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7 16: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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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天津地區1980—2010年的銀行貸款余額和GDP數據來分別表示銀行信貸（CREDIT）和經濟增長（GDP），所選數據來自于《2011年天津統計年鑒》，如表1所示。由于所選數據是以當年價格表示的，分析之前將數據轉化為1978年為基期的可比價格數據，以剔除價格的影響。另外，對原始數據分別取對數，以消除數據中的異方差，取對數后的銀行信貸和經濟增長分別表示為LCREDIT和LGDP。
1.2變量平穩性檢驗為了防止出現偽回歸，在進行擬合分析之前，有必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利用EVIEWS5.1軟件采用ADF方法對銀行信貸和經濟增長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表2中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LGDP和LCREDIT均為非平穩序列，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后分別在5%和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兩者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它們之間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
1.3協整檢驗盡管水平時間序列LGDP和LCREDIT非平穩，但是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二者之間可能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故采用E-G兩步法對其進行協整檢驗。首先，建立LGDP和LCREDIT的回歸模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樣本容量為31，D.W.的臨界值dL=1.36，dU=1.50，因為D.W.=0.569722＜dL，所以模型（1）存在一階正自相關。如果仍利用上述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將導致模型參數估計不再有效、參數的顯著性檢驗失去意義和模型預測精度下降等問題。因此，考慮在模型（1）中引入適當的滯后階數來消除自相關。模型（2）D.W.=1.608251介于（dU=1.50，4~dU=2.50）之間，表明已不再存在自相關。此時LGDP和LCREDIT之間協整關系的存在與否，取決于殘差序列是否平穩。對模型（2）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殘差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明殘差序列為平穩序列，LGDP和LCREDIT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1.4誤差修正模型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天津地區銀行信貸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為進一步了解銀行信貸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短期關系，需要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為檢驗模型設定的合理性，對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平穩性檢驗如表4所示。表4的檢驗結果表明，誤差修正模型的殘差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殘差序列為白噪聲過程，模型設定比較合理。
1.5結論分析模型（2）回歸結果顯示，從長期來看，天津地區銀行信貸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較低，當期銀行信貸余額對當期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只有0.096739，而上期銀行信貸余額對當期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較高，達到0.211804。綜合來看，天津地區經濟增長關于銀行信貸的長期彈性為-0.3434，表明當期銀行信貸增長一個百分點，會導致經濟增長下降0.3434個百分點，這反映出當期增加的銀行信貸并沒有轉化成現實的資本和生產力，新增銀行信貸的資本轉化率和利用率都比較低，銀行信貸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明顯滯后。另外，上期接GDP對于當期GDP的影響系數達到1.002628，說明經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慣性，上一年的經濟增長情況會影響到下一年經濟增長的預期，進而影響期初的投資計劃，使得經濟增長維持某種趨勢。由模型（3）可知，誤差修正項系數為-1.164278，相對較大，反映了銀行信貸與經濟增長長期均衡對短期波動的調整力度。此外，天津經濟增長關于銀行信貸的短期彈性為0.063727，并且系數沒有通過t檢驗，表明短期內，銀行信貸增長對產出增長的影響不顯著，銀行信貸形成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存在滯后性。導致上述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天津地區的金融抑制。近年來，雖然我國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不斷推進，但是金融抑制的現象還是很突出。在金融體系中，國有銀行占主體，國有銀行的上市并沒有改變國有股權處于支配地位的事實。在這種以國家為后盾的銀行發展模式下，國家維持對銀行較強的控制力度，在信貸的投放數量和投放方向上進行比較嚴格的調控，再加上過高的金融領域準入制度，使得在信貸領域缺乏有效的競爭機制，進而導致銀行信貸投放效率低下。
利率市場化進程過慢，使得利率等金融變量無法發揮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在一定程度的管制利率下，利率變化受政府嚴格控制，無法通過自由浮動來反映市場資金供求變化，從而對商業銀行的經營活動也就不能產生約束機制。銀行利潤來源過度依賴存貸利差，穩定的存貸利差也使得銀行缺乏創新動力，經營效率偏低。此外，我國的金融抑制使得直接融資市場不發達，如債券市場，仍然以國債為主要發行對象，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很難發行債券融資。股票市場也同樣如此，股市投機氣氛嚴重，中小企業上市融資困難，侵害個人投資者利益的事件時有發生。直接融資渠道的不暢，導致銀行信貸成為企業獲取資金的主要渠道。在信貸市場上，國有企業和廣大中小企業也處于相互割裂的地位。國有銀行偏好于向大中型國有企業提供信貸，由于獲取資金的成本低廉，再加上國有的性質，使得國有企業信貸資金的資本轉化率和使用效率都很低，從而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徹底淪為政策性銀行，形成大量不良資產，成為國有企業信貸資金的最后償債人。而廣大急需資金、資金使用效率相對較高的中小企業在信貸市場，由于缺乏有效擔保抵押，導致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總之，金融抑制導致信貸市場存在逆向選擇，利率等金融變量無法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從而使得信貸資金投放缺乏效率，導致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
2對策建議
2.1深化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相輔相成。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金融領域的改革必然要跟上。深化金融改革，國家要適當放松相關金融領域的管制，加快利率市場化的進程，放寬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限制條件，打破金融壟斷，努力實現用市場化的手段來管理和調控金融活動。
2.2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強化市場約束機制造成銀行信貸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國有銀行的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國有大型銀行上市后，并沒有真正地實現市場化經營。國有銀行在信貸投放中，比較偏好大中型國有企業，較少去考慮信貸資源是否得到最佳配置。銀企雙方都為國有，使得信貸投放并未實現真正的市場化，真正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卻無法從銀行獲得信貸。部分國有企業在獲得資金后，并沒有將資金進行合理運用，投資效益不高，這些都是直接導致銀行信貸效率不高的原因。因此，必須從源頭上進一步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強化銀行在信貸活動中的市場化約束機制，提高信貸投放的效率。同時，要加大銀行創新的力度，改變目前銀行利潤過度依賴存貸利差的現狀，實現銀行利潤來源的多樣化。
2.3建立多層次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在金融抑制條件下，銀行信貸成為稀缺資源。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之所以無法得到銀行信貸，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完善的資本市場體系和有效的金融服務體系。要大力推動資本市場的建設，擴大直接融資的比重，豐富市場交易的品種，降低進入市場的準入條件，實現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同時，完善市場的監管體系，切實保障市場投資者的利益，引導投資者進行理性投資。
2.4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信貸資金使用效率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目前信貸市場上資金的主要使用者。提高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發揮銀行信貸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就必須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強化企業的市場意識，建立健全的企業經營監督約束機制，嚴格信貸資金的使用管理，對資金的使用嚴格考核，建立有效的責任追究機制，確保信貸資金的高效使用。
3結束語
關鍵詞：金融制度移植創新大區行
一、金融制度的移植與創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前提，而作為一個必須隨貨幣資金流動客觀需要不斷變化的動態系統，金融制度健全與否又取決于其能否針對金融發展而及時、準確地作出適應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總是處于不斷的變遷之中。一般來說，金融制度的變遷過程大致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創新。
我們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為某一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國家或地區，使其成為接受國或地區的金融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創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認為，金融制度創新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上講，只有從無到有地形成某項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稱之為金融制度創新，但這種情況很難出現；從廣義上講，只要是對原有的或從國外移植來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調整或某些更新，以適應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就可以認定為金融制度創新。本文所探討的是廣義上的金融制度創新。
