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6 16: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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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區衛健委《關于進一步加強衛生健康系統意識形態工作的意見》及《區衛生健康委關于開展意識形態安全重大風險隱患排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院黨總支針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和風險隱患進行了排查。
醫院結合工作實際，圍繞意識形態領域的敏感節點、關鍵部位、重大問題，全面排查責任制落實執行情況、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和各種錯誤思潮在醫院的影響、易引發意識形態事件的突出問題等，對風險點進行梳理研判。
經排查，我院全體干部職工的思想狀態能做到與黨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沒有出現與黨背心離德、不良言論等問題。
關鍵詞：意識形態投資；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
中途分類號：E0-0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同人力資本投資一樣，軍事人力資本投資也面臨著投資風險。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行研究，不僅可以拓展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研究的新領域，而且可以借助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指導軍事人力資本的投資行為，降低投資風險。
一、軍事人力資本及其投資風險
（一）軍事人力資本
通過研究發現，已有的研究成果對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主要劃分為知識、技能、經驗、體力（健康）等幾種形式。但筆者認為，知識、技能、經驗、體力等屬于軍事人力資本的“智力”要素，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包括這些“智力”要素是毫無疑問的，但僅僅包括它們又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還要有“非智力”要素，如軍人的價值觀、敬業精神等。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了“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這對于我們分析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很有啟發。軍事人力資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決的是“能不能”的問題，“非智力”要素主要解決的是“想不想”的問題。二者的關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統帥，決定著“智力”要素發揮作用的方向和強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撐，影響著“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圍。與“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終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軍事人力資本的價值會大打折扣。
因此，為突出強調“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將軍事人力資本定義為：軍事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訓練、醫療保健等形成的，體現在軍事人員身上的知識、技能、經驗、體力（健康）以及價值觀、敬業精神、心理素質等具有經濟含義的精神要素的總和。
（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風險的研究發現，對風險的定義無非兩種視角：（1）強調風險表現為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即風險產生的結果可能帶來損失、也可能帶來獲利，屬于廣義風險。（2）強調風險表現為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即風險只能表現為損失，沒有從風險中獲利的可能性，屬于狹義風險。筆者認為，惟有損失性才能體現出風險中“險”的內涵，因此，本文采用風險的狹義概念。
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可以界定為：軍事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它既可指未來收益不能彌補支出成本的可能性，也可指未來收益低于預期收益的可能性。這一概念需要強調四點：首先，時間是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重要的投入要素。軍事人力資本與其載體的不可分離也決定了時間是人力資本投資主體的一種重要投入要素，甚至成為一種主要的投入要素。第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是由不確定因素導致的，所以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具有突發性、多樣性和無形性特征，是投資主體無法事先預知的。第三，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不僅體現在“智力”要素方面（即“能不能的問題”），更多地體現在“非智力”要素方面（即“想不想的問題”）。第四，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導致的結果可能有兩個：一是無法獲得預期收益；二是無法收回投資成本。
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別從產權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契約經濟學的角度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本文認為，軍事人力資本產權的特殊性、軍事人力資本投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以及軍事人力資本契約雙方的契約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產生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外在條件，其內因在于軍事人力資本承載者的自利行為，即在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不一致的約束情況下，軍事人力資本載體可能通過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來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們可以借用日本學者中松義郎在其著作《人際關系方程式》中提出的個人行為與組織目標之間的基本關系式[1]，來直觀、清晰地解釋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之間的基本關系，從而弄清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發生。假設為軍人潛在的最大能力；F為軍人實際發揮的能力；為軍人目標與軍隊目標之間的一致性。則三者之間的關系可表示為：。用圖型表示如下：
在上圖中，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之間的關系存在四種情況：（1）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完全一致時，，，即軍人發揮了自身潛力的最大能力，此時沒有道德風險發生。（2）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完全相反時，，，即軍人發揮了自身最大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必然發生且損失最大。（3）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略有偏離時，，，即軍人雖然發揮了自身潛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沒有發揮自身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發生，但危害相對較小。（4）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有較大偏離時，，，即軍人不但不能發揮自身潛在的能力，反而還發揮了自身很多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發生，危害相對較大。
作為軍事人力資本的載體，軍人不是一個被動地“存放”或“保管”軍事人力資本的“場所”。軍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識、經驗、技術和體力應用于國防安全產品的生產過程，以及這種應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決于兩個因素：（1）能力，即綜合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并加以創造性組合或發揮的本領；（2）意愿，即軍人是否樂意“調用”其軍事人力資本存量。“人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其特殊性就表現在人的精神狀態和能力發揮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中情況迥然不同。”[2]因此，從某種意義說，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軍人是否樂意“調用”其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儲量，甚至是否樂意學習（即主動增加軍事人力資本儲量），取決于許多因素。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響。
行為經濟學的經典實驗――“音樂會門票的實驗”[3]P5說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為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軍人個體也不例外，軍人的行為選擇也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戲”[4]P501也告訴我們，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公正觀念”的驅使。這個公正觀念，不是絕對的公正，但必須不能太不公正。從這個角度來說，軍人追求的不是絕對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據“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斷出相對收益的多少，從而實現自己的比較利益。
“一個成熟的勞動力市場有兩大性質：收入回報公平性和勞動力流動性。”[5]P10從經濟人的角度來說，軍人付出軍事勞動也必然要求取得與之相應的利益回報。軍人通過比較來衡量回報。“嚴格地講，對軍人行為具有最直接影響作用的是軍人的‘比較利益’，即在與其他相關人群的利益進行比較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滿足程度。此時，軍人對從軍效用的判斷幾乎與他們收益的‘絕對值’無關，它更多地取決于軍人所獲利益的‘相對值’。”[6]當比較利益與預期值存在差距時，就會產生一系列行為效率問題。當他們認為比較利益較大時，大多數人可表現為較為安心地服役或努力工作，服役的質量較高；反之，當他們認為比較利益較小時，便會出現“不安心服役”或“服役質量下降”等現象，即發生“偷懶”或其它機會主義行為，甚至產生部分優秀軍事人才流失等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三、意識形態投資與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意識形態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團體（社會）關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個團體中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和道德觀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諾思把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用于克服搭便車、道德風險和偷懶行為的社會工具，是節約制度運作成本、淡化機會主義的一種有效機制。
