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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配網;低電壓;綜合治理
中圖分類號：TM7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6）22-0029-01
1.農村配網低電壓的原因
1.1 農村配網基礎設施不健全
我國農村配網設施運行年限普遍較長，變電站的數量和分布也多有不足，中低壓供電線路的供電范圍較大，但是供電線徑較細，而且隨著供電年限的增加線路老化現象嚴重，輸電距離長，輸電容量小，配電變壓器容量難以滿足農村用電需求，造成農村配電低電壓現象經常發生。據相關數據分析，我國農村65% 的用戶用電容量不足0.8kVA，86% 的農村低壓供電半徑超標，75% 的低壓主輸電干線的線截面積不符合國家相關規定標準。
1.2 農村用電需求的快速增長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我國相關的農村政策，農村的發展十分迅速，這就造成了農村用電需求的增加。彩電、電腦、冰箱等高功率家用電器逐漸走入農村百姓家，打破了農村以前僅僅是使用白熾燈照明的用電模式，這些家電的普遍使用造成了農村的供電設施配備與用電需求嚴重不匹配，農村配置電容量不足，電網無功缺額越來越大，導致無功功率在輸電網路大規模輸送，從而引起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愈發嚴重。
1.3 農村用電特性引起低電壓
因農村居民外出務工現象普遍，平常家中多是老人和小孩，用電量不大，而且較為穩定，農村電壓也能夠達到正常供給。然而在春節期間，外出務工人員陸續返鄉，農村用電量短時間內大量增長，尤其在燈火通明的除夕，電燈、電暖氣等家用電器的大量使用，造成配電線路和配電變壓器工作負荷嚴重超載，進而造成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的出現。
1.4 供電設備運行維護不到位
保證電壓質量是一項復雜的工作，綜合性較強，電網的結構、供電的能力、用電性質的判別以及設備是否正常運行，這些都是保證農村正常供電必不可少的因素，忽略以上因素，不能做到對各因素的透徹分析，就可能形成管理漏洞，進而影響供電質量。可能出現三相負荷不平衡，變壓器未調擋，變電站母線未調壓，無功補償裝置未充分投運等現象，進而引起農村供電電壓不足的現象出現。
1.5 農網建設改造不徹底
農村配網自建設改造以來基本處于無投資的狀態，線路、變壓器等基礎設施使用年限過長，而且基本都處于帶病運行的狀態，明知道農村配網存在低電壓問題而無力治理。伴隨著國家體質改革，新一輪的農村配網改造正在積極進行，對農村配網改造的投資也逐年增長，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正在逐漸緩解，然而農村配網低電壓問題存在已久，要想在短時間內得到徹底治理是很難實現的。
1.6 改善項目落地困難問題
近兩年在解決人口密集城鎮配網低電壓問題的時候，時常發生改建項目落地難的問題。居民以影響正常生活、影響自身健康為由，阻礙配電變壓器的修建，出現了一方面居民用電電壓低，一方面又拒絕改善低電壓狀況的局面。
2 農村配網“低電壓”治理難點
2.1 做到建立綜合治理的組織體系
根據具體的治理項目建立嚴格的組織體系，可以根據需要建立專門的治理項目領導小組和組織機構，并且明確領導小組和組織機構的工作職能。同時要求各個轄屬區域建立相應的領導小組，責任到人，確立嚴格的責任制度，保證工作的層層落實，從上到下的確保治理工作正常、高效的開展。
2.2 做到嚴格的運行管理
在實際工作中，要確保農村配網運行維護管理工作的力度，逐步建立健全電壓質量管理體系，并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建立崗位責任制。對客戶端電壓進行實時巡查，并建立相應的巡查制度，同時建立完善電壓質量監控網絡，應定期對電壓質量和負荷進行實測，根據實測數據掌握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的相關信息，并定期對設備進行檢測，如發現電器設備接頭接觸不良等缺陷，要及時進行維修，保證供電設施的正常運行。準確掌握各配電設施的運行機理和工作特性，并對低電壓信息進行實時收集，建立電壓質量問題查找、分析和提供相應的整改措施等相關工作相統一的管理體系。如果發生三相負荷不平衡，配電變壓器擋位不當或者迂回供電等故障，造成農村供電電壓不足，要對故障進行及時處理，采取相關措施消除低電壓現象，并提交書面故障報告，對故障情況進行統計，以便于治理。在農村地區開展有序用電宣傳，引導農村居民合理用電，尤其是在用電高峰期，指導居民用電錯開高峰期，進而保證農村居民可以正常用電，同時減少農村配網低電壓現象的發生頻率。
2.3 制定科學合理的治理方案
在制定低電壓治理方案時，要嚴格遵循國家電網公司以及地方電網公司關于農村配電網絡改建的相關政策和技術建議，根據待治理區域的具體情況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努力確保治理即達標。在項目安排方面，優先治理均戶用電量小、低壓供電半徑長的區域進行治理，優先治理人口密集的區域，優先治理95598投訴受理的區域。設計治理方案時，要根據治理區域的實際情況，合理的選擇導線截面和供電半徑，對于導線截面和供電半徑的選取，要根據手冊進行查詢，例如，滿足10kV 的線路供電半徑，鄉村不宜超過15 千米，低壓線路供電半徑鄉村不宜超過500 米。不僅如此，選取過程中還應根據線路的載流量，電流密度以及線路末端電壓偏差等多個方面因素進行考慮，綜合各個因素進行全面的計算分析。對于導線截面的選擇，電網架空主干線應大于95 平方毫米，低壓主干線導線截面面積應大于50 平方毫米，中性線截面面積應與相線截面面積相同。在進行縮短供電半徑工作時，可以調整重負荷線路，重新分配現有負荷，并根據投入和產出比，適當增設變電站。
2.4 做到組織有序
農村配網低電壓綜合治理工作時間長，而且工作任務相對繁重，施工作業點較為分散，戰線較長，同時易受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的影響，因此，在進行治理工作時，一定要做到精心策劃，嚴密組織，有序安排，嚴格落實治理方案的各項工作，加強對施工力量的組織，以確保可以順利、成功的完成治理工作。治理完成后，要對工程進行數據實測，現場詢問，座談交流，以評估治理工程是否充分發揮效益，是否可以徹底的消除低電壓問題。從項目立項方面來看，是否存在治理標準偏低或者選型不當的問題，是否存在因永久性施工缺陷，進而影響設備，造成運行故障的現象，為以后的農村配網低電壓治理問題提供可靠依據。
2.5 開展對線路及臺區電壓監測分析工作
隨著scada 系統及臺區用電采集系統的運用，使得基于電壓采集的大數據分析變為可能。能夠運用大數據分析工具對采集系統基礎數據進行處理，從低電壓臺區所在線路、發生時間和累計天數進行綜合分析。以監測數據分享為依據，對低電壓臺區進行精準定位，為配網申報改造項目提供依據。
2.6 確保配網建設改造精準投入
在低電壓臺區監測定位的基礎上， 配合配網規劃及網架建設需求，強化配網建設精準投資。特別是對中壓線路半徑超過15km 的10kV 線路，要增加上級電源點布置，改善網架結構;對于戶均容量不足2kW 的臺區，要選擇負荷中心進行增點、增容。
3 結語
為了保證農村配網的正常運行，需要在實際的治理工程中不斷總結經驗，突破治理工程中的難點，努力開發新的治理技術和方案，為農村配網低電壓治理工程提供更好更新的理論和實踐依據。
參考文獻
[關鍵詞] 乳腺癌；術后化療；心理狀態；生活質量；綜合性護理
[中圖分類號] R473.7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3）36-0086-03
The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PAN Weiqin1 YE Xinqing2 YE Hong2
1.Wuyi County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hua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Wuyi 321203，China；2.Breast Surgery，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ed Tumor Hospital，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Seventy-two ca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nursing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36 cases in each group，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ized clinical symptoms in patients symptomatic car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focu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care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care，chemotherapy extravasation treatment， chemotherapy intervention， diet car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toxicity of care. The patient's mental state parity group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s， nursing satisfaction， clinical symptoms. Result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patients mental stat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1.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mtrol group 75.0%（P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sychological status； Quality of life； Comprehensive care
乳腺癌是女性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近年來發病率每年以3%～4%速度遞增，且發病日趨年輕化。化療是目前治療乳腺癌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乳腺癌患者術后行化療均存在焦慮、抑郁、恐懼、失落等不同的負性心理狀態，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1]。隨著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改變，做好乳腺癌患者術后化療的綜合性護理干預對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減少患者的病痛、使患者積極配合治療、使其順利完成化療計劃至關重要[2]。
1 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選取2011年1月～2013年1月在我院進行輔助化療的乳腺癌患者72例，意識清楚，無智力障礙，對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男性乳腺癌患者以及由于復發或轉移而致住院并行二次手術治療的乳腺癌患者以及合并其他嚴重疾病的患者。年齡38～71歲，平均（45.7±3.2）歲，其中48例行乳腺癌根治術，24例行乳腺改良根治術。兩組患者分別采用CEF化療方案（環磷酰胺+表柔比星+5-氟尿嘧啶）、TC方案（多西他賽+環磷酰胺）、TE（多西他賽聯合表柔比星）、EC-T方案[CTX（環磷酰胺）、EPI（表阿霉素）化療4周期后，改用紫杉醇類的藥物再化療4周期][1]。兩組患者根據護理方法不同隨機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各36例，兩組患者的年齡、婚姻史、手術類型及化療方案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1.2 護理方法
