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8 15: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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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必須適應于總的經濟狀況，必然是它的反映。在國際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其主體的活動和關系總是要涉及到各個方面和各種法律體系，在客觀上形成種種相互交錯的關系，引起各種跨國性的法律問題，絕對會沿著法學家人為的分科界限去發展。這些跨越國境而發現的種種法律關系，廣泛涉及到國際法和國內法、公法和私法的各個部門，作為綜合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而形成有機聯系的統一法律體制，有其本身的獨立性和特點，正是跨國經濟關系多樣性、復雜性的客觀反映，不是人為的揉合，從而以國際經濟法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國際經濟法學也具有其自身特點和獨立性。它既不同于僅以研究國家（及國防組織）間關系為對象的國際法學，也不同于以研究涉外民事關系中沖突規范為對象的國際私法學，有其本學科固有的科學規定性，不是出于法學家人為的設計。如果忽視這點，拘泥傳統觀點，把國際經濟法納入國際法或國內法某一法學分科，是無異把本來屬于統一的國際經濟關系，人為地加以割裂，必將導致理論上的混亂和法律適用上的困難。因而，作為一門獨立的國際經濟法學研究的對象和方法，首先要問的是，客觀現實的“問題是什么？”而不是“法是什么？”“法從何所出？”只有立足于這一基點，運用綜合的方式，著重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的相互聯系，去探索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中的法律問題，才能擺脫傳統觀念的拘束，面對現實，解放思想，擴大視野，在廣度和深度上開拓這一新興法學研究領域及研究方法。
再證之科學發展的歷史，幾種相關學科交叉而綜合發展成為一門新興學科，或稱邊緣學科，或稱交叉學科甚至稱為綜合學科者，其例并非鮮見。在自然科學中，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對自然現象的研究也不斷出現新的突破，終至形成各種跨學科的新興學科者，有物理化學、仿生學、生物化學、生態學、生物物理學等等。在法學中也不乏先例，如國際海商法學又是在長期實踐中，隨著海商事業的發展，綜合國際海商和條約及各國海慣例商法而形成一支獨立的法學分科。所以，國際經濟綜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兩種規范發展為一門獨立的法學分科，又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國際經濟法學研究對象的范圍，廣泛包括國際有關商品與資本流通的各種法規、法制及有關的法律問題，還可細分為關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貨幣、國際技術轉讓、國際稅收、國際勞務協作乃至國際經濟組織等的法規及法制的問題。但作為一門獨立的綜合的法學學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理論聯系實際。這是研究一切問題最根本的方法。國際經濟法是法學領域中一門實用學科。國際經濟交往中要涉及到各國政策和利益，而由于各國利益不一致，諸多矛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其情況尤為嚴重，因而，使國際經濟關系中出現的法律問題極為復雜，難于解決。研究國際經濟法，必須避免就法論法，或流于純法理的探討，要面對現實，從實際出發，堅持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原則精神，運用科學方法，去發現矛盾，分析矛盾，找出主要矛盾之所在、問題的實質所在，并聯系國內外司法、立法實踐，用國際經濟的基本理論，去解決矛盾，解決問題。特別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發展國際經濟關系，是我國的基本國策，研究國際經濟法，應立足本國，聯系我國涉外經濟司法實踐及我國在對外經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探討，使研究工作為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參加國際經濟大循環及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論文摘要：國際經濟法研究生教育質量的提高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中課程設置是研究生培養工作的首要環節，要合理設置課程，構建科學的研究生課程體系。目前我國國際經濟法研究生課程設置結構不合理，學期分布不平衡，沒有針對性，公共課與專業課比例失衡，忽視學生科研和實踐能力的培養。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革我國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的幾點建議。
一、目前我國國際經濟法課程設置的現狀
從各院校法學院國際經濟法研究生的培養計劃中可以看出，大多數的研究生教育課程體系結構與本科基本一樣，總學分為30多學分，由必修課、選修課和公共課程組成，必修課和選修課中的專業課幾乎各占其一半以上的學分，必修課和選修課的學分各占總學分的大約六分之一，而公共課所占比例都高于必修課和選修課所占學分的比例。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和北京大學法學院為例，國際經濟法研究生課程設置大體與上述統計一致，設置了體現學院特色的“國際法專題研究”、“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專題研究”、“國際知識產權與技術轉讓專題研究”、“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原著研讀”、“國際貨物運輸法律與實務”、“國際投資與技術貿易法律規則與實務”、“公司財務與法律”和“ 國際商事仲裁法”等相關課程；北京大學法學院國際經濟法專業的課程設置則將國際經濟法課程設置包含在國際法當中，沒做細小的劃分。華北電力大學國際經濟法專業的課程設置表由學位課、必修環節和選修課三大部分構成，其中學位課包括公共課、學科基礎課、學科專業課。從課程分布來看，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一年級上學期開設了“國際貿易法專題”、“國際投資與金融法專題”、“國際法專題”和“國際經濟爭端解決研究”，下學期開設了“法律實務專題”、“專題課程”和“法學經典文獻選讀”等相關課程。二年級幾乎不設任何的專業課程，主要由學生自己支配，撰寫個人的畢業論文。
從以上各院校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來看，大體存在以下特點：各院校基本上是按照教學大綱上的教學要求來進行課程設置；對國際經濟法細小專業的劃分涉及不深；某些院校在學生研一階段的課程設置密集，實踐課設置稀疏等。
二、國際經濟法研究生課程設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任何學科的課程設置都是為實現教學目的服務的，國際經濟法也不例外。但目前我國的國際經濟法專業的研究生課程設置與當前的社會發展需要存在嚴重的脫節，這一點從研究生畢業時的就業狀況就可以看出。本專業學生就業時為何屢遭閉門羹，經過高層次的研究生教育階段學到的知識為何到了社會上卻慘遇死穴·以下從多方面探討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存在的問題。
1.國際經濟法課程體系不合理
國際經濟法法學研究生課程一般分為公共必修課程、專業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總學分為30多分。其中英語、政治等公共課課時較多，都超過了專業課所占學時，這樣學生就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與本專業無關的理論知識的學習上。公共課與專業課設置比例失調是該專業課程體系的明顯缺陷，公共課上學生哈欠連連，甚至逃課也是經常出現的現象，長此以往這種潛在的厭學情緒會影響到學生們對專業課的學習。培養單位為了按時完成培養計劃，普遍采用減少專業課程門數和內容等方式，導致專業課程數量不足，學分要求相對偏低，不利于研究生寬廣深厚專業基礎的形成。[1]
以華北電力大學研究生院課程設置為例，包括國際經濟法在內，所有的法學課程都必須在研一階段全部修完，這樣就大大增加了在研一階段法學研究生的課程壓力，學生就會為了修滿學分而上課，日甚一日的學習疲憊狀態影響了學生們的學習質量。其他很多兩年制院校的研究生一年級的教學大綱上排滿了學生的課程，二年級幾乎不設任何課程；三年制的很多院校也是如此，研究生一年級的課程很多，任務很重，二年級大量遞減，三年級的課程幾乎為零。這樣的課程設置安排似乎是留出充足的時間為國際經濟法研究生將來的就業做好準備，但從整體看來這樣的課程安排其實是值得商榷的。
2.國際經濟法課程內容沿襲本科階段
國際經濟法學研究生階段的某些課程沿襲本科階段的課程設置，課程的難易程度沒有做明顯的區分。以華北電力大學為例，國際經濟法專業的研究生在研一上學期選過一門“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但這門課程幾乎所有法學專業的學生在本科階段都已學過，此課程也并沒有對本科階段學到的知識做深層次的挖掘，知識水平并沒有得到提高。正如謝安邦教授所說，“研究生教育部分課程內容的高深層級性只是體現在對本科生課程內容在橫向層面上作平面式的擴展上，而并沒有凸顯研究生教育在課程內容上的要求和特色”。[2]
3.國際經濟法專業課程劃分不夠細致
一所院校中專業同為國際經濟法的研究生有很多，但是從各院校為其設定的培養方案來看，他們的選定課程幾乎是一樣的。雖然同為此專業的學生，但在國際經濟法具體領域當中每個學生對其關注度和興趣是不一樣的，有的喜歡國際金融，有的偏愛國際貿易，通過學習每位學生應該都有一個所擅長和熱衷的細小領域。但有些培養單位卻硬性地為同一專業的學生設置相同的課程，忽視學生的個體性和創造性，培養方案沒有因地制宜、因人而異，主要表現為課程設置體系中學生的任選課程嚴重不足，對其進行學分限制。“任選”即意味著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這些任選課程的設置是與學生的專業相聯系的，雖然是同一專業，但是更應該關注學生個性特征的培養。
4.實踐性課程太少，忽視學生實務能力培養
國際經濟法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除了涵蓋基本的法學理論知識以外，對實務性問題的研究要求也很高。以國際貿易為例，跟單信用證是國際貿易活動中常見的結算方式，通過教學要讓學生知道如何草擬一份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以及熟悉跟單信用證的結算流程等相關問題，當然，這對教師的要求很高。如果教師沒有該方面的實踐經驗，課堂教學就會流為純理論教學，如此這般學生上課就會覺得空乏無味，不會將知識學以致用。造成此問題的根源在于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存在弊端，除此之外師資力量不足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實踐性課程在學生必修課和選修課當中都有涉及，相對而言在選修課中占的比重較高一些。實際上實踐教學應該貫穿國際經濟法課程設置的始終，案例教學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該專業的學生都知道國際經濟法相關課程的案例大都來自于專門的國際仲裁機構和wto爭端解決機構等貿易實務領域，這些案例牽扯到的背景知識有很多，難度很大，有時候把一個案例搞清楚，進行透徹分析都要花耗很多的課時。于是學生為了簡單獲得相應的學分再加上培養單位、老師的關注度不夠，將實踐環節進行壓縮，模擬仲裁機構、國際法院、爭端解決機構等進行案例分析。雙方辯論的實踐課程與專題研討更成為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的奢望。
三、國際經濟法課程科學設置的建議
設置科學合理的國際經濟法課程是一項系統工程，圍繞以上存在的問題，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來加以完善。
1.強化科學設置國際經濟法課程的思想意識
任何問題的解決都要從思想意識上加以重視，只有從思想上提高警惕，才能將有效的行動付諸于實踐。良好的課程設置是學生習得本學科知識，掌握知識要領的重中之重，特別是對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來說，科學的課程規劃能將學生學到的知識從縱向上加以延伸，對于提高教學質量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科學合理的課程設置在研究生整個培養方案體系中具有基礎性和綱領性的地位，是實現高層次教學目的關鍵環節。因此，必須強化思想意識，制定科學合理的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課程內容，將本專業課程改革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開展。
2.制定科學的學習教材
從根本上設置一套科學合理的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學習教材，為國際經濟法研究生開設關注時代前沿的課程，教材編寫組應該由本領域內有影響力的資深專家、教授和學者組成。各院校要建立科學的激勵機制和針對性的獎勵措施，將編寫教材的質量優良作為老師評優評先的考核標準之一。另外實務性專家人士也應該參與進來，如國際貿易、金融、投資等具有較高學習難度領域，在一些案例的編寫上應該由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門人士來完成，從而制定科學的學習教材。
3.全方位統籌課程設置，體現課程設置整體
培養單位應學習先進國家在此方面有效的實踐經驗，如日本的京都大學就是很好的效仿對象。該校研究生階段的國際經濟法課程與本科階段的課程設置之間有明顯的難易梯度，研究生階段課程安排重在開闊學生思維，拓寬學生知識面，給予其較大的自主空間；加大對專業英語的重視程度，英語課程設置應做到與國際經濟法相關領域密切掛鉤。
