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26 18: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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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學的整體發展歷程
經濟學在西方被稱作“社會經濟科學界中的皇后”，并且在出現之初，是伴隨著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一起出現的。然而通過筆者在學習過程中研究發現，不同專家學者對經濟學這一概念持有獨特的看法。而在眾多的經濟學概念中，有兩個概念值得關注，一個概念是美國著名軍事將領馬歇爾提出的，他認為“經濟學是研究人類日常生活一門十分重要的學問，他研究的是個人與生活保持著最密切關系的部分。”另一個概念是羅賓斯教授提出的，他認為“經濟學是從側面研究人類行為的，也就是說研究各種手段和關系之間的一門具體的科學。”。而隨著經濟學不斷發展，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經濟學已經成長為一種總體的概念，即經濟科學。
經濟學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共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十七世紀誕生以來到十九世紀上半葉這一時期，是經濟學誕生和初步發展的階段。其實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在羅馬等地就已經有關于商品經濟的論述，而真正被當做一個獨立的概念被提出，并且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和重視是在1615年。緊隨其后，古典經濟學又被人們提出，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關注和重視。到了十九世紀上半葉，大量經濟學派如雨后春筍般紛紛涌出，在這些學派中，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以及法國的薩意成為這一時期最關鍵的經濟學者。另外，這一時期在德國和美國出現了與傳統英國經濟學完全不同的歷史學派。
第二階段：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一時期，是經濟學理論百花齊放的時期。這一時期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廣泛發展并且發展十分的訓讀，使得經濟學說呈現出巨大的變化。主要變化表現有兩個，一個是邊際分析的方法以及關于價值的論說開始在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另一個變化在于歷史經濟學派不斷發展，出現了制度學派。而制度學派的代表理論是馬歇爾為主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歷史學派的經濟學理論以及制度經濟學。而在這些理論中，最受到人們關注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因為它在二戰之后被改作微觀經濟學。另外，凱恩斯主義則在二戰后被該做宏觀經濟學，由此形成了一個以宏觀和微觀學派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學理論框架。
第三階段：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至上個世紀末，這一時期因為經濟高速發展，全球經濟逐漸連為一體，成長為一整個市場。因此在這一階段出現了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理論，例如貨幣經濟學、公眾選擇學等理論。尤其是出現的新制度經濟學，推動著經濟學朝著縱深的方向進一步發展。
第四階段：自二十一世紀以來。這一階段的經濟學呈現出一種現代化的方式，并且范圍激光，包括著各種應用經濟學以及理論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并且隨著不同課程的相互交融，使得經濟學和其他學科高度融合在一起。
二、財務管理理論的發展歷程
財務管理理論由兩個大方面共同組成，一方面是財務經濟學，主要是基礎性理論，表現在經濟學領域中主要是微觀經濟學；另一方面是應用型理論，主要是為企業在實踐管理過程中提供管理方式和方法的。而在財務管理理論中，許多概念都通經濟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企業就是微觀經濟學說中所涉及的“生產廠商”，企業投資的規模以及整個資本結構表現在微觀經濟學中就是“均衡理論”。另外，管理中所涉及的各種管理效益以及時間成本等，都是從經濟學中各種理性發展條件發展而來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財務管理理論是從經濟學，尤其是微觀經濟學中發展而來的。也可以將其看做是微觀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分支。所以財務管理理論指的是對財務進行監督管理，尤其是在財務整體發生失衡的情況下，通過采取一些關鍵性的手段和措施來解決財務資源的具體使用。而之所以能夠達到調橫這一目的，是因為在這一個市場中，起到關鍵性作用的還是宏觀的手和微觀的手，并且兩者的目的都在于讓企業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綜上，所謂的財務管理學是微觀經濟學在企業領域發展出來的一個分支，可以采用一系列的手段實現企業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
（一）財務管理理論具體的理論體系
通過上文中的敘述，筆者認為財務管理理論的發展是以整個會計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其中經濟學理論主要涉及的是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等理論內容，并且以現代化的統計學和概率學、運籌學內容等知識來完善整個財務管理理論。早在上個世紀末，麥根森就認為整個財務管理理論的框架是由資本結構理論、現代企業理論、管理理論以及微觀市場等多種理論組成的。而此后，韋斯頓則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現代財務管理理論主要是受到均值方差理論、期權理論等理論構成。但通過對上述所有理論的認識和研究來看，這些理論并不是真正屬于整個財務管理理論的主要內容，而應該是與市場金融理論掛鉤。
（二）財務管理理論代表人物及其理論
第一，莫迪格萊尼、米勒與資本結構理論。資本結構理論主要是探討資金籌集和企業財務目標間的關系，該理論認為假設沒有稅務、沒有破產成本的條件下，企業價值和企業資本結構沒有關系，企業股票收益期望值和債務對權益資本的比率呈正相關，企業債務成本與資產報酬率之間的差值越小，股票收益期望值越大。該理論后來成為現代企業財務理論的基礎。
第二，馬克維茨及其資產組合理論。資產組合理論是由馬克維茨在1952年提出，其理論中利用了風險資產的期望收益率及方差，之后他在原理論基礎上不斷完善資產組合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在于資產組合，根據投資商的決策合理配置資產，這是現代有價證券投資理論的前身。這就要求投資商要有獨特的眼光，能有效識別市場上的投資風險，合理分配和組合資產資源。
第三，夏普及其資本資產定價理論。該理論誕生于30世紀60年代，是夏普參考馬克維茨資產組合理論提出的，它彌補了資產組合理論缺乏量的分析這一局限性。資本資產定價理論主要是對證券市場上資產的預期收益率及其風險、均衡價格進行研究，重點在于兩者的關系。該理論構建了日系數，可用來衡量證券的預期收益率，其主要目的是實現利益最大化及風險最低。
第四，詹姆斯?托賓及其投資決策理論。詹姆斯?托賓在業界被奉為金融投資決策理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不確定條件下各種資產如何選擇方法。
三、結語
我國正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放棄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為主的計劃管理方式，并不意味著國民經濟不需要政府管理。我國政府對國民經濟運行實行以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為主的間接調控體系，今后將在以下領域或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仍發揮重要的作用：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調控，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治理，經濟結構的升級換代，地區差別的解決，對外開放與國家經濟安全的協調，公共產品領域的資源有效配置和社會福利最優化問題，市場運行中壟斷與競爭關系的協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在立足于我國國情的基礎上，通過實踐和總結，逐步探索其規律，形成我國國民經濟管理的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
針對現實的國民經濟發展實踐，目前在高等財經類專業院校的教學中，部分院校設有國民經濟管理專業或開設國民經濟管理課程，為經濟建設培養了大批宏觀經濟管理人才。但在教學實踐中，我們深感目前出版和使用的各種《國民經濟管理學》教科書，其理論體系普遍存在著一些問題，制約著該理論的發展。
其一，缺乏一些基本理論范疇。事實上，每一學科都有一些基本的理論范疇。如統計學作為一門搜集、整理和分析各種資料數據的方法論科學，以總體、總體單位、變量、指標和標志等為其基本范疇是很明顯的。而正是這些基本范疇，成為一門學科區別于其他學科的重要標志之一，并支撐起了一門學科的理論框架。
現有的《國民經濟管理學》教科書，其基本理論范疇很不明顯，從而使其學科特點不明顯，影響了理論體系的完整性。
其二，研究對象不明確。任何一門學科，必須首先明確自己的研究對象，作為教科書更是如此。這是因為研究對象關系到各門學科的發展方向和基本內容，各學科之間的區別是以其不同的研究對象為根本標志的。因此，研究對象的確定，對一門學科來講，具有重要意義。
現有的《國民經濟管理學》教科書，多數沒有對其研究對象加以闡述和界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也正是由于缺乏對研究對象的界定，使現有的各種版本的教科書，其內容差別較大。
其三，學科體系安排不合理。具體表現為管理內容講得太多，而管理職能講得則不夠。國民經濟管理應是在揭示經濟運行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對國民經濟主要方面的有效決策、組織、調控等，實現經濟運行的既定目標。由此可以認為，國民經濟管理學是一門方法論科學，其體系內容的安排應以方法論為主體就像研究微觀經濟活動中的管理學一樣，重點放在講述管理的原理、職能以及方法上面，而不是在內容上大做文章。
現有的國民經濟管理學，給人的感覺不像是管理學，而像是宏觀經濟學，但又不如經濟學那樣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嚴密的邏輯性。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學科體系、內容安排不合理，集中表現為把管理內容作為學科的主體部分加以闡述。
其四，傳統的管理方法闡述較多，現代的管理方法闡述較少。現代經濟管理，不論是宏觀經濟管理，還是微觀經濟管理，都有一種趨勢，就是越來越多地采用現代管理方法。現代管理方法集中表現為數量化方法。作為對實踐活動進行概括和理論抽象的國民經濟管理學應體現這一要求，即對現代管理方法著重加以闡述，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指導實踐。
現有的國民經濟管理學遠沒有做到這一點，在闡述管理方法時，仍然是傳統的管理方法闡述得較多，現代管理方法闡述得較少。顯然，這樣將不利于現代管理人才的培養，也不能滿足現代經濟社會管理實踐的需要。
國民經濟管理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經濟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的同志共同努力。結合教學實踐，本文僅就目前國民經濟管理理論體系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完善的設想。
1.完善國民經濟管理理論體系的原則。(1)國民經濟管理理論體系框架，要符合一般管理理論的要求，即整個理論體系的內容要按照管理職能來安排b把有關管理內容放在相應的職能中加以闡述。如對經濟增長率的確定、經濟結構的安排應放在決策職能中加以闡述，而對于經濟增長率的調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應放在調控職能中闡述。(2)突出重點，精簡適用。國民經濟管理無論從管理的內容，還是管理的方法看，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要做到面面俱到，必然使內容龐雜，甚至會影響理論體系的清晰化。因此，在內容和方法的選擇上，要做到突出重點，精簡適用。(3)加強定量分析。國民經濟管理的本質在于應用性，而目前應用性的特征之一便是定量分析。因此，國民經濟管理理論的闡述，應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特別要注意一些決策模型、調控模型的應用和闡述。(4)充分吸收國外的一些現代管理理論和方法，并使其中國化。
2. 理論體系的基本內容構想。按照上述原則，國民經濟管理理論體系的內容應安排如下：(1)導論，主要闡述國民經濟管理的含義、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學科性質等;(2)國民經濟管理模式，重點介紹國民經濟管理的不同模式和體制，分析不同模式選擇時應考慮的主要因素，關注主要的經濟運行機制，闡述它們的運行特點;(3)國民經濟管理目標和職能，主要闡述國民經濟管理的基本目標，揭示國民經濟管理的一般職能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特殊職能;(4)國民經濟運行規律，主要應闡明經濟系統的協調性、國民經濟總量的平衡性、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經濟增長的周期波動;()國民經濟決策的理論、方法和內容，其中包括經濟與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中、長期計劃的制定和實施;(6)國民經濟管理實施的組織體系;(7)國民經濟運行的預警和調控，包括預警和調控的理論、方法和重點內容;(8)國民經濟管理的評價，包括評價理論、評價指標體系和方法等。
