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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倫理問題。本文在對網絡性質深入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網絡倫理建設的具體措施，并分析了網絡倫理建設新的特點。
［關鍵詞］網絡傳播；網絡倫理建設；網絡技術；網絡道德；政策法規
網絡社會，是由不同的網絡社區組成的一個虛擬社會，它存在的基礎是網絡技術。在這一虛擬的社會結構中，雖然其行為主體仍然是現實社會中真實的個人，但網絡在技術上的特殊性使網絡媒體產生了許多傳統媒體未曾遇到的新問題。面對這些新的網絡倫理問題，我們應針對其特殊性，在理論上加深認識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建設措施。
一、基本的認識前提
1.關于網絡技術的性質
作為技術層面的網絡，它是一個中性的工具，并無是非好壞之分。其任何正面的負面的價值延伸，都是主體操縱者——人的價值觀念的體現與物化。如果你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對待網絡，那么它就是你實現理想、通向成功的橋梁。如果你以消極陰暗的心理對待網絡，那么網絡就是你走向沉淪、犯罪的獨木橋。
網絡巨大的負作用就是產生于使用者對科學技術的濫用、誤用，產生于人類價值觀念的偏離。有些人被無所不能的網絡技術帶來的信息便捷、物質富有、生活安逸等等表面現象所蒙蔽，對工具至上、技術決定論等等偏激觀點盲目崇拜，并將眼前的功利作為最終目標追求，使自己成為技術的奴隸。網絡技術上的“可行”并不等于行為上的“應該”。你能夠在網上橫沖直撞，甚至可以隨便散發不負責的信息、隨便破壞他人的電腦系統，但人的道德修養是你一切行為的最高主宰，使你不能胡作非為。只有將精神價值、人文關懷與網絡技術的發展融為一體，才能真正發揮網絡技術的綜合優勢，從而有效推動社會的高速發展。
2.關于網絡道德與傳統道德的關系
網絡社會依存于現實社會，網絡社會行為是現實社會行為的延伸，表層的數字關系所遮蔽的恰恰是深層的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在網絡空間中，人雖然擺脫了諸如鄰里角色、現實直觀角色等現實空間中制約人的道德環境；但在超傳統地域的網絡范圍內，人發揮作用的動機并沒有變，植根于現實空間的傳統道德與新型網絡道德的行為者是共同的行為主體，它們兩者之間并沒有絕對的區別。因此現實社會的道德規范就應該是構成網絡社會道德規范的重要參照。
由此看來，網絡道德并非空穴來風，現實社會幾千年的道德積累是它堅實的基礎。事實上，人類發展到現在形成的豐富多彩的傳統道德，其一般原理和基本運行機制，充分反映了人類社會活動的一般規律，網絡社會既然是人類社會的生活空間，其普適性就不言而喻。因此，人類在維護網絡空間秩序時必然要引入傳統道德的優秀成果和富有成效的運行機制，在此基礎上加以協調發展，從而形成“網絡社會”更高水平的新型道德。
3.關于網絡倫理作用的特殊重要性
在現實社會，倫理與法制，是維持社會平衡的兩大重要杠桿，而且法制的明確性、強制性，使它的作用更大于倫理的作用。而在網絡社會，由于網絡的隱匿性、快捷性成為網絡法制的障礙，因此網絡倫理建設具有更加特殊的重要意義。
網絡倫理，是指人們通過網絡媒體進行交流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道德關系，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媒體對象等等之間的關系。網絡倫理建設，就是要在這些關系中建立一些相應的原則規范，使之成為網絡媒體使用者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凝結人類高科技發展水平的網絡媒體，自然也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化的水平。在這樣一種高度發達的社會形態中，自覺的道德規范的遵守應該更具普遍性、操作性。它不僅彌補了網絡法規明顯滯后于網絡發展的現實，而且，即使在法規健全的情況下，它也可以起到法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傳統法律是通過強制性手段，針對嚴重違法行為制定出的各種懲罰性措施，因此它只能用于懲惡，而不能勸善；只規定人們什么不應該做、什么必須禁止，而沒有指明什么是應該去做的、什么是鼓勵去做的。道德倫理建設，則是通過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內心信念起作用，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與內在性，不僅對不道德行為進行批評、譴責，同時也對道德行為，尤其是高尚的行為予以褒獎、鼓勵，顯示出文明社會中人類行為的高度自覺性，這一特點最吻合現代網絡技術運行的客觀規律。
二、網絡倫理建設的具體措施
網絡社會的整體建設，需要倫理、法制、技術、管理等多種手段齊頭并進。側重于倫理建設措施而言，由于網絡倫理所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網絡倫理建設的具體措施也需要多層面、多角度的協調配合來進行。
首先，建立健康的網絡傳播環境。無論網絡交往如何具有隱匿性，其行為主體不外是現實社會中的真實的個人，個人道德素質的高低將決定其網絡交往行為的文明程度。因此，對現實社會的公民進行相關的道德教育，如社會責任感、民族自尊心、科學人生觀等等的教育，是防止網絡失范行為發生的基本前提。當然，我們更應該意識到網絡失范行為已嚴重存在，并產生著惡劣的社會影響，我們有必要對影響網絡行為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如對網絡傳播中產生的特殊的網絡文化現象、心理現象，對網絡社區形成的規律及功能、作用，對特殊的網絡交流方式與特殊網絡交流符號系統等等進行分析，在知己知彼的情況下，推動網絡主流文化的建設，確立以集體主義原則為主導的自主型網絡道德模式。目前網上流通的信息五花八門，需要對內容積極健康的網站進行保護與宣傳，確立網上正確的輿論導向。雖說網絡輿論環境相對寬松，但多種聲音中仍然有一個代表主流的聲音。集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與大眾傳播于一體的網絡傳播，仍然體現著時代脈搏的跳動。在主流文化的引導方面，需建立網絡社會健康的道德評價標準，這一標準的確立，要在全面權衡網絡社會中的自由與責任、個體與群體、全球性與本土性、權利與義務等等各種關系的基礎上進行。確立網絡社會的終極道德目標，并將這一目標盡可能量化、細化。將其實現過程劃分為上、中、下3個不同的層次，制定最優標準與最低標準的具體指標，中間標準的完善途徑，利用行為范型的誘導、基準道德的推崇、基本道德的法規化等手段推動網絡社會價值評價標準的確立。
其次，加速網絡安全技術的發展，這在控制不良信息流通方面至關重要。雖然網絡道德建設的主體是人，但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環境的產物，人性的脆弱是與生俱來的。面對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僅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養來起作用是遠遠不夠的，一定的技術約束也是幫助道德完善的必要手段，特別是在針對外來信息的入侵上。目前，在全球信息產業中，CPU（中央處理器）的產量美國占92%，系統軟件生產量美國占86%，世界性大型數據庫70%設在美國①。如果長期缺乏技術方面的有效措施，由此帶來的強國對弱國的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滲透，以至對弱勢文化的摧毀，其后果是難以想象的。任何國家都應該有義務和能力對外來信息進行審查與控制。就網絡整體發展而言，目前計算機安全技術比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要落后5到10年。隨著網絡道德失范及網絡犯罪問題的日趨嚴重，各國政府及網絡專家都加大了對網絡安全技術的研究，如加密技術、防火墻技術、反黑客技術等等。一些發達國家如美、日、德等國將信息安全技術列為國防、科研的重點，并形成相當規模的信息安全產業。而我國，由于網絡技術整體發展水平的差距，信息安全保障體系尚未形成，因此網絡安全技術的發展以及在道德建設中的重要性要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
再次，制定富有彈性的網絡社會的政策法規與道德原則。網絡社會的快速發展使相應的政策法規總是滯后產生，因此，政策規范的制定者們，要有超前的發展的眼光，對網絡社會的發展趨勢有一個正確的把握，為其進一步發展留有余地。同時要考慮這些政策規范的傳統繼承性，許多現實社會中的法規與道德原則，在網絡社會中同樣適用。如英國哲學家羅斯在其《正當和善》（Therightandthegood）中提出的7條基本道德義務：守信、賠償、正義、仁慈、自修、感恩、無害等，在網絡社會同樣具有適用價值。網絡社會的正常運行是建立在不同關系與不同層次的管理協調機制的正常運轉的基礎上的，雖然網絡倫理建設的重心是網眾的行為自律，但他律與自律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法律的存在能幫助預防不道德和破壞行為，法律作為道德規范的基準，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范圍內進行他們的活動。沒有界限，就很難確保沒有影響和侵犯別人的情況。”②目前在網絡政策法規的制定方面，由于發達國家網絡建設起步較早，積累的經驗也較多，因此，我們應對國內外網絡道德建設的相關經驗及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分析整理，對各級政府的相關政策法規、各大網站的使用條款及服務規則等進行比較研究，對其運行過程中產生的和可能產生的利弊進行綜合分析，在此基礎上，提供網絡規范化運行機制的有價值的參考。目前，隨著網絡政策法規的陸續出臺，網絡社會成員的道德意識已不斷加強，對相關政策法規、網絡管理條例及網絡禮儀的自覺遵守，已被越來越多的網絡社會成員自覺接受。
最后，建立網絡傳播的全球倫理道德。網絡新聞傳播的載體互聯網，是一個全球聯通的信息傳播系統，其全球聯通性決定了互聯網上任何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只有那種具有全球視野、全球觀念特征，能達成某種全球共識的普世倫理范式才能成為網絡社會的主導倫理模式。關于這種全球倫理模式的探討，早在1993年，人們為了解決一些人類共同面臨的人口、環境、生態、核武器等全球性問題，世界宗教組織就已發表了《全球倫理》宣言，對其內涵的探討從那時就已開始。有的學者認為，普世倫理是“對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一些不可取消的價值標準和人格態度的一種基本共識。”③也有的學者認為，現代道德危機四伏，解決方法就是重建一種新的普遍主義的倫理體系，追求一種最低層次的全球共識。然而在目前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利益多樣化的形勢下，互聯網雖然在推動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但同時與之相應的散裂化趨勢也在發生。新形勢下的全球倫理應該是建立在各國與民族文化平等、自由、互惠的基礎上的多層次、多元化的內涵豐富的倫理范式，它應該體現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共同利益，代表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勢，綜合現有道德的合理部分，能妥善解決網絡沖突所帶來的嚴峻社會問題的倫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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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絡倫理建設的新特色
“我們的時代渴望整體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識，這種渴望是電力技術的自然而然的附屬物。在我們之前的機械工業時代，人們熱情洋溢地申明個人的觀點，這是自然而然的表達方式。每一種文化、每一個時代都有它喜歡的感知模式，所以它都傾向于為每個人、每件事規定一些受寵的模式。”④
雖然，網絡倫理建設是現實社會倫理建設的繼承與發展，但網絡社會的特殊性，使其倫理建設也具有自己的新特征。這些新特征是構成新的網絡倫理模式的基礎，我們可以從3個方面對這些新特色進行歸納：自主性、多元性、開放性。
1.自主型道德模式
相對傳統依賴型道德而言，網絡道德完全是一種自主型的道德模式。基于自由互惠、全民共享原則建立起來的網絡社會，人際交往具有極大的隱匿性，直面的道德輿論抨擊難以企及，個體的道德自律成為正常的倫理關系得以維系的主要保障。因此，進入網絡空間，只有自己決定自己的行為，只有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每一個網民行為的高度自律成為網絡社會對網民的基本道德要求。
網絡自主型道德模式，是一種積極進取的高層次的道德自律，它要求人們在網絡實踐中自覺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如無私的奉獻精神；自覺遵守各個層面的道德規范，履行自己的道德責任；并自覺監督其他網民的違規行為，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形成一種高度自治的理想社會。“由于電力使地球縮小，我們這個地球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落。一切社會功能和政治功能都結合起來，以點的速度產生內爆，這就使人的責任意識提到了很高的程度。”⑤
2.多元型道德模式
與傳統價值觀念較為單一相比，網絡道德是一種多元化的道德模式。當然，這種多元化并不是指網絡社會道德的混亂無序，而是指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豐富的文化內涵，體現更廣泛的人類利益而言。
在傳統現實社會，道德雖因生產關系的多層次性而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但每一個特定社會都只能有一種居于主導地位的道德，其他道德都是處于從屬、被支配地位。這種以一元為主導的道德形式，因為現實社會地域界限的明確、社會等級制度的分明而顯得十分有序，并具有較強的實際操作性。但在網絡社會，網絡構成成分十分復雜，網絡傳播是一種網狀式無中心的分散結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團體的各種道德都融會在一起，它們產生強烈的碰撞與沖突，并導致網絡社會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亂。如美國電子邊疆基金會發起人約翰·P·巴樓的網絡無政府主義宣言：“我宣布，我們正在建構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空間與你們試圖強加給我們的各種專制體制將截然不同。你們既不享有管制我們的道德權利，也沒有任何使我們感到害怕的強制性手段。”等等。
為了避免社會生活的混亂局面，不同的道德選擇必須制定出一些全體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使之帶有一定的權威性與主導性。目前，網絡道德中，一些公認的道德規范正在逐步形成，如協作原則、全民原則、自由原則、互惠原則等等。這些原則只要能體現更廣泛的全民利益、更豐富的文化內涵、更大的包容性，他們就能成為多元化、多層面的網絡道德的構成要件。
3.開放型道德模式
與現實社會道德的排他性相比，網絡道德是一種自由、平等、張揚個性的道德模式。
互聯網聯通世界各地的信息，實現最大的資源共享。在這里，沒有最高的管理機構，沒有等級、特權，網絡上的每一個節點、每一個網民，既是網絡社會的中心又是網絡社會的邊緣，道德主體的創造性、能動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
網絡傳播從根本上打破了限制人際交往的時空障礙，
“天涯若比鄰”，朋友遍天下。從前，、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等不同造成的各種隔閡，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難以理解，更無法交往。而網絡傳播滿足了人們的各種好奇心，填補了知識的各類空白，簡便的網絡交往手段更提供了相互理解、學習、探討的渠道。
在網絡開放的交往模式之下，一方面，豐富的人類文化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同，另一方面，異質文化的沖突更加尖銳，在這種激烈的碰撞之下，合理的、優秀的、順應時代潮流的思想意識得到發揚光大，而陳腐的、墮落的、非人性的思想意識則遭到淘汰。
網絡道德的開放性就是面對各種不同道德的碰撞，使人類的道德精華得到豐富與提升。
注釋：
①《報》2000.2.8
②英·尼爾·巴雷特：《數字化犯罪》P103，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德·孔漢思·庫舍爾：《全球倫理——世界宗教會議宣言》P12，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一）公共管理中環境的因素加劇了公共管理倫理缺失
公共管理的環境因素包括組織的內部環境，如對政策、財產、人員、物品等資源的調配權力。同時環境因素還包括組織的外部環境，如社會、經濟和文化。一般而言，以功利化為目的的組織受到環境因素影響較多，以非功利化為目的的組織受到環境因素影響較小。公共管理組織屬于非功利化組織。但是隨著功利化不斷向公共管理組織滲透，公共管理理論也在逐漸缺失。在社會轉型時期，出現許多政府監督管理和市場都難以介入的領域。而這些領域大多為公共領域。這也使得公共領域成為腐敗蔓延的場所。
（二）公共管理倫理及其建設滯后
我國公共管理倫理文化和相關的建設無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雖然城市化進程推進、社會對公共服務要求迅速提升，社會對公共管理倫理建設的投入相對不足。公共管理產品的提供者只有政府使得提供渠道過于單一。而公共組織對待公共管理倫理也是以傳承為主，忽略了發展。由此導致公共管理倫理缺失。
二、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對策
從目前來看，公共管理倫理缺失有一致性，更有其特殊性。治理公共管理倫理缺失的首要任務是監管擁有和使用公共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對其進行公共管理倫理的引導和教育。具體措施有以下三點：
（一）理清公共管理倫理的作用領域并出臺相關政策
隨著我國公共管理領域迅速擴大，相關單位應理清公共管理倫理作用領域，對公共管理組織和公共管理者的倫理要求明確區分。依照不同公共管理組織對社會的影響情況，出臺不同的倫理考核標準和規范，提高公共管理理論研究水平，重視公共管理倫理教育。對于公共管理者及其組織者在對待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時采取了不恰當態度這一問題，要以提高文化建設和公共管理者和組織者個人道德兩方面相結合的角度下功夫，同時加強監督管理。要加強公共管理者和組織者的道德責任感和廉潔自律意識。在公共管理倫理教育階段，要堅持與時俱進、以人為本的思想，將崇尚善良和公正結合起來，將公共管理者和組織者塑造成公平正義的實踐者。