這里需要說明，本文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雖然與社會學、哲學中的意識形態相關，但并不完全相等。哲學中關于意識形態的“法律”等構件不在這里討論之列，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我們更傾向于把法律等要素納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討論。同時，本文也不強調意識形態在階級斗爭中的功能，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由團體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價值、倫理、道德、習俗、精神狀態等所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識形態具有經濟功能。其經濟功能主要表現為：第一，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一致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觀”的形式出現，從而減少了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等若干價值判斷與行為判斷從而達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費用與談判費用。第二，意識形態是一種人力資本，它的存量越大，則人對現存制度安排就越認可，個人搭便車和其它機會主義行為的傾向就越小。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直接教化，反復灌輸某種價值觀念而進入人們行為的成本函數和收益函數之中，影響人們的成本―收益計算，進而影響人們的選擇行為。因此，意識形態能夠修正個人行為，從而減少或克服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成功的意識形態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們對誠實、信賴、忠誠、良心等的效用評價，從而減少個人“搭便車”或違犯規則的行為。第三，意識形態教育具有動員激勵功能。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它能激發起所有成員的信心與熱情，堅定實現行動目標的決心；另一方面，它能使團體的長遠目標對全體成員更具吸引力、說服力，以獲得所有成員的支持，愿意作出短期利益的犧牲。第四，意識形態教育能使人們強化遵紀守法的意識，從而能減少強制執行法律的費用以及實施其他制度的費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理論啟發我們：意識形態投資可以防范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的含義是，軍隊投資生成和供給意識形態。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八榮八恥”教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教育等都可以看作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的投資。意識形態投資構成意識形態的成本，它分散地存在于教育費用、宣傳費用及其它費用中，是這些項目中相關部分的總和。軍隊對意識形態投資的產出就是意識形態的產品――虔誠，也即政治忠誠、工作熱情和職業道德。這種產出一方面會給個人帶來收益，也會給軍隊帶來收益。意識形態投資的個人收益，即軍隊對個人忠于職守和積極奉獻的回報，比如說，提前晉級、獲得各類榮譽稱號和表彰；意識形態投資的軍隊收益主要表現在能夠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正如同志指出的：“堅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設保證了部隊建設的正確政治方向和各項任務的勝利完成。”[7]P129
具體來說，意識形態投資可以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第一，意識形態投資能夠培養軍人對軍隊的認同，減少不公平感。軍人對公平的追求或感覺會影響軍事人力資本效率的發揮。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公平來自認同，因為每個人都屬于某個群體，最小的群體是一個家庭，大一點的是一個家族、一個社區、一個企事業單位，再大就是一個城市、一個省份，直到一個國家。你如果認同這個群體，公平感就會產生；不認同，怎么也產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過意識形態投資，能夠使軍人增強對軍事組織的認同感。有了認同感，就會產生公平感； 有了認同感，就會產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會生成戰斗力。
第二，意識形態投資可以減少對軍人的激勵成本，增強對軍人的激勵作用的發揮。行為科學認為，科學的方法可以激發人的動機，開發人的潛能，誘導人的行為，調動人的積極性。就激勵的手段而言，與軍人的效用函數構成相對應，一般可分為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既存在著互補關系，又在一定條件下存在著替代關系。一般而言，激勵的效果如何既取決于激勵的手段，更取決于被激勵者的效用函數。意識形態教育可以矯正軍人的效用函數，優化軍人個人效用函數的結構，使軍人拋開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的決策方式，自動地放棄對自身利益的過分追求和機會主義行為，提高軍人對非物質需求的效用評價。相比物質激勵而言，非物質激勵成本支出較小，但激勵的作用不可小覷。
第三，意識形態投資能夠改變軍人的行為偏好，減少機會主義行為。意識形態理論告訴我們，軍隊組織的意識形態，有利于降低軍隊團體達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費用，從而實施集體行動。但是這一集體行動是否能夠產生出最大的效益取決于軍人行為努力的方向。在軍事組織中，生產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會相應減少，生產的國防安全產品就會增加。顯然，如果意識形態投資能夠強化生產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這種意識形態就會有效地促進生產國防安全產品的績效；相反，一種意識形態若強化軍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產性努力，則會降低生產國防安全產品的績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視為對軍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優化。”[6]因此，意識形態教育能夠改變軍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結果及其行為選擇，減少分配性努力等機會主義行為。
應該說，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但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防范還離不開軍人收入分配制度、軍事人力資本產權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結合，才能使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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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為深入貫徹XXX反饋意見精神，按照旗委工作部署，按教育局要求，我們支部聚焦巡視發現問題，認真組織學習研討、廣泛征求意見建議、深入開展談心談話，對黨支部班子在7項21條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了深入查擺，深刻剖析了問題產生的原因，明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現將黨支部班子對照檢查情況報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XXX黨支部班子自始以問題為導向，先后通過群眾提、自己找、集體議等形式，并結合自查和上級檢查等情況，深入查擺了領導班子存在的問題。具體如下：
（一）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方面
1.對巡視工作條例重視不夠
我們支部在工作過程中有時會認為做為教師上好課，做好學生的思想教育是主要任務，有時對上級的巡視工作重視不夠，上交的材料不及時，材料歸檔不合理，不全面，不便于檢查，有時完成的任務也因為沒有過程性材料而導致檢查不合格，有時對同志們要上交的筆記等材料出不齊，存放不長久。
對以上問題咱們支部這次召開巡視整改專題組織生活會，進行自查剖析。按照教育系統巡視巡察工作新指示、新要求、新精神、新部署開展工作。
以后對巡視工作要高度重視，對以后巡視出的所有問題都要全面的進行分析，找到產生的原因，進行合理解決。
2.對意識形態工作重視程度不夠
咱們支部班子在意識形態工作方面，總是覺得意識形態離我們太遠，導致重視程度不夠，這樣就不能及時向支部黨員傳達一些會議精神和新的理論知識，在今后工作過程中我們要跟緊黨的步伐，強化責任意識，按上級要求學習黨的最新理論和會議精神及時向支部傳達。開展意識形態學習教育。
開展意識形態自查工作，要注意意識形態內頁檔案建立。做好意識形態“風險點”排查工作。
（二）嚴守黨的紀律方面
存在遵守工作紀律不嚴格情況，在有些學習和各種活動中，有的同志不能及時參加，有補學的情況，覺得現在大家的工作繁雜，不只是教學，各方面工作多，有時完成一些支部的工作任務會出現落后現象，今后工作中一定會及時開展上級要求的各項工作和活動，做好對黨員的教育引導工作。
在工作紀律方面對黨員的要求也不夠嚴格，檢查少，對同志們的工作紀律表現掌握的不夠全面，也有不及時請假和及時簽到簽退的現象，支部要加強紀檢監督，規范工作紀律，有事及時請假，另外要求同志在工作時間不得作與工作無關的其它事情，支部會定期抽查，做到對黨員全面管理。
二、各類問題的具體整改落實安排
(一)對巡視工作條例重視不夠具體責任人是潘紅飛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在今后工作過程長期堅持。
(二)對意識形態工作重視程度不夠具體責任人是劉雙同志，做到立行立改，做好上級精神及文件的傳達工作。
(三)存在遵守工作紀律不嚴格情具責任人是羅維民同志，做到按照學校要求，做好工作紀律檢查工作。
關鍵詞：意識形態
目標函數
經濟決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陳述與問題的提出
從19世紀末開始，川江航運逐步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1890年，根據《煙臺條約增續專條》規定，英商可自備華船或雇傭華船，掛外國國旗進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權益；而且這些船只在重慶繳納一次關稅，比華商入口厘金還低。1895年，中日《》規定日本輪船能“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附搭行客，裝運貨物”[1]；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國家也立刻享有了這項特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各國航運公司開始大量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到了本世紀最初十年過去的時候，川江航線上的幾家主要的航運公司是：英國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國的捷江。這些公司憑借技術上和資金上的優勢，以及制度上和軍事上的特權排擠和控制中國航運公司，謀取壟斷利潤。無論從廠商數量、資源流通、還是從產品特點和競爭方式來看，這一時期的川江航運市場都接近一個寡頭壟斷市場，已經基本飽和[2]；在這樣一個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3]
令人驚奇的是，民生公司，這個由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創辦的航運公司，一無資金優勢，二無外國資本或官僚背景，竟在這種情況下入主長江航運市場，并在20年間崛起為中國航運市場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眾多外國航運公司，一度成為中國近代最具實力的企業之一。[4]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問題：民生公司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在外國航運公司壟斷的川江航運市場上站住腳跟，并且由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司發展為近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大航運企業？我們發現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試圖引入新的變量進入企業目標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二、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理論簡述
（一）定義——意識形態
我把意識形態（Ideology）定義為：一定的時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擁有的對社會環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套非強制性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范。