在師資建設上，加大教授和副教授的聘任力度，此領域專家不但應具有深厚的國際經濟法理論基礎，對相關實務問題要有豐富的經驗，熱點問題也應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改變填鴨式的教學方式，做到案例教學和雙語教學雙管齊下。國際經濟法案例相比其他的法學學科的案例來說難度更大，而且相對來說獲取權威、經典案例的途徑不是很多，如此一來對上課教師的要求就特別高，因此授課教師就必須利用課下時間收集可利用性強的案例，歸納總結，從而不斷積累經驗；國際經濟法專業對外語水平要求很高，在國際貿易領域，使用眾多國際貿易術語和大量商務英語詞匯，因此教師應努力提升自己的外語水平，爭取各種可以到國外作訪問學者的機會，將國外的前沿知識帶到國內課堂上來。此過程中也應注意學生對知識的接受程度，難度不應太大，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推進。另外意大利在國際經濟法方面“演講式”教學模式也是值得借鑒的不錯選擇，教師應充分開發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提倡學生們走上講臺。
從學生自身來講，首先應定期參加國際經濟法相關領域的學術報告會、研討會、國際學術交流會議等，活躍學術氣氛；其次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外語水平和能力，不管是課上還是課下都要有針對性去學習。
4.優化知識結構，注重因材施教
首先，針對各校具體情況，部分院校應該將不同年級的研究生課程安排做一下協調，松弛有度，合理布局研究生階段的課程內容，分散研究生在研一階段課程過多的壓力，刪減與本科國際經濟法課程重復的研究生課程的學時，課程的科學設置要做到對知識結構的優化。其次，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可采取網絡媒體教學，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定期聘請國外的專家、教授進行視頻講學和面對面講學，此過程中要重視國際經濟法研究生的自我參與意識。再次，培養研究生的自學能力。學生應仔細閱讀國內外本領域最新的文獻、專著，關注國際社會熱點問題，課上按專題或者小組的形式進行講解，把課堂表現作為對學生進行考評的參考標準之一，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最后，對國際經濟法專業再進行細致劃分，針對每個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與擅長領域深度細分課程，培養單位要因材施教，體現專業特色與學生特長。
5.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研究生階段與本科階段應該是兩個完全不同能力水平層次，研究生階段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更勝一籌，實踐性應該更強一些。但絕大多數院校提供研究生實習的機會很少，國際經濟法專業的學生到國際法院、仲裁機構、爭端解決機構獲得實習的機會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并不能因此忽視本專業研究生科研實踐能力的培養，培養單位應竭盡全力為學生著想，如可以安排學生在固定時段到一些證券機構或國內比較有名的涉外仲裁、法院等律師事務所進行實習。以上是讓學生“走出去”的模式，還可以采用“引進來”的模式，即課堂教學應模擬法庭辯論，將與辨析案例有關的專家、教授、涉外律師以及實務性人士、學者等請到課堂上來，對學生出現的問題進行現場指導。通過這種“走出去”與“引進來”的戰略，將學生所學課堂知識與將來的就業緊密聯系起來，增強學生的實務能力和實踐經驗，力爭為學生將來走向社會，走向工作崗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關鍵詞：國際經濟法學 實驗課程 教學
一、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意義
1.有助于促進國際經濟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通過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提出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改革思路與方案并運用于教學實踐，使學生直接面對將來的工作環境與工作要求，促使學生將所學理論知識運用于務之中，使學生在校時就具備了適應未來工作所必需的心理素質、知識結構和操作能力。
2.有助于構建模擬法律職業環境，為學生提供充分的動手操作機會。通過建立仿真實驗室，使學生在分析案件事實、收集證據、更好地進行人際交流與溝通、起草法律文書等技能方面的訓練得到強化，培養學生從事法律職業所需的專業技能。
3.有助于提供師生互動平臺，變“填鴨式”教學為學生主動式學習。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是以學生主動學習為基礎展開的，在實驗教學模式下學生也被賦予了一定責任，在實驗過程中，學生可以與指導教師就實驗中遇到的問題進行無障礙的溝通。
4.有助于提高師資隊伍的教學水平。要進行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要求指導教師深入法律實務部門，掌握相應的專業技能。實踐經驗的豐富無疑可以幫助教師更好地講授專業知識，促進教學科研水平提高。
二、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現狀
作為法學專業的核心課、專業課，國際經濟法以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為研究對象，在21世紀全球化和國際化趨勢下，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重要性日益體現。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現狀具有以下特點：
1.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國際經濟法是20世紀后半期逐步發展起來的新興學科，是具有綜合性、實用性、科學性的法學核心課程。隨著中國對外交往的擴大和加深，相應的法律問題也越來越突出，人們對相應的法律課程也越來越重視，國內法學院校普遍開設國際經濟法課程并在其中設立實驗教學環節。
2.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內容越來越豐富。現已覆蓋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貨幣金融法、國際稅法、國際經貿爭議解決法律制度等國際經濟法各個領域。
3.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形式多樣化。包括案例教學、課堂討論、法律診所、模擬法庭、社會實習等，并將各項實驗教學的考核成績作為平時成績納入期末總評成績。
4.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環境日益改善。部分院校編寫了國際經濟法實驗教材，設立了功能完善的模擬法庭，配備了先進的網絡設備，提供網絡實驗教學的硬件與軟件，與地方法院、律師事務所保持良好的教學合作關系，加強實驗教學師資隊伍建設，大多數院校對實驗教學給予政策及經費上的支持，提供相應保障條件。
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在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實踐能力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為加強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一方面，需要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傳統的實驗教學形式；另一方面，則可以通過拓寬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的渠道，豐富實驗教學的內容與形式來加以實現。
三、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方案
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是基于加強基礎、拓寬知識、重視實踐、培養能力、激勵創新、發展個性和提高素質的原則，著眼于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在現有實驗教學軟硬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優化實驗教學內容、實驗教學手段、實驗教學隊伍、儀器設備及環境條件，建設一個實驗教學體系、課程內容和教育信息技術創新先進的、多層次的實驗教學體系，建立實驗教學與理論教學緊密斜街、法律實踐技能訓練和基礎理論知識學習相互補充、智力因素培養和綜合素質提高并重的三位一體的實驗教學模式。
1.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目標
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總目標是以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和提高法學教學質量為宗旨，以高素質實驗教學隊伍和完備的實驗教學條件為保障，融知識傳授、能力培養和素質提高為一體，通過實驗教學培養學生探尋法律事實的能力、法律實務操作的能力和綜合表達能力，培養其法律思維能力與創新思維能力，最終實現素質高、業務精、能力強的人才培養目標。
其具體目標為：
(1)能力性目標。不僅要使學生學習國際經濟法知識，更要教會學生如何學習、掌握、運用、更新、創新知識，發展學生對國際經濟法知識的綜合運用、動手實踐能力與創新思維能力，善于思考和以全局的、發展的、長遠的眼光看待問題的能力，從而形成獨立分析與解決問題的態度和能力。
(2)參與性目標。通過采取多種形式的互動教學，強調學生通過自主參與學習活動，獲得參與討論和探索的親身體驗，逐步形成善于質疑、樂于探究、勤于動手、努力求知的積極態度，產生積極情感，激發他們求知、探索與創新的欲望與動機。
(3)情感性目標。合作的意識和能力是現代人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通過開展并努力創造有利于人際溝通與合作的教學環境，使學生學會交流和分享研究的信息、創意及成果，發展樂于合作的團隊精神，養成團隊合作、分享、積極進取等良好的個性品質，提高團隊合作的能力。同時，養成嚴謹、求實的科學態度，不斷進取的精神及勇于克服困難的品質。培養對社會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形成積極的人生態度。
2.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內容體系
考慮到國際經濟法課程的特點，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內容體系可分為“兩大部分、三個層次、四大模塊”。從實驗教學的空間來看，包括校內實驗和校外法律實踐兩大部分；從實驗教學的性質來看，包括基礎型實驗（如課程實驗）、綜合型實驗（如仿真實驗）和法律實踐（如見習、實習等）三個層次；從實驗教學的類型來看，包括實驗、實訓、調研和實習四大模塊。其中，實驗模塊主要由法庭科學的實驗課程組成；實訓模塊主要包括庭審觀摩、案例診斷、司法實務、企業法律實務、調節與仲裁等；調研模塊包括地方立法、法律援助等專題調研；實習模塊包括法律診所、基于法學實驗教學中心的校內仿真實驗和畢業實習等內容。
3.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主要措施
(1)理順現有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體制。制定《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與實驗室建設總體規劃》及相應的《國際經濟法應用型人才能力訓練與開發總體方案》，建立強有力的實驗教學激勵機制和政策保障系統。
(2)研究建設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創新體系。通過內容創新、形式創新，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網絡狀的學生實踐能力訓練平臺。建立校內實踐與校外實踐相結合的實踐能力訓練平臺。通過法律診所、法庭審判模擬和基于法學實驗教學中心的校內法律實務仿真實習等教學模塊為學生搭建校內實踐實戰平臺，通過與法院、檢察院、司法廳等簽訂實習協議為學生搭建校外實踐平臺，充分挖掘社會資源為學生能力訓練與開發服務。建立網絡資源平臺和虛擬活動平臺，一方面，為學生能力訓練提高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法規庫、案例庫、視頻資源庫等網絡資源和網絡服務體系；另一方面，為學生提供虛擬法律角色扮演軟件支撐平臺，拓展實驗教學時間與空間，提高實驗教學的實效。
(3)構建、完善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項目體系，推動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規范化建設。建立“基礎型法學實驗研究”、“專業綜合型實驗研究”和“跨專業綜合型實驗研究”等的實驗教學項目體系，不斷拓展和深化實驗教學內容改革。
(4)加大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教師隊伍建設。打造一支相對穩定、年齡職稱結構合理，素質高、專兼職相結合的實驗教師隊伍。通過引進、培養和外聘等途徑壯大教師隊伍，優化教師結構。制定青年教師實驗實踐教學能力培訓計劃，每年選派一定數額中青年教師進入司法機關或企事業單位掛職鍛煉；著力培育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帶頭人，強化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團隊建設。
（四）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技術手段
關鍵是要采用制度化的形式，以全新的理念構建完整的硬件和軟件保障機制，使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走獨立性、可持續發展的規范之路。以法學實驗室建設作為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的物質載體，通過資金的合理投入使用，人力資源的科學調配，管理的規范安排，以滿足實驗教學必備條件。
四、完善國際經濟法學實驗課程教學的建議
