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9 16:54:42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文化發展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商務文化 發展 特征
商務文化，指表現于設計、生產、經營和消費商品的實踐活動中的文化，是在商務活動中形成的物質和精神成果的總和。這種對商務文化的定義，建立于大商務、大市場、大文化基礎上，把人類以交易為目的的一切活動叫作商務，把人類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視為文化。人類的文化傳統、生存的文化環境、文化模式等，影響著商品生產、流通和消費，也對存在于商務領域中的文化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區域經濟合作與全球貿易自由化驅動下，商務文化的發展呈現出文化的競爭與文化的整合及商務文化化與文化商務化的兩大特征。
商務競爭表現為文化的競爭與文化的整合
人與人之間社會系統內部的矛盾運動是商務文化發展的直接動力。從宏觀看，資本主義植根于西方文化的土壤，脫胎于古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經過基督新教運動演變而來，并促使西方率先工業化、現代化。但自西方進入后現代化社會以來出現了諸多新的問題，諸如人與自然的對立、個人與社會的矛盾沖突、人際關系的緊張、世界發展愈益不平衡等等，而這些問題恰好阻礙了西方經濟的發展。而20世紀中葉以來，東方的日本與東亞四小龍受儒家精神的影響，與新教國家相似，也走上了經濟發展的道路。面對戰后的一無所有，日本企業踏踏實實地將精力放在了發掘自己的潛力之上，他們也努力地學習西方，但是更多的只是著眼于對西方在技術層次的模仿，在管理上則明智地在接納西方經驗的同時著眼于自身文化的根基，獨立構筑了一套適合自身文化的管理方式；新加坡成功的經驗便是“技術上依賴西方，精神文化上固守東方，”倡導“敬業樂群，勤勞進取，廉潔奉公，講求實效”的新加坡精神；被認為繼承中國儒家文化最徹底的韓國因崇尚節儉、精于投資、工作勤奮、重視教育、強調組織性紀律性而迅速崛起；中國改革開放引進市場機制所取得的成功，也盡顯東方文化的魅力。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和對外貿易出口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良好的貿易自由化環境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因而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歡迎。兩相比照，強調綜合，注重和諧的東方文化，開始顯示出新的生命力，發展中國家與西方國家在保護貿易自由化和諧、健康、平衡的發展中發生了角色互換。
亞洲經濟正在崛起的事實表明，依然沿用帝國主義擴張、殖民主義剝削來解釋第三世界的落后；或者依然以工業國家對世界市場的控制，以及窮國底子簿、教育基礎差、國民素質底、缺乏就業機會，資金、市場不健全和基本設施薄弱等因素來解說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顯然已經不能令人信服。如果說性格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那么文化則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對20世紀60至90年代韓國與加納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比較后，發現兩國在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發展水平十分相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致相等，初級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所占的比重彼此接近，但三十年后，韓國經濟發展水平名列世界第14位，而加納到90年代初，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于韓國的十四分之一。他認為導致這一現象的因素很多，但“文化應是一個重要因素。韓國人珍視節儉、投資、勤奮、教育、組織和紀律；加納的價值觀則不同。簡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從歷史或動態角度考察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可以發現文化影響經濟的程度是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程度成正比的，即人類社會越是向前發展，文化對經濟的影響就越大。因此，忽視文化因素在商務發展中的影響，忽視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發展中的作用，將導致在世界經濟浪潮中偏離航線。
從微觀講，文化滲透到經營管理的各個細胞――結構、戰略、人力資源等。文化差異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和制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明顯。一方面，全球貿易自由化與區域經濟合作形成的規模經濟及國際大市場，帶來了更高效、更具競爭力的經濟環境。另一方面，經濟一體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它要求各國的企業打破國別經濟界限，樹立全球經營意識，在企業經濟發展戰略和管理制度方面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變化，從一般的市場戰略、資源戰略向全球市場戰略轉變，使生產和資本進一步國際化。在經營管理方面，世界經濟的發展正在使企業成為“多文化”團隊，“全球化”組織；企業經理成為“國際化”經理、員工成為“世界公民”。國際經濟的大環境為各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文化學家們分析，在未來的世界經濟發展中，誰要想取得領先地位，都必須在文化上做文章。這是一種軟實力――即文化的競爭。東西方文化各有所長，需要互相學習，才能走向繁榮。西方若要繼續維持其領先地位，必須克服自身文化的內在缺陷，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亞洲各國如果想要繼續保持其經濟發展的勢頭，則必須對自身文化作進一步的發掘整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總之，東西方在經濟上的競爭，歸根結底，乃是文化的競爭。
商務文化能帶來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根本原因是在再生產過程中，生產、消費、交換、分配諸要素、諸環節對文化含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商務的競爭，不僅是商品和服務的競爭，更是文化品位、文化水準的競爭。這在商務活動中表現為文化的競爭與文化的整合。例如：2005年中國上汽在收購韓國雙龍的過程中因文化整合不暢遭遇“內憂外患”半年虧損6530萬美元，與上年同期贏利3910萬美元形成巨大反差。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風俗等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而且各國人們對時間支配、空間利用和友誼、協議等抽象概念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形成了世界上形形的商務文化差異。因此，企業在對外貿易中，要增強跨文化意識，縮小文化差異；了解交際雙方的價值標準；充分注意文化差異對商務交往的影響；注重文化分析，掌握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在商務交往中的行為特點。21世紀是一個“整合的世紀”，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諸多企業間往往會出現大量整合互補的機會，這種整合互補中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機遇。
商務文化化與文化商務化的發展趨勢
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商務文化發展的重要原因。商務文化源于人類對商品消費的需求，因此消費者的需求是推動商務文化最直接的動力。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的消費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當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不再是一個問題的時候，人們的消費需求將沿著阿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的金字塔” 規律向更高層次發展。現代消費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從對實用功能的消費正在過渡到對意義的消費。如“破牛仔褲”的穿著者的主要動機不是消費褲子的實用功能，而是在消費一種意義：個性的張揚和自我的呈現。這是一種心理和精神上的滿足。?另一方面，消費者的價值觀常常受文化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商務文化對消費者價值觀的影響是直接而迅速的。優質商品的生產和優質商務服務往往在滿足人的生存需要與人的精神享受需要的同時，又是對人的文化熏陶。
商務活動具有文化創造和文化傳播的性質，而這種文化的屬性，是有價值的，它可以提高商品和勞務的附加值。物或商品除了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外，還有符號價值，這個附加值就是符號價值。后現代文化中的消費概念，就成為一種系統化的符號操作行為，工業社會的物的消費由此轉化為關于社會的符號的消費，是對我們自身存在方式的一種言說。“消費是一個神話，也就是說它是當代社會關于自身的一種言說，是我們進行自我表達的方式”。人們對空閑時間的支配和花錢主次的安排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文藝、娛樂、科技、教育、傳媒將出現新的繁榮。商務文化化與文化商務化發展趨勢正是以市場經濟發達為物質基礎，以人們的精神需求為推動形成的。
商務文化能創造效益。商務文化化就是指商務通過與傳統文化的內在結合，以增加商務的文化內涵，提高整個商務活動的文化附加值，從而最終增加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需求層次的提高，利用文化發展商業，依靠商務文化帶來效益增值已經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和趨勢。加拿大蒙特利爾的西部商場，將文化娛樂、旅游、體育、健身與商貿緊密結合；中國成都武侯祠博物館鮮明地打出了兩張文化牌：一張是三國文化，一張是川西民俗文化，進行公司化運作，獲得了文化部授予的“全國文化產業示范基地”稱號。南京的夫子廟、上海的豫園、昆山的周莊，還有濰坊、哈爾濱、云南、樂山、豐都等地利用本地獨特的民族、民俗文化，振興區域經濟的成功嘗試，都顯示了商業與文化結合而產生的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完成商務與文化的內在結合，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從商名的確定上下工夫，在當代經濟環境中，決定商品是否暢銷的第一個因素就是名稱。二是從樹立商品品牌方面下工夫。可口可樂公司總經理曾斷言，即使他所有的工廠一夜之間化為灰燼，他完全可以憑可口可樂的牌子東山再起，可見品牌是企業形象的象征，是無形資產，是巨大的財富。中國名牌商標“紅塔山”和“海爾”的價值都在400億元以上，可口可樂商標價值達359.5億美元。三是從商品包裝上下工夫，既要漂亮悅目，又要體現內在的文化內涵。四是從商品與歷史文化的聯系上下工夫，美國牛仔系列產品就是典型例子。五是從把握現代人的文化心理需求上下功夫。六是從提高從業人員文化素養上下工夫，商務活動是以贏利為目的，為他人提供商品或勞務的社會活動。現代商業企業開展商務活動的具體目標主要是樹立企業形象、建立信譽、聯絡感情、取得消費者及公眾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使企業得到發展。而商務活動的主體是人，商務與文化的內在結合離不開人的作用，因而商務從業人員的文化素養尤顯重要。
文化商務化是指文化(傳統文化或指哲學意義和藝術意義上的文化)利用各種途徑直接獲取經濟效益，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求得生存和發展。文藝、娛樂、教育、科技主動適應商品經濟效益環境迎接經濟挑戰，而不是依靠政府的財政撥款或基金會的資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意義的消費”需求不斷提升，以創造“符號價值”為主要內容的大眾文化、創意經濟等商務活動蓬勃發展。文化與商務的相互滲透是全方位、多渠道、豐富多彩的。
大眾文化是以大眾傳播媒介為手段、按商品市場規律運作，旨在使普通市民獲得感性愉悅的日常文化形態。它是工業文明的產物，是社會都市化的產物，是日常的、愉悅性的商務文化形態。“創意經濟”是“源自個人的創造性、技能及智慧，通過對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可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包括出版、音樂、電影電視、軟件、廣告、建筑、設計、藝術創作在內的13種行業。文化創意是把過去我們沒有的，以及分散的創意資源催生和激發出來，組合起來，形成生產力。例如：好萊塢的立體電影把電影、舞臺現場表演和觀眾三者互動起來，綜合應用多種技術，帶給觀眾不同的感受，從而產生強烈和持久的消費。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需要資本的介入，借助富有創意的商業模式來融合“文化”與“科技”。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科技支撐+商業模式，有了這些要素的組合，便可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據統計，2005年全球創意經濟總產值達到2.9萬億美元，預計2010年將達到4.1萬億美元，成為當今最有活力的產業。2004年韓國民間調查機構現代經濟研究院發表的《寒流現象與文化產業化戰略》稱，在韓國的影視產業，裴勇俊及其衍生產品創造了近30億美元的經濟效果，而這年韓對日出口總額217億美元――“8個裴勇俊大于韓國對日出口總額。” 韓國利用世俗大眾日漸趨同的商務娛樂文化消費口味，將影視、音樂、游戲、動畫、演出等文化產業輸出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
20世紀60年代，美國率先進入文化產業高峰狀態，好萊塢、搖滾樂、花花公子是美國商務娛樂文化的標志符號。其文化產業年經營總額達幾千億美元,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 的18 %至25 %,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居第4 位。目前全美從事文化藝術及其相關產業的人員有1700 多萬人,僅紐約市每年就有約上百億美元的資金在文化產業中流通,而其所產生的經濟效益僅次于華爾街。據統計, 美國400 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 家是文化企業。美國影視業是目前僅次于軍工企業的第二大產業，早在1996年其產值已經達到600億美元。如電影《泰坦尼克號》就創下十幾億美元的票房。美國的音像業僅次于航天工業,居于出口貿易的第二位,占據了40 %的國際市場份額。美國的圖書市場為世界之最,每年出書4萬種,年收入超過50億美元。