之所以要進行制度的移植，是因為制度的移植對于移植國家來說有很多的好處。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成本，W·拉坦說，制度創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過擴散過程，還是通過社會、經濟與政治程序所進行的制度轉化，它們都會進一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當中，有必要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及一些被市場經濟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內。
但是，單純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無異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發展永遠受制于別人。只有在自我創新的前提下進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相得益彰。
二、金融制度移植的約束條件
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種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種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還存在著兩種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問題。對于“移植”的部分，必須經過一些相應的變更，以使外來制度本土化才能實施，也就是說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無條件的，在移植的過程中會存在許多約束條件，若對這些約束條件視而不見，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敗。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種非正式約束，而我們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屬于正式約束，它與一國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民族精神等有著廣泛的聯系。薩維尼認為，一國的民族精神決定一國的法律制度。顯而易見，民族精神這一文化因素對一國的法律制度的影響是不應被低估的，正式規則中包含了大量的隱性的非正式規則。新制度經濟學也認為，正式規則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規則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因此，別國的某項金融制度若與本國的文化存在重大沖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會失去效果或產生移植不適應癥。這就要求我們在引入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制度時，既要對來源國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細致的了解，又要對準備移植的金融制度與本國文化的適應性作科學的、真實的評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性選擇。
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對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國金融制度體系的結構。二是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已經高度發達，而我國的市場體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當前我國在融入WTO的過程中，金融制度層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許多方面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這與WTO的許多規則存在一定的沖突。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并非是WTO規則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國入世在事實上就成為強制性變遷的金融正式制度的執行者，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的卻是一條漸進式的道路，因此，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金融制度就有一個在我國改造的過程。這也是我國當前許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
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國體、政體和政治權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大部分是通過市場來進行的，但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直接來源于政治權力的主要載體——國家，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來自市場本身。由于我國的金融制度變遷是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金融制度供給和需求的主體都是政府，這就決定了在我國金融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政府帶有決定性的影響。
三、我國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國很活躍，這與我國融入WTO后金融業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有關。但是，由于我們在金融制度的移植過程中，缺乏成熟的經驗支持，存在不少的問題，極大地影響了金融制度移植實效的發揮。這主要表現在：
對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質、特點和規律把握不是很準。表現在對移植的理解就是“拿來主義”，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制度與本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是否相容，沒有進行深入的對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來的金融制度在運行一段時間之后實效不大或出現負效應。如在我國設立大區行制度就是從美國移植而來的，當時我們只考慮到為了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減少地方政府對央行各分支機構執行貨幣政策及銀行監管方面的干預這一因素，而沒有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與美國有很大的差別，中國的大區行并不具備美國地方聯儲較強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執行能力。因而這一制度移植進來之后，原有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還產生了新的問題，由于省會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響力較小，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來又不得不重新考慮將大區行的制度進行改革。實際上，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央行分支機構工作的開展是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配合的，大區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確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沒有抓住本質性的東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進了一張皮而已，對于深層次的內容卻沒有深入領會。如銀行服務業收費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華廈銀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長說得非常好：收費服務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過硬的特色服務，一旦某銀行收費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戶讓給了別人。一些銀行在引入這項制度時，只看到了服務收費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卻忽視了在收費的同時是以提高服務質量為前提的，結果導致這項制度在國內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眾及某些行業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實質上是一個外來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對待金融制度移植這個問題上，一方面要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對要進行移植的金融制度進行篩選揚棄，擇優汰劣，尋求最適合我國目前金融業發展現實狀況的金融制度作為移植的對象，并結合內外環境約束加以改造和具體化；另一方面，要辯證地否定本國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礎上走向融合創新，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制度體系。
參考資料：
1.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2.籍慶利、田永豐，制度變遷中的創新精神探析[J]，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2)
根據North(1990)的制度變遷理論，一種經濟制度由于某些歷史性事件的發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額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經濟制度更具有經濟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廢除這一由歷史性事件的先行發生而形成的經濟制度，選擇一種新的經濟制度是非常困難的，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往往具有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對于各個經濟主體，對新形成的經濟制度適應得越快，越能從中獲得制度租金，從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階層。新的既得利益階層的形成有利于維持制度的穩定性，但同時也會由于擔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變革，使經濟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劣化，這就是經濟制度的適應效率(adaptiveefficiency)問題。既得利益主體對制度變革的抵制越強烈，制度的適應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來的經濟制度在原來的經濟環境下具有經濟合理性，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原有經濟制度就不再能夠有效地發揮其積極作用，甚至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靈活的、能很好適應經濟環境變化的經濟制度能夠通過自身的變革而繼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僵化的、適應效率低下的經濟制度會在變化了的經濟環境中日趨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經濟制度所代替，而此時國民經濟往往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戰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徑依賴