（二）強化公共管理倫理環境因素監管
建立健全公共管理倫理環境因素質量監管框架，對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中具有經濟利益的公共管理者和組織者進行監管，建立與其職能匹配的評價機制可以有效強化公共管理倫理環境因素監管。由于社會轉型期帶來不同外在因素對公共管理倫理的沖擊，建立與其職能匹配的評價機制可以體現出科學、民主的公共意識，能夠使全體公共管理者和組織者體現出依法辦事的素質，使廉潔、法治、責任、誠信深入人心，提升組織的非經濟特性，減少統治性管理，提高服務型管理。
（三）樹立道德模范，提速公共管理建設
由于公共管理者和組織者不提倡功利化目標，因此可以適當根據公共管理者和組織者的服務特點，通過樹立道德模范、提速公共管理建設來擴大公共管理倫理的影響。同時，把完善目前存在的公共活動和建立新的公共活動結合起來。
三、結語
[關鍵詞]公共管理;職業活動;倫理;道德
工業革命使社會治理活動成為一種職業活動。歷史進入19世紀中期,由于英國政府采納了東印度公司的管理經驗,因而出現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務活動成為正式的職業活動。到了20世紀,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為職業活動被世界各國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人們普遍把行政管理當作專門的職業化的社會治理活動加以看待。然而,在社會治理活動職業化的過程中,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曾經影響行政管理活動主要從屬于科學化、技術化的原則,導致這一職業的倫理規定喪失了生長的空間,行政倫理學的研究也一直處于空白狀態。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美國出現“新公共行政運動”這一要求變革社會治理方式的思想運動,行政倫理的研究才引起人們的關注。由此可見,關于社會治理的倫理思考是與人類追尋后工業社會治理方式的進程一道啟動的。現在,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對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應當是怎樣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倫理關系基礎上的社會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治理活動都更加依賴倫理的引導和道德的規范。
一公共管理活動的職業體系
公共管理的職業體系是職位和崗位的結構體系。與以往的管理體系一樣,職位和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體系中的具置,規定了公共管理的權力、職能及責任和義務。職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縱向關系而言,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橫向關系而言。無論是私人部門還是公共部門,都是由職位和崗位構成的職業體系,直接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以往的社會治理體系在行政管理的名義下所形成的職業體系也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但是,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公共管理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它在管理的意義上告別了以往治理體系的權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僅僅滿足于科學化、技術化原則的職業體系,而是在倫理原則的基礎上科學構造職位和崗位的職業活動體系。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同樣由職位、崗位構成的公共管理職業體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對于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來說,“命令—服從”的行為模式為真正意義上的“分工—協作”的行為模式所取代。
職位和崗位都是職業體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的不同不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內容方面。對于內容來說,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職業關系。雖然在一般的意義上,這些職業關系可以歸結為權力關系、法律關系和倫理關系三大類。在現實的社會治理過程中,這些關系總會以極其具體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動之中。公共管理的職業關系越是具體,就越是包含著道德的內容。比如,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職務、崗位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職守、忠實地履行職務以及崗位上的責任和義務;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團結協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對象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處事、真誠服務,以求得廣泛的合作……這樣一來,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協作的體系,在內容上則是道德行為的表現。盡管都是在管理,但傳統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實質性內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則把形式與內容統一起來,擁有了倫理本質。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著權力關系,所以,權力關系賴以生成的等級系列依然會存在。當然,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已經實現了對等級關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等級關系改造成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系列,從而使個人之間在人格、權利等實質性方面達致平等。盡管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關系只是形式上的,卻反映了權力關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著權力關系的地方,都會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等級。只要公共管理還需要權力,它就不能消除這種“等級”。因此,作為個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這一合作體系中也會遇到處理上下級關系的問題,并且會成為他進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動的基本內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需要執行上級命令和維護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組織需要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服務于社會和維護社會利益。無論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還是社會中的公共管理組織,對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會出現偏差,特別是如何把握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必定是一個時時都會碰到的難題。公共管理中存在著無法完全解決的利益矛盾甚至沖突。盡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卻不能無所作為。事實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務定位中所派生出來的一切主動性、積極性,都會外化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處理這些矛盾和沖突的實際行動,進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種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這一點,從根本上說,就是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識。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夠對自己的職業表現出充分的自覺,按照自己對其職業特殊性的正確理解去處理上述各種矛盾和沖突,他就會無愧于公共管理這一職業,并且總會達致最佳的從業效果。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對于官吏的要求長期存在著爭論。“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終極追求中是要無條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則反復申述“民貴”“君輕”的主張。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謂“貴”與“輕”的爭論。但這種社會治理方式往往是通過間接的、迂回的途徑來認識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與實現之間存在著“時滯”。特別是那些已經實現了職業化的社會治理者,缺乏積極回應公共利益要求的熱情,往往表現出我們稱為“”的那種對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在人們期求更為進步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過程中,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靈活的、積極的和主動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對于公共管理來說,新型的社會治理體制和制度是其賴以展開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但是,與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職業并不只是簡單地充作體制和制度的構成因素和實現途徑,而是體制和制度的必要補充。由此看來,統治型社會治理倡導官吏忠“君”愛“民”。在君民之間出現矛盾和沖突的時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貴“民”輕“君”。這兩種選擇都要求官吏在“君”與“民”之間作出選擇和取舍。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得以發生的歷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沖突是無法調和的。所以,矛盾之中會出現上面兩種對立的主張,要求官吏在兩者之間擇其一。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官員和公務人員以體制和制度作為行為選擇的終極標準,被動地接受體制中的程序驅使,對人民、對公共利益表現出極度的冷漠。他們在公共部門中工作,與在工廠中工作一樣,都具有工業社會特有的色彩,屬于形式化了的職業活動。與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發生在合作精神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文化的時代。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在整體上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因為,一切矛盾和沖突主要來源于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如果通過交談和討論能夠取得共識、消解矛盾和沖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就是運用權力促進交談和討論。
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來源于人的社會角色。只有了解和確定人在社會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個公務員做出的某件事可能會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個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卻不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對一個人進行道德評判,在很多情況下,是因為我們先行對他的社會角色作出了定位。我們說一個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偶爾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經常不一致。在一般情況下,偶爾不一致能夠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經常不一致則會招致他人的批評和鄙視,甚至遭到他所在群體的排斥。
人在社會生活中可能會同時扮演著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與生俱來的,如血親關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個人成長過程中必須接受的,如做學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職業作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選擇的結果。就是說,普通的社會角色是在人的成長過程中自然生成的。一個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能夠理所當然地形成應有的角色意識,并且準確地扮演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角色。職業角色則不同。它需要人們通過自覺的選擇和主動的學習,才能夠獲得準確的定位。
人們選擇職業有著復雜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人們選擇某一職業,可能因為生活的需要,可能來自生存的壓力,可能出于興趣愛好,也可能屬于理想追求……當人們定位職業角色時,會在職業導師的引領下進入職業角色,也可能會在職業活動的實踐中逐漸找到職業感覺。但是,所有從事職業活動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覺的職業選擇和積極的職業學習,才能夠使自己融合到職業中去,成為真正的職業活動者。這個過程,就是從業者在職業序列中準確地找到他所從事的職業位置的過程。職業活動的舞臺是職位和崗位。職位、崗位是人的社會角色的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是職業化了的社會角色。同時,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的社會角色,在每一職位和崗位上都會有著明確的責任和義務。人類社會活動職業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現在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地規定職業活動中職位、崗位的責任和義務,即通過組織結構、制度規范和活動程序等等方式,為每一職位和崗位確立起明確的、具體的責任和義務。
