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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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搞文化建時，普遍感到員工的執行力不足，這是因為企業家并沒有認識到，企業的執行力需要有執行性文化的支撐。一個企業，如果從高層起就只重議論而不重行動，就不可能要求員工做到位。曾有一個笑話講，某企業高層領導做出要徹底根除四害的決策，途徑是“給蒼蠅戴手套，給蚊子戴口罩，給蟑螂戴腳鐐，給老鼠戴”。只要能做到上述這幾點，世界從此就會不再受“四害”的危害，也許，“四害”還可能變成“四益”，就可能變廢為寶。
這一決策看似高明，一石二鳥，但仔細想想，誰去執行？下屬具有什么樣的執行力才能把這種決策執行到位？因此不會有人去執行，更沒有人有能力去執行。現實企業中存在著很多類似這樣的決策，看似高明實則無法執行。之所以出現這樣令人可氣又可笑的決策，是因為很多企業存在的一種空談文化，一種和執行相對立的文化。企業要有執行力，第一是要充分地溝通。只有通過充分地溝通才能達成共識，通過溝通對目標、路徑、游戲規則等問題成一致理解，做到上下同欲。但僅僅做到上下同欲還不行，還要有一種一次執行到位的習慣，一種注重細節的習慣。因此就企業文化建設來，就是要在企業內部創建一種執行文化，培養員工重視細節，將小事做細、做到位的良好習慣。剛開始是一種規則，把規則堅持做下去就會變成一種習性，員工有了這種習性，企業在執行方面就會有力量。
然而為什么很多企業有很好的理念，也講客戶價值導向，但就是感受不到員工在一線為客戶服務的真誠勁兒？就是感覺不到員工的熱情和溫度？客戶無法通過一線員工的服務感受到企業倡導的文化理念，關鍵就是員工在細節上做不到位，沒有一個做到位的良好習慣。所以，如何通過文化建設來創建一種執行性文化，這是企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
美國蘭德·麥肯錫等國際著名管理咨詢公司通過對全球優秀企業的研究得出結論，世界500強之所以勝出其他公司，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善于給自己的企業文化注入活力。一流公司的企業文化往往跟普通公司的企業文化有著顯著的不同，一流公司往往都具有團隊協作精神、以客戶為中心的意識、平等對待員工的意識、激勵與創新意識等，但其他公司在這些方面往往較差。優秀企業之所以優秀是因為他們有優秀的文化，正是這種文化支撐著這個企業始終如一，使得企業具有可持續發展。
論文關鍵詞：韓國影視文化視點文化價值
一、韓流來襲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滄桑巨變中，“韓流”洶涌而來。“韓流”的產生絕不是平地風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處的框架中，謀求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交流，、相互學習、共同發展，才是比較理想的文化互動模式。外來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結構，是韓國近代歷史中文化領域發展的極大成就，這種文化結構也成就了韓國的影視產業。
韓劇中有著濃厚的溫情和鮮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補了國內目前的道德空白。韓國既有悠久的歷史傳承又經濟發達，既古老又現代，既傳統又先進，世界韓國研究者有一個共識：“儒教傳統是韓國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儒學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和“學而優則仕”的為學之道，在韓國深入人心。并演化為注重教育的傳統。劇中所體現的儒教傳統，那種森嚴的長幼尊卑關系、幾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順父母、重視家庭、謙恭有禮的人生態度，讓人感受到濃郁的東方文化傳統。
二、韓國影視的文化視點
人性親和力。韓劇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僅因為東亞文化的同質同源，還在于韓劇的敘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體現了全人類的善世思想。每部韓劇都有一個優美動人的故事核心。無論是青春偶像劇如《藍色生死戀》、《冬季戀歌》、《浪漫滿屋》等，還是日常生活劇如《愛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魚小姐》等，抑或是歷史劇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個情節曲折、細膩精致、打動人心的故事。這些故事情節中通常蘊涵著這樣一些主題：親情、愛情、友情、信義、利益、誤解、寬容，情和義、恩和怨被綿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編織到日常化的真實生活場景里，既令觀眾感到無比親切，又常常被其中蘊涵的戲劇元素所打動。無論故事如何發展，韓劇總有一個情節核心如影隨形，緊緊扣合，這是吸引觀眾看下去，并被打動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韓劇即使長達幾十上百集，觀眾仍是忠心耿耿、不離不棄，伴隨劇情始終。比如多數韓國影視劇是以普通人的生活為描述對象，用細膩而樸素的手法再現韓國民眾的精神風貌。無論輕松詼諧還是感傷憂郁，都真實而親切。觀眾在觀看電視劇時的感覺，仿佛劇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邊。
文化親和力。韓劇在題材類型上顯現出多樣化，而且在內容上也很注重倫理道德的力量與人文精神的培養。從形式看。有歷史劇、現代劇；從主題看，有歷史題材的勵志劇《大長今》、《海神》、《茶母》，也有現實題材的勵志劇《明朗少女成功記》、《漢城奇緣》。主人公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和抱負，不畏艱難、不計名利、不怕打擊，歷盡曲折終有所成。倫理劇《黃手帕》，反映傳統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贖，《商道》舊瓶裝新酒反映現代商業精神和義利之爭；肥皂喜劇《愛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歲》、《我的名字叫金三順》、《校園臥底》、《黑道千金要結婚》、《愛在哈佛》、《家族榮譽》等幽默詼諧，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費盡周折而結局卻皆大歡喜；愛情劇《藍色生死戀》、《天國的階梯》、《雛菊》，感情執著堅如磐石，悲彩凝重，讓人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的凄楚之絕美。
韓劇的文化構圖從基本的生活細節鋪開。以家庭為點、社會為面，輻射到各個行業、各個社會階層，人物的情感豐富和文化的立體呈現。倫理和道德的社會約束，輿論的強大作用，再加上美麗的自然景觀、寓情于景的敘事手法、悠揚哀婉的主題曲等，在一種不動聲色的客觀性的描述中展現人物的生活狀態和心靈狀態，在銀幕熒屏上實現新寫實小說的個人化書寫。韓劇中對復雜的人際關系和人物心理的準確客觀的把握。細膩細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樣面臨事業和家庭等各種關系困擾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鳴。工作中的競爭、同事的遠近親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關系、婆媳關系、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等，無論是和諧還是紛爭。都有因東方文化的含蓄而有著為情義、得失難以啟齒的心理較量。韓劇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專一，執著于理想與家庭，遇到困難隱忍堅強。一方面負有傳統的家庭責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現代社會的事業女性特有的進取精神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員表演真實投入，感情真摯，畫面干凈，色彩濃淡相宜。雖然韓劇冗長繁瑣，但還是在中國大陸有很高的收視率、有很強的視聽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當代韓國影視的立足點
韓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全面接受現代文明的同時，在文化層面上也較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傳統。韓國人認為人的修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知識，二是倫理道德水平。韓國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近年來亞洲金融風暴過后。韓國人進行了反思，認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過后，已明顯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義”使人錢迷心竅，不擇手段；“個人主義”渙散集體，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視親情，分裂家庭。有害社會。于是韓國提出了“文化立國”的國策。主張不僅要挖掘發揚傳統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發展以儒家文化道德為主體的“文化產業”，一方面可以抵制歐美頹廢文化道德對傳統儒家文化道德的沖擊，另一方面可以成為拉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僅在2002年韓國就向文化產業提供資金5000億韓元，約合4,5億美元。同時，韓國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隨后又陸續對原有的《演出法》、《唱片錄像及游戲制品法》進行了修改，為文化產業的振興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發展空間。
四、當代韓國影視的文化價值
韓劇在我們國內的流行主要是東亞文化圈共存的對儒家文化的認同感，不僅韓劇，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視劇也都同樣在國內深受歡迎。這種文化的同質性是東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當代文化形態及價值觀念的轉型期，國人的思想迷失和對傳統寧靜和諧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韓劇，在內容和表現手法上更為純凈、雅致、唯美。優美的畫面，無論樸實還是華麗都很生動，傳神的對白，悠揚動人的音樂，準確細膩的表演，細致深刻的心理刻畫，東方文化特有的仁義、禮孝、含蓄、內斂，切近而遙遠的熟悉，感動著世紀之交的中國在滄桑巨變中渴望親情和諧生活的蕓蕓眾生。
西方有句諺語：“上帝在細節中。”用曲折的劇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畫面迷倒入，用婉約的音樂打動人，在文化共通中營造親和氛圍，在文化差異中展示獨特風情，韓劇就是通過對其中一個個細節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對中國觀眾的一次又一次征服。無論是歷史劇還是現代生活劇，當代韓國影視在電影電視劇題材選題和內容情節中面向生活與現實的個人化形態上，都體現出厚重的文化內涵。其獨特的文化策略與文化戰略方式是文化市場化運作的獨特顯現。韓劇注重在觸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細節中，充分挖掘通俗瑣事的表意潛力，在細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觀呈現、主觀營造厚重濃郁的民族文化氛圍，并借以倡導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闡發和張揚。可以將韓劇的文化價值概括為：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倡導現代觀念而又尊重傳統、看重倫理道德和社會責任、呼喚現代人的溝通理解。