兩組患者均于術后2～4周接受化療，化療6個周期。對照組根據患者臨床癥狀采取隨機對癥護理，干預組著重實施綜合性的系統護理干預，具體內容如下。
1.2.1 心理護理 多數乳腺癌患者術后情緒低落，甚至缺乏治療信心，護理人員應多與患者溝通，根據患者的文化修養、經濟狀況、家庭情況等方面進行針對性的心理護理，認真傾聽患者的訴說，耐心解釋患者提出的問題，用療效好的典型病例鼓勵患者積極配合治療，解除其緊張、焦慮、恐懼等消極的心理狀態，使患者對疾病及治療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以良好心態和穩定情緒積極配合治療，確保化療的順利實施。同時邀請家屬（尤其是配偶）、同室病友共同參與，可以取得很好的心理治療效果。
1.2.2 化療藥物外滲的處理 化療藥物一旦發生外滲，立即停止注射，回抽針頭中殘余的化療藥物，推注地塞米松5 mg后拔針，24 h內冰袋局部冷敷，24 h后50%硫酸鎂濕敷[4]，也可取金黃散用清茶水或紅花酒調成糊狀局部外敷。抬高患肢減輕腫脹，局部已明顯壞死、潰瘍者需外科清創處理。
1.2.3 化療反應干預 向患者及家屬介紹化療的相關知識，告知其化療的意義、目的及按時正規化療的重要性、化療藥物可能出現的副作用；同時選擇性格開朗、樂觀自信、康復效果較好的患者及家屬進行化療成功經驗的交流。在不影響治療的前提下，盡量選擇不良反應小、對癥使用的藥物，盡量減輕患者的不適。
1.2.4 飲食護理 告知患者化療前進食蛋類、乳類、瘦肉、禽類及豆制品等高蛋白飲食，化療期間多食含維生素及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西紅柿、胡蘿卜等。對腹瀉患者予香蕉、去脂肉湯等含鈉鉀食物，少食產氣食物。最后，化療后2～3 d予雞蛋羹、米粥、酸奶等易消化食物。
1.2.5 行為干預 教會患者常用的行為控制技術，如疼痛、惡心嘔吐時放松、催眠、意向控制等[5]。通過行為放松療法、音樂療法和注意力分散療法來改善患者的心理狀態。
1.2.6 毒副反應的護理 ①一般化療用藥后2～3周頭發出現脫落，發生脫發時要注意保護頭部，避免日曬，外出時要帶帽，不要使用對頭發有刺激性的洗發液，可戴假發或帽子，以消除患者不良心理刺激。②對于嘔吐劇烈無法進食的患者可適當應用止吐藥。護理人員要密切觀察患者嘔吐物的性狀、顏色等，幫助患者做好口腔護理，保持口腔衛生。③化療后最嚴重的毒性反應是骨髓抑制，主要表現為白細胞、血小板下降，因此化療后應密切觀察患者的血常規，定期復查，當白細胞低于1.0×109/L時，要暫停化療[6]，立刻報告醫師及時給予注射升白細胞、血小板藥物等，多休息，避免感染。
1.3 評價指標
1.3.1 心理狀態的評估[6] 通過調查問卷將乳腺行化療后患者的心理狀態歸納為焦慮悲觀、孤獨無助、自憐、主觀感覺異常、猜疑、期待、希望七類，觀察患者對待疾病的態度，分為有效（樂觀向上，積極配合治療）、好轉（心情時好時壞，對治療結果信心不足）、無效（心理護理干預失效，患者精神萎靡不振）。
1.3.2 乳腺癌患者化療反應癥狀評價[8] 主要觀察兩組患者化療期間發生疲倦、惡心、嘔吐、疼痛、呼吸困難、失眠、食欲喪失、腹瀉、便秘等癥狀改善情況。
1.3.3 生存質量的評估 采用世界衛生組織生存質量測定量表（WHOQOL-100）進行評估，該量表涵蓋生理（physical domain，PHD）、心理（psychological domain，LID）、獨立性（independence）、社會關系（social relationshipdomain，SRD）、環境（environment domain，ED）和精神/宗教/信仰（spritua1ity/religion/personal belief domain，SRPD）6個領域24個方面的內容以及一個評價健康狀況和生命質量的評分。各個領域及各方面的得分均為正向得分，得分越高，生存質量越好[9]。
1.3.4 護理滿意度調查 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進行調查，包括護理人員的工作態度、技術水平、專業知識情況、健康教育、主動巡視及知曉度等；滿分100分，評分標準：>85分為滿意，84～60分為較滿意，
1.4 統計學方法
全部數據均采用SPSS12.0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心理狀態改善情況
見表2。干預組患者心理狀態改善情況有效率達91.7%，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5.0%，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心理狀態改善后的效果比較[n（%）]
注：*與對照組比較，P
2.2 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化療期間臨床癥狀改善情況
見表3。干預組患者化療期間出現疲倦12例、惡心嘔吐10例、疼痛8例、呼吸困難3例、失眠16例、食欲喪失13例、腹瀉11例、便秘6例，均分別明顯少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3 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化療期間臨床癥狀改善情況[n（%），n=36]
注：與對照組比較， *P
2.3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生存質量各項評分比較
見表4。干預組患者的各項生存質量評分分別為：生理（77.36±15.78）分、心理（49.24±13.30）分、獨立性（51.12±9.12）分、社會關系（65.32±7.49）分、環境（60.81±6.27）分、精神/宗教/信仰（66.12±7.48）分，均分別高于對照組（72.63±12.58、（42.38±10.69）、（48.37±8.31）、（60.11±9.67）、（55.23±7.12）、（60.49±8.59），差異具有顯著性（P
表4 干預組和對照組患者生存質量各項評分比較（x±s，分，n=36）
注：與對照組比較， *P
2.4 干預組和對照組出院時護理滿意度比較
見表5。干預組出院時護理滿意度評價為91.67%，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2.22%，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表5 干預組和對照組出院時護理滿意度比較[n（%）]
注：與對照組比較，*P
3討論
乳腺癌是女性腫瘤最常見的疾病之一，近年來發病率逐年上升但死亡率逐年下降，這主要是由于乳腺癌知識的普及，使得部分患者得以早發現、早治療以及完善的治療方案與護理方法，其中輔助化療在乳腺癌患者的治療中占據重要的作用。但任何一種化療方案均產生不同的不良反應，術后由于生理功能的喪失以及化療的毒副反應，工作和家庭角色的改變，使患者發生軀體、心理等問題，如出現憤怒、恐懼、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對患者的康復過程和日后的生存質量帶來不良影響，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11]。
術后化療期間化療的副反應給患者帶來較大痛苦及負性情緒，如脫發形象的改變會使患者出現回避社交等心理障礙；心、肝、腎等臟器的損傷可造成患者身心兩方面的傷害。因此，在化療期間對患者實施綜合性的護理干預措施，可以減輕化療中出現的各種毒副反應。要使乳腺癌患者順利地完成化療療程，同時護理人員應具備較強的專業技術和理論知識，對每一位化療患者采取及時的針對性的護理干預，尤其是心理護理干預[12]。表2顯示，觀察組乳腺癌患者心理狀態改善后的效果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部分乳腺癌患者術后接受化療后常出現惡心、嘔吐、腹瀉、便秘等胃腸道不良反應。本研究表3的結果證實了上述觀點，干預組患者化療期間出現疲倦12例、惡心嘔吐10例、疼痛8例、呼吸困難3例、失眠16例、食欲喪失13例、腹瀉11例、便秘6例，均分別明顯少于對照組，說明對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進行護理干預，尤其是健康的飲食指導，可以減輕或緩解患者的各種消化道癥狀，使患者能順利地完成化療。
護理人員在工作中通過積極主動與患者進行溝通，取得了患者及其家屬的理解和信任，樹立了良好的護患溝通關系。同時護理人員要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和操作技能，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護理滿意度和教育效果[14]。本研究結果表明，對乳腺癌術后化療患者實施綜合性的護理干預，使患者及家屬對疾病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幫助患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對于治療和護理的積極性，使患者掌握自我護理知識，鞏固了臨床治療效果，提高了患者護理滿意度[15]。本研究表5結果顯示，干預組出院時的護理滿意度評價為91.67%，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2.22%（P
綜上，對乳腺癌術后行化療患者實施綜合性護理干預措施，如心理護理、飲食護理、 行為干預、化療毒副反應等的護理干預，可以明顯提高治療效果，改善患者的負性心理狀態，提高護理滿意度，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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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中村”;文獻綜述;展望
一、關于“城中村”的概念研究
（一）“城中村”的定義
在早期的研究中，李增軍（1995）把“城中村”稱為都市里的村莊，田莉（1998）把“城中村”稱為都市里的鄉村，敬東（1999）把“城中村”稱為城市里的鄉村，叫法并不統一，2000年左右逐漸統一為“城中村”。
從地域和社會關系的角度定義，代堂平（2002）認為，從地域角度上講，“城中村”現象是指已被納入城市范疇的局部地區;從社會屬性的角度上講，“城中村”現象屬于傳統的“農”村社區的矛盾現象，是一種特殊的社區。
從區位和社會特征的角度定義，張建明（1998）指出，“城中村”位于城鄉邊緣地帶，一方面具有小農經濟思想和價值觀念，保有著鄉村的某些景觀;另一方面擁有城市的某些基礎設施和生活方式，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
從土地利用和土地產權的角度定義，李俊夫（2004）指出：“‘城中村’是指那些位于城市規劃區范圍內或城鄉接合部，被城市建成區包圍或者半包圍的，沒有或者僅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莊。”
（二）“城中村”的分類
根據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者把“城中村”分成不同的類型。根據城市與村莊相交接的形態特征的劃分，陳怡等（1999）將“城中村”劃分為內切型、外切型、飛地相鄰型、相離型、全包圍型及半包圍性這六種類型 ;根據“城中村”相對區位的劃分，李培林（2002）將“城中村”劃分為六種類型，包括處于繁華市區、處于市區周邊、處于遠郊、還有較多農用地的村落、還有少量農用地的村落、已經完全沒有農用地的村落。李立勛（2001）把“城中村”劃分為成熟型的（近中心區）、成長型的（中心區外）、初生型的（建城區外、規劃區內）三種類型，李培林和李立勛根據相同的劃分方式，得出不同的類型的“城中村”;根據各種因素疊加效果的劃分，張建明（2003）采用聚類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將廣州市的海珠區和天河區的44個“城中村”劃分為土地資源充足型、基礎設施優越型、集體經濟實力型三種類型;根據土地利用類型的劃分，李俊夫（2004）將“城中村”劃分為三種類型，包括尚余較多農地、農用地和建設用地比例大致相當以及幾乎沒有農地;根據“城中村”社會形態的劃分，李津逵（2005）將深圳市的“城中村”劃分為三種類型，包括本地農民的村落（城市出現之前）、本地失去耕地農民的就地集中安置區（城市建設中）、原住民面向外來低收入階層的廉租屋區。