中國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自2004年推出以來，已經成功地運作了三年。觀眾是節目的主要參與者，觀眾決定比賽勝負的結果，觀眾使節目贏利、使頻道品牌提升。據北京市地稅部門統計，這一檔節目觀眾4億，單場手機短信收入超過1500 萬元，隨著“超級女聲”品牌產業鏈的延伸，短信、廣告、冠名、銷售等產業將帶動地方稅收的高速增長，據估計實現稅收額可達數千萬元，而對湖南衛視這一頻道的品牌塑造，價值更是不可估量。中國社會科學院于2007年2月27日文化藍皮書 《2007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指出，2006年中國文化消費總量約為4685億元，但對于一個人均GDP達到1700美元以上的13億人口的大國，文化消費總量在4000億元到5000億元之間，不是一個合理的數字，與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萬億元以上，這說明中國居民文化需求的滿足程度不到1/4。因此，2006年北京市市長王歧山提出，北京將重點發展六大文化創意產業，到2010年要把北京初步建設成“創新型城市”；上海則搶在北京之前成立了“創意產業發展領導小組”，計劃用十年時間建成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創意產業中心之一；深圳在2004年成立了文化創意產業園，主攻印刷、動漫、建筑、服裝的設計。
全球大眾文化及創意經濟的發展成果及中國三大經濟圈的重點城市不謀而合地要把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向創意經濟方向尋求發展，就是對商務文化發展趨勢最好的證明。
（作者單位：四川商務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克里斯?任克斯：《文化》倫敦：路特勒基出版社，1993年。
[美]塞繆爾?亨廷頓、勞倫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
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J?雷契：讓?鮑德里亞的符號價值，文齊鵬譯，《世界哲學》，2004年第4期。
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劉精明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融合匯聚、共同創造、不斷發展的文化共同體。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賡續綿延數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無論在哪里，“中華民族”這一名稱定能喚起炎黃子孫強烈的民族文化歸屬感、認同感和自豪感。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亙歷千載環袤五洲，依然顯現著其強大的民族凝聚力，蘊積著強盛的民族文化發展動力。
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表現出三個主要特征，即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并進行適應本體文化需要的選擇和汲取、以及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會通創新，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過程。
1、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為其民族精神。“文化傳統是不死的民族魂。它產生于民族的歷代生活，成長于民族的重復實踐，形成為民族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簡單說來，文化傳統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說：“陽光包含七種色彩，世界也是異彩紛呈。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他講到中國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主要有團結統一、獨立自主、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等，“一是團結統一的傳統。中華民族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從遙遠的古代起，我國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共同開發了祖國的河山，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員廣闊的統一國家。悠久的中華文化，成為維系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牢固紐帶。”
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傳統，古往今來并無統一的標準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們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榮的剛健自強精神。又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我們民族不斷進取的變革意識之寫照。《大學》中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斷創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練表述。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4)顯示了我們民族不向惡勢力低頭的英勇氣概。孟子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達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6)、“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7)、“親仁善鄰，國之寶也”(8)、“儉節則昌，佚則亡”(9)、“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0)等等，都是中華治國方略的集粹；而“茍利國家，不求富貴”(11)、“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諸葛亮《后出師表》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馬篇》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陸游《病起書懷》的“位卑未敢忘憂國”、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匹婦有責”等等，都是歷代憂國之士的豪言壯語。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過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則表達了中華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這些無不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為追求和實現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質，無數仁人志士不畏艱險、勤于探索、勇于實踐，流血捐軀在所不惜。但是，也應看到我們民族既有融匯百川的氣概，也有唯我獨尊的心態；有變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舊的習慣；有兼容并包的傳統，也不排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襟懷。
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蘊積為其強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現為獨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語言習俗、歲時節日、生活習慣、倫理道德、、行為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思想意識、心態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體現。通過信任、交情、面子、和諧、互惠等人際交誼，建立起民族認同的聯系網絡。以吃苦耐勞、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克己忍從、自強不息、忍辱負重、剛健奮進、威武不屈、自勉自勵、堅韌不拔、謙虛謹慎、克勤克儉、仁義忠孝、尊老愛幼、團結互助、以和為貴、尊師重教等優秀民族精神的傳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漢民族與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歷史產物，也是儒家文化與諸子百家思想學說兼容匯通的結果，并在與外來文化的撞擊、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斷光大拓揚和演進發展，從而不斷增強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歷史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強盛發達國泰民安的時期，往往就是政策開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齊放的時期。固步自封意味著保守落后，封閉瞞頇必定落后挨打，開放創新才是民族興盛文化繁榮的契機。中國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榮是各民族平等相處相互尊重的結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和存在價值，促進各民族間文化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取長補短不斷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漢族與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時代差異外，還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異，在數千年中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長期地、不斷地交流、滲透、競爭和融合。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中華民族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薈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間及民族外兩種類型。古代社會的文化交流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國內民族與地域間的交流。漢族與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彌民族的文化差異，而是民族文化認同的結果，文化認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創新和發展過程。中華民族間各民族的認同、親和與交融，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無論表現為交易、和親、聯盟的友好方式，還是掠奪、復仇、征服的沖突形式，客觀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擊觸發與交流影響，有利于促進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積育了民族文化發展的養分與動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無論是傳為民族融合佳話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還是民族政權紛爭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滿族一統中華，都是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軌跡。
我們曾個案研究中國歷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時期──“宋遼夏金元”。作為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沖突與融合的重要歷史時期，既不同于“三國”漢族政權的鼎足對壘，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國”民族政權喋血爭雄或南北朝的對峙逐鹿，又與“五代十國”的征戰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戰與融合、破碎與創新的史實情景起伏跌宕，勾畫出處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匯成同一幅波瀾壯闊的民族文化發展的宏偉畫卷。置此四個半世紀于歷代文化沿革脈系，大體依循文化發展的物質、制度和精神的結構體系，從科技文明、禮制風俗、文字教育、文學藝術、、學術思想諸方面，通過對民族文化與時代特征的闡釋，展現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異并存的重要時期。高度發達的兩宋文化居于主導，與各具風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繪織出中華民族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與民族間交流融匯的場景，體現為多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化的發展歷程。(13)
應當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發展，呈現文化發展的主導性傾向，中原漢族文化的高度發達，構成對少數民族及區域文化的涵攝同化力。居于發達地位的民族自覺不自覺地產生民族優越意識，也釀就了文化優越感，以“華夏中心”自居，或強調“華夷之辯”的理念，以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稱謂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礙。沒有民族平等，就談不上相互學習和交流，這在歷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訓的。發達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識，成為平等交流共同發展的阻力，成為進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不能忘記“天朝上國”的傲慢昏聵與“閉關鎖國”的封閉愚昧，曾帶給中華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著血與火的民族欺辱，留給我們災難深重的史證遺痕。
3、兼融會通是民族文化綿延的內驅力