早在1944年10月30日，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作了重要的講演，強調了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他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2］在新的歷史時期和新的復雜形勢面前，公安部黨委高度重視公安文化建設，經過全國公安機關的共同努力和廣大公安民警的積極創作與辛勤奉獻，公安文化不僅成績顯著，而且特色鮮明、影響巨大，并且以“萬家燈火平安夜———公安部春節文藝晚會”作為新春盛開的公安文化之花，形成了公安文化的最亮品牌，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公安文化一年一個進步、一年一個水平、一年一個收獲的可喜狀態，在全國乃至世界形成很大的社會影響，取得了良好效果。時代要發展，社會要進步，文化要繁榮，就必然要求不斷進行機制、體制、管理、內容、形式和手法的創新，來適應人們對日益發展的物質、精神、文化的需要。公安文化理論也是如此。只有適應了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和文化需求，滿足了人民群眾對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以文化的內容、方式和效果來更好地服務于公安工作的大局，為公安文化創新和發展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與創作指導，我們的公安文化才能充滿活力。
一、公安文化理論與公安文化軟實力
(一)公安文化理論
公安文化理論是一種特色鮮明、內涵豐富、結構清晰、指導性強的文化理論，它是人民公安事業一筆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理論財富，是公安工作、公安實戰和公安文化的一種理論形態。公安文化理論是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在長期執法為民、治安維穩、服務社會與人民的工作實踐中所形成的對公安文化的理論概括，是一種源于公安文化實踐又能指導公安文化創作的創造性理論成果，是以理論思維、理論分析、理論研究和理論概括的方式，對公安文化創造的一種理論性把握，也是對公安文化本質與規律的一種理論性探尋和理論性闡述。公安文化理論從簡單到豐富、從稚拙到成熟的發展歷程，反映了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地區公安工作和公安文化實踐與創造的情形，也是一部承載了中國公安文化發展歷史的理性記錄。從迄今公安文化理論研究的實際成果看，其理論形態和結構主要有:“公安文化本體論”、“公安文化結構論”、“公安文化功能論”、“公安文化形態論”、“公安文化關系論”、“公安文化發展論”、“公安文化創作論”、“公安文化風格論”、“公安文化建設論”等，構成了公安文化理論的完整形態。［3］
(二)公安文化理論的創新
公安文化理論的創新，既是時代的召喚和公安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文化理論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公安文化理論的創新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內容的創新:從張兆端教授所著的《警察文化學》(第三版)中的“公安文化關系的理論”、“公安文化建設的理論”、“公安文化傳播的理論”等篇章看，都是具有新的公安特色、新的時代精神和新的社會信息化、網絡化、媒體性生活的公安文化理論內容。除此而外，貼近時代、貼近實戰，創新社會管理、化解社會矛盾，服務社會和諧、滿足人民新期待的“文化育警”、“公安文化的普及與提高”等內容，也是新時期以來公安文化理論的嶄新內容。
二是形式的創新:公安文化理論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圈在行業里，只是重視公安工作實際的經驗和做法，只是關注眼前的文化工作建設和警營文化活動的指導與操作。隨著社會的進步與文化的發展，隨著公安文化內容的不斷豐富，隨著學習型公安機關和文化型公安隊伍的建設，全警機關、文化和教育部門逐漸注重公安文化理論的建構，注重公安文化創新實踐的總結，注重公安文化經驗的理論提煉，注重公安文化理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創新性。從張兆端教授的《警察文化學》第一版(1997年6月)到第三版(2010年9月)的13年間，可以充分地、清晰地看到這種公安文化理論的特色、理論的發展成就。實際上，從近幾年公開出版發行的有關公安文化的論著和論文中，也可以看出公安文化理論所體現出的公安特色和時代特征，以服務創新社會管理、以服務治安維穩實踐、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以服務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為主要內容的公安文化，結合了當今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特點、時代特點，兼容了信息化、網絡化、娛樂化的大眾傳媒形式與成果，全面創新了公安文化理論，從形式上日益為廣大公安民警和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所喜愛。有許多公安機關和公安民警所寫的大量反映公安工作打擊敵人、保護人民、懲罰犯罪、服務社會以及長期辛苦工作感受的網絡博客，都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也得到了廣大網民的很高評價。
三是機制的創新:各地公安機關和各級公安領導都把公安文化建設、公安文化理論提煉和實踐總結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列入公安整體工作來規劃、來組織、來實施。各級公安機關結合自身的特色、優勢和便利條件，公安文化建設形成了上下齊抓共管、民警積極參與、警營文化活動豐富多彩、公安文化理論日漸成熟的格局。很多公安機關制定出符合各級公安機關實際的文化建設規劃，廣大公安民警也都有各自的文化發展目標和文化參與的熱情度與積極性，這種公安文化的自覺狀態和公安文化理論的日漸成熟，既有利于弘揚本地區、本機關、本警種優良的公安文化傳統，也有利于學習、借鑒、吸收其他文化創造的好經驗、好做法。以此來不斷豐富、充實和發展公安文化理論。
四是手法的創新:公安文化理論在不斷與時俱進，不斷吸取新的文化元素和新的文化理論的表現力。在表現手段的現代性、表現方法的多樣性、表現風格的豐富性和表現效果的優良性等方面也都有新的進步、新的發展與新的特點，呈現出傳統與現代、精英與大眾、理論與實踐、紙質與網絡、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理論多元的新情態。手法、數量和質量都有大的發展、大的提高。近些年，公安部黨委組織“公安文化基層行”，是推動全國公安文化建設和構建和諧警民關系所做出的一項重要舉措。在三年多時間里，公安文藝小分隊赴全國31個省演出218場，觀眾達60余萬人。對公安文化創作、公安文化傳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與繁榮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公安文化理論在不斷創新中提升，在不斷完善中成熟，豐富和指導著公安文化的不斷創造與進步。
(三)公安文化軟實力
我們所說的公安文化軟實力，就是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在公安工作的實踐中以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政治態度和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以自己的人生追求、工作態度和自己的警容、舉止、風范、語言、禮儀等綜合的警察文化素養所展現的一種為社會全體成員所認可、所贊揚、所學習的感人力量、威懾力量。2008年《公安研究》第5期刊登了周浩然、吳杰飛寫的《提升公安機關軟實力問題初探》，在文中作者將公安文化軟實力概括為五種:即素質力、親和力、文化力、凝聚力、科技力。
有新意，有觀點，有指導性。2008年《公安研究》第9期發表了柳漢男寫的《關于提高公安機關軟實力的思考》的文章，該論文從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的實際出發，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對公安機關軟實力做了操作層面的深入研究與論述，理論結合實際，文化結合實戰，有很強的實踐特性和指導意義。在以后的各種公安文化建設的論文中，也都有公安文化軟實力方面的內容。但少有揭示和闡述公安文化理論與軟實力關系方面的文章。人類文化所具有的這種柔軟的力量(softpower)，已經被大家所共知，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英國二戰時期的首相丘吉爾曾說:“我寧愿失去一個印度，而不愿失去一個莎士比亞。”中國古人將文化的力量極簡潔地概括為“不戰而屈人之兵”。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曾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公安文化軟實力是公安工作潛在的、隱顯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力量，它與公安物質裝備力量相結合形成了完整意義上的公安實力和公安戰斗力。這種源發于公安文化系統中的制度性、組織性和公安干警所具有的精神性、思想性、道德性、文化性、藝術性以及他們獨特的精神品質、精神個性、精神風采的軟實力，當與公安組織管理的目標和任務相結合，與公安的物質裝備相結合時，就會形成一種驅動強勁、戰效明顯、持久而無聲的新型警力，一種代表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公安生產力。公安文化軟實力與公安硬實力，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我們理解它們兩者的關系和作用，還不能簡單地將其看做是兩者相加、兩者之和的關系，其中的軟實力是發揮著倍數功效的實力因子。在公安實戰和公安隊伍建設中，它們各自都有其重要的存在價值和功能效率，若認識到位、組織管理到位、培訓服務到位、激勵引導到位，就可以整合為成本低廉、方便耐用、功效巨大、釋放持久的公安戰斗力。
二、公安文化理論創新與公安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關系
公安文化理論對深化公安文化軟實力的研究和提升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以正確的、創新的、富有時代特征和公安特色的公安文化理論來指導公安文化軟實力研究，可以取得新的突破與新的成果。而公安文化軟實力的研究，也可為公安文化理論創新性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新的經驗，其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可進一步充實到公安文化理論建設與理論發展之中，為公安文化理論提供新的內容。它們相互結合、共同促進，為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建設服務。