（三）“城中村”的特征
1.景觀特征。“城中村”建筑密度太大，形成“ 貼面樓”“一線天”“ 握手樓” 等獨特景觀; 缺乏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公共綠地與體育等設施（藍宇蘊，2001）。
2.人口特征。現在“城中村”的人口構成比較復雜，外來人口多，有相當強的異質性，不像傳統的農業社區人口構成相對單一。由于本地人局限于與本地人交往，外地人局限于與自己同屬一個地域的人交往，以及本地人與外地人在收人、語言、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存在的差異，導致本地人與外地人的交往比較少，關系淡薄（劉偉文，2003）。“城中村”人口密度高，人口規模大擁有大量的暫住人口，本地村民數量不多，暫住人口的比例甚至超過本地人口（郭艷華，2002）。
3.社會特征。“城中村”大多處在農村管理體制之下，實行農村集體所有制;缺乏像城市一樣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社區管理;人口構成相當復雜并且外來人口比較多，治安比較差（侍克善，2005）。由于歷史的原因，“城中村”在道路、排水、供暖供電、垃圾處理等方面并沒有與市政設施干線配套，造成了基礎設施不完善（張成福等，2004）。
4.經濟特征。由于“城中村”缺乏農業用地，使其以第二、三產業為主要的經濟來源，同時城市建設征地的補償也是城中村集體經濟收益的一個重要來源（郭艷華，2002）。“城中村”的村民主要的經濟來源是房產出租、經營性勞動和分紅。“城中村”的村集體有大量的土地、房產、廠房等租金收入，而每個村集體一般都會結成實行股份制經濟社（劉偉文，2003）。
二、關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
（一）局部利益驅動
“城中村”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巨大經濟利益的驅使。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土地大幅升值，大部分“城中村”的村民開始不斷擴建房屋，在房屋租賃市場中，由于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當地村民靠出租房屋獲得可觀的租金收入，給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城中村”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呂宏芬等，2005）。從個體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農民在房屋租金和土地快速增值的情況下，追求房屋租金和土地收益最大化，使得“城中村”這種特殊的建筑群體和村落體制形成（李培林，2002）。
（二）二元結構體制的存在
在城鄉二元結構制度下，“城中村”是這種特殊制度下的產物。這種城鄉二元結構制度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包括二元的土地制度;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二元的人口管理制度，其中二元化的戶籍管理制度對“城中村”的形成有重要影響。這種二元體制框架中，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中村”產生的核心因素（張潤梅，2007）。“城中村”與城市相比，在土地制度方面存在著差異，表現在仍保留歸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村籍制度、社會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內容也存在差異，村籍制度的差異表現在原來的村民盡管農耕地被征用后幾乎全部轉為城市居民，但是仍然保留著村籍，作為強大的村集體經濟的股東，因此在經濟地位上和一般市民及外來房屋租客相比有極大的差別，所以他們更愿意成為村民而不愿意成為市民（李培林，2004）。
（三）城市規劃管理的滯后
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管理的滯后、功能的混雜、布局的分散、房屋的亂搭亂建、重復拆遷這些問題普遍存在。管理的滯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因規劃管理的力度不到位，導致違章建設遞增。第二，因對村民的安置地點沒有作好規劃，導致村民建房凌亂布局以及重復拆遷。第三，因對村民安置建房區沒有制定詳細修建規劃，導致村民建房區內功能復雜、布局凌亂（劉斯佳，2013）。因城市管理者在對待““城中村””治理的問題上存在認識的滯后和政策的滯后，在管理體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方面長期落后于社區發展現狀，因而導致““城中村””問題的出現并惡化（張孔見，2001）。
（四）文化的限制
從信任關系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可以看成是傳統信任關系與情結的聚居體。長期農業社會的“聚村而居”，使村落自然成為人們生存與生活難以割舍的“祖地”，與“祖地”相關的一系列習慣，既內化于人們深層的意識觀念，又外化于人們的具體行動與實踐，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與村落地域共同體聯系在一起的“生存策略”（張成福，2004）。
三、關于“城中村”的治理改造
國內的研究者普遍是根據“城中村”的總體特征提出治理改造的措施或者針對自己研究的具體的“城中村”提出對應的治理改造的思路。本文按年代順序對國內有關于“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進行綜述。
田莉（1998）認為，應加強村鎮規劃和建設管理，盡快對城市周邊的村莊進行改造，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規范“城市里的鄉村”的發展，完善農民轉為城市居民后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民整體素質，強化其法制觀念。杜杰（1999）結合深圳市羅湖區原農村城市化進程的例子，認為改造““城中村””應從發展決策、“城中村”內在要求、體制、文化、經濟、法制、組織人事等方面入手解決“城中村”問題。
周森（2002）認為，“城中村”住房建設規劃滯后，城鄉兩種管理體制不對軌，當前要著重解決如下三個主要問題：第一，規劃要先行;第二，政策要靈活;第三，工作要務實。王素云（2003）對鄭州市都市村莊進行調查提出，改革都市村莊的經濟體制，重視產權制度創新是改造都市村莊的關鍵;以人為本，建立完善改造后居民的就業和社會保障體制，關心都市村莊居民的切身利益;改革都市村莊的人口與城市管理體制，發展獨具特色的城市社區管理體制三方面論述都市村莊的改造。
翁志超（2004）從量化資產，確權到人，實現居民按出資額分紅;房產改革中的博弈;非政府力量的廣泛參與三方面論述“城中村”改造的對策。廖俊平等（2005）提出將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模式，即把私人企業和公共部門的合作模式與“城中村”改造工程相結合，以政府作為主導方，積極制定激勵政策來引導私人機構的進入。
徐楚（2006）認為在“城中村”改造中，可持續發展原理實際操作意義重大。首先，在改造過程中，要突出規劃作用，使“城中村”改造納入城市整體和長期發展規劃中來，避免在改造后又出現“二次拆遷”和新的“城中舊城”現象;其次，體現在改造中要切實保障村民的長遠利益，使村集體和村民個體具備長久發展的條件和能力，保護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和利用，最終實現村民生產生活條件的逐步改善和提高。徐遠明（2007）認為從“城中村”改造方式著眼，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兩種：第一，整體重建型改造，即從“城中村”的整體格局到單體建筑的全面改造，從舊村向新城的整體轉變，是建筑格局、建設標準、設施配套、景觀建設等全方位的變革;第二，局部重建型改造，即對“城中村”整體格局不做重大調整的前提下，對局部區域、關鍵要素進行重點改造，這種方式一般用于處在建成區，但不與城市總體景觀形成強烈反差、布局比較合理、環境比較好的地塊。
張晶（2008）運用博弈理論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村民、開發商的三方博弈過程，通過構造效用函數來分析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礎上政府介入并承擔改造費用，不鼓勵開發商介入改造的對策建議。趙恒伯（2009）從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后認為，“城中村”改造的關鍵點是重新劃分政府組織、村社組織、經濟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的功能邊界。在明確各責任主體的功能邊界的基礎上，構想理想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意味著“城中村”改造從以單純的政府為中心的治理秩序走向多中心的治理秩序。從“城中村”行政事務采取行政機制進行管理，公共服務主要采用準市場機制，自治事務主要采用自治機制三方面來創新城中村改造事務治理機制。
趙曉麗（2011）認為，濟源市在城中村改造中，要堅持政府主導下的市場化運作;鼓勵探索多種改造模式;對參加改造開發的機構以及改造項目設置準入條件，實行準入制度;實行政府零收益，切實讓利于民、讓利于投資者的優惠政策促改造等措施。陳少牧（2012）認為，推進泉州“城中村”社區治理應按照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舉措長效化的原則，做好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有效推動社區治理主體多元發展;第二，加快社區工作方式民主化;第三，提高社區居民保障水平;第四，提升社區管理者的素質;第五，加強社區文化建設。
四、總結與展望
綜上所述，筆者通過對文獻的研究，看到關于城中村問題所取得了一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但在一些理論和實踐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有待未來解決。
第一，不同學科認為城中村的形成原因不同，即社會學認為傳統的農村組織和社會網絡決定城中村的形成，而經濟學則強調城鄉二元制度在城中村的形成中起作用，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并非是單一的，需要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哪個原因更加的重要，這樣才能更有側重點地處理城中村問題。
第二，大多數研究都是站在城市的立場研究城中村問題，認為城中村阻礙城市的發展，應該對其進行改造，很少人認為城中村問題被夸大，不是所有的城中村都需要改造，以后可以把研究的點從改造擴大到管理，這樣有助于城中村問題更好的解決。