本文認為，這種理論體系的內容安排^較之現有的《國民經濟管理學》教科書體系，最大的優點在于:它符合一般管理理論體系的邏輯順序要求，不至于使龐雜的管理內容的闡述，沖淡管理機制和職能的闡述，突出了管理學科的特點，因而也容易使人們把握學科體系的內容，使國民經濟管理學真正成為一門管理學。
關鍵詞：經濟學視角 旅游管理 政府職能
引言
隨著旅游業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地位的不斷提升，政府在旅游業管理中的職能問題逐漸被提上議程。而經濟學中存在兩種對于政府在公共事務管理方面的觀點：一種強調自由主義，即放任市場調配資源，由市場來決定資源的去向，尊重市場的自發力；另一種強調理性決策，如著名的凱恩斯學派所支持的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運用，認為政府應當通過政策干預調配資源，決定資源的去向。
當前國內旅游業已經處于急速發展的狀態，相關的問題也不斷暴露出來。此時探究政府在旅游業中應當扮演的角色——是作為“旁觀者”還是“干預者”就具有了現實的意義。本文將基于部分經濟學理論分析政府在現在的旅游管理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并針對以上問題提出建議。
政府旅游管理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產業經濟學理論
1.產業結構理論。產業結構理論認為經濟的增長是一個產業的數量、結構和水平均衡發展、不斷提升而促進的過程，而非簡單的數量上的擴張過程。產業數量的發展即為國民經濟中產業的成長、成熟，產業相關經營者由無到有、由有到多的過程，伴隨著此過程必然會出現國民經濟某些衡量指標總量（如GDP）上的數字增長；產業結構的發展是指以產業數量的增長為前提和基礎，不同產業通過分配有限的生產要素，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結構份額不斷優化從而引起產業逐漸興起的過程；產業水平的發展則是指存在于某一產業的生產技術、組織管理能力、經營能力等綜合指標的不斷提高過程。以上所述的產業結構三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如果這三方面中任意一個要素的發展處于低水平層次，與其他兩個要素的發展處于不配套狀態，那么此產業發展所促成的經濟增長也會是畸形的增長。
2.產業組織理論。產業組織理論致力于研究出可以促進市場有效競爭、最大化規模經濟效益的市場資源配置秩序。產業組織理論最早可追溯至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如何合理分工以節約社會成本。在其后的發展過程中，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劍橋學派、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分別在產業組織理論的雛形中注入了對規模經濟效益的進一步研究和從交易費用、產權理論等角度出發對產業組織演變的新解釋。產業組織理論的探究和進步有助于政府引導產業合理發展，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益。
在一定意義上，產業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制定出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產業政策。諸多現實案例也進一步證明了，通過產業政策的相應調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市場失靈”的情況，增強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但是在產業經濟學理論中需要注意的是，產業政策并非恒久不變，事實上它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各國要根據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在某種情況下，實施政府干預的硬性產業政策在另一種情況下，則需要減少政府干預度，實施干預程度較小的軟性產業政策。
（二）市場失靈理論
市場失靈理論是指市場在進行資源配置時存在局限性，由此便引出了另一個理論：政府失靈理論。由于實際中缺乏嚴格符合假設條件的“完全競爭市場”類型。而政府也并非“理想政府”。因此對于資源的配置而言，無論是單一的市場調節或是單一的政府干預均會存在不足之處。
市場失靈。在西方經濟學的論述中，市場失靈有以下幾種情況：信息不對稱，公地悲劇，負外部性。現實的經濟運行過程也證明了，完全放任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不能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經濟的正常運行既需要將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段，又不能完全放任其自發運行。需要政府的適時干預，針對市場調配的缺陷制定出相應的調整政策。
政府失靈。政府的干預也不一定能解決一切問題，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政府自身宏觀調控方式不當，力度掌控不足或過度，導致政府干預無效而無法彌補市場失靈情況。其次，政府干預引來企業尋租行為，本來存在的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又出現了新的問題。最后，社會經濟活動錯綜復雜，市場瞬息萬變，決策者掌握的信息不足或決策能力的局限性都增加了政府決策干預失誤的幾率，進而導致政府決策失靈。
因此在現實中，市場不萬能，政府政策也不是“靈丹妙藥”，只有將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最優組合，才會達到更好的經濟調節效果：即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凸性組合”。
政府旅游管理的現存問題
本文按照政府旅游管理之前、管理過程中、管理政策制定后的順序總結了由政府管理現存問題：
（一）旅游管理實踐先于理論產生
我國政府在實施旅游管理之前，缺乏指導實施具體管理行為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政府對旅游管理的實踐是一種缺乏配套管理理論基礎的實踐，自然所執行的政策無異于“空中建閣”。與旅游產業演進發展的實際情況相比，理論研究的滯后和支撐不足直接導致了諸多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如應對出境旅游快速增長的策略無法出臺。旅游法的規范難以快速確立等。
我國旅游法從1982年起數易其稿，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薄弱的理論基礎無法支撐復雜現實問題的解決。1982年，國家旅游局召集諸多專家，組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法》起草小組和工作小組，希望完成旅游立法方面的初稿。但其后經歷二十余年，修改十多次，此法仍然遲遲難以出臺，直到2013年才正式頒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立法機構與法律界高層意見不一致，另一方面由于國內旅游法制研究方面的專家較少，故而旅游立法工作只好長期停留在籌備階段，然而現實中的旅游管理行為卻在不斷面臨著新的挑戰。
（二）剛性統一忽視差異化訴求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默認的機制為“全國統一領導，地方政府具體負責，部門互相協調，各方聯動執行”。這樣的政策內容在很長一段時間曾經促進了我國旅游業的發展，但隨著各地旅游資源差異的不斷擴大，曾經的“剛性統一”政策已經無法很好地處理地區旅游管理中的問題，各地政府開始發出“由統一化到差異化管理”、“由剛性轉向柔性政策”的訴求。
在我國經濟發達的部分地區，地方政府進行旅游管理時，希望嘗試造就地方特色、符合地方風格的管理模式改革，卻常常由于與中央要求有所沖突遭遇改革阻力，在諸多經濟較落后的地區也出現了諸如此類的問題。地方政府在旅游產業發展管理中缺乏自，受到的上級政策束縛較多，面臨著改革的重重困難。
（三）交叉利益難以協調
我國的旅游多頭管理模式造成了諸多部門交叉利益的存在，因而在諸多管理政策出臺之后、實施當中，部門對旅游管理的相關規定無法達成執行一致性，存在諸多爭議。事實上，由于我國國家層面下達的很多政策具有普適性，不具有直接操作性，需要其中涉及到的旅游產業相關部門經過協調后制定出具體詳細的條規，更加劇了再協調過程中的部門博弈。例如，2001年國發9號文件初時起草中提出了對入境旅游者實行退稅制度的建議，其后遭到了有關部門的堅決反對，這進一步證明了國家層面的政策有可能觸及到某些部門的利益，進而造成一些旅游管理有利政策的流產。隨著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牽涉到的利益關系也變得更為復雜，這對我國政府應當如何更好地發揮其旅游管理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府旅游管理的實踐路徑
（一）區域聯合推進理論研究
根據區域旅游資源的特點，促成區域聯合開發機構的形成，結合我國經濟發展和旅游業推進的現狀，利用區域高校分布優勢，邀請專家學者對不同區域在旅游產業定位、旅游市場細分及選擇、景點定價機制、景點開發策略、推廣營銷政策等相關專業理論進行深入研究，由區域聯合開發機構積極開展專家討論會，解決政府在實際旅游管理當中遇到的問題。除此之外，重點關注與我國旅游發展演變過程相似或相近的國家，借鑒其政府在旅游管理過程中的有效措施，為我國的旅游管理服務。
我國區域經濟差異化相對較為明顯，旅游產業的發展也因東部沿海、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具有不同的資源稟賦，存在著發展不平衡的特征。鑒于旅游產業原本便是一個經濟依附性較強的產業，區域之間旅游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會因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表現出較大差別。所以在對不同區域旅游產業管理理論的研究過程中，要注意結合當地的特點，研究出針對性較強的理論，以便其可以真正地指導當地政府開展旅游管理的工作，而不是制定出一些具有通用性的“紙上空文”政策，對于現實沒有較大的指導意義。除了對區域差異化的研究外，研究重點還要考慮到民族差異、邊緣地帶的管理方法，使理論具有一定的彈性。
（二）允許區域性差異化的存在
目前，我國各區域之間旅游產業發展不平衡，雖然有先天的資源優勢和資源劣勢決定的客觀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和旅游資源營銷的主觀原因。國家應當鼓勵差別化管理，允許區域性差異化的存在，推進區域旅游業差異化演進，進而協調各地旅游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國家應當適度授予地方政府對旅游管理的自：首先，在旅游產業弱勢地區、保持優勢地區、強勢地區，中央應分別斟酌對地方政府的授權范圍，對于弱勢地區可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力度。中央需要重視自身的導向性作用，對旅游產業弱勢地區政策有所傾斜，幫助這些區域逐步建立政府旅游管理體系。而對于其他兩類地區，可在實地考察后決定授權力度。其次，中央應在優惠政策的放開上賦予地方政府更大授權。例如，在貨幣手段方面，鼓勵地方政府采取多種方式開展旅游開發融資；通過國家開發銀行的融資政策，對中西部地區的重點項目安排導向性低息貸款；鼓勵中小旅游企業的發展；為鄉村旅游經營戶以村民聯保方式實現小額融資等。
（三）促進各利益相關部門之間的協調
在旅游管理的過程中，短時間內要改革現有的多頭管理模式要觸及各方利益，基本不具有現實操作性。所以對于各利益相關部門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各當事方需要互助合作。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協作進步。互助共贏。旅游業的發展是個動態的過程，是整體部門共同合作的過程，不可能由單個部門的努力一蹴而就，它需要政府部門、市場盈利機構參與主體、各個非盈利機構共同協商建設，從而逐步形成多中心管理模式，并不斷對政府管理職能提出新的要求，促使政府創新其管理組織結構。
建立以政府為主導，其他參與方修正、完善管理過程，與政府合作，以共同利益的謀取為核心的管理機制。并通過創建有效官民反饋機制，政府及時汲取民眾對旅游管理模式發展的意見，綜合各方意見，由政府主動承擔大部分責任，協調各利益相關部門的沖突。
人力資源管理是現代管理體系中的重要內容，經濟學在人力資源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應用最為普遍，為人力資源管理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論支持，因此在現代人力資源管理中大力引進經濟學理論和相應地研究方法是適應時展的需要。本文就在現實的基礎上應用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問題進行了分析，并重點探討了人力資源規劃分析、效益最優以及薪酬與激勵機制，尋找出人力資源管理中的主要問題，并相應地提出了合理的解決方案，希望對促進人力資源管理的進一步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
人力資源管理；經濟學；理論；經濟效益
作為現代管理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其發展歷史并不長，與經濟學這種具有百年發歷史的學科相比較現代很年輕，更不用說與哲學、數學、物理學等這些古老的學科相比了。現代經濟和科技的發展離不開各個相關學科的交流與融合，人力資源管理也是如此，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思路和相關理論，經濟學對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發展起到了良好的輻射作用，為人力資源的發展提供了基本的經濟學理論支持。
一、人力資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內涵
早在十八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對人力資源管理進行過系統闡述，他的《國富論》是最早的記載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理論的著作。現代的經濟學家對人力資源管理進行了重新解釋，即運用先進的管理方法將與一定物力相結合的人力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讓他們盡可能的施展自己的才華，并做到各司其職，以求將人力和物力資源分配做到最優化，為企業謀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另外，管理人員還要通過相應地培訓、訓導等方式激發員工的主觀能動性，保持工作的高效性，并達到高質量的完成組織任務的目的。