作為世界上惟一延續千載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她是在一種封閉持恒的“超穩定結構”中“長期延續”。其實不然，中華民族文化的兼融會通特質成為民族文化綿延的內在驅動力。
居于中華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爭鳴”而催生，與釋、道之學辯詰交流而發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學歷數千年流變、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地不界南北、時不限千年、人不論朝野、族不分“華”“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結構的深層積淀，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會通和整合功能。但這并不等于說中華文化只有儒學一家，春秋戰國儒、墨為顯學而諸子并立；秦代“事皆決于法”而漢初大興“黃老之術”；隋唐盛佛學、宋明興理學而“三教合流”……。僅說儒學，孔子歿后，“儒分為八”；新儒學也有程、朱、陸、王之別，何況還有“荊公新學”、“浙東之學”、“泰州之學”等先后并立。確切地說，從不存在“獨此一家”，即便在儒學立于“獨尊”的漢武帝時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過“儒術”，而時政多用法家學說，所用之人桑弘羊、孔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皆法家主張。更何況歷代統治不外“內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雖無絕對的“儒一家”，卻并不影響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漢族文化在與兄弟民族的文化長期交流、學習、兼融中得以增加養分，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不斷兼采眾長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會通過程，成為文化綿延的強大內驅力。在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文化體系建立之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絕非各少數民族單純喪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漢族的過程。各地方言、民俗、習慣等等的差異，都可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若干民族特性的歷史遺跡。這是中華文化綿延數千年，大而彌德、久而彌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氣和土壤，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尊重和學習其他文化的義務；都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進行發展創新的責任；也有共同繁榮人類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卻同處并存相互聯系，都是其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靜止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都是其內在的新舊更替、進步發展的矛盾運動和外部的文化觸擊沖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創新是民族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基本特性集中體現為文化的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通過涵延傳播、汲取更新來實現新文化建設。開放與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動因，整合創新是民族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中華民族內的學術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間的交融會通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與外來文化的撞擊吸收、整合創新是其強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認為中國也有“開放”的傳統，彪柄史冊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華文化主動向外交流主要經歷了三次：從西漢張騫、東漢班超通西域，晉法顯到印度取經、唐玄奘西行、鑒真東渡，到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都是中華民族積極的對外交流。此后國門更進一步打開，反映了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強烈愿望。(14)
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史中汲取外來文化，先后也形成幾次：漢唐時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唐宋時阿拉伯文化的東漸，明清之際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沖擊，都是中華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大規模交匯。(15)
外來文化的傳入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養分。例如光輝燦爛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結合，也是中華文化與中亞、西亞以及其他文化的匯聚，更是兼融會通各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若再從李唐統治者是否有少數民族血統來分析其政策面，則不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連血緣都有融合的趨向。然而，吸收外來文化進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創新，并沒有改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質，卻為之增進了新鮮養分。諸入佛教文化與傳統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辯與宇宙生成的探索，將傳統儒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宋明理學。再如，西方傳教士的東來，并沒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學正統，卻帶來天文、數學與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沖擊，有助于中國近代的啟蒙和步入現代化的進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文化總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齊放才會發達昌盛。
二、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兩個密切聯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而文化則是構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兩個層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對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華民族，再一是具體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屬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間和具體的歷史時間之中，蘊涵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這一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質。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現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質，又依其時代性而融匯成人類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傳承積淀與特定地域文明的特點，表現為該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類型。時代性則體現人類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發展由低向高的發展方向和文化之間傳播、交融與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表現為人類文化發展階段的標識和特定的文化類型所展示的時代風貌與精神。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民族性存在于時代性之中，時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絕然獨立的文化屬性。正由于二者的統一，衍生出文化的整體性與獨立性、連續性與階段性、自主性與互賴性、兼容性與選擇性等等的有機共生。這些特性又表現為民族意識與全球意識、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統一。民族意識是民族文化的本質特征所在，全球意識則從世界和人類文化發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視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時代精神則代表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歷史演進的階段特征與風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較好地結合其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不斷地更生創新，既能保持和發展其優秀的文化傳統，又能積極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實行這樣的文化創新，就要對本民族的文化發展進行歷史的、客觀的甄別認識，存其精華，創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這樣的文化創新，必須立足于全球意識的高度，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因此需要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進步文化，并能與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有效結合。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中華文化也是一個多元的復合文化形態，構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發展史。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漢族文化與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華文化的共性，同時又保有自己的民族個性，在祖國的百花園中各顯異彩，使中華文化絢麗多姿。中華各民族雖然經歷各異、發展階段也不同，但隨著祖國的現代化建設，民族團結的加強，各民族的共同進步，是必然的歷史趨勢。繁榮各民族的文化，推動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是各民族的時代任務，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要求文化建設必須堅持改革與開放相結合的原則。文化的民族性，決定了改革是中華文化繼承與發展的根本途徑，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是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步驟；文化的時代性，決定了開放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為人類文化發展做出貢獻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種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與傳承延續、傳播吸收等特性；主導性則是指文化的多元復合結構中，必然呈現該文化的主導傾向，包含明顯的價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并存，反映著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文化是一個涵延廣博的概念，有其豐富的內涵，諸文化因素多元交匯，文化傳統的歷史延續同文化發展的時代新質共集于一定的社會空間。文化創新是以一定的優秀文化傳統之弘揚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獨創出來；并且，文化演進還是文化發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過程。正是在繼往開來與傳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實現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發展。
從文化的涵延性來看，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發展非常典型地證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觀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從悠久的歷史傳承還是從廣博的豐富內涵以及遼闊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鮮明的典型性。中華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薈萃，中原華夏文化與帶有區域特征的吳越、巴蜀、荊楚、齊魯、燕趙、嶺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時又是和蒙、藏、回、壯等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共生演進的。中華文化既是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也是儒家文化與諸子百家學說思想兼容并進的發展過程。從文化的主導性而言，中華文化歷經數千年不衰，其交融會通的強大生命力之中，展現出立于主導地位的、與時展相適應的文化特質。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發展──歷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各時代的交融、整合、演變，一直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主導地位，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導性特性。