第三，對于國外文獻的參考借鑒比較少，可以參考類似于國內城中村的問題的國外現象，如貧民窟、城市過渡地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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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北京2016年7月11日電 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加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意見》提出，……到2020年，城鄉二元結構壁壘基本消除，義務教育與城鎮化發展基本協調；城鄉學校布局更加合理，大班額基本消除，學校標準化建設取得顯著進展，城鄉師資配置基本均衡，鄉村教師待遇穩步提高、崗位吸引力大幅增強，鄉村教育質量明顯提升，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縣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城鄉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
【理論分析】
1.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要求我們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在許多地方，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仍然突出，鄉村優質教育資源緊缺，教育質量亟待提高；城鎮教育資源配置不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大班額問題嚴重。因此，國務院要求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
2.掌握系統優化的方法，要著眼于事物的整體性、注意遵循系統內部結構的有序性、注重系統內部結構的優化趨向。
用綜合的思維方式來認識事物。深化義務教育治理結構、教師管理和保障機制改革，構建與常住人口增長趨勢和空間布局相適應的城鄉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建設機制，完善義務教育治理體系，提升義務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3.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們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針對東中西部、城鎮類型、城鎮化水平和鄉村實際情況，因地制宜選擇發展路徑，科學規劃城鄉義務教育規模，保障教師按需配置，引導學生合理流動。
4.主要矛盾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作用，要求我們抓重點，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義務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國家必須保障的公益性事業，是必須優先發展的基本公共事業，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性事業。
【創新試題】
1.近年來，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在許多地方，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仍然突出，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加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意見》的出臺表明（ ）
①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②發揮主觀能動性是認識事物的基礎
③思維能夠正確認識存在④意識是對客觀對象本質的反映
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
2.統籌推進縣域內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要深化義務教育治理結構、教師管理和保障機制改革，構建與常住人口增長趨勢和空間布局相適應的城鄉義務教育學校布局建設機制，完善義務教育治理體系，提升義務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這體現的哲學道理或給我們的啟示是（ ）
①用綜合的思維方法認識事物
②看問題要分清主流與支流
③立足整體，統籌全局④部分的功能之和大于整體功能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①④
3.各地要在縣域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礎上，促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探索市（地）域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實現路徑，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在更大范圍開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試點，發揮引領示范作用。這一要求的辯證法依據是（ ）
A.矛盾的個性與共性相互聯結
B.矛盾的個性寓于共性之中
C.矛盾的個性優于共性
D.矛盾的個性在事物發展中起決定作用
關鍵詞：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綜述
鄉村旅游是以鄉村社區為旅游活動場所，以鄉村特有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民俗文化風情等為旅游資源，以滿足旅游者各種旅游需求的生態旅游形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就是讓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到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來，把全體社區居民作為旅游開發、管理、監督以及受益的主體。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近年來，學者們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呈明顯上升趨勢。從論文的研究內容上看，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意義和內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等方面。從研究方法上看，不斷結合多學科進行研究，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多樣化。
一.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研究內容
（一）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意義內容方面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分析了參與式鄉村旅游的經濟學意義，認為社區全面參與旅游開發，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增收問題，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1]。方文華，王力峰（2008）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不僅可以提高鄉村旅游產品的質量，從鄉村旅游發展中獲利，還可以有利于資源環境的保護和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2]。王瓊英（2006）構建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模型，提出以表演者、決策參與者、投資者、資源環境保護者身份參與鄉村旅游[3]。于笑云（2007）闡述了鄉村旅游對社區經濟、生態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指出鄉村社區居民參與旅游范圍應貫穿旅游發展全過程，包括規劃與決策過程、利益分配、環境保護、文化維護和教育培訓[4]。周麗潔（2009）認為社區參與是實現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能促進社區自身的良性發展，要讓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規劃與開發、經營與管理、利益分配和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體[5]。郭凌（2008）對社區參與的主體、方式和目的進行了解析并以 “決策”與“分享”兩大基本因素為核心，以參與決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續的穩定性、環境資源保護的有效性和當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顯性為支撐框架來構建有效社區參與體系[6]。向富華（2012）認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本質是維護社區居民權利，并依據社區居民的3項基本權利，提出9種參與機制，并進一步分析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的支撐體系由政府、村委會、企業、社區居民等4方的行動體系構成[7]。
綜上可見，學者們普遍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義，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延長農民的收益期；促進社區自身經濟、文化、環境的良性發展；是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社區居民應該參與鄉村旅游的全過程，包括經營決策、環境保護、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在結合國內外研究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四種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開發模式：“公司+農戶”模式、“政府+公司+農村旅游協會+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農戶+農戶”模式和個體農莊模式[1]。廖珍杰，張麗娟（2009）按開發經營主體和利益相關者不同進行分類，認為目前國內鄉村旅游存在的社區參與模式主要有個體農莊模式、“農戶+ 農戶”模式、“公司+ 農戶”模式、“公司+ 社區+ 農戶”的模式、“政府+ 公司+ 農戶”模式、“政府+ 公司+ 農村旅游協會+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這七種模式[8]。鄧阿嵐、李慶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分階段模式，分為發展初期的打工式參與、發展中期的自主經營式參與和發展成熟期的監控式參與，強調社區參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9]。徐燕（2011）依據社區參與模式理論資料總結中國鄉村的社區參與模式有居民自發型，動員型和互動合作型，認為總體的趨向是以居民為主導，政府合作、各種社會中介組織支持、各種利益相關者支持配合的方向發展[10]。王敏嫻（2010）在常見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方式基礎上提出“政府+農戶+NPO”模式和“政府+農戶+企業+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為非營利組織，例如鄉村旅游協會，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監督和協調的功能，前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相對發達、基礎設施條件較好、依托城鎮客源的鄉村社區，后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旅游資源開發條件較好的地區[11]。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模式進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創新的模式，但如何選擇合適的社區參與模式，應當對當地社區進行全面調查，根據當地社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并沒有統一的模式標準。