(二)人力資源管理的任務與范疇
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人事部的主要工作，涵蓋的基本任務主要有對本單位的人力資源進行分析和歸納，為企業招聘高素質人才，充實現有的人才梯隊，并為企業從業人員創造平等的升職機會和提供相應的薪金、獎勵等。高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保持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也是企業管理者關心的重要內容。人力資源管理是建立在對人的本質的深入挖掘上，并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實現了人力資源職能的巨大轉變。時至今日，人力資源管理涉及的范疇已經相當廣泛，從相關理論知識的關聯程度來看，人力資源管理管理涉及的知識范疇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人力資源管理的首要對象就是人，實現人才的各盡其能需要具備相應的心理學知識，因此心理學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涉及范疇；人力資源管理不可避免的面對復雜的管理問題，因而又涉及到管理學；任何經濟管理活動都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以尋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為主要目的，是現代市場活動中的主要內容，因此人力資源管理又涉及到經濟學和法學的相關知識。
二、經濟學視角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一)勞動力市場信息指導人力資源規劃和分析
人力資源的核心內容就是為企業提供適當數量、質量和結構的人才儲備。在現代經濟體制更加開放、市場經濟更加繁榮的情況下，影響勞動力供求的因素越來越趨向于多樣化，經理人員只有明確把握準確的市場信息和社會人才儲備情況才能實現人力資源的高效管理。因此可以說，勞動力市場信息是進行人力資源管理的最主要的參考依據，但是由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達到完美的地步，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甚至勞動力市場信息會引導管理者做出作錯誤的決定，會存在逆向選擇的情況，這對人力資源管理的進一步發展是相當不利的。
(二)平等就業機會原則與效益最優原則
平等就業機會原則就是指各個事業單位在招聘人才時應該本著平等、透明和公開的原則，通過設置嚴格的招聘環節為求職者提供平等的待遇，保障求職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公平的選才需要嚴格的監督制度作為保證，嚴厲杜絕和金錢交易的情況發生，維護企業的良好形象，并保證為組織招聘到專業的高素質人才。另外，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都是以效益最大化為最終目的，保證了人才的公平競爭才能為保持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應該注意的是，企業的經濟效益不完全等同于社會利益，有時候兩者之間更是一種相互矛盾的關系，因此企業應該處理好自身與社會的關系，在完成制定的盈利目標之后盡可能的為社會發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
(三)員工的升職和薪資獎勵
任何一個經濟效益良好的單位都具備完善的員工晉升機制，并會對其中表現優異者給與一定的名譽或是物質獎勵。當企業的相關職位出現空缺時，應該從下級單位中篩選出符合相關標準的人員來填補空缺的崗位，且在篩選過程中應該注重選擇能力、資歷、經驗等最符合崗位需求的人員，因為企業管理者是通過對別人的任免來實現自身價值的，各級人員的工作能力直接關系著企業的經濟效益，恰當的選人、用人是實現企業良性發展的關鍵。另外應該考慮到不同時期的人力資源結構和創造力等都存在較大差異，企業管理者在工作中應該注意到這個問題，適時調整人力資源結構，實現人力資源的高效管理。
三、結束語
人力資源管理是當今企業經營活動中的重要內容，新形勢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對人力資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企業管理者應該從企業自身情況出發，改善傳統的人力資源分析和配置方式，改革人力資源管理體制，實現人力資源的合理分配，并通過完善現有的員工晉升機制和獎罰機制促進企業的長久發展。
作者：陳禹 單位：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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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內涵 演變 管理學 經濟學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企業社會責任本質上是一種行動承諾，反映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體現公眾對企業的期望，狹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既包括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所承擔的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 也包含利益相關者的利益， 承擔著股東、消費者、社區等在內的社會責任；廣義而言，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包括經濟、法律及中觀層面的企業社會責任，還涉及對社會應該承擔、能夠承擔的責任─對社會合乎道德的一切行為（楊曉智，2009）。
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從古典的企業要依照所有者或股東的期望管理公司，在遵守社會基本規則的前提下創造盡可能多的利潤，舊理念發展到 “企業公民說”、“社會契約理論”、“相關利益人說”等一系列新理念。新理念要求企業的行為既要合乎法人道德―對股東負責，還要對雇員、社區、政府負責，要盡到一個法人公民的社會責任等（黃志堅等，2009）。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復雜性及類型的差異性，客觀上加大了界定其內涵和外延的難度，也決定了學者視角的不同，從不同側面反映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本文從管理學和經濟學理論的視角探討其演進的過程。
管理學理論視角
管理學理論的分析基礎是人性理論假設，在不同的人性理論基礎上形成不同的激勵理論，進而形成不同的企業管理理論和管理方法。從人性理論的發展來看，主要經歷了泰羅的科學管理理論、梅奧的霍桑實驗提出的社會人理論、管理叢林所形成的復雜人理論以及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等。科學管理理論的基礎認為人工作的目的是為了金錢，其理論基礎是：人是經濟人，而社會人理論認為勞動者工作除了金錢外，還有社會需求和歸屬要求，而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需要，每個人都有追求自我實現的愿望。在這些人性理論的指導下，影響企業管理效益的因素也形成不同的理論，如歸因理論、雙因素理論（保健因素、激勵因素）、和諧理論等，不同理論指導下的企業會產生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
事實上，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范圍隨管理理論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從認為企業作為社會中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運用各種競爭和市場的手段來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益和財富，企業除了遵紀守法和照章納稅外，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唯一經營目標，要求企業承擔額外的社會責任是不合理到企業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人”過程中，可以看到其管理思想是從經濟人到社會人到復雜人到“以人為本”的發展歷程。目前，西方發達國家許多大的跨國公司開始把承擔社會責任作為其經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社會管理和發展而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提高社會和諧程度，保障社會公正，改變弱勢群體的生存條件，通過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和對稀缺資源的合理利用，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企業管理而言，履行社會責任已成為企業獲取利潤的一個重要前提，企業正確處理以社會責任為主要內容的非市場戰略和市場戰略之間的關系，將有利于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形象，改善企業與各方面的關系，使企業與政府、社會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從消費者角度而言，消費者的社會意識正在逐步加強，他們在購買產品時不僅注重產品是否能夠滿足自己的購買因素，更關心產品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楊曉智，2009）。
企業管理的實質就是如何解決利益的處置和分配，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演變實質反映企業歸屬權觀念的變化，即如何回答“企業是誰”的這一問題。企業理論大致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一是股東至上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只應對股東負責，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追求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管理者的中心任務；二是利益相關者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是內部利益相關者（如股東、經營者、生產者）和外部利益相關者（如供應商、經銷商、消費者）的利益結合體，企業所有者在分享利潤時，必須同時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三是企業公民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存在于一個大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中，要求把企業當作社會公民來對待， 企業在通過其核心業務為社會提供價值的同時，也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其社會責任的表現形式主要有積極參與慈善活動、社會投資，遵守法律，努力創造利潤，對社區、合作者、環境履行一定的義務和責任。
經濟學理論視角
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及沿革的梳理，可以發現：企業社會責任隨著社會價值的改變而改變，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公眾對企業的社會期望是不同的。其內涵發生變革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矛盾的激化，以及公眾對企業的期望和公司給公眾的體驗之間的落差則是導致企業社會責任內涵豐富的根本動因。
正如科斯在論述企業存在的理由時所說的，當企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時確定了企業存在的必要性和邊界。企業從成立起就決定必須進行成本利潤分析，當資本主義處于自由競爭時期，實現利潤最大化、保持競爭優勢是其發展的唯一選擇，因此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生產和發展的唯一目標；當企業規模逐漸壯大時，會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工傷、職業病、產品質量、環境污染等，企業發展而引起的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破壞也在加劇，面對利益相關者增多和國際勞工運動、人權運動、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蓬勃發展時，企業必須認真分析上述問題，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企業有義務回報社會和承擔社會責任，企業所作的每個決定、每個行為都必須基于社會責任的視角。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企業社會資本的提高，而社會資本與金融資本一樣具備創造企業財富的作用，因而從經濟學角度來看，企業在發展戰略制定時，會考慮承擔社會責任。美國社會學家林南教授認為社會資本作為一種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相區別的存在于社會結構中的個人資源，它為結構內的行動者提供便利的資源。企業是一個受市場結構與社會結構共同約束的社會行動主體，它不僅嵌于市場結構，更嵌入社會結構之中。因而，企業是一個社會資本和非社會資本的關系集合體。社會資本是一種能創造財富的特殊資本（石軍偉，2008）。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其積累和獲得社會資本的有效途徑，從企業內部來看，富有凝聚力的人際關系網絡以及蘊涵在其中的潛在資源、企業成員之間建立的人際信任的關系網絡，正是企業內部社會資本的基礎。從企業外部來看，企業承擔外部社會責任會在外部利益相關者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同時能夠獲得消費者、股東、政府和社區等的更多關注和支持，這種關系會促進企業銷售量的增長、公司市場的擴張和競爭地位的鞏固，從而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提高企業在社會大眾中的影響力，并樹立良好的形象，從而更好地構建自己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有助于企業更有力地汲取各種稀缺資源，而履行社會責任，使企業、政府、社會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從而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贏得良好的外部環境，即不斷積累自己的外部社會資本（黃志堅等，2009）。