1.鑒于目前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案例普遍為第二手資料且經過人為加工處理，比較完整的原始態案例資料不夠，應加大力度收集與整理第一手案例資料，建立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案例數據庫，并部分用于實驗教學中，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2.鑒于目前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形式之一仿真實驗室的實驗項目較薄弱，可考慮結合“法學實驗教學軟件系統”進一步開發國際經濟法實驗項目，豐富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的需求設計，以期完善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的形式與內容。
3.鑒于目前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考核方式單一化，建議設計過程考核、結果考核、會診式考核等多種考核方式，以期改進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效果。過程考核主要通過無紙化閉卷上機考試的形式按照實驗業務環節，分步驟、分階段檢測學生掌握基本業務知識和基本業務技能的情況；結果考核強調對學生綜合業務處理能力的考核，要求學生掌握較高的情勢分析能力，能熟練運用法律規則，主要通過實驗結果報告及學；會生個人或小組的演示等形式，全面完整地反映學生的實驗結果及其依據診式考核則邀請實際從事涉外法律事務的人員，針對學生的實驗結果提出問題，以拓寬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的視角，切實提高其分析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這三種考核評價方法既體現了解決國際經濟法律問題對學生基本知識及基本業務能力的規范性、專業性要求，又充分考慮了實際國際經濟活動開展方式方法的多樣性對學生綜合知識、應變能力、綜合業務處理能力及創新能力的要求，較好地反映了實驗教學對實驗考核和評價方法的特殊要求。
4.鑒于目前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內容差異較大，應設計統一的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大綱、講義，制作課件，以期增強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的規范性。
5.鑒于目前國際經濟法實驗教學主要是在國際經濟法課程教學中設置實驗環節，尚未形成獨立的機制，欠缺相對理論教學的獨立地位，建議在條件具備時嘗試開設專門的國際經濟法實驗課程，將其作為選修課程，以期擴大實驗教學的應用范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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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末，黨的確定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目標，以解放束縛了多年的生產力，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使生產關系能夠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經濟法律制度，從法律上加以保障。對經濟運行的機制從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當時法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課題。在對經濟運行法律機制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經濟法學的雛形。
也許是受計劃經濟思想觀念影響時間太長的緣故，剛剛改革開放的經濟使得法學工作者有些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對市場經濟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學工作者認為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法律都屬于經濟法研究的范圍，于是相應地形成了大經濟法的概念。在當時，人們以談經濟為時髦，對于經濟法學和其他法學部門之間的關系，還沒有來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問題都當作經濟法問題來對待。為了尋求理論上的支持，人們一方面立足于本國資源，從理論上對經濟運行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從外國積極引進各種經濟法理論，借鑒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在這個階段，有一大批的經濟法學教材和著作被翻譯成漢語出版發行。其中最有影響的有前蘇聯、日本的一些經濟法學著作和教材，如前蘇聯拉普捷夫主編的《經濟法理論問題》和《經濟法》，日本的金澤良雄的《經濟法概論》、丹宗昭信、厚谷囊爾主編的《現代經濟法入門》、《日本經濟法概要》等。此外還翻譯了一批經濟法學論文。在國內則出版了相當一部分經濟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眾多的經濟法派別，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縱橫經濟法論。經濟法學研究對法院的司法實踐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大量經濟案件的出現，使得各級法院相繼成立了經濟庭，專門處理這些案件。在當時看來，企業之間的經濟合同糾紛、涉外經濟糾紛等，只要涉及到錢的糾紛案件（民間借貸除外），一般都當作經濟案件來對待，而民事案件則只限在婚姻家庭糾紛、民事侵權等很小的范圍內。
隨著經濟法學研究的日漸深入，人們發現，經濟法學并不是包羅萬象的，經濟法研究的許多方面實際上應當屬于民法的研究范圍。于是經濟法和民法的關系問題，包括經濟法和民法的范圍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1992年，中國正式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們通過對市場經濟國家法律的比較研究，發現各國不但在經濟上可以互相借鑒，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參考。法學家們對經濟法進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但是這些觀點已經跟以前的經濟法觀點有了明顯的不同，無所不包的大經濟法概念已經很少有人堅持。這些觀點被稱作為“新經濟法理論”或者“新經濟法諸論”。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自從新經濟法理論逐漸定型以后，人們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駐足不前的局面。人們更多的是關注經濟法各部門學科的研究，甚至還有少數經濟法學者對經濟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產生了懷疑，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幾年來民事立法的顯著成就，使得經濟法的地位問題受到了更大的影響。《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權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啟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法學者把目光轉向了民商法學研究。同時，法學研究的結果對法院的司法實踐同樣產生了影響。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還存在不同看法，對經濟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異，但是他們之間都達成一種共識，即經濟法只調整跟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有關的法律問題，而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來調整。對于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法學界已經很少有人表示懷疑。至少對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等屬于經濟法的研究范圍，人們都不表示懷疑。由于經濟法研究范圍的縮小，于是有人對法院經濟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懷疑。認為經濟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圍，而真正屬于經濟法范圍的案件則很少，因此主張撤消經濟庭，變經濟庭為民庭。這種觀點是一種狹隘的部門利益觀點。人們意識到經濟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屬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圍，這是人們認識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學研究的進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經濟法庭的地步呢？我們應當承認，經濟法庭的設立，對我國解決經濟糾紛、促進我國經濟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在經濟庭審理的大量經濟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進民法學家的觀點也不應當屬于民法的受案范圍。例如，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等等。當然，他們可能會說，不正當競爭的案件，從本質上說是侵權糾紛案件。反壟斷案件（盡管我國目前還沒有）實際上是合同糾紛案件，即這種合同是否違背社會公益，因而是無效合同的問題。如果這樣認為的話，其實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沒有必要存在了，因為他們歸根到底都是一種侵權糾紛或者合同糾紛。行政糾紛從本質上來說，難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機構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釀成的侵權糾紛嗎？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設置缺乏一個統一的標準。有的法庭是根據受理案件的性質來設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則是根據其他標準，主要是為了滿足處理某一類案件的方便而設立的，如鐵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設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們同屬于某一個部門，集中起來由某個單獨的法庭來處理比較方便。我們也不否認法院各審判庭的設置都是從審判的實際需要出發的，但是其目的都是為了方便人們訴訟活動的進行。經過近二十年的審判實踐，人們已經完全適應了經濟庭的概念，人們已經對經濟庭的受案范圍已經有了非常清楚的認識。如果突然間取消經濟法庭，勢必使人們對法院的行為感到茫然，對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無法了解，從而降低訴訟效率、提高訴訟成本，甚至使人們產生經濟法是否已經已經被廢除了的疑慮。這對當前的經濟法學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經濟法庭即便是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質在法理上說得過去，但是，在經濟法庭取消以后，本來應當屬于經濟法庭受案范圍或者將來肯定會出現并且應當屬于經濟法庭受案范圍的案件，缺乏相應的受理機關。我們總不能把它們讓民庭來受理，因為那將在法理上又說不過去了。例如，近些年來，人們對壟斷現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認為我國制定《反壟斷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將來，《反壟斷法》出臺以后，人們想提起反壟斷訴訟應該由哪個法庭來受理呢？以及現在還經常出現的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應當繼續由哪個法庭來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來受理，這樣豈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論，回到了原來大經濟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認為，撤消經濟法庭的提法應當慎之又慎。我們完全可以考慮保留現有的經濟法庭，但是對其受案范圍作適當的調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說得過去，同時也不至于讓人們一時無法接受。對于經濟法應當向何處去的問題，張守文教授在其新近發表的論文“中國經濟法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到，中國經濟法學在世界法學舞臺上的地位問題是我國經濟法學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時。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每一個法學工作者深思的問題。