就文化發展而言，影響主導性的有各種因素，如受時代的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影響，同時還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約。從縱向的文化傳承來看，主導性離不開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從橫向的多元交匯來說，主導性又與文化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準以及同期外來文化及異民族文化的沖擊與影響。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斷發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華的整合中壯大的。
中國歷史上佛教文化的傳入、阿拉伯文化的影響、西方傳教士的東來等等，都為文明古國帶來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來文化并不能改變中華文化的主導性，無論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還是在外來文化的撞擊下，中華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傳統時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變，直至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后，人類歷史進入新紀元，西方列強的炮火震驚了千年古國，中華民族開始了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儒家文化才讓位于現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傳統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視，尤其針對“后工業社會”的一些弊病更顯示其獨特價值。應當說，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諸要因外，中華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明所蘊涵的生命力這一點值得認真研究。史實證明：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必然適應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決定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
3、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
如果說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是文化發展的基本屬性，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則從文化的結構功能上規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文化演進的特性。
兼容性不僅包括了涵延性所規范的文化多元復合與傳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發展中精華與糟粕、進步與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區分出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又有許多無法絕然判定的交匯復合內容，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具體的狀況情形下，精華與糟粕的判定受到時代的局限，也受到評判主體的制約。無論道德評判還是歷史評判，都離不開人的價值取向標準和用以評判的參照系標準。進而言之，文化發展是新陳代謝的過程，進步與落后是相對的，精華和糟粕也往往雜陳，這就提示了兼容性與選擇性之重要，而且兩者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們知道，居于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從來都是在與諸子百家的交融會通中發展的，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進步與落后問題，一般認為十八世紀始中國從先進國家變為落后于西方的東方國度，實際上，就中國自身的發展而言，無論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程度都沒有停滯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會這一時期的突飛猛進，先進的社會形態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紀而顯現出強大的生機，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國拋在了后面，這說明參照系之于評判的重要意義。
選擇性指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選擇、吸收所需養分以補充、壯大本體文化、排斥不適應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內在機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選擇、排斥功能，具有客觀規律性的特點；又由于文化選擇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進行的，從而也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義。選擇性同樣不能獨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響。文化的選擇、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規范下實現的，選擇的結果不是使文化成為單一因素，而是豐富和發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樣受到選擇性的制約，選擇的結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種文化因素根據民族的需要和時代的要求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則失去生命力，這就是民族文化發展演進的過程。
西方國家在步入近代時主要選擇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啟蒙思想的基礎，而中國的志士仁人則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開始中國的。這說明文化的選擇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歷史傳統、承繼狀況以及現實需要等等的制約。從中世紀“神”的迷霧中，爭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專制與迷昧的黑暗中奮爭的中國人，首先要選擇“德先生”和“賽先生”。
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在進行文化選擇的時候，受其主、客觀的種種制約，因此，選擇是在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之間進行的。選擇性決定文化的發展方向，也受到文化傳統的規制。當選擇不適應民族文化發展需要時就會失敗，選擇不符合時展要求時，背歷史潮流而動的選擇會受到阻礙或懲罰。因此，選擇是以人類進步文化、代表時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發展實際需要相結合的有機過程──即文化創新過程。這一過程符合文化發展的兼容性與選擇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認知民族的文化傳統及對文化發展趨向的把握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體──人的自身現代化為基礎。把握本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積極進行與外來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攝取和整合，這當中選擇性是關鍵。
就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來看，不能正確認識文化發展的特性，必然導致理論上的錯誤和實踐中的失敗。無論是“本位文化論”還是“歐洲中心論”、是“華夏優越論”還是“民族虛無論”、是“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等等，在理論上都是片面割斷文化特性的關聯，實際中都偏入了歧途，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
三、民族文化發展與區域經濟振興
談民族文化問題，不能不聯系到區域經濟。法國學者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于文化環境的大海中，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群體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經濟更需要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
人的經濟活動，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團在特定的地域上進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構成生產力的主體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環境的適應方式與改造過程中產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質，生存環境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態的個性特征。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中產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識，又成為影響該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經濟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賦予的價值觀念、道德意識、行為偏好、選擇方式等等，成為民族特定的文化價值標準，對民族經濟生活起到約束作用。我們在研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與動力的時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礎──民族的經濟活動。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為三個層次：物質文化──適應民族共同體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物質財富；制度文化──維護民族共同體秩序和組織結構的規制形態；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體價值取向、思想觀念、道德意識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質。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對民族經濟發揮作用。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識外化為不同的經濟觀念與準則。以一定的經濟生活為基礎的民族文化，反過來又規定著民族的經濟活動秩序，使之呈現其民族性特征。
盡管同一區域內的不同民族在發展階段與所處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經濟利益的獲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區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實際上的數量和經濟發達程度等都有差異；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時代性的制約，不同發展階段中的民族，共處于同一時代之中，時代的發展對各民族的進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區域融匯了不同民族的活動，歸屬于不同民族集團的人的民族意識和經濟狀況及其變革，成為區域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要因。在經濟的分析中結合民族文化要素來闡釋，尋求符合各民族集團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團內部絕大多數成員利益的經濟發展之路十分必要。隨著民族文化與區域經濟等研究的發展，民族經濟研究也日益成為重要的課題，一些學者投身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17)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還需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中不斷深入。對于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氣力的課題。
2、“區域民族經濟”概念
應當看到，民族區域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的生產方式受到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階段以及民族文化傳統等等的制約，因而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傳統方式與水平的承續與演進；既受先進民族和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呈現出共同發展的時代性；也表現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質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水準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區域民族經濟”概念。這一概念，是指特定區域中的民族經濟，不同于區域經濟或民族區域經濟。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區域內不同民族的經濟狀況和問題，因為我國的少數民族大多是與漢族交錯雜居的，即使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區即民族區域，各民族之間相對集中聚居，卻也呈現出不同的民族經濟特色。尤其是我國的區域經濟問題大抵以特定“區域”為基點，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區域內的民族經濟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為止，有關區域經濟的研究成就顯著，但大體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強調區域經濟，卻不很注意區域經濟與區域民族經濟的差異；再就是注重經濟發展，卻忽視經濟與文化的有機關聯，尤其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與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及民族特性積淀的聯系。這樣的不足還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問題，在國家政策制定與發展戰略模式選擇等決策中也很明顯。國家的民族政策雖然注重少數民族政治權利的平等，重視少數民族的社會救濟和解決其貧困人口的生活問題等等，但就經濟發展戰略而言，多是以區域經濟而不是以民族經濟作為發展基點的。以區域作為考量經濟發展的單位，研究其在全國經濟格局中的應有位置或發展力度，無論均衡抑或傾斜的戰略，都缺乏從理論上深入到區域中的民族經濟層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各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之間，還存在相當大的隔離與落差。