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無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只要是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都會通過職位和崗位來明確界定人的責任和義務,有效地配置權力。這也是近代社會“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中最為典型的形式,但該行為模式沒有注意到人的職位和崗位直接地構成人的多元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就是說,任何一種職業,任何一類專業化社會活動,任何一個組織行為體系,都不僅以整體的形式構造組織化的人的社會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組織成員個體那里擔負著社會角色,甚至首先在個體那里成為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對于人來說,每一個職位、崗位都不僅是特定的組織行為體系中的責任和義務,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個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職位和崗位具有二重性,與之相對應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有同樣的二重性。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屬于特定的職業和組織行為體系;另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又屬于整個社會。對于每一職位和崗位上的從業者來說,他的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在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體系內會以職務的形式出現,在面向其直接歸屬的行為體系之外時,則以職業的形式出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職務與職業在從業者這里只是社會角色的二重歸屬。在從業者與他人的聯系中,職務與職業都是直接的。因此,當管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成為職務—職業—社會之間的單線聯系模式的時候,責任和義務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內容。我們在近代以來的社會治理中,時時處處都可以看到社會治理者只對社會治理體系負責而不對社會治理活動的對象及后果負責的情況。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級官員只對上級官員負責,政府所有的官員都只對政府負責。只有政府才對社會負責,政府官員喪失了直接對社會負責的責任和義務的向度。政府對社會負責,卻很少對它的官員負責。因為,政府的官員僅僅是政府的“雇員”,以至于政府的官員在政府中也時常會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把單線的責任、義務模式改造成雙線的甚至多線的責任、義務模式。還以政府為例,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要求政府官員一方面對政府負責,另一方面直接對社會負責;同樣,政府既對社會負責,也對其官員負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官員不僅僅是雇員。他們在直接對社會負責的過程中獲得了在政府體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資格。如果說,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視其官員為雇員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成為政府行政執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條件下的政府則使政府官員成為擁有自主意識的人。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若把這種區別變成革新現實社會治理模式的動力,不容置疑的起點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的雙重直接關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
職業活動規定著人的行為。一個人從事的職業和開展的職業活動,決定了他會有某種定型化的、重復的和連續的行為。他的行為總和構成了他的職業活動的基本內容,進而證明著他的職業角色。從表面上看,人的行為與職業的關系是被決定或被規定的關系,即職業決定和規定著人的行為。但是,這種決定與被決定、規定與被規定的關系,僅僅具有行為形式方面的特征。從實質上看,它是反向決定和反向規定的關系,即人的行為決定職業。特別是在充分自由地選擇職業的情況下,人與職業之間的聯系就是人的行為選擇的結果。考察人的職業角色可以發現,有的人選擇了某一職業后能夠迅速地進入角色,而有的人雖然從事某種職業活動相當長時間,卻始終游離于這個職業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從業者。這種與職業角色的“和合”與否體現在人的行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為決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從業者。對此,筆者認為是“行為決定職業”。
在職業活動中,人的行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為實質卻會各異。對于那些行為規范和評價標準無法量化的職業活動來說,在同樣的職業行為之間會存在著天壤之別。這種情況在社會治理的職業活動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因此,當人們選擇了社會治理這種職業的時候,還只是獲得了形式上的職業規定,實質上的職業規定則涵育于他在社會治理活動中的行為表現。就是說,社會治理者的職業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職業行為所決定。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過人自己的行為選擇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內容。人愿意做什么樣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決定。只有當自己的愿望轉化為行為,他才能成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對于做人來說,既然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為選擇做什么樣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夠用自己的行為來證明自己能否成為某個職業的合格從業者。
自從有了職業活動,人的職業角色就開始由人的職業行為來決定。然而,在近代以來的整個工業社會中,職業活動的形式方面總是受到制度性的強化,使人的行為更多地表現出被決定的特征。同樣,在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喪失,也使治理者的行為主要顯示出受決定的一面。這種現象并不能否證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意義。相反,它證明了人的行為的受動性、被決定性和被規定性是由于歷史造成的,是工業社會的歷史條件限制了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性作用。隨著工業社會的結束和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人的職業活動在形式方面的規定開始弱化,在實質方面的規定受到強化。人在職業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日益顯示出決定性的作用。與后工業社會相適應的公共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的主體—公共管理者的行為選擇的意義。
公共管理職業的一切實質性的內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為直接決定的。如果說選擇公共管理職業的行為決定了從事公共管理活動的形式的話,那么當一個人成為公共管理者的時候,怎樣扮演自己的職業角色,怎樣證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則取決于他的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的某一行為或許多行為,都不能決定其職業角色。決定其職業角色的,只能是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的、穩定和持續的公共管理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是公共管理的服務本質得以實現的途徑。公共管理體系的結構和制度安排無論怎樣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都不是服務的現實。只有通過公共管理者的具體行為,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才能夠轉化為現實。對于公共管理者來說,他的職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規范,他的崗位服務和任職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權力結構決定。當然,一些特殊崗位和特定職務也會由法律作出規定,但對于公共管理體系而言,卻不是基本現象。職業和崗位、職務方面的法律規定與權力規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將以綜合統一的形式出現。這一點也是公共管理行為區別于以往社會治理行為的基本特征。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行為主要體現著權力意志;在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會治理行為應當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為既不是權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顯現。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職業和崗位、職務上的權力規定和法律規定統一起來,作為公共管理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體實踐中,權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為的前提和依據。權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試圖達到的是實現服務的精神和服務的原則。這樣一來,我們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為旨歸的、權力和法律的綜合統一。它在根本上結束了“權力歸結為法律”或“法律受權力統馭”的爭論。
盡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職業行為中用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統一了權力和法律,但權力和法律在他的職業行為中畢竟是一種客觀力量。無論行使權力和執行法律或受權力支配和法律制約,這種客觀力量都會對他構成壓力,使他的行為選擇受到約束。公共管理者怎樣才能超越這種被動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況呢?應當說,在一切存在著權力和法律的地方,社會治理者都會遇到這種被動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況。對此,以往的社會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則是積極應對的態度。他們把公共管理這一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所擁有的、作為制度力量和體系力量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轉化為個人的道德力量。這樣一來,公共管理行為便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職業行為,而是發生在公共管理職業活動中的道德行為。就是說,當公共管理體系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僅屬于制度和體系的時候,還只是相對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觀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必須秉承和尊奉。一旦這種服務精神轉化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標準,公共管理者也就獲得了自由和自主。這時,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不再是受著某種外部力量驅使的行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為。在人的一切行為中,只有道德行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為,職業行為亦然。
企業經營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獲取經濟效益，目前，很多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存在道德缺失等問題，因此，企業倫理文化建設勢在必行“。企業倫理”概念和學科起源于美國，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和探索，企業倫理已經有了明確的定義。美國學者對企業倫理作出了以下總結：企業倫理是企業的道德規范準則，企業職工是道德準則規范的主要對象。但是更多學者認為：企業倫理是企業發展建設過程中應該遵循的規范，其對象是企業全體職工。企業倫理的德行內涵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企業倫理可以有效束縛企業職工的日常行為；第二，企業的生產經營受企業倫理的束縛；第三，企業倫理可以正確處理企業各建設項目之間的關系；第四，企業倫理與法律效率具有較大差異，企業倫理的作用主要通過社會輿論和內心認知以及企業規范進行確立。
2現代企業管理中倫理文化的現狀
2.1企業文化認識扭曲企業倫理文化引入到我國企業建設中的時間有限，因此，職工對企業文化的認識還存在很多問題。企業建設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個人利益意識，企業化理文化與企業建設緊密相關，但是其對個人利益卻沒有太大影響，所以職工通常選擇置之不理或者可有可無管的態度，從而阻礙企業的發展建設，無形中也影響了自身的利益。這就是企業職工對企業文化認識的扭曲，將各種危害企業發展建設的思想，如利己主義、拜金主義以及厚黑學扭曲下的“中庸之道”，融入到企業的文化建設中。在實際的發展建設中，企業中個人最大化的思想很難實現最終受益的最大化，這個觀念早在“均衡理論”中就得到了論證。總之，我國企業建設中存在的扭曲思想既不利己，又危害企業的發展建設，某些管理存在問題的企業受其影響更加嚴重。
2.2企業倫理概念模糊傳統的企業管理理念已經不能滿足現代企業發展的需要，進入21世紀以來，現代管理理念逐漸融入到企業的發展建設過程中，現代管理理念引進了我國傳統的文化理念，形成了企業倫理文化。我國現代企業管理理念以中西方文化管理哲學為出發點，企業倫理逐漸發展起來。目前，我國企業倫理文化仍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在實際的發展建設過程中存在著企業倫理概念模糊的問題。由于我國企業倫理從西方企業引進，很多文化觀念存在較大的差異，在不斷的研究探索中，企業職工對倫理文化概念的認識仍比較模糊。
2.3企業倫理嚴重滯后我國企業倫理文化的形成仍處在初級階段，很多企業在發展建設的過程中還是會受西方倫理觀念的影響。我國企業本身面臨著經濟轉型的難題，現在，又面臨著企業文化建設和企業管理之間的融合問題，企業建設發展過程中的經營管理顯得尤為困難。我國現代企業管理人員專業素質絕對有保障，其“滯后性”主要表現在管理人員對企業倫理文化的認識上，傳統的文化思想為企業的發展建設帶來了極大的阻礙，企業整體文化處于滯后狀態。
3企業倫理文化與企業管理之間的關系
3.1企業倫理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倫理文化是企業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企業文化中有一部分內容以哲學觀點為主，將社會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作為企業理論文化的后盾，是企業文化中的重要載體和源泉。企業理論文化在企業的發展建設中具有促進企業文化的形成和有效束縛職工行為的重要作用，也是提升企業經濟效益，促進企業發展的重要保障。企業倫理文化主要分為企業內部和外部兩個部分，本文對其做了簡單介紹。
(1)企業倫理文化與企業內部。企業倫理文化和內部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密，二者之間具有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關系。企業倫理文化在內部涉及的范圍非常廣，主要包括企業所有者和企業管理者以及全體職工之間應該共同遵守的社會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在西方國家將其稱為勞資雙方關系，在中國，由于管理者和員工只是分工存在差異，但是，他們都是社會的主人，以西方倫理文化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為依據，中國企業倫理文化就是借助企業管理為手段，發揚中國傳統美德，從而促進企業管理者和企業職工之間共同發展的、相互協作的關系。
(2)企業倫理文化與企業外部。企業倫理文化對企業外部的影響主要通過正確處理企業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而得到，正確處理企業倫理文化與企業外部之間的關系需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樹立正確的倫理意識，明確遵紀守法的重要性，引導政府和企業之間樹立正確的合作關系；第二，重視社會利益對企業發展建設的影響，正確處理企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第三，重視消費者權益的重要性，引導公民樹立正確的倫理責任；第四，重視雙方的共贏，正確處理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
