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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的同化

診所法律教育在中國經過十年的推廣和實踐,已經完成了從理念突破到實踐操作的破冰之旅。作為一個西方的舶來品,診所法律教育在中國被引入后,接受了美國診所教育的先進理念與核心價值,開設法律診所課程的各法律院系提供了像美國法學院一樣的診所教育課程。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同化過程與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體現了診所法律教育的精髓

(1)教學目標的能力性。對于診所法律教育的目標,從美國法學院開設診所法律課程的實踐來看,診所法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讓學生掌握辦理真實法律案件的基本技能,將法律知識學以致用,學會“像律師那樣思考問題”。中國診所法律教育也以此目標的實現來指導診所教學,“通過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法律實際應用的過程,培養學生的法律實際能力,促進學生對法律的深入理解,縮小學院知識教育與職業技能的距離,培養學生的法律職業意識觀念”。[3](P3)

(2)教學內容的實踐性。診所法律教育包括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兩部分。在課堂教學環節,診所教師在課前要對所講主題根據自己專業特長和實踐經驗,結合律師的法律職業技能要求進行認真的設計,準備實施方案,課堂上學生主要通過角色模式、案例討論等方式,獲得許多法律實務方面的經驗和技巧,如:如何會見客戶、如何調查取證等;在實踐教學中,在診所教師切實的指導下,學生通過辦理真實案件,參與案件的全部過程和細節,訓練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技巧,培養學生法律職業技能和職業責任心,提高其法律應用能力,使他們獲得模擬練習中無法獲得的經驗。

(3)教學方式的開放性。在診所法律教育中,學生是教學的中心,教師的作用僅僅在于引導、幫助和建議。在課堂上,采用角色模擬、互動式、分組式、提問式和討論式等開放式的教學方法,讓每個學生都積極參與,教師讓每一個學生都有發言的機會,教師和學生真正平等地進行交流。“老師在聽取學生意見的過程中,適當地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有針對性地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并由學生自我總結討論的情況,老師針對不同的觀點進行簡短的評述。診所教育,老師在教學中充分體驗到學生的感受和表現,這是一種教學相長、互動交流的模式。”[4](P95)在課堂外,診所教師通過電話、郵件、面談等方式指導學生辦案,把學生置于律師的角色,辦理真實的案件。可見,診所法律教育的教學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要求學生從經驗中學習,從實踐中學習,并在實踐中反思。

(4)教學評估的獨特性。對診所教學評估是診所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首先,評價是持續性的,貫穿于整個診所教學活動中。其次,評價的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學生的自我評價、學生間的相互評價、指導教師對學生的評價、當事人對學生的評價等。最后,評價的標準不是案件的輸贏,而是學生通過實踐所獲得的技能,以及為獲得這些技能而進行的努力與思考。

2.診所類型的專門化與多元化

美國診所法律教育經過近五十年的發展,診所類型呈現出專門化和多元化的特點。美國的法學院在原有的移民、婦女權利保護、刑事辯護、調解、社區等診所類型的基礎上,創造性地設立了新的法律診所類型,如哥倫比亞大學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律診所、環境法診所、國際人權診所、數字化時代的律師執業診所;哈佛大學的家庭暴力診所、健康保障診所;耶魯大學的颶風災害救濟法律診所、監獄法律援助診所。這些診所類型的設立反映了美國法學教育的務實精神,以及對社會的高度關注。[5](P10-14)目前,我國診所法律教育在診所類型上的發展也體現出上述特點,如西北政法大學設立了刑事診所、民事診所、立法診所、公益法診所、社區診所、勞動法診所;清華大學設立了消費者權益保護診所、勞動者權益保護診所;中國政法大學設立了刑事診所、青少年越軌診所、知識產權診所、勞動法診所、行政法診所;武漢大學設立了社區診所、調解診所;揚州大學設立了婚姻家庭診所。診所類型的專門化與多樣化給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的發展帶來了勃勃生機,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有中國特色的診所教育已初步形成”。[5](P19)