在我國的經濟法學研究中，似乎比較注重從外國借鑒，而忽略了向外國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他們也許考慮的是我國的經濟法理論還不夠成熟，許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國介紹。實際上，他們也清楚地知道，經濟法產生的歷史還不長，我國當初從外國引進經濟法理論時，外國的經濟法理論也同樣很不成熟。通過二十來年的研究，我國的經濟法學已經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就，經濟法的理論已經基本形成，經濟法的地位已經得到認可。但是我國的經濟法理論和外國的經濟法理論已經有了較大的不同。我國的經濟法已經不再是前蘇聯和日本的經濟法著作中所說的經濟法了。美國的法經濟學（lawandeconomics，law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也和我國的經濟法概念有著質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經濟學的方法和手段來對法律問題進行分析，這些法律問題不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問題，也包括法制史上的問題。筆者從互聯網上看到美國法經濟學會年會的一份會議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經濟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還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發言。這也就說明，美國的法經濟學和我國的經濟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過來，如果認為外國沒有我國所說的經濟法，怕他們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國介紹的話，就更加不應該了。如果國外已經有了我們所說的經濟法理論，而且發展得更加成熟，這時向它們介紹，反而有班門弄斧之嫌。而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國的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體系，我們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紹給他們，使他們了解、接受我們的經濟法學。美國沒有大陸法中的民法學，但是，美國用英文出版的各國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國民法著作。美國還用英文出版了我國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經濟法含義上的著作似乎還沒有見到。近幾年中國政法大學以及今年北京大學針對美國學生辦的中國法短訓班都沒有安排經濟法的課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經濟法學者沒有努力爭取也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在向外國借鑒法學理論時，一般都比較注意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日本、法國、德國等加以借鑒，因為他們的經濟比較發達，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比較大。那么，我們在向國外介紹中國經濟法時，同樣應當以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為主要目標。我們要想經濟法在世界法學舞臺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動向它們介紹我國的經濟法理論，他們是不會主動向我們來取經的。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向國外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呢？筆者以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考慮。
一、出國講學。近些年來，我國每年都有不少法學家到國外作訪問學者或者講學，但是經濟法學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國門的經濟法學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絕大多數都是去當學生，了解國外的法學研究動態，介紹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國介紹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法理論。我盼望我國的經濟法學家，尤其是經濟法權威們不要將自己的影響局限在國內，而應當向國外滲透。出國講學，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尤其是經濟法基礎理論不失為一條有效途徑。
二、單獨或者和國家立法、行政機構舉辦經濟法國際研討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培養了不少外國留學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經濟法專業的留學生。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即使沒有深入獨到的研究，也有相當多的了解。他們回國之后，有的從事法學研究，有的從事法律實務。我們可否建議他們利用所學的中國經濟法理論以及經濟法學研究方法對他們本國的經濟法進行比較研究，寫出文章或者專著在本國發表或者出版。同時在有關的經濟法國際研討會上和國內學者進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進中國經濟法在國外的影響。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書立說，或者將國內有影響的經濟法理論著作翻譯成外文向國外介紹。每年我們都能在外國的期刊上見到相當數量的中國法論文，但是關于中國經濟法的論文卻很少見到。正如我前面說到的，如果我們不主動走出去，他們可能不會請進來。因此，如果我們的經濟法學家能夠申請科研立項、爭取獲得國內或者國外的科研資助，將中國有影響的經濟法研究成果向外國介紹和推廣，那么，他們對中國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將會更加完整、準確、清楚。
一、結合眾多領域在多元視野下研究國際法
國際法源遠流長，與國際關系和外交關系一樣，有國家便有了國際法。國際法從來就不是獨立存在的，它要受國際社會和國內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技術或地理環境等各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國際法是國際關系中的法律關系，在國際社會歷史和文明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費爾德曼的《國際法史》從多個維度和領域對國際法的產生、形成和成熟等階段展開論述，能夠給予其他國際法學者一些啟示。不論是從宏觀視角出發，還是從微觀性的角度考察，實際上更要強調的是拓廣研究的范圍，國際法問題的研究應該突破傳統的學科界限（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可在法學領域內部統合（法理學、民商法、經濟法、憲法行政法等），也可以結合其他學科（跨學科），比如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甚至是語言學、心理學等等，要有所突破才能有所成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需要學者們打破一些慣常的思維定式和既有的不合理的安排，以追求真理為終極目標。
二、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的結合研究
歷史上，國際政治、國際法和外交研究之間并無嚴格的區分。只是在近幾十年，過分細化的學科分野和教學設置，逐漸把國際政治和國際法拉開距離，甚至造成互不通氣、缺乏了解的局面。實際上，研究當代的國際政治和安全，不可能不看到各種國際制度和法律的作用，離開對后者的分析，很可能導致分析的空泛乏力；同理，沒有對國際關系多樣性復雜性的認知，國際法的研究可能會變得過分保守但化。
歷史上國際政治、國際法和外交研究之間沒有嚴格區分，是與當時的現實情況緊密相關的。當研究展開之后體系變得過于龐大，常規的研究方式難以適應，且不能產生有效的成果，于是往往會將這個龐大的體系切割為比較合適的幾個領域，分別予以研究。但是相關的領域割裂不合理或割裂的時間太長，也會產生負面效果，于是人們需要尋求平衡，但是具體運作上困難重重。
就我國學界情況看來，國際關系和國際法不易結合研究的障礙大致可歸納為四項：一是學科劃分上和教學模式上的不合理之處，兩個體系之間長期“各自發展”缺少聯系；二是我國在這兩個學科的研究上水平還不夠，基礎性研究較缺乏，所以在結合兩個體系時會面臨很多問題；三是二者之間的芥蒂較深，都比較封閉，接觸上存在障礙，這也是長期“獨自”發展的后果；四是學者本身的知識局限性。雖然可以針對這些問題來試圖尋找解決方法，但是也要看到這些障礙都是不易解決的，每一方面都是根深蒂固的問題。在當代社會，因文明、社會的演進和發展，許多方面的事務的處理都變得相當棘手，面對亦舊亦新的問題和挑戰，我們需擁有更高明的智慧。
三、以國際關系學視角探討國際法的緣起
在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中形成 了眾多學派。比如理想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批判理論、規范理論、后現代主義、歷史社會學等等，千差萬別，因為它們的許多方面的差異（視角、闡述、方法等）也導致了結論上的巨大差異。按照一般情況，學者們認為國際關系學中影響較大的學派有三個：強調國家和國家權力斗爭的現實主義；強調多元化的行為體、跨國互動行為以及國際制度及規范的自由主義；強調觀念性內容的構建以及文化領域的影響的建構主義。
學者們普遍認為自由主義的興起為國際法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動力，國際法的地位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所上升。作為調整國際關系，試圖構筑和維護國際秩序的重要環節的國際法，確實在凡爾賽體系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比起一戰以前的國際法而言其地位已大幅提升，可是最終這樣的國際法體系所支撐的國際秩序仍然崩潰了。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國際法本身的問題，只是國際法所服務的體系和秩序本就是不合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法構建得再完善也是無濟于事。國際法并非維持國際秩序的唯一環節，還有許多其他的力量支撐著國際秩序，推動國際社會有序發展，但是國際法確實是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在學界，對于國際法的產生問題是有爭論的。有的學者認為古代國際法是存在的，還有的將國際法的發展階段劃分為“古代和中世紀（中古）國際法”（萌芽狀態的國際法）、“近代國際法”（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志）、“現代國際法”（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標志）。多數學者卻認為不存在古代國際法一說，國際法的產生應源于16、17世紀的歐洲地區，它幾乎是與民族國家一同產生的。在古代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各諸侯國之間，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城邦國之間，都訂有有關的規則去規范它們的相互活動，這些現象都與國際法非常相似，而且這些規范的相關條件似乎均滿足一般認為的國際法的概念。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之后，秦國統一了各諸侯國并建成中央帝國，于是類似國際法的機制不復存在。之后各個具有政治實體相并列存在的時期（比如三國時期）或因為存在的時間過短而狀態不穩定，且各個政治實體均認為其狀態是非正常的而渴望統一，而缺少相持并存的共識甚至想法。總之，難以再形成類似國際法的機制。國際法機制的起源與形成確實需要有相關的條件（其中可能還與科學技術以及生產力、生產關系等因素有關）以及“良好”的環境，需要結合時代背景，社會環境，世界格局等等因素來考察。實際上對古代國際法存在與否這個問題的回答，還有一個關鍵之處，就是對于國家的詮釋，可能會影響學者們的判斷，所以這個問題先要由學者們去解決。近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與在這之前的所謂國家丨比如古希臘、古羅馬的城邦國家）相比有著很大的差別，近現代意義的國際法是以近現代國家（近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主權原則為基準的，這是近現代國際法的一個核心標志，也是區分古代國際法的重要標志。
關鍵詞：國際經濟法;模塊教學;雙語教學法;二元次對比教學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36-0182-02
國際經濟法是法學的四門核心課程之一，是國際法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二級學科，和國家的經濟發展包括對外貿易、投資等問題密切相關，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學科。作為一門交叉性邊緣性學科，國際經濟法要求學習者具備民商法、經濟法、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等多學科的知識基礎，并且有很強的知識綜合運用能力，除此之外，還要做到能夠熟悉地閱讀相關的英文文獻資料。因此，要學好這門課實屬不易，要教好這門課更加困難，在教學實踐中如何設計好這門課的教學對教師來說是個挑戰。本文在對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給予深入的分析后，提出對教改的見解和改革措施。
一、模塊教學新方法