正是在這種區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經濟發展格局和理路中，國家對于民族區域的投資和技術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經濟和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發展等等，雖然對于發展區域經濟起到了作用，但與當地的少數民族經濟之間依舊存在隔離，形成不同的發展體系，區域經濟的發展與民族經濟的相對貧困成為反差共存體。這樣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區域經濟發展結構，不利于帶動少數民族經濟的自身變革，嚴重的還與當地的民族經濟發展相抵觸。先進的經濟要素向少數民族區域的植入，形成傳統的民族經濟結構與新的經濟因素之間的各種問題。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經濟從傳統向現展的基礎，不提高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條件，勢必造成城市與企業的獨立發展同少數民族農牧經濟較為落后狀況的繼續延存和并立。那么，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也將繼續失衡，呈現出固化性的“二元結構”。發展先進的國營大中型企業與城市經濟，并使之與分散落后的少數民族農業和畜牧業并存，這不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進步的健康模式。
3、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
中華民族的振興是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進步，現今進行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轉變，特別應當重視落后地區許多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事實；要協調區域間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重視區域內民族經濟的特點，努力提高民族經濟自身發展的實力，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在如何發展少數民族經濟上下功夫。近年，貧困問題受到重視，中國的貧困人口絕大多數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幾個省區。1993年國務院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確定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全國共592個，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有257個，占總數的44%。有研究表明：“我們無法否認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是極為突出的。”此研究還進一步指出：少數民族與漢族在語言、風俗、習慣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與中西部漢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參與現代社會經濟活動，難以分享現代經濟發展的利益，這是其貧困發生率高于同一地區漢族群體的重要原因。(19)
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受到區域自然物質條件和生產發展水平的制約，也為一定的民族文化傳承和習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經濟問題，應當結合民族文化、傳統觀念、習慣心理等“非經濟因素”，因為經濟活動與經濟行為是由具體的歷史文化傳承和民族文化積淀中的人來進行的，其行為規范、消費偏好、價值觀念等等，無不受其經濟思想和觀念的支配，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盡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國富論》之前的1759年，就寫了《道德情操論》，直到本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強調宗教文化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經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奇跡”要因探討的催生而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受到注重，但經濟學本身對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討經濟文化一體性的努力更是難度極大。(20)
不能將民族經濟問題僅僅看成是區域經濟問題，要充分重視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民族經濟問題，協調各民族的經濟發展和利益均沾關系，促進團結進步共同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民族問題不容忽視。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民族團結、協調發展提高綜合國力，而且關系到國家繁榮、社會穩定的大局，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騰飛、國力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中有個“木桶原理”，即一個木桶的容量不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木板，而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也可以說“經濟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線決定的。”(21)這個原理用在這里不一定合適，但可以用來作為考慮民族經濟發展的一種參考：某一民族經濟落后雖然不能決定區域經濟的發展，但能影響其發展水平，不能忽視中華民族經濟發展是各民族的共同進步。民族經濟的基礎一般比較薄弱，技術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條件較差，貧困面大，產品單一競爭力不強。但大多具有資源、人力以及特色產品等方面的優勢。因此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優勢產業和名優產品，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應選準開發項目，培育主導產業；發展旅游業和各種貿易，以市場為導向建立經營機制。同時加強扶貧攻堅，強化民族經濟的造血機能，加速自身發展，“練內功”與“求外助”相結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抓住有利時機，爭取政策扶持，擴大開放引進外資，與先進地區聯合協作，使當地的資源優勢同內地、沿海地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結合起來。深化改革促進兩個根本轉變，加速農牧業發展，加強民族團結和進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加強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力度，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積極進行少數民族人才的培育，縮小民族間的經濟文化差異，是區域民族經濟振興的關鍵。強化民族經濟的發展機制，在民族區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區域經濟良性循環的重要環節。應當強調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實現各民族共同進步和區域民族經濟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各民族平等、和諧的民族關系成為共同繁榮進步的重要保障。
市場經濟作為開放性經濟形態，有利于打破封閉落后狀態，超越民族與地域界限，共同進入統一市場；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民族區域的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為民族經濟發展提供機會和條件。現在，國家更加重視中西部的發展問題，這就為區域民族經濟變革展現了更為廣闊的前景，為區域民族經濟的振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把握時機發揮優勢，發展經濟振興中華是中華民族的時代責任，也為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與動力，不應忽視其基礎──民族經濟的發展與振興。
人類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多民族國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創造匯聚而成，從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屬性；基本屬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中，主要表現為──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這三者往往交織疊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與特性。
注釋：
(1)趙光遠主編：《民族與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諸形態》，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參見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3)龐樸：《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載朱家楨、厲以平、葉坦主編：《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4)《論語·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書·五子之歌》。
(7)《左傳·襄公十一年》。
(8)《左傳·隱公六年》。
(9)《墨子·辭過》。
(10)《孟子·盡心下》。
(11)《禮記·儒行》。
(12)《墨子·兼愛下》。
(13)參見葉坦、蔣松巖：《宋遼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參見拙作：《“國”是鎖不住的》，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4月28日。
(15)關于中外文化交流問題，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繼愈教授提出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共經歷了漢、唐、1840年至1949年三個階段，此后至今為第四個階段。見葉坦、趙光遠主編：《文明的運勢──中日民族性諸形態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頁。
(16)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頁。
(17)如施正一等：《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編：《民族發展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黃萬倫等：《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新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陳慶德：《民族經濟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參見拙作：《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8年第4期。
(19)康曉光：《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頁。
一
一般認為，文化的生產和服務與其他產品的生產和服務差不多，套用一般市場規律即可。事實上，在許多領域里，文化的投入和產出并不那么直接。其一，它表現為近期投入、遠期產出。許許多多的文化遺產至今仍然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道著名文化景觀可能成為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人氣指數的支點，但它們在建成之初，也許只被理解為宏大輝煌、可以傳世的“一般性”財產；而其建設者傾其財力和智慧，雕琢磨礪，考慮的也并非在有生之年用它穩賺一把。古人的杰出創造惠澤當代，而今人關于文化的鴻篇巨制也自然應當跨越時代、著眼未來。其二，它表現為此地投入、彼地產出。文化具有引發、輻射的功能。博物館、圖書館、影劇院慘淡經營，入不敷出，但其周邊的土地、樓盤卻一路升值；辦學校可能花了政府不少的財政收入，但名校名師卻成為地區營銷的最大“賣點”。其三，它表現為局部投入、整體回報。最經典的例子是美國克里夫蘭市的復蘇。20世紀60年代末，居住者、投資者競相詛咒這座毫無生機的城市，甚至為它舉行“葬禮”。但當新市長的“明天克里夫蘭”計劃實施后，世貿中心、搖滾樂名人堂、棒球場以及洛克菲勒文化帶卻迅速煥發了這座“工廠化”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有了上述分析，我們就不難認同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在追求文化產品和服務效用最大化的同時，應注重從基礎、底蘊等本質層面為地區可持續發展提供持久回報的能力。一些文化建設盡管有時只是城市形象和市民精神狀態的改善，但它最終仍將通過提升城市吸引力和創造力而實現經濟社會價值。文化是城市的底色。一切急功近利的創作至多只能算是“文化快餐”，應景敷衍只能增加“文化垃圾”。有些以“文化”為包裝、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的行為甚至還蛻變為拙劣的騙術。真正的文化必然反映民族的智慧和心理特征，反映一個時代的精神和文明品質。因此，當我們致力于地區文化建設的時候，那些傳承不衰的文化經典，那些植根于群眾的傳統精神，無疑都能賦予我們再創造的靈感。