因此，從經濟學的成本利潤分析角度來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考慮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變遷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的作用在于通過提供一系列的規則以界定人們的選擇空間，約束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減少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制度的變遷是在單個行為主體為謀求在現存制度下得不到的利益（即外在利潤）而產生制度變遷的需求所引發的，是權利和利益轉移的再分配，即權利的重新界定。制度變遷有兩種類型：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指政府以法規命令和人大制定法律等形式引入，由政府推動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進來實現的（林毅夫，2003）。
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在特定時期追求利潤最大化過程中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良的期望而形成的一組行為約束或規范、規則，其實質是企業與企業各利益相關者權利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企業社會責任本身經歷了從無到有的變遷演化過程，同時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和范圍也有一個逐步演變和擴展的歷史。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形成、發展過程就是一種制度的變遷。
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演變一般表現為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企業社會責任的形成是以消費者、勞動者、環保主義者等為初級行動團體，推動著社會責任運動不斷向前，要求企業對社會問題承擔一定的責任，同時受到作為次級行動團體的政府的幫助和支持，政府制定了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或強化已有的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法律法規，企業社會責任這種新的制度安排最終得以實現（李雙龍，2009），因此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形成路徑是自上而下的，必須通過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才能得以實現，因此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這主要是由于我國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憲法秩序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制度環境決定的，因此國內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就顯得很不主動，從而導致許多嚴重背離企業社會責任的事件發生。
結論
制度就是一國政治和經濟等行為的規則，這些規則的形成根源于一國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觀以及意識形態等因素。作為一種具體的制度安排，在我國還存在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制度環境和一系列配套制度的缺乏或不協調等問題，導致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供給不足，努力制定規章制度，培養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于政府管理部門而言任重道遠。
政府在制定管理辦法時不應超越經濟發展水平，要充分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和對整個經濟的影響，推行企業社會責任要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必須一方面積極建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構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企業具體實際情況的規范化、全方位的企業社會信用和道德評價體系，促使企業改變以往的經營方式和責任意識，形成能反映企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經濟核算與評價指標體系，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人本管理、商業道德和精神文明等指標化，融入企業經營的每一個環節，引導企業經營者把追求經濟效益與履行社會責任有機地統一起來；另一方面必須積極引導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吳健輝，200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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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論文
abc與價值工程管理是不同的，因為后者強調在產品設計階段剔除產品的過剩功能，以達到節約成本的目的。然而，剔除了產品的過剩功能，未必就消除了不增值作業。
（3）從信息來源來看，abc為基礎的戰略管理會計的信息來源具有外向性、開放性，是對各種相關信息的綜合收集和全面分析。它不局限于企業內部的信息來源，不僅要對企業內部實行規劃與決策、控制與評價，并且注重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情況，收集企業外部信息，包括競爭對手情況、行業市場需求、供貨商、客戶意向、售后服務、周邊人際關系等方面的信息，注重與供貨商及客戶進行協調與規劃，甚至關注企業與相應社會責任、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有關的信息。如epw廠，在采購階段，除了采用常規方法，還通過與供應商發展密切關系進一步控制甚至降低采購成本；在銷售階段，撤掉了很多辦事處，試行分銷制，使企業能動態地掌握競爭對手的價格與市場行情，取得長期的競爭優勢，增加了企業銷售利潤。又比如，沙鋼對物資采購實行招投標做法，在與供貨商充分“博弈”的過程中，取得了更有利的地位，僅1999年生鐵一項就節約成本4000多萬元。
(4)從戰略管理手段來看，abc雖然是必要而且非常重要的信息和管理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因此，abc應該與相關的戰略管理措施相互結合、綜合使用，而不應該孤立地采用某一種手段。比如，可以結合價值工程、本量利分析、全面預算管理、全面質量管理、產品生命周期成本、目標成本、kaizen成本、基準成本、平衡記分卡和環境成本等方法。
其中，kaizen成本法主要強調降低產品制造過程成本（如epw廠降低zh產品成本的方法）；基準成本法主要是參照其他企業或部門成功實踐，建立內部業績評價標準以改善經營；平衡記分卡（balancescorecard）是卡普蘭教授等人提出的新型管理措施，是一種在業績評價和成本管理體系中將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如客戶導向經營業績指標、企業內部營運及技術效益指標和學習創新與成長業績指標等）相互融合的方法；環境成本主要核算企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的成本。
以價值工程為例，正如上面第（2）點談到的，價值工程在產品設計階段剔除了產品過剩功能，但是未必消除“不增值作業”，同時也要看到，abc和作業鏈管理雖然努力消除“不增值作業”，但是未必剔除了產品過剩功能，所以，二者應該結合使用。再以平衡記分卡為例，其財務指標可以與abc的詳細成本資料或價值鏈的財務信息相結合，而其非財務指標也可以與abc的客戶需求預測等方法綜合使用。這樣，企業戰略成本管理手段就變得更加有效。
abc和戰略成本管理來自發達國家，在epw這樣的技術設備先進、自動化程度高、管理水平較好的現代企業中試行并獲得成效。但是，在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技術、設備、自動化程度和管理水平都參差不齊的狀況下，戰略成本管理和abc是否也能適用，是不少人都關心的問題。福建x公司和epw廠的實踐，對此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只要按照科學的思路，努力創造相配套的條件，在我國先進制造企業中，abc是具有有效的推廣途徑的；abc的實施為科學核算成本、有效降低成本、實施戰略成本管理指明了突破口。
第三節一些企業應用abc失敗的教訓
雖然上文談到了許多成功應用abc的例子，但是國內外企業對abc的應用并非都是成功的，也有不少教訓值得我們引以為戒。比如，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所屬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廠（coloradosprings）就是其中之一。
惠普是世界上管理最完善、最富創新精神的企業之一。它的成功部分歸功于它不斷地重新評估自身的控制機制和分權式的組織結構。惠普的科技含量、間接成本比重都很大，因此，理論上講，惠普公司整體上是比較適合采用abc和相關管理措施，實際上惠普公司的大多數分支機構實施abc的嘗試的確都很成功。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廠規模較大，生產示波器和邏輯分析器等測試設備。它的產品種類很多，但每種產品的產量都很少，主要銷售客戶是通訊及電腦行業的工程師等人員。管理層決定實施abc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產和支持流程，以找出成本產生的前因后果，并據此確定產品的成本，提供更加有效的成本控制和庫存評估依據，做出更合理的定價決策。
首先，在充分了解自身的各個流程后，該廠試圖找出各種成本動因，即成本因素。此處的成本動因是指一個流程中影響該流程成本的所有因素。成本動因一旦確定，信息技術小組就會幫助成本會計部門，采取各種方法利用電腦軟件跟蹤這些因素。
其次，對這些軟件進行修改，以加入新的成本動因。此處略舉一例，對物料軟件系統加以修改，目的是為了識別首選零件和非首選零件。該廠在確定其所購零件的優先順序時采取如下5個標準：技術（technology）、質量（quality）、可靠度（reliability）、交貨（delivery）和成本（cost），簡稱為tqrdc。
第三，根據tqrdc標準的評估結果，將各種零件分為首選、中等和非首選3類。由于每類零件所引起的間接費用不同，因此對3類部件的區分是很重要的。這一程序也讓研究開發部門參與了有關零件評估的工作。
該廠采用abc的這些操作，有一定的合理性，表現在：
1、抓住了該企業技術水平比較高、間接成本比較大、產品種類多、產量小、管理比較嚴格和會計信息系統比較先進的特點，實行abc的初衷是對的。
2、得到了管理層的支持，因而各部門配合比較積極，如信息技術小組、研究開發部門與成本會計部門配合較好。
3、成本動因的選擇比較客觀。比如“首選、中等和非首選”零件的區分，結合了本廠間接費用的特點；并且對于跟蹤監控的軟件不斷改進，遵循了循序漸進的規律。
該廠abc系統于1989年開始實施，然而，1992年卻半道夭折，從那以后，該廠沒有再嘗試過abc。那么，該廠實施abc失敗的教訓在何處呢？根據報道，主要問題有以下6點：
1、成本動因太多。abc理論的核心就在于對成本的“過程控制”，來對成本“追本溯源”。可是該廠abc實施者曾試圖為每一個流程“找出各種成本動因”，有一次，竟然在生產流程中挑出20多個成本因素，貪圖全面，結果導致作業中心過于分散，成本核算過于復雜，既增加了abc系統建立和維持成本，又增加了管理者對abc復雜信息理解的難度，明顯加大了“過程控制”和“追本溯源”的難度。
該廠應首先確定兩、三個絕對關鍵的流程環節，再在每個環節中找出兩、三個成本因素，并在初始階段全力以赴解決這些成本因素。這樣才能使abc更具有可操作性。
2、該廠對abc的應用沒有體現出明確的目的。從管理層決定實施abc的目標來看，“取得準確的成本信息”應該是其首要目的。因此，有關主要生產成本的動因應該詳細反映，而有關產品設計、市場需求等信息可以粗略反映。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成本動因太多”的問題。然而，該廠的abc工作卻沒有明確體現出這一目的：成本選擇漫無目的，簡單照搬abc理論，貪多求全；不但增加了實行abc的難度，而且，由于缺乏明確的信息需求目的，提供的信息沒有針對性，即使是科學地計算出了相關信息，也會出現不少abc信息“無人使用”的尷尬局面。
3、成本庫和作業中心內部缺少適當管理。雖然該廠的矛頭直指各種成本因素，預測間接費用的支出及成本因素的利用，但是，它只是每月公布成本因素的變化情況，包括成本因素的效率變量、比率變量及數量變化等，卻不對各個作業中心內部及其成本產生過程實施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并不能給一個個產品的各種成本帶來增值利益。因此，該廠應該發揮惠普公司良好的“自身控制機制”的優勢，加強作業中心內部的控制。
4、各作業中心之間成本協調、配套管理跟不上。該廠過分注重公布成本因素的月變化情況，但在針對各個成本庫和作業中心之間如何相互協調、控制成本產生的過程、削減成本方面，卻從未采取任何相應手段。比如，據報道，其研發部門做出調整，開始采用首選零件后，但是采購部門卻并不改變其成本結構。因此，吸取epw公司的經驗，制定可行措施、努力削減非首選零件的總用量及壓縮總體的成本結構，使abc與企業戰略和整體企業管理有機結合起來，應當成為該廠實施abc的主要目標。正如本章第一節所講，這種abc與企業整體管理“脫節”的現象在中國也很多，因而吸取其教訓很有必要。
5、過分強調標準成本。該廠希望把某個成本因素作為管理的基準和目標，完全實行“標準成本”的控制。但是，要想在如何具體分配成本問題上使整個群體達成共識，幾乎不可能，弱化了各個成本中心的控制作用。