（三）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社區參與問題逐漸顯露，學者們漸漸把目光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對策研究上。
黎平（2005）認為傳統觀念的抑制和相關組織與個人對其的漠視是山區居民參與旅游的障礙，并提出了幾點解決思路，包括政府正確引導、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12]。彭敏，付華（2007）分析了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狀況極不平衡和初級特征明顯的現狀，提出了加強認識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內涵，大力提倡社區參與.擴大專題交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在把握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基礎上實現規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這幾點建議[13]。方文華，王力峰（2008）指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參與意識淡薄、參與機制不健全、鄉村旅游管理體制不暢，提出對居民進行相關旅游知識培訓，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保護村民利益[2]。陳麗華、董恒年（2008）分析了貧困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礙，并提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主要思路，包括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以及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主要障礙基礎上提出了以和諧發展為目標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措施[15]。樊忠濤（2010）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參與渠道單一、參與層次低以及不規范參與等問題，并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創新機制[16]。張文磊（2012）認為經濟利益分配是鄉村旅游社區參與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問題，選取了3個較為成功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典型案例，對它們的利益分配機制進行比較，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利益分配原則和架構[17]。
（四）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證研究
保繼剛、孫九霞（2003）對陽朔遇龍河風景區規劃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提出要給居民提供參與旅游規劃、旅游發展決策的機會、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等建議[18]。梁軍、鄭碩飛（2008）對井陘縣于家村居民對鄉村旅游意向進行調查分析，得出大多數村民對旅游開發帶來的環境影響有較全面和客觀認識，愿意為當地環境保護貢獻自己的力量；在調查基礎上提出于家村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環境系統維護措施[19]。何喜剛，高亞芳（2009）分析了甘肅鄉村旅游發展中社區參與的可行性，并根據發展現狀歸納出甘肅鄉村旅游4大主要社區參與類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鎮型、景區覆蓋型、交通節點型[20]。明躍玲（2010）調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該地社區成員參與積極性高，參與程度低的現狀，認為應通過更新傳統觀念、 發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內涵等方式培養社區成員參與鄉村旅游的主體意識[21]。周杰、陳志永（2012）對貴州出現的三類典型鄉村旅游發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龍模式和西江模式）進行了比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競爭力的形成需要村民從單方治理、參與管理過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島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23]。陳嵐雪，唐雪瓊（2012）闡述了咪依嚕風情谷社區參與的主體、內容以及模式，并提出從引導機制、決策機制、利益保障機制以及監督評估機制等方面構建彝族社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24]。
二.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上看，學者們不斷引入相關理論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調查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創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區黃松峪鄉雕窩村為例，運用AHP層次分析法對該地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評價[25]。笪玲、張述林（2009）以重慶市近郊鄉村的璧山縣為例，運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特點，并提出該類區域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策略[26]。代則光，洪名勇（2009）認為旅游者、開發商、社區居民、政府是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利益相關者，社區旅游的發展實際上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是利益相關者之間通過交易、協調、利益讓渡和責任分擔而進行社會建制的過程，并運用博弈論的方法研究社區居民與政府、開發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運用產權理論的相關原，對當前我國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中存在的產權主體不明確、 產權邊界模糊、 價值衡量不準確、 管理體制不健全等問題的分，并提出相應對策[28]。杜宗斌、蘇勤（2011）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構建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和社區歸屬感的結構方程模型，得出社區參與對旅游感知、社區歸屬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鄉村旅游地為例，運用Amos7.0軟件對模型進行假設檢驗，探討了鄉村旅游發展的相關建議[29]。曹興平（2012）將文化繪圖工具應用于文化鄉村旅游產品規劃和管理及社區文化資源管理，認為文化繪圖有利于組織整合嵌入鄉村社區的文化資源，可有效解決社區參與中社區本位的缺失問題[30]。時少華（2012）從“體制精英―非體制精英―普通村民”3層權力結構分析工具出發，分析景區并購事件中主體權利運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沖突疏解的路徑是經濟分化程度與社區記憶的提升[31]。
三.結論與建議
國內學者對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經歷了從缺失到凸顯的過程，并日漸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闡述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意義，探討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內容等理論問題，近幾年來，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并研究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遇到的問題及對策，并出現了許多實證研究，引入相關理論和分析工具，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不斷增多。但與國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應加強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促進方法和理論的進步，以科學地指導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踐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明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區居民應參與到鄉村旅游開發管理的全過程中，而在實踐中，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并不高，綜合學者們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問題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應加強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關鍵影響因素及解決對策進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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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維
基層民主協商制度研究
論轉型鄉土社會的司法策略
論中國傳統司法的本質
法律評價社會面向的哲學思考
法律懲治道德越軌者之意義探究
社會公眾對法律人的信任問題探析
司法溝通的語境、修辭與轉換