3.2企業倫理文化是提升企業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企業倫理文化在企業管理中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企業管理模式的發展以一定形態的企業文化為依據，為了提升企業管理工作的效益，企業必須結合自身發展的特點創建具有企業特色的文化。在企業的發展建設中，企業倫理文化可以提升職工的積極性，為企業的發展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企業倫理文化以社會約定俗成的社會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為主，企業倫理文化不僅具有積極向上、鼓舞人心以及引導職工樹立良好職業道德的作用，還能促進企業管理的發展。企業倫理文化要求企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和企業信譽，這就要求企業為社會提供最優質的服務。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形態發生了較大的轉變，傳統的經營理念已經落后于現代企業的發展需求。我國企業管理強調人本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必須高度重視企業倫理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借助倫理建設的推動作用，創建良好的企業形象，提升企業管理水平的同時，從整體上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3.3企業倫理文化的本質規定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非常多，其中環境道德是現今企業承擔的最主要的社會責任。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各行各業必須把環境倫理融入到企業的倫理文化中，為企業管理提供理論基礎。企業倫理文化的本質規定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是21世紀企業向可持續發展努力的必然選擇。近幾年“，企業公民”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同，以環境保護為出發點的企業建設也因此受到更多人的重視，企業倫理文化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其承擔的社會責任也越來越艱巨。從企業倫理文化的角度出發，企業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環境保護的要求，從而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為了滿足環境道德標準，企業發展建設必須遵守以下原則：第一，綜合效益原則；第二，公平與正義原則；第三，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現代企業管理倫理思想要求企業在摒棄傳統管理理念的前提下，結合現代企業發展的需要，樹立全新的行為準則，使企業管理滿足現代市場的發展需求。
4結語
從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們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公共管理學研究雖走過了不菲的歷程，其理論建構卻長期缺乏統一的哲學基礎。和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歷史留給人們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識的積累、融合與揚棄，而是不斷的變化、中斷或革命，多元的、經驗的觀念變革或差異沖突壓倒了理論自身的演進邏輯。公共管理學研究沒有鎖定穩定的軌道，它的興趣范圍似乎是隨意和無限的;它沒有發展出一套方法論或主流意義上的研究綱領和范式，據此將不同的學者聯系起來，便于他們之間的溝通和對話;它的研究對象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仍模糊不清。這不僅使其無力有效應對實踐及相鄰學科特別是政治學對自己學科地位的挑戰，難以擺脫所謂的“認同危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學研究者的學科信仰及從業熱情受到挫傷。［2］“大問題”的提出從一個角度表達了人們為擺脫此類危機或困擾所做的努力。1995年，貝恩發表了《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一文，率先拉開“大問題”討論的序幕。受物理學啟示，貝恩認為在公共管理學領域存在三個像物理學家經常討論的基本問題，稱其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所謂的微觀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組織運轉中“程序規則———不良業績———更多的規則”這種微觀管理的循環?公共管理的不良績效與圍繞管理關系存在的主體間的相互不信任有關，這種不信任會抑制公共組織的表現，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績效和規則制定間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如何削減內在于不同主體之間的不信任，打破微觀管理中的這種循環，是公共管理學研究的一大難題。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激勵，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勵人們努力、智慧地為達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經濟學雖然將委托關系看作組織行為的中心問題，但由于它將控制而不是激勵看作有效委托關系的關鍵，使委托范式暗含著可能偏離實際的假定①。在經濟學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樣控制人行為為核心的委托問題，在應用中轉化成怎樣避免委托人試圖控制人時引起的功能失常行為問題。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樣更好地達到社會目標或什么目標應當被追求，如何激勵公職人員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為公共管理效率改進不能回避的又一難題。第三個問題是所謂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們機構的表現業績?為了知道一個公共機構或其成員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須界定完成什么對好的工作業績能做出貢獻，由此確定度量的對象。而確定與工作業績內在相關的度量對象常常是困難的。當投入和產出度量不能揭示組織真正所完成的業績時，較好的方法也許是去檢查組織運作的結果或影響。在工作努力和結果的關聯又不總是明顯的情況下，斷定組織成員工作的努力程度常變得相當困難。如何度量工作業績以推動公共事業的發展因此成為具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3］313－324在貝恩看來，上述三個問題都基于這樣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僅僅是理解公共機構的行為，而且是如何改進公共機構的表現。如果研究者們能有效回答這些問題，則將為提高公共機構的績效做出貢獻。貝恩的文章發表后很快引起社會反應，紐曼(1996)和柯林(1996)的論文代表著最早的學術反應。針對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題為《什么使公共管理學成為科學?或“大問題”真的大嗎?》一文中，紐曼倡導在哲學層面上考慮學科的大問題。認為對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揭示必須在這門學科研究最基本的層面進行，且應當揭示該學科的本質和存在動力。真正的大問題不應當是貝恩意義上的應用問題，而應當屬于這類問題:什么是一個組織或公共組織的本質?公共組織如何與它的環境相關?管理一個組織意味著什么?［4］409－415在題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學大問題》中，柯林表達了與紐曼和貝恩皆有所不同的觀點。基于公共管理與政治、法律等社會因素的密切關系，柯林認為公共管理學大問題的確立必須滿足四個標準:根植于民主政治的達成;提高到社會的水平;面對集體行動手段的復雜性;強調更加有效的社會學習。在此標準下，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包括7個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動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體行動的手段，據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過程也向核心的社會價值負責?(2)什么是社會中集體行動的非政府角色，怎樣保護和培育這種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結構之間有什么適當的權衡?(4)怎樣解決國家和地方在政治舞臺上的緊張局勢?(5)什么樣的決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論原則可以被利用?(6)什么樣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領導之間應當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會的學習過程，改進有效選擇、可替代后果、達成目標、特別是培育和發展民主政體的知識?［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點和方法
基于人們對公共管理學學科建構的不滿及理論重建的需要，圍繞“大問題”的首輪之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反響。認識到“大問題”研究的重要和激勵效應，美國《公共管理評論》不僅于2000年發表本刊編輯的專文(CamillaStivers，2000)，對“大問題”研究的意義予以肯定:跨越不斷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學科和特殊的讀者群體，給日益碎片化和微觀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務于公共管理的學術和實踐;［6］194－199而且在2001年開設專欄，給“大問題”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勵。柯林作為“大問題”早期爭論的特殊專家，在專欄開篇中發表了《大問題對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強調并闡述了“大問題”對民主社會公共管理學術研究與實踐的價值。柯林認為，有效認同并處理“大問題”的最大挑戰來源于我們過度關注組織運行中的工具問題。“大問題”不應集中于工具而應聚焦于公共管理對社會的后果和價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樣影響社會應當成為聚焦的中心，“大問題”應當由此論域引申出來。除了自己倡導的傾向，柯林總結了“大問題”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繼續在機構組織工具層面及人管理方面開展工作，以期在微觀管理方面有所發現;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機制如何克服現代國家中存在的分散獨立和碎片現象，以期形成更為廣泛的治理、網絡和行政連接的理論;一些研究將視野從人操作層次拓展至非政府組織行為對公共事務的影響;一些研究則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將焦點置于社會行為者對公共管理人的影響。柯林在堅持自己1996年觀點的同時認為，對于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來說，“大問題”的回答和提出同樣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質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雖會得到改進，但有效的回答無論何時都應當是理論堅定、經驗準確和可執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類活動的一個中心，人類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機構。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層面，而在于它對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持久價值。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必須涉及怎樣使我們的社會對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這種持久的價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紀以來的“大問題”研究似乎并未朝著他期盼的方向邁進，其整體上呈現的是一種多元分散的趨向。與20世紀集中于普遍性問題的爭論有所不同，認識到研究起點、觀察維度對結論的影響，一些學者以方法論變化為手段，尋求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突破。在他們看來，公共管理問題研究必須慮及管理過程依存的關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種管理行為，與將其置于網絡關系所得的結論是不同的，對于“大問題”的確立也因此可能相異。關注公共管理行為的依存條件，既是對象世界的客觀邏輯，也是科學認識的方法論要求。艾格雷諾夫、麥圭爾(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漢(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達了這一傾向。與此同時，意識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關系，另一些學者將研究對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學科和應用部門領域，通過對區域和具體問題的分析為普遍性大問題研究創造條件。這包含有兩種學術趨向:一種趨向在尋求、總結“大問題”的過程中將研究視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學科內的分支領域，以此展示“大問題”存在的豐富內涵和微觀基礎，布魯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庫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體歸于這一傾向;一種趨向將“大問題”探究拓展到感性具體的應用管理部門，與此匹配的分析和觀點雖不具有普適性，對普遍性問題的概括和檢驗卻提供了一種經驗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論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對具體公共部門管理事務的考察體現了這一研究傾向。就理論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的討論更具意義。和傳統公共管理研究給人的印象一樣，在對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梳理中學者們已經發現，研究方式或方法論選擇的過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學研究重蹈“認同危機”的舊轍。致力于理論重建的努力雖然使“大問題”研究者認識到了集中統一的某種重要，但遠未達到貝恩設想的集中狀態。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論域的“大問題”越來越多并日趨多元和分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是多樣的，但研究方法的差異是主要原因之一。觀察維度和邏輯起點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論的一種差異。貝恩和柯林在早期爭論中所以會各執己見，首先源于他們研究中選擇的邏輯起點彼此不同。貝恩的研究從機構開始，因而微觀組織和管理技術被賦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從制度開始，民主政治、社會參與自然會被賦予更大的權重。為解決大問題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漢于2001年發表了題為《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方法中連結與隔斷的挑戰》的論文，主張建立一種包容廣泛、能夠將不同層次的研究連接起來的新的基礎或起點，用以克服單一維度或層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會作為研究起點或觀察維度就可能具有這種包容性。社會是一個廣泛系統，個人、團隊、組織、制度等各種現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納入其中。當以社會為基點考察“大問題”時，人們必須顧及社會系統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種現象間的秩序與嵌套關系，對“大問題”的概括便容易趨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會角度看待組織與制度，以組織為起點的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為起點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現為形式上的嚴格沖突，而顯現為本質上的交融或趨同。因為現實社會中的組織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兩種行為方式。組織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組織得以建立和實施，它們皆屬社會系統互惠存在的構成部分。與卡拉漢直接從方法論角度尋求改進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諾夫和麥圭爾(2001)從公共管理對象及其存在方式與背景轉換維度，體現了方法論變化對“大問題”認知的影響。在他們看來，不同的管理對象應當有不同的運行規律和管理理論，基于其上的“大問題”因此也應當是不同的。如果說傳統公共管理理論多以單一組織的研究為核心，則現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須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問題和規律。公共網絡管理提供了發現這種問題和規律的一個平臺。2001年發表的《公共網絡管理中的大問題》是二人基于這一觀點所做的嘗試。受數學學科的啟示，這篇文章首先也對“大問題”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說希爾伯特100多年前對未來數學研究提出待解問題被傳為佳話，那么它同時也向學術研究傳遞了一個信息:那些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不僅不是學科發展的障礙，而往往相反是學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學應該屬于這樣一個學科，它需要發現并解決屬于自己的核心問題。日益凸顯的公共網絡管理研究是這一學科的重要構成。網絡意味著對單個組織的超越，在組織群體的交織中看待并實施管理，這與傳統聚焦于邊界清晰的單一組織管理有所不同。當公共管理面臨的不是一個機構，而是多重組織如多重政府交織的存在對象時，既難以劃定清晰的邊界，也難以依靠線性的組織權威和官僚層級指令，便需要建構超越傳統的管理理論，建立基于網絡關系基礎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學說。為建立這樣的學說，作者提出并討論了與公共網絡管理相關的七個“大問題”:(1)是否有一個等同于傳統管理程序的功能網絡，在網絡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計劃、組織、人事、指導、協調、報告、預算即POSDCORB①?(2)網絡管理中的群體決策與工作中那些基于行為科學或其他學習與決策過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網絡提供的靈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適應或程序調整?(4)網絡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責任?(5)網絡中與組織法律理性權威相對應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網絡中的權力如何展示，它對群體問題解決的影響是什么?(7)公共管理網絡產生不曾發生的結果嗎?［9］295－326