現行的國際經濟法教材大多內容繁雜，以經典的紅皮教材余勁松和吳志攀主編的《國際經濟法》為例，正本書共636頁，分為六個篇章，包括導論、國際貿易法律制度、國際投資法律制度、國際金融法律制度、國際稅收法律制度和國際經濟爭議解決法律制度。這六個篇章包括了現行國際經濟法學科的所有研究內容，但如果將六個篇章全部教授完畢，對于教師來講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筆者所在院校為例，這門課程只有2個學分，一個學期共36節課，如果要完成教學任務的話恐怕需要兩個學期。當然國際經濟法內容繁多，是這個邊緣性學科的特點，但具體到教學實踐中，就必然會導致教學學時短缺，教師只得對每個模塊的教學內容點到為止，但國際經濟法的大多數內容，比如國際貿易、投資等本來就離學生的日常生活十分遙遠，與其他學科相比更加晦澀和難以理解，若只是對其大體內容淺嘗輒止的話，恐怕學生們只會覺得云山霧罩，什么都沒有學到。因此，筆者認為，為了達到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切實地落實教學成果，首先必須改革國際經濟法的教學大綱和體例，實行“模塊教學法”。首先，應當將國際經濟法的主要內容分成若干模塊，如國際貿易法模塊、國際投資法模塊、國際金融法模塊、國際稅收法模塊和爭議解決機制模塊，突出重點模塊、移除次要模塊，賦予教師極大自，允許教師在把握重點模塊的基礎上自由組合模塊。比如，教師可以根據學校的教學及人才培養定位和學生的水平和接受能力，只選擇其中的三個模塊進行教學安排。一般情況下，筆者推薦將國際貿易法模塊和國際經濟爭議解決機制模塊作為重點，其他模塊由教師自主選擇。這樣，才能保證有限的教學時間內確保教學成果的落實。
二、實用雙語教學法
國際經濟法學屬于國際法的一個二級學科，作為國字頭的科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英語材料和雙語教學。筆者所在本科院校對雙語教學設定的標準為70%以上的英語資料和英文教學，然而由于學生英語水平分化嚴重，英語基礎薄弱的學生不在少數，大概一個七八十人的教學班，只有不到一半的學生可以適應雙語教學，大多數學生感到力不從心，少數學生甚至有抵觸情緒（畢竟不是英語系而是法律系），這樣進行雙語教學的結果常常是學生需要花費80%以上的精力去學習英語單詞、句型，而對學科知識的掌握卻只是蜻蜓點水。
筆者以為，雙語教學的根本目的應該是以英語為載體和學習工具，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學科的知識點，所以，對于學校來說，各個高校應根據自身的特點和學生的英語水平有區別地制定英文教學的比例。從培養方案上，可以做出如下改革，培養方案一：二本或三本院校不訂立高于50%的英語教學比例，使法律系所有的學生均有機會體驗國際經濟法的雙語教學課程;培養方案二：以年級為單位，挑選英語程度較好的同學（比如以通過大學英語四級或六級為標準）組成英語班，據筆者所知，很多學校都有類似的做法，但可惜的是這種分班的方法并沒有和雙語教學聯系在一起，筆者認為完全可以在此類分班的基礎上開設雙語教學課程，英語班的同學接受雙語教學課程，普通班的同學可以不開設雙語教學課程，英語教學的比例可以適當提高比如60%～70%;培養方案三：將國際經濟法課程分為普通課程和雙語教學課程，英語教學的比例可以設置為70%，雙語教學課程可適當增加學分以鼓勵學生申報，比如普通課程學分為2分的話，雙語教學課程學分可以設為3分或4分，以英語程度的高低以及自愿報名為雙重標準，允許學生自由申報課程，鼓勵英語程度不是很好的學生申報雙語教學課程。
對于從事一線教學的教師而言，應該根據不同的培養方案調整自己的教學工作。但必須注意兩個問題，首先應該注重對英文材料的選擇和合理安排英文材料的比重問題，應針對現實情況制定一個既能兼顧學生的接受能力又能達到教學目的的合理方案。如培養方案中英語教學的比例設置為不高于50%的情況下，雙語教學的過程中應將英語教學放在概念、重點法條、重點法學家的觀點上;如果培養方案中英語教學的比例設置為70%左右的話，除了概念和重點法學家的觀點外，應對重要的英文國際文件進行閱讀，并且可以加入英文的案例。其次，英語工具應該盡量簡單化，對所選英文材料應做到去掉復雜留下核心部分。譬如，對于國際貿易法律制度部分，英文材料可以只采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和《2000年貿易術語解釋通則》，并且這兩個文件不需要學生進行通篇閱讀，公約可以只選擇重點部分，如公約的適用范圍和合同的成立，貿易術語也可以每組只選擇兩個術語作為范例即可。最后，雙語教學不能完全忽視中文，每一個重點章節結束后，都應該以中英文兩種方式給出總結，畢竟學生的母語為漢語，漢語的總結更能夠深化學生對知識點的理解和記憶。
三、二元對比教學法
學習國際經濟法，不可避免要進行國際法和國內法的對比，只有經過充分的對比才能突出國際經濟法的特殊性，使學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所學知識點，因此，教師必須注重國際經濟法和國內法的比較分析。然而，通看現行的國際經濟法課程，基本上都是重“國際法”輕“國內法”，導致學生知識割裂，很難形成連貫的知識網絡，極大地限制了學生解決司法實踐問題的能力提高。因此，筆者認為二元對比教學法的引入非常重要，通過引入比較方法論，把各個重要的國際經濟法理論問題放在一個二元次空間內，分別從國際法和國內法、英美法和大陸法兩個角度去對比，使知識體系更加完善和充實。
舉個例子，在教授國際貿易法中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同時，應引入同我國合同法相關知識點對比，以及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在相關問題上的不同規定，經過充分的對比學習，學生們才能夠熟記公約的重點知識，并且理解公約為什么會做出相關的規定。具體來講，比如在講解承諾生效的時間即合同成立的時間時，可以先介紹英美普通法系的“投郵生效原則”（mail-box rule），德日等大陸法系的“到達生效原則”（received of letter of acceptance rule），比較兩大法系不同規定的優缺點及其規定的出發點后，再介紹《公約》的規定即基本采取到達生效原則但允許有例外，即“如果發價或依照當事人之間確立的習慣做法或慣例，被發價人可以做出某種行為，例如與發運貨物或支付價款有關的行為，來表示同意，而無需向發價人發出通知，則接受在該項行為做出時生效”，最后介紹我國合同法第26條的基本內容：首先，承諾需要通知的，承諾通知到達要約人時生效;其次，不需要通知的，根據交易習慣或要約的要求做出承諾的行為時生效;最后，以數據電文形式承諾的，要約人指定特定計算機系統接受數據電文的，電文進入該特定系統的時間為到達時間;未指定特定系統的，該電文進入要有人的任何系統的首次時間，為到達時間。通過這種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公約規定、我國合同法的多層次的對比，一個重要的國際經濟法的問題如合同的生效時間的問題就可以全面立體地展現在學生面前，學生才能夠更加全面徹底地理解這個問題的實質。
總之，為了培養出厚基礎、寬口徑、高質量要求的國際型法律人才目標，我們應該不斷地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創新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新方法新思路。模塊教學法、實用雙語教學法以及二元次對比教學法的應用正是針對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的問題，筆者提出的有針對性和創新性的教改方法，希望同行共勉，共同進步。
參考文獻：
[1]梁津明.法學教育改革與探索：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的新視角[M].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
關鍵詞：國際貿易；人才培養；課程設置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2－0247－03
伴隨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迅猛發展，屬于應用經濟學的國際貿易學科及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也迅速發展起來了。國際貿易學科在我國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分別為建國前的引進階段、建國后至1978年的探索與建立階級、1978年至今的發展與繁榮階級（朱廷1994）[1]。但新形勢下我國國際貿易學科的一些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因而國際貿易學科建設與改革迫在眉睫。
一、關于學科及專業的定位問題
我國高校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及相關課程，主要是根據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1998年）的要求設置和制定的。在國際貿易學（020206）中指出：“國際貿易學是研究國家（地區）間商品與勞務交換的理論與方法的學科，是一門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具有很強實踐性特點的學科。”1998年，國家教育部調整新的專業目錄，將國際貿易專業更名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目前，國際貿易學科在理論、政策和實務方面已經成為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
專業定位是人才培養方案的指導思想，專業建設是高等院校最重要的教學基本建設，是提高教學質量和辦學效益、培養合格人才的重要工程，決定著人才培養的格局和辦學水平。因此，科學地規劃專業建設是每所高校謀求發展，形成自身辦學特色和優勢的一項戰略型任務（屈海群2007）[2]。目前，國內很多高校都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專業課程設置大同小異。多年來形成了重點綜合院校重理論、專業外貿院校重實踐，而一般普通院校無自身特色的局面（張辰利2007）[3]。但是，不同的高校有自身的特色，這種特色是在長期辦學過程中積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優于其他學校的獨特優質風貌。而專業特色是學校特色的一部分。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重實踐及涉外性特點決定了其須努力發揮特長，以差異化競爭策略重塑專業特色，從而贏得生存與發展空間。
二、關于人才培養目標、模式
（一）人才培養目標
孫云輝（2007）[4]認為，要想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進行定位，必須首先對學校進行定位。也就是說，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設定要結合學校自身的實力和條件，要基于明確的培養環境和培養主體。按照當今世界上通行的高等學校類型分類標準，我國的高等學校一般可分為研究型、研究教學型、教學研究型、教學型四大類。各類型的高等學校承擔著不同規格人才的培養任務，所培養的畢業生要能夠為社會需要的各種職業崗位服務。同時，人才培養目標也要針對專業進行定位，“國際經濟與貿易”是國際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的結合，體現了理論和實踐能力培養兼顧的指導思想。因此，人才培養目標仍需結合學校特色及專業的特點來確定。
根據明確的專業定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培養基礎扎實、綜合素質高、實踐能力強，具有市場意識和創新精神的應用型高級專門人才[5]。通常情況下，國內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培養目標一般都確定為：掌握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國際貿易基本理論，具有一定的理論分析和預測能力，掌握國際貿易實務的專門知識，能夠從事外貿實際工作。在人才定位上，各校表述有所不同，有的采用“高層次人才”和“研究應用型人才”的提法，也有的強調“應用型”或“實用型”人才的培養。
李爽（2006）[6]認為，在新形勢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培養目標是：努力構建“寬專業、厚基礎、強能力、高素質”的人才培養目標，培養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理論知識，具有較強專業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外向型、復合型、應用型高級業務與管理人才。王濤生則認為，正確定位國際經貿專業培養目標必須綜合考慮以下三個方面的需要：分別為必須考慮學生現行就業與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必須考慮外貿行業崗位群和用人單位的實際需要；必須考慮社會、科技和經濟發展的需要[7]。人才培養目標是人才培養定位的具體體現，也是人才培養模式的前提，制定國際貿易學科的培養目標，需要在按照學校的發展及辦學特色并明確具體專業目標的前提下因材施教，體現人本思想。
（二）人才培養模式
人才培養模式是指在教育活動中，在特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論和教育方針指導下，根據各級各類教育單位所承擔的教育教學任務，為學生構建的知識、能力、素質結構，以及為實現這種結構、實現培養目標而采取的組織形式及運行機制。尋舸（2005）[8]認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應包括培養思想、培養階段、培養途徑與方式、培養效果評價等幾個方面。
孫云輝認為，在制定教學計劃、設置通識課程和選修方向時，強調加強靈活性，強化數學、外語以及計算機教學，力圖拓寬專業口徑，實現一專多向，使學生打好基礎，增強運用知識的能力和發展后勁，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沈文莉（2000）[9]提出，人才培養模式的確立則取決于人才需求市場的宏觀與微觀環境的影響。未來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人才規格和專業教學目標應該是力求培養適合國際和國內市場需求的、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以外語為工具，以計算機為手段、以自然科學知識為支撐的經濟貿易人才。
藍偉東（2009）[10]在《關于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應建立以學生為主導的人才培養模式，充分調動起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認為要把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設好，就必須正確對待學生，建立起多層次的專業培養體系，積極發揮教師的引導作用，同時，學校也應該在教務服務和評估體系上作出適當的調整，齊頭并進，形成以學生為主導的人才培養模式，最終培養出合格的國際商務人才。對于應用型本科院校來說，在人才培養上，既要保證本科人才的基本素質，又要具有現代職業技術教育的特征。應用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培養的途徑主要為開發具有應用型特點的教學計劃；組織實施以應用型能力培養為目標的教學活動；把學生的專業技能訓練作為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重點[11]。