3.法律診所積極開展對外合作

美國法學院在推進診所教育的過程中,對過去法學教育中學徒式的教育方式進行了改革、完善和創新,與校外的法律援助機構、律師事務所等實務部門建立了廣泛的聯系,為診所法律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實踐場地。中國各高校的法律診所與社會服務機構的合作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如清華大學與北京市工會合作設立了調解診所,與北京市律師協會憲法與公民權利保護專業委員會合作設立了公民權利保護診所。據調查研究表明,各高校法律診所對外合作的主要對象是各級各類法律援助機構,如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診所與北京市司法局和昌平區司法局合作,在中國政法大學設立法律援助中心;北京大學法學院與密云縣司法局合作;貴州民族學院、黑龍江政法管理干部學院等高校紛紛建立了地方法律援助中心(處)的工作站,為法律診所學生進行專業實踐提供了較好的平臺,切實有效地推進了診所法律教育。法律診所通過對外合作,一是解決了診所案源的問題,擴大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受案能力;二是解決了學生辦案身份的問題;三是部分地解決了診所運作的資金和指導教師缺乏的問題。[6](P20)

4.診所教師來源的多樣化

診所法律教育的實踐性特點決定了指導老師除了要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外,還需要有豐富的法律實踐經驗,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雙師型”人才。從美國法學院診所法律教育師資隊伍來看,除法學院原有的教師隊伍外,還聘請有豐富實務經驗并熱愛法學教育的律師參與教學。與之相同,為了更好地提高診所教育的教學質量,國內較多高校法律診所聘請校外實務部門中熱心于診所法律教育的專業人士,如法官、檢察官、律師、婦聯等社會團體中的法律工作者作為特邀指導教師,參與診所課堂教學和對學生進行具體的實訓指導,實行校內教師與校外聯姻方式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目前已經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二、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的異化

診所法律教育以律師職業訓練與職業道德教育為基本內容,彌補了傳統法學教育方法的不足,大大激發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提高了法學教育的質量。可以說,每一個開設法律診所課程高校的法學專業學生都要“擠破腦袋”才能參加該課程的學習。但是,中國診所法律教育在實踐運作中,出現了有別于其來源地美國診所法律教育理念與核心價值的異化現象,這應該引起診所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視和關注,并亟待加以矯正。

1.將法律診所定位為民間法律援助機構和學生社團在學界,有人把法律診所定位為“高校法學實踐教育機構、公益法律服務機構和學生社團三位一體的結合體,以高校學生社團組織的形式,承載著法學教育和公益法律服務的雙重功能”。[7](P3-5)筆者對這種觀點不能認同。

首先,法律診所這一概念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法律診所是一門法學專業的實踐性課程。診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國各高校法律院系的推廣主要依托的是法律診所這門課程;另一方面,法律診所是法學專業學生進行實踐的基地。也就是說,法律診所課程的運作就是以“法律診所”這一實踐基地作為載體。一般情況下,學者們在談及“法律診所”這個概念的時候都是從這兩個角度來界定的。

其次,盡管法律援助是法律診所課程教育的重要內容,但是法律診所不能等同于法律援助機構。診所法律教育的目標之一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援助服務,這與法律援助的目標是一致的,然而二者卻有本質的區別。從性質來看,法律診所是法律院系學生進行實踐的基地,診所法律教育追求的是教育效果,即對學生的法律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的培養;而法律援助是一種司法的救濟制度,它所追求的是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從案件范圍來看,法律診所學生的案件是診所教師挑選過的,“診所受理的案件具有局限性,診所往往需要確定某一類特殊群體作為援助對象,辦理同一類別案件。這是診所永遠無法也不可能取代法律援助機構的地方”。[8](P63)換言之,診所學生所的案件只是國家規定的法律援助范圍的一部分,通過案件的首要目的在于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再次,法律診所更不能定位為學生社團。眾所周知,學生社團是學生自我管理的學生自治組織,以實現自我教育和自我鍛煉為目標,在高校一般掛靠在校團委,接受校團委的統一領導。相反,診所法律教育的主體是指導教師、學生和當事人,學生是教學活動的中心,學生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參與法律實踐的過程,學習職業技能。同時,各高校的診所法律教育接受的是中國診所教育委員的指導。可見,把法律診所定位為學生社團是對診所法律教育的重大誤解。