調解考核制度的設計與功能悖論
A市B縣檢察院抗訴案件調查與反思
法治建設進程中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自貿區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座談會綜述
論反壟斷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憲法性地位
公開民事裁判文書中個人信息的識別與保護
人民法院協調處理行政案件的實踐邏輯與反思
關于加強整治新建城區社會治安的調研報告
司法受眾之心理維度與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徑
論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評估機制的構建
正義理念在中國傳統儒學法文化的表達及其價值
糾紛解決的城鄉差異——基于“CGSS”數據的分析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法律社會學解讀
關于法律必須被信仰的問題——兼評伯爾曼《法律與宗教》
《走向權利的時代》的評析——以法律社會學為視角
司法如何保護婚姻——基于離婚案件二次現象的分析
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羈押執行交付問題研究
轉型之惑與實踐之學——評李瑜青教授《法律社會學教程》一書
中國法社會學的理想圖景——讀郭星華《法社會學教程》
對象剖析與技術改革——傳播學視閾下的司法公開方法論
社會管理創新與法治保障的理論建構、制度設計與區域經驗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價值沖突與預設——評《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司法近代轉向與現代國家尋找——評《帝國樞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轉向》
法社會學視野下的律師職業主義變革——評《律師、國家與市場》
沖突理論的脈絡及其當代法治啟示——基于沖突理論脈絡展開的考察
檢察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結合N市檢察隊伍現狀進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對接——案件質量評估工作中公眾參與機制的構建
法社會學中國化研究的理論自覺——兼評高其才教授的《法社會學》
法治中國的“西體中用”之道——讀周大偉先生《法治的細節》一書有感
法官績效考核制度中結案考核及其悖論——以J市基層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為例
法律與文化互動的三點思考——以傳統儒學與中國法治建設關系為切入點
司法公正的社會認同與人民法院形象塑造——關于人民法院社會形象的調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眾認同的心理解碼與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傳實踐的實證分析
論我國個人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與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會調查的分析
轉型時期制度適用困境:原因、對策及反思——以對小城地溝油問題的討論為例
積極探索實踐護航自貿試驗——人民法院為自貿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述評
由西向東、由理論邁向實踐——評湯唯《法社會學在中國——西方文化與本土資源》
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意義——“當代法治發展與傳統法律文化價值”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人民陪審員制度價值訴求與實踐訴求分離和統合的實證研究——以河南A縣基層人民法院為例
陳確的性善論
“性即理”與“心即理”本義辨析
關于構建我國跨境破產管理人制度的思考
勞動關系中罷工自由入憲的可行性分析
“死亡之城”與大都市的未來
漢代政治型都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對經濟型都市的影響
香港和新加坡城市綜合體建設的啟示——以中環和IONOrchard購物中心為例
明清社會近代轉型及轉型障礙
留日士官生與民初軍革研究
20世紀英國離婚動因的內在考察——基于社會性輿論的轉型分析
1970年代的英國工黨與工會關系述論
FDI對我國內資工業產業結構升級影響分析
嵌入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鄉村治理研究
吳夢窗蘇州倉幕時期淮安詞考辨
論乾嘉漢學與文學的同構
母性·妻性·女性——論賽珍珠的長篇小說《母親》中的母親形象
我國出口果蔬食品農殘控制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中國食品安全監管機制改革的思考:安全信息不對稱的視角
從歐盟與我國有關法規的對比看有效防止食品非法添加的途徑
《奧義書》關于宇宙、事物自生性的過程論思想
試論舍勒倫理學中的社群共同體
馬克思恩格斯自然觀的信息哲學思辯
社會轉型時期的學術權力探析——基于對高校權力結構的審視
儒家思想的生活特質
面向生活本身——“儒學生活向度”的另類闡釋
儒學與現代化之契合如何可能
從信仰層面看儒學與現代社會之關系
和諧社會理念下的城市公共安全體系建設探討
運動式治理與地方政府治理轉向——以N縣社區建設為個案
必然、實然與應然:高校法律援助機構服務社會研究
證據的可反駁性——對高科技證據材料的防御
20世紀英國離婚法變遷及其發展趨勢探析
英美法不當得利制度適用探析——以反壟斷領域超高定價為例
論編寫現代地方史志的異同點
楊蔭榆與“女師大風潮”
唐休璟晚年歷官考論
產品內國際分工條件下我國產業升級路徑探討
基于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取向研究
袁殊編辦《文藝新聞》的策略和社會影響簡論
蘇州城市文化的詩性特征
唐代江南的都市醉歌
科學結構、科學革命與科學家的創新精神
羅伯特·施佩曼的善惡觀論析
略論中國祭祀禮儀中的宗教精神
凈空的佛教觀探微
佛教倫理與吳地人的生存方式
中國農村工業化及其環境污染的原因初探
安全與公平正義的視野下我國農村飲用水安全問題探究
“人肉搜索”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挑戰與對策
論公眾人物隱私權的保護和限制
嫌疑人近親屬受牽連境遇重塑
唐政府貶降官員的幾個原則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江南農村農業倉庫述論
淺論英國“農業革命”中貴族鄉紳的歷史定位
利益集團博弈與決策均衡點的形成
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機電產品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以江蘇與廣東為例
吳夢窗重午系列詞及楚伎新說
(華中科技大學，武漢430074)
內容提要：分稅制改革深刻影響了政府間關系及其行為邏輯，同時也深刻影響了鄉村治理邏輯和面貌。當前國家越來越傾向于采取“項目制”的方式向下輸入資源，以解決農村公共品的需要。現行關于項目制的研究，對于項目體制與鄉村治理之間的關系缺少足夠的關注，沒有能夠注意到項目制本身的競爭性特征及其運作，具有將國家下鄉資源轉化為私人資源的環節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項目制不僅很難實現預期的目標，而且往往會造成很多的意外和異化結果，滋養了不斷膨脹的新鄉村利益共同體，造成鄉村治理內卷化。因此，有必要對現行的項目體制和基層組織進行一定的改良和建設，以更好地滿足國家與農民的實際需要。
關鍵詞 ：分稅制項目體制鄉村治理內卷化
中圖分類號：F327/F81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544(2015)06-0068-08
一、導言
改革開放后，財稅包干和行政分權改革導致地方政府職能及其行為方式變遷。地方政府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促成丁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然而，先前改革所造成的弊端也不容忽視，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兩個比重”極不協調，從而最終促成分稅制改革出臺。分稅制改革進一步改變了中央與地方關系，使地方經濟的發展面臨財政收入來源的基礎性約束。預算內收入空間的收緊，促使地方政府開始向非預算收入和預算外收入轉移，地方政府在受約束的同時卻獲得更大的自主性空間。由于“逆向軟預算約束”機制和發展主義沖動，分別造成了汲取農業稅費規模的加大和城市經營中的“大興土木”。
這種實質上賦予了地方政府較強自主性的財政體制，促成了分稅制后中國經濟社會的繼續高速發展。但這種不受約束的地方收入模式也造成了很多的問題。在以農業稅費為主要收入來源的鄉鎮，由于“鄉村利益共同體”的普遍出現，越發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民的不斷抗爭和官、學、媒的積極參與，引起廣泛關注。三農問題成為社會焦點，嚴重影響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從而“反倒逼”中央政府做出回應，促使了農業稅費體制改革及其后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鄉村治理步人后稅費時代。
取消農業稅及其配套改革，極大地增強了農民群體對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認同，實現了預期的政治目標。但由于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消解行政”邏輯，不僅使基層政權背負了惡名，面臨正當性危機——比如，“中央都是好人，基層都是壞人”、“上面的好經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等，也導致國家政策實質性地削弱了基層政權的治權，空前地減少了基層政權的治理資源，并連帶性地極大壓縮了村民自治制度的運作空間。在后稅費時代，那些在此之前以農業稅費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基層組織，頃刻間陷入空殼化的尷尬境地。這些與千家萬戶農民直接打交道的基層組織，在資源和行動能力上捉襟見肘，甚至連自身的運轉都成問題，因而更缺乏為當地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基礎條件。
為了彌補這一空缺，中央政府啟動新農村建設戰略，加大對基層社會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但由于國家采取項目制的方式，通過部門（條條）的渠道向下輸入資源，并成為啟動地方土地資本化的非常重要的原始積累。“吃飯靠財政，建設靠土地”，成為了絕大多數地方政府的生存狀態和運作模式。由于其獨特的比較優勢和相應的支持體系，項目制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進行組織和動員的體制機制，構成了一種重要的社會學現象，深刻影響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方面。
當前，學界對項目制的研究十分豐富，積累了大量的成果。由于涉農項目的最終對象是村莊和農民，因此，項目制必然也會對農村社會及鄉村治理產生重要的影響。通過整理既有的文獻發現，盡管有所涉及、但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項目制對宏觀的國家治理體制和對鄉鎮基層政權組織的影響，而對于項目制與鄉村治理之間關系的研究還存在很大空間，這構成了本文的問題意識來源，也是本文的主要思考方向。