二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從金融制度結構的層面看是以銀行為中心，銀行與企業之間保持長期的和多方面的關系。從金融管制的層面看，銀行業受到政府的嚴格保護。而在30年代之前，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與銀行業在企業融資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對銀行實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銀行制度)。決定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關鍵因素，一是1927年的銀行危機，二是戰時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銀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發生了大規模的存款擠兌和銀行破產風潮，一年之內共有45家銀行破產，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稱為昭和銀行危機。雖然銀行危機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后發行的“震災票據”得不到妥善處理而導致存款擠兌和銀行破產，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對銀行業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銀行條例沒有最低資本金和貸款風險控制方面的規定，銀行業的特征是數量多、規模小。
與美國政府在30年代的銀行危機后建立以存款保險制度為核心的銀行監管和金融安全網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機處理對策是銀行業的集中。1928年開始實施的銀行法要求普通銀行的資本金達到100萬日元，資本金不足的銀行只能通過與其他銀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資本金，自我增資不予以承認。大藏省提出了“一縣一行”的銀行合并目標，由于有些銀行不愿失去獨立的經營權力，當時的合并并不順利，直到進入戰時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實現了“一縣一行”的目標，這些銀行就是二戰后的地方銀行。同時，國民儲蓄不斷向屬于財閥系統的大銀行集中，這些大銀行就是戰后的都市銀行，作為戰后日本銀行體系主體的都市銀行和地方銀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發動侵略我國的滿洲后，日本進入了戰時金融管制時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資金分配，以保證軍需企業的優先資金供應。1944年開始實行“軍需企業指定金融機關制度”，根據這一制度，各軍需企業與銀行“配對”，銀行不僅保證“配對”軍需企業的資金供應，還積極參與“配對”軍需企業經營管理和財務監督。舊財閥體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業，戰時“配對”體制下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密切關系保存了下來，戰時軍需企業的指定銀行大多成了戰后這些大企業的主銀行，這就是戰后日本主銀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戰時金融管制嚴重地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債券的發行，而“公司利潤分紅及資金融通令”(1939年)對股票分紅和股東權限的規定嚴重限制了股票市場的發展。
1．2銀行保護政策的形成
由于戰時金融管制嚴重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戰敗后的經濟重建只能依靠銀行體系，通過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制度實現經濟的增長，日本政府對銀行業的保護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銀行業和證券業的分業經營、控制發放新的銀行執照嚴格控制新的競爭者進入銀行市場，二是通過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價格競爭。
實行利率管制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是，當時國內的利率水平明顯高于國際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過降低利率來降低企業的借款成本，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成為當時重要的金融政策課題。戰敗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國內儲蓄，嚴格的外匯管制又限制了外國資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貸款利率管制兩個方面，由于當時的日本國民除了銀行存款之外沒有其他的金融資產可供選擇，政府對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貸款利率沒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內的短期貸款利率雖然受到管制，銀行可以通過低利率的企業存款等辦法調整實際的貸款利率，因此對貸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這意味著低利率政策為銀行創造了獲得壟斷利潤的機會。吸收的存款越多，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由于嚴格禁止贈送禮品等隱性價格競爭，要擴大存款唯一的途徑是擴大營業網點。
（一）中國保險業對外開放的進程與現狀
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首家獲準在華營業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兩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資保險公司和11家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獲準在中國經營保險業務。眾多的外資保險公司正在中國潛在巨大市場的吸引下排隊等待進入。
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放速度同樣是很快的。日本的壽險市場在開放了30年之后，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只占1.3％的市場份額。而我國開放8年將超過了這一水平。在保險業開放試點城市上海，外資保險公司數量已經多于中資保險公司。
（二）加入WTO議定書對保險業開放的承諾
根據議定書，保險業的開放承諾為：
1．企業設立形式方面：（1）加入時，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在華設立分公司或合資公司，合資公司外資比例可以達到51%。加入2年后，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設立獨資子公司，即沒有企業設立形式限制。（2）加入時，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在華設立合資公司，外資比例不超過50%，外方可以自由選擇合資伙伴。合資企業投資方可在減讓表所承諾范圍內，自由訂立合資條款。（3）合資保險經紀公司在加入時的外資股比可達到50%，加入后3年內，外資股比例不超過51%，加入后5年內，允許設立全資外資子公司。（4）允許外資保險公司按地域限制放開的時間表設立國內分支機構，內設分支機構不再適用首次設立的資格條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按照審慎監管的原則審批市場準入。
2．經營地域方面：（1）加入時，允許外國壽險公司和非壽險公司在上海、廣州、大連、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務。加入后2年內，允許外國壽險和非壽險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務：北京、成都、重慶、福州、蘇州、廈門、寧波、沈陽、武漢和天津。（2）加入后3年內，取消地域限制。
3．業務范圍方面：（l）加入時，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向在華外商投資企業提供財產險及與之相關的責任險和信用險服務；加入后4年內，允許外國非壽險公司向外國和中國客戶提供所有商業和個人非壽險服務。（2）加入時，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外國公民和中國公民提供個人〈非團體〉壽險服務。加入后4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中國公民和外國公民提供健康險服務。加入后5年內，允許外國保險公司向外國公民和中國公民提供團體險和養老金/年金險服務。
4．營業許可：加入時，營業許可的發放不設經濟需求測試（數量限制）。申請設立外資保險機構的條件是：投資者應為在WTO成員國有超過30年經營歷史的外國保險公司；必須在中國設立代表處連續2年；在提出申請前一年年末總資產不低于50億美元。
同證券業一樣，保險市場也是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急待進入的市場。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我國守住了一些關口：一是外資進入壽險領域只能設立中外合資壽險公司，而且，外方股份不得超過50%，外方不能擁有管理控制權；二是不承諾保險經紀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三是拒絕了外方要求的每年必須開放若干家外資保險公司，只承諾按審慎原則審批準入。盡管如此，中國保險市場的開放起點還是高于其它新興市場國家。如泰國，從允許外資準入到外資在合資企業中擁有49％的股權的時間跨度為11年（1993-2003），擁有50%的股權則需要15年（-2007）。
（三）中國保險業因循WTO規則開放后的壓力
中外資保險業的競爭力差距同樣體現在規模懸殊上。1848年成立現已進入我國的英國保誠集團管理的總資產為2400億美元；1862年成立的美國恒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管理的總資產達1267億美元。而我國最大的壽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管理總資產僅746億元人民幣，約合90億美元。中國再保險業僅有唯一的一家中國再保險公司，權益性資產僅1．33億美元，而伯克希爾·漢塞威再保險公司的權益性資產為401億美元。專業人才匱乏也是一個重要問題，中資保險公司在險種設計、保費精算、公司經營、市場營銷和保險資金運營等方面都嚴重缺乏專業人才。
（四）中國保險業應對加入WTO的改革對策
一是加快國有獨資保險公司的股份化改革。二是調整產品結構。產險公司險種結構的調整以大力發展責任險和信用、保證險業務，將傳統的財產險類業務與新興的責任險類業務整體發展；壽險公司的險種結構調整應當以發展非傳統型壽險產品為主，在滿足保戶保障儲蓄需求的基礎上進一步滿足保戶的投資需求，使得保單的保費、保額、現金價值和保險期限都可以隨保戶的需求而改變，進一步提高我國設計開發報銷和監管非傳統壽險產品的能力。三是拓寬保險公司投資渠道和比例限制。四是積極與銀行結成戰略聯盟，充分利用銀行的網點、客戶和資金優勢，交叉銷售保險產品。
第四節人民幣資本可兌換
資本項目可兌換常常被認為是中國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的最后一個環節。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資本項目自由化改革一度中斷，以致于監管當局很長時期內不愿意公開談及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問題。然而，由于經濟全球化的壓力，特別是加入WTO以后，我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必然會加快。
一、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含義
貨幣自由兌換可理解為：一種貨幣持有者可以為任何目的而將所持有的貨幣按市場匯率兌換另一種貨幣的權利。在貨幣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即使在國際收支出現逆差的時候，貨幣發行當局也保證持有任何國家貨幣的任何人享有無限制的貨幣兌換權。
人們通常所說的可兌換常常可能指的是不同的內容，它可能指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可兌換和對內可兌換，也可能指完全可兌換。在IMF協定中，“可兌換”只是指的是“經常項目可兌換”，既不包括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也不涉及居民之間的可兌換；同時，它指的只是“對外可兌換”，即只適用于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國際交易，而不適用于國內交易。