實施abc應注重長期控制成本、加強管理的效果，而不應強調短期內滿足某一具體成本“基準目標”。如果那樣做，意味著要找出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成本因素及所有適當的支出項目并予以分配。本來該廠成本動因就選取得太多，加上過分強調標準成本，使成本管理部門要把實際數據和標準成本隨時做一番比較評估，導致了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對各種成本因素活動進行管理，使abc的實施就好象一場管理惡夢。與其這樣做，倒不如發揮惠普公司“分權式”組織機構的特長，讓各分權部門作為一個個成本庫，建立責任中心，著重抓好自己內部的成本控制工作。
6、該廠對abc的應用，過于急于求成，淺嘗輒止，缺少積極改進的過程。比如，雖然該廠對成本動因的跟蹤軟件作了動態的改進，但是abc自身并未深入實踐，遇到了問題，1992年后，就再也不嘗試了，而沒有象epw廠那樣組織項目組對產品深入分析和研究。事實上abc的推行，是一個動態的演進過程，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并非不允許有失誤，關鍵是努力減少失誤，并且根據abc的規律和企業自身的特點，逐漸改進和完善abc系統。
第四章結束語
通過前面對abc的理論概況、在我國應用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國內外應用狀況和經驗教訓的分析和總結，筆者認為：
首先要承認，總體上來說，我國的科技發展水平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企業整體的設備水平依然很落后，如有關報道顯示，鋼鐵、石化、電力等15個行業中，我國企業的生產技術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一般為5到10年，關鍵性技術差距更大，而abc是高新技術生產制造系統和會計核算系統的產物，所以abc在我國企業全面推行，為時尚早。然而，筆者以為，abc雖然受環境的制約和影響，但是作為一種先進的管理思想，它們并不排斥一般企業，相反，在個別先進制造企業或企業中的某一部門可以先行實施，將會帶動整個企業管理思維的變革，對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競爭力的增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從長期看，abc還會反作用于其科技環境，促進企業自動化水平的提高，并為政府提供更科學的宏觀財務信息，在國際貿易中保護本國利益。
因此，筆者認為，推廣應用abc和相關管理措施應該把握以下兩個方面：
（一）abc可以在我國一部分先進制造企業或其若干部門先行實施，逐步推廣，如果“等待完全符合條件再實施abc”，則會導致企業喪失快速發展的時機。
首先，abc作為一種成本核算和控制方法可以從企業個別部門到整個企業，從制造到服務，從個別先進企業到更多企業，逐步開展。研究和實踐都表明，企業內技術裝備水平的多層次，可以用不同的成本控制方法與之適應。例如：勞動密集型部門可采用責任成本控制；自動化程度高、間接費用比重大的部門可運用abc控制。眾多的探索已表明:即使是局部應用abc，對于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增強企業的競爭力，也會起到巨大推動作用。而且對于我國處于改制中的大中型國有企業來說，一部分已經基本具備了運用abc的條件，尤其是自動化程度和科技含量較高的企業，不一定要等全面符合條件后再實施。而實施abc后企業競爭力的提高、效益的增加，從長期來看又會促進自動化水平的提高和技術環境的改善，從而進一步為abc、戰略成本管理的實施提供更廣闊的天地。
其次，應用abc，應該重點強調其作為一種管理思想的指導作用，以廣泛更新企業的管理觀念，科學地分析解決問題，而不局限于一種成本計算方法。比如，盡管不少企業無法絕對做到jit、“零存貨”和“零缺陷”的“數據計算標準”，但是可以向這個標準努力；更何況在運用作業管理思想解決一些問題時，有些成本是無法用金額來計算的，只能依靠估計（如建立在abc基礎上的全面質量管理中因質量問題而給企業造成的信譽損失）。因此，abc不應局限于一種機械的成本計算手段，而應更多地作為一種管理思維模式運用于企業的產品設計、定價、顧客獲利能力分析、質量管理等諸多管理方面。這樣才體現了abc的本質意義。這也可能成為我國企業運用作業成本管理思想的一種模式。
（二）企業推行abc，必須結合自身的具體情況。
首先，我國企業將來在運用abc或abm時，首先應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判斷這樣做是否能為企業增效。盡管筆者主張大力提倡abc，但是，如果不顧企業生產經營實際情況，生搬硬套，不考慮abc信息的“成本-效益”關系，認為運用了abc就是好的，這樣一種思想也是錯誤的。abc在各國企業運用的經驗告訴我們，并不是任何企業都適合運用abc。如果一個企業制造費用只占一小部分，或者信息收集和處理系統需要付出很大代價，或者同時生產多種產品時是按照生產線來安排，而不是按作業中心（或成本中心）來安排，則abc并不比簡單的傳統成本法能產生更大的價值。因此，設想運用abc、abm時，企業首先應結合自身實際生產經營的具體情況，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判斷這樣做是否能為企業增效。
其次，abc系統必須取得企業最高管理層的支持。abc、abm不是僅靠會計人員即能完成的工作，它尤其需要企業領導的高度重視和積極參與，從企業競爭戰略高度去看待成本問題，解決成本問題，這是成功應用這一先進原理的先決條件。abc的具體核算和管理系統必須同企業的總體管理體系相互協調，才能取得管理層的支持，才能發揮足夠的效用。
第三，應用abc的具體措施，一定要結合企業自身生產流程和經營環境的特點，從而明確本企業應用abc的具體目的。由于國情、企業歷史基礎、產銷環境和技術工藝不同，既不能照搬abc權威理論的條條框框，也不能照搬國外或其他企業應用abc的經驗。
第四，abc系統本身是個不斷改進的過程。既要吸收別人的經驗教訓，又要在企業親自嘗試abc的實踐中不斷摸索，根據自身的成本特點和工藝特點去不斷完善abc系統，不可企求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把abc作為立桿見影的“萬能藥”，也不可淺嘗輒止，一遇困難就否定abc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從第三章第一節對abc在我國應用狀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應用abc的企業，管理工作之間仍然存在一定的不協調或“脫節”現象，更有必要對abc系統不斷改進。
第五，推廣應用abc，必須結合企業自身會計人員的素質狀況。要實施abc系統，僅僅有先進的會計系統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有高素質的會計隊伍，以保證原始數據的準確性、信息處理的高效性和abc管理的嚴格性；否則，如果各個作業中心提供了失真數據，或者人浮于事、作風散漫，abc就會弄巧成拙。所以企業必須結合自身會計人員培訓的實際情況確定如何具體設置abc系統。從第三章第一節的分析來看，香港和大陸都存在著會計隊伍和管理人員對abc知識不夠熟悉的情況，加上我國會計隊伍整體素質不高的事實，因而企業在對abc系統設置和改進的過程中，更有必要結合自身會計人員的素質狀況。
總之，隨著科技的加速發展，企業自動化程度的迅速提高，間接費用占總成本的比重不斷提高，買方市場已經成為普遍的經濟背景，我國加入wto導致開放程度和競爭強度不斷增加，企業之間以人才和技術為基礎的競爭日趨激烈，推廣應用abc和相應的abm管理思想顯得越來越有必要。只要企業準確把握abc的規律，深入調查企業內外部情況，深刻領會和靈活運用這一先進成本核算和經營管理理論的精髓，abc和相關的管理措施一定會為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
宜賓職業技術學院經管系財務1051
作者：趙小平會計來源：自己點擊數：651更新時間：2005-11-12
關鍵詞：作業，成本庫，價值鏈，作業成本法，適時生產制度，制造成本法，責任會計制度，戰略成本管理
第一章作業成本法的理論概況
本章擬就作業成本法（activity-basedcosting,又譯為作業成本計算法，以下簡稱abc）的歷史、產生依據、概念體系等三個方面對abc的理論概況作以介紹。
第一節abc的歷史
abc起源于美國，較有影響力的主要有以下幾位學者的觀點：
（一）科勒（kohler,ericl.）的作業會計思想。科勒的作業會計思想，主要來自于對20世紀30年代的水力發電活動的思考。在水力發電生產過程中，直接人工和直接材料（這里指水源）成本都很低廉，而間接費用所占的比重相對很高，這就從根本上沖擊了傳統的會計成本核算方法——按照工時比例分配間接費用的方法。其原因是，傳統的成本計算方法（本文指制造成本法），預先假定了一個前提，即：直接成本在總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如工業革命以來，機器大生產中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和原料消耗一直是成本的主體）。科勒提出的會計思想，主要有以下觀點：
1、作業（activity），指的是一個組織單位對一項工程、一個大型建設項目、一個規劃或重要經營事項的具體活動所作的貢獻，或者說某一個部門的某一類活動；作業在現實生產活動中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此時才第一次被運用到成本核算和生產管理之中。
2、作業賬戶（activityaccount），對每一項作業設置一個作業賬戶，對其相關的作用（貢獻）和費用進行核算，對作業的責任人，要能進行控制，即是說，同一個責任人控制的作業活動才是一項獨立的作業。
3、作業賬戶的設置方法是，從最低層、最具體、最詳細的作業開始，逐級向上設置，一直到最高層的作業總賬，類似于傳統科目的明細賬、二級賬和總賬。
4、作業會計的假設是，所有的成本都是變動的，所有的成本都能夠找出具體責任人，控制由責任人實施。
在會計史上，科勒的作業會計思想第一次把作業的觀念引入會計和管理之中，被認為是abc的萌芽。
（二）斯拖布斯（g.t.staubus）的會計思想。斯拖布斯是第二位研究作業成本法的學者，他分別在1954年的《收益的會計概念》、1971年的《作業成本計算和投入產出會計》和1988年的《服務與決策的作業成本計算——決策有用框架中的成本會計》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作業成本觀念。其理論要點有：
1、會計是一個信息系統，而作業會計是一個與決策有用性目標相聯系的會計，同時，研究作業會計首先應該明確其基本概念，如作業、成本、會計目標（決策有用性）。
2、要揭示收益的本質，首先必須揭示報表目標。報表目標是履行托管責任或受托責任，為投資決策提供信心，減少不確定性，報表中的收益和利潤，與成本密切相關；abc揭示的成本不是一種存量，而是一種流量。
3、要較好地解決成本計算和分配問題，成本計算的對象就應該是作業，而不是某種完工產品或其對應的工時等單一標準。成本不應該硬性分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費用，更不是根據每種產品的工時來計算分配全部資源成本（無論直接的或間接的），而是應該根據資源的投入量和消耗額，計算消耗的每種資源的“完全消耗成本”。這并不排除最后把每種產品的成本逐一計算出來，而是說，關注的核心應該是從資源到完工產品的各個作業和生產過程中，資源是如何被一步步消耗的，而不是完工產品這一結果。
（三）20世紀末abc研究的全面興起。當時，計算機為主導的生產自動化、智能化程度日益提高，直接人工費用普遍減少，間接成本相對增加，明顯突破了制造成本法中“直接成本比例較大”的假定。制造成本法中按照人工工時、工作量等分配間接成本的思路，嚴重扭曲了成本。另外傳統管理會計的分析，重要的立足點是建立在傳統成本核算基礎上的，因而其得出的信息，對實踐的反映和指導意義不大，相關性大大減弱。雖然當時流行許多模型，但是除了所依據的信息相關性值得商榷外，還很抽象、難懂，甚至一些專家都看不懂，其實踐意義就更差了。在這種背景下，哈佛大學的卡普蘭教授（roberts.kaplan）在其著作《管理會計相關性消失》一書中提出，傳統管理會計的相關性和可行性下降，應有一個全新的思路來研究成本，即作業成本法。由于卡普蘭教授等專家對于abc的研究更加深入、具體而完善，使之上升為系統化的成本和管理理論并廣泛宣傳，卡普蘭教授本人被認為是abc的集大成者。其理論觀點有：
1、產品成本是制造和運輸產品所需全部作業的成本總和，成本計算的最基本對象是作業，abc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產量耗用作業，作業耗用資源。即：對價值的研究著眼于“資源作業產品”的過程，而不是傳統的“資源產品”的過程。
2、認為abc的本質就是以作業作為確定分配間接費用的基礎，引導管理人員將注意力集中在成本發生的原因及成本動因上，而不僅僅是關注成本計算結果本身，通過對作業成本的計算和有效控制，就可以較好地克服傳統制造成本法中間接費用責任不清的缺點，并且使以往一些不可控的間接費用在abc系統中變為可控。所以，abc不僅僅是一種成本計算方法，更是一種成本控制和企業管理手段。在其基礎上進行的企業成本控制和管理，稱為作業管理法（activity-basedmanagement,以下簡稱abm）
abc的成本雖然是“完全消耗成本”，但是并不同于中國1992年以前的“完全成本法”的成本，因為abc的成本強調的是“消耗”的成本，未必包括全部生產能力成本，即不一定等于“投入成本”。比如，如果一臺機器每月正常產量是100件產品（代表了生產能力和投入成本），但是如果企業只投產了80件，就存在著20件（100件減80件）產品所對應的“未利用生產能力成本”，而abc下產品的成本就不包括“未利用生產能力成本”，只指全部投入成本的80%；相反“完全成本法”是原蘇聯模式的照搬，核算的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全部投入成本，指運輸費用和生產、管理、理財費用等全部支出項目，包含了“已利用”和“未利用”生產能力成本。
第二節abc產生的依據
那么，abc理論的產生有什么樣的客觀依據呢？
一、理論依據。
abc的理論依據是：傳統的成本計算方法以產品作為成本分配的對象，把單位產品耗用某種資源（如工時）占當期該類資源消耗總額的比例，當成了對所有的間接費用進行分配的比例，這是不合理的；成本分配的對象應該是作業，分配的依據應該是作業的耗用數量，即對每種作業都單獨計算其分配率，從而把該作業的成本分配到每一種產品。
二、實踐依據。
（1）從必要性上來講，abc產生的依據體現在針對傳統成本計算法的科學性、傳統管理會計的研究和實踐中對于成本習性的假設所產生的質疑。