三、關于專業課程體系設置
課程體系則是人才培養模式和教學內容的具體體現。由于歷史原因和受原專業設置的影響，目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課程結構過于專和窄，即專業主干課方向偏專，專業選修課過窄。目前，許多高等院校已對專業課程體系與設置作了一些調整，在拓展學生理論視野，增強學生實踐能力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在課程結構上依然普遍存在著一些問題。如何改革和完善現有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已成為眾多高等院校國際貿易專業教學改革的重要問題。
在課程體系的構建方面，根據應用型能力培養的要求和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需要，首先，在課程設置上要讓學生牢固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知識，將思想品德知識、外語計算機技能以及經濟管理理論基礎知識，作為第一階段的前期基礎教學模塊（也稱素質模塊）。其次，從專業能力上應注重進出口貿易活動的綜合能力培養、經濟理論學習及外貿英語應用能力的培養[12]。
龔鋒（2009）[13]認為，在對我國高校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課程體系進行進一步優化時，為適應國際經貿發展新趨勢對高層次應用型國際經貿人才培養的新要求，應增補或刪減一些課程；適當增加應用性、實務性課程，減少純理論性課程；開設關于當前國際經貿領域出現的現實問題、熱點問題的課程（可以以專題的形式），引導學生關注和了解現實問題、熱點問題；重視人文藝術類課程的設置，培養學生綜合素質，增強從事國際商務活動的能力。但是，課程體系的優化也是一個動態過程，需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進行調整，同時課程體系的優化也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師資力量、教材、教學條件和教學手段的配套才可行。
四、關于教學模式、手段
我國高校教學正從傳統側重于理論為主逐漸向培養實際應用型人才轉變。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具有專業性強、實踐要求高的特點，近年來，國內學者針對國際貿易學科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比較廣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身就是一個涉外型專業，要求培養的人才必須具備國際交流能力并具有國際競爭力，這不僅需要專業課程體系與國際接軌，同時還應訓練學生與國際同步的專業意識和創新性的思維模式。張紅霞（2009）認為，雙語教學法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應用，對于培養創新型國際競爭人才、提升學科教學的國際同步化水平、促進課程建設的規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課程中通過漸進式增加課堂外語使用比例，開展“走出去引進來”的方式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通過研討等活動提高學習者的主觀能動性等，可以較好地提高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雙語教學的應用效果。
孫閣斐在《高校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教學改革探索研究》一文中認為，國內高校傳統的教學方式是填鴨式的教學，在教學中忽視了學生創造能力、思維能力、分析能力和獨立提出見解能力的培養。課堂上教師多為教學過程的主體，師生之間雙向互動較少，忽視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教育的社會性。作為國際貿易專業教學，應堅持以學生為主體，調動和培養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采取啟發式教學。
除了教學理念需更新之外，有學者提出革新教學手段，建議對國際貿易專業進行實驗教學。實驗教學是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科研能力、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教學環節，是培養學生創造思維和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根據教學規律和教學內容，從動態的角度設計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驗教學模塊系統，符合開放性教學的要求，能提供培養復合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人才的技能平臺和提高教師專業素質的業務平臺。這不僅是理論教學的驗證和補充，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14]。詹晶（2008）則提出立體化教學模式，認為立體化教學模式改革是以科學的教學理論為指導，從學生和教師的實際出發，通過合理安排和組合教學各要素，有效利用各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優化教學活動，提高教學效果的過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立體化教學模式具有教學目標的立體性、教學內容的兼容性、教學過程的互動性三個基本特征[15]。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是國內大專院校普遍設立的專業之一。尤其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對人才的需求較大，國內很多院校均根據時展要求不斷對原有的教學模式進行改革，建設與之相適應的先進教學模式，培養具有“扎實專業知識、高技能綜合素質、應用型的國際貿易專業人才”成為各大高校進行專業改革的主要目標。目前，關于國際貿易學科發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必須繼續進行深入研究與探討，并最終推動我國國際貿易學科的發展與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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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ummary of the problem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subject development
LIU Jun-xia,MA Zhen,CHU Ling-li,LI Na
(Economy management school,Xi'an translation college,Xi'an 710105,China)
序
奉獻給讀者的這部《法哲學論》，絕非出自一時的心血來潮。毋寧說，它是我們適應現代法律科學、尤其是理論法學發展的迫切需要，經過長期的思考和探究而積累起來的成果。本書被列為"國家人文科學研究基金項目"。
當下，世界正處于20世紀和21世紀的交接時期。回顧已經過去的百年來的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學一樣，法學是沿著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向進展的：一是各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的強化。如法學與社會學的結合產生法社會學，法學與經濟學的結合產生法經濟學（經濟學法學）；而法學與哲學結合的嘗試，則是更為久遠的事實了。二是科學部門的分化越來越細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論（理論法學），除了法哲學和法社會學之外，還解析出法學學、法史學等等。至于部門法學（應用法學），這種滲透與分化則更為顯著。如民法學與行政法學的結合產生經濟法學，刑法學分化出犯罪學、刑罰學、獄政學等，并且已經獲得學界廣泛的認同。法學的這種演變不是偶然現象，它同現時社會的疾速前進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狀況的復雜化的實際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規律性。面對這種科學發展之大勢，我們深感到法哲學的建設確實是落伍了。對于法哲學而言，既沒有完成法學與哲學的密切結合和相互滲透，更沒有使之從理論法學中真正分化出來而形成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實際情況是，法哲學要么流于一種令人敬而遠之的空洞的術語，要么同實證法律科學的法理學甚至法社會學混為一談。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認清法哲學的特定研究對象，即法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恰恰這個特定對象，決定著法哲學在整個法學體系，包括理論法學體系中處于理論基礎的重要地位。我們之所以打算寫一本較為系統的法哲學的書，就是基于法律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對于法哲學的重要性的嚴肅認真的思考。
對于我們來說，撰寫一部法哲學的專著是難度極大的。為此，我們不能不進行長期的理論準備和一點一滴積累創作的經驗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討經典作家法哲學觀點的著作有《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與李光燦老前輩合編，法律出版社 1991年出版），《列寧法律思想史》（即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討西方法哲學觀點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訂版）》兩卷本（與谷春德教授合著，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論》（縱向的學派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當代西方理論法學研究》（橫向的課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黑格爾法律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1989年出版）；探討中國法哲學觀點的著作有《現論法學原理》（與公丕祥教授合編，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國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間的橋梁》，蘇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氣公開發表自己關于法哲學整體性看法的論文是《法哲學體系論綱》（載《中外法學》 1992年第4期）。此外，還發表了一批其他相關的學術論文。本書的另一位主編即西南政法大學的文正邦教授，對于法哲學的探討是頗受學界矚目的。據我所悉，自改革開放以來，他在報紙雜志上撰寫的、直接闡發法哲學的論文不下數十篇。在他編著的書和主編的《外國法學研究》期刊上，也廣泛地涉及法哲學問題。我從他那里受益匪淺。再者，讀者從《法哲學論》的作者名單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帶培的博士研究生們對該書的貢獻也很值得稱道。本著師生互學、教學相長的精神，我與他們彼此之間就法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了多年的鍥而不舍和反復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見解亦凝集于書中。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從《法哲學論》寫作提綱的擬定到清樣的校對，王振東副教授都耗費了許多精力。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熊成乾編審、張玉梅副編審，不僅在編書技術上給予我們精心和周到的幫助，而且又同我們一起就書中某些理論表述進行了有益的、啟發性的商討。我們向他們表示深切的謝意。
雖然《法哲學論》的付梓使我們受到一定的鼓勵，但我們絕不把它當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稱其中構筑了什么法哲學的理論體系，頂多只能說是我們在探索法哲學奧秘過程中的一個初步的記錄。我們深知自己才疏學淺，法哲學研究的征途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有鑒于此，我們坦率地承認，書中的不成熟之處、欠當之處乃至錯誤之處，很可能比比皆是。我們懇切地希望學界同仁和廣大讀者無保留地提出批評。
呂世倫
1999年 2月于中國人民大學
引 言