第二，文化作用力有自身的輻射半徑，它可能跨區域也可能跨行業。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從資源整合的角度注重對文化圈的研究，不僅追求單個產品、景觀的收益，而且應當追求文化的帶動作用和城市的整體升值。在文化建設中，文化圈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它是以某個有足夠影響力的文化景觀或其他載體為核心而形成的一個特殊發展區域。在這個區域中，不但文化自身具有厚度和活力，而且經濟、社會的發展由于接受文化輻射而具有一定優勢和整體特色。所以，在文化圈中，無論是文化產業、文化事業或文化設施，都不是唯一業態。它與其他服務業態、經濟形式和社會組織一起構成“文化共同體”。我們應當在把握規律的前提下能動地構建新的文化共同體，更好地發揮文化的導引、激活功能。
第三，文化的產出常常是曲折的、間接的，在很多情況下，文化的產出與投入的價值很難用金錢來衡量。在發展文化的過程中，有的受益者并不因受益而考慮拿出錢來向文化產權單位投入。因此，政府作為地區利益的代表就必須制定適當的公共政策，在一個相對合理的范圍內來考慮文化投入與產出的平衡。例如，保護重點文物、古都風貌是全民受益的功德之舉。但如果讓文物單位和歷史風貌保護區借助市場的力量自求平衡、就地平衡，其結果只能是文物不保、風貌不存、城市整體價值衰減。如果上一級政府能夠本著“誰受益、誰投入”的原則，跳出“文化”，從更大范圍內考慮土地和資金的平衡，那么“文化”就有可能逐步走出朝不保夕的困境。
二
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拿文化來賣錢，搞什么“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文化和經濟的互動，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文化作為背景自然地作用于經濟。特定的民族心理、價值觀念以及文化傳統、社會風俗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構成了經濟活動的文化背景，它們通過影響經濟活動主體的精神狀態、思維習慣、行為方式進而影響經濟活動的效率。這種影響是潛在的、間接的，同時又是既定的、自發的。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曾描述了各地經濟發展的文化背景：齊國“其俗寬緩闊達”，鄒魯“俗好儒，備于禮，地小人眾，儉嗇”，燕趙“丈夫相聚游戲，女子游媚富貴”，文化背景的差異總是通過經濟活動的方式、規模、層次，曲折地反映出來，換言之，經濟活動總是程度不同地滲透著來自“背景”的力量。
第二個階段，文化作為手段主動地作用于經濟，像企業文化、商業文化等。企業文化是一種出于直接經濟目的的文化改造和移植。企業管理者在法人治理權限內進行企業建設，既吸收既定文化背景中的積極因素，又引入某些外部的優秀文化成果，以整合、生成一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局部文化環境，從而激勵、凝聚職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商業文化，就其狹義而言，是凝結在商品與勞務中的文化價值，并隨著商品交換而傳遞給消費者。由于文化價值大大提升了商品滿足需求的能力，因而商業文化成了喚起并滿足新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力量。
第三個階段，文化經濟相互交融。當物質生活達到一定程度時，文化在左右需求中的作用便越來越突出。人們不僅在文化活動中消費文化，而且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和品味文化。在文明狀態下，一切行為都是文化行為，一切商品和服務都成為文化的載體。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是一種必然趨勢。所以，在發展文化的過程中，我們既要把文化作為經濟活動的背景、素材、手段，又要將文化的繁榮作為最終目標；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我們既要重視單純的經濟利益，也要重視經濟活動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
三
有的人一提文化資源，就是遺產；一提文化發展，就是保護遺產、開發旅游。如果這樣理解文化的話，我們就不是文化的創造者，而是文化的被動的守夜者。對繼承與創新的關系，必須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來重新認識。概而論之，約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完整地保留和保護。對于成為某個歷史時期的智慧結晶的文物或街區，黨和政府應創造一切條件傾力保護。如故宮，乃東方宮殿和建筑藝術的杰作，氣象不凡，與日月同輝，誰也不能動。
（1）鄉鎮文化站為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智力支持。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是我們國家建設中的發展需求，將社會文化進行發展，但是在農村文化發展中有很多的不足之處，不僅文化資源缺乏，一些文體活動設備、文化活動也缺乏，我國的傳統文化在慢慢的進行退化，為了將我國傳統的文化進行發展，將鄉鎮文化站作為文化發展的陣地，進行文化宣傳，組織文體活動，為社會文化的發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
（2）鄉鎮文化站為新農村文化發展提供理論思想。
農村文化發展的目標和社會發展的目標進行結合，農村文化的建設要符合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展的要求，對農村文化的發展要將黨的思想進行貫徹落實，鄉鎮文化站將黨的思想、方針和文化發展政策進行宣傳，讓農民有一定的文化知識、科學認識、技術掌握等，對農民進行文化教育將其素質和道德素養進行提升，將農民正確的生活觀和和諧社會的思想進行提高。
（3）鄉鎮文化站為農村群眾進行服務。
鄉鎮文化站為農民群眾進行服務，開展一些文化活動，將文化服務進行落實，對社會主義文明和文化的繁榮進行加強和促進。動員群眾參與文化活動，在參與活動的過程中對其進行文化教育，實現自我提高，營造一個良好的文化學習氛圍，促進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使農民參與到文化建設中，并帶著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進行參與。
2鄉鎮文化站在農村群眾文化發展中的重要性
（1）滿足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國民經濟在不斷地增長，農村經濟也在不斷地發展中，農民對于文化的需求也是必然產生的，文化活動中心從基層進行文化建設，滿足基層群眾對精神文化的需求。根據鄉鎮所處的地理位置、當地的文化特點和經濟發展等條件，進行多樣、豐富的文化活動滿足農民對文化的需求。群眾文化發展和農村經濟之間是相互促進的關系，農民的生活富裕了，對知識文化的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就會更高，鄉鎮文化站結合群眾文化發展的現狀和群眾對文化的需求，將群眾的生活進行豐富，舉辦各種文體活動、節目演出等。
（2）為鄉村文化建設奠定基礎。
鄉鎮文化站是群眾文化長期進行的產物，它為農村文化服務隊伍的建設提供保障。文化活動中心的負責人要有一定的藝術認識，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應變能力。鄉鎮文化站的工作是將鄉鎮文化發展和農村特色進行結合，創建具有合作、團結性的文化活動，將農村不同方面的文化進行結合建設，為建設特色鄉村文化奠定基礎。
（3）體現對公共文化活動進行的多元化構建。
在鄉鎮文化站的工作中，可以將群眾文化活動歸結為兩個方面，一個是社會文化活動，一個是陣地文化活動。陣地文化活動主要是對老年休閑文化、兒童藝術文化、知識講座等，而社會文化活動主要是針對一些風俗、節日慶典等進行文化活動的舉辦。鄉鎮文化站的作用是進行普遍性和地方特色的農村文化建設，對農村現行的面貌進行改善，形成特色文化。
（4）是農村文化建設的音符，為群眾建設文化凈土。
文化活動中心按照不同年齡的文化需求，舉辦文化活動，將文化活動中心作為群眾文化學習的中心和場所，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基礎，將一些不良習性進行改善。農村文化的發展需要一定的市場配合，將盜版的教材、讀物等進行清除，對群眾的文化生活環境進行凈化。
3結語
【關鍵詞】濕地文化內涵；特征；潛在價值
濕地被人們稱為“地球之腎”、“生命的搖籃”、“物種的基因庫”和“文明的發源地”。濕地覆蓋地球表面僅6%，卻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種提供了生存環境，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濕地在保護物種多樣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濕地由于其存在的獨特性，生活在濕地的人們創造了具有獨特性質的濕地文化。
一、濕地文化的內涵
目前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濕地概念是《濕地公約》提出的：“濕地系指不論其為天然或人工、長久或暫時性之沼澤地、濕原、泥炭地或水域地帶，帶有或靜止或流動，或為淡水、半咸水、咸水水體者，包括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海域。”
到目前為止關于文化的概念已有兩百多種。文化的概念包括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筆者認為濕地文化是文化的分支，因此也應該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定義。廣義的濕地文化指人類所創造出來的以濕地為中心活動場所，人類所創造的所有文明的總和。狹義的濕地文化則可以指人類所創造和傳承的濕地精神文明。
濕地文化結構體系從文化結構角度的劃分比較復雜。因為學者們關于文化結構本身的劃分方法不一致。主要有二層次說，三層次說和四層次說，我個人比較贊同四層次說，即將濕地文化結構體系劃分為：濕地物質文化、濕地制度文化、濕地行為文化、濕地精神文化這四個層面。這四個部分既相對獨立亦相輔相成，構成了濕地文化的有機整體。濕地物質文化是濕地文化的物質基礎，它充分體現了人類社會與濕地的物質關系，它是濕地文化結構體系中最穩定的因素；濕地制度文化是在濕地物質文化的基礎上，由人類創造的各種規章制度，例如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它是濕地文化結構體系中最具權威的要素；濕地行為文化是在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制約下，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在人際交往過程中約定俗成的行為準則，例如習俗、習慣、民俗、禮儀等方面，它是濕地文化結構體系中最具民族特性和地域性的要素；濕地精神文化是生活在濕地環境中的人類，在長期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思維模式等方面的認知模式，精神文化是濕地文化結構體系中最深刻、最具創造性的要素。
二、濕地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濕地文化具有生態特征。濕地文化的生態特征是濕地文化最顯著特征。濕地的生產功能能夠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并且具有協調人地關系功能。濕地所提供的生產功能、凈化水源、改善水質、調蓄洪峰、保護生物多樣性、為野生動物提供棲息地等功能，以及維持整個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穩定的服務功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保證。
（二）濕地文化具有人文特征。濕地文化的人文特征是指以濕地為生存載體所體現的人類精神文化。具有人文特征的濕地，已不是一般物質的概念，此時的濕地已經植入了人類精神文明。濕地的人文精神在從古至今的文化作品中均有體現，如我國古代的詩歌、繪畫中，現代的學藝和影視作品中，均有體現。如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濕地已經深深的留下了人類的印記。
（三）濕地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濕地文化的民族特征，世界各民族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濕地生存環境中留下了屬于自己的民族印記，如宗教、風俗、習慣以及生產和生活方式。使該地區的文化具有民族特征。
（四）濕地文化的地域性。濕地的類型多樣，在不同的地域分布不同的濕地類型，生活在該地區的人們創造了不同的文化，從而使不同地域產生了具有差異地域濕地文化。濕地文化的地域特征主要體現了這一地域的地理和氣候的特征。
三、濕地文化的潛在價值
內涵豐富的濕地文化潛在價值不僅表現生態文化價值方面，還具有社會價值和科學研究價值方面。
（一）生態文化價值。濕地作為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調節功能主要體現在調節水循環、大氣循環、生物循環等方面。尤其在改善生態環境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例如在水循環方面可以清除水生態系統中的有毒物質，被譽為“地球之腎”。在大氣循環方面，濕地生態系統具有與森林生態系統一樣調節大氣組成成分的作用，不僅能夠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還能起到凈化空氣改善空氣質量的作用。在生物循環方面，濕地具有復雜植物群落和叢草的沼澤環境，因其最佳的生態處境吸引了大量鳥類等其他動物選擇某一濕地作為棲息地或是繁衍后代的最佳場所。
（二）社會文化價值。種類繁多的旅游資源使得人們出門游玩的選擇也變得多元化，可以選擇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旅游景點，也可以選擇清新舒暢的海濱度假區。當然，隨著近些年旅游資源的進一步開發，濕地文化也成為眾多傳統旅游資源中一個新興元素，吸引著越來越多的海外游客走進濕地，感受濕地獨具魅麗的濕地文化。
（三）科學文化研究價值。濕地文化遺產凝聚了古人類對事物規律的認識和利用，反映了當時的歷史文化、生產、科技及自然歷史演替，具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在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結合高新技術對濕地環境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可以做到對環境機制的演化作出分析，同時還可以建立完備環境的監管體系，及時發現及時治理，對生態環境本身以及該系統下的生物都是一種保護。
總之，濕地文化的發展并非單純的文化的延續和傳承，只有建立在對濕地整體價值的宏觀認識的基礎上才能以獨特的視角分析問題，對文化起到實際的保護作用。
參考文獻
[1] 李，劉青松.濕地與濕地保護[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03.
[2] 張義.濕地文化淺論[J].文教資料，2011（8）.