一定的時期是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Mannheim，1927），這里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特點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并且隨著時間而變化：“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思想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其意識觀點”。在某些特殊時期或特殊環境下，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得到強化，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識形態的空間緯度，“人群”可大到整個社會，小到交易中的兩個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種標準來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組織或者不同的社會階層，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較大人群的意識形態對在此范圍中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說——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
據此我們提出本文關于意識形態的4個假說（H1~H4）：
H1
意識形態對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目標函數的影響[6]
H1-1
假定在沒有特殊意識形態影響下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最大化問題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時代意識形態影響而被納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的特殊經濟利益[8]，Πi2實際上有可能為-PΠi1，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它可能會被作為正的因素納入最大化問題中。ri是一個外生參數，它表示微觀經濟主體受這種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
H2
對特定人群中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
對于需要做出跨時決策的經濟主體來說，影響其行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數。我們以風險厭惡者為例來說明意識形態對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假定一個原沒有受特殊時期特殊意識形態影響的風險厭惡者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使他產生某種信仰：在客觀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他對某個預期（Expectation）的主觀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對于原來的他，他現在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風險偏好者，甘愿冒風險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風險極大的一項“買賣”。
H3 意識形態與經濟決策主體之間的互動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各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單人決策的情況下，它可能會使各經濟利益主體產生某些“反常”行為，如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和企業的投資選擇可能會偏離通常的最大化目標；在多人交互決策的情況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會減小（或擴大）交易各方的機會主義傾向[10]，同時預期效用函數的改變可能會減小（或擴大）主觀不確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進而節約（或增加）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樣是由于意識形態影響了個人的預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質的人（如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
根據H1~H3以及中國近代的實際情況，這里提出關于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假說。我把這一特殊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定為1919~1945，空間維度定為整個中華民族[11]。并且，我們把討論僅局限在經濟領域，也就是說只討論這種意識形態在經濟方面的內容而忽略它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含義。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定義為如下共識（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觀經濟主體以很大的主觀概率相信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最終能夠取得獨立并發展壯大——如果多數人都為此努力的話。
H4-2 人們相信國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且國家經濟利益至上。這一共識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國的軍事和經濟侵略而得以強化。這種強化使得國家經濟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納入單個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Ui）中。
三、實證分析——意識形態的作用與民生公司的發展
（一）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市場進入決策
這部具體的要解這個問題：在川江航運市場被外國大公司壟斷的條件下，中國的航運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
沒有理由認為民生公司作為一個航運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這一行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識形態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為。因為當時的川江航運市場，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樣，不僅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而且幾乎已經飽和，如果一個新的廠商要選擇進入的話，一般情況下它的預期是這樣的：一，它可以打敗一部分壟斷企業，獲取一部分市場份額；二，在這個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應該大于在其它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其中第一條是第二條的前提條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近代川江航運市場，這第一個預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現的，而民生公司仍選擇進入，正體現出意識形態的作用。
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民生公司的目標函數，雖然說它不可能放棄利潤最大化的目標（Πi1），但是這中間摻進了其他目標的假設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說，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的目標不僅在于賺錢，更在于考慮到了國家的行業經濟利益這一因素（Πi2），具體地說有兩個重要方面：“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基礎，發展行業和民族工業，盡快將國家建設起來；另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中心，進行現集團生活的第三個試驗”[12]。有了這樣的目標，無疑增加了決策者進入航運市場的主觀預期收益，而由于強烈的民族感情而產生的必須成功的信念有在無形中降低了擊敗外國輪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觀預期值（據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這樣的決策。
（二）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崛起
這一部分要回答的問題是：民生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后，在極其艱難市場條件下，它的發展壯大和當時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多大關系？
⒈企業文化的特征和管理費用的降低
填報單位： 主要負責人（簽字）： 填報日期：2020 年11 月 10日
序號
風險隱患
收集到的重要情報信息
應對措施 典型經驗做法
本月工作進展 風險化解成效
下月風險點排查
牽頭領導
責任部門
1
關于延時服務教職工和家長可能存在的思想波動和不穩定情緒。
社會熱點難點的反映。教師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和訴求。
及時掌握教師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和訴求，積極交流并掌握動態，及時反饋。
各部門積極營造了良好的教書育人環境。全體教職工提高認識，克服困難。
關鍵詞：意識形態目標函數經濟決策交易成本
一、背景陳述與問題的提出
從19世紀末開始，川江航運逐步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1890年，根據《煙臺條約增續專條》規定，英商可自備華船或雇傭華船，掛外國國旗進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權益；而且這些船只在重慶繳納一次關稅，比華商入口厘金還低。1895年，中日《》規定日本輪船能“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附搭行客，裝運貨物”[1]；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國家也立刻享有了這項特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各國航運公司開始大量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到了本世紀最初十年過去的時候，川江航線上的幾家主要的航運公司是：英國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國的捷江。這些公司憑借技術上和資金上的優勢，以及制度上和軍事上的特權排擠和控制中國航運公司，謀取壟斷利潤。無論從廠商數量、資源流通、還是從產品特點和競爭方式來看，這一時期的川江航運市場都接近一個寡頭壟斷市場，已經基本飽和[2]；在這樣一個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3]
令人驚奇的是，民生公司，這個由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創辦的航運公司，一無資金優勢，二無外國資本或官僚背景，竟在這種情況下入主長江航運市場，并在20年間崛起為中國航運市場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眾多外國航運公司，一度成為中國近代最具實力的企業之一。[4]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問題：民生公司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在外國航運公司壟斷的川江航運市場上站住腳跟，并且由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司發展為近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大航運企業？我們發現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試圖引入新的變量進入企業目標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二、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理論簡述
（一）定義——意識形態
我把意識形態（Ideology）定義為：一定的時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擁有的對社會環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套非強制性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范。