資本項目可兌換指的是“消除對國際收支資本和金融賬戶下各項交易的外匯管制，如數量限制、課稅及補貼”。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基本要求，就是對資本項目交易的資金轉移支付不得加以限制和拖延。具體表現為：（1）不得對因收購海外資產而要求購買外匯實行審批制度或施加專門限制。（2）不得限制到國外投資所需轉移外匯的數量。（3）不得對資本返還或外債償還匯出實行規定審批或限制。（4）不得因實行與資本交易有關的外匯購買或上繳制度而造成多重貨幣匯率。如果人民幣實現了自由兌換，則人民幣對外幣的兌換、人民幣和外匯資金的對外支付和轉移將不受限制，人民幣匯率將由國內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居民可以自由選擇和持有貨幣資產；各種貨幣資產的國際國內轉移將不受限制。
二、現行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的管理
通常所說的資本項目外匯管理是指對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和金融帳戶及其相關的項目所進行的外匯管理。根據IMF國際收支手冊第五版的分類，所謂資本和金融項目交易，指的是資本項目項下的資本轉移、非生產/非金融資產交易以及其他所有引起一經濟體對外資產和負債發生變化的金融項目。這里，資本轉移是指涉及固定資產所有權的變更及債權債務的減免等導致交易一方或雙方資產存量發生變化的轉移項目，主要包括固定資產轉移、債務減免、移民轉移和投資捐贈等。非生產/非金融資產交易是指非生產性有形資產（土地和地下資產）和無形資產（專利、版權、商標和經銷權等）的收買與放棄。資本及金融賬戶（即我們通常簡稱的資本項目）分成44個項目。按照管制項目的多少排序，IMF182個成員國中，中國排在第8位，處于嚴格管制階段。
中國資本項目外匯管理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一是對跨境資本交易行為本身進行管制，主要由國家計劃部門(如計委)和行業主管部門(如人民銀行、證監會、外經貿部)負責實施。二是在匯兌環節對跨境資本交易進行管制，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實施。
（一）資本項目交易環節
對金融市場準入的限制：允許外國投資者在境內購買B股和中國境內機構在境外上市的證券；限制居民到境外出售、發行、購買資本和貨幣市場工具；不允許境外外國投資者在境內出售、發行股票、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不允許外國投資者購買A股和其他人民幣債券、以及貨幣市場工具。在對外借貸款(包括對外擔保)的限制：允許外商投資企業自行籌借長短期外債；境內其他機構對外借款有限制，如首先要取得借款主體資格，然后是要有借款指標，并要經外匯管理部門的金融條件審批；境內金融機構經批準后才可以遵照外匯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規定對外放貸；一般情況下，境內工商企業不可以對外放貸，但可以經批準提供對外擔保。
對直接投資(包括不動產投資)的限制：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限制不多,主要是產業政策上的指導；境內機構對外直接投資有一定限制，如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要經有關部門審批等。
（二）資本項目匯兌環節
允許境內機構開立外匯帳戶保留資本項下的外匯收入，國家不強制要求其結匯。如外商投資企業可以申請開立外匯帳戶，用于其資本金的收支。
對于境內機構在境內進行資本項下本外幣轉換。目前我國實行實需交易原則，境內機構只要提供真實的交易背景或需求后，匯兌基本沒有限制，可以申請結匯，也可以申請購匯。例如，境內機構借用外債后需要轉換為人民幣使用，只要其提供真實交易背景，其結匯是允許的。境內機構償還外債需要購匯，我國的法規同樣允許其購匯。當然，借用外債后要進行登記，這是外債還本付息的前提條件。
表1我國資本項目管理概覽
資本項目內容管理現狀
直接投資1.外國及港澳臺在大陸的直接投資資本金及協議借入投資
額經外匯局審批后予以結匯。外方利潤可兌換匯出。
2.大陸在境外的直接投資由外匯管理機關審查其投資風險及
外匯來源，投資收益必須調回國內。
間接投資1.境外發行股票發行所得外匯均要調回境內，結匯要
憑資料到外匯局申請。
2.境外發行債券發行必須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所得外匯必
須調回境內，償還債務憑《外債登記證》或《外匯貸款登記證》
申請，經批準方可匯兌。
其它資本項目1.外國政府貸款向外經貿部申請并由其審批，由其授權金融機
構辦理轉貸管理事務。外匯管理部門批準方可結匯
2.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國務院審批，相應國際金融機構評估，由
國務院正式批準，外匯管理部門批準方可結匯。
3.國外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中長期貸款只有經過批準的金融機
構和一些大企業有直接向外籌資權力，中長期(一年以上)國際商
業貸款必須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由國家下達外債指標。
4.國外銀行及其它金融機構短期貸款短期國際商業貸款(一年以下)
實行余額管理，由國家外匯管理局每年下達短期外債余額控制指標，
限額負債。
5.償還外債本金憑外債登記征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后方可匯兌。
6.存放國外存款個人家庭不得在境外開立私人賬戶，境內機構在
境外開立外匯賬戶要經外匯管理部門審批。
7.對國外貸款和投資經外匯管理局審批。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暫行規定》以及《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1993年12月28日）。
盡管整體上我國屬于資本項目嚴格管制國家，但也應看到，我國已有相當部分的資本項目事實上已經不存在管制。正如戴相龍行長指出的，我國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涉及到40多個項目，其中20多個項目已經開放，沒有開放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國企業直接向外舉債和把人民幣兌換成外匯進行對外投資；二是外幣投向中國本幣證券市場。可以預計，隨著中國加入WTO，資本項目的管制將逐步放松。
三、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收益與風險
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各國無一例外地都慎之又慎。JagdisBhagwati（1998）指出：“任何國家如果想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必須權衡利弊得失，考慮是否可能爆發危機。即使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樣，資本自由流動不會引發危機，也要將經濟效率提高帶來的收益與所有的損失相比較，才能作出明智決策。”中國經濟要走向開放型經濟，人民幣可兌換是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但是，理論和實踐表明，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風險極大。因此，我國在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中，應綜合考慮正反兩方面因素的影響，盡量趨利避害。
（一）收益分析
1、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減少了煩瑣的審批手續。目前，我國資本項目實行逐筆審批制。這種事前審核和經常項目事后核銷的工作量極大。企業要做成一筆出口業務，正常情況下至少要到外匯局三次(領取出口收匯核銷單，出口備案，收匯核銷)，無疑加大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二是企業匯兌費用直接得到減輕。現行結售匯制使銀行獲得了固定了兩筆交易手續費，企業的成本則同比例上升了。三是壓縮了尋租空間。只要政府對許可證的發放不是完全規范化和公開化，尋租者就會以各種方式影響政府官員的決策。存在經濟租金就必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腐敗行為。
2推動金融市場的完善和深化
一是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表現為：外匯市場的資金來源和范圍擴大，更多的外匯進入市場；外匯交易方式更新，逐步將有形市場轉為推行遠程柜臺交易；涌現多樣化的外匯市場工具；交易幣種增多。
二是推動資本市場的規范化和國際化。境外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深入參與，將帶來新的市場規則、工具、技術和資金；還會直接促進境內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不在于金融機構數量的多寡，而在于交易規模的擴大及交易品種的多樣化，開放資本項目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之一。
3、便利國企重組及其跨境資本運營
中國急需境外資本收購、兼并和改組一部分大企業，外商也看好具有厚實的客戶基礎和龐大的經營網絡等優勢的中資機構，有意愿利用其雄厚的資金實力實施大手筆的跨國并購。國家經貿委已經出臺了《關于國有企業利用外商投資進行資產重組的暫行規定》，表明了中國政府在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和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大膽利用外資的積極態度。資本市場的逐步開放，為外資參與國內企業的跨國兼并、重組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促進外資以多種形式投資國有企業改革與改造。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資本項目可兌換后，中國的企業、銀行可以更方便地去海外上市，進行跨國資本運營。
4、提高金融調控和監管的有效性
資本項目可兌換后，中央銀行原則上無須頻繁出沒于外匯市場，也無須被動供給外匯或人民幣。這樣，其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將不再受到外匯市場狀況的僵硬影響。資本項目可兌換后，部分過去非法流動的外匯資本也會回歸金融體系，接受監管當局的監管。
（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風險分析
1.人民幣匯率風險上升
國內金融市場深度開放后，金融活動所引發的純金融性資金交易所導致的本外幣間的轉換將增多，市場供求中資本項目性質的外匯比重將增加，決定人民幣匯率的因素將逐步由現在的經常項目收支為主轉變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綜合收支狀況。加入WTO后，人民幣匯率將在更大程度上受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國際游資也能通過外資金融機構更輕易地進入中國市場。中國的部分金融資產也將為境外投資者持有，外匯市場的波動將更加頻繁。
2加重中國資本外逃的潛在風險
資本項目可兌換對于中國的最大風險在于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廣泛發生后的資本外逃。貨幣替代和資產替代“一邊倒”的趨勢引起的資本外逃一方面直接減少了國內的資本形成，另方面中央銀行為制止這種趨勢將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資本流入，高利率的結果同樣壓抑了國內的投資熱情。可見，資本項目可兌換引起國內投資縮減是必然的，而中國作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投資無疑是最緊要的事。
四、中國經濟深度開放形勢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壓力
1、WTO以及相關國際組織的推動
WTO并不直接對外匯制度作出安排，但它將外匯管制視為非關稅壁壘之一。本章第二節已經指出，GATS第十一條已對外匯資本流動和匯兌便利作出了進一步規定和要求，敦促成員國國重新審視并放松那些可能實質性阻礙外資金融機構有效進入市場的資本管制。目前，WTO規則正日益向推動資本流動自由化方向發展。
90年代中期以后，IMF開始改變其立場，轉而積極推動資本帳戶的自由化。1995年10月，IMF的一份正式研究報告指出：“由于工業化國家早已完成了經常帳戶的可兌換，而且多數發展中國家也已接受了《IMF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內容，因此，IMF今后將把各國的資本帳戶作為其主要的監管對象。”在1997年的世界銀行和IMF第50屆年會上，IMF執行主席正式向與會各國提出了修改基金組織章程的設想，其主旨就是將資本帳戶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此后，IMF還專門成立了一個臨時委員會，以探討將資本帳戶自由化寫入新章程的問題。