三、非營利管理研究對“大問題”的回答
除方法論上新的嘗試，將研究對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學科的分支領域，透過對分領域問題的微觀考察，尋求或檢驗對普遍性問題的回答，是新世紀公共管理“大問題”研究的又一傾向。在此方向，布魯克斯和庫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發表的《非營利管理幫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問題》中，布魯克斯試圖通過對非營利管理問題的分析尋找公共管理“大問題”的答案。這種分析從非營利管理研究議題的分布開始，目的在于發現“大問題”集中的領域。根據《非營利管理和領導》雜志編輯丹尼斯•楊(DennisR．Young，1993，1997)對“當代非營利組織關鍵問題”的界定和歸類，布魯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該雜志的主題及所占比例，將其概括為如下幾類:委員會治理8%;行政領導8%;人力資源管理12%;財政資源7%;對變化的戰略適應9%;組織結構14%;表現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營利問題學術雜志發文的主題，發現基本議題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這些議題與貝恩的“大問題”多有重疊，通過它們可以對貝恩的“大問題”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據貝恩的觀點，公共管理部門中的委托人即被選官員不能通過規則的強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為，由此導致微觀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績效和更多規則的惡性循環。在缺乏較好績效控制技術的情況下，打破這種惡性循環需要削減不信任，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魯克斯認為，與一般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的行政等級更具模糊性。譬如，非營利董事會負責其組織高層的監管時，經常會被要求產生諸如負責籌款、協調管理等具體的功能行為，由此延伸了董事會的責任鏈。當董事會這樣去做的時候，意味著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這種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狀態會影響董事會的有效治理。為了提高非營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會的任務應當合理地限于政策層面。有效的非營利管理董事會傾向于與組織的日常行政無涉，它們對于操作層面事務的干預僅僅限于危機時期。這些特點與公共管理明顯相似。在公共部門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擁有決策權的委員會也常常對組織運行的官僚程序感興趣，這不但會降低董事會的效率，還可能導致一類基于委員會介入細節而引發的危機。從中得到的教訓是，董事會和委員會的操作干預都應限于危機時期，且危機干預必須是經濟的。雖然非營利董事和公共部門的委托人有所區別，但二者關于微觀管理的問題和答案是相似的。從非營利管理存在的問題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為了消減公共管理領域委托關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將其在人層次的干預限于危機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門的雇員管理可以從非營利志愿者激勵問題的分析中發現啟示。雇員激勵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個“大問題”。公務員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難以像企業家那樣解雇或獎勵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績效認知的困難既意味著道德約束的失控，也意味著不當激勵出現的可能，并由此引發壞雇員驅逐好雇員的現象。在此背景下，考慮到公共部門較低的工資，非金錢補償成為一種平衡機制。布魯克斯對此的解釋是:一個雇員在任何領域掙得補償C，那里C=W+V。W代表著貨幣類收益如工資，V代表非金錢收益如工作滿意。想象一個雇員在兩份工作之間進行選擇:一份是私營公司的工作，貨幣收入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貨幣收入為Wg。如果Wp＞Wg，但是雇員選擇了地方政府工作，則存在Vg＞Vp，即非金錢收益在政府部門比私營部門更高。這表明公共部門對雇員的激勵主要來自非金錢收益。和政府一類公共部門相比，非營利部門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勞動力介入的貨幣收益為零(即W=0)，他們的收益補償全部來自非金錢力量方面(即C=V)。如果貨幣收益為零，激勵一個人成為志愿者參與非營利性活動的動力便只能從非貨幣收益方面去尋找。這種非貨幣收益雖然大部分不能為管理者所操縱，其主要方面卻可以被分離出來予以考察，它們構成激勵志愿者行為的主要因素。諸如:認識到活動的意義而為社會或社區改進而工作，做有責任的公民;表達個人態度，顯示對他人的關愛;學習新知識和技巧，增加職業生涯的選擇機會和能力;發展領導和團隊技巧，建構自我尊敬，提升或賦予生命以意義;經歷新挑戰，豐富自身閱歷，體驗積極的組織文化，享受特殊時光。這一切對志愿者來說都是與貨幣收益不同的獎勵。在志愿行為關系中，給予者和接受者會存在一種雙贏情景，志愿者在給他人帶來福利的同時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門管理中的雇員激勵雖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間的部分重疊使前者可以從后者得到啟示。譬如，非金錢雇傭關系在公共領域和志愿者領域應當是被認同的，認識到形式多樣的非金錢收益的激勵價值，在不增加費用的情況下，管理者有可能實現對非營利或公共部門工作的改進;營銷大部分無形收益對招聘、保留和激勵非營利或公共部門的雇員都會有所幫助。績效度量是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個“大問題”。對此問題的解答雖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結果卻始終不甚理想。人們致力于量化標準的發現和應用，不斷強化投入產出意識，公共管理的績效評價依舊充滿模糊性。普遍認同的原因是，目標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難以有明確的界定和標準，也缺乏讓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勵。布魯克斯認為，公共機構中也許不存在像企業生存必須維系的那種可測度的成本或利潤底線。非營利管理存在類似的情形。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必須擁有并認識到它的生存底線，以避免倒閉或消亡的風險;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也存在目標的多維或模糊性，且經常被寄托或賦予公共使命。在此狀況下，發展一種績效評估的多維方法，是度量非營利領域業績表現的合理選擇。布魯克斯介紹了庫什納和普爾(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圍繞這一問題構建的模型，該模型從4個維度界定非營利組織的業績表現:(1)是否獲得機構運作需要的充足資源或資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產出所需要的東西;(3)是否以依據組織使命的要求達成了既定目標;(4)機構服務的顧客是否滿意。在目標多元的非營利系統，這些維度都存在于一個反饋環中。例如，資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擬制承諾的目標達成或傷害選舉人的滿意，而這些負面效果又會引起更大的資源危機。因此，任何對這些維度的忽略都會產生對組織績效理解的殘缺。績效考察的這種多維方法對公共部門管理富有啟示。全面質量管理在政府機構的應用就具有這種多維特點，涉及對“顧客”滿意、目標達成、持續改進、員工參與等多方表現的度量。比較非營利管理與公共部門的業績表現可形成如下共識:尋求單一公共機構業績表現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適的;業績表現的構成不僅包括組織的運作效率，選民滿意，也包括機構資金的重組和目標的達成。這些維度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的反饋機制，忽略其中一個因素同時意味著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煩。公共部門的績效度量應同時在多個維度來展開。
四、延伸研究:對行政倫理“大問題”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義上應當有其規范的倫理基礎，但這種基礎具體是什么卻時常困擾著公共論域中的許多學者和實踐者。2004年，庫珀發表了《行政倫理的大問題:對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將“大問題”研究延伸到行政倫理領域，試圖對公共管理倫理的規范基礎給予說明。［11］395－407對這一問題常見的非正規表述是:哪種倫理在政府行政決策中應當被采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經驗及其他社會化經歷之上有個性的倫理觀點。除此之外，社會上還存在稱之為“職業倫理”的行為規范，公共行政倫理既是這種規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縱深發展的重要領域。庫珀概括了這一領域備受關注、可視為公共倫理選擇價值基礎的5個議題:(1)政權價值與憲法理論。自由、平等和財產權是與此相關的規范價值。(2)公民權理論。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賦予的權力，并承擔責任代替公民處理公共事務。(3)社會公平。社會公平是政府行為核心的組織原則，該原則雖從未單獨成為被接受的中心，卻是行政倫理主要的價值規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深奧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見的性格特點或道德現象，將其理解為行政倫理的特點之一是對理性主義的矯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為政策和行政決策的終極原則發揮作用，提醒并約束公共管理行為必須代表廣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體的獨占利益。這些具有美國特點的價值規范是否和怎樣適合于其他國家令人深思。行政倫理規范的創造因國家而異嗎?有沒有可稱之為全球行政倫理的東西?如果行政倫理是社會性建構的，當社會交往使世界正變成相互依靠的整體時，是否會出現或建構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倫理?與此關聯的公共行政倫理的一個“大問題”是:基于個別國家或地區社會基礎之上的行政倫理范式在全球適用嗎?庫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國世界的公共管理倫理》(2000)中，庫珀與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對這一問題給予了正面解答。他們考察了自1970年以來大量的國際條約、協定、合同、公約和項目，發現其中蘊含著一些彼此認可或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基礎:自主決定、自由、真誠、信任、善始善終。這些價值觀既與美國文化相吻合，也適用于其他國家或地區，只是人們常常不知道它們怎樣被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所采納。譬如，缺乏透明度產生的負面影響或破壞作用使得任何一個政府都面臨壓力，如果某個政府期望它的國家能夠長期繁榮和穩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決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為對政府信任的基礎，透明度就可能成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倫理價值。如果全球性價值倫理確實存在或能夠為人們所重建，是否會導致多樣性世界文化的破壞或同質化、西方化?庫珀的回答是否定的。盡管不同文化覆蓋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們依舊可能在一個包容廣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與行為個性，一方面富有地區特點，同時又介入全球文化。如何進行組織設計以支持倫理行為是庫珀認為的公共行政倫理的第二個“大問題”。以邁歐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魯所做的實驗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實驗為例，庫珀分析了層級官僚組織的兩個局限:不僅在激勵職員的行為方面是失敗的，而且常常阻礙他們產生正確的倫理行為。譬如，在邁歐格拉姆的實驗室中，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宗教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試者，在有關提示和組織文化的誘使下，多會產生拋棄個人倫理責任的異端行為，如以痛苦和危險的方式對他人實施電擊。邁歐格拉姆將這種現象解釋為“角色轉變”，即通過心理角色的逐漸過渡，受試者從相對自治的主體存在變成了實驗意志的某種工具。當人成為工具時，便不再為個人的行為承擔倫理責任。津巴多的實驗則發現，大學生在模擬監獄分配的角色中，很快會變成對犯人有虐待傾向的惡劣的護衛，或對其他人和護衛實施侵略性報復的囚犯。在此，護衛和犯人一樣被組織中關聯的角色所俘獲。這些與有關文獻用“組織人”、“微觀政府”或“組織支配”概念刻畫官僚組織對其成員行為的塑造作用十分類似。“組織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組織成員如何忠誠地被組織所捆綁，以至于毫無疑問地依據組織的期望決定自己的行為;“微觀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倫理和法律如何規定，雇員都被要求是他們組織監督者的命令服從者;“組織支配”范式則反映了組織通過強化能夠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脅支配它們雇員的生活，由此導致成員行為的單調或片面化。大量文獻和行政倫理案例顯示，組織傾向于剝奪或阻礙其工作人員堅守他們的職業良心或倫理自由。是否能夠建立一個傾聽并支持倫理訴求的公共組織，有賴于公共管理倫理專家和組織問題專家的合作努力。庫珀提出的最后一個倫理“大問題”是，為公正起見，什么時間應該平等或不平等對待人們?傳統觀點認為，為了公正地對待每個人，必須同樣地對待每個人。20世紀中葉后社會的多樣化發展對這一觀念提出挑戰。公民權運動、反貧困運動、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其他倫理運動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訴求迫使人們意識到，同等待人未必對每個人就是公正的。在回應多元化的公民社會及其偏好與訴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標準化的傳統觀念有著名不副實的困難。客觀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機構為中心給予的服務時，許多公民經常覺得他們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個倫理問題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時候都同樣地對待人們。在一些情況下，它要求給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況下，則可能需要差別待遇。但清楚理解這兩種公正方式的標準時常也是困難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能看到公正與差別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殘疾人待遇時給予的特殊照顧，在社會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們卻茫然于明顯的觀念沖突，譬如，同性戀者們基于平等的觀念堅持維護他們結婚的權利，要求同性戀者之間對忠誠的承諾應該被像其他人那樣得到對待;持反對意見者則認為婚姻應該僅僅存在于異性之間。由此引起的激烈爭論是:什么樣的資格應同等對待，什么樣的同等對待應該禁止?以相同方式對待每個人也許不是理想的普世價值觀，但何時需要平等對待，何時需要不平等對待，則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總是等價的，我們必須解決這樣一些關聯問題:什么時候不平等對待是公正的，什么時候平等對待是公正的?是應該標準化每一個問題，還是給予一些情況特殊考慮?假若各個方面的情況都要考慮，又如何對標準化和多樣性進行綜合?