傳統成本計算法假定直接成本比例較高，同時，傳統管理會計中，把成本習性劃分為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并且建立模型y=a+bx，而這種成本的劃分和模型的相關性，是立足于短期內經營、業務量也無顯著變化的假設上的。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后，企業要應對多變的市場風險，強調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突出了戰略管理，企業管理部門對持續經營的要求日益增加，而從長期經營的角度來看，絕大部分成本都是變動的，傳統認為成本屬性應該劃分為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的假定和模型y=a+bx，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時間上的相關性；兼并的浪潮、生產的規模化、經營的全球化，導致企業的業務量急劇上升，突破了模型y=a+bx的業務量假定；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計算機為主導的智能化、自動化日益普遍，技術密集型產業占據主導地位，同時，網絡經濟為首的信息經濟、知識經濟已經到來，這些經濟活動，導致直接人工和直接材料等直接成本投入比例大大降低，許多企業的間接成本占絕大部分，這導致模型y=a+bx即使在短期內和一定業務量內也失去了相關性。時代的發展，需要一種解決傳統信息失真問題、打破y=a+bx模型的成本計算理論，而abc就是滿足這一需要的理論。
（2）從可能性上來看，適時生產法（justintime,以下簡稱jit）為abc的可行性創造了條件。
在日本等國家，jit已經逐漸推廣。該生產系統中，企業在生產自動化、財務電算化條件下，合理規劃，大大減少生產和銷售過程中的周轉時間，使原材料進廠、產品出廠、進入流通的每個環節，都能緊密銜接，甚至完全消除停工待料、有料待工等浪費現象，減少生產環節中不增加價值的作業活動，使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象鐘表的零件一樣相互協調，準確無誤地運轉，達到減少產品成本、全面提高產品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綜合經濟效益的目的。
jit系統需要較高的管理水平。如要有“零存貨制度”，以保證減少原材料、半成品和產成品占用的資金，真正做到適時生產，進而要求良好的交通、完善的原料市場等社會條件；要有“零缺陷制度”，保證各環節銜接正常，及時提供合格產品；要有“單元式生產制度”，如同銀行的“柜員制”，消除過細的分工，這又要求車間工人是全能的，保證封閉式生產，因為過細的分工帶來了過多的流水環節。目前這些在中國很難完全做到，但我們可以努力逼近這一標準。
由于作業賬戶的設置方法是從最低層、最具體、最詳細的作業開始，逐級向上設置的，操作比較復雜，因而需要較為精確而高效的成本統計和計算手段，需要嚴格而科學的控制和管理體系。而jit的出現，就使abc的應用成為可能。
第三節abc的概念體系
任何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都需要一套必要的概念體系作為支撐以便完整而準確地解釋世界、探索規律從而指導實踐，abc也不例外。abc必要的概念有以下幾種：
（一）與作業有關的概念：
1、作業（activity），指企業為了達到其生產經營的目標所進行的與產品相關或對產品有影響的各項具體活動。
2、作業鏈（activitychain），是相互聯系的一系列作業活動組成的鏈條。現代企業實際上是一個為了最終滿足顧客需要而設計的一系列作業活動實體的組合，所以企業就是作業鏈。
3、價值鏈（valuechain），從生產經營環節上看就是作業鏈，是從貨幣和價值的角度反映的作業鏈。卡普蘭教授等學者認為，立足于經營的最后一個環節（即產品銷售到顧客的環節）來看，能夠產生和增加顧客價值的作業是需要大力加強的有效作業，不增加價值的作業是維持作業或無效作業，需要嚴格控制。但是，無效作業不等于無用作業。比如，修復殘次品、管理活動，都增加不了價值，是無效作業，但卻是維持企業正常運營的有用作業。
價值鏈需要不斷的優化組合，如努力減少各環節的無效作業，使之逼近于零；在各環節有效作業中，提高其產出比例等。前面提到的jit、“零存貨”、“零缺陷”和“單元（柜員）式”生產制度就是優化價值鏈組合的重要手段。
價值鏈的優化組合需要對其作科學的分析。分析價值鏈應該體現市場營銷意識，尤其在買方市場中，要從顧客著手，分析顧客支付的價格與其受益的比例、產品與競爭對手的比較，逐步延伸到廠商的內部價值鏈組合情況；控制價值鏈應該從產品設計環節開始，盡力改善價值鏈的組合，提高其投入產出比例。
（二）與作業成本習性(costbehavior)有關的概念：
1、短期變動成本，就是短期內發生變動的成本，與產出量呈正比例變動。這與傳統意義的“變動成本”口徑是一致的。
2、長期變動成本，是短期內一直不發生變動，長期中雖不隨產量變動，但是與作業量呈正比例變動的成本。比如產品質量檢驗費，不應該按產量分配給產品，而應該按照產品接受的檢驗勞務量（作業量）來分配，就可以看作一種長期變動成本。
作業量與長期變動成本二者的變動不一定是同步的，存在一個時滯問題，即作業量減少時，當期長期變動成本未必減少。比如，當月企業質量檢驗次數減少了，但是檢驗人員的固定工資可能并沒有馬上減少。對此調整期的成本分配問題，應遵循“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
3、固定成本，是既不隨產量變動，也不隨作業量變動的成本，比如西方國家企業中歷史成本計價的“土地所有權”。
作業成本法下的長期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在傳統制造成本法下都叫“固定成本”。
（三）與成本動因有關的概念：
1、成本動因（costdrivers），又譯作成本驅動因素，是對導致成本發生及增加的、具有相同性質的某一類重要的事項進行的度量，是對作業的量化表現。成本動因通常選擇作業活動耗用的資源的計量標準來進行度量，如質量檢查次數、用電度數等。
選擇合理的成本動因很重要，最好由成本會計師、生產工藝工程師、abc專家共同組成專門小組來做選擇，要把企業看作價值鏈的組合，照顧到動因選擇的全面性、代表性、操作性和動因與其他部門的密切關聯性。
主要以資源消耗數量作為基礎的動因，通常是伴隨著短期變動成本而發生的，是分配短期變動成本的根據，大多既與作業量有關，又與產量有關，接近于傳統的變動成本處理方法，比如制造業中機器運轉時間、加料重量、工時（雖然不等同于傳統成本法的“工時比例分配法”，但工時仍可以選擇為動因）。但是主要以作業量（可以看作工作量，但不是產量）為基礎的成本動因，如檢驗、維修等部門作業，導致了長期變動成本的發生，是分配長期變動成本的依據。如表1-1：
表1-1制造企業的部分成本動因及各自驅動的成本
成本動因驅動的成本
生產批次生產、調度部門的相關成本
進料定單數量材料采購部門的相關成本
驗收次數驗收部門的相關成本
發貨單數量發貨部門的相關成本
維修次數維修部門的相關成本
檢驗次數質量管理部門的相關成本
生產調整和投產準備次數生產調整部門的相關成本
2、成本庫，即作業中心，由相同性質的成本歸為一類而構成，如維修車間、檢驗車間各自對應一個成本庫。
選擇成本庫（作業中心）的類別時，也應該照顧其與整個價值鏈、其他部門聯系的密切性。成本庫的主要類別有：
（1）單位水平作業中心，即生產每一單位產品所發生的作業量不變，作業總量隨產量變動，如原材料耗用中心。
（2）批次水平作業中心，即生產每一批產品所發生的作業量不變，作業總量隨生產批量呈正比例變動，如生產調度、計提準備、質量檢驗中心。
（3）產品水平作業中心，即為支付生產每類產品或勞務所發生的作業總量隨著產品的項目呈正比例變動，如產品測試中心。
（4）維持水平作業中心，為了維持生產環境所發生的作業，如冬天取暖、夏天降溫、車間照明等中心。
3、分配率，某一成本庫耗用的可歸集的總成本，除以該成本庫對應的總作業量。其意義和作用類似于制造成本法的制造費用分配率。
4、作業成本的分配方法為：某產品應分配的某類作業成本i=該類作業成本分配率×該產品消耗的該類作業量
該產品應分配的全部作業成本=∑i
從abc的概念體系的框架中，我們可以看出，abc的理論基礎，是認為生產過程應該描述為：生產導致作業發生，產品耗用作業，作用耗用資源，從而導致成本發生。這與傳統的制造成本法中產品耗用成本的理念是不同的。這樣，abc就以作業成本的核算追蹤了產品形成和成本積累的過程，對成本形成的“前因后果”進行追本溯源：從“前因”上講，由于成本由作業引起，對成本的分析應該是對價值鏈的分析，而價值鏈貫穿于企業經營的所有環節，所以成本分析首先從市場需求和產品設計環節開始；從“后果”上講，要搞清作業的完成實際耗費了多少資源，這些資源是如何實現價值轉移的，最終向客戶（即市場）轉移了多少價值、收取了多少價值，成本分析才算結束。由此出發，作業成本計算法使成本的研究更加深入，成本信息更加詳細化、更具有可控性。
第二章在我國先進制造企業中應該推廣應用abc
本章擬就abc的現實意義、適用條件和在我國推廣應用的可行性等幾方面來闡述“在我國先進制造企業中應該推廣應用abc”這一觀點。
第一節abc的現實意義
（一）微觀意義
ⅰ、abc使成本信息更加科學，
解決了傳統成本信息失真問題
同一種產品的單位成本在作業成本法下和制造成本法下計算出的結果常有差異，甚至相差懸殊。為什么呢？原因主要在于兩種方法對間接費用的分配不同。制造成本法把每單位產品耗用的某一項成本標準（如產品耗用的工時占總工時的比率），當成了對所有費用（如在電器開關制造類企業中，包括備料、液壓、噴漆、加鹽、檢查和折舊費等）進行分配的比率。事實上，產品分別耗用各種費用所占各種費用總額的比例，絕不是僅僅用工時比例這樣的單一指標所能代表的（尤其是間接費用）。這樣的實例很多，比如，生產工時或機器工時耗用較多的產品，其耗用的產品質量檢驗費用就多了么？顯然未必，因為檢驗費用的多少與生產時間的長短沒有直接的正比例關系。又如，某產品的工時耗用比重大，也許是由于在集體勞動中（如勞動密集型產業），許多工人在較短的時間內共同在車間勞動造成的，而不是占用車間的絕對時間很多，也就不應該分攤較多的廠房折舊費用。所以，制造成本法下按照單一的工時等標準分配間接費用的做法，顯得草率武斷，必然造成有些產品成本虛增，有些虛減，不符合“誰受益，誰負擔；多受益，多負擔”的公平配比原則和信息相關性原則，導致成本信息失真。
我們舉例來說明其信息失真的影響：如果企業本月在同一個車間生產兩種產品，一種產量高，另一種產量低，那么在制造成本法下，高產量的產品由于耗用的工時比較多，就負擔比較多的廠房折舊費，而低產量的產品由于耗用的工時比較少，就負擔比較少的廠房折舊費。然而，兩種產品占用廠房的時間是相同的，應該分擔相同的廠房折舊費。所以，制造成本法高估了高產量產品的成本，低估了低產量產品的成本。
而abc則解決了這一問題。從以上分析中還可以看出，abc的關鍵步驟在于，計算出每種作業的分配率，再根據每種產品消耗的某項作業量乘以相應的分配率，得出這種產品消耗的該項作業成本，再把這種產品消耗的各項作業成本加總，就是這種產品的作業總成本。
可以看出，abc區別于傳統成本法的計算步驟在于：abc不是直接考慮產品成本或工時成本，而是首先確定間接費用分配的合理基礎——作業，然后找出成本動因，具有相同性質的成本動因組成若干個成本庫，一個成本庫所匯集的成本可以按其具有代表性的成本動因來進行間接費用的分配，使之歸屬于各個相關產品。
因此，abc與傳統成本法相比，其根本區別具體表現在：縮小了間接費用分配范圍，由全車間統一分配改為由若干個成本庫進行分配；②增加了分配標準，由傳統的按單一標準分配改為按多種標準分配，對每種作業選取屬于自己合理的分配率。abc針對生產過程中每種作業選取屬于自己的分配率，按各產品消耗成本動因或作業的數量將成本庫的成本逐一分配到產品總成本中去，這樣，成本核算的核心就集中在了生產對資源一步步消耗的各個具體環節中，抓住了許多動態變量，就真正消除了傳統成本法中用人工工時等作為唯一標準去分配全部間接費用的不合理性，解決了傳統成本法帶來的成本信息失真問題，使成本核算更準確，更具有相關性和配比性。
ⅱ、abc使企業產銷決策更加合理
產銷決策和產品定價合理性的基礎是成本計算的科學性。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傳統成本法下的成本信息是不科學的。不過，在粗放式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產品中人力、材料等直接成本占總成本的絕大部分，而間接成本所占的比重較小，所以傳統成本法中對間接費用分配的不合理數額所占的比例也較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同時，此時基本上是賣方市場，產品利潤率較高，保證了單價和單位成本之間有一個較大的差額，足以抵消傳統成本信息失真的影響，因而傳統成本法保持了較大的相關性，通常不會導致嚴重的決策失誤。但是，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企業自動化、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生產工人工資等直接成本所占的比例大大減少（許多企業直接人工只占總成本的5-10%），間接成本比例大幅度增加，傳統成本法失真信息的數額越來越巨大；而且，隨著買方市場的到來，廠商之間競爭日益激烈，許多產品的市場單價已經逼近成本，容納不了太多的成本誤差。
此時仍然根據傳統成本信息作出的產銷決策，常常是有些產品本來是贏利的（尤其在單價很低時，其真實的贏利率還是很高的），但是在傳統法下，企業誤以為是虧損的（比如高產量的產品成本就被高估，獲利水平被低估），從而錯誤地拒絕了定單，喪失了市場機會，在競爭十分激烈的買方市場下，非常可惜。而有的產品，實際上是虧損的（尤其在單價很低時，其真實的虧損率是難以容忍的），但是在傳統的成本法下，企業誤以為是贏利的（比如低產量產品的成本就被低估，導致利潤被高估），從而錯誤地接受了定單。這樣，傳統成本法進一步造成了利潤報告的嚴重失真。這就是為什么會出現“定單單價都高于‘單位成本’，但最終卻虧損”這一奇怪現象的原因。
abc的本質決定了它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答案，因為采用abc后，成本信息更具有科學性、相關性，從而使產銷和定價決策更加合理、利潤信息更加真實。
ⅲ、abc對企業內部管理的意義
實施abc的深刻意義還在于，在作業中心的基礎上建立責任中心，甚至進一步采用作業預算方法和作業管理法，能夠更有效地實現責任會計目標。作業成本的核算過程中，成本核算的核心集中在了生產對資源一步步消耗的各個具體環節中，比如在電器開關制造企業中，abc使管理者準確把握了諸如備料（原材料消耗）、液壓、噴漆、加鹽、檢查和直接人工等作業活動，從而控制了成本的形成和累積過程。比如，如果耗用總成本最多的是液壓部門和噴漆部門，要引起重視，查明原因，看是否有貪污、浪費等現象，以及是否這兩個作業中心技術不夠先進、工藝不夠合理。即使這樣巨大的開支是合理的，仍要視之為“要害部門”，嚴加管理，任用優秀的液壓、噴漆作業責任人。又如，如果分配率最大的是液壓和加鹽部門（雖然加鹽部門的總成本不是很大），也要引起重視。如果證實這樣的分配率是合理的，就加強對這兩項作業耗用數量的控制，合理減少生產流程中加鹽的次數。這樣，abc就把管理者的注意力引向了資源消耗的原因上，有利于更好地執行責任會計制度，改善內部管理。
ⅳ、abc對企業戰略成本管理的意義
實施abc對企業的深刻意義，還在于它突破了傳統管理會計的局限性，體現了先進的戰略成本管理思想，能有效改善企業的戰略決策。
傳統的管理會計，根據傳統成本信息，把成本習性劃分為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并建立模型y=a+bx（a為固定成本；bx為變動成本）。這一模型的有效性是立足于短期內經營和業務量無顯著變化的基礎上的。然而，隨著規模化和全球化經營的日益普遍，企業的業務量急劇上升，長期來看，絕大部分成本都是變動的，傳統成本信息失真程度不斷增加，傳統的模型y=a+bx所提供的管理信息，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相關性。
基于abc的管理會計分析，不把成本簡單劃分為變動成本和固定成本，而是以作業這一流量作為劃分成本習性的依據，進行動態的價值鏈分析，根據這種比較準確的成本信息所進行的動態分析和管理活動，從戰略經營的角度看，具有更大的相關性。而且abc為基礎的戰略管理，是立足于經營全程的作業鏈和價值鏈管理，把握了市場需求動向、企業生產過程和售后服務等經營的全部過程，能夠使企業經營戰略更及時地應對市場風險、適應環境的變化。