在《中國入世工作組報告》“外匯和國際收支”部分，針對工作組的一些成員國擔心中國會使用外匯管制來管理商業和服務貿易的水平和構成，中國代表已承諾，中國將根據“WTO協定”的規定以及WTO中與IMF相關的宣言和決定，盡中國在外匯方面的義務。根據這些義務，除非IMF另有規定，中國將不采取任何法規或措施達到限制任何個人或企業得到進行經常項目下國際交易所需外匯的目的。另外，中國代表還承諾，中國將根據“IMF協定”第8條款5節的規定，提供外匯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在過渡審查機制看來必需的其他外匯方面的信息。
2、開放型經濟大發展的內在需要
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的全面滲透，以及跨國公司在其財務計劃與風險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復雜而又嶄新的金融交易的擴展，將對中國現有的匯率與資本管制提出嚴峻的挑戰。二是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從傳統進出口方式向以投資帶動和以承包工程帶動方式的轉變趨勢，與貿易流動相伴隨的國際資本流動會不斷增加，微觀層面的企業對投資自由化及資本流動自由化的呼聲也會越來越高。
3.管制的有效性愈受挑戰
資本項目管制的有效性將進一步下降。首先，經常項目可兌換后，為實施資本項目管制，必須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進行區分。然而，從國際收支角度看，國際收支大部分交易同時具備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交易的特性，因此，客觀上造成難以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進行有效區分，部分資本項目資金混入經常項目逃避管制。其次，我國部分資本項目實際己經放開，由于資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對一種工具進行控制而對另一工具不進行控制就會導致資金流向未受控制的工具，容易出現資本項目監管真空或漏洞，導致資本管制有效性降低。
值得關注的是，銀行市場全方位開放后，將對資本項目管理展開深層次沖擊。通過本外幣相互質押貸款渠道、通過外資銀行聯行往來渠道、通過咨詢公司渠道、以及通過對背貸款渠道等，我們的資本項目事實上基本上無法守住。換言之，外資銀行全方位進入中國市場以后，可以有多種途徑繞開資本項目管制，致使現有的管制措施失效。
4.難以承受的管制成本
與管制的復雜性相對應，資本項目管制成本也急劇攀升。在管制日益無效的情況下，管制成本的上升需要認真考慮。
五、謹慎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
前已述及，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既有內在動力，也有外在壓力。這當然意味著我們必須積極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但是，這也并不意味著我國推行資本項目可兌換就應“快”字當頭。從制度變遷的意義上說，推動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國的經濟條件。市場機制發育成熟、經濟基礎健康、宏觀調控技術嫻熟以及金融體系穩健等，通常被列為一國進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必備條件。顯然，在近期內，我國尚不完全具備這些條件。在條件不成熟時強行推動自由兌換，必然會推高其風險的一面。
不過，也應看到，中國獨具的某些條件使得資本項目可兌換可能產生的風險沒有那么大。一是長期以來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在國際上，發展中國家普遍是經常項目逆差，資本項目順差。而我國1982-2000年，資本項目順差累計高達1905億美元，經常項目累計順差則為985億美元。二是WTO效應所促進的大量且長期的資本流入，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也將產生積極的正面效應。
總之，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我們應采取積極的態度。正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所指出的：“盡管我國還沒有一個資本賬戶開放的明確時間表，但有一點可以明確，即中國實現資本賬戶開放只是遲早的事情。在開放的經濟中，放松管制是一種普遍趨勢，但自由兌換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開放不等于不管理，管理也不等于消極的限制，要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外匯管理理論和方法。”
我們認為，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必須穩妥推動，具體而言，在一個相當長時期中，我們對于資本項目可以實行分類開放的戰略。
1.盡快放開類
盡快統一對不同交易主體的資本項目管理標準。例如，對國內金融機構面向外資企業的信貸存在很多限制。而發達國家卻是鼓勵。又如現行法規規定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為投資匯入的外匯未經外匯局批準不得結匯。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由外匯局審批其資本金結匯已無太大的實際意義，應取消對外匯資本金兌換人民幣的限制，允許外資資本金直接辦理銀行結匯。
目前我國實行的資本項目管理上，法人和自然人、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往往存在區別管理等。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資格需要放寬，由指定銀行擴展到大企業，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種。
意愿結售匯制需盡快實現。可考慮改即時結匯為靈活的“限期結匯”，將在限期內結售的外匯在銀行開立專戶存儲。在從強制結匯發展為意愿結匯的過程中，可能會經歷將限額結匯制度推廣到所有中資企業的過渡階段，然后隨著最高限額不斷提高而逐步過渡到意愿結匯。考慮參加WTO后外資流入增加的情況，可以適當擴大企業和居民購匯需求。
2.逐步放寬類
金融機構海外融資。我國金融機構在海外融資已有十多年歷史，銀團貸款、海外借款和發債等一些融資方式都已采用。其間因取消雙重匯率制度、日元升值等原因，發生過匯率風險。但最大的問題還是金融機構本身經營不規范所引起的風險。總體上，應給予合格金融機構更大海外融資自。一般企業的海外融資還需要嚴格的控制。
外商投資企業在A股上市融資。中國企業已走出國門進行融資，對外國企業開放本國證券市場也勢在必然。
3.偏嚴掌握類
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我國是一個對外投資的小國（擁有全球跨國投資存量的6％，但對外投資僅占全球的0．54％），累計投資額約為260億美元。我國的境外投資項目審批手續繁瑣，涉及部門多，對外投資存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但至少現在看來這些管理仍然十分必要。至今為止，我國5800個對外投資項目很少是成功的。可見，我國缺乏真正的“好企業”。在國有企業未轉換機制，又未從多數競爭性行業退出的情況下，放開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匯兌限制，無疑給國有資產流失打開了大門，也增加了境內資本外逃的機會。
外資投資中國證券市場。建立和完善合格外國投資者（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市場準入制度，通過合格金融機構將外匯資金投資于以人民幣標價的證券產品。中外合資基金可先行一步。企業債券和金融債、國債先放開，股票市場后開，且要求非居民必須申報購股數量，并嚴格執行申報制。在管理上，采取日本、韓國在資本市場開放過渡時期曾經長期使用的“原則上禁止，個案例外審批”方式，允許經過批準的外商按照規定的產業領域和持股限制比例入市交易。
[論文摘要]本文結合農村地區金融業發展現狀，分析了當前金融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存在問題，即：服務農業金融缺位，大量資金流向大中型城市、農村發展資金匱乏，農民申請農業貸款擔保及信用貸款難；其次根據當前金融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存在的問題提出國家應制定和完善商業銀行農村金融服務政策等對策建議并作粗淺探討。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出了具體的部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億萬農民的期盼和福音，是加強農業、富裕農民、繁榮農村的重大舉措。2006年中央財政預算用于“三農”的支出達到3397億元，比2005年增加422億元，增長14.2％，占中央財政總支出增量的1/5。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的血脈，國家在大力支持“三農”發展，源源不斷向農村地區“輸血”過程中，而農村經濟發展卻不斷出現“失血”現象。與當前國家建設新農村戰略不相和諧，應引起關注。
一、存在問題
(一)服務農業金融缺位，農村經濟出現“貧血”。
1 涉農金融機構名不符實。
目前，我國雖然基本上建立了以農村合作金融(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為主體，商業金融(國有控股、股份制商業銀行等)、政策金融(農業發展銀行)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體系，但實際上部分涉農金融機構“名不符實”。以農業銀行連云港分行為例，該行在連云港市共有47個分支機構及營業網點。而在全市農村地區(鄉、鎮)僅有12個分支機構及營業網點，僅占全部機構數的26％。
2 服務“三農”的農業發展銀行業務面窄，功能發揮不充分。
農業發展銀行成立已十余年，但十年來。其業務品種一直比較單一，糧棉油收購資金封閉運行和管理是其核心工作，對農業的信貸扶持僅局限于農產品流通領域。而沒有涉足農業生產領域，因此農業發展銀行事實上成了“農產品收購銀行”。
3 國有商業銀行“紛紛收兵”。
由于農業屬于弱質產業，除市場風險外，還面臨自然災害風險，普通商業銀行對農業投資“欲望”不強烈。近年來，農村地區國有(或國家控股)商業銀行從經濟效益出發，基本上都將分支機構收縮到縣城或者縣以上。在資金管理上，實行一級法人對全系統統一管理、統一調度模式。縣級金融機構的資金使用也受到上級行的嚴格控制。業務集中度加大，貸款權上收，用于“三農”的資金很少，造成個別地方只有農村信用社可以提供農業貸款。
4，農村信用社“力不從心”。
目前，雖然農村信用社可以向農民提供農業貸款，但農村信用社也面臨著一些政策性困難和實際問題。如對農戶小額貸款沒有給予減免營業稅、所得稅等相關優惠政策。農村信用社在商業化經營的過程中。還擔負著國家政策賦予的信貸支農職責，因此在網點建設、人員配備等方面要進行大量投入。和商業銀行發放大額貸款相比，信用社辦理農戶小額貸款工作量大、成本高，而且農戶貸款面臨的自然風險大：不良資產處置難、稅費高。因此，廣大農村信用社在支農發展，服務“三農”上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大量資金流向大中型城市，農村發展資金“失血”。
1 部分縣級商業銀行幾乎沒有授信權，存款紛紛上存。
隨著縣域國有商業銀行營業網點的收縮和信貸功能的萎縮，在農村吸收的資金通過上存上級行源源不斷地流向太中城市、大企業、太項目，使本來就積累不足、缺乏資金的農村資金“失血”加重。以連云港市某縣為例，該縣2006年工、農、中、建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各項存款余額為19.86億元，各項貸款余額僅為4.89億元，存貸差達14.97億元，大部分存款流出縣境，而轉向了非農業方面的投資。
2 現行的郵政儲蓄體制使縣域資金大量自下而上單向流動，成為分流農村資金的重要渠道。
郵政儲匯機構遍布農村各基層鄉(鎮)，是國內網點數量最多的金融機構。從服務“三農”的角度來說，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但由于其經營業務的單一性，長期以來，郵政儲蓄以其郵政代辦點遍布鄉村和辦理郵政匯款的優勢，將農民出售農副產品的資金和外出打工人員匯回的資金，最大限度地吸收，如同一個龐大的蓄水池，農村資金只進不出，從而造成郵政儲蓄增長越快，農村資金流出速度越快的局面。
(三)農民申請農業貸款擔保及信用貸款難，農村經濟繼續“造血”難度加女。
1 農業大戶貸款擔保難，擴大再生產受阻。
當前農村地區大額農業貸款擔保難的問題上較突出，由于農村土地、荒山、河堤、塘堰等承包權沒有專門的評估機構，很難對其價值進行評定，也很難實現交易，農村房產不能辦理符合貸款擔保抵押條件的《產權證》，又沒有類似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公司之類的社會中介機構，很多借款人因為找不到擔保人而被擋在銀行門外。
2 普通農戶信用貸款難。