一、傳統教學理念分析
以知識為中心的教學設計認為，學習的本質是一個復雜的知識加工處理過程，這個過程包括感知、記憶、比較、分析、綜合等心理操作，教學設計要符合這種知識處理規律。因此，教學設計的重點應放在如何將知識和技能加以分解，使之符合一定的加工順序，同時以一定的媒體形式呈現出來，以利于知識處理，即教學設計的重點是知識的加工與處理。由于這種教學設計理念只關注知識的處理，因而被稱為以知識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在這種教學設計中，教師被看作是知識的主要來源，因此，也稱為以“教”為中心的教學設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建構主義理論風靡全球。建構主義理論強調人類的知識不是“純客觀”的，不是他人傳授的，而是在與外部環境的交互過程中自己建構的。因而，建構主義者認為，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要給學生控制和管理自己學習的權利。教師的主要任務是為學生提供學習的環境，學生是學習環境的主人，教師只是學生的輔導者。由于以建構主義理論為基礎的教學設計強調教學要以學生為中心，因此，又被稱為以“學”為中心的教學設計。
以“教”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只重視教師傳授的知識，沒有將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充分發揮出來，其結果是，教師一味傳授，學生被動接受。以“學”為中心的教學設計過度相信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使學生無法獲得較為系統的知識體系，其結果是，學生自我探索，無法得到教師及時有效的知識傳授。即以“教”為中心的教學設計和以“學”為中心的教學設計都存在明顯缺陷，兩者都過分強調教與學的某個方面，而將教與學割裂開來。
二、行為理論的教學體系設計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20世紀90年代末，西方國家開始以行為理論作為教學設計的理論框架。行為理論是在20世紀40年代由Leont’ev根據前蘇聯著名心理學家和教育理論家維果斯基的文化－歷史心理學理論發展而來的。行為理論屬于交叉學科理論，研究特定文化歷史背景下人的行為活動，最早被前蘇聯應用于殘疾兒童的教育和設備控制面板的人性化設計。在20世紀90年代，BonnieNardi等人將行為理論引入美國等西方國家。行為理論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其基本思想是，人類行為是人與社會和物理環境所造就的事物之間的雙向交互過程，人類行為的產生來自于主觀人與客觀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和不斷發展之中。行為理論認為，在教學中，應將學生與知識統一起來，實現學生與知識的雙向交互，最終達到主體與客體的辨證統一。
行為理論通過構造行為系統來實現，行為系統包含三個核心元素和三個環境元素，三個核心元素是主體、團體和客體，三個環境元素是工具、規則和勞動分工。環境元素為核心元素提供其賴以存在的環境，構成核心元素之間的聯系。在核心元素中，主體是行為的執行者，是行為系統中的個體要素。客體是主體加工處理的對象。團體是指行為發生時行為主體所在的群體。行為理論認為，人類的行為必須以工具為媒介，包括現實工具和抽象工具。對于學生來說，現實工具可以是語言、教材、媒體或互聯網等；抽象工具可以是某種思考方法、某種解題規則等。工具將行為主體與客體聯系起來。規則是客體需要依賴和遵循的法律、標準、規范、政策、策略、倫理道德、文化傳統等，是主體與團體之間聯系的紐帶。勞動分工是團體內部為完成某種任務而采取的組織管理策略，通過勞動分工將單個主體、團體和客體聯系起來。
三、財務管理案例教學的核心元素設計
在財務管理案例教學中，核心元素包括主體、客體和團體三個部分。其中，主體是參與案例教學的學生，客體是教學案例，團體是主體學生所在的學習小組。
（一）主體的設計學生是行為系統中的主體，教師主要起引導和控制作用。在財務管理案例教學中，尤其要強調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這是由財務管理課程的特點所決定的。
其一，與其他課程相比，財務管理課程理論在許多方面都與我國現實存在顯著差異。如籌資理論認為，股權籌資方式籌資成本最高，但在現實中，我國絕大多數公司會首選股權籌資。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差異，與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公司治理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有密切關系。僅僅依靠教師講授書本知識和案例，學生不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很難理解這種差異。
其二，很多財務管理教學案例沒有唯一的答案，站在不同利益人的角度，會作出不同的財務管理決策。如對于公司利潤分配，站在股東的角度，當公司有好的投資機會時，股東希望盡量不分配現金股利；當股東自身有好的投資機會或者希望盡早收回投資降低風險時，會要求公司盡可能多地分配現金股利。站在債權人的角度，則不希望公司分配現金股利，因為公司現金流出會降低債務的保障倍數。對于此類問題的學習，僅僅通過教師的講授，學生很難真正掌握問題的本質。將學生分為不同小組，扮演不同利益人，使學生像相關決策者一樣身臨其境地思考問題，有利于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真正實現教學目標。
（二）客體的設計對案例教學來說，案例設計要遵循時效性、廣泛性、親和性原則。時效性強調通過電視、網絡、報刊等信息媒體掌握當前的熱點經濟問題和經濟事件，用最新事件作為教學案例，這樣有利于激發學生參與案例討論的熱情。同時，財務管理的理論和內容也在不斷發展，過于陳舊的案例不利于學生理解和掌握財務管理理論和實務。廣泛性強調案例來源要廣泛，包括來源范圍廣泛和來源途徑廣泛。來源范圍廣泛，指從古、今、中、外全部空間和時間范圍尋找教學案例；來源途徑廣泛，指不僅可以通過互聯網、報紙、專業期刊和一般雜志尋找教學案例，還可以將學生經歷的經濟事件作為教學案例，如對MBA學生所在單位發生的經濟事件進行適當修改，作為財務管理教學案例。從長遠來看，學校可以考慮建立校內共享的財務管理案例庫，并制定一些鼓勵政策，支持教師參與企業合作，實行產、學、研相結合，企業為學校教學工作提供案例，學校為企業經濟管理工作提供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案。親和性指財務管理教學案例要盡量來自學生所能接觸到的現實問題，讓學生對案例有親切感，認為案例有實際意義，從而有興趣了解和分析它。如在進行資金時間價值教學時，可以用購房者按揭貸款作為案例，讓學生運用復利和年金知識計算購房者在全部還款期內實際還款額的現值，與直接用現金購房方案相比較，對兩種購房方案進行比較分析。
（三）團體的設計教學中，可以將學生所在的班級作為一個學習團體，也可以將班級劃分為若干個小組作為學習團體。對于案例教學來說，將班級劃分為若干小組作為學習團體會更有效率。因為小組討論是一個集思廣益的過程，既有利于分工協作，又有利于督促和帶動學習積極性不高的學生主動參與，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為了提高課堂效率，可以在各小組內部初步討論后，要求各小組選派代表發言，并要求學生在課后以小組為單位撰寫案例分析報告，使學生通過對案例的進一步思考和總結，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掌握。至于小組人數，可根據課時多少、案例大小、具體分工來確定。既可以讓學生自由組合，也可以按照學生的學習成績、性格特點搭配，或者按照住宿相近、方便學習的原則劃分學習小組。教師在分組時要注意各小組學生之間的能力差別不能過大，每個小組都有能力對案例進行深入分析，人員的安排要有利于對案例的學習和討論。
四、財務管理案例教學的環境元素設計
環境元素包括規則、工具和分工。環境元素的任務是根據主體的需要，提供主體搜集和加工客體的工具，對團體進行恰當的分工，并為整個案例教學順利進行提供規則支持。
（一）工具的設計案例教學過程需要借助工具來完成，根據對學習者所能夠提供的支持，工具可以分為效能工具、認知工具和交流工具三類。效能工具可以幫助學習者提高學習效率，如字處理軟件、作圖工具、搜索引擎、教學多媒體等。認知工具可以幫助學習者發展思維能力，如語義網絡工具、數據庫、專家系統等。交流工具可以支持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的溝通，如基于internet的email和聊天工具等。財務管理課程與宏觀經濟和行業經濟的變化、與微觀企業的行為關系甚為密切。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后，各行業都發生了重大變革，使財務管理領域不斷出現新事物和新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從國內、國際全面有效地發掘更新、更有說服力的財務管理教學案例。因此，基于互聯網的工具在財務管理案例教學中顯得尤為重要。
（二）分工的設計在財務管理案例教學中，課堂討論和發言通常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容易滋生某些學生的“搭便車”行為。為了盡可能減少這種情況，可以采取合理安排小組成員、制定相應檢查和處罰規則等監督和約束措施。如檢查小組每個成員的筆記，要求每個成員都要在課堂討論時發言，對課下討論要求有記錄，對偷懶行為給予懲處等。這樣，通過小組間的合理安排、小組內部的合理分工，以及有效的規則來消除學生“搭便車”行為。
（三）規則的設計教師在案例教學中應制定一定的規則，來對學生的行為進行引導、激勵和約束。這種規則既包括針對個人或者團體的行為規范，也包括案例教學的激勵考核制度。教師可以將學生成績與其所在小組成績和個人表現掛鉤，分別賦予小組成績和個人表現一定的權重，計算學生成績。增加小組成績的權重，有利于鼓勵學生的團隊合作；增加個人表現的權重，有利于激勵學生在課堂上自我表現的積極性。因此，教師應根據學生特點制定規則，引導學生行為。
在案例教學中，教師通過人際交往來影響和引導學生管理自己的學習活動，并且可以參與到學習活動中，成為小組學習的參與者。同時，教師在案例教學中，對學生進行分組，幫助小組實現內部分工，為案例教學提供規則，并向學生傳授使用工具的方法。這樣，教師就完全融入到案例教學的行為理論體系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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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的無中心狀態
長期以來，我國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領域缺乏權威性統一研究機構。作為民間學術團體、中語界唯一的全國性研究機構——全國中語會及地方各級中語會，近些年來由于受諸多社會因素的制約，它在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方面的力度及影響呈弱化趨勢。不少基層中語會實際上早已形同虛設。地方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所屬教研室的專業教研人員也往往成年累月地忙于繁雜事務，忙于各類考務而難以專心致力于研究工作。一線教師中的不少人或因學術造詣、理論修養的力不從心，或因條件所限而難以使研究趨向深入。在眾多的語文教學專業期刊中，真正能在語文教育理論研究上獨樹一幟的也屈指可數。于是，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在宏觀上呈“散兵游勇”狀，在微觀上呈“人自為戰”狀，既沒有形成強有力的研究導向中心，也沒有形成頗具實力的研究陣容，當然也就難以使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系統化，使之走向整體性與高層次。
2、語文教育理論研究內容（課題）的無序與模糊
就整體看，新時期以來的語文教育研究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從專家到教師，都想在攻克語文教育這一難題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樹。但是，如果對近十幾年來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現狀作冷靜的觀察與思考，即可發現，在這理論研究空前活躍的另一面，卻又給人以濃重的撲朔迷離之感，面對令人頭暈目眩的語文教育思想，一方面是理論研究者各執一辭，認定自己的觀念是“五岳獨尊”；另一方面是在第一線工作的語文教師多數對此難以接受且深感無所適從。今天強調布魯姆目標分類教學的著手成春，明天宣揚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的神奇妙用；今天說語文教育要以德育為主，明天稱語文教育要以工具性為重；今天說語文教育要限制科學主義，弘揚人文主義，明天講語文教育要使塑造健康人格與發展語文能力同步。對寫作教學有研究的，認定寫作是語文教育的第一要素；對閱讀教學有探索的，強調閱讀能力是語文能力的核心內容。甚至在教材的選文比例問題上，直到今天仍然爭執不休。有人堅持當代語文教材要削減文言文分量，有人則認為教材選文要以文言文為主。時至今日，只要認真閱讀各類語文報刊的若干文章（其中包括一些專家學者的大作），我們仍然會強烈地感受到各種語文教育觀念的無序與模糊。面對這樣一種局面，如果有迷惘者站出來，求教于莘莘研究者——語文到底該怎么教？語文教師到底該如何當？那將是怎樣一種場面呢？筆者在此絕無非難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之意（筆者也曾涉獵其中）。學術昌明，從來都是有益無害的。只是認為，在這曠日持久、莫衷一是的爭鳴之中與爭鳴之后，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界沒有一個中心機構來對這些學術性見解進行哪怕是初步的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篩選和再研究工作，以致使相當一部分語文教師（包括相當一部分研究人員）難以發現這異彩紛呈的各種學術觀念之間的內在聯系，更難以使這些零散的教育理論觀念臻于整飭。結果，它們也就很難對語文教育實踐起具體而有效的指導作用，有時甚至會對實踐產生誤導。我們完全可以靜心想一想，長期以來，各類專業報刊上發表的語文教育理論文章怎一個“多”字了得，其中不少文章確有一定的甚至很高的學術水平和實踐價值。然而，遺憾的是，這些文章發表之后，充其量或則由權威報刊轉而載之，或則引起部分讀者當時情感上的共鳴和認識上的趨同，然而時過境遷之后，就如同天女散花般地煙消云散了。這不能不說是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的重大損失，這種零散、無序的格局如果得不到改變，損失仍然會繼續下去。