一定的時期是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Mannheim，1927），這里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特點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并且隨著時間而變化：“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思想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其意識觀點”。在某些特殊時期或特殊環境下，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得到強化，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識形態的空間緯度，“人群”可大到整個社會，小到交易中的兩個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種標準來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組織或者不同的社會階層，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較大人群的意識形態對在此范圍中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說——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
據此我們提出本文關于意識形態的4個假說（H1~H4）：
H1意識形態對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目標函數的影響[6]
H1-1假定在沒有特殊意識形態影響下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最大化問題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時代意識形態影響而被納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的特殊經濟利益[8]，Πi2實際上有可能為-PΠi1，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它可能會被作為正的因素納入最大化問題中。ri是一個外生參數，它表示微觀經濟主體受這種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
H2對特定人群中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
對于需要做出跨時決策的經濟主體來說，影響其行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數。我們以風險厭惡者為例來說明意識形態對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假定一個原沒有受特殊時期特殊意識形態影響的風險厭惡者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使他產生某種信仰：在客觀概率（ObjectProbability）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他對某個預期（Expectation）的主觀概率（Subject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對于原來的他，他現在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風險偏好者，甘愿冒風險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風險極大的一項“買賣”。
H3意識形態與經濟決策主體之間的互動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各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單人決策的情況下，它可能會使各經濟利益主體產生某些“反常”行為，如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和企業的投資選擇可能會偏離通常的最大化目標；在多人交互決策的情況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會減小（或擴大）交易各方的機會主義傾向[10]，同時預期效用函數的改變可能會減小（或擴大）主觀不確定性（SubjectUncertainty），進而節約（或增加）交易費用(TransactionCost)。最后，同樣是由于意識形態影響了個人的預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質的人（如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H4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
根據H1~H3以及中國近代的實際情況，這里提出關于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假說。我把這一特殊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定為1919~1945，空間維度定為整個中華民族[11]。并且，我們把討論僅局限在經濟領域，也就是說只討論這種意識形態在經濟方面的內容而忽略它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含義。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定義為如下共識（H4-1,4-2）：
H4-1共同信仰：微觀經濟主體以很大的主觀概率相信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最終能夠取得獨立并發展壯大——如果多數人都為此努力的話。
H4-2人們相信國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且國家經濟利益至上。這一共識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國的軍事和經濟侵略而得以強化。這種強化使得國家經濟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納入單個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Ui）中。
三、實證分析——意識形態的作用與民生公司的發展
（一）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市場進入決策
這部具體的要解這個問題：在川江航運市場被外國大公司壟斷的條件下，中國的航運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
沒有理由認為民生公司作為一個航運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這一行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識形態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為。因為當時的川江航運市場，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樣，不僅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而且幾乎已經飽和，如果一個新的廠商要選擇進入的話，一般情況下它的預期是這樣的：一，它可以打敗一部分壟斷企業，獲取一部分市場份額；二，在這個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應該大于在其它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其中第一條是第二條的前提條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近代川江航運市場，這第一個預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現的，而民生公司仍選擇進入，正體現出意識形態的作用。
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民生公司的目標函數，雖然說它不可能放棄利潤最大化的目標（Πi1），但是這中間摻進了其他目標的假設肯定是合理的。可以說，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的目標不僅在于賺錢，更在于考慮到了國家的行業經濟利益這一因素（Πi2），具體地說有兩個重要方面：“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基礎，發展行業和民族工業，盡快將國家建設起來；另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中心，進行現集團生活的第三個試驗”[12]。有了這樣的目標，無疑增加了決策者進入航運市場的主觀預期收益，而由于強烈的民族感情而產生的必須成功的信念有在無形中降低了擊敗外國輪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觀預期值（據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這樣的決策。
（二）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崛起
這一部分要回答的問題是：民生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后，在極其艱難市場條件下，它的發展壯大和當時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多大關系？
⒈企業文化的特征和管理費用的降低
根據所謂社團組織性文化的可察覺性特征和這些文化的可塑性特征，可以把企業文化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在較深層次的不易察覺的層面，企業文化代表著基本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是一個人類群體共有的；即便這一群體中成員不斷更新，文化也會得到延續和保持。在這一層面，企業文化的可塑性很小，改革難度很大。所以，這一層次的企業文化是整個企業文化的內核，它從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在較容易察覺的層面，企業文化體現為企業內部成員的行為方式和工作習慣，這一層面的企業文化的可塑性較強，可以在上一層面的企業文化的基礎上通過投資建立起來，也可以說是“企業文化內核”的具體化（Jhon•Kotter&James•Lheskett，1997）。
民生公司的企業文化內核便是實業救國和愛國主義思想，這不是通過投資可以塑造的，而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是整個社會的愛國主義思想在民生公司內部的體現。盧作孚指出：“在航業工作，便是救國的企圖”。提出用創建先進的現代化的民族航業，以與帝國主義的航運勢力相抗衡，不僅是把外國輪船趕出長江，收回內河航行權，而且要使中國迎頭趕上工業發達國家，甚至跑到它們的前面去。公司把愛國宣傳活動同企業的活動密切聯系起來。在公司的船舶艙室和職工宿舍的茶具、臥單上，到處印有“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毋忘國家大難”之類口號，號召人們關心國家危亡，并發動職工家屬訂出愛國公約（盧國紀，1984）。實業救國與愛國主義這一內核決定了民生公司企業文化的其他兩個重要方面的性質：
一是集團生活思想。這是盧作孚改良社會的試驗主要內容之一，是提倡群體合作，互相幫助以成一個最后都不至失敗的集團：“個人為事業服務，事業為社會服務；工人的工作是超報酬的，事業的任務是超經濟的，而民生公司就是這樣一種超個人成功的事業，超賺錢主義的生意。”[13]他要求職工把民生公司當作自己的共同事業；而個人只要忍耐、苦干就能成為時勢英雄。這種理想成為職工的行為準則和思想動力。
二是艱苦創業、勤儉樸素的思想。盧作孚非常重視開源節流，培養艱苦奮斗崇勤尚儉的作風：“大膽生產謂之勤，小心享用謂之儉，我們應大膽用現代科學方法生產，現代有什么，我們便要生產什么；但須節省物質上的享用，任何東西我們不能生產，便不要享用。”[14]他用禁令和查禁等辦法，要求職工不、不賭、不吸鴉片、不做私生意、不貪污受賄、不拿旅客財物等，以杜絕不良習性，培養職工忠于職守、遵守紀律的精神。同時，注意開展各種文娛活動豐富職工文化生活，提倡同事之間喜慶喪吊不互相饋贈，慶儀從簡，以及為結婚青年舉辦免費集體婚禮等，以倡導新風，逐漸養成一種與其他企業截然不同的風氣。
民生公司的企業文化通過盧作孚制定的系統的職工教育體系[15]得以強化，又通過職工之間的交流得以不斷流傳。這種文化強化了職工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并使職工對民生公司真正產生了歸屬感和責任感，進而減少了其機會主義傾向(據H3)，使得管理費用在較大程度上得到降低，提高了公司的運作效率。
例：船上管理——從“三包制”到“四統治”
民生公司創辦以前，“三包制”是中國航運界普遍實行的一種管理體制，當時中國“無一非包之船”。它開始于外國在華輪船公司，后來在各中國輪船公司普遍實行：公司將輪船上的駕駛、輪機、事務三個部門分別包給中國買辦辦理,一切人員的任用都由各部門大買辦自行定奪：一船形成三個大的集團。而且“舵工由領江帶領，水手由水手長用，理貨員由二買辦三買辦用，茶房由茶房頭腦用之類，又為包辦中之包辦，集團中之集團，甚至有每一小集團又分更小集團之事”。事實證明這種管理制度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大小集團各施其政，無統一管理。承包者可自由掌握月薪開支，所以用人不必求賢，只以薪工低廉為目的。各級頭目又層層征收押金，層層以次為奧援，“遂不能指揮管理，最后至于一茶房亦難更換矣”。另外，公司“限定若干金錢包辦之”，其他一概不管，更“不問該事件之承包者之盈虧”[16]。承包人為了賺錢，不管航期，濫運私貨，任意提高票價，服務質量極差，結果“鬧得公司折了本，而買辦賺了大錢”[17]。
盧作孚用“四統治”（也稱“經理制”）替代了“三包制”，規定：船上一切人員由公司統一任用；船上財務、業務由公司統一掌握；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統一定額配發；船上事務由經理一人總攬，對內向公司負責，對外代表公司[18]。這種管理制度將船上全部權力集中于經理和總公司，在中國航運界引起了轟動，事實證明這提高了船上的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19]，后來民生公司接收或購買的輪船都實行了這一制度，成為民生公司崛起的重要動力之一。