浮華之后，細想今天的我們似乎又缺了點什么？有錢了，人與人之間卻更加冷漠；有錢了，一些人的德行卻越來越差；有錢了，面對琳瑯滿目的商品，既不敢用、又不敢穿、更不敢吃。以至于跌倒的老人扶還是不扶，竟然也能成為鋪天蓋地，加以熱議的話題，而類似情景，只要翻開報紙、打開電視、聯通網絡就數不勝數，讓世人對國人愈發的沮喪。
我們怎么了？一些以前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卻成了大問題，曾經的禮儀之邦，文化的發源地、影響地、輸出地，人性、人倫、人心、人品在今天，竟然如此之不堪？現在中國缺錢嗎？顯然不完全是，可古語云：“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那么吃飽穿暖的中國人道德滑坡何以至此呢？
看來問題在于，一則近代以來，弱、窮、愚、苦怕了，被人欺負慣了的國人，一直懷揣復興之夢，在舉國同心建設經濟，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時刻，暮然回首，卻發現自己的精神建筑并未及時的跟進；再則從農耕社會向工業文明推進的過程中，原有的宗親、血親等以地域為紐帶的族群關系在迅速瓦解，中國正由以信任為基礎的熟人社會向以法制為約束的生人社會轉型；同時隨著工業文明推進，對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巨大沖擊，原有的道德和價值體系被打破，而新的道德和價值體系卻一直缺位，日積月累，直至陷入了如今文化荒漠化的窘境。
當然，這并非否認經濟建設的成就、也絕不是經濟發展導致的后果。僅從改革開放前的國情而言，發展經濟是國人最迫切的愿望，這顯然比抓不到、摸不著的文化來得實在，所以歷史的選擇無疑是正確的。試想今天，若無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作保障、做鋪墊，面對一群食不果腹的人，與之談文化、談理想、談道德，是否過于殘忍、過于荒唐？
然而，矛盾在發展中轉化，尤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昨天事關發展存亡，非解決不可的問題，到了今天已經不再是問題，或者說已經不再是問題的主要方面。現今國人所面臨的文化的荒漠化，道德水準的大面積滑坡表明，文化的缺失已經危及到我們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果，并且阻礙了經濟建設向更高層次的推進，我們欠下了太多的文化債，已到了非還不可之際。
作為文明的兩條腿，物質和精神相互扶持，回顧歷史，鮮有長短不一能長遠的，但凡強國，在擁有雄厚的經濟基礎的同時，無不是當時文化的策源地、引領者和傳播者。就說眼下的發達國家，細想你我的“衣食住行”能脫離強者文化的影響嗎？看看周圍、或者直接看看自己吧，雖然全身上下的都是中國制造，但牌子總少不了洋人的吧，即使假冒也總以一身洋品牌為炫；至于食品，80后幾乎清一色以吃洋快餐為榮、為尚；再看看周邊的小區吧，名稱無不以崇洋、媚洋為俗，什么“華府、創意X國、挪威X林、戛納X鎮”，舉不勝舉。說到交通工具那就更不用說了，只要條件稍許，幾乎滿街跑的都是洋車；而精神產品幾乎被美歐大片、日本動漫、韓日影視所充斥。由此，基于經濟基礎的，文化強大的反作用力和潤物細無聲的軟實力就不容小視， 它是一種無形的、無所不在的力量，有如空氣，看不見，摸不著，但是沒有它，經濟之樹就活不好、活不了。
關鍵詞：農村;基礎公共文化;管理體制;發展
農村基礎公共文化的發展是決定農村和諧穩固發展的關鍵，而想要促進農村公共文化的全面發展，還要以提高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管理水平為主，不僅要創建與市場經濟協調發展的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管理體系，還要完善農村基礎公共文化的管理制度，以實現農村基礎公共文化的長遠發展。
一、加大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投入，促進農村基礎公共文化發展
確保資金投入方面的穩固持續是促使農村基礎公共文化事業發展的前提，也是構建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管理體系的關鍵。因此，在開展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工作時，還要建立以政府投入資金為主，社會投資為輔的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投資體系。
(一)創建完善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管理財政投入體系。首先，各級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管理體系的資金投入，以保證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管理制度的完善。比如，政府在財政投入支出結構上做出相應的調整，加大對農村衛生、教育、公共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服務資金投入量。另外，國家也可以轉變財政投入地域，可以將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公共文化發展建設作為國家財政投入的重點地區，促進不同區域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協調發展。省級政府應該建立省屬市縣的財政體系，避免地級市政府直接控制縣級政府的財政實施，以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而且，縣和鄉鎮財政管理體系應規范縣和鄉鎮之間的財政關系，對鄉鎮財政收支實施統一管理。
（二）擴展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資金投入渠道。在建設農村公共文化事業發展的過程中，除了政府作為資金投入支持方以外，還需要來自社會各個領域的團體或個人，給予農村公共文化發展經濟上的支撐。但是在擴大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投資渠道上，政府還要起引導作用，應鼓勵公眾積極參與到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活動中。比如，對一些選擇在農村開辦公益文化活動的企業單位，政府要在各項政策上給予優惠，對捐贈農村文化事業的海外友人和華僑，政府可以給其一定的社會榮譽；對于一些為農村公共文化發展提供資金支持的個人和單位，政府應該給予一定的獎勵。同時，政府還應放寬一些條件，鼓勵社會各界積極投入到農村文化事業建設中。
二、革新農村基礎文化服務主體和方式，提升農村基礎公共文化管理水平
完善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的管理機制，還要確保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管理，但目前我國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存在短缺的問題，為了改善這種局面，還要先從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主體和方式進行改革和創新。
（一）農村公共文化公益服務以政府為主體。政府要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提供資金支持，還要承擔農村基礎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的責任。制定大型的公共文化服務項目和公益文化活動規劃，并制訂活動實施方案，將具體的工作落到實處。
（二）農村公共文化市場服務以企業為主體。在市場經濟下，政府可以采用集中購買、特許經營和委托生產、定向資助等方式，鼓勵更多的社會企業單位加入到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隊伍中，為農村的基礎公共文化服務提供優質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滿足農村群眾對不同層次文化產品的需求。
（三）農村公共文化志愿服務以非政府組織為主體。非政府組織是政府以外的具有志愿性的公益社會組織，它們既具備企業單位的特征，又屬于公益性的組織單位，又是和政府部門進行公共文化服務的合作者。非政府組織可以去承擔政府無法完成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事項，而非政府組織如果成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主體，也可以避免政府組織部門在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工作中的低效率，以及市場服務的趨利性現象發生。
三、加強對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人才的培養
人才作為推動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關鍵，在農村公共文化事業發展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建設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管理體系，還需要組建一支能力素質較高的公共文化服務事業人才隊伍。
（一）改革人事制度，選撥優質人才。政府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從業人員的選撥，還要嚴格按照相關的管理制度規定，對從業人員實施規范化管理，對人才選撥制度進行改革，打破以往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資歷等方面的限制，選擇優秀的人才，合理配置人才資源，優化人才結構，真正實現人盡其才。而且，政府也可以從農民群眾中選擇一些文化骨干，充分發揮民間藝人的作用，豐富農村文化生活，鞏固農村公共文化的建設。
（二）創建良好的工作環境，吸引優秀人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深受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環境的影響，農村的基礎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想要留住人才，首先還要創建優良的公共文化服務環境，需要政府的政策規定為基礎，以此來保障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人才的成長。比如，提高農村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人員的福利待遇，制定文化人才引進方案，鼓勵大學畢業生到縣或鄉鎮的文化事業單位擔任文化工作者等等。
（三）制定人才培養計劃，加強教育培訓。為了實現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的可持續發展，政府部門還要重視對人才的培養，通過制定人才培養計劃，進行教育培訓和文化交流等方式，擴大農村公共文化人才隊伍。而培訓內容的重點在于提高公共文化服務從業人員的實習政治水平和業務素質，以便培養出高素質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工作人員。
四、結語
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是農村公共文化事業的重點，而農村基礎公共文化服務想要得到的長遠發展，不僅要構建完善的基礎公共文化服務管理體系，還要依靠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做保障。因此，農村公共文化事業的發展，還要政府和社會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一方面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另一方面要重視人才的培養，以適應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對人才的需求。
作者:劉曉蘭 單位:翔鳳鎮文化體育服務中心
參考文獻：
[1]陳程耀.黑龍江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的問題與對策[J].商業經濟,2015,(03).