2.法律診所課程被邊緣化設置

美國作為診所法律教育的故鄉,大約90%以上的法學院都采用診所教育方法。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不僅為法律診所教育課程提供教學經費,法學院的十多間辦公室專門提供給法律診所使用,而且學生選修法律診所課程的學分高達7學分。由于學校的重視和法律診所課程出色的教育效果和良好的社會反響,使法律診所課程受到了學生的普遍重視和歡迎。[9](P415)然而,中國診所法律教育在法學教學體系中尚未進入主流課程系列,被邊緣化設置。從目前開設法律診所課程的院校來看,都是將診所課程作為一門實踐類課程,絕大多數學校將其作為專業選修課來對待。甚至有的學校尚未將此課程列入教學計劃,而是作為一門特殊課程來處理;也有的學校雖然開設了診所課程,但是根本沒有課堂教學這一環節,選修此課程的學生直接在法律院系老師或者律師事務所律師帶領下辦案。這使診所課程的存在或者可有可無,或者被邊緣化,并非不可或缺。究其原因,受傳統法學教育觀念的影響以及診所教育的高成本,有的領導和老師并不不認可這門課程,在他們看來法學專業的學生在校學習的時間只有短短幾年,他們以后有相當多的乃至終生的時間從“實踐中學習”,因此,更應當在學校期間集中精力學習知識,提高法學理論素養。這表明較多法律院系還沒有真正認識到診所法律教育在法學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診所教育對主流法學教育影響不大。

3.診所教師的兼職化與年輕化

在美國大多數大學的法學院,從事法律診所教育的教師大多是中年以上,具有豐富的律師執業經驗。在耶魯大學,從事診所教育的教師人數已經達到法學院教師人數的25%以上。[9](P415)而且法學院大部分診所教師都是專職的,不用承擔診所課程之外的其他專業課程,在職稱晉升上也有不同于法學院其他教師晉升的評價標準。我國目前的診所法律教育中,師資隊伍呈現出如下特點:其一,指導教師兼職化。與美國擁有專職化的診所教育師資隊伍不同,我國從事診所法律教育的指導教師首先先完成正常的教學與科研任務,然后才是他們診所教育中的指導任務,工作任務十分繁重。其二,指導教師非專業化。絕大多數法律院系的診所教師都沒有受過相關的培訓,對診所教育的理念與課程設計缺乏認識。較多教師充當診所教師不是因為自己的興趣與追求,而是為了滿足診所教育的師生比被拉過來的。其三,指導教師年輕化。由于診所課程的邊緣化設置與付出精力太多,較多法律院系讓年輕的教師充當指導教師,年輕的教師由于資歷淺不好推辭。這些年輕教師大多研究生剛剛畢業,雖然具有較高的法學理論水平,但實務經驗不足,有時無法對診所學生進行有效的指導。在2009年診所教育論壇暨年會上,筆者對診所教師的整體相對年輕深有感觸。

4.個別院校法律診所課程的虛置化

據筆者調查,國內開展診所法律教育的個別法律院系由于對該門課程的不重視,導致法律診所課程被虛置化。主要表現在:其一,診所課堂異化為普通課堂。一方面,有的學校把法律診所課程僅作為一門專業選修課對待,并沒有建立一個遴選機制,導致參加法律診所課程學習的人數以及師生比與其他課程沒有差別。另一方面,診所教師在課程上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與普通法律課程沒有差別,根本沒有體現診所教育的精髓和核心目標。其二,診所課程缺失課堂教學環節,異化為專業實習。有的學校診所教師直接把學生放在律師事務所,讓學生在律師的帶領下辦案。事實上,這改變了診所教育所倡導和實踐的以學生為教學主體、教學互動和相長的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