按照分層組織理論（楊小凱，1999），我們可以把一條船看成是一個單向集權分層組織，這種組織的特點是：層次越多，管理的效果越好，但是管理費用也越高；反之，層次越少，則管理費用越小，“但是每個經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的質量也越差”[20]。但是在這里的情況卻是：“三包制”是一種多層次的管理組織形式，管理費用較高（“公司折了本，買辦賺了大錢”），但管理效果卻也較差（中國輪船公司服務質量極低）；“四統治”是一種單層的管理組織形式，管理費用較低，但同時管理效果卻較好。這種看似與一般原理矛盾的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在于意識形態的作用：民生公司的愛國主義企業文化的熏陶，改變了職工的效用函數：職工不僅僅考慮如何才能在勞動既定的前提下使個人收入（Πi1）最大，或者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使勞動量最小，他也把公司的發展壯大（Πi2）納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數。這種改變大大降低了職工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能在管理層次較少的情況下達到較好的管理效果[21]。相反，在其他沒有這樣統一的意識形態目標的航運公司，由于各管理層次的管理者都最大程度的追求直接私利，因此都以最大程度的機會主義原則行事，這無疑會極大的提高交易費用，降低管理效率，把多層次管理的優勢抵消掉。
2.消費決策的改變與市場份額的擴大
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不僅降低了民生公司的交易費用，而且通過另外一種方式擴大了民生公司的市場份額。在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消費者會作出特殊的消費選擇。據H1-2，愛國主義意識形態會改變消費者的偏好。拿乘坐輪船來說，具有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消費者在乘船時同樣會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此時他考慮的效用不僅僅是乘船的舒適感和速度、安全等因素（Πi1），他會把這艘船是中國公司的還是外國公司的這一因素（Πi2）納入自己的目標函數。更具體一點說：如果中外兩艘船的票價和服務質量完全一樣，那么乘坐外國公司得船相對于乘坐民生公司的船會給他帶來負效用，這時他肯定會選擇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實際上我們放寬一些條件，即使民生公司的票價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外國公司的輪船，多數乘船者仍有可能選擇民生公司的船：
這一奇跡的創造，還靠了廣大愛國人民群眾的支持。他們不做不要船票的外國船，不希罕漂亮的陽傘，卻堅決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許多旅客，寧肯住下等幾天，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船才坐。一些愛國的商人，也在這一極端困難的時刻，不去占外國船低運費的便宜，卻將他們的貨物交給民生公司的輪船運，以行動支持了民生公司。[22]
從另一個角度講，在壟斷廠商的競爭中，產品的質量差別是各廠商爭取消費人群、擴大市場份額重要因素。在近代川江航運市場上，由于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輪船是否為民族資本經營成為了影響消費者決策的一個重要差別。這一差別并不是民生公司通過投資而形成的，外國公司也不可能通過投資來彌補這一差別，所以，意識形態對于民生公司搶占川江航運市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結論
一方面，愛國主義意識形態通過影響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降低了民生公司的各種交易費用；另一方面，由于這時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不可能不伴隨著排外的思想，它也相應的提高了各外國航運公司的各種交易費用[23]。這樣，民生公司的運營總成本相對于外國航運公司被大大的降低了。同時，意識形態改變了消費者的偏好，使其作出有利于民生公司（而不利于外國公司）的選擇。這無疑是一種獨有的優勢，因為它是由屬于這一時代的中國人的特有的意識形態決定的。
可見，意識形態的作用在于使得民生公司偏離了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其企業行為的收益由社會獲得，但是成本卻由民生公司承擔。更一般的，我們的結論是：某種意識形態可能使為微觀經濟主體在一定程度上喪失個體理性，但是同時會造成相應的外部經濟，使得共同意識形態群體達到集體理性。從民生公司的例子可以看出，這樣的情形可能反而會使“喪失理性”的主體最終收益。這又說明了什么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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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舊約章》第一冊，P.616。
[2]這種壟斷不是完全市場競爭的產物，而在某種程度上可看作是侵略的副產物；至于“飽和”，盧作孚說道：“在揚子江上初有航業的時候，航業是最時髦的事業……所以行業以極短時間發展到極盛，而且發展到過盛。……大多數限于船本全折……中國籍輪船公司非常危險”（盧作孚，1934，“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
[3]盧作孚，1934，“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公司”。
[4]在不到20年的時間中，發展到共有江海輪148艘，噸位6萬多噸；資本增長到上億元；職工由十幾人增長到8000多人；航線從嘉陵江延伸到整個長江，進而向海洋發展，開辟了南北洋航線。同時民生公司還在長江全線和沿海港口及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在國外的河內、紐約、魁北克等地設立了辦事處。它在資金、純益、人數、船舶艘數、船舶噸位數以及航線的延伸方面，都遙遙領先于其它航運公司，成為中國航運界名副其實的龍頭企業。(聶寶章，1983)
[5]一個推論是：意識形態可以等同于博弈中的“共同知識”，或者至少是“共同信仰”。
[6]這是行為經濟學“socialpreference”模型的一種特殊情況。更一般的模型及實驗驗證見Rabin，1996。
[7]Ui為各主體的廣義經濟利益，Πi1是在沒有特殊意識形態影響時各主體的經濟利益。
[8]這一部分利益可能代表這一人群的整體利益，區別于Πi1。
[9]Rabin&Donoghue,2000
[10]也可以說是縮小（或擴大）了決策者的戰略空間。
[11]這里當然不包括在外國侵略中國活動中既得利益的中國人，比如買辦階層和一大部分的官僚階層。實際上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是愛國的這一點很難說，但我們根據Bayesianlaw可以相信，愛國者的比例是很大的（一個估計是：如果愛國者比例太小，中國至今也不可能獨立）。
[12]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P158。
[13]盧作孚，“超個人成功的事業超賺錢主義的生意”，《新世界》85期。
[14]盧作孚，1934，“大膽生產小心享用”。
[15]具體見：盧作孚“一個根本事業怎樣著手經營的一個意見”載《盧作孚文選》。
[16]本段以上幾處引言均來自《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周年紀念刊》，1937。
[17]盧作孚，《在民生公司八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開會詞》，《新世界》1933年32期。
[18]重慶市檔案館藏：全宗號民生，卷號37。
[19]一個例子：“在最艱苦的時候，船上和岸上的人員都參加了旅客服務工作，許多輪船上的船員在旅客多的時候主動讓出自己的床位給旅客住。”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P171。
[20]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153頁。
[21]內在的邏輯是：在管理層次既定的前提下，管理效果和被監督者的道德風險系數負相關。
關鍵詞：審計準則；制度經濟學；路徑依賴
中圖分類號：F239文獻標識碼：A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在北京舉行了會計審計準則體系會，了39項企業會計準則和48項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其中，新制定的審計準則22項，修訂完善的審計準則26項。新的48項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全部自2007年1月1日起施，標志著我國審計準則體系的正式建立。審計準則的變遷，不僅是一個國際趨同的過程，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有著深層的原因。
一、制度經濟學對審計制度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服從程序、道德和倫理的，用來約束個人行為的規范。它可以視為一種公共產品，由個人或組織生產出來，形成制度的供給。制度變遷是指一種制度框架的創新和被打破，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標模式）對另一種制度（起點模式）的替代過程，或者說是一種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產生過程。制度是一種約束機制，它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的各個方面。按照這種界定，審計――約束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機制也是一種制度。既然這樣，對審計性質的分析就可以納入制度分析的框架。在審計市場中，一套既定的審計準則不僅使注冊會計師能更加快速、有效地進行執業，還可對公司管理當局的內部控制等方面提供相關建議。審計準則在某種程度可視為注冊會計師的抗辯依據，即審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注冊會計師為自身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從這一意義上看，審計準則可以降低注冊會計師執業的費用和風險。因此，審計準則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審計準則在交易中可以發揮如下作用：
（一）降低審計交易中的信息費用。在審計交易中，有關審計委托人不僅要了解審計主體的聲譽評價、業務能力的評價，還要了解他們遵守協議的意愿。獲取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些成本可稱為信息費用。審計準則可以提供規范審計行為的基本標準，把不同方面的標準聯系起來有助于評價各個審計主體的聲譽，進而幫助委托人簡化決策程序，根據其潛在伙伴以往的行為方式去推斷自己未來最有可能的行為方式，從而產生對未來立場的合理預期。
（二）降低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界定費用。由于有限理性和契約的不完全性，在達成確定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后仍然面臨著權利的再度界定或進一步界定的問題。審計準則能夠有效降低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界定費用，雖然它并不能夠消除這一費用。首先，審計準則確立權利界定的基本原則。其次，審計準則直接確定審計主體權利的行使范圍。再次，審計準則為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爭議提供了解決程序。在充斥著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具備有限理性特征的審計行為主體之間不可能簽訂一個能夠預測契約期內所有可能事件的完全契約。審計準則確定了解決爭議的程序，從而使各方在不終止合同的情況下尋求爭議的合理解決。
（三）降低審計中的監督制裁費用。對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損益計算的審計主體而言，違反制度規則的凈收益必須超過由于這一行動而產生的凈成本。如果他們由于違反制度而受到制裁，那么他們就要把這種制裁帶來的損失納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由于對聲譽的珍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審計主體即使是在自利要求與審計準則要求不相一致時，也會遵守審計準則，履行與之相關的審計協議，從而可大大降低用于監督制裁機會主義行為的費用。
二、審計準則制定和變遷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制度變遷理論深刻揭示了審計準則的變遷是由其內部存在的各種矛盾引發的，明確了只有當通過準則創新可能獲取的潛在利潤大于為獲取這種利潤而支付的成本時，準則創新才會發生，才導致準則的變遷。從制度創新的動力源泉與條件來說，新制度經濟學所提出的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是經濟主體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制度變遷總的潛在收益大于變遷成本并不一定會導致制度創新，只有當制度變遷為權力集團帶來的潛在制度收益大于新制度的組織操作成本時，才是制度變遷產生的唯一途徑。
