還請我在閉幕式前做1小時演講。
平生在國外演講
大會安排我做1小時專題發言，真有點出乎意外。各國代表多為大學教授、專家學者，只有我僅是一個民間古筷收藏者而已。雖說是生平第一次在國外演講，有點老草根登上國際大論壇之感，更何況這是臨時決定，事先沒有準備講稿。可我并不緊張，收藏探討箸文化30載，也可算是自學成才了。
雖然沒講稿也不能信口開河，經過一番思考，決定從1972年美國總統說起，他事先練了幾個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會堂國宴中和共同品嘗中國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畢剛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記者搶走。等他到了美國，眾多的歐美收藏家紛紛求購這雙人民大會堂的冬青木筷，高價出到2000美金，可記者先生依然不愿割愛。我由此受到啟發，于1978年開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國后，也常常帶著全家吃中餐，從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著我說到，筷子不僅屬于中國，箸不僅屬于日本，筷箸已隨中餐館和日韓料理走出亞洲，走向歐美，筷箸是屬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話音未落，立即迎來一陣熱烈的掌聲。
我的第二部分講題是《中國古筷的發展與鑒賞》。當我簡單扼要地說了古筷的起源、發展、典故后，因時間關系，話題一轉即出示了我從上海帶去的唐代鎏金銀箸、宋代綠松石箸、明代鑲銀象牙箸及清代蒙族、滿族和藏族珊瑚七星刀筷等五六件。說著說著臺下的日本聽眾和各國代表坐不住了，三五成群先后離開座位，紛紛擁到我的講臺邊，有的拍照，有的不客氣把我的藏品拿在手上仔細欣賞，還有的向我提出各種筷箸問題。
英文名稱：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吉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出版周期：年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長春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16開
國際刊號：
國內刊號：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2006
期刊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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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方式
(一)有利于規范學生的行為
校園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對學生具有制約作用，制度文化表明學校提倡什么，反對什么，允許什么，不允許什么。校園文化對校園人的行為有著廣泛的約束力和規范作用，這種規范既有硬性的制度約束，但更主要的是一種軟約束，這種軟約束是通過物質載體和文化活動營造出來的，是彌漫在校園中的文化氛圍、傳統習俗風尚、校園群體意識和群體輿論等精神文化內容，學生置身于這樣的環境中就會造成一種使個體行為從眾化的心理壓力和動力，繼而產生行為的自我約束和控制，當學生的思想言行不符合制度規范及集體輿論的要求時，他就會自我調節、矯正，試想，有誰想成為“眾矢之敵”呢?
(二)有利于塑造學生的人格
學校是教育的場所，其根本任務是為社會培養人才。學校的一切建設都是為教育服務的，在物質層面上，教室、宿舍、實驗室、文化娛樂場所等，都是為師生服務的，其教育功能顯而易見。如很多學校圖書室、美術室、音樂室等功能室的設計，體現著藝術的內涵，其幽雅的環境，精美的布置，給人一種愉悅的感受。又如一些國內知名學校的各種雕塑，名人故居和人文景點，都體現著學校的歷史和傳統，對這些資源的合理利用都能塑造學生良好的人格。
二、校園文化建設的策略
(一)加強校園物質文化建設，營造和諧育人的氛圍
校園物質文化屬于校園文化的硬件，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對培養人才，塑造靈魂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學校要加強校園物質文化建設，充分發揮校園環境的育人功能。
1．構建蘊涵激勵性的環境設施學校內設置一些場館，如圖書館、科學樓、實驗中心、植物園地等，可以激發學生愛科學、學科學的激情;校園內設置雕塑、噴泉、涼亭等可以教育學生熱愛生命、珍惜生命、凈化心靈，使學生學習生活充滿生機與活力。
2．營造具有人文性的場所一則動人的故事，一句名人名言，一個偉人的經歷，往往會悄悄地扣動學生的心靈，產生潤物細無聲的教育效果。因為人文文化最能撥動學生的情感，開啟學生的心扉。因此，學校必須突出人文性的校園環境，如在校園內開設校史室、榮譽室、英雄廊、名人坊、科學天地等，讓學生置身于濃濃的人文文化氛圍中。
3．布置體現文化性的宣傳櫥窗宣傳櫥窗是學校宣傳工作的主陣地和體現校園文化的直觀性場所，也是影響教育學生的主要渠道。很多學校的宣傳櫥窗都以其醒目的位置和精心的設計受到廣大師生的特別關注。因此，學校在布置宣傳櫥窗時，要充分利用學校的地理位置，結合學校的優勢，對學校的空間、場地進行科學的規劃，確定校園文化的主題，以櫥窗這一直觀的形式，體現校園文化的特點，展現師生的精神風貌，明示學校辦學思路和目標，讓師生對學校的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二)建立和完善科學規范的制度文化