目前，發放給普賢通農戶的小額貸款只能滿足部分農民“簡單再生產”的資金需求。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即將開展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運動”將進一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今年國家將集中力量辦好“水、氣、路、電”四項實事。因此，在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改善的同時，廣大農戶將不滿足于過去的“簡單再生產”。而目前在農村地區“孤軍奮斗”的農村信用社越來越難以滿足農民“擴大再生產”的需要。要滿足更多的資金需求，信用貸款就要增加，農村信用社需承擔更多的貸款風險，這是許多信用社所不愿意的。
二、政策建議
從以上問題可以看出，目前的農村金融體系已不能適應農業的結構性調整、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和農民的增產增收。制定和完善農村金融服務政策，已成為國家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迫切要求，而要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讓農業經濟發揮其應有的“造血”功能，給農村經濟發展輸入充足的“血液”。
(一)國家應制定和完善商業銀行農村金融服務政策。
可通過制定適當的政策措施，引導商業銀行把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農業發展，鼓勵和支持各大金融機構結合自身優勢向農村“輸血”，積極參與到“三農”問題的解決中來。特別對農業銀行，可制定出相應的政策性規定，使其在縣域基層吸收的存款必須有相當比例的資金用于農村信貸，為“三農”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
(二)調整農業發展銀行的服務“三農”政策。
首先，農業發展銀行在執行國家收購政策的同時，應賦予其支持扶貧、農業綜合開發等政策性融資職責，由目前的僅支持糧食收購環節向糧食產前、產中領域延伸。其次。農業發展銀行應將營業網點鋪設到縣級及中心鄉鎮，并延伸服務對象、擴大業務范圍，圍繞農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化、規模化發展，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務。
(三)國有商業銀行本身也要對其經營戰略進行適當調整。
要根據農村及縣域經濟發展多層次需求，加快經營機制改革，進一步轉換經營機制，增強自我發展和調節能力，努力構建總、分、支行間信貸經營的約束與激勵兼容機制。具體可改革和完善現行的信貸管理體制及經營機制，適當下放貸款審批權限，積極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為建設新農村提供各具特色的金融服務產品。
(四)農村信用社應調整其服務“三農”方向。
農村信用社要以提供農戶中短期流動資金貸款為主，解決農民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及農副產品加工、運輸和消費信貸等方面的合理資金需求，切實解決農民貸款難的問題。
所謂第三方支付是指和各大銀行簽約合作，并提供和銀行支付結算系統接口的支付交易平臺且具備一定實力和商譽的獨立機構的一個網絡支付中介。據最新統計，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交易整體規模在2016上半年達134776億元，同在2016年第二季度市場交易額為75037億元，環比增長了25.68%，其中，支付寶以市場占率55.4%位居榜首占據市場的半壁江山。另外，人民銀行在2015年12月了《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而發改委和央行又在2016年3月統一將《關于完善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定價機制的通知》；同年，《條碼支付業務規范（征求意見稿）》于7月出臺。
2 我國目前第三方支付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存在的問題
消費者與經營者在第三方支付中的地位不平等使得消費者在金融消費領域需要特殊的法律保護來實現實質公平，但我國法律體系在這方面存在著缺陷，從而面臨法律適用的困境。
2.1 對消費者知情權難以保障
消費者權利保護制度中最重要的權利是知情權。對于傳統消費者來說，金融消費者需要法律的特殊保護，主要是由于信息服務的不對稱性。在第三方支付網絡中，消費者只可通過網頁查詢商品的基本信息，這將受到經營者故意夸大產品功效和性能的影響；另外消費者無法得知支付平臺的安全性等級，只能依靠個人經驗辨別來規避風險，所以第三方交易信息的不對稱將難以保障消費者知情權。
2.2 對消費者資金安全保障制度的缺失
消費者資金安全保障主要體現在：1、沉淀資金安全問題。消費者在網上購買商品交易時，買方會先將存款存入第三方支付賬戶，由第三方保管，中間必然存在時間差，由此便出現了沉淀資金問題，在我國稱之為備付金制度。2、未授權支付安全問題。現在我國目前互聯網安全技術還有很多漏洞，消費者的個人支付賬戶信息在互聯網中很容易被竊取，并且黑客直接進入到支付系統劃轉資金的現象時有發生，而且我國目前法律對未經授權劃撥資金的法律責任并未作明確規定。實踐中，作為格式合同支付服務協議一般都會將此項內容約定為免責條款，以排除第三方支付平臺在未經過授權劃撥資金中的法律責任，該項法律的缺失導致金融消費者權益無法得到救濟。
2.3 消費者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制度不完善
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屬于隱私權的范疇，其個人信息享有不被他人非法知悉、收集、利用和公開的權利。消費者在注冊第三方支付平臺帳號時通常會被要求填寫基本信息，這很容易被第三方互聯網支付機構所掌握，但信息本身具有商業價值，這就導致信息隨時被泄露的可能，因此金融消費者在互聯網第三方支付中隱私權很容易遭到侵犯。第三方支付雖是一個新興產業，但其支付平臺已積累了龐大的消費者數據信息，如果第三方支付機構存在不良企圖，可能會利用這些信息謀取利益，對消費者造成影響。
3 完善網絡第三方支付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對策
3.1 加快建立網絡第三方支付的立法
法律制度體系始終是和諧穩定市場秩序的有力保障，只有遵循法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消費者權益侵害問題。因此，目前針對第三方支付，相關法律部門急需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來保障消費者資金流向的安全和支付過程中的知情權。在知情權保護上，相關法律應直接正面規定經營者的對銷售信息告知義務，并列舉經營者必須告知的信息清單，以保障滿足消費者的知情權。在隱私保護問題上，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制定個人信息保護綜合立法，在短期內可以在我國現有的相關法律基礎上進行加以修繕過渡。
3.2 完善網絡第三方支付機構備付金制度
完善備付金制度我們應該明確沉淀資金與孳息的法律屬性，但美國卻是將備付金作為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負債并非資產，而我國的理論與實踐普遍也這么認為，備付金應該歸屬于支付服務使用者。為保護消費者權益，首先，應該提高風險準備金的提取比例。因為我們目前要求對備付金的利息收人是按季度提取風險準備金的10%，這個比例很明顯偏低，況且備付金的利息原本就很少，根本不足以抵御風險。其次，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建立存款延伸保險制度，保障消費者的支付服務利益。除此之外，我們其實還可以利用客戶沉淀資金的利息來強制他們購買一份存款延伸保險，而最高保額可以參照存款保險限額來設定。
3.3 完善網絡第三方支付機構未授權支付的責任制度
未授權支付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對責任分擔的規定。然而，在網上支付領域被篡改或盜取金融消費者支付信息，從而導致未經授權支付交易的情形經常發生，特別是消費者是否應該對未授權支付承擔責任和責任限額負責。根據中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對于如果不能有效地證明是因客戶原因造成資金損失的，那就應該由支付機構先行全額賠付，但并沒有規定舉證責任、責任承擔等問題。我們一般認為顧客或者金融機構，如果誰能預防損失的發生，那責任就讓可以花最低成本避免損失的一方來分擔。
論文關鍵詞：淺論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迅速。截止到2009年10月底，我國中小企業數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8%，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8%，生產的商品占社會銷售額的59%，上繳稅收占50.2%。中小企業已經成為保證我國經濟發展、市場繁榮和實現就業的重要基礎，并繼續以其靈活的運行機制和市場應變能力金融論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體制變革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國中小企業在發展中還面臨著許多問題，其中突出的是融資問題。融資困難造成我國中小企業資金缺乏，嚴重制約著中小企業的創業和持續發展，進而影響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深入了解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成因，并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企業自身信用缺失、企業整體信譽不佳；二是融資方式比較單一，缺乏直接的市場融資渠道，據統計，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總量中主要依靠商業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的融資方式占到了50%以上；三是借貸期限較短且數目普遍不大，主要是用來解決臨時性的流動資金，很少用于項目的開發和擴大再生產等方面；另外現在整個社會包括許多商業銀行信貸觀念還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對中小企業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足夠的重視，普遍認為將資金投向中小企業風險高、成本高、工作量大且收效不大。
目前金融論文，我國盡管有了一些對中小企業金融扶持的政策和措施的出臺，但并沒有從根本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從現階段來看，我國中小企業要獲得自身發展所急需的資金，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中小企業自身層面
1.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關鍵還在于中小企業本身
首先，中小企業要想方設法擴大人力資本以克服中小企業實物資產和金融資產的不足。人力資本的豐富，一方面，可以提高其他資產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能夠保持企業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動力，與此同時，又對減少企業的經營風險，增加融資的知識﹑信息以及提高企業成長的期望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促進作用。其次，中小企業要想取得銀行的支持，一方面固然必須解決好自身的發展問題，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金融論文，加強經營管理，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還款能力；另一方面還必須牢固樹立借債必還的思想，增強自身的信用觀念，建立完整的信用體系。誠信乃立業之本，信則立，不信則廢。實踐證明，凡是信用好的中小企業，在申請銀行貸款過程中同樣能夠享受國有和集體企業一樣的待遇。為此，每一個中小企業要像經營自己的產品一樣維護和提高自身信譽。在生產經營和向銀行貸款過程中要做到“講規則，講信譽，講效益”，切實杜絕各種惡意逃廢銀行債務和惡意欠息的行為。
2.努力拓展融資渠道，開辟融資新方式
中小企業在充分利用傳統渠道﹑方式的同時，要努力拓展融資視野，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和方式。在融資渠道方面金融論文，企業既要依靠銀行資金，而且還要利用好非銀行資金，甚至大膽采用采取成本相對較高的私募基金和個人閑散資金。在融資方式方面，企業也要大膽開辟新途徑，比如可以采用典當和商品融資新方式。其中所謂典當就是將企業暫時不用的物品到有資金的銀行機構﹑非銀行機構﹑團體和個人進行質押，到期贖回的方式；所謂商品貿易融資就是給基礎商品的貿易提供金融服務，通過這種服務向商品生產企業或者消費者融通資金的新型融資方式。