3、對語文教育專家教育思想研究的單向性
若干年來，中學語文教育理論研究界對葉圣陶、呂叔湘以及于漪、魏書生等許多專家學者的語文教育思想和語文教學藝術進行了熱烈的研究。但時至今日，還僅僅限于對這些專家學者的單（縱）向研究——研究一個個具體對象的語文教育思想或語文教學藝術，卻沒有對其進行橫向的比較、分析、綜合與提煉。這就出現了一個令人十分遺憾甚至尷尬的現象：盡管中國近現代語文教育史上群星璀璨，但我們卻至今沒有能夠使之融會貫通，使之珠聯璧合，進而使之成為建構當代中國語文教育理論體系的基石，成為指導當代中國語文教學實踐的指南。這樣下去，中學語文教學就永遠不會形成合力，也就永遠不會有突破性的進展。
4、語文教育理論研究過程中的功利主義傾向
若干年來，語文教育理論如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研究一樣，存在著一種理論功利主義傾向。一方面，某些所謂高層次理論文章并非來自直接或間接的語文教育實踐，而是源于某些理論研究者的“純智力”，往好處說，它們只是一種語文教育理論研究領域的“貴族文化”，是一種堆砌新辭、大而不當的“思辨哲學”；另一方面，有些文章又走向另一極端，它們只是一種夸大的、帶有不少主觀想象和虛構成份的直接經驗或實踐過程的描述，缺少（恐怕也無力進行）切中肯綮的理論闡發。這兩類文章給人的總體感受是華而不實。許多時候，它既不像作者與整個中語界教師群體的娓娓而談，也不像作者與語文教師個體的思想（學術）交流，而仿佛是作者旁若無人般的自言自語。這樣的文章，或則曇花一現，或則自賞孤芳，實在沒有什么研究和實踐價值。
此外，還有些文章善于重彈老調。一些在語文教育界已經取得共識或不被多數人所認可的問題，至今有人還在喋喋不休。如“學習語文最重要的就是學習寫作方法”，“學習語文最重要的就是學習語文知識”，對于這些淺薄的、不被多數人所認可的說法，實在沒有必要再去爭鳴、去商榷。
古典管理學派的管理理論,是人類管理思想史上奠基的管理理論。它實際分為兩個系統,一個以美國泰羅為代表,另一個以法國法約爾和德國韋伯為代表。前者稱為科學管理學派,后者稱為行為科學學派。
1.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科學管理學派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泰羅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中。泰羅重點研究了在工廠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主張一切管理都應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和解決,其科學管理理論的核心是:倡導工人與雇主要通過“精神革命”進行合作,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科學方法與原則,如工作定額原理,標準化原理,有差別的計件工資制,對工人進行培訓、實行管理與執行的明確分工、管理控制上的例外原則等。泰羅思想主要側重于企業生產的現場管理。
泰羅之后,還有一些人對科學管理理論做出了貢獻。如:甘特,發明了編制作業計劃和控制計劃的橫條圖管理技術,使生產組織工作逐步標準化,他還對工資制度更深一步研究,提出“甘特作業獎金制度。”福特,在1914年—1920年首先在汽車工業中創造了流水線生產,把生產的空間組織聯系在一起,促進了工業生產的標準化,為實行生產的自動化奠定了基礎。
2.法約爾的科學管理理論。管理組織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國的法約爾。法約爾理論的貢獻體現在他的著作《工業與一般管理》(1916年),他提出把管理分為五大要素,即計劃、組織、協調、指揮、控制等,并提出了管理的十四項原則。他把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去研究,概括了一般管理的理論、要素、原則,著重研究企業的全面經營管理問題,指出工業企業經營活動可以概括為以下六個方面:技術活動,商業活動,財務活動,安全活動,會計活動,管理活動。他認為組織結構和管理原則的合理化,管理人員職責分工的合理化才是企業管理的中心。
另外,德國的韋伯也是管理組織學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張建立一種高度結構化、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認為這是最理想的組織結構,并提出了三種權力種類,認為其中合理———合法的權力是官僚集權組織的基礎。其代表作為《社會和經濟理論》,韋伯的官僚制組織理論,是適應傳統封建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需要而提出的。
它具有里程碑性質,影響十分深遠。
科學管理理論不但在當時起了劃時代的作用,而且對以后管理理論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它著重研究企業內部的生產管理,提出了科學的工作方法,嚴格的獎懲制度等,這對于以后的工作具有一定指導意義,但它忽視社會條件對工作效率的影響,忽視了人際關系的研究等,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古典管理理論的局限性,1924年,以美國哈佛大學梅奧教授為代表,創立了“行為科學”的學說,由此管理理論的發展進入行為科學理論的時期。
二、行為科學學派的管理理論
行為科學學派是一種誕生于近代,形成于現代的管理理論學派。其早期為人際關系學派,是于二十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通過霍桑實驗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是梅奧。他的代表作是《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他運用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人的行為及產生行為的原因,指出調動人的內在積極性才是管理的最佳辦法。其主要觀點是:不能把工人看成是單純的“經濟人”,他們是復雜的“社會人”;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建立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強調領導者的能力。
另外,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也是行為科學派的一類。馬斯洛認為人是有需要的動物,人的需要有輕重層次,并將人的需要分為五級: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他認為通過滿足人的不同需要來達到激勵人員的作用。不過,馬斯洛的理論只說明了需要與激勵之間的一般關系,沒有考慮到不同的人對相同的需要的反映方式往往是不相同的,而且他沒注意到工作和工作環境的關系。正是由于該理論的不足,美國心理學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了雙因素理論(激勵因素和保健因素),對需要層次理論作了補充。他劃分了激勵因素和保健因素的界限,分析出各種激勵因素主要來自工作本身,這就為激勵工作指出了方向。
可見,行為科學理論重視了人在生產中的作用,側重激發人的創造性。主要研究個體行為、團體行為和組織行為。
三、當代西方的各種管理學說
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專業化程度日趨提高,協作關系更為復雜性,各種管理理論隨之產生。
孔茨等人把法約爾的行為科學理論發展成為管理過程學派,其基本思想仍然是“每個主管人員的任務就是設計和維護一種環境,使身處其間的人們能在集體內一道工作,以求有效地完成集體的目標”。
巴納德的社會系統學派自成一家,他在分析了個人與組織后提出了組織的三要素:協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標和信息的溝通。給出了協作系統在共同目標下的組織的結構關系,目標是使組織有效率。
西蒙繼承了巴納德的思想而創立了決策理論學派。西蒙等人認為:組織就是作為管理者的個人所組成的系統。決策貫徹于管理的全過程,管理就是決策。在他的組織系統中使理論上決策最優和實踐上的令人滿意二項標準之間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數量學派認為管理就是制定和運用數學模型與程序的系統,就是用數學符號和公式來表示計劃、組織、控制、決策等合乎邏輯程序,求出最優的解答,以達到企業目標。在企業的目標下,用數學來解決管理與被管理之間的關系是該學派的特色。
德魯克所代表的經驗主義學派認為,“企業的目的是創造顧客”,在此目的下管理就是對人進行管理的技巧,是用技巧來解決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問題。
經理角色學派認為經理所承擔的角色體現了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角色這一概念是行為科學從舞臺術語中借用到管理學來的。角色就是屬于一定職責或地位的一套有條理的行為。演員、經理和其他人的角色都是事先規定好的,雖然各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來解釋這些角色。
四、現代企業管理新理論及發展趨勢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競爭愈趨激烈,企業外部環境復雜多變,管理學界開始重點研究如何適應充滿危機和動蕩的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謀求企業發展,并獲得競爭優勢。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戰略管理理論。1975年安索夫的《戰略規則到戰略管理》出版,標志著現代戰略管理理論體系的形成。邁克爾·波特的《競爭戰略》(1980年),把戰略管理推向頂峰。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發展,企業外部環境變化很快,企業只有不斷學習才能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1990年彼得·圣吉出版其所著《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提出必須進行五項修煉,即‘鍛煉系統的思考能力,超越自我,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的遠景與開展團隊學習”,以建立學習型組織。
現代企業管理的發展應順應以下幾個趨勢:
1.以經營決策為中心。經營決策是對企業整體行為過程和各種經營活動所達到的目標和實現目標應采用的策略和方針所進行的抉擇。它貫穿于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是企業經營管理的核心,關系到企業發展的全局和長遠的利益,決定著企業的成長和發展。
2.把人作為中心來管理。企業管理要貫徹以人為本的思想,做好人的工作,注重行為科學的研究與應用,加大對人力資源的培養與使用,全面提高職工素質,采用各種措施調動人的積極性,使職工更多地關心企業各方面的工作,全面提高勞動生產率。
3.廣泛地吸收優秀科技成果。“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這充分體現了當代企業的競爭不僅是產品的競爭,還包括技術競爭。當今世界,是科學技術日益發展的時代,新產品、新工藝、新材料、新技術層出不窮,企業如果不善于利用新技術去開發新產品,就不能牢牢地控制市場,更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4.集權與分權相結合。企業要根據自己的規模、類型、人員等條件,構建良好的組織結構,建立合適的企業制度,實行集中決策,分級管理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授權的管理藝術,調動不同部門、崗位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現代管理理論仍在不斷地發展中,各學派理論將會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必然會有更合理的理論出現。處在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中國,更應汲取國外先進的管理理論和實踐經驗,將之付諸實施,這必將會提高中國的管理水平,使中國在國際競爭中擁有一席之地。
摘要:針對管理理論的由來,對各類管理理論進行闡述和分析,反映管理理論的發展過程,并針對現代管理理論的內涵進行闡述,反映現代企業管理的要求。
關鍵詞:管理特征;管理理論;現代企業管理要求