（一）頂層設計存在短板
在我國文化館事業發展中,一直沒有設立國家文化館。這與同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圖書、文博事業發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國家級文化館，尤其是在今天看來,它不僅僅是一個機構設置問題，其根本性表現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的文化館（站）建設出現斷層。沒有國家級文化館，公共文化館（站）這個龐大的體系建設中，一是缺少國家層面的政策實踐平臺，使全國文化館（站）建設的標準化引領和示范性帶動缺乏載體；二是國家在制定文化館（站）發展政策中的“智庫”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統性的資源信息“數據中樞”和推廣平臺。與我國同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圖書、文博事業發展建設是從中央、省、市、縣一體化設置不同，無論是在政策設計，還是在發展建設中都呈現出區域化現象，我國公共文化館（站）設置則是以省級為“龍頭”，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團隊”，自身發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國家層面的事業發展參照系，文化館（站）發展建設容易形成條塊分割、區域阻隔和地區差別。比如全國文化館的名稱長期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稱謂,有的叫藝術館，有的叫群眾藝術館和文化館，如此雜亂的稱謂，表現出文化館（站）系統一體化連接不緊密的行業特性。
（二）政策導向性作用還沒有得到應有發揮
文化館（站）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體量最大、涵蓋最廣，深入社會最底層、聯系群眾最廣泛、服務大眾最直接的服務平臺和重要載體。然而，龐大的機構陣容政策卻顯得長期助推乏力。在計劃經濟時期，文化館曾經走過了一段“以文養文”、“以文補文”的彎路，這段經歷給文化館（站）的功能發揮和職責履行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即使在回歸公益過程中仍在遭受著歷史陰影的困擾。當下，有些現象尤其值得關注：有的公共文化館至今仍在實行自收自支的財政體制，在我國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中，“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在文化體制改革中已經整體退出體制之外的當下，這種現象確實讓人匪夷所思；還有的基層公共文化館至今沒有財政戶頭，資金受上級主管部門完全控制，單位經費缺乏自主，公共資金（如免費開放經費）被隨意截留、挪用，極大地影響到公共文化單位的工作開展和事業發展。這些現象對公共文化館（站）的定位和業務的有效開展均將產生負面效應。
（三）公共文化理論建設嚴重滯后
理論建設長期滯后，學術氛圍逐漸缺失，將制約公共文化館（站）事業的更大發展。公共文化館（站）領域缺乏開展調查研究的長效機制。尤其是對公共文化館事業的發展現狀、未來走勢、存在問題以及典型經驗等缺乏常態化調研機制和有效的應對策略。在國家層面沒有權威性核心刊物，缺少開展理論研討和學術爭鳴的學術陣地。沒能造就一支穩定的專業化高端理論研究人才隊伍，以提升文化館事業的理論品格和學術氣質，成為制約文化館事業建設發展的最大短板。
（四）從業人員心理準備不夠充分
當下公共文化領域面臨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群眾文化向公共文化發展轉型。公共文化館（站）的功能定位、服務方式與傳統的群眾文化工作方式，無論在內涵上還是在外延上都發生著顛覆性的改變。這種轉型，對文化館（站）充分履行職能職責形成巨大的心理負擔和現實挑戰。特別是在政策環境還尚未發育成熟，基礎性資源配置還沒到位，文化體制改革剛開始起步的現實條件下，外部環境給文化館（站）的職能發揮和工作開展形成的壓力正在迅速擴大。
（五）傳統工作方式亟待調整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實踐,切實改變了傳統的群眾文化工作模式,極大地擴展了公共文化的空間意識。過去所習慣的以陣地活動、館舍服務為主的活動方式已經成為制約功能發揮和服務面向的巨大障礙。公共文化對文化館（站）發展是一次巨大革命。要求加快自身發展轉型，從閉門辦館到把門打開，從固定館舍服務向社會擴展的方向邁進，這是對文化館（站）公共文化服務職能新的定位，要求公共文化館（站）的工作面向和服務領域要從“點”調整為“面”，在服務方式上也要由面向“小眾”而轉變為面向“大眾”，形成全民參與、全域覆蓋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二、社會發展提速，文化建設需要積極地調整應對
（一）農村出現“空心化”現象