制度變遷分為誘導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種類型。誘導性制度變遷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它具有漸進性、自發性、自主性的特征，可用成本收益比較模型和供求模型去解釋，創新者作為制度的供給者或生產者只不過是對制度需求的一種自然反應和回應。對于審計準則的變遷來說，誘導性變遷是指審計準則的各需求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對現存審計準則不滿意或者對新審計準則產生需求而發生的變遷；或者是指供給主體從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出發，當出現新的獲利機會時而發生的變遷。由于變遷中的原有制度在面臨競爭、威脅其存在和發展時，必須對此有所反應，并能夠回應，因而出現了另一種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強制性變遷指現行審計準則的變更或替代不在于個人獲利機會的發生，而是通過政府命令或法律強制實行。它可以避免誘導性變遷過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車問題，同時也可以有效降低變遷成本。在制度制定和變遷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從環境上對審計制度施加著不同程度上的影響。
（一）審計制度變遷的意識形態因素分析。意識形態是由互相關聯、包羅萬象的世界觀所構成，包括道德和倫理法則。意識形態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種制度安排。市場機制得以有效運行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人們能遵守一定的意識形態。如果對個人的最大化行為缺乏某種制約，產生了過高的遵從規則的成本，需要花費大量的投資去使人們相信這些制度的合法性，那么，制度安排將是無效率的。可見，制度的安排需要和意識形態相結合。審計準則是審計市場上各利益主體間博弈的產物。由于各主體對審計環境、審計質量和審計風險等在認識上存在差異，因而，將審計準則的制定與意識形態相結合就非常重要。在制定審計準則時，應考慮各利益方的意識形態。當某些團體認為審計準則有失公平時，必須要付出足夠大的代價以使他們相信準則是恰當的。在審計市場上，各利益主體不計較各自利益的差異而采取服從審計準則的行為，正是意識形態在起作用。毫無疑問，意識形態對審計準則的制定有著特殊的影響。
（二）審計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路徑依賴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得到自我強化。制度經濟學認為，如果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經濟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的循環軌道，迅速優化；反之，則會順著錯誤的路徑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而導致停滯。一旦進入鎖定狀態，除非借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選擇新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如果審計準則變遷的路徑選擇正確，審計準則的制定就會沿著預定的方向快速推進，并能極大地調動各利益方的積極性，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來從事審計準則的修訂，促進審計準則的完善。這反過來又成為推動準則進一步完善的重要力量，雙方呈現出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局面。如果路徑選擇不正確，準則的制定不能給利益相關方帶來收益增加，而只是有利于少數利益集團，那么這種審計準則不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劇了不公平競爭，導致審計市場秩序混亂。這種局面一旦出現，就難以扭轉。毋庸置疑，路徑依賴對審計準則的制定具有極強的制約作用，是影響審計準則制定的關鍵因素。
三、制度變遷理論對我國審計準則制定的啟示
我國審計制度的變遷過程是一個由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再到制度非均衡的交替往復過程。目前我國審計準則的制定和變遷正處于原均衡的打破和新均衡的實現階段，存在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從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審計職業發展較晚、審計師的職業判斷和理論水平有限等實際情況看，當前執行由國家制定的普遍性較強、條款較為具體明確的審計準則是比較符合現實需要的。介于上文針對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的分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發揮政府在準則制定中的主導作用和民間組織的輔助作用。利益分配的差異使得制度的產生成為可能，一套共同遵守的審計準則體系的制定并予以實施，可以使得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由于一部分利益關系人需求審計準則“潛在利益”的實現，利益誘導因素迫使制度出現變遷，從而要求審計準則被修訂，而誘導性變遷無法實現各利益相關方達成統一共識。通過誘導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動態結合，才能實現審計準則的不斷完善。在這整個過程中，政府由于其自身的權威地位和在資源配置中的優勢地位而起著主導的作用，使得更符合現實的準則得以順利產生及應用。在肯定政府在準則制定中的主導作用下，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輔助作用對有效審計準則的制定有著重要的意義。緊密聯系審計工作實際，不斷完善審計準則。針對審計準則中存在的相對于審計實務過于超前和滯后的條款，依據實際執行情況，通過審計實踐不斷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重視意識形態在審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的作用。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審計準則的制定，意識形態亦有著特殊的作用。在審計準則制定的過程中，統一各利益主體的意識形態有利于節約準則制定過程中的信息費用和減少準則的強制執行成本。為此，開展審計理論研究、統一人們的認識十分重要。注冊會計師協會在正式準則之前，向公眾征求意見稿，既是一定程度上從意識形態領域內展開對審計準則制定的理論宣傳，又是使審計準則的供求雙方在良好的氛圍中進行理性博弈，從而達到制定有效審計準則的目標。
隨著高校辦學越來越融入國際化和社會化，大學的任務早已不止單純地進行學術研究。特別是當前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的滲透、多種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織交鋒、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國內改革的矛盾和利益沖突、網絡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強意識形態的教育引導；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增強意識形態工作的張力與合力。為此，高校可構建“防、管、控、導”四位一體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確保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動權、話語權、知情權和主導權，以提高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一、防――爭取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
高校的青年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階段，對涉世未深的青年來說，好奇心的驅使會讓他們極易受到各種誘惑的影響。特別是大學校園的開放特征，會讓學生接觸到形形的各類人員。同時，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人類已經步入了信息傳播極其迅速的信息時代，網絡和新媒體的運用變得越來越廣泛，學生接收到的各類信息五花八門、良莠不齊。因此，大學生所接觸的環境，無論是現實環境還是虛擬環境，都需要進行過濾和凈化，就像保護未成年人的“凈網”行動一樣，要盡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護屏障，不能等出了問題再來解決，必須爭取主動，預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識培養
當前，部分高校對意識形態建設的安全防范認識還不到位，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或者重視只停留在表面和口頭上，沒有層層落實在行動上。學校要加強全校師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針對學生，要把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新生始業教育，讓學生剛進校門就樹立風險意識和防范意識，對西方錯誤思潮、極端民族主義、宗教和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等提高警惕；結合時事形勢，經常開展專題性的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知識講座，使學生對傳播錯誤觀點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強判斷力和鑒別力；通過課堂、網絡、移動通信等多種途徑進行提醒，通過互加微信朋友圈轉發警示案例，防止學生卷入社會矛盾或被錯誤思想利誘參與非法活動；建立與家長互動溝通的渠道，了解學生的思想，對傾向性、苗頭性的不良思想問題及時采取措施。針對教職工，要加強新教師入職培訓，將意識形態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培訓內容，使新教師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徑；將意識形態教育作為教研活動的一項研討內容，針對存在的問題共同研究對策；將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工作職責或考核內容，增強教職工主動承擔意識形態工作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來人員
大學校園中，外來人員進出校門的情況往往較多，意圖不軌人員混入其中往往帶有隱蔽性，難以識別，給不法分子帶來可乘之機。雖然高校一般都設有門衛，一些高校也實行外來車輛、外來人員入校登記制度，但仍有漏洞。學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強保衛人員的培訓，強化校園進出物品的檢查，并邀請國安、公安人員傳授經驗和技巧，提高對不法分子的辨別能力，對高校中曾發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組織活動等影響意識形態工作的案例進行梳理，摸清其特點和規律，使保衛人員和學生安全員對類似情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進的技術手段，根據本校實際安裝多功能門禁系統和識別系統，減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時加強校園巡邏，及時發現和制止不法活動，增強防衛針對性。
（三）注重講學內容審核
高校崇尚學術自由，一些人認為學術報告對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的影響不大，往往對報告、講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審核，對報告人的講課內容未進行嚴格把關。學校可組織各類報告、講座，請在學生當中威信較高的主講人作為學術知名專家，其言行將直接對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影響，不經意的幾句話可能就會影響學生的一生。學術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對一些所謂的“學術專家”打著學術研究旗號極不負責的言行必須遏制，對于這些情形，教師也要正確引導學生，以免被這些思想影響。為此，要拉緊意識形態安全這根弦，一方面，要對校內舉行的各類論壇、講座、報告等進行嚴格把關，建立政治審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場堅定的師生參與監督，發現問題及時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間可建立聯盟，建立講座、報告“白名單”和“黑名單”信息庫，建立信息共享和通報制度，防止因講座、報告在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不良影響。
（四）注重網絡信息防護
網絡和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雖然給高校的電子辦公、管理服務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種有害信息的泛濫，也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園網，網絡端口是校內網與校外網互聯的大門，高校要通過技術防護手段，嚴把網絡傳播信息的入口關。如可加強校園網信息的安全監控，對于以互聯網為主要途徑且必須經過校園網絡端口傳播的一些明顯帶有抨擊、肢解、遮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信息，學校可通過設置關鍵字、鏈接舉報和自動記錄等方式，對此類不良信息開啟自動過濾功能，并定期通過一定的關鍵字掃描網絡信息，及時發現和消除不良信息，凈化學生所接觸到的校園網絡，盡可能保護學生的思想，使其遠離不良信息的侵蝕和蠱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的話語權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決定行動。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聽之任之，不僅需要引導，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管理。