(一)二者是什么關系
公安文化理論創新與公安文化軟實力提升的關系是一種指導、促進、互補和互有發展的關系，是一種在公安事業和公安文化大樹上所接下的兩個碩果，它們是對公安文化這棵大樹根與枝的回饋，也是對公安文化這顆參天大樹枝繁葉茂的繼承和發展。它們是同質相連的關系，又有各異不同的特色和優勢。
(二)二者關系怎樣
創新了的公安文化理論適應了新時期、新環境和新任務下的公安文化的發展需要，是一種新的公安文化的理論總結，揭示了公安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時代特征，能夠更加有效地指導公安文化和公安文化軟實力研究;而提升公安文化軟實力研究作為公安文化理論新的課題、新的成果，也必將豐富公安文化理論的創新和內容，在公安文化創新理論的指導下會不斷發展和不斷提升。
(三)二者作用怎樣
日新變化思維是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要思維方式，它把整個宇宙、人類社會看成是處于不斷變化、不斷更新、永不停息的一種存在狀態。例如，《易傳》把變化視為事物發展之新的狀態，或變易為新的事物。事物的生成與發展，均是變化的結果。《易傳》記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于天地的變化才得以生成萬物，變化即生成，生成是變化的結果。此外，“變化者……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4］。表明了變化的根本要義是反復與創新。《易傳》創下了“先化后變”的思維，《中庸》則提出了“先變后化”的思維。《中庸》記載：“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說明了事物從小到大，從微至著，從內及外，逐漸由不明顯到顯著的變化過程。縱觀儒學從先秦萌芽到兩漢形成再到宋明鼎盛的歷程，它是一個后儒在前儒的基礎上不斷繼承與創新、發展的過程，體現了日新變化思維的烙印。例如，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并加以豐富和完善，將“仁”的觀念發展為“仁政”學說。又如，荀子的思想體系源于儒家，又吸取了各家的思想。再如，儒學到了宋明時期，把佛教的心性說和道家的天地萬物生長說批判地吸收進來，形成了新儒學，即理學。這些都是儒家日新變化思維方式在學說或者文化發展上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在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批判地吸收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時展需要高度凝煉而成的價值體系，體現了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合理“化”之的思維特點。同時，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倡導”只是一個階段性成果。由于時代是不斷推進的、實踐是不斷變化的，時代與實踐的發展變化需要變革，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尚未定型，還需要不斷演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演進基于時代、源于實踐、生于變革，從中便可窺探出儒家文化的日新變化的思維方式。
二、儒家文化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核，儒家文化必然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思想滋養。
（一）國家價值目標
就國家價值目標而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分別是對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精神層面、社會層面的發展目標所作的價值要求。儒家雖未就這四個層面作出過如此明確清晰的概念提法，但其思想主張與現代價值主張并不乏相通之處。例如，孟子強調國家制度要保證人民基本的生產資料，指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5］在政治上儒家主張實行“仁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6］實行德政的目的就是解決和改善百姓生活。同時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即唯有百姓富足安康，國家才能和諧穩定。這種樸素的“民本”思想的烙印，反映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就是“富強”、“民主”的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富強”、“民主”是古代“民本”思想在當今時代的升華。中國自古是一個文明古國，今天所倡導的“文明”在儒家文化中體現在其所極力倡導的由“禮”至“德”的社會道德要求中。儒家文化崇尚“和合”，“和”是中華文化的特色。《禮記•中庸》記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體現了尚中貴和的中庸之道。史伯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都表明了貴“和”的基本觀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和諧”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和諧，不僅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包括在國家交往中國與國之間、和平共處。因此，這是對中華民族“尚中貴和”精神的高度延伸與升華。
（二）社會價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許多相通之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從儒家文化的社會價值觀中借鑒很多內容。“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7］這里所體現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與儒家所強調的“義”是相通的。儒家強調以義制利、重義輕利、見義勇為的“正義”的道德界限。孟子提出：“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8］即是說，在生命與正義發生矛盾時要“舍生取義”。儒家倡導積極入世、適應社會，在社會規范中達到“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性自由狀態；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德性平等；儒家文化是一種德性文化，重禮制，強調以“禮”至“德”。同時，儒家的代表人荀子對“禮制”思想進行了繼承與發展，提出“隆禮重法”思想。這些思想資源，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能批判地汲取的思想文化資源。這一層面的價值觀雖然看似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具體的思想內涵在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卻不乏中國傳統思想的影子和中國文化的特色，實現了外來價值概念與本民族思想文化特色創造性的融合。
（三）個人價值準則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倫理道德規范體系，因此，它關于個人行為規范和價值準則的思想資源自然十分豐富。“愛國”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儒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入世情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安民的人生理想，激發了人們對國家命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愛國英雄豪杰。同時，儒家“尚公”的集體主義意識也為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倫理道德支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愛國”的內涵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已發生變化，實現了與社會主義的緊密融合。“敬業”一詞最早出自《禮記•學記篇》中的“敬業樂群”，這是儒家提出的一種道德觀念，意指安于職守，聯合益友，共同奮斗，這與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盡職意識有相通之處。儒家十分重視“誠信”道德，孔子“主忠信”，大力倡導在為人處世、交友、辦事、從政等各方面都要守信。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6］強調了“信”的極端重要性。孟子說：“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9］指出了實現“誠信”的關鍵在于“明善”。時展了，社會背景變化了，對公民個人的價值要求自然也要實事求是地隨之發生變化。因此，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是我們黨從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中抽離出其合理成分，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高度凝煉而成的。
三、儒家文化可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傳播方法支撐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除了其自身不斷發展完善的思想理論體系為統治階級所需要以外，也離不開其獨特的教育、傳播方法的支撐。儒家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與進步，其傳播方式已相當完善。今天，我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充分運用現代社會的教育手段、教育技術及傳播方法的同時，要充分借鑒儒家文化中一些有益的傳播方法，為培育、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有益的傳播方法支撐，做到把傳統與現代傳播方法有機地結合、靈活地運用。
（一）注重價值觀的生活化、具體化
例如，孔子講“仁”，只告訴人們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克己復禮”等等，告訴人們在做人做事時怎么做才符合“仁”的要求。作為儒家的終極價值追求，“仁”始終沒有一個明確的內涵，但卻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和踐行。儒家文化的這種教育方式，對于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具有一定的啟迪。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主要在于理論層面的宣傳和弘揚，抽象的理念尚未滲透到人們具體的生活中。因此，傳播主體應該把重點傾向于將十二條價值理念恰當地融入民眾的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及工作當中，告訴人們在做人做事時如何為之才能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標準，這樣才能達到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最終目的———踐行。