當前農村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文化建設和發展的矛盾已從文化產品供給總量不足到文化服務對象的參與缺位。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導致農村人口迅速減少，社會結構正在失衡，農村的“空心化現象”十分嚴重。留守人員中老人、婦女是目前農村的主要勞動力，負責農業生產勞動和養育后代的主要責任和繁重任務，享受文化服務和參與文化活動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意愿相對缺乏，傳統建設模式、集中活動方式，難以激發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的積極性。基于農村分散居住、相距遙遠的地理環境，農村文化建設標準和服務模式，已經不能滿足基本文化需求，無法適應農村文化建設和發展需要。
（二）城市社區人口不斷“膨大化”
當前城鄉的變化深度交織，傳統欠賬和新增問題不斷迭加,城市社區文化建設擔負壓力在逐漸加劇。隨著城市化步伐加快，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使城市人發式增長，過去由農村擔負的文化發展壓力正在向城市轉移。在基層文化建設中，相對農村而言，社區文化建設起步較晚，社區文化功能和作用還在積極的探索和實踐中。近年來城市社區文化建設還極不平衡，特別是中心城市尤如大海中的“孤島”，領跑社區文化建設標準和發展走勢。總體上來說，城市公共文化服務中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城市社區比農村面臨著更大的建設和發展壓力。
（三）新城市群體進一步被“邊緣化”
人口的流動不斷加速，大批的外來務工人員形成新的城市群體，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特殊社會現象。隨著新城市群體的出現,對制度設計、公共服務模式、文化權益保障等都提出了新的課題。新的城市群體，他們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為城市創造財富，是事實上城市人口的一部分。但是，這個龐大的“城市群體”在城市資源配置中卻被長期邊緣化。新城市群體在公共文化資源配置中還沒有被廣泛納入保障范圍，文化權益沒有得到應有保障，這是未來城鄉建設、社會發展和公共文化服務最關鍵、最緊迫、最直接的現實問題，需要在發展規劃上，具體措施上加以研究和應對，促進全社會共享文化建設和發展成果的政策落地生根。
三．文化館（站）服務功能要從“關注腳下”向“服務天下”強力轉型
（一）要創新服務模式
一是陣地服務標準化。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面對海量的公眾需求，文化館（站）要進一步建設和完善固定設施水平，提升服務理念，優化內設環境，推動設施設備的升級換代。要充分發揮基礎設施固定化、規模化、標準化、陣地化作用。切實將陣地建設成為區域協調“聯絡點”、規劃統籌“大本營”、指導服務“中心站”、人才資源“信息庫”。要加強陣地化建設和服務，在公眾“進得來”、“留得下”、“受熏陶”上做文章，使陣地建設成為眾望所歸的文化樂園。二是流動服務常態化。轉變服務方式是當下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提檔升級的主題，要將單一的陣地服務轉變為陣地服務與流動服務相結合、點狀布局與面的結構相一致、縱向流動與橫向配送相銜接的立體化服務模式和全覆蓋的服務格局。流動文化服務應該成為當下履行公共文化服務職能，滿足廣大群眾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服務方式。積極探索建立“文化自愿者”服務機制，整合社會資源，激活民間文化活力，吸引覺悟高、技能強、有專長的社會骨干力量參與文化傳播，開展形式多樣、內容廣泛的公共文化服務。推動流動文化服務，需要科學擬定規劃，編制活動項目，配置優勢團隊，有計劃、有目的、常態化地開展流動。
（二）要優化服務內容
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轉型升級,必須要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內容的豐富性和服務品種的多樣化。公共文化服務職能定位與當下社會公眾對文化的需求,已不僅僅局限于唱歌跳舞的基礎階段。滿足公眾的基本需求，充分履行服務職能，需要切實創新服務理念、轉變服務方式、優化配置結構、拓展服務領域、增加產品要素。在文化活動組織開展上要采取內容廣泛、門類齊全產品輸送樣式；在載體上要開展多種門類培訓活動，積極儲備社會文化活動人才，滿足公眾自發性開展文化活動的需求；在容量上要進一步提升文化服務檔次，加大文化傳播力度，建立數字化傳輸和體驗平臺，打造文化信息快捷化、便利化的傳輸方式，充分滿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本建設需要。
四．加快推進文化館（站）自身建設的提檔升級
文化創新發展是優勝劣汰的加速器。面對當下自身建設和未來發展的種種任務，文化館（站）需要加快轉型、發展起跳，以補齊由于社會發展所牽引出的文化需求提升和時代進步所留下的建設短板。
（一）加強學術引領
理論建設是加強文化館（站）建設的引路航標。理論建設滯后，學術氛圍淡漠己成為制約文化館（站）建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學科建設缺失，使公共文化專業人才正規化培養通道阻塞，人才建設缺乏機制支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群眾文化事業的“升級版”，是傳統文化方式向現代社會文化服務理念轉型的著力點，在這歷史當口，對文化館（站）自身建設和服務功能需要切實有效的科學引領。大力開展調查研究、提升理論品格、強化科研水平、增強學術氛圍、構建科研隊伍，是推進公共文化館（站）事業建設和發展的基石。