ⅴ、abc對企業優化資源配置的意義
全世界、研究機構內部、國家之間的科研合作程度均在增長，合作者通過合作開展了相互的學習并能在學術領域產生比個體更強的影響力。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合作確實能提升科研產出的質量，同時通過合作發文整合合作雙方競爭力和技能，進而能攻克難以解決的問題，提升成功的機會。而兩個地方之間的科學合作強度，一方面取決于互相學習的機會，另一方面則由合作所需的時間與金錢所決定，如研討會、學術會議、學習交流、研究室資源共享等形式的科研合作所形成的交通成本及耗時會隨著研究者之間的空間距離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交通及信息溝通方面的技術進步通過簡化科研合作過程，降低遠程信息溝通的交通成本及耗時促進了科研合作這一增長趨勢。Hoekman的研究假設指出不僅是物理距離，地區邊界、國家邊界、語言邊界也會影響歐洲科研合作，但這一影響程度隨著時間減弱。那么中國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本文將沿用Hoekman的研究假設體系，形成本文的假設。假設1:對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而言，隨著距離的增加，在NSFC項目資助下科研合作會隨之梯級式減少。假設2: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研究主體在跨越不同邊界時，科研合作會呈現出不同規律。
2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產出包括發明、數據庫、專利、技術、專著以及發表的論文，其中科學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經過同行評議從而保證了最基本的質量及獨創性，從而發表的論文作為研究科學合作的載體以及一個體現個人學術價值的指標，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產出形式之一。關于論文的統計數據來源有三種方法:其中之一是文獻計量和數據庫中所提取的已發表的論文。合作是指在科研項目中兩個或更多學者之間的密切交互，這種交互是帶有一個或更多目的的，如為獲取資源而合作等。Cumming提出了五種科研合作行為:責任劃分、資源共享、知識轉移、學術會議、交互技術，觀察Cumming論文中的相關系數矩陣發現五種合作行為與六種項目產出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中，知識轉移與項目產出之間的6個相關系數均高于其他四個合作行為。進而科研合作可以看作在公開發表物上的成對出現的地區名稱，所以對于本文所建立的數據庫而言，是在中國知網(以下簡稱CNKI)上發表的由NSFC項目資助下的共同發文的單位名稱。本文研究團隊于2013年7月5日－12日期間在CNKI個人數字圖書館中，按照期刊檢索條件為“支持基金”，并在該選項中輸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396名博導在1999－2012年間所獲475項NSFC項目的批準號進行摘要式檢索，共檢索到8156篇論文。采集檢索結果中的“作者”、“作者單位”、“年份”三項信息，所檢索出的信息逐一錄入“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項目數據庫”。Katz總結了影響科學合作的十類因素，其中第十種就是空間距離的縮短。他提出分析位于不同空間位置上的合作關系應包括三個步驟，參照Katz所提出的步驟，本文在第一步中構造了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科研合作面板數據庫，同時對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進行了擴展，如引入了引力模型開展靜態面板回歸和動態面板回歸。
3研究結論
3．1隨著距離的增加，合作是否會隨之梯級式減少
距離所造成的合作障礙因素包括文化的、語言的以及組織間的差異性，因此大部分的交流強度在本質上會隨著兩個交互主體之間的距離增加而削弱，同時因為科研項目的順利推進需要項目參與者頻繁地開展研討活動，從而處于相同或鄰近地域的學者之間開展科學合作的可能更高，更傾向于空間上的集聚。從空間上看是否是這樣呢?從圖1中展示的是1999－2013年期間8156篇論文中合作發文單位所在城市(同一城市內部的除外)對子，可以看出中國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在經度23°117''''E至45°75''''E以及緯度104°067''''N至126°65''''N的不規則梯形區域里，這一區域的四個頂點分別為成都、廣州、上海、哈爾濱。另外，華東地區是七大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這便引發了如下問題，即圖1中僅是展示的是城市之間的合作，若從地區層面來看，又呈現出怎樣的更為深入的現象和規律呢?Hoekman對2000－2007年期間的WOS數據庫中33個歐盟國家的313個地區的合作發文數據進行了統計，發現就總體而言，樣本的科學合作發文在顯著性水平為5%時，地區邊界效應要強于國家邊界效應，而后者又強于語言邊界效應，這三者的彈性系數依次為:－3．342、－1．645、－0．969，其研究結果表明合作發文具有地域性，且“遠程邏輯”與“地域邏輯”并存。本文對Hoekman的遠程邏輯進行細化，對應圖2中的地區③間合作以及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而地域邏輯對應圖2中的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圖2中三種合作占比在2003年以前呈振蕩態勢，以2004年為界地區間合作占比與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之間合作占比兩折線開始呈現明顯的交錯上升態勢，地區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為2009年的0．067，而地區內相同城市不同學校間合作占比的最低值出現在2005年為0．052，地區間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最高值于2012年達到0．051，這兩個占比的最低值均大于地區內不同城市間合作占比的最大值，且從2005年開始后者一直遠遠低于前兩者，說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的NSFC項目資助下在發文上呈現出的“同城”偏好④以及“跨區”偏好，并隨著時間的推進得到了加強。這兩個偏好的發現恰恰與Pan不謀而合。盡管當前交互工具有較快發展，但科研合作中的引力定律仍成立，意味著科研工作者更傾向于尋求與他們位于同一區位的合作伙伴。然而遠程合作卻并不少，且相互作用的強度呈指數衰減。由圖2發現假設1部分成立，即合作會減少，但不是梯級式的，而是發生了主體的躍遷，即跨區偏好和同城偏好之間的偏好躍遷。
3．2跨越不同邊界時，合作是否會呈現出不同規律
牛頓第三定律可用于揭示位于空間上不同點的主體之間的交互問題，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響區域網絡中科研合作的決定性因素，兩個地區之間的合作強度取決于兩個地區各自的發文量及兩地區之間的物理距離。分別借助靜態面板和動態面板展開進一步分析，可借助靜態面板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NSFC項目資助下所開展的科研合作進行分析，關于距離與科研合作相關關系的代表性文獻使用引力模型建立靜態面板的總結如表1所示。Montobbio總結了距離的四種測度:地理距離(包括三種計算方法:兩地區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也可用兩地區的中心城市之間的經緯度距離，亦可用兩地區的最大城市之間加權的距離來衡量);考慮了交流成本的“時差”距離;文化歷史相關的距離;技術距離。由Montobbio的相關系數矩陣表發現第一種距離中的三種類型的距離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三者兩兩之間的相關系數均為0．99，從而使用其中任何一種即可，同時結合表1的歸納，本文采用的是與Pan相同的測度形式，即以兩個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引力模型中的距離度量。根據技術經濟及管理博點的分布，參照全國城鎮體系規劃(2006－2020年)的劃分，中國七大地區的中心城市最終確定為⑥:沈陽(東北)、上海(華東)、武漢(華中)、廣州(華南)、重慶(西南)、和西安(西北)，本文中地區之間的直線距離采用地區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作為度量。本文所使用的引力模型與表1中Hoekman以及Ponds的形式相同為:Cij=kPα1iPα2jdβij，據此建立計量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pubi+α2lnpubj+α3lndisij+vit(1)式1中co．pubij為地區i(第一作者所屬單位為地區i)與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pubi表示地區i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pubj表示地區j在NSFC項目資助下在CNKI上的總發文量，disij用兩地直線距離⑦表示。α0表示截距項，誤差項為vit，i=1，…，7為橫截面下標，t=1，…，13為時間單元下標。經過LLC單位根檢驗，發現co．pub、pub、dis均不存在單位根，說明不存在偽回歸，可以使用OLS進行靜態面板回歸分析⑧，結果如表2所示。(1)地區合作的距離效應、自我效應、尋他效應與滯后效應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科研合作具有重要性，但在地區間的重要程度不同，一個地區的知識生產不僅受到其周邊地區的正向影響，而且與其所處的研究網絡中關系鄰近地區的影響，Scherngell研究發現兩個組織之間的距離每增加100km，兩者的合作會減少27．8%。表2對某個地區其他地區之間合作發文的計量模型進行了靜態面板回歸，發現七個地區的距離與合作發文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負值并介于－0．16至－0．31之間，即距離disij與雙邊合作co．pubij呈負相關關系又即存在“距離效應”。其中華南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弱為－0．1615，說明短期內空間上的鄰近性對于該地區開展合作的意愿并不強烈。而華東地區的距離系數最強為－0．3017，表明在短期內空間距離仍是影響該地區開展科研合作的關鍵因素，意味著該地區開展區際間合作時地域空間的鄰近性顯得更為重要。地區i及其他地區j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與該地區自身發文量pubi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其中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華東地區自身發文量每增加100篇，其與其他六個地區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64．83篇，在七個地區中“自我效應”最強。“自我效應”強即當對方合作發文量一定時，某地區自身發文量越多則其會吸引其他地區參與合作發文的意愿越強。西北地區的“自我效應”最弱，其相關系數雖也為正，但不顯著。自身發文量彈性系數低于0．3的地區有東北(0．2899)、華北(0．2998)、華南(0．2609)，高于0．3的地區為華中和西南其系數值分別為0．3368和0．3442。地區i的合作伙伴j的發文量pubj也會對這兩個地區間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影響，但卻呈現出正向和反向兩種情況:如華東地區合作伙伴發文量會對華東地區的合作發文量產生反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0191(雖然并不顯著)。華南和西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雖然會對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產生正向影響即為正相關系數，但卻不顯著。東北和西北的合作伙伴發文量與這兩個地區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均高于0．3，在顯著性水平均為1%時分別為0．3270和0．4707，其中西北地區的“尋他效應”最強，即當該地區自身發文量一定時，其合作伙伴發文量越大，則西北地區尋求與合作伙伴共同發文的意愿越強。表2的分析均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合作的短期規律，那么長期條件下又會呈現出怎樣的規律呢?借助動態面板開展進一步分析，引入co．pubij的滯后項，建立模型如下:lnco．pubij=α0+α1lnL．co．pubij+α2lnpubi+α3lnpubj+α4lndisij+vit(2)由于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項，進而造成了估計的內生性問題，可采用由Blundell和Bond所提出的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由于其具有更好的有限樣本性質，減小了一階差分GMM估計量的偏誤而被廣泛應用)。本文利用了更多的樣本信息，可以控制某些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的一步系統廣義矩估計SYS－GMM對式(2)進行參數估計，結果見表3所示。當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作為解釋變量后，發現華南、華中、西南的Sargen值均低于0．05，分別為0．0000、0．0139、0．0049，表明未通過Sargen檢驗即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問題。表3中僅有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個地區的動態面板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觀察表3發現東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會對當期合作發文量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條件下存在正向影響，相關系數為0．