（二）全方位教育、多層次影響
傳統儒家文化的教育方式十分豐富，體系十分完善，是一個包括啟蒙教育、家庭教育、應試教育到社會傳播的全方位、多層次的系統。封建社會在小孩的啟蒙階段就把儒家文化通過兒歌、故事等方式灌輸給孩子，在家庭中通過家訓的形式規范家庭成員。另外，封建社會將儒家經典定為社會選拔人才的指定考試科目，學子想要應試成功就要學習、掌握儒家經典。這樣，一方面鞏固了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學子們把儒家文化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傳播給平民，使儒家文化通俗化、大眾化。營造社會文化氛圍也是儒家極為重視的一種文化影響方式，它將其所倡導的內容通過小說、戲曲、說書等貼近民眾生活的方式展現出來，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良好的氛圍，使儒家文化無處不在。傳統儒家文化的這種全方位的教育、多層次的影響模式也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能借鑒之處。正如所說：“要從娃娃抓起、從學校抓起，做到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要潤物細無聲，運用各類文化形式，生動具體的表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高質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訴人們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惡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2］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把啟蒙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充分結合起來，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傳播手段及活動載體的優勢，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無處不在。
（三）樹立榜樣，發揮示范作用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宗教思想的特點決定了其影響意境說的方式，橫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內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來自于儒、道、佛的影響，縱向考察則可以輕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對立統一影響意境說生成、成長及成熟的軌跡。意境說是中國古代宗教思想與中國古代詩學、美學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意境說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核心范疇，內涵豐富、深刻且有著光彩奪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發生發展以至最終完成都離不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滋養。它深深植根于儒、釋、道對立互補共同作用積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結構中，是我國古典文化的精華，在形成過程中始終沐浴著中國特有的宗教思想的靈光，可謂中國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壯成長起來的一朵奇葩。
中國人的宗教意識很濃、很泛，卻也很隨意。一般中國人沒有嚴格的，也很少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對神靈的態度往往處于信與不信之間。無憂無慮時，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種神靈都不信;有災有難時，見到廟宇就燒香，見到神靈(塑像、畫像)就跪拜。大多數古代中國人盡管崇尚實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萬物有靈”觀念影響，在潛意識中還有對神靈的畏懼、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識也是很強的。另一方面，由于影響著中國人的儒、釋、道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彼此之間相對寬容，這就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同一個人可以既崇孔子為師，又求仙訪道、吃齋敬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成了文人們的人生信條。元代畫家兼詩人的倪贊表達更為鮮明，他說:“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禪。”
這種現象正透視出中國宗教思想的一大特點:“泛神”、“準教”。
中國人特有的這種宗教思想特點也影響到古代中國的文化藝術。儒、道、佛相互融合，積淀于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形成一種連續不斷的思想文化氛圍。意境說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核心概念，也無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識的烙印。
而古代中國“泛神”、“準教”特點所帶來的儒、釋、道對立統一現象也決定了其影響意境說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單一的。
關于意境的概念與內涵盡管至今尚無一個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論，但通過文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對意境的內涵也已有許多共識。筆者在此將這種共識概括為:意境是藝術家創造出的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藝術整體，這個藝術整體能通過欣賞者的直觀把握和審美想象產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韻味。意境的內涵也可由此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虛實相生，三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
我國詩文自古就有寫景抒情的傳統。《尚書?堯典》中提出“詩言志”，強調詩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發，《詩經》所用“比興”則是通過言他物(寫景)，來發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也是一種景與情的結合，盡管景只是作為抒的媒介物出現的。人們真正將自然物象的“景”當作獨立的審美對象，則得益于道佛自然觀的影響。老莊主張回歸自然，他們把“心齋”的空明、虛靜當作對自然萬物做自由觀照的條件，認為只有通過這種非理性的直觀思維方式方可達到物我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如《莊子?齊物論》中所寫:“昔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老莊還認為，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能領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難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認為大自然的水流花開、鳥飛葉落，與其追求的那種淡遠任運的心境與“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瞬間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對大自然也倍加青睞。道佛對自然的鐘愛，引起了詩人對山水風景的關注，使田園風物自覺地走進詩歌，由詩中的背景升騰為主要審美對象。盡管早在《詩經》中就出現了情景交融的詩作，但那只不過是暗合了藝術創作的規律。有意識地將山水田園作為“主角”寫進詩歌，則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詩家對道禪自然觀的心領神會，使他們在對自然風景的抒寫中確實做到了情與景合、意與象偕，清新、自然，形神畢現，形成迥異于西方藝術再現自然的表現性山水風格，同時，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統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文論家將情與景統一起來，從而較為快捷地解決了情景關系問題。
詩家虛實之說也來源于道家的虛無論與佛家的色空觀。老子曾對“有”“無”關系作過說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認為“有無相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莊子說:“虛室生白”，“唯道集虛”。可見，道家“以虛無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實”。作為一種哲學的宇宙觀，道家將宇宙本體看作是虛實、有無的結合。佛教認為物質世界各種色相全是空幻不實的。修行者接觸色相時應“不于境上生心”(《壇經》)，不迷戀、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觀，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實則以“中道”這一有著辯證思維特點的觀念又解除了這一危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空”否定一切的同時，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這種虛無觀在魏晉之前已為文人重視，被當作玄學的核心。魏晉時，隨著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觀因其與道家虛無思想有著相通的精神，而強化了對文人們的影響。既然在道家與佛家眼里虛實并生、色空一體，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響的文論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虛實統一的可能性。虛可涵蓋少、情、隱、氣、神、意、主觀等，實則可含蘊多、貌、顯、骨、形、象、客觀等，既然通過直觀思維的“悟”，可以發現虛就是實，那么，通過直觀的藝術思維也會做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隱顯一體，氣骨合一，意與象合，形、神、理的統一。這樣虛實關系的解決，就帶動了這一系列概念之間關系的解決，虛實關系也就成了各關系的統帥與核心。