（二）強化政策制導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政府在公共文化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彰顯政府對公共文化政策保障十分關鍵。從制度設計上，公共文化館（站）是承擔政府實施公共文化服務的平臺和載體，其資源配置、運行機制都需要政策措施來調控和推動，政策的科學性和措施的有效性是公共文化服務有效運轉的基礎，也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務質量的保證。尤其是在事業發展、隊伍建設、體制機制、產品供給和經費扶持等方面需要政策的強力支撐。
（三）完善層級示范
雖然我國文化館（站）均是按照層級設置，但業務建設和運行機制缺乏實質性的工作銜接和機制保障。文化館（站）的功能定位和業務工作的有效運轉，需要構建一套標準明確、科學有序、操作性強的層級業務示范體系，在統一的標準化體系建設中，應該明確各層級文化館（站）之間的業務關系和各自職能。通過業務指導、樣板示范、交流學習，形成一套運行有效、操作便捷的示范帶動機制，推進文化館（站）自身發展和業務建設的規范性、有序性發展。（四）開展館際交流開展文化館（站）館際交流，促進相互往來，推動彼此借鑒吸收，不僅增進友誼，更重要的是對發展理念的提升和信息資源共享提供了便捷通道和有效方式。開展館際交流是文化館（站）事業健康發展不可惑缺的一種有效載體。交流是推動文化發展的一股活水，通過交流學習，交換彼此的建設經驗，借鑒對方的創新模式，分享發展建設中取得的經驗成果，使之成為取長補短，規避風險，提速發展的倍增器。
（五）努力提升服務效能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為文化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資源，包括政府資源、政策資源、管理資源、服務資源和其它社會資源等等，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務工作，讓老百姓充分享受文化利益，就要合理利用這些資源，以公共文化服務的理念為指導依據和價值導向，探索文化發展、創新之路。為群眾提供更多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是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主要要求，也是政府執政為民理念的重要體現，文化館要明確自身的定位，樹立健康良好的嶄新文化形象，利用各種資源來激活公共文化服務的元素，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的示范作用。在打造文化服務品牌的過程中，改變因循守舊的傳統，不斷增強文化服務項目的娛樂性和群眾性，使每一項活動都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與感召力，形成公共文化服務的多樣性。文化館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青少年活動中心，文化館要成為面向全社會開放的真正的文化藝術中心。在傳統文化館的運作管理模式中，多樣化、全民化，高品質的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其潛能未被真正開發出來。這就涉及到進一步提升文化服務能力的問題。在進一步開發文化館價值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文化活動中心的載體作用，讓文化服務機制更加靈活，讓運作模式豐富多樣，不斷改變服務手段，開辟文化領域主戰場，讓文化融入市民生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使公益文化事業得到更廣泛，更有效的推進。讓公民得到多層次、多彩新穎的文化服務，實現資源的綜合利用和共享，讓文化最大限度地為社會服務。
二、以人為本，實現公益文化服務的全面覆蓋
公共文化服務強調文化“公平性”，何謂“公平性”，即確保公共文化服務供給面向全體公眾，確保每個社會階層和群體都享有文化服務的權力，確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務的果實。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聲下，切實維護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已成為一種現實需要。要實現文化共享，就要讓文化服務“低門檻”或“零門檻”，不讓一個人因費止步，確保所有人都有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這是我們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思路。但我們在提倡文化公平，無償服務的過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現實問題，市場經濟下群眾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運動規律，活動經費的短缺仍是影響群眾文化工作開展的重要因素。無償服務，受到經濟條件的制約。公益性需要堅強的物質基礎。與圖書館、博物館相比，文化館在公共文化服務中，堅持無償服務的情況更為復雜，圖書館每年都有固定的購書經費，而文化館的陣地建設完全靠自給自足，陣地開放必須面對添置器材、支付教師工資等一系列現實問題。歸根結底，實現文化公平、無償服務，依賴強大財政力量的支撐。