二、項目制：一個研究綜述
折曉葉等認為，在國家財政制度從包稅制改為分稅制后，在財政收入愈加集權的體制下，資金的分配出現了依靠“條線”體制另行運作的情形，“項目”是特指中央對地方或地方對基層的財政轉移支付的一種運作和管理方式。周飛舟指出，在政府間的轉移資金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被政府部門指定了專門用途、戴上了各種“項目”的帽子，以期嚴格體現資金撥付部門的意志，因此是一種“專項化”了或“項目化”了的財政資金。渠敬東認為“項目制”不僅是一種體制，也是一種能夠使體制運轉起來的機制，而且還可以擴展成為一種個體或組織的思維方式或意識形態，形成一種全新的時代精神和社會習俗。
周飛舟對農業稅費改革前后農村義務教育資金投入體制進行研究后發現，在國家財稅體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不相匹配的情況下，為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地方政府將有限的資金“專項化”，再通過“項目化”的方式向下供給。渠敬東(2012)認為，還應該從項目制作為一種具有治理意義的體制機制上看形成項目制的結構要件。他與周飛舟等人曾經提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體現出了一種從“總體支配”向“技術治理”的演變邏輯。但項目制卻是要打破這種常規的行政程序和科層邏輯，實現對社會關系的生成和社會資源的動員。因此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項目制既具有科層的特點，同時也具有反科層制層面。對此，渠敬東從制度變遷的歷史視野分析指出，項目制體現出一種“新雙軌制”。
但渠敬東也意識到，由于項目制實際上是通過與原有的單位科層體制相互嵌套而發生作用的，因此這種雙軌制改革的增量邏輯從理論上看是要在行政體制內再造一種增量。項目制能否在有效克服市場機制弊病的同時，還能夠抑制原有科層體制的弊病而不至于被后者所吸納呢？渠敬東發現：當項目制這種“新條條”試圖限制“舊塊塊”的擴張時，不僅使部門系統本身形成了“新塊塊”，同時也促使“舊塊塊”用全新的辦法迅速組建“新塊塊”來培植自己的領地。這段論述極具“社會學想象力”，深刻描畫了項目制下政府行為變遷。陳家建研究成都市“三社互動”項目發現，作為項目主導方的溫江區民政局，在推進這一項目進展時，另行組建項目工作組，并繞開政府體系內的層級管理，直接管理項目試點單位工作人員，試點社區單位反而相當于民政局的一個“派出機構”，證實了“條條的塊塊化”判斷。
折曉葉等(2011)提出項目制的“分級運作機制”，即國家部門的“發包”機制、地方政府的“打包”機制和村莊的“抓包”機制。盡管不同主體的意圖在項目制中都有所實現，但項目在實際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偏差”或“異化”。首先項目“發包”設計，科層管理和“一項目一政策”可能導致部門“特權”和對基層行政資源的“擠占”。其次由于絕大多數縣（市）級政府還處于經濟發展而難以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階段，“項目”能夠為地方政府提供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政策合法性，因此地方政府通過積極運作項目，實現自己的意圖和目標。最后“項目進村”既存在自上而下的篩選機制，也存在自下而上的爭取機制，這就使那些具有能動性的村莊能夠更好地接應項目，而那些能動性不足的村莊難以有效接應項目，從而造成了項目對村莊的影響表現出一種“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的效果。
項目制的這些不良后果，究竟是技術失誤還是價值失誤？前述學者將此作為“意外后果”，屬技術失誤；而黃宗智等則從實踐層面出發，將這種國家美好意圖的異化稱為“變態的后果”，即是價值失誤。后者認為，導致這一后果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資本和村莊精英等強勢主體形成的利益結盟，他們一起“共謀”吸吮了國家自上而下向農村輸入的財政資源。實際上，項目運作的復雜性和中國社會的非均衡性足以使上述兩種判斷都能在現實中找到依據和素材。本文接續上述討論，研究這些“意外后果”或“變態后果”在村莊層面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以及項目體制對我國的鄉村治理模式產生了什么樣作用和效果。
三、財稅體制變革下的鄉村變遷
新世紀初，國家取消農業稅，深刻改變了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權與事權的關系配置模式。與此同時，國家還進行了配套稅費改革的鄉村基層體制改革，主要包括拆并鄉鎮、合村并組、精簡機構、減員分流等措施。有些地方甚至撤消了村民小組長，并采取“市場購買服務”方式，將“七站八所”等推向市場，鄉村社會從此進入“后稅費時代”。
（一）農村的區域差異及其分化
不同農村之間存在分化。按照農村所處的地區，可以將農村分為“發達地區農村”和“不發達地區農村”。發達地區農村主要受到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輻射作用，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和組織化程度比較高，農產品的附加值比較高，市場效益好，農民的收益也比較高。但這種類型的農村所占比重較小，對整體性的農村情況不具有影響力和代表性。不發達地區農村則是指發達地區農村以外的廣大農村，這些農村構成了中國農村的絕大多數。
按照農村的貧富狀況，可以將農村分為富裕村、中等村和貧困村。由于發達地區的農村基礎條件比較好，一般都是富裕村。盡管在其內部也存在具體的貧富上的差異，但相對于不發達地區農村來說，由于具有先天的和結構性的優勢，發達地區的農村基本上都屬于富裕村的行列。而在不發達地區，由于地理位置、種植結構、土地資源稟賦、社會結構及社會資源儲量、農民的行動能力、村情村貌等多方面的差異，導致不同農村也出現了經濟水平上的差別。那些具有行動能力而表現出超出一般農村的自主性的村莊一般屬于富裕村；而那些社會結構松散，農民一盤散沙的村，則往往因為無法通過合作達成一致行動而陷入貧困。
（二）基層政府的角色
改革開放不久，發達地區鄉村普遍出現了快速的經濟發展。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主要也就是指這些發達地區集體經濟的崛起。自此，農業基本上不再是當地農民普遍關注的領域，非農產業構成了發達地區農村之所以發達的重要支柱。對于這樣的地區，基層政權的角色和行為同樣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轉變，受到廣泛的關注。戴慕珍提出“地方法團主義”理論，認為財稅包干制和農業非集體化是促使地方政府扮演了企業家的角色，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洪銀勇等也認為地方政府實際上扮演了市場行動者的角色。林南則將以家族親屬關系為主的地方網絡（社會結構與社會資本）納入到地方法團主義理論之中，形成了“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魏德昂則認為是行政層級影響了組織效率，財政包干體制刺激了地方政府積極參與市場謀求經濟發展。彭玉生也提出并使用定量數據檢驗了“村鎮政府即公司”理論。楊善華等提出在市場轉型中基層政府從“型政權經營者”向“謀利型政權經營者”轉變，突出基層政府的自利性特點。裴小林認為，上述研究成果都沒有能夠超出“市場一國家”二分法的范疇，對于鄉鎮企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要么強調市場作用（如戴慕珍），要么強調國家作用（如魏德昂）；其實，是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影響了鄉鎮企業資源配置模式和效率，對中國經濟轉軌和農村工業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既有研究均是以發達地區鄉村變遷作為研究對象，對于不發達地區的農村變遷缺少關注。而后者恰恰是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農村類型。溫鐵軍認為，“財政包干制”實際上體現的是中央政府在通過人民公社體制汲取農村剩余獲得原始積累并完成基本的國家工業化之后，將地方工業化和鄉村公共品的供給等任務以“甩包袱”的形式交給鄉村自行承擔。在“中央政府退出”以后，地方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支出，基本上都是由農民自己解決，從而造成了農村公共服務水平的差異化。財政分權使區位優越地區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進而弱化了中央政府的稅收汲取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造成了“諸侯經濟”現象，危及中央基本權威和基礎能力。于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應運而生。分稅制改革深刻而又全面地改變了國家的財政體制和治理體制，理順和規范了中央與地方關系，快速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汲取能力，確保了國家的基礎能力和基本權威。
（三）分稅制后的基層組織
“分稅制”改革對中西部地區即不發達地區的縣鄉財政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由于事權與財權極不匹配，造成基層政權收入來源困難和緊張，使這些地區陷入了嚴重的公共財政危機，也進一步拉大了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與發達地區依靠“城市經營”獲取財政收入來源不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只能通過增加農業稅費的方式向農民轉嫁支出壓力。一方面由于基層政府和農民確實缺少資源和收益，愈加沉重的稅費任務增加了汲取難度；另一方面也由于壓力型體制作用，鄉村兩級組織很快結成了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通過稅費征繳和村莊各項建設過程中謀求私人利益，從而進一步加重了農民負擔。
農民的反抗和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減負，通過鄉村利益共同體這個轉化機制，變成了更加沉重的稅費任務和愈益嚴重的“三農問題”，甚至威脅到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因而受到中央的高度關切。最終迫使中央不得不下定決心最終徹底取消了農業稅。農業稅的取消一方面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另一方面也取消了壓力型體制的作用機會。基層政權不再具有向農村汲取資源的合法性，因此也不再與農民經常性地打交道。基層政權維持基本運轉和發揮基本職能的經費都時常陷入困境，基層治理與管理面臨嚴峻困境。在此時，國家啟動了新農村建設戰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大量的國家資源以項目的方式向下輸入，于是基層政權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積極競爭項目上，使鄉村關系進入到了一個全新階段。
（四）后稅費時代的鄉村治理
農業稅費改革深刻地影響了村干部的角色和行為及鄉村關系。周飛舟(2006)發現，農業稅費改革之后，基層政權從過去依靠收農業稅費來維持運轉變為爭取上級轉移支付，從“要錢、要糧”變為“跑錢”和借債，致使基層政權與農民之間的關系松散而“懸浮”。在農業稅費改革以前，在壓力性體制下，基層政權需要村干部幫忙收取稅費，且村干部的工資也主要是從農業稅費中獲取，此時村干部對于農民來說還具有一定的“保護型經紀”特點。但在取消農業稅以后，基層政權不再需要村干部完成硬性任務，而村干部的工資來源是財政資金。村干部逐漸朝向正式或半正式化的方向轉變，此時村干部對于基層政權具有了比較強的依附性，行政化更加明顯，與農民關系也懸浮化和形式化。