詩家追求言外之意的傳統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響與啟迪。佛、道都將語言視為工具，否定其本體意義。正是這種語言觀上的契合，使他們合力沖擊，一舉取得了言意之辯的勝利。這種契合也引起了詩家的重視，以至在魏晉時即開始了對語言的反思。他們未費周折便認識到語言的局限，體悟出語言潛在的能力大有作為，從而明確了對言外之意的追求。許多詩人開始注意突破語言局限，充分發揮語言的張力，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筆墨節儉，字錘句煉，以有限的文字負載無限豐富的內涵，在詩文中留有大量語義“空白”，有待讀者“填充”。這種詩歌創作，要求欣賞者的積極參與，讀者也不再滿足于詩歌語言的淺直、單一，而喜好朦朧、多義;不滿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滿足于實景的展露，而欲求虛景的蘊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證明意境基本內涵與道家、佛家的關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詩學，則詩成了褐語、‘玄言詩’和‘理學詩’，全是‘出世’貨色，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詩和意境說了。意境說的形成還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與融人。首先，儒家重視藝術與審美。盡管孔子把詩歌看作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倫理政治工具，有損詩歌內部規律的探討，但可貴的是他將詩歌的功能不僅概括為“觀”、“群”、“怨”，而且同時指出了其審美功能“興”。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來與詩文不離不棄，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藝術的發展。其次，儒家對情與景的認識對意境基本內涵與特征的形成也有影響。儒家也重情，講好惡，講“樂道”、“憂道”、“思敬”、“思哀”，講真性情、赤子之心。這個“情”不是道家所主張的縱情宣泄，而是“樂而不，哀而不傷”，是經理性精神梳理后的。與道、佛一樣，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當作“比德”的工具:“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這里儒家離間了情與景的關系，將景一清的直接關系，變成了景一清一理。但這并未阻礙意境說的形成，因為意境中的情不是過分強烈的，而往往是蘊含著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統一才能構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觀念，刻意追求各種對立因素的和諧統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發展與安排遵循“適度”原則，克服“過”與“不及”。這大大啟示了人們在詩歌創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渾融一體，這就把看似分離開來的情與景又緊密聯系在一起，最終也與道、佛兩家殊途同歸，促進了意境基本內涵的形成與發展。
意境說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可以透視出儒、道、佛對立統一的歷史。儒、道、佛的對立統一影響和促進了意境說乃至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
作為意境說得以形成的最初內核，古老的“比興”、“易象”說與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興”是借“他物”起興，這又必然聯系到物象。章學誠先生在《文史通義》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詩之比興。”從言志到比興、“易象”，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一次飛躍。推動這一飛躍的直接動力正是“天人合一”、“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觀念。正如趙沛霖先生所說:“人們最初以‘他物’起興，既不是出于審美動機，也不是出于實用動機，而是出于一種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晉是意境說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開始。東漢末年，佛教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由印度傳人中國。漢帝國的高壓政策，儒家思想的長期禁錮，魏晉時的戰火紛仍，使士大夫知識分子常常陷人個體與社會對抗、主觀與客觀分裂的矛盾狀態而痛苦不堪，為了減輕現實生活的重壓，他們談玄說道、縱情享樂。但強樂無味，反而使他們更加不堪現實的重負，于是紛紛去尋求解脫之途。佛教的“苦”觀“空”觀，抹殺時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這種觀念和超脫方式恰好與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們如饑似渴，很快接受了這種外來的文化。同時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頭換面，儒、佛貫通的思想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論家如劉姆的文論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說呈現破土之勢。在《文心雕龍?物色》里，專門闡述了情景關系，他說:“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這段話意為詩人不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應該以心靈擁抱景物，這樣才能寫出好的詩作;他又說:“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意象”說，《文心雕龍?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這里所謂“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產物。劉櫻還開始提倡“隱秀”，他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茲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艾象之變互體，川讀之錫珠玉也。”在此，劉舞已經意識到詩歌語言的含蓄、朦朧、多義的特點，強調追求重旨、復義、秘響，從而得到文外之義，潛發之采。這樣看來，劉擔的這些論述已經直接觸及到意境的基本內涵，為意境說的形成準備了必要的理論條件。
在唐代，意境說破土而出，成長為美學與文論的一個重要概念。這個時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強盛期。意境說由盛唐詩人王昌齡首次提出。他在《詩格》中說:“詩有三境，一曰物境。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云峰之境，極麗秀絕者，神之于心，處身于境，視境于心，瑩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娛樂愁怨，皆張于意而處于身，然后馳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張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則得其真矣。”
論文摘要：韓國影視在儒家傳統文化的保存和現代化以及商業化的過程中成為重要媒質。中國是泱泱文化大國在社會的轉型期傳統文化卻被慢慢湮沒。社會文化淡漠。價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較韓國的文化視點和文化價值總結發展經驗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韓流來襲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滄桑巨變中，“韓流”洶涌而來。“韓流”的產生絕不是平地風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處的框架中，謀求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交流，、相互學習、共同發展，才是比較理想的文化互動模式。外來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結構，是韓國近代歷史中文化領域發展的極大成就，這種文化結構也成就了韓國的影視產業。
韓劇中有著濃厚的溫情和鮮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補了國內目前的道德空白。韓國既有悠久的歷史傳承又經濟發達，既古老又現代，既傳統又先進，世界韓國研究者有一個共識：“儒教傳統是韓國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儒學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和“學而優則仕”的為學之道，在韓國深入人心。并演化為注重教育的傳統。劇中所體現的儒教傳統，那種森嚴的長幼尊卑關系、幾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順父母、重視家庭、謙恭有禮的人生態度，讓人感受到濃郁的東方文化傳統。
二、韓國影視的文化視點
人性親和力。韓劇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僅因為東亞文化的同質同源，還在于韓劇的敘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體現了全人類的善世思想。每部韓劇都有一個優美動人的故事核心。無論是青春偶像劇如《藍色生死戀》、《冬季戀歌》、《浪漫滿屋》等，還是日常生活劇如《愛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魚小姐》等，抑或是歷史劇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個情節曲折、細膩精致、打動人心的故事。這些故事情節中通常蘊涵著這樣一些主題：親情、愛情、友情、信義、利益、誤解、寬容，情和義、恩和怨被綿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編織到日常化的真實生活場景里，既令觀眾感到無比親切，又常常被其中蘊涵的戲劇元素所打動。無論故事如何發展，韓劇總有一個情節核心如影隨形，緊緊扣合，這是吸引觀眾看下去，并被打動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韓劇即使長達幾十上百集，觀眾仍是忠心耿耿、不離不棄，伴隨劇情始終。比如多數韓國影視劇是以普通人的生活為描述對象，用細膩而樸素的手法再現韓國民眾的精神風貌。無論輕松詼諧還是感傷憂郁，都真實而親切。觀眾在觀看電視劇時的感覺，仿佛劇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邊。
文化親和力。韓劇在題材類型上顯現出多樣化，而且在內容上也很注重倫理道德的力量與人文精神的培養。從形式看。有歷史劇、現代劇；從主題看，有歷史題材的勵志劇《大長今》、《海神》、《茶母》，也有現實題材的勵志劇《明朗少女成功記》、《漢城奇緣》。主人公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和抱負，不畏艱難、不計名利、不怕打擊，歷盡曲折終有所成。倫理劇《黃手帕》，反映傳統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贖，《商道》舊瓶裝新酒反映現代商業精神和義利之爭；肥皂喜劇《愛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歲》、《我的名字叫金三順》、《校園臥底》、《黑道千金要結婚》、《愛在哈佛》、《家族榮譽》等幽默詼諧，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費盡周折而結局卻皆大歡喜；愛情劇《藍色生死戀》、《天國的階梯》、《雛菊》，感情執著堅如磐石，悲彩凝重，讓人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與君絕”的凄楚之絕美。