三、上下聯動，彰顯公益文化服務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個封閉的圈子，文化具有輻射、滲透、影響等功能。在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的過程中，要發揮文化館在公共文化服務中的帶頭作用，建立以文化館為龍頭，上下聯動，左右通達的合理科學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務網絡。水上舞臺周周演活動是武進地區一項頗具影響力的品牌文化活動。武進文化館在承辦這項活動時，與政府各條戰線聯動，有機地把文化、財政、科技、建設、衛生、勞動等部門的力量進行整合，把政府各級部門推向文化建設的前沿陣地，讓他們到周周演這個文化平臺上一展風采。為了保證演出質量，文化館無償為參演單位提供藝術指導和服務。水上舞臺的這種做法是是對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和實踐，在武進文化館的協調組織下，各條戰線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務工作不斷推向深入，這也是武進的公共文化服務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四、培養人才，提升公益文化服務的軟實力
化產業與新技術具有較低的融合度。文化產業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依賴于技術的發展與融合，但是從我國文化產業的技術發展方面來看，我國文化產業技術水平總體不高，并且文化產業與新技術的融合度也較低，這對我國文化產業企業競爭能力的提升產生了制約。由于文化產業具有信息密集、技術密集以及知識密集的特點，所以文化產業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體現在技術競爭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就實現了文化產業與傳媒匯流的融合，這種融合使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文化市場中占據著優勢地位，而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以及文化企業創新能力具有著明顯的差距，這種差距主要是文化產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國內文化體制、經營主體以及資金的影響而難以實現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有效融合。
二、文化產業企業創新力的培育與提升
(一)構建現代化的文化企業制度
文化企業的發展以及文化企業所發揮的支持作用與推動作用是文化產業創新能力發展的重要動力，具備現代化企業制度的文化企業能夠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將文化產業的創新當作內在需求，這對于推動文化產業企業創新力的提升具有著重要意義。在文化產業企業發展過程中，文化體制的改革需要從兩個方面來完成:一是構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市場;二是推動文化體制的構建與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特點突出體現在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其中擁有經營權的企業法人為企業的發展負責，而不用對擁有企業所有權的企業股東利益負責，無論是法人還是出資方，對企業所承擔的都是有限責任，這種企業制度對于文化企業的發展以及創新能力的提升更具適應性。在文化行業逐漸轉企改制的背景下，文化產業發展中獲得了更多的社會資本支持，而這同時也導致了文化企業股東結構產生變化。在此過程中，文化企業有必要構建完善的法人制度，并讓經營者具備充分的經營權利，避免使用行政權對文化企業的經營活動作出干涉，在此基礎上，我國文化產業以及文化企業才能夠實現政企分開，并推動文化企業融入到競爭環境中，從而使文化企業為了謀求更好的發展而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
(二)推動文化產業市場主體的多元化發展
當前我國文化產業市場發展中存在的普遍問題體現在市場發育有待成熟、文化產業所具有的事業性質有待弱化、市場主體規模有待擴大等。針對這些問題，我國文化單位以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應當鼓勵與提倡民營企業在文化產業市場中的參與，從而推動文化市場主體的多元化發展，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文化產業市場體系。通過這種做法，我國文化產業市場能夠形成較好的競爭環境，同時也可以依靠民營企業中的經營優勢和技術優勢來推動文化產業企業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另外，政府部門有必要重視文化產業企業創新力的提升，從制度方面確保文化產業市場主體的多元化發展，從而有效刺激各類資本加入文化產業市場競爭過程中，在提高文化產業企業創新能力的基礎上提高我國文化產業企業所具有的市場競爭力。
(三)政府部門應當發揮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