管理活動自古就存在。管理是一種社會現象或文化現象,只要有人類社會存在,就會有管理存在。然而,管理活動真正形成為理論,卻是在工業企業產生之后。工業企業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企業管理是隨著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的出現而產生的。一百年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高度發展,企業管理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并逐步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
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科技的發展,使管理工作不斷復雜,僅僅憑借個人的經驗管理企業已不能適應企業的發展與需要,企業迫切地要求提高管理水平,把多年的管理經驗加以總結,使之系統化、科學化、標準化,用科學的理論代替傳統的管理。最早提出科學管理理論的就是美國的泰羅,泰羅思想的出現標志著企業管理理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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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者認為，學習方式指學生在完成學習任務過程時基本的行為和認知的取向，而學習方式（教學方式）的轉變是指改變原有的單純接受式的學習方式，建立和形成旨在充分調動、發揮學生主體性的學習方式。
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轉變他主性、被動性的學習狀態，把學習變成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獨立性不斷生成、張揚、發展、提升的過程。從實踐的角度講，這種學習觀的變革意味著要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培養學生的學習責任感，并使學生養成終身學習的愿望和能力。
從教育心理學角度講，學生的學習方式有接受和發現兩種。在接受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定論的形式直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同化，學生是知識的接受者。在發現學習中，學習的內容是以問題間接呈現出來的，學生學習的心理機制是順應，學生是知識的發現者。兩種學習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彼此也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但是傳統學習方式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冷落發現和探究，從而在實踐中導致了學生學習書本知識變成被動地接受、記憶的過程。轉變學習方式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態，把學習過程中的發現、探究、研究等認識活動突顯出來，使學習過程更多地成為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
從推進素質教育的角度來說，轉變學習方式，要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換句話說，要構建旨在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學習方式及其對應的教學方式。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和懷疑意識，鼓勵學生對書本的質疑和對教師的超越，贊賞學生富有個性的理解和表達。要積極引導學生從事實驗活動和實踐活動，培養學生樂于動手、勤于實踐的意識和習慣，切實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教師從思想上更新觀念，對學習方式的變革有了充分的認識才會積極投入到教學改革之中。
二、創設互動的師生關系是基礎
創設互動的師生關系是轉變學習方式的基礎，教學是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的統一，這種統一的實質是交往。據此，現代教學論指出，教學過程是師生交往、積極互動、共同發展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交往，沒有互動，就不存在或未發生教學。把教學本質定義為交往，是對教學過程理解的豐富和發展。它在理論上超越了歷史上的“教師中心論”和“學生中心論”，現實中的“學生特殊客體論”和“主導主體論”。那么如何理解交往呢？
交往是活動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的最基本的精神需要之一。所謂交往，就是共在的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溝通、相互理解，這是人存在于社會的基本方式。在教學過程中，交往有師生間的交往和生生間的交往之分。
交往的本質屬性是主體性，交往論承認教師與學生都是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兩者在人格上完全平等，即師生之間只有價值的平等，而沒有高低、強弱之分。師生之間是一種平等、理解、雙向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得以建立和表征的最基本形式和途徑便是交往。離開了師生交往，教育就只是外在的，而不能成為教育力量的真正源泉。可以說，通過交往，重建人道的、和諧的、民主的、平等的師生關系是本次教學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相信在這樣的師生關系中，學生會體驗到平等、自由、民主、尊重、信任、友善、理解、寬容、親情與友愛，同時受到激勵，鞭策、鼓舞、感化、召喚，得到指導和建議，形成積極的、豐富的人生態度與情感體驗。
交往的基本屬性是互動性和互惠性，交往論強調師生間、生生間動態的信息交流，通過信息交流實現師生互動、相互溝通、相互影響、互相補充，從而達到共識、共享、共進。這是教學相長的真諦。對教學而言，交往意味著對話，意味著參與，意味著溝通與合作，它不僅是一種教學活動方式，更是彌漫、充盈于師生之間的一種教育情境和精神氛圍。對學生而言，交往意味著心態的開放，主體性的凸現，個性的張顯、創造性的解放。對教師而言，交往意味著上課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是一起分享理解；上課是生命活動、專業成長和自我實現的過程。交往還意味著教師角色定位的轉換：教師由教學中的主角轉向“平等中的首席”，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向現代的學生發展的促進者，將教學轉變成一種師生“溝通”、“合作”、“交往”的探究活動，實現教學相長。
三、嘗試探究性學習、研究性學習等方式是關鍵
1利用化學實驗，引導學生進行探究性學習
（1）改驗證性實驗為探索性實驗
化學是一門實驗性的學科，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一特點，教學中不只讓學生按教材中給定的方法“動手”驗證實驗，而應啟發“為什么這樣做？有無更好的做法？”可將驗證性實驗改為探索性實驗，如確定過氧化鈉與水反應的產物。首先引導學生設計實驗方案，學生分小組討論（預測方案的可實現性），然后實驗探究。實驗中逐步提出問題：實驗中有氣泡產生，產生的氣體是什么？該怎樣探究？實驗中的液體，主要是什么，又該怎樣探究？從而激發學生探究熱情。
又如在《電解原理》教學時，可利用探索性實驗方式進行，順序為感知實驗儀器—組裝儀器—觀察現象—分析原因—得出結論。首先，教師出示實驗儀器，建議學生組裝鋅—銅、硫酸銅構成原電池。此后提問，此裝置能否產生電流？怎樣證實？還需補充什么儀器？從而喚起了學生的實驗意識，然后建議動手實驗進行探究，待發現有電流產生（電流計指針偏轉后），進一步提問，誰能從理論上解釋？從而又喚起了學生的思維意識，師生總結出原因：兩極得失電子發生氧化還原反應，電子流動形成回路，產生電流。接著教師啟發學生思考：在導線中接入電源，將銅與電源正極相連，鋅與電源負極相連，會產生什么現象？建議學生實驗探究，并觀察鋅板上有紅色物質覆蓋的現象。學生此時會產生疑問，為什么會這樣呢？教師引導其從溶液中有哪些分子、離子，何種離子移向陽極，何種離子移向陰極，電子流向，兩極變化考慮，分析、推理得出電解原理。有的學生還可能質疑：如果鋅連電源正極，銅連電源負極，又如何呢？鼓勵學生再次進行實驗探究。學生通過親自參與動手實驗，提高了學習興趣，培養了探究意識。
（2）將某些問題設計為探索性實驗
如用滴管將新制的飽和氯水慢慢滴入含酚酞的NaOH稀溶液中，當滴到最后一滴紅色突然褪去，思考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學生可能提出兩種假設（原因可能是溶液堿性減弱或過量氯水中HClO將變紅的酚酞漂白），然后引導學生設計實驗方案，進行實驗探究得出結論。
（3）對常規裝置用途，進行實驗探究
化學實驗的教學，不只注重觀察現象，還應該注重觀察實驗裝置和操作過程（使用了哪些儀器，為什么采用這些儀器？各個儀器怎樣連接？為何采用這種組裝順序？整個實驗過程包括哪些操作步驟？每一個步驟有何作用？為何采用這種操作順序等）。如教師在講述洗氣瓶的用途時，可改為探究性實驗，引導學生分析、討論、探究其用途，得出結論（①用于排水集氣；②用于洗氣；③用于向上排空氣法集氣，④用于向下排空氣法集氣；⑤用于液體干燥劑干燥氣體；⑥用于測量難溶于水的氣體體積；⑦可作為NH3與HCl氣體進行反應的容器；⑧若廣囗瓶盛有某種氣體，可用于對所需氣體隨時取用，隨時關閉）。
利用探究性學習方式，突出了教師的誘導作用，體現了以知識為載體，創造了一個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究知識過程的機會，它關注的是學生“會不會”及“能不能”，為學生自主學習提供了空間，是以激發興趣促進發展的教學方式。
2利用課外時間指導學生研究性活動
充分利用課外時間，指導學生搞好研究性學習活動。如關于“水”的課題的研究，可從以下方面考慮（水的用途、水的污染及防治、節約用水、水的硬度檢測、降低水硬度的方法等），這樣可激發學生的參與意識，培養學生在化學學習中形成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下面是一個日本中學生自主制訂的研究性學習方案的案例。
1課題的名稱：關于食物垃圾的產生和作用的思考
2為完成課題采取怎樣的形式為好（調查、咨詢、實驗等活動）
（1）我們獲取食物的途徑。
a從環境角度：調查研究生產環境、農業、水產業、養殖業等
b從垃圾問題出發，調查流通領域：商品的規格化和垃圾，超級市場、24小時店中的垃圾量
（2）關于家庭中的食物垃圾（以自己家為對象）
a通過實際操作，觀察食物材料中產生垃圾的比例大小
b分析購買的食物材料和它的可利用比例
c分析剩飯的量及比例
（3）調查飲食店和大飯店倒出的剩飯數量不斷增加的原因
（4）思考食物垃圾的利用方法
3保證課題研究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資料、時間、經費、人力、社會團體、實驗、范圍）
（1）資料：佐野縣《日本的垃圾》，文庫1997年
（2）調查、取材地：農家、養殖者、銷售市場（包括飯店）
（3）通過文獻明確訪談調查項目
（4）統計資料、問卷、錄音設備、照相機、地圖
4活動計劃略
在實際中可參照上例指導學生確定研究性方案進行研究性學習活動。
四、形成“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是方向
1“自主學習”是就學習的內在品質而言的，相對的是“被動學習”、“機械學習”和“他主學習”。自主學習要求個體對為什么學習、能否學習、學習什么、如何學習等問題有自覺的意識和反應。
我國學者龐維國認為，如果學生在學習活動之前自己能夠確定學習目標、制定學習計劃、做好具體的學習準備，在學習活動中能夠對學習進展、學習方法做出自我監控、自我反饋和自我調節，在學習活動后能夠對學習結果進行檢查、自我總結、自我評價和自我補救，那么他的學習就是自主的。他還將“自主學習”概括為建立在自我意識發展基礎上的“能學”；建立在學生具有內在學習動機基礎上的“想學”；建立在學生掌握了一定的學習策略基礎上的“會學”；建立在意志努力基礎上的“堅持學”。
因此，自主學習是指教學條件下的學生高品質的學習。所有能有效地促進學生發展的學習，都一定是自主學習。只有那些能夠激發學生強烈的學習需要與興趣的教學，那些能夠帶給學生理智的挑戰的教學，那些在教學內容上能夠切入并豐富學生經驗系統的教學，那些能夠使學生獲得積極的、深層次體驗的教學，那些能給學生足夠自主的空間、足夠活動的機會的教學，那些真正做到“以參與求體驗，以創新求發展”的教學，才能有效地增進學生的發展。
2“合作學習”是針對教學條件下學習的組織形式而言的，相對的是“個體學習”。合作學習是指學生在小組或團隊中為了完成共同的任務，有明確的責任分工的互學習。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要素：積極的相互支持、配合，特別是面對面的促進性的互動；積極承擔在完成共同任務中個人的責任；期望所有的學生進行有效的溝通，建立并維護小組成員之間的互相信任，有效地解決組內的內部沖突；對于個人完成的任務進行小組加工；對共同活動的成效進行評估，尋求提高其有效性的途徑。
而合作動機和個人責任，是合作學習產生良好教學效果的關鍵。合作學習將個人之間的競爭轉化為小組之間的競爭，有助于培養學生合作的精神和競爭意識；有助于因材施教，可以彌補一個教師面向有差異的眾多學生的教學的不足，從而真正實現使每個學生都能得到發展的目標。
3“探究學習”是指從學科領域或現實社會生活中選擇和確定研究主題，在教學中創設一種類似于學術（或科學）研究的情境，通過學生自主、獨立地發現問題、實驗、操作、調查、搜集與處理信息、表達與交流等探索活動，獲得知識、技能、情感與態度的發展，特別是探索精神和創新能力的發展的學習方式和學習過程。經歷探究過程以獲得理智能力發展和深層次的情感體驗，建構知識，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探究學習要達到的三個目標。在化學學科可進行探究性、研究性學習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