韓劇的文化構圖從基本的生活細節鋪開。以家庭為點、社會為面，輻射到各個行業、各個社會階層，人物的情感豐富和文化的立體呈現。倫理和道德的社會約束，輿論的強大作用，再加上美麗的自然景觀、寓情于景的敘事手法、悠揚哀婉的主題曲等，在一種不動聲色的客觀性的描述中展現人物的生活狀態和心靈狀態，在銀幕熒屏上實現新寫實小說的個人化書寫。韓劇中對復雜的人際關系和人物心理的準確客觀的把握。細膩細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樣面臨事業和家庭等各種關系困擾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鳴。工作中的競爭、同事的遠近親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關系、婆媳關系、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等，無論是和諧還是紛爭。都有因東方文化的含蓄而有著為情義、得失難以啟齒的心理較量。韓劇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專一，執著于理想與家庭，遇到困難隱忍堅強。一方面負有傳統的家庭責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現代社會的事業女性特有的進取精神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員表演真實投入，感情真摯，畫面干凈，色彩濃淡相宜。雖然韓劇冗長繁瑣，但還是在中國大陸有很高的收視率、有很強的視聽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當代韓國影視的立足點
韓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全面接受現代文明的同時，在文化層面上也較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傳統。韓國人認為人的修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知識，二是倫理道德水平。韓國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近年來亞洲金融風暴過后。韓國人進行了反思，認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過后，已明顯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義”使人錢迷心竅，不擇手段；“個人主義”渙散集體，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視親情，分裂家庭。有害社會。于是韓國提出了“文化立國”的國策。主張不僅要挖掘發揚傳統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發展以儒家文化道德為主體的“文化產業”，一方面可以抵制歐美頹廢文化道德對傳統儒家文化道德的沖擊，另一方面可以成為拉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僅在2002年韓國就向文化產業提供資金5000億韓元，約合4,5億美元。同時，韓國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隨后又陸續對原有的《演出法》、《唱片錄像及游戲制品法》進行了修改，為文化產業的振興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發展空間。
四、當代韓國影視的文化價值
韓劇在我們國內的流行主要是東亞文化圈共存的對儒家文化的認同感，不僅韓劇，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視劇也都同樣在國內深受歡迎。這種文化的同質性是東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當代文化形態及價值觀念的轉型期，國人的思想迷失和對傳統寧靜和諧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韓劇，在內容和表現手法上更為純凈、雅致、唯美。優美的畫面，無論樸實還是華麗都很生動，傳神的對白，悠揚動人的音樂，準確細膩的表演，細致深刻的心理刻畫，東方文化特有的仁義、禮孝、含蓄、內斂，切近而遙遠的熟悉，感動著世紀之交的中國在滄桑巨變中渴望親情和諧生活的蕓蕓眾生。
西方有句諺語：“上帝在細節中。”用曲折的劇情吸引人。用唯美的畫面迷倒入，用婉約的音樂打動人，在文化共通中營造親和氛圍，在文化差異中展示獨特風情，韓劇就是通過對其中一個個細節的精妙把握，完成了對中國觀眾的一次又一次征服。無論是歷史劇還是現代生活劇，當代韓國影視在電影電視劇題材選題和內容情節中面向生活與現實的個人化形態上，都體現出厚重的文化內涵。其獨特的文化策略與文化戰略方式是文化市場化運作的獨特顯現。韓劇注重在觸手可及的家庭生活細節中，充分挖掘通俗瑣事的表意潛力，在細致入微的家庭生活流程中客觀呈現、主觀營造厚重濃郁的民族文化氛圍，并借以倡導真善美，使人物的精神得到逐步的闡發和張揚。可以將韓劇的文化價值概括為：關注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倡導現代觀念而又尊重傳統、看重倫理道德和社會責任、呼喚現代人的溝通理解。
中華文化追求“大一統”的價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
中華文化對于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于“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舍。而戰國時代“九州說”與“五服說”的盛行，則反映出人們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會。……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唐曉峰：《“體國經野”：試論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這種追求統一的思想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時，西周社會創立的禮樂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沖擊，早期初始形態的“一統”格局趨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果導致諸侯爭霸，混戰綿延，因而人們渴望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這一點在當時大多數思想家的學說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雖然他們在追求統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見，但天下必須“定于一”則是普遍的共識。譬如，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韓非子·揚權》）；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著“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是具備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當統一條件基本具備之時，才會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這種政治理想變成了現實，“車同軌，書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才會有繼秦而起的兩漢大統一，出現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那幅國家“大一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后漢書·祭禮志》注引《風俗通》）
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并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于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時間概念上，它是指長久統一，千秋萬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漢書·董仲舒傳》）；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這種以“統一”為理想政治秩序觀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體驗到分裂割據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所謂“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關于分裂戰亂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的形象寫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一的政治秩序下，社會生產的發展相對迅速，民眾的生活相對安定，國家的安全相對能得到保證。這無疑是比較理想的局面，可以實現人們向往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況。由此可見，對戰亂的厭惡，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使得統一既是統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觀上也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意愿。
正因為“大一統”的理念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標志，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并以炎黃之后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后自居，后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后，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就是指“王者大一統”。正如歐陽修所說：“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千百年來，這種以“統一”為“正統”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進一步強化了人們認同國家統一的自覺性，成為中華文化培育統一意識、指導統一實踐、完善統一秩序的又一個顯著標志。
中華文化為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資源