（一）加強師德師風建設
高校教師是教育教學的核心力量，不僅承擔著為全社會培養專門人才的職責，更要為學生啟迪智慧，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學生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人格的影響者，更是思想的啟迪者和示范者。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是教師職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建設高素質師資隊伍、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必然要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必須有為師者應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我國高校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教師的根本目標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倡導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發展目標是一名教師最基本的素質。為此，高校應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情況作為衡量師德師風的首要條件，將思想政治工作納入教師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形成規矩寫入大學章程和師德規范，對教師中出現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違背的情況實行一票否決制。
（二）加強學術規范管理
高校倡導學術自由，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借學術研究的途徑傳播錯誤思想。特別是對一些有爭議觀點或是明顯帶有誤讀、曲解觀點的研究，應慎重對待，防止大面積傳播，在批判基礎上加以引導，并盡可能減少其影響。要遵循“學術研究無禁區，課堂講授有紀律”的原則，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將尚未定論、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學術課題作為教學內容，防止學生參與政治敏感問題的課題研究，保護學生不受偏離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同時，要加強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建設，嚴厲懲處學術不端行為，營造良好的學術風氣，引導學生在良好的學風下成長。
（三）加強重點人群跟蹤
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思想觀點，往往是從少數人開始發端，如果不引起重視，任其傳播不及時制止，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高校應在苗頭信息剛出現在少數人身上時就要給予特別關注，要在平時工作中多途徑了解教職工中有無偏激思想和言論，發現問題時要有針對性地及時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對師生當中經常出現不良情緒、心理健康呈現不良趨勢、負面思想和表現突出的人員進行重點關注和跟蹤，通過多種形式給予關懷，讓他們感受到組織的溫暖，出現苗頭性問題及時介入；對學習困難、生活困難的學生，采取結對幫扶等措施助其進步，避免引發其他負面的思想問題、心理問題和情緒；對思維活躍、思想成熟度處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師，特別是精神壓力和生活壓力較大的教師給予更多關心，多提供針對青年教師成長的平臺和空間，使青年教師引導學生感受更多正能量，營造積極向上的工作生活環境和氛圍。
（四）加強媒體陣地建設
當今社會，信息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傳統媒體的作用逐漸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網絡和新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變得越來越強大。當前大學生已成為一支數量龐大的“網絡力量”，他們更樂于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發表意見，大學里處處可見“低頭族”。于是新媒體必然會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過多種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體為我所用。[3] 當前高校已經開始重視網站、微博、微信等媒體建設，并將新媒體平臺作為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但吸引力還不夠。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高校對傳統媒體陣地要繼續堅守，繼續抓好校刊、校報、宣傳欄、廣播、電視臺和其他校園自媒體的建設；另一方面，要積極向互聯網和新媒體等輿論陣地延伸。如加強各類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統籌管理，進行網站建設整體規劃，建立統一管理的校內網站群系統和微博、微信官方平臺；加強網站和新媒體的內容審核和建站審批，豐富正面引導的傳播內容，通過網站、QQ群等傳遞正能量；積極開發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和中國夢教育的新媒體應用，開發在線微課教育，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針對性和吸引力，在網絡信息時代努力提升互聯網和新媒體陣地的話語權。
三、控――把握高校意識形態領域的知情權
及時掌握校園動態，對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時掌握動態信息或是問題處理不及時，某些事態極可能擴大影響，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須主動及時掌握各類信息，把控意識形態的動態和變化，監控和及時處理不良事態的發展，保持校園的穩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動態
全面了解師生的思想動態可以讓高校領導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學校一方面要加強與師生面對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寢室和其他學生學習生活場所調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門與師生面談的接待日活動，也可召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師生座談會，通過交流及時了解和掌握師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師生真正關心的事，在哪些問題上存在不滿，及時處理一些矛盾和問題，避免不良情緒積聚而引發更嚴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進行層層發動，逐級落實責任，在各個層面經常性開展思想動態研判活動，通過討論會等方式多方聽取意見，多渠道了解師生思想實際，以前瞻性的角度對當前的狀況和下一步的趨勢進行科學預判，增強工作的主動性。
（二）全面監控輿情動態
在當前互聯網和新媒體信息傳遞極其迅速的情況下，特別是一些虛假信息真假難辨，廣泛傳播會帶來嚴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對網絡和媒體輿情進行監控，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減少信息傳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可通過校園官方網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眾號和新聞發言人及時師生所關心事件的權威信息，杜絕影響穩定的各種猜測流言的傳播和蔓延；可廣泛發動黨員和學生干部，留意校園網、外部互聯網和新媒體當中的輿論動態，織密輿情監控網，及時在各個層面溝通匯報，掌握最新情況；可組建網絡評論員隊伍，邀請專家對他們加強輿論引導能力的針對性培訓，在突發輿情危機時參與討論，發表評論，進行正面引導，盡可能消減負面信息的影響，避免事態擴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員隊伍
意識形態工作除了要加強網絡輿情監控外，也要關注發生在師生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的其他情況，這類信息往往需要通過各個層面的信息員來收集。一些不穩定因素往往從小事開始發生，小問題不引起重視，往往會由小變大，擴大影響。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獲取的覆蓋面，可在各個專業、各個班級、各個寢室、各個學生組織和社團組織當中，廣布“眼線”，建立縱橫交錯的信息員隊伍，協助意識形態安全工作，通過信息員及時掌握和了解師生當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及時開展有針對性的思想工作，有效發現和處置隱患問題和突發事件。
四、導――發揮高校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導權
（一）增強思政課改革的靈活性
思想政治理論課仍然是當前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兩課”教師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育的主力軍。在課堂上傳遞及其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引導大學生確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最直接的途徑。但理論教學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缺乏創新，沒有將理論結合實際，也沒有從身邊的事物切入談自己的心得體會，對學生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不夠重視，不能啟發學生思考，“滿堂灌”式的課堂教學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進一步加強思政課改革，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引領思想政治工作，加強思政課教師的業務培訓，提升教學能力，推行課堂教學創新，將大班授課與小班討論、網上自學與課堂教學有機結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學方式方法，借助新媒體平臺加強與學生的互動；開設一些結合時勢的講座、專題報告，幫助大學生及時了解和解讀當今熱點時事，引導大學生用與時俱進的眼光對形勢發展和焦點問題進行審視和判斷；改革思政課考評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優化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方式，構建以行為養成為核心的學習生涯考評體系；將中國夢教育納入思政課內容，組織多形式、接地氣、符合學生接受特點的中國夢主題教育活動；根據不同專業（群）特點定制思政課學習輔導書，結合專業改革教學內容，提高思想政治課堂教育的針對性。
（二）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于大學生認識現實社會、培養優秀品格、增強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高校結合社會實踐來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強學生的社會體驗感，相比理論教育更貼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組織的社會實踐形式往往較為單一，對經費的支持也比較有限，常常會讓人覺得“為實踐而實踐”，而沒有讓學生深刻認識到開展社會實踐的真正意義。同時，實踐活動的安排有較大的隨意性，實踐過程也缺乏監督考核機制，社會實踐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夠理想。為此，高校應積極拓展普適性的思政實踐教學基地，將課堂實踐與校內外實踐相結合，根據目的意義設置學生社會實踐體驗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標，增強社會實踐考核的針對性。鼓勵學生參與社會體驗，感悟生活，通過社區服務、社團活動、創業活動、企業調研、職業規劃、熱點討論、體會分享、演講賽、辯論賽等多種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豐富教育途徑，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三）增強自我教育的生動性