3574，表明東北地區上一期與其他地區的合作文量每增加100篇，下一期的合作發文量便會增加35．74篇。可認為東北地區存在“滯后效應”即前一期的合作發文量L．co．pubij會對后一期的合作發文量co．pubij產生顯著性影響作用，這與Defazio以及Jonkers的研究結論相吻合。Defazio利用GMM模型對1990－2004年間歐盟項目資助的科研網絡中296位學者在基金資助下的科研合作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在資助期結束后，科研網絡中的合作對科研產出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且上一期的論文產出對后一期的論文產出在顯著性水平為1%下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介于2．40－2．55之間。Jonkers在2009－2011年期間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CONICET科研機構124位受訪者所做的問卷調查所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后，同時前期發文量與當年國際合作發文量之間在顯著性水平為5%下呈正相關關系，且相關系數為1．01。可以發現這兩項研究結果中的相關系數均高于本文表3中的相關系數值。華東地區、西北地區的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對當期合作發文量的彈性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分別為0．3310和0．2713。而華北地區的“滯后效應”不顯著，東北地區的滯后效應最強。另外，當解釋變量系統中引入滯后一期合作發文量后，其他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四個地區中僅有華東地區的所有解釋變量的彈性系數不僅作用方向沒有改變且作用強度加大了，稱為華東模式:短期內華東地區的距離效應(顯著)、自主效應(顯著)均在長期內得到了強化，而短期內不顯著的負向尋他效應在長期內卻變得顯著了。這表明華東地區在當前及以后一段時期內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該地區作為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基礎研究的重要知識基地，吸引其他地區與其合作的引力會更強。長期內距離效應變得不顯著的地區為華北、西北，表明短期內華北、西北兩個地區尋求合作伙伴的距離障礙在長期里卻會“消融”，這種現象也發生在5thEUFP項目的公共科研合作中，Scherngell認為主要原因可能是政府要求每個科研項目中必須有國際合作伙伴。由于本文的樣本數據為中國國內數據，基于此可以認為NSFC不僅應加強國際地區間合作，更應首要加強國內(地區)合作。但多長時間才能出現距離的消融卻是一個問題，部分取決于NSFC能否以及多大力度在項目資助政策上鼓勵合作研究，若是則距離消融的時長會大大縮短。Montobbio采集了1990－2004年間11個發展中國家與7個發達國家的USPTO專利申請者的14684項合作開發的專利，利用引力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創新力越高、人口越多的國家的預期合作越多，越多的當地需求會降低空間距離對開展合作的影響，反映在相關系數上絕對值減小。這一原因也可用于解釋為何長期中西南、華東的距離障礙卻未消融，即西南和華東地區的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在NSFC項目資助下開展科研合作的需求更多地集中在地區內部。長期內華北地區合作伙伴的發文量對華北地區合作發文量不會產生顯著影響，相關系數為－0．0994(不顯著)，表明條件充分的時華北地區可能會向華東模式演進，而條件之一便可能是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導的時空遷徙，本文統計數據顯示在統計期內發生遷徙的博導中有16．7%的遷徙進入華北地區。而跨省合作的現象并不顯著，但對于技術經濟及管理學科而言其開展科研合作是否也如是呢，且又呈現出什么樣的細化特征?本文對20個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城市開展合作發文占比為前三四分位數的鄰省合作占比、同省合作占比以及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三個指標在圖3中進行了展示。發現圖3中大橢圓以及小橢圓所包括的點呈現出“剪刀差”走勢。城市內合作占總體合作的占比大于20．00%的為:哈爾濱40．98%，南京32．93%，長沙29．02%，合肥27．92%，北京26．65%，西安24．24%，天津23．08%，上海21．13%，武漢20．25%，成都20．00%。圖3中，對技術經濟及管理博士點所在的20個城市按照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值由高到低對三個指標同時進行了排序，發現福州、南昌、長春、杭州、哈爾濱、南京、北京、沈陽、長沙、成都這10個城市中的不相鄰神域合作占比折線與同省合作占比折線形成了一個大“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鄰省合作的意愿和頻率均很低，說明隨著這10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意愿的減弱，同省合作的傾向卻得到了加強。相對而言，福州、南昌、長春三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傾向幾乎是占絕對主導的。而重慶、武漢、合肥、西安、太原這5個城市的不相鄰省域合作占比折線與鄰省合作占比的折線也形成了一個小“剪刀差”趨勢，且由前至后開展同省合作的意愿均很低，說明這五市開展鄰省及不相鄰省域合作的意愿及頻率均相對較強。綜上所述，研究結論顯示不論是從地區層面，還是省域層面，均發現假設2成立。
4主要結論及展望
關鍵詞：信息技術；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發展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經濟的發展，現代社會信息技術作為時展的主流，計算機、物聯網以及多媒體為核心的技術發展過程中，促使人類轉變以往的日常生活交流學習的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學習的效率，學習的效果，因此，在高校實行經濟管理專業學生的實踐教學具有重要的意義。針對當前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發展滯后的現狀，充分借助信息技術平臺構建經濟管理專業的實踐教學，可以為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滿足社會需求適應社會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信息技術可以為經濟管理類學生提供實踐的教學場所，利用高科技技術進行實踐內容，虛擬模擬結合的實踐操作下，使得學校可以節省大量的實踐經費，為學生提供更先進科學的實踐教學體驗，幫助學生盡快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促進自身經濟管理專業的經驗提升。
一、應用信息技術實現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必要性
1．突破傳統實踐教學模式
應用信息技術實現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突破傳統實踐教學模式。信息技術具有跨時間、跨區域的特征，可以促使經濟管理專業的實踐教學，突破以往傳統教學的局限性走出課堂，走入實踐虛擬空間，虛擬教學突破時間教學的成本。學生在登陸虛擬網絡系統的同時，不受時間、地域、空間的限制，隨意選擇自身的管理角色進行管理模擬實踐練習，并根據自身的需求設定合理的實踐內容等。
2．提高經濟管理實際教學的質量
應用信息技術實現經濟管理實踐教學，提高經濟管理實際教學的質量。在經濟管理專業教學中應用信息技術，新媒體技術可以提高高校培養人才的能力，并在教學中利用虛擬的網絡空間構建實踐模式，對理論知識進行綜合運用，增強自身的實踐經驗，在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影響下，傳統的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要求越來越高，實踐教學融入了現代進行技術，提升了虛擬化實踐平臺的教學效果，使得學生能夠更好地感受到經濟管理的重要內容，深入感受到社會激烈競爭，更好地將實踐知識應用到工作中，為社會輸送更加高素質的管理類人才，提高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質量。應用信息技術進行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不僅提高了教學的質量、教學的水平，從而達到了更好的教學效果，而且促進了教師整體教學水平的提高，學生自我能力的提高，全面地實現了整個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為社會輸送了大量高端技術、管理人才，提高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
二、應用信息技術實現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模式
1．模擬教學
應用信息技術模擬經濟管理實踐教學。作為現代信息技術專業管理的實踐教學人才，其在經濟管理實踐情境的過程當中，為學生創造了管理的主動權，總結管理經驗，進行模擬學習的重要建設平臺，強化學生理論知識，在實踐教學中的應用信息技術平臺對學生進一步學習實踐管理，掌握經濟管理操作經驗，更好地學習專業知識和技能。
2．實踐推演
應用信息技術進行實踐推演，絕大多數的學校開始應用新媒體教學，新媒體技術為學生提供形象的知識解釋方法，活躍課堂氣氛，微信、微客等多種新媒體技術提高學生的課堂直觀感受真實性，使得學生積極參與到企業的生產管理中。對企業的生產運作及時了解，在虛擬的時間操作中獲得經驗，促進自身專業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
三、應用信息技術發展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未來情勢
信息技術處于高速發展的階段期，在高科技的助力下，可以更好地解決經濟管理實踐教學的難題，為學生構建模擬實踐教學空間，使得學生深入實踐教學的內部。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背景下，應用信息技術為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提供幫助。促進學生充分消化吸收理論知識，提高實踐能力，可以使得學生直觀地感受到企業的實際運作情況，掌握實踐經驗，提高自身解決管理問題的能力，為社會輸送輸送具有較高素質管理能力的專業人才。未來信息技術發展必然催生更多的新媒體技術發展，應用多種新媒體技術進行經濟管理實踐教學必將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影響整個時代的教學模式的轉變、教學資源的重組以及應用，而并不局限于經濟管理教學中應用信息技術，整個教學工作必然形成以信息技術為載體的多元化教育模式。
四、結論
針對現代企業的發展而言，其運行的效率、競爭的實力等主要決定于企業內部管理人才的使用程度，高素質的管理人才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加專業的管理服務，提高工作的效率，繼而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信息技術在經濟管理專業實踐教學中的應用，可以為學生通提供虛擬實踐平臺，使得學生在有限的教學條件下，應用實踐操作能力，豐富自身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更好地運用到經濟管理工作中，促進企業經濟管理的水平提升。
作者:曾箏 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景點漲價是不是真的像聽證會所說的那樣“缺乏維修費用”？湖南省張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區門票價格構成很能說明問題。如果不計算環保車收費，武陵源核心景區的門票價格為108元。在108元門票收入中，真正直接用于資源保護的費用只有8元！相比資源保護費，武陵源核心景區門票IC卡制作成本也是8元；已經建成多年的張清公路、索張公路要瓜分10元；不管是不是坐飛機來張家界的游客，購買的核心景區門票中，要支付10元錢的“機場建設費”；而門票收入中47元的“景區管理成本”，意味著維持管理機構運作的代價竟然是資源保護費的近6倍！武陵源景區有這種情況，其它地方如何？相信各景區都心中有數。
同樣，景點漲價是為了“保護稀缺資源”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如果說景點漲價就是為了“保護稀缺資源”，那么人們會問：除了漲價，就沒有別的辦法保護稀缺資源了嗎？漲價是不是保護稀缺資源的唯一辦法呢？漲價就一定能保護稀缺資源嗎？這么多年來，風景區門票價格一漲再漲，但是保護水平和效果又怎樣了呢？因此，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化經營中，“保護稀缺資源”之說，不過是漲價的一個借口而已。
景區門票價格大幅上漲是不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呢？回答同樣是否定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本國國民，都是實行免費或象征性的低價格參觀，借以鼓勵本國人多參觀古跡，激發國民的愛國熱情。在法國，像盧浮宮那樣的國立博物館，門票價格才幾歐元；俄羅斯克里姆林宮和艾爾米塔什（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門票均為100盧布（近4美元），大約相當于俄羅斯人中等月收入的1％，未成年人、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員、殘疾人等特殊群體均可享受大幅度的優惠，學生在寒暑假期間還可免費參觀；意大利最貴的景點門票價格也不足意大利人均月收入的1%，參觀著名的古羅馬斗獸場才需6歐元；埃及對殘障人和老年人實行免票制度，學生（包括大學生）和兒童享受半票待遇，埃及人自己參觀博物館的票價只收取2埃鎊，金字塔的票價，只交1埃鎊，僅是兩張大餅的錢；日本自然景觀不收門票，文化景點收費很低，不到職工人均月收入的2％；美國的城市都有一些免費公園，小到街心公園，大到紐約市著名的中央公園，都沒有圍墻，不收門票。在首都華盛頓，數不勝數的博物館幾乎都是免費的。相比之下，我們一些旅游景點的競相漲價，怎能讓公眾沒有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