在中國統一大勢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過程中，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但起到了團結各族人民、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而且為合理化解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這種作用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講求“用中適時”、“隨時以行”，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為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用中適時、隨時以行是人們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這種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理念決定了人們在對待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秉持現實客觀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靜看待實現大一統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作為統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統一基本條件的創造與統一有利時機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則就是“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國語·越語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勢下，要敢于面對暫時分裂的現實，先完成局部的統一，并肯定局部的統一對于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努力為將來的大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條件。譬如，在歷史上，戰國七雄爭戰之于秦漢統一、魏蜀吳三國鼎立之于西晉統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統一、宋遼金對峙之于元明清統一等等，在當時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來，都是走向國家大一統的必要環節，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時候，對于當時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關鍵是如何作好充分的準備，繁榮經濟，改良政治，增強軍力，從而在統一時機成熟之時，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順應民心以結束分裂的局面，“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書·羊祜傳》）。與此相反，如果昧于時勢，企冀在條件不成熟之時“畢其功于一役”，則必然事與愿違，不但無法實現大統一，而且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分裂局面。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分”是為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合”作必要的鋪墊和準備，“合”則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大勢看，秦漢統一的規模勝過宗周的天下一統，隋唐統一的規模超邁秦漢，有清一代的統一規模又遠逾隋唐，這正是國家統一大勢日趨增強的歷史印證。因此，可以這么說，“用中適時、隨時以行”的思想方法論，幾千年來始終維系著人們對大一統的堅定信心，幫助人們克服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所帶來的困惑，推動著國家統一大業在曲折中不斷向前邁進。 第二，中華文化講求“守經用權”、“和而不同”，強調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富有層次的文化現象，要求人們在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穩步推進。“守經用權”指的是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確看待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性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按照“經權”原則，“大一統”是人們必須嚴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經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既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的最高政治目標，又對國家的統一與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至上原則的同時，要“守經用權”，通權達變，從而為更好地實現“大一統”這一基本目標鋪平道路。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則為人們追求與完成國家的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它提醒人們，在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上，既要看到統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認統一的差異性。因此，中華文化始終強調，“天下”乃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別的天下，有層次的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證明。而事實上，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擁有廣大的農業區，而且還有廣大的農牧業結合地帶和牧業區，地區差異很大，彼此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在全國雷同地推行“大一統”行政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傳統的“經權”、“和同”思想正好為歷代的統一政治實踐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這就是要堅持“大一統”之“經”，以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為目標，全面推行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積極經營邊疆，同分裂割據等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同時，也承認統一的地區差異性、內外層次性，重視區域差別與文化多元。在統一實踐上體現出“通權達變”的理性寬容精神，對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的“羈縻”體制及政策，就既賦予了“四夷”邊疆在“一體”中的角色，體現了大一統的原則，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又“適天地之情”，“各適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顧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生活方式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做到了因時因地因人而治。這種“經權”、“和同”理論，無疑是國家統一的強大粘合劑。
第三，中華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作一個民族融合的和諧形態，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所謂“統一”就不單純是華夏漢族方面的問題，而是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關注與參與的歷史主題。換言之，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消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有兩大支柱：一是所謂“夷夏之辨”，鼓吹“用夏變夷”；一是所謂“夷夏一體”、“王者無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認諸夏與夷狄之間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以種族歸屬為標準，也不以地域遠近為界限，而是以文明進化程度為標準。由于所處位置以及觀察角度的不同，占主體地位的華夏民族自然認為諸夏代表著文明與先進，夷狄代表著野蠻與落后，歷史的進程當以諸夏為中心，由諸夏的文明改造所謂的夷狄，“以夏變夷”，使夷狄逐漸向先進文明過渡，最終實現大同的理想。當然，對這種諸夏本位觀，國內少數民族不一定完全贊同，漢代時中行說與漢使辯論時亟論匈奴風俗文化之優長，就是證明。就后者言，“王者無外”、“夷夏一體”意味著天下乃是“統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內”均為“皇帝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華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這個邏輯，國內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處其所，進而走向融合，統一于天子的號令之下。這兩種民族文化觀念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互為彌補，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應該指出的是，“用夏變夷”的深層文化含義，是視夷夏關系為可變的實體，而非不變的頑石，兩者的區分僅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與血緣種族、地域環境無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也可以退為夷狄。這樣便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推行漢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至于“王者無外”，則是致力于化解國內不同民族的對立與矛盾，使其認同于“天下”統一的理想。強調華夏與各少數民族的和諧相處，并在時機、條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這樣，便為歷史上開明的統治者推行“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李衛公問對》卷中）；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張不得“有華夷中外之分”（《大義覺迷錄》卷一）。