在校大學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應當充分發揮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作用。目前高校學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樹典型的正面教育為主，形式單一，激勵作用和影響范圍有限。此外，高校通過學生組織進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學生自我教育的載體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創新形式載體，使學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開展。如可組建“學生講師團”，通過一定的方式選拔學生骨干，組建宣講隊伍，通過思政課教師的引導和省市講師團專家的培訓，使學生成為理想信念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中國夢教育的主人翁和踐行者，擴大“學生講師團”巡回宣講的覆蓋面，用學生自己的所見所聞、親身經歷、感想體會等來教育同齡人，增強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產生自我教育的共鳴效果。
關鍵詞:金融機構退出;政府規制;制度變遷
中圖分類號:F1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3-0138-02
一、正式制度變遷不均衡
正式制度是人為設計的,其施行要靠權威機構的強制推進,對違反制度有關規則的懲處也須得有組織的權威機構強制執行。制度不均衡是指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在數量上或結構上不相匹配,造成制度現狀并不合意,通過改進可以提高總體收益情況。筆者認為,我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規制改革是以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導,同時與誘致性制度變遷相結合的過程。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現階段我國的正式制度就存在著不均衡的狀況。
(一)正式制度供給
正式制度供給有兩種方式:市場供給和政府供給。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市場主體不健全且相互間博弈的均衡格局還沒有形成。所以,市場供給還不能成為正式制度供給的主要方式。實際上,市場供給和政府供給是兩種相輔相成的方式。從我國制度變遷的歷程上看,政府主導是正式制度供給的主要方式。政府在進行制度改革時,會考慮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當制度變遷收益大于制度變遷成本時,才會進行相應改革;當制度變遷收益小于制度變遷成本時,政府就會維持制度現狀。具體來說,在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規制改革中,存在著以下制度供給不足。
1.產權制度。產權制度應該包括所有權制度、經營權制度、處置權制度和收益權制度。產權制度是一組權力束,在清晰的產權界定下,各種權利都被賦予了所有人。我國目前的金融產權改革不到位,沒有建立起適應現代經濟發展需要的產權制度。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相對完善的金融產權交易所,這給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造成了不小的障礙。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規制部門在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清算中的能力就表現不足。雖然我國有處置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資產管理公司,但其職能僅限于此,并不能自主決定對非銀行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處置。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產權制度保護,行政力量是推動接管和并購的主要手段,規制部門沒有動力也沒有力量采用市場化的退出規制手段。
3.法律制度。首先,缺乏直接立法。雖然我國在不斷加強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立法方面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著立法空缺。如《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法》、《非銀行金融機構接管條例》、《非銀行金融機構破產條例》、《非銀行金融機構并購條例》等相關處置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法律法規至今仍未出臺。其次,法律內容欠缺。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在內容上和立法結構上都存在著較多的矛盾和沖突。不同法律對同一調整對象的規定甚至截然不同。就法律條文來說,法律義務界定并不清晰,表述較為泛化,規制部門面臨著“有法難依”的狀況。
3.市場退出制度。市場退出制度包括救助制度和退出制度。救助制度包括風險預警制度、應急處理制度、救助基金制度等。退出制度包括資產清算制度、風險分擔制度等。我國現階段缺乏相應的市場退出制度安排,由于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改革目前的退出制度安排是一件較為困難的事情。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安排,政府利用隱擔保和軟預算約束的方式來代替市場退出制度。從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規制的發展狀況來看,隱擔保和軟預算約束的制度安排不僅沒有起到降低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目的,相反,卻造成了道德風險的隱患,使得很多的顯性危機轉化為隱性危機,加大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4.顯性擔保制度。我國目前缺乏顯性擔保制度。而隱擔保制度即所謂國家兜底,相關方面沒有明確的制度安排。當非銀行金融機構出現危機時,通常由國家央行或財政部出面,采用行政手段來保證債權人的利益。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隱擔保制度。在非銀行金融機構市場退出過程中,往往由人民銀行和地方政府承擔投資人賠付的責任。事實上,政府承擔了最終的擔保責任。這種政府的隱含擔保不僅給國家財政帶來沉重的負擔,而且導致央行貨幣政策目標的扭曲,容易引發通貨膨脹。更為嚴重的是,政府隱性而模糊的擔保制度會導致道德風險的發生。由于政府沒有明示擔保的范圍和程度,往往會激勵非銀行金融機構過度冒險。隱性擔保制度也給證券業和保險業埋下了潛在的隱患。
5.軟預算約束。軟預算約束的形成有兩個主體:即預算約束體和支持體(雅諾什?科爾奈等,2002)。在我國,國有企業的支持體通常為政府財政和國有金融機構 。國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支持體通常為政府財政和中央銀行。由于我國實行隱擔保制度,在對非銀行金融機構救助過程中,往往由政府買單。政府成為實際的風險承擔者。由于救助資金部分來源于財政資金,所以造成了軟預算約束狀況。軟預算約束導致在非銀行金融機構風險中性的情況下,非銀行金融機構不重視風險管理和資產配置,失去了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激勵機制,非銀行金融機構不用交納保險費即可獲得國家的救助資金。從而使得非銀行金融機構熱衷于搞風險投資。這種狀況在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初期較為嚴重,時至今日這種現象依然存在。
(二)正式制度需求
金融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要基礎。金融制度的形成是市場經濟主體在利益驅動下,反復博弈形成的相關安排。在正式制度下,金融制度表現為一種固定的法律形式,市場主體依據這種法律形式來安排自己的活動。市場退出制度是金融制度的一個子集。金融制度和市場退出制度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金融制度的發展會帶動市場退出制度的發展,有缺陷的退出制度反過來會制約金融制度的發展。我國的金融制度發展較慢,缺乏必要的金融產權制度和市場退出制度。在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呈現不平衡的發展狀況。市場經濟是可進可退的自由經濟,通過新企業的加入和經營失敗企業的退出實現了市場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循環。到目前為止,我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制度需求還是政治需求,而非市場需求。是由外力作用而非內部驅動,是被動變遷而非主動變遷 。
(三)正式制度非均衡演進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非均衡”是一種常態。由于影響制度供求的因素較多,制度均衡是不太可能出現的,即使出現也不可維持。只要制度保持可持續性,在供給和需求力量的作用下,制度變遷就可以實現。但是,我國金融制度格局已經出現了不可持續的狀態。由于金融運行中矛盾長期沒有得到解決,給整個金融市場帶來了潛在的風險。影響了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制約了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例如,我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制度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來,在制度“真空”狀態下存在著大量不規范的操作方式,給金融市場帶來了潛在的風險。如果不打破這種制度僵局,就會影響到整個金融制度的健康發展。
二、非正式制度變遷緩慢
規范的講,非正式制度是“為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諾斯,1971),諾斯將制度分為三種類型 :正式制度(規則)、非正式制度(規則)和這些制度(規則)的執行機制。非正式制度是人們在長期實踐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構成世代相傳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及意識形態等因素;諾斯(1990)認為 “非正式規則的一個主要作用是去修正、補足或延拓正規規則。”“一種新的非正式規則均衡將在正式規則變遷后逐漸演化,正式規則用于否定和替換現存那些不再適應新演進的談判結構的非正式規則”。在后來的研究中,諾斯(1997)通過對政治市場與經濟市場的比較研究發現,必須更加重視非正式制度,特別是文化深層的影響。具體來說,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有以下兩個方面:
1.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影響下的心理行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比較重視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傳統文化方面,“中庸”是普遍被接受的思想。凡事不走極端,處事較為緩和是中國民眾的生存智慧,“以和為貴”的思想深入國民的腦海中。民眾普遍認為“破產就是砸飯碗”。 因此,中國人不喜歡大風大浪的快速變革,傾向于柔風細雨似的緩慢變革。所以,把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作為社會事件來看而不作為經濟事件來看待,就是從這種思想出發的結果。此外,就規制環境而言,導致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產生危機的原因往往不是技術因素,而是人為因素。目前,我國社會信用狀況較差,缺乏誠信體系;人們對債權債務關系的觀念淡薄,重視人情關系,忽視法律法規的作用等都與這種傳統有較為密切的聯系。
2.非正式制度變遷造成的時滯。“時滯”是中國改革中較為普遍的現象。從一項改革想法開始醞釀到改革措施逐步落實往往要經歷一段時間,有時候往往要耗費較長時間。漸進式改革就仿佛符合這種特點,從認識到接受再到執行就要耗費較長的時間。所以一項制度的好壞往往要通過時間的檢驗才能有公允的評價。非制度變遷時滯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比如說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具有穩定性。一旦人們形成較為固定的意識形態,就很難打破。即便有可能,也會耗費較長的時間。除此之外還有傳統觀念的影響。雖然我國在國有企業改革、醫療衛生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方面作出較大努力,但民眾擔心的是改革對自己的利益是否會帶來影響。我國居民喜歡有中介參與的金融活動,不太接受以信用為手段的融資形式,就是因為傳統思想中“有保人更可靠的”心理在發揮作用。因此,傳統思想影響和意識形態的穩定性造成非正式制度變遷的實滯效應,導致制度變遷較為緩慢,從而影響了我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退出規制改革的步伐。在我國以誘致性制度變遷主導的制度變革過程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緩慢已成為制約改革發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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