馬克思曾經指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掌握群眾。而所謂徹底，就是觸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說過，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一個民族如果缺少理論思維（即哲理思維），既不可能站在時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躍居文明的頂峰。開展法哲學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堅持法學理論的徹底性和科學性，有助于培養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論思維。因為法哲學是關于法學世界觀及其方法論的理論體系，是人類關于法的理論思維的結晶。它賦予我們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遠矚的視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體悟和追尋其中所蘊含的時代精神。開展法哲學研究，還可以使我們的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經驗得以用法學唯物論和法學辯證法的科學體系武裝起來，為法律工作者學習、掌握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鋪路搭橋，開辟廣闊天地，避免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有效地提高我們的思維能力和工作能力。顯然，這些對于我國法學理論和法制建設的深化、發展和走向現代化，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許多復雜的法理問題，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學問題；法律實踐的指導原則和所遇到的疑難問題，歸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各個部門法學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突破和創新，亦都有賴于相關的法哲學方法和理論之功力。因此，為了開創我國法學理論研究和法制建設的新局面，躍上新臺階，法哲學的研究和發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別是值此世紀之交和即將跨入21世紀之際，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發展和全面進步，更需要強化和高揚法學的科學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確規劃和順利實施我國法制發展戰略，總結和吸取人類法律文明發展的寶貴經驗和智慧，實現法制現代化和法學現代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法治和法學而努力，這些都離不開法哲學的研究和發展。
然而，法哲學的內容和體系博大精深，開展法哲學的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和領域不僅極其深廣，而且是異常復雜的。既不能圖朝夕之功，求立竿見影之效，也不能企望有坦途和捷徑，更不會有既定的方式和固定的模式以供達到絕對真理的體系。它乃是一個不斷地學習、借鑒、探索、創造的過程。
正如荷馬在《伊利亞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樣：人類會厭倦睡覺、厭倦愛情、厭倦唱歌、厭倦跳舞，但對戰爭卻樂此不疲。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幾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在推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成為獵物，各國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國防建設，然而在資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與黃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資源如何在國防與民用部門之間分配成為以研究資源稀缺性為己任的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經濟學與國防具有統一性，經濟學家麥圭爾（McGuire，1995）曾通過列舉經濟（學）與國防四個層次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兩者的依賴關系[1]。因此，國防與經濟學產生緊密的聯系是歷史的必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羅•馬基雅弗利（NiccolòMachiavelli，1520）在《論戰爭藝術》（Dell''''arteDellaGuerra）中曾說：誰的荷包里錢越富裕，誰就能打勝仗。國防經濟學的源頭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他是最早考慮國防開支對社會的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1914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編輯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戰爭的政治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War），全面總結了自己對戰爭與經濟、戰爭與財政、戰爭與工業的關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經濟學創始人、經濟學大師庇古（Pigou）出版了《戰時經濟學》（ThePoliticalEconomyofWar，也譯為《戰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以一戰英國經濟為基礎，研究戰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嚴重沖擊，揭示戰時經濟的一般規律，以及戰爭資源籌集的問題[3]。這兩本著作促成了國防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對于現代國防經濟學的產生，以英國約克大學哈特利和美國依阿華州州立大學教授桑德勒（1995）在《國防經濟學手冊》（HandbookofDefenseEconomics）中的說法認同度最高。希奇和麥基因（Hitch，1960）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TheDefenseandEconomicsinNuclear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軍備與不安全：戰爭起源的數學研究》（ArmsandInsecurity：amathematicalstudyofthecausesandoriginsofwar）和謝林（Schelling，1960）的《沖突的戰略》（TheStrategyofConflict）三部專著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國防經濟學的創立[4]，并成為經濟學中相對比較新的一個分支。1990年《國防與和平的經濟學》（DefenceandPeaceEconomics）雜志創刊，經過歷代經濟學家如佩克（Peck）、謝勒（Scher－er）、奧爾森（Olson）、澤克豪澤（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蓋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羅杰森（Rogerson）、沃納（Warner）、阿什（Asch）、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頓（Anderton）、麥圭爾（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羅斯曼（Grossman）、鄧恩（Dunne）、布拉登（Braddon）、豐塔內爾（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斷努力，國防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影響深遠的成熟學科。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認為其研究成果對于采辦理論、2博弈論和人力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涵蓋國防開支需求理論、國防供給理論、軍事人力理論、低烈度的軍事活動理論、國防開支的外在影響理論、戰爭成本與損失理論六大部分。其中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軍事人力的需求與供給、軍事人力的勞動生產率、軍人的新酬結構與補償、女軍人、少數民族的數量構成，預備役的使用，軍事經驗對民事生活的利益回報、對國防人力資源管理的動態過程進行經濟學闡釋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包括招聘、培訓、使用、開發、辭退或離崗、退休等幾個階段。如果把軍隊也看成是一個生產戰斗力的組織，其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也大致經歷了征募、訓練、維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幾個階段。在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正如學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角度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一直以來是國防經濟學中軍事人力理論研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所謂征募制度指的是一個國家運用何種方法吸納一定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軍人來滿足該國國防體系對于軍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模式：義務兵役制（后文稱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稱募兵制AVF，All-VolunteerForce）。圍繞著征募制度，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并逐漸延伸擴展到整個軍事人力理論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防經濟學的發展。
二、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肇始與發展
征募制度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最早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AdamSmith，1776）。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他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變遷的歷史，他認為生產方式和技術進步是成本—收益結構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他認為，常備軍與多元化的社會是一致的，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地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特殊職業，這種常備軍的費用來源于國家征收的兵役稅，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時他認為民眾的尚武精神和組織民兵，是常備軍的支柱，而這個“民兵”具有現代征兵制及預備役的特點。同時他認為“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1％，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5]。今天看來，亞當•斯密的研究無疑是粗糙的，但畢竟是征募的經濟學研究的濫觴。之后，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出現了長時間的空白。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兵役制度的改革與發展，西方國家在推行軍隊職業化的過程中紛紛嘗試實行征募制度的轉換，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對軍事人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研究，他們對兵員征募過程中出現的形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討。經濟學家在美國從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是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黃金時期。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7月，美國一直實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維（Walter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內部報告，并在1967年連續公開發表了兩篇關于征兵制成本的論文。1966年，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關于廢除征兵制的呼聲開始逐漸高漲，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芝家哥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聞周刊》的專欄中寫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隊的真正耗費遠遠大于管理同樣規模的募兵制部隊，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認為參軍是最好的選擇的人構成的。后來他進一步認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與自由社會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7]，漢森和薇絲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費舍爾（Fisher，1969）[10]羅伯特•巴羅（Robert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亞大學畢業生（包括經濟學家DavidJohn－son，MattLindsay，JimMiller，MarkPauly，RobertTollison，TomWillett，andJoeScolnick等人）撰寫了擁護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征募制度改革的爭論在于回答反對募兵制的九條理由，包括：（1）募兵制費用過于昂貴；（2）募兵制在危機時期缺乏靈活性；（3）破壞愛國熱情，腐蝕了公民應該為國服務的道德信念；（4）威脅民主價值；（5）不具有種族代表性；（6）成為惟利是圖的部隊；（7）刺激敵對國家的軍事冒險；（8）戰斗力低下，因為只能吸引能力比較差的人服役；（9）擠占其他國防支出，侵蝕了國防的數量以及質量[12]。擁護募兵制的經濟學家認為，第一條理由是錯誤的，缺乏理論依據，其他八條理由缺乏實證基礎，因此斗爭的焦點主要是費用問題。為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專門機構———蓋茨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羅切斯特大學校長艾倫•瓦里斯（W.AllenWallis）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麥克林（WilliamMecliling）、后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如DavidKass－ing，WalterOi，HarryGilman，RobertBarro，JohnWhite等），他們的努力為美國最終廢除征兵制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3]。