中華文化這種增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價值觀，毫無疑問在促進民族融合、進而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繼承中華文化寶貴遺產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取向。千百年來，中華文化既為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也為人們參與這一歷史活動提供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深遠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保持了大統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版圖，并為中華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國家發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資源。自夏商周以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創造了條件；而自秦漢以降，儒家的“大一統”文化價值觀更是一以貫之，支配和規范著歷代傳統政治實踐，成為傳統政治運作的至上原則和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地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這一成果，各少數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華一體的民族大家庭為其發展的歸宿，從而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不斷地得到鞏固和拓展。換言之，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深入人心，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諧的基礎上互動互補，共同發展，不斷增強政治與文化的認同感，這對于堅持國家統一大勢的健康發展、增進各民族間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沒。到了近代，中國雖然遭受到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但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國土的基本統一，表現出堅不可摧的民族力量，這不能不歸功于以統一為宗旨的中華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一直以來，安全生產是企業經營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企業的安全文化，關乎著企業自身的生產經營，從而具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企業完善的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是其管理手段和理念，更是一種企業文化的滲透和影響。
1.凝聚員工共識和力量作用
從企業安全文化的定義中可以理解到安全文化代表的是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態度和價值觀，同時也被大多數人共同遵守，是人們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奉行的共同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同時，這種共同的價值觀把企業員工的自我價值實現與企業的發展凝聚在一起，保證了員工實現自我價值和企業的發展的一致性，從而使企業員工自覺的為企業的發展出謀劃策、奉獻力量。
2.約束功能
一般而言，企業安全文化教育可以為員工遵守安全規章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這是因為員工在接受安全文化宣傳和教育后，自身就會對企業安全有了一種更深層次的體會和了解，在日常生產運營過程中會下意識的對企業安全留心和關注。換而言之，企業安全文化能夠對企業的安全發展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然而這一種約束作用，是需要企業花精力去培養的。首先，員工的安全價值觀應與企業保持高度一致，從而形成目標一致的行為模式。其次，企業需要從硬性規定方面加強安全文化對員工的約束作用。最后，對安全文化的約束，企業還應密切關注員工的心理狀況和心理需求。
3.輻射傳導作用
由于企業并不是一個封閉式的集體，而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因此，企業安全文化可以多種與外界溝通交流的方式予以輻射或傳播出去，從而將企業本身所提倡的安全觀念、安全管理行為以及安全管理模式等擴散到外界，這樣一來，如果企業擁有著良好的安全文化，通過彼此之間的輻射和傳導，這一安全文化將可能被其他單位或部門吸納并予以運用，從而間接為社會整體的安全文化建設提供了一定的幫助和促進意義。
二、企業安全文化評價體系的構建
筆者認為，在建立企業安全文化評價體系時應當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來體現。宏觀方面主要評價企業的安全文化建設，而微觀方面則主要考察企業安全的氛圍狀況。
1.宏觀方面的安全文化對企業安全文化的宏觀評價，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要關注企業的安全價值觀念、安全理念和態度等意識方面的內容，具體外向化的表現為企業所推行的安全政策、制定的安全目標等等，其次還應關注企業對安全管理的獎懲措施以及對員工和社會公眾的安全承諾等等，這可以從企業所公開的安全生產資料以及所頒布的相關安全制度等方面進行考察和評價等等。
2.微觀方面的安全氛圍
除了需要對企業安全文化宏觀方面的評價，另一個重要的評價內容在于企業安全氛圍的微觀考察，并且這種微觀層面的安全氛圍考察是涉及到企業每個經營管理環節。首先，從組織結構來說，企業安全氛圍的構建必須要從組織保障、制度保障等方面著手，以硬性的制度建設來鞏固安全文化的形成和培育。其次，安全氛圍還涉及到企業生產經營的具體環節，包括資金安全管理、工程建設安全管理、生產安全管理等等。更為重要的是，微觀方面的安全氛圍必然還涉及到企業的個體。對員工而言，企業安全氛圍直接關系到其自身的安全與利益問題，企業應注意員工的心理狀況，強化員工對安全風險的認識和了解，增強員工對安全隱患的敏感度等等。
3.保持中立立場評價企業安全文化體系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企業安全文化體系的建設會涉及到各個利益相關者。為了使這一評價體系不受到各方利益的左右和影響，企業在評價安全文化體系建設時，應保持必要的中立立場。然而，現實生活中，如果由企業內部部門或相關人員組織對安全文化體系進行評價，難免會受到一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對此，筆者認為，聘請第三方中介機構或專業機構來對企業安全文化體系進行評價，無疑是保持中立立場的最好辦法。第三方工作人員在獲取評價資料時應盡量避免與企業發生利益關系，能夠至始至終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完成企業安全文化體系的評價工作。
三、加強企業安全文化評價體系建設的對策
1.堅持安全文化常態化評價
首先，定期組織安全文化評價。建議以季度為單位，每季度對企業安全文化建設情況進行一次評價，每年對企業進行一次全面綜合評價，在評價過程中不斷總結完善評價體系。其次，定期組織安全文化建設相關人員進行專項培訓，提高安全工作人員業務素質和評價水平，通過專業學習，促進安全文化評價體系在實踐中充分發揮作用。再者，定期組織同行業內企業安全文化評價交流活動，企業所處內外部環境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可以通過同行業內的橫向對比，取長補短，促進安全文化評價體系發展成熟。
2.加強安全文化評價的輿論引導作用
安全文化評價體系的良性循環發展，離不開正確的輿論和宣傳導向，在強化安全投入的基礎上，同樣不能忽略了企業安全宣傳。首先，建立專門的對外公關部門，具體負責企業形象的維護和應急公關工作，以促進企業和地方和諧發展，企業和居民互惠共贏。其次，企業可以定期舉辦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企業和相關企業之間，企業和附近居民之間的交流座談會，通過印發宣傳材料，樹立一個具有責任感的，有擔當的正面的企業形象。
3.開拓創新
在現代家具設計中，人們的審美情趣呈現出求新、懷舊兩種發展趨向，求新可以使人獲得新奇的體驗和刺激，懷舊可以勾起人們對往昔歲月的回憶。優秀的家具設計應將求新和懷舊結合起來，使家具設計既不失現代風格，又擁有傳統文化氣息。
(一)傳統文化思想在現代家具設計中的運用
中國傳統文化源于先秦儒道思想以及禪宗思想，是一種原始質樸、整體性的混沌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陰陽平衡、以和為貴、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比如，太極圖就很好詮釋了中華民族注重整體、和諧、統一的思維方式。在現代家具設計中，可以將道法自然、陰陽平衡、天人合一等傳統思想以及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以形寫神等審美理念融入家具設計之中，比如，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的中庸思想為指導，創造結構嚴謹、穩重大方、整齊勻稱的設計風格;以自然無為、返璞歸真的道家思想為指導，實現自然美和藝術美的有機結合;以“隨緣”、“圓滿”、“超脫”等釋家思想為指導，設計出有著空靈、虛靜、圓相之美的家具作品。［2］
(二)傳統材質在現代家具設計中的運用
材質是家具設計的物質載體，也是傳遞設計理念、展現設計風格的重要方式。現代家具設計中，設計師多用塑料、金屬、玻璃、海綿、皮革等材質表達設計理念，比如，用金屬傳遞一種現代質感，用玻璃創造一種優雅迷離的感覺，用塑料創造一種輕巧純凈的感覺。其實，在現代家具設計中，也可以通過傳統材質表現家具蘊含的文化精神，用環保、簡潔的原生態材料進行設計，創造親切、自然的審美情感。比如，用色澤明亮、橙黃的黃花梨木表達簡潔明快、質樸自然的文人氣息，用色調深沉、色性偏冷的紫檀木表達富麗堂皇、莊重大氣的皇家氣派;用紫檀木、雞翅木、鐵力木等材質堅硬、紋理華美、色澤深沉的木材，創造“雖為人作，宛如天成”的意境。［3］
(三)傳統裝飾圖案在現代家具設計中的運用
傳統裝飾圖案是中國傳統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不僅有著較高的審美價值，還蘊含著豐富的吉祥意義，表達了勞動人民祈求平安、富貴、健康、幸福的美好愿望。比如，牡丹象征了“年年富貴”，鴛鴦象征了“白頭偕老”，魚象征了“年年有余”。因而，可以將構圖、紋樣、文字等傳統圖案運用于現代家具設計之中，也可以用夔龍紋、寶相花、祥禽瑞獸、朱雀玄武、云龍紋等裝飾性圖案對椅背、桌面等進行裝飾，創造有著濃重傳統文化色彩的家具作品。［4］例如，庫卡波羅從中國剪紙文化中獲得靈感，設計出了有著龍圖案的中國龍椅，有著濃重的東方文化韻味。設計師李艦的《鼎椅》就借鑒了“鼎”的造型符號，使椅子不僅簡約大方，還有著濃郁的傳統文化氣息。美國設計師鮑爾•弗蘭克設計餐椅時，就借鑒了中國傳統紋樣“回紋”，巧妙地表達了虛實相生、陰陽平衡的道家文化思想。
(四)傳統裝飾色彩在現代家具設計中的應用
的民間用色風格，以大紅、大黃、深綠等明艷的色彩為主色調，突出喜慶、吉祥、熱鬧的氣氛。傳統家具設計主張用原木材的天然色澤，對黃花梨、紫檀木、酸枝木等木材進行拋光打蠟，創造一種天然華美、深厚含蓄的藝術風格。在現代家具設計中，可以借鑒傳統家具設計的用色風格，通過色彩表達文化內涵和情感意蘊。比如，Edra公司運用水墨畫色彩進行家具設計，將桌子的桌面設計成為荷葉形狀，兩個椅腳設計成葉柄的莖狀，表達讓品性高潔、內通外直的君子之意。［6］
二、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