農業稅的取消深刻影響了基層政權的經濟行為。對于不發達地區來說，取消農業稅相當于取消了基層政權的內生經濟基礎。盡管國家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滿足了基層政權運轉的基本需要，但以經濟發展為主要內容的考核和晉升體制，依舊給地方政府以強勁的發展經濟的刺激。這時候，利用土地作為地方政府信用的載體，全國普遍出現了一輪又一輪的招商引資。但由于不發達地區土地資本化程度本來就不高，經濟活力有限，再加上地方政府之間的激烈競爭，導致在招商引資過程中，政府往往需要向資本提供極其優惠的稅收政策、極其寬松的監管措施（如環保、用工等）和極其廉價的土地資源。“土地”成為推動地方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工具，城郊的土地快速地被納入城市版圖。
與此同時，基于保護耕地目的，為了貫徹基本國策，中央政府采取了偏緊的土地供給，這便大大增強了地方政府的土地稀缺感，抬高了土地資源在招商引資競爭中的重要性和價值。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出臺，誘導地方政府向偏遠農村獲得建設用地指標，從而又掀起了基層政府在偏遠地區開展“遷村騰地”、讓“農民上樓”的運動，這項運動同樣引發了重大的社會穩定問題和文化危機感，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這一切都是以項目制的方式推進的，從而也引起了人們對于項目制的關注和重視。
四、項目體制與鄉村治理的內卷化
村莊分化、基層政府或地方政府行為邏輯變遷、以及鄉村關系的變遷等等，構成了村莊治理變遷的背景。那么，項目進村究竟對村莊治理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一般農村不僅比不上發達地區的農村，也比不上城郊地區的富裕農村，亟需項目資金的幫助解決資源匱乏的問題。但是，項目制本身的特點，采取“抓兩頭”的工作方法，使得比重占絕大多數的“中間村”想要項目而不得。而那些本來沒有實力承接項目資源的貧困村，則因為政治或政績等因素而被強制性地輸入了項目，“想躲也躲不掉”。而富裕村則通過私人運作不斷地爭取項目，而且是越爭取就越有，越有就越能夠爭取更多。
項目制對鄉村治理結構進行了重構。對于“中間村”，由于爭取不到項目，使得村組干部進一步缺乏權威和正當性。農民在與其他村莊的比較中，越來越懷疑自己村莊干部的能力和威望。而對于“貧困村”，項目資源的輸入改善了處境，但由于并非出于公共政策因素而是“辦點”政治因素的考慮，從而導致這種項目資金的投入消解了自治，瓦解了農民自己商量解決自己問題的能力，即造成所謂的“資源消解自治”。村干部的權威主要來源于外部上級政府，而不是來自于農民自下而上的認可，從而導致村組集體成為了上級政府辦點的工具；一旦官僚主義發作，試點村的農民不僅可能得不到好處，反而造成極大的災難——一這是因為貧困村本來就很脆弱，經不起折騰。
（一）項目體制與村莊公共關系的“私人化”
項目制的實踐邏輯改造了村莊權威的生成和再生產。由于項目需要鄉村干部精英個體積極向外爭取才能夠得到，其中個人努力與公共責任的邊界十分模糊，很容易使項目資源的爭取者獲得較大的運作空間，并賦予這些資源以十分私人化的特征。
l預目公共資源的私人化。由于項目具有競爭性，在競爭過程中需要具備一定的能力和個人稟賦。因此，一旦項目爭取到手，這種本來是國家公共資源的項目，便打上了私人的烙印。普通村民往往會認為，村干部能夠憑借自己的私人關系爭取到國家項目，這是個人有本事的表現。農民說：“干部能夠從外面弄到項目，那是干部個人有本事的表現。現在競爭項目那么激烈，干部也不容易。假若要到100萬，要是能夠有20萬用于村莊修路和建設，那么他就是村里的大恩人了，大家會絕對地擁護他。至于其他的錢，他爭取項目總要打點關系吧？而且，關鍵是他自己總要有點油水才會有積極性去爭取這些項目吧？”公共資源被轉化為私人資源，這是項目制進村的一個十分關鍵的轉化過程。項目進村以后，農民不認為這個資金是具有公共性質的資金，從而對于這筆資金如何配置和使用缺乏積極性和參與熱情。而這些項目資金只要有一點點落實到村莊公共建設和服務上來，便都構成了村干部對全體村民的恩惠和情誼。“有比沒有好”、“殘羹剩菜也是賺的”、“能帶來項目的干部才是好干部”，便成為了項目制下很多普通村民的共識。
2．村莊公共權力結構的固化及私人化。對于那些能夠爭取到項目的村莊精英，由于其獨特的社會關系網絡和運作能力，使得作為其潛在的競爭對手的其他村莊精英可能難以具備相應的社會資本和能力。正所謂“戲好唱、茬難接”——“梅蘭芳在臺上唱完了戲，誰還敢接著他來唱？”，一旦某個村莊精英具有超強的運作上級政府或部門給項目的能力，其潛在的村莊內部的競爭者便往往會自覺地退出村莊政治舞臺。“現任干部弄到這么多的項目，他的潛在的竟爭對手要想參加競選，首先就要自己掂量掂量能不能向對手一樣也爭取到那樣多的項目”，“沒有這樣的本事的人出來競選就會鬧笑話”。更巧妙的是，村莊中的絕大多數民眾作為“搭便車”的既得利益者，十分支持和希望出現這樣一種比較確定的村莊權力結構局面，從而能夠讓村莊更好地承接和落實項目。這就造成了村莊權力結構的實際上和預期上的雙重固化傾向。潛在的挑戰者消失的同時，也是村莊政治的被消解過程。這時，村莊里面“無政治的人”越來越多，絕大多數人的政治效能感越來越低，村莊權力高度集中在某些個別人手上——這實際上對村民自治構成了一種極大的挑戰和威脅。
3鄉村兩級組織間關系的私人化。由于鄉鎮一級并不一定在爭取資源上對村莊有多少幫助，而且其自身也面臨著積極爭取項目以發展經濟和獲得政績的壓力和沖動。這時，對于那些能夠跨級爭取項目的村莊精英來說，為村莊爭得項目的同時也意味著為鄉鎮干部爭得了政績。從而在具體的鄉村關系中，鄉鎮一級反而有可能對這些村莊精英形成一種逆向的依附關系，通過感情、面子等非正式的手段拉攏村莊精英，從而不可能自上而下地對他們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約和管理。因此，在項目中的村莊運作中，項目資金的私人化轉化，不僅使自下而上的村民參與性大大弱化，而且造成了橫向的體制外精英制約均衡被打破，同時還可能造成逆向的鄉村依附關系，從而使作為項目聚焦點的精英個體的權力得到極大強化。
（二）項目體制與鄉村治理的“內卷化”
項目制同樣也會對城郊農村產生巨大的影響。由于基層政府當前的主要經濟行為集中在土地經營上，因此，城郊農村作為新增土地的主要來源，成為了“利益密集型地區”。利益密集型地區的首要特征是土地的增值，以及圍繞著土地而進行的利益博弈。可以說，正是項目制的作用機制增大了這個利益博弈過程的復雜性。
按照折曉葉等(2011)的研究，公共項目資金首先是被縣鄉政府“打包”后轉化為用于經濟發展的建設資金，構成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始積累，并以項目提供的合法性，啟動了城市土地經營這臺超強機器。城郊農村是這臺超強機器的對象。通過土地征收、金融、財政的循環，不斷推進城市化和T業化的發展。城郊農村作為利益密集型村莊，各種不同的邊緣群體都要在這個過程中進行利益爭奪，從而造成了征地拆遷矛盾的不斷涌現。隨著基層治權的弱化，基層政權“不出事”邏輯盛行，鄉村基層政權缺乏治理這些釘子戶（邊緣群體）的正式資源和手段，因此轉而借助于地方勢力進行治理。黑社會組織等地方勢力的引入，有效地解決了征地拆遷中的釘子戶問題，但是卻也造成了極大的政權合法性危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而且地方勢力也有可能與基層官員、甚至釘子戶復雜聯盟，共同瓜分土地非農轉用后的巨大增值收益，從而蠶食地方政府經營土地的投資和回報，造成了“新鄉村利益共同體”不斷發育和壯大。這種“新鄉村利益共同體”的出現，與一般農村中的村莊權力結構的固化一起，將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項月資源的滋潤下成長成為“分利集團”，最終將造成“鄉村治理內卷化”。在這個新的結構里，鄉村精英、村莊邊緣人紛紛借此謀取私人利益，瓦解了項目政策的公共性和目標，將造成鄉村治理的再次危機。
需要注意的是，與之前農業稅費時期出現的“鄉村利益共同體”不同，這種新的利益共同體不是向下汲取農民的資源，而是向上截留國家投向農村的資源，從而成為了一個橫亙在國家與農民之間的“腫瘤”。而這個腫瘤得以不斷成長的原料正是自上而下的項目資源。項目及其資金滯留在城市下不了鄉，或者只是象征性地到鄉村打了個轉，然后很快就通過其他各種渠道回流到城市、政府和資本。農民得到的實惠少之又少。
由于中國是一個正不斷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必然要為基層和村莊承擔與其財力相匹配的責任。因此，國家不可能停止或減少向農村輸入資源的進程，反而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必然還要向農村輸入更多的資源。這時候，項目資源越多，將使這個腫瘤成長得越快、越大，侵蝕國家公共資源的能力也就越強。這不僅會讓公共政策的執行出現執行偏差，而且還可能因為基層各種強勢力量的結盟，使農民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引起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喪失。國家投入的資源越多，合法性喪失得越快越劇烈，這將使國家面臨進退兩難的結構性困境。
五、結論與建議：重建下鄉資源的公共性
新世紀初以來，國家采取自上而下地向鄉村輸入資源，主要的目標是要解決“鄉村公共品供給的內在條件不足”問題。但是，這種鄉村公共品供給的內在條件不足，本質上是在稅費改革之后基層治理體制變遷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之一。因此，國家供給資源的方式，同樣面臨著解決基層治理的需要問題。項目制是國家財政體制變遷背景下的一種路徑探索和制度創新，也是一種結構性的道路選擇，體現出了新形勢下國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體制變遷的追求和內涵。但是在實際中，項目制沒有能夠有效地回應這種基層治理困境及其需要。
就村莊層面來說，以項目制的方式提供農村公共品，缺乏有效的應對“委托一”問題和“監督一激勵”問題這一雙重困境的基礎條件和制度基礎。當項目在村莊門外徘徊時，具有很強的競爭性和部門性特點。而一旦項目進村之后，便會因為其競爭性特點而很快地轉化為具有高度私人性的外來資源，排斥了普通村民、其他精村莊英和鄉村基層組織的參與和監督，實質性的賦予了項目爭取者個人或其利益團體極大的自主權和能動性，使得國家下鄉資源或項目的公共性極大地喪失，公共目標的實現大打折扣、偏差嚴重。這是造成項目制在村莊范圍內運作產生問題的關鍵環節。項目到了基層政府部門以后，應盡量避免競爭性和私人化傾向，是改善現行項目制運行機制的重要內容。因此，重建下鄉項目資源的村莊公共性，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針對性。筆者以為，采取“民主化的公共品供給”體制，將能夠有效地避免項目資源的私人化傾向，保障項目資源在村莊的公共性和普惠性特點。
首先，國家應該繼續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力度，更大規模地向農村輸入資源，使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人、財、物大量流失的客觀背景下，通過第三只手的作用和機制優勢，形成一種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工業化和城市資源的回流渠道和機制，積極發揮政府作用，真正實現城鄉關系的統籌和協調。
其次，理順央地關系、條塊關系。在縣這一級政權以上，項目體制本身是一種很好的監督機制，可以納入考慮范圍。項目從中央部委或省政府出發，需要經過一些鏈條。要充分采用最新、最好的技術手段監控項目在縣級及其以上各個鏈條中的運作和傳遞，爭取在項目到達縣政府這個平臺的過程中降低成本損耗。與此同時，當項目資源到達縣一級政府以后，可以采取綜合考慮人口、土地、區位、發展狀況、目標等多種因素，對轄區范圍內的項目資源進行民主化或普惠式的分配，從而避免在項目爭取中出現的競爭性和私人關系對項目資源配置的影響等問題。充分發揮縣一級政權的“打包”作用，增加項目資金的瞄準度。同時，還需要采取措施對縣政府的“打包”過程進行嚴格監督和制衡，降低私人運作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