美國的募兵制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期間遇到很多困難，如何應用經濟學有效地對募兵制度進行管理成為該時期的主要任務。雖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見一直沒有停息，不少學者對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懷疑態度。李和麥肯錫（Lee＆McKenzie，1992），羅絲（Ross，1994）[14]，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1995），沃納（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總具有較低的社會成本，當部隊數量擴大的時候，部隊的工資總量就會增加，政府就必須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稅收導致社會經濟的扭曲效應會造成較重的稅收成本，當這個數值達到一定范圍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布朗寧（Browning，1987）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測算了美國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大約等于國家稅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對于募兵制能否保證兵員質量、人力成本的高預算對軍事研究與裝備資金的擠占問題以及募兵制兵員能否代表社會各階層充滿擔心。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發現目前軍事人力的成本在國民生產總值與軍事開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戰時期這個數字最多曾達到2%[16]。西蒙和沃納（2007）通過分析美國1998年到2000年兵員來源的數據結果顯示，40%的兵員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少數民族比例也沒有明顯變化。他們同時通過假設增加100000名義務兵，計算其節約的成本，發現其節約的成本少于同等數量的募兵制兵員所節約的社會成本，戰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時由于個體戰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較少的人數維持較高的戰斗力，而節約的成本可以用于軍事研究與裝備更新[17]。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圍繞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命題，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個問題都與兵員征募制度密切相關，從此以后，經濟學家的視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軍事人力經濟學的研究。綜合而言，對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沃爾特•維（WalterY.Oi）、詹姆斯•米勒（JamesMiller）、貝絲•阿什（BethAsch）以及約翰•沃納（JohnWarner）。
三、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主要圍繞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選擇進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學研究回答征兵制與募兵制哪個制度更具有優勢，如何進行選擇。
首先在于對成本內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員更傾向于預算成本，而經濟學家則提出經濟成本的概念，該概念除了包括預算成本以外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個人機會成本、兵役稅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堅持認為在做任何決定時必須考慮經濟成本而不是預算成本。[18]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據國防部的調查數據，通過選擇參軍選擇自由度比較高的群體作為樣本，克服了經典的“鑒別難題”（identifica－tionproblem），描繪出實行募兵制情況下的軍事人力供給模型。他們發現在征兵制條件下，四個變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分別是男性人口規模、失業率、征兵力度、季節因素。通過模型推導，他們發現募兵制的預算成本會高于征兵制，但經濟成本要低得多。他們進一步增加了變量，發現軍方的支付彈性為1.18，隨著應募者人數的增加而不斷下降[19]。但是由于數據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設不足，變量太少，他們的意見并未被重視。同年，沃爾特•維（WalterY.Oi）在阿爾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征兵制的經濟成本》（TheEconomicCostofthe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經濟成本約為53.64億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圖1所表示：首先運用已有的數據計算出軍事人力供給曲線S，當實行征兵制時，軍人工資水平為G，人數為A，當征集人數增加到B，C，相應的工資總額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數從A增加到B所增加的軍方預算成本，DEB′是應募個人的機會成本損失，而HEGD是社會承擔的兵役稅，社會總成本為HE0B[20]。費舍爾（Fisher，1969）在《美國經濟評論》（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發表了《征兵制及結束征兵制的成本》（TheCostoftheDraftandtheCostofEndingtheDraft），提出了不考慮征兵制情況下的個體服役決策模型，他認為，個人是否服役決定于他在軍隊中以及民用部門之間凈收益的貼現值的比較，收益包括貨幣收益以及非貨幣收益。在短期收入變動都是單調遞增，可以不考慮貼現因素的情況下，問題就簡化為個體主要考慮不同部門收益（Wm為軍隊收益，Wc為民用部門收益）的比較。如果Wm＞Wc，個人就選擇服役。然后以征募率為因變量，以軍民部門工資比率以及修正的失業率作為自變量，構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而不僅僅是簡化的統計模型。在此基礎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條件下美國軍方的人力供給函數，并在此基礎上估算了如果廢除征兵制，美國需要增加的55億~75億美元的成本[21]。這是經濟理論模型基礎上構造軍事人力供給函數的第一次嘗試[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廢除征兵制度實行募兵制度后，解決募兵制度出現的新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關于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探討一直在持續。李和麥肯錫（1992）在《南方經濟雜志》（SouthernEconomicJournal）上發表了《重新審視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相對效率》（ReexaminationoftheRelativeEfficiencyoftheDraftandtheAll-VolunteerArmy），第一次將稅收成本作為制度選擇考慮的因素，提出了李-麥模型。假設軍事人力邊際機會成本曲線為：MOCA=a+bn，a，b為常數，n為征募人數，N為社會適役總人數，那么在募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2，在征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N。如果國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參軍時，社會總機會成本一樣，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優于征兵制。如果在這個模型中加入稅收成本因素，則在募兵制條件下，軍事人力價格由市場供求均衡決定，那么征募n個軍人，軍方需要支付的工資總額為an+bn2，工資是由稅收支付的，稅收會產生超額負擔。假設每元稅收產生的差額負擔為一個正的常數β，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anβ+bn2β。在募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2/2bn2）+anβ+bn2β。征兵制條件下，假設軍方支付工資為W，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WβN。在征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1/2bnN）+Wβn。求均衡解得到nE=4［（W－α）β+1/2bN］/b（1/2+β），也就是說當征募人數n=nE時，采用哪種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樣。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較低。同時，當軍事人力供給的機會成本曲線缺乏彈性時，軍人較高的工資增長引起的稅收成本就會抵消掉募兵制的優勢[23]。以上分析把兵員征募制度的社會成本界定服役的機會成本和軍人工資引起的稅收成本之和，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其他成本（如訓練成本）沒有考慮進去，同時僅僅考慮了成本，沒有考慮社會收益。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分析框架。
沃納和阿什（1995）在《軍事人力經濟學》（TheEconomicofMilitaryManpower）一文中對李-麥模型進行了進一步修正，考慮了訓練成本，將單期服役模型擴展為兩期服役模型，考慮了收益問題，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據沃納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軍人服役的機會成本（;2）征募和訓練成本（;3）稅收成本。對于募兵制來說，前兩項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項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當軍隊的規模超過某個點時，就可能使募兵制喪失成本上的優勢，此時政府就應該采用征兵制[24]。沃納和耐古魯薩（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礎上，在《逃避成本與征兵理論》（EvasionCostsandtheTheoryofCon－scription）一文又加進了征兵制下個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為了打擊逃避兵役行為而付出的成本，在綜合權衡兩種兵員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訓練成本、維持成本、稅收超額負擔和逃避成本的基礎上，構造了兩種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模型[25]。以上分析是建立在兩種兵員征募制度下，相同規模軍隊的潛在生產率是相同的假設前提之下的。實際上募兵制軍隊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征兵制軍隊的效率，如果考慮到效率因素，“當一個國家需要一支大規模軍隊時，是征兵制更優還是募兵制更優，依然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26（]2001）。
四、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