（二）金融機制層面
1.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消除金融抑制
金融機構（主要是銀行）要進一步將已出臺的支持中小企業的一系列優惠扶持政策落到實處，另外還要加快金融創新。第一，激勵商業銀行向優質中小企業發放信貸款。在考察和發放貸款時，不分企業性質和規模，只要企業有充足的償債能力就大膽支持，確保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發展中“兩個輪子一起轉”；第二，適當降低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如不能則應從利率補貼入手金融論文，政府有責任為此墊付改革成本，給銀行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以支持；第三，擴大基層商業銀行的流動資金貸款權限，固定資產的貸款權限因為風險較大可以適當的向上級集中，而流動資金貸款風險相對較小，要下降；第四，完善和健全商業銀行激勵和約束機制，建立貸款營銷的激勵約束機制，充分調動基層銀行貸款的積極性；第五，加快發展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同時允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中小企業領域進行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結合的探索；第六，大膽嘗試中小企業直接融資形式，及早建立創業板市場體系。建議政府適當開辦中小企業股票小盤交易，允許有條件的中小企業發行地方企業股票，并允許在地方小盤上市交易。
2.盡快建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多層次﹑多渠道的信用擔保制度及機構
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獲得信貸支持的主要現實障礙在于中小企業在貸款擔保方面缺乏制度性保障金融論文，而信用擔保制度是提高中小企業融資信譽度的有效方式，也是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貸款擔保機構可以采取多層次﹑多途徑來建立。一方面可以由政府設立具有法人資格的獨立的永久性擔保機構和再擔保機構，實行市場化公開運作，接受政府監督，不以盈利為目的，對共同體提供再保險業務和資金支持，分散擔保共同體的風險。另一方面可以由中小企業聯合組建互助型的擔保共同體，對銀行貸款提供擔保。這可以是中小企業根據自愿原則，自發組建擔保機構，以自我出資﹑自我服務﹑獨立法人﹑自擔風險為特征，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中小企業按規定繳納一定的會費，就可以獲得數倍于入會費的貸款擔保額度。除上述兩方面外，也可以由政府﹑社會中介機構﹑企業和銀行四方共同參與設立非盈利性擔保基金，專門用于為中小企業向銀行借款時提供擔保。
（三）政府層面
1.加強政府的制度支持力度
要加強中小企業經營和融資的法律法規建設金融論文，改善企業融資環境，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首先，國家要出臺有關的法律法規，下大力氣完善資本市場結構，建立多層次的市場體系，推出針對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新市場，從客觀上逐步理順相關機制，適當降低新市場中小企業發行上市的門檻，簡化程序，便捷服務，提高效率，并盡可能減少籌資成本，這是提高政府有關法律法規“法力”力度的基礎；其次，政府要重塑社會信用體系，強化《合同法》、《破產法》等法規的執法力度金融論文，硬化企業還貸機制，嚴格保護并落實中小企業轉制過程中的金融服務，堅決抵制逃廢銀行債務行為，消除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用障礙，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再次，政府在稅收方面要給中小企業（尤其是在創業期）以適當支持，還要加大新《會計法》實施的檢查力度，使企業會計信息的失真得到有效控制，從而保障貸款人的利益，實現社會信用的良好循環。
2.擴大政府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扶持
首先，中國人民銀行應大力發展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金融機構，以援助中小企業。這些專門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并且貸款利率和貸款期限優惠于其他金融機構。除此之外，還應該鼓勵建立更多的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地方商業銀行，當然前提是資本安全。其次，政府應適時為中小企業提供專項基金貸款。目前金融論文，除開大型企業，我國政府對中小企業提供貸款就大多局限于少數“特”、“優”企業，但是非“特”、非“優”企業卻畢竟占現實多數，他們才是真正缺乏資金，需大力進行金融扶持的對象。所以，政府必須對中小企業實行“非歧視性貸款政策”。根據國外的經驗，除了銀行貸款外，國家有必要單列資金撥出一定經費，作為對中小企業的資金支持，這筆錢并不是說放出去不要回來的了，要是得要回來的，只是由國家來承擔出資風險而已。此外，政府還應鼓勵設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風險投資基金，多渠道﹑多形式擴大中小企業直接融資的范圍。
總之，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金融論文，這個工程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中小企業自身，金融機制，政府。核心部分在于中小企業自身能力提升，基礎部分則在于金融機制的改進配合相適應和政府積極且恰當的引導和支持，而信用問題始終貫穿于這三個方面，是它們的交集。解決這一課題，不僅僅是資金量上的支持，更要提高企業自身融資能力和信譽度；注重金融體制創新，消除金融抑制；改善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職能，加強制度供給和金融扶持，培育良好的社會信用體系，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這些都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現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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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和組織體系決定了我國農村存在著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直接導致了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我國的農村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失衡。針對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特點，提出推行金融深化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金融地位的顯著提升，金融是國家經濟的命脈，農村金融是農村經濟的命脈。由于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式，在城市金融深化改革程度日益提高和金融改革逐漸顯現功效的同時，農村金融卻問題頗多。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農村金融發展滿足不了農戶的基本需求，農村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不規范問題等亟待解決。因此，深入研究我國農村金融存在問題，對認識和解決農村金融抑制，推進金融深化改革有重要意義。
1農村金融市場的組織體系
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構成存在兩大格局，即正規金融機構和非正規金融機構，前者為主導，多種非正規金融機構共存。正規金融機構是指由政府批準成立并進行監管的金融機構，如我國的中央銀行、政策銀行、合作銀行、保險公司、典當業等。非正規金融機構是指非法定的金融組織，即正規金融機構之外的組織，如農村合作基金會和自發的鄉村組織等。
2農村金融抑制
2.1融出資金抑制
融出資金是指經濟主體從金融機構和其他渠道借入資金，農戶實現資金融出，只有增加資金供給才能讓農戶真正受益，而事實卻非如此。
2.1.1農村面臨嚴重的資金短缺。從農村資金供給的主體來看，有鄉政府、村集體、鄉鎮企業和農戶，而鄉鎮企業由于管理落后、效益低下，資金積累十分有限。因此，對于農村每一主體，他們的儲蓄能力都十分有限，且急需外部資金供給。受長期以來的二元經濟結構影響，農村資金一直是游離農村，進入城市，而且農村資金離農傾向愈加嚴重。
2.1.2農村資金大量外流。農村的資金在以各種途徑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農村還在向城市輸血，商業銀行在農村的儲蓄網點每年吸收的農村資金為5 000～6 000億元，這筆巨款資金由此內部系統注入城市。2003年12月全國郵政儲蓄存款余額為7 679億元，全部轉存中央銀行，其中65%來于縣及縣以下鄉鎮及所轄農村，占34%；1978～2000年間通過農村信用社和農村郵政儲蓄機構造成的凈流出資金高達6 157.9億元，僅2000年1年農村資金通過農村信用社就流出4 639億元。可見農村資金流出態勢還在加劇。
2.2融入資金抑制（資金需求受堵）
融入資金是指經濟活動主體從金融機構和其他機構借入資金。融入資金抑制的問題就是資金需求的問題。
2.2.1農村融入資金主體細化。雖然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從事金融供給服務的機構多種多樣，但這些需求服務對象只有3種，農戶、農村企業和政府部門。三大農村資金需求主體的層次再細分類又是一個資金需求的方向，是資金需求渠道的細分系統。
2.2.2農戶融入資金受堵原因。農戶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也是農業生產的投資主體，農戶的投資行為直接決定著農產品和市場的有效供給，決定著農戶的經營收入。農戶貸款是農業信貸的基本形式，農戶對借貸資金的需求與農村金融部門借貸支持存在較大差距。
（1）主體因素。農戶、鄉鎮企業和基層政府部門是農村金融市場中經濟活動的主體，在三者之中農戶占有絕對大的比例。農業生產周期長、收益小、季節性強等特點，直接影響農業的資金周轉和回收。
（2）客體因素。由于正規金融服務的缺位和不完善直接造成非正規金融機構服務的壯大，農村正規金融服務急劇萎縮。農村信用社一直被當成中國農村金融的主力軍，但經歷了20多年不斷改革和發展，農業資金投入短缺，農戶和農村中小型企業貸款難問題仍然突出。
3推行金融深化戰略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存在著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直接導致了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我國的農村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失衡。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分別對經濟發展起著抑制與促進的作用，推行金融深化戰略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金融深化理論是指政府放棄對金融體系的過分干預并在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之后，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刺激社會儲蓄總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于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融資效益。
3.1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規范農村合作金融