雖然戲劇是一個博大精深的藝術，但是它是綜合性的，它與整個國家的群眾是密不可分的，并不是不接地氣的。在社會日益發展的今天，社會各界和各個階層的人士都對戲曲有了一定的認識之后，戲曲也就能在其群眾化的道路上得到發展和運用。戲曲文化在群眾中有著廣泛的基礎，在新時期，群眾戲曲文化的主要作用就是陶冶群眾的情操、提升群眾的道德水平還有促進群眾綜合素質的提高，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和構建學習型社會有著很大的意義。
一、在新時期群眾戲曲文化的發展中，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新的文化體制下，很多戲劇團體都會走下舞臺，深入到普通的群眾中去，但是，政府在對群眾戲曲文化的支持是不可以撤銷掉的，要在新的時期新的環境下找到新的方式去支撐民族的產業，保證它不會隨著社會的復雜變得沒落。
1、我覺得政府對新時期群眾戲曲文化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財力的支持，首先必須保證有足夠的經濟基礎去鼓勵重點劇目的排練，并且確保能夠滿足戲曲人的需要，讓他們能夠走下舞臺，深入到普通的群眾中去演出，比如可以走到農村中去，打造出一個農村戲曲市場，并且能夠緊緊圍繞黨的政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用政府的支持創造出許多高質量的戲曲劇目，贏得更多的群眾，將群眾戲曲文化發揚廣大。
2、另外，政府要鼓勵劇團進群眾，在票價上要給予一定的補貼，這也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一種，除了將票價降低之外，還可以進行定場補貼免費進群眾中演出，讓廣大的人民群眾看到優秀的戲曲文化，將文化成果共享，并且能夠讓新時期的群眾戲曲文化蓬勃發展。
3、政府也可以在各項政策上對群眾戲曲文化進行支持。比如，鼓勵各個戲曲文化場所完善各項政策，對劇團和排練人員提供一定的場地，并且對在演出中表現好的要給予一定的獎勵。政府可組織業余的戲劇團和專業的戲劇團進行合作演出，尤其是在政府的演出中，要給業余戲劇團一些機會，讓他們發揮群眾戲曲文化的作用等等。
二、地方文化對新時期群眾戲曲文化的發展意義重大
群眾的戲曲文化大多是以具有地方特點的戲曲文化為主，在群眾們過了戲癮，極大的豐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同時，地方政府對此地的精神文明建設也更加容易，比如可以在群眾廣泛參與戲曲文化的過程中對群眾進行健康、科普和技能知識的訓練，提高了群眾的精神文化水平和一個良好的審美情趣，并且使生活中的健康和科技知識得到廣泛的普及。群眾戲曲文化的發展不僅陶冶了群眾的情操，還對社會的教育起到了廣泛的帶頭作用，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并且對我國基層的教育和戲曲文化的發展還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為良好的興趣愛好——戲曲能夠讓他們少接觸不良的事物，多發現身邊的親情和友情，并且群眾的道德文化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等等。
三、良好的群眾戲曲文化環境對戲曲文化的發展不容忽視
首先群眾的戲曲文化的載體就是那些比較業余的戲劇團等，在整個戲曲文化的發展中要注意鼓勵讓這些比較業余的戲劇團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出去取經，既展示了自己的才藝又欣賞了別人節目，這樣就更能激發他們創作出質量更高的節目，進而極大的發展了以群眾為基礎的戲曲文化。開展各種各樣的戲曲文化普及活動，大力支持戲曲文化深入群眾生活中，加強對群眾戲曲文化活動的宣傳和支持力度，并且要大力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為群眾的戲曲文化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
文化霸權從其產生以來，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首先，文化霸權，或稱“文化領導權”、“領導權”，其希臘文和拉丁文分別是egemon和egemonia。雷蒙德•威廉斯從詞源學角度考察了“文化霸權”這一概念的產生與發展。威廉斯指出，文化霸權這個詞最初來自希臘文，指來自于別的國家的統治者。到了十九世紀之后，它才被廣泛用來指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如西方的殖民文化、在中國的基督教文化傳播等都屬于這階段文化霸權的形式。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格局逐漸發生了變化，文化霸權從西方世界轉移到了超級大國的美國，到了二十世紀下半期，隨著世界各國經濟與民族文化的不斷發展，世界格局又發生了微妙變化，文化霸權也逐漸由強勢的外在形式轉換成更為隱蔽的形式———文化霸權發展的第二階段。文化霸權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從安東尼•葛蘭西手里開始的，葛蘭西賦予“文化霸權”這個詞新的含義，它被用來描述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支配關系。但這種支配或統治關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試圖成為更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觀看世界、人類特性及關系的方式。由此，領導權不僅表達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滲透進了大眾的意識之中，被從屬階級或大眾接受為“正常現實”或“常識”。葛蘭西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先進的具有較高民主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其統治方式已不再是通過暴力，而是通過宣傳，通過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領導地位，讓廣大的人民接受他們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觀來達到其統治的目的，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
從文化角度看，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hegemo-ny)系指一個階級主宰另一個階級的意識型態及文化，通過控制文化內容和建立重要習俗以統一意見來達到支配目的。它的實施要跨越不同意識形態文化，通過采取種種措施和手段，把不同于它自身的意識形態文化同化為自身的意識形態文化，從中不難看出，文化霸權的實質是消除文化的差異性。西方近代以來，長期推行文化霸權主義，企圖在世界范圍內實行他的一種文化，這種文化霸權主義強行把他的文化推行到世界各地，把世界的文化推到最高的文化同一性上，并以消除差異性為代價。我們不僅要問的是:如果當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實現了他的目的之后，也就是在他們消除了所有的差異性之后，剩下的絕對同一性還會存在嗎?我們可以這樣說，文化霸權的最終結果就是導致文化的衰弱，他們這樣做的結果只是讓世界文化逐漸走向消亡。
從人的角度看，一方面，“文化霸權”依仗自己的經濟、政治、科技、文化優勢，處處強加于人，企圖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其意愿不能得逞，就不惜發動戰爭，給世界帶來不幸。“這種霸權主義也不只是存在于西方超級大國;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者并未絕滅;甚至在中國有著深遠傳統的‘中國中心’也時有暴露。這種文化霸權主義在目前和將來都將給人類帶來難以估計的災難。”另一方面，當人們開始以微觀視角來認識文化霸權問題時，把文化霸權問題繞回到人本身，并成為與每個個體息息相關的切身問題，文化霸權變成了塑造“從屬”的微觀權力。人作為“人”的問題再次突現出來。當科學把人從中世紀的神權下解放出來后，人成為了是“萬物的靈長”“人生來就是自由的”，而到了近代以來，就像胡塞爾看到了近代科學的不斷擴展中所蘊含的危機。他認為，“在19世紀后半葉，現代人的整個世界觀唯一受實證科學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學所造成的‘繁榮’所迷惑，這種唯一性意味著人們以冷漠的態度避開了對真正的人性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單純注重事實的科學，造就單純注重事實的人。”因此，對于當代人來說十分緊迫的問題就是，“關于這整個的人的生存有意義與無意義的問題。……這些問題終究是關系到人，而人是自由決定其對人的環境和非人的環境的行為的，是自由決定其理智地塑造自己和它的環境的諸可能性的。”很顯然，科學塑造的近現代文化是無關人的自由的，甚至還遮蔽著人對自由問題、對人生意義問題的追問，而現在的我們要靠什么把人類從這種“非真正人”的文化“從屬”中解救出來呢?這正是困繞現代人類的問題，也是人類正在思考的問題，更是人類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又必須回到文化本身。
二、阻礙文化發展的因素———文化割據
有些民族由于長期被壓抑，他們的文化被歧視、被掠奪，甚至處于滅絕的邊緣。他們出于對自身文化的保護，寧愿與外界隔絕，于是過分強調一成不變地保存自身的“固有文化”，形成“文化封閉主義”，或稱“文化割據主義”。“文化割據”認為本文化絕對優越，禁止討論其可能存在的缺點;反對和其他文化交往，采取隔絕和孤立政策;畏懼新的發展，壓制不同意見，特別是扼殺本文化內部求新、求變的積極因素，以至頑固、僵化、趨向好戰的極端。”文化割據的實質是:一方面，對外強調絕對的差異性，不承認任何最基本的人類共同準則，不承認任何可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普適性。文化割據認為自身的文化與其他文化有著絕對的不可通約性，并且認為任何與他文化的交流都是對本文化的一種侵略，因此拒絕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文化割據對內強調絕對的同一性，對自身文化的優劣情況沒有一個自覺意識和自覺認識，只強調本文化的絕對優越性，忽略其自身可能存在的缺陷，把本文化看成唯一正確的文化，不允許出現不同的文化自覺和其他文化。在形式上，對內，文化割據通過種種措施和手段實行封閉的政策，害怕其內部人民接觸到其他文化;對外，采取固守一切現存自身文化的態度，拒絕向任何其他文化交流學習，其實現結果是本身文化發展的停滯和消亡。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