推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健康可持續發展，更好地為“三農”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農村合作金融支農服務和自身發展的雙重目標需要依賴于三個方面：一是推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產權改革，規范股金管理，改善股權結構，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加強內控制度建設，轉換經營機制，加大信息披露，強化社會監督和制約，逐步培育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自身可持續發展和防范風險的能力。二是堅持商業化支農方向。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不論采取何種產權形式，都需要自己能在農村建立起穩定增長的信貸資金供應機制，堅持市場化、商業化取向。若被迫犧牲商業利益去實現社會責任，則不可能持續發展。三是堅持區域發展。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自然條件又不一樣，因此，農村信用社的管理體制應充分調動各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同地區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要結合實際，采取不同的發展戰略。東部地區要按商業化取向，中西部地區要向市場化、商業化方向發展，西部地區要進一步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3.2推進農村民間金融合作化，重構農村合作金融
發展農村民間金融就必須讓已存在的農村民間金融組織活動合法化、公開化、規范化、重構在農村居民自愿基礎上的新合作金融組織，推動農村民間金融合法化，為農村合作金融提供有益補充。通過制定和完善《民間融資法》等法規體系，給予民間借貸一個合法的活動平臺，使其充分發揮對農村融資的補充作用。對民間金融進行規范化公開化管理就需要，一方面，規范民間借貸協議，明確民間借貸雙方的權利和義務；同時建立必要的資金借貸登記，使金融監管當局能準確地掌握民間借貸活動，介于進行宏觀調控。另一方面，通過降低準入門檻，根據市場化原則，結合區域小額貸款機構的實踐經驗，建立及時有效的市場準入退出機制，引導民間金融進入正式金融。此外，建立靈活的民間金融監管體制、完善的破產保護制度以及存款保險制度和擔保補償機制，保護和補償中小規模貸款人的利益，為民間金融的發展提供“保障”。
3.3強化農村信貸管理，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關鍵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隨機前沿分析
一、 引言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要強化創新的引領作用，把創新發展提到一個更高的位置。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攻堅時期，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最關鍵的是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而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戰略性產業，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轉變經濟結構、提升經濟發展水平的必然選擇。中關村科技園是我國第一個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也是全國的科技創新中心，研究園內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及影響因素不僅可以為提升示范區創新競爭力提供科學理論支持，對全國其他地區的高新技術園區的發展壯大也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目前已有針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研究，如張等（2012）利用29個省份的數據研究金融市場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結果顯示欠發達地區金融市場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胡振華和楊瓊（2015）把中國分成東中西三大區域，研究各區域內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提出了針對不同區域運用各自的資源優勢發展相應高新技術產業的策略;劉偉（2015）利用三階段DEA模型測算了我國高新技術行業的研發效率，研究認為未對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等環境因素進行控制前存在低估純技術效率的問題。
已有研究多從行業或區域經濟等宏觀層面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各行業的創新效率分析，而較少基于企業或科技園等微觀視角測算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并探索其驅動因素的作用機制。本文基于中關村科技園2011年～2014高新技術產業的全樣本調查數據，將知識生產函數與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相結合，測度高新技術產業不同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并分析其影響因素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期為有效提高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促進我國創新競爭力水平的提升提供參考依據。
三、 實證分析
1. 數據與變量說明。本文使用數據為2011年～2014年北京市中關村海淀科技園的全樣本調查數據，涵蓋了科技、財務、人力等多項微觀信息，根據《高新技術領域代碼》的四位碼分類標準，中關村海淀園高新技術產業內共包含59個技術領域，數據來源為北京市海淀區統計局。因變量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產出使用專利授權數來表示，記為Y。自變量的選取中，R&D存量用擁有有效專利數表示，記為A;研發人員數采用R&D全時人員數表示，記為L;其他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具有影響的變量從金融支持、政府扶持、產業集中度和規模等方面考慮，選取的具體變量包括：以銀行貸款及各種社會融資總額反映金融支持水平（Fin）;以補貼收入和稅收優惠反映政府扶持情況（Sup）;計算59類高新技術企業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反映產業集中度（HHI）;以產業整體收入水映產業發展規模（Size）。
2. 模型結果。模型估計結果見表1，方程一測度了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影響作用，方程二測度了高新技術產業技術非效率項與其影響因素的關系。計算得到的γ為0.99，顯著不為0，證實了使用隨機前沿模型方法的合理性。由模型構建部分可知，方程一中產業技術創新非效率項系數為負，因而若方程二中的影響系數為負，這說明該變量對技術創新非效率的影響為負，從而對創新產出的影響為正。可見：
（1）R&D資本存量、研發人員投入和產業發展年限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產出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R&D存量水平提高1%，創新產出相對提高0.23%;研發人員規模提高1%，創新產出水平提高0.27%;發展年限對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產出的影響系數為0.49。
（2）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和發展年限對技術創新非效率項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這些因素可以有效驅動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提高;產業規模對技術創新非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從而對創新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產業集中度對高新技術產業非創新非效率不具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金融支持和政府扶持水平每提高1%，創新效率會提升0.12%;產業規模每增加1%，創新效率會提高0.64%。
究其原因，隨著R&D資本存量和研發人員數量的增加，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有所提升，從而促進了企業自身和產業整體創新產出水平的增加;外部的銀行貸款等金融支持和政府相關財稅扶持，有效降低了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成本，緩解了創新過程中的高風險和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促進了企業創新積極性的提高，從而產業整體的創新效率和創新產出水平也有所提升;發展年限的增加對創新效率和產生水平的正向影響可以理解為研發和管理經驗累積及能力提升帶來的促進作用;而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大，企業通過技術創新開拓市場的內在動力相對于新興企業可能有所減弱，從而創新效率也會受到一定影響。
3. 創新效率分析。根據式（8）計算中關村海淀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效率均值2011年～2014年分別為0.27，0.29，0.30，0.35，呈平穩增長趨勢，從數值上看，該指標與最優生產效率差距較大，說明高新技術產業的整體創新效率水平仍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2011年～2014年間，創新效率均值排名前10的四位碼高新技術領域見表2。可見，計算機軟件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均值最高，4年間均值為0.69，且呈穩定上升趨勢;排名2到5位的技術領域分別是其他電子信息技術領域、微電子電子元器件、計算機及相關產品、信息處理設備。排名前5的技術領域在二位碼分類下均屬于電子與信息產業，這說明近年來在中關村海淀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中電子與信息業的創新效率最高，也印證了電子與信息業作為中關村龍頭行業的重要地位。排名6到10位的高新技術領域分別為中藥、生物農藥及生物防治產品、設施農業工程與設備、航天器、人工智能產品。從數值上看，排名前10的高新技術領域中僅前2名創新效率超過0.50，說明中關村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潛力仍待進一步釋放。
四、 結論
本文基于Rome-Jones知識生產函數和隨機前沿模型方法，測度了中關村科技園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并就其影響因素進行了詳細分析，實證結果表明：R&D資本存量和研發人員投入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產出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彈性系數分別為0.23%和0.27%;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對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有顯著的正向提升作用;產業規模的擴大對創新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產業集中度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不具有顯著影響;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仍然較低，但呈現逐年提高的態勢，到2014年總體創新效率均值為0.35;對不同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進行排名，整體創新效率偏低，排名前5的技術領域均屬于電子與信息產業，中關村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仍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為充分釋放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潛能，提高創新效率，現提出幾點政策建議：①協助高新技術產業拓寬銀行貸款、股權投資等多種融資渠道，增強外部投資者對產業發展的信心，緩解高新技術產業由于研發成本大、風險高導致的融資難問題;②為高新技術產業進行創新研發活動提供良好的財稅支持環境，制定注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激勵，充分發揮企業孵化器的培育作用;③借鑒近年來創新效率排名領先的技術領域發展經驗，并結合不同產業的發展經驗和未來規劃，給予創新動力不足、效率偏低的產業有針對性的政策引導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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